民国大师与学问,是真名士自风流

大师上课 ,不仅水平高,功底深,内容丰富,脍炙人口,令人难以忘怀;他们上课的开场白,也各有千秋,见秉性,见风格。

梁启超:兄弟我是没什么学问的

清华国学四大导师之一的梁启超,上课的第一句话是:“兄弟我是没什么学问的。”然后,稍微顿了顿,等大家的议论声小了点,眼睛往天花板上看着,又慢悠悠地补充一句:“兄弟我还是有些学问的。”头一句话谦虚得很,后一句话又极自负,他用的是先抑后扬法。(太行公:任公对学生以兄弟相称,真是亲切啊,钱文忠教授说季羡林老先生也经常降一辈甚至两辈称呼弟子)

西南联大中文系教授刘文典与梁启超的开场白有同工异曲之妙,他是著名《庄子》研究专家,学问大,脾气也大,他上课的第一句话是:“《庄子》嘿,我是不懂的喽,也没有人懂。”其自负由此可见一斑。(太行公:诸子中,庄子最难解,特别是齐物论一篇,盖先生出此言之因哉?)

 

沈从文:你们睡觉可以,不要打呼噜

沈从文的小说写得好,在世界上都有影响,差一点得诺贝尔奖,可他的授课技巧却很一般。他也颇有自知之明,一开头就会说,“我的课讲得不精彩,你们要睡觉,我不反对,但请不要打呼噜,以免影响别人。”这么很谦虚地一说,反倒赢得满堂彩。

 

他的学生汪曾祺曾评价说,沈先生的课,“毫无系统”,“湘西口音很重,声音又低,有些学生听了一堂课,往往觉得不知道听了一些什么”。听他的课,要会“举一隅而三隅反”才行。

也有人不仅文学成就大,课也讲得精彩,譬如大诗人闻一多。闻一多上课时,先抽上一口烟,然后用顿挫鲜明的语调说:“痛饮酒,熟读《离骚》——乃可以为名士。”他讲唐诗,把晚唐诗和后期印象派的画联系起来讲,别具特色,他的口才又好,引经据典,信手拈来。所以,他讲课时,课堂上每次都人满为患,外校也有不少人来“蹭课”,有的人甚至跑上几十里路来听他上课。

 

启功:在下所讲,全是胡言

启功先生的开场白也很有意思。他是个幽默风趣的人,平时爱开玩笑,上课也不例外,他的第一句话常常是:“本人是满族,过去叫胡人,因此在下所讲,全是胡言。”引起笑声一片。

他的老本家、著名作家、翻译家胡愈之先生,也偶尔到大学客串讲课,开场白就说:“我姓胡,虽然写过一些书,但都是胡写;出版过不少书,那是胡出;至于翻译的外国书,更是胡翻。”在看似轻松的玩笑中,介绍了自己的成就和职业,十分巧妙而贴切。

 

辜鸿铭:割心里的小辫子难

民国奇人辜鸿铭,学贯中西,名扬四海,自称是“生在南洋,学在西洋,婚在东洋,仕在北洋”,被外国人称为“到北京可以不看故宫,不可不看辜鸿铭”。他在辛亥革命后拒剪辫子,拖着一根焦黄的小辫给学生上课,自然是笑声一片,他也习以为常了,待大家笑得差不多了,他才慢吞吞地说:“我头上的小辫子,只要一剪刀就能解决问题,可要割掉你们心里的小辫子,那就难了。”顿时全场肃然,再听他讲课,如行云流水,似天花乱坠,果然有学问,果然名不虚传。(太行公:节气!)

架子最大的开场白,则非章太炎先生莫属。他的学问很大,想听他上课的人太多,无法满足要求,于是干脆上一次大课。他来上课,五六个弟子陪同,有马幼渔、钱玄同、刘半农等,都是一时俊杰,大师级人物。老头国语不好,由刘半农任翻译,钱玄同写板书,马幼渔倒茶水,可谓盛况空前。老头也不客气,开口就说:“你们来听我上课是你们的幸运,当然也是我的幸运。”

幸亏有后一句铺垫,要光听前一句,那可真狂到天上去了,不过,老头的学问也真不是吹的,满腹经纶,学富五车,他有资格说这个话。

 

那时的大师怎样传道

马衡:要知道什么是假的,先要知道什么是真的

马衡在北大讲“金石学”,带学生去故宫看商周青铜器。学生问他:“何以知道是真的?”马衡说:“若要知道什么是真的,先要知道什么是假的。”学生又问:“那么,又何以知道什么是假的呢?”马衡说:“若要知道什么是假的,先要知道什么是真的!”

 

梁启超:战士死于沙场,学者死于讲坛

梁启超说:“吾爱孔子,吾更爱真理。”1929年,梁启超身体状况渐趋恶化,学生谢国桢和萧龙友劝他停止工作,多多休息。梁说:“战士死于沙场,学者死于讲坛。”不久不治而逝。1982年,谢国桢因病住院,犹坚持看书不已,萧龙友的儿子萧璋去看他,劝他养病期间不要看书,注意休息。谢说:“战士死于沙场,学者死于讲坛,师训不可违!”

 

陈寅恪:我的徒弟都要有自由思想、独立精神

陈寅恪执教于中山大学时,讲课时校内教授旁听者常多于学生,陈因此有“教授之教授”的称谓。(太行公:不愧此名!)

1953年12月1日上午,在陈寅恪家里,汪钱和自己的老师陈寅恪作了一次长谈。陈寅恪说:“我的思想,我的主张完全见于我所写的《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我要请的人,要带的徒弟都要有自由思想,独立精神。不是这样,即不是我的学生。所以周一良也好,王永兴也好,从我之说即是我的学生,否则就不是。”

陈寅恪说:“我侪虽事学问,而决不可倚学问以谋生,道德尤不济饥寒。要当于学问道德之外,另谋求生之地,经商最妙。”还说:没有自由思想,没有独立精神,即不能发扬真理,即不能研究学术。一切都是小事,唯此是大事。(太行公:此段让鄙人恍然大悟职业与事业之关系!)

陈寅恪每次讲课,开宗明义就说:“前人讲过的,我不讲;近人讲过的,我不讲;我自己讲过的,我不讲。现在只讲未曾有人讲过的。”

 

顾颉刚:学问上要小题大做

一次习作,学生引用《资治通鉴》。顾颉刚说:“引用古书资料,要用原始书,《资治通鉴》是二手货,不足取信于人。”又一次,学生粗心大意,写错字,老师骂他:“要细心,一个字都不可轻轻放过。”

再一次,学生出大题目要写作,这次老师骂他更狠:“你的毛病好出大题。要知道大题目费大功夫,不易做得充实;小题目可以做得充实有力,无懈可击。某些事,可以大题小作,在学问上则要小题大做。”(太行公:言之有理!切忌贪大贪多浮躁之风!)

 

古直:做学问,不能靠二手货

古直在庐山东林寺设帐收徒,杜宣等人前去听课。古直问他带了什么书,杜说只带了一部《辞源》,古直勃然大怒说:“怎么我的学生用《辞源》?”杜宣说:“我不认识的字,不查《辞源》查什么?”古直更加怒了,大声地说:“怎么,我的学生查《辞源》?”后来古直缓和下来,才说:“做学问,不能靠二手货,不懂的字,要查《说文》,查《尔雅》,查《水经》。要查这个字的第一次出现的地方,这样才可靠。《辞源》这一类书,是二手货。我们做学问要有穷根究底的精神才行。”(太行公:做学问真是严谨!)

 

黄侃:只要你不认为我有辱门墙,我就执弟子礼

章太炎、刘师培、黄侃三人常在一起切磋学问。有一次,刘师培感叹自己生平没有资质优秀的弟子堪当传人,黄侃即朗声问道:“我来做你的关门弟子如何?”刘师培以为黄侃只是开玩笑,便说:“你自有名师,岂能相屈?”黄侃正色相告:“只要你不认为我有辱门墙,我就执弟子礼。”第二天,黄侃果然用红纸封了十块大洋,前往刘家磕头拜师。有人认为黄的学问更胜于刘,不必自轻身份,黄说:“《三礼》为刘氏家学,非如此不能继承绝学,此所谓道之所存,师之所存。”黄侃只比刘师培小两岁。

 

顾随:自觉,觉人;自利,利他;自渡,渡人

叶嘉莹的老师顾随每次步上讲台,常是先拈举一个他当时有所感发的话头,然后就此而引申发挥,有时层层深入,可以接连讲授好几小时甚至好几周而不止。有一次先生来上课,步上讲台后便转身在黑板上写了三行字:“自觉,觉人;自利,利他;自渡,渡人。”

先生首先阐明的,就是诗歌之主要作用在于使人感动,所以写诗之人便首先须要有推己及人与推己及物之心。伟大的诗人必须有将小我化而为大我之精神,而自我扩大之途径则有二端:一则是对广大的人世的关怀,另一则是对大自然的融入。(文/余世存)

 

 

附:民国廿五年(1936年)全国各名大学语文入学试题

国立中央大学

一、作文

1.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释义

2.论今日文化之责任

二、翻译

水南有长阜背汾带河阜长四五里广二里馀高十丈汾水历其阴西入河汉书谓之汾阴脽应劭曰脽丘类也汾阴男子公孙祥望气宝物之精上见祥言之于武帝武帝于水获宝鼎焉迁于甘泉宫改其年曰元鼎即此处也(译成白话并注明何书)

 

中央政治大学

一、作文题

以死教民国乃强以劳教民国乃富论

二、将下列文字加以标点并译为语体文:

盖堤防之作近起战国雍防百川各以自利齐与赵魏以河为竟赵魏濒山齐地卑下作堤去河二十五里河水东抵齐堤则西泛赵魏赵魏亦为堤去河二十五里虽非其正水尚有所游荡时至而去则填淤肥美民耕田之或久无害稍筑室宅遂成聚落大水时至漂没则更起堤防以自救稍去其城郭排水择而居之湛溺自其宜也

 

国立同济大学

一、测验——限十五分钟完卷

1.以适当之字填下列诸题空白:

(1)经今古文学对立,始于( )代。后世通行之十三经注疏,仅( )用今文家言。

(2)魏晋间言经学者,分郑学,王学。郑学倡自( ),王学倡自( )。

(3)墨子云:“言必有三表,何谓三表?有( )之者,有( )之者,有( )之者。”

(4)宋代理学家,朱熹主( ),陆九渊主( )。

(5)诗歌有四声八病只说,( )代( )等倡之,后世谓为( )体。

(6)苏轼称韩愈“文起八代之衰”,八代指( ),“衰”指( )。

(7)词有总集,始自( )所编之( )。

(8)散曲分为二种:一曰( ),二曰( )。

(9)法国写实主义大师,首推( )。

(10)我国新文坛现今盛行之口号为( )文学。

2.译下列诸成语之意义:

(1)拔茅连茹 (2)蛮触之争 (3)曲突徙薪 (4)桃李不言下自成蹊 (5)东风马耳

二、作文(四题任作一题,文言语体不拘,须加标点符号)

1.今日青年应有之修养

2.同济给予我的第一个印象

3.数年来求学之回顾

4.晓风残月

 

国立浙江大学

一、作文(任作一题)

1.试用实有事迹或虚设故事描写下列各种性格之一。

忠勇 豪爽 谨慎 勤敏

2.湖滨晚眺

二、试将下文释以语体

孟子曰欲贵者人之同心也人人有贵于己者弗思耳矣人之所贵者非良贵也赵孟之所贵赵孟能贱之诗云既醉以酒既饱以德言饱乎仁义也所以不愿人之膏粱之味也令闻广誉施于身所以不愿人之文绣也

 

国立武汉大学

一、加新式标点符号

孙秀既憾石崇不与绿珠又憾潘岳昔遇之不以礼后秀为中书令岳省内见之因唤曰孙令忆畴昔周旋不秀曰中心藏之何日忘之岳于是始知必不免后收石崇欧阳坚石同日收岳石先送市亦不相知潘后至石曰潘曰安仁卿亦复尔邪潘曰可谓白首同所归潘金谷集诗云投分寄石友白首同所归乃成其谶

二、文言翻成白话

支道林还东时贤并送于征虏亭蔡子叔前至坐近林公谢万石后来坐小远蔡暂起谢移就其处蔡还见谢在焉因合褥举谢掷地自复坐谢冠帻倾脱乃徐起振衣就席神意甚平不觉瞋沮坐定谓蔡曰卿奇人殆坏我面蔡答曰我本不为卿面作计其后二人俱不介意

三、作文

东坡谓论学当严,论人当宽。试申其义。

 

国立四川大学

一、作文(任作一题)

1.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说

2.贫而无谄富而无骄说

二、常识测验

1.何谓六书举例以明之

2.何谓双声叠韵举例以明之

3.何谓三礼三传

4.六经六艺有别否试举其名

5.何谓三通撰者何人

6.苏东坡称韩愈文起八代之衰八代为何

7.唐宋古文八大家试举其名

8.初唐四杰为何人

9.宋五子为何人

10.下列诸书何人所作

论衡。文心雕龙。水经注。史通。日知录。文史通义。读书杂志。国故论衡。

 

国立北平师范大学

一、作文

把你以前求学的经过和现在打算学师范的志愿写成一篇白话文。(如果不会做白话文,则做文言也可以;但是无论用那一种文体做,都一定要分段,一定要加上完全的标点符号)。

二、标点和翻译

把下面这段文章,就题纸上加以完全的标点符号,再把它译成白话文,写在试卷上:

陈元方年十一时候袁公袁公问曰贤家君在太丘远近称之何所履行元方曰老父在太丘强者绥之以德弱者抚之以仁恣其所安久而益敬袁公曰孤往者尝为邺令正行此事不知卿家君法孤孤法卿父元方曰周公孔子异世而出周旋动静万里如一周公不师孔子孔子亦不师周公

 

国立清华大学

一、改正下列成语中误字

1.因咽废食 2.开书有益 3.折衡樽俎 4.谆谆善诱 5.临崖勒马 6.鞠躬尽粹 7.焦头乱额 8.读书得闲 9.居心巨测 10.变本加励 11.层层相因 12.阳从阴违

二、作文(文言白话均可)

我的衣服

 

北平燕京大学

一、作文

1.忆母校 2.我们的时代

二、加新式标点符号

“古之赋家者流原本诗骚出入战国诸子假设问对庄列寓言之遗也恢廓声势苏张纵横之体也排比谐隐韩非储说之属也证材聚事吕览类辑之义也虽其义逐声韵旨存比兴而深探本源实能自成一子之学与夫专门之书初无差别”

三、解释上文中下列十词

1.流 2.诗骚 3.出入 4.庄列 5.恢廓 6.纵横 7.谐隐 8.吕览 9.比兴 10.初

 

傅雷之死

1968年9月3日,凌晨,上海江苏路284弄5号。

60岁的傅雷安静地注视着妻子朱梅馥将天蓝色的土布床单撕成长条、搓成绞索,一如注视着32年前那个19岁的美丽新娘对镜梳妆。 

天不会再亮了。老夫妇将绞索挂到落地窗的钢架上,又在凳子下面小心地垫上棉被,然后相互帮扶着踩上凳子——20世纪中国最伟大的翻译家和他的妻子就这样在自己的卧室里告别了这个世界。 

后人一直在猜测这对伉俪在凳子下垫上棉被的原因:也许他们怕踢倒的凳子弄出声响,引来不必要的营救。也许,他们只是不想在离开前再打扰这个世界。 

在自缢之前,他们仍然坚守着文明的底线。尽管窗外,文明已经先于他们被那个疯狂的时代缢死。 

在他们的遗书里面,丝毫没有对这个世界的抱怨,而是平静嘱咐了房租的支付、保姆生活费的供给、亲戚损失的赔偿,他们甚至预留好了自己的火葬费:53块3。 

这是他们曾经用文字和生命热爱的世界,他们选择平静作别,就好像只是要做一次离家的远行。 

此前,他们已经被连续批斗4天3夜,下跪、皮带、在大庭广众之下被戴上高帽象小丑一样侮辱,这些暴行不属于他们高贵的、有尊严的人生。于是,他们只能选择告别,这是他们唯一的抗拒手段。 

摘下他们遗体的警察左安民回忆说,那段时间,在他管辖的地段里,500多户人家,有200多户被抄家。自杀的文化人,每天都有。

既然文明已经死亡,这世界又哪里有文明人存活的理由? 

就在傅雷夫妇自缢的那个夜晚,千里之外的北京,考古学家、诗人陈梦家也用一根绞索了结了自己55年的人生。他忍受不了邻居彻夜“杀猪一样的嚎叫”,他的邻居,一对老人,被红卫兵绑在葡萄架下,用开水反复浇烫。“猪是被杀后才浇烫,而人是被浇烫后才杀”——那是一个让活人羡慕死猪的年代!那天夜里,陈梦家在北京东厂胡同的邻居里,有6人被活活打死。

没人救得了自己,这座古都从市长到市民,成千上万的人正在以各自的方式走向死亡之路,焚尸炉日夜不停地工作,而无论被杀的还是自杀的,骨灰都以“自绝于人民”的名义被随意扬弃。

在自缢11年后,傅雷夫妇被平反。他们教育子女的家信《傅雷家书》被印刷150万册,流传于世。 

“一位纯洁、正直、真诚和灵魂有时会遭到意想不到的磨难、污辱、迫害、陷入到似乎不齿于人群的绝境,而最后真实的光芒不能永远淹灭,还是要为大家所认识,使它的光焰照彻人间,得到它应该得到的尊敬和爱。”——这段留给子女的文字在11年后“照彻人间”,却未能照亮傅雷夫妇逝前的那段黑暗时光。究竟是什么能让一个民族整体陷入疯狂、残暴、毫无理性的状态之中?如果不把这个毒瘤剜除,恐怕这个民族就永远免除不了频死的恐惧。正如巴金老人在评述自己的良心之作《随想录》时所言:“五卷书上每篇每页满是血迹,但更多的却是十年创伤的脓血。我知道,不把脓血弄干净,它就会毒害全身。我也知道,不仅是我,许多人的伤口都淌着这种脓血。” 

巴金还说:“灯亮着,我放心地大步向前;灯亮着,我不会感到孤独。”——这盏照见前路的灯要我们这个民族齐心协力去点亮、去呵护,只有这样,才能照得远,照得长久。

《雪白血红》文字狱

来源:微信群

年轻人勇闯禁区写林彪

 

1988年初夏的一天,沈阳军区的作者张正隆来京找我,说:“总政批准撰写解放战争回忆录的长卷,由解放军出版社出版,沈阳军区分工撰写辽沈战役,军区文化部研究决定,让我来担负这一写作任务。”两年前,解放军出版社要我写林彪传遭到封杀,冤情未了,现在又来了个牛犊闯禁区。我知道,这是解放军出版社另出的新招,以为只写军事斗争,远离政治事件就不会引火烧身。我对张正隆说:“有冠冕堂皇的官方出面,您的采访绝对通行无阻,不需要来找我。”张说:“是我们部长的主意,说你能打通关节。”

沈阳军区文化部部长是我的老战友,他知道我采写林彪传受挫,手中肯定有不少知情人的线索。可我心底生疑,沈阳军区有的是经历过战争的文化人,革命战争的征文都参加过,笔下功夫也深厚,他们上马岂不是轻车熟路?为什么偏偏选个没闻过火药味的张正隆,解放战争他才几岁?战争、战乱有多少感受?我和老战友部长通了话,问他,写战史为什么不用“老枪”?部长解释说,我挨家挨户去求过,没人愿意出山,都有后怕,张正隆有红卫兵的冲劲,不识忌讳,更不会心有余悸地瞻前顾后。部长要我相信,这支“新枪”保证能完成军区给他的任务。

经验告诉我,经历过战争的作者,能最真实最充分地展现战场的血与火。文革开始,这批“老枪”被推到第一线参加批判“十七年的文艺黑线”,横扫舞台上的资封修,十年文革结束,又反过来批判他们的极左,好多人已心灰意冷,坚决表示搁笔洗手。我理解部长的苦衷。我告诉张正隆,只要你敢往前冲,我会全力支持你,我来安排你在北京的采访活动。

 

我带张正隆走访老军们

 

从这天开始,我带张正隆访问了参加过辽沈战役的老兵老将和林彪女儿林豆豆,还有一大帮林彪身边的工作人员和知情人。张正隆如鱼得水。经过几个月的采访,他满怀激情地对我说:“刘老,我像进了一块没有开垦的处女地,再也不想出来了。”

我感动了,张正隆像一张白纸开始书写我军的历史,他没有偏见,又怀有激情,上了路肯定会得到收获。

我熟悉张正隆。1981年,我带一批军队作家走访东北边防,来到张正隆所在团,他的宣传股长引荐了他。我读了他一篇写红卫兵到部队经受磨砺的作品,文笔虽稚嫩,却有棱有角。我欣喜不已,决定把他带上和我们一起转悠,让他和军旅作家切磋。由此,我们建立了友谊。

张正隆怀有写东北解放战争的使命,全身心地投入,边走访边大量地读书。我给他推荐了麦克阿瑟、隆美尔的传记,他不满足,自己上书店买回一捆又一捆的书来给自己“十全大补”。采访没有录音器,全凭耳闻手记,晚上就整理笔记,有人说他一天工作15个小时。正是他没有战争阅历,什么都感到新鲜,什么都想打听,连只言片语都会刻进心碑。我看过他的笔记,他善于从生活中的细微末节去研究人,判断人。

艰苦的劳动,得到了丰收,有人说他是在用脚写作。他确实走了大半个中国,访谈200多人,挨冻、受饿、冷遇都经历过。最让他兴奋不已的是,走进了北京西山军委的档案馆,那里史料又全又多,他抄出了毛泽东和林彪(罗荣桓、刘亚楼)在辽沈战役中你来我往的(不少是林毛相互争执的)全部绝密电报(报头上有++++)。构思《雪白血红》时,他几乎是用电报串成了全书的主轴。

我读了他的初稿,发现他文笔大为长进,语汇也生动,从当事人口中得到的情节和细节都得到真真切切的表述。一个未闻枪声的战士,像突然变成了一名老兵,全篇几乎挑剔不出多少败笔和漏洞。特让我感动又吃惊的是,张正隆以他朴素的善恶感情,描绘了我们多年不敢触摸的战争中的人性与残酷。他那横冲直撞的走笔,打破了我们一直恪守的用阶级观点区分战争正义性和非正义性的戒律,对敌我双方反人性的做法,他都一视同仁地进行谴责。他的初稿让我看得心都发紧了!更让人心惊肉跳的是,他花了大篇幅记叙了林彪指挥的“机智”、“果断”、“冷静”和“稳健”,和林独特的、像拿破仑一样痴迷战争的个性。他是调动了文学手段在真情地刻画,把一个顶天立地的统帅形象,活生生地展现在我们的眼前。

张正隆走南闯北地采访,看到整个社会十多年来批判林彪的余烬未消,连战争中林彪应有的战功都给以否定。特别是一些秉官方政治结论为天条的作家史家,充分利用了报刊这块“无产阶级的阵地”,把林彪的形象涂抹上了一层厚厚的烟墨,说他刚进入东北战场就畏葸不前,当了个逃跑将军;打四平,毛泽东要他打成马德里,他不敢碰硬,不请示中央,私自下令撤退;打锦州有三次动摇,是政委罗荣桓严厉地批评了他,才被迫打的。……污水全泼在林彪身上。胸怀正气的张正隆,在他的《雪白血红》的自序中愤怒地喊道:“10亿人的泱泱大国,那么多作家、史学家在做什么?”“一会吹捧”,“一会批判”,“变脸儿的史料可信吗”?“历史像个婊子,唯权势者可以弄它一下!”

我对张正隆钦佩又忧心,说:“你的胆子太大了,就不怕有人找你算账么?”

 

“刘老吔,”张正隆说,“四野的干部战士一谈起他们的林总,没一个说他不好,有的说着说着就流泪了,我天天在受感动,能不记下吗?下笔的时候,我省了又省,删了又删,生怕给编辑部带来麻烦,才留下这些。”

我算了一下,写林彪的文字全书至少要占15%的篇幅,在这个还在清算林彪老账的共和国,书稿肯定要挨棒子胎死腹中。我警告他:“你别以为改革开放了,政治关口是无论如何不会给你松动的。”

“我已经尽力了,再删再砍,就伤筋动骨了,编辑部怎么处理,是他们的事了。”

我熟知总政的文宣部门,我叫他们是“文艺战线上的公安部”,他们中的老左就像狙击手,只要有人站出来吆喝一声是“反动的”,一本书就会灰飞烟灭。

两年前,军内某作家送来他精心构思的短篇小说,故事发生在“对越自卫还击战”时期,连队俘获了一名重伤的越南女兵,女兵不吃不喝,又拒绝治疗,宁死不屈,连长要处决,卫生员保住了她,回撤时,背着她行军,一路上呵护她如对自己的战友,女兵感动了,渐渐地生发出朦胧的爱。一天,卫生员醒过来,发现女兵死了,是被人用绳子勒死的,卫生员的感情像决堤一样崩溃了,他对空鸣了三枪奠祀。之后,遭到逮捕……

这篇仅6,000字的作品,在编辑部传阅,引发了轰动。有人指责它是苏联小说《第四十一个》的翻版,是典型的修正主义人性论文学;有人叫好,说写出了战争中人的情感深度;还有人主张用内参上送。我在想,张正隆这部有角有剌的书,要在党文化哺育下的人群中通过,千百根政治棍子打将下来,绝没有人同情他是个初生牛犊。

我赶紧去找出版社《星火燎原》编辑部主任王伟,我告诫他:“张正隆的书危险系数高,定会遭到官方的和社会的乱棍齐下,你怎么办?”王伟说,“我考虑过,先到外地发行三个月再回到北京上市,封杀了,我们也不会蚀本。”

王伟很天真。《雪白血红》第一版就印刷了93,000册。书在外地卖势很好,不到一个月就销售一空,王伟眼热了,忙不迭地向北京各个书店投售。

仅几天工夫,厄运来了。

 

党政军要人发话讨伐《雪白血红》

 

原总参作战部长苏静从电话里急切地告诉我,说彭真看了《雪白血红》,气极败坏地把书举在空中抖动,对他的秘书说:“林彪难道比毛泽东还英明吗?”

 

刚退下来的装甲兵副司令员贺晋年,写信给军委,指责这本书是在为林秃子翻案,要军委马上当头棒喝。

时任国家副主席王震看了,怒火中烧,举起手比划成手枪状,大声疾呼:“把这样的反党乱军的作者留下有什么用?”

这都是苏静传给我的信息。苏静是老中将,他的上层活动多,消息灵通,我相信他说的。

军事博物馆馆长刘汉中将,给“雪”书列出31条罪状,无论哪一条都能把张正隆定为反革命。

出版社一位领导告诉我,359旅的老兵20多人在京西宾馆聚会,正火气十足地批判《雪白血红》,要解放军出版社派人去接受问责。

总政宣传部有人给我透了个更大的信息:正在北戴河疗养的军委秘书长杨尚昆看了,致信刚上任的军委主要领导,说《雪白血红》我看了一半,实在看不下去了!它是一部为蒋介石评功摆好,为林彪翻案的坏书,军委必须作出严肃处理。

高层的震怒,反映了事态的严重性已非同小可。王伟主任心急如焚,他邀来《解放军报》文化处的编辑商量对策。我闯去了。军报同仁的意见是,由军报发出篇评论文章,肯定《雪白血红》是一部军事文学难得的好书,它生动地、准确地、客观地揭示了我军在解放战争中艰苦奋斗的精神和广大指战员的英勇无畏,由于作者是新手,第一次写战争回忆录,不甚了解我军革命文化的传统,缺乏用阶级斗争的观点分析敌我,和平民主提得过头了,过多地描写了战争的残酷性和资产阶级的人性,过当地记述了林彪的指挥艺术,造成了不良的社会影响……我插话:若从学术上说,可能平息不了大家的争议,还可能挫伤读者的认知。是不是找几个辽沈战役的当事人,如胡奇才(纵队司令),贾若瑜(纵队政委),蒲锡文(司令部地图科长)等写些回忆文章,他们都曾在战斗的第一线,所处的地位和角度都好,对广大读者更具有亲和的说服力。军报的两位表示不同意,认为会挑起一场内战,后患难抑。

军报评论文章未出炉,沈阳军区三个老红军的指控信送到了军委,总政宣传部已放风要批“雪”书。王伟紧张了,他担心的不止是封杀,还有可能对编辑部进行组织处理。他找来张正隆,要他马上改动原著,提示他:增强人民战争思想的主线;不要偏离我军的“伟大、光荣、正确”;淡化林彪的功绩;删除对我军的黑色描述(如359旅把他们在南泥湾种的鸦片,带到东北做军费开支等)。

 

陈沂去见新任军委领导,试图挽救作者

 

正好,陈沂从上海来京,他是总政第一任文化部长,1957年被总政打成右派,发配到黑龙江劳改了22年,复职后到上海出任市委副书记兼宣传部长。他在电话里召我去见他。

他每次来京,都要从我这里打探些北京的小道传闻。我立即到北海边上海驻京办事处见他,并把《雪白血红》犯了天条的事给他作了详细的汇报。陈沂说,“明天迟浩田(时任总参谋长)请我全家吃饭,我给迟老总说说,要军委手下留情,不要打作者的屁股。”陈沂又说:“你为什么不让张正隆来上海找我?我事先应该给他写个序就好办多了,我这把老骨头还能给他抵挡一阵子。”

我说:“现在真的要靠您了,杨白冰是你的部下,他至少要听听你的说法。”我说的杨白冰,已是总政主任,解放初期,他还是个西南军区下属的师副政委。

陈沂说:“我这个右派,又大又老,无所顾忌。”

第二天,我带张正隆去见陈沂。陈老慷慨激昂,要张正隆不当软骨头,说:“改的不是你的作品,是你的人品。”他用自己被打成右派的切身体会教育张正隆说:“我写的《白山黑水》是在劳改农场零下40度写成的。我把林彪写成了正面人物,他既是东北战场的统帅,又是普通一兵。我把手稿交给了江泽民审查,由中宣部下文后出版的,你也可以写信给中央办公厅或军委。”陈最后忠告小张:“你要想当作家,先要学会打官司。”

一天夜间,陈沂从迟浩田那里赴宴归来就和我通了话,说他在饭桌子上刚和迟浩田说了个开头,老伴马楠就干扰他,不让他说下去。马楠在1950年初陈沂任总政文化部长时,当了《解放军文艺》的副总编辑,陈沂从右派复职到上海任市委副书记,她出任上海市的文化局长。文艺战场的斗争,他俩都吃尽了苦头,她为陈沂担心,不让陈干预这部书。陈对自己部下可以说一不二,对自己夫人总是敬畏三分。陈沂告诉我,他有另一条思路,马上去找新任军委领导,让他来为《雪白血红》说话。前些年这位领导在上海时,对他很尊重,他俩关系非常密切。

大约五天后的清晨,陈沂要我马上去,说已见过军委领导,满意他的表态中肯。我高兴地去了。一进门,见原总政文化部长徐怀中在座,他也是来听陈传达军委领导的态度的。陈说:“他看了杨尚昆给他的信,认为,如何表现我军的重大战役是件大事,不能一出了问题就挖一锹土把它埋了。这是历史,总政要承担主要责任,不能只让一个作者来负责吧?对作者只是个教育提高的问题,要保护作者。”我一听军委领导有如是的表态,一颗悬浮的心放下来了。徐怀中说:“这本书,编辑在处理上有责任,他们老想去冲撞禁区。只要删除书中对林彪的描写,只需去掉250多个字,恐怕事情就不会这么严重。”

徐部长原是昆明军区的七位作家之一,其它六位在自己的作品或言论上冒犯了天条,都成了右派,唯独他的作品,从不在政治上惹事生非。比如他的《她们在播种爱情》,写解放军和藏族同胞军民友情的故事,得到官方和社会的肯定和好评。他对《雪白血红》,能精确地计算出250多个字的失误,说明他在我们党的文学王国是很有政治心力的。

总政下令抓捕作者编辑

实际上,事态并未因陈沂居间说项出现转机。陈沂刚离京,总政就开始抓人了。离奇的是,由时任总政副主任李继耐(他分管文宣口)亲自出马,还带上总政军事法院院长,午夜来到解放军出版社,把该书的责任编辑马成翼召到办公室。李继耐对他宣布,说他编辑的《雪白血红》一书,犯了政治性错误,要他隔离反省。当即由法院院长把马成翼带走。后来小马告诉我,他被关在总政警卫连的楼上,一日三餐送饭,洗澡时由两个士兵持枪押着进澡堂,大池里的十多个泡澡的被赶走,小马一个人在两支枪下边洗浴边反思。

我大惑不解的是,小马是被指派担任此书责任编辑的,对战争生活也是一知半解。他虽是责任编辑,只是给书稿做了些文字修饰。按规定,这部书必须经过“三堂会审”,主任看过,社长看过,都署有“同意”的批示,为什么单单的只抓一个小编辑?

与此同时,沈阳军区也接到总政逮人的指令,由军区的副政委带上保卫部长,半夜赶到64军驻地本溪抓捕张正隆。逮捕令是副政委宣布的,由64军收押监护。

我在文革中看过造反派抓“叛徒”,抓的是我们军区的三位领导人,他们都是中将衔、大区职,宣布逮捕令是保卫部造反的副部长。这回抓的张正隆,职务是团的报道员,小马是编辑,这样的级别只是军队的芝麻官,即使《雪白血红》被定为政治事故,按常规至多也是个人民内部矛盾,为什么要用相当高级别的领导人出面捕人?难道抓的是钦犯?再说,书稿由出版社策划,经由总政宣传部审过稿的提要批准的,论责任谁的责任更大?

一本书竟引发高层如此声势的闹剧。

 

全军准备声讨《雪白血红》,国际舆论蜂起,总政只好息鼓放人

 

总政治部主任杨白冰挟持兄长杨尚昆的余威,以文问罪,加大了对这部书的讨伐声势,急令全军上上下下都要批判《雪白血红》的“反动性”。

这可忙坏了大区的各级领导。济南军区的政委正在青岛警备区检查工作,得知要批《雪白血红》,跑遍全城的书店,怎么也买不到,他急不可待,宣布说,谁转让他一本,愿出300元的代价;武汉军区请示总政,说市面已没有此书出售,望能批准自己印刷发给部队;南京军区报来印数需5万册,干部人手一册,连队一个班一册;北京军区认为这是在扩大放毒,批判最好限于中高级干部中进行……总政不知所从,转而电传全军,通报张正隆的人品,说他当红卫兵后,在公社殴打数名干部,有致伤致残的恶行——让人们知道张正隆是“混进军队的坏人”。

就在军委领导制造这一全军恐怖事件的同时,国外媒体高度关注,纷纷发表报道和评论,无一例外,都为张正隆助阵鸣冤。

军委领导们悟到国际舆论的不利,不得不作出改弦更张的决定。总政主任杨白冰在西直门总政招待所召开的政工会议上,借机宣布:“《雪白血红》一书有严重政治错误,但我们还是准备解除对作者张正隆、编辑马成翼的监禁。”杨白冰点着在座的64军政委说:“我们把张正隆放了,你们64军不要对他有任何歧视。”这位政委会后愤然对我们说:“安排张正隆写书,是沈阳军区决定的,抓张正隆是你们总政下达的命令,放人也是你们说的,我们有什么歧视不歧视的?”

抓人放人都由领导人出示口谕,无需法律程序,马成翼关了23天,张正隆关了一个月。释放后,张正隆对他遭受的无情整治没有怨天尤人,仍保持了刻苦的创作作风,拼尽全力写罗荣恒、韩先楚等人的传记。他在政治上“成熟”了,在军事文学的道路上,懂得绕开雷区前行。

董时进上书毛泽东反土改

 

1949年12月,董时进上书毛泽东,劝阻土改。他六十年前对中国土地经济和农村社会的分析,神奇地概括几十年的折腾之后,终于被政府和学者认识了的问题。

董的观点简单明了:中国的土地不是分配不均,而是人口太多,土地太少,农村劳力大量剩余。应当节制生育、优生优育,同时发展其他产业,将农村劳动力转移出去。如果平分土地,会将劳力束缚在土地上,阻碍中国工业化。平分土地后,土地细化,难实行机械化,且农民在小块土地上没有致富的可能,对土地长远投资缺乏热忱,土地将退化。再者,土地改革后,由于失却了地主富农的累进赋税,将给国家税收带来困难。

他认为,当时共产党的文件和政要的讲话,都引用莫须有的调查,认定不到乡村人口10%的地主富农,占有约70%至80%的土地。经过多次重复而被误认为事实的虚言,令董愤愤不已。他指出,根据民国时期土地委员会在16省,163个县,175万多户农户中举行的调查结果,35.6%的农户拥有五亩以下耕地,24%农户拥有五至十亩,13%农户拥有十至15亩,一千亩以上的大地主只占0.02%。这一调查和他在四川,江西等农村的考察近似。如今可查的数据,包括土改时期的调查,都证明了董的观点。

董时进强调,在中国,封地或土地世袭的封建制度,两千多年前就结束了。土地可以自由买卖,租赁基于双方自愿,土地拥有者中绝大多数是靠勤劳和善于经营起家的,如百姓所言,"富不过三代"。地主不是一个阶级,"有恒产"的传统令工农兵学商个阶层的人购买土地出租;这和存款,买股票是同样道理。拥有土地不是犯罪,极少数人用不法手段夺取土地才是犯罪。他给毛的上书中,举了进城女佣和黄包车夫蓄钱置地的例子

拥有小块土地的农户,宁愿租出土地,自己有劳力和经营能力,另外向地主租土地耕作为生的情况普遍存在。自耕农刻苦勤奋,目标是成为富农或地主。土改后,分到土地者高涨的情绪,过了一段时期就会低落,因为他们耕种所得,都要上缴国家,没有发家致富成为富农地主的可能。董时进主张用技术手段改进农业,例如推广良种,兴修水利,放干冬水田,提高复种指数,推广美国式的农场,实现机械化、化学化。

地主富农是农村的先进生产力,必须爱护而非打倒;他们的财产和土地不可侵犯,他们应当受到尊重,而不是被羞辱,被残酷地斗争。中国的优秀人才,许多来自地富家庭。地主中有为富不仁的,但只是少数,这对海外读者,不过是常识;然而在国内,地主就是黄世仁那样的大坏蛋,至今仍然是从小学开始灌输的观念。

董时进1900年出生于重庆垫江,1924年赴美留学,获康乃尔大学农学博士学位。之后到欧洲考察当地农业和土地制度,曾在北京大学、燕京大学、交通大学等校教授农业经济,出任过江西省农业院院长,并曾在中国华洋义赈救灾总会、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任职。

1938年,他在成都创办《现代农民》,在发刊辞中称,一是要传达有益于农民的知识,一是要作农民的喉舌。月刊内容分政论、农业科技、农人之声和通俗文艺三部分。从农民的角度和需求来办一份刊物,看来自然而简单,在中国大陆却忽略了数十载,直到今天,在数千份社科和人文类杂志中,针对农村人口的,也仅有 1980年代中创刊的《乡镇论坛》、《农家女》等极少数。

《现代农民》月刊也抨击国民党基层政权的腐败。董写过"保长的威风"、"骇人听闻的乡长"、"一个佃农吃了地主的亏"、"役政的弊端"、"征粮舞弊应处死"等文章,还针对蒋介石万岁的口号写了"请政府禁呼万岁"一文,其中写道:"万岁原系君主时代对皇帝的称呼","万岁爷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人民组织政府雇用官吏,而结果好似找来了一些老祖宗"。《现代农民》月刊遭国民党当局压制,他于是发表文章说:"批评政府是农民的权力,只有暴君才怕人民批评" 。

1945年10月,董时进出席在重庆召开的民盟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被选为中央委员。会议提出"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实行土地国有"作为民盟政纲之一。董时进则在会上发言,称中国农村经济问题不是土地所有制问题,而是改良生产技术问题。会后他写信给张澜主席,表示不同意该主张,退出民盟。

1947年5月12日,董时进在上海成立中国农民党,任主席。他在成立宣言中说道:"中国之所以闹到目前这样糟的局面,病根是因为农民不能做国家的主人,只做了别人的武器和牺牲品。……欲使中国成为一个太平富强的民主国家,非培养农民的政治能力,并将他们团结起来,使能行使公民的职权不可。只有这样,才能使中国成为一个真正的民主国家"。

六十年后,也就是进入二十一世纪之后,研究中国三农问题的学者提出给农民与公民权利的主张。董的见解,似乎更为深刻。中国农民党侧重于乡村建设,谋求于同城市平衡发展,认为造成农村贫富悬殊的主要原因不是封建地主剥削制度,而是政治混乱,法纪不存,贪官污吏肆意掠夺农民,即所谓的"政治剥削"。所以一方面它要求实行法制,惩处贪官污吏;另一方面主张在保留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的前提下,依靠政府进行改良,通过扶植自耕农经济来缓和农村社会矛盾,促进农村的经济发展。

农民党拒绝参加国民党的'国大',董时进著文指责"国民代表大会不代表农民"。这800人的小党也不为共产党所容。1949年6月25日,中国农民党在北平发表《中国农民党为停止党务活动致力生产建设宣言》,随后解散。董时进曾经赞扬中国共产党"有朝气,精神振作,办事务实,政治廉洁,无营私舞弊等腐败官场恶习",尤其是赞扬陕甘宁边区的" 三三制"政权。到1950年初,他对共产党的希望破灭,他也知道自己给毛上书不可能被接纳,此时,应付他的大新农场公粮缴纳,令他焦头烂额,最后幻想破灭,决定远走香港。

他对今后中国的去向十分悲观,对农民的前景尤为绝望,说:"将来生产出来的东西,可是要尽量缴归政府,自家能够保留的,最多只够养活性命,再多是不成的。换句话说,土改政策,不外是要将富人的土地和生产工具等夺过来交给农民,叫他们利用这些工具去替政府生产。这和给牛一个犁和几块地,叫牠去耕,是没有分别的。牛得到犁和田有何好处呢?贫民为了报答政府的赐赏,除了为政府生产外,遇必要时还要去为政府打战。总而言之,共产党是要用富人的钱和物,用贫民的力和命,去帮他们打天下"

作为农业经济学家,董的思考的角度不囿于经济。"组识贫农和一些无产无业的分子,告诉他们说:'地主和富农都是封建的,他们残酷地剥削了你们,所有使得你们贫穷。现在我们要帮助你们去吧他们的土地房屋占过来,把各种农具,家具,粮食,等等都拿过来。''那些贫民明明知道所谓地主富农并不是什么封建的,明明知道自己的贫穷并不是由于地主富农剥削,然而政府的委员既然对他们这么说,叫他们这么做,而且他们是可以得到利益的,又何乐不为呢。于是他们只好硬把自己的良心窒杀掉,随着政府的委员(工作组)一齐去打抢。这一些贫民即使暂时得到了一点儿物质的好处,可是他们的天良完全被毁灭了。"

他对土改的批判,和数十年后研究思想文化的历史学家余英时等得出一致的结论:将地主的土地,房屋,生产工具及私人物品统统没收,分给贫农和无业游民,令这些收取不义之财者获得暂时的好处,却令他们失却了良知,是对中国传统道德的颠覆。在没有宗教信仰,缺乏法制基础的中国,传统道德规范是社会整合之基础。颠倒是非,打家劫舍的'土改',为后来的政治运动奠定基础。

他对随土改而来的乡村悲观预言,包括土改以后就会收回土地搞"社会主义化",几乎都不幸言中。他祖母曾经是个贫穷的寡妇,善持家,到父亲辈,薄有田产,又极重教育,故而供他外出求学。且看他如果预言未来的农村教育:"在过去,比较富裕的人家可以送子弟入学读书,甚至去大都市进大学,所以农村中尚能产知识分子和各项人才。今后这些人家没有了,所有的全是耕种十亩八亩的小贫农,他们的糊口且不易,哪里还能送子弟进学校。如果学校都改成公立吧,羊毛还是出在羊身上,在过去有富人负担,贫寒人家可以豁免,现在要大家平均负担,他们负担得起吗?何况孩子们要捡柴拾粪,帮助杂活,即使有免费的学校,也没有去受教育的时间。农家子弟不能受教育,农人永远不能翻身了"。

他建议政府用赎买的办法,收购大地主的土地,同时成立自耕农基金,扶持自耕农,借给有能力经营土地的农民购买土地,或向政府租赁土地。其实,他如此建言时,知道土改大局已定,于是悲哀地预言说,政权巩固之后,这个政党就会再将农民的土地收回,建立集体农庄,粮食大量交给政府,农民被整体奴役,然后会出现许多问题,会饿死人,最后,(这位乐观善良的预言家说:)"他们还是会放弃,回到正确的路上来"

董时进出版了多本专著,如《农业经济学》、《农民与国家》、《国防与农业》、《农村合作社》、《粮食与人口》、《农人日记》著有《食料与人口》《农村合作》等书。 1950年到香港后,写了《论共产党的土地改革》,《我认识了共产党》,《共区回忆录》等三本小册子,后又在台湾出版了小说《两户人家》。也出过两本英文著作。他于1950年赴美定居,1984年在美辞世。

风起云涌的年代,中国知识分子为寻求救国富民之道忧心忡忡,不少理想主义者以为中国可以靠某种主义得救。胡适提出,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然而,读几本小册子,听一次激动人心的演讲,就可以迷上某种主义,将之奉为真理;而研究问题则须具备多年积累的专业知识,还需要付诸社会实践。遍地哀鸿的年代,知识分子没有那个耐心。在当年的农业大国中,董时进是极少有学识和经验,了解农村,兼备中国文化和国际潮流视野,又格守理性常识的人才。

他的真知灼见,淹没在高昂的革命口号声中。看到土改横祸不能制止,董痛心疾首,却并不气馁。"追求了这许多年的民主自由,最后乃不免扑一个空,而且发觉呈现在眼前的,是一个比历来更专制,更恶劣的景象""民主自由本是难得而可贵的宝贝,不是俯拾即是的芥末。为它而奋斗,是很值得的。一生追求不到,还有下一代,最后总是可以获得的"

对于呼声甚高的“苏联经验”,董时进的批评是,“苏联的集体农场是否能算是成功,是否真比单体或家庭式的农场好(就有关农业生产及农民生活的各项条件而言),是另一个问题。但我确知道,世界上最好的农业和最富的农民,都不是在苏联,而是在所谓资本主义国家。我也知道,苏联的农民一般都愿意成立独立的家庭农场,只是在政府的强迫下做了集体农场的场员。退一步说,即使承认苏联的集体农场有一部分的成功,然而也要知道,苏联是苏联,中国是中国,两者土地人口的情形,和历史的背景均判若天渊。”

与此同时,董时进更尖锐地指出:这种制度(集体农场和国营农场),完全是回复到封建和农奴制度,绝不是什么农民合作,扩大经营,提高效率的意思。我一向以为这个办法是要不得的,害处很大的。我预料将来惹出许多乱子,杀死及饿死许多人之后,终究还是要作罢的。我不懂共产党的先生们,和高唱集体农场入云的先生们,何以如此胆大。自己对于农业有何研究及经验,对于家庭农场和集体农场有何比较的研究及经验(政府在短时间内办了少数几个农场,无论成绩如何,都是不配称经验的),竟敢把这关系国家命脉和几万万人民生活的农业经营制度,拿来当试验品!”

像那个时代孤独的先知一样,董时进所预言的许多事情在后来都一一应验了。董时进并不是什么先知,他只是一个自始至终保持其独立精神的知识分子。曾经,他是孤独的。他所在的时代忽略了他,并且受到了这种忽略的惩罚。历史所能赋予他的荣耀,恰恰是我们透骨的哀伤。

南京王奶奶的故事

勇敢的猪鞭的博客

在澳洲,有一个南京来的王奶奶,名字叫:王志芳,民国五年生人,今年98岁,如果加上天一岁,地一岁,今年已是百岁老人。 

我们是在教会的一次传教会上认识的,距今也有20多年。 

老人一口乡音,说话中气十足,思维清晰,待人接物很有分寸。 

南京人在澳洲很少,因此我们一些南京人常常邀请老人出来参加我们的一些聚会,把她当作大家的长辈。  

我们了解到,王奶奶是70年代后期作为家庭团聚移民澳洲的,这里有她一个60年代就从香港移民澳洲的小女儿。  

老人说,她刚刚抵达佩斯时,整个西澳洲的中国人不多,也就几百个家庭。多数是从马来西亚,新加坡,台湾来的。 

大陆来的华人,她是第一家,可以说,她是改革开放的大门敞开后移民澳洲最早的一个华侨。

老人的家离我住的不远,我常常去探望,开车带老人上个医院,去个教堂,上唐人街买买东西什么的。  

老人说她是个文盲,以前住在三牌楼,在三牌楼菜场当过营业员,后来下放到苏北建湖县,77年直接从农村移民澳洲…… 

我们对老人的了解也就这么多。也不需要再了解什么,都是老乡,这就足够了。 

南京人,乡土观念是有名的,极看重乡情,我们聚在一起,一律不许说英语,不许撇京腔,大家一水的南京话,这种聚会,实在是在海外的南京人聊补乡情的精神会餐。  

交往的时间久了,有时我会感到一丝疑惑,老人是文盲,可是在她常坐的沙发旁,我几次看到放有老花镜的镜盒,而且,老人说话的一些修辞,不像一个文盲。 

一次,我们为老人过八十寿诞,见到了他刚刚移民澳洲的儿子陈志和儿媳。 她的儿子是一个内向缜默的人,是66年南京支援新疆建设兵团的原5中学生,儿媳要健谈的多,是13中的老高三,我们有谈资了,都能说出许多互相认识的朋友。 

“我们家苦哦!”老人说,一口老南京 : “文化大革命时候,大儿子没得学上,只好到新疆,大女儿在新疆嘛,二女儿在香港,只有我一个孤老太婆,还给下放到苏北唠,怎么活啊?我好在还会踏缝纫机,就给人做点针线活,人家也穷唉,没得钱把我,有,就送点吃的,送点蔬菜,好点的送点鱼虾,就这么糊唉,糊了6年……一直到移民澳洲才算合拉倒,要不是来澳洲,我这一把老骨头就摔在苏北唻! ”  

这个话题太沉重,今天可是老人的华诞,是个喜庆的日子,我赶紧想叉开话题。 

“他妈的,这个理去跟他妈的谁说去?!”,硬邦邦甩出一句国骂,老人的儿子陈志开腔了,他刚刚喝了几杯酒,脸涨的通红,“说我成份不好,他奶奶的,我老子陈中柱是抗日将军! 

后面的话,是吼出来的。 

像被电打了一般,我们全都像被定格的影片,怔怔地看着他。 

兴许是在边疆多年,她儿子身上没有了一点南京人特有的随遇而安,庸懒散淡,带着大漠的风尘,口音里也是浓浓的西北风。  

王奶奶显得有点不安,低声说:喝你的酒! 

可是,我再想调节气氛,整个晚宴的气氛也都是闷闷的。 

我喜欢了解点历史,特别是抗战时期的。晚上我想了一下,与一个朋友通了电话,他是台湾通,请他查一查陈中柱将军这个人。因为陈将军,显然只能是国军将军,不会是共军的。  

一天以后,我就得到了反馈,国军中,确实有这么一个将军,江苏籍,黄埔六期,41年殉国。再详细的信息就没有了。朋友说,如果能够到台湾,可以去那里的忠烈祠寻访一下,一定会找到更多的资料。  

机会很快就来了,不久,为了一个生意上的事,我来到了台北。  

办完俗务,我闯到了基隆河畔的忠烈祠,参拜这一座久仰的祭坛。 

我仰望着书写着“成仁、取义”的庄严牌坊。

台北忠烈祠始建于1969年,由蒋公亲笔榜书。正殿及两边配殿层叠树立着密集的神位,有名有姓的享祭者凡49万余人。 

我惊奇地了解到,仅仅抗日战争八年,民国折损的将官竟达两百余名。整个二战的盟军战场,也没有哪一个国家,曾经付出过如此惨烈的代价。 

我独自凭吊在空旷的殿堂中,仿佛置身于漫无边际的坟地。那些早就在史书上熟悉的赫赫有名的战将,向我走来;一个世纪的亡魂似乎仍然列阵于战火未尽的云天,在等待我这个晚辈前来追问和祭奠。  

我径自来到管理处(他们仍叫指挥部),查询我岳祖父计雨亭的叔叔马玉仁的信息。他们一番殷勤检索,很快就找到了。(另文叙述)

我又请他们帮助寻找陈中柱将军,他们把我带到一间展室,赫然见到了墙上挂着的一张陈将军的戎装照片,陈将军浓眉大眼,仪表堂堂,神情安详刚毅。生平栏里如此介绍:  

陈中柱,字退之。公元1906年(清光绪三十二年)农历九月初三,出生于今建湖县草堰口乡堰东村一个农民家庭。  

1927年陈中柱出走南京,入江苏省警官学校学习。1928年又转入南京军官研究班,1930年结业,编属黄埔军校第六期。后被委任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战地特种团第三总队少将团长。参加过著名的台儿庄战役和徐州会战

1941年6月初,日伪军分几路“扫荡”,围剿驻守泰州的陈中柱指挥的第四纵队。激战几日,他身中六弹壮烈牺牲,年仅35岁。  

敌人打扫战场时,发现了他的尸体,把头颅割下带到泰州的日军司令部。将军的无头尸体,由当地百姓用门板钉了一口棺材下葬,并插上一块写着“陈中柱将军”的木牌。后来,将军遗孀王志芳独闯日军军营要回头颅,这才重新安葬在泰州西门外西仓桥下一个唐姓地主的田里。以后,将军的事迹被谱成曲:断头将军之歌,至今镌刻在台北忠烈祠堂。 

这时天色已晚,我心情沉重地离开,内心慨然,已是泪留满面。  

总指挥是个老者,执意要在雨中送我出门,他感伤地说:——近七百万人的死亡,我们实在没有办法搜集齐全。  

可是和大陆无数抗日牺牲的烈士及其眷属遭遇的冷漠无情相比,台北忠烈祠能够做到这样,在我眼里,已是圣人。

我一向受到的教育是,抗战期间,国民党畏敌如虎,消极抗日,内战内行,外战外行,而抗战胜利以后,他们要下山来摘桃子了。这个描述很形象,大王的话语能力实在是叹为观止。 

现在我知道,国民党在整个抗战期间,牺牲了300多万将士,伤200多万,包括数名上将,几十名中将,近200名少将。击毙日军86万,伤50多万,伪军100多万,这些统计,精确到日军的一个联队,一个中队,甚至是一个小队,参考了日我双方每日每次的战报和战后日军解密的文件。  

我心情复杂地回到了澳洲。  

我立即去拜望了王奶奶,老人见到我,有些激动,也有些惶倐,我对她说了我到了台湾,我向她竖起了大拇指,我说,王奶奶,你的男人是个英雄!  

王奶奶有点激动,也有点意外,我向她叙述了我这次访问台湾的整个过程,并将我拍的照片拿给她看,照片的效果不好,20年前的相机水平还是胶卷时代,可是看着照片,奶奶已经感慨的无以复加。 

忽然,对着照片,王奶奶哭了,无声地抽泣着,继而,哭声由小而大,终于嚎啕大哭。 

奶奶那天和我谈了一夜,也哭了一夜。  

她说,“憋死了,憋死呐!娃儿哎!”她平常称我陈先生,有时候叫我娃儿,“我哪里敢跟人说我家老头是英雄啊,解放后我坐了4年牢呢!说我是国民党军官的老婆哎!光复以后,国民党政府把我当烈士遗属,蒋介石亲自给我批的抚恤金,5万大洋,解放以后这全都是罪状呐!老头子给我留的四座小洋楼,在三牌楼的文德坊,全都给没收的劳……我读过书哎,是在汇文学院读地,又在军统报务培训班读地,不敢说哎,抓我坐牢时候我就说我没得文化,是文盲,这才把我放得呐……” 

我不解的问王奶奶“你现在是在一个自由的国家,你没有什么可怕的啊?” 奶奶叹了一口气,“我也是这么说哎,可是,还是怕,还是怕哦,你不晓得我们经历的是什么,比猪狗都不如哎!……  

我听不下去,一拳打在墙上,“这真他妈的岂有此理!” 我怒骂!

究竟是什么样的精神压迫,才会使人产生如此的恐惧,即便生活在了西方社会20年,这种恐惧依然如影随形,徘徊不去?!

 

王奶奶终于熬到了头。 

她的大女儿和儿子移民后,接着第三代纷纷而来,现在又有了第四代,春节聚在一起,四代同堂,是一个热闹的大家族了。  

我感到宽慰;又感到疲惫。疲惫地闭上眼睛,眼前出现了一个家族近百年的身影……  

1933年,出身于官宦之家的南京姑娘王志芳,嫁给了浓眉大眼、英气逼人的国民政府中央大学军事教官陈中柱。嫁给军人就是嫁给颠沛流离的生活。王志芳携着两个幼小的女儿,追随着丈夫艰难跋涉。 

1941年6月5日凌晨,陈中柱匆匆来到挺着大肚子的妻子面前向她告别。“志芳,我是个军人,保家卫国是我的天职。我要走了,不管生男生女,都要取名陈志,要他继承父志……” 看着丈夫逐渐远去的伟岸身影,她在心中呼喊:“你一定要回来啊!”  

可是将军再也没有回来。

战斗结束,战场上留下的是将军无头的躯体,将军的头颅被日酋割去。  

一夜之间,王志芳成了将军的遗孀,她要装殓自己的丈夫,不是无头的丈夫,25岁的王奶奶,身怀六甲,手中牵着6岁的大女儿,走进泰州日军司令部。  

王奶奶清晰地记起她与日酋南部襄吉大佐的一段对话:  

南部襄吉大佐喝问:你是什么人?  

“我是陈中柱将军的夫人!我来要我丈夫的人头!  

南部襄吉大佐:陈将军的夫人?陈将军有几个夫人?  

王:陈中柱将军只有我一个夫人! 

南部襄吉听后默然,将王志芳带入一个房间,香案上一个大木匣里,放着一尊大口瓶,陈中柱将军的头颅被泡在药水中。拨开亲人额前的黑发,王志芳的泪水决堤而出。  

南部此时脸上没有了敌意:“我们是两个国家,陈司令为他的国家,我是为我的国家。但我们敬佩他的英勇,敬佩他的精神。” 

王志芳将装有陈中柱将军头颅的木匣,紧紧地捧至胸前,走出了日军司令部的大门。身背后的日军军官齐唰唰地在给王奶奶敬礼。 

据悉,近年来,陈中柱将军的墓地已经从泰州迁往盐城烈士陵园,他终于回到了故乡。 

我松了一口气。  

抗战,不是一两个英雄人物或伟人之间的缠斗,而是一个民族的战争,全民的战争,它超越于各党派争斗之外,在这场战争中,是所有的战士们的浴血奋战,才取得了最后的胜利,他们可歌可泣,气壮山河!

独自将3个儿女抚养大的王志芳女士,已是100岁高龄,远在澳大利亚的老人不用再担心什么阶级斗争,思想斗争,清理阶级队伍,下放农村运动不用再担心派出所里自己的档案。  

自己的历史,是自己写的。 

老人米寿已历,100岁寿诞将临,王奶奶,好好保重,还有茶寿等着您。  

2014年7月31日

转自勇敢的猪鞭的博客,原标题为南京王奶奶,作者不详

林希翎归葬记

2015-10-17 南都周刊  杨昌鸣

通往太平山公墓的山石小道上,一支圆号、军鼓组成的乡村乐队,吹打着丧歌。紧随其后的殡葬队伍中,六位老翁肃穆得让人侧目,他们挺胸直背,却步态僵硬。他们的帽子清一色托在手上,任银发被风吹起。

这些老人要送别的是,他们青年时代的偶像和难友—被称为“第一学生右派”林希翎。为送这最后一程,前夜,他们从400多公里之外的杭州、湖州等地赶到温岭市箬横镇。这些曾经的“右派”,如今已是七八十岁的老人。六七个小时的路途颠簸,有人甚至憋湿了裤子。

没有哀号,没有焚香,在地处浙东的温岭市—这个讲究丧葬排场的地方,这样的丧礼可算得上简朴而少见。

温岭箬横镇,紧邻着山灵水秀的雁荡山。一排石壁之下的太平山公墓,顽石历历。“青山有幸埋忠骨”,牧师布道说。安葬于此的林希翎,确如顽石一般,她是中国“终生不得平反”的六大“右派”之一,也是其中唯一的大学生“右派”。

这一天,是2010年11月9日,距离林希翎病逝已一年有余。

2009年9月21日,林希翎在法国巴黎去世,终年74岁。“头七”那天,她的一部分骨灰在巴黎拉雪兹神父公墓下葬。剩下的部分,根据林的遗愿,由林希翎慈善基金会秘书长、葬礼执行人朱毅操办,安葬于中国。但是,这份骨灰却转徙于故土,难得其所。

一年之后,在多方努力下,从法国归来的林希翎长子楼信达,终于亲手将母亲骨灰安放于故乡的墓室。

离开中国26年,林希翎终于与故土的青山融为一体。尽管对于这片土地,她曾说,“我看到的是一种愚昧的幸福,很少有所说的智慧的痛苦,可惜我至死不能愚昧。”

家人的惊惶

林希翎的灵堂设在温岭市殡仪馆。11月9日,追思会开始前,一位温岭当地的女牧师主持了简短的宗教仪式。林希翎的老家人,从她的三妹到素未谋面的子孙辈,也都赶来参加。

她的遗像悬挂在灵堂的中央:一位端庄的灰发老妇,面相开阔,嘴角露出一丝笑容,又隐含着一股痛苦的自嘲。这种姿态,似乎是与生俱来的,如坟头那张摄于60多年前的老照片。当时她还是个小丫头,一顶缀着红五星的解放帽,盖住扎成两个小辫的乌发,拗拗的。

尽管20多年来,林希翎远隔重洋杳无音讯,她的亲人们至今还难以忘记50多年前那场浩劫的创痛。

与林希翎颇有几分相像的三妹,也已年逾七旬,是现在家族中最年长的长辈。这个短发健硕的村妇,噙着泪,望着二姐的遗像。

1935年出生的林希翎,原名程海果,程家四姐妹三兄弟,原能“坐满一台子”,但受老二林希翎的牵连,一家人在劫难逃。母亲林静枝丢了工作,又作为反革命家属和全家“充军”到宁夏农场,几乎饿死在那儿;弟弟妹妹也都背着她的“黑锅”,没能继续上书,只能在农村当木工,打打稻草,抬不起头。“我们的娘苦头吃足,温岭一搞批斗,就拿她当靶子。台下的人成千上万,台上汉子揪她头发,头一抬起来,就压下去。”林希翎的三妹回忆早些年过世的母亲,眼泪早已哭干。

1957年5月,在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念四年级的林希翎,响应“大鸣大放”政策,在中国人民大学和北京大学连续发表6次演讲,公然为“胡风反革命集团”鸣不平,大胆直言“毛主席的话又不是金科玉律”,并进一步指出“共产党内的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很严重”。

她的话在学生当中引发激烈反响,一时成为“勇敢的化身”。1957年6月,林希翎被批为“学生右派领袖”。当年6月30日,《人民日报》发表新华社长篇通讯《毒草识别记》,号召人大学生“揭发林希翎及其同党的反动言行”。短短一个月里,凡曾经支持或赞同,甚至仅仅同情或接触过林希翎的人,很多都被划为“右派”。林希翎说:“单单在北京,因我被打成‘右派’的就有一百七十多人,在全国各地更是不计其数。”

随着“反右运动”的深入,1959年8月,林希翎被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宣判为“反革命分子”。在北京草岚子监狱,开始了她15年的漫漫刑期。

1973年,提前几个月释放的林希翎,被下放到浙江金华武义农机厂,并与该厂技术员楼洪钟成婚。两年后,一听说邓小平重新出山主持中央工作,她就买了一张硬座火车票,只身上北京见“邓大人”。结果,撞上“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枪口,林希翎再次被捕,交原住地革命组织严加看管。

全家人被林希翎的事弄得惊恐万分,只得尽量不让她出门。1978年,中共中央下达文件,宣布摘去全部“右派”分子的“帽子”。苦熬活受20多年的林希翎,兴奋地为二儿子取名“春临”,认为“他的降临是吉祥的象征和历史的转折”。

1979年3月,林希翎不顾亲人的反对,买了一张硬座票,赴京重新提出平反申诉。1980年5月13日,就林希翎呈交的申诉书,《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通知》说:“经本院复查认为,原判认定的主要事实、定性及适用法律正确,决定驳回申诉,仍维持原判。希望你认罪悔改,彻底转变反革命立场,投身祖国的‘四化’建设。”这样,林希翎作为“不予改正”的“终生右派”之一,活化石般证明着当年“反右运动的必要性与正确性”。

灵堂外,花圈布满了走廊,有人送来了挽联:“青史刺玫瑰”、“数一时刚烈,看林家二姐”。

遗像前,林希翎的三妹抿紧嘴角愁楚不己。见此,林希翎的儿子楼信达,来到三姨面前,深鞠一躬,安慰说:“三姨,不用怕。万一有什么事,也不要觉得丢脸。因为今天的世界已经变了,她会带给你们光荣。温岭是个小地方,她也会给故土带来光荣。”

“民主民主,就是先要有发言权”

1984年,楼信达随母亲离开中国时,只有七岁。现在,他是法国一名金融软件工程师,自言“不是搞政治的”。对这个不善治家务又整天埋在报纸资料堆里的母亲,楼信达甚至觉得“不熟”。

“母亲生前,我从没听她提起过去,直到她死后,才开始知道她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楼信达听了母亲旧友的忆述,方始追悔。

奚纹,是林希翎当年的狱友,同被关押在北京草岚子监狱。在监狱组织上安排的“政治学习”中,事先安插的“积极分子”轮番对林希翎进行批判,但一个接一个被林驳倒。主持人无计可施,只得领着众人高呼口号,在声势上压过她。“仿佛让我重温了她在北大千人大会上辩论的情境。当年我崇拜的人物,竟然就在眼前。”奚纹回忆说。

当时北大千人大会也在场的钱理群,记得林希翎一番爆炸性的讲话后,有人为她鼓掌,求她签名,也不乏人轰她,甚至递纸条辱骂她。林希翎的演讲把北大内部本来就存在的两大派系之争推向了白热化。在《林希翎:中国1957年右派的代表与象征》一文中,钱理群写道:“因为当时年龄尚小,她提出的许多问题是原来没有想过的,一时也想不清楚”,“但对那些轰她的人我是反感的,觉得有违北大的民主传统”。

林希翎慈善基金会秘书长朱毅,曾牵头为林昭塑像,也正是在为林昭收集史料的过程中,他发现林希翎是“反右运动”中一个绕不过的“风暴眼”。

朱毅采访北大学生张元勋,张说起林希翎在北大三角地讲坛的风姿,就学起她的声调和语气,俨然被林希翎当年的气场所征服;之后,从林昭的恋人甘粹那里,朱毅又得知,甘粹正是主持了林希翎在北大的讲演,才被打成“右派”。在被人夺走了话筒和稿纸后,甘粹嘴里还不住重复林希翎的话:“民主民主,就是先要有发言权。”

归葬北京

在林希翎过世的当天,朱毅还和她通了电话。与身在北京的朱毅联络,几乎成了林希翎最后一年的日常活动。

朱毅习惯称呼林希翎为“大姐”。2009年9月21日晚11点25分(北京时间),巴黎正是晚饭时间,朱毅就如常给林希翎挂了个电话。“大姐打电话,总是让我放下电话,她回电。她说,你没有钱。而她自己的生活来源,仅仅是法国政府发放的500欧元救济金。每个月打打电话就花去400欧元。”朱毅说。

但是那天,林希翎却抓着电话不放,吃力地要往下说。电话那头沉重的喘息,分明听出日渐严重的肺疾给她带来的痛苦。

她断断续续地诉说着忧虑:儿子工作的落实,找钱理群写悼词,还有“能不能让我回北京”……朱毅觉察到不对,但那头的声音已经微弱下来,只能艰难地捕捉到“统一……普世……两岸”几个字眼。随后,任朱毅在北京的电话前疾呼“大姐,大姐”,电话那头,却再无人回应。

第二天早晨八点零五分,朱毅接到楼信达电话,获知林希翎已经在巴黎与世长辞。楼信达检点母亲的遗物,打开她身处巴黎九十四区公寓的冰箱,只有两个蛋和三个西红柿。

“‘能不能让我回北京’是什么意思?”朱毅当时没有回过味来,直到之后在杂志上看到原中国人民大学纪委书记王前说,“如果林希翎不平反,我的骨灰不进八宝山”,朱毅才揣摩出“大姐”的心思:要归葬北京。

在林昭铜像前举行迎林希翎骨灰仪式”的计划,在朱毅的脑海里成形。2009年成立的林希翎慈善基金会,正是由他担任秘书长,主要为当年的北大难友筹款。

朱毅原想,把“大姐”的骨灰在林昭的塑像者严正学家暂时安顿一下,等塑像完工,再在北京安葬。但考虑到其中的压力,朱毅还是听从楼信达的建议,让林希翎的骨灰,回浙江温岭老家入土为安。

今年11月6日,朱毅接到楼信达飞抵国内的消息后,就让林希翎慈善基金会副秘书长王书瑶知会了北大和人民大学。这一来惊动了北京的公安部门。“他们没有理由来阻挠,但叮嘱千万要低调。”朱毅说。

“像林希翎这样一个人,在我们这个地方绝无先例可循。”温岭市党校教师、原温岭市宣传部副部长穆毅飞说。这位天天出现在台州电视台评点新闻的当地“名嘴”,主持了林希翎的追思会。温岭从属台州,“台州式硬气”因鲁迅的《为了忘却的纪念》而为世人所知。

整个仪式进行得按部就班,几乎没有受到干扰。“一不参与,二不干扰,三有所防范,就把她当做一个普通的归侨看待”。穆毅飞这样解读当局的态度。葬礼当天,当地的统战部门无人出席,穆毅飞说,“既然是普通归侨,政府官员就没有必要到场。”

总有人出高价让她出来说话

这趟回国,楼信达很匆忙。他说,自己从中国驻巴黎大使馆接收的5000欧元丧葬费,还来不及换成人民币,就揣进了行囊。

楼信达现在还记得,母亲在法国的家里,常在客前翻出影集,把她和吴仪等前国家领导人的合影,指点给人看。2002年朱镕基访法期间,她还作为旅法华人华侨的代表受到了接见,这是两个“老右派”穿越般的见面。

近年来,她的声音越来越鲜为人闻。朱毅甚至认为,她的晚年近乎孔子的“述而不作”。

在楼信达眼里,这事的起因很单纯。因为母亲出访美国期间,常有人来找她合影。“林大姐,你为什么不收费?”有人从旁提醒,她还不知所然。后来才知道,不少海外“流亡者”靠这种方式,谋个政治身份,混口饭吃。“我妈特别看不起给自己贴标签,而不是自食其力的‘流亡者’”。

1980年代初到法国,巴黎高等社会科学院为林希翎提供了一份三年的高薪合同,请她编写关于“五七”的历史书。收入有余裕,她甚至和温州商人合伙做起生意,但事后钱款被骗。没有工作的林希翎,为补贴家用,到处找中餐馆打工,扫大街的活也干过。

但是,“她从来不缺赚大钱的机会,总有人出高价让她出来说话。”楼信达说早在1983年,台湾方面网罗林希翎,被她顶了回去。

1999年,法国出兵科索沃,林希翎又向法国政府提出抗议,成为一个不合时宜的人,导致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一直无条件资助她的法国托洛茨基派的劳动人民党,在经济上对她“断供”。

“她这个人有点‘傻’,完全不像一个中国人。即使在国外,也很少像她这样直来直去,由着自己意志说话的人。”楼信达感触良深。

入土为安

离开中国大陆整整26年,林希翎并未斩断和故土的联系。早在2004年年初,林希翎曾返回北京,在临近平安大街的协作胡同,租住了半年,试探平反的可能性。

“八无八有:无私无欲、无怨无悔、无辜无奈、无仇无敌;有心有肺、有情有义、有肩有骨、有胆有识,是林希翎在胡耀邦逝世二十周年之时献上的挽联。在朱毅看来,这也正是“大姐”的自况。

在太平山公墓的坟碑上,穆毅飞为林希翎选定的墓志铭,深得家属的认同。这是她生前接受记者采访时所说的一段话:“我在中国看到的是一种愚昧的幸福,很少有所说的智慧的痛苦,可惜我至死不能愚昧。我恐怕与任何当权者都难以合作,是一个永远的批判者。幸运的是,在民间我有大批朋友、志同道合者。感谢上苍,在我九死一生之际,总会派出天使,将我救出死亡的幽谷。我也无怨无悔,将身上的十字架背负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这是我妈一生的写照。”楼信达说。

在牧师的祷告声中,冷风扫过坟堆。六位“五七难友”一一抱过林希翎的遗像,若有所失。他们和林希翎都素昧平生,其中最高龄的叶光庭,已经88岁,而年纪最小的叶孝刚,也已70岁。“你们世人要归回,千年如已过的昨日,又如夜间的一更……”牧师诵念着《圣经》,老人们则在风中战栗。

墓碑上,林希翎和楼洪钟的名字,一红一黑。事前,楼信达征求父亲楼洪钟(林希翎前夫)的意见。这位出身浙江农村的知识青年,当年因崇拜林希翎而与她结婚,如今希望死后能安葬于林希翎的旁边。

“没有什么比在故乡入土为安更好了。”朱毅对着林希翎的遗像,深鞠一躬。

金庸父朱自清子被枪决内幕

 

喜欢金庸小说的人都知道,金庸并不姓金,而是姓查,本名查良镛。“金庸”是他的笔名,由“镛”字一分为二而得。1924年2月,金庸出生在浙江省海宁县袁花镇。海宁查家在当地是数一数二的世家望族。在查家祠堂内的几十个牌匾上,记录着族中功名人士,其中官至翰林的并不鲜见,而查家最有名的先祖当算是查慎行、查嗣庭兄弟了。查慎行是清代的着名诗人。当时称为“一门七进士,叔侄五翰林”。

据说查枢卿不是那种土地主,他受过西洋教育,属于那种过渡时代的中西混杂的人物。金庸生母名叫徐禄,19岁与金庸的父亲查枢卿结为夫妇。查枢卿与徐禄感情甚笃,先后生下五子和二女,金庸是老二。

1937年,日寇侵入江南,他的家乡袁花惨遭轰炸,查枢卿夫妇带着全家逃难,徐禄得急症病亡。当时,13岁的金庸尚在嘉兴读书。金庸的继母名叫顾秀英。11岁时,顾秀英押给查家当丫环,起先伺候金庸的祖母。徐禄病亡满3年后,查枢卿续弦再娶,小他17岁的顾秀英便做了他的新妻子,先后生下四子二女。

关于这一点,在所有介绍金庸的书籍和文章中都绝少提到。这是因为,在20世纪50年代初,金庸的父亲查枢卿被地方政府判处死刑———刀起人头落,咔嚓了。

在那杀人有硬性指标的高压时期,与查良镛的父亲查枢卿同时被咔嚓的,还有饿死不吃美国大米的朱自清儿子朱自清之子朱迈先;还有不少具有民族气节的国民党抗日救亡将领;起义投诚人员。

同胞间互相残杀,尤其是杀害已经投诚起义人员,杀的更过头;傅作义北平起义当了个水利部长,傅作义部下呢?都成为:刀下断头鬼;荒野乱游魂;统统被咔嚓;瞬刻把命亡!

朱迈先曾投身抗日救亡运动,但在解放初期被当做反革命匪首并立即咔嚓了。

朱迈先系现代文学家、民主人士朱自清的长子。一九五一年十一月,年仅三十三岁的朱迈先以"匪特"罪被湖南新宁县法庭判处死刑并立即执行。一九八四年朱迈先之妻傅丽卿奔走多年申诉,该法院才承认错判,为死者恢复名誉。

傅丽卿坚信丈夫是无辜的。在朱迈先死后的三十余年里,她多方申诉,为他平反而奔走。直到一九八四年,新宁县法院才认真复查旧案,承认一九五一年的判决书纯属错判,恢复朱迈先起义人员的名誉,澄清事实真相。

八十年代初,年近花甲的傅丽卿带着两个儿子和一个媳妇,千里迢迢去北京探亲,这是她同朱迈先结婚后三十六年第一次跨进朱家门。她无比激动地拜见思念已久的婆母和弟妹们,孩子和媳妇也叩见奶奶叔叔和姑姑,朱自清的家属们才实现了真正的大团圆。

有人诗曰:月冷寒泉凝不流,棹歌何处泛归舟。白苹红蓼西风里,一色湖光万顷秋。

查良镛的父亲查枢卿在50年代初被咔嚓,这对查良镛来说当然伤春悲秋,是难以想象和接受的悲剧。他说:“人入黄泉不能复生,算了吧!”后来,嘉兴市委统战部、市侨办联合组织调查组,对查枢卿案件进行了复查,遂由海宁县人民法院撤销原判,宣告查枢卿无罪,给予平反昭雪。

查良镛得知后,专门驰信海宁县委领导:“大时代中变乱激烈,情况复杂,多承各位善意,审查30余年旧案,判决家父无罪,存殁俱感,谨此奉书,着重致谢。”

查良镛在香港,当然乱说乱骂乱放;在武侠小说中,常指鸡骂狗;杀父之仇还说致谢,只有鬼才信。在《金庸大传》中有专写其父冤杀记述。

金庸出生时,查家有3600亩田地,租户有上百户,因此金庸的父亲查枢卿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大地主。查枢卿被平反,无非是说明:用财富积累划分敌我;用财富积累划分谁死谁活;多么地荒谬绝伦。你分别人田,白吃白拿也就罢了。还不依不挠,叫地主脑袋瓜子搬家,实在过火。

这还不算,查枢卿生出个会写武侠小说的儿子查良镛,才宣告查枢卿无罪,给予平反昭雪。然而,成千上万的小地主,也就几十块田,统统刀起人头落,咔嚓了。因为没有生出个会写武侠小说的儿子,就不予平反昭雪?

李锐谈毛入木三分

 

网文

李锐也算是一个很独特的人物,他是老资格,与毛泽东有很深入的接触,观察也很独到,一部《庐山会议实录》,风行一时,被奉为党史研究经典;李锐曾经出版过《早年毛泽东》,他也有资格写一本《晚年毛泽东》。李锐的一些讲话和发言,被一些人恨得牙根疼,但是对李锐这样一位已经九十多岁的老人,似乎也没有痛下杀手的堂皇理由,这也许就是混迹北大的孔庆东所谓的党中央太“心慈手软”吧?
李锐情感经历曲折跌宕,他的夫人曾经与邓力群有染,此女人又多次欲置李锐于死地。李锐女儿的《我有这样一位母亲》,读之令人心惊肉跳。实际上,这样的女人岂独范女士一人哉?江青、叶群、刘淑宴,包括王光美等也有着怎样的人生经历啊?毛泽东批评,不要自己的老婆当办公室主任,但江青岂止是办公室主任的嚣张气焰?据说,罗瑞卿出访归来,给叶群买了一双高跟皮鞋,还一再交待:不要让郝志平知道,我只给她买了一条围巾。陆定一的老婆写匿名信揭发叶群,惹起轩然大波,还有是林伯渠的年轻夫人自杀,在中南海引起一阵惊疑,而康生的老婆曹女士也不甘寂寞的货色啊。
看到网友博客上这篇李锐为一本书做的序,转载在这里,奇文(共)赏之。

我一直认为,对毛泽东的研究要深入下去,无论是他正确的或错误的方面,都要深入的研究。关于他正确的方面的文章、书籍已汗牛充栋,固然也待进一步研究;然而对他缺点、错误方面的研究,就显得很不够。须知,正是他的严重错误,给我们中华民族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其影响既深且巨。我说过,他的阴影仍然笼罩着我们,这不能不有待研究。
这本关于毛泽东翻云覆雨、出尔反尔、变化无常的书,是从一个侧面、一个独特的视角来研究毛泽东的。据我所知,这样的书,迄今还未曾有过。编者说,这本书的写作,是受我的有关方面的一些说法的影响而促使的。他在前言中引用了我的话:“言行不一,出尔反尔,在毛泽东晚年达到令人害怕的程度。”然后循此发掘开去而写成的。书中大量事实不仅说明我的言之无虚,同时也阐发了我的观点,发挥了我未及细述的一些问题。对此,我当然是支持的。

我上面的话,是在 1980年10月25日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草案)小组讨论会上发言时讲的。当时讲这个话是有充分根据的。与会许多老同志谈到这类问题时,十分激动,有些话讲得也很尖锐。如方毅谈到,毛是一个暴君。

当时大家之所以要讲这些,一是由于毛晚年错误对我们党的伤害太大,必须如实的讲出来。二是希望在《决议》中能对毛泽东这方面的问题有所反映,以便全党能够从中汲取教训。但是,当时有个指导思想,叫做“宜粗不宜细”,所以涉及毛泽东的错误,尤其是作风、个性、人品等方面的许多问题都回避了。

鉴于当时“文化大革命”刚结束不久,对毛泽东的个人迷信及其社会影响还广泛存在,从政治上考虑,在《决议》中暂时不谈这方面的问题是可以的,参与讨论的人大多也能接受。但是,作为历史科学的研究,则与“宜粗不宜细”相反,应该“宜细不宜粗”。所谓的“细”,就是涉及毛泽东的许多错误的具体的客观事实,都要仔细查清研究。比如“文化大革命”,不去研究毛泽东是何种心态,如何策划于密室,背着党中央进行暗中活动等等问题,只说“毛泽东负有主要责任”,这显然是不够的,也不可能从中汲取真正的教训。结束毛泽东的错误至今已有二十多年,还要回避这个问题,就说不过去了。

这二十多年来,类似毛泽东那样独断专行的错误,还时有发生,这不能不同当年为维护毛泽东同时也维护了这些人的一些错误有关。记得“大跃进”饿死几千万人之后,在讨论经验教训时刘少奇说过:“成绩要讲够,缺点要讲透。”这个用到今天,就是要把历史上所有问题包括毛泽东的错误在内,都需要“宜细不宜粗”地讲够讲透。只有这方面的问题弄得“细”一点,弄明白一点,才能真正避免重犯毛泽东类似的错误,不然是很难做到的。
这里涉及到制度同人的关系问题,邓小平说过:“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不是说个人没有责任,而是说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333页)这是讲得对的。当时我们听这个讲话,深受鼓舞,以为从此启动政治体制改革,可以从制度上解决问题了。二十多年过去了,改革得怎样呢?邓小平所讲的“一言堂、个人决定重大问题、个人崇拜、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一类家长制现象”,不是还缺乏必要的制度约束吗?邓小平还讲道:“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毛泽东同志就说过,这样事件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是不可能发生的。他虽然认识到这一点,但是由于没有在实际上解决领导制度问题及其它一些原因,仍然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同上)

人们不禁要问,毛泽东既然认识到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治的问题,为什么不从领导制度上去解决呢?我认为,从后来披露的许多史料说明,毛泽东根本就不认为斯大林有多大的错误,(他的话是“列宁、斯大林这两把刀子不能丢”)反而将揭露斯大林错误的赫鲁晓夫斥为修正主义头子,恨之入骨。他是基本上肯定斯大林执政的正当,怎么可能想从领导制度上来解决他那无上权力应受约束的问题呢?毛泽东的许多重大错误,都是在他说这个话之后,而不是之前。如果他有一点这方面的意愿,还能因彭德怀、刘少奇的一点意见分歧,就把人家往死里整吗?这说明,有了像毛泽东这样容不得不同意见的人,又拥有无上的权力,根本就不想建立能够防止斯大林那样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治的制度,谁也管不了,谁也对他无可奈何。

从延安整风运动之后,毛成为党的绝对权威,且有了制度性的规定,1943年后,毛在书记处有最后决定权。毛本人也逐渐听不得不同意见,1949年之后,更对任何不同意见视为拂逆之举。毛被神化,直到自称为“马克思加秦始皇”。在毛之后,邓小平虽然提出并试图解决这个问题,在党的十三大报告里关于政治体制改革中曾多少有所反映,但是国家这么大,“总得有一个人说了算”的惯性,邓也摆脱不了,这是大家见到的事实。邓之后又过去了这么多年,政治体制改革仍然不能同经济体制改革同步前进,这不正说明毛泽东的阴影还是笼罩着神州大地吗?

我认为,中国要改革,要前进,要“与时前进”,要能够真正成为现代化的国家,必须对毛泽东的各种错误进行清理,消除其影响。毛泽东政治上的皇权专制,经济上的小农经济、民粹主义,文化上的鼓励愚昧、歧视科学、打击知识分子等,都曾给我国造成无可挽回的损失和影响。而且这些东西,不准说,不准写,一个劲儿地捂着,难道是一个慎重的党的态度吗?斯大林的错误和罪行被揭露后,我们曾采取捂的办法,没有能从中汲取应有的教训,以致重犯了斯大林的错误;对毛泽东的问题一个劲地捂着,同样也是重犯了毛泽东的某些错误,为什么就不能改一改呢?真要改革,对毛泽东的错误就不能回避。

这本关于毛泽东翻云覆雨的书,虽然不是全面论述毛泽东的错误,但就这一专题,作为冰山的一角,也能展示毛泽东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一些错误思想,供人们去认识和研究毛泽东,无疑是有积极意义的。翻阅这本书之后,给人这样一个深刻的印象:新中国建立以来,毛泽东的每一次重大错误,几乎都和他出尔反尔、翻云覆雨有关,大者如丢掉他多次讲过的新民主主义政治、经济,急急忙忙搞“穷过渡”;响应他号召“帮助党整风”,提意见,没有料到他来了“阳谋”,打“右派”;庐山会议原本要纠正“左”的错误,彭德怀写了一封纠“左”的信,就被打成“反党集团”头子;吴晗本是响应“学习海瑞”的,却成了发动“文化大革命”向知识分子开刀的祭品,等等。

由于从这一角度所考察的问题,都是建立在确凿的事实基础上,也就具有很强的科学性和说服力。这与那些汗牛充栋、连篇累牍地只对毛泽东颂扬,歪曲历史、掩盖历史的书籍,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有些为掀起“毛泽东热”的书籍,对其错误讳莫如深、三缄其口,是完全违背实事求是原则的。有的党史书上,竟然说谎话到“文化大革命”的发动者都不知道是谁了。这种“导向”,要把人们引向何处去?日本人总是不愿意彻底承认和反省过去侵略中国的罪行,激起中国人强烈的愤慨;难道我们中华民族也是不愿意承认和反省过去历史的民族吗?一个不知道反省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

这本尊重历史、还历史本来面目的书,仅就其求实态度和科学精神来说,就是十分可贵、值得鼓励的。这类著述多一些,对我们汲取历史经验教训就会多一分益处,对推进改革也会多一分动力。果能如此,乃人民之幸,民族之幸。(《李锐谈毛泽东》,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出版)


李锐兴致勃勃,在谈话中间提到中国文化时,叫人从装饰柜上拿来一个镜框给大家看。我看到镜框裡面嵌着一幅红色剪纸。在一片荷花莲叶图桉旁边,剪了几行中国字:
做人与当党员发生根本矛盾时,我不惜牺牲一切,坚持了前者,对得起自己,也对得起历史。
李锐介绍说:“这段话出自党成立八十周年时,我写的一篇纪念文章《做人与当党员》中。这是一位日本朋友送给我的第二幅剪纸,第一幅是我的‘九十自寿’诗。她叫及川淳子,曾经是日本驻华大使馆文化处的工作人员。她在华期间学会了中国剪纸,回国后读博士,她的博士论文的题目是:《在现代中国言论空间中的政治文化——以李锐为中心人物的‘改革派老干部网络’的形成与改变》,已经出版。

她曾两次来到我家,把她的博士论文和剪纸送给了我。”
我想起几年前听李锐说过:他的一些着作,包括《庐山会议实录》、《李锐反“左”文选》等,在大陆被禁止在各大书店公开销售。二○○八年有几个湖南的积极分子,想发起召开一个小型的“李锐思想学术研讨会”,也被当地政府禁止。人们说:“李锐生活在大陆,而研究李锐却在海外。”这句话令人深思歎息!
李锐对大家说:“最近我写了四首打油诗。三首说古,一首道今。现在给大家念念。”接着,李老高声朗诵起来:
生活流氓政治氓,贤妻早识太心伤。
莫予毒也杀成性,培养奴才大黑帮。

萧三一语三字夸,道破其人品太差。
其乐无穷拼命斗,家亡国破尽由他。 

运动频频无限哀,人才不要要奴才。
滔天罪恶何时了,文革呜呼晓色开。

 一生实现马加秦,阴影依然居独尊。
阶级斗争虽不讲,自由民主总关门。 

听着李锐念诗,我蓦然记起他写的另一首诗:

林公名句授閒章,怀友诗文挂客堂。
老骥忧心仍未已,惯于鸣放笔耕忙。

前年七月,李老把这首诗写成条幅送给我,向我解释说,“林公名句”是林则徐被流放新疆时写的两句诗——“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并当场把这两句诗的“閒章”印在条幅上。这首诗是李老晚年生活自况。李锐的一生,波澜起伏,宠辱不惊。他记录过大量的诤言信史,随着年龄的老迈,近年来较少“笔耕”了,但“老骥伏枥”,仍在“鸣放”,“忧心未已”。他现在出版的《李锐文集》和《文集》中最后一本书《何时宪政大开张》,都是香港版。
我同李锐有过多次谈心,聆听到这位老人的许多真知灼见,那是一种愉悦和享受。这次巧遇李锐一家三代团聚,谈论的不是私事、家事,而是国事,乃至世界大事,彰显着李锐的一种固有的、博大宽阔的胸怀。

以惨烈载入吉尼斯纪录的信阳事件前因后果

 

“信阳事件”指的是1959年冬至1960年春,发生在河南省信阳地区的饿死一百多万人的惨痛事件。这是共和国初期,由于“反右派”“大跃进”“公社化”酿成的一场人为的大灾难。这个事件是中国三年(1959~1961)大饥荒(因为其惨烈的程度而被《世界吉尼斯记录大全》列为世界上最大规模的饥荒)的缩影。

1980年笔者在《河南日报》任记者站长时,曾写过一篇《“信阳事件”应当重审》的建议文章。交总编辑何风德同志,并陈述了意见。何总编说,1950年代以来的大量冤假错案虽已平反改正,但这个“事件”上面没有说法,可能还是个“禁区”,不宜公开发表,先登内参看看反应。内参刊发后许久没有任何反应。何总编告诉我,这件事领导上无一人置可否,看来时机不成熟,不要再提此事了。

如今时间又过了28年,“信阳事件”已过去快半个世纪了。然而,今天同50岁以下的人谈起“信阳事件”,他们却像听天书一样,惊诧不已,认为是“天方夜谭”。而随着时光的流逝,那段悲惨历史的亲历者,多数已经离开了人世,他们记忆中那些珍贵的资料,随着他们的逝去已永远消失了。再过十年八载,这一代人越走越多,消失的记忆也就越来越多。几千万生命换来的血泪斑斑的教训,可能就会被后人遗忘了。基于此,在28年之后,错想重提总结研究“信阳事件”这个建议,使后人永远牢记那段悲惨而沉重的历史。

一、“信阳事件”的成因和发展过程

位于豫南的信阳地区,历史上素有“鱼米之乡”“豫南粮仓”之称。信阳地区1956至1958年都是好年景,1959年“人祸”加天灾造成严重减产确是事实,最后落实的粮食总产量是30亿斤。按当年农业人口800万(实为780万)计算,扣除种子、饲料,人均占有口粮还在300斤以上。再兼由于前三年风调雨顺收成好,社、队和群众都还有些家底,比历史上一般灾年的情况还要好一些。那么,粮食到哪里去了?为什么会发生饿死一百多万人的大悲剧呢?本文以个人的亲历新闻,概述“信阳事件”的全过程,以印证上述观点。

信阳地区在“反右”之前,急躁冒进,强迫命令之风就已刮起,农民意见很大。“肃反”中违法乱纪,伤害人较多,知识分子和干部有些意见。凡是反映真实情况,讲了真话的人,几乎都被戴上了“右派”帽子。全区大约划了一万多个“右派”。

信阳地区不仅划的“右派”多,对“右派”的惩罚也特别严酷。有数以千计的“右派”在绝境中丧生,抛骨荒野;更多的人妻离子散,家破身残。以信阳地委改造“右派”的重点场所万胜山林为例,在200多名“右派”中,饿死、打死、折磨死、自杀的有一半之多。原地区粮食局干部李雪白不堪忍受侮辱、饥饿、毒打,深夜跑到附近河边,在一颗树上吊死。林场办公室主任贾文明宣布他“思想反动,拒绝改造”,指使打手就地挖了一个两米深的坑,将其尸体推下,打手们将几十斤、上百斤重的大石头砸向坑中。李雪白的尸体瞬间化为一摊肉浆。他是万胜山林场自杀的第一个“右派”。1959年冬,一个风雪交加、气温约在零下10度的夜晚,林场基建大队长徐兰宇命令“右派”们连夜从山上扛木料下山,规定每人要往返三趟(约50多公里山路),完不成者批斗、免餐(第二天不准吃饭)。这一夜滑入山沟摔死、冻死、投水自杀的有17人之多。

“反右”之后,立即出现了两个严重后果:一是实事求是作风荡然无存;二是领导者的“权威”大大加强,干部们时时处处,小心翼翼看领导脸色说话做事,违反科学、蛮干之风骤起,违法乱纪现象继续发展。

乘“反右”胜利的东风,信阳地区的“大跃进”迅速掀起了高潮,出现了许多神话般的“奇迹”。其中造假最早,影响最大,风靡全国,吹到印度的(岈山公社代表应邀到印度介绍“大跃进”的成果和经验),便是信阳地委的重点遂平县嵖岈山公社。这个社1958年夏首先放了一个亩产小麦3200斤的“大卫星”,接着,邻县西平放出小麦亩产7320斤的“特大卫星”。在省、地委的表扬鼓励下,岈山办起了全国第一个人民公社。(编者注:1958年春,信阳地区的遂平县岈山把几个高级社联合成一体。当时取名叫集体农庄,学苏联的,实行领导、计划、分配、财务四统一。不久,毛主席讲到:“人民公社这个名字好”,就取名为人民公社,岈山就成了全国第一个人民公社。到8月份,全地区实现了公社化。——引自《“信阳事件”——一个地委副书记的回忆》,张树藩著,《百年潮》1999年第12期。)

信阳地区左风越刮越猛,假话越说越玄,造假越造越离奇,强迫命令瞎指挥也越搞越惊人。有些地方深翻土地要求达到五尺、八尺、一丈二,密植要求每亩下种一百、二百、三百斤,调集几十万劳力上山砍树劈柴炼钢铁,砸锅卖铁制农具投入小土炉中放“卫星”。信阳县鸡公山公社水稻亩产48925.7斤,息县南瓜亩产202735斤,商城县日产铁29074.6吨,上蔡县一头母猪一次生下64只小猪仔,配种模范李桂英养的骡子竟然生下了小骡驹……这个时期全区上下,城镇农村,土炉遍地,黑烟蔽日,红旗招展,锣鼓喧天。干部们挖空心思造“奇迹”,放“卫星”,送喜报。千方百计强迫群众搞那些荒唐可笑、劳民伤财的无效劳动和破坏性劳动。

经过一年多的瞎指挥、胡折腾,加上局部地方的水旱灾,1959年粮食产量比上年减产一半。这些“奇迹”“卫星”全是自欺欺人的假货,上自省委,下至社、队的干部们人人心中明白,但却没有一个人说破。有点不愿说,有点不敢说。同寓言故事《皇帝的新装》中的情景颇为相似。胡折腾造成了大减产,信阳地委9个常委中除副书记、专员张树藩外,其余一致认为形势大好:“‘大跃进’创出‘大奇迹’,大灾年夺得大丰收。”干部群众中谁稍有怀疑,就被指责为“摇头派”“算账派”而遭到批判斗争。

当年秋后在省委召开的三次干部会议上,信阳地区各县上报的产量竟高达350亿斤,张树藩忧心如焚,又不敢批评,只是一再要求各县、市一定要冷静,要实事求是,上报数字才逐次下降为250亿斤,150亿斤。地委书记路宪文对张树藩的“泼冷水”大为恼火,在大会上指责张为“右倾机会主义”,自己定了个单位数,让工作人员按总亩数推算产量,得出结果出乎他的意料,只有80亿斤。张树藩还是不同意,当即被停止工作,接受批判。最后,地委决定上报72亿斤。这样,省委就按72亿斤总产下达了征购任务。征购中不择手段,强迫命令,又批又打,入库16.8亿斤后,就进行不下去了。因为,全年实际产量只有30亿斤(这是落实的数字),交征购粮16.8亿斤后,只剩下13.2亿斤,农业人口每人全年占有粮食只有160斤,扣除种子、饲料,人均口粮只有100斤。夏粮已吃了几个月,所以征购未完成,许多社、队就没有粮食了。在完全断粮之前公共食堂的伙食情况,下面这个顺口溜,形象地描绘了当时饥饿的状况:

清早的馍二两重,下边有个万人洞;晌午的饭一勺半,只见叶子不见米面;黑了的汤照月亮,不喝吧,饿得慌,喝了吧,尿床上,娘打一巴掌,跑到大街上,哭爹叫娘到处藏。

1958年10月起,大部分公共食堂断粮停伙,群众开始逃荒,饿死人事件相继发生。

虽然出现了断粮停伙,农民外逃,饿死人等严重问题,虽然人民(包括省、地、县、社许多领导干部)对这一切心知肚明,就是没有人敢讲真话。在庐山会议精神“鼓舞”下,省、地委又把交不出粮食定性为“阶级斗争”在粮食问题上的反映,在全区掀起了“反右派”斗争,先后又有一万多人受到批斗,有3300多名党员干部受到处分。在巨大的政治压力下,社队干部不得不把种子、饲料和剩下的一点口粮作为“余粮”交了征购。就这样仍未完成征购任务。粮食上交了,食堂停伙了,谷糠、薯藤、野菜、树皮、草根吃光了,农民为活命外出逃荒。地委又下令把外逃群众当作“阶级敌人”和“流窜犯”对待,到处设卡拦截,当年冬季共拦截收容46万多人,其中有不少人被打死、饿死在收容站内。有的人饿急了,偷杀吃了牲畜,被发现了一律按破坏生产定罪。全区逮捕2000多人,其中有判死刑的,有被打死的,有饿死在狱中的。同时,地委还责令邮局对发往中央的信件一律扣留,被扣下的信件有12000多封,被追查出的寄信人,受到了残酷批斗和处理。

同时,1958年开始的“公社化”剥夺了农民的一切,不仅土地、牲畜、农具等生产资料被剥夺了,连维持生命的口粮,也掌握在公社手中,种什么庄稼,下多少种子,一天吃几两粮食,都由公社干部定。公社和食堂,把农民牢牢地束缚在本村的土地上,使之失去了包括外出谋生,逃荒活命在内的一切自由。

农民在失去这一切时,也丧失了生产积极性。“大跃进”开始后,粮食连年大减产(信阳已如前述。资料显示,全国粮食产量1959年比1958年减少15%,1960年比1959年又再减少15.6%),就是例证。把大减产说成大丰收,又来个反瞒产、高征购,挤光了农民活命的口粮和农业再生产的种子。可怜的百姓们,上天无路,入地无门,逃不出去,信寄不出,只有活活饿死床头,倒毙路边。

下面摘引几个党委文件中记述农民被饿死的惨状。1960年12月17日光山县委《关于“民主补课运动”的初步体会的报告》中称:“这是全县几十万人民从未有的一次大惨祸”,“死亡人数25万,死绝的户数就有5647户。城郊公社高店大队吴围子小队120人中,饿死72人,占总人口的60%,16户死绝。北向店公社李大畈大队被打死、饿死1503人,占总人口的62.6%。”当时的光山县“房倒屋塌家徒四壁,一贫如洗、人人戴孝,户户哭声”。

此外还有一种死亡:1959年11月到1960年7月,信阳地区在“反瞒产”追逼粮食中,正式逮捕1774人,其中36人死于狱中;拘留10720人,有667人死于拘留所中,死因不明。为活命外逃被拦截收容的45万多人中,有多少人死于收容所中,无从得知。类似事例很多,但无法统计出总体状况。

上述几例,可以窥见大饥荒和违法乱纪的惨烈程度。公安部徐子荣副部长是信阳确山人,他在调查中,也曾多次流泪。铁的事实表明“大跃进”“公社化”是酿成“信阳事件”大惨剧的直接原因,其源头就是“反右派”斗争。

 

二、“信阳事件”的曝光、定性、发展变化和处理结果

1959年9月底,征购未完成,群众口粮、牲口饲料、来年的种子都被用光了。此时,张树藩已被停止工作,接受批斗。大会批、小会斗连续进行了两个多月。这个时期正是饿死人情况最严重的时期。农民大量饿死,实在瞒不住了,省、地委统一定的调子是浮肿病、传染病死的,不准说是饿死的。张树藩在被批斗、被软禁中听到了一些饿死人的情况,他忧心如焚,想不出办法。当时地委仍未采取措施,始终不敢承认人是饿死的。全区统一的口径都说是瘟疫传染死的。直至十一二月份,在大量饿死人的情况下,地委才向省委写报告要了粮食。(张树藩去世前,给信阳地委书记李中央寄了一份材料,作为他给信阳地委的忠告。后来,这个材料被作为他的回忆录,摘要发表在《百年潮》1998年第6期上。)

1960年2月路宪文找张树藩谈话说,从今天起你可以工作了。对于把张划为“右倾”连续批斗几十次,一字不提。张树藩想,只要能恢复工作就好。恰在这时,国务院内务部郭处长来信阳淮滨县检查救灾工作。张向郭处长反映了饿死人的情况。郭问饿死有多少人?张说,我已经4个月没有工作了,全区情况不了解,估计有20到30万人。郭处长感到问题严重,两天后就回了北京。后来听说,郭回京后向内务部领导作了汇报,内务部领导向国务院秘书长习仲勋作了汇报,习仲勋向中央纪委书记董必武作了汇报。董老迅速派两位处长(李坚、李正海)来信阳调查。调查期间,省、地委多次设置障碍,掩盖真相。两位处长排除困难,冲破阻力,逐县逐社艰难工作了3个月,基本查清了问题,他们查出的数字是饿死105万人以上,比张树藩估计的多好几倍(如果不是张树藩被批斗之前自己做主发放700万斤救济粮,如果不是他恢复工作后,及时向郭处长反映了饿死人的情况,信阳地区饿死的人数还要多)。

在信阳地区的民间记忆中,“信阳事件”和大饥荒被叫做“过粮食关”。这有两种含义:在“反瞒产”中被打死、逼死和死于监狱、拘留所中的基层干部,没有闯过“粮食关”;被饿死、被吃掉的老百姓,没有闯过“粮食关”。闯过“粮食关”的干部群众衷心感谢李先念、张树藩等好领导,特别痛恨吴芝圃、路宪文等历史罪人。从史料记述的一件往事中,可以看出同样是党的高级领导干部的李先念、吴芝圃二人,党性原则和个人品质悬殊是多么巨大。1960年,全国面临严重的粮食危机,许多地区都出现了饿死人现象。6月份,李先念到信阳地区调查,他不仅目睹了许多村庄房倒屋塌,尸骨遍地,人人戴孝,户户哭声等惨相,也听到许多关于干部严重违法乱纪的情况。他心情沉痛,曾多次落泪。随后,他到了郑州,向省委汇报时,吴芝圃仍然滔滔不绝地讲河南工作如何如何好。李先念听得不耐烦了,直截了当地说:“算了吧,不要再说了,你讲的不是真实情况。”大约在此前后,中纪委的调查报告,也送到了中央。“信阳事件”的盖子,终于揭开了。

“信阳事件”曝光后,毛泽东在中纪委写给党中央的报告中批示:“信阳出的事件是反革命复辟,是民主革命不彻底,需组织力量进行民主革命补课。”于是,中央从中直机关和国务院各部委抽调得力干部452名,河南省委从省直机关和外地市抽调骨干1844名开赴信阳。河南省委决定改组信阳地委领导班子,原地委常委9人中,只留张树藩和纪委书记邱进敏二人,其余7人撤职审查。宣布逮捕路宪文和8个县的县委书记。新地委组成后,又从地直各部门挑选骨干1483人,组成了近3800人的“民主革命补课运动”大军,开赴各县市,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夺取了各县、市和公社,以及县直各部门的领导权。这场声势浩大的行动,同“文化大革命”中的上海“一月风暴”颇为相似。

“民主革命补课运动”初期,继全面夺权之后,接着是清理阶级队伍。在省委和新地委的领导下,将原信阳地区各级领导干部和不脱产的社队干部以及公共食堂的会计、司务长统统集中起来(每县少者几千,多者上万,总数达20万人)。从部队、机关、学校、厂矿腾出大量房舍,关押这些“反革命”。名称叫“特训班”(关押职务高和问题大的)和“集训班”(关押问题较小的),人们称为“集中营”。两种班都按敌我矛盾对待。“集中营”四周放有流动哨,门前架有机关枪,不准家属探视。对这些人进行严格审查后,将分别按杀、关、管的办法处理。既然有成千上万的“反革命分子”,当然就有更多的“反革命家属”,在全区范围内一度出现了“反右派”时那种人人自危、惶惶不可终日的紧张局面。因为有杀、关、管的政策,气氛比那时更恐怖。

“信阳事件”其实是全国性的事件,信阳只不过曝光较早,作为典型而已。就是信阳的“民主革命补课运动”开始不久,河北省各地区,全国许多地区,都曝光了饿死人事件,河南、安徽、山东、甘肃等省都饿死几百万人,四川省饿死近1000万人(《回忆四川“肖、李、廖”案件》序言,《炎黄春秋》2004年第1期)。李先念、廖鲁言、徐子荣、陶铸、王任重等高官来信阳调查后,也都弄清了“信阳事件”发生的真正原因,对原来的定性、政策、做法,自有其看法和应对策略。更重要的是“民主革命补课运动”紧张进行了一段后,基本上查明了信阳地区干部的问题:一是在“大跃进”“公社化”“反瞒产”中大搞“五风”(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共产风、强迫命令风),严重违法乱纪,非法拘禁、殴打干部群众,把被批斗者打伤、打残、甚至打死。光山县委书记马龙山,将县委副书记张福洪活活打死只是一例; 1960年10月5日,信阳地委监委的一份报告中称:光山县委副书记刘文彩到槐店公社主持“反瞒产”,连续拷打40多个农民,打死4人。斛山公社一个党委党员亲自拷打农民92人,打死4人。二是弄虚作假,制造假典型,施放假“卫星”,下级欺骗上级,上级糊弄下级,瞎指挥,胡折腾(如深翻、密植、砸锅毁锄炼钢,砍树劈柴炼铁等)。上述两方面的问题,是在左倾错误路线和高压态势(各种帽子、棍子)下形成并迅速发展起来的。三是个人品质问题。有少数干部贪污挪用公私财物,多吃多占,奸污妇女(他们对地主、富家的女人,往往以“阶级斗争”威胁施暴,对农民的妻女,用二斤粮票、几个馒头就可以到手)。

历经几个月的深挖细查,由中央、省、地区近三级4000名干部组成的民主革命补课大军,没有查出国民党残余,没有查出真正的反革命;最重要的是全国许多地方都爆出了同类问题,促使最高领导放弃了“反革命复辟”的定性和杀、关、管政策。

三、“信阳事件”造成的严重后果

作为“反右派”“大跃进”“信阳事件”的受害者、亲历者,笔者对这一系列左倾错误至今记忆犹新,有较深的体会。这些错误造成了智力资源严重损失、社会主义法制和社会主义民主以及党的优良传统作风遭到严重损坏等后果。单从“信阳事件”来说,还至少造成了四个恶果。

一、“阶级斗争”“法宝”的泛滥。在这一系列运动中,“阶级斗争”这个“法宝”,显示了巨大的“威力”,不论遇到什么阻力困难,“阶级斗争”一抓就灵。比如,农民不愿入社,一抓就入了;农民对深翻、密植,砸锅毁锄炼铁有抵触,一抓就顺从了;对那些假“卫星”有怀疑的干部,把“摇头派”“算账派”帽子一举又解决了;把农民的口粮挤光了,“反瞒产”已经停下了,适逢庐山上发生了“阶级斗争”,彭、黄、张、周被定位“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省、地委跟得紧,行动快,又把“反瞒产”定位为“阶级斗争”在粮食问题上的反映,大抓“小彭德怀”,全区又批斗了一万多人,社队干部只好把种子、饲料都作为“余粮”交了出来;公共食堂断炊了,草根树皮吃光了,为活命外出逃荒的农民被作为“阶级敌人”和“流窜犯”收容关押起来,又打死饿死了不少……

这一时期,处处有“阶级斗争”,事事有“阶级斗争”,“卫星”上有“阶级斗争”,“筷子头上”有“阶级斗争”,“阶级斗争”帽子满天飞,“阶级斗争”棒子到处打,比当年堂•吉诃德大战风车还要愚蠢荒唐!从“反右派”到“大跃进”惨败的几年间,在河南,在信阳,“阶级斗争”不仅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而且年年斗,月月斗,几乎是天天斗:吴芝圃斗垮了潘复生,路宪文斗倒了张树藩,马龙山斗垮了县长陈耀斋,使他当了二十二年“右派”,斗死了县委副书记张福洪,把他定位“化变质分子”,开除党籍。斗的结果是河南省非常死亡数八百万人(一说六百万),把“豫南粮仓”的一百多万老百姓送上了“西天”。

二、农业生产元气大伤。农业劳动力数量和能力锐减。1961年5月22日,信阳地委上报给河南省委的《关于由“民主革命补课运动”全面转向反“五风”运动的情况报告》中可见相关情况:“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以来,全区粮食减产37.2%,林业破坏70%,牲畜减少20%多,家畜家禽减少60%以上,荒芜土地246万亩,倒塌房屋116.5万间,摧毁村庄10470个,农具家具损失70%以上。”以致二、三十年后,信阳还是全国著名的贫困地区,是国务院的扶贫重点。

三、森林资源大受破坏。信阳地处大别、桐柏山区,是长江、淮河两大水系的分水岭,亚热带向暖温带的过渡带,南北方热冷气流的交绥区,雨量充沛,土质肥沃,植物品种特多,山区森林茂密,林副产品非常丰富。林产资源是全省最好的。“大办钢铁”中,砍树劈柴做炼铁的燃料。全区组织80万劳动力上山砍树。砍树中还有不少“新发明”,用斧砍锯拉速度慢,有人在树根部凿上碗口粗的洞,填上炸药引爆,参天大树轰然倒下,工效提高多少倍。领导视为“发明创造”,大家表扬,全面推广。几个月时间,山区和平原上的古树和成材林木几乎被砍光。其中一小部分运下山投入小土炉中化为烟尘,绝大部分腐烂在山上。森林资源的破坏,不仅损失了多少万立方米木材和大量林副产品,生态环境改变造成的损失,更是难以计算。一位林业工程师说,信阳的森林,再过一百年也恢复不起来。

四、破坏党的威信。“信阳事件”曝光后,有些人总想起把责任往自然灾害上推,说什么信阳连续三年水旱灾害。这是谎言。信阳1956~1958年都是好年景。1958年天公作美,全年风调雨顺,总产达到60亿斤。1959年气象记录总降水量为948毫米,大于1953年836毫米,1961年862毫米,1966年637毫米,1976年733毫米,1978年701毫米。只是时间分布不均,夏秋都有部分社、队严重减产,最后落实的全年总产量为30亿斤,比1958年减少一半。即便如此,农民人均口粮仍在300斤以上。“信阳事件”主因不是天灾,而是“人祸”。从全国看:“据国内一批著名的气象学家编制的《全国各地历年旱涝登记资料表》记载,1959年1961年属正常年景。它甚至比公认的风调雨顺的1957和1958年,更为接近旱涝相当或不旱不涝的正常年景。”所以,把全国性大饥荒的成因和随后“三年困难时期”的责任,推给“老天爷”(自然灾害)没有根据;推给“老大哥”(苏联)亦难令人信服。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之说,并不过分。许多地方,“人祸”的因素不是七分,而是更多。信阳就是如此。信阳与其他省区的大饥荒有一个不同点,当时全国缺粮,而信阳地区国库中还有存粮11亿斤。张树藩同志病危遗言中,有一段振聋发聩、催人泪下的话:

……当时信阳地区饿死那么多人,并非没有粮食,所属大小粮库都是满满的。但群众宁可饿死,也没有抢过一个粮库。这证明与共产党血肉相连的人民,多么听话,多么遵纪守法,多么相信党。而我们某些领导干部,实在是愧对人民啊!

