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庆全:1986年研究生考试为何免考“政治”?

原载八十年代

八十年代由资深媒体人、《炎黄春秋》副总编徐庆全创办,与您分享对于激情燃烧的八十年代记忆。

 

1985年12月1日至5日,是全国研究生招生考试报名的日子。报名结束后,研究生考试信息公布,考试科目居然少了一门,而且这一门还是多少年来入学考试必须有的“政治”科目。

这可是我们社会主义考试制度“破题儿头一遭”;当然,后来的历史证明,至今也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一遭”。

这样的好消息,焉能不让我们备考人欣喜?此前的师兄师姐们,有多少人在“政治”这一科目上折戟沉沙怒焚考题抱憾终生?而我们这一届考生,居然有这样的好运气!

狂喜之后,同学们就议论,是谁做出了这样的决定?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决定?做出这样的决定的人,应该上“功德碑”。

那时的我们,对于中央高层的决策层面,也就是只能想象到部长这一级别。有同学说,做出这一决定的应该是教育部长,而我则坚信是中宣部部长。我的理由是,在中国,政治宣传都是归口中宣部的,“政治”科目也是宣传的一个内容,当然也是中宣部的“势力范围”;而且,教育部长和中宣部长虽然都是部长,但此部长和彼部长的权力和地位是完全不一样的,即使是教育部长作的决定,也必须经过中宣部长批准才行得通。我这一说,一干人都觉得有道理。

“可是,谁是中宣部长呢?”一位同学不经意的一问,倒真是把我们都问傻了,我们还真不知道中宣部长是谁。同学们说,要记住他,这是表达感念最好的方式!我自告奋勇地去查报纸。

一查报纸才知道,一个叫朱厚泽人已经就任中宣部部长五个多月了。说来真是惭愧,但也不怪我们。自1976年以来,朱厚泽的前任们,张平化、胡耀邦、王任重、邓力群,在现当代历史上都是有故事的人,而朱厚泽有什么?一个从贵州偏远山区来的人,即使报上宣布过对他的任命,也难以立时让学子们记住。但是,不管怎么说,通过查报纸,朱厚泽这个名字是刻在脑海的,当然还有那份想当然的深深的感念。

此后,我一直关注朱厚泽的行踪。知道他只当了一年多的中宣部部长——中共历史上任期最短的一位,后又任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1989年至2000年,他的名字从报端几近消失了。

仿佛是天意,2001年,我竟然有机会和他面对面地坐在一个会议室。而此时,我也因为对党史的兴趣而半路出家到这个研究领域时而赚点稿费,混口饭吃。随着对朱厚泽在历史中所扮演的角色的认识,对他也就出离感念进而至敬仰了。但一见面,带着1985年的记忆和感念,我冲口而出的依然是当年的疑问:“1986年,研究生入学为何免考政治科目?那可是我们大学四年最狂喜的一件事情啊!”

朱厚泽对我当年的感念多少有些惊讶,甚至有些意外,愣了半天才反应过来。他笑呵呵地说:“你还挺有心机的,这件事居然让你念念不忘。你也应该在历史这个行当里做事情。”

可是,谜底呢?

朱厚泽却并不急于揭晓谜底,而是讲起了当年的大势:1986年9月,中共十二届六中全会通过了由胡耀邦主持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决议摒弃此前“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提法。为什么摒弃?耀邦当年有四个解释:(一)共产主义思想的含义在不同的范畴中可以作不同的解释,“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的提法容易引起误解。什么叫共产主义?可以是指高级阶段的“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等等,这是一个范畴;可以是指科学共产主义思想,即马克思主义,这是另外一个范畴;可以是指共产主义精神,大公无私等等,又是另外一个范畴;此外还可以是指“劳动不讲定额,不计报酬”等等,那就是又一个范畴了。如此“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的提法,不容易搞得很准确、很周密,实际上是讲不清楚的。(二)共产主义思想作为全民范围精神文明建设的核心,同我们党的现行政策,特别是同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的经济政策不适合,在实际工作中必然会产生许多纠缠不清的问题。(三)要求全国不同的阶层和人群都用共产主义思想对待精神文明,事实上办不到。在我们的思想政治工作中,容易助长许多错误倾向的发生。(四)这个提法使台湾和广大华侨、爱国人士难以理解,增加不必要的疑虑,对统一祖国更加不利。

朱厚泽说,这个《决议》虽然是1986年9月公布的,但起草可是从1985年9月下旬开始的。起草小组是在耀邦的指导下进行的,我也参与了一些工作。据我所知,从一开始,耀邦就没有提到什么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当时,胡耀邦想搞一个好的意识形态文件,并用一种开明的方式来对待意识形态,管理意识形态,这就是“精神文明的决议”啊。

朱厚泽说到此处,我恍然大悟:当年,“政治”这门课程的教旨是“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既然在“决议”中这个“核心”已经被摒弃了,“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研究生考试科目再将“政治”列入,考试题目如何出?总不能把你的“三宽”作为名词解释来考吧?免考势所必然。

美杂志评选200年最有害的十本书《共产党宣言》居首

 

美国“人事 ”杂志(Human Events)邀请了15位保守派学者和公共政策领袖组成一个评委会,来评比19到20世纪世界“十本最有害的书”(Ten Most Harmful Books)。每个评委可以推荐一定数量的候选书目,然后给全体评委推荐的所有候选书目打分:一本书如果被一个评委列为第一名(最有害的书),得10分,第二名得9分,依此类推。实至名归,马克思和恩格斯合着的《共产党宣言》得了最高分,成为上两个世纪“最有害的一本书”。


1,《共产党宣言》(The Communist Manifesto)
作者:马克思、恩格斯;
出版时间:1848;
得分:74
点评:马克思和恩格斯分别于1818年和1820年出生于德国,是共产主义的精神教父。恩格斯起初是个左派富家公子:他继承了收入丰厚的撢智t,马克思人生的大部份靠他资助。1848年,二人合着了“GсD宣言”,作为他们所属的“共产国际”(Communist League)的行动纲领。GсD宣言把人类历史看作剥削人的有产者和受剥削的工人之间的阶级斗争,号召公认起来革命,从而消灭私有财产、家庭和国家,建立一个无产阶级的乌托邦(proletarian Utopia)。苏联(Soviet Union)这个“邪恶帝国”(Evil Empire)把GсD宣言付诸实践。


2,《我的奋斗》(德文:Mein Kampf,英文:My Struggle)
作者:希特勒
出版时间:1925-26;
得分:41
点评:我的奋斗(My Struggle)最初分成两个部分,分别发表于1925年和1926年。当时希特勒因为领导纳粹“褐衫党”(Brown Shirts)搞著名的“啤酒馆政变”(Beer Hall Putsch)而被投入监狱,那次行动旨在推翻巴伐利亚政府(Bavarian government)。希特勒在书里阐述了在德国实行种族主义(racist)、反犹主义(anti-Semitic)的构想,这个纳粹纲领直接导致了第二次世界大战(World War II)和对犹太人的大屠丄杀(Holocaust)。他设想通过大规模屠丄杀犹太人、对法国的战争、以及以后的对苏联的战争来为德国在东欧开辟“生存空间” (living room)。这本书开始并没有引起多少注意,但在希特勒上台之前已经很流行。据Simon Wiesenthal Center的资料,到纳粹德国战败的1945年,此书发行量高达1千万册。


3,《毛主席语录》(Quotations from Chairman Ma)
作者:毛丄泽东;
出版时间:1966;
得分:38
点评:毛丄泽东死于1976年,曾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二战期间和二战后担任红军的领袖,领导为争夺对中国的控制和反共的蒋介石部队进行的内战。 1949年内战获胜,他创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共产主义奴役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1966年他发表“毛主席语录”,又被称为“红宝书”(The Little Red Book),作为他发动的旨在把中国GсD和中国社会推回他设想的方向的“文化大革命”的一个工具。通过强制性配发,“毛主席语录”印刷了几十亿册。西方的左派被书中马克思主义的反美论调所倾倒。毛丄泽东写到,“结束帝国主义主要是美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压迫,是全世界人民的任务”。(对新华社记者的谈话,一九五八年九月二十九日,《毛丄泽东同志论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人民出版社版第三一页。译者注)


4,《金赛性学报告》(The Kinsey Report)
作者:金赛(Alfred Kinsey);
出版时间:1948;
得分:37
点评:金赛是印第安纳大学(Indiana U.)的动物学家(zoologist),他在1948年发表了论文“男性性行为”(Sexual Behavior in the Human Male)。五年以后,他又发表了“女性性行为”(Sexual Behavior in the Human Female)。这两个报告科学的曲解乱交(promiscuity)和性异常(deviancy)属于正常行为。当2004年一个关于金赛的电影上映时 “华盛顿时报”报导说:“1948年发表的金赛报告……震惊了美国,里面说美国男性在性行为上很狂放,按照上世纪40年代的法律,95%的男子都可以认为犯下了性侵犯(sexual offense)。金赛报告包括男孩性行为——甚至婴儿性行为——的记录,说37%的成年男子曾经有过至少一次同性性行为……这本1953年的书还包括四岁以下女童性行为的记录,建议说成年人和儿童之间的性行为可能是有益的。”


5,《民丄主主义与教育》(Democracy and Education)
作者:杜威(John Dewey);
出版时间:1916;
得分:36

点评:约翰.杜威(1859-1952),“进步论”哲学家(progressive philosopher),领导了美国生活的世俗人道主义(secular humanism)运动,曾任教于芝加哥大学(U. Chicago)和哥伦比亚大学()。他参与签署了“人道主义宣言”(Humanist Manifesto),反对传统宗教和道德的绝对性。在“民丄主主义与教育”一书里,他用华而不实含糊不清的散文体,他贬低重视传统品质发展和教授硬知识的学校教育,代之以鼓励讲授“思考技巧”(thinking skills)。他的观点极大的影响了美国教育的走向——特别是公立学校——帮助孕育了“克林顿一代”(Clinton generation)。


6,《资本论》(德文:Das Kapital,英文:Capital)
作者:马克思;
出版时间:1867-1894;
得分:31
点评:马克思生前只看到“资本论”这一大部头著作的第一卷得以出版,他的赞助人恩格斯编辑出版了马克思起草的另外两卷。资本论强行把资本主义套入毫不相称的马克思的历史唯物论中,把资本主义描绘成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丑陋阶段,资本家不可避免而且毫无道德的通过致富最低工资压榨工人,来获取最大利润。马克思的理论认为最终的结果就是全球无产者的大革命。他没能预知21世纪的美国:一个建立在资本主义和代议制政府基础上的自由富裕的社会,一个全世界都羡慕并且努力模仿的社会。


7,《女性的奥秘》(The Feminine Mystique)
作者:贝蒂.弗里丹(Betty Friedan);
出版时间:1963;
得分:30
点评:贝蒂.弗里丹生于1921年,她在“女性的奥秘”一书里贬低传统的“居家母亲”(stay-at-home motherhood),把那比作生活在“舒服的集中营”(a comfortable concentration camp)——那是一种使女性贬值并否认她们真正的自我实现的生活方式。她后来成为“全国女性组织”(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Women)的首任主席。她自己本来的职业很说明问题,她不是个“居家母亲”,而是一个左翼记者。正如David Horowitz为写的一篇关于Daniel Horowitz所著“弗里丹和女性的奥秘的制造”(Betty Friedan and the Making of the Feminine Mystique)一书的评论里说的(David Horowitz和Daniel Horowitz没有亲缘关系):作者(Daniel Horowitz。译者注)记录了“弗里丹从大学时代开始,直到她三十五岁左右,一直都是一个斯大林派马克思主义者(Stalinist Marxist),冷战期间埋伏在美国的第五纵队头头的政丄治密友,某个时期甚至是一个年轻的GсD物理学家的情人,那个物理学家和奥本海默(J. Robert Oppenheimer)一起为柏克利大学反射实验室的原丄子弹项目(atomic bomb projects in Berkeley’s radiation lab)工作。”


8,《实证主义哲学》(The Course of Positive Philosophy)
作者:孔德(Auguste Comte);
出版时间:1830-1842;
得分:28
点评:孔德出生于一个天主教保皇党家庭(royalist Catholic family),幸免于法国大革命,他被判了自己的政丄治和文化继承,在青少年时期就宣布“我自然而然的停止相信上帝”。后来,他在六卷本巨著“实证主义哲学”里首次介绍了“社会学”(sociology)这个词。他创立了一个理论认为人类意识已经发展到了超越“神学”(theology,相信上帝掌管这个宇宙的信仰)的阶段,通过“形而上学”(metaphysics,这里的定义是法国大革命所相信的没有上帝的、抽象意义上的“正义,rights”),达到“实证主义”(positivism)。那样人类自己通过科学发现,可以决定事物应该的走向。


9,《善恶之外》(Beyond Good and Evil)
作者:尼采;
出版时间:1886;
得分:28
点评:大学校园里潦草的涂鸦写道:“‘上帝死了’——尼采”,后面跟着的是“‘尼采死了’--上帝”。“上帝死了”(God is dead)最早出现在1882年出版的“同性恋科学”(The Gay Science)一书里,但它成了四年后出版的“善恶之外”一书的基本主题。尼采在书中指出人被不道德的“权力欲”(Will to Power)所驱动,“超人”(superior men)会横扫宗教激发的道德准则——他相信那和任何其它道德准则一样都是人造的——然后确立一套用来帮助他们统治世界的自己的道德法则。“生命的本质就是占有,伤害,压倒陌生人和弱者,压迫,严惩,被迫接受自己的样式,兼并,以及最温和的、至少也要攫取”,尼采写道。纳粹热爱尼采。


10,《就业、利息与货币的一般理论》(General Theory of Employment, Interest and Money)
作者: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
出版时间:1936;
得分:23

点评:凯恩斯属于英国精英——在依顿公学(Eton)和剑桥大学(Cambridge)接受教育——这个剑桥大学的自由派经济学教授在“大萧条” (Great Depression)期间写了“就业、利息与货币的一般理论”。这本书是不断膨胀的政府所采用的药方。当一个商业周期(business cycle)使某个行业面临萎缩的威胁、进而导致工作机会的萎缩时,凯恩斯认为政府应该增加预算赤字,借款花费来刺激经济活动。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曾采用了这个观念作为美国的国策。

 

泥塑《收租院》是中国艺术和艺术家之耻

 

2011年春,在民生银行和专家学者们的策划下,新中国美术经典:再现《收租院》”雕塑展在北京炎黄艺术馆展出。

在“新中国美术经典”光环里,刘文彩则是一个十恶不赦的吃人魔鬼,刘氏庄园成了血腥恐怖的人间地狱。在艺术“创造”的背后,却又遮蔽着一个个惨绝人寰的真实悲剧,它们上演了新中国一场场的政治劫难。刘文彩的二孙子刘世伟一家,因为家庭成份和“收租院”逃到4千公里外的新疆库尔勒上游公社独立大队落户,但最终逃不过《收租院》“牢记血泪仇”的宣传攻势,当地农民把他用绳索勒死,他的妻子和两个小孩(大的两岁,小的还在吃奶)被斧头劈死。这些,如同中央美术学院教授赵力在现场讲座中的所说:“《收租院》反映了从人们比较愚昧的状态,再到觉醒后感到怒火中生的状态,然后人们做出决定要革命的状态”。不错,《收租院》激发了人们怒火中烧,在阶级斗争的革命名义下,可以肆无忌惮地虐待、屠杀、侮辱地主反革命分子,类似“收租院”的“新中国文艺”经典作品所释放出的暴力能量,制造了一起起人间惨剧。阶级斗争中的暴力艺术,成功地塑造出类似刘文彩这一典型反面人物,使得更为残忍的、毫无人道的迫害运动变得完全合法化。广大群众在阶级斗争的恐惧、谎言暴力的洗脑作用下,为了不再吃“二遍苦”,疯狂地迫害所谓“阶级敌人”。可以说,文革是一种集体恐惧的“狂犬病”,人们疯狂地表决心忠于伟大领袖,积极响应政治运动,不择手段的诋毁他人,甚至发展到父子、兄弟、夫妻、师生之间彼此暗中告密、公开划清界限的人人自危地步。