张树藩同志的遗言,我们所有党员干部都应当深思。

来源:《领导者》杂志,作者:鲁嘉宾,河南省信阳市委离休干部。

1949年至1976年中国大陆55次运动

 

1. “土地改革”运动(1947至1952) 
2.“镇压反革命”运动(1950.10至1951.10) 
3.“抗美援朝”运动(1950.10至1953.07) 
4.“第一次整风”运动(1950.05至1951) 
5.“连队民主”运动(1950.09至1951) 
6.“忠诚老实政治自觉”运动(1951.05至1952) 
7.“清理中层”运动(1951.08至1952.10) 
8.“批判《武训传》”运动(1951.05至1952) 
9.“三自革新学习与教会民主改革”运动(1951.04至1954) 
10.“农业生产互助合作”运动(1951.09至1956) 
11.“民主改革”运动(1951.09至1953) 
12.“文化教育战线和知识份子思想改造”运动(1951.09至1952.10) 
13.“爱国增产节约”运动(1951.10至1952) 
14.“三反运动”(1951.12至1952.10) 
15.“文学艺术界整风学习”运动(1951.12至1952) 
16.“五反”运动(1952.01至1952.10) 
17.“反对违法乱纪”运动(1953.01至1954) 
18.“改造私营企业公私合营”运动(1954.09至1955) 
19.“胡适思想批判”运动(1954.10至1955) 
20.“肃清胡风反革命集团”运动(1955.01至1956) 
21.“增产节约”运动(1957.02至1957) 
22.“肃清反革命分子”运动(1955.07至1957) 
23.“整风”运动(1957.04至1957.06) 
24.“反右”运动(1957.06至1958.05) 
25.“农村社会主义教育”活动(1957.08至1958) 
26.“批判马寅初人口论”运动(1958.04至1960) 
27.“大跃进”运动(1958.05至1960) 
28.“放卫星”运动(1958) 
29.“除四害”运动(1958) 
30.“拔白旗”运动(1958) 
31.“人民公社化”运动(1958.07至1958.10) 
32.“全民大炼钢铁”运动(1958.08至1960) 
33.“反对右倾思想”运动(1959.07至1960) 
34.“反瞒产私分”运动(1960) 
35.“整风整社”运动(又名农村三反”运动)(1960.05至1961) 
36.军队“两忆三查”运动(1960.10至1961) 
37.“四清”运动(在农村叫“社会主义教育运动”)(1963.02至1966) 
38.“学习雷锋”运动(1963.03.05始) 
39.“忆苦思甜”(写三史运动)(1963至1964) 
40.“工业学大庆”运动(1964.01.25始) 
41.“农业学大寨”运动(1964.02至1976) 
42.“文化大革命”运动(1966.05.16至1976) 
43.“红卫兵”运动(1966) 45.夺权风暴(1967) 
44.“三支两军(支左、支工、支农、军管、军训)”运动(1967) 
45.“三忠于、四无限”运动(1968) 
46.“上山下乡”运动(1968.12至1978.10) 
47.“学‘红宝书’”运动(1969) 
48.“全民挖防空洞”运动(1969.08至1970) 
49.“一打三反”运动(1970.01至1971) 
50.“清查‘五一六’”运动(1970.03至1971) 
51.“批陈整风”运动(1970.11至1971) 
52.“批林整风”运动(1971.12至1972) 
53.“批林批孔”运动(1974.01至1975) 
54.“开展对《水浒》评论”运动(1975.08至1976)
55.“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1975.11至1977) 

戚本禹:周恩来江青亲如兄妹

 

江青是不会反对周总理的。他们两个是有友谊的。那时中央文革开会的时候,他们两人在大问题上的意见基本都是一致的,至少有百分之八、九十的意见都是一致的。文革时有临时工,外包工造反,他们的生活待遇很低,处境很困难。而且,确实有不公平的地方。江青看了材料,难过得哭了。就跟总理说,他们也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呀,为什么不能公平对待他们?总理说,国家财政有困难,暂时拿不出这么多钱来。江青听了也没有办法。江青和总理的关系像是兄妹一样。江青是经常给总理撒娇。常要总理帮她解决些生活上的小事,总理也很愿意给她出些主意。绝不是像有些人讲的什么总理经常被她弄得哭笑不得那样的。那都是胡说八道。

一天,周荣鑫的女儿来找中央文革,说她爸爸说的,有件事只能跟江青或者戚本禹说,别的人一个也不能说。我去请示江青,江青就叫我去听听,我说我一个人去不好,总要有个人一起去才好。江青说,那叫关锋和你一起去吧。周荣鑫女儿把她们红卫兵查到的一张旧报纸拿出给我们看,上面登载了伍豪的启事。我们虽然是第一次听说,但当场就跟她说,这是国民党造谣。关锋讲得比我还具体,说总理是什么时候去的苏区的,还说,如果总理叛变,那他还会领导红军长征?周荣鑫女儿听了很高兴,说她也不相信总理会叛变。但她爸爸说,这是组织原则,这事不能去和总理讲。所以一定要来找江青。我们向江青作了汇报。江青说,她知道这事,那是敌人造谣。主席也知道。后来汇报给主席。主席就在一次中央文革的会议上讲,哪个时候总理已经在苏区了,当时苏区的报纸就辟过谣。后来我在监狱的时候,他们来向我问过这事。说是江青怎么利用这事来反总理。我说,胡说八道,江青当时就说这是敌人造谣。后来汇报给主席,主席也在会上讲了是敌人造谣。我当时还给那些人详细的写了一个材料,说明经过。这份材料的底稿我至今还保存着。

后来出现了一个反总理的所谓的"五一六兵团"。这件事是江青和总理叫我去商量办法。五一六兵团的领头人叫刘令凯,是机械学院的学生,他们认为总理是"二月逆流"的总后台,是最大的走资派,他们在晚上出来贴反总理的标语和大字报。后来被群众扭送到公安部,谢富治批准关押了三个人。我去的时候,总理正和江青在谈这事。总理说,这样做不太好吧,反对我,就要抓人家。这不行。只有反对毛主席,才能抓啊。江青说,那这样,叫我去把这几个人严厉的批评一下。然后以执行总理指示的名义把他们放了。我做了个会议记录,就驱车去公安部办理此事。我到了公安部后,与谢富治会了面,向他传达了会议记录。谢富治说,这样处理对。就陪我去审讯室。我跟这几个人训话,我态度很严肃地说,你们反对总理就是反对革命,把个"对"字去掉,也可以说你们就是反革命,这是很严重的犯罪。革命群众把你们送来,谢富治批准关押,都是非常正确,非常必要的。只是总理以无产阶级政治家的风度,觉得你们年纪小,不懂得政治斗争的复杂性。告诉我们对你们进行教育后释放。我现在是奉总理的命令放你们。按我们的意见是不放的。包括江青同志也是不放你们的。这几个人表示了对总理、江青和中央文革的感谢。并说回去以后再也不反总理了。可回去以后他们还是照样反。后来又被扭送进了公安部。

总理也是不反江青的,他和江青的关系挺好。可总理底下的很多人却都反对江青,但不是总理叫他们反的。

邓颖超是很关心总理的。她那时给我写的条子有一大摞。每次开会晚了,她都叫她的秘书(姓赵)给我送条子过来,上面或者说总理今天感冒了,或者说总理昨天没睡好,叫我让总理早点回去休息。每次总理开会,邓颖超虽然不参加会议,但她都要到人民大会堂等着,等总理开完会一起回家。我收到条子,只要是我参加会议主持的,我就会想法尽快把会议结束。有时还有人要提问题,我就说,让总理先走,剩下的问题我来解决。而每次总理离开以后,邓颖超又会让秘书递条子给我,上面写着,非常感谢你。虽然她在生活上很关心总理,但是她对文化大革命的认识却跟陈毅,谭震林这些人差不了多少。而总理对文化大革命认识却比他们要深刻的多了,并不是像有些人说的,他只是在应付主席和江青。有次我跟总理说,你那么忙,应该让邓颖超同志也出来工作,向江青同志那样的多好。总理很认真地给我说,本禹啊,这话我就跟你说,我和小超按理在政治上应该是一致的,但实际上有许多地方是不一致的,我们经常有讨论(我记得很清楚,总理是说讨论,而没有说争论),很多地方她的认识跟不上。所以我不能让她出来工作,不然说错话,影响党的工作。

 

二十位民国学者留在大陆后的遭遇

 

陈寅恪(1890-1969)

一代大师陈寅恪,他学贯中西,通晓十余种语言,甚至包括梵文、西夏文和突厥文,被称为“中国最博学之人”。文革开始后,他家被大字报覆盖,远望如白色棺材。红卫兵还把几个高音喇叭放于其床头,使双目失明且患心脏病的他彻底崩溃。“革命者”见效果初成,乃加大攻伐力度与强度,将高音喇叭干脆搬进室内,绑到了陈氏的床头之上。每当“革命者”呼声响起,整个陈宅如狂飙突至,风雷激荡。陈氏夫妇未闻几声,即感天旋地转,双双心脏病复发,口吐白沫,倒地不起。1969年新年后,陈寅恪一家被扫地出门,迁至中大校园西南区五十号一所四面透风的平房居住。此时陈寅恪病体衰弱已不能吃饭,只能进一点汤水之类的“流食”,偶有亲友偷偷登门拜望,他躺在病榻上已说不出话,只是眼角不断有泪流出,望者无不凄然。身处困厄绝望的陈寅恪自知将不久于人世,但面对几次被登门的“革命者”乱拳打倒,心脏病日趋严重几乎瘫痪的唐筼,陈认为爱妻可能将先于自己命赴黄泉,悲凉无助中,夫妻相对而泣。奄奄一息的陈寅恪怜夫人之悲苦,叹命运之不公,心怀无尽的怨愤与痛楚,留下了生命中最后一曲挽歌《挽晓莹》:

涕泣对牛衣,卌载都成肠断史。

废残难豹隐,九泉稍待眼枯人。

1969年5月5日下午,躺在床上气脉已竭的陈寅恪,再次被迫向当权者作口头交代。陈寅恪有“我现在譬如在死囚牢中”之语,终至泪尽泣血,口不能言方休。延至10月7日晨5时30分,心力衰竭的陈寅恪于凄风苦雨中溘然长逝。一个月后的11月21日,唐筼撒手人寰,追随陈寅恪而去。


曾昭抡(1899-1967)

曾国藩侄重孙,与妻子俞大絪,都是民国知名学者,1949年两人滞留于香港,蒋介石欲抢救二人去台湾,两人拒绝。文革时红卫兵将俞大絪教授上衣剥除,用皮带死命抽打,俞教授悲愤难抑,是夜仰药自尽。4个月后曾昭抡也被含冤折磨死。


叶企孙(1898-1977)

著名物理学家、教育家,中国近代物理学的奠基人之一。1949年春,出任清华大学校务委员会主任。“文革”中因为他的学生熊大缜的冤案,身陷囹圄,遭到迫害,1977年1月悲惨死去。


吴宓(1894-1978)

1948年人文组院士,文革中,一次批判大会上,已经72岁的大师吴宓被勒令下跪,跪了两个多小时。批斗会结束后,有人偷偷问他身体可吃得消,他说“跪着比站着好些”。以种种罪名蹲入“牛棚”,到平梁劳改,受尽苦难。76岁的老人干不动重活,还被架上高台示众,头晕眼花直打哆嗦,被推下来跌断左腿。之后又遭断水断饭之折磨。腿伤稍好,即令打扫厕所。1971年病重,右目失明,左目白内障严重,就只好让他回重庆养病。批林批孔时,吴宓不肯批判孔子,说“没有孔子,中国仍在混沌之中”,并说“宁愿杀头也不批孔”,被打成“现行反革命”。1977年吴宓已生活完全不能自理,只好让其胞妹吴须曼领回陕西老家,终于得到了一些兄妹深情的照顾和温馨,延至1978年1月17日病逝老家,终年84岁。


饶毓泰(1891-1968)

中国近代物理学奠基人之一,1948年当选第一届中央研究院院士。1949年拒绝登上南京政府接名教授去台湾的专机,继续在北京大学任教,1955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文化大革命中遭到打击和迫害,饱受折磨,1968年10月16日“清理阶级队伍”时,在北京大学燕南园51号上吊自杀身亡。


谢家荣(1898-1966)

地质矿床学家、地质教育家,中央研究院第一批院士,中国科学院第一批学部委员。1957年-1966年,被打成右派,文革开始即因是反动学术权威而受批斗打击。因不甘屈辱,夫妻双双饮恨自杀。


翁文灏(1889-1971)

中华民国政治人物,著名学者,辅仁大学教授,是中国最早期的地质学家之一。1948年更曾担任行政院长,不过在任期间,遭遇金融混乱和恶性通胀,声名大坏而下台,1948年12月被中共列为第12号战犯。1971年病逝北京。


马寅初(1882-1982)

1949年后任过浙江大学、北京大学校长,1957年因发表“新人口论”方面的学说被打成右派,1960年1月4日,被迫辞去北大校长职务。此后长期蛰居寓所,撰写探索中国农业经济规律的巨著——《农书》,至1965年完成初稿,约100万字,在文化大革命中,被付之一炬。


钱端升(1900-1990)

钱端升于1951年后被打成右派。1972年,好友费正清访华,提出想与老友钱端升叙旧。在宾馆客房里,钱端升闭口不谈自己这些年的经历,即使单独聊天时。在“几近空白的30多年中”,钱端升心里究竟在想些什么没人知道了,即使是家中四合院被一伙人以红卫兵的名义挤占,一家五六口人只能挤在旧宅的一部分里。


刘盼遂

北师大中文系教授,著名古典文学专家、古典文献学家、语言学家。1925年,清华国学研究院第一届招生,以一甲名次考入,师从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

1928年毕业后执教于北京女师、清华大学、燕京、辅仁大学。46年起任北师大教授。1966年8月被红卫兵打死。


丰子恺

1975年9月15日,漫画大师丰子恺含冤去世。他在文革中被诬为“反动学术权威”、“反革命黑画家”,遭严重迫害。如《昨日豆花棚下过,忽然迎面好风吹》一画,被认为是欢迎蒋反攻大陆。“好风”者,好消息也。《炮弹作花瓶,人世无战争》本倡导和平,结果被认为是迎合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的需要。


萧光琰

1949年后最早从事石油化学研究的科学家。他1920年就移居美国,读了博士并工作。1949年,他花几千美元购买翻印器材,花一年时间蒐集、翻印和整理他认为国家需要的资料,然后几经波折回到国内,在文革中被关押,遭遇日以即夜的残酷殴打和侮辱,后自杀身亡。三天后,其妻子和15岁的女儿自杀。


董铁宝

力学家、计算数学家,中国计算机研制和断裂力学研究的先驱之一。抗日时曾冒着日军轰炸参加抢修滇缅公路桥梁,1945年赴美获博士学位,后参与第一代电子计算机eniac的设计编程。1956年放弃一切,绕道欧洲,花费三个月辗转回国,任教北大,在1968年清阶运动中被指控为特务,隔离审查,上吊身亡。


周寿宪

1951年26岁时在美国获博士学位,并留美从事研究工作,1955年冲破阻挠回国,任职于清华,参与筹建计算机专业,是中国计算机科学的创建人之一。文革中被送到江西鲤鱼洲清华五七干校,被长期摧残后患上精神病,但军宣队员说他是装的,常拳打脚踢谩骂侮辱,后因病情严重送回北京,1976年跳楼自杀。


虞光裕

中国航空科学元勋,曾在美国和英国飞机工厂从事设计工作。1949年辗转香港和南朝鲜,历时三个月艰难回国。1956年成功主持研制中国第一台喷气发动机,并主持建设中国第一个航空发动机试验基地。文革遭迫害,在车间劳改,拆卸旧锅炉时被跌落的通风管道砸死。


胡思杜

胡适幼子。北京沦陷前夕,蒋介石派专机接胡适,胡思杜不愿随行,说:“我又没有做什么有害他们的事,他们不会把我怎么样。”1950年,胡思杜发表《对我的父亲胡适的批判》,骂胡适是“帝国主义走狗及人民公敌”。1957年,胡思杜被划为右派,“畏罪上吊自杀”。胡适直到1962年病逝也不知其子已先他而去。


詹安泰

古典文学家,书法家,词学造诣最深,有“南詹北夏,一代词宗”称誉,任教于中大。1957年被打为右派,文革遭批斗,多年文稿被烧毁,其子曾每天偷藏几张手稿带出去埋在地下,保住少数心血。1967年4月淋巴癌复发,医院不肯医治,凄凉离世,家人随后被中大赶至集体宿舍居住,其两室藏书后被贱卖。


钱晋

1944年毕业于北大,研制成功多种高级炸药、塑料粘结炸药。文革时被打为反革命,被逼交代子虚乌有的“国民党西北派遣军”问题。当时有两个口号:“会英文的就是美国特务,会俄文的就是苏联特务”,钱晋拒不承认自己是特务,结果被活活打死。


董坚毅

哈佛大学博士,52年回国,55年支援大西北。57年被定为右派送夹边沟劳教。60年饥荒袭来,董亦不能幸免。其妻顾晓颖(也为留美生)来探视,待寻得其遗体时,周身皮肉已被割食一空,仅剩头颅挂在骨架之上。夹边沟劳教人员2800多人,饿死2100多人,死难者掩埋草率,累累白骨外露绵延两公里。


王荣璸

潜艇专家、船舶工程专家王荣璸,第一代潜艇研发核心,曾在英德美三国学习,1949年积极参加“反搬运反疏散反破坏”斗争,1969年被打为走资派、反动学术权威、美苏双重特务,关入牛棚,遭残酷批斗和抄家。1938年冒生命危险从德国带回国的潜艇资料底片也被抄走遗失。

邱会作的父亲在49年遭共军抓丁挑炮弹

 

邱时昕是江西兴国县高兴圩上密村贫苦农民。土地革命时当过村里的土地委员。两个儿子参加了红军。

邱会作这样讲述父亲当时的遭遇:“我从四野下发的战报看,东路大军已经打到赣南,我家也应当有音信了。但是我听到家中的消息却很不愉快。南下经过我老家的兴国县的是解放军四十八军,军直属队一个连的一个班住在我家。因为他们的给养一时供应不上,就强制性地拿了我家的谷,杀了我家养的猪。我父亲见来了这么一群‘老总’,不敢阻拦,只是问他们是什么部队。班长说,‘我们是人民解放军,就是原来的红军。’我父亲一听,脱口而出:‘我的儿子是红军!’班长误以为父亲是在辱骂他,打了人,第二天还惩罚他出劳役,为炮兵营挑炮弹到兴国县城去。老父亲随军挑着担子走了三十多里,因为思念儿子心切,又向人打听我。营教导员问清名字吃了一惊。教导员有点文化,知道我的职务,也知道兴国县是红军的发源地之一,这个强征来当挑夫的老头说的可能是真话,于是教导员给了一块钱打发他赶紧回去。聪明的父亲立刻察觉到异常,回家再次追问,住在我家的那个连就把这件事报到了军部。军政委陈仁麒在热河时曾任我领导的东野八纵二十二师政委,对我熟悉。他一见我父亲的容貌就有了数。为了确认,又用电台询问了正在湖南作战的我,得到我的答复后,他们知道做错了事,赶紧送了几百斤谷子和十块大洋慰问。”
邱时昕当时年纪应在六十岁左右,莫说两个儿子确实是红军,一个是烈士,一个是将军,就算没有这两个儿子,自称解放军战士的长辈也不为过。过路军队对他征了谷,杀了猪,还让他挨了打,当挑夫,挑炮弹,设身处地想一想,他该是什么心情?好在他执着地要求查清真相,最终得到了经济补偿和精神慰问。别的农民会不会遇到类似的不快呢?恐怕就不好说了。光是兴国县,十万人参加红军,到1949年活下来的只有一百多,可谓“一将功成万骨枯”。

86年司徒雷登骨灰安葬北大遭左派联名反对改葬杭州

 

齐宏伟 火眼金睛

半个世纪前,1962年9月19日,已经半身不遂的司徒雷登,悄无声息地在美国首府华盛顿离开人世,几乎没有引起任何人的关注。隔着一个太平洋的中国,许多年轻人在课堂上不断听到他的名字,他几乎成为那个年代里中国人最熟悉的美国人。

然而这份熟悉却带着浓浓的偏见。毛泽东1949年在新华社发表的《别了,司徒雷登》入选中学语文课本,作为“美国侵略政策彻底失败的象征”,他在一代代学生的脑海中就这样被定型了。一九六七年版《毛泽东选集》对此文还有一条注释说,“他一向是美国对华文化侵略的忠实执行者。”

殊不知,同样选入中学语文课本的闻一多的《最后一篇演讲》,原文中有这么一段话:“现在司徒雷登出任美驻华大使,司徒雷登是中国人民的朋友,是教育家,他生长在中国,受的美国教育。他住在中国的时间比住在美国的时间长,他就如一个中国的留学生一样,从前在北平时,也常见面。他是一位和蔼可亲的学者,是真正知道中国人民的要求的,这不是说司徒雷登有三头六臂,能替中国人民解决一切,而是说美国人民的舆论抬头,美国才有这转变。”奇怪的是,这段文字总被无情删除,不见天日。

但总有热爱真相的人们。二OO八年十一月十七日,司徒雷登骨灰安葬在杭州半山安贤陵园文星苑,美国驻华大使和杭州市副市长均出席安葬仪式。六十年来关于他的争议也该尘埃落定,该还世人一个真实的司徒雷登了。显然,《别了,司徒雷登》一文说司徒雷登“装着爱美国也爱中国”是不公平的。对于一个在中国生活了五十六年,创办了著名的燕京大学,又留下遗嘱愿埋骨中国的人来说,这份爱要怎样假装出来呢?

说到底还是因为我们无法理解这份爱。他怎么可能爱得那么痴情,那么愚蠢,那么义无反顾?

 

无缘无故的爱

司徒雷登在自传《在华五十年》开篇即写:“我一生中大部分的时间以中国为家。精神上的缕缕纽带把我与那个伟大的国家及其伟大的人民紧紧地联系在一起。”晚年长期照顾司徒的傅泾波及其女儿傅海澜回忆,这位给自己起了个中国姓的老人家晚年常常望着中国的方向,身在美国心却盼着回中国,在他心底,他仍执拗地以中国为家,哪怕这个国家如此深地误解着他甚至伤害着他。他精心地保存着所有跟中国有关的物件,卧室墙壁上四处挂着燕京大学的照片.

他的父母是来杭州的传教士,他在杭州出生,一直长到十一岁,牙牙学语之时即操杭音,能说一口流利的杭州话。到河坊街王润兴饭庄吃饭,会对伙计说:“件儿要瘦、肥了倒胃;木郎豆腐多放胡椒,要烧得入味;响铃儿要熬稍!”后来他还学会了南京话、苏州话和上海话。

一八八七年他回到美国,一八九三年考入汉普顿悉尼学院。一八九六年他大学毕业,到母校潘托普斯学校当拉丁文和希腊文教师。一八九九年入弗吉尼亚协和神学院读神学。他在自传中回忆,在第二个学期他感受到要去中国的召唤。他厌恶到中国,不愿意“在街角的小教堂里和庙会上给那些懒散、好奇的人群大声布道,几乎白送一样地向人推销宗教小册子,被当地老百姓戏弄,忍受人生的种种烦恼和困苦,没有机会搞学术研究,过着一种现代遁世隐居者的生活”。但他所信仰的就是一位为了别人肯牺牲自己的神,由此他无法面对内心的拷问。他彻夜反省自己是否愿意抛弃物质因素和人生种种享受而为了信仰的无上价值而牺牲。

最终,他决定以一生来回应这份召唤,于是才有了后来四十五年之久在中国的经历。

这份超凡脱俗到无缘无故的爱,直到今天我们还感到陌生。六年前,我 到贵州凯里采访一对夫妇,他们放弃在美国的绿卡,跑到偏远的凯里长期住在那儿,从海外募捐资金帮助那些上不起学的苗族孩子,让他们不至于辍学。我住了一周,看到他们帮助了几十个孩子,有的孩子到广州去当乞丐,被他们找回来继续上学。这些善举得不到当地政府的理解,后来他们被劝退了。面对我的提问,那对夫妇回答:“没有别的原因,基督信仰让我们不要受人的服侍,而是要服侍人。”

 

服侍燕京大学的首任校长

这样的话同样体现在燕京大学的校训“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务”(FreedomthroughTruthforService)中。校训取自《圣经》里耶稣的两句话,“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这是我见过的最深邃美丽的校训。这一校训对燕大学生影响深远,司徒雷登自豪地说,他所知道的大学校训没有哪一个像这个一样对学生产生这么重大而有力的影响。

关键是燕大的首任校长和校务长就是这样的人。一九O四年司徒雷登偕新婚妻子回到中国,一九O七年协办育英书院和之江学堂。一九O八年迁居南京金陵神学院任希腊文教授。一九O二年他的二弟受美南长老会委派来杭州之江大学任教。一九一九年五月,司徒雷登受聘成为新成立的北京燕京大学校长。

他多方结识中国政要和美国富人,并在美国各界为燕大筹款。他用不到十年时间,便把一个几乎一无所有的烂摊子,办成一所闻名世界的综合性大学,获得哈佛大学的认可,两者还合作成立哈佛燕京学社。燕大教师包括吴雷川、周作人、张东荪、冯友兰、俞平伯、谢冰心、钱穆、顾颉刚、钱玄同、赵紫宸、陈垣、埃德加·斯诺等,可谓群英荟萃。

一九二二年,他又为燕大找到清华园对面未名湖畔的新址。为了新校舍,这位司徒校务长披荆斩棘,聘请美国著名设计师墨菲按中国文化理念设计建筑,建成了当时中西合璧的美丽的燕园。

到一九三七年止,燕大收到的捐款高达二百五十万美元。一九一七~一九一八年,燕大总预算为三·五万美元,有百分之八十七来自教会捐助。一九三七~一九三八年预算为二十一·五万美元,教会捐助达百分之十四以上,美国私人捐赠为百分之五十五。

燕大有钱,但司徒雷登本人却没钱,他很少买衣服,袜子和内衣上都是补丁,哪怕一九四六年到一九四九年当过驻华大使,到了晚年仍是一文不名,无任何积蓄,寄居在亦生亦友的傅泾波家中,在美国连立锥之地都没有。

据统计,从一九一九年到一九五二年,燕大办学仅三十三年,注册的学生达九千九百八十八名,为中国培育了一大批高水平人才,其中中国科学院院士四十二人,中国工程院院士十一人,各学科带头人超过一百人。“二战”时,中国驻世界各大城市的新闻特派员,百分之九十以上是燕大新闻系毕业生。“二战”结束,在美国密苏里号军舰上举行受降仪式,中国派出的三位记者均出自燕大。一九七九年邓小平访美,代表团二十一人集中了当时中国的精英,其中燕大毕业者竟达七人之多。

 

无处埋骨

燕大今日早已并入北大。燕大旧址仍有北大最美丽的塔光湖影,却寻不见一丁点儿对司徒雷登的纪念。司徒早年埋葬妻子的燕大公墓早就成了社区体育活动场所,他的临湖轩住所已成会客室。

一九五五年八月一日,司徒雷登留下遗嘱,里边提到,“我指令将我的遗体火化,如有可能我的骨灰应安葬于中国北平燕京大学之墓地,与吾妻遗体为邻;我并指令,如果此种安葬证实不可能,则上述骨灰可安葬于其他任何地方。”一九六二年,司徒雷登逝世,傅泾波一九七三和一九八四年两次访问北京,均向有关当局提出将司徒雷登骨灰回葬燕园之事。傅泾波在一九八六年还为此事请中国驻美大使递信给邓小平。

一九八六年六月,经中共中央书记处批准,北大校务委员会主任王学珍去信同意司徒雷登骨灰以原燕京大学校长名义安葬于临湖轩。“不料,一群‘马列主义老太太’联名反对,事情不得不搁置。”燕大校友王百强回忆,有人联名上书反对安葬。

据《司徒雷登与西湖》和《走近司徒雷登》两书作者沈建中介绍,为首的上书者,正是司徒雷登当年一位秘书的遗孀。反对的主要原因是因为司徒雷登是毛主席点名批评的人。于是,一九八七年四月,中美驻美使馆正式通知傅泾波,此事因故暂缓办理。一九八八年,傅泾波带着遗憾在美国病逝,去世前还在念叨此事。

毕业于燕大政治系的林孟熹二OO一年四月在新华出版社出版《司徒雷登与中国政局》一书,在附录中他呼吁:“过去的燕园曾经培育出无数英才,其中不乏蜚誉国际的大师级人物,如今的燕园更成为中国首席高等学府北京大学所在地。但是这位燕园的策划者司徒雷登的骨灰,至今仍在大洋彼岸寂寞凄冷地等待着,何时才能重新回到他一手策划经营并曾誉满全球的美丽燕园与他的爱妻长相厮守?”

时光流转,在无限期的“暂缓办理”之中,国人逐渐重新认识传教士“带着爱来中国”和“用生命爱中国”的情怀,对他们的贡献高度肯定,也有人重新反思司徒雷登的大使生涯,他的和平、民主谋求和理想主义精神及处处为中国争取美国贷款的义举并建议蒋介石退休的提议……但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司徒雷登仍不能入土为安。

于是,傅泾波后人开始考虑让司徒雷登骨灰安葬杭州。杭州不仅没有拒绝,反而积极欢迎司徒雷登的归来。沈建中更是出书赞成,他在《司徒雷登与西湖》中认为司徒出生在杭州,会讲一口杭州话,又是杭州的荣誉公民,家庭成员中,父母和两个弟弟均葬在西湖之滨,耶稣堂弄又有他的故居和讲过道的天水堂,因此,若不能回葬燕园,杭州当是首选。此书出版次年,司徒雷登安葬于杭。有燕大校友感慨说:“偌大的燕园,竟容不下一个司徒雷登!”

 

付出者在付出中已得酬报

究其实,这并非仅只一安葬问题,许多到中国的传教士都有这样的心志:要死在中国。“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这样的心志,同样是我们感到陌生的。爱,就是要花时间经营,就是要至死不渝,就是要地老天荒永在一起。试想,若没有这份爱,司徒雷登怎会在日本人占领北京后还坚守燕大?怎肯在日本人监狱中坐牢三年半?当时并不是有国难回,司徒雷登却自己选择守在战火频仍的中国,跟中国人一起受苦。

今天,中国终于有勇气凭良心说话,承认自己对不起司徒雷登,对不起这位为中国活了一辈子的美国人。国人常说“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但面对人家的“涌泉”之恩,我们“滴水”回报也没有,到现在还在猜疑他办学的动机,还有人抱着他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工具、美国对华政策失败的象征”的观点不放。新中国成立前后,我们一边倒要反美拥苏,于是只好对司徒雷登坐等解放军进南京、积极奔走直到一九四九年八月二日才乘飞机离开中国的举动视而不见。

既然燕园已无司徒雷登,既然有人认为凡是毛主席点名批评的就应该永世不得翻身,我决定还是去杭州寻觅一下司徒雷登的踪迹,也凭吊这位甘愿死在中国的“好人”——这是燕大校友们给他的评价。

跟几年前比,杭州堵车严重多了。七弯八绕才找到那条叫“耶稣堂弄”的小巷,不管从中山北路这边还是银泰百货那边进去,很快就能看到司徒雷登的塑像,上边说他是传教士和外交官,有意抑或无意遗忘了他更是一位教育家。在中国,他贡献最大的还是教育。

他原来的故居占地四千一百三十八亩,他就出生在这儿,现在只剩下一座二百三十多平方米的中西结合的二层小楼,里边有司徒雷登一九四六年获赠的杭州市“荣誉公民”的金钥匙。还有许多友人在他过生日时赠送的字画,以及国民政府的褒奖令等等。

其实,原来的住宅早被拆掉了,这一座小楼是复建的。二OO一年,杭州市文物部门以二百四十万元购得司徒雷登故居的房屋产权,顶着压力修复故居。修复后的住宅为二层,顶为人字屋架,四面坡屋顶,上覆小青瓦,倒也别致。只是墙上配着一幅天主教圣母的画,显然缺乏基本的宗教常识。

司徒雷登墓在杭城东北郊安贤陵园,这里苍松翠柏,流水潺潺,飞瀑四溅,风景宜人。墓碑上简简单单写着他的中英文名字和生卒年月,还有“燕京大学首任校长”字样。不过,黑色碑石上倒是刻印着一张司徒雷登微笑着的照片。他的眼睛凝望着,他说他相信永恒,相信灵魂不朽,从那不朽的岸边,他回望到这块他回不来但最终还是回来了的土地。

他晚年极钟爱这首诗:“我要这样地死去/漫漫时日使命已履/已得酬报的我心中有一只岁暮百灵在歌唱/让我皈依那宁静西方/像日落,死得灿烂、安详。”

从杭州回南京的车上,在吵杂的车厢中,我还在回想他那释然眼神和灿烂笑靥。付出者在付出中已得酬报,有憾,但无悔,因他不是为了果效,而是为了心中那不灭的信念和伟大的爱。从一八七六年到现在,一百多年过去了,那份爱还在激荡,让人终还是无法挥手道别。

作者为北京师范大学博导

来源:凤凰网

铁血红安?!……

 

作者/飞 骏 

发表于 2015 年 09 月 30 日 

       这几天央视一套正在播马列革命连续剧《铁血红安》,家乡人象过节似地奔走相告,每天都要接不少家乡亲友打来的电话,嘱我千万莫要错过收看《铁血红安》。

  飞骏实在理解不了家乡人何以对这部连续剧那么兴奋?撇开有几成真实性不说,单就"正能量定位"通过严格筛选宣传出来的"革命事迹",也找不出多少值得兴奋自豪之处。

  一个人口才48万的山区小县,为那场马列革命就付出了14万人的生命代价!这还只是我方的光荣烈士,国民政府那边的死难人数还没计算在内。那可是绝大多数青壮年啊!

  悲剧的是:这些人不是死在抗日战场,也不是死于卫国战争,而是死于"中国人杀中国人"的内斗。

  更为悲剧的是:那些革命干部多数不是死在国民政府手里,而是死在自己人手里。

  没有解密的史料不说,只说红安烈士陵园"鄂豫皖苏区革命烈士纪念馆"公开展示的资料。

  纪念馆里牺牲的红军军政高干,红四军军长曾中生、邝继勋、鄂东北道委书记徐朋人等都是自己人肃反的。只有徐向前一人幸免于难。

  红军营以上的政工干部,绝大多数也是死于自己的肃反。

  1931年冬,张国焘在鄂豫皖苏区掀起整肃"改组派"、"AB团"、"第三党"运动。团以上的红军指战员被屠杀一空,6000多名红军官兵和红色干部身首异处。

  1931年冬鄂豫皖苏区的红四军不到2万人,这一下就杀掉了三分之一。

  红军军政干部死于自己人之手的,远远多于国民党正面战场死难人数。

  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虽然幸免于难,但他的妻子程训宣也被打为反革命,受尽酷刑之后,在肃反主刑场之一的红安县七里坪镇王锡九村的黑洼被石头砸死。

  被石头砸死的红军干部远不止徐向前的妻子!死难的六千名冤魂都没有享受"子弹痛快"的好运,绝大多数都是用石头砸死,锄头挖死,大刀砍死。

  那是一种极为痛苦的死法!相比之下死于国民政府刑场的公开枪决到是一种高级享受

  飞骏的大伯爷,老家第一支红色武装"战斗团"第一任团长,被国民政府押往当时的区政府所在地吕王镇(刘华清故乡)河滩枪决时,还能象英雄一样慷慨激昂高呼口号:"老子二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

  被肃反的6000多名红军官兵是绝对没条件高呼口号表演英雄气慨的,上刑场前嘴巴都经过特殊处理发不出声。

  红军在八字还没一撇,随时都可能全军覆没的逆境下,为何还要为敌复仇大规模屠杀自己人呢?

  我想主要是为了制造一种高度恐怖气氛,让活下来的人恐怖到丧失最基本的思想和主见,只能麻木被动地跟随领头人走。

  极端恐怖才是马列革命的精髓! 

  徐向前身为红四方面军总司令,保卫局抓他的美丽妻子时正在前线和国民政府军交战。当保卫局通知他妻子是反革命必须镇压时,高高在上的他居然不敢为妻子说一句公道话,居然赞成组织镇压他的妻子?

  

  那是一种深入骨髓的恐怖!

  接下来从道义方面分析那场革命: 

  红安革命烈士纪念馆里陈列有一位革命大英雄王秀松,他的英雄事迹居然是亲手杀害了自己的父亲?

  他父亲并非杀人放火坑蒙拐骗的流氓地痞,也不是欺男霸女为害乡邻的西门庆、小霸王周通,唯一的罪名就是他的地主身份,地产比乡亲略为多一点。

  杀父历来都是滔天大罪,连禽兽都不如!可禽兽不如的人居被誉为革命英雄?

    更让人大跌眼镜的是:我们今天还在革命纪念馆里慷慨激昂宣传王秀松杀父的光荣事迹? 

  在马列革命史中,杀父之罪远不止王秀松一人。那位列入中小学教科书可歌可泣的大英雄方志敏,也曾下令杀害了自己的亲叔叔。 

  李立三身为党的一把手,他老家的党居然把他父亲镇压了?他这个总书记居然连抗议也没一个,默认了这种"英雄行为"?

  一个六亲不认残杀至亲的革命是什么革命?这样的革命能把中国推向何方?

  只要脖子上顶着个脑袋的人都能想明白,除非他脖子上顶的是尿壶。

  

  可马列中国居然有不少脖子上顶着个尿壶的人。

  红安在新世纪被列为红色革命旅游景点,每年有数以万计的中国人前来接受革命传统教育。 

  进入烈士纪念馆的参观者,看到王秀松杀父和张国焘血腥肃反的"光荣传统"后,出来时本应心情沉重。

  然后痛定思痛反思暴力革命的反人道反文明性,从此推动中国告别暴力革命的恶性循环。  

  令人痛心的是:绝大多数参观者兴高采烈的进去,红光满面地出来,很难看到一张表情凝重的脸。  

  有一个周末飞骏有意识在烈士纪念馆门口的石阶旁坐了整整一天,目睹了几千名参观者进进出出。几乎都是唧唧喳喳进去,眉飞色舞出来,没一个例外。 

  我们的民族已经丧失了反思的能力!

  丧失反思能力的民族必然周而复始重复同样的灾难。

  我们一边在花费超军费巨资"维稳",一边在大规模从事暴力革命传统教育?一边严防群体性事件,一边鼓动人民聚众闹革命?

  

  暴力革命的幽灵依旧在中国上空徘徊。

  红安人民为马列革命付出了极为惨重的代价,多数青壮年在那场革命中死于非命。

  问题是付出如此惨重的代价值得吗?

  今天的红安并没有繁荣富庶文明进步,依旧贫穷落后,是国家有名的贫困县。

  不仅是红安,当年的红色苏区今天基本都是国家级贫困县。

  可多数红安人并没有反思,依旧为那场革命感到无限光荣自豪。

  当《铁血红安》终于上了央视时,多数红安人民为之欢欣鼓舞。 

  我想未来某一天,如果有哪个传销高手来红安宣传暴力革命,依旧会有很多红安人不假思索喝下传销者递上的暴力革命毒酒。那时他们的儿女会再度倒在自相残杀的血泊中。

  丧失反思能力的人群很容易第二次跌倒在同一个历史巨坑里。

  

  一个丧失反思能力的民族必有大灾难!

  上世纪九十年代,我和一群文学青年去红安七里坪采访红四方面军的光辉业迹。 

  我们的第一站是王锡九,当年红四方面军保卫局所在地。  

  保卫局就是肃反的指挥机关。

  那时的现场亲历者还有很多仍活在世上,他们向我们讲述的红色往事不是什么红军和国民党英勇作战场面,也不是革命烈士在国民政府的屠刀下坚贞不屈的事迹;而是红色干部自相残杀的恐怖旧事。 

  然后我们从王锡九上行到河南新县,走遍了当时的四方面军大本营——七里、紫云苏区,采访了很多七八十岁的老人。  

  老人向我们讲述的红色往事,几乎千遍一例都是红四方面军血腥肃反的恐怖回忆,从他们口中根本听不到国民党三个字。好象当时红军不是在和国民政府交战,而是在和自己人作战?没一个例外。 

  同行的文学青年一路上兴趣盎然,只有一个美女诗人是例外,她一路上表情凝重。 

  她后来写了一首诗:《你的屠刀为何砍向自己的同志?》

  中华女子在关键时刻往往表现得更智慧更勇气更有民族责任心。

  所以文革期间出现的民族脊梁几乎都是女子!林昭、张志新、李九莲……  

  九大决议把国家主席定性为"叛徒、内奸、工贼"时,就一个人拒绝举手,她就是共和国女将军陈少敏。  

  男人则出了郭沫若,赋诗《毛主席你就是我的亲爷爷!》

  

  当年飞骏全家参加了红色革命。 

  老家拉起的第一支红色武装既不叫红军,也不叫赤卫队、游击队,而是叫"战斗团",大伯爷是第一任团长。  

  红军战斗团成立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家劫舍,武装攻打富人村寨筹粮筹钱。

  那时的中国人民有持枪权,枪枝子弹很容易买到。富裕点的村庄为了防范土匪,都自行组织起持枪民兵保卫村庄的安全,大村庄还建有围墙。  

  因为村庄自卫能力很强,红军早期攻打富庶村寨并不那么容易得手,仅涂家湾就攻打了十多天,死了很多人之后才攻破。  

  如果那场革命发生在今天,红军打富人就容易百倍了。攻方有枪有刀守方连菜刀都实名制,守方就只有等死的命,暴力革命者会快速做大做强。

  大伯爷们抢了财产杀了富人触犯了当时的政府法律,只好躲进山里走上不归路。 

  有天大伯爷想家想得厉害,就决定摸黑下山回家看看,没想到被一位邻居看见了,就去区政府报了告。  

  区政府派兵连夜包围了我家,把大伯爷抓到了吕王镇。 

  红安五区版图当时包括刘华清的故乡——大悟县吕王镇,区政府所在地也在吕王。

  因为杀人抢财证据确凿,杀人抢劫在任何朝代都是死罪。大伯爷也好汉做事好汉当,一口咬定那些杀人放火案件是自己干的,没什么复杂的审讯程序,第三天就把大伯爷押往河滩刑场公开枪决。

  大伯爷死后没几天,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红军武工队摸下山为大伯爷复仇,把告密的那家人全部杀光老幼一个不留,看以后还有谁吃了豺子胆敢告红军的密。  

  那时的口号是"你杀我一个我杀你十个!"

  恐怖措施很有效,以后再也没有乡民敢向政府报告红军行踪了。

  因为不分妇孺的灭门案犯了天忌,我家以后也遭了天谴,人丁兴旺的大家庭最后只剩下我爷爷兄弟两人。奶奶每逢过年时都在一张大方桌上摆满碗筷,期望我家象先前那样儿孙满堂。

  我的四曾祖父是红区决策层常委,被自己人肃反掉了,用红缨枪在水塘里活活扎死的。  

  我爷爷参加红军时只有15岁,个子太小背不动刀枪,被安排在部队当号兵。 

  大伯爷死后,我家成为红军的交通站,王树声、徐海东、郑位三等共和国将军常常出入我家。 

  我的红军爷爷和叔爷有次下山去为红军搞子弹,被国民政府发觉,交通站也随之被破获。  

  爷爷和叔爷因此被国民政府判了刑,在湖北省第二监狱当了四年政治犯,国共合作抗日后才被释放。 

  没想到爷爷因祸得福,因此躲过了张国焘血腥肃反,否则八成让自己人给肃反了,因此给我家留下了一线血脉。

  当时我家所在的红五区,53名红军军政干部全被肃反镇压,没一个活下来。

  红军爷爷说,他们俩兄弟在由地方军阀控制的刑堂受审时被拷打过,但进入国民政府的正式监狱则没有受到《红岩》式的酷刑折磨。那时的省第二监狱政治犯和刑事犯严格分开,政治犯待遇比刑事犯好很多,不会发生刑事犯在囚室殴打政治犯的惨剧。 ……

  

  更悲剧的往事还在后面:  

  49年马列共和国成立后就开始土改,每个村都要按一定的指标划分地主、富农。  

  飞骏老家以一条山脉为界,山脉的西边多是富人聚居;东边则是穷人聚居。山脉东边贫穷人家多租种山脉西边的富人土地。  

  山脉东边有一个村庄,全村都是佃农身份,各家各户都租种山脉西边一个大村塞的土地,别说地主、富农,连中农也没一个的。  

  但上面的政策是必须按比例划出一定数量的地主、富农。没有地主、富农,就从佃农中划出地主、富农。

  于是没有文化的村民用无记名投票的方式,来决定谁家该划为地主、富农。那时一次真正的民主投票。

  出人意料的是:那次投出的四户地主、富农全是三十年代的红军家庭,因为干了很多不该干的事触犯众怒,被村民推出来戴上地主、富农帽子。

  有一家是国民党的三青团员,居然被村民投票选为苦大仇深的贫下中农。

这一反常现象说明:当时的马列革命并没有多少民意基础。

  土改干部对村民推选出的地主、富农居然照单全收,他们也知道这些地主、富农当年都是红军家庭。  

  这一反常现象充分说明当时划分阶级成份的主要目的并不是为了社会公平,而是为了把平民百姓分成对立的两派,好方便官府操纵"群众斗群众"的把戏。  

  这些红军地主在毛中国受尽欺凌痛哭无告。

  历史就是这样的滑稽。这也许是天道在起作用吧!

  类似的滑稽剧远不止这个村,红军地主在全国各红色苏区都不是什么新鲜事。 

  红军地主才是马列革命最最深重的悲剧!

  写于2014年11月18日

  (编辑:潇潇)

 

洪秀柱15分鐘「奮勇向前記者會」

喪失了格調,再高的民調有什麼用?失去了真誠,政治人物還剩下什麼?

(中央社記者戴雅真台北6日電)面對勸退聲浪,中國國民黨總統參選人洪秀柱今天下午召開約15分鐘「奮勇向前記者會」,表示會堅持參選,不會私下接受任何條件交換。

洪秀柱在幕僚一片「加油」聲中抵達現場,驚呼「怎麼人這麼多」;洪秀柱全場面帶笑容,神色輕鬆。以下是洪秀柱聲明全文: 

這兩天的報導讓大家憂心了,「換柱」好像突然從坊間的謠傳變成了正式的議題。這是我個人的努力不夠,讓本黨同志憂心,讓外界訕笑,讓有心人見縫插針,我當然要反躬自省,自我檢討。但是我也要再次向所有的支持者說句心裡的話:請大家放心,我會堅持參選的初衷,履行我的承諾,我不會私下接受任何的交換,也不會向任何不合理的勢力低頭。

去年九合一大選的挫敗,讓本黨籠罩在失敗主義的氛圍,在這樣的環境下,秀柱選擇了挺身而出。經過初選的打磨與洗禮,全民的民調,以及本黨全代會的支持與託付,從那一刻起,我的參選,已不再只是個人的進退或取捨,更代表本黨對國人的承諾與決心,既不容我個人再有任何猶豫,也不容本黨再有任何反覆。否則,我們失去的,將不只是明年的大選,更是國人對本黨最後的一點期待、尊重與信任,其結果更是本黨根本的崩潰!

今天,我還是這樣的態度,「依法不依人」是所有組織存在的核心基礎,失去這個核心就沒有了一切。「依道不依術」是泱泱大黨應有的認識,開大門,走大路,講道理,辨是非,才是正確的作為。本黨任何決策,不僅應該合乎法律,更要合乎道理,也就是符合社會的基本認識。如果本黨在個人利益的左右、操縱下,以權謀算計來面對問題,就是陷本黨於不義,置本黨安危於不顧。

我到今天這一刻,我還是不願意相信「換柱」的謠傳是真的。我對這個黨愛深不悔,情真無價!做為一個忠貞黨員,我遵守黨的制度與決議,但這個制度必須是民主的、是透明的、是明辨是非、是講求道理的。因為人民最痛恨國民黨是黑箱的、是密室的、是交換的!經由我投入初選,我們已經讓人民開始相信國民黨的民主改革已經向前一步。讓國民黨再度贏得民眾信任,為中華民國找出正確的道路,是我參選總統的主要目標。

我恪遵黨章,我遵從憲法,我表達真誠,我呼籲理性。在此我聲明兩點:

一、 我在此誠懇拜託所有支持我的朋友,在這個關鍵時刻,踴躍的、集體的、大聲的,透過網路、電話、傳真、寫信等所有管道,真誠擁護我們一起追求的價值與信念。我感謝所有自動自發集結的團體,代表人民表達出我們真正的聲音,但我不支持採用任何謾罵、衝撞的激烈方式,來表達我們內心的沉痛與失望! 

二、 全黨憂心選情,就應深切反省,但如果是用撤銷提名、廢止提名等強迫退選的方式,那麼我所努力才開始漸漸贏得的,人民對國民黨的信任,將瞬間瓦解。這對於我深愛的國民黨傷害至深且大! 

因為台灣不能沒有國民黨,尤其是需要一個,「能堅持理想」和「具有反省能力」的國民黨。中華民國是國民黨創立的亞洲第1個民主共和國,也是台灣2400萬人民最強大的保障。只有正向、光明、真民主的國民黨,才能贏得全民的尊敬與信賴。也只有具備理念、價值和黨魂的國民黨,才有資格接受人民的支持與付託。 

我要再次強調:喪失了格調,再高的民調有什麼用?!失去了真誠,政治人物還剩下什麼?!即使他黨人士極力汙衊、打壓我,我不會有絲毫退縮與卻步。即使黨內人士以搭擋、資源勸退我,我也未曾有過絲毫的動搖,洪秀柱寧願戰死在總統選舉的凶險疆場,也不願辜負國人對我追求真民主的期盼,因為洪秀柱不忘初衷,堅持奮勇向前!謝謝大家!

被江青掌嘴后,周恩来一言不发!

 

作者:牛虻的博客

 

   需要说明的是:三十九年前的一月,我是一个坚定的拥周派。在那个严冬的清晨,当宣告周恩来逝世的哀乐,从电线杆上25瓦大喇叭中传出来的时候,我顿时泪如雨下,不能自已。而且,我还是那个位于大山深处的军工厂中,惟独一个为周恩来戴上黑袖标,但又被党委派专政队强行摘下的人。

 因此,当今天写下本文标题时,我的心情,依然十分沉重。 

那是一个什么世道?执政党主席老婆、政治局委员江青,可以公然狂搧曾为执政党副主席、国家总理的耳光?莫非,这就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哦,又想起三年前重庆的冬天,也是政治局薄委员一记大耳光,直掴得那个副省级公安局王局长灵魂出窍,促使声名显赫的“打黑英雄”弃明投暗,一头扎进“境外敌对势力”怀抱,成了叛国犯。

近日在浏览“新浪读书”时,霍然发现一篇文章,题目就是《解密:1967年周恩来何遭江青打耳光》。再细看,原来此文又摘自7年前中共《党史纵横》2008第3期一文,原题目《“红色公主”孙维世命陨五角楼》。下面请允许我摘录数段与大家分享:

1949年12月,毛泽东访苏会见斯大林,孙维世担任翻译组长,一直在毛泽东身边做机要工作。但孙维世不会想到,正是这次工作经历,多年以后竟成了一场轩然大波的祸根。

 新中国成立后,孙维世被选为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剧协理事。多次出国从事政治活动,但她的专业还是戏剧,翻译并导演了一大批欧洲古典名著。1950年,孙维世协助廖承志(时任全国青联主席)筹建中国青年艺术剧院,历任总导演、副院长。同年9月,她导演苏联戏剧《保尔柯察金》在北京公演引起轰动。1952年,执导果戈理名剧《钦差大臣》、契诃夫名剧《万尼亚舅舅》均获成功,显示了孙维世导演艺术的卓越才干。

与此同时,她参与中国儿童艺术剧院建院工作,翻译和导演了苏联童话剧《小白兔》。她是新中国儿童戏剧的开拓者之一。1953年,为苏联专家中戏导演班担任班主任。1956年,任中央实验话剧院总导演、副院长。

 在那个时代,孙维世的确与众不同,她在红墙内子女中间最有才华,是唯一配得上“才华横溢”四个字的一代才女。加之无出其右的容貌,在红墙子弟中人称“红色公主”。(孙当年在莫斯科读书时,亦是开国元帅林彪所竭力追求的对像)

然而让人异常悲痛的是,像孙维世这样为党国作出突出贡献的天才导演专家,在“文革”中,却成了执政党主席夫人,文化革命旗手江青的眼中钉,于1968年一丝不挂惨死在共产党大狱之中。

“文革”初期,江青就对叶群说:“现在趁乱的时候,你给我去抓了这个仇人,你有什么仇人,我也替你去抓。”江青这里提到的仇人就是孙维世。

上面提到1949年12月毛泽东访苏时,孙维世担任过翻译组长,陪同在毛泽东身边。一名俄语翻译紧随领袖,似无可非议。但奇怪的是,江青对这件事却是大起疑问。此事在金山(孙维世丈夫)回忆文章及多件文革史料中都有明确无误记载。江青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对此念念不忘,始终追寻孙维世,要孙维世“讲讲”和毛泽东出国的事情。当此要求未获满足后,竟积成江青心头一块抺灭不去的刻骨仇恨!

金山文章《莫将血恨付秋风》中说,在金山和孙维世结婚那天也就是——1950年10月14日,江青找到孙维世,故意拉近问道:“你为什么不上我那去?”孙维世问:“什么事?”江青说:“还不就是讲讲你和主席出国的事情吗?”。金山在此后解释孙维世不去也不向江青讲她同毛泽东出国的事情,是因为事关——党和国家机密。

 但江青早在1938年起就已是中央军委秘书,她是毛泽东身边五大秘书之一,当时江青可以阅读政治局委员级别的所有文件,在这个毛泽东秘书眼里,还有什么金山所谓的“党和国家机密”?何况就在当年(1950年上半年),江青已通过评论《清宫秘史》,开始直接代表毛泽东干预文艺界大事小情,其后直接向胡乔木、周扬(中宣部长)等人发难,力度着实不小。何需再向孙维世了解什么“党和国家机密”呢?

时间转到1967年9月,领袖和旗手下的“文革”如火如荼。江青、陈伯达在北京接见红卫兵时异口同声:人大副校长孙泱(孙维世之兄)是坏人,是日本特务、苏修特务和国民党特务。几天后,孙维世的哥哥便惨死在中国人民大学的地下室中。

孙维世按捺不住悲愤,分别写信给江青和周恩来。3个月后,江青便以“特务嫌疑”罪名,把孙维世丈夫金山投进监狱。并借搜查金山“罪证”之名,对孙维世抄家,抄走了她大量的私人信件和照片。

在这次抄家中,江青截获了孙维世写给周恩来以及毛泽东的信件。江青拿着信去找周恩来。此时领袖夫人、文革旗手义愤填膺地当面指责当朝总理——纵容干女儿反对文革,并为此还亲自出手——打了周恩来一个耳光!

被打后,周恩来一言不发,默默在孙维世逮捕证上签下了自己名字。当时中央专案组逮捕要犯,都须周恩来签字。此时周恩来签字逮捕的还有他的同胞兄弟周恩寿、国家主席刘少奇的妻舅王光琦。

 于是,孙维世被江青戴上“苏修特务”罪名,1968年3月1日,又被戴上手铐,投入北京公安局,在此处孙维世被打得遍体鳞伤。1968年10月14日,孙维世死在五角楼。在江青授意下,孙维世尸体被迅速火化。当孙维世的妹妹到公安局索要骨灰时,得到回答是:不留反革命骨灰。

唉,这段轶事,以前曾看过多次。但每次看后都有心惊肉跳之感。今天再次看完这段历史后,我仍然还是要问一句:当年毛泽东和孙维世之间,究竟有什么是江青不为所知且又迫切欲知的——“党和国家机密”?

还有,一朝总理,在领袖夫人淫威下,在文革旗手掌掴后,竟能在自己干女儿、亲弟弟、国家主席妻舅的逮捕令上,落下尊名。贵为一国总理,为何活的如此憋屈?如此卑颜?如此窝囊?不要说什么总理尊严了,他在那时还有——做人的尊严吗?

 我还要问一句:江青就真的是一个对所有“党和国家机密”,都有着疯狂探密欲的女人吗?

为了这个“党和国家机密”,江青不惜把孙维世哥哥先打死在大学地下室,又把孙维世丈夫投入大狱,最后直至把孙维世脱光了衣服,活活打死在北京公安局。孙维世死时身上一丝不挂,只有手铐紧锁双腕,头颅甚至还被钉进一根长长的铁钉,死后还不让保留骨灰,让孙维世在这个世界上彻底的灰飞烟灭!

我想那时的江青,也肯定不是今天罗援口中“所谓的自由民主派”。

江青如此刻骨仇恨,难道就是为了想得到一个不为她所知的“党和国家机密”吗?这个“党和国家机密”,难道就永远锁在组织的档案柜中吗?

 哦,也许,我们中国凡认得字儿的人,凡读过书的人,凡脖子上还顶着颗脑袋的人,都是智残?我们全都不明人间之事?

不知此刻,孙维世于天堂之上,她的双眼还能——暝目乎?

2015年10月4日星期日  11时

徐庆全:1957年从整风到反右,“阳谋”是怎样形成的?

八十年代

 

1957年中央决定整风转为反右时,对右派实行引蛇出洞、聚而歼之的“阳谋”,是有着周密准备的。据毛泽东在《〈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该批判》一文所说,它实施于“五月八日至六月七日这个期间”。

以可证的正式文件看,就是作于5月15日的《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那么,事情是如何起变化的呢?

如果粗略地统计一下历史,1957年的春天,是一连串的会议和毛泽东“游说”的足迹串成的历史,而这一连串的会议和毛的足迹,也营造出1957年的春天——“营造”这个词是从陈晋的《文人毛泽东》那里借来的,我觉得特别贴切。

1956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提出后,由于以往历次政治运动所带来的创伤,使大多数人仍然存有些隔岸观火的心理。这个大多数有多少,毛泽东后来的估计是:在地师级以上的干部中,赞成“双百”方针的人,如果有十分之一就不错了。

毛泽东要打破这种可怕的沉默,推动大鸣大放。1957年1月18日到27日,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在北京召开,毛泽东在会上的几次讲话中,对“双百”方针作了一系列解释;2月27日他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 会议上,以“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为题,向各方面人士一千八百多人讲话,从下午3点讲到7点,讲了四个钟头。

最高国务会议开过没有几天,3月6日,全国宣传工作会议又开幕了。在与会的八百多人中,党外的有关专业人员有一百六十余人。会议开始,先让大家听了毛泽东2月27日在最高国务会议讲话的录音。 接着,毛泽东分别邀集到会的教育界、文艺界、新闻出版界的部分代表开座谈会。3月12日,毛泽东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发表讲话,提出了要开门整风的意见。3月16日,在批示完《中共中央关于传达全国宣传会议的指示》,毛泽东当天就离开北京南下了,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也分赴各地,倡导“双百方针”和整风鸣放。

但是,5月上旬,当统战部组织的一些民主党派座谈会的材料陆续报上来的时候,毛泽东的思路“起变化”了。5月15日这天,他写了一篇《事情正在起变化》,原题就叫《走向反面》。虽然这篇文章在后来进行过多次修改,但党内高层人士则明白,“5月15日毛主席写了《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发出了反右派的信号”(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回顾》下册,589页);而研究这段历史的学者的“一般的看法”是:这篇文章是开门整风到“引蛇出洞”的反右派运动的转折点。

据后来披露的材料,此文最初曾用“本报评论员”的名义,似乎准备在报纸上公开发表,但很快又改为拟发党刊,而最后以文件形式发给“中央一级若干同志”和除西藏、新疆以外的各省市委的时间,是在6月12日(黄一龙:《关于反右派的“公开动员令”》,《书屋》1999年第2期)。

在这篇当时作为机密文件印发党内的文章中,毛泽东写道:

最近这个时期,在民主党派和高等学校中,右派表现得最坚决最猖狂。……什么拥护人民民主专政,拥护人民政府,拥护社会主义,拥护共产党的领导,对于右派来说,都是假的,切记不要相信。不论是民主党派内的右派,教育界的右派,文学艺术界的右派,新闻界的右派,科技界的右派,工商界的右派,都是如此。

怎样对待这些“右派”呢?毛泽东写道:

我们随后要让他们猖狂一个时期,让他们走到顶点。他们越猖狂,对于我们越有利益。人们说:怕钓鱼,或者说:诱敌深入,聚而歼之。现在大批的鱼自己浮到水面上,并不要钓(《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469—476页)。

在这里,毛泽东使用了“诱敌深入,聚而歼之”这样的军事语言,可见他是把反右派斗争当作一场战争来看待的。

如何“诱敌深入”?从5月中旬至6月初,中央接连发出指示,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多次开会,制定反击右派斗争的策略;而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让右派进一步暴露的策略,即让右派任意鸣放,他们“愈嚣张愈好”,党员暂不发言,“按兵不动”,预作准备,后发制人。

5月14日,《中共中央关于报道党外人士对党政各方面工作的批评的指示》指出:“最近各地党外人士正在展开对于党、政各方面工作的批评,这是很好的现象,这不但会大大帮助我党的整风,消除同党外人士的隔阂,而且可以在群众中暴露右倾分子的面貌。我们党员对于党外人士的错误的批评,特别是对于右倾分子的言论,目前不要反驳,以便使他们畅所欲言。我们各地的报纸应该继续充分报道党外人士的言论,特别是对于右倾分子、反共分子的言论,必须原样地、不加粉饰地报道出来,使群众明了他们的面目,这对于教育群众、教育中间分子,有很大的好处。”

5月16日,毛主席起草的《中央关于对待当前党外人士批评的指示》指出:“最近一些天以来,社会上有少数带有反共情绪的人跃跃欲试,发表一些带有煽动性的言论,企图将正确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巩固人民民主专政、以利社会主义建设的正确方向,引导到错误方向去,此点请你们注意,放手让他们发表,并且暂时(几个星期内)不要批驳,使右翼分子在人民面前暴露其反动面目。”

5月20日,《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对当前运动的领导的指示》指出:“现在的情况是,在上海、北京等运动已经展开的地方,右翼分子的言论颇为猖狂,但有些人的反动面目还没有暴露或者暴露的不够”,“左翼分子前一时期不宜多讲话,共产党员则采取暂不讲的方针”,“在一个短期内,党员仍以暂不发言为好。”

这个计策,毛泽东后来称之为“阳谋”。

1957年7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这是毛泽东起草的。社论将反右派斗争的策略作了概括:

在一个期间内不登或少登正面意见,对错误意见不作反批评,是错了吗?本报及一切党报,在五月八日至六月七日这个期间,执行了中共中央的指示,正是这样做的。其目的是让魑魅魍魉,牛鬼蛇神‘大鸣大放’,让毒草大长特长,使人民看见,大吃一惊,原来世界上还有这些东西,以便动手歼灭这些丑类。就是说,共产党看出了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这一场阶级斗争是不可避免的。让资产阶级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发动这一场战争,报纸在一个期间内,不登或少登正面意见,对资产阶级反动右派的猖狂进攻不予回击,一切整风的机关学校的党组织,对于这种猖狂进攻在一个时期内也一概不予回击,使群众看得清清楚楚,什么人的批评是善意的,什么人的所谓批评是恶意的,从而聚集力量,等待时机成熟,实行反击。有人说,这是阴谋。我们说,这是阳谋。因为事先告诉了敌人:牛鬼蛇神只有让它们出笼,才好歼灭它们,毒草只有让它们出土,才便于锄掉。(《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436—437页。)

据反右派运动史研究专家朱正先生考证,毛泽东并不是在1957年才第一次用“阳谋”一语。1949年3月13日他《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总结》就曾说过:

整风运动提高了同志们的嗅觉,缩小了教条主义的市场。有人说,这是阴谋,是要取而代之。其实,这不是阴谋,而是阳谋。也是要取而代之。(《毛泽东文集》第五卷,第264页)

这里的“有人说”就是“王明说”。这篇讲话是经过整理才编入《毛泽东文集》的。据王明的《中共50年》,毛泽东的原话是这样说的:“用王明的话来讲,整风运动是一种阴谋。我说,这不是阴谋,而是‘阳谋’。我当时公开说过,我想取代王明的地位,并把这写进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将来我还要写历史。怎么能说这都是阴谋呢?我认为,所有这些统统都是阳谋”。(王明《中共50年》,东方出版社2004年3月版,第160页)

据此,朱正得出结论说:“阳谋”在毛泽东早就是轻车熟路的手法了。(朱正:《反右之前毛泽东何时最早提出“阳谋”一词?》,《南方都市报》2011年10月20日)

 

周扬:主席给我一个名单

 

——名单上的人都要戴上帽子

1957 年,文艺界的许多著名人士被打成“右派分子”,隔三差五便有轰动消息。当时主其事者为中共中央宣传部第一副部长、中国文联党组书记周扬。后来文艺界对周扬自然怨言声声、怒气冲冲。文化大革命之后,中国共产党的老干部中,陆定一和周扬是大彻大悟、痛改前非的。周扬为思想解放运动和平反冤假错案出力甚多,但人们对他在1957 年的所作所为仍不能原谅。1957 年的“右派”丁玲等人变成了“左派”,而周扬在反自由化运动中却变成了“右派”,前者对后者依然耿耿于怀。
周扬是代人受过。
我曾听到周扬透露文艺界反右派的一个重要情节,公诸于众,以存史实。
1979 年的理论工作务虚会期间,周扬是我所在的第三组的召集人。那时他已年逾古稀,而且因患肺癌动过大手术,但主持会议,带头发言,未尝懈怠。有一天,他没有来。次日,问以故。他说参加(冯)雪峰的追悼会去了(他弄错了,不是追悼会。后来了解,是中组部举行的一个仪式,宣布为冯雪峰的右派问题改正,恢复党籍。追悼会是在这之后举行的)。同去的人说,他一进会场就痛哭流涕。他自己说,见了雪峰的照片,深感“愧对故人”。
1975 年,周扬刚从牢里放出来,独自一人,坐公交车从西到东,横跨北京城,去看望癌症晚期的冯雪峰。看到雪峰穷困潦倒,周扬返回家中,向夫人苏灵扬要了三百元钱,再次送去。雪峰十分感动,写了一篇寓言《两只锦鸡》,说:两只锦鸡各自拔出一根最美丽的羽毛,送给对方。雪峰行将就木,唯念党籍尚未恢复。周扬回家后连夜给毛写信,代诉衷情。而这时他本人的党籍也尚未恢复。
我们小组有人直率地问:“当年你怎么下得了手呢?”
周扬这才说出:“抓右派之前,毛给我一个名单,名单上的人都要一一戴上帽子,而且要我每天汇报‘战果’。我说,有的人鸣放期间不讲话,没有材料,怎么办?主席说,翻延安的老账!我当时常常说‘在劫难逃’,许多人听不懂。”不知内情,谁能听得懂?
冯雪峰被戴上右派分子帽子,就是“在劫难逃”。1957 年8 月27 日,《人民日报》在头版以大字标题宣布:“冯雪峰是文艺界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第二天,冯雪峰所在的人民文学出版社收到文化部的通知:“你处报来的冯雪峰的材料,经文化部整风领导小组审核后,决定:列为右派骨干分子。”此前,人民文学出版社根本没有上报冯雪峰的材料,而是四个月以后补报的。先在报上点名,然后宣布决定,而决定所依据的材料四个月以后才凑齐。处理的程序完全是颠倒的。
名单上的人,有的周扬也想保护,例如漫画家华君武。他说:华君武出身贫苦,到过延安,言论有错,还不是右派。遭毛严厉斥责:“华君武不是右派,你周扬就是右派!”
周扬是有自我批评精神的,他倒并没有完全归罪于这个名单,说:“在中宣部,陆定一和我都‘左’得不得了。即使没有主席的这个名单,恐怕也好不了多少。”陆定一曾自责:“中宣部的任务无非就是整人,今天整了这个,明天整那个。”
“胡风分子”贾植芳吃过周扬的苦头,但他坦言:“如果丁玲、陈企霞当权,可能比周扬还周扬。”
以前只知道凑“指标”、按“百分比”抓右派,居然还有按实实在在的预定的“名单”抓右派!而且,没有材料就翻老账。后来的文化大革命,更是大规模的翻老账运动。
我们第三组议论纷纷,有人问:“这个名单是哪里来的?”周扬说不知道。
有几位自作聪明的同志说:“一定是江青那个坏女人提供的。”
我说:“不一定。江青不过是看家狗一条!”后来审判“四人帮”时,江青果然说:“我是毛的一条狗,叫我咬谁就咬谁。”
我相信周扬的为人,但所说的这个重大情节没有证据。我私下对周扬说:“这叫死无对证。”意思是提醒他,可能有人会怀疑他推卸责任。
他说:“你去看看1958 年1 月份的《文艺报》。”
我有印象,说:“好像专门登了几位作家在延安时代写的作品。”
“那就是为了翻老账。你再仔细看看‘编者按语’,是不是主席的话?”
我把1958 年1 月26 日出的《文艺报》第2 期找了出来,“编者按语”的题目叫做《再批判》。确实,那口气非毛莫属,印证了周扬所说的情节。
后来我又从中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建国以来毛文稿》(内部发行)第7 册找到了这个“编者按语”,那就是铁证了。注解中说:“根据毛的指示,《文艺报》准备在第2期出一个特辑。《文艺报》拟的按语,毛不甚满意,改写和加写了许多段落。”
《再批判》的全文如下,括号中的文字就是毛改写和加写的段落:
(再批判什么呢?王实味的《野百合花》,丁玲的《三八节有感》,萧军的《论同志之“爱”与“耐”》,罗烽的《还是杂文的时代》,艾青的《了解作家,尊重作家》,还有别的几篇。上举各篇都发表在延安《解放日报》的文艺副刊上。主持这个副刊的,是丁玲、陈企霞。)丁玲的小说《在医院中时》,是在1941 年发表在延安的文艺刊物《谷雨》上的,次年改题为《在医院中》,在重庆的《文艺阵地》上重新发表。
在延安时,两位武夫贺龙、王震曾狠狠地批评湖南老乡丁玲。周扬说,当时毛保了丁玲。而萧军的《论同志之“爱”与“耐”》还是经他老人家修改、润色的。
“编者按语”继续写道:
王实味、丁玲、萧军的文章,当时曾被国民党特务机关当做反共宣传的材料,在白区大量印发。萧军、罗烽等人,当时和丁玲、陈企霞勾结在一起,从事反党活动。丁玲、陈企霞等人在此后的若干年中进行了一系列的反党活动,成为屡教不改的反党分子。
(丁玲、陈企霞、罗烽、艾青是党员。丁玲在南京写过自首书,向蒋介石出卖了无产阶级和共产党。她隐瞒起来,骗得了党的信任,她当了延安《解放日报》文艺副刊的主编,陈企霞是她的助手。)罗烽、艾青在敌人监狱里也有过自首行为。
(这些文章是反党反人民的。1942年,抗日战争处于艰苦的时期,国民党又起劲地反共反人民。丁玲、王实味等人的文章,帮助了日本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反动派。)
上述文章在延安发表以后,立即引起普遍的义愤。延安的文化界和文艺界,针对这些反党言论展开了严正的批判。15年前的那一场斗争,当时在延安的人想必是记忆犹新的。去年下半年,文艺界展开了对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的斗争和批判。许多同志在文章和发言里,重新提起了他们15 年前发表出来的这一批毒草。
(1957 年,《人民日报》重新发表了丁玲的《三八节有感》。其他文章没有重载。“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许多人想重读这一批“奇文”。我们把这些东西搜集起来全部重读一遍,果然有些奇处。奇就奇在以革命者的姿态写反革命的文章。鼻子灵的一眼就能识破,其他的人往往受骗。外国知道丁玲、艾青名字的人也许想要了解这件事的究竟。因此我们重新全部发表了这一批文章。)
“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这两句陶渊明的《移居》诗,从此就有了新的含义。如果哪篇文章成了“奇文共欣赏”,经批判家们“疑义相与析”,必定是“毒草”,对作者则发出“打倒”的信号。故流行的成语词典都要特别注明:“现常用于贬义”。隐逸世外的陶渊明,决没有想到他的诗句会成为毛泽东进行阶级斗争的武器。

country、nation、state

肋骨火把|文

“国家”一词在英文中有不同的表达:country、nation、state,这三种表达在语义上各有侧重,country是指一个国家的山川大地等自然地理特征;nation是指生活在某一片土地上的族群,是某一特定人群在某种文化意义上的共同体;state是指统治国家的政权,以政府为代表的整个上层建筑体系,侧重于政治学意义的表述。

所以,当我们说“爱国”的时候,指的其实是country和nation。爱country,也就是热爱祖国的大好河山。正如诗人艾青所言: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的深沉。爱nation,就是热爱世世代代在这片土地上的繁衍生息的人民,他们有着共同的历史、语言、文化和风俗习惯。这两种意义的“爱国”都来自于人们内心的朴素情感,这是一种对生于兹长于兹的土地的眷恋,对自己所属的民族共同体的身份认同。

state,即国家的政权,指的是政府等上层建筑。country和nation与我们是先天的、自然存在的纽带关系,state则不是。民众和政府的本质上是一种契约关系,民众出于保障自身权利不受侵犯和维持社会安定的意愿,让渡一些自由和权力来结成政府,并认可政府的管理。政府给民众提供各种公共服务,但这并不是政府对人民的恩赐,而是缔结契约关系时的承诺。

美国独立宣言把这一点说的很清楚:“我们认为下述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赋予他们若干不可让与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存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为了保障这些权利,人们才在他们中间建立政府,政府的正当权利,是经被统治者同意而授予的。任何形式的政府一旦对这些目标的实现起破坏作用时,人民便有权予以更换或废除,以建立一个新的政府。”

中国的传统是把country、nation和state这三个词合在一起称为“国家”,于是就造成了很多有意或无意的误解。“国家如何如何”,这是我们挂在嘴边,在工作和生活中经常使用的说法。但我们在使用“国家”这个词汇时,并没有意识到country、nation和state的含义有巨大的不同。

这也导致中国人在讨论爱国主义问题时常常头脑发热、时空错位、概念混淆。以至于有人发出感叹:爱国,爱国,多少罪恶假汝之名以行!袁伟时先生更把这样的爱国主义教育称做是让学生“喝狼奶”。

索尔尼仁琴先生是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因为批评苏联政府而流亡国外,苏联崩溃后叶利钦总统邀请他回到祖国俄罗斯。索氏一下飞机,就出人意料地俯下身来,用双手抚摸着祖国的泥土,这就是country意义上的爱国。他沉痛地说:“我向这块土地哀思,成千上万的苏联人当年在这里被杀害,并埋葬在这块土地。在今天俄罗斯迅速政治变革的时代,人们太容易遗忘过去的受害者。”这是他在nation意义上的爱国。

肖邦在背井离乡的时候怀揣一包故土,普法战争结束后阿尔萨斯省乡村小学最后一堂法语课上的感人场景,以及项羽在乌江边“愧对江东父老”的遗言,都是爱国主义的体现,爱的也都是country和nation,而不是state。

了解了country、nation、state的不同含义,就有助于建立理性的爱国主义,意识到并能够理解在一个国家里可以有不同的价值观,但尊奉不同价值观的国人却拥有同一个祖国。

本文来自作者博客,点击左下角查看原文

怀念“叛逃者”赵复三先生

 

作者:晓丹

 来源:微信群

暑假在中国旅行,美国的手机暂时搁置一边。两个月后回到美国,打开手机却听到一个噩耗,是赵复三先生的侄女赵红的留言:“三伯伯两天前过世了。”那是 2015年7月15日,赵红留言是7月17日,我听到留言的时候已经是8月3日。赵复三先生在兄弟中排行老三,所以赵红称他为“三伯伯”。他今年89岁。

我到网上搜寻,关于他的过世,只有中国社科院丁伟志、何方等几人联名发布了一个讣告,赵复三上一世纪80年代出任社科院副院长,与赵朴初、赵紫宸合称为宗教学界“三赵”,由社科院发讣告也合乎常情。只是除此之外,网上再没有其它片言只语。赵复三,在1989年的大事件中,怎么的也算是个举世瞩目的人物,他是当时政府官员中因政治原因外逃,官阶最高的人物之一。

1989 年,赵复三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副部级干部,也是中国派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立法组织执行局的执行委员。教科文组织有168个会员,每个国家在教科文组织里都有一个代表,中国的总代表是赵复三。6月8日,教科文组织正在巴黎开会。这是一个例行会议,有教科文组织的既定议题要讨论。但6月4日在中国北京发生的事件震惊中外,会议上大家都撇开了既定议题,讨论起中国的六四事件,有些代表甚至还出示了从媒体上下载的屠杀学生的血腥照片。赵复三是会议中唯一的中国人,大家把注意力都集中到他身上,要求这位来自中国的代表介绍情况。赵复三处在了两难当中,一边是中国政府高层的指令文件,邓小平亲自下令,对外宣传统一口径:“天安门事件,一个人都没死!”另一边是来自北京家人的消息,赵复三家住北京木樨地,是通往天安门长安街的一条大道。六四时有个邻居,扒在自家阳 台上,从上往下看热闹,被流弹击中身亡。另外他也看到了外国代表出示的血淋淋的照片,证实了天安门屠杀流血事件。面对如此为难的境况,他该如何发言?

赵复三,这位中国政府高层官员,在他一生的外事生涯中,一直都在做党的驯服工具,然而这一次,良心却不再允许他说假话,面对联合国大会上168个国家的代表,他定了定神,用缓慢而坚定的语气讲了三点:第一、为六四发生了这样的血腥屠杀事件感到震惊;第二、为六四中的死难者表示哀悼、致敬;第三,中国的历史要从此开始重写。

这掷地有声的三点,直接违反了最高指令,一场未知的灾祸随时可能降临!在返回中国代表团住所时,他看到门口安全部的警卫,双手叉腰,斜着眼看他,令他身上起了一层鸡皮疙瘩。他联想到两天前有人告诉他,中国有个驻古巴的外交人员,因说了实话,唱了反调,被安全部的人押送回了北京。赵复三预感到,他6月8日在联合国的发言肯定已经报告北京,安全部正在待命,下一个被押送回国的就该是他了。

一个活生生的事实,却处在两个极端矛盾的现实中。众多的电视报刊媒体,早就传播许多六四惨案的现场照片,邓小平居然说天安门事件一个人没死。赵复三当时在联合国大会上,对这两个相互矛盾的信息中,到底何去何从?

姚琮

原中共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代表赵复三的朋友姚琮向大纪元投稿,描述了赵复三的当年逃亡原委追记。

 

故事的两位主人翁是今年81岁的姚琮和86岁的赵复三,两人文革前就认识,那时都住北京和平里。两人还有许多共同之处,家庭背景、宗教和教育背景都差不多。两人都是上海出生、天津长大、教会大学毕业。

时光倒回60年,也就是1952年,姚琮从天主教的辅仁大学毕业后统一分配到外交部,随即到在北京召开的“世界人民保卫世界和平会议”任英文翻译。会议结束后被送到“外国语大学”的前身“外国语学校”进修。名为进修,实为政治回炉。当时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不进行思想改造,无法使用。

文革前,中共的涉外活动,基本上可分为两部分:政府外交由外交部负责,民间外交基本上由“和大”出面。“和大”是1952年在中共召开的“保卫世界和平大会”会后成立的常设机构。全名为“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简称“和大”,由宋庆龄做主席、郭沫若为会长。整个的涉外活动统由中共中央联络部管,外事干部由中联部统一调配。

姚琮学业结束后,响应号召,被送到朝鲜抗美援朝。但运气好,去了没几天,停战了,到空军担任翻译到1959年转业,又分配回“和大”。那时,为了拉拢国外民间知名人士,对中共有用的人,都设法邀请来访华,由“和大”出面免费接待,好吃好喝,游山玩水。

国外宗教界人士,如基督教的牧师、主教等人物访华,中共就需要请国内的宗教界头面人物出面接待。当时中共的宗教界有著名的三赵——佛教的赵朴初、基督教的赵紫辰和赵复三。姚琮和赵复三就是在那个年代认识的。赵复三当时是基督教“三自革新爱国运动”的北京市总干事,青年会的领导人物,背后是中共统战部,正如“和大”的背后是中共联络部一样。

姚琮初见赵复三时,见他身穿一套黑色西装,脖子上戴了一个白色的脖圈,是个神职人员的打扮。因“三自革新运动”是统战部领导的,姚琮还暗自嘀咕:“这个人肯定是个党员,是个披着宗教外衣的狼。”接触后,觉得此人温文尔雅,学识渊博,风度翩翩,特别是对基督教的教义、教理、圣经熟稔,到他嘴里,如数家珍。

姚琮小学和中学基本上都在法国天主教学校读书,甚至还在天主教堂星期天做弥撒时当祭司童(altar boy)。在学校里每天都要用英文背颂教义、圣经,所以姚琮对有些常引用的圣经段子背的滚瓜烂熟。在当翻译接待外国神职人员时不会露怯,甚至有时还会想露一手,背诵一段圣经。但是与姚琮一同招待外宾的赵复三居然能够接得上来,而且还加上引用两句拉丁文。

这令姚琮对赵复三佩服得五体投地。他的学识让来访的资深的外国神职人员也都吃惊。赵复三绝顶聪明,过目成诵。他在天津耀华中学就读,从初中一到高中三,每年都考全班第一名。他在上海圣约翰大学受过正规系统的基督教教育,在神学院也取得优异的成绩。毕业后,在基督教青年会工作,当牧师,后来才调到北京。

姚琮和赵复三熟识之后,曾数次直问他是否是共产党员,赵复三坦承,他不是共产党员,他有宗教信仰,心里有根底线,母亲是虔诚的基督徒,这根底线是家庭传下来的,他不能参加无神论的共产党。姚琮也坦率地说,曾两次写入党申请书,因为资本家庭出身和有海外关系等,而不批准,但要我接受共产党的考验,做“党的驯服工具”。

文革后,党组织曾找姚琮谈话,说:“老姚同志啊,你也算是个老革命了,还参加过抗美援朝,应该考虑自己的政治生命了。”姚琮回答说:“我离开共产党员的标准还差的远呢,我还是保持我的政治历史清白吧!”

 

赵复三联合国宣告六四真相后逃亡

1989年时,赵复三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副部级干部,也是中国派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立法组织执行局的执行委员。教科文组织有168个会员,每个国家在教科文组织里都有一个代表、中国的总代表是赵复三(Member of the executive board)。

六四事件发生后,教科文组织正值6月8日在巴黎开会。这是一个例行会议,有教科文组织的既定议题要讨论。但六四事件震动中外,会议上大家都撇开了既定议题,讨论起中国的六四事件,有些代表甚至还出示了从媒体上屠杀学生的血腥照片。赵复三是会议中唯一的中国人,大家把注意力都集中到他身上,要求这位来自中国的代表介绍情况。赵复三对天安门屠杀流血事件是清楚的,而且还有第一手数据。

他当时从两个不同的渠道收到两个截然相反矛盾的信息。第一个渠道是直接的,是北京自己家的亲人向他报平安。

赵复三家住北京木樨地,是通往天安门长安街的一条大道。六四时有个邻居,扒在自家楼上阳台上,从上往下看热闹,被流弹击中身亡。当时赵复三人在巴黎,知道天安门出了事,另外他也看到外国代表出示的照片,证实了这件事。

另一个渠道是来自中共高层的指令文件,邓小平为六四事件对外宣传定了一个统一口径──“天安门事件,一个人没死”。

一个活生生的事实,却处在两个极端矛盾的现实中。众多的电视报刊媒体,早就传播许多六四惨案的现场照片,邓小平居然说天安门事件一个人没死。

六四血腥屠杀事件爆发之后,在1989年联合国大会上,赵复三在168个国家的代表面前为六四死难者致哀,与邓小平定的对外口径“一个人没死”相反。赵复三因此展开逃亡之旅。

 

赵复三当时在联合国大会上,对这两个相互矛盾的信息中,到底何去何从?应该如何发言?发言说什么?赵复三被逼到了墙角,无法脱身,不得不发言了。赵复三在他的一生外事生涯中,曾经一直做党的驯服工具,为中共涂脂抹粉,说过许多昧着良心的假话,还曾以身说法,迷惑欺骗外国的宗教界人士,制造中国有宗教信仰自由的假象。但现在,在联合国大会上,168个国家的代表面前,他该怎么办?

他定了定神,发言了。他缓缓地,一字一句的讲了三点。第一、为六四发生了这样的血腥屠杀事件感到震惊;第二、为六四中的死难者表示哀悼、致敬;第三,中国的历史要从此开始重写。

这三点,掷地有声,显然与邓小平定的对外口径“一个人没死”相反,这是违反了中共的国家指令。他意识到自己犯了大忌,后果不堪设想。

在返回中国代表团住所时,看到安全部的人,在门口叉着腰,斜着眼看着他,让他感到身上起了一层鸡皮疙瘩。他联想到就在两天之前,听到有人告诉他,中国有个驻古巴的外交人员,因说了实话,唱了反调,被安全部的人押送回北京了。赵复三预感到下一个被押送回北京的就该是他了。

6月8日赵在联合国大会上的发言,肯定己报北京,安全部在待命行动。恰好6月12日联合国又要开会,赵复三在去联合国开会前,做了些准备,会后没有回住所,而是去了在巴黎教钢琴的二女儿家。从此走上了逃亡的不归之路。

赵复三在欧洲待了一年多,最后到了美国俄克拉荷马大学(Oklahoma University)。这个大学的校长是赵的老相识,曾经访问过中国,赵复三接待过他,是位基督徒。在中国时他注意到赵复三的处境,曾经表示,如果赵遇到麻烦,可来美国维理公会大学教书。所以赵复三在考虑逃亡时,首先就考虑来美国。

但是,赵复三告诫自己,在离开联合国后逃亡,一年之内不能去美国,因为这里还有一段无法告人的惨痛隐情。赵复三虽然在中共统治下已经升到了副部长的级别,但中共手里掐着一张牌,随时可以拿出来让赵入狱,永世不得翻身。

 

赵复三头上悬着一把剑,随时可以要他的命

 

这里不得不讲一点赵复三的家庭背景和社会关系。赵的父亲叫赵师克,由清华学堂送到美国留学,与孔祥熙是同学。回国后,先后在黄炎培办的中华职业学校当校长,又在老四行服务。老四行是中国解放前的四大银行,分别是盐业、中南、金城、大陆四家银行,以金城为首。老四行有个储蓄会,赵父为该会的副经理。

赵父解放前曾在中共地下党的组织下,去过张家口解放区参观访问,由此可知他的思想倾向。在他的影响下,四个儿子先后都参加了学生运动。赵复三是老三,老大叫赵忠一,在北京协和医院做妇产科主任,文革中受迫害自杀。这里主要讲老二赵中玉。

赵中玉解放前在上海参加进步学运,被国民党说是共匪,抓进大牢,要枪毙,经任国民党上海市长的舅舅吴国桢营救出狱。吴国桢要他离开上海,后来他到天津南开大学念书。南开大学有位美国教授,中文名字叫崔仰西,英文名叫“Percy Beatrice Tripp”,此人热爱中国文化,入了中国籍,娶了中国妻,育有二男三女。崔教授非常喜欢他的学生赵中玉,把自己的第三个爱女崔桂芳嫁给了心爱的学生。崔桂芳学的是音乐系,是个花腔女高音。

赵中玉毕业后到开滦煤矿当工程师。赵中玉的思想一贯进步,工作奋不顾身,一次为了抢救矿难,坚持救人,结果壮烈牺牲。他被追认为革命烈士,葬在烈士公墓。文化革命开始后,崔仰西被打成美国特务,崔桂芳也是美国特务,从而赵中玉也成了美国特务。但那时赵中玉已死,葬在烈士公墓里。烈士公墓怎么能让美国特务安葬。结果就刨墓挖尸,但又不许美国特务崔桂芳进烈士公墓收尸骨,就命令崔桂芳在公墓的墙外等着,他们把尸骨一根根扔出墙外。崔桂芳带着两个女儿,哭泣着在杂草丛中寻找散落在四处的丈夫尸骨。

崔桂芳被打成美国特务后,又遭到轮番拷问折磨,逼她交待谁是她的直接领导人,崔桂芳不认得什么与国外有关系的人,她想到了赵复三。结果崔桂芳就交待并指证赵复三是潜伏在中国的美国特务,是她的直接领导人。

赵复三本来就因社会关系、宗教和西方教育背景,早就被中共内定为美蒋特务嫌疑犯,这回好了,有了具体的人证。赵复三在文革中的处境可想而知。崔桂芳经过这样的折磨,精神错乱,结果酗酒自残而死,留下来三个儿女是美国特务家属。

从此,中共在赵复三的头上悬起了一把利剑,任何时候不听话,就会让他永世不得翻身。

 

姚琮的经历

再回过头来说说姚琮。姚琮学校毕业后,1953年被分配到“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大会”(简称和大)工作,1967年单位改名“对外友协”。1981年到了社会科学研究院工作,并担任“未来学会”理事,该学会即是研究中国未来的走向、看中国的前景、人类社会将怎么走。

先前在“对外友协”工作多年,认识作家韩素音,建议他应该跟世界的未来学会接轨,于是介绍他认识托夫勒(Alvyn Toffler)夫妇。

托夫勒是当时《第三波》(The Third Wave)、《未来的冲击》(Future Shock)等国际畅销书的作者。

托夫勒认为,在人类历史发展中,第一次浪潮是农业革命,农业刀耕火种,第二次是工业革命浪潮,而第三波是信息革命。托夫勒的理论是,现在人类可以乘着既有的发展成就,飞跃发展,例如中国处于农业革命和工业革命浪潮夹缝中的国家,可以跳跃过几百年的发展阶段,直接进入信息革命。把世界上已经成熟的技术,拿过来用。一跃就进入了最前卫的世界科技之列。

这发生在1982年。姚琮认为,这个理论在中国日后的现实实践中也得到充分地验证。

身为社科院“未来学会”的理事,姚琮就把美国未来学家托夫勒和同是学者的夫人海蒂(Heidi Toffler)夫妇俩邀请来中国,并接待安排到各个大学、学术单位讲演。

姚琮邀《第三波》作者托夫勒到中国,间接促进中国经济起飞。

演讲时间大都安排两个小时,都是一套,刚开始时,都是托夫勒说,姚琮翻译。几回下来,为了节约时间,姚琮就和托夫勒商量,托夫勒开个头、结个尾,中间就由姚琮说,听多了都熟了,之后有几次就这样做了。

 

中国共产社会下知识分子的悲哀

按理说,将托夫勒请到中国来,把新信息带进中国,为国家做了很大贡献,让国家有了跳跃性的发展,应该是好事。但不行,社科院里的左派就说:“姚琮,你是把反社会主义、反共产主义的经济理论带到了中国……”这帽子一戴上,真了不得。姚琮那时就想方设法要脱离干净。

姚琮力辩,称自己讲不出来这套理论呀……“不对,你讲演的时候特带劲,都是你说的……”

当时姚琮刚翻译好了另一本书《大趋势》(Megatrends),是与托夫勒齐名的奈斯比特(John Naisbitt)写的叙述了当代世界有十大趋势,其中预测网络的兴起和全球经济一体化。这本书在社科院也是有争议的,说是把“反马克思主义的经济理论带到了中国”。他得想办法摆脱这样的罪名。

“反马克思主义的经济理论”的罪名套上,当时他的日子就不好过。

于是姚琮就找了外交前辈、当时在外国文学研究所的戈宝权前辈帮出主意。戈宝权认为《大趋势》是个学术议题,又是当时国际社会上热议的课题,说可以呈到赵紫阳、胡耀邦办公室。姚琮于是就复印两份呈上去。

不久,赵紫阳在一个3000人的大会上讲了三次浪潮,讲了大趋势,这犹如在姚琮头顶上撑起了安全的“大红伞”,“引进了反马克思想的经济理论”这一关就真过去了,这个罪名也没有人再提了。之后,社科院院长马洪,交代姚琮写一篇关于《第三波》和《大趋势》的文章,马洪在社科院大会上宣读这篇文章,并宣布这是姚琮写的。

当时《大趋势》这本书一次出版印10万册,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正式出版印了30次,就300万册。民间山寨版的就不知有多少了。

奈斯比特夫妇后来成为中国的座上宾,频繁地进出中国,还在天津成立了“奈斯比特中国研究所”。

 

未来学家看中共的现在和未来

姚琮认为,“之后的中国10年,中国受益于这学术,所以发展这么快。”后来他到威斯康辛大学教书,讲的就是“第三世界发展经济的策略”,很多人都想学。

但姚琮说:“这是中国的模式,中国模式学不来……中国是极权国家。做城市规划,说这里要开条大街,明天就把两边的房子都拆掉了……中国可以,美国可以吗?只有极权国家才办得到。”

姚琮后来常穿梭于海内外,为多家中国企业担任顾问,协助引进外国技术、设备。他感慨地说,中国乘风得势,但很多东西到中国就变质。

姚琮几年前回到北京,一帮老同事老朋友组织起来欢迎他。老人当中有三位退休的驻外大使,都是老党员,也都很敢讲,都怀疑中国共产党还能维持多久。大家都知道没人信它了,在国际上也早没人会相信。

“共产主义在世界上,有几个相信的?有谁相信的?国际上一听共产党,都像老鼠过街,不行了,臭了,早就臭了!”

“中国这些高层早就知道,共产党这名字不好,要换换,早就知道不行了,臭了!”

中国的希望在哪里?姚琮和赵复三也聊起过,中国必须重回现实,中国共产党不会很长历史的,已经到头了!

 

反抗教育不公反被控"敲诈勒索" 的河北女教师陈文艳终获无罪

 

“我看不惯不公平”

新京报:你举报的问题里,有一项是中考作弊,怎么发现的?

陈文艳:我一直带毕业班,每年中考过后都会把各个班级的成绩电子版拷过来对比分析。2010年中考后,我发现同校的一个班级,平时的成绩一直不怎么好,但中考居然一个班60多个人,有20个考上了重点高中,2个上了自费的线,上线的学生里有几个是众所周知平时学习不太好的。

新京报:找到这几个学生作弊的证据了?

陈文艳:校长说这几个孩子是超常发挥。我觉得不可能,要求查这个班的中考试卷,但教育局拒绝了。老师都知道,是不是作弊查卷子就知道了。

中考体育加试和农村独生子女加分的问题更明显。2011年我在中考体育加试的考场上看到,很多学生男子1000米的体育测试,只跑了一半,考官就给打了30分的满分,而有的学生完整跑完,也拿不到满分。同一年,一个学生父母是做生意的,我知道他们家有三个小孩,但他还是拿到了10分的农村独生子女中考加分。

新京报:都是本校的学生,你为什么还举报?

陈文艳:影响到中考的公平公正,我看不惯不公平。

我记得我教过的一个男孩,2011年中考成绩出来之后的一个晚上,坐在马路边上哭着给我打电话,说他的成绩离重点高中的自费分数线差了一分,他家境不好,也没钱可以帮他交。按照他平时的成绩完全可以考上重点高中。如果没有那些作弊的人,可能他就能上满意的高中了,这让我很难受。

新京报:举报教师职称评定作假和你自己有关?

陈文艳:对,是2011年我评定职称的时候发现的。当年我本来已经符合了副高职称的评定条件,但可能因为我一直举报中考作弊的事情,得罪了领导,当年我们学校有8个老师参评,7人通过,只剩我。

我后来发现,2011年和我一起参加职称评定的两位老师,占用的是遵化市周边农村边远学校的指标。2012年,我的职称已经评上了。但看不惯职称评定作假,才继续向省市教育和人事部门反映。农村边远学校的老师一直待在农村,职称评定的名额还被城市的学校占用,这对他们不公平。

新京报:还反映过学校乱收费的问题?

陈文艳:让学生花冤枉钱买根本做不完的教辅资料,对很多贫困生来说是很大的压力,他们支付不了。

有一些教辅还是盗版的,里面的答案甚至都有错误。2013年学校月考过后,一个学生跟我说语文考试题他背下了教辅资料上的标准答案,但被判错了。后来我问了语文老师,老师说教辅上的答案本来就是错的。这不是误人子弟吗?

新京报:取保候审后就一直奔波上诉的事情?

陈文艳:对,这个事情一直困扰我,事情没有结果,学校也不让我回去上班。我的家人也受到影响。我刚被关进看守所的时候,我们当地的电视台还做了一期法制节目,说遵化市二中的一位老师犯了敲诈勒索罪被刑拘了。我养母已经70多岁了,在电视上看到我的时候,血压升高,瘫倒在地,之后身体也一直不好。

新京报:什么时候等到无罪的结果?

陈文艳:可能因为事情比较复杂,中间开了两次庭,审理期延长了三个月,直到今年8月底,才有结果。此前我几乎每天都去遵化法院,问他们什么时候有结果。直到今年8月13日,法院副院长王铁山跟我说,这世上不都是贪官污吏,我们会对法律负责。听到这句话,我就放心了,我相信他们会作出公正的判决。

8月30日就开学了,我很想早点回到课堂。8月28日,我感觉结果应该出了,早上七点去了遵化市法院,等到晚上九点,我的主审法官和审判长看我等了很长时间,就给我看了判决书,只让我看了最后的结果:“无罪”。

新京报:当时激动吗?

陈文艳:很平静,预料之中的事情。因为法官也告诉我了,他们会对法律负责。

新京报:什么时候接到正式的判决结果?

陈文艳:9月4日上午。我一个人去了法院。法官宣读了判决书。结果我已经知道了,但我还是很生气,里面列出的钱,我并没有拿。现在只是说我不是敲诈勒索罪,但没有明确说我没有拿这笔钱。不过,听到法官读出“被告人陈文艳无罪”的时候,还是很激动,眼泪不自觉流下来了,等这个结果,太不容易了。

举报可能采取其他方式

新京报:走出法院做的第一件事情是什么?

陈文艳:打电话,发短信,告诉我的养母、姐姐、同学朋友和一些学生,告诉他们我判决拿到了,无罪。我记得养母当时激动得语无伦次,问了好几个“真的吗”,她说老天睁眼了,要赶紧出门去告诉其他的亲戚这个结果。

新京报:这件事情对你的生活影响大吗?

陈文艳:8月底法院已告诉学校判决结果了,我开学就正常上班了。9月4日从法院回来,我就回了学校。当天下午的教师大会上,副校长告诉各位老师,陈老师判决结果出了,无罪。在座的老师都鼓掌欢迎我回来,有的老师还说“我们支持你”。

不过,这件事对我孩子的伤害太大了。在我被抓进去的时候,我们周围就有谣言传出来,说我被判了五年。因为我孩子也在二中上学,很多同学会在他背后指指点点,说他妈被抓进看守所了,以前还是这学校的老师。经过这些,孩子心理压力肯定很大,现在已经转学到外地了。

新京报:你自己怎么看待举报?

陈文艳:当初举报是因为看不惯作弊、乱收费、职称评定作假这些现象,现在尽管受了罪,但看到现在这些问题都好转了很多,特别是很多老师跟我说职称评定比以前透明多了,我觉得也算是为大家做了贡献吧。

人性、忠诚与情义/李启光摘编自《炎黄春秋》

 

抗战之前,国民党宣传部门负责人, CC派的重要人物张道藩在南京办了一所“国立戏剧专科学校”。一天,学校的工作人员殷杨被捕,因为他是潜伏的共产党。张道藩出于对青年、对人才的爱护,利用自己在国民党内的声望和地位,从当时的宪兵司令谷正伦手中将殷杨保释出来,然后派自己的亲信部下唐绍华将殷杨送到安全的地方。     

1949年,共产党在国共战争中获胜,国民党失败退出大陆。张道藩被中共列为“第二批内战战犯”之一,随着国民政府一起逃亡去了台湾。故事的两个主角,戏剧学校的同事唐绍华和殷杨之间,发生了戏剧性的故事。      当年送殷杨逃走的唐绍华没有来得及逃离大陆,在上海被作为国民党特务逮捕。根据当时中共的政策,像唐这样被作为小特务逮捕的(其实他只是个拍电影的文化人),起码要劳改十年二十年,被杀的可能都有。关在监狱里的唐绍华,彷徨不安地等待命运的判决。     

有一天,狱吏提出唐绍华,告诉他上海公安局长杨帆要见他。唐很奇怪,他这个案子需要公安局长亲自审问吗?待到了办公室一看,坐在面前的公安局长杨帆,就是他当年送走的殷杨。已经是胜利者、掌握生杀大权的杨帆完全没有把唐绍华当成犯人,而是当成了一位老友。他首先问候“道公好吗?” “道公”是对张道藩的尊称。从这一称呼就可以看出,对当年的恩人、现在已名列“战犯” 的张道藩,杨帆还保持着的尊敬和关怀。      

然后,杨帆问唐绍华自己有什么打算。唐说他希望去北京发展。这当然是非常天真的想法,表明唐对共产党还缺乏了解。在中共统治之下,唐背着特务之名,和国民党CC派、和“战犯”张道藩有割不断的关系,哪里还会有机会发展他所希望从事的电影事业?能够保命就已经是万幸了。杨帆当然知道唐的想法非常危险,就说了一番话,“你不是在拍电影方面有兴趣有才能吗?何不带着你的影片到香港去发展、为人民赚些外汇?国家需要外汇。” 这就暗示唐赶快逃走。唐心领神会,马上表示愿意去香港。这样,唐走出监狱,手持上海公安局发的通行证合法去了香港,后来又去了台湾。      

 三位主角后来的命运真令人感慨万千。      

杨帆的命运众所周知。他1955年被作为内奸逮捕,坐牢二十多年,精神崩溃,双目失明,受尽迫害,直到1983年才彻底平反。所幸还得享高寿,1998以八十七岁高龄逝世。      

 张道藩到台湾后,受到蒋氏父子重用,从1952年起任立法院长,一做就是十年。居官虽高,却清廉自守,一介不取,热心发展文化事业。1968年去世,身后留下《文集》、《画集》(张年轻时曾在英法学绘画)各一部。      

 唐绍华呢?因杨帆义释得以逃脱牢笼,一展戏剧长材。在港、台创作了大量戏剧作品。他一生创作舞台剧五十余种,电影剧作七十余种,执导电影五十多部。除此之外,着有《电影艺术入门》等二十余种书。他还担任过台湾影业公司副总经理,中英文版《观光》月刊社社长,政工干校、辅仁大学、中国文化学院教授,是港台文化界的著名人物。他的一切成就,离开了杨帆的义举都无从谈起。     

张道藩、唐绍华和杨帆,毫无疑问各自是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忠实党员。但是,他们都没有因对党的忠诚而泯灭人性、变得铁石心肠、冷酷无情。面对着生灵涂炭、尸山血海,你死我活的国共斗争,在对党的忠诚和情义之间,三位主角都选择了情义。这对张道藩、唐绍华来说,还不难做到,因为国民党从未要求过它的党员要在一切问题上都无情无义,不许有丝毫的人情味。放走杨帆,无论是张道藩还是唐绍华,都不会有人身危险。      

杨帆就不同了。中共的意识形态一直要求对敌人要无情,要残酷,对敌立场不允许丝毫动摇;要将对党、党的政策、纪律、领袖的忠诚永远放在至高无上的地位,为这些要六亲不认。杨帆完全了解他所做的是违反了党的纪律,而且在此之前他在新四军工作的时期,就已经因内奸嫌疑而被审查、受过迫害。放走恩人将承担巨大风险。在这个问题上,他的情义、良知、道德的考虑超过了对党的忠诚。从这一行为看来,后来他受到迫害,势所必然。      

故事的三位主角都值得我们尊敬。杨帆在承担巨大风险情况下作出的选择,则更具有牺牲精神,更加崇高。张道藩的义举引出了杨帆的义举;杨帆的义举给唐绍华的创作提供了可能;唐绍华的创作又使得终身从事文化发展工作的张道藩看到了自己事业的成绩。人世间的因果链真令人感到玄妙神奇,意味深长,给我们留下了想象的空间。

恢复抗战胜利纪功碑碑名的倡议书

 

同胞们,恢复重庆《抗战胜利纪 功碑》名称的提议已有很多年了。这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大事,在重庆市人大和政协会议上也有多次提案。

 在正式恢复之前,我们提议民 间,即开始改回对这座历史丰碑的称呼。请注意在日常生活和交往中,把她的真实名称体现出来,称为“抗战胜利纪功 碑”,简称“纪功碑”。

 从我做起,从重庆人做起,从现 在做起。

 本倡议自即日起,开始公开征集 支持签名。凡支持者,请按下面的联系方式加入,签名格式为“姓名,地区,电话或其它联系方式”。

我们会定期将统计得到的签名, 报请所属区(县)、省(市)乃至全国人大、政协的代表和委员,由他们再次形成提案,在各级人大、政协开会期间提 交讨论,以促使这件大事成功获得通过。

 

                                倡议人:重庆 谢丹、韩良

2015年9月12日

 

签 名名单:

谢 丹,重庆,13501680326         白 和平,重庆,13368068115         韩 良,重庆,13308359959

胡 成,重庆,13648436853         谭 作人,成都,13308030863         张 起,重庆,18697741911

李大康,重庆,634673037@qq.com  谭俊 容,重庆,13436099003         王耀明,重庆,15215022386

郑 晓戈,四川,13996463062       唐 海君,重庆,13399882932         王 君剑,重庆,18716654007

姚 林义,重庆,13193198197       梁 俊西,重庆,13320204171         潘 斌,重庆,15923738746

赵 安秀, 重庆, 18725815300       罗亚铃,重庆,15723271580         杨晓冬,重庆,18290498881

杨 世立,重庆,13308373626       何 复兴,重庆,15803029731         钟 志,重庆,18523086603

张 仁宁,重庆,18983836959       汤 双成,重庆,18623547587         杨 德民,重庆,13060204992

侯 世杰,重庆,15023708734       邱 山,重庆,13038319642           陈启贵,重庆,15086923592

曾 朝春,重庆,13110249052       湛 浓美,重庆,1552325039          顾 万久,重庆,18523119698

张 家瑞,湖南,18873665053       张 雪伍,湖南,13973661004         欧 彪峰,湖南,18607332626

李 小玲,广东,13929520778       柴 金元,湖北,13812948770         沈 艳秋,上海,15000601084

刘 士辉,内蒙古,18516638964     卜 永柱,广东,13538400676         戴 振亚,福建,13616027610

黄 雨章,广西,18697931379       姬 原,湖南,13789388964           李蔚,北京,13269350956

房 繼尧,山东,18453351911       王 应国,广东,13600181232         叶 庆丰,重庆,18908272925

张 汝儁,上海,13564390294       黄 小芹,上海,18019243439         郇 建刚,新疆,18909945613

杨 勤恒,上海,15821531901       顾 晓峰,江苏,13801578556         胡 诚,江苏,18962332858

陳 瑜,民国,13813856911         杜 聪波,湖南,18874130310         胡 海波,广东,13929228964

王 法展,上海,18221486752       甄 江华,广东,13750077000         李 学政,上海,18621661969

顾 义民,江苏,15851586877       李 文涛,四川,13551366364         陈 建芳,上海,15026516445

王 定邦,上海,13621728292       丁 德元,上海,18721388935         万 文英,上海,13816370905

孙 洪琴,上海,18939958679

全国1977年~2012年参加高考人数和录取率

全国1977~2012年参加高考人数和录取率

时间(年)

参加高考人数(万人)

录取人数(万人)

录取率(%)

1977

570

27

5%

1978

610

40.2

7%

1979

468

28

6%

1980

333

28

8%

1981

259

28

11%

1982

187

32

17%

1983

167

39

23%

1984

164

48

29%

1985

176

62

35%

1986

191

57

30%

1987

228

62

27%

1988

272

67

25%

1989

266

60

23%

1990

283

61

22%

1991

296

62

21%

1992

303

75

25%

1993

286

98

34%

1994

251

90

36%

1995

253

93

37%

1996

241

97

40%

1997

278

100

36%

1998

320

108

34%

1999

288

160

56%

2000

375

221

59%

2001

454

268

59%

2002

510

320

63%

2003

613

382

62%

2004

729

447

61%

2005

877

504

57%

2006

950

546

57%

2007

1010

566

56%

2008

1050

599

57%

2009

1020

629

62%

2010

946

657

69%

2011

933

675

72%

2012

915

685

75%

                                                             

 

蒋公从大陆带走的“道统”

 

 

49年后,蒋介石离开故土,到死为止,再没离开台湾半步。从打赢对日抗战,到仓皇辞庙、转进台湾、坐困愁城,前后不超过五年时间,人生大起大落,不过如此。当我们谈论“蒋介石从大陆带走了什么”时,我们最爱谈的是什么?上世纪八十年代,最爱说的是“黄金”,痛心疾首之余,似乎这也成为了台湾经济远远发达于大陆“最合理”的解释;到了九十年代,那点黄金大概也看不上了,“富而知礼”的咱们最爱谈的变成了“故宫文物”,“翡翠白菜”被传说得神乎其神;再到了这十多年,据说咱们对文化的理解水平已经超越“器物”而飞跃到了“重道”的层面,中研院那批赴台的文化大师们成就了中华文脉在台湾的现实与想象。当然,间或的,我们也还记得起一起去台湾的那1080个“万年国会”国大代表们。按照当下最流行的说法,蒋介石不仅将中华民国的“政统”(“法统”)带去了台湾,还带走了“学统”和“道统”。如此,“残山剩水”才有了“大江大海”的气象万千。

 

先说说“圣”。中国人一说起圣除了孙大圣,不外乎就是孔圣人。孔圣人自然是无法和蒋一起去台湾的,孔林和中山陵都好端端的留在了大陆。孔子走不了,但他的后代可以。

2008年10月28日的那个下午,当八十九岁高龄孔子第77代嫡长孙孔德成病逝于台北时,大陆这边静悄悄,没有人有闲情去追忆这个世界最大贵族世系的谢幕。这个世界上知道自家数千年来直系祖先都是谁的,除了日本天皇,恐怕就是孔家了。

如果这个时代还有“圣”的话,孔德成一定是最后一个。孔德成世袭了有890年历史的封号——宋仁宗年前就传下来的“衍圣公”。历代王朝,哪怕是女真人、蒙古人和满人,无不对孔家后裔尊宠有加,“衍圣公”之前也不知封了多少这个公那个侯。皇帝可以改朝换代,人头落地,孔家却是“万世一系”,曲阜的孔府被称为 “与国咸休”、“同天并老”的“天下第一族”,成为了“道统”最直观的象征,而“衍圣公”至少在明面上位列文臣之首。

孔德成出生时候的阵仗绝不亚于现在日本天皇家生个儿子。为了防止婴儿掉包,北洋政府还派军队包围了产房,并由一位将军坐镇孔府,山东省省长与孟子、颜子、曾子三氏的奉祀官同时在场监督。当这位全国期盼的孔家独苗出生时,山东曲阜全城鸣放鞭炮庆祝,北洋政府也鸣放礼炮十三响,以庆圣裔不辍。

1928年,孔德成有感世袭爵位不宜存于民国,主动请求国民政府撤销“衍圣公”爵号。到了1935年,蒋觉得道统不可废,改封孔德成为“大成至圣先师奉祀官”,成为中华民国唯一的世袭特任官。

1937年,在曲阜即将落入日军之手前,蒋介石紧急派七十二师师长孙桐萱亲自将孔德成护送到武汉,后来再迁居重庆。而到了1949年国府迁台之时,蒋介石自然也带走了孔德成,在台北复建孔氏家庙。对于儒学造诣颇高的蒋介石而言,或许他心目中多少不无他自己才是“道统”承继者的想法,但孔德成这个“道统象征”(或也是儒家的教统象征),他最知道分量。

六七十年代孔德成在台湾一定是苦闷的,又或者是庆幸的。当孔子从至圣先师沦为“孔老二”之时,当大陆红卫兵在“孔林”掘墓三尺,历代衍圣公被挫骨扬灰之时,孔德成在台湾或许更能理解“道统不灭”的真意,他唯一能做的,或许也只是一遍遍地默念“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的十六字儒家心传真言。

 

1984年,台湾考试院长空缺,据说蒋经国本来属意他人担任,但宋美龄亲自打电话给蒋经国点名孔德成接任,以示中华民国不忘道统。由此,孔德成成了“考试院长”,而且一当就是九年。一直到2008年逝世,终其一生,孔德成再无踏入大陆土地一步,而他也一直也没有等到对岸的那一声抱歉。

 

话说在江西龙虎山上,两千年来都住了位道教“张天师”,一直到1949年他去了台湾,他就是神。跟着蒋介石去台湾的“张天师”叫张恩溥,与“衍圣公”一样,创立道教的“张天师”也是代代相传,到了张恩溥这一代,已是第63代。

第一代张天师叫张道陵,汉顺帝公元142年创立了“五斗米道”(后称“天师道”,现称“正一道”),拔高一下意义的话,就是创立了中国最大的本土宗教——道教,至今已有两千年。就是这一位张天师,将老子尊奉为我们现在最熟悉的“太上老君”。第三代张天师——张道陵的孙子张鲁,在民间的名气可能就更大了,就是《三国演义》那位割据汉中二十多年的张鲁。

一直到宋朝之前,张天师和他的“正一道”一直是没有争议的全国道教领袖,即使王重阳在北方创立了“全真教”之后,张天师一系仍旧是南方道教领袖,由元朝忽必烈起始,“张天师”更是成为了官方承认的“神职”。

张恩溥一到台湾,就创立了台湾省道教会,并设立“嗣汉天师府”驻台办公处,以示道教“教统”来到了台湾。到了1966这个颇具历史意义的年份,张恩溥更是创立了中华道教总会,并当选为理事长。他在此前后肯定已经获悉,“祖庭”江西龙虎山的上清宫也在“文革”中被毁。

1969年,张恩溥羽化。问题来了,张恩溥携至台湾准备承继“张天师”的长子张允贤先前已过世,天师之位只能由堂侄张源先继承(还有一种说法是代理掌教)。在那个“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年代,除了部分信众,张天师对于中国大陆而言彷佛已经是上个时代的封建把戏,官方自然也没有兴趣去关心。

可到了改革开放,在数十年的唯恐避之不及之后,中国大陆在90年代突然推出了自己版本的“张天师”——张金涛。按照官方的宣传,张金涛是张恩溥的“嫡孙”,当然比台湾的“侄子”张源先更有资格当这个天师。这无非又是“汉贼不两立”那套争正统的把戏,堂堂中国第一本土宗教的“领袖”,怎么能在台湾,而不在祖国大陆呢?

但事实上,“嫡孙”张金涛甚至都不姓张,他不过是张恩溥二女儿张稻香的儿子,本姓鲁,改了姓来争这个天师而已,但终究是完完全全的外姓人。而按照两千年来的传承规矩,张天师一向以张氏血统为第一原则,从未有外姓染指的先例。而张金涛那边只死抱住一点,历代以来,从来没有天师离开过龙虎山。你搞你的血统论,我玩我的地域论,反正我就是张天师了。

又是一个历史的巧合,2008年10月17日,也就是孔德成逝世前的11天,“张天师”来台后的第二代继承人张源先也“羽化”了。但张恩溥张源先留下的“教统”由张道祯在2009年5月正式在台湾继承。可能让张金涛最尴尬的是,张道祯继承的是“第64代”张天师,而他在大陆却一直以“第65代”自居。

“张天师”带往台湾还远不止是“教统”。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台湾的道教信众已达274.4万人,宫庙达8044座。道在哪,教统就在哪。

 

在1949年赴台的众多高僧中,最大牌的无疑就是第七世章嘉活佛(章嘉呼图克图)了。

 

按照藏传佛教的转世世系,达赖、班禅、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章嘉呼图克图被称为藏传佛教四大活佛(黄教四大教主)。其中前两者分掌前藏后藏,哲布尊丹巴曾为外蒙古政教合一的领袖,而章嘉则为藏传佛教在内蒙古的最高活佛。

章嘉活佛一系可谓出尽风头,屡任帝师,在康乾时代堪称在朝中政治地位最高的活佛,连达赖、班禅和哲布尊丹巴也对其多有依仗之处。雍正还是四阿哥时,二世章嘉曾为他灌顶传法,门徒遍布皇室宗亲,康雍年间均为帝师。三世章嘉则是乾隆皇帝的灌顶国师,在向乾隆传法时,乾隆为表尊崇竟然跪在地上听讲。太和殿觐见时,六世班禅可以坐轿坐到太和殿第三台阶,而章嘉国师的轿子可以到达第二台阶,将其他亲王宠臣不知道甩了几层台阶。

可以说,章嘉活佛一系历来就是藏传佛教活佛中与中央政府关系最为亲近的。七世章嘉活佛更是堪称异数,与慈禧、袁世凯一直到蒋介石关系都很好。辛亥之后,七世章嘉活佛成为了劝导内蒙古各旗归附民国政府的重要推手,由此还被大总统袁世凯加封为“宏济光明大国师”。1934年,七世章嘉活佛被国民政府任命为蒙旗宣化使,确立了其在中央政府与内蒙古各旗之间居中斡旋的超然地位。

而对于蒋介石而言,章嘉活佛事实上也是他在四大活佛中唯一有能力带去台湾的。从清末以来,以达赖为首的西藏政教系统与国民政府的关系一直不睦,十四世达赖显然是不会和蒋去台湾的;十世班禅1949年还不满12岁,还没举行过“坐床大典”的他甚至还不是真正的活佛,自然也是去不了;八世哲布尊丹巴就更不会走了,他1924年即已圆寂,宣布终结了转世。

七世章嘉活佛赴台后自然就成为了台湾佛教界众望所归的领袖,当选为“中国佛教会”理事长。但可惜的是,七世章嘉活佛1957年就已圆寂,对台湾佛教界的影响并不大。圆寂之后,蒋介石亲莅灵堂致祭,备极哀荣。

更可惜的是,与孔德成与张恩溥不一样的是,七世章嘉活佛并未指定转世灵童,有数百年历史的章嘉一系实际上已就此凋零。据称达赖之后寻获了八世章嘉活佛,目前在印度达兰萨拉,但无论如何,章嘉“教统”和台湾缘分已断。然后,章嘉活佛在台湾留下的藏传佛教火种至今未灭,全台各地几乎全年都有藏传佛教高僧活佛在宣讲佛教。

除了藏传佛教的活佛之外,随蒋怆惶来台的汉传佛教高僧也为数不少,计有智光法师、南亭法师、道源法师、戒源法师、默如法师、妙然法师等,而其中尤以继八世章嘉之后任中国佛教会理事长的白圣法师最为出名。

在章嘉活佛和白圣法师等高僧大德的弘法努力之后,今日的台湾已是华人地区中的佛教希望所在,佛教信众达五百多万。

 

 

林立果等:“571工程”纪要(全文)

571工程纪要原文影印件


(一九七一、三月二十二——二十四)

原编者说明:1972年1月13日,中共中央下发由中央专案组整理的《粉碎林陈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材料之二)》,其中,附件二是反革命政变纲领《“571工程”纪要》,堪称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具震撼力的一部反面教材。
  据吴德回忆,对于是否下发《“571工程”纪要》,因其用词恶毒,当时在政治局成员中有不同意见。毛泽东一锤定音:“这一件最重要,必须下发。”
  《粉碎林陈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材料之二)》称,林彪一伙在《“571工程”纪要》中咒骂革命的话和他们的反革命策略,“必将激起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极大的无产阶级义愤,也必将引起一小撮反革命分子的共鸣”。
  以下内容(含注释、笔误)出自批判材料,均为原文照录。

 


  (一)可能性
  (二)必要性
  (三)基本条件
  (四)时机
  (五)力量
  (六)口号和纲领
  (七)实施要点
  (八)政策和策略
  (九)保密和纪律

原件第1页

可能性

△9·2后,政局不稳,统治集团内部矛盾尖锐,右派势力抬头
  军队受压
  十多年来,国民经济停滞不前
  群众和基层干部、部队中下干部实际生活水平下降,不满情绪日益增长。敢怒不敢言。甚至不敢怒不敢言
  统治集团内部上层很腐败、昏庸无能
  众叛亲离
  (1)一场政治危机正在蕴〔酝〕酿,
  (2)夺权正在进行。
  (3)对方目标在改变接班人
  (4)中国正在进行一场逐渐地和平演变式的政变。
  (5)这种政变形式是他们惯用手法
  (6)他们“故计〔伎〕重演”。
  (7)政变正朝着有利于笔杆子,而不利于枪杆子方向发展。
  (8)因此,我们要以暴力革命的突变来阻止和平演变式的反革命渐变。反之,如果我们不用“五七一”工程阻止和平演变,一旦他们得逞,不知有多少人头落地,中国革命不知要推迟多少年。
  (9)一场新的夺权斗争势不可免,我们不掌握革命领导权,领导权将落在别人头上
  我方力量
  经过几年准备,在思想上、组织上、军事上的水平都有相当提高。具有一定的思想和物质基础。
  在全国,只有我们这支力量正在崛起,蒸蒸日上,朝气勃勃。
  革命的领导权落在谁的头上,未来政权就落在谁的头上,
  在中国未来这场政治革命中,我们“舰队”采取什么态度?
  取得了革命领导权就取得了未来的政权。
  革命领导权历史地落在我们舰队头上。
  和国外“五七一工程”相比,我们的准备和力量比他们充分得多、成功的把握性大得多。
  和十月革命相比,我们比当时苏维埃力量也不算小。
  地理回旋余地大
  空军机动能力强。
  比较起来,空军搞“五七一”比较容易得到全国政权,军区搞地方割据。
  两种可能性:
  夺取全国政权,
  割据局面

必要性、必然性

  B—52好景不长,急不可待地要在近几年内安排后事。
  对我们不放心。
  如其束手被擒,不如破釜沉舟。
  在政治上后发制人,
  军事行动上先发制人
  我国社会主义制度正在受到严重威胁,
  笔杆子托派集团正在任意篡改、歪曲马列主义,为他们私利服务。
  他们用假革命的词藻代替马列主义,用来欺骗和蒙蔽中国人民的思想
  当前他们的继续革命论实质是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
  他们的革命对象实际是中国人民,而首当其冲的是军队和与他们持不同意见的人
  他们的社会主义实质是社会法西斯主义
  他们把中国的国家机器变成一种互相残杀,互相倾轧的绞肉机式的
  把党内和国家政治生活变成封建专制独裁式的家长制生活
  当然,我们不否定他在统一中国的历史作用,正因为如此,我们革命者在历史上曾给过他应有的地位和支持。
  但是现在他滥用中国人民给其信任和地位,历史地走向反面 实际上他已成了当代的秦始皇,
  为了向中国人民负责,向中国历史负责,我们的等待和忍耐是有限度的!
  他不是一个真正的马列主义者,而是一个行孔孟之道 借马列主义之皮、执秦始皇之法的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封建暴君。

基本条件

  有利条件:
  国内政治矛盾激化
      危机四伏
  ——独裁者越来越不得人心,
  ——统治集团内部很不稳定,争权夺利、勾心斗角、几乎白热化。
  ——军队受压 军心不 高级中上层干部不服、不满,并且握有兵权
  ——一小撮秀才 仗势横行霸道,四面树敌 头脑发胀,对自己估计过高。
  ——党内长期斗争和文化大革命中被排斥和打击的高级干部敢怒不敢言。
  ——农民生活缺吃少穿
  ——青年知识分子上山下乡,等于变相劳改。
  ——红卫兵初期受骗被利用,已经发 充当炮灰,后期被压制变成了替罪羔羊
  ——机关干部被精简,上五七干校等于变相失业。
  ——工人(特别是青年工人)工资冻结,等于变相受剥削。
  国外矛盾激化
  中苏对立。整苏联。我们行动会得到苏联支持。
  最重要的条件:我们有首长威名望、权力和联合舰队的力量
  从自然条件上讲
  国土辽阔、回旋余地大,加之空军机动性强,有利于突袭、串联、转移,甚至于撤退。


  困难
  △目前我们力量准备还不足
  △群众对B—52的个人迷信很深
  △由于B—52分而治之,军队内矛盾相当复杂,很难形成被我们掌握的统一的力量,
  △B—52身〔深〕居简出,行动神秘鬼〔诡〕窄〔诈〕,戒备森严,给我们行动带来一定困难

时机

  敌我双方骑虎难下
  目前表面上的暂时平衡维持不久,矛盾的平衡是暂时的相对的,不平衡是绝对的。
  是一场你死我活斗争!只要他们上台,我们就要下台,进监狱。卫戍区。或者我们把他吃掉,或者他们把我们吃掉。
  战略上两种时机:
  一种我们准备好了,能吃掉他们的时候;
  一种是发现敌人张开嘴巴要把我们吃掉时候,我们受到严重危险的时候;这时不管准备和没准备好,也要破釜沉舟。
  战术上时机和手段
  △B—52在我手中,敌主力舰均在我手心之中。
         属于自投罗网式
  △利用上层集会一网打尽
  △先斩局部爪牙,先和B—52既成事实,逼迫B—52就范,
         逼宫形式
  △利用特种手段如毒气、细菌武器、轰炸、543、车祸、暗杀、绑架、城市游击小分队


基本力量和可借用力量

  基本力量 △联合舰队和各分舰队(上海、北京、广州)
       △王、陈、江掌握的四、五军骨干力量
       △九师、十八师
       △二十一坦克团
       △民航
       △三十四师
  借用力量:国内
       △二十军
       △ 三十八军
       △黄军委办事组
       △国防科委
       △广州、成都、武汉、江西、济南、福州、新江、西安
       △社会力量、农民、红卫兵青年学生、机关干部、工人、
       国外:
       苏联(秘密谈判)
       美国(中美谈判)
       借苏力量拑〔箝〕制国内外其它各种力量。
       暂时核保护伞。

动员群众口号、纲领

  全军指战员团结起来!
  全党团结起来!
  全国人民团结起来!
  打倒当代的秦始皇—B52,
  推翻挂着社会主义招牌的封建王朝,
  建立一个真正属于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社会主义国家!
  对外:
  全世界真正的马列主义者联合起来!
  全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
  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
  我们对外政策是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承认现有的与各国的外交关系,保护使馆人员的安全。
  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全军指战员团结起,全党团结起来
  用民富国强代替他“国富”民穷
  使人民丰衣足食、安居乐业 政治上、经济上组织上得到真正解放
  用真正的马列主义作为我们指导思想,建设真正的社会主义代替B—52的封建专制的社会主义,即社会封建主义。
  全国工人、农民、机关干部、各行各业要坚守岗位,努力生产,保护国家财富和档案,遵守和维护社会秩序。
  因此,各地区、各单位、各部门之间,不准串联。
  全国武装力量要服从统率部的集中统一指挥,坚决严厉镇压反革命叛乱和一切反革命破坏活动!

实施要点

  三个阶段
  第一、准备阶段
  (1)计划
  (2)力量
  △指挥班子
   江、王、陈
  △两套警卫处
   公开的李松亭
   秘密的
     上海小组[10]负责
     新华一邨
     教导队[11]
  △四、五军部队训练(地面训练)
  △南空直属师工作
     (十师)
     周建平负责
  争取二十军
     (江、王、陈)
  ——扩大舰队
  ——加速根据地建设
  京、
  沪、
  杭、
  蜀、
  穗 
  (3)物质准备
  武器
   领
   自造
  通讯器材(包括01工程[12]
  车辆
  掌握他们仓库地点、主要军械库
  (4)情报保障
  掌握三个环节
    搜集
    分析
    上报
  第二阶段
  实施阶段
  奇袭式
  一个先联后斩 上面串联好,然后奇袭。
  一个先斩后联。
  一个上下同时进行。
  一定要把张抓到手,然后立即运用一切舆论工具,公布他叛徒罪行[13]。
  总的两条:
  一是奇袭。
  二是一旦进行开始、坚持到底。
  第三阶段
  巩固阵地,扩大战果 夺取全部政权
  (1)军事上首先固守阵地
  △尽力坚守上海
   占领电台、电信局,交通
   把上海与外界联系卡断。
  △力争南京方面中立,但做好防御
  △固守浙江、江西
  △掌握空降、空运
  (2)政治上采取进攻
  △上面摊牌
  △掌握舆论工具
   开展政治攻势
  (3)组织上扩大
  △迅速扩军
  △四方串联


政策和策略

  打着B—52旗号打击B—52力量
  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人
  缓和群众的舆论
  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
  解放大多数
  集中打击B—52及其一小撮独裁者
  打着B—52旗号来打击B—52力量
  我们的政策:
  解放一大片(大多数)
  保护(团结)一大片
  打击一小撮独裁者及其身边的
  他们所谓打击一小撮保护不过是每次集中火力打击一派批,各个击破。
  他们一批今天利用这个打击那个;明天利用那个打击这个。今天一小撮,明天一小撮,加起来就是一大批。他们这样做,不 他用封建帝王的统治权术
  不仅挑动干部斗干部、群众斗群众,而且挑动军队斗军队、党员斗党员,是中国武斗的最大倡导者
  他们制造矛盾,制造分裂,以达到他们分而治之、各个击破 巩固维持他们的统治地位的目的。
  他知道同时向所有人进攻,那就等于自取灭亡,所以他今天拉每个时期都拉一股力量,打另一股力量。
  今天拉那个打这个,明天拉这个打那个;
  今天甜言密〔蜜〕语那些拉的人,明天就加以莫须有的罪名置于死地;今天是他的座上宾,明天就成了他阶下囚;
  从几十年的历史看,究竟有哪一个人开始被他捧起来的人,不被到后来不曾被判处政治上死刑?!
  有哪一股政治力量能与他共事始终。他过去的秘书,自杀的自杀、关压〔押〕的关压〔押〕,他为数不多的亲密战友和身边亲信也被他送进大牢,甚至连他的亲身儿子也被他逼疯。
  他是一个怀疑狂、疟〔虐〕待狂,他整人哲学是一不做、二不休 他每整一个人都要把这个人置于死地而方休,一旦得罪就得罪到底、而且把全部坏事嫁祸于别人。
  戳穿了说,在他手下一个个象走马灯式垮台的人物,其实都是他的替罪羊!
  过去,对B—52宣传,有的是出于历史需要;有的出于顾全民族统一、团结大局;有的出于抵御外来侵敌;有的出于他的法西斯的压力之下;对广大群众来说,主要是有的是不了解他的内情。
  对于这些同志,我们都给于〔予〕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予以谅解和保护。
  对过去B—52以莫须有罪名加以迫害的人,一律给于〔予〕政治上的解放。

原件第24页

保密、纪律

  此工程属特级绝密,不经批准不得准向任何人透露。
  坚决做到一切行动听指挥,发扬“江田岛”精神[14]。不成功便成仁[15]
  泄密者、失责者、动摇者、背叛者严厉制裁。


【注释】
这个反革命政变纲领,用铅笔编了页码。原本页码编到第二十四页,但缺第八页。从原本记载的情况看,第七页已记完一个问题,第九页是另起一个问题,文意是连贯的。文中划□□者,是原本中删去的句、段。明显的错别字,改在〔 〕内。
 据李伟信交待,是指九届二中全会以后。
 “舰队”、“联合舰队”是林彪一伙组织的反革命别动队的代号。
 据参与反革命政变的案犯交待,是林彪一伙反革命污蔑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代称。
 指我党中央负责同志
 一种武器的代号
 指王国维、陈励耘、江腾蛟,下同。
 林彪一伙要把我国置于苏修核武器的“保护伞”之下,也就是要把我国变为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殖民地。
 王维国安插的上海市警卫处处长
[10]林彪一伙通过王维国建立的反革命特务组织
[11]林彪一伙通过王维国组织的为反革命政变服务的武装力量,其中绝大多数是受欺骗和蒙蔽的战士。新华一邨是教导队的驻地。
[12]指林立果为搞反革命政变专门设计制造的一种收发报机
[13]这是林彪一伙对张春桥同志的造谣污蔑和陷害
[14]江田岛是日本海军学校所在地。这个学校以日本军国主义的武士道精神训练学生。所谓“江田岛”精神,就是法西斯武士道精神。
[15]蒋介石对他的部属进行法西斯教育的反革命训词

铁流:北大荒血腥的秘密

 

  吴祖光被打成右派,他去了北大荒之后,新凤霞就搬进了集体宿舍。文化部的一位领导把新凤霞招去时,说只要她同丈夫离婚,就可继续她正值巅峰的演艺事业。她却说:王宝钏等薛平贵等了十八载,那么我可以等祖光二十八载。祖光是好人,我等他。

这是一千个的名字,也是一千条活鲜鲜的生命。其中不少是名人,曾是我们仰慕的对象,然而他(她)们在1957年“反古斗争”后都消失了。消失到哪里去了?直到50年后才发现是北大荒那遍冰天雪地把他们吞噬了……

一千个北大荒人的名字,一千条才华铮嵘的生命

一个偶然的机会,原在北大荒农场“改造”的右派难友,“改正”归来后的90年代,去北京潘家园淘古,发现了这份一千个北大荒受难者的名册,与老板几经交涉,才获得了这一千条才华铮嵘的生命的财富。到不因为我是右派,而是它里面有我不少悉知的人物,有的还是我的朋友,并且有重大的史料价徝。在它上面详细记戴着的这些名字,有的还有简介和事迹,对折磨而死去的难友留有深深的缅怀。行墨走笔情真意浓,不难看出整理不但花了许多时间,还注入了大量的心血,功不可磨啊!

这是一千个的名字,也是一千条活鲜鲜的生命。其中不少是名人,曾是我仰慕的对象。比如高汾大姐,是《大公报》的名记者,曾活跃于二战前线,在战火纷飞中出生入死,用生命和鲜血写下许多揭露日本军国主义法西斯暴行的文章。后来她消失了,消失在飞雪茫茫的北大荒。多可惜,这是人才啊!三天前我见着她,已是近九十高龄的老太婆了,可那时才三十多岁,正是,人生风华正茂,遥当年是何等的英勇神韵?怎不令人唏嘘。

新华社记者戴煌,写下过不少名篇,可北大荒的饥饿与寒冷几乎夺去他的生命。他终于顽强地活了下来,活得好凄苦惨烈!由于苦之深,痛之切,归后所写的《九死一生---我的右派历程》,在读者中广为流传,深受世人好评,还译成日文在世界发行。由于这是一本写真写实,记述右派苦难历程的书,各地书店己罄售一空,有点近似洛阳纸贵。

在这份名单中还看到名记者殷毅、吴永良。且不说他们年轻时代“日试万言,倚马可待”行云流水,一气呵成的锦秀文章,纵是烈士暮年写出的北大荒回忆录,读后也叫人肝肠寸断,回荡九迭。前者叫《回首残阳已含山》,后者名《雨雪霏霏》。文如人,字似血,一文一字都在呼唤中国的民主自由。真是,北国风冷,陈尸未腐,呻呤仍在,鉄钳锁喉,问神州大地,何处是春天?一千条生命,一千个花蕾,记录着历史的灾难。中国知识分子最大的悲哀,是天生的软弱;中国人民最大的不幸,是迷信“皇帝”。我们何时才不软弱?我们何年才不迷信“皇帝”?噫嘻,悲乎。

一九五八年将右派送往北大荒850农场劳动改造的中央国家机关25部5院5委5托1行1局和军委五总部等单位名称:

一九五八年中央各部和军委各部

送北大荒850农场劳动改造的右派分子名单:

文化部

1、文化部机关

001杨  角,1916年9月23日生于黑龙江绥化县。原沈阳东北鲁迅美术学院院长。离开850农场,任哈尔滨文联副主任兼美术部部长,市宣传部副部长。1998年1月24日病故。

002 张晓非(女)1919年生于黑龙江双城县。杨角之妻,原沈阳东北朝鲜美术学院副院长。离开850农场,任哈尔演艺术学院美术系主任。1996年8月26日病故。

003 焦勇夫 1930生于黑龙江肇州县。原文化部刘芝明副部长的秘书。曾留在850农场编写场史。后来调到齐齐哈尔,不久又回到北京文化部工作。1996年9月7日病故。

2、艺术局

004 尹瘦石 着名国画家。曾在850农场总场画画。离开850农场回北京工作。已病故。

005 辛若平  1928年生于河北黄骤。原在戏剧处工作,科长16级。绰号“辛胖子”。离开850农场回北京后又去山西工作。已病故。

006 李兴文 1931年生人,电影局翻译。离开850农场。回北京在中国电影科研所工作。

007 吕  林,电影局干部。

3、文化局

008 陈  地,音乐作曲。离开850农场,在哈尔滨工作。

009 罗忠恕 1931年生于四川涪陵。中央群众艺术馆编辑,文艺12级。1960年12月分配到安达工作,后又回到北京文化部工作。已病故。

010 胡允立 京剧研究院研究员,曾任阿甲秘书,离开850农场回北京工作。已病故。

011 屠楚材,1914年生于常州,京剧琴师,京剧研究所研究9级。曾是民初四大公子之一,收藏家、名票,张伯驹的琴师。离开850回京工作。

012 王清辉,1934年生于四川宜宾,京剧院舞台美术设计文艺12级,离开850回京工作。

013 蒋咏荷,1926年生于江苏武进,音乐研究所实习研究员。二胡拉得好。离开850回京工作。

014 梁福荣,音乐研究所职员,在850云山畜牧场时,曾担任通讯员工作,热心为大家服务。离开850到齐齐哈尔市图书馆工作。

4、中央乐团

015 陈永田,1932年生于山东博山,乐队队员文艺10级。吹双簧管。离开850回京后又去了香港。

016 舒  风,1936年生于黑龙江阿城。小提琴演奏员,文艺13级。离开850回北京工作。

017 阎启明,1932年生于辽宁抚顺。合唱团演员,离开850回北京工作。

018 龚明贤 上海乐团演员,男低音。原是飞机机械师,曾给张学良开过飞机。光棍一辈子。改正后住北京天坛复康里9号。年老病逝。

019 张家驹,上海民族乐团,板胡拉的特好,在任何场合板胡随身带,有请必拉,可以,他到哪儿都受欢迎。是个戴着深度眼镜的瘦小子。

5、中央民族歌舞团

020 梁远荣,1933年生于广东南海县,中央群众艺术馆舞蹈演员,文艺12级。离开850农场去香港。

021 孙顺骊,1926年生于四川绵阳,舞台美术设计。连鬓胡子,绰号“太君”。1960年12月分配到合肥越剧团工作。退休后回四川成都度晚年。

022 白音图,歌舞团总务。蒙族人,不是右派。

6、中央实验歌剧院

023 王大可。1921年生于辽宁,舞台美术设计。离开850在辽宁艺术剧院工作。退休后以金石篆刻为乐趣。已病故。

024 王桐纲,1933年于天津,舞台美术设计。离开850在天津木偶剧院工作。

025 娄  刚,唱歌、作曲。离开850回北京工作。

026 谢雄飞,1927年生于南京。舞台美术设计。

7、北京人民艺术剧院

027 孙泽均,舞台美术。留在佳木斯农垦局文工团工作。后来回到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工作。

028 文  燕(女)留在佳木斯农垦局文工团,后来回北京到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工作。

8、中国青年艺术剧院

029 梁文华,1929年生于黑龙江宾县。党支部副书记,16级。1959年11月在云山畜牧场第一批摘掉“右派”帽子。离开850回京在北京木偶剧团工作。

030 包  蓉,翻译,离开850在山西太原煤炭设计研究院工作。

9、故宫博物院

031 于善浦,1932年9月9日生于辽宁西丰县。陈列部助理研究员。留在850农场工作,1979年在河北遵化的清东陵工作。现职称为文博研究馆员。着有《清东陵大观》、《香妃》、《珍妃》、《东陵盗宝记》、《福寿园中的海上名人》等。

032 徐琴久,1932年生人,绘画组助理研究员。1959年11月在云山畜牧场第一场摘帽。离开850回北京后又分配到甘肃省兰州军区总医院工作。

033 喜  野,织绣组助理研究员。不是右派,离开850到贵州工作,后来出国了。

10、中国历史博物馆

034 金玉海,1934年生于北京。说明员25级。离开850回北京原单位工作。

11、出版局

035 王耀光,1933年生人,纸张管理处职员。1960年12月分配到佳木斯黑龙江农业职业技术学院工作。退休后爱好钓鱼。

036 唐砥中,出版局职员。离开850回北京,先下放到山西长治,后又回北京新闻出版署工作。

037 邵吾康,1927年生于浙江绍兴县。科员19级。(1958年9月开过小差)。

038 曹九湘,中华书局编辑。

12、出版社

039 聂绀弩 人民文学出版社副总编。作家,诗人。1958年7月在850农场四分场工队劳动,因宿舍失火,被诬为“纵火犯”入狱。出狱后就在《北大荒文艺》编辑部工作。后来回北京工作。已病故。

040 沈湘川,1928年生于河北通县。文学出版社,科员19级。

041 张彪(标),1932年生于天津。文学出版社助理,编辑12级。

042 李志强,1928年生于河北三河,美术出版社,副科长17级。

043 郭烽明,1919年生于河北晋县,美术出版社,编辑7级。

044 李新泉,1927年生于江西乐平,美术出版社,科员20级。

045 侯德麟,古籍出版社编辑,离开850回北京工作。右五。

046 李  易,1927年生于山东昌县,大学文化,编辑9级。右四。

047 张学廉,1920年生于浙江上虞,专科,编辑8级。右五。

048 黄仁清,1929年生于江苏常熟,财经出版社,助理编辑11级。

049 彭体泽,1932年生于天津,大学,编辑18级。右四。

050 高  恒,1930年生于内蒙敖汗旗,通俗读物出版社,编辑8级。1959年11月在云山畜牧场第一批摘帽子。之后全家迁往虎林,在《农垦报》工作。1979年回北京《农民日报》工作。后来调河北省政府任副秘书长。

13、人民出版社

051 安毓英,1933年生于河北武清。美术编辑。1966年12月分配到安徽工作。

052 史玉华

053 张启亚 编辑,不是右派。离开850回京在文物社工作。已故。

054 杨锡九,1933年生于山西。助理编辑11级。离开850回山西,在太原市山西史志研究院工作。

055 吴道弘,1929年生于浙江嘉江县,副科长17级。离开850回北京人民出版社工作。

056 王志民,1926年生于南京。编辑9级。离开850回京人民出版社工作。

057 张士信,1911年生于绍兴。财务副科长,16级。

一位理论物理学者的“密探”人生

来源:杜强《天才落魄的暮年》

      于维华《毛泽东时代的"告密者"自白》

 

    主人公王镇皋在理论物理学上拥有过人天赋,“中国的爱因斯坦”、李政道的启蒙老师束星北评价他,“天资高过李政道”。然而,他却接受山东省公安厅针对导师束星北的秘密任务,掩藏身份长达25年,众多同事、学生因此遭受厄运。凝视深渊日久,人生迟暮之际,深渊终回以凝视。

    “我是比李政道还有前途的学生。”83岁的王镇皋常常说起这句话,“这不是我说的,这是我们的老师束星北说的。”见笔者略显怀疑,王镇皋又补充道。

    王镇皋,山东大学1950级物理系学生,曾是被称为中国爱因斯坦的物理学家束星北较为看重的学生之一,甚至曾评价其资质或超他另一个著名的学生李政道,然而当他站在光明的学术之路的起点展望未来的时候,命运却将他引向另一个终点——“告密者”。

 

    王镇皋回忆过去不大记得年份时,总习惯说,淋巴结核发病之前,神经衰弱的时候,查出肺气肿、肝硬化、前列腺癌变的时候……他一度躺在床上等死,有惊无险地活到85岁,自己也觉得不可思议。

    杭州的一所中医院里,他拿着单据,小心翼翼地走下自动扶梯。他请求牙医别让腿脚不便的自己折腾啦,先盖个戳,照过射线再下楼付款,可大夫说,这是医院的规定。扶梯降到一半,王镇皋突然转过身,抵着众人的目光向上跑去,慌张和尴尬让他乱了分寸,摔倒在电梯犬牙似的棱角上。

    他跛着脚进了门诊室,拿回落下的钱包,一边掉眼泪一边向医生宣布,病他不看了。

    28岁的时候王镇皋在山东大学物理系评为讲师,新社会的身份序列里,属于高级知识分子,拥有一张红色的医疗卡,无需挂号,主任医师在专门的房间里等待,护士负责拿药、记账。

    如今的遭遇让他委屈,他又一次想起自己因为疾病、生活琐碎,尤其是那件事而浪费掉的天才,“如果我不是副教授,是院士,他们还会这样对待我吗!真是太残酷了。”

    两年前他在《杭州日报》上看到过一篇文章,当中回忆原子物理时代的著名科学家束星北,提到他在抗战年代启蒙了诺贝尔奖获得者李政道。王镇皋给报社寄去一封长信,告诉编辑,“束星北最好的学生不是李政道,是我。”

    据说束星北几乎从未夸奖过别人,即便是后来做了中科院院士的学生,在他眼里也只是“马马虎虎”。但他向人提起,王镇皋的天资高过李政道,只是体质差。

    晚年的王镇皋带着一身疾病回到出生地绍兴,打算在小镇僻静的街巷里过完剩下的日子。当他本本分分地走过菜市场,没有人会对他的过去感兴趣,有过瓜葛的人,描述起来却总有夸张之嫌,“世界级天才”,“当今再没有第二个的好人”,以及,“卑鄙无耻的特务”。

  

一、“天资高于李政道,只是体质差”

    王镇皋出生在绍兴山区的前良村,18岁高中毕业时,家里替他指定了妻子的人选,理由仅仅是听说那位谁也没见过的姑娘擅长操持家务,他逃离了家庭,到上海寻找亲戚。1950年19岁考取了尚在青岛的山东大学物理系。成为前良村史上第一位新中国大学生。

  1950年夏天,一声如释重负的闷响,蒸汽机车缓慢停靠在德式风格的站台里,从上海到青岛的路程没想到会如此漫长,换过几次车之后,已经完全丧失了方向感。王镇皋木然地走下来,望着眼前尚未从国共内战中平复的城市。

  当时《青岛日报》连篇累牍的政治宣示中间,还残留着特务肆虐的迹象。这座海滨城市曾经是德国、日本的殖民地,内战时用以停靠美军的战舰,直到1949年6月才改旗易帜,理所当然成了匪徒、密探和顾虑重重者最后的据点,据说1952年时,美军飞机还投下过装在陶罐里的细菌弹,学生们不得不停止课业,四处捕捉蜘蛛和蜈蚣。

    同届学生回忆,第一次见到王镇皋时他穿着全系唯一一件土布长衫,羞涩讷言,习惯性地挤在人群背后。开学后的摸底考试,因为数理化三科满分,令物理系上下震动。在王镇皋的印象里,那段时间也是无限美好的。不过一年之后,因为患有淋巴结核病,一直很少与同学接触,甚至休学了一年。教室里便很少出现他的身影。

   小时候,得了肺痨的舅妈被送回绍兴乡下,人们对它的传染性一无所知,只晓得大口吐血意味着时日无多。王镇皋带着病菌到了山大,每天只买得起一个窝头,一米七几的个子仅有九十来斤,结核病便趁免疫力低下发作了。他躺在隔离宿舍里,剩下一具瘦削的皮囊,溃烂的腮部仍不断流出脓水。当时还是进口药物的链霉素三块一针,几乎是他一个月的饭钱,且需要每天注射,另一名肺结核发作的同学已在几天前病亡。

    每天昏睡二十个小时,半梦半醒时想些什么王镇皋已经无从回忆,他谈论起生命中让他联想到死亡的片段:年幼时正是军阀和盗匪横行的年代,贼人们扛着枪在村巷里逡巡;无数个太阳毒辣的正午,为给拮据的家庭寻找食物,赤脚踩在水田里,捡拾田螺和黄鳝,噗地一声拔出脚,上面粘着血红的肥胖的蚂蝗;方圆几十里唯一的医生只懂得枪伤和刀伤,今天习惯称之为疾病的那些,就随它去吧。王镇皋不清楚兄妹的数量,原因在于大部分都夭折了,幼儿患了腹泻之类的疾病,便任由他虚脱,待奄奄一息时抱进草棚里。

    病重的事情王镇皋没有通知家人,徒增担忧而已。当时他身体愈发虚弱,直至无法起身,互助组的女同学早晚送给他饭食,其中一位还倾诉起被人追求的烦恼,要求他保守秘密,像是把隐衷写在一堵即将拆迁的墙上。

    转机的出现毫无征兆,1952年政府宣布颁布新令,给予大学生食宿和医疗免费,护士告诉王镇皋消息的一刻,他想,“共产党大恩人,救了我一命。”原本是绝症的结核病在新政策下被治好了,王镇皋重获了新生。当说起他在接受组织的保密工作时的心态,王镇皋表示,对共产党的感激占了很重的比例。

    病愈后的王镇皋恢复上课,迎来了山大物理系最好的时刻——束星北的到来。

    时年,束星北早已是功成名就的理论物理学家,被称为中国的雷达之父,中国的爱因斯坦。1952年浙江大学解散后,束星北到了山东大学物理系任教。当时山东大学理科相对薄弱,束星北的到来引起了全校师生强烈的关注,慕名前来听课的学生和老师常常挤爆教室。

    束星北在山大开课那会儿,王镇皋还在痊愈之中,只选择了束先生的理论物理选读一门课程,讲授相对论时,王镇皋不仅对答如流,而且多有发散,束星北感到意外,问,你看了什么书?他回答说,生病的时候捡到过两张散掉的册页,无聊时用来打发时间。

    据王镇皋讲,生病其间,王镇皋每日趟在病床上,除了回答同学前来寻问的问题,更多的时间就是在脑子里思考物理原理,甚至一度达到痴迷的状态。一次王镇皋捡到几页狭义相对论的资料就苦思冥想了好几天。

    正是这几页纸,让他在一堂束星北的相对论课上,面对束星北的问题对答如流,这些给束星北留下了较深的印象。

    因为生病耽误课程,束星北单独为他开了一门量子力学,引来十几位教师听课,教师们跟不上,王镇皋不得不充当起助教。遇到难解的问题,束星北毫不顾忌地评价说,你们这些笨蛋,这都不明白,王镇皋肯定懂。临近考试时,他对王镇皋说,不要考了,我直接给你一百分,并塞给他一本厚厚的英文原著,“看一个礼拜,考这个。”

    后来,周北屏的学生贾明与王镇皋通信时提到了一句评语,是束星北教授向自己的朋友周北屏介绍王镇皋时,说他“天资高于李政道,只是体质差”。

    自从得知这一说法,王镇皋默默地将李政道视作了人生的参照系。

    王镇皋是否有能力成为下一个李政道,人们不得而知,但当王镇皋站在这个相似的起点时,命运却给他画出了不同的轨迹。

    当王镇皋晚年陈述起人生际遇时,疾病与天资、个性与政治洪流之间的关联让人很难不产生宿命感,“如果我没有考上山东大学、没有遇到束星北,肯定不会是现在这样。”似乎一切都有报偿,只是它习惯于慢慢地显现。

    1954年1月,王镇皋从山大物理系毕业,被直接留校任教。王镇皋记得,毕业前的一个晚上,学校党委通知他到办公室去一趟,推开门,保卫科科长巩念胜坐在那里,身边是一名军人出身的公安,有着黝黑的面庞和魁梧的身材。他们告诉王镇皋,校党委和公安部门决定让他接近物理系教授束星北——青岛公安头号监控对象,“你很有前途,这对党和国家的损失也很大,但是青岛的反特斗争形势很严峻,实在找不到第二个人,万不得已只能牺牲你。”王镇皋沉默着,不知道该怎么办。

    这项任务被另一名同为公安线人的同学李枫(化名)证实,当时王镇皋因为学习成绩不错,是束星北较为赏识的学生之一,在当时被认为是唯一可当此任的人选。

 

 

二、从学术到线人

    真正的天才们往往性情狂傲,宝贵的注意力绝不会浪费在无关紧要的事情上,比如常人的自尊,比如多而无当的规则。束星北恰好就是这样的人物。

    有关他的传闻很多:留学欧美,曾做过爱因斯坦的助手,抗战期间建造了中国第一台雷达;曾在国民党军事机关担任要职,大约还有少将之类的头衔;李政道多次提及,自己的物理学造诣最早源自束星北的启蒙;以上皆广为人知,而他的形象和个性,只能从当事人的回忆文章和只言片语中勉为拼凑。

片段一:束星北讲课极富魅力,从不照本宣科,学生王景明形容说,束星北手里拿的是一根魔杖,轻轻一点,就为陈腐的世界打开了一扇天窗,如梦初醒般发现令人着迷神往的宇宙。

片段二:束星北脾气差,对蠢笨之人毫无耐心,常训斥为草包、笨蛋、狗屁不通,学员大多视他的课堂为畏途。他常在年轻教师的课堂外驻足“侦探”,甚至闯上教师王承瑞的讲台,摸起粉笔在板书上打叉,公式打满小叉后,又用大叉布满黑板四角。王承瑞为此跑到校长办公室大哭一场。

片段三:束星北对热衷政治的行为极为反感,曾称大学不是党校,谁要是做政治家,就应该去专门的学校。他与山大校长、共产党元老华岗公开辩论,争执哲学与科学哪者为大。

    然而,那些天真热情却资质平庸的学生,即使整天束先生长束先生短,也得不到任何回应,束星北一贯地不屑一顾。当年的学生回忆,为监视束星北,也有其他学生被公安局动员过,但都以“不能胜任”搪塞脱身。

    党委办公室里,王镇皋依旧沉默着,巩念胜和魁梧的公安等待着答复,“实在找不到第二个人,万不得已只能牺牲你。”他们强调说。

    王镇皋已经记不起当时说过或争辩过什么。入团材料被公安局拿走,政治前途成了质押物,自己事先却毫不知情,“党是救命恩人,我胆小不敢拒绝,而且有可能毕业后不安排工作。”那时他已确定留校。“这是党的命令。”保卫科长巩念胜终于发话。

    王镇皋对当时情况的分析是,这是一个无法抗拒的命令。考虑到保密工作会占用大量时间,巩念胜表示,“组织也不忍心牺牲一个学术人才”,并向他保证,“未来的职称和工资决不低于同届老师”。

    由于记忆本身的脆弱,或者有意识的语焉不详,王镇皋当时的心态——借用物理学的话说——像是一团概率云,却无从观测,不管是因为胆怯或是一时的投机心,他不可逆转地做出了后半生耿耿于怀的选择。

    而后,由于时常帮助老师解答同学提问,王镇皋与束星北的见面机会也日渐增多。

    与王镇皋同期入学的朱之藩也提到束星北对王镇皋比较好,因为王镇皋身体虚弱,还让他在有暖气的办公室里学习。时间久了,与老师们的关系也都处得不错,老师在他面前聊天不加避讳,正是那时,已经开始接受保密任务的王镇皋便把这些汇报给了学校保卫处和公安局。

    据档案资料记载,对束星北的跟踪监视从1952年8月中下旬就已经开始,“学校保卫部门和青岛市肃反小组一同组织力量深入查对束星北的材料,有关领导明确指示,一旦问题定案,立即呈批法办。”王镇皋必然成为了其中重要的一环。

    《束星北档案》中记载的1955年8月13日批斗会的一条会议内容为:“王某某:揭发束星北反对党的基本理论,反对马列主义,宣传实用主义的事实:①破坏辩证唯物论的学习。②公开反对马列主义宣传,说哲学是玄学,辩证唯物论是骗人的。③在课堂上散布传播唯心论。”王镇皋提到,这是针对当时束星北对南斯拉夫发表的言论。

    束星北素以性格坦荡直率著称,曾有“束大炮”的绰号,常常直言不讳,少不得冲撞旁人。但束星北的冲撞只是本着对学术的纯净追求。公认的,束星北不喜欢只红不专的学生,物理学院曾流传一句束星北的话:“搞政治的人就去读党校专心搞政治,不要跟我学物理。”而当时束星北的眼里,王镇皋并不是这类人。

 

三、一心做“好事”的告密者

    凌晨时分,胶州湾吹来的海风仍带着些许凉意,山大校园里一片寂静,王镇皋快步走在摇曳的树影之中。他依然记得那是1957年5月下旬的一个晚上,“大鸣大放”引起的喧腾还将在第二天继续,人们真诚地投入到帮助共产党整风的热潮中,批评之声日渐刺耳。

    他走过物理系所在的六二楼,一座日本人建造的风格怪异的石砌建筑,后来城头变幻,美军舰队的司令部驻扎于此,想起来,才不过是8年前的事情。山大门前的鱼山路上已经没有了行人,他径直走进对面的巷子,推门进了小院,公安部门的接头人已经在那里等着了。

    汇报完白天的鸣放情况,公安告诉他,“已经准备的差不多,中央快要反击了。”工人备好了夜宵,接头人端起馄饨,响声似乎也比平时收敛了许多。王镇皋心想,一旦中央不再容忍,鸣放中的活跃分子就要倒霉了。而他收集的言论很可能成为某种“罪证”。

    “大鸣大放”那几个月,王镇皋每天忙于查看大字报,探听师生们的言论,中午和午夜12点到联络站汇报情况,回到宿舍时已经2点钟。地处海滨的青岛4点半就天光大亮,担心错过重大动向,他也得跟着起床,总感觉身体随时会垮掉。

    经过煽风点火——伟人风格的修辞,山大的右派们终于动员起来,很快从一开始的遮遮掩掩演变为“恶毒攻击”,谨慎、直率、放肆,一步一个台阶,效果显著。

    1955年,在肃反中被打倒的束星北后来被抄家,这次抄家对束星北影响极大,甚至让一向坚持信念的束星北在书信中提到曾产生了自杀的想法。1956年束星北平反。不过,有着“束大炮”称号的束星北在鸣放开始后有些反常。肃反运动中遭过罪的教授们一有机会便大倒苦水,指斥那些冲锋在前的打手,“束星北反革命集团”的头目本人却不提个人恩怨,跟他以往睚眦必报的风格很不一样,开会时总泛泛而谈,很多人猜测束星北听到了风声,也有人听说他在研究什么宪法。

    王镇皋也关注着束星北的言行,按照他自己的说法,自从领受了秘密任务,他背上了沉重的包袱,担心有一天泄密,无法向恩师交代。因此,除非公安机关要求,平日极少去束星北家。有一次考题太难,全班最高只有39分,作为助教,他未经请示擅自调低了及格线,只为不与束先生私下照面。

    后来学生回忆起当时的场景,印象最深的是回荡在物理楼的束星北的喊声,王镇皋,王镇皋,他从不与束先生反驳争辩,交给的任务总能尽心完成,辅导功课、批改作业,束先生落得清闲自在,对王镇皋也格外照顾,知道他身体不好,把带有暖气的办公室交给他使用。

    亲历者的记忆中保存着另一个版本,同学朱之藩回忆说,留校后王镇皋与老师相处融洽,彼此聊天不加避讳,一些言论被他汇报给了组织。同事眼中的王镇皋仍是老实善良、惯于服从的个性,即使普通的实验员也直呼其名,交代的琐事,他同样笑嘻嘻地照办。他从不拒绝别人,同事借钱,如果没有,就找第三者借,他害怕令别人失望。

    秘密工作的网络里,王镇皋也是只能服从的小角色,他尽职地完成属于自己的任务,相应的,也只想承担不多不少的责任。学校召开鸣放讨论会的第二天晚上,王镇皋从联络站回来,发现物理楼灯火通明,走廊上放着标语,学生们对《青岛日报》扭曲讨论会发言的行为很不满,打算到报社示威。王镇皋发现后一夜未睡,调查清人员情况汇报给保卫处,使警方可以为第二天的游行现场提前部署警力、疏散人群。事后,涉事学生全部被定性右派,王镇皋认为向组织报告是职责之内的正常处置,这是在避免更坏的事情发生。“打成右派跟我没有关系。”

    强调“没有关系”时,他正弓着身子坐在简易床边,把手里的硬币又翻了面,啪的一声扣在桌上。“责任要明确,”王镇皋说,报告后公安怎么部署他不过问,具体哪些学生打为右派也并不清楚,就他的能力来说,可做的很少,“没有哪个右派、反革命是因我造成的。”

    对面宿舍的同事李仲益高大开朗,在《民主报》上很活跃,提前得知中央准备反击之后,王镇皋想告诉李仲益,怕被问如何得知,更担心一旦败露,自己受牵连。何况,此时已经太晚,“这些人要倒霉了。”他想。

引蛇出洞的策略临近公开时,人们才明白束星北沉默的原因。在省委宣传部的会议上,他以《用生命捍卫宪法尊严》为题发言,认为历次运动的错误在于粗暴破坏宪法,时弊的根源只因有人治而无法治。他的见解引来一片喝彩,更多的人隐隐感觉到不安。

    《民主报》编辑向束星北索要发言稿时,风向已经变化,因此建议他删去“人治”、“歌颂清官”、“毛主席也不能保证没有偶然的错误”等内容,被束星北拒绝。一天后,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宣告反击开始,编辑问束星北是否需要撤稿,他回答,文责自负。

    最先鸣放的教授们也最先认罪伏法,右派的阵地上到9月份时只剩下束星北一人。在全校批斗大会之后,公安局指示王镇皋到束先生家里去一趟,看看批斗会之后束星北的心态如何。

    为了不引起怀疑,他午夜时动身,走过鱼山路昏暗起伏的街道,拐进束先生的小洋楼。王镇皋回忆,自己半夜登门,束星北夫妇十分激动,说了很多。白天批斗时有人指着鼻子谩骂,“(如果)当时我带枪的话……”束先生没说下去,夫人接过话,“我们家有枪,打兔子的。”并为王镇皋太多教学任务感到不平。那一晚王镇皋少有的愉快,几乎忘了是去执行任务的。

    四十多年后人们翻阅束星北档案,发现1957年记载着这样一条:王某某汇报,一是束星北有枪,二是束星北表示,如果自己真的出事,李政道一定会帮忙。事后证明,束星北对李政道的判断是准确的。

    半年后,束星北被定为反革命分子,送往月子口水库劳动改造。

    王镇皋记得,束先生曾经问他是不是团员,他犹豫了一下,回答说不是。那次谈话之前,公安接头人曾塞给他一枚团徽,但直到超龄退团,都没有机会佩戴。他说那是唯一一次向束先生撒谎。

    1957年在反右运动中被打倒后,直接导致了束星北离开山大,之后去月子水库劳动、去青岛医学院扫厕所,前后21年不能以教学和科研为主业。

    王镇皋认为自己在束星北老师两次运动中的遭遇中并未起太大作用,因为束星北敢做敢说,很多言论都是公开的。这一点束星北的女儿束美新也持相同看法,从90年代开始整理束星北资料的束美新表示,她看过很多举报父亲的资料,王镇皋确实只是芸芸众多举报者中的一个。但随着70年代末王镇皋充当公安局线人的身份泄露,王镇皋的同学大多认为他“脱不了干系”。

    监视束星北只是王镇皋保密工作的一项,保卫处长巩念胜不断地给出需要调查的人名,王镇皋按要求去接近。本来就善于思考的王镇皋,常常要琢磨打探方式和接近的尺度。

    虽然王镇皋表示曾经怀疑过自己的工作内容是否有意义,但王镇皋对于组织交给的任务不曾有态度上的马虎。也并不觉得自己在做的工作会对别人产生不良的影响。

    王镇皋一直认为汇报束星北有枪是在帮他,怕他真的有一天会开枪打死人会深陷囹圄。

    向笔者进行说明的时候,王镇皋特意纠正了《束星北档案》中对他的措辞,“我怎么是在‘揭发’?应该是‘汇报’”。

    除了对个人和事件的监控,在国内外重大事件和政策出台时,王镇皋还要负责了解学校内外各类人群的思想动向。回忆自己这方面的工作时,王镇皋提到自己工作细致,“上面很满意”,受到了表扬。

    1958年,山东大学从青岛搬至济南,作为有经验的保密工作者,王镇皋的组织关系同样跟到了济南。在济南,王镇皋直接向公安厅汇报工作。

    大鸣大放时王镇皋整日忙碌又心事重重,同事看在眼里,但没人知道,此时他已经因为劳累患上了严重的神经衰弱,整夜无法入睡,记忆力减退,连熟人的名字也想不起。备课时,他看着刚刚翻过去的书页,脑中竟一片空白,恐慌在胸口淤积,“哇”的一声伏案痛哭,他知道,自己再也不是天才了。

 

四、无所不能的组织

    王镇皋表示自己行得正坐得端,曾当众驳得人哑口无言,但最后真正的解决,还是保卫处长巩念胜给了他公道。王镇皋的心里对于保卫处和公安局的权威性十分清楚,认为他们“什么都能办到”。

    虽然王镇皋说,做这份保密工作是没有任何好处的,但是遇到困难时,王镇皋还是会想到向组织求助。

    1960年,王镇皋旧疾复发,公安厅帮忙弄来了麝香和关白附,在物资稀缺的年代,这是难以想象的。

    另外王镇皋回忆,1964年他曾经回过一次前良村,当地有一个民兵来找他麻烦。心高气傲的王镇皋并不买帐,民兵放狠话要抓他,王镇皋大为光火,当即问道“你知道我是干什么的嘛?”一位当地的朋友表示,曾经听说当时王镇皋已然把公安背景说了出来。

    地主出身,常常接触右派分子,与束星北关系密切,据王镇皋自己回忆,文革中他也不曾参与过批斗,放在正常人身上,这些已经够给他写上几张大字报挨整了,但王镇皋表示自己只被贴过一次大字报。

    “文革”爆发后的一天,王镇皋和其他教职工被留在教室里,面前放着纸笔。总支书记要求互相写揭发材料,当然,他说,也可以写写自己。

    沉默。第一个人拿起笔的时候,教室的气氛变了。不一会儿,只剩下王镇皋抱着双臂,一动不动地坐着。

    鸣放之后的秘密工作并没有轻松下来,但凡国内外有事,王镇皋就得收集各方面的言论,每周撰写思想动向报告,交给巩念胜。有一段时间,他借调到北京参加人工降雨研究,12点乘坐火车,一宿不睡,凌晨5点到达后直接赶往学校,拖着病体上完八小时的课,当晚又赶回去。课间休息时,他站在走廊里打起了呼噜。

    被留下写揭发材料的同事们,有的已经写了满满一页,有的只开了头,王镇皋仍然没有动笔,“我拼了命做工作,还要坐在这里交代问题。”眼泪又止不住了,最终交了白卷。

    物理系办大字报专栏时,他依旧没能逃脱,同事列举的罪状是:打扮成美女的大毒蛇,反革命少将特务束星北的得意门生、孝子贤孙,为他肝脑涂地。他找总支书记争辩,对方不屑地说,“北京的大干部都整了,你又算什么?”他闯进党委书记办公室才发现,巩念胜已经在替他申诉了。后来在清理阶级队伍时,整他的幕后操纵者被关了起来,王镇皋松了一口气。有了依傍,他不再出席任何批斗会。

    政治运动呼啸去来,让人想起当年那列漫长的火车,只是更不清楚方向、更无所适从,王镇皋保守着隐秘的身份,像是攥紧扯掉了一半的车票。当现实无力改变,唯一能做的便是自我说服,他逐渐把秘密工作当做一种民意调查,认为是党中央了解民情的途径,而且几乎到了痴迷的程度。围观下棋时邻居评论起时局,王镇皋蹲在一旁探听,忘了家人还等着他回家做饭,恼怒的妻子冲下楼,将他踢翻在地。

    “打探?用得着打探吗?平常见了面随时都可以聊聊” ,王镇皋对词语暗示的褒贬很介意,他从床下拉出一个纸箱,老照片整整齐齐地贴在相册上:山大的花园里,同事们努力地笑着,或是在夏天的海滩,心无顾念地角力、追逐,黑白之间觉察不出任何异样,只有波澜不惊的生活场景。王镇皋的秘密工作完成得十分出色,山东省受到中央的嘉奖,公安厅长还专门请他吃过饭。

    党支书记曾问王镇皋,你为什么不申请入党?为什么不向党汇报思想?他只能回答,这不太好讲,校党委知道我的思想。公安厅的人曾告诉他,你不能入党,并拿出一份彭德怀事件的党员文件,给他看了,“这就算你的组织生活。”

    报告别人私下的谈话,难道不觉得有问题吗?笔者问王镇皋,他回答说,“党中央希望知道你怎么想,就算明着问,难道不应该如实回答?汇报给组织又有什么关系。有些人挨整,是党犯了错误,像我这样的好人,怎么可能去害别人?”联想起围绕在他身上的种种评价,王镇皋又一次不加掩饰地落泪了。

    不只一个人向我说起他的老实善良:他把评奖、加工资的机会让给生活困难的同事,用一枚钻戒换来的自行车借给别人长期使用;当他看到新闻中患了重症肺炎的儿童,一宿辗转反侧,第二天赶到医院留下500块钱之后,才回到家沉沉睡去——我在网上看到相关报道时,迷惑于缺乏道德判断力与渴望道德满足感为何会同时存在于一个人身上。“了解我的人都说,当今世上再没有这样的好人了。”他又说。

    文革挨整之后,王镇皋做了最坏的打算,如果逼迫得受不了,就要求公安局把自己关起来。再去理论物理教研室的时候,同事们变得异常客气,有的低着头,有的猛然站起来,“王老师,请坐。”运动把人变成了伪君子,王镇皋想,十年前他就告诉公安局,束星北思想落后,但事情都在明处,远不及两面派可怕。

    束星北发配到月子口水库之后,起初仍在宣扬人治法治的理论,其他右派们疯狂劳动、彼此揭发,寻找着一切摘掉罪名的可能,束星北体弱,又消极怠工,总被当作最差的一个。

    饥馑来临的时候,束星北饿极了,身体快要陷到绵软的地里去,他溜进农田,顺着红薯的藤蔓摸到根茎,正要挖时被守望的农民逮到。农民见他可怜,从草棚里抓了一把花生,束星北竟连皮吃了下去。漫长的煎熬摧毁了他的意志,终于写下万余字的忏悔书,痛斥自己是“披着人民外衣的豺狼”。当有人偷偷告诉他可以帮他逃亡海外,他动过心,最终还是告发了对方。但无论如何虔诚,始终不被饶恕。

    然后,又春天了。

    20年后,王镇皋见到已经平反的束星北,发觉当年的英气消散了,而他自己也因为疾病折磨显出深重的病态。他代表学校请束先生回山大,束星北只是笑笑,没说什么。后来束星北寄给王镇皋一封介绍信,李政道要到北京演讲,他希望自己最好的两个学生见见面。

    报告厅里挤满了人,他们响应号召,准备再次“向科学进军”。王镇皋坐在第一排的贵宾席,静静地看着讲台上的李政道,“一个在天上,一个在地下。”演讲结束,掌声真诚热烈,王镇皋害怕问起科研的事情,在人群涌上前的时候,独自离开了。

 

伍、“线人”身份意外曝光

    从1953年留校到1979年,做了26年的保密工作,王镇皋的身份意外曝光了,当大家发现王镇皋从事保密工作时,身边的同事不客气地将其归类为“特务”,这让王镇皋难以接受。

    对于王镇皋身份的泄露,同事间的版本和王镇皋的说法略有出入。王镇皋回忆1979年因为涨工资的问题与系总支书记闹了矛盾,于是当书记通过私人渠道获知王镇皋曾做过公安“线人”的情况后立刻散布出去以示报复。当他从外地回到山大时,同事告诉他,“不得了,特大新闻,全校都知道你是山东省公安厅的大特务。”

    但据同时在物理系任教的另一位教师透露,最早的消息应该是王镇皋自己泄露出去的,涨工资评职称问题开始时,王镇皋“评功摆好”,表示自己是为学校作了贡献的人,是曾为公安工作过的并提及监视束星北的历史。由此才有后来的总支书记获得这一消息。

    事后,王镇皋十分恼怒,曾要求党委对总支书记予以开除处分,但这一要求并未被获准。最终导致王镇本在山东大学呆不下去而南下福建华侨大学。后来为了就医方便,又调往苏州铁道师范学院。

    据王镇皋讲,这是他在校工作以来的二十几年中第一次向校方提出要求未被应允。

    作为与王镇皋私交相对好些的同学,朱之藩得知此事后十分震惊,专门向王镇皋问起,并带着责备,据他所知,当年有一些留校的学生被保卫处拉去做线人,都以“不能胜任”等理由推脱搪塞过去,没想到,反而是对束星北先生看重的学生成为了这样的角色。

    更有其他同学得知后直接避而远之。

    王镇皋保密工作泄露不久,消息就传到了青岛束星北教授处。束星北离开山大后,一直留在青岛医学院,文革结束后,山大曾想邀请束星北回校任教,束星北拒绝了。1978年,束星北接受了国家海洋局第一研究所的任命复出工作。

    在青岛海洋大学任教的束星北的学生王景明的印象里,束星北只提过一次向他问起:你知道王镇皋是特务吗?眼神中带着惊讶,但也没多说什么。而后,从1978年复出工作至1983年束星北逝世,束星北几乎再未提到文革过往。女儿束美新回忆,那段时间父亲每日连睡觉都要把研究放在床边,心中的遗憾的只是这么一段学术发展的空白,中国还需要多久才能赶得上来。

    1982年束先生去世之后,治丧委员会发过一封电报,王镇皋在上海看病,收到时已经是三个月之后。

    束星北临终之前曾有嘱托,要求把遗体捐给青岛医学院,他虽然身体衰朽,头脑却像年轻时一样清晰敏捷,也许有研究的价值。但医学院忙于领导换届,遗体被遗忘在不为人知的角落,很久以后领导想起,吩咐两个学生抬到树林安葬,学生抬着不知名的腐烂尸体,匆匆埋在了操场的双杠下面。

    “遗体被忘记了?”王镇皋的眼神突然惊愕起来,直直地盯着笔者,很快又黯淡下去,“哦。”        
退休之后,王镇皋写信给学校,要求评自己为名誉教授,哪怕退休金减半也无所谓,但没能如愿。

 

六、从副教授到教授,36年未登上的台阶

    离开山大的王镇皋辗转几个学校,最后在杭州退休,再无学术、事业可言。先后与两任妻子离婚,纠其原因,皆与“特务工作”有关。

    同样做过保密工作的李枫,特别反感大家叫王镇皋“特务”。“时代在变,不能用现在的眼光和想法去理解那个年代的事和想法。”李枫提到,当时就是在执行任务,而作为一个没有入党又出身地主的学生,能完成很多艰难的任务实属不易。而且当时的任务也不只是这一类,王镇皋还接受过帮助后进的教师提高业务水平的任务,还时常熬夜给人做辅导。

    晚年回到绍兴小镇时,家人亲戚大都不在了,七十多岁的外甥女偶尔照看他。每隔两天,王镇皋往外甥女家去一趟,如果几天不见人,她就过来看看是病了还是死了。前不久,外甥女也去世了。他跟妻子已经几十年没有来往,听别人说,她的健康状况比自己还要差。

    王镇皋患上神经衰弱那会儿,曾申请到兰州大学交流学习,顺便休养。远离了政治运动的是是非非,兰州的时光难得清净。一位北大毕业的姑娘热情主动,总是用上海话问这问那,王镇皋你还看电影啦,王镇皋裤子不好这么破的,后来就成了他的妻子。婚后听说,妻子曾有过未婚夫,男方在毕业结婚前沦为极右分子,判刑十年,因狱中组党,又加刑十年,亲戚都劝她,等不得了。

    婚后,王镇皋总在周日时神秘外出,有时半夜12点也悄悄溜走,无休无止的争吵,感情也随之消磨。1979年,未婚夫平反出狱,跟妻子常常书信往来,王镇皋无意中读到过其中一封,信中回忆起两人的青春时光,“乌七八糟,一塌糊涂。”他说。离婚后,妻子立刻搬去了未婚夫所在的城市。

    同事间流传的风言风语则是说,王镇皋的特务身份败露后,妻子忍受不了他的声名狼藉,离他而去。第二任妻子是物理系老教授的年轻遗孀,“卑鄙无耻的特务”就出自她的咒骂,那段婚姻也没持续多久。

    此刻,窗外正是江南的梅雨季节,雨声时大时小,夹杂在隔壁一场法事的木鱼声里。雨停了,小贩骑着三轮车叮叮当当地经过巷子,经过“无产阶级专政万岁”的斑驳了的标语。

    本来事情应该就这样无声无息地结束,但有一年,女同学打来电话,说大家都为王镇皋感到不平,当年班里常常得零分的学生也评上了教授,而王镇皋却在副教授的职称上退了休,“你可是束先生当年最器重的啊。”

    王镇皋最难解开的心结就是做了36年的副教授再不曾获得提升。

    “我大学里又能教物理又能教数学,怎么不够评教授?”很多曾经成绩不如自己或一直向自己请教问题的同学同事,如今都已经成为教授甚至是院士,王镇皋很难接受自己的副教授之位,觉得抬不起头。

    但当被问及有什么论文和著作时,王镇皋只能想到两篇说得出来的论文,一篇发表在了苏州铁道师范学院的校报上,另一篇发表时被人抹去了自己的名字。此外是三本参与编写习题或是参与校对的物理方面译作。

    而同在大学任教的王镇皋的同学表示,王镇皋毕业后多以教基础课为主,相比专业课,基础课本就难以评更高的职称,再加之王镇皋前后换过几次单位,也有影响。如果他一直在山东大学,或许现在已经是教授了。

    学术成果少是王镇皋难以弥补的缺憾,21年的保密工作兼教学工作,让王镇皋再难有时间像上学时一样纯粹地钻研知识。在运动多的时候,超负荷的保密工作让他每天只能睡4个小时。

    回想往事,也曾有过一些好的机会向他招手,但当他想从繁重的保密工作中脱身时,“保卫工作重于一切”,他的要求最终被否决。“我就是太实在”,王镇皋如此评价自己。

    王镇皋感到很失落,他用历数一生的语气给苏州和山东大学写了万余字的长信,希望授予他名誉教授,即使退休金减半也无所谓,结果都没有回复。

    1994年,病中的巩念胜得知王镇皋一直没有评上教授,大呼“党对不起你。”王镇皋一心的委屈再也崩不住,在巩念胜病床前放声大哭。后来,两次突发心脏病的巩念胜也拖着病体为他奔走,找到山东大学,了解当年情况的潘校长病重不办公,巩念胜为王镇皋的事写信问了一些人,但解决起来也并不顺利。再不久,巩念胜和潘校长都去世了。

    心愿未了,知晓他过去的人却一个个离开人世,王镇皋有些四顾茫然。他拨通老同学的电话,对面传来了嘟嘟声,“死掉了?不可能死掉了。”再拨打另一个,“膀胱癌啊,我前列腺癌,好一点,还能活一两年。”他说,要是评不上教授,会死不瞑目。

    1991年时,王镇皋因为想反映一些铁路方面的情况,把信寄到了尉健行办公室,不久收到尉健行秘书的回信,短短的两行字表示信已经收到,但最后一句深深的印在了王镇皋的脑海里,“祝您身体健康,有事可来信”。王镇皋想着,如果万不得以,还有这么一条路。曾经并未想过要靠向中央写信来解决个人问题的王镇皋,如今开始给他能想到的能解决这个问题的人写信,希望有朝一日能得到回复。

    他也想联系束星北的小女儿束美新,向她解释当年并没有害过束先生,汇报时提到李政道,是想让上面处理时有所顾忌。但束美新不愿意跟他通话,虽然她同意父亲遭难的责任不在王镇皋,当年揭发他的人太多太多了,她只是不愿意父亲的名字跟王镇皋再有瓜葛,“跳梁小丑”,她评价说。

    在电视柜的杂物中间,有一本托人买来的《炎黄春秋》,里面有篇回忆束星北的文章,王镇皋用红笔圈注了几处细微的错误,比如,不是气象所,是气象台。
    现年83岁的王镇皋住在外甥女家,两个儿子一个定居在加拿大,一个定居在美国。大多数时间,王镇皋自己照顾自己,虽然经济情况尚可,内心却一直堵个石头。近年来王镇皋身体每况愈下,有一次打电话给李枫哭诉自己的窘境时,李枫分析是作保密工作内心的苦闷太多。

 

    “资质高于李政道”,“毁了一个天才啊”,王镇皋寄出的材料里常常有这么两句,标记了他曾有万般可能的人生的起点和终点。

    他的自我意志稀薄的个性,似乎跟年轻时没有太大分别,一贯的柔弱老实,经不起人劝,看到农民工讨薪的新闻便忍不住落泪,每次去医院都特地多带两千块钱,遇到穷苦人医疗费不够的,就给他们,每年总能遇到一两次。

    那次在杭州的中医院,他坐在门诊室里哭泣,诉说起当年,医生打断他,“你不要哭了。”后来就很少再去那里,有人按时买好药寄给他,每次满满一箱。

    每天凌晨4点多他就起床,熬癌症的药,要是有困意,便再睡一会,四个小时后熬肝脏的药,下午和晚上还有两贴。浊黄的中药熬好了,总是忘了喝 ,凉掉。他拿出中药处方,忍冬藤、白茯苓、龙牙草、青藤根……

    “嗒”的一声,炖着排骨的砂锅烧干了,裂成两半,晾出一团乌黑。

徐庆全:从“四类分子”到“可以教育好子女”,是怎么来的?

徐庆全:从“四类分子”到“可以教育好子女”,是怎么来的?

 

对于当今大多数年轻一代来说,“可以教育好的子女”是一个陌生的语汇,而对于“七○前”出生的人来说,则不但耳熟能详,而且经常一不留神就与之遭遇——或是本人就是此类,或是周遭同学、朋友等等就是。

“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又称“可教子女”。作为政治语汇出现在1968年。这一年12月26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发出《关于对敌斗争中应掌握政策的通知》,对“阶级敌人”的含义做了界定:“在提到敌人的名称时,应遵照中央,中央文革历来文件中所明确规定的用语,如:叛徒,特务,死不改悔的走资派,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现行反革命分子等等……”文件对如何对待这10类“阶级敌人”的子女也有明确的规定:“对于反革命分子的子女和犯错误的人子女,也要多做思想教育工作,争取其中的大多数逐步接受工农兵的再教育,使其中少数坚持与人民为敌者孤立起来。即使是反革命分子的子女和死不改悔的走资派的子女,也不要称他们为‘黑帮子女’,而要说他们是属于多数或大多数可以教育好的那些人中间的一部份(简称‘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以示他们与其家庭有所区别。”

此后,“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一词风行,直至八十年代初期被抛弃。

上述中央文件中,“可以教育好的子女”是囊括在10类“阶级敌人”之中,这10类“阶级敌人”的形成,也有一个历史发展时期,是1949年以来历次运动——大多是政治运动——人为制造的一个个阶层的汇总。

最早进入“可以教育好的子女”行列的是“四类分子”的子女。

   “四类分子”,指的是地主分子、富农分子、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作为一个政治语汇出现在文件中,从现有可看到的资料来说,是1963年2月8日《中共湖南省委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情况的报告》。报告中说,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对于“有破坏行为的四类分子,由生产队群众进行说理斗争,并且严加管制”。5月20日,《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文件下发时,将湖南省委的报告作为附件之一下发。“四类分子”这个政治语汇,才慢慢流行开来。

“四类分子”作为一个特殊阶层,是在1950年代初调整社会关系后成为人民群众专政对象中的“阶级敌人”的。

1950年6月28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八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开始大规模的土地改革运动。8月4日,政务院第四十四次政务会议通过《关于划分农村阶级成份的决定》,地主、富农、中农、贫农或雇农是主要的阶级成份。

文件指出:“占有土地,自己不劳动,或只有附带的劳动,而靠剥削为生的,叫做地主。”《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规定:“废除地主阶级封建剥削的土地所有制,实行农民的土地所有制”,“没收地主的土地、耕畜、农具、多余的粮食及其在农村中多余的房屋。但地主的其他财产不予没收。”地主始终是革命的打击对象。“富农一般占有土地。但也有自己占有一部分土地,另租入一部分土地的。也有自己全无土地,全部土地都是租入的。一般都占有比较优良的生产工具及活动资本,自己参加劳动,但经常依靠剥削为其生活来源之一部或大部。”土地改革中,首先保留富农经济;而在土地改革完成后,则限制乃至消灭富农经济。一限制,二消灭,富农分子也被推到“阶级敌人”中去。

反革命分子是指对抗中共革命,对中共领导的革命运动进行种种破坏活动,企图推翻革命政权的人。从1950年12月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开展镇压反革命运动。1951年2月20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批准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其中第二条规定指出:反革命分子是指以推翻人民民主专政,破坏人民民主事业为目的的人。1955年7月开始“肃反”运动。1956年3月中央发布的《中央批准中央十人小组关于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的解释及处理的政策界限的规定》中,对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的解释和处理的原则做出了具体的规定。《决定》将反革命分子分为十一类,不仅有历史上反共的宿敌、有敌对行为的现行犯,还有了以文获罪的诸如“胡风反革命集团”之类的思想反革命。

坏分子的概念比较模糊。1949年前,这个概念主要是指混入革命队伍的“阶级异己分子”和革命群众中的“不良分子”,所采取的主要措施是将他们清除出革命队伍,防止他们搞破坏活动。1949年后的坏分子概念有所变化。1956年3月,中央批准《中央十人小组关于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的解释及处理的政策界限的规定》,其中第二条规定:“一切反革命分子都是坏分子,所谓其他坏分子是指除反革命分子以外的坏分子。”“其他坏分子”则包括:政治骗子、叛变分子、流氓分子、品质极端恶劣的蜕化变质的分子。大致被视为刑事犯罪分子,是专政的对象。

将这四类人联系在一起,是在1957年。9月23日,邓小平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作的《关于整风运动的报告》中指出:在全国农村中开展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目的之一就是“揭露和打击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的破坏活动。”10月25日,中央发布的《1956到195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中的第39条就是“改造地主、富农、农村中的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保护农村的社会主义秩序”。至此,“四类分子”正式形成,从此进入中国社会的政治生活中。

此后,“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的子女队伍逐渐扩大:1957年“反右派斗争”,右派分子也成为国家的敌人被列入了监督改造的对象。在1958年的政治语汇中,右派分子加入了“四类分子”行列,并称为“五类分子”。1966年“文革”爆发后,先出现一个“死不改悔的走资派”群体,后又在全国范围内抓“叛徒”,抓“特务”,“清除资产阶级异己分子”,抓反对文革的“现行反革命分子”,使专政的对象扩大到10类。原来得以自傲、“根正苗红”的干部子弟,也沦为“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甚至比早期“入队”的“五类分子”子女所受到的打击更大。

“可以教育好的子女”是“黑”字当头。从字面上看,“可以教育好”,对于他们背叛反动家庭和自己的阶级出身,和“反动父母”划清界限给予政治上的肯定,实则是假定他们有原罪(体内流淌着先天赋予的黑血、留有无法改变的阶级烙印、阶级本质),需要特别的、法外施恩的宽大优裕,反倒为其打上了贱民子女的制度化标记。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共开始大规模地平反冤假错案。“可以教育好的子女”这个群体逐渐消解:文革中被列入其中的“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叛徒”、“特务”,“资产阶级异己分子”、“现行反革命分子”五类人群,大抵是属于老干部群体,首先获得平反;“黑五类”中的“右派分子”,也在此前后被“改正”,他们的子女也从“可教子女”这个行列中解脱。剩下的“四类分子”稍晚一点。1979年1月11日,中央作出《关于地主、富农分子摘帽问题和地、富子女成分问题的决定》;1983年6月18日,公安部发出《关于给现有“四类分子”一律摘帽的通知》。到1984年,剩下的79504名“四类分子”全部摘掉帽子。“可以教育好的子女”这个政治语汇,走入历史。

蒋介石宋美龄西安事变期间往来书信

 

宋美龄写给蒋介石的信

 

〝夫君爱鉴:

昨日闻西安之变,焦急万分。

窃思吾兄平生以身许国,大公无私,凡所作为,无丝毫为自己个人权利(力)着想。即此一点寸衷,足以安慰。

且抗日亦系吾兄平日主张。惟兄以整个国家为前提,故年来竭力整顿军备,团结国力,以求贯彻抗日主张。此公忠为国之心,必为全国人民所谅解。目下吾兄所处境况,真相若何,望即示知,以慰焦思。

妹日夕祈祷上帝,赐福吾兄,早日脱离恶境。

请兄亦祈求主宰,赐予安慰。为国珍重为祷!

临书神往,不尽欲言。专此奉达。

敬祝

康健!

妻美龄廿五年十二月十三日〞

 

蒋介石回信

(随端纳一起到达西安的黄埔同学会总干事、新生活运动总干事黄仁霖,直到12月16日,才得到张学良的允许面见蒋介石。蒋介石见到黄仁霖后,立即给宋美龄写了一封信。他又怕信会被张学良扣留,便将内容向黄仁霖念了两遍,让黄背下,回到南京后口述给宋美龄。)

〝余决为国牺牲,望勿为余有所顾虑。余决不愧对余妻,亦决不愧为总理之信徒。余既为革命而生,自当为革命而死,必以清白之体还我天地父母也。对于家事,他无所言。唯经国、纬国两儿,余之子即妻之子,望视如己出,以慰余灵。但余妻切勿来陕。〞

果然,张学良扣留了此信。他也没有让黄仁霖回南京。因为蒋介石叮嘱〝余妻切勿来陕〞,而张学良则希望宋美龄到西安来调解。

12月20日,绝望中的蒋介石做好了最坏打算,写了3封遗书,分别致妻子宋美龄、儿子蒋经国和蒋纬国,以及告全国同胞。

 

给宋美龄

〝贤妻爱鉴:

兄不自检束,竟遭不测之祸,致令至爱忧伤,罪何可言。今事既至此,惟有不愧为吾妻之丈夫,亦不愧负吾总理与吾父吾母一生之教养,必以清白之身还我先生,只求不愧不怍无负上帝神明而已。家事并无挂念,惟经国与纬国两儿皆为兄之子,亦即吾妻之子,万望至爱视如己出,以慰吾灵。经儿远离十年,其近日性情如何,兄固不得而知;惟纬儿至孝知义,其必能克尽孝道。彼于我遭难前一日尚来函,极欲为吾至爱尽其孝道也。彼现驻柏林,通信可由大使馆转。甚望吾至爱能去电以慰之为感。

廿五年十二月二十日

中正〞

 

给蒋经国、蒋纬国

〝又嘱经、纬两儿:

我既为革命而生,自当为革命而死,甚望两儿不愧为我之子而已。我一生惟有宋女士为我惟一之妻,如你们自认为我之子,则宋女士亦即为两儿惟一之母。我死之后,无论何时,皆须以你母亲宋女士之命是从,以慰吾灵。是属。 

十二月二十日〞

 

蒋中正告全国国民

〝中正不能为国自重,行居轻简,以致反动派乘间煽惑所部构陷生变。今事至此,上无以对党国,下无以对人民,惟有一死以报党国者报我人民,期无愧为革命党员而已。我死之后,中华正气乃得不死,则中华民族终有继起复兴之一日。此中正所能自信,故天君泰然,毫无所系念。惟望全国同胞对于中正平日所明告之信条:一、明礼义;二、知廉耻;三、负责任;四、守纪律,人人严守而实行之,则中正虽死犹生,中国虽危必安。勿望以中正个人之生死而有顾虑也。蒋中正〞

 

一份让人大吃一惊的汉奸名单

陆网文

经过进一步搜索、核实、删补,目前名单如下(欢迎任何网友指出错漏,以便我进一步修正或补充)
下面这些主要是师以上军事干部,和部分团以上军事干部,不包括党政要员,并且仅从1936年2月东北抗日联军成立后算起:


1、罗英,东北抗日联军第4军政治部主任,1936年2月率部投日。投日后潜伏在抗联第7军当秘书,1937年3月将7军长陈荣久的行动告密,致陈被伏击牺牲。
2、安凤学,东北抗日联军第2军4师师长,1936年(?)9月投日,后被日军处死。
3、于九江,东北抗日联军第3军7师长,1936年10月与日伪商谈投日,事败后全师被缴械。
4、崔石峰(又名崔一山、崔应哲),抗联成立前卫东北人民革命军第4军4团政治部主任,1937年1月被俘后投日。
5、尤连生,东北抗日联军第8军4师师长。1937年秋3师与4师内讧,3师对4师部分武装缴械,并扣押尤连生的家属为人质,尤连生偷逃后投日。不久4师政治部主任柴荫轩被内奸杀害,4师解体。
6、赫魁武,东北抗日联军第8军副军长兼7师师长,1937年(?)10月率部投日。
7、胡国臣,东北抗日联军第1军军需部长,1937年12月率部投日。
8、安光勋,东北抗日联军第1军参谋长,1938年2月被俘后投日。
9、高世魁,东北抗日联军第3军10师师长,1938年4月率部投日。
10、秦秀全,东北抗日联军第8军1师师长,1938年5月率部投日。
11、王振祥,东北抗日联军第9军2师师长,1938年5月率部投日。
12、张德金,东北抗日联军第9军2师团长,1938年5月投日。
13、李青林,东北抗日联军第9军2师团长,1938年5月投日。
14、赵庆珍,东北抗日联军第8军6师师长,1938年6月率部投日。
15、程斌,东北抗日联军第1军第1师师长,1938年6月率部投日。后程斌率部追杀杨靖宇获得成功,并且一举摧毁抗联的密营。
16、傅世江,东北抗日联军第3军4师4团团长,1938年7月率部投日。
17、宋一夫,东北抗日联军第5军政治部主任兼吉东省委书记,1938年7月伙同2师1团副官携公款投日并供出了抗联西征计划。
18、曲成山,东北抗日联军第4军1师代师长,1938年8月被俘后投日。
19、王自孚,东北抗日联军第8军3师师长,1938年8月杀害第8军政治部主任刘曙华后率部投日。
20、吴雅范,东北抗日联军第8军3师师长,1938年8月与师长王自孚杀害第8军政治部主任刘曙华后率部投日。
21、曲成山,东北抗日联军第4军1师师长,1938年9月率部投日。
22、董宪章,东北抗日联军第8军5师师长,1938年9月率部投日。
23、韩铁汉,东北抗日联军第6军2师参谋长,1938年10月与副官李英臣杀害政治保卫师师长常有钧后投日。
24、洪喜波,东北抗日联军第9军参谋长,1938年11月率部投日。
25、宫显庭,东北抗日联军第5军3师师长,1938年11月率部投日。
26、丛海山,东北抗日联军第5军4师9团团长,1938年11月率部投日。
27、郭成,东北抗日联军第9军1师师长,1938年12月被俘后投日。
28、陈云升,东北抗日联军第3军4师师长,1938年率部投日。
29、关文吉,东北抗日联军第8军2师师长,1938年率部投日。
30、考凤林,东北抗日联军第3军8师师长,1938年投日。
31、吕绍才,东北抗日联军第3军8师师长(考凤林投日后接任),1938年投日,8师解体。
32、兰志渊,东北抗日联军第3军2师师长,1939年1月率部投日。
33、关书范,东北抗日联军第5军1师师长。1938年投日,因为投日后又劝军长柴世荣投日,被处决。3个月前,“八女投江”即因为掩护关书范等人而发生。
34、李华堂,东北抗日联军第9军军长,1939年2月率部投日。
35、谢文东,东北抗日联军第8军军长,1939年3月率部投日。
36、云鹤英,东北抗日联军第7军2师师长,1939年8月因叛变被处死。
37、郑鲁岩,东北抗日联军第7军政治部主任,1939年10月被俘后投日。
38、滕松柏,东北抗日联军第8军副军长,1939年投日。
39、李延会,东北抗日联军第8军4师副师长,1939年投日。1945年东北解放后率小股土匪加入解放军合江省军区26团。1946年再次叛变为匪。
40、丁守龙,东北抗日联军第1路军警卫旅1团参谋,1940年1月投日。丁的叛变,使身处险境的杨靖宇暴露了行踪和兵力,陷入了更为险恶的境地。
41、林水山,东北抗日联军第1路军第2方面军参谋长,1940年2月投日。
42、吕伯歧,东北抗日联军第1路军第2方面军政治部主任,1940年3月被俘后投日。
43、金广学,东北抗日联军第1路军第1方面军政治部主任,1940年4月被俘后投日。
44、朴德范,东北抗日联军第1路军第3方面军参谋长、第1路军警卫旅旅长,1940年9月被俘后投日。

45、周云峰,东北抗日联军3师政治部主任,1940年被俘后投日。
46、全光,东北抗日联军第1军军需处长兼南满省委地方工作部长,1941年1月被俘后投日。
47、李忠孝,东北抗日联军第3军8支队政委,1941年被俘后投日。1945年9月东北解放后加入解放军。1946年再次叛变。
48、齐云禄,东北抗日联军第10军副军长,投日后被处死。
49、白云峰,东北抗日联军第11军参谋长,率部投日。
50、尹夏泰,东北抗日联军第1路军1方面军参谋长,率部投日。
51、林宇城,东北抗日联军师长,率部投日。
52、吕歧山,东北抗日联军师长,率部投日。
53、王风林,东北抗日联军第7军1师2团团长,1938年2月率部投日。
54、杨子歧,东北抗日联军第11军1旅政治部主任,被俘后投日。


下面这些都是团以上军事干部,不包括党政要员:
1、张绍东,八路军115师344旅687团团长,1938年2月叛逃。
2、兰国清,八路军第115师第344旅第687团参谋长,吃喝嫖赌五毒俱全,并带上团长张绍东一起嫖娼,与地主的女儿勾搭成奸。后伙同绍东带着1、3营部分营连长和部分团机关人员携械叛逃,徐海东得知后顿时呕血。
3、王凤鸣,原罗荣桓警卫员,八路军115师686团团长、苏鲁豫支队4大队政委,1941年2月率部投日。
4、罗保成,八路军115师政治部政治协理员(团级干部),1941年2月投日。
5、王砚田,八路军山东纵队第3支队临淄独立营(副团级)营长,1941年1月改编为团后第二天率全营投日,被改编为伪临淄县保安2团,投日过程中杀害20多名同志。
6、张子元,八路军冀中警备旅1团团长,1942年投日。
7、王洗凡,八路军冀中抗3团副团长,1942年投日。
8、邢仁甫,八路军115师教导6旅旅长、冀鲁边军区司令员。1943年7月枪杀接替其职的黄骅后,赴天津投日,10月转赴洛阳投第一战区蒋鼎文,被委任为“挺进第一纵队司令”、“津浦北段策反专员”,因旧部已四散投日、投伪,成光杆司令,年底再赴天津投日。
9、潘特,八路军冀鲁边军区第3军分区后勤部长,1943年7月投日。
10、刘永生,八路军冀鲁边军区第3军分区卫生部长,1943年7月投日。
11、杨铮侯,八路军冀鲁边军区第3军分区司令员,1943年底投日伪,被日伪仇杀。
12、邢朝兴,八路军冀鲁边军区第3军分区行政委员会秘书长,1943年底投日伪,被日伪仇杀。
13、陈子芳,八路军冀鲁边军区第3军分区特务团团长,1943年底投日伪,被日伪仇杀。
14、杨铁山,八路军冀鲁边军区第3军分区特务团副团长,1943年底投日伪,被日伪仇杀。
15、单德贵,八路军冀鲁边军区冀东军区13团副团长,1944年5月投日。
16、陈兴,八路军山东纵队第3支队10团政委,投日后被日军所杀。


下面这些都是团以上军事干部,不包括党政要员:
1、沈致祥,新四军江苏兴化县独立大队队长,1941年7月率部投汪伪。
2、王德荣,新四军10旅29团团长,1941年9月投日。
3、李庭芳,新四军江苏兴化独立团政委,1941年率部投汪伪。
4、李振东,新四军江苏海陵县独立团副团长,1942年8月率部投日。
5、惠占彪,新四军第3师1支队1团团长,1943年率部投日。
6、张经武(非开国中将张经武),新四军第7师皖江支队政治部主任,1944年投日.
        