文革结束后,有关《收租院》的创作真相陆续披露:为编造《收租院》,四川美院的艺术家们到民间去‘访贫问苦',他们走到安仁附近的虹桥村14组(原建兴村4组)先找到刘文彩的长工吕忠普,用阶级斗争的理论来启发他,让他说刘文彩的坏话,吕忠普却实话实说,说了许多刘文彩的好处,那些艺术家们不想听,生气地走了。他们又找到吕忠普对门的邻居谷能山,他也是刘文彩家的长工。四川美院的艺术家们一看到谷能山高大强健的身躯,对他那副壮实的形象产生了兴趣,艺术家们立刻围着他作起草图,准备把他树成反抗刘文彩剥削压迫的英雄,让他来出来诉苦会有很大的煽动性。艺术家们用革命理论来动员他出来诉苦,谷能山不愿意。谷能山斩钉截铁地说:你就是明天拉我去枪毙,我也说他(刘文彩)是个好人!这下艺术家翻脸了,他们很快叫民兵来把谷能山抓走。谷能山的儿子说:把我父亲像关劳改犯一样关起来,每天给他送饭去。另一个长工吕忠普的儿子吕宏林说:父亲吕忠普看到谷能山被抓走,吓得连夜步行到50公里外的大山深处的天宫庙煤矿里躲起来。这些四川美院的艺术家们如些恐怖,与他们自己编造的《收租院》里的打手狗腿子毫无二致。更可笑的是,由于谷能山坚持实话实说,没有顺从四川美院的艺术家们,这些艺术家就把谷能山充满正气的形象妖魔化,把他塑成刘文彩的帮凶。

安仁附近的韩场兰田社区16组18号的唐学成(90多岁的共产党员及复员军人),为人们还原了旧时代地主与佃农的相互依存关系,而不是阶级斗争中强调“你死我活”的压迫剥削。唐学成说:过去他家佃了刘文彩十余亩田,那年天干收成不好,牛又被土匪抢了,家里交不起租,收租的管事就把他带到安仁镇找刘文彩。唐学成的父亲才见到刘文彩,他向刘文彩下跪说今年牛被抢了交不起租,刘文彩把他扶起来说不要跪,有事站起来说,刘文彩说今年交不起就算了,就全免了,明年交明年的,没事。一句话就解决问题。唐学成的父亲转头走了两步,刘文彩问了一句,“你被抢的是头什么牛?”,回答“是头黄牛”,唐学成的父亲就回家了。没想到第三天刘文彩买了一头大黄牛叫手下的人牵到唐学成的家里送给了他。

对于懂得经营的地主而言,面对天灾荒年,地主与佃户是连带责任关系,这是地主之所以是地主的成功秘密。如果做不到这一点,既不能巩固财富而又成不了受人尊敬的地主乡绅。传统地主的家道败落,通常归于子孙后代的道德失败,其次是经营不善或兵荒马乱,道德威望地主阶层致富的重要资源。诚然,像刘文彩这样在四川具有举足轻重的大地主,没有军事、政治、黑社会的强大实力,积累那么大家业是难以想象的事情。刘文彩与弟弟刘文辉的一商一戎的经营互补,使刘家势力在四川如日中天。

刘文彩如果象《收租院》那样专门盘剥当地农民,就成不了四川境内的大地主。必须指出的是,大邑安仁出了刘家兄弟对本地人是非常沾光的,如安仁镇地势高、水源不足,刘文彩和刘文辉发动修建万成堰水利工程,不光需要人力财力,还需要刘文彩的一言九鼎。因此,当地人在正常时候都说刘文彩是“大好人”,决不是文艺家们“创造”的恶霸刘文彩。在国共战争最后阶段,即刘文辉起义的前夕,胡宗南入川清除刘文辉,刘氏家人在家乡人和地方武装的保护下才万无一失,若刘文彩像《收租院》里那样遭当地人的仇恨,结果便可想而知。

从土改到文革中,刘文彩的恶劣形象一步步提升,达到人间恶魔的地步。如文革中风光了10年的“冷妈妈”,她坐着专车,到部队、机关、学校、厂矿、农村作“忆苦思甜”报告,到水牢、“收租院”等处现身说法。据不完全统计,1977年之前,冷月英在省内省外所作的“忆苦思甜”报告近千场,听众则多达百万人次以上。安仁刘氏庄园陈列馆中,知名度最高、对时局影响最大的莫过于“水牢”。水牢解说词称:在刘文彩的佛堂侧近一个角落里,秘密修建了水牢。据说,修建水牢的工人在完工后全部被杀害了。究竟水牢里害死了多少人,很难估计。那时,这个人间地狱里灌满了水,尸骨堆积,冰冷刺骨。腥臭难当。牢里还有一个囚人的铁笼,上下四周密布铁刺和三角钉,被关进去站不能站,坐不能坐,真休想活命。省人民代表、劳动模范、共产党员冷月英是侥幸从水牢里活着出来的仅有的一个人。1954年元月,大邑县在县文化馆举办“农业合作化”展览,“典型化”地设计出冷月英“解放”前被地主刘文彩关在水牢受苦的惨景。刘文彩水牢就这样横空出世。刘文彩水牢在当地人里闻所未闻,引起极大轰动。1958年阶级斗争升温,便全盘照搬1954年制作的刘文彩水牢模型,并给本来空空如也的地下室灌上水,仿制了铁囚笼、三角钉等刑具,以及血水、血手印,然后向社会开放,以它无声的恐怖接待来自四面八方的观众。冷月英也开始由爱国模范劳动模范一变而为“阶级斗争活教材”,到处声讨刘文彩的滔天罪行。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思想解放大潮席卷中国,不可避免地也要席卷庄园陈列馆。在过去是神圣不可侵犯的陈列内容,现在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公开质疑。为此1981年开始,陈列馆派出专人,采访了70多名知情者,翻阅了大量文史、档案资料,对“水牢”刨根究底。经过一年多的奔波,水牢人证一个也没找到,物证同样不见踪影,始终查无实据,庄园陈列馆这才鼓起勇气,向主管部门送呈《关于“水牢”的报告》。内称“综合人们掌握的材料,可以初步肯定‘水牢’是缺乏根据的”。后来有记者找到冷月英,冷月英情急之下脱口而出:“你们追着我问什么?又不是我要那样讲的,是县委要我那样讲的,要问,你们问县委去!”1988年,四川省委宣传部、四川省文化厅终于下达了“水牢恢复为鸦片烟库原状”的复函。于是,地下室的水抽干了,铁笼搬走了。有关水牢的一切印记一下子消失得干干净净。

“收租院”研究者有关刘文彩的历史资料,包括对土改、大跃进、文革的历史研究,使得刘文彩及其“收租院”的历史真相逐渐清晰起来,它是违反社会发展规律的政治运动的集合产物,艺术谎言不过从中表演了一个道具角色而已。其实,从1950至1953年的土改中,便发动群众、划分阶级、没收地主土地财产,揭露封建地主阶级罪恶的批斗会便推而广之,并随意编造地主富农罪状。随着1953-1955年农业合作社运动的不断展开,贫下中农出现了抵制政府政策现象,打击镇压便在群众当中蔓延,造成无数的冤假错案。“收租院”和刘文彩的罪状在这种政治环境也随之加深。

《〈收租院〉真相》一文的作者刘小飞披露:《收租院》里那个交不起租而丢下自己吃奶的孩子和婆婆去给刘文彩喂奶的罗二娘,她在诉苦会上说她给刘文彩喂奶,刘文彩把她的奶头咬了,还说刘文彩要强暴她。这个在《收租院》里的被压迫罗二娘,1960年前后丈夫罗吉安饿死,小女儿饿死,大孙子饿死,大儿媳饿死,一共饿死了4口人。罗二娘的亲侄子罗大文告诉刘小飞:罗二娘从来就没进过刘文彩家的大门,她怎么会去给刘文彩喂奶?罗大文还说“解放”初罗二娘没这样讲,土改时也没这样讲,是“四清”运动时大邑县委组织部副部长朱宾康住在罗二娘家几个月以后罗二娘才这样讲的,朱部长为此还给了罗二娘一座公馆。

《收租院》系列雕塑作品的横空出世,显然离不开那个极权恐怖的特殊年代。极权政治、谎言艺术、饥荒死亡、阶级斗争是这一“新中国美术经典“的历史实质。

刘文彩家族来自安徽省徽州,清朝初年移民进入四川,迄今能够找到的宗亲有17代。刘文彩父亲刘公赞是晚清贡生(一种经考试升入京师国子监读书的学员),家境相当于富裕中农。刘公赞有六儿一女,长子刘文渊是个书生,曾考中秀才,后学习法律,担任四川省谘议局议员、省高等审判厅厅长。早年刘文渊曾在刘家祠堂设塾,为弟男子侄授课,所以他是最受刘家人尊重的。父母去世后,他被尊为族长。老二刘文运是农民,心眼很窄。1920年代中期6弟兄分家就起因于他。刘文彩与他很疏远。老三刘文昭素好老庄,“无欲无为”,颇具散仙风范,以裁缝为业,与世无争,性淡如水。刘文彩与刘文昭交情甚笃。老四刘文成早年经营烧酒坊,后来凭藉刘文辉的关系,当上了“机械修理厂”厂长,其实是个造币厂。造钱的人哪会缺钱花,于是他开银行,买房田,由于在成都房产很多,虽然富甲四方,刘文成却很吝啬。老五刘文彩生于1887年,死于1994年10月。刘家兄弟中最得意的当然是老么刘文辉。刘文辉生于1895年,从小聪颖过人,13岁冒充16岁报考成都陆军小学,考试时对试题一片茫然。但他并不着急,另发议论——“欲强国必先练兵,兵不强则不能御外侮,将兆瓜分之祸。……”虽然离题万里,但校长拍案称奇,特召面试,并当场破格录取。后保送西安陆军中学,继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

据刘家后裔回忆,刘文彩早年因家中孩子多,无钱上学,在家照看小弟文辉,两人感情笃深。后来开始卖烧酒。亦农亦商,离乡不离土,这段早年经历让他对下层隐情、江湖内幕一览无遗。刘文彩、刘文辉各有所长:一朝一野,一军一商,堪称珠联璧合,正因如此,刘氏家族的政治巨舰,才能出没狂风巨浪30年而不倒。

1917年刘文辉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毕业后,便回四川,投奔刘湘,开始了军人生涯。虽然没有直接在刘湘军中任职,但受到刘湘的推荐和多方面的关照。有刘湘的关照,再加上自己的突出才能,刘文辉一路官运亨通,仅3年时间就从上尉参谋、营长、团长一直升到川军第一混成旅旅长,成为四川军阀中的主要将领之一。但刘文辉与刘湘两人的政治意图不一样,刘文辉与蒋介石的矛盾由来已久,而刘湘当时则是支持蒋介石的。从1942年开始,刘文辉就与周恩来等中共官员接触,并不间断的收听中共电台。1949年9月,刘文辉计划发动兵变,但周恩来让他再等一等。一个月后,兵败的蒋介石亲临四川,打算死守西康。为了稳住蒋介石,刘文辉一面暗中调兵遣将,部署兵变;一面与蒋介石及其僚属酬酢言欢。1949年12月7日,刘文辉决定发动兵变。蒋介石闻讯大惊,从新津县机场飞往台湾。刘文辉公开投共,中共兵不血仞占领西康。刘文辉所部与解放军合并,刘文辉本人则被委任为四川省政协副主席。1959年,刘文辉调到北京任林业部长。刘文辉误以为中共既往不咎,没想到大地主的身份和《收租院》,却给刘氏家族其他人带来了灭顶之灾。1949年后,他再也没有回过老家,也从来不向任何人谈及自己的家庭,直到82岁在北京去世。

在大跃进和文革中,被迫捏造刘文彩的种种罪状,这一切在文革结束后全部揭穿,唯有当局不肯公开而全面的认错。最典型的有《收租院》中还有一个杀人霸产的故事:说刘文彩的狗腿子曹克明把3个正在田里栽秧的贫农打死在田里。这个故事编出来后官方强迫曹克明承认,不然就要吊打他。曹克明被迫“承认”了。当艺术家把这个故事塑好后,就把曹克明抓捕判了15年徒刑。邓小平上台后法院以量刑过重改判5年把他放了。他到县法院去申述,法院的办案人员对他说人们知道是冤案,知道是假的,但《收租院》不平反,我们就不敢给你平反。曹克明又到上级法院去申诉,上级法院也是同样态度。在1982年走投无路的曹克明到大邑县人民法院门口服毒自杀。死前,一再对儿子说:“你要为我伸冤啊!”

四川美术学院师生创作了《收租院》系列造型作品,它逼真写实的舞台语言,塑造了刘文彩这一吃人的魔鬼形象,其个人名誉遭到恶意的扭曲尚且不说,问题在于《收租院》制造了谎言所带来社会暴力,给许多无辜者带来了不肯承受的灾难。今次展出,本应该向世人公布它的谎言本质和历史罪行,还刘文彩以及家人一个真实的本来面貌。然而,在炎黄艺术馆展出过程到专家讲座,完全不提它所造成的人道后果,反而一再地讴歌它的历史地位和艺术成就。那些参与炮制《收租院》谎言艺术的当事人,洋洋自得地向人们炫耀他们的罪恶杰作。此外,还有理论家、批评家、策展人、专家教授,不惜笔墨口舌在赞美《收租院》这一充满暴力谎言的无耻经典。这一切表明,没有灵魂良知的艺术作品,在审美形式与技法表现的包装下,不仅能够欺骗世人的眼球,同时还是强权暴力的政治工具。

《收租院》作品的人物原型来自大邑安仁当地农民和刘文彩及其家人。然而,人物真实的背后则隐藏着与历史完全不符的巨大谎言。大凡了解传统中国的人都清楚,地主乡绅阶层虽然不是大善人,但他们是维护社会生产、治安秩序、公共事业、宗法制度的核心力量。不论发家致富的第一桶金子如何来的,但缺乏经营头脑、道德节制是难以成为富甲一方的地主。这与传统中国社会的宗法精神存在密切关系,没有道德号召力就不足以维持社会地位,更不能使财富持续增长。这一点,刘文彩与其时代大部分地主富绅不会有很大区别;如他个人出资2.5亿元(折合当时200多万美元)办了当时全四川师资设备最好的文彩中学,并捐出一千亩田作为学校公产;还修道路、修水利。这些善举证明了大地主刘文彩是极为注重个人威望,在道德行为方面不可能无所节制。