我认识的两个国民党抗战老兵

天下群网文

 

我认识两个国民党抗战老兵,一个是我爷爷的亲弟弟,我也叫他爷爷的;另一个是我初一班主任老师的父亲。
先从我的爷爷说起,其实按湖南人的叫法,应该喊“公公”。要说我这个公公的故事,先得说我的“家史”。
我的爷爷奶奶是湖南株洲人,家境应该都不错,是地主,这个他们并没有给我说过,我推测的。之所以这样推测,原因有二,一是我的亲公公和他弟弟并不是同母所生,亲公公是嫡出,继承家业,叔公公是庶出,自谋前程。第二个原因是,两位公公都受过很好的教育,直到晚年,他们都能用毛笔写蝇头小楷来写信,繁体的,在那个文盲比例超过90%的年代,能读私塾的至少是小康之家。
对了,还有两个事实来印证我的推测。一是,两个公公都身材高大,年轻时应该都超过180公分,而且身体健康,我的亲公公是2000年去世的,享年90,叔公公是去年走的,他活到了99,这个证明他们在年轻的时候得到了很好的营养,为身体打下了很好的基础,这是富裕之家才可能实现的。
还有,就是他们的妻子,我的奶奶们(湖南人叫娭毑,读音同“埃姐”),都明显是好人家出身,有很好的教养,身上有传统中国妇女的美德,善良坚韧,特别是我的亲娭毑,她是我见过的最为善良无私的人,心中只有他人,从来没有自己,而且在最艰难的情况下也不放弃尊严,顽强地生活着。她一辈子都是一个普通的家庭妇女,没有上过学,只认识百来个字,是建国后在妇女扫盲班学的,她是1991年去世的,腊月28,春节前,所有的街坊邻居不怕不吉利,都自发来帮忙操持丧事。我和弟弟小时候都是她带的,直到上学才回到父母身边,寒暑假也还去她那儿。她的名字叫吴淑元,在我上学之前,她握着我的手教我写的这三个字,我一辈子不能忘却。
公公娭毑们的生活,一直到日本鬼子开始全面侵华之前,应该都是不错的,他们生育了好几个儿女(有几个我已经不知道了),最大的已经十岁左右。
1938年11月13日,因为日本鬼子打到湖南,占领了岳阳,国民党守军根据蒋的“焦土抗战”的命令,在长沙城放了一把大火,因为焚城的命令是保密的,并没有通知和疏散,百姓死伤惨重,超过3万人直接被烧死,大火烧了五天五夜,2000年历史的古城长沙90%以上的建筑被付之一炬,沦为废墟。
消息传到了离长沙只有50公里的株洲,日本鬼子要来了!两个公公做出了不同的选择,亲公公因为拖家带口,决定带着家小向西逃难,去贵州!隔着大山,日本鬼子应该打不过来吧?叔公公当时有没有成亲我不知道,但肯定没有孩子,他做出的选择是:投军,打日本人!
两个公公自此失散,一直到80年代才知道对方还活着,但是他们的余生再也没有见过面。
公公娭毑带着孩子们向西逃难,去贵阳,用双腿攀越湘西的崇山峻岭,路上大约走了半年时间。逃难的历程,其艰辛难以想象,可能电影《1942》能描摹一二,不过电影逃难好歹在平原,我的公公娭毑逃难,从洞庭湖平原穿越武陵山脉和苗岭,到达云贵高原腹地。刚查了一下,湘黔铁路全长903公里,东起株洲,西至贵阳,隧道和明洞185座,桥梁183座,这样的旅程,他们用双脚走完。
在路上,他们失去了所有的孩子。
具体有几个我不知道,只知道至少有两个,“细伢子”和“满妹子”(湖南人对男孩和女孩的常见称呼)都十岁左右了。
为人父母者,都应该知道,这是何等的哀痛!
到了贵阳,公公在湖南同乡开的玻璃厂(这个厂后来成了国营的“贵阳玻璃厂”,现在都还在,但好像不是国营的了)里当工人,重新安家。一个工人的收入最多的时候要养活七张嘴,很长的时间家里的经济状况都很窘迫。但是,我爸爸的成份从该被打倒的“地主”变成了领导阶级“工人”,他后来能读书当干部都应该得益于此。
我的公公娭毑共生育了10个孩子,前面5个都夭折了,我的爸爸是第六个,他出生于1947年,他和后面的四个叔叔姑姑都好好地长大了,即便是出生在三年困难时期的小姑。就为这个,我的公公娭毑都说:共产党好!毛主席万岁!
过多的生育摧毁了娭毑本来很健康的身体,她只活到了七十七。她曾经给我妈妈说:那时候太苦了,十个鸡蛋就坐一个月子。顺便说一句,因为娭毑的为人极好,她和我妈妈的婆媳关系极为融洽,胜过母女。
为了补贴生活,娭毑长期在一片河滩荒地上种菜,爸爸和大姑很小的时候就要在菜园帮忙。爸爸给我说过,有一次他放学以后去菜园浇菜,时近黄昏,他突然发现自己看不见东西了。娭毑带爸爸到贵阳玻璃厂的医务室去看病,才知道他因为长期吃不到荤菜得了夜盲症,医务室给开了鱼肝油,爸爸吃了就好了。从15岁开始,爸爸开始在休息日和假期打工弥补家用,用扁担挑两大箩筐的玻璃瓶子,大概八十斤重,从贵阳玻璃厂横穿整个贵阳城送到一个地方去,好像有几十里路,爸爸要走一整天,能挣到五角钱。现在,爸爸早已退休,每天开着他的奥迪A6在家和贵阳植物园之间往返,为了到植物园去快走五公里锻炼身体。抚今追昔,沧海桑田,恍然如梦。
闲篇扯完,回到主题,我的国民党抗战老兵爷爷上。
其实,关于公公在抗战期间的事迹,我几乎一无所知,我只知道他1938年参加国民革命军,到1948年辽沈战役时,他是东北剿匪总司令卫立煌麾下的一个上校,但不是主官,是一个上校军需官,这种肥缺都是留给心腹的,所以推测我的公公混得不错。
我的叔公公是东北野战军辽沈战役瓮中捉鳖战术的漏网之鱼,在东北全境解放之时,他和其他的国民党溃兵乘坐海军军舰,从辽宁葫芦岛出发,仗着解放军没有海军,一路逃之夭夭,战略转进到了上海。在上海,他们休整了不到半年,淮海战役开始了。
公公面临人生中最重要的一个抉择。几十年之后,他对我的爸爸说:当时,有两艘军舰他可以上,一艘带着人员装备驶向台湾,另一艘,将带着少数不愿意去台湾的人,顺着长江逆流而上,回到家乡湖南。想到家乡有苦苦等待、翘首盼望的妻子,公公选择了后者。这艘船把他和妻子直接送到了社会的底层,作为地主和国民党反动派。
公公回到湖南老家和娭毑团聚后没两个月,湖南解放了。从此,他们开始了长达数十年的,被当作阶级敌人监视居住、劳动改造的生活。为了避免牵连到哥哥和其他家人,他们一直没有和亲人们联系;为了不遗祸子孙,他们选择了终身不育,没有孩子。一直到文革结束、拨乱反正,他们的生活才开始走向正轨,但是他们已经垂垂老矣,包产到户分的地也没有力气自己种,交给村里的邻居种,收一些粮食作为口粮来维持生计。
一直到八十年代后期,我爸爸和叔叔姑姑们才知道:天,我们还有叔叔婶婶在湖南老家!那以后,逢年过节,我爸妈和其他兄弟姐妹都会给湖南的公公娭毑寄钱。每次收到汇款,公公必以极工整的毛笔小楷字体,写来书信表示感谢,我所说的他们的故事,都是这些书信中零零星星透露的。
再后来,他们更老了,没法自己住了,就作为“五保户”搬到了村里的敬老院。农村的敬老院,条件极为有限,老人们还必须从事力所能及的劳动。几年前,我爸爸妈妈和大姑专程去湖南老家探望两位老人,发现年过九旬的他们还在自己种菜。我父母表示愿意接他们到贵阳奉养,他们却说年纪大了,不愿离开故土,养老院生活虽然清苦但已习惯。相濡以沫一辈子,如果一人先走,另一人才去贵阳。(但是,去年公公去世了,娭毑却拒绝离开,表示要呆在离老伴儿近一些的地方。)爸爸妈妈劝说无果,给二老留下一笔钱回贵阳了。妈妈告诉我,二老的屋子整整齐齐,衣服洗得干干净净,两人都精精神神、体体面面,衣着简陋而神态庄严,完全没有被生活折磨的痕迹,一句话,看上去不像农民!娭毑带我妈妈去看她种的菜,路上要经过一条水沟,我妈妈说娭毑一步就跨了过去,而她要从边上绕过去,娭毑还能用扁担挑两桶水去浇菜!
我有个姑姑,曾经是个“文学青年”,在她和湖南公公通信的过程中,问过公公:您后悔吗,当时没有上去台湾的那条船?公公说,如果我上了那条船,你们现在就会有一个衣锦还乡的台胞叔叔,而不是一个农民五保户叔叔。但是,我不后悔。公公说,我要是不回来,你娭毑就得等我一辈子,我的良心永难安息。
公公在敬老院,每天看新闻联播,读报纸,绝对的与时俱进。到生命的最后一年,脑袋才开始不清醒了,只认得一个人,就是娭毑。
我上大学的时候,公公专门给我写了一封信,鼓励我好好学习。公公在信里说,也就是在新社会,普通人家的女孩子,才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考上大学读书,而旧社会,即便生在有钱人家,只怕也是裹了脚关在家里绣嫁妆等嫁人。公公说,虽然共产党的政策造成了他一生的惨痛遭遇,但共产党和毛主席,确实是这个国家、这个民族的大救星!老百姓,再也不会经历外敌入侵生灵涂炭的惨剧,相比之下,个人的生死荣辱又算什么呢?
抗日战争中的事情,公公从来没有提起过。我查了辽沈战役的战史,从葫芦岛转进到上海,又从上海转进到台湾的部队有一支,是国民革命军第52军,当时的军长叫刘玉章,到台湾之后官至“陆军副总司令”、“台湾警备司令”,1981年病逝。在抗战中,52军参加过古北口战役、徐州会战、武汉会战、长沙会战,在滇南守卫过国境并且在越南接受了日军投降。至于公公有没有参加过这些战斗,就不知道了。
我公公的故事说完了,下面说我初一班主任老师的父亲的故事。
我初一班主任兼语文老师姓李,李老师的父亲也姓李(大家不要笑我啰嗦,这里面是有原因的,请耐心等我说完),虽然当时我是叫他“李公公”的,但他并不是贵州人,在这篇文章里,我还是叫他“李爷爷”。
在开始整个故事之前,我交代一下故事发生的地理背景,继续“痛说革命家史”。
我公公娭毑的家在贵阳,而我爸爸妈妈的家在息烽。息烽是贵阳到遵义之间的一个小县,县城名叫“永靖镇”(瞧这名字,平息烽火永享太平,多好的寓意),在贵阳以北72公里。在我生活的年代,息烽在行政区划上归属安顺地区管辖,1996年息烽被划给了贵阳市,所以现在它是贵州省会贵阳下辖的一个县。
虽然息烽地处川黔铁路和川黔公里双重的交通要道上,但因为是典型的喀斯特岩溶地形,土地贫瘠,交通不便,经济一直很落后,长期是国家级贫困县(现在已经不是了)。对于研究中国近现代史的专家学者来说,“息烽”是一个必须知道的名字,因为在息烽县城永靖镇南6公里的地方,从1938年到1946年,存在一个叫“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息烽行辕”的机构,后人通常叫它“息烽集中营”。
息烽集中营,是抗日战争期间国民党政府关押共产党人和爱国进步人士的最大秘密监狱,在国民党政府的集中营序列里,它的地位和规制是最高的,渣滓洞集中营被称为“小学”,重庆白公馆叫“中学”,息烽集中营是“大学”,而从“大学”去“留学”,则是“见马克思”的同义语。在大学里“就读”的,都是最最死硬的反政府人士,学生名单包括很多我们熟悉的名字:杨虎城、黄显声、许晓轩、张露萍、宋振中(“小萝卜头”)、马寅初……八年间,被关押在这里的人数超过千人,被秘密处决或折磨而死的人数超过600,具体数字,因为这个“行辕”在解放战争期间全部撤往台湾,已经不可能再搞清楚了。也因为如此,息烽是内陆地区少有的、有很多台胞和海外侨胞的县。
息烽的小学生和中学生,在我生活的年代,每年清明,都会去息烽集中营给烈士扫墓。这对于孩子们来说,是快乐的春游和野餐活动,在烈士墓前敬个礼、唱上首“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背上一段“时刻准备着”,就可以开始游戏和野餐,漫山遍野地疯跑和玩耍,这是我们一个学年中最盼望的事情。
直到2000年后息烽大搞房地产开发,在集中营的旧址也经常会挖出戴着脚镣手铐的白骨,而他们的名字,永远不为人所知。行文至此,请容我引用那句大家耳熟能详的话来表达自己的感觉:你们的名字无人知晓,你们的功绩亘古长存!
我在贵阳公公娭毑身边长大,爸爸妈妈大概每个月会坐火车来看我一次,每次妈妈离开我都要哭很久,所以到了5岁,爸妈把我接回息烽,开始上学前班。
我很快交上了一大堆的新朋友,他们都是我爸妈同事的孩子,年龄相近,我们打成一片,玩得不亦乐乎。
我最要好的几个朋友,住在县城边缘的一座小山上,小山的相对高度大概100米,山顶是息烽县气象局,除了办公室、气象观测场外,还有家属区,被一个围墙围起来,木头门上被小屁孩们拿小刀刻上了十个歪歪扭扭的字“花果山福地,水帘洞洞天”。
啊,那确实是我们的花果山,我们的福地洞天!气象局的院子里,栽种了各种花木果树,一年三季,从春到秋,花果不断,桃李杏苹果梨葡萄花红柿子板栗,牡丹芍药玫瑰月季菊花杜鹃松竹兰梅……更不用说一院子的小动物,池中有金鱼,家中有猫狗,草地上有鸡鸭,笼子中有小兔。一堆小屁孩儿,成日在这里上串下跳,抓蜻蜓,逮蝴蝶,做套子抓鸟,到山下的小溪捕鱼捞虾,春采茅莀(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字,白茅草的嫩芽,里面有白色的絮,甜美多汁),夏天摘野草莓,秋天有毛栗,冬天就点起柴堆烤洋芋和红薯。在一起玩儿的小屁孩中,有一个男孩,20年后,成了我的丈夫,我孩子的父亲。
扯了这么多,让我们书归正传。
我认识李爷爷,远在我认识李老师之前。花果山是个好地方,可是上山的路不太容易,那是一条石头铺成的崎岖小径,上一次山,以我当时的体力来说,必须在中间休息休息。我经常休息的地方,是半山腰的一片小平房,大概呈曲尺型,半包围着一个一二十平米的小院子,那儿就是李爷爷的家。
李爷爷的家,既是他和儿女们生活的地方,也是他的工作场所,他开了一个照相馆(搁现在应该叫摄影工作室),还有一个修理店,因此院子里总有椅子凳子什么的,正是休息的好地方。
李爷爷有5个或者6个儿女(我记不清了),当时都已经工作了,并不常在他身边,只有最小的女儿和他住在一起,这个阿姨是我爸爸的同事,彼此关系非常好。
李阿姨当时二十出头,刚刚工作,没有结婚,连男朋友都没有,她特别特别喜欢我,总带我去她家玩。她会给我梳新的发型,教我用院子里的指甲花染指甲,还教我如何穿衣打扮,她还会做特别好吃的千层饼(有一次我吃撑到肚子疼),这些都是我妈妈不会的新玩意儿,在当时还是小女孩的我看来,李阿姨魅力无穷。
跟着李阿姨去她家混吃混喝久了,慢慢就跟李爷爷熟悉了起来。在当时的我眼里,李爷爷是个非常非常特别的老头儿!
首先,李爷爷非常帅!他身材高大匀称,年过七旬仍然没有一点点发福的迹象,无论站立行走,他的腰总是挺得笔直,走起路来每一步都是一样长短,那个时候我还不知道什么叫“操典”,觉得这可是太奇怪了!他是我见过的最帅的老头。

黄埔将士二十万参战万人归

 

黄丹彤

 

重新修建后的91岁黄埔军校校本部旧址,以自身的传奇吸引海内外游客,至今,每年都吸引着逾百万的世界游客。笔者所见的这座位于广州长洲岛上坐南朝北,面向珠江的四进两层,回廊连通,砖木结构的中式简朴建筑,被百姓称为“走马楼”,她就是黄埔军校校本部旧址。

黄埔军校大门没有华丽的装饰,也没有精细的石雕玉琢,但是因陋就简条件下建成的这座军事学府却处处充满着传奇,短短时间走出了举世闻名的诸多军政要员,影响了中国历史乃至世界格局。在当年,黄埔军校也因此与美国西点军校、英国桑赫斯特皇家军事学院、俄罗斯伏龙芝军事学院等并称“世界四大军校”。

据了解,历史上的黄埔军校第1期学生入校时将近500 名,由于经费短缺,学生的教室、宿舍只好使用临时搭建的葵棚,一直到第4 期学生入校时住的仍是这种棚子。之后在学生宿舍后修建的走马楼,全校自总理、校长、党代表之下,设政治、教授、教练、管理、军需、军医6 部,机构总数约40 个。建校后,楼底层改为大厅,供会议和娱乐使用,二楼有校长室及军校各部领导的办公室,后进则以学生课室和宿舍为主。

 “现在孤军奋战,决心全部牺牲,以报国家养育!”“反攻反攻!祖国万岁!”这是黄埔军人戴安澜1942年入缅作战时发出的响亮口号。谢晋元(黄埔1期生),第5 军88 师262 旅524 团团长,1937 年10月26 日率“八百壮士”死守上海四行仓库4 昼夜,有效地牵制日军,掩护中国十万主力部队撤退;赵一曼(黄埔武汉分校6 期生),1935 年任东北人民革命军第3 军第1师第2 团政治部主任,同年11 月与日军作战负伤,次年牺牲;戴安澜(黄埔3 期生),第5 军第200 师师长,1942 年3 月7日,率部队打响中国远征军入缅后第一战——同古保卫战,在5 月份的撤退途中壮烈牺牲,时年仅38 岁。

在抗战时期,为适应抗战需要,黄埔军校在各地设立分校,培养军校学生,为抗战前线源源不断地输送新鲜血液,补充前线兵力。据日本投降后的统计显示,抗战期间入校受训的20 万黄埔学生,牺牲率高达95%。

中国需要道歉和接受道歉的文化

 

19岁那年,宋彬彬在天安门城楼上给毛泽东戴上了红卫兵袖章,从此一生都穷于应付追捧、流言、责骂与内心冲突。如今,67岁的她终于鼓足勇气面向社会道歉,却发现仍然无法摆脱自己身上的符号。不同政治立场的人一边骂她,一边期望她永远做那个符号性质的人。

2014年2月11日晚上,两个老人在争论。

王冀豫和常砢,这对空军大院里一起长大的北京发小儿,根红苗正的红二代,现在都已经过了60岁。

他们在说几十年前的一场打斗。在那场打斗——确切地讲应该是“武斗”中,16岁的王冀豫打死了一个比他大3岁的男青年。由于死者父母的宽容,他并未受到实质性的法律追究。晚年,他主动向媒体袒露自己那段往事,以“武斗打死人,忏悔四十年的红卫兵”而著称。

而常砢,正是当年找他去参加那场武斗的人。

“你不要总把那事儿当做一种沉重的负担。”常砢试图开解王冀豫。几十年来,王冀豫总是想跟他讨论有关武斗、“文革”的种种话题,他总是绕开。“当时就是那种形势,你死我活。你不打死他,他就捅死你。”

“那么是什么让我们你死我活呢?”

打破沉默的是王冀豫:“你看你把人家宋彬彬害的。你推她,让她上去戴袖章,结果她背了几十年黑锅。”

“那可不。要是我上去戴袖章,那可能没我现在坐在这儿了。照我这种闹法,可能‘文革’期间就被人打死了。”

这场讨论的一个月前,他们共同的熟人宋彬彬——开国上将宋任穷之女,一个67岁的丧偶老人,正在她的母校——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的一间会议室里捧着《道歉书》一字一句地念,几度哽咽落泪。她的面前,是数十名她当年的老师、同学,和不停拍照的媒体记者。

道歉之后,社会评论铺天盖地而来。或赞或詈。

“是文质彬彬的彬吗?”

这是位瘦瘦高高的老人。朴素的白绒衣,黑外套,青丝中夹着丝丝白发,一副高度近视镜架在鼻梁上。面对记者们的摄像机,显得有些手足无措。

尽管曾经声明过“不接受采访”,她仍然半推半就回答了一堆问题。回到母校,她似乎回到了高中时代——那时,她有个外号,“小迷糊”。

无数人通过电影、广播、报纸得知了她的“壮举”——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身着军装,出席百万人规模的“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群众大会”。天安门城楼上,她将“红卫兵”袖章戴在毛泽东左臂上,一跃成为红卫兵的代表性人物,乃至十年“文革”最著名的LOGO。而常砢,这一“壮举”的直接导演,却鲜为人知。

“这几十年,我跟别人讲这事儿的时间加起来都没今天多。我父亲一直到去世都不知道。”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他总结。

这位原空军大校身高一米八五。正因为个头高,他这个北京师范学院附中的初三学生才能在那个上午被选拔进“代表”队伍,登上天安门,“策划”了向毛泽东献袖章事件。这一切本来都是偶发事件。

几天前,风云突变。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在毛泽东主持下,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政治局7名常委扩大为11名,刘少奇由第二降到第八,林彪则上升到第二位,成为毛泽东新的接班人。同时,全会通过《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将“文革”由毛泽东的个人决定上升为全党决议,山雨欲来。

从现存的影音资料上看得到:城楼上,很多国家领导人脸色阴沉,一言不发。同天安门下狂热高呼“毛主席万岁”的群众形成极大的反差。周恩来临时决定,安排一部分中学生上城楼,以活跃气氛。常砢和宋彬彬就是其中两个。此前,年龄相差3岁的他们素未谋面。

常砢的父亲是一位中将,中国空军的缔造者之一。那天也站在城楼上。

“我自己的袖章是一块没有字的红布,给我爸戴上了。后来就看见宋彬彬戴着‘红卫兵’袖章。我想,让这些老革命尤其是主席戴上袖章,我们红卫兵不就被承认了吗?”常砢先是朝宋彬彬要来了她戴的袖章,想闯过去给毛泽东戴,被便衣警卫拦住。他回来,带着宋彬彬和另外一男一女,四个学生又奔了过去。“我们俩男生把便衣抱住,她们俩就过去了。一会儿宋彬彬回来跟我说:戴上了!”

在毛泽东身边,宋彬彬遇上另一道防线——公安部长谢富治。谢富治认识她,问:“干什么?”“给毛主席戴袖章。”

她的运气出奇地好。接下来的半年内,毛泽东又接见了7次红卫兵,总人数达1200万人次。这7次接见已被“正规化”,献袖章这样的自发举动不再被允许。

被戴上袖章的不仅是常砢的父亲和毛泽东。周恩来、林彪……无数中学生在城楼上寻找着国家领导人,给他们戴上字迹、规格、型号各异的袖章。只有刘少奇予以了拒绝。另外一个男生想给毛泽东的右臂戴上“毛泽东主义红卫兵”的袖章,也被拒绝。两人采取的方式一模一样,都是一言不发,用手往下撸。

现场,一个女播音员用播音腔复述了毛泽东和宋彬彬在城楼上的即兴对话:“你叫什么名字?”“叫宋彬彬。”“是文质彬彬的彬吗?”“对。”“要武嘛。”

梳着两条小辫,戴一副白色塑料框近视眼镜的宋彬彬双手握住毛泽东的大手,咧着嘴笑,激动得话都说不出来。

她没有料到,这几句话改变了她的一生。

 

升起又坠落的政治明星

2014年1月12日上午的那间会议室里,道歉、鞠躬、落泪的还有另外一位老人。

不同的是,她道歉的对象还包括了宋彬彬。

“……对不起我的同班同学宋彬彬,是我让你和我一起贴大字报,‘八一八’是我作为总领队派你带领同学上天安门城楼,而影响了你的人生。”

矮一些但身板壮实的刘进同样头发花白,戴着眼镜。她是这场道歉会的核心组织者。当年,她是学校的头号政治明星。

“我那时候就跟农村来的土丫头似的。对学校的做法很不满意,工农子弟太少,太注重升学率,存在明显的‘骄娇二气’……”刘进也是高干子女,她父亲刘仰峤曾任河南、湖北省委书记,最后调任高等教育部副部长。她跟着转学到北京,马上与环境迎头相撞。女附中不满意她的考试成绩,硬是给她留了一级。

女附中——当年的实验中学,全称是“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只招女生。北京最好的女子中学这一头衔,它当之无愧。1965年高考,清华某专业在北京只给三个女生名额,全部被女附中夺走。毛泽东、林彪、邓小平、刘少奇等一大批最高领导人、大知识分子、社会名流的女儿都从这里毕业。

进入女附中的刘进很快成为学校大力表彰的模范学生,给全校做报告“怎样克服骄娇二气”,第二年就入了党。每天6点多她就到校,带领同学长跑、做60个仰卧起坐、俯卧撑。参加劳动,两个女生抬一筐土,她一个人挑两筐。爱用笛子吹《丰收歌》的宋彬彬很快成了她的跟班。

几十年后,一个同学对她说,刘进,你那时候太左,对我们压力太大。我有一次穿了一条新的浅黄色裤子,你看到了,说:这颜色这么漂亮?结果我再也不敢穿了。

1966年6月2日早上,正在跑步的刘进听到喇叭里广播北京大学聂元梓的大字报,深受启发:原来我们也可以这样!随后她找到宋彬彬:愿不愿意一起写大字报,给学校提意见?宋彬彬同意了。这张大字报,开启了女附中的“文革”历程。

也因为这张大字报,刘进由高三3班的民兵排长,一跃成为统管全校学生的“学生代表会”主席,宋彬彬成为四个副主席之一。

“你当过学生会文体部长,认识的人多,你挑40个人带上去吧。”1966年8月18日当天凌晨,刘进带领全校上千名学生出发赴天安门,参加毛泽东接见。早上,她听到城楼上高音喇叭喊道:北大附中,上来40个;女附中,上来40个……就喊来了宋彬彬。“宋要武”由此诞生。而原先的政治明星刘进,则融入了普罗大众。

两天后的8月20日,《光明日报》刊发署名“宋要武”的文章,《我给毛主席戴上了红袖章》。“……今天,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毛主席给我们指明了方向,我们起来造反了,我们要武了!”第二天,《人民日报》全文转载。

拿人名开玩笑是毛泽东几十年的习惯,从彭德怀、尼克松,到身边工作人员都被他调侃过。他有时意有所指,有时不过随口一说。宋彬彬至今否认《光明日报》那篇文章出自她手。但名字引发的后果,却是灾难性的。

它给蔓延大江南北的“文革”暴力火上浇油。陈毅之子、当时北京八中的学生领袖陈小鲁感叹地回忆:“这句话真是要命啊……他们认为这是个号召,所以武斗控制不住了。人家说,毛主席都讲了‘要武’嘛!”几天后,八中党支部书记不堪被学生殴打,自杀身亡。在“破四旧”高潮期的1966年8、9两个月,仅北京就有1772人被打死。

而“要武”的直接承担者,当然是宋彬彬本人。在她给毛泽东戴上袖章的13天前——1966年8月5日,女附中的党支部书记、副校长卞仲耘死于该校女生的一次揪斗,成为北京最早殉难的教育工作者之一,年仅五十岁。史称“八五事件”。几十年后,为了辩白自己与“宋要武”、与“八五事件”、与校长之死的关系,晚年的宋彬彬搞到心力交瘁。

1966年下半年,随着“武斗”斗遍全国,“宋要武”的暴力LOGO地位日益凸显。女附中学生叶维丽去南方,发现到处贴着传单:“宋要武”亲手打死了六七个人。关于她参加“杀人竞赛”的种种流言在各地流传。宋彬彬本人到外地串联,在火车上遇见邻座几个人痛斥“宋要武”,生怕被人认出来,赶快把眼镜摘下来,跟着一起骂。

另一个上天安门城楼的女附中学生刘沂伦对南方周末记者回忆:当年10月,她在学校发现门口的收信箱里有许多写给“宋要武”的信,没人动过,就拆开看。一半是“向宋要武致敬、向宋要武学习”,另一类是请“宋要武”去“支援”他们。

当时,从中央部委到地方省市,都已陷入大乱。全国都有中学、小学改名“要武中学”“要武小学”,各地政治势力纷纷声称,“宋要武”在当地支持他们。越来越多的人来到学校,要找“宋要武”。不堪其扰的宋彬彬决定改名。在同学建议下,她改名为“宋岩”。写给“宋要武”的信,她从来没有拆过一封。另外一名女附中学生苑秀琴看见她被一群女生围在当中:“你应该叫宋要武了”。她说:“那不是我的名字。”

而她的父亲——开国上将、东北局第一书记宋任穷,不久也被打倒,成为“东北最大的走资派”。

1969年,被软禁的宋彬彬从东北逃到刘进插队的内蒙古。人还没到,当地人已经听说“宋要武”杀人放火甚至强奸妇女,不敢按普通的插队知青收留她。她得不到口粮,全靠一些北京知青收留才活了下来。

与此相关的是,至今没有任何人能提供出宋彬彬在“文革”中参与打人、抄家的可信证据。

“那是女附中的校耻”

“宋彬彬到底有没有打人?”

第一个在官方层面提出这个问题的,是中共中央组织部调查组。1980年代,在美国留学的宋彬彬被人告了。

1980年,宋彬彬去了美国,就读于波士顿大学地球化学专业。就在这期间,有中国留学生举报她:“宋要武”怎么来上学了?她是个杀人狂!中国大使馆很紧张,要求中组部调查。

他们得到的回答是:没有看见。

说这句话的人,是时任北师大附属实验中学教导主任的王本中。

戴着一副黑框眼镜,总是给人温文尔雅印象的王本中已74岁。他在这所学校工作了40年,甚至“实验中学”这个名字也是他的创意。当年,他是名年轻的数学教师。“八五”那天,他战栗不已。2014年1月12日的道歉会上,他发言:“那是女附中的校耻。”

有了北师大附属实验中学的证明,宋彬彬才得以完成学业,1989年成为麻省理工学院的第一位来自中国的地球化学女博士。她很感激学校。

她又一个没想到:多年后,“宋要武”与“校长之死”再次进入公众视线,搅动民间尘封的“文革”伤痛,实验中学亦是始作俑者。

卞仲耘之死是实验中学的一个避讳话题。她死后几十年,学校再没人提起卞仲耘这个名字。直到1980年代,才有一名目睹其事的女生写了一篇相关文章,《女性的野蛮》。文中还原了那场揪斗的发起过程:“……一天下午,这一派的一些同学在教室里开会,‘我们要坚持斗争的大方向’,‘走,打黑帮去!’”

文章的作者王友琴,从此也与宋彬彬的名字连在了一起。

时为高一3班学生的王友琴在女附中连跳两级,在班里年纪最小,给人以羞涩、很少说话的印象。1979年,她以全国高考文科状元的成绩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后赴美留学,成为芝加哥大学中文教师。几十年间,她回国做了大量有关“文革”受难者的采访工作,成为有影响的海外“文革”研究者,被民间称为“有良知的历史义工”。由于她的文章,“八五”才进入公众视野。

当年目睹校长被自己教出来的女学生殴打、侮辱乃至死亡过程的女生们,也都开始撰写回忆文章。连罗瑞卿的女儿罗点点在其所著的《红色家族档案》中都提及了此事。

影响最大的还是王友琴。除了先前几篇文章外,她记录659名“文革”死难者故事的专著《文革受难者》于2004年出版,对卞仲耘之死的描写有两万余字。

然而,她关于此事的文章,逐渐引来了海内外“文革”研究者越来越大的争议。有人指责她用“蒙太奇”手法歪曲事实。

在多篇文章中,王友琴对宋彬彬使用的称呼是“红卫兵负责人”。实际上,在卞仲耘之死的当天,北师大女附中是否成立了“红卫兵”,都是一个问题。类似的问题还有一连串。

“‘宋要武’害了宋彬彬”

第一个提出这些问题的人,也是当年的女附中学生——在串联中发现“宋要武打死了六七个人”传单的叶维丽。

“文革”后,叶维丽也赴美留学,做到马萨诸塞大学波士顿分校历史系的终身教授。她父母跟卞仲耘是熟人。那段往事随她一起漂洋过海,不时出现在她的噩梦中。

2002年,她回国休假,开始调查“八五”。她先走访了几个同学,又参加了北师大实验中学的85周年校庆。她发现学校做了一份宣传材料,《女附中历史大事记》从1917年到2002年,这份材料有两段空白。

抗战时期是八年空白——实际上那八年,学校在日伪统治下并未停课;“文革”十年也是基本空白,只提到,学校的校名由“附属女子中学”改为“附属实验中学”。

不过,这份材料上印了一批国家领导人的照片。他们的女儿毕业于此。

一双亲切的大眼睛,一头干练的短发自然向后盘起,白净圆润的鹅蛋脸挂着笑容。卞仲耘的容貌还跟叶维丽记忆中一样,永远停留在几十年前。她和历届校长的照片摆在操场上。叶维丽在照片前站了15分钟。没有一个人有兴趣问过,几十年前,这位校长被自己亲手教出来的学生打死在校园里。

不久,叶维丽就找到刘进采访。刘进发现,自己对当年好多事情都记不清了。这种刺激让她启动了自己的调查。

对校长之死,刘进也是刻骨铭心。1980年代初清查“三种人”(“文革”中造反起家的人、帮派思想严重的人和打砸抢分子)时,刘进曾被有关部门调查过。她说:校长被打死,我是学生代表会主席,我有责任,要抓我坐牢我就去。

这位当年的政治明星为“理想主义”付出了巨大代价。在内蒙古插队时她直言不讳,就此丧失了像宋彬彬一样上大学的机会;回北京后她曾在中组部工作,当着部长和众人的面大声提意见,把局长急得直冒汗。最后她主动离开,做了一名出版社编辑直到退休。

叶维丽去拜访了卞仲耘丈夫、八十多岁的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退休研究员王晶垚。发现他手中有些手写的“八五”相关材料和法律文书,字迹已经难以辨认。怎样把这批材料抢救出来?她找到另一位女附中毕业生于羚。

“我不能忘,不会忘,我也不敢忘。”于羚这样形容自己记忆中的“八五”。那一天,她亲眼看到了濒临死亡的校长。“我义无反顾。”于是,她每天坐公交车穿越半个北京,去王晶垚家帮忙整理材料。她从头学习电脑打字,整整用了三年时间,终于全部整理完毕。

几年后,叶维丽先后发表数篇关于“八五”的学术论文:《卞仲耘之死》《好故事未必是好历史》,……从细节到结论,她与王友琴的文章都截然不同。

她的核心结论之一是:“宋要武”害了宋彬彬。“八一八”之后,宋彬彬在全国人民心中变成了钦定的“宋要武”。还有什么比“要武”二字更能精炼地概括暴力横行天下的“文革”恐怖?而“宋要武”正好来自刚刚打死了校长的学校。“八一八”就这样改写了“八五”。

海内外的一批“文革”研究者、受害者对这些文章迅速作出反应。叶维丽成了被攻击和斥骂的对象。

宋彬彬于2003年回国定居。她也参加了刘进的调查。理由很简单:说清自己和“八五”校长之死、“宋要武”的关系。

“你哭什么?只要我们没做过亏心事,心里就是平静的……”丈夫靳剑生比她先回国十几年,已是一个成功的商人。他坚决反对她抛头露面。

宋彬彬很听话。多年来,她始终拒绝一切媒体采访,也不理网络上关于“宋要武”的种种传言。直到回国定居的前一年,美国有朋友告诉她:一本在世界知名大学和图书馆里都能找到的严肃书籍《中国女性与中国男性》也提到了“宋要武”,逻辑正是出自王友琴的文章:红卫兵打死了卞仲耘校长,“宋要武”是红卫兵的负责人;她给毛泽东戴了红袖章,她父亲得到了提拔……

她这才发现:舆论的“阵地”,她已经失去得太久了。搜索一下“宋彬彬”三个字,第一个跳出来的自动搜索选项是“宋彬彬杀人照片”。

 

把鲜花和写着诗的纸放在校长的照片下面

“王先生那时其实并不恨宋彬彬,只是觉得她有部分领导责任。后来……”

于羚已经几年没有见过王晶垚了。有人骂她是“奴才红卫兵”、“宋彬彬团队”派到王家的“卧底”。常年的“委屈”,加重了她的心理负担。

2006年,她和叶维丽陪着刘进,一起去了王晶垚家。宋彬彬没去,她怕自己“宋要武”的身份刺激到当时已经八十几岁高龄的王晶垚。

气氛很和谐,王晶垚非要留几个人吃饭。双方都没有谈卞仲耘之死,宋彬彬应该负什么责任的问题。从王家出来,刘进长出一口气:“总算完成多年的心愿啦。”之后,王晶垚还把他和刘进的合影交给《炎黄春秋》杂志发表。

对宋彬彬来说,这无疑是卸下心灵重担的一个好消息。

不到一年,形势急转直下,还没等到宋彬彬亲自去,她已经成为王晶垚发公开信痛斥的对象。刘进、叶维丽、于羚……全都成了老人口中的“坏人”。

恶化的缘由,是2007年北师大附属实验中学的90周年校庆搞的“知名校友”评选。

实验中学成立了“校庆办”,策划出一个活动:从毕业生中评选90名“知名校友”,后改称为“荣誉校友”。

宋彬彬就这样进入了校方视野。通过刘进,他们联系到她,传达了这样一条信息:“校长认为:在实验中学的历史上,宋彬彬的事情是一件全国人民都知道的事,实验中学不可能不记载。”这次活动非常高调,在人民大会堂举办庆典的消息早早就放了出去。

宋彬彬犹豫起来,听到“知名”二字隐约觉得害怕。她身边亲友迅速分成了两派。一派是“你评这个干嘛,安安静静待着得了”;另一派——以她丈夫为代表,则怂恿她参加。“你一直没有说话的机会,可能这辈子也不会有说话的机会了,这次不用你自己说话,只要学校把你评为‘知名校友’,就等于替你澄清了文革初期的历史问题,你何乐而不为?”

后一条意见说服了刘进。她觉得这是个证明的好机会,可以帮自己的好朋友卸下“宋要武”和校长之死这样沉重的心灵负担。

“难道是因为她戴了红袖章吗?”面对同学会上的质疑,刘进硬着回答,“推荐她不是因为‘八一八’,是因为彬彬是麻省理工地球行星科学系的第一位大陆女博士。”数年后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她很后悔。“我有时候干事比较愣,考虑问题可能不全面。”

校长之死并未被彻底遗忘。在实验中学的“校庆90周年志愿者会”上,比宋彬彬低一届的女校友罗治当众发问:“学校确实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在人民大会堂开会,这都很好。但是不能忘掉8月5日那个黑暗的一幕,为什么学生打死老师?这个应该总结。”

会后,一群校友把她围住:罗治,你可真敢说话!她惊愕:都2007年了,为什么不敢说?

罗治专门找了实验中学的时任负责人——五十出头的女校长袁爱俊,向她提出三个要求:不许宋彬彬当“知名校友”;开一个关于卞仲耘校长的追思会;校庆时必须纪念“八五”。

袁爱俊说:卞校长应该纪念。正好海外有两个校友提出,要给卞校长建造一座铜像。你们一起做算了。对其他要求,她未置可否。

随着“知名校友”候选人名单正式公布,社会上质疑声四起。用王本中的话说:“给人的感觉像是评了一些官二代,本身又做了官的。”

这份名单里,有诗人汪国真、主持人陈鲁豫、社会学家李银河。但更显眼的名字是:毛泽东的女儿李敏、儿媳邵华,邓小平的妹妹邓先群、女儿邓楠,陈云的女儿陈伟力、陈伟华,叶剑英的女儿叶向真,周恩来的侄女周秉德,彭德怀的侄女彭钢,聂荣臻的女儿聂力,左权的女儿左太北,陶铸的女儿陶斯亮……另外一个不那么和谐的名字并未进入候选人名单,但呼声很高:王友琴。

对这样的评选结果,校方承受了多大的社会责难,外人无从得知。一位校友打电话给袁爱俊,强烈抗议学校把宋彬彬评为“知名校友”:“等校庆那天,我要去人民大会堂冲你们的主席台!”袁爱俊说:“你们班级我不给票!不让你进!”两人吵了一个多小时。最后,这位专门从美国回来参加活动的校友没有去。

校庆前一周,袁爱俊找了已经退休的王本中,请他去试探一下宋彬彬的意见:现在社会上和校友反对的声音都很强,能不能……退出评选?

这次,宋彬彬却异常坚决。她和丈夫去学校与王本中、袁爱俊面谈,提出一个理由:当初参加评选,就是为证明她没在“文革”中打人、杀人。现在,她已被评为“知名校友”候选人,如果再被拿下,不就正好说明她有问题吗?

这一意见实际上来自一位官至副部级的同班同学。事后有人评价:她身居高位,根本不了解“文革”给社会造成的伤痕有多么深重。

刘进也心虚。她多次向校方提出要求:不许提及宋彬彬的“文革”往事尤其是“八一八”;如果拿掉王友琴,就必须把宋彬彬一起拿下。她没料到,这两条都没有被学校采纳。

2007年9月8日下午两点,实验中学90周年校庆“光荣与梦想”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王本中刚进会堂就看见一人多高的巨型照片:“八一八”,宋彬彬给毛泽东戴上红袖章。“……怎么这么蠢!”一同来参加的刘进、宋彬彬全傻了。

“袁爱俊是个很有社会活动能力的人。她在任期间,学校在新校舍建设等方面进步很大。可是……”数年后,王本中对南方周末记者说,他也认为宋彬彬不适合做这个“知名校友”。

会堂里并没有人骚动和闹事。但后果已无可挽回。

当天夜里,八十几岁的王晶垚一宿没睡。他还有最后一丝期望:学校会不会也捎带纪念一下卞仲耘?

第二天早上,他发现自己走不动了,打电话:“你替我去祭奠一下吧。”接下这个任务的,是退休女教师徐小棣,一个受王友琴的文章影响,开始关注“文革”的读者。

她买了一束鲜花,带着王晶垚写的一首纪念卞仲耘的诗,去了实验中学。这一天是“校友返校日”,校园里到处熙熙攘攘欢乐的大合唱,没有人搭理她,卞仲耘的照片也和学校的历届校长排在一起,没有任何纪念的痕迹。宋彬彬的“八一八”那张照片,放大了竖在校园里。

她气哭了。把鲜花和写着诗的纸放在校长的照片下面。

 

“你可千万别那么干”

在一个个论坛、一篇篇评论文章中,北师大实验中学的90周年校庆被称为“无耻的校庆”,宋彬彬成了“拒绝忏悔的人”、“文革恶之花”。甚至有人从海外发言:以后,捐款只给北京四中,决不捐给实验中学!

这次校庆撕裂了很多东西。刘进、宋彬彬所在的66届高三3班有个集体博客,名为“6633”,每个人用自己的学号登录,发些怀念过去的文章。校庆后,这个博客也成了攻击的目标。她们前些年同学聚会,端着红葡萄酒庆祝的照片被说成“喝着校长的血”。

每个人的学号都被网友一一破解成真实姓名,指名道姓追着骂,管理员删评论删到手软。此后,她们这个集体回忆的角落就只发发各人的旅游经历,迅速转冷。最后彻底死了。

数月后,王晶垚在网上发表了一封给袁爱俊的公开信:“……强烈要求北师大附属实验中学党组织,严格按照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精神,对上述事件做出明智的处理,撤销授予宋彬彬‘知名校友’的荣誉称号,并将处理结果通报海内外校友和在校师生员工;组织全体在校师生,尤其是要组织学生认真学习中共中央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决议,让青年学生认清文革曾经给国家和人民带来的巨大灾难。”承受巨大精神压力的袁爱俊没有回应。

校庆也带来了一些宋彬彬想不到的效应。更多的校友因此开始关注她和校长之死。

比她低三届的冯敬兰是平民子弟,当年在学校里饱受孤立和歧视,最终成为一名作家。1996年,她曾写过一篇回忆校长之死的散文,《记忆的疮疤》。这次校庆让她再次发现了宋彬彬。

“宋彬彬是十恶不赦的杀人恶魔?”她觉得太离谱了。

2007年12月13日,她写了一篇文章《请放开宋彬彬》,“放开宋彬彬,让她有空间、有机会面对真实的自己,让她开口说出自己的故事。”

冯敬兰认为:自己该做的,就是推动刘进、宋彬彬勇敢地站出来,帮她们寻找机会和平台,公开说出自己的“文革”经历。她主持了宋彬彬、刘进等人回忆往事的座谈会,记录发表在电子刊物《记忆》上。

“我是一个犹太人,为什么要为雅利安人说话?”冯敬兰如此表示。“当年我们冷漠地看着校长被残害致死,后来又以同样的冷漠任凭同学宋彬彬被妖魔化。”她同样陷入舆论狂潮中,被骂得狗血喷头。但她毫不改变。

“认识了宋彬彬,我才知道:她不但性格随和,而且想法很单纯。”冯敬兰透露:校庆风波后,宋彬彬想发表一封对社会表示道歉的信,先找了几个校友开会,把信念给她们听。听完之后大家都提意见,她就不知道怎么办了。

更何况,丈夫和一些亲友还坚决反对。他一方面劝她说,清者自清,让历史证明吧。一方面去找刘进说:求求你们放了彬彬吧!刘进反问:到底是谁不放过彬彬?宋彬彬历经数年写了一篇文章,《40多年来我想说的话》,丈夫一直不让她发。2011年12月,丈夫因癌症去世,宋彬彬刚处理完丧事,就把文章发在了《记忆》上。

2009年,罗治和那两名海外校友发起的“为卞仲耘校长集资塑像”活动征集到了500位校友捐款,为卞仲耘塑了一尊铜像,安放在一间会议室里。袁爱俊也参加了安放仪式。不久前,已离开实验中学多年的她拒绝了南方周末记者的采访。

这次捐款令更多的校友参与进来。北大法学院的副教授李红云那年是初二学生,他们班只有她一个人捐了款。班里有个网上论坛,有人问:“文革死了那么多人,为什么要给她捐?”“我又没打人,我为什么要捐款?”她感觉不解,从此,一直专心研究海洋法的她也开始了对“八五”的历史考证。

在李红云的办公室,刘进和短暂回国的王友琴有过一次会面。刘进质问:我才是当时的学生代表会主席,你为什么总是揪住宋彬彬不放?我觉得这完全是你想出来的逻辑链。“那你是公众人物吗?”王友琴反驳。

“这是谁?我不认识她!”塑像落成后,于羚去看王晶垚,他把网上传出来的卞仲耘铜像照片打印下来,举在空中质问她。

为卞仲耘铜像举行安放仪式那天,校友们集体决议不请王晶垚。理由是怕他情绪过于激动,身体承受不了。“实际上我觉得,是怕他来了说什么话,我们承受不了。”于羚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晚年的宋彬彬始终摆脱不了“符号”意义,无论是从哪一种政治立场而言。

2010年,历史教师袁腾飞的讲课视频在网上火爆起来,点击达三千多万人次。其中有一段提到了“宋要武”:“文革当中宋要武亲手打死了七个人。文革一结束就跑美国去了,据说现在皈依佛门忏悔呢。”

有人找到宋彬彬,怂恿她起诉袁腾飞。刘沂伦听说了,赶快给她发邮件:“你可千万别那么干,不然就真成了代言人了。不但是文革的符号,还是极左的符号!”

刘进牵头的女附中“文革”往事调查报告于2010年最终定稿。这份调查了整整八年时间的报告,注明“走访老师16人,同学96人”。不少接受过她访问的历史见证人如今已经去世。

这次调查让她们饱尝了世态炎凉。当年的同类——干部家庭出身的同学极少有人支持她们这样做,要么婉言相劝,“过去的事情不要提了”;要么干脆拒绝,甚至反问:“你要干什么?!”反倒是当年在班级里的平民子弟和受歧视的“黑五类”同学们大力配合。

她们这才知道,原来“文革”的受难者远不止卞仲耘校长一人。在1968年的另一场政治运动“清理阶级队伍”中,就有数位老师被逼自杀。

《我所了解的卞仲耘老师之死》是刘进调查报告中颇为重点的一章。这一章,她详尽地描述了当年那场置卞仲耘于死地的“揪斗”,从前因到后果。但没有提到任何一名发起揪斗、参与殴打的学生名字。

对那些参与了殴打校长的人——十个左右,她没有找。想“自省是个人的事情”,等她们自己站出来。但很遗憾,一个也没有。

这份两万余字的报告,她除了送给一些老师、校友,惟一的发布途径,就是交给了北师大实验中学。“我跟他们说,你们如果要把这份报告拿出来(发表),最好跟我说一下。”刘进说,这主要是她个人的意见。“我可能始终是个心中有‘组织’的人。”

快四年了,她从没接到这样的电话。

 

“让她永远成为符号”?

2013年10月7日,陈小鲁举行了一场“道歉会”,在当年就读的母校北京八中,向被“文革”伤害的老师道歉。他以当年学生领袖、校“革委会”负责人的身份,向老师们鞠躬。

这场道歉会,是三个月后宋彬彬道歉会的直接诱发因素。陈小鲁受到的社会赞誉,给了她们勇气。

但这勇气并未达到能邀请王晶垚的程度。2013年,她们曾经把卞仲耘铜像安放仪式的光盘送给他,王晶垚当面接受了,半个月后又退回了。

到场的有23名老师,31名校友和11名记者。没有王晶垚。这成为道歉会遭讽刺的一个缘由:你们对着卞仲耘的铜像鞠躬,却不请“苦主”,算什么呢?

“我们一开始就想到要把可能找到的‘文革’受害校领导和老师的亲属都找来。考虑到王先生已93岁高龄,因临近春节,又是三九寒天,我们就没有直接请王先生。”发起塑像行动的罗治在会上的发言,同样登在了电子杂志《记忆》上。她们找了王晶垚的大女儿王学。后者回电表示支持,但“因为可以理解的原因,她和弟妹不能参加”。

“我希望所有在‘文革’中做过错事、伤害过老师同学的人,都能直面自己、反思‘文革’、求得原谅、达成和解,我相信这是大家的愿望。我要再次说声,对不起!”道歉书最后,宋彬彬说。

第二天,宋彬彬们对着卞仲耘铜像鞠躬的照片上了《新京报》。王晶垚给徐小棣打了个电话,叫她过去一趟。“你帮我辨认一下,报纸上这几个鞠躬的人是谁。”

“这是错误吗?这是罪!对罪犯能宽容吗?”王晶垚提高了嗓门,脸色因盛怒而涨红。家里的电话铃声此起彼落,都是记者。

宋彬彬的道歉,比陈小鲁道歉激起的社会反响复杂得多。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萧翰发表了充满赞誉的评论《善待“文革人”道歉》,知名学者徐友渔专门撰文,为曾在自己研究“文革”的专著《形形色色的造反》中引用的“骇人听闻但没有根据”的说法,向宋彬彬道歉。

徐友渔这篇文章名为《“文革”只有宋彬彬们道歉不够》。文中写道:最应该道歉的,不是这些响应号召、卷入“文革”的普通人。

也有意见指出,这次道歉还需要某种程度上的突破。文史学者丁东对南方周末记者说,调查了又不说凶手姓名,是刘进、宋彬彬道歉的“死结”。“你总说你不是凶手,那么凶手是谁?你不说凶手姓名,道歉有多大的用?人家把球传给你了,球还在你们手里呢。”

但更大的反应,是来自网络的攻击与戾气。宋彬彬再一次成为“文革”的代表性符号,被政治倾向截然相反的两派同时痛骂。有人骂“红卫兵罪责难逃”,更有人骂她“唯恐中国不乱”。宋彬彬本人一度沮丧。一些亲友责难她:你看你,不老实待着,现在挨骂了吧?

“你想想,是2007年校庆那时候更好,还是你现在更好?连徐友渔都向你道歉了。要在从前可能吗?”冯敬兰开导她,“他们就是想让你一辈子替他们背着这个黑锅。”

《记忆》主编启之评价:“一些批判‘文革’的人,也想让宋彬彬永远成为符号——以前是文革暴力的符号,现在是红卫兵篡改历史的符号。由于在这份电子杂志上发表了相关的文革史料和宋彬彬等人的文章,这些年他也挨了不少骂。说他“为老红卫兵翻案”,“是不是拿了宋彬彬的钱?”

“现在左右两派都在骂宋彬彬,他妈的有病啊?尤其是红二代。她这么多年在帮你们红二代背黑锅,现在又在代表整个红二代道歉。”王冀豫对南方周末记者说。“我,常砢,宋彬彬,我们都是那个时代的污点证人。”他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在他向社会公布自己“武斗”中的杀人经历,并表示忏悔后,不久就接待了死者家属派来的律师,被要求不得再公布死者姓名,以免刺激家属,生成新伤痛。这位律师在“我以个人身份向你表示佩服”后,转达了家属的话:“我们不可能原谅你,因为我们家人死了。”

同样的命运很快降临到宋彬彬身上。2014年1月27日,93岁的王晶垚在网上发表一份《关于宋彬彬刘进虚伪道歉的声明》:“……在‘八五事件’真相大白于天下之前,我决不接受师大女附中红卫兵的虚伪道歉!”

 

 

潍县集中营童年岁月

 

BBC白麦克

 

戴爱美(Mary Previte,基督教内地会领导人戴德生之曾孙女)躺在床上,忍受着腹泻的痛苦和夏季酷热。不过,她心里有种预感,战争已经结束。

突然,她听到了一个不寻常的声音:一架飞机从日军集中营的上空呼啸而过,她在这座集中营里已经度过了近3年时光。

“我跳了起来,向窗外望去,飞机飞得很低,几乎可以触到树梢,随后一顶顶降落伞开始徐徐下落,我立刻感到肚子好受多了,”她说。

“人们开始痛哭,抽泣,尖叫,手舞足蹈,上下跳跃,并向空中挥手示意。他们就像发疯一样。”这是戴爱美描述人们当时的激动心情。

美军伞兵很快解放了山东潍县集中营,当时有 1500名外国侨民被日军囚禁在那里。

戴爱美当时只有12岁,她与父母分离已经5年多了。看来,她遭受的苦难即将结束。

二次大战爆发前,戴爱美和她的父母一直生活在中国,她的父母都是基督教传教士,并在河南开封开了一所圣经学校。

他们都在中国内地会(China Inland Mission)工作。这是当时中国最大的外国人来华传教组织之一。

中国内地会是戴爱美的曾祖父、英国传教士戴德生(James Hudson Taylor)于1865年创办的。戴德生曾在英格兰北部的煤矿重镇巴恩斯利(Barnsley)担任牧师。

中国内地会现改名为海外基督使团,最近在巴恩斯利举行活动纪念该组织成立150周年。

在日本侵华战争刚开始时,日军一般不干涉在华的西方人,因此戴爱美的父母决定继续留在河南开封。

“其实他们已经买好了回美国的机票,但是父亲说,‘上帝不只是让我在顺境中传教,他要求我们不管是在顺境还逆境,都要完成传教的使命’,”戴爱美回忆道。

考虑到安全,夫妇俩还是决定将他们的4个孩子都送到了山东的芝罘学校(Chefoo School)。

父母当时认为这所为外国人开办的学校很安全。的确,那里曾一度很安全。

但是,日军偷袭珍珠港,美军卷入战争后,形势急转直下。戴爱美和她的家人以及所有在华的西方人都成了敌人。

珍珠港事件第二天,日军开进来并接管了学校。

“日军带来一个神道教士到球场上举行了仪式。他们还在桌子、椅子和钢琴上贴上了纸条,上面写着日文,就这样,整个学校都属于大日本帝国的了。”戴爱美回忆起当时的情景。

她还记得,当时学生们必须去观看日军的刺刀练习,因为日本兵在练习时就会大喊“呀”,所以孩子们称之为“呀训练”。

由于这所学校变成了集中营,当时年仅9岁的戴爱美成为了一名囚犯。

这个小女孩和她的兄弟姐妹与父母失去了联系,他们的父母当时仍住在中国未被占领的地区。

孩子们在芝罘学校里住了一年,之后日军决定将学校变成军事基地。学校的师生们被转移到了潍县一个较大的集中营。那里关押的都是西方盟国的侨民。

戴爱美回忆起当时的情景时表示,她永远都不会忘记全体师生排队一起离开学校的那一天。“这是西方统治中国的结束,”戴爱美说。“白人去集中营时,带走所有可以拿走的东西,路边挤满了中国人,但是没有佣人帮助他们。”

集中营的日子远比学校艰苦多了,尽管日本兵偶尔表现出善意,但总是非常严厉。

戴爱美特别喜欢学校的老师,因为他们能够通过游戏解决遇到困难。

当时集中营里有很多老鼠,老师们就会给孩子们布置任务,让大家一起抓老鼠。有时候也捉苍蝇和臭虫。谁捉得最多就能获得小小的奖励。

戴爱美形容老师的做法是“美丽的胜利”。

“我们的老师尽量使天真的孩子们对集中营的生活习以为常,让他们感到无忧无虑。你知道这样做,能让孩子们感到安心,”戴爱美回忆道。

但是孩子们仍然无法回避集中营的噩梦。

由于缺乏药品,一些人就死在集中营里,其中包括英国前奥林匹克运动员埃里克·利德尔(Eric Liddell),戴爱美称他是“穿着跑鞋的耶稣”。

之后,他们又遭遇了食品短缺。

被关押的人当中也有医生,他们会让那些在黑市上能换来鸡蛋的人把蛋壳留着,然后用火烤过之后压成碎末,喂给那些缺钙的孩子。

“这些蛋壳粉末看上去让人恶心,吃起来像沙子一样。”现年已经82岁的戴爱美对当时的感受仍然记忆犹新。

当时,被关在集中营里的人们根本听不到外面的战况,所以战争结束的消息传来时,他们感到很突然,没有任何预兆。

当美国大兵们来到集中营大门口时,被囚禁的人用他们骨瘦如柴的肩膀把美国兵托了起来。

这些美军伞兵受到的欢迎,就像是英雄凯旋。

几周之后,戴爱美和她的兄弟姐妹们搭乘飞机前往西安和父母团聚。全家人时隔5年之后再见面,禁不住泪流满面。

后来,父母决定返回美国。在被选为美国新泽西州议员之前,戴爱美一直从事教育业。

在20世纪90年代,戴爱美花了两年时间才寻找到当年那6名解放潍县集中营的美国伞兵。

她跑遍美国去看望这些老兵。有些老兵已经去世,她就去看望他们的亲人。“我想再看看他们,面对面地向他们说声谢谢。”戴爱美说道。

当时,戴爱美唯一没能找到的是当年随美军伞兵一起执行任务的中文翻译。

几个月前,一位在美国上学的中国留学生读到一篇有关戴爱美的文章时,意识到这位下落不明的中国翻译正是他的祖父——王成汉(Eddie Wang)。

于是,这位留学生与戴爱美取得了联系,使她得以通过越洋电话向这位90岁高龄的王成汉表示问候。

70年前,潍县集中营获得解放,尽管当时的戴爱美只有12岁,但她在那里结识的朋友和经历将伴随她一生。

(编译:海伦 责编:董乐)  

 

RFA/辛灏年:蒋介石是民族英雄

 

 

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不能不颂扬领导全国军民赢得抗战胜利的蒋介石。著名作家和近代、现代史学家辛灏年指出:蒋介石是民族英雄,他为国家的民主进步、捍卫民族尊严、保存中华民族的血脉做出了厥功至伟的贡献。

 

辛灏年1999年在海外出版的《谁是新中国》一书,就对蒋介石在中国近代史上的崇高地位进行了深入阐述。去年10月出版的《最后的侮辱》一书,又对《蒋介石日记》公开后,中共的一些学者,借研究日记为名,断章取义,歪曲和污蔑蒋介石给予严厉批评。近日,辛灏年接受记者采访表示,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还原抗战的历史,就必须了解和颂扬蒋介石对抗战胜利和对国家与民族的进步所做的贡献。

 

蒋介石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辛灏年说:“我第一个称他是民族英雄。蒋公这个人,1949年以后被共产党妖魔化,他被描写成一个坏透了的人物。但是当中国大陆民间从1985年开始历史反思,就发现蒋公是中华民族的民族英雄,因为在中华民族上下五千年反对外族侵略的战争中,他是第一个真正的战胜敌国的领袖。在1945年抗战胜利的时候,他的声望如日中天,全国人民无不对他表示由衷的敬意和爱戴。”

 

辛灏年指出:蒋介石的贡献,不仅仅在于抗战,自辛亥革命以来的整个中国近代史,都不可缺少蒋介石。他说:“第一,辛亥革命的成功有他的参加和功劳;第二,北伐打倒军阀,有他的领导和功劳;第三,他领导了一场全民族的抗战,战胜了日本帝国的侵略,并且使中国从一个弱国的地位晋升为世界四强之一,同时因为反法西斯的贡献,而废除了所有的不平等条约;最后,他败退台湾以后,又为台湾的民主政治留下了一个坚实的基础,保卫了台湾,巩固了台湾的宪政发展。如果自辛亥之后的中国现代史上,还有一个对国家民族厥功至伟的人的话,那就是蒋介石。”

 

在中国大陆,有人批评蒋介石的时候,常常指责蒋介石实行“训政”。对此,辛灏年说:“1930年代的所谓训政,是完全根据孙中山所讲的‘军政、训政、宪政’。训政是有时间的,在军政和宪政之间要做两件事:一件事是为了防止专制势力复辟再度发生,必须建立一个有权威的中央政府;第二,他要保证从县开始实行自治,要训练人民掌权,训练人民进行选举,要使中国每一个县的县长都是民选产生。从这两点出发,他不是要专制,而是要走向宪政。所以他并没有错。”

 

那么,蒋介石有什么样的缺点呢?辛灏年说:“他最大的毛病,就是深受中国传统儒家思想的影响,他在与共产党的斗争上,表现得相当软弱。这种软弱是从宽容而来,但是他确实有妇人之仁,所以他才会有许许多多不应该有的失败。”

 

2005年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院开放《蒋介石日记》后,有大批中共学者前来阅读并撰写文章。他们不谈蒋介石对国家民族的贡献,却津津乐道蒋介石曾经嫖妓。辛灏年指出:“他能够在日记中写下年轻时候浮浪、嫖妓的情况,细致的描写了自己的心态、否定自己的心态,用日记来克制自己的情欲,他是古今中外伟大人物中几乎绝无仅有的真正对自己的弱点开刀的人,这不是一个伟人是做不到的。我们只要把他跟毛泽东进行比较,就知道是怎么回事。”

 

由此,辛灏年斥责那些中共学者说:“他们对蒋介石虽然不像毛泽东时代彻头彻尾的污蔑,甚至也说几句好话,但是在关键问题上,却大撒其谎、断章取义,污蔑蒋介石,所以我才称他们是‘最后的侮辱’。”

 

辛灏年指出,今天的中国大陆民间,已经相当程度的还原了抗战的历史,给蒋介石以公正的评价,他说“谁是新中国、还原蒋介石,成为这一代中国人主动担负的使命。在中国大陆今天的网站上,有人要去骂一句蒋介石的话,会遭到大家的围攻。因为人心觉醒了,已经认识到蒋介石在中国现代史上的地位,以及他对国家的民主进步、捍卫民族尊严、保存中华民族的血脉所做的贡献。”

 

川人抗日出兵及牺牲人数占全国三分之一

 

作者:曾伯炎

 

在举世庆祝抗日胜利七十周年时,有纪念文章谓此反侵略战,四川立功巨大。确也!

当年那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有命捐命,派出350万热血青年,那时称壮丁,奔赴前线,筑成血肉长城,牺牲战场即68万,占全囯1/3呵!

 

有力出力有命捨命的全省总动员

我上的学校旁,那墙壁上巨幅标语,字大如斗,七十多年了,还明晰在心壁,是:“好铁要打钉,好男要当兵”我在校中操童子军,军旗上写的是:班超班、岳飞队,文天祥团。做作文,同学们文章里使用频率最高的辞语是:“枕戈待旦”“闻鸣起舞”“马革裹尸”“同仇敌忾”这类成语。即使半壁山河巳陷敌手,鲁豫等省流亡入蜀的学生,仍在囯立中学与内迁大学,不绝弦歌。如少年的高缨,进的陶行知的育才中学,山东青年杨禾,考入西南联大,没路费赴昆明,校方还介绍他就近读西北联大。那个从曹州流亡来蜀后来成了诗人的白峡,与他山东老乡贺敬之,同在梓潼国立六中公费上学哩。这四川盆地,荫庇了万千战火中流亡青少年,他们成长于巴蜀,直到今天,台湾中山大学诗人余光中教授,曾多次返蜀,难忘他八年中学就读于嘉陵江畔的江北,说四川是他第二故乡。

抗日中,成都的华西坝,那所华西大学就接纳了金陵大学、齐鲁大学五所流亡大学。陈寅恪、钱穆等大师,也执教于此。重庆的沙坪坝,不仅容纳了南京迁来的中央大学,上海复旦大学,北京著名法官摇篮的朝阳学院,也迁到重庆嘉陵江畔。

无川不成军,无将不出征

记得那时我这少年唱的歌也是:“枪口对外,齐步向前”蜀中各路割据称雄的川军将领,都停息了兄弟内讧的内斗,一致对外去抗日。七七事变后,巴蜀的军师旅团将领,如刘湘、邓锡侯、杨森、王缵绪、孙德操、潘文华、饶国华、李家钰……都征战在烽火前线,任集团军司令或第一线指挥。无论江南、华北或湘鄂战场,装备不精,穿着草鞋也能与日军以命相拚那川军的勇敢,是深受国人赞扬哩!

当时,在四川军力最盛的是刘湘,巳任省主席,且患病,他仍带病赴前线转战。翌年即病死汉口。而王缵绪是巳代省主席,仍向蒋介石请缨杀敌。他领军出征后,省主席才由文官张群代理。

1937年冬,川军145师师长饶国华,奉命保卫南京外围,镇守安徽广德。巳被敌人包围,他还鼓励士气说:“那么强大的德皇威廉二世,一战后,都灭亡了,小小日本,算个啥?”在坚持阻击日军中,他的腹部已中弹,这145师将士,拚杀到只剩一营人了,眼看突围无望,在与阵地共存亡之前,他还命令部下赶快毁掉广德机场,以免敌机由此起飞,威胁南京。

饶囯华将军阵亡后,川军的144师与146师为饶将军报仇,曾拚命反攻,收复上、中、下泗安等地。饶国华灵车返蜀祭奠后,为他塑出铜像,还收到在晋南前线作战的李家钰将军寄蜀的赞诗:《弼臣师长像赞》诗曰:

 

皝皝饶君袍泽之英

撝戈抗敌取义成仁

吴江星殞蜀国归魂

载瞻遗貌凛凛如生

     李家钰拜题

 

几年后的1944年5月21日,李家钰也在河南陕县与日军鏖战阵亡,在成都祭奠英灵的公祭大会上,十米祭幃大书李将军绝笔家书上的一句文字:

“男儿欲报国恩重,死到沙场是善终”参祭者见之,无不动容。这种英烈,理应载入国史,以励后辈呵!

可是,l949年改朝换代后,这些抗日英烈,尽被有意淡出、埋没,甚之销声匿迹。异族的满清王朝,变汉族的明朝,为满族的清朝了,犹尊重明朝寃杀的英烈袁崇焕,为其树碑立庙哩。汉族新朝却对汉族前朝为国牺牲的英雄,一笔勾销,思想气度还不及少数民族,能不令人怪异吗?

 

血铸的英雄竟被墨造的英雄取代

 

l949年改朝换代后,那些为国捐躯的英雄,新朝不认了。全要让位给为共党牺牲的人物,饶囯华、李家钰这些为国捐躯者,要由黄继光、邱少云、罗盛教、欧阳海等代替。于是,中国的英雄,从此,就由党的宣传部门用笔墨加工打造,且由他审批后才能宣传。于是,用笔杆子写出的英雄,代替了流血牺牲的英雄。笔者发现:垄断一切资源的专制党,这英雄,也被他一党垄断了。岂不显示专制必然走向荒唐么?

可是,笔墨打造的,远不及鲜血铸造的,经得起历史检验。现在,那些笔造的英模,巳在穿帮:国防大学学生质疑地问:邱少云被火烧半小时也不动一下,这违反生理学常识呵?而与黄继光一齐冲锋的萧登良并未死,同死的只是吴三羊。萧在文革后站出来揭穿记者许多瞎吹的笔墨,他也问记者:黄继光已身中数弹,还可能反手投出手溜弹炸毁雕堡吗?

几十年来,那些抗日牺牲的川军英烈,消隐英名,只是抹掉,已够逆情,还污其历史遗迹,就更违理,在历次政治运动中,他们一律刨入反动的国民党军人或反革命堆里。早在l950年,成都盐巿口塑的刘湘骑马铜像被毁,饶国华立在中山公园的铜像也被熔,而重庆都邮街建的抗日记功碑,也改为解放纪念碑了。到文革,李家钰在红牌楼的陵墓、刘湘在武侯祠旁的陵园尽被挖掉。而且这些抗日将领的家属,还要为英烈背反动的黑祸,受歧视乃至成了贱民。

笔者与饶国华将军之女饶毓琇,曾在一单位共事,她给我讲她家史,竟然有令人哭笑的怪事。饶将军殉囯后,国防部为嘉奖他的英勇,给家属抚恤金5万大洋,审批的蒋介石又添成8万元。抗日胜利后又打内战,物价飞涨,这笔钱是抚养几个儿女的救命钱,怕货币贬值,便换成不动产的土地。!950年后的土改,农民不问原由,干部叫反封建,把这战死沙场的饶国华,也划成地主,饶氏家族父辈的血与命,竟在共朝换来一顶戴罪的地主帽子,受到政治歧视与阶级压迫哩。

那以革命和反封建名义的分脏,把烈士的血也当胜利品吞噬了。

 

抗日成罪且祸及儿孙

 

2006年,笔者参与修成都华西协合高中校史,发现较我班次高的一批同学,竟有37人投笔从戎,参加了赴滇缅抗日的远征军。而且这些冲冠一怒就舍命报国的学长,多数是背着这远征军黑锅的历史包袱,在打击、歧视、压迫中活到七老八十,未遭反革命罪名发配劳改者,也被打成右派送去劳教。我被右派押去劳教,发现不少戴着反革命帽子的,就是因为到远征军去打日夲打成反革命的。与我同组打柴那董伦,在没有路的原始森林的险恶环境,他像一条牛,每天跋涉几十里,拖几百斤青杠柴火出林,累得我们像奄奄一息了,他的微笑仍挂在脸上,可是过度透支体力,加上食难裹腹,他成了最早的一批劳教饿死鬼。有此记忆,而且在劳教营,偏偏遇上华西协中老校友陶在廉,他也参加过远征军,还在史迪威将军警卫团里服役,决心记下他的远征日寇史入校志。那所学校,全写成马识途、谢韬等打造的红色革命堡垒,忽略其民主摇蓝的另靣,以及抹去37位学长热血报囯的历史,就成了片面的史志,非史圣司马迁的笔墨了。

l0多年前,开校友会,那抗日远征的37位学长,除了死于战火的,死于历次政治运动的,还见10来人在会上拥抱、握手。今年,就只剩吴玉立章一人坐台上来给我们这些白发学弟讲他因年龄小,如何冒别人名字去参军抗日的故事了。

 

上前线者多少文化士族子弟

 

从多年同学会与这些远征归来幸存学长的交谈与交流获得的历史,与宣传文字、舞台喜剧如《抓壮丁》反映的抗日后方景况,便感到为制造笑料,夸张抗日征兵的负靣现象,无异于对川人川军是恶意抹黑了。20军军长杨森是最早领军参加松沪战役。他的三儿子杨汉瑜正在华西协高读书,也投笔从戎当了远征军。与他同年级同上滇缅作战的陶在廉,还是绍兴名门之后,他祖父是曾任北京图书馆馆长的陶纯尧,鲁迅也常拜望的乡贤,叔祖陶成章,是比蒋介石资深的民国元勋。他们都不是抓壮丁抓上战场,而是以对兴亡有责的正义感从的军。现健在的远征军吴玉章,还是瞒着在省财政厅任科长的父亲,偷偷去参加了远征军的。

流沙河在他记抗日文章《我为二战修机场》中,说他才13岁,跪在地上去码鹅卵石,我便想起我小姑嫁的广汉三水乡那陈家小姑父,他就是被征去修机场累死的。而他是当地陈氏士族的旺族子弟。

抗日八年,6千万川人,不分阶层与贫富,咬紧牙关,勒紧裤带,熬到胜利。记得我大姐在抗战前做小学教师,正是囯民经济黄金时期。她月薪是18块银元,伙食费只要一、两元。但抗日战争以后,降薪降到每月只领两斗大米了,60斤大米,不过过去1/l0的薪金。可是,听不到怨声,皆以国家民族大义为重。买不到上海生产的机制洋布了,用农家的土织布机代替,幼时,堂姐那织机声响到夜半的声音,成了与敌机在天空轰鸣声共同的童年记忆。对四川抗战的丰功,当年在延安的中共,也无法不承认,请看《新华日报》社论《感谢四川人民》称:

“在八年抗战中,这个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民族战争之大后方的主要基地,就是四川。……四川人民对于正面战场是尽了最大最重要的责任的,直到抗战终止,四川的征兵额达到三百万零二万五千人……仅从此就可知道四川人民对于正面战场送出了多少血肉、多少血汗、多少血泪!”

当年,偏安陕北的小朝廷(此语是毛泽东向作家丁玲说的)歌颂过的四川人付出的血肉、血汗与血泪,能由多少亿元打造的中共抗日神剧及“中流砥砫”豪言抹去吗?或被天安门阅兵的步履踩踏得没了形迹吗?

——《纵览中国》首发 —— 转载请注明出处

商欣仁:关于八路军参加了武汉会战一事复俆海亮先生

 

俆先生。网上拜读贵文,不知你是对所有网上读者还只是我,我只好草答如下: 

你的目的是要强调武汉抗战时,共产党的八路军就在其中参战。并有你外姑在红安七里坪受训后,受聘到国民党军内之事作证。

前月在武昌举办《武汉保卫战图片展》中,只有一张共产党的照片,除此之外没有一张八路军。新四军抗日的照片。而国民党是三十万军队系列,这张照片是一辆卡车上《中国共产党献金》几个字,就是说共产党当时没有力量抗日。但是全力支持了抗日

郭沬若先生有《洪波曲》一书。就是详尽介绍武汉抗日的书,现在不可能重改写,可一读。

武汉抗日,共产党八路军没有人参加就没有人参加,用不着编。此次《抗战胜利七十周年纪念会》。是党中央犯的一个致命错误,这是一堆糗不臭挑起来臭,抗日本来是国民党的功劳,美国的功劳。你硬要向自已身上拉,其结果是漏洞百出。反而给国民党脸上增了光,宣传部门使尽全力也无法找出有力证据来支称这个大题目,毛泽东说小米加步枪就够了,也定了性了,何必再吹呢。弄得很尴尬。

今日《武汉晚报》又露出一个祕闻,国共合作时张国涛在延安就被党中央内部监视。因此张借机到武汉向”中国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最高统帅蒋介石”汇报工作之名到武汉,到汉后不住“八办”,要住太平洋饭店。(现汉口黎黄陂路)共产党情报人员就在张周围时时监视。当时延安正派员到武汉八路军办事处来办事,来的目的是找军头蒋介石领要军费五万大洋。蒋批了五万,这五万大洋应当是一月。没想到这个人将二万大洋元私自巻走。只留给在“八办”周恩来三万元,逃了。(武汉晚报)2015年8月5日第A17版。

《中国秘密战》

这正好将贵姑妈参军抗战说清楚了。

第一。八路军拿钱没抗战,(共产党当时在搞内斗)。

第二是八路军是从属国民党的军队。但毛泽东水平高。将八路军变成了共产党的私家军队。

世界任何军队都是有一句名言:“打仗是军人天职,百姓走开”,军队内面不准设政工人员,更没有宣传队。歌舞团,之类。但天才的毛泽东在八路军内设有政工人员。发展党员,成立党组,最后将八路军全部变成了“共军”。

 毛泽东是有天才的。他是个文人,却能掌控军队,靠的就是政治,他的名言是:战争是全民的事“人民战争”全民上战场。他的军队内不但有政工人员。还有歌舞团。

准海大战时,共军俘虏了一些国民党士兵和低级军官。当天歌舞队就上阵。 <白毛女>一演.杨白劳,喜儿一哭,.国民党俘虏中不少人穷人士兵眼泪直流,,政工干部马上喊政治口号。天下穷人是一家。穷人为不为“四大家族”卖命。不少俘虏当场要求加入“解放军”。大骂蒋匪帮。有人火线入党。.

 第二天,,一些穿着国民党军军服,戴着国民党军帽徽,端着“共军”处置过的国军武器再混进一些解放军战士,向国民党部队攻击。把国民党部队打得昏头转向,不知道倒底发生了什么事,从此,在准海战中,国民党自已都不相信国民党友军。造成一片混乱。

 蒋介石是一军人,他哪是毛泽东的对手,在国民党军队中,蒋还请了许多“苏联军事顾问”,买了大量性能低下的“苏联飞机”。请了不少“飞行教练员”。“飞机维修人员”。“地勤人员”。会搞政工工作是共产党的拿手,国民党的全部军事被共产党苏联全部撑控。蒋介石后来倒台并不奇怪。

这说明“人民战争”“政工干部”“歌舞团”在战争中是很有效的。那种把“政工人员”。“宣传队”。“歌舞团”人太多,在战时是包裹的思想才是错误的。

你说你姑妈是二十四军军长###和“八办”好,到汉口“八路军办事处”请八路军派人到他们部队搞宣传工作我不太相信,你要说八路军当时想通过派政工人员渗入国民党军队,发展党员。建立党组,进而扩大掌控几个军为“共军”我倒相信,那和”参加武汉会战”毫不相干,那是抢地盘的。因为国民党军队中不准有政工人员存在。。

文革校园“集中营”记事

 

薛海权



正因为是省级的重点学校所以聚集了很多高素质的老师,也正因为如此学校的教职员工除了一些年纪较轻的大多都有“非常复杂的背景”,有的曾有国民党、三青团等组织身份;有的曾经是国民政府的公职人员,甚至还有留学归国人员。在“文革”那样是非准则下别说以上那类人员,就是参加过“会道门”之类的都是十恶不赦之人,何况他们。1968年“文革”虽然已经进行了两年多,最最疯狂暴虐的时期已经过去,但是“温水煮青蛙”的桥段正进行的如火如荼。社会上大搞清理阶级队伍,将“九类人”即所谓“牛鬼蛇神”,除“特别罪大恶极”的收监外,全国上下各级组织凡有条件的普遍建立起类似“集中营”式的“牛棚”。我所进的这所学校也不例外。

到学校报到后不是安排如何学习,而是被选去看管“集中营”的所谓“牛鬼蛇神”。这让我们这些十三四岁的孩子兴奋莫名,大家都有一种终于可以被“革命”认可,可以为革命尽一份力了的神圣感。回想起两年前“文革”轰轰烈烈开展时,我们这些小屁孩跟在实际上并不比我们大多少的红卫兵后面起哄架秧子,看见他们给老师剪阴阳头,撕穿小脚裤的人的裤子,抄家殴打“黑五类”“走资派”“臭老九”觉得他们英勇极了,幻想着哪一天自己能像他们一样英勇风光。可是他们往往嫌我们这些小屁孩碍事将我们轰的远远的。如今让我们去看管“老牛”们忽然有了一种总算没被革命落下的感觉。

起初“集中营”设立在学校大礼堂,尽管礼堂很大,但是为了便于看管,将几十号人不分男女全部集中在舞台上,中间也不做个隔断。别说是起居都在众目睽睽下,就是男女解决生理问题也仅仅是在舞台两边放上几个大木桶,用原本就有的幕布简单遮挡了事。可能考虑到学校复课要用到礼堂,再者学校“革委会”领导说是,一帮上了些年纪的人不分男女整天吃喝拉撒在一起实在有碍观瞻,让一群小毛孩子看管起来影响也不好,决定另外找个地方关押他们。可是开学了教室要上课,找来找去实在找不着,只能选了个过去存放教学器材的仓库。这个仓库连个窗户也没有,四五十米长的通道房只有中间有一个门,其实比礼堂也好不到哪里。于是就在这个门的地方用木板搞了个隔断,形成一个三通,一边关押“男牛鬼”一边关押“女蛇神”。铺位是用木板铺就的大通铺,就像过去老电影里常见的大车店的样子。几十个年龄最小的也有四十出头的男女就这样挤在这不大的空间里,没有隐私,更别谈什么尊严。解决生理问题大便可以让他们去厕所,因为怕有个闪失,学校“革委会”规定我们一定要跟着去,小便不分男女就只能在房间解决。因为房间没有窗户,小便桶只能放在靠门的地方,这样一来不论白天夜晚不雅之声此起彼伏不断回荡在这小小的空间里;尿臊气和混杂的其他气味因无法流通,房间里整天浊气熏人。

这些“牛鬼蛇神”一天的生活是这样的,早晨五点半起床,向“伟大领袖毛主席”早请示。之前用十分钟时间梳洗,在这短短的时间里除了解决生理问题,还要将人尽可能的捯饬的看起来整洁清爽,哪怕一点点的不庄重都可能被视为对“红太阳”的不敬。一时间男号里热闹非凡,小便桶边围满了人;女号那边就显得焦躁不安,因为你就是再急那桶一次也只能容得下一个人,常常是上一个人还没有解决利索下一个人就急不可耐的挤了上去。

一阵忙乱之后我们便将他们集合起来领往学校门口的毛主席塑像前,进行早请示。首先由我们中的一个人领头率领大家三呼: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林副主席身体永远健康!之后再朗诵一段“毛主席语录”,例如:“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绘画绣花……。”或者朗诵一首诗词:“……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等等。接下去便是我们随同他们一起默念自己有什么地方做的不符合毛主席的谆谆教导。

一阵嘀嘀咕咕之后,下个环节就是跳忠字舞,这个时候也是我们这帮小子最开心的时候。一群四五十岁的老家伙在一伙小毛孩子的呵斥下手舞足蹈,真可谓是“群魔乱舞”,尽管面对着“伟大领袖”,尽管在当时那种严酷的政治气氛下,看到他们那番举止还是让我们常常是忍俊不禁,笑的是前仰后合。尽管这样,我们一边笑的上气不接下气一边还要不断呵斥“老牛”们注意姿势不能亵渎“伟大领袖”。

一番例行公事后便将他们再带回住处等家人给他们送饭。如果没有家人送饭的便吃过往家人给送的饼干或者炒面。

吃完饭后差不多学生们也来上课了,这时会根据需要安排一些人去劳动,例如去清扫厕所、清扫校园等。剩下的人便在我们的监督下开始学习,主要是学习毛泽东选集,再就是学习“两报一刊”的文章。一般以自学为主,有时也集中学习,让他们找一个人来通读某一篇文章。一天时间往往就这样打发过去。

到了晚上照例向“毛主席”晚汇报,各自汇报一天里的活动,有什么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行为,每个人都要在“毛主席”像前深挖灵魂深处的私字一闪念,直到所有“老牛”们和我们认为可以了方可过关,也就是直到最后一个人被通过大家才能去睡觉。

最初一段时间我们还能认真按照学校“革委会”交代的去做。可能是童心未泯,那一点“革命”的神圣感和对所谓的“阶级敌人”的刻骨仇恨随着时间的流逝早已抛之脑后,便开始了没玩没了的恶作剧(人性中的恶在无拘无束中慢慢萌发)。

有一位体育老师姓胡,“文革”前学校师生都管他叫“胡大个”。“胡大个”身高一米八几,身形看起来十分魁梧,尽管沦落为“牛鬼蛇神”但气势不倒,完全没有其他“牛类”那般自我矮化,一副“卑躬屈膝”的样儿。他总是腰板笔直,走起路来虎虎生风。

这让我们觉得十分不痛快,大家一致认为你一“牛鬼蛇神”,已被打翻在地有什么好神气的?哥几个一番商量决定好好修理他。我们的头儿外号“臭蛋”,他最调皮坏点子最多。一次乘人不注意的时候往“胡大个”的茶杯里小便,他喝水时我们躲在一边看。当他一口喝下去立马觉得不对味,拿着杯子里外看,正当他一脸疑惑时我们远远的哄堂大笑一哄而散。他立马知道是怎么回事,他也不生气,轻轻地摇了下头,默默地去把杯子洗了。

一次,“臭蛋”远远见他向房间过来,将茶杯倒了杯开水放在门上,想烫他个半死。“胡大个”来到门前也不见他有何犹豫猛地将门一推,放在门上的茶杯落下时被他一把接住,似乎有如神助,就像是玩杂技,我们看的是目瞪口呆。

每次跳“忠字舞”时“胡大个”动作都显得十分呆板僵硬像是走正步,给人的印象是“态度”很不端正,每每遭到我们的训斥。可是每次他想按我们的要求做时便会不由自主的流露出极力掩饰的痛苦神情(也许他知道在跳“忠字舞”时哪怕有一丝丝的不恭都是天大的罪行),尽管我那时年纪小懵懂不懂事,可还是觉察到了。

一次只有我们两个人时,我问他:每次跳“忠字舞”时你就不能显得虔诚点吗?被我们这帮毛头小子训过来训过去的脸往哪搁?他左右看看见没有人便撸起上衣让我看他的后腰,只见靠近脊椎的地方有一个茶杯口大小的疤痕,疤痕呈深褐色而且四周很不规则。我吃惊的望着他,他说我告诉你你可别说是“放毒”啊!这是当年抗战时在缅甸我们部队掩护英国鬼子撤退时被小日本鬼子的炮弹片伤的,幸亏当年的战友没把我丢下,把我带到了印度,还是美国军医让我捡回来一条命。我的眼神从他的伤疤移向他眼睛,问:原来你是国民党老兵?他点点头接着又显得十分无奈的摇摇头算作是回答。

虽然那个年代一提到国民党,国民党兵就会让人觉得十恶不赦,就会联想到“南征北战”、“红日”等电影中的国民党军的狼狈像。我已经记不得当时是怎么与他分开的,但我明白了他身上为什么总有一种无法掩饰的军人气质,也知道他为什么在跳“忠字舞”时冒着被认为是对“伟大领袖”不恭的后果而无法改变自己了。后来我心里总有一点“不健康”的疑问,不是说国民党从来不抗日的吗?自从那天之后我对别人说他如何跳“忠字舞”不虔诚而有了一丝丝同情,可我又怎么敢去劝阻呢。直到这几年我才知道,当年在缅甸战场国民党军创造了何等惊天地泣鬼神的丰功伟绩。

一个“文革”前教物理的老师,记不清叫啥名字,据说是当时全市最好的物理老师。我们看管他时他说话严重结巴,但是据别人说他过去虽然有点结巴但并不严重,一旦到了课堂上结巴现象就不见了。此人还有个毛病“洁癖”,在营里依然如此,这可让他招老罪了。

在“集中营”里其他“老牛”都把最旧的衣裳拿来穿,一来他们要经常干脏活累活,二来“黑九类”穿的格格正正的是向谁示威啊?所以“老牛”们都保持低调。可他却不,无论什么时候即便是再老旧的衣服也要穿出“样儿”来。我当时虽然年纪小,但也觉得他并非有意要和谁对抗而是“生就”如此。

这不但让我们极为反感,就是“老牛”们也是很不待见。由于他的这个德行变成了我们的“折腾”他的很好理由,认定他这是典型的“资产阶级老爷作风”非纠正不可,每天例行的清扫学校五个男女厕所的活全由他一个人包了。然而令我们反感的是他每次打扫卫生后便没完没了的洗手洗脸没有半个钟头不算完。让人又气愤又无奈,只是这毕竟不能上纲上线。

但是他结巴的毛病却成了我们整治他的拿手手段,每当组织“老牛”学习时就让他来朗读,要知道在那个时期全国上下学习的材料除了“毛泽东选集”就是“最高指示”,再不就是“两报一刊”社论而且文章中还夹杂着大量“毛主席语录”。在那个年代哪怕将“主席语录”读错一个字都是杀头的罪,而我们偏偏让他这个结巴子朗读。这让他精神十分紧张,越紧张就越磕巴,一段文字让他读的前言不搭后语。学习会随即变成了对他的批斗会,斗完还继续让他读,其结果会是什么样可想而知。

终于有一天他崩溃了。那天他读“毛主席语录”不再磕巴,但大家怎么听着觉得不对头,原本应该是“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从他嘴里说出的却是“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反对,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拥护”。只见他两眼呆滞,停了片刻他慢慢站起来,旁若无人的向屋外走去,嘴里不停地重复说着刚才那两句,竟然一点也不磕巴了。我们几个看管过了好一会才反应过来连忙追了出去,只见他拿着平时打扫厕所的大扫把见人就舞,嘴里反反复复说着那两句意思反了的话。后经医院诊断确诊为“精神分裂症”。

 

现在有很多人认为“文革”时代没有腐败,没有不正之风。这里我说一个另类的贿赂故事。

人这类“动物”应该说是所有动物中最会趋利避害的物种,这也是本能使然,在任何时代都是如此,在那个特殊的年代也不列外。有个“老牛”是老校工,岁数大约快六十了,人精瘦一副尖嘴猴腮的样子,看上去低首下心但是眼珠骨碌乱转形象很是猥琐。此人这副德行让我们看了觉得这就是典型的坏人,跟电影“铁道卫士”中那个讲,“光贴标语造谣言,这还不够”的反派人物的形象如出一辙(没有贬损演员的意思)。

学校“革委会”给我们的规定是,对这些“牛鬼蛇神”一定要爱憎分明,对他们不能有一丝一毫的同情之心,对他们的仁慈就是对人民的极大地犯罪,所以一定不能放松看管。有了这个观念,便没有了约束,况且在那样的政治氛围下谁又敢表现出对“阶级敌人”哪怕一丝丝同情呢?

在“营”里有个规矩,无论大事小情都必须报告,经过我们同意后方可去做,包括大小便。这个人可能是因为上了岁数的原因,有个尿频尿急的毛病,还伴有前列腺方面的问题。一天要小无数次便,而且往便桶旁一站就是好一会。正开会学习他突然报告要小便,大家的注意力便被他那滴滴拉拉的动静给吸引了过去;夜里他不解个十次小便算是烧了高香了。搅得全屋的人整夜睡不好。别说我们,就是“老牛”对他也是不厌其烦。

我们见他老这样就有意为难他叫他多憋一会(如今自己也上了年纪才知道我们当年是多么的缺乏人性)。这样一来他的裤子经常是湿漉漉的骚气熏人,大家都躲他远远的。

后来我们发现头儿,也就是“臭蛋”,他突然对这个“老牛”不再折腾,他一报告要小便立即应准。这让我们好奇怪:难道头儿丧失了应有的“阶级立场”,同情起“老牛”了?而且两人平时的眼神也怪怪的十分不正常,我们决定做一番侦查。

一天,只见“臭蛋”不知从什么电影里学来的,他从那“老牛”身边走过时吹了两声口哨,然后嘴一努示意“老牛”跟他出去。“臭蛋”以为这一切神不知鬼不觉,其实我们已看在眼里,他们来到门外也不走远(说起来到底是孩子)就谈起了交易。“臭蛋”说,你今天在我班上小便十三次,我可一次也没让他们难为你,你该给我多少钱?“老牛”说,每次五分十三次,六毛五分。

“臭蛋”他俩以为人不知鬼不觉,其实我们都听见了。见“臭蛋”这样做我们中也有人有样学样,威胁那人也付钱,否则将加倍折腾他。这事很快被学校“革委会”头儿知道了,认为这是“阶级斗争新动向”,大会批小会斗。“臭蛋”也被认为被“阶级敌人”腐蚀拉拢一同被批斗,还差一点被学校开除。由于我没参与其中得以继续看管“老牛”。但最终还是没有逃脱厄运。

那个“老牛”由于这样“非常恶劣”的行为被单独关押。每天除了接替变疯的物理老师打扫学校厕所外,就是作为“典型”拉去教育系统各学校巡回批斗。虽然当时年纪小,但也看得出他的精神状态极其恶劣。按规定每月可以让“老牛”回家一次,拿些换洗衣裳、生活必须品,顺便将工资送回家。

那天照例是那人回家的日子,我和另一个同学跟着。临走时他将所有“重要”的东西一一装包带走。到家后他将手表钢笔老花镜等身上稍微值些钱的东西连同工资一起放在家里。做完这一切他还不想走,显得十分留恋,起初我们以为他长时间无法回家,恋家。后来才知道他是要诀别。见他老是不肯走,我们不得不将他硬起拽走。回学校的路上必须路过本市最热闹的地段,那个时候也就是那里汽车多些。当我们刚想穿过一条马路时一辆大卡车急速驶来,只见那“老牛”一个箭步冲向卡车,等我们反应过来时,他已脑袋崩裂躺在血泊中。

那人“自绝于人民”,用那时的流行说词,带着“花岗岩脑袋去见阎王了”,我们两个因为看管有失职的错误被学校狠狠批判了很长时间,但他毕竟是“老牛”况且是“自绝”于人民,最后不了了之。

 

高瑜?:胡耀邦的绝唱

 

 
 

“邓小平为什么要打倒你爸爸?”这是今年我直言不讳对胡德华提出的问题。“是两种文化和信念的不同。邓小平是救党,我爸是救民。”继承父亲读书思辨家风的胡德华回答的并不笼统,他列举两篇文章,一篇是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唐少杰的书评《苏联衰亡史的缩影——读有感》,另一篇是去年去世的中国理论家张显扬纪念胡耀邦的文章《人本思想和党文化的分歧》。这两篇文章都刊登在《炎黄春秋》上。

美国学者安妮•阿普尔鲍姆的《古拉格:一部历史》,2004年出版后产生了轰动世界的影响,它不仅详尽记述了“古拉格”自1917年至1986年五十七年兴衰的历史过程,而且揭示苏联社会铁丝网里边和铁丝网外边并无本质不同,不过是小监狱和大监狱之分,整个苏联的历史,就是由“党政机关政权”和“特工机关政权”共治并存的专政历史,是“没有敌人也要制造出敌人”的历史。该书记述的“‘古拉格’的囚禁地的日常生活和劳改营运作的总体状态,这些都相当完整地再现了“古拉格文化”,也就是反人性、反人道、反人民的苏共的“党文化”。这部历史和文化的罪孽,书中有数字统计:在斯大林去世之前,直接经历过或陷入到“古拉格”生活的总人数不会低于当时苏联人口总数的百分之十,达到两千八百七十万人。但是从“古拉格”弥漫、扩散到全苏联的精神毒气和心理病变,对人的心灵的吞噬和人格的戕害,超过对生命的关押和处决。

无疑,毛泽东在中国克隆了“苏联模式”,在他统治之下的中共政权,也是一部“北大荒”、“夹边沟”、“提篮监狱”和“秦城”的历史,更有“大跃进、人民公社、大饥荒”和“文化大革命”的历史,因为中国人口众多,被关押和受迫害的人数远远高过前苏联。从《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到中央文革领导小组成立运作十年,中共的党文化对人的戕害与《古拉格文化》难分伯仲。

1976年毛死,使得中国有了彻底结束共产极权制度的契机,抓住这个契机的是胡耀邦,阻挠胡纠正国家罪错,延续毛专制的是邓小平。

胡耀邦最大的功绩都是在邓小平重新掌权之前立下的

毛死后76年—78年的大变革,中共用“拨乱反正”概括。其中抓捕“四人帮”结束文革,是华国锋为首的一批“文革台上派”叶剑英、汪东兴等完成的。他们启用了文革被打倒的“走资派”胡耀邦,胡耀邦在党校副校长任上,开始领导和推动“真理标准”的讨论,在中组部部长任上平反冤假错案。为“改革开放”进行了思想和组织的准备。胡耀邦之所以能完成这两项重大的变革,与当时华国锋为首的中共中央恢复了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正常秩序分不开。

4月15日法学家郭道晖在《中国胡耀邦研究会》召集的胡耀邦逝世25周年纪念会上,重新评价了胡耀邦领导的“平反冤假错案”。郭道晖是朱镕基的入党介绍人,29岁担任清华大学党委常委兼宣传部部长、校刊《新清华》总编辑,被打成“袁永熙反党右派集团”成员。78年中央55号文件(即中央同意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中央统战部、公安部、民政部1978年8月25日呈报的《贯彻中央关于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决定的实施方案》)下发之后,当时清华大学一把手蒋南翔不予执行,不准前校长袁永熙回校工作,袁曾是团中央学生部负责人,胡耀邦“收留”、召回袁永熙去中组部平反办公室参与平反工作,使得清华“袁永熙反党右派集团”最终获得平反。郭道晖说纪念耀邦,不是从个人感情出发。他认为胡耀邦主持的大平反的意义,至今评价不够。

郭道晖引用统计资料:获得平反总数约有4千多万人;按4口之家计算,株连所及就是1亿6、7千万人。叶剑英讲过,单是文革的受害人就上亿,占全国人口的九分之一。这种冤假错案之多和对它在短期内一举全部平反,可谓几千年中华文化乃至人类历史上得未尝有。

郭道晖说:胡耀邦主持的大平反“是中国宪政运动的一次闪光——平反意味着对人性、人道主义的复归,对人权、民主、法治等基本价值的尊重。特别是责任政治的担当。这都属于实行宪政的范畴。”

至今《党史》二卷,把76—78两年排斥在中国改革开放之外,认为是“两个凡是”当道,这是十分荒谬的。“打倒四人帮”就是最先破除“两个凡是”。胡耀邦的“大平反”,同样“是一次解放思想的运动——是否定‘两个凡是’的实践。”郭道晖列举以下事实进行了论证:胡耀邦决定对’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提出平反,邓小平说:“这样的案子你也敢翻?”有人大放厥词:“平毛主席定的案子,矛头指向谁?”组织部门的人说“这是按毛主席指示办的,就是把大楼吵塌了,也不能动!”汪东兴也放下话:“这是经毛主席亲自审阅、批定的案子,谁敢平反!”胡耀邦当时说:“毛主席他老人家做错了,我们帮他改过来嘛。’”

人本主义与国家责任

胡耀邦是个14、5岁就参加革命的“红小鬼”,他12岁爬上他读书的文家市里仁高级小学的墙头,听过毛泽东对秋收起义失败队伍的演讲,毛提出大家去井冈山,做“革命的山大王”。胡耀邦追随毛泽东,却没有追随毛当“山大王”的理念。

胡德华告诉我:“我妹问过他,说你为什么要参加革命?他说他觉得社会不公,他仅仅是认为这个社会不公,他要追求一个公平。当时党说我要建立一个公平的制度,符合他的理想。抗日战争爆发后,党又提出要施行民主,这些都是他所追求的。但是后来这个党完全是背离了自己提出的理念,没有实现自己的诺言,没有给人民民主,没有给农民土地,没有让工人当主人。”

胡德华还说“毛选第一卷,第一篇就是‘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都是从苏联斯大林那照搬的。”胡耀邦17岁和谭启龙在江西根据地一同被打成AB团,被枪毙的头一天被老上级冯文彬救走。在延安胡耀邦是军委政治部组织部部长,对党内激烈的斗争,胡德华说:“谁对谁错,他心里是有数的。”胡德华还列举庐山会议的例子,胡耀邦是毛泽东点名上庐山的:“上庐山之前,我爸好像回过老家,看到的情况,触目惊心,他本来也要讲彭德怀那些话的,虽然也轮不上他发言,但是他看到的那些情况,觉得应该说这些问题,但是一到庐山一看这架势,他不敢说了。他不敢说,但是让他来批评彭德怀,这他做不了,所以他就一直没发言。所以毛59年以后就对我爸很冷淡。”

36年之后,胡德华是这样评价父亲的:“他是从人本主义的立场和角度出发,认为冤假错案都是不公正的;而不是从党派的立场和角度出发,认为共产党做的错事就不能纠正,纠正就是损害毛泽东,损害共产党的形象。”

郭道晖总结:胡耀邦的大平反,无时效限制,也无对象限制,“从文化大革命上溯到土地革命战争,直到党成立初期陈独秀、瞿秋白的冤案,人无分级别高下,从刘少奇、彭德怀等数十位国家领导人,上百万党内外干部,数千万工人农民,上百万的知识分子,40多万国民党起义投诚人员,数万宗教界人士,数十万资本家、工商业者,以及华侨和侨眷,台湾同胞和去台人员,归国人员,十八万以上的“现行反革命”,数千万地富反坏及其子女,数十起根据地的冤假错案,都陆续脱帽、改正……”郭道晖评价这是一场伟大的政治改革,是国家承担责任,掀掉革命和政权强加到人民身上沉重的政治包袱,是一场伟大的人的解放运动。胡德华也说比林肯解放的黑奴数量多多了。

胡耀邦的绝唱

1971年前西德总理维利•勃兰特访问波兰,在被德国纳粹杀害的波兰人的纪念碑前下跪,开启了国家领导人承担国家责任和进行政治道歉的良好开端,因而获得当年诺贝尔和平奖。胡耀邦1977年开始的“大平反”,时间紧随其后,但是遇到的阻力是空前的,以邓小平为首的一批政治老人,自己平反复出都认为理所应当,但是触及到他们应该负的国家责任,都出来阻档,胡耀邦以“我不下油锅,谁下油锅”的勇气,还是留下高岗案,和98个右派不予以更正。胡德华说:“父亲当时对我们说,要成为一个正常的国家,我们还都不理解。”

中国至今不是一个正常国家,主要是国家责任在大平反之后戛然而止。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35个国家设立了真相委员会,直面历史创伤。国家罪错由国家领导人出面向人民、向受害者作政治道歉,已成为文明国家的一种政治道德惯例,包括台湾马英九以国民党主席的身份,向五十年代“政治受难者”郑重地三度公开道歉。但在中国依然是“党文化”大行其道。

前中组部常务副部长李锐,为老团中央五位老人撰写的《胡耀邦传》三卷写了“序”,这篇“序”和后两卷至今不能公开出版,李锐在“序”中摘录了胡耀邦在 1979年6月五届人大二次会议上的发言,严正表达他对取缔民主墙和逮捕魏京生等人的意见:“我始终支持任何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行使自己的民主权利。希望大家都在宪法的保护下享有最大的自由。尽管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以及这次人大会议上,不少同志点名也好不点名也好,批评我背着中央,支持违反‘四项基本原则’的所谓民主化运动,助长无政府主义,但我仍要保持我自己的看法。”“我奉劝同志们不要抓人来斗,更不要抓人来关。敢于大胆提出这些问题的人,恐怕也不在乎坐牢。魏京生抓了三个多月,至今没有作过检讨。听说他现在还在绝食。他一死就会在群众中成为烈士,是人们心中的烈士。”李锐在“序”中问:“我们现在还能在中央的会议上听到哪个领导人发出这样的声音吗?”

—— 原载: CND

 

陆网社区爆四野有三万日籍军人

 

    据辽宁省档案馆馆藏的有关资料记载,到1949年,东总军工部留用的技术人员186人中,日本人就有103人,超过50%。

四野日籍官兵中原日本关东军第二航空军团第四练成大队的林弥一郎部,y原是关东军的王牌,成建制加入东北民主联军,有飞行员20名、机械师24名、机械员72名以及其他各类地面保障人员近200人。以这些日籍官兵为骨干组成的东北老航校成为中共空军的摇篮。.net/post_9380944_1.html/ ]

这里共培养出飞行员160人,其中23人参加过开国大典的阅兵。当年的空军司令员王海、空军副司令员林虎、北京军区空军司令员刘玉堤,以及曾经击落美军王牌飞行员戴维斯的张积慧等。

这一段历史原来都是保密的,日本人大批遣返是在1946年,1953年又遣返一批日本人回国,回国的时候让他们把军装都脱下来,把档案都销毁,每个人得的奖章全部都收回。

到了90年代,这些日本老兵陆续地回老部队探亲,总政治部下命令,重新做模子,给他们这些四野的日本老共军每个人发东北解放纪念章、平津战役纪念章、渡江战役纪念章,还要加一枚1955年授衔的时候发给营以上干部的解放奖章。

 

 

“大跃进”中的“西南王”李井泉

2015-02-09 传奇人物网

作者:唐闻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毛最宠信的两个封疆大吏柯庆施和李井泉,一东一西,分别管辖着华东和西南两处战略要地。柯李二人就像“哼哈二将”,对毛的乌托邦式“大跃进”亦步亦趋、推波助澜,把毛的极左路线发挥到了极致。他们也都因此而深受毛的赏识和重用,1958年5月中共八届五中全会上双双被提拔为政治局委员,进入中共最高权力中心。毛任命的地方大员里只此二人享此殊荣。此前已经谈过柯庆施,本文专谈西南王李井泉在大跃进前后的累累劣迹。

李井泉主政四川达17年之久(1949-1966),其间他先后担任过四川省委第一书记、省军区第一政委、中共西南局第一书记兼成都军区第一政委。此人一贯左得离谱,常常是在毛爷的已经过左的政策上再加倍偏左。结果在李统治之下,闻名于世的天府之国在“大跃进”时期竟被弄成一个饥饿之乡,多达八百多万人饿死。因此,四川人民对李恨之入骨,成为有口皆骂的“父母官”,这在巴蜀历史上是前无古人的。川民为他取了各种外号:“李警犬”,“李阎王”,“李左王”,“土皇帝”等等,不一而足。

对于那场长达三年、饿死三千多万人的大饥荒,发明了一个句式——“三年自然灾害造成的困难时期”,一口咬定大饥荒的根源是 “三年严重自然灾害”。长期以来一直用它欺世盗名,把推行错误路线所造成的人祸,一股脑强加到不会说话的老天爷头上。但谎言掩盖不住铁一般的事实,根据气象资料的记载,那几年中国基本上是风调雨顺,只有局部地方发生过水涝灾害。别的地方且不论,就以川西平原来说,它得益于都江堰水利工程,在历史上就没有过水涝灾害的记录。可是那几年照样粮食大减产,照样大量饿死人,御用文人们又如何解释呢?他们无法解释,只能一味颠倒黑白,无理狡辩。说到这里我想先说一下都江堰。我曾去过那里两次,每次都被那从雪山上浩荡奔腾而来的岷江之水的伟力所震撼,为举世闻名的都江堰水利工程的巧夺天工而感慨不已。都江堰水利工程两千多年来一直发挥着巨大的防洪灌溉作用,灌溉范围达40余县,灌溉面积达67万公顷,使川西平原成为“水旱从人”的天府之国。川民们世世代代在这块肥沃富饶的土地上过着安居乐业的生活。可是令人难以置信的是,1959到1961那几年,这个天府之国竟被弄得满目疮痍、饿殍遍野。究竟是天灾还是人祸?川民看得一清二楚——那完全是倒行逆施的政策所造成的人为灾难!
1958年起,一场祸国殃民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席卷中国大地,全国上下都处在狂热、亢奋的状态,李井泉的极左作派在那个时期表现得最为充分。首先,李凭主观臆断大搞胡夸风、瞎指挥,全然不顾起码的常识,在四川全省掀起亩产万斤的“万斤亩”运动。在李的狂热怂恿和高压下,成都郊区竟然放了一颗“亩产稻谷二万四千斤”的“大卫星”(那时稻谷亩产8百斤就算高的了),这是当时全国之最,立即上了报。这种天方夜谭般的假货色,李却不准别人怀疑,谁怀疑就要挨整。李在动员会上对干部们蛮横地说:“我就不相信搞不出来,我搞不出来,我的儿子也要把它搞出来”。
其次,李用行政命令指挥农业生产,在四川硬性规定必须放干冬水田种小麦。结果水放不干,造成小麦播种时积水歉收。第二年春天田中无水,秧又插不下去,水稻也大幅度减产,两头失落。粮食减产了,他不但不反省和纠正过失,反而进一步弄虚做假,硬撑面子:他下令在铁路、公路交通沿线搞所谓的“高产路”,大搞“一平二调”,把远离交通路线的人力物力畜力肥料都集中在“高产路”沿线做给人看。那时不断有从中央和各地的代表们到四川来参观“取经”。
李还在四川大搞“一个样 ”,规定拉绳插秧搞密植,无论山上山下、平坝丘陵,栽种收割都要“一个样”。那时党官员们俨然都成了“农业专家”,强迫世世代代务农的农民们按照他们发昏的头脑想出来的办法去耕作。这样瞎搞胡搞的结果使粮食大大减产。

另一方面,1958年大规模的全民大炼钢铁运动,农村强壮劳力都被抽去“炼钢”(实际上土炉子炼出的都是些没有价值的铁渣疙瘩),使许多地方成熟的庄稼烂在田地里收不回来,这更加大了粮食的缺口。这里且不说大炼钢铁时滥伐林木、强迫农民砸锅砸锁等等所造成的严重破坏。

就全国范围来说,一方面粮食普遍减产,另一方面国家的粮食征购计划不变,两头一挤压造成了农民的口粮大大减少。为了完成粮食征购指标,毛在1959年初曾向全国批了个文件:“公社大队长小队长私分粮食一事,情况严重……在全国是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必须立即解决”。此后凡收罗的粮食不足上级规定的数量,就认定是基层干部隐瞒了产量,私分了粮食。于是各地普遍开展“反瞒产私分” 运动,拚命从农民碗里夺粮。结果留给农民的人均粮食(含口粮、种子粮、牲畜用粮等)比1958年还少一百余斤。这才叫苛政猛于虎!
“反瞒产私分”是导致中国大饥荒饿死几千万人的关键一步。当时人口七千万的第一大省四川是个典型。本来1959年四川实产粮食只有1582万吨,可是在“反瞒产私分” 过程中李井泉撤换了大批坚持实报粮食产量的官员,“查”出大量并不存在的粮食。于是四川省委公布的当年产量竟高达3500万吨,结果国家按这个虚拟的粮食产量征购了高达49%的公粮(1958年以前平均每年仅征购31%)。大量的粮食被征调出川,剩下给每个农民的粮食只有139公斤,比全国农民平均留粮数还低四分之一以上。去掉种子、饲料粮后,农民的口粮已所剩无几,饿死人是注定不可避免的了。以宜宾为例,市委在“反瞒产”运动中斗争、捆打了两千五百多名基层官员,将该市所属农村十六万农民的平均年口粮压得只剩一百余斤。结果三万八千农民饿死,差不多每四个农民中就有一个成了大跃进的牺牲品。再如仁寿县,县委书记把全县的公社官员召去开大会。会上将公社官员一个个轮流叫上台,命令民兵抽打,逼问“把粮食藏到哪里去了?招!”官员们吃不了皮肉之苦,只得胡乱报数,说藏了多少多少粮食。于是农民仅剩的一点粮食只好被迫交出去。据统计,仁寿县非正常死亡人口约20万。

1960年,全国性的“大跃进”已经进行了三年,农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当年的粮食产量已经下降到2870亿斤,比“大跃进” 前的1957年下降了26%,国民经济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四川的情况更加严峻,从1959到1961年,粮食年年大幅度减产,1961年的粮食产量已经下降到231亿斤,比1958年的449亿斤下降了218亿斤,甚至比1949年还少收30亿斤。可是,李井泉仍继续执行极左路线,对上浮夸虚报,隐瞒四川农业生产的实际情况。李为了讨主欢心,捞取向上爬的政治资本,网顾川民的死活,在四川粮食大幅度减产的情况下继续大量往省外调粮,仅1959年至1960年三年就外调157亿斤,约相当于前五年外调粮食的总和。就在他骄傲地宣称四川外调粮食“居全国之冠”的同时,号称“天府之国”的四川农村却大量饿死人,城市也普遍饿饭,老百姓怨声载道。根据资料,四川城市居民每月口粮只有21斤,干部只有19斤。农村人民公社社员每天的口粮由公共食堂控制,一般是老秤(16两为1斤)的4至5两原粮(即谷子),打出米来只有老秤的2到3 两,折合新秤只有1到2两米。城里居民每月供应2两肉和糕点,农民根本就没有任何供应可言。就连这么低的标准有的地方还落实不了,只有空指标没有粮食。
更有甚者,李氏最为人痛恨的一件事是在1960年7月突然发布一道命令,宣布四川粮票作废,使得许多城市居民勒紧裤腰带苦苦积攒下的4800万斤粮食化为乌有。这种做法在全国也是绝无仅有。“困难时期”成都地区1斤粮票在黑市上要卖到5元,而一般工人的月工资才四十几元,可见当时粮票是何等金贵,那是草民们的命根子呵。李氏此举实在是丧心病狂,使当时很多家庭硬是揭不开锅,百姓对此恨之入骨。直到今日,四川还有人提起此事就愤愤不已。

人们不难看出,毛时代中国的农民是最被歧视的“二等公民”,严酷的“户口制度”把农民死死拴在农村。在“公社化”制度下,农民失去了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没有自由,实质上与农奴无异。在大饥荒的年月,他们的辛勤劳动换来的却是食不果腹,性命不保。大饥荒时期城市居民虽然也很困苦,但靠着国家供应的20多斤粮食和2两肉,还可以吊着一条性命,所以没有听说城里有饿死人的现象。可是农民们却是什么保障也没有!像四川的农民,每天只有1到2两米,在野菜、树皮都被吃光的情况下,怎会不大量饿死人?据资料记载,仅在1960年一年,四川就有9个县的死亡率超过10%,有的县饿死人甚至将近总人数的20%。例如,巫山县从1958年就开始饿死人,先后饿死了五万七千人,每六个半人中死了一个。地处成都平原的大邑县死亡率更高,每五个人就死了一个。井研县每八个人死了一个。前面提到的都江堰水利工程所在的灌县,自古以来从不曾被饥荒光顾的好地方,也饿死了四万多人。同在成都平原,与灌县为邻的崇庆县,也死了约三万五千人。其他死亡率高的县还有石柱、涪陵、容县、资阳、秀山、酉阳、荥经、南溪、屏山。从1958年到1962年,官方统计的四川总死亡人数是812万余人,有的资料披露饿死人数为900多万。
大饥荒年代四川农村究竟是一幅什么景象呢?

让我们看看当时一个调查组到重庆所属的长寿县(还不是最糟糕的县)农村所看到的场景:树木砍光了,房子拆来烧了,社员的很多东西都归公了,为办“公社食堂”甚至连社员的锅灶也搬走了,家里不准煮饭冒烟。有些生产队“到处家徒四壁,犹如猪圈,强壮劳力丧失,剩下孤儿寡母,令人惨不忍睹”。调查组成员走进一户“人家”,屋里什么也没有,没有床,没有被褥,没有锅和灶台,连房子都没有了墙,用稀疏的包谷秆扎起的笆子挡不住冬天的寒风;屋里只有一个用来到食堂去吃饭的破碗,一个空空如也的柜子。

另据曾任四川省泸州地委书记的邓自力(因顺应民意提出解散公开食堂等措施而被李井泉打成“四川头号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近年出版的回忆录《坎坷人生》中记载:“粮食不够就搞代食品,什么胡豆叶,芭蕉头,小球藻,野草根等都用来充饥。后来这些东西找不到了,有人开始吃观音土。观音土吃下去肚子发胀,不能排泄,几天后就被胀死……。后来,卖人肉吃人肉的可怕的事也发生了。宜宾就发生了将小孩骗到家中,杀死煮熟后作为兔肉到街上卖的事……。”邓自力被贬至长宁县作县委副书记后,亲睹该县的惨状:“长宁是个烂摊子,二十多万人口就饿死了七万多。肿病流行,省委调拨了些粮来,社员又无钱买……。”
另有一位作者写道:“1960年这个生产队家家都有人饿死,有的去田里干活,走在田坎上就倒下去了。下山去黄土场赶场,回来没有力气爬坡,就倒在坡上,最陡峭的沙子坡,每个赶场天都会见到饿毙的尸体,也没有人理,因为没有人有力气抬回去或就地掩埋。我们生产队长的老婆做姑娘时眼看要饿死了,生产队长只用了一挑红薯叶子做嫁妆就把她娶了进门……。吃食堂那几年是农民们有记忆以来人生最黑暗的日子。”“死了多少人?我下乡时生产队有二百来人。农民说,大饥荒之前也是二百来人,死了一半,经过十年人口增长又回到从前。”

我不忍引用更多的资料了。那年月,农村四处都是“新鬼烦冤旧鬼哭,天阴雨湿声啾啾”的景象。良心未泯的人读到这些触目惊心的惨状可能不禁潸然泪下。可是官方的报刊仍描绘出一片莺歌燕舞,“喜看稻菽千重浪”的升平景象。

面对自己治下的子民大批饿死,李井泉没有丝毫的自责和反省,没有丝毫的“良心发现”。1959年7月李与毛的秘书田家英同去参加庐山会议(田乃成都人,此前曾到成都地区调研),从武汉到九江的船上田对李谈到四川饿死人的事情,李却满不在乎地答道:“中国这么大,哪朝哪代没有人饿死!” 这是李氏最有名的一句话。这个“用特殊材料制成的”的血管里流动的是冰冷的血——在他眼里,平民百姓的生命不过是草芥而已。
面对全国大量饿死人的严峻现实,1961年中央不得不在政策上有所松动,例如解散公社食堂,允许农民有一点“自留地”等。当时其他省份的公社食堂早都解散了,李却在“人民公社是通向共产主义的桥梁,公社食堂是人民公社的心脏”的政治口号下,在四川又坚持了将近一年。其他省份的农民自留地早都恢复了,四川却迟迟没有动静。李井泉的倒行逆施使川民在死亡线上多挣扎了一年。
在大饥荒时期,李井泉的对策是向上封锁消息,向下采取高压手段,不准谈饿死人的情况,谁敢谈谁就会被戴上“阶级立场不坚定”的帽子而遭到整肃。奇怪的是虽然四川饿死的人数居全国之冠,但李不但未被追究反而受到中央领导的表扬:“四川的工作,中央认为满意,是全国工作做得比较好的省”。同样饿死了成百万人的河南、甘肃、山东、安徽等省的第一书记都被撤了职,唯独李不仅安然无恙,而且当饿死人的灾难还在继续时,他居然还官升一级,升为中共西南局第一书记,统管云贵川三省。从这事也可看出毛对李井泉的宠爱有加。
李井泉不愧为“毛的好学生”,在庐山会议上,李是围攻彭德怀最卖力的人之一。四川在“大跃进”中属“人祸” 最严重的省,李出于自保非得斗倒彭德怀不可。庐山会议后李回到四川,他不把彭德怀已被打倒的消息告诉大家,反而把彭的“意见书”印发给干部们要求表态。大量不知就里的干部出于良知为彭叫好,结果落入李布下的陷阱,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者”。这和毛爷1957年反右时大搞“阳谋”、“引蛇出洞”的策略如出一辙。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上,中央收到了四川干部的检举信,检举李井泉欺瞒中央。同时, 李受到众多与会代表的非难,还有人要求中央将李调出四川。然而李在中央某人的包庇下却涉险过关,回川以后有恃无恐,不但不认真改过,反而动用公安机关追查检举人,实行打击报复。
李井泉主政期间,大搞独断专行,任人唯亲,排除异己,陷害正直敢言的干部。例如1958年1月的“张文澄右派反党集团”案,1963年4月的“萧、李、廖右倾反党集团”案等,都是李亲手泡制的冤、假、错案。1966年文革初期,李为求自保,把一批省级干部如张黎群、马识途、李亚群、沙汀等抛了出来,打成“黑帮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
不难看出,专制制度下,这位“西南局第一书记”掌握垄断了一切资源,为实现个人欲望最大化,在自己控制的权力范围内生杀予夺,无法无天,无恶不作。李搞的那一套是不折不扣的地方专制主义——尽管口头上把“为人民服务” 喊得震天价响。
经过那个时代的四川人不会忘记,文革前每年国庆节,这位西南土皇帝都要在被称为“小天安门”的成都市中心的明代皇城上检阅游行队伍。人们也不会忘记,当草民们正在忍饥受冻的年月,成都军区、锦江、重庆的潘家坪高干招待所如何笙歌达旦,多少年轻漂亮的女演员陪伴李书记翩翩起舞。为了满足李的特殊嗜好,后勤服务人员常忙得不亦乐乎,为他准备例如铁板烫鹅脚皮、麻雀、鸽子、活斑鸠、冬天的泥鳅、青蛙和甲鱼等刁钻古怪的玩艺儿。困难时期用公款大修富丽堂皇的“书记院”。特设专为李井泉等少数特权阶层(包括其家属)服务的医疗机构“省三门诊部”(医疗器械、药品和高级补药等大多是从英美等国进口的)。李书记等首长可以用公款吃喝宴聚,挥霍无度。多达四十多人的服务人员队伍专门服侍李井泉等几个“首长”……。
绝对的权力产生绝对的腐败,这在李井泉身上也得到了验证。事实证明李是一个地道的满口马列主义、满腹男盗女娼的腐败分子。事实有力地驳斥了那些把毛时代描绘成没有腐败的“廉政时代”的悖论。

 

当李井泉正是仕途踌躇满志的时候,文化大革命的狂飙由北京迅速刮到了四川。李被中央文革和造反派定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爷思想”的走资派,遭到红卫兵和造反派的批斗。“打倒李井泉,解放大西南”的口号响彻全川。没有哪一派保他,连最铁杆的保守组织都不公开提保卫李井泉。李像丧家犬一样在云、贵、川东奔西藏,好歹躲过了一劫。可是李的家人命运却很惨:夫人肖里在揪斗中头发全部被扯光,最后被逼上吊自杀;次子李明清因为“反对文革”,被北京航空学院的红卫兵殴打到几乎要咽气的时候,被送到火葬场,在还未断气时就被塞进焚尸炉,烧成了一把灰烬。

这不能不说是丧失人性的暴行!

在文革那种暴虐无道、丧失理性、法制废驰的时代,全国上下肃杀恐怖,红色暴徒们什么事情干不出来?类似的暴行在全国各地并不罕见。问题是当李的家人被斗死的消息传到四川民间时,不管哪派观点的人都暗自称快。失子丧妻的李井泉据说在晚年过得很凄凉。这只能说明川民对这位前西南王是何等的痛恨!

民意不可欺,李井泉当为为官者的鉴戒。

天意乎,民意乎,谁人评说?!

 

辛亥伊犁起义击碎清廷西迁梦

 

1912年1月,一封发自武汉辗转上海、俄国至伊犁的密电“万一清廷危急,联络新、甘、内蒙为一气,拥宣统西迁,暂谋偏安,徐图恢复”,“袁大化、升允、长庚、志锐等,谋拥宣统西迁;伊犁应迅速起义响应武昌,以破彼偏安。”

  京、陕、甘、新、蒙——一张撤退路线图,几个战略根据地。“万一清廷危急,联络新、甘、内蒙为一气,拥宣统西迁,暂谋偏安,徐图恢复”,行动的重要一棒交给坐镇伊犁的志锐。志锐接调令即从杭州启程赴京,与摄政王恳谈盘桓数月。而从北京赶往伊犁只用了不到四个月,不及中央所给期限的一半,内心热切可见一斑。

  甲午战争爆发,时任礼部右侍郎的志锐参劾主和军机大臣孙毓汶,并求编练新兵。光绪命其赴热河练兵,不到一个月,注定成为敌后斗争牺牲品的“珍妃哥”被贬至蒙古地方做参赞大臣。五次上书纵论西北边务,又惹慈禧厌烦,再贬伊犁索伦营任领队大臣。

  官越做越小,路越走越远。10月抵伊犁,接印不过10余天,志锐闻湖北变起,私下对家人讲,“此次之变,恐不如广州、安徽之易平,满洲人或无死所矣!”为防伊犁革命,志锐下令封了“讥弹时事”的《伊犁白话报》。他抢先下手,借新军和武备学堂学生斗殴事件,下令收缴武器,解散新军,遣返户籍。非但不发盘缠,他还要求官兵将所穿皮衣皮裤全部缴回存库。各方苦求下,他暗度陈仓,在返家途中设卡以武力强迫新军脱下冬装,官兵要么冻死荒野,要么坐困城内。一番清洗,将整个伊犁新军混成协“渡”到了河对岸。曾被《伊犁白话报》主笔冯特民“苦劝三日夜,坚不肯从”的杨瓒绪,最终倒向革命。

  10月22日晨,西安同盟会、新军、哥老会武装起义,通电响应武昌。

  11月14日晚,宁夏军民集会决定次日起义,三五天后各地纷纷取得胜利,“支那革命大元帅孙”的旗帜高高飘扬在城楼上。

  西安光复,断绝清廷通往西北的南路;宁夏起义,又切断北路。

  长庚等封封急电发往中央:宁夏失陷,甘肃“有饷仅支一月……危急万状”,“如不从速接济……甘患更甚于陕”,“无甘则新伊孤悬塞外,均不可保”。1912年1月,一封发自武汉辗转上海、俄国至伊犁的密电:“袁大化、升允、长庚、志锐等,谋拥宣统西迁;伊犁应迅速起义响应武昌,以破彼偏安。”

  当月7日晚9点,伊犁五路起义军同时提前行动。其中一路由冯特民、黄立中率领攻占南库,夺取武器。“枪在手!跟我走!”困坐城内的新军纷纷响应。

  情势之危急令伊犁最高行政长官志锐措手不及。虽早有武备学堂教师告密,但他自恃城内外有满蒙兵千余人防卫,未加严密戒备。直到1月7日当天,军标协统陈军福告之革命党将于晚12时起义,志锐才仓促准备,转告官兵会“厚发薪饷”,以期高薪灭火。

  将军署沦陷时,志锐由后花园越墙,躲进老满营右翼协领乌格尔春的衙署。怕受牵连的乌格尔春派女婿告密,起义军在乌宅大堂东夹道将志锐抓获。

  8日,伊犁起义军通电全国,宣布成立“中华民国军政府新伊大都督府”。

  同是书生的冯特民举起了枪,一颗象征自由的子弹飞过,成全了志锐的忠君保皇梦。在伊犁上任54天后,志锐以死谢幕。

  清廷西迁的最后希望破灭。

 

北京中原教会菜市口聚会所。03——13年底,先后有数百人在这间小屋里聚会。

北京中原教会的2005年/丁朗父

教会所在的北京广安门内大街

 

2005年年初,赵紫阳去世,中国,特别是北京暗潮汹涌。几路朋友通过不同渠道打招呼,要我小心。沙裕光沙先生、刘焕文、齐志勇都不顾危险去了富强胡同赵府。他们到了大门外,给里面打电话,王雁南出来把他们接进去。官方人士去得不多,民间人士很难进去。沙老师回来,还给我带来一张赵家自己印的讣告,很珍贵。这是那一年的大事。1月17日,紫阳的忌日,每年都是个敏感日。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

人来人去,到了这个时候,我们家的这个聚会点,几乎成了清一色的民运分子。刘焕文是六四时的工自联,他说还领着基督教青年会的弟兄们上街游行。齐志勇六四凌晨下班时被打断了一条腿,成了六四伤残者的标志。沙裕光是民主墙时代的老人,以“中华四五”的名字发表许多主张政治改革的演说和文章。张智勇两口子这一年来的也比较多。有两位经常来的姊妹,为了他们的安全,我就不提他们的名字了。但弟兄姊妹们都会记得他们,当然更重要的是上帝记得。
   张前进那里被打散以后,他带着一些人去了方舟教会。方舟教会的带领人余杰和北村都是作家,是个明星教会。他们开始聚会的时候,我去过一次,开始说在余杰家里,临时又改成望旺忘(请望旺忘原谅,这几个字的顺序我记得不是很清楚)。我记得有一个画框里钉着一条牛仔短裤,很特别,很抢眼球,一看就是艺术家的家。方舟教会明星云集,很有名。
   陈弟兄和孟弟兄等在北大燕北园以北的肖家河发扬草根精神,在家里,后来又租房办了一家以菜农和菜贩子为主的聚会点,坚持了很长时间。他很骄傲,说这个聚会点是中原教会“唯一”从没有停止聚会”的聚会点。
   还有一个聚会点,后来根据形势需要改了一个名称,曾经风生水起。上帝的教会当然越多越好。
   我们这个聚会点人慢慢多起来。吸取了聚会点被打散的教训,我们自己定了一些规矩:1、不打电话通知;2、到点来,到点散;3、聚会时间只谈圣经,不谈其他,有别的事到别的地方去谈;4、不登记、不问来的人的姓名、职业、电话,也不相互介绍;5、不对外宣传。
   这一年,有关部门、有关人员多次找我,差不多每一、两个星期找我一次。我只谈我的情况,态度很好,谈得很细,但不涉及其他人。经过一段时间的试探磨合,双方对于对方的底线大概清楚了。他们认为可以掌控局面,不至于惹出麻烦了。我对如何把握尺度和节奏,就比较有把握了。
   人总是有软弱的,都是有限的。因为这些规矩,教会很平稳,但是人数增长很慢。来来往往有很多人,因为这些规矩,现在都想不起来了。我现在能想起来的,来过我们教会的,与民运相关的,有周舵、萧远、赵体国、孔险峰。胡佳也来过,但不记得是05年还是06年,他是个佛教徒。
   在河北泊头的綦彦臣2004年受洗,到北京来时,回来参加聚会。他的妻子也受了洗,还在他们家里办了一个聚会点。王德邦和他的妻子小唐住在周口店,进城时也会过来聚会。他们有三个孩子,一来就是五口。
   教会生活慢慢地成为大家生活的一部分。每个人到了这个日子,好像都有所期待。家庭教会,真正的特点,特质是家庭,是一家人。是人,不是房子。一家人一家人来聚会,一家人一家人来服侍,一家人一家人得到改变。家庭教会,有的翻译成“home church”,有的翻译成”house church”,都有道理,但我认为还是”family church”最真实。这个体会,我在以后的几年里,越来越丰满,越来越深刻。
   人们对于家庭教会对于中国社会的影响,认识还远远不够。不够充分,不够深刻。我可以有充分根据地说,第一,中国的家庭教会是非常独特的、真实的、强大的信仰群体。人们看见的只是冰山的一角。第二,家庭教会是中国基督教社会的主体,是“沉默的大多数”。第三,家庭教会的发展是中国社会免于崩溃的重要的,且越来越重要的道德、精神甚至是组织力量。
   当然就一间教会的人数来说,家庭教会一般是小的。规模小、人数少是家庭教会的常态。一个中国家庭的空间,能容纳多少人呢?不过耶稣的门徒,也只有12个人。这就是最初的教会,和中国家庭教会的规模差不多。
   对于在悬崖边缘的中国来说,中国家庭教会,真正是使徒时代的教会。很少有人会意识到,这可能是一种真正能够挽救中国的力量,中共没有这个力量,依赖于中共存在的官方三自教会,也没有这个力量。
   很多人要笑了。
   请慢加轻薄。
   我信上帝的意志深不可测,人不能知晓。

2012年6月于凌云居北京中原教会
    

还原被抹黑的蒋介石

本文原载忆库

 

我们这一代,多半经历左倾青年的岁月;那是1949年的前夕,也是反政府学运泛滥的年代。当时没有人怀疑:有爱国的激情才是进步的、出息的青年!初中还没有毕业,长得高大的同学,不时听到跟随老师到山区打游击去了!共军还没有来,我已经能全背出毛泽东发表的诗词;对蒋介石没有一点好感!今天来写蒋介石,不必怀疑有预设立场。毕竟望八之年,还写争议的人事是很不智的傻瓜;好处轮不到;坏处得罪人!蒋个人威信经六十年抹黑,早已黯淡无光;和他有历史夙怨的又光又大;比蒋的光大得不成比例;就以台湾来说,靠反蒋起家的就不少,否则民进党怎会常选赢国民党?不要说台湾本土人,外省人反蒋也不少;李敖就靠反蒋起家的。大陆青年认识李敖比蒋介石还多,不是吗?陈少校写'金陵残梦',香港人手一卷;退出大陆,又有'草山残梦'。众口铄金了六十年,那个孤独老人,只能在台湾说:我要为中国人建立这个模范省!过去叱咤风云,而今势孤垂老!因此,只有傻瓜才想为蒋做点存真的史料;因为我们这一代过去,就没有亲历的历史证人了!后世会拍手笑我们这一代:'更无一个是男儿! ’以下所述,有不少是个人亲历的。

 

一九五零年,我初中毕业,无力抗拒大人的安排到香港去。那时还未足十五岁就失学了。后来转到一个职场,那里住着一位近九十岁的老人;名呌陈毓梅。对我很好,有一次他在我的面前拆开一封信,是台湾托人带来的。陈老先生告诉我:这是蒋总统每半年托人带来给他的生活费。原来陈炯明叛乱,孙中山上永丰舰避难,电召蒋氏来粤侍从;后来孙先生也记此事;并亲写了这样的联对给蒋:'安危他日终须仗;甘苦来时要共尝。’上欵还有‘介石弟’等几个字。此联见于总统府。陈毓梅就是奉孙命到香港接蒋的人。他是孙先生最信任的〈联义社〉(中国海员组织)的社长。那是蒋先生第一次到广州。以后陈年老,蒋不论到那里,或最困顿的日子,都没有忘记托人带生活费给他。陈老描述下的蒋先生,对有恩义者终身不忘;和世人反目成仇,杀之而后快,不可同日语。

 

一九五七年我到台湾升学,不久就金门炮战。我们有很多机会听到蒋先生的讲话;也见到美总统艾森豪来台,和蒋先生一同出现总统府前的广场演讲,然后乘开蓬车沿途和民众招手。每年元旦总统府的升旗典礼,大专学生都自动参加,塞满广场。大多是来听他的元旦文告。那个克难的时代,物质非常缺乏,但上下没有怨尤。当时台北还有一位黄花岗敢死队队长其中之一的姚雨平将军还健在,我在一个场合认识他。他不但参加黄花岗之役,还在辛亥革命时担任北伐军总司令。蒋先生还是他的后辈;他说蒋先生的胆识过人,参加东征时,身上挂满手榴弹;每役都在前线指挥甚至带头冲锋。我心仪敢死队的他,而他却盛赞蒋先生;我有点疑惑,姚将军立即正色说,我都活到这把年纪了!还会为晚辈说谎吗?又补充说:孙先生是什么人物?大公无私;我们有多少粤军将领比蒋的资格老、位阶高。但黄埔军校就交给他。他也没有令孙先生失望,当时拥重兵的孙传芳和吴佩孚,都被蒋先生领导的少数的、装备劣势的黄埔子弟兵击溃而无法再起。

 

一九六一年我毕业离台,前期间有机会和蒋先生同桌晚宴,上文已述不赘。十一年后(一九七二)我首次返台北,在双十总统茶会重见他。以后还有两次在同一场合看到他。每一年双十节,香港国民党总支部都要在节前数点挂青天白日旗,蒋先生要听完挂旗的报告才就寝。这是我后来派驻香港、出席驻港小组(李复中)会议所确知的事。他在一九七五年清明节逝世。在同一日,香港启德机场的中华航空公司的柜台前,有一位老人要立即买机票到台湾,公司人员要他出示入台证。他说没有办;还一定要即日能见到老总统的遗体。他这一闹,就有人认出他是张发奎。北伐、抗战时称为铁军,军长就是他。著名的淞沪之战的主将;也是接收香港的国军代表将领。后来中央还是令张将军交还香港给英国,故历届总督对张以后来香港定居,都礼遇异常。蒋到台湾后,张发奎从未往见,但知他逝世,就非去致唁、致奠不可!我们不必猜测生前不去的原因,但张在蒋氏之丧的表现,应该属于生前的恩怨,在死后即解;回复古人之生死交情乃见的风义吧!蒋先生当有足值得张将军感念之情。当时曾轰动香港。张将军当天赴台,留在台湾,直至送了老先生才回来。

 

一九八九年我返台担任立法委员。九零年李豋辉当选总统,政治中心转到立法院。那时,黄花岗之役的敢死队队长姚雨平已逝世(1882-1974享年九十二岁)。但国民大会代表、三次长沙会战主将、广东省主席薛岳还在。我们两广的立、监委、国大代组织了一个联谊会。我是首届环球立委联谊会的秘书长,经常出席两广的联谊会,也慕名接近高龄的薛将军。有次杯酒言欢,我压低声音问他:我们两广的将领如陈济棠、张发奎、李宗仁、白崇禧等包括你老都反过蒋;你们有的还来台定居;但都没有'出事'!薛说:怎只是这几个两广人,外省也很多,如张学良、何应钦…都有过反蒋的纪录;张学良还禁拘过他,都在台湾。蒋先生的气量恢宏,绝不是抹黑那样的小人。任何国家,军人犯上都依军事法庭审判;像张学良那样的罪行必死无疑。过去尚有点同情弱者的心理,到张学良去美国某大学口述历史,大骂蒋的时候,张的小人面孔完全暴露。现在时移世易了,谁还说他是〈千古功臣〉?历史真会起自我澄清的作用、忠奸有尺的。我在台北也听过这样的故事;薛岳奉命从海南岛撤兵回台湾,还为此事与蒋争论;离开时,他的披衣不慎碰倒一个花瓶,但薛头也不回走了。外传蒋当时对侍卫说:真大将风度!我问薛有没有这事?他说在转角处是碰跌打碎了,碎就碎了;还有什么补救!其他的就笑而不答,大概不好意思往自己脸上贴金。李豋辉还利用薛的威望主持过修宪,但??那时薛已是近百的垂老的人;被民进党人言辞侮辱过。我们只能慨叹:'自古美人如名将,不许人间见白头'了。他们不知道面前的老人,曾在虎帐中,手执注满拔兰地的酒杯,在长沙三次大会战中指挥千军万马,把冈村寕次、阿南两个先后任兵团总司令和日兵杀得鬼哭神嚎!两年固守,歼灭日军遗尸七万以上。国军不善战吗?八年的长期抗战,为民族的生存,蒋先生义无反顾打光了!当年谁比日军能战?

台北的中正纪念堂,过去有蒋先生的遗物展览室。那些遗物,都在报上见过,是他的经常服,残旧而整洁,谁都知道他自奉节俭。物尤如此,人更念旧。他在广州的那些日子,看过广东戏,但主角想来想去都记不起来;只记得是个男花旦,后来查到是香港的陈非侬。当时侨务委员会郑彦棻委员长;安排了陈的剧团到台北演出,蒋去看了,还道出当年的戏码;令陈感动不已!陈非侬夫妇的女儿就是曾蜚声一时的港星陈宝珠。第二个为蒋演广东戏的是新马师曾,广东人没有不识此人;唱工至今尚无人可比。他对蒋最崇拜,称他做老爷子而不名。蒋尊师重道,一生如此,诗人节、教师节都是他在世的时代订下来,他成立〈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推行委员会〉并担任会长。他推行〈耕者有其田〉、订定九年义务教育为基础,以后成为十二年;在宪法明定教育预算为国家总收入的百分之十五。他每年教师节召见教师代表,都换上我国传统礼服以示尊重。也举不出好杀的政策、杀错了谁。他到台湾就举行県自治选举;带着宪法到台湾实施,这都是事实。如果硬说他喜欢独裁,也要提出证据,那个年代台湾确实需要他。

蒋先生的日记刊出;也容易上网查询,如段瑞聪的〈解读蒋介石,走进胡佛〉,其中的〈蒋介石与中美关系白皮书〉,那是二战后国共内战,在蒋兵败失利的关键时刻,美国怎样落井下石;蒋在他的日记怎样写上美国的责任和错误、白皮书比俄侵害中国更毒、要员叛离他的感受。就能更了解他的为人处事、如何忍辱负重、打断门牙连血呑的艰苦卓绝的性格了。我就不抄录去证明了。

 

我有一位历史老师李定一;在台大时上他的中国近代史;他曾在课室引用统战的笑话,戏称蒋是个上海的瘪三,在那个戒严的年代,这个玩笑开大了;那还了得!但蒋先生认为无心之失,没有听张群要严办。李师后来到香港中文大学任文学院长,任满定居多伦多,我一直陪伴他,他晚岁的十年,我夫妇最少两周去陪他两老打一次麻雀;他不称我是学生而称徒弟。对人也说是师徒。段家锋(中将)师兄还说李师宠坏了我;我有一次很严肃问李师:蒋先生未来在历史的定位?他说要看谁写的历史、什么年代写的。共产党和国民党就不同,因立场不同而异;他也说了共产党当年对蒋先生的历史评价;但他没有说民进党的。最后,他还是补了几句:在民国来说,他是民族英雄;在民族来说,他是个民族主义者;在中华文化来说,他是个卫道者。

 

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怀念我的父亲张连科

 

张轶东

1937-1945年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中,除了数百万中国军队官兵对入侵的日寇浴血奋战,葬身沙场以外,还有不少无名的英雄在后方为了努力生产,支援前线,昼夜操劳,直至心理交瘁,死于岗位。他们对于抗日战争的贡献是不亚于牺牲于前方将士的。我的父亲,当时国民政府军政部(部长何应钦)兵工署(署长俞大维)下属的重庆大渡口钢铁厂迁建委员会(今重庆钢铁公司的前身)的副主任委员张连科就是这样的人中之一。

张连科1896年出身于贵州省水城县(今六盘水市)一个小商人家庭,自幼聪慧。1920年代中期被当时的北洋政府公派往日本留学,进入京都帝国大学矿冶系。当他学成归国时,国民政府北伐成功,他进入兵工署工作,在江西萍乡煤矿当过2年技正。1930年初被调回南京兵工署当研究委员(这年我大哥出生,次年我出生)。1932年末,他奉命跟随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孔祥熙一行到世界各地考察工业,周游了5大洲(有趣的是1932年他到美京华盛顿那天,我的三弟出生,于是取名华盛)。1932年末,出国考察结束,父亲被任命为上海第三炼钢厂厂长,全家迁往上海。

1933-1937年的四年中,我们家庭在上海的生活还是快乐而幸福的。父亲星期日还带着我们坐上公家派给他的小汽车在上海市郊区漫游,我们甚至还去杭州游玩过西湖。然而随着中日关系越来越紧张,工厂开始连夜加紧生产而同时作迁往内地的准备。我记得当时全家在一起吃晚饭时父亲常说:“打起仗来吃什麽!”

终于1937年芦沟桥事件爆发了,接着就是八一三。我记得当时在家里的阳台上还观看过中日空军之间的交战。而那时父亲已忙着工厂搬迁,不能回家了。但是他还给我们母子四人买了去南京的火车票。于是我们8月16日从上海南站(那时通往南京的北站已沦陷)登车,迂回到达南京,再从南京乘船到武汉,再从武汉乘火车到长沙转公共汽车到贵阳我母亲的娘家。

于是从1937年8月末到1939年3月的一年半中,父亲没有和我们在一起。他和职工们费尽辛劳先把上海第三炼钢厂的全部设备运往武汉,准备在武汉建厂。但接着战局已不允许在武汉建厂了,必须继续内迁。不仅如此,原来在武汉的汉阳铁厂(清朝末年张之洞建立的)也要由他统一迁往重庆了。这任务和难度之大(内迁要逆流而过三峡呀!)和从上海迁一个小小的第三炼钢厂到武汉是不可比拟的。我今天也难以想象父亲是如何能完成这一任务的。

我们母子四人在贵阳外公家住到1939年3月,父亲终于完成了把上海第三炼钢厂和汉阳铁厂迁往重庆的任务。两厂合并称“重庆大渡口钢铁厂迁建委员会”,厂址在从重庆市沿长江上溯30里的大渡口。工厂的主任委员(即厂长)是重庆国民政府兵工署的副署长杨继曾(此人在1949年随国民政府迁台湾,任经济部长)兼任,但他实际上不能来厂工作,于是全部对工厂领导的责任完全落在副主任委员(即副厂长)我父亲的肩上了。另外由于“钢铁厂迁建委员会”是属于军政部的,他还拥有少将军衔。

于是1939年3月,父亲派车把我们从贵阳接到重庆大渡口的新家。这个“新家”比我们在上海的那个“家”可差远了:房子不是砖砌的,是竹片编成再抹上石灰的墙,的确是“冬凉夏热”。吃的和穿的更谈不上好了:吃的是政府发给的“平价米”,穿的是政府发给的“平价布”,由工厂设立的“福利处”发放。我记得那时我们夏天是光脚穿草鞋,全身长痱子。冬天有布鞋(母亲用旧碎布一针一针地纳鞋底作成的)无袜,经常长冻疮。但较好的一点是工厂还设立了一所子弟小学,我们可以入读。我记得那时我们每天早晨上学时基本没有什麽早饭,而是带着母亲发面蒸的一两个馒头上学。母亲虽然也养了几支鸡(甚至一度养过一头猪),想要解决一部份肉蛋问题。但实际上是杯水车薪。

最主要的还是父亲的工作负担问题:两厂合并而且由于抗战需要扩大,早不是上海第三炼钢厂的那小规模了。工厂按工序分成10个所(车间):第一所(电力),第二所炼铁,第三所炼钢,第四所扎钢,第五所炼焦,第六所(生产维修化铁炉和炼钢炉用的耐火砖),第七所翻砂,第八所运输。其实这里每一所的规模都差不多和当年上海第三炼钢厂大小差不多。另外重庆以南和贵州省交界处还有一处南桐煤矿和一处綦江铁矿供应钢铁生产的原料和燃料。全厂职工近万人,而厂级领导只有我父亲一人(前文已说过正厂长杨继曾是兵工署副署长,根本没有时间到工厂来),当然忙得要死。他还需要不时去重庆兵工署开会或在重庆市某地方开兵工署下属的厂长会议,往往开会后半夜急急忙地回到家,第二天早上上班又去一些所(车间)视察和指导生产。

这个“重庆大渡口钢铁厂迁建委员会”在抗日战争中所起的作用是巨大的。因为这时东北三省(巨大的“鞍山钢铁公司”)早在九一八事件以后已落入日手,而华北,华东和华中那些小钢铁厂则也处于敌占区。因此“重庆大渡口钢铁厂迁建委员会”是整个抗日后方唯一的最大的钢铁生产基地了。这个“最大”有多大呢?现在看来似乎很可怜:二所(炼铁车间)只有一座百吨和一座20吨的化铁炉,每天能出铁2--3次(我记得那时如在晚间出铁,化铁炉周围的天都红了),能出铁约400--500吨,每年出铁10万吨左右而已。三所(炼钢车间)只有二座平炉(马丁炉)和二座规模更小的电炉,每天大约能将二所所出不到一半的生铁炼成钢。但是你不要看不起每年出产的这10万吨左右生铁和更加少的钢--它可是整个抗日战争时期大后方提供武器生产原料的唯一来源呀!在兵工署下属的第21厂和第50兵工厂(位于重庆市嘉陵江以北)就等着这点钢和铁制造步枪,机关枪,子弹和手榴弹等轻武器呀!而每件这些武器所消耗的钢铁是并不多的。于是一些轻便武器就能源源不断地运往前方。(我不知道当时生产出的武器能否也供应给八路军,但据当时去过延安的人士说八路军是“五人三枪”,我真不明白这样的军队怎麽能抗日?)

1943年有一天晚上,父亲到下班时间过了很久也没有回家。我们不知道出了什麽事?但快到晚上9点钟时,他终于回来了:原来是快到下班时,突然来报:蒋介石委员长无预先通知乘小火轮来工厂视察了。于是父亲陪着蒋介石先生视察了炼铁和炼钢等车间,视察完蒋先生坐他的小火轮回去了。这时也说明“大渡口钢铁厂迁建委员会”在抗日战争中作用之大。

父亲除了抓紧日常的生产以外,还考虑到如何发展大后方的钢铁事业,以维持长期抗战。他曾发表一篇论文“我国西南区钢铁事业之蠡测”。联想到今天的攀枝花钢铁公司和水城钢铁厂等,我们能不感到父亲的远见吗?

可是这样一来,把我的爸爸累坏了。父亲其实本来身体很健康而且注意锻练的,但即便是钢铁般的身体也经不住这麽大的工作压力呀!他在上海第三炼钢厂时,厂方配给他一辆小汽车和司机。那台小汽车倒也随着撤退到重庆。但是抗日时期汽油缺乏,小汽车不能用了。于是父亲改为骑马上下班。父亲似乎骑术娴熟,骑上马驰骋时显得很威武(1980年代我最小的弟妹去大渡口重钢时,还有当年的老职工向她谈及“老厂长”骑马的威武形象)。

但父亲除了承担着工作的压力之外,还承担着家庭生活的压力。当我们全家1939年团聚于重庆时是5口人,母亲没有工作,全家靠父亲的工资生活。1941年,母亲又生下了一个妹妹,1943年又生下最小的一个弟弟。于是父亲就得靠他一个人的薪水维持7口人的生活了。其实不仅如此,还有一个父母双亡的堂兄在贵阳念高中,后又入贵阳医学院。还有我父亲最小的兄弟(我们称为幺叔的)在重庆沙坪坝念中央大学农学院畜牧兽医系。这二人都不时需要父亲提供资助。而战时物价不断上涨,他的薪俸上涨幅度远远赶不上。我们经常处于营养不足状态,我记得当时全家吃水果(主要是四川的“广柑”)时没有一个人吃一个的,只能是2—3人吃一个。

终于在1944年父亲的健康问题爆发了。他起初只是感到身体不适,后来逐渐严重,被确诊为高血压和心脏病。但是谁能代替他工作呢?他只能坚持。但是他不能再骑马上下班了,只能坐“滑竿”上下班。过去那种骑在马上威风鼎鼎的形象不再了。这种情形又影响到他的心理,也加重了病情。

家庭经济情况困难也影响了孩子们的学业:我的大哥1941年进入私立南开中学,1944年初中毕业后进入私立重庆清华中学高中,这都是要缴较贵的学费的。我在1943年夏从工厂子弟小学毕业,在班级名列前茅,考上南开中学或清华中学是不成问题的。但是父亲实在无力为第二个孩子进私立中学再付学费了。于是我只好进入工厂所办的子弟职业初中。次年(1944年)我的三弟也小学毕业,同样只能进入那一所子弟职业初中。

进入1945年,战局正在朝着胜利的方向发展。我们从报上看见美军逐渐向日本本土逼近,以为困难的时期即将过去了。那时为了母亲减少家务负担以着重照顾父亲,我和三弟都改为在工厂职业初中宿舍食宿并上早晚自习。5月17日晚上我正在上晚自习时,突然外面有人喊:“张轶东!”我还开玩笑地走出教室用英文问:“Who are you?”一看是一个比我年长的小学同学。他小学毕业后未升学而进厂当工人了。他严肃地对我说:“我经过你家附近,不知道为什麽听见你妈在哭。”我就象脑袋挨了一闷棍,连忙跑步回家。在家门口正遇着一个为爸爸抬滑竿的工人对我说:“你爸爸没有气了!”我哭喊着跑进室内,见父亲平躺在地上。母亲在嚎嚎大哭,有几个女人在旁劝她。小妹和小弟则发呆流泪。我摸了摸父亲的脉搏,完全不跳动了。我泪如雨下。

1945年5月17日:父亲去世时享年仅48岁半,离开了这6个孤儿寡妇。

应该承认:国民政府和工厂在处理父亲后事上还是作的合理的。办了三个星期的告别仪式,不少远近的同袍,同事和朋友来瞻仰遗容。选了厂内一处地势很好的地方修筑了很庄严的墓,由军政部长何应钦题词写的墓碑(宽3米高1米)。入葬那天,全厂停工,全体职工跟随棺木绕厂区一周后落葬。

那以后我们这6口孤儿寡母就开始了另一阶段的艰难生活。兵工署副署长,工厂正式的“主任委员”(即正厂长)杨继曾也来悼念,并决定发给抚恤金并安排我母亲在工厂图书馆工作。加上各界的捐款,我们终于维持了下来。我并且在1946年初中毕业后考入了重庆清华中学高中。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新政府承认了父亲的历史功绩并保留了这个墓地。但文化大革命中不知是在1966年还是1967年,重庆钢铁公司的“造反派”摧毁了这个墓地,砸碎了由何应钦题词的石碑。许多年后,家人曾多次到重钢寻找父亲的遗骨,但是什麽也没有找到。一直到21世纪初中共重庆钢铁公司党委才根据中共中央统战部的直接指示,在工厂烈士墓地为父亲立碑记念。

整整70年了,父亲啊,你知道吗?就在你离去后三个月,抗日战争终于取得了胜利。在这个胜利中,也有你不小的一份功劳呀!

 

       2015年7月于美国费城

 

文革中投水自尽的清华建筑系教师程应铨

 

  程应铨(?——1968),男,江西人。最早参加清华建筑系的人,负责城市规划,1957年因为提出保护古建筑,被认为是反对“党的城市建设路线”遂被定为右派.“文革”中,程应铨更被诬陷为"隐藏的特务"。1968年12月13日,程应铨换上访问莫斯科时所穿的崭新西装,跳入他无数次如鱼般游弋的游泳池,将自己和水一道冰封……

 

  个人生平及感情

  江西程氏清代出了好几位人物,有一位曾监造颐和园。程应铨秉承家学,在城市规划与建筑思想上极具艺术眼光,是中央大学建筑系的高才生。 1944年初应征去了缅甸前线,充当英语译员。二战结束,复员去昆明。

  应铨从南昌市第二中学到大学,一直是高材生,飒爽英姿,够得上“倜傥”二字,英文、画画、摄影、游泳、打网球,无一不精。

  历史学家程应镠把弟弟程应铨介绍给昆明天祥中学学生林洙[zhū ],让他在返上海的路上照顾林家。林洙父亲学建筑出身,与程应铨一聊如故,遂以女相许。这对年轻人后来终成眷属,可惜这对婚姻以不幸告终,给程应铨带来如许痛苦。

  抗战胜利后,清华大学从昆明迁返北平。梁思成、林徵因主持的中国营造社并入清华建筑系(当时称营建系)。程应铨的同班同学吴良镛应梁氏夫妇之请,去了清华。不久,吴去美国留学,他把在上海海关工程处工作的程应铨介绍入清华建筑系(一说是沈从文推荐的)。

  号称建筑系的四大金刚之一的程应铨担任规划教研组组长。在师友眼里,他极Gentleman(绅士),个性十足,一身才气,一身傲骨。对志同道合者,披肝沥胆;对不入眼者,不置一语。

  梁思成、林徵因都很赏识程应铨。程在城市规划与建筑思想上很有艺术眼光。许多年里,程是他们的得力助手。程应铨教书也很受学生欢迎。由于他业务好,还翻译过一些高水平的建筑学著作,填补了国内建筑艺术方面的某些空白,许多杂志纷纷转载。

  1956年6月,程应铨作为中国建筑师代表,随代表团访问了波兰等国,副团长是梁思成。程很欣赏波兰的古建筑,波兰人在二次大战后宁愿饿肚子,也要在废墟上恢复华沙古建筑的狂热,给程留下深刻的印象。他甚至想学习波兰文,深入研究波兰的建筑艺术。他才华横溢,抱负多多,满怀激情地想在城市规划上有所建树。

  可惜,他失之于太单纯。1957年鸣放,没有必要地卷入当时建筑界在城市规划上的争论。在系里的一次小组会上,他激昂慷慨为华揽洪、陈占祥被调出北京建筑设计院而抱不平,因而获罪划右。

  屋漏又逢连夜雨。程应铨政台上罹难,家庭又告破裂,妻子林洙在政治压力下与其离婚,并不许程见两个年幼的子女。不久,老师梁思成娶了他的妻子。

  程应铨对亲人说,林洙签字离婚时说,他只有两件事让她感觉良好,一是1956年作为中国建筑家代表团的成员出访波兰等东欧国家,林洙作为年轻建筑学家的妻子觉得风光无限;另一件是他翻译了不少好书,得到不少稿费。此两项皆直指名利。

  林洙告诉程应铨:两年之内摘去右派帽子,可以复婚。林洙嫁梁思成前,系里找程应铨谈话,问两人有无复婚可能,他刀截般分明:“不能。”他说:“我又不是太监,召之即来,挥之即去。”

  沈从文在给程应镠的信里,将林洙离开程应铨和再嫁梁思成统统归结为“本性上的脆弱”。“我们如真正开明,即不宜对之有任何过多的谴责和埋怨!”“脆弱”朝褒义上理解,则是“世俗女子的进取心”,退避和进取皆有着鲜明的现实指向;若朝贬义里理解,则是类似昆虫的一点趋光性,世俗光耀下的本能反应。

  文革前开政协会议,会后政协委员们可以优惠价买当时算是高档生活用品的高压锅。林巧稚调侃不登记的梁思成:“现在梁公的钱自己做不得主了,得回去请示新夫人。”沈从文说:“林洙就是爱钱。”她不能不爱钱,尚有一对儿女要抚育。再说,她本来就非林徽因那样高蹈于世的女子。

  应铨的侄女程怡曾在回忆文章中写道:“现在想来,我叔叔真是挺难的,自己孩子的母亲嫁给了自己的老师,大家都在同一个系里,抬头不见低头见……”

  有人说,"林洙当初,在英年男子那儿,她何其薄寒,施以冰季;而在垂暮老者那儿,她何其忠诚,报以春季。爱情,果然没有逻辑,没有道理可讲"。可是,英年男儿贫贱是真,垂暮老者泰斗是实.难说纷纭,君子已矣。

  程应铨因课大受学生欢迎,工资没变,照常教书。林洙担心他把孩子带坏,不许孩子来找他——他带偷跑来的孩子出去吃饭,让儿子陪自己喝啤酒。三年困难时期,他就把馒头切成片,放在暖气片上,孩子放了学就偷偷上爸爸宿舍拿馒头片吃,林洙知道,免不了一顿打……偶尔,程应铨也会失神,将友人之女喊成“小妹”,那是他女儿的乳名。

  寂寞的程应铨热衷于替亲友照相。冲洗好,再骑着自行车挨家送。沈从文全集里有些照片便出自他之手。生活无人料理,他自我解嘲:“可怜王老五,衣破无人补。”

  “文革”中,程应铨一度是逍遥派,教学生打网球,与友人在游泳池竞技。文革中作为重灾区的清华大学,迟群他们带着工宣队进校清理阶级队伍,每个老师都被叫去交待。没有心计的程应铨,一次用逆光拍了毛泽东的塑像,接着便被工宣队找去谈了话,说他在缅甸当过美国人的翻译官,是隐藏的特务。怕被揪斗的他在清华西门的干河沟里过夜。他非常注意仪表,很有范儿,不愿顶着校内理发店剃的“锅盖”,专程进城理发。如今却形如“丧家之犬”,将自己放倒在污垢的沟里,面对满天冷月残星,他想:头脚倒置时,停止呼吸才能中止羞辱。

  1968年12月12日下午,学习完散会,程应铨在过道里深情地望着吴良镛,欲言又止。吴没理解他的用意,未予搭理。第二天上午,高音喇叭就传出“程应铨畏罪自杀,罪该万死”、“打倒右派分子程应铨”的讨伐声。

  1968年12月13日,程应铨换上访问莫斯科时所穿的崭新西装,跳入他无数次如鱼般游弋的游泳池,将自己和水一道冰封……

  程应铨生前,班上有个女学生,高挑,漂亮,上海人。她不顾程老师的右派身份,也不考虑两人年龄上的差距,热恋着程应铨。系里从中横加干涉,毕业后故意把她分配到云贵高原。

  右派,右派是不允许有爱情的;程应铨看不到一丝光明,终于以一个善游泳者,葬身游泳池了。四十多岁,盛年早逝。哀哉,惜哉!应铨去世已38年,墓木已拱,还很少读到关于他的悼念文字。在这举世悼念为二战做出贡献者之际,谨以此文哀悼应铨,愿他的在天之灵安息!

 

后话

  2004年,林徽因女士诞辰100周年,前些日子,林洙的回忆作品《梁思成、林徽因和我》出版,吸引了众多读者的目光,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梁思成和林徽因夫妇是旧式文人知识分子的典范,而林洙作为梁思成的后一位夫人,也足以成为他们生活中最重要的见证人。不过当时的人物不少现在还健在,而每个人回忆的角度也总是不同的,不久前康劲曾经撰文评论林洙对前夫程应铨的描写有些怠慢(见康劲的<何苦怠慢程应铨——对《梁思成、林徽因与我》一书的补正>一文),而《书城》杂志刊出程怡的文章《父亲、叔叔和那个时代的人》,更是直接批评了林洙的回忆,作者程怡就是程应铨的侄女。1957年程应铨因为坚持林徽因对古建筑的意见被划为右派,此后林洙与他离婚。对此林洙的书中也有描述,而据程怡说程应铨与林洙离婚之后,连自己的两个孩子都很难见到,这样的情节看起来不免令人心酸。1968年,程应铨不堪“文革”之辱,投湖自尽。程怡认为林洙在回忆她与梁思成的爱情时再次让她的叔叔受辱,故而会写下这篇文字。

  用程怡的话说,她父亲程应铨与文坛众多人物交好,程怡回忆了沈从文与她父亲的交往,以及两人一起去拜会巴金的往事,出现在她文中的还有王辛笛、许杰、周游等老知识分子。回忆沈从文的时候,程怡提到一个细节:沈从文带着小程怡一起去看望巴金,在巴金家里,两个人“坐在楼下走廊里聊天,完全不像是历尽劫难的文人在一起诉苦,而是彼此间莫逆于心的亲切”,程怡对此感到惊奇,而她的父亲程应对此的评价则是:“君子不忧不惧。”

 

徐文立、齐家贞等:由李国鼎故居对外开放想起的

 

推手

 

网文

推手:不是「沒有」,是「不要」  

李國鼎故居日前對外開放,看過的人都驚訝於他居家之簡樸,餐廳椅子壞了,用塑膠繩修補起來。報紙這樣標題:「台灣經濟推手,節儉令人動容。」  

李國鼎主持國家經濟、財政、金融數十年,只要使個眼色,不要說「海角七億」,就是七十億「流行」這些,多數公務員只專心建設國家,服務人民,讓台灣百姓有錢,過好日子,自己坐在破椅子上,心安理得。  

今天,有人嘲笑中華民國是個「流亡政府」。當這個政府「流亡」到台灣時,風雨飄搖,靠著前方將士浴血抗敵,後方朝野埋頭苦幹,才力阻共軍跨海東來。否則,台灣同胞早被「人民專政」了,早被「紅衛兵」抄家了,早被下放到北大荒「勞改」了,早嘗過「一窮二白」的滋味了,哪裡還有今天說風涼話的機會?保障了那些說風涼話自由的人,李國鼎貢獻最早、最多,所以稱他「推手」。  

「推手」不會後無來者,李國鼎之前有尹仲容、嚴家淦,之後有孫運璿、趙耀東,江山代有才人出,就看我們要不要。  

蔣經國把在越南開紡織廠的趙耀東找回來,辦中國史無前例的大鋼廠,如果不是的確「知人」,這是冒很大風險的。   

趙耀東自認辦鋼廠不在行,但他的好友陳世昌在行。趙耀東請他出來「共襄盛舉」,他不答應。「你不答應我就跪下。」趙耀東真的跪下了。「我跪下婉謝可以吧?」陳世昌也跪下了。兩位花甲「老人」對跪十五分鐘,陳世昌終於「屈服」。   

蔣經國不拘一格用人,可以替他擔心;趙耀東以偌大年紀「作小兒女狀」,可以笑他;但他們心裡存著天下蒼生,一心想把事情做好。  

國民黨在台灣創造了「經濟奇蹟」,有人說它是為了保衛政權。話也許不錯,天下沒有不保衛政權的政黨。陳水扁不想連任嗎?不想民進黨長期執政嗎?但他卻任命宗才怡做經濟部長。這透露著什麼?以國事為兒戲也!「國事」是誰的事?百姓的禍福也!   

不管你歡喜不歡喜,台灣的經濟與大陸依存關係極深。說得淺白一點,透過大陸,才能走向世界。政府與大陸談ECFA,旨在促成大陸對台灣關鍵產業降低關稅,保障台商在大陸的投資,保護台商的智慧財產權,這是台灣企業翹首以盼之事,但民進黨要以「公投」阻撓,「公投」不成就要發動群眾上街。今天,若台灣的「經濟推手」李國鼎等人站在立法院,會受某些委員怎樣的羞辱?走到街頭反ECFA的遊行群眾中,會不會被推倒在地?  

李國鼎那一輩人,從不把「愛台灣」掛在嘴角上,但他們為台灣付出了嘔心瀝血的愛。  

台灣往哪裡走?不會由國民黨決定,也不會由民進黨決定,要由老百姓決定。他們必須有能力鑑別一個真正「愛台灣」的政黨和政府,又有能力監督那個政黨和政府實踐「愛台灣」的諾言。他們選擇什麼,後果自己負責。   

對於兩岸的未來,大陸說「寄希望於台灣人民」,那也許是太久遠的事;當下我們生於斯長於斯,我們可以說:台灣的未來,寄希望於台灣人民。

 

 

齊家貞致徐文立:

文立,這篇文章是你寫的嗎?我感動得流淚。

我父親齊尊周就是李國鼎這樣的人。46年從美國回來後,他在南京公共汽車管理公司當總經理,絞盡腦汁為每個工人安排了住宿,自己打帆布床睡在辦公室裡,晚上鋪開早上收折。他星期六晚上坐火車回上海看我們,星期天晚上坐火車星期一一早上到南京上班。

37歲,他堅拒去香港新加坡做生意,堅拒去台灣升官,這麼年輕哪裡都不去,堅留大陸奉獻自己的一腔熱血一技之長。坐牢23年,一家人與他一起受盡屈辱,直到72歲他去美國“第二次出國打天下”——終於把與他一起坐牢的女兒齊家貞弄到了澳洲。

要是李國鼎也像齊尊周那麼傻,張開雙臂迎接“解放”,“解放區的天是明朗的天”,他會與父親一樣,不僅僅是歷史反革命、現行反革命,還是大老虎大貪污分子!“椅子破了用塑膠繩修補”,那是自己編造的天方夜譚,是反動派反革命美化自己的拙劣技巧!

不一而足。

心難平。

謝謝文立。

家貞

 

 

徐文立致齊家貞

家貞姊妹:

那美文不是我寫的。

但是那就是我們的父輩。我的父親在抗戰開始時就帶著自己的學生在江西投筆從戎,之後他作為戰地醫院院長,八年抗日沒有一天去過大後方,日夜堅守在第一線。

你的名著,我們也拜讀得感動流淚。

今日看到一位朋友的短文,也是感動不已,現在也轉你分享:

 

一個意外悲慟的驚視  

為了避暑,躲到地下室取涼,坐在堆積如山的書堆中,本想能在沁涼舒適的安靜裡,親近 天父,貼近祂的身邊,享受那份與祂獨處甜美的安息。

在優美的旋律裡,不知不覺的過了近兩個多小時,坐得累了,起身無意瞥見一堆舊報紙-蔣公去世的新聞。

我一張一張的翻閱,淚水不自禁的流下,把那一段記憶裡黯然喪痛的悲傷、無助、無奈、絕望、悲慟的情緒如掘堤般的傾湧而出。

我們委屈了他——

​​

一位中華民族偉大的領袖。我們對不起他。啊!國民黨!中華民國!有何顏面在黃泉的那一岸見他?

 

叶企孙,被历史淹没,但丝毫不影响他的伟大

/柴静

 

他是中国物理之父,战乱烽火时代,在满地焦土上栽下桃李,却在明朗的天空下乞讨流浪病死。

 

【一】

 

回来的飞机上看书,看到这张照片的时候,我愣了一会儿,我不认识这个人,只是觉得很少见到这样恬静沉毅的脸,真好看。

看完才知道,我们这些知道李政道、钱学森、钱三强、王淦昌……的人,原本都应该知道他-----他是他们的老师。

李政道大二的时候,是他破格选送去美国,当时李政道才19岁,穿着短裤去办护照,办公的人员都不相信“怎么会是个儿童?”李政道后来说“他决定了我的命运”。

华罗庚是初中生,是他让在清华算学系任职,又送去英国深造,华罗庚说“我一生得他爱护无尽”。

那是战乱烽火时代,但后来的重要科学发展所依仗的这些人,是他在那时满地焦土上栽下的桃李。

——可是我为什么不知道他?



【二】



深夜里我一点点找他的资料。

他生在上海,父亲是旧式文人,让他从小读经史子集。

他幼年已经以君子“慎独”之道要求自己,修身自省,对跟朋友之间“因小故而致割席”之事也写在笔下:“一时之忿,至今思之,犹有隐痛。”

他讷于言,但一生都保持温润如玉的君子之风。

1915年,他在清华上学的时候,成立清华校史上的第一个学生团体——科学会。

每两周一次科学报告会,轮流作。“范围极广,如天演演说、苹果选种、煤,无线电报之设备、测绘法、力、废物利用,等等”

他当时不过十七岁,拟订的会员守则是:

(一)不谈宗教,

(二)不谈政治,

(三)宗旨忌远,

(四)议论忌高,

(五)切实求学,

(六)切实做事。

那种青翠的朝气里,满满的是中国大学的刚刚起步的生机。



【三】

 

1918,他留学美国,后来在哈佛读博士,导师是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布里奇曼。他的第一个研究课题,是用X射线短波极限法精确测定基本作用量子h值。

实验结果,在美国《科学院院报》和《光学学会学报上》发表,很快被国际科学界公认为当时最精确的h值。这一数值被国际物理学界沿用达16年之久。

这一年他23岁。

 

【四】



他27岁回国清华执教,很清楚自己要面对的是什么。

他的学生回忆:“第一届学物理的有4个人,第二届只有两个人,第三届只有一个人。从一年级到二年级,到三年级,都是他一个人教的,所有的课都是他一个人开。不是他想一个人单枪匹马.是他想请人家来,人家不来,也请不到。”

他已不求收获,只问耕耘。

他执教之严也是出名的,他的课给李政道的分数只是83分。他允许这学生不听自己的课,“因为你看的参考书比我的更高明”,但是“你的实验做的不认真,要扣去25分”。

他去世后多年,亲人发现他一直留着当年的那三张答卷,写在泛黄的昆明土纸上。

 

【五】

 

看史料的时候,会有一种感慨——在动荡不安的中国大地上,只要给他们一点点空间,中国知识分子能在石缝里栽种下什么?

他是清华物理系主任,这对他自己来说其实是一种牺牲,相当于要放弃了自己的专业研究来作行政的工作。因为他把聘任第一流学者到清华任教列为头等大事。

从1926年到1937年,他先后为物理系和理学院聘来了熊庆来、吴有训、萨本栋、张子高、黄子卿、周培源、赵忠尧、任之恭等一批学者。

吴有训还只不过是刚到校的普通教师,资历年纪都不如他,他把吴有训的工资定得比自己还高,1934年,他引荐吴有训接替自己的物理系主任一职。四年后,他力主吴有训接替自己的理学院院长一职,那时他正当盛年。

冯秉铨毕业的时候,他对他们说:“我教书不好,对不住你们。可是有一点对得住你们的就是,我请来教你们的先生个个都比我强。”

他不光要栽种,他还要育土。

他在1929年又组建了清华理学院,其中包括算学、物理、化学、生物、心理、地学6系。

他说凡是出人才的地方,必然是科学文化最盛行、科学土壤最肥沃、科学气氛最浓厚之地。比如欧洲的哥廷根、慕尼黑和美国的芝加哥等。

中国科学研究停滞数千年,第一次有了这滚热得烫手的雄心:"除造就科学致用人才外,尚谋树立一研究科学之中心,以求中国之学术独立。"

 

【六】

 

那点嫩芽,是硬生生从石头底下顶上来的。

清华的校史有纪录“早年的清华隶属北洋政府,实行的是校长个人专权,校长多为官员政客,既无多少学问,更不懂管理,且校长更替十分频繁,严重影响了教育教学工作的正常进行。”

1927年,清华成立教授会和评议会。教授会由各科系教授组成,教授会成员投票选举各科系主任。评议会由评议员组成,评议员由各科系推举的教授担任。

第二年,他当选评议员,当时他不满30岁。这个改革,就来自“少壮派”的推动。

日后清华校史的研究者说“教授治校,说白了就是拒绝外行人进入学校管理层,把不懂科学、不闻学术、不谙教育的人扫地出门,它防止了旧制度下官僚体系对大学教育的侵蚀和破坏,同时把学校的行政权作分散化处理,形成相互制衡的机制,在保障高等院校的民主办学、民主管理,保证学校的独立、学者和学生的思想自由,以及激发创造力方面,发挥了不可磨灭的作用。”

从1929年至1931年的两年间,清华没有官方委任的校长,纯粹由教授会代表全体教授治校。

当时教授会的宣言是:"清华并非行政机关,学校完全可以超出政潮,独立进行。”

钱学森是他的学生,了解了这段历史,就会知道,钱学森去世前的遗问,不光指向未来,也是一次拼力的回头一望。

 

【七】

 

他终身未娶,唯与学生亲厚,当中有一人叫熊大缜,是他人生里最深的一段感情。

网上可以找到熊当时的照片,生气勃勃,可以跃纸而出。他们在那几年里几乎相依为命。

1938年,熊突然对他说要去冀中抗日。

他明知这学生在河北没有依靠相熟的人,又没有政治经验,但是国难当头,他只能送他去,熊走后,他曾“约有十余天,神思郁郁,心绪茫然,每日只能静坐室中,读些英文小说,自求镇定下来。”

他唯一能安慰的一点,是他能够帮着自己的学生在后方搜购一些雷管、炸药等军用物资。

看这书时,我才知道,曾经炸碎日军机车车头的TNT药性地雷,是来自熊所在的“技术研究社”的制造,而不是我们小时看的电影《地雷战》中由农民土法制成。

1939年,国共关系恶化,熊大缜被疑心是国民党特务,秘密逮捕,在没有调查核实、没有经过法定程序的情况下,在押送途中被用石块砸死。

从平津来冀中参加抗日的知识分子将近百人受到株连。在这之后,因为没有科技力量自制弹药,冀中的战士在一段时期内只能拿着空枪,把秸秆塞在子弹袋里作战。

1947年6月23日,他的日记里写:“今日是旧历端午节。每逢端午,吾想到大缜。九年前的端午,他从内地回到天津,那是一个surprise。谁知道以后的事多么可悲。近几天在读《白石道人歌曲》,看到他的‘五日凄凉心事’句,更增悲痛。”

 

【八】

 

建国后他仍然当过一段清华的一把手,一直到1951年。

1968,他已经七十岁,因为熊大缜的事,涉嫌“国民党C.C特务团”被捕。

他在狱中一年半。

看过提审纪录的黄延复说,他所有的话,其实只有一句”我是科学家,我是老实的,我不说假话”。

之后他由红卫兵组织隔离审查。

他出现幻听,认为有电台在监视他,“一举一动都有反映,他喝一口茶,电台就说他喝茶不对,他走出门,电台就叫他马上回去”。

他的侄子看着他,“甚觉悲哀”,说“你是学物理的,你知道电波透不过墙,根本没有这种事,是幻觉”。

他说“有,是你耳朵聋,听不见”。

之后他再次入狱,出来的时候,已身患重病,小便失禁,双腿肿胀难以站立,整个身子弓成九十度。

 

【九】

 

当时的中关村一带,有不少人都看过他,他穿着一双帮裂头缺的破棉鞋,有时到一家小摊上,向摊主伸手索要一两个小苹果,边走边嚼。

如果遇到学生模样的人,他伸手说“你有钱给我几个”。所求不过三五元而已。

后来他已经渐渐恢复一些神智。有一次钱三强在中关村的马路上碰到他,“一看到老师呢,就马上跑上去跟先生打招呼,表示关怀,先生一看到他来了,马上就说,你赶快离开我,赶快躲开,以后你见到我,再也不要理我了,躲我远远的。”

钱三强当时是二机部的副部长,负责原子弹工程。

他的学生深知他的用意“他知道这么重要的工作,最忌讳同那些政治上有问题的人来往的,他生怕钱三强因此遭到一些不幸”。

【十】

 

两年后,在北大做教师的张之翔骑着自行车,在校外的一所公寓中找到了他。

张之翔说:“他已经不认识我了,我说我是张之翔阿,他说哦哦,坐坐。他坐在藤椅上,就给我看,这个腿,两个腿肿得很厉害,走不了路。他也没有牢骚,很平静的。可是人已经不像个人形了。我也没有多少好说的,我说先生多多保重,我就,我就……”

他泪流满面:“……我就离开了,以后再也没有看到他。”

他的侄子说他从没对任何人讲过自己的悲惨,“他的看法好像是世界上和历史上冤枉的事情很多,没有必要感叹自己的人生”。

他只是经常坐在一张旧藤椅上,读点古典诗词或历史书打发时光。

1977年1月13日,他去世。在生命的尽头,钱临照去看他时,他取出《宋书》来,翻到范晔写的((狱中与甥侄书》中的一段:“吾狂衅覆灭,岂复可言,汝等皆当以罪人弃之,然平生行已在怀,犹应可寻,至于能不,意中所解,汝等或不悉知。”

 

【十一】

 

我反复念他这几句话“吾狂衅覆灭,岂复可言,汝等皆当以罪人弃之……”

一直到八十年代,已经平反之后,清华想要为他塑像之时,仍有人说“你们要为这个人造像,我就尿它”。

“然平生行已在怀,犹应可寻……”

1929年,他在一篇叫《中国科学界之过去、现在和将来》的文章里说“有人怀疑中国民族不适宜研究科学,我觉得这些论调都没有根据。中国在最近期内方明白研究科学的重要,我们还没有经过长时期的试验,还不能说我们缺少研究科学的能力。惟有希望大家共同努力去学做研究,五十年后再下断语。诸君要知道,没有自然科学的民族,决不能在现代立脚得住。”

八十年过去了,他在空白处栽种的一切,让我这样的后代得以生活在一个浓荫蔽头的世界上,而我却今天才知道叶企孙先生的存在。

“至于能不,意中所解,汝等或不悉知……”

这张照片上,他是如此坦白温和地看着我,不求理解,不加责问,但这样的疑问,却从此重重放在了人的心头。

 

叶企孙:1898716日(戊戌年)-1977113日(丁巳年

不屈不挠竞选县、省人大代表的姚立法

 

姚立法自1987年至今,于1987、1990、1993、1998、2003、2006和2011年,参与了七次县级人大代表的竞选;于1999年参与了县级人大常委会委员的竞选;于2002年参与了省级人大代表的竞选。

1987——1998年,姚立法每次都由十位以上的选民联名推荐、成为了初步候选人,但因当局非法确定正式候选人而“榜”(选票)上无名。

1987——1998年,姚立法在当局公布正式候选人后,并没有放弃竞选。

1987——1998 年,姚立法四次在选票上另选他人栏的得票一次比一次多;次次都是另选他人中得票第一名。

1998年11月28日,姚立法在另选他人栏得票1706张,超过正式候选人三人中的两人,当选为潜江市(县级)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1999年姚立法竞选潜江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职务时,是另选他人中得票第一名。

2002年姚立法竞选湖北省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职务时,遭到当局全面封杀,但仍然得另选他人票几十张。

2003年,姚立法在潜江市动员了四十一位公民站出来参与竞选,这在中国百年来争取宪政史上,是史无前例的……

2003年后的三次竞选,姚立法遭遇当局一次比一次厉害的打压……

2003年,姚立法在其非参与竞选的选区(园林办事处处直综合选区)获得另选他人票近千张。

2006年,姚立法在其非参与竞选的选区(离城区近50公里的张金镇文卫选区)获得另选他人票数百张。

2011年,姚立法失去了自由;其妻协助他参与了竞选。选举日,姚被当局多人用“囚车”押送到会场(潜江中学学生食堂),会场内安排有便衣等数十人控制姚及监视其支持者……

2015年7月5日

妻子眼中的李和平律师

我的丈夫李和平 之一

 

----李和平妻子 和平个头不高,才164cm.因为太辛苦 十年前头发就白了一半。一直染发,最近半年不再染了,戏谑说真相从"头"开始。

 

和平在我看来,是个思想型的人。因为他话不多,大多数时间在阅读,在思考。

我印象最深的是十多年前,他接了河南林州的一起杀人案的辩护。他急需要最高院的一个司法解释的册子,但是那时网路不发达,而第二天一早就要去林州。当时已经是晚上十一点了,和平打电话给法律书店的老板,説服那位老板去开了书店的门。

和平的敬业,执着,不怕麻烦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每次提到他这件事我都佩服的不得了。常对儿子讲,你老爸就是因为坚持,认真,所以能做好。很多次,有小区的邻居知道他是律师 ,上门咨询 。如果不赶巧我家开饭晚,他也是撂下饭碗就跟人谈。越是保安啊,收破烂的,他相待越是客气。十年前,他所里去了一个老人家,因为承包的山林被强占了,来北京求助律师,找到他们所。老人家很可怜,睡桥洞。和平在咨询完后 自己掏了1000块钱给老人家。律所的同事开玩笑,说20岁干这事不稀奇,30多岁干这事太奇怪了。其实我觉得和平做这事一点都不奇怪。

他出身极其贫寒,见到弱小的都心软的不行。特别有了女儿之后,看到虐童的报道,心里难过的要命。他若为了钱,巴结法官,打经济官司即可,何苦做这又危险又钱少的刑事诉讼!!!

他的微博签名:过去是个愤青,现在是个法律人了!我深有体会。他常说的一句话,照法律做就是了, 不怕! 这十年来,我跟他闹过 ,吵过包括打过,请他不要再做这危险的行业了,因为十年来他被监视就没有停止过,包括警察日夜守在门口,包括被绑架毒打,被威胁,被限制出境.

我只能说,他虽然45岁了,还是很单纯,单纯的相信法律,单纯的寻求程序的合法带来公民权利的保障。

 

孙大午:面对恐怖你能怎样

 

作者孙大午系河北大午农牧集团有限公司监事长

原载: mishuchu035


2003年5月27日,我接到徐水县一个政协副主席的电话说,新来的县委书记请我去鸿雁大酒店吃午饭,到了酒店后我就被便衣警察抓起来了,也许这算不上恐怖;
当公司把这个信息报告给在400公里以外的邯郸考察的我弟弟二午和副总刘平,当他们终止考察赶快回来的时候,在高速路口被抓捕,这也不算恐怖;
当我的三弟孙志华知道两个哥哥都被抓起来,去公安局打听情况的时候,也被抓起来了,这还不算恐怖;
那么接下来几十辆警车(包括政府部门办公车),上百名警察、政府人员封锁了大午集团,抓了企业二十几个人,拉走了微机,撬开了保险柜,这算不算恐怖?
还有比这更恐怖的是,我的妻子被追捕,为了逃生,被朋友装到汽车的后备箱里;
当警察要带走我长子孙萌的时候,我八十多的老母亲站在警车前说:“我的三个儿子都抓被起来了,孙子得给我留下一个吧?要不你们就从我身上压过去。”
我就想,孙大午一个人犯罪,为什么要抓这么多人?为什么要把这个气氛渲染得如此恐怖?他们要达到什么效果?是想要摧毁人的意志吗?由此我联想到满清入关、日本鬼子入侵中国,在军队投降城池被攻下的情况下,为什么还要屠杀手无寸铁的老百姓?他们要摧毁的是人的反抗意志,让人们恐怖而畏缩,像蝼蚁一样屈辱地活着。

前两天看到了杨金柱律师慷慨赴京的消息(我不认识杨金柱律师),他千里赴京,为周世峰律师辩护。说如果因此被捕,会绝食而死,表现出慷慨就义的情怀。
而有些曾经很勇敢的律师、学者却不再发声,江平、茅于轼老先生说话了,但表示他们的心中有一种恐惧感,很绝望的感觉。
我也有这种感觉,之所以恐惧是因为害怕,是因为自知无罪但是必须要承担责任被有罪。莫名其妙的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被罚,用什么方式处罚,处罚到什么程度,这些都是未知的,恐惧来源于未知!
因为在短短的几天内,突然之间抓捕、约谈、警告了一百多名律师,给全社会造成了恐怖的氛围。即使个别律师有问题,也不能几十、上百地抓捕,而且被抓的这些律师大都是为弱势群体说话,或是为敏感事件出来发声的人。
2003年事件,大午集团受惠于当时的律师救助,有三位敬业的律师为我们辩护。当我们突然面临灭顶之灾,干部员工在那种恐怖氛围中,之所以还能坚守下去,就是因为还可以求助律师,还有精神支柱。
如果当时我们求助公安局,去一个抓一个;求助检察院,连我妻子也被追捕;求助法院吗?他们要从重从快从严判处!如果没有律师的帮助,我不知道还有没有今天的大午集团。大午集团有没有犯罪?历史会有公论,事实在那里摆着。不管怎么说,当时这也是敏感事件,由于当时律师的帮助,社会的声援,大午集团度过了难关,又走到了今天,现在已经是一个3000多人的企业。假如说我们被判了实刑,几年出不来,企业垮了,对这个社会有什么好处?
我又想到杨佳、胡文海他们的暴力行为,如果有律师的申诉渠道,抗争渠道,会不会缓解一些?或者说,这些类似的暴力犯罪,会不会少一些?
如果我们消灭了这些不同的声音和这些维权的律师,以后没有敏感事件,全社会都沉默起来,是不是万马齐喑的时代来临了?是不是暴力犯罪会上升为暴力革命?共产党的革命史不就是从暴力犯罪走向暴力革命再走向成功的吗?
我是搞企业的,我不愿意看到暴力犯罪演变成暴力革命,我愿意社会稳定,能够依法有序的解决问题。
2001年胡文海在法庭最后陈述中说到:“我希望自己成为一个正直善良的人,为此,我不断的去努力去实现自己的理想,然而,近年来,历任村干部贪污行贿,欺压百姓,村里的小煤矿等企业上交的400余万元被他们瓜分,我多次和村民向有关部门检举反映都石沉大海,公安、纪检、检察、省市区的官老爷们给尽了我们冷漠与白眼……可是,我们到那里去说理呢?谁又为我们做主呢?
我去公安机关报案,那些只挣着工资的人民公务员开着30多万元的小车耀武扬威,根本顾不上办案,甚至和村干部相互勾结欺压老百姓…….我只能以暴易暴,我不后悔!”这些话至今仍振聋发聩!
贪官污吏,有特权的人们不会相信法律,也不会在乎律师是否存在。因为他们生是组织的人,死是组织的鬼。而平民百姓却愿意这个社会有序,有规矩。不管是经济纠纷、离婚案件,还是涉及到刑事侵害,以前或许都会去找关系、找后台,而现在人们大都首先想到的是求助律师。这是社会的进步,平民的觉醒啊!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律师成了高风险职业,我的三位律师朱久虎、许志勇和张星水,其中朱久虎、许志永都曾经被捕,朱久虎已经出来了,许志永还在监狱里,张星水信了佛教。
现在看到杨金柱律师赴京的这段声明,确实担心他身陷囹圄,所以我想发个声明:我不会赞助杨金柱,但是我会赞助下一位给杨金柱辩护的律师,如果将来谁给他辩护,我会赞助十万元,表示我一点态度。
律师这种前赴后继的壮举让人揪心,让人绝望,也会让人们发出求救声,毕竟社会还有良知的体现。但是面对恐怖的时候,咱们这些平民百姓又能怎样?惊惧地睁开眼睛,冒叫一声,这不仅是动物的本能,也是现代人残存的良知,更是人类追求生存的底线——免除恐惧的自由!
2003年事件人们就猜测我是因言获罪,我希望我说出的这些心里话,不要再给我带来麻烦,也不要再给大午集团带来麻烦。如果因为我说了以上的话一定要惩罚,就惩罚我一个人好了,处罚我个人不算恐怖!

 

有道云笔记:有关胡石根老师的二三事

 

2004年赵昕先生的文章,回忆当时还在狱中的胡石根老师(他曾是北京语言大学的讲师)

1991年底的一个深夜两点左右,我和老胡办完事后,跟着他回北京语言学院家去取给朋友的文件。不料老胡用钥匙开不开门,他太太把门反锁了。胡石根又敲又喊,师母还是怎么都不给开门。没有办法,老胡只好到后窗,把窗玻璃打碎一个角,伸手进去开了窗,从窗子跳进书桌上,准备给我拿文件——就在这时,胡太太突然冲到桌前,用一把剪刀歇斯底里地冲着胡石根边捅边叫,黑暗中恐怖之极。后来老胡又从窗口退了出来,我就着路灯一看,吓了一大跳:只见胡石根浑身是血,双手、胳膊、头部都血淋淋的,悲惨万状。我悲愤颤抖地搀扶着他,急忙骑自行车把他送到北医三院急诊,一检查,胡石根身上被剪刀捅了整整十一刀之多。一路上,我刚开口埋怨胡太太,他就狠狠的打断我的话,述说他们夫妻的感情原来多好,胡师母又是怎样苦苦地劝他为了孩子,好好做学问好好过日子,并不断地重复说:“不怪她,她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呀!是我对不起她,是我对不起孩子!君君才三岁呀!君君才三岁呀!” ——那一路上,四处流淌着老胡的血和泪;那一天晚上,也流不尽老胡、师母、君君和我心头的血泪,痛啊…… 第二天一醒来,他浑身缠着白纱布,又开始践行他“坐等自由不如起而行动”的观念了。甚至,很过分地,都没有花时间去抚慰师母和君君泣血的心。

 

 这12年来,老胡在监狱里受尽了磨难,才50岁的人,已经鬓发全白,步履蹒跚了。他两眼昏花到看不清台阶的程度,两腿都曾经摔骨折过。难友们先后从监狱里出来,一讲起他的情况,都是心头疼痛,无可奈何,嘘嘘不已。 尽管师母去年已经选择了离婚,老胡为此极为伤心,但是正如春林说的:“我们无法谴责胡石根家人的离开,因为她没有错——一个女人,一个母亲,想过一个平安的生活有什么错?”更何况,尽管师母不同意胡石根先生投身于中国民主化的事业,尽管她采取了许多极端的处理方法,但是这12年来,她没有得到也拒绝任何人帮助:一个人既要上班,又要把女儿独自抚养长大,既要瞻养她那可敬的喜欢支持胡石根的老母亲,又要每年去探望胡石根几次。

 

她一个善良而脆弱的女人,单薄的肩头上挑起了如此沉重的包袱,挑起了这个犬儒世代的冷酷和罪恶,挑起了现实社会的冷漠自私和无情无义,挑起了各种政府、组织和媒体的功利实用和浅薄追星,已经不止是坚强可敬,甚或是大爱伟岸了!更何况,据胡石根善良的大姐讲,她是为了孩子君君才离婚的。 该拷问的,是外表道貌岸然、内心冰冷苦毒的你我他!是合谋制造这种精神酷刑、人间惨剧的形形色色的丑恶力量!!是一起造成这个信仰缺失、道德沦丧、弱肉强食、犬儒主义盛行的世代的每个人!!!

 

胡石根先生曾经对我讲过:“中国不需要什么英雄主义!中国需要的,是每个中国公民都拿出点良知和勇气来,拿出点公民精神和公民责任感来,都能够“从我做起”积极行动起来,那么,我们的国家必定大有希望,我们的民族必定大有可为!” 主耶稣并不想当救世主,他苦苦地向上帝哭泣,是我们这些罪人用自己的罪恶,一起牢牢地把他钉在了十字架上,于是他献身成全了天父的旨意,成了救世主! 

 

胡石根并不想当英雄,十二年半来,胡适根作为一个默默无闻的良心犯,默默抗争默默受难。他没有家人为他呼吁奔走,派系纷杂的民运明星民运领袖们为他“提名”的几率少而又少,什么人权民主“大奖”也几乎轮不到他,保外救医出国留洋更是痴人梦想!甚至难友们七拼八凑给他送去的几千元钱,营养极其匮乏的他也舍不得花,要省下来给他最心爱的已经十六岁的女儿——君君,以后上大学使用。而这个他天天魂牵梦系的女儿啊,整整十二年半了,他仅仅今年才见得到一面!!!他一天也不想在牢里呆了,他不想当什么英雄,他要活着,他要治病,他要尽他做人子人父的责任,到江西老家祭奠1999年死去而未能见上最后一面的老母亲,要挣钱供养自己至爱的孩子上学!

 

他现在监狱里已经身心衰竭,百病缠身了,能不能活着出来也只有天知道! 面对这样一个默默践行公民良知的中国公民胡石根,面对这样一个惨遭迫害悲苦万分的炼狱义人胡石根,面对这样一个无人关心无人救助的重情重义胡石根,面对这个被强权和我们一起有意无意地合谋推上“英雄的祭坛”上的胡石根,难道我良知未泯的兄弟姐妹们呀,非得等到他冤死在黑牢里,我们才能有所行动,才能像去膜拜林昭一样,去祭奠伟大的北大伟大的中华民族,又诞生了一个无辜牺牲的英雄和良心犯?!

 

胡石根简历: 生于一九五四年十一月十四日 62年―――66年,南昌市石头街小学 67年―――70年,南昌市十一中学,后转入江西恒湖共大 71年―――79年,进入江西汽车制造厂工作 79年―――82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 79年―――82年,北大研究生 86年―――89年,北京语言学院讲师 92年―――现在,在北京市第二监狱教育科服刑。因对当局某年535屠杀强烈不满,于1992年5月被捕,遭当局扣以组织反革命集团罪和反革命宣传罪,判处有期徒刑20年。

 

民国人物:刘一,民国第一女公务员

 

  据《沔城志》记载,李淑卿,原名淑贞,字文华,别号征清子。光绪十八年(1892年)出生于沔城下关街龙家湾(今湖北省仙桃市境内)。她祖籍广东,父亲在湖北做过小官,死于战乱。父亲死后,她跟着母亲靠做针线活儿勉强度日。

  在革命元老居正的《梅川日记》中,刘一前半生的经历如潘金莲般纵荡,又如窦娥般委屈。

据居正介绍,刘一从小聪明美丽并擅长交际,与沔阳新学堂的书生们多有来往,并深受他们喜爱。

  刘一小时候曾被许配给一个姓丁的回族商贩,成婚之后丁某很快死去。丁某的家属控告刘一谋杀亲夫。刘一在包括沔阳知县的儿子在内的书生学子,以及沔阳劝学所长的多方营救下,被免于死刑。知县判决时,以24元的价钱把她这个“犯妇”当堂发配给王姓富商为妾。王姓富商对刘一宠爱让正房太太妒忌。正房太太在豆汁中下毒,豆汁却被富商喝下。刘一发现情况不妙,便带着母亲逃往汉口。

危难之中遇到一名曾经相识的沔阳学子。他把母女二人带到武昌,召集同乡、同学慷慨解囊,资助刘一进入女子学堂读书。这些同乡中有正在秘密策划武装起义的共进会会员杨玉如、杨舒武。在和他们的接触中,刘一开始接受革命思想,也是通过他们,刘一认识了时任共进会会长的刘公。在嫁给刘公当如夫人后,她改名刘一。

  刘公原名炳标,又名湘,字仲文,1881年出生于湖北襄阳的富豪之家,父亲刘子敬是前清武举,人称“刘百万”。四叔刘子麟官至清朝度支部郎中,也就是掌管全国食盐专卖的财政部主管。1902年,刘公东渡日本求学,积极参加革命,多次投入巨款。后来,他加入了中国同盟会的外围组织共进会,被推举为第三任会长。1910年,刘公回国治疗肺病。当时革命经费非常紧张,革命党人变卖自家房契、田产,到处拉捐助,甚至不惜盗、抢、骗。共进会会员焦达峰听说广济县一庙里有金佛,前去“踩点”,最后出动6个人盗窃金佛,可惜在路上遇到捕快,只好弃于田中。湖南同志邹永成来武汉,说他婶母住在武昌,“多金银首饰,如能以术取之,当为革命之用”。大家一听都说好,便找个军医配了迷药,由邹永成购好酒,把药倒入其中,谎称将远行,特来与婶母话别。两人在内喝酒,孙武、邓玉麟在门外等候,过了很久,邹婶还言笑自若。邹永成出来对两人说:“药不灵。”偷鸡不成蚀把米,白浪费一瓶好酒。心有不甘的邹永成,最后竟将婶母的幼子骗至汉口,要婶母赎回,终于勒索到800元。在这种形势下,家境殷实的刘公,无疑成了共进会同仁眼中的一个大财神。

  这年正赶上清廷降旨要大考留学生,中试者将赐予不同官衔。刘公的父亲刘子敬希望刘公能进京应试获得功名。刘公请求刚从美国留学归来、时任湖北高等商务学堂教务长和藩署财政顾问的表兄陶德琨出面,谎称有日本驻华武官帮刘公疏通关系,急需8000两银子捐一实缺道台。陶德琨对刘子敬说:“要发大财必先做大官,做了大官不难发大财。”刘子敬考虑再三,表示哪怕捐两万两银子得到一个道台官职,也在所不惜。四叔刘子麟也表示支持,并率先出了5000两银子。而另一边,刘公的姨表兄潘善伯受共进会委托,前来接应得到巨款的刘公返回武汉。刘公的弟弟刘同,很快也带着后续的3000两银子来到武汉。

  为了把这笔巨款,孙武、杨玉如等人把19岁的刘一介绍给了30岁的刘公,两人开始同居。杨玉如要刘一劝说刘公尽快把钱捐出,刘公有点不太情愿地表示,这笔钱可是从父亲那里欺骗得来的呀。但他还是将所有银票当众点清,交给孙武,之后,他被革命党人预定为起义成功后的第一任军政府都督。

  1911年10月9日下午,孙武在汉口俄租界配制炸弹时发生爆燃事故,脸部、手部被烧伤,被送往日本人在德租界开办的同仁医院。在场的刘公等人及时撤离。刘一回到住宅转移革命文件时被捕。她在捕房被关了一夜,处之泰然。巡捕问她是否与革命党同谋,她一概推作不知,并说:“我是学生,过江来访问朋友的。官府为什么牵连无辜?”

  武昌首义成功后,由于黎元洪已经被官兵推举为都督,刘公只好转任设于武昌蛇山抱冰堂的总监察。刘一也被营救出狱,并在总监察处当上了监印官,由此成为民国历史上第一位女公务员。

刘公曾向英国记者埃德温•丁格尔介绍说:“我的妻子是一个狂热的革命者,她在上海组织了一个女兵团,并假扮成一个贫苦的女贩,向总督投掷炸弹。”

  1913年3月,袁世凯就任中华民国大总统,刘公被任命为总统府高等顾问。刘一跟随刘公来到北京,与在京的湖北首义人士发起组织政治团体“丙辰俱乐部”,并出版刊物。袁世凯称帝后,刘一随刘公前往上海参与讨袁。1917年,刘公夫妇到襄阳策动当地军官起兵护法。1920年,刘公在上海病逝,年仅28岁的刘一回到襄阳礼佛寡居,从民国的政治舞台上彻底隐退。

  刘一没有子女,后半生靠侄辈供养。1951年的除夕之夜,已经在土改运动中被定为“地主婆”的刘一,于睡梦之中离开人世。家人用几块门板拼装成棺材,用板车拉到位于襄阳东津大旺洲临近河堤的一棵老槐树下,把刘一的尸体草草安葬。这位曾经叱咤风云、风华绝代的女性革命先驱,连一个坟头、一块墓碑,都没有能够留下来。

 

文革社会奇闻录

 

作者:老绥远韩氏

 

1、毛时代有一穷汉,寒冬时仅赤身穿一件空心破棉袄;天暖时破棉袄一脱打赤膊,全身仅剩一短裤。且因短裤破烂不堪,以致胯下那玩意时隐时现。有人看不过,便劝他说:“你那行头也该收拾一下了,裤子上的破洞缝几针不就遮住了吗?哪知其人竟说:”缝他作甚?只能看见点毛,老二又看不见!”结果以恶毒影射咒骂毛的罪名被人举报。幸亏其人出生贫苦,仅被批斗一晚,挨了几个耳光完事。

 

2、文革开大会前,都要先敬祝毛泽东万寿无疆,一工人去公厕解手,其时大会正好开始,台上台下“万寿无疆”吼声震天。他刚刚尿完,正晃着他的老二滴尿,“万寿无疆”仍余音绕梁。于是有积极者报告说此人想让他的老二万寿无疆。他因此被批斗数次,后因出身好才没倒大霉。

 

3、1976年9月9日下午,电台哀乐声骤起,毛伟人驾崩,全民俱哀。当日晚,某市人力三轮车夫刘师傅,收工后因没听广播不知道国丧之事,喝了三两烧酒,一时兴起在街上大唱样板戏。遂被路人扭住,以幸灾乐祸之罪名,游街示众后劳教三年!

 

4、1976年9月9日,某出身不好的社员正在码麦垛,忽听毛伟人去世的消息传来,惊骇万分,脚下失稳,一头栽了下来。所幸麦垛塌散,身体并无大碍。有人举报说他闻讯伟大领袖逝世,高兴异常,因手舞足蹈导致失稳。他百口莫辩,被批斗的死去活来。

 

5、1976年,毛伟人去世,举国哀悼。某公社一贫协主任向县里报告要自费赴京吊孝。为显示决心,打报告之前已经把自家的肉猪卖了以作路费。其遂被县里树为典型,又被省里推举为赴京吊孝代表之一,好不得意。结果乐极生悲,回来时从省里坐汽车直达镇里,眼看到家,还不幸出事:下车时有位乘客带着一根竹杆,把他的眼睛戮瞎了,后来整个眼珠被摘掉,安了一只玻璃球。当地人对此有说法:一个叫花子,还想给皇帝送葬,福气撑得住吗?

 

6、某单位有一个姓董的师傅,1976年因为参加了几个小时的毛泽东逝世追悼会,在回家的路上,肚子饿了,说了句:“回家要煮肉吃。”就被毛左举报,然后批斗公审,被判了一年徒刑。毛左们说:“毛主席死了,比死了亲爹亲娘还要紧,你本来应该悲痛万分,结果还想着煮肉吃,你也吃的下?一看就是个现行反革命,不杀不足以平民愤,关一年实在是便宜他了。”

 

7、文革时,山西农民牛小顺,为表自己的无限忠心,种小麦时别出心裁设计出“毛主席万岁”的五字造型,但事后发现既不能对这些麦苗施肥(那是给耄身上泼屎尿),也不能打药除虫(那是诬蔑耄有病),更不敢开镰收割(那是在耄头上动刀)!最后小麦烂在田里,牛小顺被打成“反革命”,在自家水缸里溺亡。

 

8、某村有一个青年刚结婚,社员问他老婆亲不亲?他随口应答“爹亲娘亲不如俺老婆亲。”当天晚上造反派开大会批斗他污蔑大救星是他的老婆,他想操伟大领袖。慌得他浑身长嘴也说清,因为那时只能说“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

 

9、一位“走资派”在写检讨书时,因稿纸所限,无意中把“毛主席”三个字写到两行之中。

前一行末尾写了“毛主”,后一行开头写了“席”。红卫兵发现后,马上召开批判大会,声讨走资派“分裂”毛主席的罪行,并当众宣布:“毛主席这三个最神圣的大字,一律不准分行书写!”

 

10、某单位有个姓安的班长,此人平日爱说爱笑,喜欢讲些俏皮话逗大家笑。一天上工时,天色阴沉,黑云压顶。这位班长脱口便说“今天的红太阳也不知道钻哪里去啦!”不料被人打了小报告,说他是在影射攻击红太阳毛主席。第二天即被群专的人捆了送到牛棚里去了,关了半个多月,经反复甄别才算放出来,吃了什么苦只有他知道。

11、某厂有个姓薛的老工人、一天上厕所没纸,急冲冲地顺手就撕了张报纸,被人当场发现纸上有毛主席像(那时报低基本上都有毛的像),而抓获。虽然还没擦上屁股,也被小批大斗搞了很久。好在此人祖宗五代是响当当的贫民,本人又几乎是文盲,脑子也不是太够用,最后总算不了了之。

12、一个公社开会批判刘少奇,会上有一位老大娘发言说:“刘少奇真不是个东西,你一个月那么多钱还舍不得买件外衣,把人家马克思的外衣拿来披在自己身上。

 

13、某生产队癞子被任命为看山员——这可是一个既能管教人又轻松的好差事。是日,癞子胸挂毛像章肩挎宝书袋,腰别柴刀一路春风走马上任去巡山。上得山来,忽见一汉子自山腰挑着一担柴棒,咯吱咯吱沿路而下。见此,癞子精神一振迎头而上,拦着汉子,喝道:“你好大胆,这山上连草都割不得,你居然还砍了这一大担木棒,这等破坏山林的行为还了得!走走走,跟俺上公社去接受处理!”谁知那汉子放下柴担,竟不慌不忙地说道:“跟你去公社接受处理可以,但我们先学条毛主席语录后再走好吗?”说罢,汉子从宝书袋里取出毛语录本,癞子见此,亦忙将语录本从自己宝书袋中取出捧在手上。汉子随手翻上几页,高声道:“毛主席语录:中共中央,不准癞子看方!”癞子听罢大惊失色,险些瘫坐在地。良久,颓然道:“你走吧,俺管不了你……”。

 

陆史学界有人努力书写真实的抗战历史

 

记艺的感觉博文

 

根据中国大陆历史学界的考证,经大多数人公认的研究结果,诚如大陆学者杨树标所言,由于蒋委员长坚持领导抗战,中华民国国民革命军自始至终地坚持抗战,在其十四年抗战中,蒋委员长发动投入十万兵力以上的大型会战就有22次,大型战役如台尔庄等就有1117次,小型战斗28931次;面对面地战死在抗日疆场的中国国民党将军就有206人,陆军牺牲、失踪者共3211419人;空军牺牲4321人,毁机2468架;海军舰艇全部打光。在1929至1933年自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毕业的两万五千名青年军官中,就有一万名青年军官壮烈牺牲在全面抗战爆发的前四个月。

从山海关到上海会战,从武汉会战到历次大会战和大战役,中华民国国民革命军成连、成营、成团甚至成师壮烈牺牲者,不可胜数……中华民国国民革命军的抗日,实在是血写的事实,而非墨写的谎言!

蒋委员长领导的抗日战争实际上也是保卫中华民国的一场伟大卫国战争。由于中华民国国民革命军在伟大卫国战争中的杰出表现,当中华民国的伟大卫国战争,如蒋委员长早就预料和准备的那样,终于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接轨”之后,西方列强终于在蒋委员长和他领导的中华民国抗日政府的要求之下,废除了所有不平等条约,去除了中国的百年国耻,实现了孙中山先生的一个最大愿望,那就是:废除不平等条约,是中国国民革命胜利的第一个标志。

从此,中华民国不仅成了联合国的创始会员国之一,成了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一,成了《联合国宣言》三大起草国之一,《世界人权宣言》起草国之一,而且成了世界反法西斯“四强”之一。不仅扫尽了百年以来中华民族所遭受的一切欺凌和污辱,而且开始自立自强于世界。从而使得中华民国这一场伟大的卫国战争傲然矗立在中华民族五千年卫国卫族的战争史上!而蒋委员长作为一个身先士卒、不顾个人安危、始终坚定地领导着和坚持着对日抗战并终于取得了最后胜利的伟大民族英雄,则不论政治上的丑恶敌人和卖国者们要如何地诬蔑他和丑化他,他都将永远地屹立在中华民族历史的峰巅地位之上而永难动摇!

美国总统罗斯福曾说:“假若没有中华民国,假若中华民国被打败了,……有多少师团的日本兵可以因此而调往其它方面来作战?他们可以打下澳洲、打下印度……他们可以毫不费力地把这些地方打下来。他们并且可以一直冲向中东,和德国配合起来,举行一个规模进攻,在近东会师,把俄国完全隔离起来,合并埃及,斩断通往地中海的一切交通线……如此,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前途就不堪设想了!”

美国学者易劳逸教授说:

“为中华民国国民革命军说一句公平话,它与一个在组织、训练、装备上占绝对优势的敌军的战争中,坚持了整整八年,与法国相比——法国对德国的抵抗仅仅六个星期便崩溃了;和英国相比——英国则从美国获得了大量的物资支援。所以,中华民国国民革命军的抵抗,乃是一个决心和自立的奇迹。它积极地战斗在上海、南京、华北和华中平塬,彻底地挫败了日本人对速决胜利的期望,自己也遭受了可怕的损失。然后,他们从沿海地区撤煺,远离于交通网络所能达到的地区。他们转向消耗战的战略,从而使日军陷于中华民国辽阔的国土而不能自拔。”

中国大陆的新一代历史学家们,也正在摆脱那些势利的历史学家们的阴影,承上启下、继往开来,书写新的真历史!

 

国军抗战牺牲将军名录(部分)

 

1.张自忠 陆军二级上将,5战区右翼兵团指挥兼33集团军司令。行伍出身。山东临清唐园村人 ,1891年生,字荩忱。1940.5.16 枣宜会战中牺牲于湖北南瓜店。

2.李家钰 陆军二级上将,36集团军司令。南京军官预备学校,四川陆军军官学堂3期。四川蒲江人,1890年生,字其相。1944.5.21 豫湘桂会战中牺牲于陕西陕县秦家坡。

3.郝梦龄 陆军中将追晋二级上将,9军军长。保定6期。山东无棣人,1898年生。1937.10.16 忻口战役中牺牲于山西忻口南怀化。

4.陈安宝 陆军中将追晋二级上将,29军军长。湖北陆军预备学堂,保定3期。浙江黄岩横街乡马院村人,1891年生,字善夫。1939.5.6南昌会战牺牲于江西南昌去龙里张丰路。

5.唐惟源 陆军中将追晋二级上将,3军军长。云南讲武堂。云南江川人,1884年生,字佛川。1941.5.12中条山会战自戕于山西县山山顶。

6.吴克仁 陆军中将,67军军长。保定军校。1894年生,字静山。1937.11.8淞沪会战牺牲于上海松江。

7.冯安邦 陆军中将,42军军长。行伍出身。山东无棣人,字化民,1884年生。1938.11.3牺牲于湖北襄阳(按二级上将阵亡抚恤)。

8.武士敏 陆军中将,98军军长。行伍出身。中央军校高教班,韶关讲武堂。河北柴安怀沟堡人,1892年生,字勉之。1941.9.29牺牲于山西沁水马头山。

9.王甲本 陆军中将,79军军长。云南讲武堂14(15?)期。云南富源人,1901年生,字立基。1944.9.9豫桂湘会战中牺牲于湖南山口铺。

10.王铭章 陆军中将追晋二级上将,41军副军长兼122师师长。四川陆军军官学校3期。四川新都县泰兴场人,1893年生,字之钟。1938.3.17鲁南会战中牺牲于山东滕县西门。

11.郑作民 陆军中将,2军副军长兼9师师长。黄埔1期。湖南新阳人,1902年生。1940.2.3昆仑关会战中牺牲于广西昆仑关。

12.佟麟阁 陆军中将追晋二级上将,29军副军长。行伍出身。陆军巡阅使高级教导团。河北高阳边家坞村人,1892年生,原名凌阁,字捷三。1937.7.28南苑之战中牺牲于北平南苑大红门。

13.饶国华 陆军中将追晋二级上将,21军145师师长。行伍出身。合川军官传习所。四川资阳东乡张家坝人,1894年生,字弼臣。1937.11.30广德之战中自戕于安徽广德十字铺。

14.赵登禹 陆军中将追晋二级上将,29军132师师长。行伍出身。山东荷泽赵楼村人,1898年生,字舜诚。1937.7.28南苑之战中牺牲于北平南苑。

15.方叔洪 陆军中将,51军114师师长。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山东历城人,1906年生。1938.6牺牲于山东冯家场。

16.钟毅 陆军中将,84军173师师长。韶关讲武堂,陆大特2期。广西扶南县长沙村人,1901年生,字天任。1940.5.9枣宜会战中自戕于河南苍台。

17.戴安澜 陆军中将,5军200师师长。黄埔3期。安徽无为县仁皋乡风和村人,1904年生,幼名衍功,学名炳阳,号海鸥。1942.5.26缅甸之战中牺牲于缅甸朗科密林。

18.刘家骐 陆军少将追晋中将,9军54师师长。陆军第二预备学校,保定军校。湖北武昌人,1894年生,字铮磊,又字锡侯。1937.10.16忻口之战中牺牲于山西忻口南怀化。

19.李必蕃 陆军少将追晋中将,12军23师师长。保定1期。湖南嘉禾人,字子琪。1938.5.14徐州会战中牺牲于山东菏泽城南王庄。

20.王竣 陆军少将追晋中将,80军新27师师长。黄埔3期。陕西蒲城县东乡绕堡人,1898(1902?)年生,原名王俊,字杰三。1941.5.9(7?)中条山会战中牺牲于山西中条山台岩。

21.寸性奇 陆军少将追晋中将,3军12师师长。云南讲武堂。云南腾冲人,1895年生,字念洁。1941.5.13中条山会战自戕于山西县山以北毛家沟。

22.石作衡 陆军少将追晋中将,19军70师师长。北方军校。山西浑源县泉头村人,1905年生,别号子玉。1941.9 牺牲于山西绛县沟东凹。

23.朱世勤 陆军少将追晋中将,山东11行政区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暂30师师长。山东单县人,1904年生,字俭堂。1942.5.4牺牲于山东单县王寨。

24.彭士量 陆军少将追晋中将,73军暂5师师长。黄埔4期,陆大11期。湖南浏阳人,1905年生,号秋湖。1943.11.15常德会战中牺牲于湖南石门新关以南岩门口。

25.许国璋 陆军少将追晋中将,44军150师师长。行伍出身。四川成都人,1897年生,字宪廷。1943.11.22常德会战中自戕于湖南桃源县陬市沅江南岸。

26.孙明瑾 陆军少将追晋中将,10军预10师师长。黄埔6期,陆大14期。江苏宿迁人,1905年生,号玉轩。1943.12.1常德会战中牺牲于湖南常德太平桥。

27.阚维雍 陆军少将追晋中将,31军131师师长。广西陆军讲武堂。广西柳州人,1900年生,号伯涵。1944.10.9豫湘桂会战中牺牲于广西桂林。

28.朱耀华 陆军少将,8军18师师长。1937.10.26淞沪会战中自戕于大场。

29.王凤山 陆军少将,34军暂45师师长。山西太原军官学校1期。山西五台人,1904年生,字鸣歧。1939.5.18(1942.6.28?)牺牲于山西万泉县张翁村。

30.吕公良 陆军少将,暂15军新29师师长。1944.5.1豫湘桂会战中牺牲于河南许昌。

31.洪行 陆军少将,6军新39师师长。1944.6.10滇西反攻中出车祸牺牲于云南龙陵。

32.刘桂五 陆军少将追晋中将,骑6师师长。行伍出身。辽宁凌南县八家子村人,1903年生。1938.3.27牺牲于绥远黄油干子。

33.卢广伟 陆军少将,骑8师副师长兼政治部主任。东北讲武堂5期。辽宁凤城县人,1903年生,字济吾。1944牺牲于安徽颍上。

34.夏国璋 陆军少将追晋中将,48军174师副师长。清河陆军军官预备学校,保定9期。广西容县沙田村人,1894年生,字超然。1937.11.21淞沪会战中牺牲于江苏吴兴。

35.赖传湘 陆军少将追晋中将,10军190师副师长。黄埔4期,高教班4期。江西南康人,1903年生,字镇之。1941.9.24第2次长沙会战中牺牲于湖南梁家段。

36.齐学启 陆军少将追晋中将,6军新38师副师长。美国西点军校。湖南宁乡县杨林乡链罗村人,1900年生,字敦镛,别号梦赉。1945.3.7(5.9?)被日军杀害于缅甸。

37.罗策群 陆军少将,66军159师副师长。1937.12南京保卫战中牺牲于南京紫金山

38.周元 陆军少将,48军171(173?)师副师长。中央军校南宁分校高教班毕业。云南人(广西明江人?),字凯之。1938.5.23(9?)徐州会战中牺牲于安徽蒙城。

39.林英灿 陆军少将,152师副师长。保定6期。湖北武冈人,1898年生,字子文。1939.1牺牲于广东清远龙山市。

40.梁希贤 陆军少将,80军新27师副师长。黄埔5期。陕西同官县人,1898年生,字哲生。1941.6中条山会战中投黄河。

41.郭子斌 陆军少将,暂30师副师长。1942.5.4牺牲于单县王寨。

42.胡义宾 陆军少将,5军96师副师长。黄埔3期。江西兴国县人,1906年生,字履冰。1942缅甸之战中牺牲于缅甸埋通。

43.王剑岳 陆军少将,57军8师副师长。黄埔5期。湖南澧县人,原名王师。1944.6.10豫湘桂会战中牺牲于河南虢灵毕家寨。

44.余子伟 陆军少将,62军151师副师长。1944.8.3豫湘桂会战中牺牲于湖南衡阳雨母山。

45.胡厚基 陆军少将,7军170师副师长。1944.11.13豫湘桂会战中牺牲于广西桂林两路口猴儿隘。

46.李翰卿 陆军少将追晋中将,74军57师步兵指挥官,福建随营军校。河南范县人,1895年生,字墨林。1941.9.25第2次长沙会战中牺牲于湖南浏阳春华山。

47.陈绍堂 陆军少将,36集团军104师步兵指挥官。1944.5.21豫湘桂会战中牺牲于陕西陕县秦家坡。

48.姜玉贞 陆军少将追晋中将,19军196旅旅长。山西陆军第一混成旅干部学校,中央军校高教班。山东荷泽人,1894年生,字连璧。1937.10.10忻口战役中牺牲于山西原平县西南。

49.郑廷珍 陆军少将追晋中将,独立5旅旅长。行伍出身。河南柘城县北郑楼村人,1893年生。1937.10.16忻口战役中牺牲于山西忻口南怀化。

50.秦霖 陆军少将追晋中将,48军171师511旅旅长。广西讲武堂毕业、黄埔军校6分校高教班毕业。广西桂林丁字村人,1899年生,字松涛,原名同观。1937.10.25淞沪会战中牺牲于上海湾宅。

51.庞汉祯 陆军少将追晋中将,7军170师510旅旅长。广西陆军讲武堂(南宁讲武堂2期??),中央军校南宁分校高级班。广西靖西县果乐乡人,1899年生,字胤宗。1937.10.23淞沪会战中牺牲于上海陈家行。

52.高致嵩 陆军少将追晋中将,72军88师264旅旅长。黄埔3期。广西岭(岑?)溪县谢乡谢村人,1899年生,别号子晋。1937.12.12南京保卫战中牺牲于南京中华门。

53.赵锡章 陆军少将追晋中将,19军70师215旅旅长。清河陆军预备学校,保定9期。河北河间三十里堡人,1901年生,字荣三。1938.2.21牺牲于山西隰县川口镇杨村堡。

54.黄梅兴 陆军少将追晋中将,88师264旅旅长。黄埔1期。
广东平远(梅县?)人,1903(4?)年生。1937.8.13淞沪会战中牺牲于上海虹口钱塘。

55.蔡炳炎 陆军少将追晋中将,18军67师110旅旅长。黄埔1(4?)期,陆大特别班。
安徽合肥人,1900年生,1937.8.26淞沪会战中牺牲于上海陆家庄。

56梁镜斋 陆军少将,34军69师203旅旅长。清河陆军预备学校,日本陆军士官学校15(13?)期。河北蠡县人,1897年生,字鉴堂。1937.9.28(29?)大同会战中牺牲于山西雁门关茹越口。

57.宫惠民 陆军少将,4军90师207旅旅长。黄埔4期,陆大。广东曲江县马坝圩人,1906年生,字剑豪。1937.10.28淞沪会战中牺牲于上海嘉定清水显。

58.刘启文 陆军少将,67军108师?旅旅长。1937.11.8淞沪会战中牺牲于上海石湖荡。

59.吴继光 陆军少将,74军58师174旅旅长。黄埔2期。江苏盱眙人,1903年生。1937.11.9淞沪会战中牺牲于上海白鹤港。

60.易安华 陆军少将,71军87师259旅旅长。黄埔3期,南京中央军官学校。江西宜春西乡泽溪人,1899年生,字福如,号济沈。1937.12.10南京保卫战牺牲于南京中华门。

61.朱赤 陆军少将,72军88师262旅旅长。黄埔3期。江西修水县人,1904年生,号新民。1937.12.12南京保卫战牺牲于南京雨花台。

62.徐积璋 陆军少将,19军70师205旅旅长。西北军官学校(北方陆军军校?),陆大。山西襄陵(汾?)县人,1905年生。字耀堂。1938.2(12.4?)牺牲于山西闻喜县将门台。

63.扈先梅 陆军少将,51军114师341旅旅长。东北讲武堂。河南安阳人,1896年生,字仲卿。1938.4台儿庄会战中牺牲于山东台儿庄。

64.马威龙 陆军少将,27军46师?旅旅长。1938.5豫东会战中牺牲于河南兰封。

65.陈德馨 陆军少将,55军八十六旅旅长。1938.8武汉会战中牺牲于湖北东界岭。

66.马秉忠 陆军少将,暂骑兵一师二旅旅长。青海人。1939.8.9牺牲于河南淮阳。

67.杨杰 陆军少将,1军1师1旅副旅长。黄埔4期。河北容城人,1895年生,字子英。
1937.10.11淞沪会战中牺牲于上海西塘桥。

68.尉迟凤岗 陆军少将,3军7师21旅副旅长兼41团团长。步兵专门学校。山西朔县人,1903年生,字敏鸣。1937.11平汉路作战中牺牲于河北保定董村。

69.李兰池 陆军少将,57军112师?旅副旅长。东北讲武堂7期。辽宁锦西县人,1898年生,字锦卿。1937.12.12南京保卫战中牺牲于南京太平门。

70.吕旃蒙 陆军少将,31军参谋长。黄埔5期,陆大13期。湖南人。1944.11.13豫湘桂会战中牺牲于广西桂林两路口猴儿隘。

71.陈济垣 陆军中将,桂林城防参谋长。南京中央军校南宁分校高级班。广西岑溪人,1890(3?)年生,号昆山。1944.11.13豫湘桂会战中牺牲于广西桂林两路口猴儿隘。(自戕?)