炮制《收租院》这一谎言作品,虽有土改、大跃进、阶级斗争和文化大革命诸多政治因素,但艺术家的主体罪责同样难逃。艺术追求真善美的起码伦理遭到赤裸裸践踏,文艺成了政治谎言、艺术暴力的肆虐工具。1965年四川美术学院教师赵树桐、王官乙以及一群美院学生接到上级指示,创作了这组充满谎言暴力的艺术作品。迄今为止,创作这组作品的大学教授和人民艺术家们没有一丝悔意,在他们的回忆和记述中只有“青春无悔”的辉煌岁月。然而,面对历史学家调研披露出的大量事实证据、大邑安仁当地人揭发当年被强迫捏造刘文彩罪状以及刘文彩后人一再的呼吁伸冤,《收租院》创作者们对自己的艺术犯罪行为始终避而不谈,却从不放过“再现辉煌”的作秀机会。这次展览是在民生银行商业推动和专家学者的配合下,再次上演了欺骗民众的历史谎言,表明政治阳谋和艺术暴力仍是中国上空挥之不去的幽魂。所以,《收租院》也就成为中国政治的耻辱经典。

因此,不要指望那些谎言家们的良心发现,转而主动忏悔和还历史一个真相,而只能靠每个中国人的觉醒意识,认清谎言与艺术暴力的危害性

比雾霾和于丹更可怕的是鲁豫

比雾霾更可怕的是于丹,比于丹更可怕的是鲁豫

今日见闻 布衣春秋

导语:面对雾霾,于丹选择了她最擅长的心灵鸡汤,她告诉大家,可以“关上门窗,尽量不让雾霾进到家里;打开空气净化器,尽量不让雾霾进到肺里;如果这都没用了,就只有凭自己的精神防护,不让雾霾进到心里”。

这种“不管世界多丑恶,我坚持心里美”的腔调,是最常见的心灵鸡汤模式。在这个模式里,有走心的小清新,有所谓的正能量,貌似很有哲理。

与以往一样,一些没有逻辑、没有常识的人沉溺在“正能量”里无法自拔,抱着在排泄物里挑饭粒的态度,于雾霾中探索“人生的真谛”。

好在清醒的人越来越多了,它体现在吐槽的数量上。这两年来,于丹闹了不少笑话,解读《论语》的大量硬伤自不必说,把《九阳真经》里的话安排给张大千更是搞笑,从此留下了“张大千,字无忌”的“典故”。针对于丹的吐槽也越来越多,或尖锐,或喜感,共同特点是都比心灵鸡汤更有逻辑。

面对雾霾版的心灵鸡汤,李承·鹏说于丹“浑身正能量、满血是鸡汤”。还有人以于丹的鸡汤式逻辑进行推断,表示“就算你强奸了我的身体,也强奸不了我的精神,污损我纯洁的心灵”,并得出“福慧双修,境界超卓,天上地下,唯你独贱”的结论,这比喻和结论都属话糙理不糙。

不过,在所有的吐槽里,我最喜欢王晓渔先生的说法:“于丹是升级版的雷锋,两位都是精神原子弹,起到精神维稳的作用……按照于丹的逻辑,对雾霾的抱怨、对这个时代的不满,都是因为你的内心不够平和,你的修养不够深入,你的灵魂不够开阔。”

王晓渔先生的说法并不新鲜,早在几年前,就有人认为于丹的解读《论语》之所以吃香,是因为其隐含的政治化需要。于丹的心灵鸡汤,打着“感恩”、“知足”旗号,本质却是让人麻木,并抹杀是非,它与鸡汤文中常见的“凡事在自己身上找问题”、“活着要感恩”等说法一脉相承。如果继续深究,则可以与“坏事变好事”这一当下流行的行事风格挂钩。

所谓“坏事变好事”,已经成为一种官场生态。工作中出了纰漏,就组织大家积极总结,甚至借机树典型,表示在这次失误中,某某同志头脑清醒、身先士卒,避免了更大损失。若是逢了灾难,更会成为大好机会,甚至成为掩饰矛盾和问题的工具。这种积弊体现在民间,往往就以“感恩”、“知足”的形态出现,成为一针麻醉剂。

我极度反感心灵鸡汤,原因正在于此。受心灵鸡汤荼毒的人们,往往笃信于丹一向推崇的忍让、感恩和逆来顺受,甚至会对各种维护自己基本权利权的行为表示不满,提出“政府也不容易”、“这样做没用”、“这样会把社会搞乱”之类的看法。

可是,这个世界早就告诉了我们,自由与幸福都不是凭空飞来的,更不是心灵鸡汤带来的。很多年前,龙应台就提出了“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的质问,可是,如今一些人却试图告诉你,这个世界的所有丑恶,还有你的各种悲观不满,都是你自己的心态有问题——哪怕,你连基本的呼吸新鲜空气的权利都失去了。

有人据此称于丹是“心灵恐怖分子”,称心灵鸡汤为“心灵砒霜”,绝不为过。就像于丹将《论语》中“民无信不立”的“信”曲解为信仰,然后提出“哪怕没饭吃,信仰也能让你强大”的论调一样,这次的雾霾版鸡汤同样充斥着浓郁的奴性味道,希望大家一边戴着口罩艰难呼吸,一边在雾霾中寻找幸福,就算找不到幸福,也别埋怨政府的不作为。

这种逻辑与“雾霾是对美国激光武器的最好防御”一说同样荒谬,都是不折不扣的精神胜利法。

这种荒谬曾经在极端年代里屡屡发生,无视现实、无视科学,更无视良知。比如大跃·进时代嚷嚷只要肯干就能亩产万斤甚至几十万斤,“文·革”集体癫狂时有“毛主席思想治好神经病”的“奇迹”,这些如今看来已成笑话的沉痛历史,其隐含的思维其实距离我们并不遥远,甚至成为巨大的阴影。

所以,警惕心灵鸡汤吧,它的美好和煽情背后从来都少不了政治化需要。那种陈腐的价值观,也与现代公民意识完全相悖。在雾霾面前,我们需要的是状告环保局、要求其履行治理大气污染职责的石家庄市民李贵欣,而不是鸡汤。

关于鲁豫有约

鲁豫采访过薄.瓜.瓜的幸福家庭之后 他的家庭就破裂了……

鲁豫采访过李双江的优秀育儿经验之后 他儿子就出事了……

鲁豫采访过李亚鹏的传奇爱情故事之后 他就离婚了……

鲁豫采访过文章这个负责任的丈夫和父亲之后,文章就出轨了
鲁豫采访过新时代好男人代表黄海波之后,他嫖娼了……

鲁豫采访了相恋11载的孔令辉、马苏后 他们就分道扬镳了

鲁豫采访了姚晨 姚晨马上就劈腿了

做人要低调!

否则,送你一本于丹的书!

再安排鲁豫采访你!

陆官场世说新语

【1】一个女干部深情地对儿子说:不要怪妈妈不告诉你爸爸是谁,其实我也不知道,因为领  导太多了。再有人问你这事,你就说,我是党的儿子!

【2】有位官员到歌厅唱歌,酒醉后与小姐开房。小姐怀孕后不肯堕胎,说:“你这么大官怕什么,孩子长大给他随便弄个官当当,还孝敬你。”书记沉思良久严肃地说:“这恐怕不好吧,这样下去,官场不都成婊子养的了!"

 【3】某地政府公布三公经费,畜牧局以最低开支被评为先进,其他单位前来取经。畜牧局长摆席宴请,酒过三巡吐露真经:一是将领导吃喝招待费列入饲料费;二是将领导车船汽油费列入种猪运输费;三是将领 导桑拿洗浴费列入猪崽清洁费;四是将领导歌舞厅开房娱乐费列入猪崽配种费!

【4】老师:小明,你长大了想做什么? 小明:想当个大官,起码要搞个几千万,再包个二奶,有什么好衣服好首饰都买给二奶,带着二奶开着私人小飞机满世界的兜圈度假。老师不知道怎么评价,只好装作若无其事的问下一位同学:小丽同学,你长大了想要做什么呢? 小丽:我想做小明的二奶。

 【5】医学院毕业生去医院应聘。院长问:“某人头上被蜜蜂蛰个包,怎么治?”毕业生甲:“很简单,在患处涂抹点消毒液就可以了。”院长摇头,毕业生甲退出。毕业生乙进,院长又问同样题,乙答:“至少要住院治疗一周,分别查血液,脑电图、心电图,彩超、核磁共振……”院长:“欢迎你来我院工作!”

 【6】小王去外地出差担心家中被盗,便在客厅桌上放了一百块钱,并给小偷留一纸条:您别费神了,我们家没钱,这一百块钱给您零花。隔壁他们家老公是发改委、老婆是财政局的,有钱而且被偷还不敢报案。出差回来,小王发现桌上的钱变成了两万!在他留给小偷的纸条的反面写着:这是给您的信息费,请笑纳!

【7】局长与女职员一起下乡采访,见农户有一窝小狗十分可爱,于是局长和女职员各要了一只。局长要的是公的,女职员要的是母的,局长想占女职员便宜,笑着说:“今晚一公一母就住一块吧。”女职员说:“可以啊,要是我那小狗怀上了,我就给别人说:“是局长那个狗日的”!

全国人大代表韩德云,连续7年提交官员财产申报公开提案,否决率达99%。他已当选两届全国人大代表,今年他再次提交要求官员财产公开提案,据说该提案一提出,全场立时鸦雀无声,代表们在无声中按下否决钮,否决率达竟99.99%!由此是否可以得出结论:官员腐 败率已达99.99%?

刘亚洲评毛邓

四川人邓小平

过宁强,“四川省境”的牌子扑面而来。我第一个念头便想到了邓小平。东方红,蜀地灵,中国出了个邓小平。或者说,亚洲出了个邓小平。他是距我最近的伟人。向南望,波浪一般的山峦汹涌而来。邓小平的家乡就在那一带。

最了解中国的是毛泽东。最了解世界的是邓小平。农民造反夺天下,非毛泽东不可。农民蜕变为非农民,非邓小平不可。毛泽东与邓小平最大的差别在于:邓去过西方,毛只去过苏联。遥想清末,留着小辫的邓小平赴法国勤工俭学。短短数年,既未勤工,也未俭学。台湾人说邓天天看足球,钻咖啡馆;中共党史说他狂热革命,两说皆过。只要踏上资本主义土地即可。法国几年,改变了他的一生。唯有一解:他看到了什么是富足。毛泽东只看到什么是贫穷。法国改变了邓小平,邓小平改变了中国。文明是无往不胜的。鸦片战争一声炮响,给中国带来屈辱的同时更带来了文明。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带来了无数左棍子。凡沐浴过西方文明的人,统统知道对错,有的只是假装不知道罢了。数遍中央大员,哪一家没有子女留洋?只有毛泽东。

铁的意志

四川人矮小,但有毅力,能吃苦。志愿军群英璀璨,四川人居多。黄继光、罗盛教、邱少云,俱是。邓小平身高不及一米六,却是一块钢铁。中共党内唯一没有做过检讨的人是陈云,但意志最坚强的是邓小平。邓小平做过检讨,他是为了达到自己目的而做的,饶是勇气盖天,更显坚强。1976年周恩来去世后,全国批邓。江青、张春桥在政治局围攻邓小平。整整一上午,邓小平端坐在那儿,闭着眼。散会时,他拂袖而去,说:“我耳朵聋,什么也听不见。”20世纪80年代初中英谈判,“铁娘子”撒切尔夫人挟马岛战胜之威,傲慢如牛,冷峻如铁,对邓小平说:“你若非要收回香港,那只能得到一座空城。”邓小平则冷峻如钢:“空城也要!”铁娘子走下人民大会堂台阶时,趔趄一跤。后来邓小平对布什说:“我们用一秒钟解决了香港问题,现在让我们用一分钟解决台湾问题吧。”气魄如宇宙。

罗瑞卿死后,邓小平提议耿飚任国防部长,遭到军中多数将领反对。几个元帅尤甚。邓小平淡淡地说:“好吧,开个会,大家畅所欲言。”会议在京西宾馆举行。邓小平参加。会上炮火连天。唇枪乱掷。耿飚如同躺在手术台上,被众人解剖个淋漓。邓小平一言不发,末了站起来:“都说完了吧?好,就这么定了,耿飚当国防部长。”扬长而去,丢下一堂目瞪口呆的大员。

西路军失败有两个重要原因:

①不谙地形、气候。大漠浩瀚,无依托。回回骑兵如狂飙。天极寒。红军多南方将士,不适应。

②民族仇恨。自清末回民大起义以来,回汉结下血海深仇。红军以阶级为纲。回回以民族划线。纵是赤贫的农民,杀起红军来毫不手软。1970年我野营拉练到宁夏,亲眼见揪出一隐藏多年的反革命:是一极穷苦的农民,当年曾亲手活埋过六十多红军伤病员。全军将士喋血黄沙,用年轻的生命为革命成功写下了残酷的注脚。董振堂牺牲在高台城下,头颅被割下,在城头示众。20世纪80年代初我见到照片,触目惊心。一名红军女护士长,被回回钉在大树上,剖腹挖心。绅士围坐一团,饮酒。女红军雪白的裸体直到今天仍刺目。殷红的血直到今天仍流淌。

岳父不能看有关西路军的书籍和影视作品。那惨烈的情景一直噬着他的心。他曾对我讲:“石窝分兵时,我和李特、徐帅在山坡上开会,点着篝火,往下一看,真惨哪!密密麻麻,全是红军的尸体。”岳父语调尚平静,我心却悸动了。鼻翅发酸。1992年6月,岳父去世前某日,他说:“昨天夜里我梦见妈妈了。”我敢打赌那些天他曾梦回河西。年轻的孙玉清、熊厚发微笑着迎接他。还有那美丽的女护士长,依然白皙,莞尔一笑,飘然去了。钉死她的那棵大树现在仍屹立在张掖县委大院里,自她的鲜血浸入之后,树就枯死了。

近代中国两次走到悬崖边

9月6日,从日喀则返回拉萨。途中,我攀登雅鲁藏布江畔的柔启山。登上海拔4700米的顶峰,我俯瞰西藏大地。山很新鲜。江河饱满。太阳很近。长安很远。雪映蓝天雪更艳。好河山!我一寸一寸地苦恋着祖国的土地。我珍惜今天所拥有的。我痛惜昨天失去的。

岳父曾道:“毛主席什么都好,只有一件事做得不对:同意把外蒙古割出去。”我永远记住了岳父的话。一个国家强大,首先要有辽阔的版图。祖宗挣下这份家业,子孙没出息,守成不足,败家有余。到我们这一代,应龙行虎步,不勒燕然非好汉。我像江总书记一样把忧虑的目光投向东南。那个小岛在呐喊。一个民族在内战。再往东方看,那是美国。在美国上空,云成五彩,呈龙虎状。我暗暗心惊:“那不是古人讲的‘天子气’么?”美国人就要统治世界了。美国人深知,阻止一国崛起,最要紧的就是肢解它的版图。二次大战后它肢解了德国。英国曾肢解印度。冷战结束后它肢解苏联。现在又将南斯拉夫分尸。俄罗斯已死。美国对中国开刀。大陆和台湾都是美国全球棋盘中的棋子。

小小台湾,有可能改变世界历史进程。若我对台用兵,正中美国奸计。台湾回不来,西藏再出去。近代中国曾两次面临被肢解的境地,第一次是1840年由英国人发端,至1900年八国联军收尾,中国体无完肤。恰在此时,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欧洲列强纷纷参战,中国获得了宝贵的喘息时机。就在这段时间里,主宰中国二十世纪的两个政党——国民党与共产党相继出生。

第二次是从1895年到1945年五十年间,日本侵华。台湾先失,东北再失。“七七事变”后,中国大凶。这时日本犯了两个错误:发动太平洋战争,唤醒了美国这只沉睡的雄狮,此其一。日本原是循忽必烈灭宋的路线进攻中国的:由北向南,先取四川,把蒋介石逼到东南沿海。国民党吸取历史教训,倾全国之力发动松沪会战,竟使日本改变战略,变由北向南为由东向西进攻。蒋介石得以退守四川,倚天险,倚美援,也倚苏联,论持久战。如果日本军部不被胜利冲昏头脑,把战争严格限制于北纬三十度以北的东北亚地区,中国今天的版图难以想象。此其二。历史可一可二不可三。命运不会永远关照中国。

江西

毛泽东历来重视江西。他把此地视作他的后院。“文化大革命”前他特意来赣汲取营养和力量不算,还把他的警卫员程世清派到江西当诸侯。程世清是毛主席的警卫员,忠心耿耿。我在小学时就读过他的文章《跟随毛主席长征》。字里行间是煮沸的热血。我猜想毛泽东把邓小平发配到江西也是让程世清看紧他呢。程世清也确实这么做了。程世清是“江西王”,坏事做尽。1969年,毛泽东把芒果送给工宣队,各地蓬勃掀起迎芒果高潮。当然是假的,用蜡制作。爸爸时任宝鸡市革命委员会主任,亲往火车站迎芒果,小心翼翼地捧着走过十里长街。两旁是市民。一个个脸红得跟猴腚似的。在一团忠君的氛围中我偷偷地想:一个假玩意,如此兴师,不值。我敢打赌与我同思的人不在少数。而在江西则出了问题。程世清像爸爸一样捧着假芒果独行,路过贫下中农队伍时,一个青年农民突然以当地官话叫道:“假的呗!是个假家伙么!”犹如一颗炸弹投进人群。万人一片死寂。整个南昌城都吓得发抖。立即有几个解放军战士冲上去,把青年农民绑走。几天后,该农民被以反革命煽动罪处以死刑。听到这个故事,已是十年之后了。我所在的部队里一个江西籍的排长亲口告我。当时我俩在擦枪。讲毕,他眼睛微微发红,见我察觉,低下头去摆弄子弹。我看见一颗大大的泪珠滴在子弹上。我登时怀疑他与那个被杀农民的关系。俄倾,他拨出一颗子弹,用开玩笑的口吻说:“这一颗给王洪文。”拨出第二颗:“这颗给张春桥。”第三颗:“给江青。”他一直拨出九颗子弹,全给了当时最靠前的国家领导人。最后的一颗他明确说:“给程世清。”我的心不跳了。

三官阁过街楼

在三官阁过街楼左近,有一幅“文化大革命”时期画的毛泽东像。毛泽东着绿军装。红五星、红领章至今保留着血一样的颜色。毛泽东微笑着挥手,不知想把中国人民引向何方。因此地位于门头沟山区,偏僻,此画得以保留下来。我和胖胖驻足,凝视。我脑子里倒海翻江。毛泽东一生以反封建为己任,结果自己深陷在封建的泥淖中不能自救。他甚至扩大了这泥淖。他是有病的。什么病?“东方病”,又叫“亚洲病”。

亚洲病的根本特征就是专制主义。反映到领袖身上就是终身制和世袭制。领袖只要有一口气,就要把印把子握到底。老太阳落,小太阳起。印度尼赫鲁死了,就必须由他女儿英迪拉•甘地接班才行。甘地死了,轮到儿子拉吉夫•甘地。儿子又死了,又轮到儿子的妻子。北朝鲜金日成曾在他的“语录”中肉麻地夸奖儿子:“金正日同志是人民卓越的领导者。”金日成是五千年出一个。金正日是一万年出一个。在中国,蒋介石把宝座留给了儿子。在亚洲,凡个人终身独裁者,只要有条件,没有不走这条路的。令人兴奋的是,亚洲病开始向非洲和拉丁美洲侵袭。纵是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日本、南朝鲜,政权民选,大公司大集团仍是家族作坊。这一切的根子不在专权者,而在人民。什么样的人民选择什么样的制度。而什么样的制度又培养出什么样的人民。一个作家说:“文化大革命”与其说是“人民公仆”兴起的造神运动,不如说是“人民公神”发动的造奴运动。人民深信“从此站起来了”,却唱着“万寿无疆”跪下去。在官场,必言:“大人栽培”;在民间,常曰:“小的不敢”。一部中国现代史,翻来翻去就是两个字:无耻。要敬许多菩萨,可怕;如果只敬一位菩萨,更可怕;一旦敬了一位菩萨,便不许再敬其他任何菩萨,那就十分可怕。

北京建筑充满了“皇城根儿意识”。

陈希同曾指示:北京建筑要发扬“古都风貌”,于是,不设计成大屋顶的建筑,一概不批。细细一想,“大屋顶”是什么?宫殿嘛。老百姓自古盖房子就盖不起大屋顶。用古代话说,北京人离皇帝近,“天子脚下皆顺民”;用现代话说,北京人离权力近,有“中心感”。北京人思考问题动辄以全国为视野,那份指点江山的气派常常令外地人汗颜。事实上这是自古以来的天朝心态一直未曾泯灭。反映到盖房子上就是拼命追求宫殿化,甚至连公共厕所也用琉璃瓦砌顶。北京的中心是故宫。现代北京是座放大了的故宫。皇帝没有了,故宫照样生存。故宫是面镜子。北京也是面镜子。它把历史上的咸阳、西安、洛阳、开封,全都浓缩到了一起。中国的大本营搬来搬去,可中国人却没怎么变。就像蜂群一样,总是嗡嗡地围着蜂王转。我还有一个发现:故宫很像陵墓。其实中国所有帝王的宫殿和他们的陵墓都是同时建造的。西方人把天国虚置于天上,东方人则把天国实埋于地下。因此东方许多最伟大的建筑都是陵墓,如埃及的金字塔、印度的泰姬陵、中国的十三陵。陈希同的“古都风貌”渴望盖宫殿,殊不知在今天营造的却是一座座大坟墓。越辉煌就越像坟墓。越像坟墓就越辉煌。北京的建筑是我们这一代人的耻辱。

没有文化

罗丹评述巴黎圣母院时说:整个法国就凝聚在这座大教堂里。吴冠中说:“我们每想到一个城市,脑子里首先冒出来的形象就是它的建筑。”今天北京整个城市就像满嘴镶了金牙的小商人,虽然金光闪闪,但一脸的没文化。我多次去巴黎。我住在北京。我在反复比较了两座城市的建筑之后悟出一个道理:巴黎的建筑是由艺术家设计的,北京的建筑是房地产开发商设计的。艺术家要的是美。地产开发商要的是钱。艺术家追求永恒。开发商只顾眼前。建筑是文化的折射。人类的全部思想都会在一砖一瓦上体现出来。古希腊文明如果没有古希腊建筑作陪衬,一部希腊史就像要坍塌的样子。陈希同会说:“东西方不同。我们学不了西方。”那让我们回到东方。日本和中国香港同属东方,日本的建筑比中国香港的好,可我们偏偏学香港。而且学的还是它最坏的。吴冠中说:中环广场怎么样?王府井的东方广场偏要做成那个样。这样一来不是香港回归中国,而是中国回归香港。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曾在天安门城楼上豪情万丈地说:“将来从这里望出去,一片森林般的烟囱,那么多好。”一位中央领导才说:“老北京原来连一根火柴都造不了。”这句话荒谬到极点。北京需要能造火柴干什么?巴黎也许不能造火柴,它难道就不是巴黎吗?中国人首创了把白瓷砖贴到建筑物外墙的做法,外国人还以为是把厕所的瓷砖贴反了呢。言下之意,这些建筑物都是厕所。因为没有文化,北京马路越修越广,塔楼越盖越高,车流越来越旺,四合院越来越少。天空越来越灰,日子越来越“黄”。我认为:北京现在是世界上最不适合居住的地方。我有四句评价:树种树死,水流水枯,鸟飞鸟尽,人住人亡。北京一位出租车司机的观点十分犀利。他指着东一堆、西一撮,毫无规则、毫无章法的丑陋的北京建筑咬牙切齿地说:“八国联军烧了圆明园,可陈希同生生把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北京城弄没了。比帝国主义还可恶!”法国建筑大师安德鲁设计的中国歌剧院是个闪闪发亮的大鸭蛋,一屁股坐在故宫、天安门和人民大会堂的旁边。反对者众。有些中国建筑师甚至如丧考妣。我倒觉得这个设计很棒。设计本身尚属次要,关键是他的创意。安德鲁说:“中国人二十年后才能接受我这个未来派的设计。”

宏庙胡同

这条胡同离中南海很近。尽是破烂民房。百姓们居住条件虽差,但生活一日滋润一日。房屋赛狗窝,可出了门,一个个却衣着光鲜。正是晚饭时分,从各个院落里飘出来的菜香凝固在空气中。我们看见一个妇女将半锅白生生的大米饭倒进垃圾桶。我乍舌:“淫佚至此!”从一间民房走过,看见一个背着书包、扎两支小辫、十多岁的女孩子蹦蹦跳跳而来,未进门就大声问:“妈,今晚吃啥?”屋中传出妈妈的声音:“饺子。”小女孩倚门而立,脸上立即改变成一副恶毒的模样,狠狠地说:“又吃饺子呀!”宛如让她吃毒药一样。我如受剑刺。饺子是什么?那是几千年中国人的单相思。过年才能吃饺子。几个月前孩子就频频梦见它。至今我仍视饺子为精品,岂知在新一代主人翁眼中竟弃如敝屣。我不由得想起“大跃进”时中国遍地饿殍的惨象。农村死了人,埋葬以后必须要派人昼夜守候,否则立即就会被饥饿的人们挖出来吃掉。岳父到河南走了一趟,深谙民情,不停地讲坏事。有一天,毛泽东把他叫去。岳父走进毛泽东的卧室,毛泽东正懒散地躺在床上看书,说:“李先念,你是杞国人。”岳父不语。毛泽东接着问:“知道这个意思吗?”岳父答:“知道。开封西边有个杞县。”毛泽东说:“看来你读了不少书。”岳父说:“太原只够三天的粮食了。”毛泽东脸色沉下来,问:“送救济粮了么?”岳父答:“送了。可运粮车到阳泉又掉头开往济南了。”毛泽东问:“为什么?”岳父答:“济南只有一天的粮了。”毛泽东挥挥手叫岳父走了。那些日子,中南海仍举办舞会。岳父对我说:“文工团的姑娘瘦得皮包骨头,可还得装出精神的样子,陪老人家跳。”一次,毛泽东拉岳父陪跳。岳父忍不住叹息:“多好的人民啊。”毛泽东听到后一怔:“为什么?”岳父说:“你叫姑娘们把鞋都脱下来。”毛泽东道:“按李先念副总理的圣旨办。”姑娘们脱下鞋,脚都浮肿了。一按一个坑,半天起不来。毛泽东黯然,说:“以后你们都别来跳舞了。”姑娘们却说:“我们都想来。”毛泽东问:“为什么?”姑娘们答:“来跳舞,至少管一顿饭。”

豆腐池胡同

豆腐池胡同15号原是杨开慧父亲的故居,毛泽东年轻时曾在此居住。胖胖走近那扇斑驳的大门,于是也走进历史,叩门:“毛泽东在家吗?”一个多甲子前,此情景必然发生过。那时的毛泽东,是个满口湖南话的愣头小伙子。是木,不秀于林;是锥,未刺破口袋。他来到北京求学,学不成;谋事,事不就。教授们看不起他,同学们揶揄他。毛泽东一生不满知识分子,说:“知识越多越反动。”“文化大革命”中,知识分子遭受的摧残超过历代王朝。毛泽东心中不满的种子就是当时在北京种下的。他曾在北京图书馆当管理员,没干几天便被开除。蔡元培写信给一位姓蒋的老师:“毛泽东没饭吃,你给他找个差事,每月五块大洋就够了。”五块大洋便可支撑一个月,其困苦程度,可想而知。1949年,共产党大胜,毛泽东作为真命天子入主紫禁城。他在中南海下榻的第一个晚上,从床上失踪了。江青到处找他,竟发现他躺在客厅的地板上。月光透过窗棂将水银般的光芒洒在地上。他的眼睛在黑暗中熠熠发光。江青在他身边躺下去,温存地问:“老板,你在想什么呢?”毛泽东说:“我在想当年我在北平求学时的事情。那时我们八个湖南同乡住一间小屋子,晚上睡觉时,八人挤一张床,丝毫动弹不得。要翻身,都要事先通知身边的人。”

礼王府(西皇城根南街九号)

1976年唐山大地震,中南海古建筑有些微损,中办遂抓住这个机会大兴土木。岳父本不愿拆他所居住的摄政王府,一再嘱咐:“能修修补补就不要推倒重建。”岳父搬到西皇城根南街九号,中办立即把摄政王府夷为平地。岳父甚恼。后来他迟迟不愿搬回中南海,这也是原因之一。后来华国锋看中了西皇城根南街九号,想搬来,于是一个劲游说岳父搬回中南海。华说:“除了九号,我哪儿也不去。”岳父不愿搬,后经邓小平亲自拍板,才乔迁。华国锋搬进了西皇城根南街九号,直到今天他还住在那里。岳父搬回中南海后,岳母留下这几幢厢房做仓库。岳母开辟了其中一个套间作为书房。我当时在空军创作组工作,不用上班。我有一毛病:写东西必置身于艰苦环境中,豪华安逸的房间不出作品。每天早晨,我骑车来到这里,一坐就是一天。中午由宋兴东从食堂打饭送来。《广场》就诞生在这间房里。华国锋已搬进来,此房后面的空地就是他散步处。我在屋里常能听见前中共主席那橐橐的脚步声。脚步声很稳定,很沉着,我纳闷:这么稳定的步伐怎么还会跌倒呢?华国锋是山西交城人。交城、清徐一带的人有种植葡萄的传统。华国锋弄了几株葡萄伺候着。他把治党治国的精力转移到治理葡萄上来。那几株葡萄被他养得坚实饱满,着实可人。葡萄下立着哨兵,既监视葡萄也监视华国锋。某日早晨,我听见华国锋训斥哨兵:“我的葡萄怎么少了三颗?是不是你昨晚上偷吃了?”哨兵嗫嚅着承认:“是我偷吃了,首长。”我大惊,原来华国锋对葡萄的粒数还心知肚明!

礼王府(二)

1974年,在武汉大学图书馆旁的小松林中,我对小林说:“毛主席迟早会把江青抓起来,她干的坏事太多了。”李小林连忙用手捂我的嘴,说:“不许这么议论。”1976年9月,毛泽东撒手人寰。我把黑袖章戴了整整一个月。看见手臂上的黑袖章,我老挥不去那种感觉:它是“联动”的红袖章。1976年10月9日,我到北京看小林,她见我还戴着黑袖章,说:“还戴它干吗?扯下来算了。”“为什么?”“江青他们被抓起来了。”我大喜,却抑制住狂喜,问:“谁抓的?”“我爸爸和叶老帅。”

我了解的情况如下:最早启动这件事的人是华国锋。毛泽东去世才几天,他先到西皇城根九号来找李先念,说:“江青他们几个要闹事,你看怎么办?”李先念对华国锋不了解,不免警惕,反问:“你说怎么办?”华国锋说:“今天我来,主要是想听听你的意见。”先念沉吟道:“那就开全会吧。”华国锋斩钉截铁地说:“不行,要抓人!”李先念一拍大腿:“嗨,你说到我心里去啦!”