72.司徒非 陆军少将,66军160师参谋长。保定军校。广东平远县人。1937.12.12南京保卫战中牺牲于江苏句容。

73.姚中英 陆军少将,83军156师参谋长。黄埔2期,陆大8期。广西平远县人,1896年生,字若珠。1937.12南京保卫战中牺牲于南京太平门。

74.邹慕陶 陆军少将,41军122师参谋长。1938.3.17鲁南会战中牺牲于山东滕县西门。

75.赵渭滨 陆军少将,41军124师参谋长。1938.3.17鲁南会战中牺牲于山东滕县西门。

76.黄启东 陆军少将,12军23师参谋长。保定军校1期。湖南平江人,1891年生,字霞鹤。1938.5.14徐州会战中自戕于山东荷泽。

77.陈文杞 陆军少将,80军新27师参谋长。黄埔5期。福建莆田县人,1904年生。1941.5.7中条山会战中牺牲于山西岩砦。

78.张少舫 陆军少将,51军113师参谋长。1943.2.21牺牲于山东张家溜西南城顶山。

79.江春炎 陆军少将,51军114师参谋长。1943.7.4牺牲于山东邹县。

80.王禹九 陆军少将,79军参谋处长。浙江干部学校,中央军校高教班。浙江黄岩县人。1939.3.27南昌会战中牺牲于江西虬岭。

81.张庆澎 陆军少将,苏鲁战区高参。1942.8牺牲在山东唐王山。

82.陈范 陆军少将,远征军司令部。1944.1.31牺牲。

83.张剑虹 陆军少将,5军军部。1944.1.31牺牲。

84.周鼎铭 陆军少将,36集团军副官处长。1944.5.21 豫湘桂会战中牺牲于陕西陕县秦家坡。

85.柴意新 陆军少将,74军57师169团团长。1943.12.4常德会战中牺牲于湖南常德府坪街春申墓。

86.王润波 陆军上校追晋少将,25师75旅149团团长。黄埔3期。四川开县人,1905年生,字启大。1933.3.9长城抗战中牺牲于河北古北口。

87.张树桢 陆军上校追晋少将,72师208旅416团团长。行伍出身。河北人,1898年生。1937.8.22平绥路之战中牺牲于河北怀来镇边城850高地。

88.刘眉生 陆军上校追晋少将,14军85师253旅510团团长。黄埔5期,步兵专门学校校官研究班。贵州遵义人,1904年生,字天嘏。1937.10.8忻口战役中牺牲于山西洪山。

89.毛岱钧 陆军上校追晋少将,70军预备9师35团团长。中央军校长沙分校,中央军校高级班5期。湖南湘潭人,1902年生,号重威。1938.8武汉会战中牺牲于江西庐山。

90.杨家骝 陆军上校追晋少将,18军60师360团团长。黄埔5期。贵州荔波县人,1905年生,字季良。1938.10武汉会战中中毒气牺牲于江西麒麟峰。

91.刘世焱 陆军上校追晋少将,暂8师?团长(新3军新12师?团长),黄埔2期。1941.9.27第2次长沙会战中牺牲于湖南长沙。

92.谢晋元 陆军中校追晋少将,88师262旅524团团附。黄埔4期。广东蕉岭县同福乡尖坑屯人,1905年生,字中民。1941.4.24上海胶州路孤军营被汉奸所害。

93.李国良 陆军中将,军训部辎重兵监兼后方勤务运输处处长、天水行营军训处处长。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1896年生,湖南长沙人,字兆彬。1939.3.7牺牲于陕西西安。

94.周复 陆军中将,苏鲁战区政治部主任兼战地特别党部执行委员会书记长、干部训练团教育委员、山东政府委员。 黄埔3期。江西临川人,1901年生,字旭人。1943.2.21牺牲于山东张家溜西南城顶山。

95.肖山令 陆军少将追晋中将,宪兵副司令兼南京警备司令、防空司令。保定3期。湖南益阳县方山村人,1892年生,字铁侬。1937.12.12南京保卫战中牺牲于南京仪凤门外江边。

96.蒋志英 陆军少将,台州守备指挥部指挥。中央军校潮州分校1期。浙江诸暨县人,字伯清。1941.4.19牺牲于浙江台州。

97.刘震东 陆军中将,第5战区第2路游击司令。行伍出身。山东沂水县人,1893年生,字义(羲?)洲。1938.2.23鲁南会战中牺牲于山东莒县。

98.唐聚五 陆军中将,东北游击总司令。东北讲武堂6期。吉林双城县人,1891(8?)年生,原名福隆,字甲洲。1939.5.18牺牲于河北迁安平台山。

99.马玉仁 陆军少将追晋中将,苏鲁战区第1路游击司令。江苏盐城人,1875年生,字伯良。1940.1.3牺牲于江苏阜宁县郊。

100.范廷兰 陆军少将,第1战区游击4总队总队长。行伍出身。河南温县人。1938.3牺牲于河南修武五里源。

101.付忠贵 陆军少将,鲁北游击司令。1938.9.23牺牲于山东。

102.雷忠 陆军少将,皖北军事联络委员兼游击副总指挥。黄埔6期。湖南嘉禾县人,1901年生,字霆均。1938.10牺牲于安徽霍丘。

103.韩炳宸 陆军少将,山东第13行政区保安副司令。1939.1.9牺牲于山东莱阳。

104.高道先 陆军少将,山东铁道破坏总队长。1943.5牺牲于山东。

105.范筑先 陆军?将,山东第6行政区督察专员,保安司令兼聊城县长。北洋陆军第4镇随营学校,北洋陆军讲武堂。山东馆陶县(今属河北)南彦寺村人,1881年生,字竹仙,原名金标。1938.11.15牺牲于山东聊城。

106.梅一平 海军少将,海军守备队司令。1938.9牺牲于湖北田家镇要塞。

107.高志航 空军上校追晋少将,驱逐司令兼4大队大队长。东北陆军军官学校,法国莫拉诺高等航空学校,伊斯特陆军航空战斗学校。辽宁人,1907年生,字子恒,原名高铭久。1937.11牺牲于河南周家口机场。

补充:

108.税梯青 少将 41军124师副师长。1938.3.17 鲁南会战牺牲于山东滕县

109.邓佐虞 少将 32军139师师参谋长。1938.5 徐州会战牺牲于安徽萧县.

110.张镜亮 少将 新3军?师2(?)旅旅长。1938.11 武汉会战放弃岳阳后自戕.

111.陈钟书 少将 60军183师542旅旅长。(1891?1938)云南安宁人,字树藩。云南讲武堂毕业。1938年4月24日于台儿庄邢家楼阵亡。追赠中将军衔。

112.章亮基 中将 9战区军法执行总监,1941年被飞机炸死

113.李石安 少将 3军12师政治部主任。1941.5 中条山会战中被日军俘虏杀害。

114.曾宪邦 上校追晋少将 14军83师249旅498团团长。黄埔4期。1903-1937 湖南桃江人。1937.7.13 牺牲于宛平辽冀山。

115.张文衷 少将 13军4师12旅旅长 黄埔3期。1900-1937 安徽巢县人。19370713牺牲于南口。

 

 

国军抗战殉国校级军官名录(部分)

 

(这里收录的都是名姓番号职务和时间地点可查的,实际还有很多,需要补充)

1.淞沪会战

姓名 军衔 职务 殉国时间和地点 军事教育

邓洸 中校 88师264旅参谋主任 37.8.13上海爱国女子中学

刘宏深 少校 88师?营长 37.8.17上海虬江路

吴垂昆 少校 36师106旅212团1营长 37.8.19上海舟山路华德路十字路口

李 勇 少校 36师108旅215团2营长 37.8.19上海江山码头附近小巷

张培甫 少校 18军67师201旅?团1营长 37.8.25上海罗店镇陆家宅

李伯钧 少校 18军14师40旅79团3营长 37.8.27上海罗店镇

姚子青 少校 79军98师292旅583团3营长 37.9.5 上海宝山县城黄埔6期

陈近曾 中校 4军90师177旅353团团附 37.9.21 上海罗店金村

刘少校 4军90师177旅353团3营长 37.9.21 上海罗店金村

黄惠群 少校 4军90师175旅349团3营长 37.9.21 上海罗店金村

张季麟 中校 19师57旅113团团附 37.10.17上海葛家牌楼

刘汉兢 少校 19师57旅113团?营长 37.10.17上海葛家牌楼

周发进 少校 1军78师234旅467团1营长 37.10.21上海温藻浜塘西宅

许纪章 少校 1军78师232旅463团2营长 37.10 上海盛宅

丘之纪 税警总团5团长 37.10.31 上海刘家宅

季韦佩 上校 61师183旅365团团长 37.11.2 上海吴家库

王敬谋 少校 61师183旅365团?营长 37.11.2 上海吴家库

赵成贵 少校 61师183旅365团?营长 37.11.2 上海吴家库

王子隆 少校 62师186旅372团?营长 37.11.5 上海金山柘林

邵玉田 少校 67军108师通讯营长 37.11.8 上海石湖荡

彭俊德 少校 36师106旅212团3营长 37.11 上海薛家库

麦劲冬 36师106旅212团3营代营长 37.11 上海薛家库

刘警民 少校 36师106旅212团2营长 37.11 上海薛家库

王家骏 中校 18军67师201旅402团团附 37.11 上海北新泾厅头

李伯蛟 上校 63师187旅373团团长 37.11 上海青浦

廖树东 苏浙行动委员会别动队1大队长 37.? 上海黄浦江

廖曙东 苏浙行动委员会特种技术班大队长 37.? 上海松江

2.华北作战(包括七七事变,平汉,平绥,津浦路作战)牺牲的校级军官

姓名 军衔 职务 殉国时间和地点

沈维干 教导总队总队长 37.7 北平东城郊

张含明 教导总队1区队长 37.7 北平东城郊

李** 少校 72师208旅416团1营长 37.8.20河北怀来镇边城850高地

孙瑞祥 少校 72师208旅416团3营长 37.8.20河北怀来镇边城850高地

马玉田 上校 保安1旅旅长 37.8.21 河北张北县

王宪纯 少校 29军 ?营长 37.8.23河北神威台

李华林 少校 29军 ?营长 37.8.23河北神威台

宋志高 中校 29军?迫炮营长 37.8.23河北神威台

舒效孔 少校 29军143师?营长 37.8.24河北万全县

刘田 上校 29军143师?团团长 37.8.25河北孔家庄

谢兰恩 上校 35军211旅421团副团长 37.8 河北孔家庄

王肖孔 少校 49军109师325旅649团1营长 37.9 河北沧州

张任夫 中校 炮兵6旅?营长 37.10.4 河北保定

王成桂 上校 32军142师4旅补充2团团长 37.10.8河北正定

曾谦 上校 52军25师75旅150团团长 37.10.20河北?

宋好义 少校 12军29师?营长 37.10.24山东凤凰店

周继先 少校 12军29师85旅169团2营长 37.11.10山东临邑县

刘支书 少校 12军20师60旅120团2营长 37.11.13山东禹城县

3.太原会战牺牲的校级军官

高宝庸 少校 61军独立200旅400团?营长 37.9.10 山西盘山山顶

曹静山 61军207旅414团团附 37.9.11 山西阳高

都来宝 少校 61军207旅414团3营营长 37.9.11 山西阳高

吕超然 上校 73师212旅424团团长 37.9.13 山西广灵洗马庄

陈震 14军10师28旅57团2营代营长 37.9.15 山西大白水村

程继贤 上校 61军72师217旅434团团长 37.9.27 山西鹞子涧

傅冠英 少校 61军72师217旅434团?营长 37.9.27 山西鹞子涧

梁士荣 少校 61军72师217旅434团?营长 37.9.27 山西鹞子涧

储寿昌 少校 34军203旅406团3营营长 37.9.28 山西雁门关茹越口

刘良相 上校 19军205旅407团团长 37.10.5 山西崞县

高育麟 19军205旅407团团附 37.10.5 山西崞县

石焕然 上校 19军205旅410团团长 37.10.5 山西崞县

崔杰 上校 19军196旅413团团长 37.10 山西原平

卢仪欧 上校 19军215旅429团团长 37.10 山西?

曹炳 上校 61军72师217旅433团团长 37.10 山西忻口204高地

4.南京保卫战牺牲的校级军官

罗熠斌 上校 103师307旅613团团长 37.12.1 江苏江阴城西钱家村

刘崧生 少校 103师307旅613团3营长 37.12.1 江苏江阴要塞

陈绍培 少校 103师309旅618团1营长 37.12.1 江苏江阴要塞

魏自远 103师307旅613团团附 37.12.1 江苏江阴要塞

刘** 少校 66军160师478旅956团1营长 37.12.8 南京孟塘

罗雨丰 少校 教导总队?营长 37.12.9 南京紫金山老虎洞

倪国鼎 中校 71军87师261旅参谋主任 37.12.10南京光华门

胡豪 少校 74军51师153旅306团3营长 37.12.12南京中华门水西门之间

刘历滋 74军51师153旅306团团附 37.12.12南京中华门水西门之间

程智 上校 74军51师151旅302团团长 37.12.12南京水西门

万琼 少校 74军51师151旅302团?营长 37.12.12南京水西门

韩宪元 上校 72军88师?团长 37.12.12南京雨花台

李杰 上校 72军88师?团长 37.12.12南京雨花台

华品章 上校 72军88师?团长 37.12.12南京雨花台

黄琪 少校 72军88师?营长 37.12.12南京雨花台

周鸿 少校 72军88师?营长 37.12.12南京雨花台

符仪廷 少校 72军88师?营长 37.12.12南京雨花台

苏天俊 少校 72军88师?营长 37.12.12南京雨花台

王宏烈 少校 72军88师?营长 37.12.12南京雨花台

李强华 少校 72军88师?营长 37.12.12南京雨花台

赵寒星 中校 72军88师参谋 37.12.12南京雨花台

谢承瑞 上校 教导总队?团长 37.12.13 南京挹江门

黄观涛 少校 宪兵教导2团团附 37.12.13 南京长江

李少霞 上校 ?军?团长 37.12 ?

5.常德会战战牺牲的校级军官

杨维钧 少校 74军57师169团1营长 43.11.22 湖南常德岩凸

董庆霞 少校 74军57师169团1营副营长 43.11.22 湖南常德岩凸

李少轩 少校 74军57师170团1营副营长 43.11.23 湖南常德熊家

邓鸿钧 少校 74军57师170团2营营长 43.11.23 湖南常德沙港

张庭林 少校 74军57师170团1营营长 43.11.23 湖南常德长生桥

张照普 少校 74军57师171团3营长 43.11.25 湖南常德水星楼

张鑫 少校 74军57师170团3营副营长 43.11.29 湖南常德水星楼

雷拯民 少校 74军57师171团3营副营长 43.11.29 湖南常德大西门

宋维钧 74军57师171团3营代营长 43.11.30 湖南常德大西门

卢孔文 74军57师171团团附,代理3营长 43.12.2 湖南常德大西门

何曾佩 中校 74军直属炮兵团?营长 43.12.2 湖南常德杨家牌坊

余云程 中校 74军直属炮兵团?营副营长 43.12.2 湖南常德杨家牌

张惠民 上校 10军3师9团团长 43.12.5 湖南常德德山

6.衡阳会战战牺牲的校级军官

徐声先 中校 10军预10师30团2营长 44.6.30 湖南衡阳张家山

许学起 少校 10军3师7团1营长 44.7.1 湖南衡阳易赖庙前街

周国相 少校 10军预10师30团3营长 44.7.14 湖南湘桂铁路机修厂

蒋鸿熙 少校 10军预10师30团3营副营长 44.7.14 湖南衡阳?

孙虎斌 少校 10军3师9团3营长 44.7.14 湖南衡阳虎形巢

谢英 少校 10军3师7团2营长 44.7.14 湖南衡阳杜仙街

余龙 少校 10军预10师28团2营长 44.7.15 湖南衡阳枫树山农业银行

李昌本 少校 10军预10师28团3营副营长 44.7.15 湖南衡阳五桂岭

钟敬敷 上校 62军151师452团副团长 44.7.27 湖南衡阳头塘

李振武 少校 10军预10师29团2营长 44.7 湖南衡阳虎形巢

穆鸿才 少校 10军3师7团1营副营长,代营长 44.7.28 湖南衡阳易赖庙前街

林志文 少校 62军157师470团1营长 44.8.1 湖南衡阳雨母山

丁克坚 上校 62军157师471团团长 44.8.2 湖南衡阳火车西站

邹亚东 少校 10军3师8团团附,7团1营代营长 44.8.4 湖南衡阳易赖庙前街

黄狴煸 少校 79军?营长 44.8.5 湖南衡阳杉桥

李适 中校 10军190师568团副团长 44.8.6 湖南衡阳西北城区

鞠震寰 上校 10军3师9团副团长,7团代团长 44.8.7 湖南衡阳青山街

王金鼎 10军3师7团团附,3营代营长 44.8.7 湖南衡阳青山街

赵国民 少校 10军预10师28团1营长 44.8.8 湖南衡阳城内

翟玉岗 少校 10军预10师28团2营副营长代理3营长44.8.8 湖南衡阳城内

任曙光 少校 62军157师?营长 44.8 湖南衡阳兵峄山

范兆元 少校 62军151师451团1营长 44.8 湖南衡阳?

柯克杰 少校 62军直属搜索营副营长 44.8 湖南衡阳山田寺

苏琢 中校 10军3师8团2营长 44.8 湖南衡阳五桂岭

赵培孚 10军3师8团2营代营长 44.8 湖南衡阳?

刘家城 少校 10军190师568团3营长 44.? 湖南衡阳?

7、长城抗战牺牲的校级军官

王宝良 少校 29军37师特务营营长 33.3.9 河北喜峰口行伍

胡重鲁 中校 29军37师109旅217团团附 33.3.11 河北喜峰口 保定9期

王合春 少校 29军38师手枪团第3营营长 33.3.18 河北遵化

 

请看真实的“四大家族”

  董 平

 

 

近日在网上看到一个资料,是对美国胡佛研究所郭岱君博士的一个采访。

郭岱君博士是宋子文档案、蒋介石日记开放的主要推手,也是宋子文问题的专家。

郭岱君博士通过引用资料告诉人们:宋子文地形象被严重扭曲了;

作为传说中“蒋、宋、孔、陈四大家族”之一的宋子文其实并不是亿万富豪。

对于这个结论,我个人并不十分吃惊,但却十分感慨。

 我们这一代人,是所谓“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的一代,从小就在教科书中了解到 :旧中国“蒋、宋、孔、陈四大家族”搜刮民财,垄断、掌握了中国经济的命脉,财富如何如何集中在四大家族手中,云云。

相信大家与我一样,幼小的心灵中充满了对“四大家族”的愤怒和仇恨。

 但是后来,随着年龄的增长、社会认识的成熟和信息渠道的多样化,慢慢感觉到情况可能有些不同。

首先是陈立夫。前些年,关于陈立夫的一些情况渐渐浮了出来。

1949年冬蒋介石逃到台湾后,先拿党务系统陈立夫开刀。 

陈立夫去了美国,隐居在新泽西州湖林镇。为了维持生计,他找孔祥熙等故人借了近2万美金,买了一个养鸡场。

他自己动手,喂食、捡蛋、买饲料、卖鸡蛋、清理鸡粪,肩挑背扛。他自学养殖专业知识,学会给鸡喂药、打针。养鸡让陈立夫摆脱了经济上的困窘。这可不像今天的一些贪官惺惺作态。

首先,他当时已经被蒋介石抛弃,流落美国(即化外),作态已无必要。

其次,许多人可能不明白,养鸡不完全是辛苦的事。时间久了,身上任何时候都会有鸡屎味,洗之不去。

想一想,不要说陈立夫这个海归背景、担任过中央秘书长、教育部长、行政院副院长的“党国要人”,就是今天普通一城里读书人,但凡有条路,大概也不会选这个臭烘烘的营生来度过余生吧?所以我可以断定,至少陈立夫、陈家恐怕是没有什么钱的。 

然后是蒋家。蒋家的情况,可以在宋美龄在美国的住处看出一些端倪。蒋介石过世后,宋美龄去了美国。在美国的20多年里,宋美龄一直住在长岛罗卡斯山谷蓝丁顿市的一个宅子。这是孔家的宅子。

虽说宋美龄与孔家是亲戚,但中国人是讲面子的,况且宋还是“国母”,怎么也得自己买个豪宅撑撑门面吧。 

看看后来从大陆去美国的那些个贪官,一掷百万、千万在纽约、在加州用现金购买豪宅(有的还一口气买几处),我开始有点怀疑横跨蒋、宋两大家族的她是否真如国内传说般那么有钱。 

后来,宋美龄因年龄大了、就医不方便,搬到了纽约的一所公寓。问题是这所位于曼哈顿格雷西街10号的公寓,也是孔家的一处房产。

据 郭岱君博士讲,“蒋家非常清廉,蒋介石和蒋经国都很清廉”。难怪宋美龄只能住孔家的房子了。(据说,宋美龄出嫁时,宋家倒是有一处气派的别墅作为陪嫁。可是这处别墅位于上海,今天要是还在的话,相信房产证上的名字也铁定不姓宋(或蒋)了)。

这处1932年建在东平路9号的“爱庐”,是宋子文送给妹妹宋美龄的结婚礼物。 

再说宋子文。郭岱君博士是专门研究宋子文的专家。郭博士接受采访时说:“我记得2006年一次国际会议中,有一位美国学者叫Donald Jordan就讲,他非常认真地在找宋子文贪污的证据,找不到。

他说他希望学者提出证据,但是到今天都没有人提出来。”郭博士说,“那现在所有的档案几乎都公开了,没有任何一个学者,能够找到宋子文贪污的证据”。 

而台湾学者陈立文教授,根据宋子文的档案,发现宋包括房产在内的总资产为七八百万美元,绝不是什么亿万富翁。 

宋档还显示,他对自己持有的有价证券的市价波动情况非常敏感,经常记录涨跌的具体数字,“这些对财产细微变化的关注,也可以从侧面说明他并不是一个巨富。” 

当然,七八百万美元对于今天一个寻常百姓而言,也不是小数字,但对比中国大陆潜逃境外几千名贪官(都是“一穷二白”、光着身子参加革命的)每人平均1亿人民币以上的金额而言,这位颇有点家底(其父亲『也是宋庆龄、宋美龄之父』宋嘉澍是美南监理会『今卫理公会』的牧师及富商、早期资助过孙中山)、担任过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财政部长、外长的“党国要人”而言,这个数额也看不出其利用权力挣了多少钱。

剩下只有孔家了。

孔家倒确实有钱,但郭博士说,“ 那孔家本来就是巨富啊。孙中山革命的时候,孔祥熙就是孙中山的金主嘛。”但是,“ 孔在战时的所谓“美元公债”的问题上确实是有,所以,蒋介石日记里面很清楚,蒋介石后来叫孔祥熙辞职”。

这样算来,“四大家族”只能算一族――孔家,而这孔家还原本就是资助孙中山革命的巨富。有可疑之处只是在“美元公债”一单上,还让蒋介石叫辞了职。那么,让我们(我、你、一代人、或者不止一代人)义愤填膺的“四大家族”搜刮民财、垄断中国经济的说法又从何来而呢?

原来,这是担任过毛泽东政治秘书、后来在文革中担任政治局要职的陈伯达的杰作。 

郭岱君说:“《四大家族》这本书是那个谁写的?陈伯达。

他不是历史学家,也不是学者,所以,他基本上是个宣传品。”而且,“《四大家族》里面有很多谬误”。 

这下我总算有点明白了。我倒没有指责陈伯达的意思。

无论其被安上什么样的重要职务,陈伯达终究只是摇摇笔杆子的御用文人(一如文革中的姚文元)。向对手泼泼脏水,也算是其职业范围内的事(所谓professional)。 

至少,这也是泼向争夺江山的敌人。比较后来文革中泼向自己的同志、战友的“叛徒”、“内奸”、“工贼”之类的超级脏水,编出“四大家族敛财巨富、垄断中国经济”的谣言,这算是温和、有分寸多了。但技巧性更强、也更能欺骗人。

其实,“四大家族”或者中间谁谁谁被栽赃、被泼污水,原本不干你我这些草民的事。 

问题是我不能释怀:我(可能还有列位)在从小到大几十年的时间里,如何可以让不是事实的“事实”所长期包围,而时时地被激发出填膺之义愤呢?

我想起了流传的戈培尔的名言:“谎言重复千遍就是真理。”

“大众传播媒介只能是党的工具,它的任务是向民众解释党的政策和措施,并用党的思想理论改造人民。”
    “宣传如同谈恋爱,可以做出任何空头许诺。即使一个简单的谎言,一旦你开始说了,就要说到底。” 

夜深了。

我环顾黑洞洞的四周,不由地打了个寒颤:究竟还有多少真相,我们一无所知?

 

屠狗功名,雕龙文卷,岂是平生意?

 

 

章诒和 2015-05-18


编者按:2015年5月18日,储安平衣冠冢在宜兴落成,章诒和先生特意为此撰文,独家授权历史百人会全球网络首发。


1957年6月8日的夜晚,心情烦闷的章伯钧独自一人到史良家中做客,为的是表达对当天《人民日报》社论“这是为什么”的不满。他说了很多,最后说了一句:“将来胡风、储安平要成为历史人物。所谓历史人物是几百年后才有定评……”
储安平真的成了历史人物。一是因为他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末,发表了“国共民主多少与有无”的看法(原话为“老实说,在国民党统治下,这个自由还是一个‘多’与‘少’的问题,假如共chan党执政了,这个自由就变成了‘有’‘无’的问题了。”)。二是1957年6月1日,他在中共整风座谈会上,提出了震惊朝野的“dang天下”的观点。这在1957年短暂的春季是中国知识分子“飙”出的最高音,到了二十一世纪的今天仍是最高音。
6月11日,章伯钧来到刚递上辞呈的储安平家中。两个人都是岌岌可危,他们谈到未来。章伯钧说:“老储,你年龄不大,又有学问和眼量,可以多研究些中国的思想问题。依我看,今天能够看到五十年以后的事的人还没有。”
时间已然过去六十载,回顾往事,可谓百感交集——
一方面,深感储安平果真是个历史人物。自民国以来,特别是自1949年以来,从大陆范围来看,能站得住、又让人记得住的文人,有几个?陈寅恪是一个,储安平是一个,还有呢?有的人还是很不错的,但出于各种情况或被淹没,或被淡忘。而储安平和他说过的话,连同他的《观察》以及他的死亡,像云一样在天空飘散,如河一般在大地流转,被越来越多的人咀嚼、记忆和怀想。我在“往事”一书里形容储安平:面白,身修,美丰仪。万不想这七个字在网上也是千百万次转发,不可思议的神奇和美妙!并非是我写得好,储先生就是这个样子。有样子的人,历来不多。
另一方面,深感中国的诸多问题依旧,有的好像还更严重了。这里只引用资中筠大姐的一句话:“一百年了,没有长进,上面还是慈禧,下面还是义和团。”话说得让一些人很反感,但说对了。
请愿学生到了南京,集中在中央军校大礼堂。蒋委员长莅临训话,要学生或返校读书或去孝陵卫当兵,不得再生事端。眼看事情就要告一段落,这时突然有个学生跑到讲坛,指手画脚地讲了一通,抨击政府不抗日……没人知道他是谁,只有光华的学生认出来了,他叫储安平。
储安平不是政治家,不是思想家,他乃报人,是真正意义的报人。储安平一辈子的生活和命运都与报刊、出版、新闻、言论相联系。朝于斯,夕于斯。因它而声名鹊起,因它而“一败涂地”。这里,有必要对其从业履历做一个简要介绍——

1932年7月光华大学毕业。
1933年7月进入《中央日报》副刊“中央公园”,从事编辑工作三年。继“中央公园”之后,开辟“文学周刊”。
1936年编辑出版文学期刊《文学时代》。
1938年1月从英国归来,6月重回《中央日报》创办《平民》副刊。
中日战争爆发,储安平在国立师范学院(湖南安化县蓝田镇)任教期间,1943年与夫人端木露西创办袖珍书店。
经历婚变,储安平奔赴桂林,1943年冬进入《力报》,任主笔。
1945年7月在湖南辰溪县受聘于《中国晨报》,任主笔。两月后离任,赴重庆。
1945年10月在重庆创办《客观》。
1946年在上海创办《观察》至1948年12月被查封。
1949年11月《观察》在北京复刊,1952年停止经营。
1952年4月担任新华书店总店第二副总经理,出版总署发行事业管理局副局长。
1957年4月担任《光明日报》总编辑,6月被撤职。

这里,我先问一句:何谓报业?报界前辈戈公振先生在《中国报学史》一书里,有精辟的阐释。戈氏认为:它是社会公共舆论机关,就是以揭载新闻为主,反对报纸的党派性,除军事上有时必须保守秘密,其他一切消息皆可开诚布公的宣布于民众之前,使多数人“能了解政治问题,能自下而上的判断,进而监督报纸,强制政治家,使自觉其责任的重大。”它于国家的进步,自是有非常重大关系。也正是基于报业的这个本质,当年的傅斯年才对胡适说:“一入政府即全无办法。与其入政府,不如组党,与其组党,不如办报。”储安平非但深谙此理,且为终身之志,通过公共论坛干政。国民党执政他无情揭露国民党,共chan党执政他尖锐批评共chan党,恪守报业“中立、客观、理性”的宗旨和“独家,独特,独到”的本性,以及报人必须具备的魄力、眼光、担当等职业精神和素养。这是一个很高又极严的从业标准,远远超过加入某党、某派的条件。
“屠狗功名,雕龙文卷,岂是平生意?”储安平始终游离在国共两党之间,别看他先后参加了民主同盟和九三学社,其实他也游离在民主党派之外。无涉军政,不党不派,他的心只守着一个“社会公共”空间,并在此安身立命。胡愈之搞报纸、搞出版,他是(党的)新闻工作者,不是报人。储安平搞报纸、搞出版,他是报人,不是新闻工作者。说句大不敬的话,任何党派(包括强大的党派)对储安平自由主义灵魂和报人的天职本性来说,都太窄,也太矮。说他有政治野心,那才是活天冤枉!他自己就曾这样说过:“滔滔今日,有多少人能一往直前地为理想而生活,有多少人能咬紧牙关从事这样一种清寒艰苦的事业。”储安平是把一张报纸、一份期刊,当作清寒艰苦的事业干的,以此启迪民智,以此振兴国运,以此实现人生理想。这就是储安平。

办报,要有办报的头脑、胸襟、能力及手段。储安平样样具备,要啥有啥。
远的不讲,拿担任《光明日报》总编辑来说,自跨进北京西单石驸马大街的第一步,便毅然决然地按照自己路数、理念真刀真枪地干起来。半是痴狂,半乃性情。他宣布《光明日报》不能机关化,要报舘化;党报工作经验已经过时,当回到从前旧报传统;年轻记者更要以1949年前的老报人为榜样;撤销了编辑室,所有的稿子直送总编室,自己都一一要看过。他明确新闻记者的首要任务是写新闻,新闻就是要抢先,就是要独家;社论少写,那种歌功颂德、教条主义的社论不要再写。正值“大鸣大放”,储安平立即派八批记者,分三路到全国各地调查。得知清华大学在研究改变党委制的问题,他第一时间派人去采访。从5月7日到6月2日,《光明日报》均在头版刊发民主党派和高校关于取消党委制的报道,重量级的东西,一个接一个地甩了出来……这是啥做派?这叫报人办报。要么不做事,要做就做成一流,储安平就在这短短八十天之内,让这张民主党派机关报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他才气过人,也傲气凌人;严于律己,也苛于待人。拙作“往事”出版后,我和《光明日报》的几位老编辑有些交往。吃饭,聊天,几乎所有的话题都围绕着储安平。
他们告诉我:储安平太能干,大家都佩服他,也都怕他。
我问:为什么?
答:头天布置任务,第二天就被叫去询问——做得怎么样了?
储安平管得太细,太严,手下人跟不上,也受不了。所以到“反右”阶段,储安平在《光明日报》的会议室被斗得要死。手下人恨他,当然,有的是假恨,有的是真恨。 这让我不由得想起老舍说的话:一个人爱什么,就死在什么上。
最后,我想强调储安平是个作家,极为欣赏他写的《英国采风录》。自从国门大开,到英国留学、旅游、经商、访问,乃至移民定居的人无数。几十年间,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写下数以万计的访英散记、游记、札记、日记、笔记,这些文章或多或少、或深或浅都是在议论和描述英国和英国人。这样说,那样讲,写来写去,比来比去,依我看它们都不及储安平在抗战逃难岁月,用五个月的时间(1944年11月——1945年4月),于僻远的湖南溆浦县写下的《英国采风录》。书中,对英国王权的更迭,自由传统的特征,议会政治的源流,种族的历史以及贵族的形成,都做了详尽又风趣的介绍。作为研究者,它是极有价值的参考;作为读者,它则是爱不释手的佳作。储安平文字功夫了得!尤喜末尾几章,英人的性格、气质、习惯、性情,乃至雨伞、茶壶套,无不写得准确凝炼,但又是在娓娓道来,仿佛感受到从远洋飘来的微风与水气,让你获得满足和感动,这与我们那些浑浊僵硬的东西完全不同。显然,储安平被英国的经济发达、民主政治和良好社会风尚所深深吸引。那时的他对中国的落后与黑暗已然是痛心疾首,但是他能把愤世嫉俗的情绪掩藏起来,而采用理性的剖析和平静的讲述,太成功了!冷峻的美丽比汹涌的强悍,更令人过目不忘。时隔七十载,重读“采风录”仍能产生强烈的共鸣。
由于命运,由于个性,储安平的个人生活也很不幸,妻子已分手,子女多疏离。最后一个探视他的亲人是女儿储望瑞的丈夫熊荣光,“文革”爆发,红色恐怖扫荡北京城。这个在北郊农场工作的青年骑上自行车,揣着两个农场自产的水蜜桃,悄悄进城看望岳父——
所有门窗都是敞开的,任人出入。储安平静坐床边,室内空荡无物。熊荣光问一句,他答一句,不问则无话,遂将两个水蜜桃放在岳父的手心,不敢久留。出门回望,储安平一手捧着一个桃子,仍然静坐床边。这竟是他最后时光的人生镜头。
储安平江苏宜兴人氏,五十七载斯文遂绝,英雄献祭在国,魂兮归来在乡。于今唯留衣冠,何其悲也!

中华礼仪用语

徐文立荐文

 

 

頭次見面用久仰,很久不見說久違。
認人不清用眼拙,向人表歉用失敬。
請人批評說指教,求人原諒用包涵。
請人幫忙說勞駕,請給方便說借光。
麻煩別人說打擾,不知適宜用冒昧。
求人解答用請問,請人指點用賜教。
贊人見解用高見,自身意見用拙見。
看望別人用拜訪,賓客來到用光臨。
陪伴朋友用奉陪,中途先走用失陪。
等待客人用恭候,迎接表歉用失迎。
別人離開用再見,請人不送用留步。
歡迎顧客稱光顧,答人問候用托福。
問人年齡用貴庚,老人年齡用高壽。
讀人文章用拜讀,請人改文用斧正。
對方字畫為墨寶,招待不周說怠慢。
請人收禮用笑納,辭謝饋贈用心領。
問人姓氏用貴姓,回答詢問用免貴。
表演技能用獻醜,別人讚揚說過獎。
向人祝賀道恭喜,答人道賀用同喜。
請人擔職用屈就,暫時充任說承乏。

哪些很重要的素质,是读书学不来的?

 徐文立荐文

 

1,首先,出门之前看看自己的穿着

不是说你穿的要有多好多大牌,先看看你的衬衫,是不是皱巴巴的,另外鞋子是不是干净, 有没有泥点,还有深色衣服上有没有毛球,有就粘干净再出门。我现在的环境学生居多,说实话大家都不怎么在意,养不成好的习惯,以后工作,或者更重要的场合肯定也没习惯。

2,开门关门要轻手轻脚。拿放椅子也是。

很多给别人的印象就毁在这个小事上。还有,比如你和别人合租的话,或者住在学校,请不要在别人休息的时候发出很大声音。(别以为这是常识,吵别人的人多了去了。)

3 ,知乎上看到过一条:和别人说谢谢的时候,改成 谢谢你

4,有些事情,不要老刨根问底问别人为什么。另外,尽量不要问别人私人的问题。谈话内容尽量绕开对方的:家庭状况,生活方式,工作收入,等等。

5,别人发的消息,及时回复。别拖延或者不回复。给别人的印象极度不好。我就接触很多人发短信基本就不回,电话也很难打通,看见未接电话也不回的人。

找别人的时候,说事情干脆利落,特别是别人可能比较忙的时候。不要什么事都从 “你在干嘛呀” 这句话开始。

6,出去吃饭,点菜如果你一定要你点,一定要记住问几个问题,有没有人对什么过敏,有没有女生对生冷不适,有没有人什么不能吃,有没有什么特别爱吃/不能接受的。

7,无论男女,请随身带好纸巾。这很重要,一个遇到突发状况身上却没纸的人给别人的印象是很差的。

8,约别人出来吃饭,就你付钱,不要让别人掏腰包。别人叫你出去,先问好是什么情况,千万不要有抢着买单,或者让对方问你这餐饭算谁的。人生不差一顿饭钱,不想付钱的饭局也大可没必要吃这餐饭。

9,拒绝的时候,直接一些。只要有礼貌不伤和气,越直接越好,别隐晦扭捏,给对方还有可能成功的希望。

10,尊重每一个人。不管穷丑,要知道你和很多人比起来也是差的,千万别看不起任何人。

11,特别是对于女孩子,少背后讨论别人。这很重要,哪怕这个人你再讨厌,清楚表明自己态度就好了,别一天没事干就哔哔别人,这样自己也low到底了。如果明明讨厌别人还要偷偷观察别人生活,那你是该反省你自己了。

12,要独立,靠自己,别什么事都叫别人帮,特别是部分女生,总喜欢找别人帮自己做事情,而碍于是女生的原因,大部分人也不好意思拒绝。等别人不乐意了或者做的不好了,你就有的哭了。自己做,最稳妥。

文革期間被毁珍贵文物清單

 

一般認為文革正式開始於1966年5月16日「五一六通知」出台,歷時10年,到1976年10月結束。這一場曠世瘋狂與浩劫,致使至少數百萬人非正常死亡,中國傳統的儒家文化與人倫道德遭受嚴重打擊,亦有數不清文物慘遭蹂躪。下面是網上流傳的一份文革期間文物被毀清單。 -

1.炎帝陵主殿被焚,陵墓被挖,焚骨揚灰。

2.造字者倉頡的墓園被毀,改造成了"烈士陵園"。

3.山西舜帝陵被毀,墓冢掛上了大喇叭。

4.浙江紹興會稽山的大禹廟被拆毀,高大的大禹塑像被砸爛,頭顱齊頸部截斷,放在平板車上遊街示眾。

5.世界佛教第一至寶,佛祖釋尊在世時親自開光的三聖像之一八歲等身像被搗毀面目。

6.孔子的墳墓被剷平,挖掘,「大成至聖先師文宣王」的大碑被砸得粉碎!廟碑被砸碎了,孔廟中的泥胎塑像被搗毀。孔子的七十六代孫令貽的墳墓被掘開。

7.和縣烏江畔項羽的霸王廟、虞姬廟和虞姬墓。香火延續兩千年至今日,"橫掃"之後,廟、墓皆被砸成一片廢墟。文革後去霸王廟的憑弔者,見到的只是半埋在二里半露在地上的石獅子。

8.在橫掃一切的風暴中,霍去病的霍陵也遭了殃。香燭、簽筒被打爛之外,霍去病的塑像也毀於一旦。

9.頤和園佛香閣被砸,大佛被毀。

10.王陽明文廟和王文成公祠兩組建築包括王陽明的塑像,全部在文革被平毀無遺。

11.古城太原的新任市委書記三把火,第一把是砸廟宇。全市一百九十處廟宇古迹,除十幾處可保留外,通通毀掉。他一聲令下,一百多處古迹在一天之內全部毀掉。山西省博物館館長聞訊趕到芳林寺,只撿回一包泥塑人頭。

12.醫聖張仲景的塑像被搗毀,墓亭、石碑被砸爛,"張仲景紀念館"的展覽品也被洗劫一空。"醫聖祠"已不復存在。

13.河南南陽諸葛亮的"諸葛草廬"(又名武侯祠)。的'千古人龍'、'漢昭烈皇帝三顧處'、'文韜武略'三道石坊及人物塑像、祠存明成化年間塑造的十八尊琉璃羅漢全部搗毀,殿宇飾物砸掉,珍藏的清康熙《龍崗志》、《忠武志》木刻文版焚燒。

14.漢中勉縣"古定軍山"石碑,也因諸葛亮是個"地主份子"而被砸毀。

15.書聖王羲之的陵墓及佔地二十畝的金庭觀幾乎全部平毀,祗剩下右軍祠前幾株千年古柏陪伴書聖失去了居所的亡魂。

16.文成公主當年親自主持塑造松贊干布和文成公主二人的塑像,安放覺拉寺。被搗毀。

17.合肥人代代保護、年年祭掃的"包青天"墓,也毀於一旦。18.河南湯陰縣中學生將岳飛等人的塑像、銅像,秦檜等"五奸黨"的鐵跪像,連同歷代傳下的碑刻"橫掃"殆盡。

19.杭州革命青年砸了岳廟,連岳飛的墳也刨了個底朝天。岳武穆被焚骨揚灰。

20.阿拉騰甘得利草原上的成吉思汗陵園被砸了個稀爛。

21.朱元璋巨大的皇陵石碑被拉倒;石人石馬被炸藥炸得缺胳膊少腿;皇城也拆得一乾二淨。

22.海南島的天涯海角,明代名臣海瑞的墳被砸掉,一代清官的遺骨被挖出遊街示眾。

23.湖北江陵名相張居正的墓被紅衛兵砸毀。焚骨。

24.北京城內的袁崇煥的墳被夷成了平地。

25.黎平故里安葬的是明末名臣何騰蛟,他的祠堂中的佛像被掃了個一乾二淨,而且把黎平人最引以為榮的何騰蛟的墓給挖了。

26.吳承恩的故居在江蘇淮安縣河下鎮打銅巷。他的故居不大,三進院落,南為客廳,中為書齋,北為卧室。幾百年來,曾有無數景仰他的人來此憑弔此故居和他的墓。可是現在《西遊記》成為"封、資、修"(封建主義、資本主義、修正主義)里的"封",吳氏故居也就"被毀為一片廢墟"。

27.紅衛兵掘開蒲松齡的墳,教書匠蒲松齡真窮,墓里除了手中一管旱煙筒、頭下一迭書外,只有四枚私章。他們對蒲氏私章不屑一顧,棄之於野。屍體被搗毀。

28.建於一九五九年的吳敬梓紀念館在文革中被剷平。

29.山東冠縣中學紅衛兵在老師帶領下,砸開千古義丐武訓的墓,掘出其遺骨,抬去遊街,當眾批判後焚燒成灰。

30.張之洞的墳被刨開。張是個清官,墓里沒一點珍寶,紅衛兵將張氏夫婦尚未腐爛的屍體吊在樹上。張氏後人不敢收屍,任屍體吊在樹上月餘,直到被狗吃掉。

31.北京郊區的恩濟庄埋有同治、光緒兩朝的宮廷大總管李蓮英的墓,鑿開的墓穴里,只有頭骨,不見屍骸,衣袍內滿是珠寶,後不知所蹤。

32.河南安陽縣明趙簡王朱高燧的墓被挖毀。

33.黑龍江黑河縣有座"將軍墳","因為屬於'帝王將相',也遭到嚴重的破壞。

34.宋代詩人林和靖(967-1028)的墓也在被毀之列。

35.清末章太炎、徐錫麟、秋瑾,乃至"楊乃武與小白菜"冤案中的楊乃武的墓,都在"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的口號聲中作了犧牲。

36.一位年輕的中學老師領著一幫初中生以"讓保皇派頭子出來示眾"為由,刨開康氏墓,將他的遺骨拴上繩子拖著遊街示眾。革命小將們一邊拖著骨頭遊街一邊還鞭撻那骨頭,好象相信康氏靈魂附著在骨頭上似的。游完街,康氏的頭顱被送進"青島市造反有理展覽會",標籤上寫道:"中國最大的保皇派康有為的狗頭"。

37.浙江奉化縣溪口鎮蔣/介石舊居,蔣氏生母的墓被上海的大學生領導的寧波中學生掘開,其遺骸和墓碑都被丟進了樹林。

38.南漳縣為抗日名將張自忠建造的張公祠、張氏衣冠冢和三個紀念亭均被破壞。

39.新疆吐魯番附近火焰山上的千佛洞的壁畫,曾被俄、英、德等貪焚商人盜割,賣到西方。但那運到國外的壁畫畢竟被博物館珍藏,並未毀掉。而中國人自己乾的'破四舊'卻重在一個'破'字:將剩下的壁畫中的人物的眼睛挖空,或乾脆將壁畫用黃泥水塗抹得一塌糊塗,存心讓那些壁畫成為廢物。

40.山西運城博物館原是關帝廟。因運城是關羽的出生地,歷代修葺保養得特別完好。門前那對高達六米的石獅子可能是全國最大的。如今,那對獅子被砸得肢體斷裂,面目全非;母獅身上的五隻幼獅都砸成了碎石塊。

41.安徽霍邸縣文廟,雕樑畫棟、飛檐翹角,龍、虎、獅、象、鰲等粉彩浮雕皆為精美的工藝美術品。'房飾浮雕在文化大革命中統被砸毀。'文革後省、縣撥款數萬修葺,'尚未完全復原。'山東萊陽文廟,'大成殿雕樑畫棟、飛檐斗拱,氣勢雄偉。。。。。。文化大革命期間,大成殿被拆除。'全國四大孔廟之一的吉林市文廟,'破四舊'中嚴重受損,荒廢多年,文革後歷時五年方修復。

42.唐代高僧褒禪結蘆安徽含山縣花山,死後弟子改山名為褒禪山。宋王安石遊覽此山,作《游褒禪山記》後,褒禪山遂名揚四海。因是'四舊',褒禪山大小二塔被炸毀。

43.全國最大的道教聖地老子講經台及周圍近百座道館被毀。

44.宋代大文豪歐陽修的《醉翁亭記》經另一宋代大家蘇東坡手書,刻石立碑於安徽滁縣琅玡山腳當初歐陽修作文的醉翁亭,至今已近千年。前去革命的小將不僅將碑砸倒,還認真地將碑上的蘇氏字跡鑿去了近一半。醉翁亭旁堂內珍藏的歷代名家字畫更被搜劫一空,從此無人知其下落。

除了有計劃的毀滅古迹,文物古董毀壞的更多:

北京名學者梁/漱溟家被抄光燒光。文革過後梁/漱溟回憶抄家時紅衛兵的舉動時說:'他們撲字畫、砸石玩,還一面撕一面唾罵是'封建主義的玩藝兒'。最後是一聲號令,把我曾祖、祖父和我父親在清朝三代官購置的書籍和字畫,還有我自己保存的,統統堆到院里付之一炬。。。。。。紅衛兵自搬自燒,還圍著火堆呼口號。。。。。。'

南京著名的書法家林散之珍藏多年的字畫及自己的作品全部被毀之一炬,他被趕回了安徽老家。當時在上海居住的畫家林風眠家被抄家、畫被焚燒,又在風聲鶴唳中自己將留存的作品浸入浴缸、倒進馬桶、沉入糞池。

中央文史館副館長、八十四歲的杭州名學者馬一浮的家被搜羅一空。抄家者席捲而去之前,他懇求道:'留下一方硯台給我寫寫字,好不好?'誰知得到的卻是一記耳光。他悲憤交集,不久即死去。

上海書法家沈尹默是中央文史館副館長,也是八十四歲。他擔心'反動書畫'累及家人,老淚縱橫地將畢生積累的自己的作品,以及明、清大書法家的真跡一一撕成碎片,在洗腳盆里泡成紙漿,再捏成紙團,放進菜籃,讓兒子在夜深入掙時□出家門,倒進蘇州河。

作家沈從文在中國歷史博物館工作。軍管會的軍代表指著他工作室里的圖書資料說:'我幫你消毒,燒掉,你服不服?''沒有什麼不服,'沈從文回答,'要燒就燒。'於是,包括明代刊本《今古小說》在內的幾書架珍貴書籍被搬到院子里,一把火全都燒成了灰。

字畫裱褙專家洪秋聲老人,人稱古字畫的'神醫',裝裱過無數絕世佳作,如宋徽宗的山水、蘇東坡的竹子、文徵明和唐伯虎的畫。幾十年間、,經他搶救的數百件古代字畫,大多屬國家一級收藏品。他費盡心血收藏的名字畫,如今祗落得'四舊'二字,付之一炬。事後,洪老先生含著眼淚對人說:'一百多斤字畫,燒了好長時間啊!'連遙遠的新疆首府烏魯木齊新華書店的存書,通通被燒成了灰。

湖南江永縣有一種僅為婦女懂得的文字,人稱'女書'。雖流傳已近千年,因為不入男子的社會,流傳並不廣,許多用女書寫成的詩歌被婦女珍藏,代代相藏,從未與世人見面。江永縣地雖偏僻,'破四舊'卻逃不脫,許多本應成為社會學、文字學乃至民族學研究資料的女書手稿被焚毀。

燒書污染空氣,送到造紙廠打成紙漿才是好辦法。江浙一帶人文薈萃,明清兩代五百年,著名書畫家大部分出在那裡,留存至今的古籍也就特別多。僅寧波地區被打成紙漿的明清版的線裝古書就有八十噸!

紅學家俞平伯自五十年代被毛澤東批判後,便是欽定的'資產階級反動學者'。抄家者用骯髒的麻袋抄走了俞家幾世積存的藏書,一把火燒了俞氏收藏的有關《紅樓夢》的研究資料。當時,中國特有的刻瓷藝術家僅剩北京朱友麟一人。周恩來曾規定朱的作品是國寶,不得出口。可是前去抄他家的紅衛兵將他的作品摔了個稀爛。不久,朱凄慘地死去,國寶不復再現。

蘇州桃花塢木刻年畫社的畫家凌虛,五十年代曾手繒一幅長達五十尺的《魚樂畫冊》,由中國政府拿去,作為國寶贈送印度尼西亞總統蘇加諾。他花了幾十年的功夫,收集到各地上千張古版畫,如今被燒了個一乾二淨。

中國畫院副院長陳半丁年已九十,批鬥之餘,作品被焚燒。上海畫家劉海粟珍藏的書畫被抄後,堆在當街焚燒。幸虧一位過路人以'工人'的名義鎮住革命小將,打電話給上海市委,才派人制止。但已燒了五個多小時,焚毀的字畫、器皿不計其數。

陝西畫家石魯被拉到西安鐘樓大街的鐘樓外,當街吊起來,在人群的圍觀中接受批判。他的'黑畫'被一幅幅拿出,批鬥一幅即撕毀一幅或在畫面上用紅筆打個叉。

因江青點名咒罵了名畫家齊白石。北京的紅衛兵砸了他的墓和'白石畫屋'。又逼著齊的兒子齊良遲刨平齊白石自書的匾上的字跡。上海畫院七十五歲的畫家朱屺瞻,家中收藏的名人字畫被搜羅一空,七十餘方齊白石為他的刻的印章一個沒剩一九五二年,國畫大師張大千的前妻楊宛君將張在甘肅敦煌石窟現場臨摹的二百六十幅唐代壁畫全部獻給了國家,自己僅保留十四幅張氏為她作的畫。如今抄家者光顧楊宅,那十四幅畫被搜走,從此全都沒有了下落。

著名的木刻家劉峴(中央美術館館長)被勒令交出全部'四舊'後,默默地把多年的木刻原版摞在壁爐旁,然後,點著火爐,一塊一塊地投進火爐,全部燒光!

中國的古迹少,博物館裡的文物更是少的可憐,民間的文物十個有九個都是假的,為什麼??就是因為以前都毀掉了!

中國幾乎沒有幾個美術館,有也全都是現代畫家,古代書畫墨寶極少,為什麼?因為書畫是最容易毀掉的,扔到火里一燒就沒了!

西哈努克來中國,想去白馬寺看中國最著名的古雕塑十八羅漢像,結果已經被砸掉了,北京的都知道拆古城牆的事,但是誰知道什麼是雙塔慶壽寺?京城第一皇家名剎,兩座800多年的古塔,什麼都沒留下來!

 

徐文立简介——《中国当代文字狱囚徒编年录》第一卷第三十九案(1985)

 

——《中国当代文字狱囚徒编年录》第一卷第三十九案(1985)

 

  

徐文立(1943年7月9日-),原名徐温利,笔名徐庶丶南客丶客卿等,著名异议人士丶民间刊物编辑丶社会活动家;因参与“民主墙运动”“反革命罪”被判刑十五年(除看守所一年五个月)一直被单独监禁,而服刑四年後,1985年因其《狱中手记──我的申辩》传到海外发表而又在“反省号”被单独监禁,长达五年。

 

创办《四五论坛》

徐文立於民国三十二年出生在中国江西省安福县,原籍安徽安庆。

1964年,徐文立在北京市第七中学高中毕业後,主动放弃报考大学而去参军,经青岛海军航空兵第二航校培训,到上海大场丶海南陵水丶浙江岱山岛基地任地勤机械员,五年後从部队退伍,被分配到北京铁路分局丰台铁路公务工厂当锻工,1973年调到北京建筑段当电工。

1978年11月中旬,北京“西单民主墙”运动兴起。11月25日,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正式宣布为“天安门事件”公开彻底平反;次日,徐文立等发表“西单民主墙”的第一份刊物《四五报》的创刊号。12月16日,《四五报》与赵南等创办的《人民论坛》合并为《四五论坛》,徐文立丶赵南丶吕朴丶刘青共任召集人,发表了大量文章,使之成为当时华北最有影响的民间刊物。

1979年3月29日,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发布“维护首都社会秩序”的《通告》,“中国人权同盟”对外联络人陈旅和四天前贴出《必须警惕邓小平蜕化为独裁者》大字报的《探索》主编魏京生於同日被捕。徐文立为此发表一系列文章和演讲,指出《通告》及逮捕是“使用暴力镇压”丶“扼杀民主”,并为此进行“民意测验”和举行民主讨论会等。

1979年10月1日“国庆日”,徐文立作为“第一线总指挥”在北京长安街上举行了一次成功的“维护宪法游行”,抗议北京市公安局两天前中止了“星星美展”艺术家们开办的画展。11月12日,《四五论坛》对外联络人刘青因承担发售组织整理刊印的《魏京生法庭审判实况》责任而被捕,徐文立马上四处奔走呼救,多次到《人民日报》上访,并坚持主编《四五论坛》直到次年3月被迫停刊。

1979年11月16日,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反革命罪”判处魏京生十五年徒刑,徐文立随即在《四五论坛》上面发表文章《不公正的判决──我们对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魏京生一案的看法》。

 

策划成立“中华民主统一促进会”

徐文立与全国各地“民主墙运动”继续坚持者联络,1980年6月,他与广州王希哲丶青岛孙维邦丶安阳刘二安等人协商“组党”──但最後决定放弃;他们又串联南京徐水良丶上海傅申奇等,一起创办私下传阅的《学习通讯》,徐为总调度,负责审稿及封面丶插图等。该刊至次年2月共出版六期,每期数百份散发到全国十八个省市。

1981年4月9日,徐文立被捕,此後渺无音讯长达一年两个多月,亲属直到次年6月下旬才接到法院的刑事判决书。

1982年6月8日,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经不公开庭审徐文立案後宣判,判决书认定他於1980年“在北京市甘家口秘密聚会,图成立‘中国共产主义者同盟’‘打破一党专制’。……诬蔑我国社会主义是‘特权官僚专制的国家资本主义’,叫嚣‘必然导致第二次革命’;於1980年冬至1981年春“又秘密策划成立‘中华民主统一促进会’,撰写了纲领,并决定派人去香港勾结反华反共分子,阴谋将反革命组织总部设在香港,下设‘大陆丶台湾丶香港丶海外四个分会’,妄图搞成一个‘打不烂丶摧不垮的政治实体’丶‘组织临时政府’丶‘举行大选’,推翻我国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犯有“组织领导反革命集团罪”。还认定他“在‘西单墙’张贴丶散发传单丶搞民意测验丶发表演讲丶撰写文章,歪曲事实,颠倒黑白,煽动群众,反对司法机关对反革命分子的公正判决,并将诋毁司法机关的文章送外国记者丶驻华使馆,采取邮寄丶传递等办法扩散到海外,欺骗舆论,混淆视听,为反华反共势力对我国的攻击和诬蔑提供藉口”,犯有“反革命宣传煽动罪”;两罪并罚共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剥夺政治权利四年──为“民主墙运动”最重判刑。

1985年11月,徐文立十一万余字的《狱中手记──我的申辩》被秘密带到美国,由《中国之春》连载发表。全文由两部分组成,前半部分叙说他的成长过程,後半部分记述他参加“民主墙运动”的梗概以及被捕关押丶预审丶判决的全部经过,尤其是揭露在当局所谓“法制”下秘密审判黑幕──预审人员任意删改原始证据甚至捏造,审判员“有罪推定”……。该文发表後,徐文立被单独禁闭在“反省号”达五年。

1993年,在强大的国际舆论压力和美国克林顿政府要求下,中国政府为了争取2000年奥运会主办权和获得美国的最惠国待遇,释放了一批著名异议人士,徐文立於5月26日首位获假释出狱。

 

参与创建中国民主党

1997年10月27日,中国政府正式签署《经济丶社会丶文化权利国际公约》;次年3月12日,国务院副总理钱其琛重申中国政府承诺签署《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徐文立於八天後发表申请建立“中国人权观察”致中共中央丶国务院丶“人大”丶“政协”并日内瓦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的公开信,他和武汉的秦永敏分任正副主任,後改任总顾问,由秦主办随时发布《中国人权观察》通讯,成为中共统治下的第一个人权监督组织。

同年7月1日,徐丶秦和毛国良共同发表关於签署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公约》问题的原则声明,表示:

我们不仅期待着我国政府对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签署和实施,我们还誓言,我们将与全体中国人民一起,以最大的热情和最坚强的决心,来捍卫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

10月5日,中国政府正式签署《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10月18日,徐文立与北京的查建国丶高洪明丶张晖成立“为中国民主宪政大业服务”的“徐文立办公室”。11月9日,徐文立与查建国丶高洪明丶何德普丶刘世遵等成立中国民主党北京天津地区党部并担任主席。

11月30日,徐文立被捕;12月21日,以“颠覆国家政权罪”被判刑十三年,剥夺政治权利三年。

徐文立丶秦永敏丶王有才等数十位中国民主党创党人士的被捕判刑引起国际舆论的极大关注,三人於1999年被共同提名诺贝尔和平奖。

2002年12月24日平安夜,中国政府为国家主席江泽民访问美国能获得崇高外交礼遇,应美国政府的要求,以“保外就医”名义将徐文立直接从监狱送往机场流放到美国。次年5月26日,徐文立获美国布朗大学荣誉博士学位,任布朗大学沃森国际研究所高级研究员至今。

2003年3月26日,徐文立创建“关注中国中心”并任主席,2004年12月3日成立中国民主党海外流亡总部并任召集人,2007年6月4日召开中国民主党联合总部(海外)第一次党员代表大会并当选为主席,2009年12月1日起为中国民主党全国联合总部主席。

徐文立於2006年加入独立中文笔会。

徐文立著作有书信集《狱中家书》(1996)丶《我以我血荐轩辕》(2002)丶《人类正常社会秩序概论》(2008)等。

 

——来源张裕:《从王实味到刘晓波:中国当代文字狱囚徒编年录》

参考资料:

1  《中国之春》编辑部,《历史将宣判徐文立无罪──关於公布徐文立狱中手记〈我的申辩〉的说明》,《中国之春》1985年12月号

2   安琪,《中国政治转型期的民运对策与战略──专访中国着名持不同政见者徐文立》,《北京之春》1998年6月号。

3   贺信彤整理,《徐文立案法庭审判记录》,《北京之春》1999年2月号。

4  《北京法院对徐文立的判决书》,《北京之春》1999年2月号。

5   廖天琪,《掷地有声的〈我以我血荐轩辕〉──中共阶下囚徐文立的传记问世》,《北京之春》2002年4月号。

6   徐文立,《徐文立小档案》,《民主论坛》2002年12月27日。

7   陈彦,《“民主墙运动”及其历史地位》,《中国当代研究》2006年第2期。

8   王克平,《星星往事》,新苑艺术出版社,2007年。

9   何哲,《79民主墙,89民运,08宪章──民运老将徐文立访谈录》,《天安门通讯》第4期,2008年12月25日。

杨子立自述及采访记

 

(网文,未经核实)

 

 

采访者:马萧

采访对象:杨子立

采访时间:2014年10月8日

 

【受访人简介】:杨子立,1971年出生,回族,北京人,政论作家,“传知行”研究所工作人员。1993年,毕业于西安交大工程力学系,1998年获得北京大学力学系硕士学位。2000年8月,参加“新青年学会”,讨论社会及政治问题,2001年3月被国家安全局刑事拘留,4月被正式逮捕。2003年5月,被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的名义判处有期徒刑8年。同年11月,上诉被驳回。2009年3月,刑满出狱。 

(以下内容摘自杨子立看守所回忆录,并整理成稿)

 

(一) 

2001年3月13日,我参加完奶奶的葬礼,从河北老村的老家赶回北京。就在我家楼下,国家安全局的警察守候在那里。 

他们将我带上警车,在车上,向我出示了由安全局签发的拘传票。警车一路开到大红门附近,停下来,我从车内看到门口的牌子:“北京市国家安全局看守所”。

 

那里已经等待了许多人,有穿警服的,但大部分是便衣,他们手里拿着各式各样的相机,冲着我拍照。后来我才知道,逮捕人之前要先拍照录像,这是警察的办案程序,并且越是重要的人,记录的内容越详细。 

过了一会,警察拿出一副手铐,给我带上,让那些警察接着拍。回忆当时的场景,当时我有点像一位英勇赴难的勇士,这副神态惹得现场那些年轻的女警察都笑了,这种笑容深处隐含了些许善意,冲淡了现场绷紧的气氛,我的心情不由得有点放松下来。 

拍完照,他们便把我领进铁门,里面是国家安全局看守所的主楼。一进大楼,迎宾墙上有6个醒目的大字:“对党绝对忠诚”。一路把我带到收审室,在这里,警察拿出一张拘留证,让我签字。我一看拘留证上涉嫌的罪名是“颠覆国家政权”,开始以为是关于民主党组党的事情(笔者注:此前,杨子立曾在一份民主党组党声明上签过字),我没有犹豫就在拘留证上签了字,完全没有预料到他们会以“新青年学会”的名义来审判我们这些年轻学生。 

等到签字完毕,他们解开我的手铐就走了,把我留给了收审室现场的两位看守。看守把我衣袋里的物品都掏出来,全部摆放在桌面上,逐一进行登记。开始我担心手机里的东西会泄密,因为那里存储了很多朋友的讯息,我担心会给他们带来麻烦。不过,看守似乎并没有这样去考虑,对我说:“这些东西是你的私人财产,现在暂时由我们保管。”并说走的时候一并退还给我,这让我暗中松了一口气。 

等到东西全部拿走之后,这两位看守又让我把衣服一件一件脱下来。脱到最后,只剩下一条内裤,我有点生气,问:还要继续吗?其中一位说:脱。让我赤身裸体地面对这些完全陌生的面孔,是一件令人难堪的事情,这有损我的人格尊严,于是,我质问他们:哪一条法律规定我必须服从你们这种过份的要求吗?另一位看守接上茬,说:废什么话,叫你脱你就脱。双方在那里僵持了好一会,最后,没有办法,我只好脱了。脱完之后,他们把我的内裤扔一边,命令我转过身去,双手扶墙,两腿分开,站了一会,他们让我穿衣服。事后我才知道,让新进来的人作这个赤裸的姿势是看守所的一道规矩,是为了检查被拘禁者的肛门里是否夹带了东西。 

我重新穿上衣服,发现腰带被他们抽走了,皮鞋也不见了。他们为我找来了一双旧布鞋,让我穿上,又让我拿一只袜子把裤袢系上。两人拿起警棍,押着我穿过一道铁门,进入一条走廊,走廊一侧全部是紧闭的铁门,我想这就是传说中的监室了。 

走到长廊尽头拐个弯,他们打开一道铁门,让我进去,从长廊下到监室,突然间感到光线一下就暗淡下来。这是一间空房子,房间的一多半是一张上过棕漆的高约40厘米的大木板。“坐板上。”一位看守指挥。我坐上去,“给你讲讲规矩。”这位看守继续说:“那是监规。”他指着一张贴在屋角另一铁门上的白纸,比划着,“你必须在3日内把监规记牢。”见我坐的有些散漫,他又告诉我坐板的规矩,“腰挺直,双手放在膝盖上,目视正前方。” 

在这间小屋呆了一会,他们把我押到111室门口。“蹲下。”一位看守命令。于是,我老老实实蹲在那里。他拿出钥匙,打开监室的铁门,“进去吧。”

 

监室里面有四个人,正在“坐板”。看守对其中一位头发有点白的老者说:“这是新来的,给他讲讲规矩。”老者连连点头附和。我猜想,这位老者可能是这个监室的“牢头”。看守又在老者身边扒开一个空位置,命令我坐那儿。 

然后,警察大声向我宣布:“你不要问他们的姓名和案情,听清楚没有?”我回答:“听清了。”他接着又警告其他人:“你们也不要问他的情况,不用我再告诉你们了吧。”“知道”,那几个人一齐回答。他又转向我:“你们之间只能称呼编号,你的编号是‘1023’。”他接着指了一下墙上的按钮,说:“有事你就按这个按钮。”后来才知道,这叫“按板儿”。 

看守走后,监室里的气氛稍稍松弛下来,我还不是太适应,有些拘谨,因为看守交待各自之间不能互通姓名,里面的“老号”就和我互通了姓氏。这时,我才打量起这间牢房,和先前我进去过的那间布局完全一样,进门正对着一条长约7米、宽约1米的过道,过道的右侧是墙壁,左侧是长宽各约2米的小洗漱室,洗漱室再往里是一张长约5米、宽约2米的大铺板,按一个人睡觉占一米的铺位,这张铺板刚好能睡下我们5个人。过道的尽头是另一道铁门,和先前的一样,同样贴着监规。这位老者姓张。老张告诉我,铁门的后面是风场。铺板的上方有两层楼高的空间,上面前后都有钉着钢棍的大窗户。后来我才知道,开这些窗户是为了便于在上面巡逻的武警监视监室里面的情况。因为这些窗户并不直接露天,所以从窗户透下来的光线并不是特别明显。在窗户下方的内侧墙面,凿开了一个方孔,里面搁了一台电视机。因为这个方孔开的位置很高,里面的人摸不到电视机的底座,只能由警察在楼上拿遥控器来打开或关闭电视。 

比较特殊的地方是墙壁,被刷成白色,并且按上去似乎很软,手按在上面,稍微使点力就能压出一个坑。老张解释说这是为了防止被拘禁人员在里面撞墙自杀。洗漱室的四壁贴着白瓷砖,地面是青色的小块瓷砖,有一个坐式的便池,旁边是一个洗手池,看上去都清理得比较干净。洗漱室进门靠左的墙上还有个喷头,这是用来洗澡的。老张告诉我,一周可以洗一次热水澡。 

没过一会,牢门又打开了。看守送进来一套军绿色的被褥和一个蓝白格色调的床单,随后,一位四十来岁的女警察送进来一个塑料盆,里面装了些洗漱用品,两个碗和两个塑料水杯,这是在看守所里统一使用的日常生活用品。我被告之等我临走时再结帐。 

因为我是新进去的,不懂监室内部的规则,狱友就教我把东西收拾好,把被褥叠成方块,放在属于我的铺位靠墙的一端,这时我才想到“二板儿”,一开始,我还以为看守让我挨着牢头坐是对我的一种优待,因为这个位置通常是属于监室里老二坐的。一打听才知道,新来的人总是要睡“二板”,即从外往里数的第二个铺位。睡一板儿的叫“学习号”,也就是“牢头”,新来的人紧挨着“学习号”,是为了便于“学习号”监督。后来,狱友告诉我这个“二板”的位置从监视器里瞧得最清楚。在看守所的每个监室内部,都安装了监视器。 

等到我在囚室里稳下神来,已经到上午约九点。突然,铁门上的小铁窗打开了,“035!提审!”狱警在外面喊。一位狱友赶紧换上布鞋,走到门口,两只手从小窗户伸过去。“咔嚓!”传来戴手铐的声音,这位狱友又把手缩回来。铁门打开了,两名手提警棍的狱警站在外面,等他走出去,铁门又“哐当”一声锁上了。 

这时,老张开始对我进行“入监教育”。原来,看守所在押人的编号是很有学问的,被抓进来的人是哪一年,就以该年的后两位数字作为在押人员编号的前两位数字,然后是从02开始往后排,我不知道为什么没有01号,我在监狱里面呆了那么多年,没有看到过哪位犯人的编号尾数是01的。因为没有“01”号,我的编号“1023”,即意为2001年第22个被抓进来的,而刚才被带出去提审的那位“035”则表示2000年第34个被抓进来的。因为后两位数字表示该年抓人的真实次序,说明每年被抓进北京市国家安全局的人不会超过99个。后来,我才知道,我们监室里一位“79”号在押人员已经是当时狱友听到的最高的号了。而且,除了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罪的嫌疑人外,还有大约一半在押人员是借押在这里的经济犯罪嫌疑人,其中有些经济犯罪的人物神通广大,为了让他们严格与外界隔离才被关押到这里;因为安全局的看守所比公安局下辖的看守所各方面条件要好很多,有些经济犯罪就疏通各种关系,自己主动关押到这个地方。总之,能借押到这里来的经济犯罪嫌疑人都是极具个人能量的。 

老张还告诉我,对看守所的警察都称呼其为“管教”。看守所主要有三个科室负责跟在押人员打交道。其中:“管教科”负责在押人员的政治思想工作;“看守科”负责看押以及打水送饭;“执行科”负责保管在押人员的财物,为在押人员购买食物、日常用品,以及押送到其他地方。按规定,只有“看守科”的警察才叫做“管教”,其他科室的警察都统称为警官,但看守所留下来的习惯是除了对有一官半职的称呼职务外,其他警察也一律称呼“管教”。

老张的“入监教育”还没有讲完,突然,铁门上的小窗户打开了,“1023!提审!”有人在外面喊着。我本能地感到一阵紧张,没想到莫名的凶险来得这么快。

 

(二)

 

我在看守所面临的最大挑战,就是应付审讯。我听说当时在公安系统,为了防止看守所的警察为配合审讯对嫌疑人实施酷刑,因此,看守所和公安局已经分开了,但是在当时的国家安全局,看守所和安全局却是一体的,看守所本身就直属于安全局的预审处。 

我后来的思考,公安系统和安全系统虽然都是专政机关,但两者的工作却有很大的区别。对于那些政治敏感人士,平时主要由那些有管辖权的公安系统的警察来负责,他们只考虑你在他们管辖的地域范围内不要给他们制造麻烦。因此,我们可以经常性地感受到,公安部门的警察总是将那些政治敏感人士赶来赶去的,而安全部门的警察平时你根本感觉不到,但极有可能,你身边的哪位朋友就是为他们工作的人。因此,公安系统的警察再坏,也不过像一只恶虎,它时刻吓唬你不要越过警戒线,而安全系统的警察则像一条蜷伏在黑暗中的毒蛇,你一不小心被它咬一口就是致命的。我认为,这种区别可能和它们的工作机制有关:只要你别弄出大事,那么,公安局就有业绩,因此他们平时都是以预防为主;而一旦真的什么事情都没有,那么,安全局的警察就该失业了,所以即使天下太平他们也会掘地三尺折腾点事情出来。这是我在付出沉重代价之后总结出的一些经验。 

在应付审讯过程中,你永远也不知道他们会从哪个方面来突破你。特别是对没有过被审经验的人来说,能够保持沉默就尽量保持沉默,因为你在不经意间说的每句话都有可能成为他们的突破口。一般来讲,他们在审讯过程中,至少会安排两位警察来对付你,其中一个唱红脸,让你感到发怵,一个唱白脸,让你放松戒备,有时两者又会互换角色,让你猜摸不透他们的心思,不时还会有客串的警察,不停地从中搅局,打乱你的思想防线。总之,通过这种一紧一松、一张一弛的心理战术,尽量从你嘴里套出他们想要的东西,即置你于死地的犯罪证据。 

在这期间,我始终面临一个道德上的困境,那就是面对审讯,我们是否应该说真话?按照我们的人性来说,追求真实的生活,说真话是最起码的道德要求,但面对那些明显不怀好意的人,是否还要继续坚持说真话呢?这是一个始终困扰我,让我内心感到纠结的问题。后来,我总结出一条经验,面对那些试图从你口中套出某些供词,以此来迫害你和你的朋友,作为他们的业绩和捞取晋升资本的秘密警察,跟这样的人就应当坚决不合作,但当时我没有经验,因此吃了很多亏。 

至于看守所的日常生活,早晨六点半,喇叭里播放“新闻”,在押人员在这段时间洗漱、上厕所、搞卫生。搞卫生时,每个人负责一项,按照进来的先后顺序,新来的人先从擦便池开始,等到又进来新人,先前擦便池的改擦洗手池,擦洗手池的改擦地板,擦地板的改擦铺板,“学习号”不负责具体的劳动事务。 

七点左右,是早餐时间。早餐是馒头咸菜和稀饭,每周的稀饭有几样,有大米粥、小米粥、玉米粥、豆浆等,在押人员自报要几个馒头,我刚进去的时候饭量很大,每天早上都吃两个馒头。午饭和晚饭都是大米饭和一碗菜,中午的菜都是半荤菜,肉片也不少,周末每人还可以单独加一勺红烧肉。由于我是回民,不吃肉,所以看守所还另外给我单独做菜。从伙食的标准方面考量,安全局看守所比我之后去过的遣送处和“二监”的伙食标准都高不少,可能是因为在押人大部分是间谍、政治犯和重要经济犯,许多人出狱之后说话都有一定社会影响。2001年安全局看守所每天在押人的伙食费是8元,2003年涨到了10元,可是2004年,“二监”犯人的伙食标准才每天4元,更不用说公安系统的那些看守所了。 

下午起床后,要么“坐板”,要么“放风”,为了防止相邻监室的在押人在“放风”时间相互交谈,交换信息,“放风”时先是单号,一个小时后再换过双号,隔一间放一间。风场是个只有半面透风的六面体水泥盒子,长宽约3米*4米,顶部有一半露天,覆盖着钢棍和铁丝网。“放风”时第一项工作是冲水洗风场,洗完之后还需要拿抹布擦拭。 

为了不让身体垮下来,很多在押人都利用“放风”时间锻炼身体,跑步。在大概十平米的风场里跑步几乎是在原地绕圈子。跑完步之后冒出一身汗,回监之后却不允许洗澡,只能在不脱衣服的情况下用毛巾擦擦身子,有位朋友因为擅自冲了个凉水澡还被罚“坐板”一个星期,我猜测这是为了顾及到那些通过监视器监控室内情况的女警察的观感。 

晚上有政治学习,所谓的“政治学习”,就是每天晚上在押人并排坐好看《新闻联播》,看完后,有时候看看《焦点访谈》,还有一些规定节目,比如,收看“16大”的召开,等等,看电视节目和“坐板”一样,是一项集体活动,在这个时间,你不能自己一个人随便坐哪里去看书,或者跑到一边独自去发呆。 

每间囚室的顶部有个白炽灯,大概有100度,由于房顶距离地面有两层楼那么高,这盏灯晚上用来看书显得很昏暗,但睡觉时对着人的眼睛又觉得太刺眼。我刚进去不习惯在灯光的照射下睡觉,所以经常用袜子遮住眼睛,但不久就会有警察来敲窗户,示意我把袜子拿掉。至于用被褥蒙头睡觉更是被禁止的。由于这盏灯的影响,以及终日目光所及不出十米远的地方,我的视力在这三年里下降得特别快,从1.0变成了0.3。 

虽然,安全局看守所是个被严密看守的重地,但是却也经常会发生停电的现象,如果是晚上停电,很快就会有警察提着马灯过来,照在囚室的正中间,而在押人员无论是否已经睡觉,都要求像取暖的小鸡一样紧紧并排坐在一起,楼上的警察则一遍遍的巡察,害怕囚室里出现一些不确定的情况,等到来电再恢复正常。 

平时洗衣服是一件很麻烦的事情,因为没有晾衣服的地方,所以囚室里的人只能轮流洗,把衣服尽量地拧干,然后铺到大板上晾干,如果是洗床单或被罩,通常是找个同伴一人揪住一头,连续地上下煽动,直到风干。开始的时候,看守所洗衣服还能用洗衣粉,但后来不卖洗衣粉了,只能用洗洁精洗衣服。据说是因为洗衣粉容易搓出火花,但没有人正式解释为什么。 

每个月会有一次“清监”,警察把整个囚室和在押人仔细搜一遍,检查是否有私藏违禁品。有一次,我们正在“坐板”,铁门突然打开了,进来一堆警察,把在押人都赶到风场,要清监。他们在囚室里把每一件能打开的物品都打开检查,每件衣物都仔细捏过,还用金属探测器探过每个角落和夹缝。然后,让每个在押人一个一个进来,逐个地脱去每件衣服,直到脱光,最后还要撅起屁股检查肛门。这个时候,你跟警察平时的关系就能起到一定的作用。一般情况下,我脱了内裤给警察检查一下,就可以马上再穿衣服,甚至碰上过更好心的警察,示意我不必脱内裤,或者象征性拉开内裤看一眼。但那一次不小心得罪了一警察,他借清监之机让我撅起屁股站了好一段时间。有些在押人因为人缘不好要接受更严格的身体检查,越是私处查得越是仔细,借这样的机会来羞辱在押人。但大家谁也不敢抗议,后来,有狱友把这种身体检查戏称为“肛肠科大夫的例行检查”,等到“肛肠科大夫”走后,囚室、特别是大板上一片狼藉,还有警察留下的脚印,大家就必须赶紧收拾干净。 

我还从一位狱友那儿学会了一招:隐藏“牙签”。平时我们接触不到任何器物,但每周的食品订购里有包装鸡,吃剩下的鸡骨头可以用来做牙签,不过每逢清监的时候都会被拿走。一位狱友想了个办法,等到警察来清监,就把“牙签”扔到地板上,因为地板上带有不规则的花纹,因此很难被发现,即使发现了,也会被当作垃圾而不是违禁品处理,等到警察走后再拿起来用。总之,在安全局看守所内想要私藏违禁品是一件比登天还难的事情。 

在囚室里,至少有两处地方安置了监视器,监控囚室内部的一草一木。在灯泡处安放了一个,还有一处是在电视机的底座处附近,虽然无法接触到,但是我经常能听到电视机的底座处发出嘎嘎嘎的声音,我猜测这应该是监视者在调动摄像头的方位,这是在明处的,我不知道在囚室的其它地方是否还有暗藏着的。另外,在风场还安放了一个监视器,主要是监视在押人在“放风”时的行为举止。

 

没有经历过监狱历练的人都会对自由抱有一种抽象的想像力,我也没有能够免俗。直到被逮捕之后,我都怀有一种侥幸的心理,希望安全局最终决定不起诉,或者检察院认为达不到起诉的标准,后来才知道,凡是安全局的案子只要被起诉还没有一起案例被判无罪的。而且凡是安全局参与的案件,都是无法聘请到律师的,他们从一开始就把你当成盘中的猎物,因此,对你有利的方面他们都会严格限制,也会让你写个委托律师的申请,但这其实只是一个圈套,但凡安全局的案子,都让你写个申请,但最终会找各种理由拒绝批准。虽然,《刑事诉讼法》第96条有明确规定:自犯罪嫌疑人被拘留之日开始,就有权聘请律师,只有在涉及国家机密的情况下,才规定当事人和律师会见需要侦查机关批准。更直白地说,法律规定在任何情况下当事人都有权利聘请律师。 

还有,在审讯过程中,侦查和预审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有专门负责侦查的,他们的主要工作是对嫌疑人进行审讯,落实各种为嫌疑人准备定罪的材料。等到这些东西准备齐全了,再把它们移交给预审处专门负责预审的警察。预审的工作就是把这些材料记录下来的内容至少重复3遍式审问,挑选出其中最有利于起诉、定罪的供证,整理成法律上可以成为定罪证据的材料,再转给检察院去起诉。 

因此,最初的侦查阶段是整个流程的基础性工作,在这一环节就必须对其进行抵制,但当时我没有经验。对于那些负责侦查的警察来说,他们从一开始就会把你视作一个真正的罪犯来对待,从他们身上,很难找到任何真实的情感、良知和道德操守,他们存在的意义就是在这种心理驱使下从你身上榨取支持他们这一假设的供证。因此,在审讯过程中,经常会出现一些笔录和你的真实想法与表达不一致的内容,他们会故意模糊一些词语,朝有利于他们定罪的方向上去推进,而不是根据当事人的供述或者事实本身。比如,有一次,警察问我如何达到改造社会的目的,我说应该从制度上加以改进,但他们记录下来的却是“社会制度的改变”。这样,一字之差,对语义的理解却可以有天壤之别,“改进”是一个中性词,“改变”就可以解释成“颠覆”,这是一个无聊的文字游戏,但对案件本身来说,就可能会造成完全不同的结局。

我在安全局看守所生活了三年多,直到2004年2月被送往遣送处。 

定稿:2014年10月14日

 

 

 

马萧(以下简称——马):请谈一谈对您的政治审判的具体经历。

 

杨子立(以下简称——杨):开始我以为他们会以参与民主党的名义指控我,但是后来他们主要是以“新青年学会”的名义。2003年5月份一审宣判,我被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的名义判处有期徒刑8年。我提出上诉,二审等到了当年的11月份,结果是维持原判。

 

2004年2月26日,我从北京市国家安全局看守所转到北京市外地罪犯遣送处。我在遣送处呆了三个月,2004年5月份,我被送往北京市第二监狱(以下简称“二监”)。遣送处是一个中转犯人的机构,不管是北京人,还是外地人,都必须在这里集中,但两者分开关押,外地人是等待遣送回当地服刑,而北京户口的人则是在这里等待分配监狱。我和“新青年学会”的另外两位北京朋友都被关押在这里,这是一幢楼房,有四层,一层一个中队,一个中队相当于一个分监区。队长是指中队的狱警,班长则是每个监室里犯人的头。

 

马:请您谈一谈在遣送处的个人经历。

 

杨:和监狱相比,遣送处是比较严的,生活条件不如安全局看守所,也有很多规则都是安全局看守所没有的。比如,在遣送处,犯人是不能出监室的,厕所在监室外面,上厕所必须经“班长”同意;犯人在这里都必须要劳动,等等,还有很多规定得很精细的规则。 

还有,外地人在这里比本地人要更艰苦一些,比如,对他们要求的劳动任务特别高,而且对外地犯人的管理也格外严格,包括日常生活和日常劳动,我的一位外地朋友就在遣送处受了很多苦。有专门值班的犯人来管理新进来的犯人,这些犯人叫“常留犯”,每间监室的“班长”、“副班长”都由这些“常留犯”来担任。所谓的“常留犯”,是指那些有条件留在遣送处,不送往监狱服刑的犯人,这样的犯人必须有一定的特长,比如,擅长管理,最主要的是要跟遣送处的警察关系好,才留得下来。不过,“常留犯”的刑期一般都不会太长,属于轻刑犯。和监狱服刑相比,留在遣送处有一些好处,不用强迫劳动,并且他们的工作主要是管理从遣送处路过的犯人,心理上会有优越感。 

我刚进去的时候是安排在三中队,主要是熟悉这里的环境,背监规。过了几天,又安排到另外一个中队,这个是干活的监区。不同的监区,“常留犯”是不一样的。最后一个月是军训,军训是另外一个中队,是一中队。到了一中队,犯人就等着转监狱了。 

在遣送处,犯人都要劳动,对于政治犯相对宽松一些,没有给我加定额,囚室里的犯人干,我也干,但其他人都有劳动任务。总的任务是落实在“班长”头上的,就是说你管理的这间囚室必须完成多少的工作量,不过只要监室里的犯人不故意偷懒,这个工作量在正常的时间还是可以完成的。我所在的囚室大约有20人左右,铺位分上、下两层,大概有七、八张床,地上还搁了铺板,铺板根据被送进来的人数相应地增加或减少,是临时的。当时我们在里面主要是加工纸袋,手提的纸袋。工作时,整个监室里的犯人是一条生产的流水线,从折纸袋,到粘贴,到穿线,成品,一条龙加工。如果哪一个环节工作量大,或工艺复杂,“班长”就会加派人手,如果哪一个环节的犯人速度慢,拖了后面环节的后腿,“班长”就会摧促。不过,速度也不会太快,每天的工作量也就刚好达到狱方的要求为止,因为如果超额完成的话,狱方就会增加劳动定额了。 

最后一个月是军训,专门练习立正、稍息,走正步,所有新送进来的北京本地犯人,除了那些常留犯,都要求军训。军训的目的就是要驯化犯人,让他们遵守纪律。 

在这里,很多规矩都是形式化的,很荒谬,比如,进号的时候犯人都要喊“报告”,特别是上厕所,必须向“班长”请示,“班长”同意后,由“副班长”带着去上厕所,他的任务是监视你。回来的时候,同样要喊“报告”,按照正常的监规,“班长”要回答你,你必须大声说“到”,然后“班长”再说“进来”,你再回答“是”,这样你才可以进囚室。形式化以后,“班长”就不说话,每位进囚室的犯人谁进门,就直接喊“报告”、“到”、“是”,没有过这种经历的人,会觉得莫名其妙,因为这三个词语根本组合不到一起,这种带有特定含义的词语组合有点像奥威尔在《1984》里所描述的“新话”。

在囚室里,起床的时间是6点,在这段时间要干很多事情,洗漱、集合、点叶、训练(或都唱红歌,或者背监规),还有就是训练每个人都喊“报告、到、是”。有时,要求每个人用最大的声音喊二十遍,有时,要求每个人喊一遍。有的人声音不够洪亮,“班长”就会命令他一直喊下去。刚进来的人声音一般不太大,因为还没有适应过来,还保持了人的某种原始羞辱感,“班长”就会逼迫他大声喊。人是群居动物,当他看到那些老号都在大声吼,慢慢地就会融入到这种仪式当中,没有心理障碍了。通过这种机械的训练方式,把人渐渐地驯化成一台没有尊严的机器。 

还有,在中队大厅里听狱警作报告或看电视的时候,也会出现一些荒诞的场面。犯人在这里每天都必须在监区大厅里看“新闻联播”,这叫做“政治学习”,是犯人的一项基本义务,这是洗脑的最直接的表现。在大厅里,这个监区的所有犯人都要集中,但不让人与人相互说话。“管教”让你坐下,所有的犯人必须把手中的小凳子“啪”的一声整齐地放下,如果声音不整齐,劈里啪拉的,就会要求犯人重新来过一遍,直到整齐为止。“管教”说“抬头”,所有人都必须同时抬头,“管教”说“低头”,所有人都必须同时低头。 

在遣送处,对人的尊严的摧残表现在各个方面。你刚进去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登记,你必须抱头蹲着,蹲在登记桌的对面,狱警问什么你就回答什么,通过这些看似平常的方式消灭每一个人的个性,让你感到自己的渺小。当时我进行登记的时候,蹲在那里,但没有抱头。就有“常留犯”过来使劲按我,我没有屈服,质问他:你凭什么让我抱头。这位狱警当时很生气,说:你这么嚣张。我说:我是你们眼中的犯人,你是警察,我们公事公办。这么几个回合下来,他也没有太强横,这是一个外地刚毕业分配的年轻大学生。他问我:罪名?我说:颠覆国家政权。他根本没有接触过这类罪犯,还反过来问我“颠覆”这个词是不是这么写。这给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后来我转到了他管理的监区,对我还比较善意,我给外面写信的时候还找过他。 

刚进遣送处的时候,所有的衣服都让家属拿回去,自己只能留一套内衣,外面的衣服全部换监狱里的囚服。把我从看守所带过来的东西都摊在地上,然后让你赤身裸体的接受他们的检查,这项工作主要是由那些“常留犯”来做,狱警监督,这也是羞辱人的一种方式。让你把自己脱光,赤条条的站在警察面前,他们那种看人的眼神,跟看守所的健康检查是不一样的,给你完全不同的心里感受。

 

还有就是一些普通的监规执行,比如,要求每个犯人都剃光头;要求见了警察,必须立即停下脚步,面壁站好,等到警察从你身边过去之后,再走。如果你违反监规,轻则,警察会斥责你,如果你顶撞警察,就会受到惩罚,比如,让你背监规,带戒具,上“学习班”或关小号。上“学习班”的情况有很多种,比如,有人叠被子,马马虎虎;或者干活不认真;或者顶撞“班长”,等等。如果再严重一点,就把你“关小号”,比如,在囚室里打架。更严重的话,除了这些惩罚措施,警察还会故意整你。有一次,一位年轻的犯人和警察对着干,警察故意给他上一副崭新的脚镣,因为是新的,所以脚镣上有那种铁毛刺,把这位年轻人的脚脖子磨得全部是血,这是一位“常留犯”告诉我的。在遣送处,像这样的刑具有很多种,包括手铐、脚镣、搋(手铐的一种,不过,铐子中间没有空间,两只手要完全并在一起),还有链,等等。

我在遣送处的遭遇还算是比较好的,当囚室的人都在练“报告、到、是”的时候,我就负责叠被子,避开了这种带有羞辱和洗脑性质的训练。我和“班长”相处的关系还算好,因为我是政治犯,所以他们也算是照顾一下,但“新闻联播”是所有人都必须看的,包括那些“常留犯”。还有就是吃饭,因为我是一个回民,不吃猪肉,所以食堂必须另行做,因此,伙食比其他犯人相对要好些,我们中队有三个回民,我负责打回民饭。一周有两次改善生活的机会,就是有荤菜吃的机会,普通的犯人就吃猪肉,回民就吃牛肉,而且份量要比其他犯人足很多。相对来说,遣送处的伙食比监狱要好一些,因为在遣送处的犯人要干活,其中有一部分利润是补贴给犯人改善伙食的。因为在囚室里没有厕所,每次上厕所都要由副班长带,为了防止犯人老上厕所,就限制犯人喝水。早上起床统一“放茅”,所有的人一齐去,两人一组,两人一组,在平时的时间,你如果要上厕所,就会有专门的时间点,因为平时不让喝太多水,很多犯人因为渴,就在厕所里冲小便池水管的滴水处,用手接水喝。 

洗澡是一周一次,每个犯人洗十分钟,有专门的澡堂子,几个中队的人一齐洗,这里可以和别的中队的犯人聊聊天,这是为数不多的和其他分监区的人见面的机会。遣送处也发生过一些故事,有一次学监规,我对“班长”说,我们现在背的都是犯人的义务,有没有犯人权利的条款也让我们看看?当时,我不是故意找他茬,但他以为我是挑衅他,他冲着我说:你问我要权利?我说:咱们都是犯人,作为犯人,我们不止有义务,还应该有权利。这位“班长”是“三班长”,后来,“一班长”知道了这件事,他是所有犯人的总头目,把我叫过去,问我哪里的,他想镇住我,用英文和我对话,而我同时也用英文和他交流,一聊一聊地,后来,我们还成为了朋友。 

有一次,转过来一位政治犯,还是外面交往过的网友。这位“一班长”训斥他,要他干活的时候不要说话。我就对他说干嘛这么对待这位政治犯。他说警察反映过这是一位找麻烦的人,一个死硬份子。我为这位政治犯辩护,最后,这位“一班长”说:那我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吧。这位政治犯朋友出狱后虽然还存有民主理念,但却成为了一个支持红色江山的人。 

还有,在遣送处我第一次看到了我的亲人,在安全局看所守不允许和家人见面。当几年后第一次和亲人见面时,那种心情是非常好的,离别的时候,我有些分心。我走在所有探视犯人的最后面,铁门是自动的,我用脚支了一下门,被警察发现了这个细节,过来踹我,我狠狠地瞪了他一眼,警察也自知理亏,说你快走,跟上去。后来,我问其他的狱友要不要向狱方反映,因为当时我走在犯人的最后面,没有人可以作证明,这个事情最终不了了之。就是说,在监狱,警察不会把你当人看。 

有一位台湾藉的犯人,被警察当众踢了一脚,他要往上面告这个警察。后来,为了安抚这位犯人,在军训的时候,给了他一个“标兵”的荣誉称号,不过,没有处理警察。这位犯人并没有参加比赛,他是唯一一个获得“标兵”的观众。 

我在遣送处呆了三个月,2004年5月,送到了北京市第二监狱,因为我在安全局看守所,包括遣送处被羁押了三年多时间,所以实际上在监狱服刑的时间,已不到五年。

 

马:请您谈一谈在“二监”服刑的具体经历。

 

杨:“二监”是一个重刑犯监狱,在这里,关押的主要是被判死缓、无期徒刑的重刑犯人,还有少量的政治犯,轻刑犯不是太多。因为是重刑犯监狱,所以在这里的管理不是太严,不要求犯人强制劳动。据我所知,在北京,一共有十几家监狱,只有“二监”和金钟监狱不要求强制劳动,金钟监狱关押的主要是一些病人,没有办法劳动。 

如果犯人不劳动,就意味着很难获得减刑,所以即使监狱不要求犯人完成定额,有些犯人为了早日出狱,他们也必须劳动。另外,因为在监狱里面非常闲,所以犯人平时也需要自己找些活干,来度过时光。在监狱,一个工作岗位叫“杈”。工作量不大,又容易获得减刑分的岗位,叫“好杈”,必须用金钱去贿赂狱警,或者同监狱方面拉近关系才能获得。 

被送进“二监”之后,头一个月是进行入监教育,当时有六个人在一个房间里面,我们“新青年学会”的朋友就占了三席,另外还有一位香港人,一位台湾人,还有就是遣送处碰到的政治犯。这个月是我所在的监狱生涯中最快乐的一段时光,因为我和朋友们终于又可以在一起了。而最快乐的一天是这个月的第一次放风时间,我们在监狱的操场上自由的跑啊,跳啊。我记得当时我在操场上摘了一些青草,放在手掌心里不断地搓揉,把它放在鼻子下去闻它的草香味,那种激动的心情别提有多高兴了,这是我在没有精神压力和水泥高墙的状态下和大自然接触最近的一次。 

因为我始终不认罪,所以无法获得减刑,因此就不去参加劳动,平时在监区里就看看书,等到狱友干活完回到监室之后,可以下下棋,打打牌。2005年,我劳动了半年时间,专门教犯人编计算机程序。半年之后,这项工作被监狱取消了,因为当时监狱有其他政治犯打越洋电话,被安全局跟踪了,后来,监狱就出台了新规,不允许政治犯接触跟电脑有关的劳动。 

就在2005年,国际反酷刑组织被允许对中国的监狱进行调查,在“二监”找一些人了解情况,当时就包括我在内。那时,我的精神状态还算不错,但到了2006年,我的精神状态就差了。主要是我的婚姻出现了危机,其实在此之前,我刚被逮捕的时候,我曾经有过心理准备,并且和我的妻子沟通过,当时,妻子不同意分开。2005年,她去美国读神学,因为她在国内经常受到警察的骚扰,所以我说:你出去也可以,等我出狱之后你再回来。2006年初,她说要回国,回来之后,来看我。三个月之后,她又去了美国,就没有再回来了。 

2006年下半年,妻子开始还有一些信件寄过来,但后来,连信件都没有了。这对我的精神打击很大,因为我意识到我的婚姻出现了危机。2007年头几个月,什么信件也没有,社会上的朋友通信基本收不到,这让我内心有一种深深的被隔离感。2007年5月、6月,我在床上躺了整整两个月,患上了焦虑症,我的神经系统都失调了,心里总是有一阵一阵的紧张感,感觉大小便都几乎要失禁了。7月以后,我的精神状态又稍好一点了,可以下床,能够进行一些活动,但焦虑症很快又转为抑郁症。 

到了2008年,我不想吃饭,完全是靠理性在抗衡病魔度日,比如,在2008年初,当时有一次放风,我在操场上练习单杠,我能做10多个,感觉自己的身体没有什么毛病,体力和以前没有太大的区别,但是,一但停止运动,那股抑郁的劲头马上又来了。抑郁严重的时候,明显能感觉病魔又来侵袭,前胸、后背,五脏六腑都感到疼痛,尤其是胸腔,当时因为我还患了胃溃疡,我分不清自己是真实的疼痛还是内心悲伤所致。 

当时这种感觉,哪怕明天中国就民主化了,或者给我平反了,都提不起半点兴奋感,完全没有想法,没有欲望。因为我患上了这种病症,值班的犯人始终寸步不离的跟着我,害怕我自杀。我看着身边有些犯人,他们的刑期还很长,家境也很差,他们都是没有什么盼望的,但我在那种情况下特别羡慕他们,看到他们吃饭的时候吃得很香,放风的时候玩得很开心,该干活的时候就干活,那么真实的表现在你面前,虽然不像自由人那样活得有尊严,但他们身上却带着一种生命的原始活力,而我却感到自己的生命里一片黑暗,活着只是一种痛苦,没有任何意义感,就好像一具行尸走肉。 

在那样一种情况下,有条件自杀的话我很可能会自杀,但有时连自杀都没有欲望,因为自杀也是人的一种主动行为,至少摆脱了某些东西的困扰,它有意义感。 

从2007年到2009年,抑郁症一直在折磨我。出狱之后,我作过检查,是重度抑郁症加上轻度的焦虑症。在监狱里,没有专业的心理医生给病人作咨询和治疗。

 

马:您在监狱中的通信权、写作权及探视权等这些基本的人权有没有得到保障?