二人商定:华国锋去找汪东兴,抓住8341部队。李先念去找叶剑英,抓住全军。叶剑英时住西山,李先念去看望。二人进客厅,打开收音机,宛如地下党接头般地密谈。议毕,李先念说:华主席还有一层意思:事体机密,“四人帮”爪牙遍京城,找完汪、叶后即请他们自行布置,不必再串联。叶剑英频频点头。李先念前脚走,叶剑英后脚就去找华国锋再次商议。叶剑英在华国锋处得到肯定后,迅即动作,将京畿地区部队部署停当。李先念则依计向一些可靠的老同志“吹毛毛雨”。那些不眠之夜,外松内紧。李先念的护士小闻是上海人,长得极美,是王洪文推荐来。岳父曾问徐桂宝:“小闻可靠否?要不要把她看起来?”徐桂宝沉吟良久:“我看她是可靠的。”华、叶、李、汪这面摩拳擦掌,“四人帮”那厢则麻木不仁,沉浸在平和的气氛中。决定性的时刻来到了。

10月6日,汪东兴在中南海怀仁堂布下重兵,由华国锋亲自通知“四人帮”来开会。他们像企鹅般地呆头呆脑地依次而来,被逮个正着。怀仁堂里只有华国锋和叶剑英二人。面容肃穆。华国锋拿着一张纸宣布“罪状”,解放军随即动手。王洪文企图反抗,动作激烈,但被士兵们推搡几下后便老实了。张春桥一进怀仁堂就明白大势已去,一言不发。从那一刻起到今天,二十年他再未开口,据说声带已彻底坏了。姚文元则熊包多了,一看阵势不对,喊了几声警卫员,不见回音,连忙说:“我有罪,我有罪。”他连怀仁堂都没进去被押走。江青则是在二○二被捕获的。这四个人被押进汽车,绕中南海一圈后又返回,就关押在怀仁堂的地下室里,直到全国局势稳定后才送往秦城。华国锋怀仁堂得手后,李先念驱车前往玉泉山。旧的一页翻过去了,新时代真的开始了。在距离国务院九号院约三公里的宽街的一座院落里,一个矮小的老人咝咝地抽烟。叶剑英派叶选宁把“四人帮”被抓的消息告诉他,他毫不动容,只淡淡说了一句:“看来我可以安度晚年了。”

中南海小礼堂

紧挨勤政殿,与第四会议室一路之隔。原来主要功能是放电影。从毛主席开始,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只有两个嗜好:跳舞与看电影。“文革”中跳舞之风被禁,于是就改成单一看电影了。那时从香港进来的片子叫“过路片”,意即路过一下便走。到岳父家做客,最豪华的招待就是晚上看电影了。我平生看的第一部武打片《女拳师》,就是在九号小礼堂看的。毛泽东“文革”中就在这座小礼堂看电影,岳父也是。那时红卫兵攻击岳父是“大叛徒”,大字报在北门和西北门铺天盖地。晚上看电影时,毛主席一见岳父走进,就拍着自己身边的座位说:“先念呀,坐到我这儿来,我就喜欢你这样的大叛徒!”

中南海西北门

中南海西北门是我们出入最多的门。此门为中南海不甚重要的一个门,出此门向南,是大西门,那是最重要的门,毛泽东、邓小平、刘少奇过去都出入此门。去怀仁堂、丰泽园也出入此门。毛主席唯一一次单独走出中南海,就是通过此门。那是“文化大革命”中期,一天傍晚,毛泽东谁也不告诉,一个人走出大西门。在灵境胡同附近,被群众认出来。人们狂热地涌上来,簇着他高呼:“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据后来目击者说,毛泽东不为所动,眼睛眯虚起来,凝视着西方渐渐沉下的太阳,脸上竟有一种似乎悲壮的表情。毛主席的卫士长听说毛泽东独自一个人出了中南海,吓得当场屙了一裤裆屎。

孙中山行馆

现为国家安全部内部招待所,一般不对外开放。赖北京安全局朋友贾伯伟安排,方得进。孙中山逝世于此。他的卧室很小,在一个旮旯里。只有一扇小窗。窗外是高墙。阳光吝啬。招待所所长说:“此卧室风水不好。孙中山被克死于此。”中国这套阴阳学如嫪毐的Penis一般粗壮。信便有,不信便无。时而硬,时而软。有时灵,有时不灵。乔良说:“韶山有王气。一走近毛主席故居,便见山绿水美,一股森森的寒气逼来。”蒋介石派何键挖了毛泽东的祖坟,按说王气该断,偏毛泽东气冲斗牛,如九曲黄水奔腾咆哮不可挡。这是风水不灵最典型的例子。亦有神秘不可解的。海南发现毛公山。除山形酷似毛泽东外,山下有“解放村”“爱国寨”,山背有“红星洞”“延安井”,俱是历史上就叫响的地名,是一绝。毛泽东更绝的是与“28”这个神秘的数字有关。繁体“毛泽东”正好二十八划,所以毛年轻时自称为“二十八划生”。毛泽东1893年出生,共产党1921年建立,这期间正好二十八年。从1921年建党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其中又恰好二十八年。共产党在莫斯科闹得正红火时也是二十八人,号称“二十八个半”,那半个是✕✕✕。国际惯例礼炮应放二十一响,毛泽东在开国大典时偏说:“放二十八响。”毛泽东最疼爱的儿子毛岸英在朝鲜牺牲时,正好二十八岁。古有“二十八星宿”之说,毛泽东莫非真暗合天命?

宝哥之死

宝哥真名叫陈永和,是台湾“四海帮”的老大。为人极为肝胆,义气干云。人虽羸弱,但昂然屹立于台岛黑风浊雨之中,名声特亮。他曾安排我秘密访问台湾,在国民党中造成“刘亚洲冲击波”,载入两岸交流史册。他在美国拉斯维加斯赌博,一晚上输掉两千多万美金,是我亲眼所见。1996年1月15日夜,我已入睡,忽被电话惊醒。得知一个令人震撼的消息:宝哥于当晚八时左右在台北被暗杀。当时他正在自己开的“海珍宝粤菜馆”内与朋友聚会,有两个蒙面人闯入,对准宝哥连发六枪,脖子两枪,心脏部位四枪,枪枪致命。“四海”兄弟们连忙把宝哥送往医院。他的生命力极为坚强,一直到近凌晨一点才咽气。我整夜不能入睡。快天明时,蒙眬过去,竟梦见宝哥被害的场景,泪水止不住流出来。宝哥与我交往已届七年。两情相悦,肝胆相照。他突遭意外,又死得那么惨,能不心碎!往事历历,更添一分悲。在美国拉斯维加斯海市蜃楼酒店,一个块头极大的人与他发生冲突,见他瘦小,不以为意,却不料他猛然跃起,抓起大理石烟灰缸砸在那人头上,鲜血长流。我见过无数台湾人,谈及宝哥,无不竖大拇指。他有着极好的人缘。他成名于此,也死于此。他曾说:“我没有敌人,若有,只有两个:过去是蒋经国,现在是李登辉。”1995年12月,在北京,他告我:陈履安和李登辉都来找他,希望能得到他的帮助参选“总统”。陈履安反“台独”,李登辉搞“台独”。当然要支持陈履安,可李登辉是现任“总统”,大权在握,一旦拂他的意,“组织”和兄弟就岌岌可危了。李登辉心黑手辣,是什么事都做得出来的。他坚毅地说:“就是搭上性命,也不给李登辉做脸!”近来,海外盛传“台独”组织从日本重金聘了一批职业杀手入台,目标是反“台独”人士。宝哥对此并不在意,对我说:“台湾是我们的天下,哪有日本人来作秀之理?”竟不防范,结果在“四海”自家的根据地里,却着了别人的道,宁不哀哉!三年前,我曾送他一块印石,上镌八字:“国之大宝,四海归心。”那是我真情的流露。将来我要为宝哥立一块碑,上面仍刻这八字。宝哥,请安息。二十年后你又是一条好汉。那时我已年届六十。

虎跳峡

险!金沙江浩浩渺渺而来,在此处蓦地被横断山挤成一条细腰。金沙暴跳如雷,推开万仞绝壁,挣扎而下。一江怒水向北流。水势锋利如刀。黄河壶口瀑布扔头猪,下游捞起已褪光毛。曾有骡子跌下虎跳峡,不出一里,已成一副骨架。离虎跳峡尚远,隐隐闻杀声,如万马千军鏖战急。接近峡口,吼声震天。下到峡底,耳聋,只见嘴动,不闻话声。浪花迸射如雨,击人脸,生疼。十余年前,洛阳汉子郎保玉在此漂流,殒命江底。郎保玉因虎跳峡而扬名,虎跳峡因郎保玉而更出名。郎保玉原是洛阳一工人,家贫,听说外国人要来首漂虎跳,他奋起:“不能让外国人抢了先!"遂有壮举。离家时,与妻儿告别后,再不回头一下,一如当年荆卿。壮志不谓不凌云。但动机不纯心态不平,胸怀不宽,粉身碎骨已注定。外国人为何不能首漂虎跳?外国人首漂了中国人就没出息了?中国人该出息的地方多的是,用不着拿虎跳和壶口赌气。郎保玉勉强算条好汉。后来在壶口出现的汽车、摩托、自行车,统统混蛋。我们强大时就认为对方卑贱;到了衰弱的时候,自己又首先瞧不起自己。赖小平福,刚及温饱,便忘乎所以,欲当第一。做人应有大聪明。大国应有大气。今天科技爆炸,一日千里。世界有三个市场:第一市场是发达国家的场地,他们以发明创造来赚全世界的钱,如美国;第二市场是购买专利进行生产,如日本;第三市场是房地产和股票投机生意,如香港。欲强大,必须进入第一市场。我们发明了什么?澳大利亚中国留学生有一发明:把硬币用一根线穿起来,在投币电话上反复拉动。不花一文钱,就可以把电话一直打下去。跳壶口,是爱国主义;漂虎跳,是民族自尊;穿大漠,是为四个现代化奉献。荒诞被当成庄严,甚至被当成神圣。我们荒诞了何止百年?朝鲜战争中,一位司令员回国向毛主席汇报战况。毛泽东请客,桌上有肉,毛泽东不吃。饭后端来苹果,毛泽东也不吃。司令员诧异,询问。毛泽东答:“你们在打仗。”司令员回到朝鲜,向部队传达,全军猴急。进攻某山头,平素打了许多次都冲不上去,这回战士们冲锋时高呼:“叫毛主席吃苹果!叫毛主席吃苹果!”一下就冲上去了。

我们民族血管里流着荒诞的血液。我们从小在荒诞的土壤中生长。大人变成孩子,孩子变成大人。孩子们从小被教育要为人民服务,结果长大了统统为人民币服务。某小学政治考试题中有这么个题目:我们区的区长叫什么名字?孩子们凭什么要知道区长的名字!他们知道那个如雷贯耳的模范的名字已经足够了。而那个模范相当可疑:他做好事不留名,却把好事桩桩件件记在日记里。除了教育,还有宣传机器。“四人帮”的宣传机器是天底下最坏的东西。人能被说成鬼,鬼能被说成人。大粪变成黄金。张春桥、姚文元整整欠下两代人的血债。中国只有一个地方没有新闻:报纸上。其他地方到处是新闻。前数日,某电视台宣传一农村干部,村里发大水,十几个孩子被淹,其中有他女儿。他只救其他孩子,不睬自己的女儿。水势渐长,女儿大哭:“爸爸救我!”却不睬。结果十几个孩子遇救,独他女儿溺死。他抚尸恸哭。一村皆哭。电视前,一省皆哭。独我冷笑:这种东西,还有丁点人味吗?宣传个什么趣!说他是畜牲,便污辱了畜牲。畜牲比人强。

汉奸

背后这棵枯树兀自在风中呜咽。它已死去五十多年,但屹立不倒。整个庐山都在聆听它的冤屈。它曾是“神树”,保佑庐山。抗日战争中,日本鬼子进攻庐山,受到中国军队截截阻击,死伤枕藉,上不得山。有汉奸告密:毁掉“神树”,才能上山。于是日本人用飞机炸毁“神树”。汉奸领着日本人从小路攻上来。庐山陷落。汉奸比鬼子更鬼子。协助外国人残害自己同胞,从古至今,中国第一。抗日战争也可以唤作“抗奸战争”。抗日战争胜利了,抗奸战争正末穷期。“汉奸”这名儿也起得真妙。为什么不叫“华奸”?因为当汉奸的大都是汉人。汉文化是应好好反省了。最坏的主意是汉人出的。最好的山林是汉人砍的。最多的人是汉人生的。最不适宜的制度是汉人建立的。江青只能在中国,只能在汉族中产生,不可能在维吾尔族产生,也不可能在藏族、蒙古族产生。走笔至此,想起一个故事。抗日战争中,日军在河南烧、杀、奸、掠。有一个农村二流子也找来一身日本军服披上,拦住一个妇女欲强奸。该女甚烈,坚不从。二流子扑上去又撕又打,妇女反抗。相持不下。二流子终于开口,滚出一串浓郁的豫腔:“妮儿,你就从了吧。”妇女两眼一瞪,也用豫腔答:“咋啦?皇军也是河南人儿?”

(文章选自微信公号时局参阅)

胡乔木:我们不推荐巴金去得诺贝尔文学奖



巴金先生生前似乎声誉隆隆,死后备极哀荣,这是人们所见到的一面。实际上,巴金在“党国”意识形态寡头的眼中,他就是一枚棋子,只能按体制的路线走路,一旦表现出个性来,就离“弃之若敝屣”不远了。

话说1982年年初,胡乔木找了几个文艺界的头面人物去谈话,说 :“诺贝尔文学奖,如果来征求意见,我们可以推荐艾青、推荐沈从文,但不推荐巴金。” 好奇怪的胡乔木,以为“诺贝尔奖”是靠他们“组织审定”的呢。这也难怪,这个国家,举凡党国领导人的出任,小至修一条路,哪样不是“最高”们勾兑好,“全体”一致通过的呢?
巴金哪儿得罪了这个有“中国的苏斯洛夫”之称的“意识形态主管”的呢?

原来,巴金在一个座谈会上,犯了“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毛病”,主张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最好是“无为而治”,“多鼓励,少干涉”,写作要“表达我自己的意志”;赞成赵丹遗言“管得太具体,文艺没希望”。出席同一个会议的胡乔木,则大谈“有为而治”进行反驳。胡乔木之后又是当面又是写信批评,劝说巴金放弃这个说法。巴金没有同意。因此引起胡的不满,于是有了以上一幕。

这件事是由广东作家丹晨说出来的,(见《随笔》杂志2004年底3期《巴金与胡乔木》),丹晨先生在文中不无鄙夷地评论说:“我只是觉得好笑,因为我从未听说过,诺贝尔奖要征求哪个政府、政党、官方的意见。真的你以为你是谁了!”

以上情况出处:
1981年12月21日,在人大会堂浙江厅一个座谈会上,“巴金谈‘无为而治’,‘爱护作家’等。乔木同志大谈‘有为而治,治与不治’ ,实即反驳。”
(见曹禺《没有说完的话》41页)
在我记忆中,至少我问过巴老三次。第一次,大概在八十年代初。巴老说,因为他主张对文艺工作的领导,最好是“无为而治”,“多鼓励,少干涉”,写作要“表达我自己的意志”;赞成赵丹遗言“管得太具体,文艺没希望”。其实,“无为而治”的说法是从陈毅1962年广州会议讲话(文艺报1979年9月曾全文发表)中引来的。胡乔木又是当面,又是写信批评劝说巴老放弃这个说法。巴老没有同意。因此引起胡的不满。
——1982年,我写了一篇评介巴金随想录第二集《探索集》的文章,冯牧打电话给我,叫我从将要付印的文艺报版面上撒下。冯牧说:“你的文章这期不要用了。不是说你的文章有什么问题。不是的。你的文章一点问题也没有。我只是在电话里无法跟你说清楚。前几天,乔木同志召我们几个入去谈问题,谈到巴老,说诺贝尔文学奖,如果来征求意见,我们可以推荐艾青、推荐沈从文,但不推荐巴金。有些话说得很严重,我都设法跟你说,我们听了都很吃惊。我们都是非常敬重巴老,爱护巴老的,他这样说话我们很难接受。但没有办法。至少现在不宜去对着干。所以你的文章先搁一搁。或者给别的报刊,怎么处理都可以。反正这期不要用了。” (丹晨评论:我只是觉得好笑,因为我从未听说过,诺贝尔奖要征求哪个政府、政党、官方的意见。真的你以为你是谁了!)
1983年,也是冯牧告知,说胡乔木对巴老当选全国政协副主席持不同意见,后来还是上海市委领导说了公道的、肯定的话才解决的。……
(丹晨《巴金和胡乔木》 见《随笔》杂志2004年第3期)

 

那个好话说尽坏事做绝的时代

 


1947年春,国民党军队进攻延安,边区保安处押一批政治犯向山西临县转移,经康生批准,于黄河边全部处决,砍头者,头颅实井。王实味虽被砍头,算是留下了名字,其他百余人皆既无脑袋又无名号的屈死鬼。这批人于延安整风时,要么是亲近王明者,要么是冒犯毛泽东言论者。
大跃进时,许多地方推行生活集体化、组织军事化和行动战斗化:房屋及财物充公,按性别编入军事性组织集体居住。县为师,公社为团,大队为营,小队为连,每人只能带一床铺盖及少量衣物。今天大修水利住“××营”,明天大炼钢铁住“××连”,拆散家庭,父母子女奔波于不同工地,且禁止夫妻私自同居。此与太平军造反之初情形,极为相似。
1966年8月5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期间,毛泽东用铅笔在一张报纸的边角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之后在中南海大院贴出,全国“文革”遂进入高潮。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温良恭俭让一扫而光,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成为最革命的方式,毒打与杀戮蔓延迅速开来。
据公安部退休干部晏乐斌《我参与处理广西文革遗留问题》载:“柳州钢铁厂‘联指’头目岑国荣(原为该厂工人,‘文革’起来造反,当过中共九大、十大、十一大代表,是第九届中央候补委员,第十届中央委员,第十一届中央候补委员,担任过自治区工会主任、自治区党委常委)等人在该厂‘4·22’成员黄日高(该厂人事科干部)的背上绑上炸药,一按电钮,炸得黄骨肉横飞,还美其名曰‘天女散花’,以此取乐。
无独有偶,据谭合成《血的神话》载:“厕所里发现一块毛语录牌,这可是反革命大罪,调查最后把犯人锁定在医生谢志向11岁儿子身上,革命群众决定把他们一家五口处死。在强奸了谢美貌的女儿之后,他们一家五口被捆绑到山上,中间放一个炸药包。轰然一声响,五人全部被炸飞。革命群众叫这个是‘天女散花’。”
1968年,武宣县被分尸吃人肉、吃心肝的有38人,全县国家干部(包括原县委书记)、职工有113人吃过人肉、人心、人肝。贵县农民陈国荣路过武宣县去赶墟,因长得胖,被一民兵营副营长叫民兵把他活活杀害,挖出心肝,20人每人分了一块肉。
女民兵班长陈文留,她一个人吃了6副人肝,还割下5名男人的生殖器泡酒喝,说是‘大补’。这种吃人肉,挖心肝的暴行,武宣、武鸣、上思、贵县、钦州、桂平、凌云等县都有发生。
灵山县谭墟公社里屋大队侯国震解放前当过土匪杀过人,‘文革’中参加‘联指’,先后8次参加打砸抢杀,捉了6名教师,亲自打死了3人,取肝6副,卖了36元(后仅判刑10年)。贵县,1968年8月一次在南门外江边杀死十几人,全部被剖腹挖肝,由执行枪毙的刽子手炒吃下酒。该县思阳公社民兵营长黄必友,杀人后将胆取出晒干后当作熊胆出卖。”
左派真左吗?据叶剑英之女叶向真的口述:“当时首都治安由父亲管,有一次他一回来就说糟了。红卫兵走后,在天安门广场发现很多金条。红卫兵抄家,把人家的家底儿都抢了来,金子就放在自己口袋里,结果一高兴,一挤,金条从兜里掉出去了。”在金条面前,私字一闪念,竟能将革命的大道理抛到九霄云外去了。哪里是“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分明是“抬头望见金条亮,心中想念毛泽东”。
沙叶新也说:“六十年来杀人的都是左派,你说哪次是右派杀的?文革不是左派嘛,那些杀老师的,杀邻居的,杀同学的,哪个不是左派当中的极左派。重庆这么个大左派,他不是也杀人了嘛。我就不相信,一个能把自己的父亲踹得肋骨都断了,父亲坐了十年牢,母亲在监牢里自杀的人,他那么热爱毛主席,怎么可能?”

德国汉学家顾彬:中国翻译者的问题在于母语不够好

 

虽然不止一次在各种场合澄清过“中国当代文学是垃圾”的说法系被误读,但“垃圾论”仍几乎成为德国汉学家顾彬的身份标签。

但顾彬并没有放弃针对中国当代文学持续发声。从“中国作家应该沉默20年”、“中国作家当编剧很堕落”“中国当代作家慷慨激昂让人受不了”,到“中国小说在德国是遭排斥的庸俗文学”,再到2013年和因为批评莫言而引发和刘再复的论战,尽管其中充满不少误读和曲解,但是仍然可以明确看出,顾彬对于中国当代文学总体上是持批评态度的。

今年已是古稀之年的顾彬,系德国著名汉学家、诗人和翻译家,1966年起学习神学,之后又转学汉学,兼修哲学、日耳曼学及日本学,并于1973年以《论杜牧的抒情诗》一书获波鸿鲁尔大学博士学位。1981年在柏林自由大学以《空山——中国文人自然观之发展》一书获得教授资格。自1995年起,顾彬出任波恩大学汉学系主任教授至今,现还担任汕头大学文学院讲座教授、中国海洋大学德语系首任系主任等职。其研究领域以中国古典文学、现当代文学及中国思想史为主,著述、译作颇丰。主要作品和译著有《中国诗歌史》、《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鲁迅选集》六卷本等。同时,顾彬还担任《袖珍汉学》和《东方·方向》两份重要德文汉学/亚洲学期刊的主编。

9月19日,顾彬来到上海长宁区图书馆,与复旦大学德语系教授魏育青对谈“翻译对社会发展的意义”。他以德国现今图书市场上70%都是译文书为例证,并援引一位美国汉学家的说法——欧洲哪一个民族开始翻译,就开始发展——说明翻译对于一个社会发展的重要意义。

当主持人问中国翻译目前的最大问题是什么时,顾彬肯定地回答说,是“在母语”——也就是中文水平的问题。

顾彬对于当下中国文学的“不待见”,很重要的一点是他有两个对比:纵向的是与过去对比,横向是与世界对比。与过去对比,他更欣赏中国的古典文学和现代文学,这构成了他批评的一个主要动力。顾彬开始对中国文学着迷也是从李白的“日照香炉生紫烟”“故人西辞黄鹤楼”开始的。《德国之声》记者艾柯说,在波恩,人们笑传顾彬是早晨五点起来读《论语》的那种人:“他爱的是中国的古代。”

与过去的比较,除了遥远的古代外,还有就是现代文学。顾彬对中国的现代作家评价甚高,“20世纪上半叶,中国文学可以和世界其他国家的文学相媲美,像法国、意大利、西班牙,没问题。”

从顾彬对现代文学的评价可以看出,他对当代文学的批评另一个立足点都是站在世界文学的立场和标准上而言的。这种对比,难免让顾彬这个对中国文学充满热情的德国人感到失望。但是顾彬对中国当代诗歌的评价一直很高,认为是中国文学中仅有的仍可以跟世界对话的部分。

吕蒙正:寒窑赋

 

 

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蜈蚣百足,行不及蛇;雄鸡两翼,飞不过鸦。马有千里之程,无骑不能自往;人有冲天之志,非运不能自通。

盖闻:人生在世,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文章盖世,孔子厄于陈邦;武略超群,太公钓于渭水。颜渊命短,殊非凶恶之徒;盗跖年长,岂是善良之辈。尧帝明圣,却生不肖之儿;瞽叟愚顽,反生大孝之子。张良原是布衣,萧何称谓县吏。晏子身无五尺,封作齐国宰相;孔明卧居草庐,能作蜀汉军师。楚霸虽雄,败于乌江自刎;汉王虽弱,竟有万里江山。李广有射虎之威,到老无封;冯唐有乘龙之才,一生不遇。韩信未遇之时,无一日三餐,及至遇行,腰悬三尺玉印,一旦时衰,死于阴人之手。
有先贫而后富,有老壮而少衰。满腹文章,白发竟然不中;才疏学浅,少年及第登科。深院宫娥,运退反为妓妾;风流妓女,时来配作夫人。青春美女,却招愚蠢之夫;俊秀郎君,反配粗丑之妇。蛟龙未遇,潜水于鱼鳖之间;君子失时,拱手于小人之下。衣服虽破,常存仪礼之容;面带忧愁,每抱怀安之量。时遭不遇,只宜安贫守份;心若不欺,必然扬眉吐气。初贫君子,天然骨骼生成;乍富小人,不脱贫寒肌体。
天不得时,日月无光;地不得时,草木不生;水不得时,风浪不平;人不得时,利运不通。注福注禄,命里已安排定,富贵谁不欲?人若不依根基八字,岂能为卿为相?
吾昔寓居洛阳,朝求僧餐,暮宿破窖,思衣不可遮其体,思食不可济其饥,上人憎,下人厌,人道我贱,非我不弃也。今居朝堂,官至极品,位置三公,身虽鞠躬于一人之下,而列职于千万人之上,有挞百僚之杖,有斩鄙吝之剑,思衣而有罗锦千箱,思食而有珍馐百味,出则壮士执鞭,入则佳人捧觞,上人宠,下人拥。人道我贵,非我之能也,此乃时也、运也、命也。
嗟呼!人生在世,富贵不可尽用,贫贱不可自欺,听由天地循环,周而复始焉。

邬明显:想象中父亲一路的叮咛

 

我一岁半的时候,父亲就去了

自己做了父亲之后却更加想念父亲

越是日子好过了越是想念父亲

越是年龄大了越是想念父亲

日头落山的时候,村西头站立的那个高个子,如果是我爸,他看见我放学回来,会一把接住我的书包,顺手把牛绳扔给我,还在我脑后摸一下,叮嘱说:“牵它转一圈,回来吃饭。”

——那年,我7岁,正在村学校读小学。

其实我岁半的时候他就不在了。

很可能是他送我到火车站。我是搭火车到湘潭,因为没有表,不知道具体时间,怕误了火车,所以一大早就赶往16里外的这个叫做“泗汾”的小站。等了好久火车才来,是他帮我把行李搬上车的。火车开了,他还呆呆地站立在道旁喊:“好好读书,听老师的话!”

——那年,我20岁,要到湘潭大学去读书。

其实我岁半的时候他就不在了。

不知道我儿子怎么就迷上了吉他,吵着要买吉他。我要是说给我爸听,他只会一个劲地说“好啊好啊”,就忙从自己口袋里掏钱,我肯定会拦住他,哪用得着你掏钱啊。他还说:“我看啊,你儿子将来比你有出息。”

——那年,他孙子10岁,在实验小学读4年级。

其实我岁半的时候他就不在了。

想象中,他应该老了,因为抽多了旱烟,早上总是咳嗽不停。我平时很少回家一趟,突然回家了好多次,都是一个人回来的。他看出了问题,只是无可奈何地说:“你呀你呀,蠢啊,不像话!”

——那年,我45岁,我告诉他我离婚了。

是啊,我岁半的时候他就不在了。

我写了一首长诗,是写给他的,名字叫做《呼唤》,是用生命写的。我想读给他听,其实他也听不懂诗,其实他也听不见,其实他即使听见了也不会说什么。倒是我哽咽着读不下去,最后我把这首诗焚烧给了他。

——那天,是个寒冷的冬日,我跪在他的坟前。

其实早告诉你了,我岁半的时候他就不在了。

[写于2009-07-09]

请把考拉还给我们

 

筷子 呆呆 荼蘼 王小2

写在前面,本文有四名作者,都是妹纸,小二只是搬运工,点击右上方关注吧。 这是今年3月,也是第三次和拉姐见面...

这是今年3月,也是第三次和拉姐见面,给人的感受依旧是那么阳光灿烂。关于工作我们并没有谈论很多,只知道她在北京给一个律师当助理,我也是7月才知道她在给李律师当助理。拉姐以前就有做一些公益诉讼,比如:转基因食用油标识不明的公益诉讼,她想成为一名律师,当时就准备辞去工作,开始准备9月的司法考试。拉姐是很热心社会,热心公益这样一个人。谁会相信这样一个年轻、阳光、热心公益的小姑娘会因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这种罪名被抓,被关押在天津河西看守所已两月半。
转眼间,已经9月22号,司法考试前两天也刚刚结束,发生这样的事拉姐来年不知道还能不能继续参加司法考试了。在这漫长两个月多里真是想象不到她在里面是怎么度过的,更不用说会在里面遭受什么样的待遇,正常人两个月不接触外界,不使用网络,不见亲朋好友,想想就是一件很可怕的事。wtf,赶紧把我们的考拉还回来。——————筷子,2015.09.22

考拉对于人权的理解,远远超过这国同龄的女孩子。
和众多律师们在一起的直接效果就是,她对自由与法制的边界和制衡的观点常能同大叔们产生共鸣。
她和同龄人的追求几乎毫无交集。以至于风衣、双肩背包都是她穿着的最爱,标准只有一个,方便。经常抹个大宝sod蜜就上了街,对化妆品的标准也只有一个,方便。
她妹子脸爷们心,长得很女孩子气,但比男孩子还要敢于说做就做。
她也会悲伤,但都是为了那些受到不公正待遇之人的经历而落泪。
她当然也会喜悦,常常是为了别人的权利得到保障正义得到申张而展开笑靥。
她是一匹小野马,在面对未知世界时所展现的单纯和无比的勇气,让世故的我们更相信这世界的美好和光明未来。
作为一个即将受洗的基督徒,她追随万能之主积极投身于她的追求。
我们没有任何理由去阻止去剥夺这种人类与身俱来的自由本能。
为众人抱火的,不可使他冻毙于道路。

相信考拉,支持考拉,她是我们黑夜里寻找光明的眼睛。

荼靡:我的朋友赵威,是一位温文尔雅,落落大方的美丽女子。在上高中的第一天遇到她,就被她清澈的目光和友善的举动所吸引。在充实而又短暂的三年高中生活中,这位上进的姑娘一直以优异的成绩和虚怀若谷的人格魅力深受师生的好评。 在我眼里的赵威,是极富正义感,原则性和行事作风标新立异的才女。毕业后的每年相聚,都能让我感到她以日渐成熟的爱去关心社会,体恤社会各类劳苦群众。彰显人性之博爱,令人佩服! 在父母眼里的赵威,因自小乖巧懂事,成绩优异很让父母自豪。虽工作在外,仍对日益年老,身体不健的双亲孝思不匮。自2015年7月10日失联以后,赵威的父母,同学,朋友都非常心焦,并无时不刻的关注她,寻找她。在此希望这位热爱生活,孝敬父母的好姑娘赵威能够尽快回归正常生活。