 

杨:我刚进去的时候,狱警就很明确的对我说:除了写家信,你所写的任何一个字在走的时候都不会让你带出去。即使写家信,也需要通过狱方的审查,并且,你不知道他们给不给你寄信,有时家人给我写的信,都难以收到。 

至于外面的人给我写信,我更难收到,有些从国外来的信,但是被狱警拦截了,没有送到我的手中,这是我确切知道的。当时,有一个犯人值班,在给狱警打扫房间时,发现他那里有一大封信,里面是一些给我的信,但狱警没有给我。不过,明信片容易通过检查。我收到过一张明信片,是从夏威夷寄过来的。

 

还有一次,我写了一封信给妻子,是关于对相对论的一些思考。她收到信后,给朋友看了。这位朋友看过之后给我写了回信,因为是纯学术性的探讨,狱警把信件给了我,但后来监狱发现那位朋友也是知名政治犯,他又后悔了,想把信件收回去。最后,在我的坚持下,终于把信件留了下来。 

在监狱,政治犯和普通的刑事犯人在很多方面是不一样的。比如,普通犯人平时每个月可以给家人打一次电话,但政治犯没有这种待遇,你打电话必须写申请,经过批准之后才会让你打,一般在过年的时候会有一次这样的机会。再比如,“亲情饭”,一般的犯人只要没有受处罚,积极劳动,都会有吃“亲情饭”的机会,一家人在一起吃个团圆饭,但政治犯没有这样的待遇。还有,普通犯人积累到一定的程度有机会安排和妻子在监狱同居一个晚上,按时间的顺序排队,监狱专门有一幢楼安排犯人与家人同居,但政治犯没有这样的机会。

 

马:请您谈一谈犯人劳动的情况。

 

杨:我在“二监”的时候,各监狱的犯人主要从事服务业性质的加工,短期的生产行为比较多,加工的产品也并不固定,只提供人工加工,不生产产品,主要是手工工艺,做集邮册,粘过信封,邮票,也加工过车床,往往都是有关系的犯人为监狱找业务,通过打电话,家人帮忙拉活,等等,一旦做成功一单业务,他在监狱就会受到相应的优待,比如,可以随时打电话,可以随时去警官处。 

一开始,“二监”是没有报酬的,大概是从2006年,也许是2005年开始,监狱开始有少量的报酬,每个月从几十块钱到二百多不等,可能有个别人能挣三百多,大部分人是二百左右。普通的犯人干活,主要是挣积分,争取减刑。监狱对犯人进行惩罚最主要的方式就是扣减刑分,在监狱,每攒够六十分就可以减一年刑期,如果每个月能拿到5分,那么,坐一年监狱就可以减一年刑期。因此,为了自己的减刑分不被扣掉,一般的犯人也会尽量不和监狱管理去发生冲突。

总的来讲,“二监”的管理还是比较宽松的,狱警和犯人之间没有明显的等级关系,除了必须的场合,犯人甚至还可以不穿囚服。

 

马:对您来说,您的很大部分美好的时光都是在监狱中度过的,请您谈一谈您对监狱内部生活的具体感想。

 

杨:如果从监狱内部去看中国司法存在的问题,是非常有意思的。从监狱管理的角度,一个人越不认罪,就越倒霉。其实坚决不认罪的人,往往是真有冤屈的人,这不仅仅是指那些政治犯,也包括那些含冤入狱的普通刑事犯人。一个人,只要被送进监狱,基本上他就只能认命,没有司法救济的渠道,在高墙之内,没有人会去倾听你的声音。当然,在理论上是有的,但现实生活中却没有。 

有一个经济犯,据说是贪污了八十万,判了死缓。他不认罪,就在监狱里面不停地向上面申诉。在减刑分制度之前,犯人被评为劳动积极份子、获得嘉奖、或者其他奖励,只要认罪,就可以减刑三个月、六个月、九个月不等的期刑。这位犯人在监狱里得到了很多奖励,但没有用,因为他不认罪,而认罪是获得减刑的最起码条件。我出狱的时候他还有十六年的刑期。 

同样地,有一个杀人碎尸的犯人,连自首的情节都没有,在被捕之后,他认罪了,也被判死缓,他远没有那位经济犯获得的奖励多,但他服了十六年的刑期就出狱了。这里就有一个对比,一个贪污八十万元和一个杀人碎尸的案件,其情节恶劣的程度是完全不同的,但同样都是判一个死缓,就是说法院在运用犯罪事实作为定罪量刑的依据不知道是如何操作的。另外,两个人同样都是被判死缓,一个认罪,而一个不肯认罪(可能当事人本身确实有冤屈),却遭遇到两个完全不同的结果。 

在监狱还能听到很多奇闻秩事,比如,我刚被送到监狱的时候,每天早上都要出早操,即便有雾霾的天气也是如此。有一次,一位犯人趁着大雾的掩护越狱了。越狱之后,这个犯人没有收敛,又是抢劫,又是杀人,最后被击毙了。从此,只要是有雾的天气,监狱就不出早操了,防止犯人趁机越狱。到2006年,监狱干脆把早操给取消了,据说是因为有人在跑步的时候犯了心脏病。 

有一个回民犯人,以前是北京的城市信用社主任,后来信用社改成北京商业银行(北京银行的前身),在改制过程中,这家银行的主要负责人利用手中的权力,伪造文件给亲人在改制期间分到了股权,这位回民举报这位负责人。结果,被举报人没事,他却遭到逮捕,以贪污的罪名,并且被判了死刑,让他没有任何翻身的机会。 

警察在他被判死刑后就带他去体检,护士对警察说:他是回民,检也是白检。对回民死刑犯,国家有优惠政策,人死之后,死者的家人是要收回尸体的。而检查的目的是想了解他的内脏是否健康、正常,因为他是回民,不能挖他的内脏、摘取器官,所以检也是白检。警察又不得不把他拉回去,没有进行体检。

后来,他的家人为了保住他的一条命,出了好几百万,替他退还了所谓赃款,最后,改判了个死缓,因此,他就从看守所移送到了“二监”,和我说起了他的故事。这也是一个很固执的人,始终不认罪,他大概是1999年被抓的,2004年被送到监狱服刑,他一直都在不停地申诉,所以直到2007年,他还是一个无期。 

在监狱,减刑是有规定的,在认罪的前提下,被判死缓的,只要在监狱里没有继续犯罪的行为,两年以后就可以改成无期徒刑。如果被判的是无期徒刑,五年以后就改判为二十年。在服刑的过程中,根据劳动挣分的情况再折抵刑期。但是被判死缓或无期的,被判决之前被羁押的时间不能折抵,只能从判决服刑之日开始计算。 

另外还有些比较荒唐的事。

 

在“二监”,犯人出了生活区就必须穿囚服,但在2004年我进去之前,是可以不用穿囚服的,后来之所以改变规则,和一桩监狱事故有关。当时,一个中队负责在监狱的门口打扫,这个中队有一位犯人,可能姓刘,是个小头目,犯人都开玩笑,叫他“刘队”,因为犯人们都不穿囚服劳动,犯人和狱警都穿便服,难以分辩,连监狱门口站岗的武警都误以为这位犯人是狱警。结果,有一天,这位“刘队”摇着扇子,大摇大摆地从武警的眼皮底下走掉了,走的时候还和武警打了个招呼。 

不过,不久他又被抓回来,这是一桩很严重的事件,按规定是要加刑的。因为他服刑的时间已经有两三年,监狱也没有往上面报,监狱如果往上报,监狱的管理层也会受影响,这毕竟是监狱管理上的漏洞。做为教训,之后,所有的犯人出生活区都必须穿囚服。 

还有一个故事涉及到司法黑暗。在监狱,有一位犯人在看监狱的报纸时,从报纸上看到他曾经的一个同案犯落网了,他曾经和这个落网的人一块杀过人,这是他没有交代过的余罪。他担心这位同案犯被抓,一定会把自己供出来。于是,为了争取主动,他就去监狱投案自首,告诉狱方自己还有漏罪,曾经和某人一块杀过人。 

狱警于是把他关进小号,并把他自首和他的供罪往上面报了。过了一个月,狱警又把这位犯人从小号里放出来,并没有处理他。说:你没事,你说的那个杀人案已经了了,因为那桩案件中的那个杀人凶手已经被枪毙了。也就是说,有人做了他们的替死鬼,承担了罪责。二监的犯人几乎都知道这个故事,我出狱的时候那个犯人还在服刑。 

还有一些故事涉及到监狱的医疗状况和取保候审制度。这是一个发生在我身边的故事。老靳,死的时候只有49岁,是我同号的狱友,因心脏病发作死亡的。他本来是没有心脏病的,可能是因为值夜班,狱友打牌影响到他的睡眠,而且他容易生闷气。那天下午,他突然感到胸闷,管医务的犯人和警察带他去监狱的医院。医生只是一位受过医学训练的警察,没有受过专业的科班训练,相当于一个赤脚医生。他连心电图都没有给这位狱友做,就吸氧。吸完氧之后,这位狱友感到好过一点,又被送回监室。过了不久,又感到胸闷,又送去吸氧,一下子就不行了,结果再送医院,最后做心脏复苏,用起博器给他电了几下,但心脏最终还是没有重新跳动起来,如果一开始就做心电图,送医院抢救,这位狱友是不会死亡的。

“二监”关押了许多外籍人,不过,我没有看到过白人,主要是黑人和东南亚及西亚人。我在医院呆过半天,其中有位病人是香港人,他的身体不好,一直在申诉,希望能够保外就医。但是狱方不允许他保外就医,最后,这位犯人就死在医院里。就是说监狱既不给这些犯有重症的犯人以正常的治疗,也不让他们保外就医,不重视犯人的生命,导致犯人最终死在监狱。 

另一方面,一个没有患重症的犯人,如果有可靠的关系,却有可能被以“保外就医”的名义获得自由。有一位犯人,他犯了事被判了死缓,送进“二监”,本来人好好的,没有什么大病,结果却被保外就医了。因为他父亲是“首钢”的一位主要负责人,是邓小平的牌友。这是在我被送进“二监”之前发生的事情。

 

后来,我在报纸上还看到过他的消息,他出去之后没有住在医院里,而是开了一家公司,还被人诈骗了一千多万。这是监狱里发生的和“保外就医”有关的故事,这个“保外就医”的尺度掌握并不在于法律和事实,而是别的东西。 

转自:BT

 

马萧:邝老五采访记

 

——他们的另类生活

 

采访时间:2014年8月30日

故事撰稿人:马萧

 

【受访人简介】:邝老五,四川阿坝州人,藏族,艺术家,1975年出生。2012年9月26日,邝老五与其他几位艺术家一道,在北京通州区宋庄艺术区从事行为艺术,举横幅抗议劳动教养制度,被以“扰乱社会公共秩序罪”的罪名刑事拘留。10月26日被取保候审。 

半年之后,由于外界舆论的强大压力,在中国大陆土地上运行了五十多年、残害无数普通中国人的劳动教养制度被彻底废止。

 

马萧(以下简称马):请谈一谈您被逮捕的具体经过。

 

邝老五(以下简称邝):2012年9月26日,我和其他几位艺术家一道,在北京通州区宋庄艺术区小堡村委会门口从事行为艺术,举横幅抗议中国大陆的劳教制度。当时,来了很多警察,包括协警、警察、国保,后来,他们将我们这些艺术家全部带到了派出所。做完笔录之后,有四位艺术家随即被释放了,我和另外一位艺术家被刑事拘留,然后送到了看守所。“刑事拘留通知书”在之后寄送到了四川阿坝我老家的亲人那里。 

我被送进了看守所已经是当天深夜一点多钟。此前,派出所和看守所两个单位要办交接手续,这个过程大概持续半个小时左右。另外,还要做身体检查,如果派出所送过来的人身体不健康,看守所一般不会接收,因为在押人员在看守所的羁押期内死亡,看守所要对此承担责任。但是,这也不能一概而论,这完全由他们内部来决定,很多患有严重疾病的政治犯、思想犯以及良心犯,看守所都照样接收了。

 

马:请谈一谈你进看守所之后的经历。

 

邝:首先,派出所将我移交给看守所的狱警,狱警俗称“管教干部”。进看守所的第一道关,你必须双手抱住头部,绕在脑后,蹲下,那个样子有点像战俘,向狱警介绍自己,这个自我介绍是有内部规矩的,应该说:“报告管教干部,我是****。”对于我们这些新进去的人,会有专门的警察教你。 

我被直接分到了“严管号”,所谓的“严管号”,就是这些在押人员犯的事情有可能比较严重,必须和普通的在押人员区分开来。因为这些在押人员提审的次数可能会比较频繁,所以“严管号”通常排在离提审室最近的地方。

我所在的那个“严管号”,杀人者大概就有四、五个。重刑犯人一进“号子”就要上铐子,包括脚镣、手铐,这是第一道菜,必须要吃的。一般要铐上半个月,如果这位在押人员表现好,比如,配合预审警察的调查、审讯,服从“牢头”管教,等等,就有可能会摘掉其中的一件。脚镣重达十多斤,中间用一根很长的粗锁链栓着,被带上脚镣的在押人员必须把铁链子撸起来,才能正常的走路,所以带脚镣的人走路的姿势都是猫着腰的,长期带脚镣的在押人员脚跟处会红肿、溃烂,手铐也是如此,吃饭、洗澡、入茅都得铐着,有一个残病在押人员,他的手腕都被铐烂了。我那个“号子”一共关押了二十五、六号人,看守所的在押人员是流动的,平时不断地进进出出,平均算下来,这是一个总体的数字。

 

马:请谈一谈你在看守所的生活体验。

 

邝:“号子”里有严格的等级制度,利用在押人员来管理在押人员。监室的“老大”、“老二”这些“牢头狱霸”由狱警指定,狱警通过他们来控制和管理在押人员,建立一个“丛林法则”,用“弱肉强食”来描绘它的本质是最合适的,打个比方吧,所有在押人员的钱,家属、朋友有时会给我们存钱,所有的这些钱必须交由老大来集中管理,这些钱必须通过他们才能到达在押人员手中,因此他们也就有了权力,利用这种特权来剥削和掠夺同监室的其他在押人员,而这种行为是得到狱警支持的。我的朋友给我存了800块钱,但是,这笔钱实际上是由“老大”来支配的,我只花了其中的一百多块钱,其余的都被他占用了,大部分用于他自己的消费,买烟,买鸡、买肉,等等,他还会从中拿出一部分去收买同监室的他认为有利用价值的一些人,作为他压制其他在押人员的工具。有时候,他不一定单独买食物给他们,比如,抽烟的时候分发给他们一支烟,或者,吃鸡的时候给他们一块鸡肉,通过这种收买的方式来笼络人心,维持“号子”的等级制度和基本秩序。 

还有,在押人员是没有任何人格尊严的,包括“牢头”也是如此,有时候狱警训斥他们就像对待畜生一样,在狱警面前,他们不敢表现出任何不满情绪。但反过来,他们会把这种羞辱发泄到其他在押人员身上。 

至于普通的在押人员,就更不用说了,特别是刚进来的新人,看守所里的很多内部规矩他们都不懂,无论是谁,都会因为不懂规矩而受到惩罚,这是一个逐渐被奴化的过程。首先是背监狱教规,你背不了就受到惩罚,罚你劳动,洗碗、叠被子,等等。在押人员在“号子”里是没有任何隐私权的,比如,如厕,同监室的所有在押人员都能看到,洗澡也是如此。并且,你在看守所的任何一点权利都有可能成为被“牢头”利用的对象,成为他们手中的特权,成为一个整人的工具,比如,刷牙的问题,这个牙膏都是用在押人员的钱买来的,“老大”不会出一分钱,但是,他把牙膏进行集中管理,因此,在押人员在早上刷牙都要排队挤牙膏,他专门安排了三个人来挤牙膏,如果你不听话,他就会招呼这些挤牙膏的人,不要给谁谁谁牙膏,光是这种方式就处罚了很多在押人员,让那些受处罚的在押人员低人一等,不仅仅是低于这些牢头狱霸,而且还低于同监室的其他在押人员。

这方面的例子简直太多了,比如上茅坑,那茅坑不是你想上就能上的,你要很卑微地坐在炕上,规规矩矩的,双手平放在膝盖上,说:“报告管教,我要放大茅。(大便)”,或者“报告管教,我要放小茅。(小便)”。在整个过程中,你要看上去一本正经的,因为幽默和轻松自如会破坏“号子”的恐怖和惩罚气氛。只有当“老大”对你的表现感到满意时,他才会高高在上的回应你:“去”。然后,你要说“谢谢管教”,回答的时候声音必须响亮,要有那种感恩的味道。

还有一点,你必须要用看守所内部的语言来生活,比如,“放大茅”,你不能说是“我要拉屎”,或者说“我要上厕所”这样的日常生活语言,这样的话,你拉屎的权利就被剥夺了,再比如,“放小茅”,你不能说“我要撒尿”,或者说“我尿急”,如果这样说,你就不得不把尿憋在裤档里,等到下一次重新排队放茅的时候。 

在看守所的常用内部语言中,“报告管教”、“谢谢管教”这类的话语用的可能是最多的。提审的时候,你必须首先跟牢头道别,其实是向他汇报你的去向,你要这样说:“报告管教,我要去提审。”意思是让他批准。在说话的同时,你要向他鞠躬,请求他批准,牢头会回应你:“去。”等到第一道程序走完以后,狱警就会打开“号子”的铁门,你再对这个狱警鞠躬,说:“谢谢管教。”由狱警押着你去预审室。我们这个“号”离预审室比较近,但也有五、六道铁门要过,每过一道铁门,每打开一把门锁,你都要向那些狱警鞠一次躬,要说一声“谢谢管教。”

每提审一次,都要低三下四地鞠十几个躬,说十多次“谢谢管教”,这种感觉非常难受,就是一种赤裸裸的屈辱和压迫,甚至让你自己都自惭形秽,自己看不起自己。你的人格尊严被冒犯,但你对这种局面却又无可奈何,不得不说这些违心的话,做这些违心的事。

 

马:面对这种羞辱,那看守所里面有没有出现过反抗者?

 

邝:有,主要是新来的人。他们常常因为不了解看守所的生活规则,面临惩罚。有些在押人员在进来之前也是一些天不怕地不怕的人物,因此,他们一开始并不把看守所的规则放在眼里,但是,不用过多久,他们就会屈服。 

看守所对待这些反抗者的惩罚方式有很多,第一是暴力殴打,这是监室里最常见的一种方式,如果有在押人员不服从“管教”,老大就会安排手下对其进行暴力殴打;第二是上脚镣、手铐,如果殴打之后,这些抗争者还没有屈服,“老大”就会报告给狱警,说这个在押人员违反监规,不服管教,狱警就会拿来脚镣、手铐、紧胸衣、头盔等这些惩戒工具,用在他们身上;三、取消这些抗争者的睡眠,等等,像这样的整人方法还有很多,总之,看守所有很多方法让人屈服在那些监规之下。 

有一位新人,体格非常健壮,刚进来的时候带着黑社会老大的那种派头,蔑视牢头的权威,想挑战他,在“号子”里这叫“换天台”。但是,狱警支持那位“老大”,将这位新人叫出去只谈了一次话,他回来的时候脸色都变了。从此,对这位牢头服服帖帖,再也不敢有非份之想了。 

也有一些抗争者,从来不说“报告管教”、“谢谢管教”这样的话,他们完全不接受看守所的内部语言和教规。有一位新人,他是一位法轮功学员,他蔑视“号子”里的所有这些条条框框,结果遭受了很多痛苦,但最终他争取到了一点点自由的权利。比如,在其他在押人员在炕上“坐板”的时候,他就一个人坐在“号子”地板上“打坐”,修行,练功,任凭“牢头狱霸”殴打,甚至带着脚镣、手铐“打坐”。还有,两天两晚没有让他睡觉,具体地说,他在“打坐”的时候,由“老大”指使其他在押人员轮流看着他,总共安排了四个人,白天和晚上都有人守在他身边值班,只要他眼上眼睛,或者头往一边歪,想睡觉,就往他身上捅,把他捅醒,就是不让他睡觉,结果硬是让他挺过来了。他的抗争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争取自由活动的权利,二是争取说话的权利,就是在里面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想怎么说就怎么说,根本不认看守所那一套。他也不交待什么问题,拒不认罪,并且认为警察才是真正在犯罪。到最后,连牢头、狱警都拿他没有办法,就在事实层面放弃对他的“管教”了。

 

马:在看守所有没有发生过狱警殴打在押人员的情况?

 

邝:我经历过的这段日子,没有看到过狱警殴打在押人员的情况。在监室里,狱警一般是不直接动手打人的,他们会指使牢头霸狱去做这件事情。有一位反抗者,当面顶撞了站在铁门外的狱警,这位狱警向“老大”使了个眼色,这位“老大”几乎不用下明确的命令,他手下的那帮人就心领神会,围上来。这些人的分工很明确,安排得十分合理,其中两个人把“号子”里的摄像头遮挡起来,其他的在押人员就对这位抗争者拳打脚踢进行施暴。在监室里,每个“号子”都是安装了摄像头的,按规定不许殴打在押人员或者犯人,但是,几乎每个“号子”都少不了这种惩罚措施,只是在殴打的时候,必须把摄像头遮挡起来,这样,这种殴打的场面才不会被记录下来,不会留下任何证据,万一有人追查下来,狱方就会推脱说摄像头坏了,其实也不会有人真正去查,因为大家都知道是怎么回事。而当暴力完成之后,牢头会恫吓、警告其他的在押人员,要他们作出保证,将来出去之后不能向外界透露里面发生的事情,就是要封住所有在里面发生的消息。

 

马:请谈一谈您在羁押期内印象比较深刻的一两件事情。

 

邝:有一次“放风”的时候发生的故事令我印象很深刻。看守所有专门的“放风”时间,当然在押人员不可能走出“号子”,而是在“号子”里有一块面积不大的场地,专门给在押人员“放风”使用。每天有两次“放风”时间,上午、下午各一次,这个时间不是由牢头来控制,而是由看守所统一安排。时间一到,“号子”通往“放风”场地的自动铁门就会打开,这个时候,所有的在押人员都不能呆在“号子”里,都必须出去,这叫“集体放风”。 

只有在“放风”的时候,人才是自由的,身体可以活动,可以在那块小地方来回的走一走。而在“放风”之外的绝大部分时间里,在押人员是不能自由活动的,都要一动不动的坐在床板上,在看守所有一个专用的词,这叫做“坐板”。“坐板”的时候,在押人员面对面的坐着,不能交头接耳,不能左顾右盼,每天必须这样坐十个小时以上。整个“号子”只有一个人有特权不用“坐板”,就是监室的“老大”,就连“老二”都必须“坐板”,这是看守所的统一规定。在“坐板”的时候,“老大”就斜躺在床上,微闭着眼睛,监视所有在押人员的一举一动。 

还有,“坐板”的时候是不允许“放茅”的,所以像拉屎这样的事情实际上也变成了一种特权。一天有三次“放茅”的时间,早上、中午、晚上各一次,拉屎也有统一的时间规定,在押人员在这个规定的时间内要上完厕所,如果“放茅”的人多,就必须排队。普通的在押人员最多在三、四分钟内必须解决问题,而“老大”和“老二”这两位牢头占去了绝大多数时间,他们有时候往那里一蹲,就是二十多分钟,这样,那些排在最后面等待“放茅”的人就没有足够的时间了。等时间一过,又必须“坐板”了,那些没有机会上厕所的人就只能等待下一次“放茅”的时间去重新排队,有时甚至需要两三天才能轮上一次上厕所的机会,因为“号子”里关押的人太多了,有一个在押人员就直接把屎拉在自己身上了。 

有一次,我在“放风”的时候看到头顶的铁栅栏外面有两只小鸟在自由自在的飞翔,我非常羡慕它们,没有这种经历的人们很难体会那种心情,那种渴望自由的感觉。我当时还捡到了它们落下的一片羽毛,我把这片羽毛小心翼翼地保藏起来,并在后来把它带出了看守所,作为纪念我在看守所的这段经历,这是我记忆最深刻的一件事情。 

还有就是在看守所里面性饥渴的问题。我进去之后,那些“老号”听说我是一个艺术家,就请求我给他们画一幅女人的身体图像,我答应了他们。“号子”里洗澡“放茅”的地方有一块完全透明的玻璃墙和我们的生活世界隔着,我就在这块玻璃墙上用白色的牙膏作材料,勾勒出一幅女人的身体模样。大伙就都站在那里,把这幅用牙膏做成的女人身体当作想象中的性伴侣,当场就意淫起来。在“号子”里,因为充满对性的饥渴和性幻想,像做这样的事情基本上都是不避讳的,也没有什么羞耻感,有时候,这还是一种打发时间的娱乐行为。

 

马:谈谈您出看守所的经历。

 

邝:我在里面呆了整整一个月,说实话,自己也是非常恐惧的。刚开始提审的时候,预审的警察非常严格,按起诉的程序在走,警察问得非常细致。后来因为海内外朋友的声援和呼吁,反响特别大,警察的审讯过程就开始走过场了,在一起就随便聊,他们也随便记,从我们之间的对话中我能够感受到他们自己也在找台阶下,这样的提审经历大概有七、八次,平均算下来四、五天就有一次。由于精神上的压力、恐惧和生病(我在里面有一段长时间的重感冒),等到出来的时候,我一共瘦了十多斤。令我特别感动的是,当时有七、八位朋友专程来接我回家。 

我想特别说明这一点,是用我自己的个人经历作一个见证,说明海内外舆论和媒体的关注和声援对于改善身处困境之中的政治犯、良心犯的待遇会有非常大的作用,并且这种效应往往是立竿见影的。

定稿:2014年9月3日 

转自:BT

 

CK:新加坡“晚晴园”在旧金山举办孙中山南洋革命展

 

自由亚洲

今年是孙中山逝世90周年。孙中山当年在南洋从事推翻满清皇朝统治活动的主要据点之一新加坡“晚晴园”,来美国旧金山,与当地“国父纪念馆”合办“百年回眸——新加坡与辛亥革命”展览。“晚晴园”现为“孙中山南洋纪念馆”,被新加坡政府列为历史文化遗址。

孙中山当年在海外从事推翻满清皇朝革命活动的地方,主要有三个国家,一个是美国,一个是日本,一个是南洋的新加坡。“晚晴园”原是新加坡富商张永福的别墅,“晚晴”二字取自唐代李商隐五言诗《晚晴》“天意怜幽草,人间重晚晴”。1906年张永福将这幢别墅让给孙中山作为从事革命的据点。孙中山组建同盟会南洋分会,总部就设在晚晴园;孙中山发动十一次对清朝的武装革命,有四次在晚晴园策划。

在旧金山“国父孙中山纪念馆”举行的“百年回眸——新加坡与辛亥革命”展,展示的不仅是孙中山在新加坡、而且在南洋所从事的革命活动。正在参观展览的国民党中央海外评议委员杨子超对记者说:“‘晚晴园’是跟当年《少年中国晨报》在旧金山差不多一样。当年在南洋一代以‘晚晴园’为基地,好像美国是以旧金山为基地。”

“晚晴园”是台海两岸领导人访问新加坡必去的地方,也是华人旅游新加坡的热门景点。新加坡文物局2010年拨款对晚晴园重新修缮,并对展出的文字和文物重新整理。

这次“晚晴园”制作了十几块展板,并携带部分文物来旧金山展出。杨子超说:“他们到美国来展出,是让美国的侨胞了解孙中山先生当年在南洋的情况。”

“百年回眸——新加坡与辛亥革命”展将在旧金山“国父孙中山纪念馆”展出整整一个月,为“国父纪念馆”开馆以来时间最长的展览。孙中山的孙女孙穗英、新加坡驻旧金山总领事章克里、旧金山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处长傅正纲,为展览开幕剪彩。

特约记者:CK

曼尼普尔和印度的四个要求独立的邦

挥舞曼尼普尔人民解放军六星红旗的孩子——不是五星

 

陆网文

曼尼普尔邦(Manipur)是印度东北的一个邦,面积为22356,占印度国土面积的23位,国名在其当地语言的意思是“珍珠城”。当地主体民族梅泰人(Meitei)为黄色人种,操汉藏系语言。该邦成立于1972年,东临缅甸,也因此是印度和缅甸的主要通路,以前当地国王(maharaja)征收关费,曼尼普尔比印度东北的其他地区富有,因此维持了几百年的独立。在现在也因为此地理位置,曼尼普尔邦也是印度和缅甸之间的毒品贸易的枢纽,所以当地的毒品交易非常普遍,致使吸毒和爱滋病蔓延的情况及其严重。(PS:不过此地出的毒品质量普遍不高,很难出口,大部分都是当地居民消耗,可能也是因为质量不好,所以劲不是很大,当地青年人基本都吸食)

据2001的人口普查,数量为239 万人,占印度人口的第 24位,颜色:黄皮;识字率 19 位, 男:77,87 %,女:59,70 %,按人口比例是印度在科学工程领域最杰出的民族。

这是一个操汉藏系语言的极度渴望独立的邦,是一个被印度政府封锁的邦(即使是印度人想去那里,也需要先办理特别通行证,外国人更是难上加难得到通行证)。这是一个自发不学习印地语,不看印度歌舞片的邦,一个市场上大部分货物都是MADE IN CHINA的邦,也是一个毒品交易横行的邦。由于印军曾在这里大肆强奸,当地妇女对印度的军队怀着极大仇恨。

自曼尼普尔被并入印度后,曼尼普尔人从来没有停止过要求独立的抗争运动,截止到2008,已经有超过30,000平民死于和印度军队的冲突中,仅2008年就500人死于冲突,在曼尼普尔最出名的一只反抗印度希望独立的队伍就是——ThePeoplesLiberationArmy(PLA)-对,就是人民解放军,不过是曼尼普尔的。

据悉近年来,曼尼普尔人民解放军已经和印度毛队伍取得联盟,从武器装备等各个方面互相合作,这就是近两年来,曼尼普尔独立运动有愈演愈烈的趋势的重要原因。

曼尼普尔在血缘和文化上与中国有很大的渊源。曼尼普尔王室通常被认为来自于中国的唐朝。曼尼普尔民间一直维持着对龙的崇拜。在十八世纪,当时的国王因为个人偏好强迫曼尼普尔人皈依印度教,但遇到强大的阻力,印度教也从未真正成为曼尼普尔的民间信仰,对龙的崇拜依然以各种形式在曼尼普尔保存下来。
 曼尼普尔民众有着很强烈的黄种人意识和对东亚文明的认同,韩国的影视在曼尼普尔非常流行。与之相应,曼尼普尔为了保护他们的本地文化甚至在本邦禁止印地语电影和电视节目。

另外两个靠近缅甸的小邦独立运动势头目前不如曼尼普尔和阿萨姆。这两个邦的主体民族可能都是来自中国,应该和中国西南的少数民族有某种渊源。那加兰邦主要是山地民族,骁勇好战,文明程度相对较低。以前不少部落有用敌人的头颅来祭祀和炫耀的风俗,这点与中国和缅甸的佤族类似。据说,在英国统治以前,山地民族的那加人和河谷地区的梅泰人相处还是很好的,但英国人的分化加深了他们相互间的仇视。另外,有资料说,六十年代,中国曾在云南训练过近千名那加独立运动的游击队。至于米佐拉姆邦,比较引人注目的是它的文盲率在印度是第二低的。

据说2004受到印度军队围剿的阿萨姆独立运动游击队首领曾请求退入中国境内避难,但为中国所婉拒。印度媒体曾报道中国军队以高山天气恶劣为理由,从山上下来进入不丹建立了基地,对此不丹似乎没有特别地反对。

 

马萧:徐永海采访记

 

 采访时间:2014年12月4日

 

【受访人简介】:受访人简介徐永海:北京人,1960年出生,医生,基督教家庭教会长老。毕业于北京医学院。90年代曾参与援助六四受害者活动。因关注大陆的基督教会生存现状,2003年11月遭到逮捕,2004年8月,以“向境外刺探、非法提供国家情报”的罪名受到审判,被判处监禁两年,刑满出狱。2014年1月,因“参与、组织、带领家庭教会”,被“刑事拘留”一个月。

 

马萧(以下简称-马):请谈一谈您的监禁生涯。

 

徐永海(以下简称-徐):我几乎体验过全套的专政工具,而且每一次遭到拘禁都与基督信仰、与家庭教会有关。 

1995年5月,我被“收容审查”3个月,“收容审查”期满之后,我随即又被“劳动教养”两年。

2003年4月,我被行政拘留13天。 

2003年11月,我被逮捕,并被判监禁两年,直到2006年才被释放。因为期间在法庭开庭2个月后,因没有宣判,我被释放,监视居住了近三个月,不能折抵刑期。 

2014年,我再次因“参与、组织、带领家庭教会”被刑事拘留一个月,我们教会聚会时间不是周日,而是在周五。 

我来谈一谈这几种拘禁措施的体会,“收容审查”是非常恐怖的,公安部门可以没有任何理由,不和你作任何解释,就可以将普通公民任意拘押三个月,审查期满还有权延期三个月。不仅如此,如果公安部门认为审查还未结束,可以向人大报批,经人大批准后,还可以延长半年。一年之后,公安部门还可以继续向人大报批,无限期地将收容对象拘押下去,每次申请的期限为半年,没有任何法律可以约束公安部门的权力。 

我被“收容审查”三个月后,又被转为“劳动教养”,期限为两年。劳动教养制度直到2013年才废除,当年劳教制度同样是可怕的,公安部门不经司法审判程序就可以任何羁押公民。当时的法律也规定有拘役,对轻微犯罪行为实行短期拘禁,但司法实践层面并没有真正实行,因此,对那些轻微犯罪行为就直接用劳动教养来取代拘役制度。而实际操作过程中,劳教所一般不会收留余刑在一年以下的劳教人员,通常,被劳教对象会先在公安部门的看守所内关押一段时间,因此,劳动教养的起刑时间都在一年半以上,换句话说,因为没有拘役制度,公安部门对一些轻微的犯罪行为不会立案,而是直接劳动教养一年半以上。 

这件事情的荒唐之处在哪里?我在劳动教养期间,曾经遇到过一位广西的狱友,他到北京来找工作,在北京展览馆游玩的时候,正逢展览会期间,他顺手偷了一条皮带,被抓住了。但这件事情太小了,够不上判刑的条件,公安部门没法立案,于是,将他劳动教养一年半。仅仅因为偷了一条皮带,他就被劳动教养一年半,实际上,如果他偷得多,经过正式的司法审判程序,可能也就判你一年半载的有期徒刑,而没有多偷,也不敢多偷的,反而被劳动教养一年半、两年,甚至三年,这不是鼓励人多干坏事吗? 

而且,当时的看守所管理制度是相当混乱的,公安部门因为抓的人太多,收容审查对象、劳教人员、被行政拘留者、刑事拘留犯在看守所内是没有分开关押的,往往都混在一个监室里面。按照当局的规定,劳动教养的对象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而司法审判对象则是针对阶级敌人,属于敌我矛盾的性质。实际上,劳教所比监狱生活要严酷得多,生存环境环境恶劣得多。当初,设立劳动教养制度的目的是为了教育、改造那些不服从安排、调皮捣蛋、无故旷工的异端份子,因此,有单位的劳教对象在期满以后,仍然可以回到原单位上班,并且,在劳动教养期间,单位的工资是照常发放的,后来,“劳动教养”逐渐演变成公安部门任意羁押普通公民的一种惩戒措施了。 

我在被劳动教养之后,才得知被收容审查和劳动教养的正式书面理由,在收容审查期间,警察只给个收容决定书,上面只笼统的注明审查的理由是:“违法行为”,而劳动教养则会给当事人出具一份由公安部门开具的劳动教养决定书,这份决定书注明了具体的违法事实。 

这份劳动教养决定书上注明的理由,一个是政治原因,我曾经在刘晓波、王丹等人起草的“汲取血的教训,推动民主与法治进程——‘六四’六周年呼吁书”上签了名,另外一个是宗教原因,在被收容审查之前,我曾经写过一篇介绍我牧养的家庭教会(笔者注:北京基督教圣爱团契)的文章,其中有一句话:面对恶劣的环境,我们仍然持守信仰。后来,我因为不服公安部门的处罚,提起过行政复议、申诉,还向西城区法院提起法律诉讼,法官抓住文章中的这句话,说我污蔑了政府,因此,维持公安部门的处罚决定。在当时,批评政府就是一项无法辩解的罪行。 

我被劳动教养两年,但并没有被送到劳教所,而是关押在西城区看守所服刑。当时,西城区看守所大约有60余间监室,其中有两个特殊的监室,专门用来关押重刑犯人,我就和这些重刑犯人关押在一起。 

我所在的监室是个小号,面积大约有六、七平米,非常狭窄,在我两年的服刑期间,几乎没有“放风”的机会,刚开始“放风”的次数稍微多一些,但每次“放风”也就十来分钟,后来换了值班的狱警,最后那年大概就放了十来次风。每天都由劳动犯推着车送饭送水,狱警却把这个号给遗忘了。 

值得一提的是,这个号虽然小,却有一个独立的便池,而冲便池的水笼头在监室外面,因此,每次上完厕所之后,要冲便池,都要叫狱警来打开开关,而且洗澡、洗脸、洗衣服都是用这个便池的水,后来,狱警可能觉得麻烦,就把开关打开在那里,不再关掉了,再后来,没有人来管这间监室,冲便池的水就这样哗啦啦地日复一日流淌了一年多,不知道浪费了多少水资源。

 

马:请谈一谈2003年获刑的经历。

 

徐:2003年我被逮捕、被判刑完全是公安部门的恶意构陷,事情还要追溯到2001年,当时,辽宁鞍山发生了一起“教案”,有一家“三自”教会,这个教会有2000多基督徒,但这家教会和当地政府发生了冲突,政府就派警察把教会的牧师给赶走了。 

之后,这些被赶走的牧师就自行开办家庭教会,一共开办了三家家庭教会,有1000多基督徒从之前的“三自”教会转到了家庭教会。因为信众的流失、教会奉献收入减少等因素,这样,这些家庭教会就难免和“三自”教会发生冲突,“三自”教会向公安部门举报了其中一家家庭教会,指责它是“邪教”组织。 

公安部门抓了这一家庭教会的带领人,并且进行刑讯逼供,暴力取证,对其进行高额罚款,最后,还对这一家庭教会的三个教会领袖作出了劳动教养的处罚决定。于是,这家教会的带领人就不停地抗争。 

2001年11月,他们教会的信众找到我和我的朋友,希望我们能够提供一些帮助。于是,我和朋友为这个“教案”写了一篇文章,发表在美国一家华人基督教杂志《生命季刊》。很快,警察就介入了调查,因为这篇文章的内容全部是真实的,因此,警察也没有继续往下追究,这件事情就这样过去了。 

到了2003年,浙江杭州的萧山区又发生了一起“教案”,当地有个家庭教会,和地方政府发生了冲突。当地政府以违章建筑的名义,强拆了他们的教堂,经几拆几建,影响很大。6月,美国对华援助协会的傅希秋先生找到我的一位牧师朋友,要求他去浙江调查这件事情,并在其后在美国发表了调查性文章,这样就被警察盯住了。10月份,萧山地方政府又开始拆这个教堂,这位朋友再次去萧山调查,一到浙江就遭到警察的逮捕。 

当时我家的房子面临强拆,正忙于维权,没有精力去做别的事情,因此并没有参与这件事情,这位朋友可能受到警察的审讯压力,说是我把那篇调查性文章捅给美国《生命季刊》的。 

我就这样莫名其妙地遭到了逮捕,当即被送到浙江萧山。审查了半个多月,警察知道这件事情和我没有关系。但是,人一旦被抓进去,警察是不会轻易释放的,一是警察办案从来都是“正确”的,而且一旦当事人被证明无罪,公安部门就可能要为此付出行政赔偿的代价,所以,他们就给我找罪证,这样,2001年的事情又重新被挖出来,最后,我被判处两年监禁。

 

马:请谈一谈您在看守所期间的生活体验。

 

徐:这一次,我经历了长途跋涉,历经了许多地方。先是被北京市公安局逮捕,在西城区看守所关押了1天,又转到丰台区看守所,5天之后再被送往浙江萧山看守所,在那里呆了近半年,又在杭州森林公园的一个宾馆内被软禁三个月,当时叫“监视居住”。在监视居住期间,我被判处两年监禁,宣判完毕,又押解到杭州看守所,在这里等待分配监狱。三、四个月之后,送往杭州东郊监狱,20天之后,又转到杭州西郊监狱。 

先说西城区看守所,1995年的“西看”,一间十平米的监室,会关押20个人以上。在押人睡觉时不能翻身,非常拥挤,伙食也非常糟糕,一天两顿饭,主食是窝窝头,吃不饱饭。2003年的时候,我在这里只呆了一天,不过,2003年4月我曾有过13天行政拘留的经历。总的感觉,比1995年要好一些,号里的在押人少一些,至少还能躺平了睡觉,看守所提供的主食还是窝窝头,不过,在押人可以自行到看守所购买食物了。 

而在丰台区看守所,关押的人也非常多,我所在的号虽然是一间大号,却关押了30多个人,非常拥挤,睡觉时只能侧着身子,但伙食比“西看”要好一些,主食是馒头。不过,丰台区看守所有一个问题,可能是没有实行“市场化改革”的原因,看守所内部不像“西看”,在押人不能买东西,而在押人日用的东西可能都是由看守所统一配发的,连在押人吃饭的碗都不够,两个人只能共用一个碗吃饭,我还没摸清状况,就从北京转到了浙江,羁押在萧山区看守所。 

浙江的看守所和北京很不一样。 

在萧山看守所,在押人的日常生活用品都由看守所统一发放,不用在押人自己掏钱购买,而且伙食也比北京要好很多。每周每个在押人都会有一块巴掌大的肉,主食是米饭,不吃窝窝头、连馒头也没有,一天三顿饭,每个在押人吃饱饭是没问题的。 

在押人都要劳动,而北京的看守所是不需要劳动的。早上六点半起床,一直劳动到晚上七、八点,一天劳动十二小时以上。当时,我们在萧山看守所是制作雨伞,把雨伞的布和铁架缝在一起。不过,看守所没有专门的劳动监区,劳动地点就设在每间号子里,劳动号每天会把制作雨伞的材料送进来。 

每个在押人都有劳动任务,每天要完成20多把雨伞,我所在的号有20个人左右,监室比较大,有30-40平米,因为大家都要劳动,不能太拥挤,睡觉时也能躺平,甚至还能打翻身,在看守所,只要睡的地方能够躺平,还能够翻身,就是一种无比幸福的生活。而且,这里晚上还不用值班,白天都要干活,因此,晚上大家就需要休息。 

如果在押人完不成劳动任务,就必须加班,不能睡觉,什么时候完成什么时候睡觉,有的在押人手脚不利索,有时会加班到凌晨两三点。监室里几乎每天都会有人挨打,对于那些完不成任务的,不好好干活的,或者完成质量没有过关的,牢头就会打人。这些雨伞不仅要完成定额,而且还得保证质量,把雨伞做坏了怎么办?在押人必须自己赔钱,一把雨伞五块钱,家中经济条件好的,由家里送钱来,没有钱的就会遭打。不过,一般来说,被打的都是些老实巴交的人,一般都是农村人,并且很多都是外地去浙江打工的。看守所表面上也接受在押人的投诉,但实际上投诉是没人理会的,狱警至少是默许牢头打人的,因为只有暴力才能保证在押人劳动的主动性,而挨打的人通常又老实,哪里还敢去投诉牢头。 

有一个安徽北部的农村人,叫李成连,在杭州打工,他的父亲去世了,母亲得了癌症,妻子和他离婚了,他家里有两个上学的孩子。他来到萧山打工,找不到工作,就拾破烂、捡垃圾,可能有一回在某个工厂偷了些废铜烂铁,被人发现,送到这里来。他是一个粗人,这种精细的手工活根本干不了,天天挨牢头的打,人都给打傻了。狱警问他的脸怎么啦。他不敢说是牢头殴打的,说是自己不小心磕的。后来,警察可能发现这个确实是个老实人,干的事情确实也不大,不够判刑条件,拘留30天后把他释放了。 

还有一个在押人,叫汤夫望,他的手脚也够笨,和李成连一样,也是天天挨揍,被牢头的拳头打得鼻青脸肿,还有用拖鞋掌他的脸。有一个职业窃贼,是个惯犯,在监狱里见得多了,对我说:在今天的监狱,其实没有几个真正的刑事犯,都是些吃不饱饭,被生活逼出来的。根据我的体验,很多人确实都是受饥饿的逼迫去小偷小摸,很多边远地区的人来浙江打工,从家里带的钱很快花没了,又找不到合适的工作,只好去偷,去抢,其实这些人在本质上并不坏,很多都是些老实人。萧山看守所和北京的看守所不一样的地方还在于,允许在押人穿皮鞋,而在北京看守所,在押人都只能穿看守所统一配发的拖鞋。为什么允许穿皮鞋?因为制作雨伞的时候,需要用针钱缝合,因此,在押人的手指头都要套“顶针”,但看守所担心在押人吞食自残、自杀,不发铁“顶针”,于是,就拿皮鞋的鞋面代替铁“顶针”。看守所的规定有时候很奇怪,不给在押人发“顶针”,不让在押人接触到金属制的东西,但又不得不给在押人发剪刀、针,因为这些都是缝制雨伞的必备工具。不过,这些东西每天都要回收,每间监室连一根针都不能丢。如果在押人不小心丢了一根针,那就是大事,整个监室的人都别想睡觉,一定要找到这根针,并且不能让狱警知道,如果实在找不到了,就偷偷地向劳动号买,他们有门路弄到这些,一根针要花两、三百块钱。

关于在看守所监室内打架的问题,如果特别严重的,狱警通常也会管,因为一旦某个监室内出了问题,比如,打死人的现象,那么,狱警是要承担责任的。因此,牢头打人,一般只挑选那些老实人下手,因为这些人不敢反抗,并且,牢头打人也会有分寸,不会把人打死、打残,他们还必须指望这些人劳动,因此,牢头很少被狱警处罚过。 

但监室里的其他人打架就不一样了,有一个新疆的维族人,因为敲诈勒索被送进来,据说他敲诈自己的同乡,收取另外一些新疆人的保护费。他进来之后不守监规,在监室里也不劳动,还欺负别的在押人,因为是新疆人,狱警和牢头都不敢管他,但他也不是牢头的人。有一次,他在号子里打人,牢头就串通狱警趁机整他,把这个维族人“背铐”起来,并且被“定位”。在我们的号里,与炕铺相对的墙跟,有一根铁管,专门挂在押人毛巾用的,这个维族人就被“背铐”着锁在这根铁管上,一天24小时不解铐,只能蹲着,晚上就侧躺着睡觉,平时吃饭由别的在押人喂他。整整铐了一周时间,解除处罚之后,他就被调到别的监室去了。

在看守所,还有一个对在押人的酷刑问题。我在1995年西城区看守所劳动教养的时候,看守所里面有一种叫做“链”的酷刑,有两个重刑犯,一个叫高飞,一个叫孟文革,他们一个是杀人犯,一个是越狱被抓回,看守所对他们使用过这种酷刑。所谓的“链”,就是把在押人上手铐(这里用的手铐是叫一种“搋”的专用手铐,铐子中间没有任何间隙,被铐者的两只手不能活动。)、脚镣,然后把手铐、脚镣紧紧锁在一起,因此,被上“链”的人就像一只受到惊吓的刺猬,龟缩成一团,只能躬着身子,走路、洗脸、上厕所、吃饭,都要其他人帮助,连脸上痒痒,都要别人来挠。不过,这种酷刑最长时间不能超过两周,听说有人连续被锁了八周,结果这个人的腰就垮掉了,再也直不起来。 

还有一种酷刑是“背铐”,上面谈到的维族人就被“背铐”过,“背铐”相对“链”要稍微好受一些,腰能直起来,不过铐的时间一长,也是非常难受的,特别是睡觉,被铐者只能压着胳膊,不消几天,胳膊就会肿起来。 

在萧山看守所,还有一个在押人,姓雷,他的个头高,块头也大,在一次审讯过程中,他被“吊铐”过,一只手铐在门框上,一只手铐在铁椅子上,整个身子被生生拉开,呈现成一个扭曲的大字形状。在中国,警察办案主要是以犯人的口供为主,所以他们必须逼迫被审讯者承认犯罪事实,一旦被审讯者不承认犯罪事实,就只能通过刑讯逼供的手段来获取,除此之外,警察没有其他更为简单、有效的好办法。

 

马:请谈一谈审讯和看守所劳动的具体情况。

 

徐:我在审讯过程中,头十天几乎没有睡过觉,有时候睡上一两小时,马上又要提审,大多数时间是连轴转,警察根本不让我有合眼的时间,最后,我的头脑里甚至出现了幻觉,审着审着,我看见妻子在前面向我走过来。十天之后,我再也扛不住了,只好说出真相。一开始,警察想确认这个文章是不是我转给外国记者的,为了给其他朋友争取时间,我始终保持沉默,既不承认,也不否认,十天之后,我才说出真相,因为文章不是我发表的,我根本不知道这事情。 

在萧山看守所,也有一些规范的地方,比如,重刑犯无须带手铐,只带脚镣,晚上睡觉的时候“定位”,把脚镣锁在炕铺上,并且这些重刑犯人不需要劳动。我在重刑犯监室里临时性的呆过两天,当时这个监室有6个重刑犯,1个已经判了死刑的已决犯,4个等待宣判的,一个判无期徒刑的新疆人,还有5个看管他们的短刑犯人。还有,未成年人、成年人分开关押,已决犯人和未决犯人分开关押,重刑犯人单独关押,等等。 

一开始,我被送到萧山看守所,被看守所一度视作极为敏感的人物。因此,刚进去的时候,我所在的这个号就停止劳动了,所有的在押人都不用干活,可能是看守所担心我把这里面的所见所闻透露出去,这间号的在押人都高兴极了。这种不干活的状况一直持续了两个月,这两个月号子里的秩序非常好,也没有打架的现象发生,在押人平时就“坐板”。

各个看守所的“坐板”规定是不一样的,在北京的西城区看守所,因为炕铺容不下那么多人,所以我们就只能盘腿坐在地上。丰台区看守所,相对宽松,可以坐在炕铺上坐板。而在浙江的萧山看守所,因为要劳动,所以白天不用“坐板”,但每天晚上七点以前要“打坐”半小时。不过,萧山看守所有一点是比较人道的,就是当在押人被提审走出监室的时候,是呈立正的站姿,相对来说尊重人,而在北京的“一看”,在押人走出监室的铁门,都是要蹲着抱头的,非常污辱人,在杭州看守所也是如此。 

两个月之后,监室里又恢复到先前的状态,开始劳动,制作雨伞。我猜测,杭州的“天堂”雨伞其实都是监狱的犯人干的,而全国的雨伞很大部分出自于浙江监狱的犯人之手,而且,雨伞的制作样式也多种多样,有的雨伞相当精致,有的雨伞则很粗糙,在这里生产的雨伞还出口到世界各地。 

2004年8月6日,我的案件正式判决,我又被转到杭州看守所。在这里依然要劳动,不过,不再是制作雨伞,而是制作打火机的零部件,专门组装打火机里面的黑色部件,把弹簧、铁钉和两块塑料垫片组装到一块,这是一个纯手工活,没法用机械干的。 

相对于萧山看守所,杭州看守所也规定了劳动任务,但劳动强度没有萧山那么重,有时候,干到下午三、四点活就干完了。到后来,号子里几乎没有什么活可以干,就“坐板”,在押人每天就这么干坐着,聊聊天,也没有出现打架的现象。在看守所,打架的事情基本上都是由劳动引发的,狱警不管具体的在押人劳动任务,他们把一个总的劳动任务分派到每间监室。比如,在萧山看守所,我所在的号有20个人,每个在押人每天有20把雨伞的工作量,劳动号每天就送400把雨伞的材料过来,交给这个监室的牢头,由牢头负责整个制作的过程。因此,有的在押人完不成规定任务,就会影响到整个监室的交货期限,这样,就必须要其他在押人来替他完成,一个人少干活,其他人就要多干一些,而且晚上加班也会影响其他人的休息。如果不小心把雨伞弄坏了,要是你没有钱赔,还要别人出钱替你赔。如果监室经常完不成看守所规定的工作量,或者交货的雨伞质量不过关,那么,狱警就会更换牢头,牢头在监室里是有特权的,不用劳动,睡得也宽敞,还能洗澡,洗澡的时候甚至还能有热水,吃饭的时候可以多吃多占,还能克扣其他在押人的财物,所以牢头总是有人干的,为了保住自己的这点特权,牢头必须有铁腕的手段来保证每个监室的工作量,这些都是诱发看守所牢头打人的原因。

 

马:请谈一谈您在监狱的生活。

 

徐:我先是被送到杭州的东郊监狱服刑,这是一个小监狱,在钱塘江边上,只有四个监区,犯人五、六百人,新送过来的犯人都安排在“入监队”,进监狱的第一件事,就是搜身,把犯人从看守所带过来的东西全部收集起来,包括在看守所买的食物,说是暂时保管,离开“入监队”就还,但这些食物实际上就糟蹋了,这样做主是为了让犯人在“入监队”有个过艰苦生活的过程,给犯人起个下马威、杀威棒的作用。 

在“入监队”,新来的犯人要进行“军训”。犯人每天早上都要出操,“稍息”、“立正”,走正步;唱“革命歌曲”,所有的犯人都要唱;还有就是背监规,监规总共有58条,有的犯人头脑笨,背不会,就被罚站,面对着牢房墙壁,要站到凌晨两、三点钟。犯人一进监狱就要劳动,东郊监狱专门做那种宾馆用的日常用品,把那些小香皂、小肥皂、牙膏、牙刷用盒子包装起来。 

东郊监狱的伙食是比较差的,一天三顿饭,每顿饭就二两多一些,一开始,我还能把富余的米饭分给其他犯人。离开杭州看守所前的最后两个月,看守所开始卖饭,在押人可以自行订餐,由劳动号推车送饭,也不算太贵,因此,这段时间我吃得还算好。刚到东郊监狱时,肚子里还剩下些油水。但时间一长,肚子里在杭州看守所积下的油水没有了,我就没有富余的米饭分给别人了,不过,还是能勉强吃饱,年轻一点的犯人就根本吃不饱了。 

还有,东郊监狱的吃饭时间是有严格限制的,因为犯人吃饭都安排在食堂,而东郊监狱的食堂很小,每次吃饭只能安排一个监区的犯人,而整个监狱有四个监区,还有一个“入监队”,因此,只能排队吃流水席,一个监区的犯人吃完,另外一个监区马上就要进来,所以特别仓促,犯人必须赶快吃完,吃完之后嘴巴都不闲着就赶紧离开,把位置让给下一拨犯人。 

另外,监狱在白天是没有大便时间的,因为厕所在监室楼道的一层,而我们睡觉在二层,不是犯人想去就能去的,白天上厕所有统一时间,所有的监室都在这个时间集中上厕所,每个犯人的如厕时间都非常短,根本没有机会大便。因此,大便只能留到晚上,会有护监队的犯人负责专门的登记、安排。20天之后,我又被送到杭州的西郊监狱,这是一个大监狱,14个中队。 

到西郊监狱之后,我还是被安排在“入监队”,新犯人的入监训练时间是三个月,实际上,我在东郊监狱只呆了20天,因此,还是属于入监训练时间。不过,我被安排在“老犯组”,相当于管理“入监队”的一个机构,一批犯人护监,一批犯人管理生活,打饭、打水、扫地、搞卫生。西郊监狱的伙食比东郊监狱就要好一些,一周有一次鱼,有一次肉,比如,米粉肉、梅菜扣肉、蒸咸肉等,还有两次豆腐。因为伙食不错,在西郊监狱,我没有自己花钱买过食物。 

在这里,我过得相对还算好,入监训练时间完毕,我就安排在“入监队”服完余刑,没有再分配到下面的劳动监区。西郊监狱和萧山看守所一样,犯人也是制作雨伞,不过,这里的犯人和萧山看所守就不一样了,在萧山,在押人都是新手,一天完成二十把雨伞的制作任务就不错了,而在这里,犯人都是熟练工,每天都完成五、六十把雨伞的工作量,有的犯人甚至能完成七、八十把雨伞的劳动任务。 

应该说,监狱对我个人还算是一种优待,因为我本来就是无罪的,还有我是北京人,监狱方面可能考虑到这一些。比如,其他犯人都是16个人一间牢房,而我所在的牢房只住了两个人,另外一个是“入监队”的副大队长,而我干活的时候是和“入监队”的大队长在一块。监狱分配给了我一周五十把雨伞的劳动任务,相当于一天十把雨伞的工作量,实际上等于没有任务,我也没有指望靠这个去减刑,因为我根本就不认罪。

 

马:请谈一谈您在这次监禁生涯中的所见所闻。

 

徐:有几件事,我在杭州看守所的时候,和我同号的一个犯人,叫梅杏德,他是浙江广电集团的副总工程师,是“文革”前的老大学生,都59岁快退休了,因为贪污的罪名被送进来,和我一样,已经被宣判了,他也是已决犯人。他实际上不是官僚,而是一个搞技术的工程师,懂技术。这个人给下面的市县媒体购买设备,调制设备,人家感谢他,给他送了套音响,烟、酒,什么的,都折算在贪污金额里头,七拼八凑地也就十多万块钱,结果被判了十年,相当于一万块钱被判一年的刑期。因为贪污犯罪是可以量化的,照这样计算,薄熙来被指控贪污五百万,就得判五百年,而现在有些被查处的官员,据传犯罪金额高达上亿,就得判上一万年,这是一件很荒唐的事情。 

而在监狱,几乎每个监区,都有数量不等的贪污犯,但我接触到的贪污犯,其实涉案的金额并不大,甚至都是些老实巴交的人,我不知道当局查处和审判这些贪污官员有没有公开的、可以量化、可供评估的判断标准?或者说这些犯罪事实是否都是真实的? 

比如,在萧山看守所,有个水利局局长,叫陈金水,被判了15年。在预审的时候,13天没有让他合过眼,最终,认定他的贪污受贿金额为70万块钱。他和我同在一个监室,他后来跟我说:我最多也就20-30万块钱,当然,这也是贪污,也是罪行,不过,这是一个真实的情况,但我没有办法,他们不让我睡觉,逼迫我编造贪污受贿的犯罪事实。他说:光一次送礼我就虚构了20万块钱的受贿款,我编造了有一次收20万块钱礼金放在车后备箱内的事实,当时,我是在极度困乏的状况下招供的,但后来,我想起来,那不是礼金,而是咸鱼干,当时用纸包着。后来,办案人员找到送礼的人出具证明,作证,那个人可能在警察的压力之下,出具了证明。这样,有当事人的口供,有行贿人的书面证词,这笔受贿金额就坐实了。

陈金水还和我说,在他的案件开庭以前,办案人员曾私下里和他协商,如果他认定这70万的犯罪金额,就判13年,如果他当庭翻供,就判15年。他最终还是翻供了,因为确实没有贪污这么多钱,他只承认自己贪污了20-30万块钱,结果判了15年。 

在杭州看守所,我还认识了一个人,是一家房地产开发公司的经理,他是被以“行贿”的罪名送进来的。当地有一个土地局局长,被逮捕了,在审讯过程中交待他所在的房地产开发公司送给了他40万块钱。办案人员就以“行贿罪”的名义逮捕他,要求他做污点证人。他跟我说:自己没有给这位土地局长送40万块钱,40万对他的公司也是一笔不小的数目,他们公司没有这么大的土地项目,没必要给他送这么大的礼。办案人员就问他:你不能说自己完全没有和这位局长有过来往吧,没送过钱,烟、酒你总送过吧?这位经理不能否定自己没有送过烟酒,因为这样就没人相信了,这些关键位置上的官员都是要孝敬的。而浙江送礼的规矩,烟、酒一送就是多少多少条、多少多少箱,这样,一路合计算下来,把烟酒折算成实际金额,也得有成千上万块钱,办案人员就以此威胁他,说:就凭这些,我劳教你两年没问题,如果你做污点证人,可以免除刑罚,况且人家都承认了,只需要你提供一份证词,你自己做取舍。他和我讲自己很头疼,如果他提供了证词,这样,有当事人的口供,有证人的证词,那位土地局长受贿的整个犯罪证据链条就完整了。我不知道他跟我说的是不是实话,到底有没有送过那位土地局长40万块钱,因为在号里在押人之间也经常会不说真话,我只是有感于这些办案人员获取证据的招术,包括我自己,也是这么被冤枉判刑的。我不知道他最终有没有提供证词,不过,他没有受到起诉,也没有被劳教,后来被释放了。

 

马:请谈一谈您今年被刑事拘留的经历。

 

徐:2014年1月26日,我们教会如常举行敬拜活动,遭到警察破坏,当时,一共有13位基督徒被逮捕,我被关押在北京“一看”,直到2月23日被释放。 

现在的“一看”,我所在的号有三十平米,是个大号,但只关押了12个人,每个在押人都有半个多褥子的宽度,能躺平着睡觉。而且,号子里还安装了喷浴头,能洗澡,还有热水,一周一次,还有热水喝,这是以前的其他看守所没有过的。 

看守所每天有三顿饭,并且主食不再吃窝窝头,有米饭,有馒头,有时还有好的菜,不过,我在号里绝食了23天,只吃过几天的东西。

另外,牢头狱霸打人的现象少很多了,抢占其他在押人的现象没有了,过去,在押人从外面送进来的财物都集中在牢头手里,所以会形成抢占的现象,现在在押人都有自己的购物卡,在押人每个月都能买500块钱的东西,因为财物不再集中到牢头手里,牢头狱霸在这方面的特权就没有了。 

不过,看守所的放风制度比较随意,由管监室的狱警自行决定。有时,狱警打开风场的自动铁门,在押人去到风场后,铁门会自动合上,结果狱警忘记打开了,就把在押人都关在风场里,回不到监室。本来放风时间只有一支烟的功夫,大概十分钟,可能在风场一呆就是半个小时,大冬天的,在风场里站久了很冷。但绝大多数时间,是狱警不给在押人放风,连续几天不放风的情况都有。而在浙江的萧山看守所,放风时间是由看守所统一规定的,到了固定的放风时间,看守所会吹号,通往风场的铁门会自动打开,在押人还要做集体操,因此,即便在2003年,萧山看守所也比现在的北京“一看”的放风时间要长一些。 

转自:BT

李海采访记

 

——他们的另类生活

(网文转载,未经核实)

 

 

采访者:马萧

采访对象:李海

采访时间:2014年10月9日

 

【受访人简介】:李海:出生于1954年,北京人,1989年民主运动期间,系北京大学哲学系研究生,担任“北京大学学生自治会”联络部部长。 

1990年因策划、组织“64”一周年纪念活动而被“收容审查”209天。1995年,因调查在1989年民主运动中受到政治审判的受迫害者名单,被以“刺探和搜集国家机密罪”的名义判处有期徒刑9年,2004年刑满释放。2011年2月,北非、中东“茉莉花革命”期间,遭到任意羁押,时间达40天。

 

马萧(以下简称-马):请谈一谈您历次被监禁的大致情况。

 

李海(以下简称-李):我遭遇了三次被监禁的经历。1990年,因为和一些朋友共同策划“64”一周年的纪念活动,被拘禁在北京市海淀区看守所,时间是209天。1995年,因为调查受到政治审判的受迫害者名单,以“泄露国家机密罪”的名义遭到起诉,判处九年监禁,当时在良乡监狱服刑。2011年,因为当局镇压所谓“茉莉花革命”,我又遭到任意羁押,历时40天。

 

马:请您回顾一下1990年被拘禁的那段经历。

 

李:总的来讲,看守所的生活比后来的监狱生活更难过一些,看守所的一些主要特点是:人口密集,管理不规范,几乎没有户外活动,对人的精神、肉体的折磨都非常厉害。长期呆在看守所对人性的摧残是很残酷的。我有一位狱友,在看守所呆了六年半,后来转到监狱时几乎失去了语言表达能力。相比之下,监狱更接近正常生活一点,每天有户外活动,它的特点是带有强制性,不自由,但多多少少还是按正常的生活模式来安排生活的。 

1990年5月,我和武汉的一些朋友相约纪念64一周年,那时我还在北京大学读研究生。5月31日,我从外地回到北京。当时,北京市公安局“二处”的警察去北京大学调查我,当时的同学们一看到我就让我赶紧离开。我离开之后,突然想起宿舍里我还有信件,牵涉到一些朋友,我担心这些信件落到警察手里会给朋友们带来麻烦,因此,又回过头去取信件。等处理完毕,再想走时,已经来不及了,老师把我叫到了清查办公室,东拉西扯地问了我一大堆问题,实际上是在拖延时间,等待警察来抓我。一个小时后,警车来了,把我带上了警车,悄悄地出了北京大学西门,直接把我送到了海淀区看守所。 

当时在北京所有的看守所中,海淀看守所是比较糟糕的。在我之前,已经抓了两个人,他们都被关在“小号”里,当时看守所有四条通道,一边两条,一进通道就能看见“小号”。但是我进去的时候“小号”已经关满了人,因此,我只能和那些刑事在押人关在一起,我记得最初是3筒道的5号。这间“号子”关押的全部是刑事犯人,大概有20个人左右。我进去的时候,他们都赤裸着身子在“号子”的风场里大喊大叫,大笑,挺兴奋的。那个“号长”是因为专门殴打大学生才被送进来的,他看见我进去,就狠狠地将我揍了一顿。 

打完之后,“管教”进来了,他问我被打了没有,我不敢说实话,但是这个场面他一看见就应该是很清楚的,他又给我换了一个监室:11号,这是3通道最里边的一个号。11号相对要宽松一些,在号子里,管号的不能叫牢头,叫“学习号”,平时称呼的话叫“大哥”,实际上就是牢头,当时“号子”里差不多是16、17人,我就在这间号子呆了七个月。

看守所的生活是非常枯燥的,日常生活主要就是“坐板”。给我印象最深的是饥饿,一天两顿饭,每顿饭是两个小窝窝头,菜都是白菜汤,并且量很少,长期的看守所生活导致我营养严重不良。第二是放风制度不规范,很随意。放不放风完全取决于狱警的心情,心情好时隔一天放一次风,心情不好时曾有一个月都不给在押人放风。风场大约9平米左右,在监室的后边。那一个月时间,我们是终日不见太阳的。 

第三、医生不看病。比如,在押人肚子疼去找狱医看病,就被医生大骂一顿,说只要发烧不上38度,就是装病,会狠狠地整你,是殴打还是电刑,我忘记了,但肯定不只是训训话或者口头教育一下那么简单,实际上是怕麻烦,不给在押人治疗,或者说只有当病重的时候才可以找医生。 

第四、睡觉的地方很小,一间“号子”大约15平米不到一点,铺是5米长、2米宽,“号长”一个人就占去了两个人的铺位,大概有一两米,再加上两个打手,他们仨就占去了整个铺的一大半,其余的14个人就只能睡两米多一点的位置。 

因此,我们睡觉是不能横躺着睡的,根本睡不下,只能侧着身子睡,通常是竖着睡,这叫“立板”。所有人面向着一个方向,一个人的头对着另一个人的脚,并且抱紧,一个一个码好,一直码到第十四个人,再由“打手”在最后一个人身上使劲蹬,蹬得严严实实的,把余下的位置就挤出来腾给他们三、四个人。 

因为当时还是夏天,天气非常炎热,但没有办法,如果某个人晚上起床上厕所,他一出来就很难回去,但是又规定不能躺地板上睡觉,必须回到那个位置,因此只能生生地往人堆里头硬挤。第五是疾病流行。由于看守所并不怎么重视在押人的健康,囚室里阴暗潮湿,又长期不放风等缘故,看守所曾一度疥疹流行。因为大伙儿平时睡得这么紧凑,对于这样的传染性极强的疾病,它的流行很难避免,最终导致疥疹在看守所内部大爆发。 

我紧挨着那位在押人就是一个患有疥疹的,但是在前三个半月,我都一直没有被感染上,可能因为刚进去,身体的抵抗力还行,但是到了第四个月,忽然在我身上疥疹大面积扩散开来。先是手,再到肚腹部,最后是背部,胯部,很快地,这种疥疹导致的黄水疮蔓延到我全身,我的身体几乎全部烂掉了,手都是肿的,十指都无法并拢、无法握成拳头。 

由于看守所不让治疗,所以病人们只能在监室里对伤口处挤点牙膏,但这根本解决不了问题。而疥疮是最害怕阳光的,如果有充足的阳光,也能杀死病菌,上午晒1小时太阳,下午就能消肿,但那段时间却恰好不让放风,最后,整个看守所90%的在押人程度不同地都感染上疥疮,极少数人的病情十分严重。至于那些牢头们,因为他们平时在睡觉时是和其他在押人隔开的,而且经常洗澡,因此,情况相对要好一些。

我最恐怖的时间是感染疥疮的第2个月之后,浑身都烂透了,没有营养,没有医生治疗,也不能晒太阳,就这样一天一天眼看着自己衰竭下去,走向死亡,却没有任何办法。最后,几乎每间号子都有烂到起不了床的程度的病人,而且监狱对转过去的犯人不予接收,将那些已决犯人又重新退到看守所来,这才引起看守所的重视。 

所谓的重视,就是采取了一些措施,比如,每天都带在押人出号子去洗热水澡,每个号子十几个人三、五分钟就洗完,洗完后赶紧往回赶,到监室里涂沫硫磺软膏,有结痂的部位把它抠掉,加上晒太阳,这样过了两个星期,这种病症在看守所才大幅度的消退。 

第六、在囚室里,大小便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情,主要是大便,囚室的规矩,一天一次大便时间,时间是固定的,由号长来决定。号子进门的地方有一个蹲式便池,每个人只能拉1、2分钟,但如果是大便,1、2分钟时间是根本做不到的,但到点了你没有拉完也必须起来,否则就会对你施暴。而人的生理排泄功能是很难人为地随意控制的,因此经常有人闹肚子,在这种情况下,你不得不向“号长”求茅,但“号长”不会批准,在你再三乞求下,他就会安排打手把你头脚倒立起来,意思是把涨到肛门处的屎又重新倒回肚子里去,但实际上吃喝拉撒这本来就是人的本能,这种做法不可能让人不排泄,但必须经过这样一道程序,才会让你拉。等你拉完之后,再把你揍一顿,作为你在规定时间之外再排泄的代价。在囚室里最常见的惩罚在押人的方式是把人飞在墙上,人靠着墙壁,做一个飞翔的动作,再由打手击打他的背部,腿部,这是一种很难受的体态。 

号子里排泄的时间一般安排在晚饭之后,有时候也会安排在早上,这是在号长心情比较好的时候,但一天从来没有过两次。“号长”的理由很“正当”:囚室里人太多,如果谁都想什么时候拉就什么时间拉,那整个房间太臭。不过,号长和那些打手们想什么时候拉就什么时候拉,不受这些规则的约束。这是我对当时看守所的一些观感,不过,在看守所内也有一些花絮,那年正好是开亚运会,大概在九、十月间,亚运会前夕,“号子”里突然涌进来很多人,一度到了20-30个,几乎翻了一倍,挤都挤不下,所以铺和地板都睡不下。当局一到敏感期就会胡乱地抓人,这个习惯一直没有改,有个在押人因为有前科,曾经被判过两年监禁,结果被管片的警察看到他了,说“你还在啊”,就这样把他抓进来了。这样的人只要出现在警察的视线范围之内,他就有权力抓你。这个在押人就这样被莫名其妙抓进来,一些同性恋也被抓进来。 

因为人太多,所以这个时候打手就有活干了,逮着谁就揍谁。他们知道这些新关进来的人在“号子”里呆的时间不会长,亚运会结束之后就会被释放,因此,不打白不打,随便找个茬,就往死里揍。另外,因为是特殊时期,囚室里的人多,构成复杂,通过不断地打人,制造恐惧,来维持他们的特权。有几件事情让我印象特别深刻,有一个15岁的小孩,在六月中旬被抓的,他和另外俩小孩撬保险箱,小孩子是什么都不懂的,他一进来就问里面的人什么时候能出去,他妈为什么不来接他?诸如此类的问题,结果进来之后就被打了一顿,后来也经常打他。照理,他是一个小孩子,未成年人,还不懂事,不应该挨揍,另外一个在押人,是个经济犯,他出来仗义执言,为那个小孩说话。结果牢头报复他,把他打得血流满地。 

还有一个安徽人,据说是个小偷,为了让他招供,也为了恐吓其他在押人。狱警用麻绳把他牢牢捆起来(叫做“刹绳”),用扛子抬着,在监区里游街示众,抬扛的人都是在押人,这种酷刑是很危险的,因为血液不流通,很快,这个人就会被废掉。 

这个人关押在我们号里,到后来也没有招供。他为人很老实,经常给号长做按摩,干活的时候也很卖力,十分能干。但在十月份,他突然得了痢疾,要求求茅,号长让他历练了一整套规定的程序。但拉完之后,他马上又要拉,这样号长就不干了,即使他愿意再挨揍也不行,于是,他就拉在裤裆里头,因为又脏又臭,号长就命令打手把他赶到风场,用凉水冲他,结果他突然之间就翻了白眼,浑身抽搐,不省人事。这时号长也害怕起来,赶紧求医。但医生一个多小时都没赶过来,最后,他在风场里晒太阳,又慢慢自己活过来了。 

有一位普通的市民,在64时候捡到两颗子弹,被人告发,一年多时间没被判,我进去时他还呆在这间囚室,因为资格太老了,所以他当了囚室里的副号长。我出看守所之后,他被判了两年,但没有入监,就在看守所里服完了余刑。等他出来以后,和我讲看守所发生的故事,3通道当初我们隔壁的10号囚室有个在押人打死了一个人,这个死者有同案犯正好被关押在我们那间囚室,那是在晚上,这位同案犯突然做了个恶梦,梦见他的同伙压在他身上,醒来之后才知道他的同伙刚刚被打死了。 

我刚进去的时候体重是135斤,被关押了209天,等到我出看守所,是103斤,瘦了30多斤,连小腿肚子上的肌肉也没有了,当时的小腿部位就处于“皮包骨”那样的状态,走路都迈不开步子。因为营养不良,身体素质差,我身上的疥疹始终没有完全愈合,后背的肌肉始终溃烂,皮肤长不上,但我出看守所之后,有了正常饮食很快就痊愈了。 

当时进看守所也不叫刑事拘留,叫“收容审查”。“收容审查”的厉害之处在于,警察抓人不用出示任何法律手续,他抓错人不用承担责任。但某个人一旦被捕以后,想要出来却不容易,因为谁也不愿承担释放某个人的责任,万一放错了怎么办。对于那些没有证据的,或者需要花太多精力去调查的案件,警察就直接用这种方式把人关押起来,很方便。 

到了年底,据说当时中国政府和美国政府有个妥协,释放了45名因“六四”原因被关押的政治犯,我是其中之一。

 

马:请您谈一谈1995年那次被监禁的经历。

 

李:1995年那次,是因为我将参加六四运动遭到判刑关押的受迫害者名单调查出来,并将它寄给了美国的人权组织,当时,我一共调查出来一个600人的受迫害者名单,只要是监狱里被集中关押的,我都有调查,是比较完整的。

当时,面对国际社会的质疑,中国政府拒绝承认有这样一批人遭到关押,说这是毫无事实根据的捏造。后来,这家人权组织——在纽约的中国人权就把这份名单拿出来,上面详细地注明了这些受迫害者的名字、被判刑期,关押在哪家监狱,等等,弄得当局很被动,到处寻找调查这份材料的人。 

另外,在1995年5月,国际政治环境也非常紧张,当时美国允许李登辉访美,大陆当局很恼火,但它又无法把美国政府怎么样。每当跟西方国家的关系恶化时,它就拿国内的政治异议人士出气,那段时间,实行了大规模的逮捕,抓了好几批政治犯人。 

警察开始注意到我,是因为我在“和平宪章”上签了名,这是当时一位朋友秦永敏撰写的一份宣言性的政治文件。同时,我后来又为那些被捕者的家属一一上门送达中国人权的汇款。这当然引起了注意。 

1995年5月31日,就在六四前夕,有位妇人来我家,是在一位朋友那里认识的。她当时的所有行为使我后来确定,她是警察的线人。她到我家之后,行为很反常,逐一搜看我每一件写有字的纸张,像在搜寻什么。我警告她不要乱翻,她却继续翻看,这样,我们就吵起来了。吵完之后,她说要告我“非礼”她,就离开了。 

两个小时后,警察来了,把我带到了朝阳区看守所,几天以后,6月4日,他们对我家进行了搜查,把所有的东西全部抄走了。一开始,是在预审科,一个半月之后,换成了政保科的人(当时没有国保这个部门),罪名也改变了,从普通的治安案件,变成了完全不搭界的“泄露国家秘密罪”,遭到起诉。在我失去自由整整1年的那天,我被送到法院。围绕这个罪名,我的辩护是: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表明我将所指控的材料送给了中国人权组织。当局确实没有任何证据,也就是说,这个指控在法律程序上是无法成立的。在他们的所谓判决书中,也承认接受了我的辩护。但是,接着它就将我的罪名换成了“刺探和收集国家机密罪”,并且不再开庭审理,不给我为新的罪名辩护的机会。这是一个颠覆罪名。泄密罪的最高刑期是7年,而改换以后的罪名最高刑期达到了9年,换句话说,我为自己辩护换来了一个更严重的罪名。 

1996年5月31日,一年以后,我的案件才开庭。开完庭之后,又过了七个月,到了1996年底,判决书终于下来了,我被判处9年监禁,完全没有法庭辩论,把起诉和宣判合在一块了。后来,我又上诉,直到1997年6月4日,我才被送到良乡监狱去服刑。

 

马:请您谈一谈在朝阳区看守所的经历。

 

李:刚开始进去是关押在拘留所,因为警察是以一个治安案件作为契入点的。拘留所相对来说要宽松一些,监室里,一个犯人蹬在另一个犯人的肩上,就可以看到三元桥上的车。十天以后,才转到后面的看守所。

我进去的这间囚室很小,十平米左右,大概关押了七、八个人,板也很小。朝阳区看守所在硬件上比海淀看守所相对要好些,朝阳的囚室是用铁栏杆铸成的铁门,可以目视外面,而海淀是很结实的木门,严严实实的,不通风,不透气。伙食比较差,每天两顿,主食是窝窝头,每两天有一顿白面,菜都是烂白菜叶子。但和之前不同的是,家属可以送钱了,在押人可以在看守所里面买东西,甚至还可以订盒饭,市场的运作方式开始进入到监狱里面。 

与此同时,金钱伴随着腐败也进入到“号子”里头,我们隔壁“号子”的牢头,他睡的褥子下面满满一层全部是钱,都是抢夺其他在押人的。如果遇上这样的牢头,那么,其他在押人就会很难过,因为外面亲人寄的东西完全送不到他手上,中途被牢头给占去了。 

在囚室里,在押人与在押人的真实关系其实完全取决于狱警。如果禁止囚室里虐待其他在押人,牢头就不敢虐待,如果不准殴打其他在押人,牢头就不敢打人,我们的囚室换了很多个牢头,但这种管理文化却一直在延续。

第一位牢头是一个杀人犯,因为用刀捅人致死,最后被判了十一年。我刚进去,和他讲了我的情况,他一听我是受到构陷被送进来的,就没有殴打我。 

第二位牢头是一个流氓,他的胆子特别大,花钱去收买武警,给他买酒喝。在囚室里是不允许喝酒的,结果他喝得醉熏熏的,扒着牢门大声地骂看守。 

第三位牢头也是一个混混,把“号子”里的一小孩弄成了他的“鸡奸”对象。他让那小孩给他按摩,按着按着,他就把这小孩搂到被窝里去了。 

第四位牢头是诈骗犯,他比之前几位都显得要平和,在牢头的位置上呆得时间也最长。

第五位最坏,在被送进来之前是个商人。专门殴打外地人,因为外地人相对来说好欺负,对其他在押人的克扣也很厉害,因为是个商人,所以他有心计,很精明,善于见风使舵,欺软怕硬的一个家伙。我在里面处于中间的状态,既不去欺负别人,别人也不敢欺负我,还在里面参与了两起颠覆“号长”的行动。 

法院的判决书下来后,我不服判决,又提出上诉。1997年4月,裁决书下来了,维持原判。我从看守所转到了遣送处,一直在那里呆到6月3日,才被送往监狱。

 

马:请谈一谈您在遣送处的遭遇。

 

李:遣送处是一个非常恐怖的地方。犯人一进去要登记,可怜巴巴地蹲在楼道边上,让你大声报自己的姓名、罪名、刑期等个人信息,然后,狱警会拿电警棍“吱”你一下、两下的。 

在囚室里面,有很多规矩,比如,在通道里迎面遇到警察,脸要贴在墙上,等警察走后,你才能走。还有,分到各班,在班里,不允许抬眼看人,如果抬头,就要挨揍,或者直接电你。每个班有十个人左右,每个班配置了一个“班长”。每天起床,用尽全力反复练习“报告、到、是”,由值班的犯人带,狱警在外面监视。 

白天要劳动,当时我们是包筷子,就是快餐店里的那种“卫生筷”。犯人规定了劳动的任务,每人每天必须完成一万双的工作量。如果完不成任务,犯人就不允许睡觉,也不许吃饭。犯人经常用这些筷子来挠痒痒、捅脚气,所以现在那些“卫生筷”实际上是不卫生的,这是我的一个经验。 

进去之后,队长对我说:你和他们不一样,他们是危害社会,你是和政府作对,只要你老实,我们不会虐待你。因此,我一开始就被放在“特管班”。所谓的“特管班”,主要是公、检、法内部的人,因为他们平时作恶太多,所以一旦犯事被送进“号子”,会被犯人打得更惨,为了免去被犯人殴打的痛苦,对这些人进行单独关押,叫“特管班”。后来,有人揭发我,于是,我又被降到了普通犯人班,由两个犯人专门看着,但我不需要参加劳动。后来,我和那两个看管我的犯人也干起了活,三个人共同包一箱筷子,每个人两千双左右,用来打发时间。 

在遣送处,主要的酷刑是电刑。狱警每天都会拉一些人去电,其实在普遍恐惧的情况下,很少有人故意真正去捣蛋。狱警看谁不顺眼,随便找个茬,就把他拉出去,惩罚或不惩罚,完全由警察随意决定,这样做的目的是让犯人加深对狱警和监狱规范的畏惧感。

 

马:请您谈一谈您的监狱生活。

 

李:良乡监狱的管理是非常严酷的,据说,它之前是劳教所,改成监狱之后,警察没有改变,仍然还是那些人,所以他们都是用劳教的思维来管理监狱的日常事务。 

我一进去,狱方就安排了几个犯人来盯我,开始一两年,他们逼我认罪,我不认。后来,狱方又指使一些文雅的犯人来劝诫我,使用软、硬两手,都没有在我身上奏效。管我的狱警想立功,就亲自出马,逼我认罪,我不认,他就拿电警棍真正“吱”了我几下。 

监狱里的活主要是各分监区的犯人分别去找,经常是犯人的家属帮忙去联系业务,如果给监狱联系到了业务,这个犯人在监狱的待遇就会好过一些,有时,狱警也会去揽些活。当时,监狱的工作主要是缝裤子,这是和外面的厂家联系好的,出口到日本的学生校服,由厂家先把裤子的成品做好,完了以后再由监狱的犯人把裤子上的线头清理干净,有些地方需要缝的再缝起来。 

一个犯人一天要完成60条裤子,有时高达90条。关键对质量的要求非常高,每条裤子上不能留有一个线头。因为犯人每天要完成60条的任务,所以会尽量加快速度,但速度一快,质量就难以保证,而复查的时候,如果发现你的质量不过关,还留有残余的线头,或者数量没有完成,狱警就会拿犯人出去电,很恐怖。有两个新进去的犯人,从第一天早上干到第二天早上,24小时没有合眼,才把60条裤子的任务完成,但第二天的任务接着又来了。 

当时在良乡监狱,没有一点时间是由你自己来支配的,所有的时间都由狱方给你安排,除了这种高负荷的工作量,平时,一有空闲的时间,就要求犯人站着或坐在小板凳上,手要放平,腰要挺直,并且不能靠床坐。中午也不允许午休。总之,一天的时间,要么你就要干活,要么就站着,要么就端端正正坐在那里,没有任何自由支配的时间。而且当时是夏天,天气炎热,很多天都不允许犯人到水房擦身子,这是要折磨你,不让你消停。 

最大的问题还是睡眠不足,中午不能休息,晚上经常要加班,很晚才能睡,一般的犯人撑到十二点,是很正常的事。我一天最多能完成三十条,干不完也要加班,不过,加班到十二点,狱方还是允许我睡觉,但别的犯人就不行,必须完成当天的全部工作量。 

还有就是叠被子,要折成方块,要见棱见角,合乎监狱方的标准,如果他们认为不行,就可以随意电你。伙食的标准也很恶心,主食是大米白面,菜是萝卜,没有油水。这完全都是用劳教的思维来管理监狱,让你在里面始终很难受,不让你过轻松的日子。比如,刚进去的时候,有一次,我囚服上面有一粒扣子没有扣好,被狱警看到了,我在夜里被罚去抄监狱规范许多天,每天抄到十二点。 

后来,从“二监”转过来一批犯人,他们都是重刑犯,被调到良乡监狱来服刑,因为监狱的管理过于严苛,他们就抗议,说这样的环境是管理短刑犯的,如果照这样的监狱管理标准,他们活不到出狱的那一天。他们的到来冲破了良乡监狱一些固有的框架,比如,中午可以午休,还可以分班到水房去擦身子,等等,大概是我去一年之后。 

良乡监狱的酷刑当时主要是电刑。“严管队”里有一棵很大的柿子树,狱警喜欢把犯人用手铐铐在树杆上,然后用4到6根电警棍对犯人实施电刑,直到电棍的电量耗完为止,基本上,犯人也就虚脱了。我们队里有个犯人抽烟,在监狱,犯人是不允许抽烟的,他偷偷地抽,结果被发现了。狱警把所有的犯人全部集合,将这位犯人铐着,踩在脚下,就用电警棍“吱”他。当着众多犯人的面,就电他,大家都听着他的惨叫声。 

刚开始那两年,狱方围绕我的主要是认罪的问题,用尽各种方法让我难受,专门找我的茬,安排犯人骂我,挑我的刺,说我这也不行那也不行,我写了一些日记,让他们偷走了,我的书也被他们拿走了,刚进去那两年是最没安全感的,通过种种方式对我进行精神折磨。 

两年之后,我连带看守所的两年时间,刑期已经过半,让我认罪的可能性已经很小了,狱方这才改变对我的态度,不再逼迫我认罪,给我安排了一个较为轻松的活,负责一个房间的卫生工作,一天大概一两个小时的工作量,其余时间可以自由支配,但对我的各种限制一直持续到出狱。 

我在监狱一直属于“二级严管”。“严管”和“普管”的区别:“严管犯”不能买吃的东西,没有和家人通电话的机会,一家人吃“亲情饭”的机会没有,不过,最后两年,监狱安排了我和家人团聚,就是跟家里人吃个饭。比其他普通犯人好一点的地方就是我的存书比其他人要多一些,家人在探视时间,我和他们在狱警的监视下,可以单独会见。 

最后两年时间,我最大的问题是没有自由活动的空间,监狱不给我放风,也不让我参加劳动,我不能离开监室一步,像一只被锁在笼子里的鸟。最后我抗争,监狱不得不作出一些让步,给了我一个机会,可以和搞卫生的犯人一起去倒垃圾。垃圾存放在离监室大概有几百步远的地方,但这几百步的距离对我来说都是弥足珍贵的。

 

马:请谈一谈您第三次被羁押的经历。

 

李:第三次发生在2011年的“茉莉花革命”期间,警察把我送进了朝阳区看守所,看守所的环境比之前有所改善,比如,伙食较之前有所好转;对在押人的管理也更加有序一些;“号子”的铺板也加长了,十七、八个在押人都可以躺,不过,“流动号”是个例外。 

刚进去的时候,“国保”员警来见我,说:你反对我们,你知道欲加之罪,何患无辞,随便找个罪名就判你十年八年的,等你出来你就老了,如果我们要倒台,在我们倒台之前先把你们给活埋了。他们把我关押在一个“流动号”,流动号经常超过囚室可以关押的人数,新送进来人就扔在铺板中间,因此,铺板的中间部分就特别挤,他们故意把我放在铺板中间特挤的位置,每天只能睡两个小时,睡眠严重不足。 

十六天之后,狱警又把我从“流动号”调到里面,没几天又给我“取保候审”。有一件事情让我记忆深刻,对我来说相当于酷刑,因为我是深度近视眼,要戴1300度的眼镜,我一进去就把我的眼镜给摘掉了,完全看不见东西,所以我在“号子”的生活受到严重影响,比如,上厕所有时候都把大便拉在便池外面。我在之前的看守所生活中,没有出现过这种情况,当时是白天可以戴上,晚上就把眼镜取下来,放在“号子”外头。

还有就是“坐板”,从早到晚,一天都没有伸腿的时间,总是蜷着腿,坐在那里,很难受,在“流动号”坐板比之前更严格一些。 

“取保候审”之后,警察并没有把我释放,走出看守所的大门,就过来一人,问:你是李海吗?我说是。他就用黑头套往我头上一套,手铐一铐,两个人架着我,塞进车里。车开两个小时,到了位于密云的黑监狱,这是国保单独设置的一个单位。 

进了房间,把我的头套取下来,劈头盖脸地就把我揍了一顿,打完以后,摁着我跪在地上,对我说:这个地方没有法律和人权可以讲,让你如何你就得如何。过了一会,提审,完了把我拘禁在一间屋里,铐在椅子上,两个警察看着,四小时一班,一天六班,轮换。 

上厕所就给我打开手铐,上完了,继续铐上。房间的窗帘被拉得严严实实,没有光,没有声音,睡觉必须等到晚上十二点,睡在一个床垫子上面,睡的时候手铐不解,铐在椅子上,手无法动弹,只能用一种固定的姿势睡觉,换姿势就得起来搬动椅子,因此,很难睡着,早上六点起来,再接着铐。

被释放以后,警察还警告我,不许对外面的媒体说,说了随时可以再弄进来。我在这里一共被关押了十四天,这不像刑事拘留,“刑拘”毕竟有个规范,合不合法有标准去衡量,而这种任意羁押的行为越过了所有法律的规范,他们明白无误地告诉了我这一点。

定稿:2014年10月17日  

转自:BT

 

笑侠陈云飞二三事

 

 

作者:作人

笑侠云飞,这是著名伦理学者肖雪慧女士对陈云飞的命名。知道陈云飞其人其事者,对“笑侠”二字均表认同,认为高度概括,传神,到位。

被称为笑侠,而他本人自称为陈犯云飞的这位,拥有众多名头:陈广告,驯兽师,劳改农场主,广告公司小客户(浦志强语),陈犯,飞飞……。而我叫他“向坚强”。这起源于一次著名的广告事故,一个可以传世的奇特的历史故事。

2007年6月4日,在《成都晚报》第十三版广告页,分类广告栏,悄悄出现了一条总共14字的小广告,内容为:向坚强的六四遇难者母亲致敬!大多数读者并没有发现这条小广告。然而,当天上午九点许,武装警察进驻这家党报,现场封锁,只能进,不能出……

这一天距那次拖拉机进城事件,已经十八年整。这是一代人成长的时间,而这一代人,对十八年前的事,完全无知。这给陈犯云飞创造了作案机会。

几天后,在成都读书会,我见到了这个故事的主角,《成都晚报》广告部的最小客户,上着西装,下穿草鞋,笑眯眯的陈云飞先生。据陈犯交代,他5月28日前往报社,登记了广告预约,支付了45元广告费。当时,报社广告部一位十八岁小姑娘问另一位姑娘,六四是怎么一回事?那位二十二岁的广告业务员表示不知道。陈云飞说,那是一次矿难,死了很多人。在矿难已经成灾的2007年,纪念一次矿难,实在不足为奇。

后来才知道,陈犯云飞自己,就是那次“矿难”的幸存者之一。当时,二十岁的陈云飞,是中国农业大学大二的学生,广场绝食团三千绝食学生之一。5月17日,在他饿得几近昏迷之际,一双大手抚摸着他的头顶,说,小同学,你们一定要好好的活下去!说这话的,是中国共产党总书记的政治秘书鲍先生。陈云飞活了下来,却再也无法走出那次历史事故的阴影。

二十六年来,与八九一代相比,国人早已面目全非,他们或在财富希望之中梦游,或在政治恐惧之中装睡,或在现实生活之中虚拟,或在无可奈何之中逃避,仿佛震惊世界并且间接改变了世界的那件事,从来沒有发生。而作为拒绝遗忘的六四之子,陈云飞却用自己独创的政治行为艺术,不断强化着自己的记忆,同时也警示着世人。

如同浦志强每年必去广场,陈云飞在每一年的清明节,坚持为不幸罹难的中国人大学生吴国锋扫墓,二十六年来从不间断,并因此被吴的父母收为义子。今年清明前夕,他终于因为继续“组织策划”为六四亡灵吴国锋、肖杰扫墓,把自己扫进了牢笼。

中国农大畜牧系出身的陈云飞毕业后,分配到四川省农牧厅,却因六四学生的背景,百事不顺。万般无奈之下他逃离了体制,在彭州租地,开办了一个十多亩地的小小苗圃,自称陈氏劳改农场,在此开始了他的业余驯兽事业。

零八年春,陈云飞给彭州两家企业移植厂区绿化树,十多天后,树木没有返青,有的已经干枯死亡。两家企业因此拒付陈云飞的绿化工程款。陈犯找我去看看现场,我发现,厂区及附近大气环境污染严重。处于日化企业下风,成都方向的两千多亩水稻出现大面积空壳现象,当地供出口的大蒜只能长到蚕豆大小。于是,我找到著名学者肖雪慧和维权人士黄琦,前往彭州调研。通过入户访问及现场调研发现,自从彭州市医药日化工业园区建成后,附近农业区受到极大影响。不仅出现农作物减产,苗木枯萎,空气污染,人畜健康也受到危害。受灾农民把情况反映给天门镇政府,镇领导答应赔偿,并通过彭州市环保局,让企业支付了一定数额的赔偿金。然而当地政府并没有一次性发放赔偿金,而是向农民提出要求:此事不能对外面讲,不能接受媒体采访,否则不发赔偿金。受到损失的农民被迫接受了分期赔偿条件,欲哭无泪。黄琦把了解到的情况写成报道,通过六四天网发布出来。不几天,陈云飞得到彭州市环保局约见,并通过环保局协调,拿到了企业拖欠的绿化工程款。

此事发生和解决的时候,距此地八公里的彭州石化基地工程还没有全面开工,非著名的成都五四散步,还没有发生。因此,当彭州石化工程不顾成都市民的强烈反对,强行建成之后,陈犯云飞始终没有停止表达反对意见,几次三番组织石化基地一日游,这与他自己作为一次环境公害事故的亲历者的切身感受,当不无关系。然而,陈云飞独创的石化基地观光一日游这种最低限度的表达方式,也没被容忍,为石化基地保驾护航的强力部门,十分从容地把他请进了派出所。陈犯这次被山颠,被寻性,与他执拗地用独特的表达方式,使“石化”这个敏感词不断出现,藏不住身,也是有关系的。

老狗记得千年事。陈犯云飞记得石化污染,记得公民维权,记得林昭冤魂,记得紫阳恩典,这在一个提倡遗忘的国家,十分危险。

陈氏政治行为艺术,精彩纷呈,常常成为朋友们聚会的谈资。广告事件后,陈犯被监视居住半年。但一到星期六,他就要出门。监管警察问他去哪里,他笑答,去读书会,警察让他去好好学习。于是读书例会他总能准时前来。来读书他也不闲着,胸前挂着要求官员公布财产的告示牌,背上一块牌,上书:温馨小提示——公仆,请别对主人动粗。

一贯节俭的陈云飞办招待的最高规格,是请人吃面。一次,他主动约面,我想,这家伙定有大事。果然,他提出以义务献血的方式,作为一个特殊日子的纪念形式。我说行,但不举牌,不采访,自己知道就行,他同意了。我们当即又去约另一位云飞,也得到了响应。

5.12汶川大地震后,我问他,还去吗?他说怎么不去,政府正在号召为灾区伤员义务献血嘛!直接去,不通知。于是那一天,我们在同一时间到达同一地点,默默地与当天几百名献血者一起,为地震灾区伤员献出了自己的一点心意。

由于我事后被动接受了媒体采访,六四献血构成我后来被定罪量刑的两件事之一(另一件是一篇日记体回忆录的发表)。而陈犯云飞,却拿出了他一以贯之的敢于承担的劲头,成天追着我的辩护律师浦志强说,献血是他的创意,他要与我同罪。被纠缠不过的浦律师没好气地说,你自己就近找个派出所,投案自首去吧!

对于派出所,陈犯可不陌生,短短几年内,在国内38个派出所作过短期访问的,陈云飞当为第一人。这项政治表达的禁制记录,给周氏维稳体制,镶上了一条好看的花边。

自称驯兽师的陈云飞经常利用自己小小的苗圃,对访民进行普法教育。一天,陈氏在园里组织访民学习《警察法》,两位警察兄弟前来干预。陈云飞说,请你们出示警官证,亮证经营。其中一位忘带证件,云飞笑了,对不起,请你回去备齐执法手续。这一位刚走不久,陈对另一位说,根据《警察法》,执法必须二人以上在场,您请回吧。这位兄弟也无可奈何,扫兴而归。通观陈氏政治行为艺术可知,陈云飞从不针对警察个人的行为,而是针对公权力的执行,进行现场规范和免费培训。上述案例,对前来执法的警察兄弟,对正在上课的访民学员,不啻是生动的一课,难以忘记。

陈氏行为艺术,在其看似荒诞,实则合理的外表下,有着严肃的政治内容。这些政治内容包括;在特定时期政治高压之下,主张政治反对的带有原则性的思想和精神内容,也包括表达方法上灵活多变的形式内容,甚至,还包括必要的政治妥协与服从。陈犯掌握运用这些手段,表达着公民不服从的政治意愿,从事着公民权利主张和维护的艰苦事业。

侠之大者,为国为民。习总书记执政以来,多次重申,要把泛滥的权力,重新关进笼子里。陈云飞的驯兽术与总书记不谋而合,如此默契,可谓中国梦成都分梦的经典华章。作为普通公民,陈犯从不自我矮化,拒绝自我奴化,更不管那些自以为是的政治正确。他总是随心而至,随意挥洒,举重若轻,在护法维权的紧张对抗之中,试图找到一种相互适应,互相教化,甚至对话沟通的可能性。明知‘驯兽有风险,入行须谨慎’,他却以吾独往矣的大无畏气摡,以身饲虎,献身公义,如果这样的哈儿不能感动中国,试问谁能?

所以,作为成都秋雨之福归正教会的慕道友,仰望行公义,好怜悯的基督精神,赞我云飞弟兄;接近再接近,早进主的门。阿门!

作人 2015-4-30,

—— 来稿照登

 

胡石根采访记

——他们的另类生活

采访者:马萧

采访对象:胡石根

采访时间:2014年11月25日

 

【受访人简介】:胡石根,1955年出生于江西南昌,1979至1986年就读于北京大学中文系,1986至1992年就职于北京语言学院。1989年积极参加当年的民主运动,受到停职反省和行政记过处分。1991年,与王国齐、康玉春、刘京生等人组建中国自由民主党、中华民主进步同盟、中国自由工会等民运组织。1992年5月底因筹备纪念8964三周年活动遭到逮捕,1994年12月,被控以“组织和领导反革命集团罪”和“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判处20年有期徒刑,并剥夺政治权利5年。2005年和2008年获得两次减刑,服刑16年3个月之后于2008年8月底被释放。 

2014年5月3日,胡石根因在北京参加“六四”事件25周年研讨会被刑事拘留一个月,同年6月5日被取保候审一年。

 

马萧(以下简称-马):请谈一谈您被逮捕前的政治活动。 

胡石根(以下简称-胡):我被逮捕的主要原因是1991年和王国齐等朋友一道组建中国自由民主党和举行八九六四纪念活动,但我的政治异见生涯是从1989年的民主运动开始的。 

1989年,我在北京语言学院教书。在运动初期,大约在四月下旬,四二六大游行之前,我就在语言学院学生楼前发表演讲。后来学生绝食,我又组织教工签名、游行。部队戒严后,还组织学校师生在五道口附近彻夜堵截军车。6月4号当天,我还参加学校师生举行的追悼会,冒着大雨在学生楼前发表慷慨激昂的演讲,被潜伏在语言学院的特务录了音,作为我的反革命罪证。6月11日,一些参加过运动的学生提醒我的处境很危险,劝我赶紧离开北京,当天下午,我就和他们一块坐火车到达武汉。那时,武汉的交通处于一种瘫痪状态,途经武汉的火车以武汉长江大桥为界,北上的火车停靠在长江以南,而南下的火车停靠在长江以北。 

当时,整个社会都弥漫着一片红色恐怖,很多人都觉得国内很危险,为了保存民主力量,应该出国去,这是可以理解的。那时,西方国家也开始考虑收留中国大陆的政治流亡者,而深圳海关可能同情学生,为他们出走一时开了大门。后来,这些流亡者都获得了西方国家的政治庇护。 

本来我也有机会出国,学院在这之前就有这种安排,我可以去英国教书一年。但我并不主张大批流亡。因此,几经辗转,我回到了江西南昌的老家。学院通过电话找到了我家,要求我尽快返回学院。8月初,我回到了北京,在北京火车站,学院派人接到我,当即向我宣布了停职反省的决定,并警告我不得离开学校大门。说一旦我离开学院,市公安局就要抓我。 

1990年底审查结束,给予我行政记过的处分。审查期间,我一直都呆在学院,不过,我虽然没有工作,但工资依然还是照常发放。我在研究所的图书室里看了一年多的书,期间,我接触到欧洲社会民主党的政治思想,就在头脑中酝酿组党的活动。 

我们学院有一个印刷工人,叫王国齐,他也是1989年民主运动的深度参与者,我约他谈了组党的事,他欣然同意。在北京,还有一些人也在考虑组党的事情,包括熊焱、刘京生、陈卫,还有康玉春等人也在思考组党,像刘贤斌、李海、江棋生等人先后也参与了其间的政治讨论。 

1991年初,我说服了熊焱、陈卫、刘京生、王天成、高玉祥,陈青林等人,请他们都参与了“中国自由民主党”,而康玉春、安宁、陆智刚、王佩忠等人随后成立了“中华民主进步同盟”。年底,我又同刘京生、王国齐、高玉祥、李全利等人成立了中国自由工会。 

现在看来,警察也许早知道这些事情的。不过,我们当时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而且还自认为做得很隐秘。我们当时也确实是很注意保密的,比如,我们当时都给自己取一个代号,如果要找某位朋友,为了安全,我们通常不直呼其名,而是叫代号;比如,在自家门口、阳台上放置一些特定的物品,比如,牙膏或盆景,每件物品都有特定的含义,表示安全或危险,家中有人或无人。再比如,在特定的公共场合作标记、暗号,某种接头的政治信息等等,只有在约定的人之间才明白这些信号的真实含义。

举个例子来说,我们当初的政治活动是怎样进行的。当时,跟外国记者接触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在1990年代,外国记者出行经常会有便衣跟踪,很难接触到中国的持不同政见者。有一次,一位外国记者想采访我,通过某些渠道告诉我这个信息。我们是怎么见到面的呢?我给这位记者写了一封信,信密封好之后托可靠的朋友捎给这位记者,连捎信的朋友都不知道信的内容。我让这位记者在某日携带夫人,假装去某个超市购物,然后,他从这家超市的后门出去,他的夫人再开车绕到超市的后门,这样,就可以迅速甩开便衣和警车的跟踪。我让他们把车开到东坝河,我在那里等他。这是我给他写的信的内容,但实际上,我并不在东坝河,等他和他的夫人一路开车到了东坝河,我会托一位朋友事先等在那里,接应这位记者,再把他带到西坝河,这样才完成一次真正的接触。现在看来,这些细节的考虑好像有些过于繁琐,但当时我们确实都非常谨慎。

我被逮捕的确切时间是1992年5月27日。当时,我们正大张旗鼓的筹备“六四”三周年的纪念活动。之前,我们做了很多事情,有人给国家机关寄送公开信,有人去街头刷宣传标语,陈卫甚至还冒险到北大三角地贴过传单。并且,我们做事情的时候也非常谨慎,张贴标语时带上手套,不留下任何指纹,去一些楼房贴传单时,我们还要换鞋,避免留下鞋印。 

当然,我们也不是一味的秘密活动。1991年底,一位姓温的北京大学生,八九六四参与者,坐了一年牢出来,得了直肠癌去世了,我们就在西直门的人民医院那里成功地举行了一场公开的聚集。外电说这是那场镇压之后北京活动人士举行的一次公开抗议。1992年4月底,我们组织了一次“香山散步”,大概有三五十人的散步规模,实际上是一次公开的示威活动,还有10多位外国记者随同。

5月1日,欧洲五国的工党议员到北京来寻找“自由工会”的成员,他们可能从报纸上知道了中国北京有人组建了“自由工会”,就来到大陆找我们,先走访了国家机关,但被拒绝,后来就在天安门广场上拉横幅,被警察强行送往机场,这些人到香港后,还向中国政府提出了抗议。

 

马:请您谈一谈被逮捕的经过。

 

胡:1992年5月27号晚上,那时事情已经很紧急,我约了一位做买卖的朋友高玉祥在宣武门见面,我们发现有人跟踪,感觉很不好,高玉祥在临别时还托付我万一出事要照顾好他唯一放心不下的儿子。 

分手之后,我骑自行车从天宁寺桥往北走,穿过南礼士路,刚到儿童医院后门,有一位骑自行车的男子从后面撞过来,冲我喊:哥们,问你点事。咣当一声,连人带车把我撞倒在地,紧接着,两辆吉普车一左一右把我夹在中间,车上下来很多警察,其中还有女警察,手里拿着电棍。他们不由分说,用黑头套把我的头蒙住,我大喊“强盗!土匪!”,他们不顾我的抗议,强行把我塞进吉普车,衬衣还挂了一个口子。上车之后,警察一左一右把我夹在中间。手铐铐得很紧,我要求他们放松点,一位说:好嘞满足你的要求,咔咔紧上两扣。我知道碰上了混蛋,就不再说什么了。 

我被送到丰台大红门南路的北京市国家安全局看守所。安全局看守所位于一个小村庄内,进去的路被掩映在一片麦田中间。开车的司机不熟悉路况,又是深夜,所以车开了很久,绕了很多弯,才到达目的地。 

进入看守所院门,从外表看像是一家三层楼的招待所。他们取掉了我的头套,直接把我押上二楼的审讯室。逮捕我的是一拨人,而负责审讯的是另外一拨人。负责审讯的警察有三个,主审的警察是位年轻人,三十出头,另外两个更年轻,他们仨都比我小。 

他们先是一本正经的给我讲了一通政策,什么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等等。我有些不耐烦,打断他们,叫他们有话就直说,天很晚了,咱们早说完早回家。他们问我:刚和你在一起的人叫什么名字?我说不知道,他们又问:是高玉祥吗?我见他们都知道,就说:是吧。又补充一句:我们准备一块做点生意。当时,我和高玉祥约好了,一旦被逮捕,就用做袜子生意来搪塞警察,因为高玉祥正在做袜子批发生意。这位警察说:编,你继续编,把故事编完,你胡石根是个做生意的人吗? 