颜子:松山哀


   龙陵之役乃抗日战争最关键亦最惨烈者。公元二零一五年九月七日,余赴龙陵公事,此日正值七十一年前日军焚旗剖腹,松山大捷之日,余欲往祭。主人语余:’’松山,战场遗址也,死人无数,山石皆污,阴气重,宜日午阳气大盛之时进山,日落之前出谷。”翌日,公事毕,正值红日当空,余请往。主人驾车作陪,半个时辰便至。余下车先祭中国远征军塑像群,见旁侧青烟袅袅,有十余人焚香烧纸。余近前询曰:”从何来?”曰:”昆明来。”又询曰:”为何来?”曰:”来求风雨。”余大惑。主人曰:”此诳语也。实远征军之后,因政治忌讳,不敢明言。每年清明或松山大捷之九月七日,八日,常有人来此祭祀,早前些年行为诡谲,常趁无人时,不搭话,祭罢便去。”余忽悟此“野祭”也,有不可告人者。 “战场多旧鬼,野祭有遗黎”。此清人诗也。余唏嘘不已。径向前行,经马槽注,官坟坡,红帽坡梁子,登子高地,望怒江如带,高黎贡山如龙,秋叶初黄,山容清肃,余遥想七十年前之今日,战火弥空,丹血塗野,我军奋戟,倭寇焚旗,其场面何其悲壮!然丹心抗节,史乘鲜有纪闻,春秋无所烝尝,其前不显,其后不彰,殉国者斥为“死有余辜” ,幸存者谓之“残渣余孽” ,致使野祭哀缠,游魂浪荡,边戌寂寞,紫塞草荒,余无限感慨,中肠一热,泪如涌泉,含泪而作此歌,歌罢大恸而归。
 
见说哀牢国最古,砺山带河如龙虎。
鸟道蚕丛不可窥,白云青猱相追逐。
南蛮东夷千百家,九隆六诏不同俗。
更有松山势突兀,龙盘虎踞守门户。
庄蹻开滇曾驻马,武侯南征挥大纛。
隔山花树隐约见,正是火烧藤甲处。
从此遐陬通声教,雾障开处景清穆。
千百年来少战事,黄童白发歌南亩。
倭寇衅起芦沟桥,八年狼烟遍四渎。
塞北腥风走斑鬣,江南血雨飞矢镞。
滇缅边境战事紧,羽檄纷纷催颦鼓。
五月怒江汹浪翻,惠通桥贼不敢渡。
转头凶悍盘松山,营巢负隅如蚁附。
松山险何如?千夫一将阻。
万仞削蒼崖,飞鸟哪可住?
敌阵守何如?碉堡生铁铸。
战壕毒蛛网,遍山隐虺蝮。
我军势何如?懔懔蒼云鹘。
中国远征军,西南擎天柱。
异国征战生死以,铁甲犹带丛林露。
尺土寸疆皆拱璧,岂容强盗踞高阜。
重炮呼啸响霹雳,机槍狂射火龙舞。
矢石交坠山河暗,仰面强攻血如瀑。
血如瀑,何所惧,但见满山滾头颅。
头颅翻滾如磐石,敢将头颅筑柱础。
层层叠叠垒上山,垒上高地破强虏。
三月大战百余回,回回悲笳动深谷。
滚龙坡上刀芒涩,蹲鹰山前白骨蠹。
百岭千山鸟飞绝,新松恶竹尽焦木。
顽敌据险心未死,深壕幽堡钻土鼠。
九月西风飞薄霜,高黎贡山叶初黄。
滂沱秋江流日夜,朦胧新月照帐房。
将军挑灯砺宝剑,征夫枕戈感夜凉。
闺中寒衣无处寄,倚门老母盼儿郎。
自古忠孝难两全,埋骨何须认家乡。
男儿不惜七尺驱,但求汗青姓氏香。
姓氏香,史煌煌,军功须寄忠义堂。
明朝老母展颜笑,今日何惜血一腔。
三军一呼愤踊起,共挽强弓射恶狼。
掘土钻山入敌阵,鳞鲤也能撼重冈。
炸药万斤家国恨,一星石火敌阵狂。
浓烟直冲兜率去,烈燄烘起半山梁。
未待火烬硝烟散,貔貅狂奔赤帜张。
碧血溅处草木腥,利刀挥时滿天霜。
收拾残敌抬望眼,又见长空雁字行。
此役惨烈不堪诉,尸踣山崖血滿窟。
七千健儿阵前殁,芳名应入英雄谱。
此役功可昭日月,一战西南金石固。
组甲被练奠苞桑,狮山象岭铺黼黻。
我来正是九月初,满山新松斜阳暮。
七十年前我未生,生时应与诸君伍。
执戟当作登云梯,擎旗愿为马前卒。
七十年后偶一顾,顾时有泪如泉注。
上崖己生薜荔草,下坡都是无主墓。
松风谡谡鸣深涧,似有郁滞不能吐。
不能吐,莫怨诅,青山权作冤魂主。
休叹忠义无人见,夜夜冷月照山麓。
我作长歌歌声哀,哀歌长绕松柏树。
风来千山动鳞甲,今日为君一恸哭。
2015-9-9
   松山:松山在云南龙陵县东北,雄踞怒江西岸。前临深谷,背连大坡,左右皆山,形如桥头堡,扼滇缅公路要冲及怒江打黑渡以北40里江面。公元1944年五月,日军陷畹町,占龙陵,欲渡怒江,受阻,后退居松山,修筑堡垒,与中国远征军隔江对峙。是年六月四日中国远征军首战松山,至九月七日日军溃败焚烧军旗,历时三个多月(95天),大小战百余次,全歼守敌1200多人,我方伤亡7700余人。
   庄 蹻:《史记 · 西南夷列传》曰: “始楚威王时,使将军庄蹻 将兵循江 蹻 至滇池, 故楚庄王苗裔也。……以其众王滇,变服从其俗以长之”。
   九隆:又称九龙:《华阳国志·南中志》载:“永昌郡,古哀牢国。哀牢,山名也。其先有一妇人,名沙壶,依哀牢山下居,以捕鱼自给。忽于水中触一沈木,遂感而有娠,度十月,产子男十人。后沈木化为龙,出谓沙壶曰:‘君为我生子,今在乎?’而九子惊走,惟一小子不能去,陪龙坐,龙就而舔之。沙壶与言语,以龙与陪坐,因名曰‘元隆’,犹汉言‘陪坐’也。沙壶将元隆居九龙山下,元隆长大,才武。后九兄曰:‘元隆能与龙言,而黠有智,天所贵也。’共推为长。时哀牢山下复有一夫一妇,产十女,元隆兄弟妻之。由是始有人民,皆象之。

不许“为德国自豪”

 

转自一位朋友:难民们拖儿带女,一无所有的涌进慕尼黑,我居住的城市。什么都失去了,差点也没命了,他们在匈牙利火车站大叫,德国德国。说什么也得要进入德国,找个可以栖身的几平米。德国是他们最后的希望。火车停开,他们徒步走来。每天有几千人到达,今天慕尼黑到了1万人。

几个月来,只要我打开电台,听到的大多数头条就是难民危机。这么多难民的涌入,住哪里呢。一个8000万人口的小国家要在一年之内接纳80万难民。以后一转身就是一个穆斯林在身边。
德国人马上行动起来了。政府,政治家,志愿者,都立刻投入实质性工作,登记,安排住宿,分流去其他城市,建筑合乎规格的房子,想办法让难民尽快找到工作,千头万绪的事情。观察着周围的人和媒体。我发现,没有人攻击难民,也没有媒体歌颂德国。政治家们没有一个在抒情。媒体报道的德国方面的内容就是,对这个问题的探讨,以及对各种解决方案的追寻。整个民族和政府高层的表现,都是理性的,有序的,平静的。一个不煽情的社会。难民们被动失去了家和一切。幸运的是,有这么一个地方,在欧洲,有这么一种政治,要给他们一个平等的机会去继续人生。这个社会不仅接受了他们,而且告诉自己的民众,难民不应该成为二等公民。这是我第一次,这么切肤的学习了,什么是人道主义。

我的婆婆家住在离慕尼黑45公里处的一个地方。在当地,因为不是市区之内,大多数家庭都有很大的房子和院子。我的婆家收到了政府的信,在必要的情况下,有空余住房的家庭必须要接纳难民。这听起来好像很社会主义。德国政府的理性在于,他们不是靠煽情和温情演说让你做一回大好人,免费让出你的房子。政府为难民买单。其实,有点政府强租空余房子的意思。户主每天可以收到租金,一个难民18欧一天,如果一个4口之家住进了你家反正是空着的房子,户主也能收进将近2500欧左右月租费。

德国人其实大多数对难民危机是持同情和平和的心理。这么多纳税人的钱,花在跟自己八杆子也打不到关系的叙利亚人伊朗人身上,普通民众并没有表现出反感。这让我想到2015年7月份,七国领导人峰会期间,德国人披星戴月的去搞破坏活动,去抗议,游行,因为这花了纳税人3亿欧元左右的钱。德国普通人,一个月辛辛苦苦能挣平均2000欧元左右的税后收入,纳税交上去的那部分让领导人开会花了,大家觉得特不值。现在,来了西亚人,北非人,对这些人的开支,暂时还没法用数字去定义,都不知道是几十倍的这样的会议的开销。除了极右派排外人士,大多数德国人不仅接受了,有人还跑去火车站对难民表示欢迎。

真无法想象,媒体没有一篇对德国歌颂意味的报道。让人感到这个社会的独特尊严,平静而理性,温情而得体。

写这篇文章,并不是我如此热爱我居住的德国。其实,十多年过去,我最好的朋友还是中国朋友。在日常生活中,有时还是能感觉到德国人的某种优越感。可是,这种优越感是有节制的,不泛滥的,因而不是一个太大的人文问题。让我感到佩服的,是在大问题,而且是别人的大问题面前,他们表现的这种人道主义精神。难民们是看到这一点的。 德国不仅是欧洲最富裕的国家,而且他们有对小人物的命运同舟共济的理性政治。二战的教训,让德国政治家学会了谦逊。几年前,我还在上大学的时候,有一阵子,媒体曾大幅报道有关民族尊严的问题。他们宣扬的是不提倡不鼓励甚至于禁止“为德国感到自豪”这样的说法。德国害怕狭隘的民族主义,他们把这真的留给历史了。当时我一时间在逻辑上很困惑,觉得怎么可能会这样。我 不放心的问德国人,是我听错了,还是真的,“为祖国德国感到自豪”这样的说法竟然是可耻的?

中国文化人的媚态

王朔、老侠 逻辑学

  • (钱钟书)既对苦难和社会不公正保持沉默,又能把自己塑造成似神的人格。在中国,面对那么多苦难与无耻,沉默似乎成了一种美德,一种良知。无论多大的学问家,一旦太珍惜自己的羽毛,就将丧失良知。
  • 中国知识界的关键不是理论问题,而是诚实问题。这是底线。
  • 这个学生被冯友兰肃穆虔敬的背影所感动。其实,这只是做给别人看的,他知道这姿态很能迷惑一些人。他自己的哲学中,提出的人生境界已经成圣成神,但在现实中却没有任何坚守。
  • 学院派对一些骨子里坚守的人却非常苛刻,类似一种懦弱者的同盟,真的墙不敢以头相撞,反而用刀子猛捅纸糊的墙。久而久之,中国知识界的正义感全发泄在绵羊或猪的身上,面对一群蚂蚁的大义凛然和面对一只虎的委琐下作……

 

老侠:钱钟书是有学问,但既没有思想也没有方法上的独创。他的《管锥编》不过是中国从汉代开始的注经传统的墓志铭。俗话说:先秦之后没有“子”。中国学术史、思想史在百家争鸣之后,就是一部不断地把智慧消耗到注经中的历史,四九年后由注孔子转为注马克思主义。从注经的角度讲,钱钟书堪称一绝,为一桌鸡毛蒜皮也要找来五湖四海的洋佐料。他声称别人听不懂,他那个《管锥编》压根就不想让你懂,来来回回说些废话,犄角旮旯地掉书袋子,一弄就一大堆旁征博引。据说考钱的研究生要会五种外语,我不知道,这是招收研究生还是借此炫耀卖弄语言天赋。钱有方法吗?没有。有原创的思想吗?更没有。“钱学”的产生很可笑,我想不出那些捧“钱学”饭碗的人研究些什么。《围城》嘲讽知识分子,钱学是对中国学术的最大嘲讽,在思想发现的层面上,钱学研究界的智商等于零。《围城》也就是部酸甜的小说,人们却把它捧上了天。

王朔:学问的深奥我不大懂。但我读《围城》的阅读经验与读余秋雨的东西十分相似。都是先听说如何如何好,拿来一读,文字迷人,给人的直觉这人有学问。但当你再向深读,视野开阔了一点儿,就会觉得这人是在玩花活儿,表面迷人的功夫如此深,其实里面没什么。他只是在炫耀他的趣味和学问,他并不想严肃地说点什么。

老侠:我初读钱钟书是《谈艺录》,一翻开真如初涉水的人面对大海,以为自己肯定游不过去,或要花终生精力才能游到一半,不被淹死就算造化大了。但读完了,除了东拉西扯和用牛角尖扎人外,不会给你任何启迪。我又寻遍钱钟书的文字,发现没有一篇可以称之为给人警醒的东西。中国的传统诗文的那种评注式感悟式的方法,有王国维的《人间词话》足矣。王国维不仅有学问、有思想也有真性情,他的学问扎实,却无一丝卖弄;他的灵性跃动,却无一点浅薄;他的性情撼人,能够以生命殉一种垂死的文化。这让我想起鲁迅的名言:敢于扶叛徒的尸体痛哭的人,方为真脊梁。

王朔:一些关于钱钟书的赞美,包括杨绛的回忆,大都讲钱钟书的“文革”厄运,但钱在此前的境遇还是不错的,比许多人的命运都好,但这两位德高望重者似乎从不提那一段,感觉上,他们四九年以后尽受苦了,且苦大而仇不深,一副淡泊名利的仙骨。

老侠:钱的淡泊名利是做给社会看的,同时又是一种生存策略,既对苦难和社会不公正保持沉默,又能把自己塑造成似神的人格。在中国,面对那么多苦难与无耻,沉默似乎成了一种美德,一种良知。而我以为,沉默非但不是美德,反而是一种巧妙的无耻——一种生存策略。无论多大的学问家,一旦太珍惜自己的羽毛,就将丧失良知

王朔:想起鲁迅的名言,怎么说来的,好像是,沉默啊沉默,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死亡。特别是对于知识分子来说,沉默即死亡。

老侠:这些年知识界有股极不公正的思潮,对死去的人照死里夸,塑造一个个新的人格神,比如有关陈寅格的炒作。

王朔:好像还有个叫顾准的。

老侠:顾准与陈寅烙大不一样。有一次纪念顾准的讨论会上,一些中青年学者对顾准并不买账,说顾的理论早落伍了。纪念顾准明摆着不是理论问题,而是极端恶境中的坚守问题。顾准是在多么恶劣的环境下写出那些东西的。换一些人,知识再多,理论再博大深邃,未必能写出那些东西。冯友兰可谓大家,但看看他在四九年以后,特别是“文革”中写了些什么,全是垃圾。顾准的那种坚韧与良知,那种知识上的诚实,不仅在当时,就是现在,也是大大小小的学者文人所没有的。这些不屑于顾准的中青年学者,在知识上可谓学贯中西,但在做人上一无所知。他们用开放时代的知识去贬低顾准,未免太冷血了。朱学勤就此写过一篇东西,很沉痛、很激愤。