审讯将近两个小时,没有问出什么东西,也到了第二天凌晨一两点,他们也想休息吧。审讯完了,他们把我送进了一个监室,关独关押。早上,他们给我送来了一些日常生活用品,包括牙膏、牙刷、肥皂、卫生纸、毛巾、枕头,等等,开始我还以为是看守所免费提供给我的,后来才知道这是要我自己掏钱的。

 

马:请谈一谈您在北京市安全局看守所的生活。

 

胡:安全局看守所的伙食还算不错,第一天,早餐是“糖三角”,小米粥,味道很好,中午是黄瓜炒鸡蛋,主食是米饭,晚上是白菜炒肉,主食是米饭。到了晚上,狱警给了我一个编号,告诉我:以后不叫你名字,叫编号。我的编号是“9205”。当时,看守所的所长还满腹牢骚,说:我们这个所从建所到现在还没有抓过20多个人,这一次就抓了二、三十人。在当时,安全局看守所关押的主要是涉外、泄密和情报方面的重要犯人,他认为我们不够安全局关押的资格,要求把我们转到别的地方去。 

就这样,我进了“局子”,“局子”是指公安局、看守所。而“下圈”,是指进监狱,坐牢,这是北京的黑话。今年5月份,我又进了一回“局子”,重新激活了我的牢狱生活的记忆。牢狱会迫使人不得不正视自己所处的恶劣环境。人是需要对手的,在这里,你不得不和对手发生直接的冲突。其实我们的对手一直存在,只是我们处于恐惧、麻木的状态,回避它,对它的存在假装视而不见。一个人,经历得越多,知道得越多,越深入,也可能越谨小慎微或者更加勇敢。年轻人没有经历过,没有这样的经历,因此,要么一开始就选择放弃抗争,要么,就选择更有智慧的生存。 

到了5月29日,我又被转到了另外一个监室,那里已经关押了一个人,叫关键,他涉嫌出卖情报,后来,他被判了无期徒刑,送到了北京第二监狱服刑,我们还在那里见过面。过了几天,又送进来一个人,是《人民日报》的一个记者,叫王均,他涉嫌一宗泄密案。我在这里呆了半个月,就转到秦城监狱了。

 

马:请谈一谈您在秦城监狱的生活。 

胡:之所以转到秦城,因为当时北京市公安局看守所正在装修,就借用秦城监狱的两幢楼作临时的看守所。刚到秦城,我很不适应,因为这里比安全局看守所的生活条件差太多了。一是伙食很糟糕,我所在的号还算特别照顾的,都没有什么菜,给我的印象是,顿顿是西葫芦,还有一个菜叫角瓜,这种瓜熟透以后,有一层硬壳,炖熟之后,肉没了,剩下的全是壳,没有味道,还有玉米窝头,也是夹生不熟的。 

其次就是和同监在押人的关系很差,我关押在一个小号,我进去之前,公安局特意安置了两个人,一个是边检的武警,还有一个饭馆的老板。在我进去之前,狱警就和他们打了招呼,说有一个“反革命头子”要送过来,要他们俩监视我一个人。所以我进去以后,一开始他们都不敢跟我说话。那个武警是一个“蛇头”,利用“边检”的权力,将人送上飞机,专门安排人偷渡,后来可能被判了死刑。而饭馆的老板是因为“故意伤害罪”被送进来的,一帮武警在他的饭馆里吃饭,结果砸了他的场子,他用刀扎死一个,扎伤一个,后来被判了十五年,而那个被扎伤的武警被治疗好之后,也因为寻衅滋事罪被判了六年。

后来,跟我一个案子的那些朋友陆续转到秦城监狱来,我通过各种可能的方式联系他们。秦城监狱是苏联人设计建造的,像一个密闭的四方盒子,中间是空的。我所在的监室在一幢楼的拐角处,跟我们相邻的另一拐角,是四川刘贤斌关押的那间监室。我们可以通过窗户相互攀谈,同监的两个人就阻止我,不让我跟刘贤斌交流。在安全局看守所,我和同监的人彼此照应,还打些掩护,来应付狱警,他们的政治意识都比较强,而秦城就不一样,都是些刑事犯,狱警就利用这些人来束缚政治犯在押人。 

三是审讯比安全局看守所严厉很多,经常是连轴转,上午、下午、晚上,有时候一次审讯长达十多个小时,长时间审讯、疲劳战术、不给水喝,这是变相的体罚,至于言语上的威胁、恐吓、欺骗、诱供,几乎每次审讯都会有。 

在秦城监狱呆了三个月,在中秋节前,我又被转到了半步桥看守所,就是北京市公安局看守所,现在“一看”的前身。

 

马:请谈一谈您在北京市公安局看守所的经历。 

胡:这里比秦城监狱就更差一些了。首先,关押的人很多,很多人还戴着手铐脚镣,一开始是十二、三个人,两三月之后,增加到二、三十个人,整个监室都挤满了人,连个站脚的地方都没有。人要一走动,手铐脚镣叮叮当当响,跟打铁铺子似的。 

人这么多,首先就是睡觉不方便,只能睡“立板”,一个人只能睡三块板的样子,一块板大约三厘米,即一个人只能占用十厘米左右的空间,只能侧着身子睡。即便如此,整个大铺也只能睡下十八九个人的样子。后来,我干脆直接睡地板。因为人多,地板上也睡满了人。睡地板虽然稍微宽松一点,但也只能占用二十厘米左右的空间。我在这里大约睡了半年多的地板。

每个监室都由警察安排了一个号长,叫“学习号”,他睡觉比其他在押人要占用更多的面积,饭菜也要多吃多占,并且经常克扣其他在押人的财物,比如,衣服、牙膏、卫生纸。我刚进去,就和这个号长发生了冲突,指责他这种盘剥其他在押人的行为,如果是普通的在押人,早就挨揍了。但他轻易不敢动我,不过也没有收敛,只是对我有点顾忌,千方百计挤压我的生存空间,想把我从这个号调走。 

还有,伙食比秦城更糟糕,因为在秦城的时候,我被关在一个小号,只有三个人,但这里的二、三十个人,平时的菜都由牢头来分配,他们要多吃多占,叫“上撇油、下打稠”,意思是油浮在菜汤上面,包括一周两次的肉末,而菜沉淀在下面,牢头把这些东西全部捞走了,剩下中间的汤汤水水,就分给其他的人。 

另外,我们还要值班,一是因为人多,睡不下,二是要防止监室内的人趁睡觉期间行凶,当时监室内没有安装电子监控设备,采取人盯人的原始办法。牢头自己是不值班的,他由狱警指定,在他下面,有一帮打手,有时候三、五个,有时增加几个,这要视监室里面的人数而定,人多的时候打手的人数也相应增加。 

因此,监室内的等级制度也就建立起来了。在看守所,在押人分为三等人,一等人是“一板”,这个群叫“头板”,主要是牢头和他的亲信,二等人是“二板”,在号子里处于中间状态,最下等的是“三板”,这个群体和“头板”相对应,也叫“晦头”,或者叫“鼠辈”,他们是生活在最底层的人,干最累的活,经常受欺负。

这三个等级的人数大概维持在3:4:5的比例,而我大概属于“二板”,但我因为经常和牢头对着干,他总是想将我弄成“晦头”。 

第四是“坐板”,在秦城监狱的时候,因为我关押在“小号”里,所以不用“坐板”,但到了大号,就必须要“坐板”了。 

坐板也是分了等级的,前排的位置最严。一般是新来的人坐最前面。要是坐得不端正,后面的人就会用脚踹你。为这个,我曾经跟流氓打架滚起来,结果被一帮流氓痛殴了一顿。耳朵被打得有很长一段时间嗡嗡作响,就是听不清别人说话的声音。上午从8点开始,坐到10点多,有时候要坐到中午吃饭的时间,下午午休之后再坐到5点半,每天要坐八个小时以上。碰到“严管”,比如,号子里发生打架的事件,狱警宣布这个号“严管”,那所有的人都要延长坐板时间,连晚上都要坐板。牢头也要坐板,不过,比其他人要宽松一些,狱警也不会管他们。 

看守所的规则,狱警其实只是规定一个大致的框架,比如,所有人都必须“坐板”,至于如何坐板,是由每间号的号长自己决定的,所以,每个号对于“坐板”的宽严程度都有所不同,并不是完全一致的。流氓号是最操蛋的,一般来说,有虐待倾向的人作牢头,在押人在生活的各个方面就会更难受一些。牢头还会怂恿流氓故意挑衅你,你要一时忍不住,就会遭到他们的群起而攻之。在一次冲突中,他们把我左手的中指都掰断了,到现在,我左手中指也不能灵活弯曲,断了的手指愈合以后粘连在一起了。 

因为跟牢头发生了一次激烈冲突,半年之后,我又被调到一个关押少年犯的监室。

 

马:请谈一谈您在这个少年犯监室的经历。 

胡:在这里,我大概是一个“副学习号”的角色,相当于号里的二把手,号长是四十来岁的一个走私犯,而其他人都是十六、十七岁的孩子,这些孩子之所以被送进来,都是因为犯了重罪的,比如,杀人、抢劫。在这里,我的生存条件稍微有些改善,因为我自己也算是一个“牢头”嘛!这里,有二十来个人,但因为比别的号要大,所以不用睡地板,铺上就能睡满。有一次,四个少年犯打群架,被警察都戴上了揣子,即手铐,不能写检查,为了显得跟他们挺仗义的,我一口气帮他们写了二十多页的检查,当然,全是些应付警察的车轱辘话。 

在这个少年犯监室呆了三四个月,进入了“检提”阶段,又调号了。 

在看守所,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侦查审讯阶段,这个阶段由公安局负责侦查案件,第二阶段案件由公安局转到检察院,叫“检提”,第三阶段案件由检察院再转到法院,叫“法提”,这时,在押人由法院负责提审。每经过一个阶段,就要调整一次监室。

进入“检提”之后,我还在看守所绝过食,为了改善在押人的生存条件,一是所有犯人的生活待遇,二是政治犯受歧视的现象,因为政治犯跟其他刑事犯关押在一起,受其管理和监控,容易受伤害。看守所的所长马上找我谈话,了解我的诉求和真实想法,最后答应解决一些生活上的问题。三天之后,在押人的伙食就改善了,炖了红烧肉。很久没有闻到肉味,这些在押人都很开心,说胡老师还是你行,我们可不敢提意见,一提他们非得整死我们。一开始看守所只想给我单独开小灶,但被我拒绝了,因为我要求的是改善所有在押人员的伙食。而我提到的要求政治犯单独关押,他们没有接受,不过,也算是取得了一个小小的胜利吧。 

后来,我对监室里流氓管号的现象提出异议。看守所每年都有打击牢头狱霸的活动,因为这些牢头狱霸往往会捅出许多问题,连打死人的现象都有。我向他们提出这个问题,看守所就提出来,你说流氓管号不行,那你胡石根行吗?我说这有什么不行的,我在这里也呆了一年多了。做了号长,我改变了之前的那些规矩,比如,在押人“坐板”的时候都靠墙坐着,也不打被垛,被子铺在板上当坐垫,我也不多吃多占,不欺负老实人。当然,碰到一些打架的事情,我也会很严厉,但总之,监室内部相对来说要宽松很多了,我还根据监室内在押人的经济条件,转移一些资源,用来照顾一些穷人。

“检提”这个阶段大概有八九个月,之后,就进入“法提”阶段。因此,我又调了一个号,“法提”持续了一年多时间,我收到了检察院的起诉书,法院转给我的,在这个阶段,检察院向法院提起公诉。

在“法提”阶段,我一直做监室里的“学习号”。刚开始,朋友们不能接受这种情况,认为我们当号长,等于是跟看守所合作,是“助纣为虐”。我向其他朋友谈了我的想法,一是关于自己的,做学习号睡的地方相对要宽,可以不用坐板,睡觉、读书都行,思考问题不受干扰,自主性比较大,二是对其他在押人也有好处,这是一种新的监狱生活方式和状态。 

学习号每天都要向狱警汇报情况,比如,每天晚上狱警都会询问,这个号有多少人,有多少条链(意思是有多少在押人被铐上了手铐、戴了脚镣),一般来说,都是由号长直接向狱警汇报,我就让其他在押人向狱警汇报。 

后来,很多朋友都接受了我的观念,当了“学习号”,慢慢地,整个看守所的风气就发生一些改变了。我也感慨颇深,看上去千年不变的黑生活,其实也是可以改变的。我自己也从中悟出了真实的权力、权威是怎样在自然状态下产生的,之前是丛林法则,而现在是大家自愿服从,出于对生活共同体的最大利益需求,他们选择了一种有利于自己、也不损害他人的一种生存策略。而先前那些打手也没有意见,因为相对地,他们比其他在押人还是过得好些,比如,我不让他们擦板、洗碗,让他们帮着我维持秩序、管理事务,有一种被重视的感觉,等等。

 

马:请您谈一谈审判的过程。 

胡:“一审”开庭的情况很特殊。在中国大陆现行的司法审判体制下,在押人在开庭前事先一般是不通知的,开庭当天,法警直接从看守所将在押人架到法院,尽量不给当事人准备时间,但我们的案件可能由于影响大,在开庭一周前法院就发了一个开庭通知单。他们为了维持表面的法律程序,尽量在形式上符合法律条文,“一审”是在1994年9月。

在这之前,法院还发过一次通知单,不过,后来法院又收回去了,在法律上,有个专门的概念,叫:退回,补充侦查。实际上,是在法院和检察院之间玩了一个法律程序,通过这个程序,可以“合法地”延长办案时间,直到当年9月才正式审判。

审判在表面上是公开的,实际上是不公开的,因为法庭的前几排都被警察占用了,而其他能够进入法庭旁听的人,都是由法庭自行组织的,庭审现场没有媒体人,只有法院系统的录像人员,一共开了两天庭,光庭审记录就达五百多页,应该是按照录像记录的。 

在庭审过程中,法庭也做过精心的准备。我们一共有十七个人出庭受审。我是第一被告人,我在庭审现场的表现对其他人是有影响的,因此,他们从一开始就想办法尽量地阻止我进行自我辩护。我只要开口说一句话,他们就警告。我说:我无罪,这次审判是要负历史责任的。再往下说,法警就把我从法庭上押下去了。把我关押在一间黑屋子里,叫“暂押室”,透气都很困难。整个庭审过程发生了什么,我完全不清楚。后来,经过律师的交涉,我才又重新被允许出庭。在陈述期间,我又多次被打断,因为我是第一被告人,我的话对于其他的同案者会有示范效应,所以,法庭方面精心布置,剥夺了我的发言权利,用这种卑鄙的方式保证整个庭审的过程按照他们的意志走。例如,当我发言时,检察院公诉人就不断地给法官制造压力说,提请审判长注意,被告胡石根在法庭上继续进行反革命宣传煽动,为其他人开脱罪责,要求审判长及时加以制止。庭审休息中间,审判法官还特意跑到我们中间诉苦,说他们这个法官不好当,人家检察院老拿眼睛盯着你呢。 

整个庭审过程分为三个阶段,第一,是问讯、质证阶段,核对基本案情,第二是控告和被告及其辩护人双方辩论阶段,第三是被告人最后陈述阶段。 

在庭审过程中,我和法警发生了多次冲突。法警负责接送被告人,维护法庭的秩序,他们有一套专门对付被告人的方案、措施。比如,开庭前,他们强迫被告人必须先抱头蹲在法庭前的门口。别看这个小动作,它主要是打击当事人的尊严和自信心,实际上,在你没有被审判认定有罪之前,通过这些细微的动作就暗示你有罪了,而法院的开庭审理其实只是走一个走过场而已,这是他们的思维方式。我拒绝抱头蹲下,并且叫其他人也不要蹲着,都好好地站着。在我看来,我们这些人才是顶天立地的人,而那些毫无道德可言的法警才真正是窝囊地抱头活着。这样,在没有开庭之前,我就和法警发生了冲突,这让他们很恼恨我。 

到了中午吃饭的时候,我们有很多人绝食抗议。这些法警以为我们的抗议是针对他们,以为我们对他们发泄不满,我们其实是针对这一次非法审判。所以在后来的审判中,我们讨要水喝,他们就从中作梗。下午,当法警送我们回看守所的时候,我们不下车,要求见法院院长,控告他们。法警气急败坏,四、五个法警抬一个人,往车下拽,忙得他们手忙脚乱,等到他们把这个抬下车,另一个又再爬回车里。当时,只有十多个法警随行,而我们也有十多个人,双方就这样持续了很长时间。后来,看守所的警察过来给法警解了围,所长向我们承诺,会跟法院交涉这个问题。 

庭审结束后,过了十天,宣判。我们再次被拉到法庭。我本来准备要在法庭上发表演讲,可是宣判完,法警马上把我架出了法庭,不给我说话的机会。这时,我被迫大声抗议,和法警发生了肢体冲突。他们掐我的脖子,反扭着我的胳膊,拼命把我往墙上撞。在这种无法正常表达的情况下,我只好拼尽全力高呼口号:打倒法西斯!打倒共产党!自由万岁!民主万岁!我的同案看到这个场景,也非常愤怒,也跟着我一齐高呼口号。这样,在共产党把持的法庭里,响起了一片“打倒共产党”的口号声。大家都是拼尽力气喊的,那动静就特别的大,吓得法警惊慌失措,他们还没有过这样的经历,也没有相应的处置措施。

 

马:请谈一谈您在监狱服刑期间的生活。 

胡:1995年6月20日,我被送往“二监”服刑,我分到了二大队六中队,也就是在2号楼三层。现在中队改成了分监区,叫六分监区。当时,我们没经过遣送处转,而是直接送到了监狱,因为我们这个案件的人很多,影响非常大,遣送处的人知道这个案件,不敢接收我们这些政治犯。 

到了监狱之后,刚一开始也有一个适应的过程。我先是和牢头发生了冲突,监狱的牢头叫班长,一个监室就是一个班。班长受监狱警察的指派,24小时监控我的牢狱生活,他对政治犯没有概念,很卖力的为监狱方办事,包括告密、比其他犯人更严厉的管制我,等等,所以,我们之间的冲突就不可避免。不过,监狱的生活条件比看守所要好一些,最起码的,每个人有一张单独的床。我们睡的是那种上下铺的床。 

我跟狱警同样也有冲突,因为他们要求每个犯人都“认罪服法”。我们这些政治犯,包括个别刑事犯,不认罪,就会在行动上对狱警管理有所保留。他们找我谈话,说:法院判了你们有罪,就是罪犯,就必须要接受监狱的改造。我回答:我不是罪犯,法院的审判是非法的。他们说:这不是我们判你有罪,而是法院,但我们要执行法院的判决,执行法律。我说:我只会接受监狱的正常管理,但我没有犯罪,不会接受所谓的罪犯行为规范。比如,监狱要求每个犯人都要佩戴胸牌,胸牌上有犯人的姓名、、罪名、编号,但是我拒绝戴;再比如,新进来的犯人都要参加罪犯行为规范的考试,这种考试就像考驾照一样,在通过之后才能获得减刑,在没有通过这项考试之前,犯人的劳动是不计入减刑分的。而我,既不劳动,不接受这种所谓的“改造”,更谈不上参加考试了。监狱的规则会渗透到犯人日常生活的每个细节之中,比如,“低头抱蛋”这样的姿势,我不接受;牢房里每天早晨起床后都要集合,点名报数,我不报数,班长问为什么?我说我不属于罪犯群体,不算数;再比如,升旗仪式,改造宣誓,等等,都是要求所有的犯人都必须参加,我都据理力争,坚决拒绝。因此,这时候警方还要专门派人在牢房里看管我,等等。

因为我们这些政治犯挑战了监狱方面的权威,所以,他们用更严厉的方法来对付我们,而我们的反抗精神随着监狱的压迫程度也更旺盛。在监狱,每一年的六四前夕,我都会公开宣布绝食,发表公开声明,这也让监狱很恼火。头几年,每逢这种场面,他们就二话不说,直接把我戴上手铐、脚镣,送小号,关禁闭,对我进行强制灌食。再往后,他们也许也没什么好办法来管制我,就让我在所住的监室里一个人折腾,只要不闹出新的岔子就可以了。 

对于不了解内情的人来说,监狱给犯人强制灌食,好像是一项人道主义的救助,实际上这种强制灌食是非常痛苦的。绝食几天之后,由禁闭室、医务室、狱政科的警察,一共七、八个人,把人死死按住,警察将一根橡皮管子,从鼻子通过食道直接插入胃部,因为从嘴巴往里面塞,犯人因难受可能会把橡皮管子咬断。橡皮管一端连着一个椭圆形的挤压器,上面有一个漏斗,警察把一些玉米糊糊再加点盐,倒在漏斗里,食物就顺着橡皮管,在挤压器的压力下,流入绝食者的胃部,有时,因为挣扎、反抗,而警察的动作又粗野,被灌食者胃里的血都会被喷出来。所以,每次灌食,绝食者的身心都会受到很大的伤害。 

刚进监狱的时候,我劳动了一段时间,1995年10月以后,监狱不让我进生产监区了。因为,我进劳动车间,不干活,专门给犯人讲民运故事,讲六四学潮,犯人听得津津有味,都不干活了,有时,连年轻的狱警也停下来听我讲故事。 

不让参加劳动,我就看书,思考,做研究。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是研究和思考中国民主运动的理论和实践,二是我的专业领域,在语言学领域作探索。我在监狱里开发出一套汉字编码系统,是应用在电子计算机内部的程序,我要求监狱为我申请专利,但监狱以此勒索我,逼迫我认罪,结果双方一拍两散。 

“二监”是一座重刑犯监狱,是一个高度戒备的监狱,外紧内松,因为犯人刑期都很长,不太好管,内部管理比北京其他监狱可能在某些方面要宽松一些。在中国大陆,《监狱法》直到1995年才正式出台,在此之前,监狱的规范甚至连个正式法律都没有,一直以来都是一个法外之地,没有法律可以追究监狱的所作所为,表面上说得冠冕堂皇,说是教育改造的场所,实际上,监狱是惩罚、虐待犯人的地方。犯人在监狱里劳动强度大,劳动时间长,早上四、五点钟起床开始干活,有时到晚上十点都完不成任务。而监狱的统一作息早上六点起床、晚上十点睡觉。工作任务没有完成怎么办?人家睡觉你别睡觉!如果还完不成,第二天人家还没有起床,就首先叫醒你,如果你稍有怨言,狱警就会用电棍伺候你,可能同时会使用几支电棍,如果你不满,就直接用电棍砸你,在没有电棍之前,监狱是用绳子把犯人绑起来,吊着打。

一开始,我们劳动车间的犯人是手工织毛衣。每个犯人每天都要完成定额,一般的犯人是很难完成任务的。班长不用干活,主要是监督其他犯人。有一个犯人姓何,他不在生产车间,而是在牢房干活,毛衣在缝合之后,就是一件成品了,他主要是负责把毛衣上的杂毛摘掉,这是整个生产工艺的最后一道关卡。这个工作看似轻松,实际上是很费神的,因为每天要完成三、四十件的任务,干得时间一长,眼睛就很累,看不清,有些毛衣上的杂毛难免没有摘干净,因此,质检一关肯定通不过,又退回来重新摘。这位姓何的犯人完不成任务,越积越多,等到他的劳动定额压到一百件的时候,狱警发火了,他们打断了这位犯人的几根肋骨。 

打完之后,狱警拒绝带他去监狱的医院治疗,逼迫他承认是自己下楼是不小心摔断的(我们的监室在三楼),并且必须写书面证明材料,直到这个犯人写了材料之后,狱警才带他去治疗。这就是我所在的牢房发生的事情。 

犯人在监狱里也会相互伤害。有一次,两个犯人发生了口角,在牢房里打了起来,当时,被其他犯人劝开了。一天晚上,其中一个犯人用筷子把另一个犯人的眼睛扎瞎了。狱警不带这位受伤的犯人去治疗,却要求整个牢房的犯人都写材料,证明这位犯人是不小心撞到桌子角上,自己扎瞎的。直到每个犯人都写完证明材料,狱警才带受伤的犯人去治疗。不过,这位犯人的眼睛最终还是瞎了,不断地流黄脓,而那个行凶的犯人只是受到狱警的口头警告,并没有被加刑。因为这件事情如果作为事故来处理,值班的狱警可能会有一些麻烦,所以他们会尽量地把问题压制在自己能控制的范围之内。

 

马:监狱在对待政治犯方面,有没有给予比其他普通的刑事犯更多的照顾?

胡:从共产党政权的本性来讲,它对政治犯采取的管制措施比普通的刑事犯更严厉一些,这可以拿监狱外的社会来作比喻,人们只要顺从政府,不对它构成威胁,就不用担心警察站岗、跟踪和随时限制人身自由,甚至还可以出国,而持不同政见者就不同,他们会被限制许多权利,比如,电话遭到窃听,出入境受限制,甚至在平时受到软禁,等等。出狱之后,我一直不能出境。而监狱,实际上是当局管控社会的一个微缩版。 

在监狱,对犯人的管理分为三等:严管、普管、宽管;五级:一级严管、二级严管,普管、二级宽管、一级宽管。而政治犯一般都是不“认罪服法”的,所以基本上都是“严管”,属于“严管二级”。如果有人和监狱或狱警发生冲突,又比如绝食,那就会升级为“严管一级”,就要送小号、关禁闭。不同等级的犯人,在监狱的各个生活方面,都会受到宽严程度不同的处遇。

 

马:请谈一谈监狱对犯人的“改造”。 

胡:监狱的“改造”有两种,一种叫劳动改造,一种叫思想改造。思想改造实际上就是政治洗脑,比如,要求犯人反复背监规,背罪犯改造行为规范,等等,让犯人一个字一个字背下来,有时甚至连标点符号也不能错,还有,监管小组的规定,这是一个连坐的规定,三四个犯人分成一组,一个犯人违反监规,其他犯人都要跟着受惩罚,让犯人互相监视。 

劳动改造实际上就是强迫劳动。犯人在监狱里的劳动时间长,劳动任务重,经常10多个小时才能完成当天的任务。比如,包一次性筷子,每个犯人一天要完成一箱筷子的包装任务,一箱一百捆,一捆一百双,相当于每个犯人一天要完成一万双一次性筷子的包装任务。劳动的时候,犯人的一边放筷子,一边放包装纸,中间搁一块破鞋垫片,本来按规定,每个犯人要发一块布,但监狱不发,犯人只好用一块破鞋垫片垫着,这是非常不卫生的,而且有肺病、肝炎的犯人同样从事这种劳动,所以实际上,这种卫生筷是非常不干净的。而犯人想要又快又好的完成任务是不容易的,快了,包装纸可能会很松,慢了,可能又完不成任务,哪怕是一双筷子包装纸松了,质检的时候,这把筷子都会被扔出来,犯人又要重新包装,如果完不成任务,犯人就要加班,如果加班还完不成,狱警就会用电棍殴打犯人。 

因为劳动的压力实在太大,很多犯人就自伤自残,弄断自己的手指、或砸断自己的脚。另一些人就想办法行贿,在家人探监的时候,要求家人拿钱给狱警,安排一个好杈。监狱的工作岗位叫杈,好的工作岗位叫好杈,这些好杈都是要花钱买的,比如,扫地,没有工作量,也无法量化,这就是一个好杈,再比如,统计、检验,等等。

 

马:您认为强迫劳动能够在监狱流行的原因是什么? 

胡:我认为,首先,是当局和监狱方面的惯性思维,他们一直把犯人当作廉价的劳动力,能够为他们创造财富,还有,监狱不需要给犯人提供劳动保护、社会保障,仅仅只需要给犯人提供最简单的食物,而即使不劳动,他们也需要提供食物。 

其次,监狱的管理是不透明的,没有人可以监管到它。上面已经提到过,新的《监狱法》直到1995年才出台,即使出台了,他们也以中国特色等各种借口不执行。你就可以想像,犯人的人权在中国大陆的司法体系内其实是不受法律保护的,这是一个大的背景。 

再次,监狱的强迫劳动只是整个中国大陆的经济体制、劳动体制的一个构成。在中国大陆,不管什么性质的企业,都存在着大量的对劳动者的压榨和对劳工权利的剥夺,而监狱的强迫劳动只是这种企业管理模式的一个缩影和延续。 

从更为宽泛的意义上,中国的监狱产品能够长期的、不受阻碍地行销到国际市场,特别是西方国家,而没有受到国际社会的谴责,特别是西方国家,这也反过来加重或助长了中国大陆当局和监狱方面对犯人权利的剥夺。“二监”生产的产品很多都出口到欧洲、美国,比如,毛衣、袜子等。 

有的犯人为了让外界知道这些东西是由“二监”生产的,就在产品里头夹带纸条,注明这是“二监”生产的,尽管这样做要冒极大的风险。

 

马:您认为持不同政见者应该如何看待政治迫害这样的事情。

 

胡:对于暴政的恐惧,使得人们不敢说真话。但暴政的变本加厉,迫使人们不得不起来反抗。我认为,作为反抗暴政的民主维权人士,能够不坐牢就尽量不坐牢,减少无谓的牺牲。但这往往不是由我们个人决定的,持不同政见者受逼迫和打压是迟早的事情。就我个人的经验来说,坐牢并不可怕,任何有识之士,都应该坦然地面对这种事情。当然,每个人都可以自主选择,愿意作出多大的牺牲。要在中国这样的专制大国实现民主化,不付出巨大的代价是不可能的。对于个人和家庭来说,一般人很难承受这种代价,但对于一个国家的巨变来说,这种代价却很难避免。 

对于刚刚投身于民主维权事业的朋友来说,为了民主和良心坐牢,其实是一件很光荣的事情。不光你自己,你的家人、朋友,都不会认为你是罪犯。在监狱,警察也清楚地把良心犯跟那些刑事犯分开。面对当局的打压,有些“聪明人”会选择退却,同时会对那些因抗争而坐牢的人投以轻蔑的眼神,对于这种庸俗的嘲笑,我们这些“傻子”完全可以不必去理会。中国的变革之所以迟迟不能到来,就是因为“聪明人”太多,“傻子”太少,结果大多数人都成了被专制奴役的傻子。 

还有,从某种意义上讲,坐牢还有利于身体健康,虽然监狱里的生活非常艰苦。出狱之后,我发现自己比许多没有坐过牢的同龄人身体要好很多,因为监狱低营养的生活状态,不可能让人现在流行的“富贵病”之类的身体疾病。 

2004年(也许是2005年),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一位人权专员率一个小组来中国了解政治犯的生存状况,第一个就找到了我。在会面前半小时,狱警才通知我,要我穿得体面一点,干净一点,说有个老外要见我,并且恐吓我,警告我不要乱说话。

当时,中国政府在国际社会的压力之下,承诺他们可以“零距离”接触中国大陆的政治犯。以前,中国政府根本不承认有政治犯这一说法。这一次,他们一共来了八个人,由外交部、公安部、司法部的官员陪同。我们的谈话安排在二监的一间会议室。这位人权专员过去是国际大赦组织的负责人。有意思的是,曾经有一次,“二监”收到一封英文信件,狱警不知道是什么内容,因为信件上只有“胡石根”三个汉字,他们竟然稀里糊涂的把这封信转到我,里。第二天早上,我把信退还给狱警,告诉他们,这封信不是写给我的,是国际大赦组织官员写给你们政府的。而这个写信的人,就是这位人权专员。他告诉我,他曾经写过几次信给中国政府,要求无条件释放胡石根,但只有过一次回信,说是查无此人。 

在他们访问之后,我本人的待遇似乎既没有恶化,也没有获得改善,更没有因此获得释放,就好像这件事情从来就没有发生过一样。但是,我清楚地感觉到,国际社会的持续关注和行之有效的压力,会让当局在对政治犯的处理问题上更为谨慎,监狱警察也会变得比过去客气一些。

 

马:您在服刑期间曾经获得两次减刑的机会,正如您所说,减刑的前提条件是要认罪,从一开始的不认罪,到后来的认罪,这一过程中您经历了怎样的心路历程?

 

胡:确实,我在这个问题上经历了一个极其漫长而又痛苦的心路历程。刚进监狱时,我坚决不认罪,反而认为自己于国于民都有功劳,我的内心深处充满了舍生取义的英雄气慨。在服刑的过程中,也有很多狱警企图想说服我认罪,但都没有成功,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我服刑12年之后。 

当时,监狱里来了一个台湾人,他是因为走私电子器件被送进来的,判了四年。他听说了我的事情,就感到好奇,问我:坐了这么多年牢,你认为值得吗?我毫不犹豫地回答:值!他又问我,那你认为,在这里坐牢值一些,还是在外面做事情更有意义一些?我说:我在外面可能什么事情也做不了,即使做事情,可能又马上被送进来了,还不如在这里坐牢。他说:从实用的角度讲,你出去做事情,谁又能拦住你?我说:被监禁了这么多年,再去认罪,那不自损形象,早知今日,又何必当初呢。他说:这其实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陈腐观念,讲求不成功便成仁。西方文化都是让位于人的自由,人的生命比任何东西都重要。比如,在战场上,一个中国士兵,战死到最后才是光荣的。但一个美国士兵,在战斗取胜无望的时候,为了保全性命,是可以投降的,不但不丢人,而且受到尊重。 

台湾人这么一说,引发了我的一些思考。在监狱里,政治犯都经常在两种状态之下进行选择,一种是不认罪,一种是“认罪服法”。作为一名政治犯,只要他不是在警察的压力下扭曲自己的良心,不是真心的认同这种政治压迫和司法迫害制度,又不对社会和他人构成损害,早日出狱又有何不可呢?因此,在坐了12年的监狱之后,我向监狱方提出了“认罪服法”的要求。对于我来说,坐了这么长时间的牢,在刑期只剩下八年的时候,选择“认罪服法”,其实比选择坚持坐牢更为痛苦,而我必须突破自己的心理障碍,我知道,有的朋友可能会不理解我的这种选择。 

首先不相信我会“认罪服法”的是监狱的管理方,他们不相信我的转变。中队长、大队长、狱政科长、监狱长,一个个找我谈话。通过谈话,他们意识到我的内心其实没有真正认罪(也不可能认罪),我认罪仅仅是为了早日出狱,获得自由而已。但他们也乐得出现这样的状况,他们好抓住这个机会给自己论功评奖。他们会煞有其事地宣称,胡石根认罪,是他们各级警官教育挽救的结果。 

其次,我的前妻也坚决反对,问我:你真的犯罪了吗?如果没有犯罪,你为什么要认这个罪?你已经坐了这么多年牢,如果认罪,这个牢不就白坐了吗?前妻是个很纯粹的知识份子,虽然她对政治不感兴趣,但对现实政治有一个基本的判断,对她的亲人有一个清晰的判断,我坐牢那么多年,她都扛过来了,但现在一听我要认罪服法,她接受不了这个这一点。因为这件事情,她不等我出狱,就跟我离了婚。 

出狱之后,我接触到基督信仰,成为一名基督徒,更加深了我对东西方文化在对生命态度上差异的认识。在中国人的观念中,通常是以成败来论英雄,一个人只要最终获得了成功,那么,他先前所受的羞辱,都会被视作一种忍辱负重的表现,而一个人最终失败了,哪怕之前他作过百般的努力,哪怕他的人品、动机、行为在道德上再无瑕疵,都很难获得人们的赞赏,所谓的“成王败寇”就是这样。中国人很少从生命的本原和自由的角度上去看问题,因此,也很难接受“拯救”或“救赎”的观念,更谈不上去接受像耶稣这样的一个救主,他们会认为耶稣被人钉死在十字架上,连自己都救不了,怎么救得了我?他们不知道,耶稣正是为了让我们更多人的人活过来,才死在十字架上的;不知道耶稣已经从死里复活了,让那些信靠他的人活得有盼望。在只看重今生的中国人精神世界里,会认为耶稣连东山再起的机会都没有,还有什么用呢?而西方文化中因为有耶稣,以耶稣作为自己思考问题的起点,所以西方人并不以成败来作为衡量事物的标准,而是以正当性来反思自己的所作所为,耶稣是个义人。

 

马:请谈一谈您在今年遭拘禁的经历。 

胡:2014年5月3日,在北京电影学院郝建教授家中举行了六四25周年的纪念会。在场的还有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徐友渔教授、电影学院的崔卫平教授、北京大学的郭予华教授、清华大学的秦晖教授、天安门母亲张先玲老师、环保公益人士梁晓燕教授、不锈钢老鼠刘荻、还有浦志强律师、作家野夫等。有朋友把图片发到了网上,因为图片里有横幅,上面写着北京、2014、八九六四纪念研讨会字样,。当局得知后非常恐慌,就在5月5号早上,警察来到了我家,向我出示了传唤证、搜查令,将我的手机、电脑、书籍和一些印刷品等物品抄走了。 

我先是被带到西城区德外派出所,在那里,我被羁押了一天,做了两次笔录。5月6日凌晨三点,他们把我送到了位于朝阳区豆各庄附近的北京市第一看守所,就在我曾经服刑过的二监旁边。 

出来我才知道,跟我一同刑拘的还有四个人:郝建、徐友渔、刘荻、浦志强。浦志强到现在还在看守所里,已经呆了七个月。其他参会人员,梁晓燕、崔卫平、秦晖、张先玲等人,也都受到了严厉的传讯。 

看守所的条件比过去要好一些。首先是居住条件,睡的地方也相对宽敞,每个炕铺都标了号码,每个标号可以睡一个人,大概有60-70公分宽,不过,看守所还是要往里面要塞比规定更多的人,一个八个人的监室,可能要睡上13-14个人,而一个12个人的监室,就会多达18-19个人。 

其次是饮食条件,过去是窝窝头为主,一周可能有几次吃馒头的机会,而现在是以馒头为主,辅之以米饭、面条和饺子,早上甚至还有鸡蛋、牛奶。据同监室的在押人讲,他们春节的生活都比这要差。 

每间监室依然有牢头,也有流氓管理,但多数监室由经济犯和其他犯人来管理,所以,号子里殴打犯人,打架的事件比过去要少一些了。 

但号子的内部管理似乎却比过去更加严厉了,更加缺乏人性,比如,过去我在看守所里可以有笔、有纸,可以写东西,可以有自己的书籍,但现在自己的书籍必须以集体的名义保存,并且不能写东西。

狱警的管理都已经电脑化了,但也更讲规矩了,所谓的规矩,就是更加严格的遵照看守所管理条例来管理犯人,但是,越严格的执行这些所谓法规,其实就越没人性。 

比如,“坐板”,比过去更严格,过去,每天晚饭后就可以不用再坐板,在押人可以相对自由的活动,比如,打打牌,下下棋,和其他在押人聊会儿天,现在连晚上也要坐板。只有双休日坐板可以随意一些,而过去的双休日在押人是可以躺着睡觉的。 

坐板的时候在押人不能随便下地,不能随便聊天,倒是上厕所比过去更加宽松一些,只要向号长喊报告,号长一般都会同意,随时都可以上厕所——小便,大便时间有统一规定,上午、下午各一次。 

牢头依然有特权,睡觉占用的炕铺面积比其他在押人宽,吃饭的时候同样多占多吃,但没有过去那么严重了,因为以前牢头的特权其实主要体现在吃的方面,但现在这些东西都可以花钱从看守所买到,所以没有过去那种因物质匮乏而出现的多吃多占了了。在押人一周可以买一次东西,一次可以购买150块钱,不过,看守所的东西价钱贵得惊人。 

这一次被拘禁,最难受的是审讯。我一共被羁押了30天,直到6月5日被“取保候审”,被审讯的次数达到了25次之多。非常凑巧的是,今年审讯我的正是当年审讯我的警察,当年的小伙子今天变成了预审总队的一个负责人。 

5月6日当晚,我就被进行了第一次审讯,一直持续到12点多才结束,审讯完毕之后,回到号里还要值班。 

在审讯开始之前,警察拿出一份权利告知书,要我看完之后签字,告知书上明确被审讯者有什么权利和义务,如果审讯内容与本案无关,当事人可以拒绝回答。这在过去是没有的,过去是吓唬你,坦白从宽,抗拒从严,逼迫被审讯者必须交待问题。

对于政治犯来说,应付审讯是一门必备的功课,这门课不学好,就会吃大亏。过去我们老是认为,是警察给你在定罪,实际上,多半情况是你自己用自己的嘴巴给自己定罪。因为警察多半偷懒,不去搞什么侦探,只能根据你的口供去定罪。所以,对付预审的办法,就是沉默,但现实中完全保持沉默是很难做到的,预审的警察会诱使你开口说话,会想办法激怒你,如果你把握不住自己,最好就念“三字经”:“不清楚”、“不知道”,或者行使一回你的权利,告诉警察说:审讯内容“与本案无关”,你可以拒绝回答。 

只有在零口供的情况下,警察才不得不去给你罗织罪名,这样的话它就要付出更高的成本,为了编圆一个谎言,通常要用许多个谎言去包装,因此,整个审判成本也会很高。

给我印象最深的是频繁的审讯,长时间的审讯。最长的一次审讯是从上午九点一直持续到晚上12点,这实际上是变相体罚,这是酷刑。我当时向他们大声抗议,我用尽全身的力气喊,我要休息!我要睡觉!半夜里的审讯室,已经非常寂静,我这样拼命大喊,警察也惊慌失措,一个警察抄起水杯,警告我,再喊,就拽你!我怒吼了一声,孙子,你敢!另一个警察不得不劝我,好好说话,别炸毛!就这样,双方对峙了很长时间,弄到很晚才结束审讯。 

还有就是审讯期间不给水喝,警察把这当作一种逼迫我配合他们审讯的筹码。有一次,我向他们讨要水喝,警察说:先把这件事情说完。我说:我要喝水,喝完水再说。他说:现在是你要我去给你打水。我说:现在是你必须给我水喝。他说:先把这个问题说完。我说:我要喝水,不能强加任何条件,否则,从现在开始,我拒绝回答你任何问题。于是,双方就陷入僵持状态,也许是半小时,可能还会更久一些,总之,他们不会轻易答应你的任何诉求。而如果你一旦答应他们的要求,他们马上就会提出一大堆问题,劈头盖脸地向你甩过来,就没完没了了,这是一个十分艰苦的博弈过程。

长时间的审讯,不让被审讯者休息,不给被审讯者水喝,属于变相体罚的举措,像这样的情况至少发生过四五次,我向审讯者当面提出了这个问题,也向看守所的“管教”警察反映了这个问题,并且要求他做了记录:第一、进行人身攻击,第二,长时间审讯,不让休息,不给水喝。这对我的身体造成了严重损害。一天半夜,预审员发现我双脚肿得馒头似的,惊讶的探头来看,头一下撞在铁围栏上。过去曾经发生过这样的事故:以为脚肿无关紧要,结果很快肾衰竭死亡。预审马上打电话给管教,管教马上向所里报告。第二天,我被送往公安医院检查,他们似乎要把我留院观察,被我拒绝,因为我坚信自己很快就会出狱,不愿呆在那里受罪。现在出狱半年多了,我双腿浮肿的症状还没有完全消失。这都是药物损害和长期坐牢造成的。 

每次和那些负责审讯的警察发生激烈的对抗和冲突,回到监室之后,我都会作祷告,反思自己。祷告之后,责备自己充满血气,缺乏基督徒的谦卑柔和。毕竟,参与审讯的警察也是人,我们自己过去也是这样的罪人:傲慢、刚硬、自以为是。管教警察也劝我不要动气伤肝,我们警察也不过是执行公务。过了半个多月,我才慢慢控制住自己的情绪,不再和这些警察发生激烈冲撞,变得柔和起来。 

现在回想起来,柔弱胜刚强,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吧。很多不愉快的事情都过去了。许多事情都变得模糊起来。即使记得那些事情,今天的我会怎样对待他们呢,我脑子里只有一个词,就是宽恕。宽恕别人,其实是宽恕自己。因为别人今天的不觉悟,不就是我昨天不觉悟的延续吗?如果只有仇恨,二三十年积蓄的仇恨,也许早把我炸碎了。感谢主!我至今还活在神的怜悯当中。我只是期待,并且透过宽恕,让我今天的觉悟来唤起他们明天的觉悟。当更多的人觉悟到“再也不能这样活”的时候,中国真正改变的时候也就到来了。 

定稿:2014年12月2日 

转自:BT

蒋夫人宋美龄风采

 

宋美龄在外交舞台上的最大表现,是1943年“征服”美国的访问和同年11月的中美英三巨头开罗会议,然就冲击性和影响力而论,美国之行远超过埃及之旅。1942年深秋,宋美龄来到美国。当时的美国总统罗斯福夫妇便邀请她前往白宫做客,总统夫人更是把宋美龄视为自己的子女般热情款待。1943年2月18日,宋美龄在美国国会发表演讲,以略带美国南方口音的英语把中国人民英勇抗战的情况生动感人地介绍给美国政府和人民。

她的演讲多次赢得雷鸣般的掌声,有时长达五分钟之久,直至最后全体起立热烈鼓掌。一位议员说,从未见过这种场面,感动得差点儿落泪。她的演讲通过收音机在全美转播,打动了千千万万美国人的心灵,每天有数百封来自全美各地的信寄到白宫,收件人都是宋美龄。第二天她在白宫的总统办公室举行了记者招待会,罗斯福总统夫妇分坐在她的左右。面对记者的尖锐提问,她总是应对得体,并不失时机地把一些问题转给罗斯福。罗斯福一次次表态要加速对中国的军援,有一次甚至说要以“上帝允许的速度”给中国运送军火。

在随后的几个月中,她遍访许多州,进行演讲,并获得极大成功。《时代》周刊老板亨利〃卢斯还专门成立了“纽约公民欢迎蒋夫人筹备委员会”,纽约州有270位名流参加;美国东部九个州的州长专门拜会了宋美龄;两万多纽约市民在麦迪逊花园举行盛大欢迎会。宋美龄还在好莱坞露天大会场向三万名听众发表了来美后的第三次重要演说,会见了200多位支持中国抗日的影剧界人士。为中国人所熟知的大牌影星如劳勃〃泰勒、贾利〃古柏、英格丽〃褒曼、凯瑟琳〃赫本、亨利〃方达、丽泰〃海华丝、秀兰〃邓波儿等全都慕名来听她的演讲。这些巨星还纷纷慷慨解囊,捐献巨款。

美国媒体对宋美龄和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作了大量报道,1943年3月初那一期的《时代》周刊就以她的头像作杂志封面,此后她和蒋介石分别或同时登上《时代》封面多达11次,其中她单独出现三次。另外,还多次登出对她的专访。在舆论的压力和影响下,美国政府一再明确表示要加快对中国的援助,与此同时民间捐助也急剧增加。宋美龄此次访美,可谓无限风光,在美国掀起了前所未有的“宋美龄轰动”由此美国民众也更加关心、支持中国的抗战进程。

 

在中国抗战独立支撑的年月,在国际法西斯阵营扩张势头猖獗,国民政府内部高层分裂的年月,在推动国民政府坚持抗战,并且最后站对队方面,应该说宋美龄和宋家的兄弟姐妹起了非常积极的作用。

凡是见过宋美龄的人,都对她的能干留下深刻的印象。尽管是中国第一夫人,但宋美龄从来就没有想到专门做夫人,她是要做事的。刚与蒋介石结婚不久,闹着要做事,蒋让她去管北伐军的遗族学校。她没有嫌这个事情小,把个小小遗族学校管得井井有条。美国人来参观,说它是“东方第一新兴学校”。

蒋介石发起的“新生活运动”,由于有了她和一干新派人物的掺和,才避免了沦为一场霉味过重的复古运动的命运。 然而,有魅力而且能干的第一夫人。

在西安事变中,宋美龄力压国民党高层力主讨伐的呼声,亲自犯险进入西安,对推动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起了积极作用。其勇气和见识,绝非一个普通的贵妇人所能望其项背。

宋美龄出身中国最早的基督教家庭,从小就在美国生活和受教育,读的是威斯里女子学院这种很贵族化的学校,饱浸了美国中产阶级的生活方式。 她的优雅、她的活力甚至她的能干,更像是美国式的,不怎么“中国”。她的英语无论说和写,都比她的中文好,甚至连她的思维方式都是英语的。尽管贵为第一夫人,但她的交往圈却还是欧美化的中国人,连打电话都用英语,给接线员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一位美国的传记作家写道:在宋美龄和蒋介石结婚以后,“美丽的新娘子伴随着总司令转战各地。车站、农宅、临时屋都曾是他们的落脚处。不过有件特别的事情,那就是不论到了多么恶劣、简陋的地方,委员长夫人对她所素持的干净标准丝毫也不肯打一点折扣。 每到一个地方,她的第一件事一定是抹地擦窗,务必直到看起来纤尘不染后才肯罢手。当然,漂亮的窗帘和芬芳的鲜花是绝对不可免的。”显然,对于当时中国的老百姓来说,第一夫人典雅、高贵、整洁、魅力四射。

 

 

清气满乾坤——送别林半立、顾志坚

清气满乾坤——送别林半立、顾志坚

不能公開的悔與恨

 


1994年11月,書記處審查通過了黨史編委會整理的關於宋慶齡建國後32年經曆的材料。
陳雲批示:宋慶齡的品質高貴,在於信仰始終如一,愛國、愛民、愛和平。不做違心事,不講違心話。要尊重她這一點。

材料內容提要:
1955年11月,宋給毛寫信:“我很不理解提出對工商業的改造,共產黨曾向工商界許下長期共存、保護工商業者利益的諾言。這樣一來,不是變成自食其言了嗎?資本家已經對共產黨的政策產生了懷疑和恐懼,不少人後悔和抱怨。”毛批示:“宋副委員長有意見,要代表資本家講話。”
1957年宋又寫信給黨中央:“黨中央號召大鳴大放,怎麽又收了?共產黨不怕國民黨八百萬大軍,不怕美帝國主義,怎麽會擔心人民推翻黨的領導和人民政府?共產黨要敢於接受各界人士的批評,批評人士大多是愛國、愛黨的,一些民主黨派人士為新中國的解放,作出了家庭、個人名利的犧牲,一些二、三十歲的青年知識分子怎麽可能一天就變成反黨反社會主義分子?我很不理解這個運動,我想了兩個多月,還是想不通,有這麽多黨內黨外純粹的人會站在共產黨和人民政府的對立面?要推翻共產黨?”
從1958年起,宋曾推病拒絕參加人大常委會。黨中央委派劉少奇、周恩來、董必武去做工作, 宋只得繼續參加。
1959年4月,宋在人大被推舉為國家副主席。宋先後兩次推辭:“我是落伍了,思想跟不上,才掛個名,作個樣子,對國家不利。”提議由李富春或烏蘭夫擔任。
宋任國家副主席,是劉少奇、董必武、林伯渠、李富春提議的,政治局討論時,21人中18人讚成,3人反對,反對者是:毛、林彪、康生。當時毛發言: “宋是我們民主革命時期的同路人,在社會主義革命時期,她和我們就走不到一起了。從不讚成我們的方針路線到反對我們的方針路線。我們同她是不同的階級。”
文革期間,宋先後給毛和黨中央寫了七封信,表達了她對“文革”的不理解、反感,並對共產黨極度失望。1967年8月、1969 年11月、1976 年6月,宋曾三次產生厭世思想,在信中以及對來探望她的領導人的談話中流露出對自己所選擇的道路感到悵惘和說不出的苦悶。
七封信中說:“我不懂文化,說小說都是政治,而且都是毒草,我糊塗了,一夜天下來,一些和我一起工作的同事都變成了走資派、反黨集團、野心家、牛鬼蛇神。中央要我學習批判揭發劉少奇,我不會作的,劉少奇主席在黨中央工作了三、四十年,今天會是叛徒、內奸!我不相信,一個叛徒內奸當了七年的國家主席,現在憲法還有效嗎?怎麽可以亂抓人、亂鬥人、逼死人?黨中央要出來講話。這種無法無天的情況,自己傷害自己的同志、人民,是罪行。我們的優秀幹部從與國民黨的戰鬥中走過來,卻死在自己的隊伍中,這是什麽原因?”
1970年3月,毛對周恩來說:“她不願意看到今天的變化,可以到海峽對岸,可以去香港、去外國,我不挽留。”並指示周恩來、李先念把他的話傳達給宋。傳達時他們說:“主席很關心你,知道你的心情不怎麽好,建議你到外面散散心,休息休息。” 宋說:“是否嫌我還在?我的一生還是要在這塊土地上,走完最後幾步。” 於是宋推病拒絕出席一些節日活動和招待會,說:“我參加會傷感,還是不參加,參加一次,回來就要進醫院。另外,我也不想做政治上的點綴。”
1980 年11月,宋給黨中央寫了她一生中最後的一封信:“一、國家要振興,恢複元氣,這是一次大好時機。二、要總結建國以來政治運動對國家對人民造成的創傷。三、請不要把我和國父放在一起,我不夠格的。”
1981年5月,胡耀邦、李先念到醫院轉告宋,政治局決定接受她為正式黨員,宋聽後微笑說: “不勉強吧!31年了,我的心冷了,人生的路將要走完了。”胡、李問宋還有什麽要求,她提了兩點:“我死後還是回到上海安息;我有些儲蓄,辦個福利基金。”

 

郁慕明近期言论

 

*

社會輿論把國軍罵得一無是處,體無完膚,從軍沒有尊嚴,當然募不到兵!現在民進黨想搞徵兵,太陽花這些小台獨開始叫苦連天!從1985到太陽花,我們看透了台獨就是敢喊不敢當。

既然台灣人都不希望戰爭,年輕人也不願意為國犧牲,台灣就應走向待遇高、門檻高的募兵制,並且盡速簽訂兩岸和平協議,確保和平狀態。

兩岸和平發展,台灣根本不需那麼多的兵力、軍隊和武器,多餘的國防開支轉移社會福利。讓真正願意當兵、為國家犧牲奉獻的人知道,我們是為中華民族而戰,在釣魚台、南海上保衛我們的漁民,讓軍人享受該有的尊嚴與榮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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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英文說,「找回自信」。問題是,台灣人從什麼時候喪失了自信?
當年蔣經國總統治理台灣,我們雖然貧困,但從不怕吃苦,台灣成為亞洲四小龍之首,更獲得傲人經濟成就。但是陳水扁上台以來,耗盡了家底,閉關自守,不搞經濟,只搞意識形態,才讓台灣拖過了發展的時機!

要找回自信,就該尋回蔣經國時期的治理精神、還原真正的歷史真相,讓社會成為只要年輕人肯努力,就有希望的世代。而不是整天操弄歷史悲情,利用青年!

這個國家正是太過溫良恭儉讓,多少年來包庇著民進黨的立委,動輒鎖大門、翻桌椅、霸占主席台,甚至讓著年輕人霸占國會當山大王!多少重要的法案因此受阻、國家的發展因此擱置,民進黨自己「把立法院的大門關起來」,坐井觀天,無法無天!這才是把台灣人民的發展和自信擋在門外!竟然還有臉說「政府把人擋在門外」?

 

*

有些朋友說搞台獨又不犯法?問題在於國軍的任務是保衛中華民國,台獨是要推翻中華民國,國軍怎能讓這樣的人留在軍中?保衛中華民國的結果居然是中華民國要被推翻,你叫軍人認同怎麼不會錯亂?如此錯亂的情況下難免有人選擇鋌而走險。有人違法有人違紀該怎麼辦就怎麼辦,不過對蔡中尉而言既然任務與理念衝突,不如離開軍中好好去搞台獨,不是更好嗎?

還有些朋友說救災都是義務役在做,你有看過將官挖土嗎?這幾年媒體與輿論不斷操作醜化軍人,並且刻意切割志願役與義務役,搞的大家似乎彼此互相仇視,可救災的時候有分志願役或義務役嗎?不都是大家一起下去的嗎?要說將官不挖土,那你能負責指揮嗎?你會部署部隊該派往那裡嗎?軍隊本來就是個階級職權分明的社會,負責挖土的好好挖土,負責指揮的好好指揮,謹守本分各司其職才能有效運作。

這兩天許多網友的回應,內容充滿了情緒與仇恨,國軍如果真如他們所言,有這麼多特權,福利多到享受不完,為何募兵募了半天沒人要去呢?國軍在他們的眼中毫無價值,軍人還要被這些人踐踏羞辱的毫無光榮感,誠如我過去所說的,既然台灣人都不希望戰爭,年輕人也不願意為國犧牲,那就將國軍改為5萬人不到自衛隊,並且不再做救災雜務,每年千億的軍購經費則全數投入使台灣成為「快樂寶島」,不是更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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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為了藝人李蒨蓉參觀阿帕契拍照的事件,搞到整個航特部幾乎都被翻掉,連參謀總長、陸軍司令都被記過,實在讓人匪夷所思,一起單純的違紀事件被無限上綱,非要把人鬥臭鬥垮不可。

還記得洪仲丘事件時,我說過正常的懲處連坐三級已經夠了,沒想到連勞乃成的父親勞則康都被逼出來道歉,勞的姐姐勞乃慧講的話還被一句句拿來批評,就算他講錯又怎麼樣?軍人本來就是一個隨時可能要赴死的職業,給他們及軍屬們一點特權又如何?

有違紀問題該辦就辦,只是如果違紀帶人看直升機罪都要這麼重,那軍人搞台獨為什麼只記兩個申誡?到底是違紀看直升機罪重,還是要推翻國家的罪比較重?如果勞乃成如此罪不可赦,我要要求蔡躍陞中尉應立即比照此次標準從嚴懲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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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黨主席郁慕明謹代表新黨鄭重聲明,黃帝不是台灣原住民的祖先,不表示原住民不能去黃帝陵。中華文化本就是兼容並包的多元文化,海峽兩岸各民族一直都有密切交流,大陸尊重少數民族,還設有少數民族自治區。反觀台灣的政客,對於原住民,只見各種政治操作打嘴炮,從未認真關心原住民的生存空間。

  新黨原住民事務委員會尤其期盼,立委陳其邁先生能追隨新黨主張,立即在國會推動「原住民自治區設置法案」。既然陳委員這麼關心原住民,那就不僅要關心原住民的祖先,更要多多照顧原住民的後代,給予原住民更公道的發展。我們會持續監督民進黨陳委員的立法進度,不要讓大家失望。

  我們也呼籲自由時報,比照今天(3月27日)頭版新聞〈原民會主委:黃帝不是原住民祖先〉的處理方式,將新黨為原住民自治區發聲的這段新聞,同樣刊載在明天自由時報頭版,否則就是雙重標準的媒體,令人見笑。

蒋公辞世,毛氏悲鸣

 
 
在占领奉化时,要告诫部队,不要破坏蒋介石的住宅、祠堂及其他建筑物。
——毛澤東,1949年5月24日
 
這是毛澤東於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第七兵团21军61师进驻蔣公故鄉溪口前的指示。你知道毛澤東為何不破壞將中正故居及所有相關建築?你知道蔣公逝後為何毛澤東哀慟整天?你知道為何蔣公逝世時為何雷暴狂風大作?(以至於一位當時在台北的無神論美國漢學家從此篤信中國宗教)看看當年民國人寫得紀念蔣公的歌吧,琢磨一下這歌詞傳遞的信息吧:
 
 
 
蔣公紀念歌 / 秦孝儀詞、黃友棣曲
 
翳惟總統,武嶺蔣公,
 
巍巍蕩蕩,民無能名!巍巍蕩蕩,民無能名!
革命實繼志中山,篤學則接武陽明,
黃埔怒濤,奮墨絰而耀日星;
重慶精誠,掣白梃以撻堅甲利兵,
使百萬之眾輸誠何易,使渠帥投服復皆不受敵之脅從;
使十數刀俎帝國,取消不平等條約,而卒使之平;
使驕妄強敵畏威懷德,至今尚猶感激涕零。
 
南陽諸葛,汾陽子儀,猶當愧其未之能行!
以新生活育我民德,以憲政之治植我民主,
以經濟建設厚我民生,以九年國民教育俾我民智益蒸。
倫理、民主、科學、革命、實踐、力行,中華文化於焉復興!
 
奈何奸匪叛亂,大陸如沸如焚,
中懷饑溺,臥火抱冰,乃眷西顧,日邁月征。
如何天不悔禍,一旦奪我元戎,滄海雨泣,神州晦冥;
孤臣孽子,攀木拊心!孤臣孽子,攀木拊心!
化沉哀為震雷,合眾志為長風,
縱九死而不悔,願神明兮鑒臨,
誓誅此大奸元惡,誓復我四明兩京,
誓弭此大辱慘禍,誓收我河洛燕雲。
 
錦水長碧,蔣山長青,翳惟總統,武嶺 蔣公,
巍巍蕩蕩,民無能名!巍巍蕩蕩,民無能名!

回应环球时报

 

熊焱

今天凌晨有好友通过微信转来署名单仁平兄写的有关我想回中国看望弥留之际的妈妈的文章。今晨正好我有军事训练无法集中精力回应。但手机上微信讯号象机关枪一样打来,都是微信友们发来的的短信,大部分建议我要简单回应。

首先,幽默地说,我感谢单兄用这么大的媒体“批判我”,而且手下留情。

其次,我尊重单兄的思想言论情感,因为

在一个多元的社会里可以有各个不同的声音发出。 

但是我要与单兄交流一下。

第一,当时我写信给习主席李总理时有一个环境背景需要交代:周五晚家兄通过微信电我说妈妈快不行了,主治大夫在电话中亲自告诉我妈妈已到生命的尽头。不仅仅是电话,家兄还发来妈妈在病床上奄奄一息的照片。这些照片就是陌生人看了也会唏嘘,何况我是她的儿子?而且是一个让妈妈提心吊胆几十年的儿子,有几十年没有具体照顾过妈妈的儿子。那天晚上就是夜不能寐。有关妈妈的记忆点点滴滴混合着惭愧痛楚的情感汇成难以言说的心灵状况,再加上朋有送来微信图片和诗歌“慈祥的母亲”,又加上“喝一壶老酒让我回回头,回头啊望见妈妈的泪在流。每一回我离家走,妈妈送儿出家门口,每一回我离家走,一步三回头。”这些加在一起,那心情啊,单兄!你懂的!

大约到凌晨四点,给习兄李兄的信就成型了。飞速写下 只送几个微信朋友。因为我连续两年申请签证被拒绝,驻军基地离休士顿甚远,所以没有直接去领事馆。但是后来有一微信友送到独立评论,才酿成新闻。如今微信厉害啊!个个通信社 人人是记者,时代真的不一样了。顺便说一句 您写的文章 大陆十几亿人打不开啊!所以,不是您说的熊焱以政治公开信的方式吸引西方主流媒体,制造压力。至少我主观上不是那样查我历史这是我第一次写公开信。

 

第二,我虽然尊重单兄的言论自由权利,可是真不能同意您说的“他们曾经为撕裂和创伤中国社会犯下罪行” 。单哥哥啊,明明是小平同志命令军队开枪屠杀手无寸铁的市民和学生,是小平同志撕裂和创伤中国社会犯下罪行,怎们会是学生呢?这个无法在短文里争论,留待历史作答吧!1989年5月18我在人民大会堂与当时的李鹏总理对话时讲过这句话。

 

第三,你文章中提到“埋单”一词,平时我很少用,单兄,夜深人静时你好好想一想,肯定不是“中国社会为学生的错误和代价买单”,而是中国政府,军队,和老百姓为邓小平的罪行埋单,是十几亿中国人为岌岌可危的自然生态环境埋单哦!

 

好!单兄,你的文章对我寄予同情并手下留情,我谢谢你!我的回应很短不过很真实。有多人问我写个什么反思然后争取回国看妈妈吧,毕竟政府方面都释放了信息。我说,我的反思就是更纯洁地热烈地深爱我的祖国,更多关心祖国的自然生态环境和人权状况。但我也很想回去看看弥留之际的妈妈啊!这大概就是古人所言 忠孝不能两全吧!

 

专次

敬礼!

 

熊焱

 

2015年4月16日

 

El Paso,Texas

 

毕福剑终于“混出个摸样”啦

 

高越农

 

 

我对风青杨文章《毕福剑视频为何引发了中国人的信任危机?》做几句点评。此文的侧重点是:“公众场合与私密空间如果没有界限的话,会导致一个人人自危的社会。”它替毕福剑打抱不平,要是要惩罚的话,那么首先应该惩罚的是那个把视频发到网上的伙计。

这里不能不提到一个界限:毕福剑在饭局上的牢骚是见不得人的勾当还是人人都压抑在心头的义愤呢?

我没有荣幸参加这个饭局,但是,如果我参加了,听见毕福剑如此酒后吐真言,我会感到很解气,我也可能一不小心把这个几分钟的视频加以播放,我丝毫没有出卖毕福剑的意思。你说你所思,你说得对,我替你扩大一点影响。

毕福剑遇到麻烦了,他没有否认视频里的人的确就是他,他现在必须做出言不由衷或真诚的检讨。不仅如此,这个把视频发到网上的伙计也逃不脱被追查,按照风青杨的意见,这个伙计还应该受到更加严厉的口诛笔伐。

不过,正如网上的一种意见——这个伙计成全了毕福剑,它给毕福剑提供了一个契机:从一个不受人待见的央视里的唯唯诺诺之徒变换为一个有骨头的中国人。

毕福剑是埋怨还是感激这个伙计呢?我想,在公众场合毕福剑当然会埋怨于他,不过在未来的另一个饭局里,他或许会轻轻拍着饭桌,拉着这个伙计的手说:谢谢啦,只是因为有了你,兄弟我才终于“混出个模样”(胡传魁语)来了。高越农2015-4-12

(土改)杀人手段何其多

 

 

高耀洁

20154

 

民以食为天,农业是人类的生命,破坏农业象征着死亡。

昨天北京新朋友来文说:先总统蒋公于1930年就预言” 唯物主义将使中国进入禽兽之域。” 我们很不幸看到自1949年以来,蒋公的预言就成了事实。当此中国愚民遍地之日,我们有必要把很多观念徹底地反思一下。

一,1949年前后惨不忍睹的事件

1949年中共夺取政权之后,对外部世界閉關鎖國,为了巩固政权、解决经济问题,在农村就是进行“土地改革”,目的是消灭地主,夺取地主富农的财产作为一个经济来源。

1950年春在新占领区施行土地改革,同年夏在全国全面开始施行土地改革”。 并说不能和平地搞恩赐,要组织农民通过斗争夺回土地,要与地主阶级进行面对面的斗争,其打杀手段十分残忍,刑惩办法五花八门,惨绝人寰,比土匪还要凶狠。

土地改革时、在农村依靠那些好吃懒做、地痞、无赖、流氓农民斗争有田的农民。此外,还在农村划分阶级、成份,全国至少有两千多万人被带上“地、富、反、坏”的帽子,他们在中国成了没有公民权利的“贱民”。 全中国农村笼罩在红色恐怖、 血雨腥风之中,地主、富农们的人头纷纷落地。

1951年上半年,我校大学生全部下农村参加土地改革,美其名曰接受想改造。我是下豫西工作队、驻陕州地区 (河南西部),全队十几个人,我记不清楚的具体人名,只记得我班有两人另一 位女同学姓马,有位教授姓夏,《河南日报》有两位,兼记者报导工作,其他几个男士我己记不清楚了。到农村之后生活随农民,所谓同吃、同住、同劳动,工作听从当地领导的分配,叫干什么都得接受,你个人没有迭择的权利。

土改区委书记们随心所欲、草菅人命“土改”时,批准杀人的权力在区一级,深夜,区、乡干部会议结束,大家劳累了一天,睡觉去了。年轻的区委书记(或区长)坐在煤油灯下,生出鲜点,第两天开夫会,地主、富农倒了霉,甚至人头来落地。

某位乡干部要杀谁,甚至因私仇某位贫雇农要求杀谁,跟区委书记说一声,很少有不批准的。 杀地主,没有任何标准。每个村子都要杀,不杀是不行的,上面的政策规定:村村见红”。假设那个村子里没有人够资格评上地主, 就将富农提升为地主;假设连富农都没有,就“矮子里面拔将军”,把某位倒霉的富裕中农提上去……总之,至少要杀一个,杀一儆百嘛!

土改打杀地主的手段五花八门,我最怕参加斗争地主的场面,实在太野蛮,拳打、脚只踢、鞋底、棍棒、皮鞭一齐上,打得皮开肉绽、口吐鲜血、伤筋断骨,惨叫哀号之声,不绝于耳。

杀地主是用枪顶着后脑勺,从背后斜着向上开枪。一声枪响,头骨的盖便被打飞了,红色的鲜血、白色的脑漿,撒满一地……血腥、残忍、 恐怖,使目睹者吓的不自主的全身颤栗,几天吃不下飯;那时我也見过 ”望蒋杆” 当时吓得我的好几个夜晚失眠或做恶梦、从梦里哭醒。

其他村斗地主富农的办法更是五花八门,惨绝人寰。除了用棍子打、锥子捅、绳索捆、石头砸、火钳烫、石灰扑眼、耳朵插捻点灯之外,还有棱角锋利、黄豆般大小的料炭和菠菜籽撒在地上,然后把要斗的人衣服脱光,推倒在地,提住他的双脚在地上面来回拖拉,拖到他半死不活为止。

另一种办法叫坐圪针柜。把放衣服存粮食的躺柜拿来,中间去掉隔板,在里面撒上剁碎的枣树圪针,把被斗的人全身衣服扒光,扔进躺柜里,盖上盖,然后来回摇柜。柜里的人从这边滑到那边,又从那边滑到这边,全身被圪针刺得肉肿皮烂,哭叫声惨不忍闻。

地主、富农压着一个石磨下,在石磨上还坐着一个女人,为的是增加他的身体与地面的摩擦力。没多久,后脑勺被石磨塌了,脊背上的肋骨全部磨的露出来,一根一根的,脑浆与鲜血一路都是,令人惨不忍睹。

二,失去了人性的行为

闹得最大的、令人最痛心的是分地主、富农的老婆和分闺女。在分房分地结束之后,土改积极分子又忙着分起地主的老婆和闺女来做媳妇,地主都被斗死了,或逃亡失踪了。这些女人被农会干部统统招来,作为财产再分配给村里讨不起老婆的男人。有些地主没被斗死,可他的老婆还是被农会干部强行夺走,再分配给别的男人。不仅仅地主富农和斗争对象的女人被分配掉,就是富裕中农也不例外。富裕中农的闺女就分配给了贫雇农作老婆,这个现象不是仅河南有, 全国多个地区都有这种现象,说白了、全国都有这科种分女人的事情,更使人难以忍受的、更惨的是有些女子不服从分配,拒绝做他人的老婆而自杀。如张庄的小淑芳,她才16岁,上吊自杀……

据同学们告诉我,第二年春天,出现挖财宝成为风潮,开始以村为单位,即让地主、富农净身出户,把他们的财物拿来分掉。后来觉得本村互相都是熟人或亲属,不好下手,便发展成为以区甚至以县为单位的联合扫荡,村与村、区与区之间互相扫堂子。不仅仅是地主,一些富裕中农也未能幸免。

上述是全国“土改”运动的一个缩影。20世纪40年代末,在全中国大大小小的地主有好几百万。 极大多数在 “土地改革”运动中,被杀害了。我下农村医疗队时,到过河南滑县,那里农民说:滑县土改时杀人很多。一个寡妇领着五个小孩,大的女孩才十二岁,因无劳动力种田,把十几畝地租给他人耕种,这个可怜的女人,土改时划成地主成份,小会批、大会斗,最后把她扔河里淹死了。还要把她12岁了女儿分给30多岁男贫农作童养媳,这个 12岁的女孩投井白尽了,这幕惨绝人寰的事件,老百姓永不会忘记,在 1962年听农民老太婆给我说的。

三,可悲的后果

中国大地有数千年历史的文明礼义之邦,尊老爱幼、相互礼让的儒家道德深入人心,各族人民世世代代和平相处。在农村互相爱慕,贫富两相安,生产生活,秩序井然。自从1949年以来,推行“土地改革” 之后各种恶习政治兴起,将谋财害命、 杀人越货等成了、拐骗妇女儿童、奸杀案件不盛其数, “正义事业”之后,中国人心涣散了,传统道德观念崩溃了,代之而起的是自私自利,相互争斗,尔虞我诈,道德沦丧。今日之中国,物欲横流,追本溯源,“土地改革”难辞其咎。

世界上的人的智商千差万别,有的人就是头脑不管用,不会想事情,终日无所事从。许多贫下中农习惯在别人的指挥下从事简单的农业劳动,缺乏独立门户、掌握全盘生产的能力。把土地分给这样的人,他们一缺资金、二缺农具、三缺种子、四缺经验……明明分给他们是最肥腴的良田,就是种不出粮食。所以,土改后的第一年,生产总值就开始下降了。

更有一批懒汉,把分的东西吃光用光,分的田卖给别人(后来被制止,不准买卖土地),依然是个穷光蛋。

“土改”通过斗争和杀戮,把善于经营的地主、富农打压下去,农村中就更加缺乏经营型人才了;把已经集中了的生产资料,零星分散给不善于经营的单人独户, 使农业生产力和农业产品质量遭受到严重破坏。

三教九流之辈见有机可乘,便凭借土地、资本、祠堂、武力、公产、宗教和个人关系……纷纷钻了进来。 这些人鱼龙混杂,良莠不齐,形成派系小集团,忙于争权夺利,置贫苦农民于不顾。这些人不受儒家道德公益心的约束,也没有良的责备,政府不会控制,也可说控住,制以贪赃枉法,为所欲为,当今外逃贪官就是这类人物。 从此,农村社会开始动荡不安了。

“土改”利用扒手、小偷、地痞、恶棍、无业流民……打冲锋,斗垮地主、富农后,这批当时“土改的积极份子、政府依靠的根子”纷纷加入共产党、马上做了官,趾高气扬地成为“书记”、 “主任”、“乡长”、“村长”……使农村基层领导彻底恶质化了。这些人大多数一字不识,以我是个大老粗自足,——不因没有文化感到羞耻,反以为荣!

中国农村领导权落在这样一帮、素质低劣、又无文化、更无技术,目光短浅的人手里,农业生产怎么能搞得好?他们这伙人最大能力、是自私自利、唯我独尊、造假成性、吹牛拍马、伪装积极、拉帮结派、任人唯亲、互相包敝、欺下瞒上、惟命是从、杀人如草……他们的工作能力低下,不懂农业生产,却指手画脚瞎指挥,常常造成农业重大的损失。

当时我们在农村从事土改工作时,我最怕参加斗争会、让我去发动群众。一次斗地主大会,用绳牵着地主鼻,让积极分子拉着他游街,吓的我全身出汗,但也不敢发声。

当时我们现土改依靠的对象,当了官不懂农业生产瞎指挥。我们骑驴去县里开会,回程的路上,河南农学院的一位高年级同学说:”县领导太没有水平,在农业生产上瞎指挥……”夏教授说:我们的身份你应该知道,以后你千万不能乱说话……..” 从那时之后下去工作的人员都变成了半啞巴。

再说乡镇要成立领导班子,土改干部分头下基层找人,让我去找张秀兰动员她出来参加妇女工作,张秀兰有个小学毕业文化,我在她家住了三天,我给他一起干家务,她有两个孩子和我玩的很好。我帮她纺纱,她闲我纺的綫粗细不均。两天来我和她谈了多次话,请她出来工作。张秀兰只说我是外来的媳妇,没有能力……第三天我知道了真相,张秀兰嫁在那个村十几年了,她了解当时那些掌权者的情况,她认为多数不是好人,不能与他们合作,从这个事情来看,说明了当时地方土改干部队伍是有问题的,民众不敢说话,只能尽力躲避,有童谣为证: 

世间人情

睜开双眼, 看清人间万事的善恶。

闭上口唇, 观看人世的对与错。

世上多少穷山恶水, 不見不知它劣质污浊。

 

 

铁人王进喜起底

 

   

    上个世纪60年代,中国大陆有句口号是: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而作为大庆油田“先进人物”代表的“铁人王进喜”更是在中共造假的宣传中,走入了千家万户。电影《创业》中描绘道:王进喜是大庆油田第一口油井的采油队队长,带领着石油工人战天斗地,艰苦创业,篝火下学马列,泥浆池里堵井喷等等,一个无比“光辉、高大”的形象呈现在人们面前。但历史果真如此吗?

    据当年的石油工人回忆,当王进喜被调到大庆油田时,大庆油田已经打出了20口油井。泥浆固井也只是当时开采油井的一道工序,并不是发生井喷时才采取的紧急措施。由于当时的技术设备十分落后,没有大型的混凝土泥浆搅拌设备,用泥浆固井的效果很不好。而且当时的石油工人普遍没有文化,也不懂用泥浆固井的基本常识,是大庆油田第一口油井采油队的两位技术人员(其中一位姓刘),出于对工作认真负责的态度,不顾一切的跳进泥浆池,用身体搅拌泥浆,才有了大庆第一口油井。显而易见,这一切与王进喜根本没有任何关系。

  此外,电影中的王进喜跳进油井后,两只胳膊只在表面划拉,很明显是在做戏。因为泥浆是下沉的,人工搅拌泥浆必须下到泥浆底层掏挖,非常难。 

  “篝火下学马列”的事情虽然有,但并不是工人们的“思想觉悟”有多高,而是因为工人们太苦了,早上顶着星星出工,晚上伴着月亮回到窝棚,却只给菜窝窝团子吃,工人们吃不饱,怨气很大。于是领导强迫大家学马列。

   当年的石油部长康世恩,在听取大庆油田建设汇报时,时任大庆油田第一口油井技术工作的老工程师向他如实地汇报了这一过程。康世恩对人工搅拌泥浆的事很感兴趣,说:“不错,应该树个典型。”但是他并不想把奋不顾身跳进泥浆池的技术人员——“知识份子臭老九”树为典型,而是转身对一同前来汇报工作的大庆油田负责人说:找个人选树个典型。这位领导马上领会,推荐了他的手下王进喜。这个毫无作为,无功受禄的王进喜,由此成为了家喻户晓的“模范人物”。

    当年的老石油人很想还原这段历史真相,但中共出于维护政权的考虑,最终将这些人的声音尘封起来。

 

中國抗戰殉國將領總名录

 

 王康兄這個版本最有參考價值、也應該公布。--徐文

文立兄:遵囑傳上中國抗戰殉國將領名單。近十年前輯錄,當時有十來種渠道,皆有保存。來美後辦公室撤銷,電腦資料難尋,無法提供較充分的說明。權作參考。老康42

 

 

中國抗戰殉國將領總神位

重慶陪都文化研究中心

            抗戰巨卷國畫《浩氣長流·血肉長城》資料組整理

                                  2005年5月7日—5月30日  重慶  

 

         自1931年至1945年,中國與日本展開22次大型會戰,1,117次中型戰役,28,931次小型戰鬥。陸軍陣亡、負傷、失蹤3,211,419人,空軍陣亡4,321人,毀機2,468架,海軍艦艇毀損殆盡,幾近覆沒。21名上將、72名中將、167名少將為國捐軀。往復衝殺肉搏成仁者82人,身陷絕境自戕報國者25人,身陷囹圄氣節如虹視死如歸者14人。

         中國以其血肉長城,不僅捍衛中華錦繡河山社稷宗廟,而且維護世界公理人類文明,中國因此悉數廢除不平等條約,躋身世界反法西斯四強,參予始創聯合國,成為東亞自由、民主、文明與和平之偉大國邦。

         國於天地,必有與立。統計數字或可商榷,青史傳錄或將補正,甚而先烈碧血白骨亦會湮滅枯毀,惟天地浩氣,不曾瞬斷息絕。後世國人,循流溯源,冥冥中天佑中華之歸趨憑依,當知中華復興其來有自,中華使命悠遠博大莊嚴之寄寓托付,而知所感念,知所傳承,知所垂命。

上將 (21人)

佟麟閣(1892-1937)原名凌閣,字捷三,河北高陽縣人。陸軍第29軍中將副軍長。七月奉令於南苑、團河阻敵。時父病重,佟揮淚曰:“事急矣!此移孝作忠之時,吾不能將侍老父矣。”二十八日晨腿部中彈頭部炸傷殉國。國民政府追贈陸軍上將。年四十五。

趙登禹(1898-1937)字舜臣,山東荷澤縣人。陸軍第29軍132師中將師長。武藝高強,曾以長城抗戰喜峰口一役率大刀隊奇襲聞名。七月奉令由河北河間縣馳援北平南宛阻敵。七月二十八日於大紅門地區身中數彈殉國。葬盧溝橋畔。國民政府追贈陸軍上將。年三十九。

秦  霖(1900-1937)原名同觀,字松濤,廣西桂林人。廣西陸軍講武堂畢業。陸軍第7軍171師511旅少將旅長。十月二十三日奉令於蘊藻浜南岸一線阻敵。曰:“軍人持干戈以衛國家,臨難豈可苟安耶?”與敵肉搏殉國。國民政府追贈陸軍上將。年三十七。

郝夢麟(1898-1937)字錫九,河北槁城縣人。保定陸軍軍官學校六期。陸軍第9軍中將軍長。十月四日奉令出黔北上任中央兵團前敵總指揮。於忻口車站至南懷化鎮一線阻敵。十月十六日凌晨中彈殉國。葬武昌卓刀泉。國民政府追贈陸軍上將。年三十九。

饒國華(1894-1937)字弼臣,號退思,四川資陽人。陸軍第2軍145師中將師長。十一月二十三日奉令於浙江長興阻敵。絕命書曰:“決與城共存亡,上報國家培養之恩與各級長官愛護之意。”陣陷,焚廣德機場,自戕殉國。國民政府追贈陸軍上將。年四十三。

劉  湘(1890-1938)字甫澄,四川大邑人。四川陸軍講武堂畢業。陸軍第七戰區司令長官兼第23集團軍二級上將總司令。鏖戰於泗安、廣德戰場上。淞滬戰役失敗後,奉令守衛南京。反攻蕪湖戰役開始不久,三八年一月二十三日因病於漢口殉國。國民政府予以國葬,追贈一級上將。年四十八。

王銘章(1893-1938)字之中、之鐘,四川新都人。畢業四川陸軍軍官學校三期、陸軍大學。陸軍第22集團軍41軍122師中將師長。奉令於滕縣阻敵。三月十七日晨“決以死拼,以報國家”。巷戰中腹部中彈,舉槍自戕殉國。葬四川新都。國民政府追贈陸軍上將。年四十五。

馮安邦(1885-1938)字化民,又名景樹,山東無棣縣人。陸軍第2集團軍42軍中將軍長。繼三月台兒莊會戰之後,九月扼守大別山血戰五十余日,又轉戰鄂北襄樊、襄陽一帶。十一月三日遇敵機轟炸中彈殉國。葬襄陽南郊,國民政府追贈陸軍上將。年五十三。

蔣百里(1882-1938)字方震、字百裡,浙江海寧人。日本陸軍士官學校三期步兵科第一名畢業。曾留學德國。著名軍事理論家。著《孫子新釋》、《軍事常識》、《日本人》、《抗戰的基本觀念》、《速決與持久》、《國防論》。收入《蔣百裡先生全集》。三八年任代理陸軍大學中將校長,十一月於任上於廣西宜山因病殉國。國民政府追贈陸軍上將。年五十六。

陳安寶(1891-1939)字善夫,浙江黃岩縣橫街馬鄉村人。保定軍校三期。陸軍第32集團軍29軍中將軍長。五月奉令於南昌阻敵。五月六日敵我白刃格鬥死傷枕籍,身中敵機槍數彈殉國。葬黃岩橫街山崗,國民政府追贈陸軍上將。年四十八。

張谞行(1905-1939)字春生,浙江杭州人。畢業北京大學、保定軍校九期、陸軍大學十期、陸軍大學研究院。第一戰區司令部中將副參謀長。三月七日奉令執行公務時於西安遇敵轟炸窒息殉國。國民政府追贈陸軍上將。年三十四。

唐聚五(1892-1939)原名福隆,字甲洲,黑龍江雙城人。畢業東北陸軍講武堂。東北中將游擊總司令。五月奉令於河北遷安縣平台山擊敵。轉戰中負重傷,垂危之際曰:“團結所有抗日力量,挺進東北。”傷重殉國。國民政府追贈陸軍上將。年四十七。

廖  磊(1890-1939)初名夢祥,字燕農、元戎,別號伯符,廣西陸川人。保定陸軍學校二期畢業。國民革命軍第21集團軍總司令兼安徽省主席。參加淞滬會戰、徐州、武漢、隨棗會戰,奉令建立大別山抗日游擊根據地,任鄂豫皖邊區游擊總司令。三八年任安徽省府主席兼省保安司令。三九年於任上於安徽因腦溢血殉國。國民政府追贈追贈陸軍上將。年四十九。

張自忠(1891-1940)字藎忱,山東臨清人。畢業濟南法政學堂。陸軍第33集團軍中將加上將銜總司令。奉令於湖北宜城阻敵。五月十六日於南瓜店肉搏殉國。曾手諭:“只要我等能本此決心…我五千年歷史的民族,絕不至於亡於區區三島倭奴之手。為國家民族死之決心,海不清石不爛決不半點改變。願與諸弟共勉之。”葬重慶北碚梅花山。國民政府追贈陸軍上將。年四十九。

宋哲元(1885-1940年)字明軒,山東樂陵縣人。北洋陸軍隨營武備學堂畢業。國民革命軍陸軍第29軍軍長。三二年任軍事委員會北平分會委員兼察哈爾省政府主席。三三年獲喜峰口大捷而震動全國。因之《大刀進行曲》唱遍全國。三八年任一戰區上將副司令,不久染上肝病。於四0年辭職改任軍事委員會委員並回其夫人故鄉四川綿陽療養。四月五日病逝殉國。年五十五。

唐淮源(1884-1941)字佛川,雲南江川人。畢業雲南陸軍講武堂。陸軍第3軍中將軍長。五月奉令於夏縣境內阻敵。背水苦戰多日,曰:“誓與中條山共存亡!”戰至十二日所部彈盡援絕,唐拔槍自戕殉國。國民政府追贈陸軍上將。年五十七。

李家鈺(1890-1944)字其相,四川蒲江人。畢業四川陸軍軍官學堂。陸軍第36集團軍中將總司令兼47軍軍長。奉令任豫中會戰第一戰區後衛總指揮。誓言:“男兒欲報國恩重,死到疆場是善終。”五月二十一日於陝縣境內秦家坡中伏,頭腹中彈殉國。葬成都南郊。國民政府追贈陸軍上將。年五十四。

陳訓泳(1886-1944),字道培,福建閩縣人。福建船政學堂十六屆畢業。歷任海軍練習艦隊司令、馬尾要塞司令。海軍部中將常務次長。海軍總司令部參謀長兼海軍作戰教訓研究會主任委員。四四年卒於任上。國民政府追晉海軍上將。年五十八。

陳季良(1883-1945)原名陳世英,福建福州三坊七巷文儒坊人。南京江南水師學堂第四屆駕駛班畢業。曾留學英國。任職海軍第一艦司令、海軍部常務次長、海軍總司令部中將參謀長。負傷指揮江陰海空戰。四五年於重慶舊傷復發殉國。國民政府追贈海軍上將。年六十三。

方振武(1887-1945)字定中,黃岩縣中巷人。江南陸師學堂畢業。軍事委員會中將參議。是年三月,日軍發起豫南、鄂北戰役。任軍風紀巡視團主任委員,赴前線督戰。病重至西安,於十月病逝殉國。國民政府追贈陸軍上將。年五十八。

鄒  洪(1897—1945)名若虛(原名德寶),台灣芎林鄉鹿寮坑人,原籍廣東省五華縣華陽鄉。保定陸軍軍官學校八期。。陸軍第35集團軍中將副總司令、桂邊區指揮。三九年四月邑江會之役、六月潮汕之役,四一年奉令馳援長沙。四四年廣州日軍陷清遠,終予克復。四五年四月十六日於任所傷病殉國。國民政府追贈陸軍上將。年四十八。

中將 (72人)

黃梅興(1897-1937)字敬中,廣東梅縣人(一說廣東平遠縣人)。黃埔一期。陸軍第88師264旅少將旅長。奉令於江灣前線阻敵。八月十四日連克敵十數堡壘,下午三時許攻擊敵海軍陸戰隊司令部盤據之愛國女校時,被敵炮彈擊中殉國。國民政府追贈陸軍中將。年四十。

蔡炳炎(1902-1937)字潔宜,安徽合肥人。黃埔一期。陸軍第18軍67師201旅少將旅長。奉令於羅店阻敵。曰:“本旅將士誓與陣地共存亡,進生退死,不得畏避!吾輩有兩條路,敵生我死,我生敵死!”八月二十五日身中數彈殉國。國民政府追贈陸軍中將。年三十五。

龐漢楨(1899-1937)字胤宋,廣西靖西縣人。廣西陸軍講武堂畢業。陸軍第7軍170師510旅少將旅長。十月二十二日奉令於陳家行陣地阻敵。陣地幾易,與敵幾經衝殺奪回。二十三日下午中彈殉國。國民政府追贈陸軍中將。年三十八。

朱耀華(1891-1951)字強生,湖南長沙人。畢業保定軍官學校三期。陸軍第22軍18師中將師長。十月二十六日奉令堅守大場陣地。陣地幾易其手,死傷枕籍,全師將士傷亡殆盡,陣地失陷,遂舉槍自戕殉國。(重傷被救,於1951年土改後被槍斃。)

吳克仁(1894-1937)字靜山,滿族,黑龍江寧安縣人。保定軍校五期。陸軍第67軍中將軍長。轉戰於平津及平漢線等地。十一月初奉令死守松江縣城三天,掩護上海守軍撤退,九日完成任務,於突圍時中彈殉國。年四十三。

吳繼光(1903-1937)江蘇盱眙縣人。黃埔二期。陸軍第74軍58師174旅少將旅長。曾於羅店重創日軍。十一月初奉令赴青浦阻敵。血戰四晝夜繼而轉守白鶴港。戰至九日所部幾無,吳亦中彈殉國。國民政府追贈陸軍中將。年三十四。

夏國璋(1894-1937)字超然,廣西容縣人。畢業湖北法政大學、保定軍校九期。陸軍第7軍175師少將副師長。十一月二十一日奉令於太湖南岸吳興縣阻敵。掩護大軍撤退,肉搏中彈殉國。國民政府追贈陸軍中將。年四十三。

吳國璋( -1937)陸軍第75師中將副師長。奉令於上海阻敵。11月26日於浙江湖州與敵激戰時,中彈殉國。

姜玉楨(1893-1937)字連壁,山東荷澤人。畢業中央陸軍軍官高教班。陸軍第34軍66師196旅少將旅長。九月二十九日奉令死守崞縣原平七天。七日後,奉令再守三天。突圍時被炮彈擊斷一腿,又中一彈殉國。國民政府追贈陸軍中將。年四十四。

劉家麒(1894-1937)字錚磊,號錫侯,湖北武漢人。保定軍校、陸軍大學畢業。陸軍第9軍54師少將師長。奉令於中央主陣地南懷化鎮及關子村南高地阻敵。陣地數易,往復衝殺。十月十六日中彈殉國。葬武昌。國民政府追贈陸軍中將。年四十三。

蕭山令(1892-1937)字鐵儂,湖南益陽人。保定軍校三期。憲兵少將副司令兼警備司令。十一月底兵臨城下,再兼任首都警察廳長及南京市市長。十二月十二日城陷後,奉令掩護部隊渡江突圍時中彈殉國。國民政府追贈陸軍中將。年四十五。

高致嵩(1900-1937)字子晉,廣西岑溪人。黃埔三期。陸軍第72軍88師264旅少將旅長。上海淪陷後奉令退守南京雨花台。十二日拂曉激勵官兵“誓與陣地共存亡”,拼死抵抗,直至陣地全毀。高同全體將士殉國。國民政府追贈陸軍中將。年三十七。

鄭廷珍(1893-1937)河南柘城人。陸軍第25軍獨立5旅少將旅長。行前向母親發誓不打敗日軍誓不生還。奉令配屬第9軍開赴晉北前線阻敵。於忻口南懷化東北高地,與敵短兵相接。十月十六日激戰時中彈殉國。國民政府追贈陸軍中將。年四十四。

趙錫章(1901-1938)字勞三,河北河間人。畢業北京清河陸軍軍官預備學校、保定軍校九期。陸軍第19軍70師215旅少將旅長。奉令於陰縣阻敵。二月二十一日肉搏重傷。曰:“我之衣衾早已備安,此即我葬身之地,今日有死無生。”傷重殉國。葬山西石樓東部。國民政府追贈陸軍中將。年三十七。

呂曉韜(1893-1938)河北河間人。廬山軍官訓練團三期。陸軍第17軍84師501團少將團長。奉令於山西安澤縣阻敵。於寶盆村與敵遭遇。以寡敵眾,傷亡甚巨。四月十一日被敵機炸傷殉國。國民政府追贈陸軍中將。年四十五。

嚴家訓( —1938)雲南富民人。滇軍60軍少將團長。前雲南省主席龍雲的衛士大隊長。抗戰期間,堅決要求上前線。獲准。隨後不久在台兒莊大戰中陣亡。國民政府追贈陸軍中將。

張培梅(1885-1938)字鶴峰。崞縣人。畢業保定陸軍學堂。第二戰區中將執法總監。認為罰不嚴,賞不明,無顏再見軍中將士。2月25日中午給閻錫山寫告誡信後服毒自戕。年五十三。

劉震東(1893-1938)字曦洲,山東沂南人。畢業東北陸軍講武堂。第5戰區長官司令部高參兼第2路游擊少將司令。游擊武裝遍及膠東、蘇北、魯南、魯北,“游擊劉司令”威名遠震。二月二十八日奉令前往莒縣阻敵。中彈殉國。國民政府追贈陸軍中將。年四十五。

陳鐘書(1891-1938)字樹藩,雲南安寧縣人。陸軍第60軍183師543旅少將旅長。曾參加護國、護法運動。奉令出滇阻敵。四月二十四日下午於台兒莊與敵肉搏。激戰中炮彈片擊中頭面部殉國。國民政府追贈陸軍中將。年四十七。

周  元(1894-1938)字凱之,廣西寧明縣人,壯族。畢業中央陸軍軍官官學校南寧分校高級班。陸軍第48軍173師中將副師長。奉令於蒙城阻敵。五月九日拂曉彈盡援絕。除二十余名突圍外,周與全部將士殉國。葬蒙城。年四十四。

李必蕃(1892-1938)字子祺,湖南嘉禾人。保定軍校一期,陸軍第27軍23師少將師長。是年春奉令於山東鄆城至荷澤一帶阻敵。五月十四日與敵肉搏負傷,提筆遺言:“誤國之罪,死何足惜,願我同胞,努力殺敵。”自戕殉國。國民政府追贈陸軍中將。年四十六。

陳芝馨( -1938)廣東羅定人。中央軍校第4分校中將主任。十月六日於廣州三水馬口河,沉船殉國。

方叔洪(1906-1938)山東歷城人,畢業日本陸軍士官學校。陸軍第51軍114師中將師長。曾任十九路軍旅長。是年春奉令於魯南山地游擊,卓有戰績。率部參加台兒莊會戰,於六月魯南馮家場戰役中彈殉國。年三十二。

陳德馨(1904-1938)字惟吾,河南鄢陵人。陸軍第29師86旅少將旅長。奉令於武漢阻敵。九月於湖北黃梅鳳凰嶺激戰時中彈殉國。國民政府追贈陸軍中將。年三十四。

範  藎(1899-1938)原名孟聲,字致博,江西豐城淘沙後坊村人。畢業保定軍校八期、加武漢珞珈山將校訓練班。陸軍第198師少將副師長。奉令於武漢阻敵。九月於湖北黃陂中彈殉國。國民政府追贈陸軍中將。年三十九。

江  煌( -1938)安徽婺源人。日本士官學校七期。武漢行營政治部中將主任。奉令於武漢阻敵。10月於激戰時,中彈殉國。

朱炎暉(1901-1938)又名桂林,瑞安城關人。黃埔高教班三期。陸軍第94軍85師546旅少將旅長。奉令於湖北金牛區阻敵。時在病中,遂於擔架上指揮,十一月三日激戰時,中彈殉國。被日軍開棺鞭屍。國民政府追贈陸軍中將。年三十七。

謝升標(1903-1938)字若鵬。臨海市邵家渡人。畢業中央軍校三期、廬山軍官訓練團、中央防空學校。蘇、浙、皖少將游擊司令。二月奉令於江蘇宜興、安徽廣德鳳凰山擊敵。彈盡緩絕,肉搏殉國。國民政府追贈陸軍中將。年三十五。

劉桂五(1902-1938)字馨山,遼寧朝陽人。廬山軍官訓練團三期。陸軍騎兵第6師少將師長。四月二十二日於內蒙古達爾罕茂明安旗(百靈廟)阻敵。與敵千余人及裝甲車七十余輛遭遇,傷重殉國。葬西安。國民政府追贈陸軍中將。年三十六。

郁仁治(1905-1938)江蘇海門人。畢業上海大同大學、日本陸軍士官學校二十一期。山東一區行政督察專員兼少將軍事特派員。十一月二十七日奉令於肥城擊敵。突圍激戰時,中彈殉國。國民政府追贈陸軍中將。年三十三。

趙  侗(1911-1939)遼寧岫岩人。冀察邊區第1游擊縱隊司令。奉令從重慶北上抗日,至河北陳莊阻敵。三月八日遇突襲殉國。國民政府追贈陸軍中將。年二十八。

李國良(1896-1939)字兆彬,湖南長沙人。畢業日本陸軍士官學校。三九年任軍訓部輜重兵監兼天水行營中將處長。曾任國民革命軍17師少將副師長,輜重兵學校教育長,三六年加中將銜。三月七日奉令執行公務時於西安遇敵機轟炸中彈殉國。年四十三。

鐘  毅(1900-1940)字天任,廣西扶綏人。畢業師範學校、韶關講武堂二期。陸軍第84軍173師師長。奉令於湖北棗陽、宜昌一帶阻敵。五月九日僅四十余人。曰:“吾等身為軍人…當留一彈自戕,勿為敵得,遺羞華胄。”自戕殉國。葬廣西桂林。國民政府追贈陸軍中將。年四十。

戴民權(1892-1940)名正,字瑞甫,河南汝州人。陸軍第39軍中將副軍長兼第一戰區豫南第5游擊縱隊司令。五月奉令於河南遂平境內阻敵。激戰時中彈殉國。年四十八。

俞星槎( -1940)浙江東陽人。陸軍軍事委員會辦公廳高參室中將主任。於激戰時,中彈殉國。

鄭作民(1902-1940)湖南新田縣人。黃埔一期。陸軍第2軍少將副軍長兼9師師長。一月,奉令於貴州都均馳援南寧。行前遺囑:誓與敵血戰到底。二月三日於廣西昆侖關陣地突圍時,肉搏殉國。葬湖南南岳忠烈祠烈士公墓區。國民政府追贈陸軍中將。年三十八。

馬玉仁(1875-1940)原名日仁,字伯良,江蘇建湖人。三O年首任陸軍第16路軍部指揮兼27軍軍長。抗戰爆發後,於家鄉不惜毀家紓難組織抗日武裝任蘇魯戰區第1路抗日游擊總司令。一月三日於江蘇阜寧擊敵。中彈殉國。國民政府追贈陸軍中將。年六十五。

丁炳權(1899-1940)字御伯,湖北雲夢縣人。黃埔一期。陸軍第8軍197師中將師長兼長沙警備司令。奉令於江西武寧等地阻敵。於激戰中病逝。年四十一。

陳  烈(1903—1940)廣西柳城鳳山人。黃埔一期畢業。歷任國民革命軍陸軍第第92師師長、第54軍中將軍長等職。參加淞滬抗戰之後,四0年率部駐防廣西靖西一線。同年十月三十一日於任上病逝殉國。年三十六。

章亮基(1893-1941)字伯炎,湖南長沙人。保定陸軍軍官學校三期。陸軍第18軍中將副軍長、第9戰區中將軍法執行總監。四一年八月於江西宜春檢查抗日防護工程時,以身殉國。葬南岳忠烈祠。年四十八。

陳中柱(1906-1941)原名浪,又名斌,字退之,江蘇建湖人。黃埔六期。魯蘇皖邊區游擊第4縱隊少將司令。七月一日奉令於江蘇泰縣境內擊敵。激戰時中彈殉國。葬泰州市郊。國民政府追贈陸軍中將。年三十五。

朱鴻勛( -1941)遼寧人。畢業東北陸軍講武堂。陸軍第53軍少將副軍長。是年初奉令於湘西拒敵。轉戰途中遇敵機轟炸中彈殉國。國民政府追贈陸軍中將。

李翰卿(1895-1941)字墨林,河南範縣(一說山東濮縣)人。畢業福建隨營軍校、廬山軍官訓練團。陸軍第74軍57師少將指揮官。九月二十七日奉令於長沙北郊撈刀河拒敵。九月二十五日激戰時,中彈殉國。國民政府追贈陸軍中將。年四十六。

賴傳湘(1904-1941)字鎮之,江西南康人。黃埔四期、陸軍軍校高級班四期。陸軍第10軍190師少將副師長。九月奉令於長沙城拒敵。二十四日於長沙北郊金井雙方拼死廝殺,中彈殉國。國民政府追贈陸軍中將。年三十七歲。

王  竣(1902-1941)原名俊,字傑三,陝西蒲城縣東鄉繞堡人。畢業同州師範、黃埔三期。陸軍第80軍新編27師少將師長。五月九日奉令於運城東部之張店拒敵。激戰時中彈殉國。國民政府追贈陸軍中將。年三十九。

寸性奇(1895-1941)字念潔,雲南騰衝人。畢業雲南陸軍講武堂。陸軍第3軍12師少將師長。五月奉令於中條山阻敵。為解救軍長唐中將維源復殺入重圍。十三日與敵肉搏時胸中一彈右腿炸斷乃舉劍自戕殉國。國民政府追贈陸軍中將。年四十六。

金崇印(1890-1941)河北通縣人。陸軍第17軍少將參謀長。奉令於山西境內拒敵。五月於中條山區受傷被俘,任敵軟硬兼施,終威武不屈。七月十六日於絳縣橫水鎮被殺殉國。國民政府追贈陸軍中將。年五十一。

劉克信(1893-1941)字彰民,河北石家莊人。保定軍校六期。河北民軍總指揮部少將總參議兼參謀長。七月奉令於中條山阻敵。突圍與敵激戰時中彈殉國。國民政府追贈陸軍中將。年四十八。

石作衡(1905-1941)字子玉,山西渾源人。陸軍第43軍70師少將師長。九月奉令於中條山拒敵。血戰數日,白刃肉搏。被敵炮擊中。曰:“協同一致,親愛團結,以鐵血保衛祖國,完成復國大業,吾死亦無撼矣!”殉國。國民政府追贈陸軍中將。年三十六。

武士敏(1892-1941)字勉之,河北懷安人。畢業南京陸軍大學特別班。陸軍第98軍中將軍長。九月奉令於中條山阻敵。二十八日於沁水縣境內武親臨馬頭山前線,陣地數易。武三次負傷。二十九日突圍時頭部中彈與全軍將士殉國。年四十九。

邢清忠(1899-1941)乳名印、字良臣,嵩縣田湖街人。國民革命軍陸軍第15軍64師15軍64師中將師長。調防中條山垣曲、絳縣一帶,於絳縣前線與日軍呈膠著戰狀態。四一年春,肺結核病重,鑒於中條山戰事緊迫而拒絕治療。後,軍長強令赴洛就診,途經澠池,不治殉國。年四十二。

蔣志英(1902-1941)號志槎,字伯清,浙江諸暨縣人。黃埔軍校潮州分校一期。浙東沿海台州守備指揮部少將守備司令。奉令駐防浙江海門阻敵。四月十九日於海門西南率預備隊與敵肉搏,被敵刺穿胸部殉國。國民政府追贈陸軍中將。年三十九。

王風山(1906-1942)字鳴歧,山西五台縣人。太原學兵團(北方軍官學校一期)第四期畢業。陸軍第34軍暫編45師少將師長、代軍長。六月奉令於臨汾萬泉張甕村拒敵。軍長負傷後王代理軍長,親率預備隊反擊,身中數彈,腸流腹外,壯烈殉國。國民政府追贈陸軍中將。年三十六。

戴安瀾(1904-1942)號海歐,字衍功,安徽無為人。黃埔三期。陸軍第5軍200師少將師長。三月奉令赴緬拒敵。五月二十六日於緬甸北部之郎科中彈殉國。葬廣西全州湘山寺。國民政府追贈陸軍中將,並獲同盟軍頒發“懋績”勛章。年三十八。

朱世勤(1904-1942)字儉堂,山東單縣人。陸軍暫編第30師少將師長。奉令於單縣潘莊(一曰王寨)拒敵。五月四日激戰時中彈殉國。葬單縣城郊。國民政府追贈陸軍中將。年三十八。

常恩多(1885-1942)字獲三,海城西東三台子村人,滿族。東北陸軍講武堂畢業。陸軍第57軍軍111師中將師長。曾參加揚州戰役、台兒莊大戰、徐州戰役。42年8月4日因病殉國。年五十七。

王  賡(1895-1942)字受慶,江蘇無錫人。清華大學畢業、游學美國密西根大學、哥倫比亞大學、獲普林斯頓大學文學學士、一八年西點軍校畢業。兵工署昆明辦事處處長。曾作為稅務總團少將團長參戰“一·二八”滬戰。四二年作為政府赴美中將軍事代表成員,於開羅因舊疾猝發殉國。葬開羅市英軍公墓。西點軍校評價:“He was a credit to west point.”年四十七。

周  復(1901-1943)字旭人,江西臨川人。黃埔三期、先後入日本陸軍士官學校、日本明治大學學習。蘇魯戰區政治部中將主任。二月二十一日奉令於山東安丘城項山拒敵。數度衝殺幾易陣地,肉搏時中彈殉國。葬安丘近郊。年四十二。

黃維綱(1897-1943)字振三,號雨辰,河南項城市人。陸軍第59軍軍長。曾參加喜峰口戰役、項城沂河戰役、隨棗戰役、收復南陽。四三年三月三日於湖北南漳前線病逝殉國。國民政府追贈陸軍中將。年四十六。

彭士量(1904-1943)號秋湖,湖南瀏陽人。畢業湖北明德大學、黃埔四期、陸軍大學十一期。陸軍73軍暫編第5師少將師長。十一月奉令於石門拒敵。逆襲時中彈,曰:“大丈夫為國盡忠,為民族盡孝,此何恨焉!”傷重殉國。國民政府追贈陸軍中將。年三十九。

許國璋(1898-1943)字憲廷,四川成都人。陸軍第150師師長。十一月奉令於常德西北之太浮山拒敵。二十日晨重傷休克。部屬誤已陣亡,至移至沅江南岸。蘇醒急呼:“我是軍人,應戰死沙場,運我過河害了我!”舉槍自戕殉國。國民政府追贈陸軍中將。年四十五。

孫明瑾(1905-1943)號玉斬,江蘇宿遷縣人。黃埔六期、陸軍大學十四期、陸大研究院畢業。陸軍預備第10師少將師長。十一月奉令常德拒敵。十二月一日於趙家橋中數彈殉國。葬南岳忠烈祠公墓區。國民政府追贈陸軍中將。年三十八。

柴意新(1898-1943)字澤高,號若愚,四川南部人。黃埔畢業。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