王朔:在思想上最活跃的八十年代,也很少有顾准那样的诚实。

老侠:陈寅恪的命运就不同了。对陈的赞美几乎众口一词,中青年学者都拿陈寅恪附庸风雅,似乎谁不赞美几句陈寅恪,谁就是狼心狗肺。我见过一些中青年学者写文章赞美陈寅恪的诗词。陈寅恪有学问,也有傲骨,他的历史研究颇有建树,可是他的诗词我实在看不出有多优秀,他的《柳如是别传》也绝没有那么出色。但一些中青年学者,连史带人带诗一起夸。就像对待《红楼梦》,感觉上凡是有点儿名的上层次的文人都写过《红楼梦》,刘心武关于《红楼梦》的文字,恨不得连书中的一口唾沫都要硬看出微言大义,附庸风雅到这种地步,是个东西经这么一夸也就不是东西了,被糟踏得不成样子,成了个垃圾桶。中国知识界的附庸风雅、攀附权贵在造就一个个伪君子的同时,也制造着一个个垃圾桶。把人夸得不是人了,而中国又没有神,你说他成了什么,垃圾桶。《红楼梦》并没有优秀到字字珠玑的地步,曹雪芹就好卖弄他的文采,动不动就开个诗社什么的,你一首他一首我一首的,没有几首能读的,占了太多的篇幅。

王朔:中国文化人的媚态打小儿就耳濡目染,是根子上的,一代代渊远流长,不光是向权贵,向大众抛秋波,文化人之间彼此的互媚更情谊绵绵,波澜壮阔。

老侠:你的小说中有这样的情节,一个学者,或诗人或文化名人,一群陌生的小年轻的,第一次见他,毕恭毕敬地敲开门,进去就是没头没脑没天没地的乱夸一通,那老师一下就晕了,找不着北了。穿不上裤子的时代用无私的心灵捧人,小康的时代就用暴发户的挥霍捧人。

常从报刊上看到巴金老弟给冰心大姐的信,还有萧乾,那种相互的抚摸几近于宝哥哥和林妹妹,但我从未见过这种通信中有朴素的真性情,似乎彼此写信问候只是为了见诸媒体,向社会炫耀些什么。在老一辈中,王元化有些真性情。他讲起过早年清华园的生活,那种透明、畅快、自由的呼吸,是他这一生最值得珍惜的时光。他的父母在清华教书,都是基督徒,从不干涉他的生活。还有李慎之老人,是现在还活着的世纪老人中,难得的有良知者,从他的文字中,还能读出真性情,还有种激情之思……要说冰心和巴金之间的那种惺惜,还有点儿才女与才子之间士大夫的遗韵。到了刘心武、王蒙这一代人,相互之间的夸就是赤裸裸的互媚。

百花文艺出版社曾出过一本名家论名家的书,一大批当红文人,你说我好,我说你更好,简直到了不知羞耻的地步

王朔:有些夸也不全是世纪老人们自个儿的责任,很多关于“文化恐龙”们的吹捧文章,都是家属们在背后指使的。写传要经过家属的同意。这种把关有时比意识形态的审查还要严厉和苛刻,还要只准赞美不许批评。

老侠:这种保护是一种利益关系。很多所谓的名人传记,严格地讲已经不是传了,而是他们的儿女们、家属们,为了自己的既得利益授意把他们家的“古董”写成什么样子。

王朔:祖宗传下来了就这么一件值钱的“古董”,还有几道裂缝,一定要精心呵护,千万不能砸了。我觉得这些家属很愚蠢,非要把他们家的“古董”弄成很伟大的人物,不怕累着。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这样想,好像这样就可以流芳百世。如舒乙,成天就吃他爹(老舍),简直是个空头文学家。

老侠: 不光空头,且很贪婪,榨干了骨髓还要吃。12月3号的《南方周末》,有一篇关于巴金的文章,也就是写巴金在医院中治病。但题目很大很吓人,叫《一个纯洁的灵魂——记病中巴金》。我不知道作者为什么不直接用记病中巴金做题目,非要弄个纯洁的灵魂安上,似乎这样就可以挽救病中的老人。有话不好好说,偏说空话。这种夸法是一套程式化的东西,已成为国人的思维定势,程序一旦启动,就由不得你了,即使被夸者脸红心跳,大声断喝让赞美机停止,也不起作用,它一定要完成既定的程序,把输入的成仙成圣的词汇全部输出,否则机器不会停转。

王朔:这就叫“照死里夸”。把死人夸活,借尸还魂。把活人夸死,丰碑永存。

老侠:不要说“良知”“高贵”了,做人的最起码的诚实,对国人来说都是一种非常奢侈的东西,我们挥霍不起。这条底线太不容易坚守了。说谎是许多人的精神癌症。不会说谎就意味着无法生存,说谎安全,说谎一本万利,空手套白狼。学别的东西比登天还难,学说谎学无耻根本不用教,一种娘胎中血液中的无耻。大跃进时,某科学家居然要从科学的角度论证高产粮食能达到几万斤、十几万斤。这种知识上的不诚实是最大的无耻。波普尔在《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一书中论及黑格尔哲学,他说黑格尔的成功是“不诚实的时代”和“不负责任的时代”的开始,起初是知识上的不诚实,后来作为其结果之一,是道德上的不负责任;直至出现一个被一种夸大其词的魔法和隐语的力量所控制的新时代。波普尔引证了一些黑格尔哲学中关于自然科学的论述,结论是,黑格尔连起码的自然科学的常识都不懂,却能构造出庞大的自然哲学体系。

王朔:知识上的诚实与道义上的负责,是一个作家的界限,界限就在这儿,要是守不住,哪怕退一步也就完了。

老侠:半步也不行。甚至脚根儿稍一动,就可能全线崩溃。中国知识界的关键不是理论问题,而是诚实问题。这是底线。道义上的勇气不够还可以理解,知识上的诚实一旦丧失,上帝也救不了我们。真正坚守在自己的写字台前,让一双锐利的眼睛俯视你的笔,这种自律就是良知。遗憾的是,这种人几近灭绝。多年前,在北大的一个座谈会上,有一个研究生提到了冯友兰,每天早晨拄着拐杖立于未名湖畔,面朝东方,等待日出什么的。这个学生被冯友兰肃穆虔敬的背影所感动。其实,这种形式只是一种做出来的姿态,是做给别人看的,他知道这姿态很能迷惑一些人。如果他心中真的有所敬畏,哪怕是对日出对大自然的敬畏,他也不会在五十年代去印度时有意回避他的老同学和老朋友,不会写出那么多御用的哲学垃圾,不会进入“文革”时的写作班子。他自己的哲学中,提出的人生境界已经成圣成神,但在现实中却没有任何坚守。而中国人对这类学者极为宽容,如同对那些沉默者的宽容一样。实际上,这种宽容决非真正的宽容,而是一种同病相怜的相互庇护。

我倒更欣赏宗白华,这位老先生只对艺术有兴趣,是北大知名教授中最淡泊名利地位者。他最爱干的事是去看好的画展,只要有,他从不会要求学校给派车,自己拎个包,拿着拐杖,挤上公共汽车就去了。他对中国艺术的特征的感悟是现存的美学家无人能与之相媲美的。李泽厚的《美学历程》关于中国艺术的议论最精彩的段子,全部来自宗白华,有了宗白华之后,余秋雨还厚脸皮去“文化苦旅”。他肯定没看过宗白华的东西,或看了不以为然。

王朔:但学院派对一些骨子里坚守的人却非常苛刻,类似一种懦弱者的同盟,真的墙不敢以头相撞,反而用刀子猛捅纸糊的墙。久而久之,中国知识界的正义感全发泄在绵羊或猪的身上,面对一群蚂蚁的大义凛然和面对一只虎的委琐下作,也不知道那么多知识都到哪去了,字儿一认得多,人就变得小心眼儿。他们一开口,上帝就发笑。

老侠:上帝不会盲目地发笑,中国知识界的一些人的下作连值得发笑的游戏都玩不好。中国只有读书人,但没有知识分子。经过近百年的启蒙和开放,仍不及历史上的司马迁和庄子。这两个人是中国读书人中罕见的清醒者。

 

小华:关于北大荒知青的一本书和一个真实的故事

小华给小妹的信

小妹好!

昨天收到你的邮件,你发来的链接没有点开,我的电脑还打不开了。对电脑处理技术我是外行,只好把电脑拿到距离我家不远的“电脑维修行”处理。维修行一位年轻人用不长时间就修好了。因为是小问题,他也没找我要钱。

你说的袁红冰,我经常在网上看他写的文章,对他印象良好。

你提到法轮功。虽然我不练法轮功,但法轮功讲真、善、忍。这很好,我非常赞同。

巴黎的朋友都练法轮功。姜、吴等人。因为我不再巴黎居住,平常很少跟他们联络,也就发几封邮件。据他们说,他们在巴黎一个公园练功,都是自愿的,没有谁强迫谁,法轮功对身心有益处。

中国人之间缺少的就是宽容。当年我姐在黑龙江兵团插队,因为一首诗,被那位工宣队连长指使其他知青揪斗整整四年时间;我姐都没有跟家人联系。我几次从邮局给我姐寄的食品、信件。食品没退回,但信件退回来了。

几年以后才真相大白,这四年期间,我姐被批斗,精神崩溃,差点自杀。但这直接导致我那得了癌症的母亲病情加重而早逝。那些食品是被兵团的连长几人占有偷吃了、、、

我姐为此写了一本自传。书名:杉杉。下面发去的是我姐与其他知青的照片。此书在1997年天津日报报道过。

照片摄影者是“周确”。他和我姐是一个团的知青,他现在是新华社黑龙江报社记者。

所以,我现在深深体会到:宽容的可贵!真、善、忍好!

好,别不多谈。

祝好!

小华

 

 

读王蓉《杉杉》有感/周确

 

前不久,我收到了一本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新书,名为《杉杉》,20余万字,作者王蓉(署名蓉音)。同为锦河人氏,现为天津市第三人民医院干部。王蓉曾在锦河农场下乡10年,我与梁晓声同在6营40连,虽然与王蓉不相识,但有所耳闻。

在下乡期间,梁晓声曾从团宣传股被贬到木场抬大木,但王蓉更不幸,他不但“劳筋骨”,还经受了4 年莫须有的政治罪名与人格伤害。这在《杉杉》一书中充分体现出来了。

这位女作家的作品从质量到数量虽不能同梁晓声相比,但她笔下的人物同样有血有肉,情节同样生动完整。我读《杉杉》时,曾几次平息了自己的情绪后再读,她以女性特有的细腻情感和纯真的文字,情景交融地写出了一个柔弱女知青的迷惑,不甘屈服与顽强的抗争,同时也写出了她本连、邻近连队至营部、团部直到兵团部的所见所闻,与她亲身经历与爱憎情感,真实记录了那段几乎改变了一代人命运的历史。

作者通过那些方方正正的文字,将生活的本来面貌呈现在读者面前。让自己的思想在作品中毫不掩饰地流露,对那些好心人的真情赞美,对那些充满私欲人的无情揭露,使我窥见到她的直率和真诚。这是蕴藏在她心间的渴求真、善、美的一种自然表露啊!

《杉杉》一书中蕴含着作者对人生的历史和社会的沉重思考和深刻的反思。她把自己在黑土地上的苦难展示给世人,以警示后人不要重现那苦涩的历史。

十分可喜的是,王蓉并没有把北大荒写成暗无天日的地域那么可憎可恨。她在作品的最后写到“我走了,北大荒——我的第二故乡;我走了,北大荒——留下了我的青春,留下了一段不似初恋的“恋情”;我走了,北大荒——我谢谢你,将来我回忆你的时候,不仅仅都是痛苦,还有那剪不断的情,情,情”这感人的情愫给至今生活在这里的我们以莫大的安慰和理解。其实,北大荒并非在十八层地狱,也并非到处都是牛头马面。北大荒有北大荒的可爱之处,北大荒人有北大荒人的乐趣,北大荒已不荒凉,而且已建设成了美丽富饶的北大仓,到处都是漂亮的楼房,到处都是宽阔的公路。我对那些对曾养育了他们的这块黑土地有着苦大仇深的个别知青很是不满,儿不嫌母丑,狗不嫌家贫,这是永恒的格言。

由于我当时和王蓉同在一个团里,她书中展示的一些情节我是知道的,如“反动诗事件”,雪鹭和白云之死等,她用平实质朴的语言实录了20年前的旧事,毫无夸张和做作之态,并自然地恰到好处地揉合了一些必要的议论和阐发,体现出了或警策或启迪或赞美的艺术美感。

最近,我有幸见到了王蓉,她果然是对北大荒的情未了,回访来了。我对她的第一印象是同为《杉杉》一书作序的杜鸿林先生的感觉一样,他真的像一棵杉杉,细高、挺拔而多彩。我们谈起《杉杉》她说:“我写这些文字,是被一种爱心、责任心在急切地呼唤着的结果。重温昨天,是因为太珍惜今天,是企盼有一个越加美好的明天。”

在陪同中,我在车里指着路边的一个管理区说是:“听说你当时的连长就居住在这里。”我知道那个连长正是作品中描写的那个对王蓉伤害最重的人。我并向她提议是否去见见时,王蓉先是激动,很快又平静下来说:“他是被当时极左的思潮扭曲了,我们不要再去责怪他了。”车向前走了一会,她让司机停下车说:“无论哪个荒诞时代的宠儿,还是失败者,同样是悲剧的角色,我们去看看他吧,他已是60岁的老人了。”

我被感动了,我的心震颤了。我再一次看了看眼前的这棵杉杉,只有有着博大胸怀的人才能写出有深度的好作品。

 

落日 / 朱启平

 

【作者简介】朱启平(1915.11~1993),原名朱祥麟,祖籍浙江海盐,1915年11月生于上海,1933年南京金陵中学毕业,考入北平燕京大学医学预科。一二九运动爆发,为参加参加学生运动,他弃医改读新闻,七七事变后,他辍学南下,辗转到重庆,先后在《新蜀报》和《国民公报》工作,1940年秋加入重庆《大公报》。1945年9月2日,朱启平作为《大公报》驻太平洋战区随军记者,在“密苏里”号战舰上,目睹了中国和其他反法西斯盟国接受日本投降仪式的全过程。他当即写长篇通讯《落日》并发表,反响强烈,这是报道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投降仪式通讯类作品的“状元之作”。

 

 

一九四五年九月二日上午九时十分,我在日本东京湾内美国超级战舰“密苏里”号上,离开日本签降代表约两三丈的地方,目睹他们代表日本签字,向联合国投降。

这签字,洗净了中华民族七十年来的奇耻大辱。这一幕,简单、庄严、肃穆,永志不忘。

 

天刚破晓,大家便开始准备。我是在七点多钟随同记者团从另一艘军舰乘小艇登上“密苏里”号的。“密苏里”号舰的主甲板有两三个足球场大,但这时也显得小了。走动不开。到处都是密密簇簇排列着身穿卡叽制服、持枪肃立的陆战队士兵,军衣洁白、折痕犹在、满脸笑容的水兵,往来互相招呼的军官以及二百多名各国记者。灰色的舰身油漆一新,十六英寸口径的大炮,斜指天空。这天天阴,灰云四罩,海风轻拂。海面上舰船如林,飘扬着美国国旗。舱面上人影密集,都在向“密苏里”号舰注视着。小艇往来疾驶如奔马,艇后白浪如练,摩托声如猛兽怒吼,几乎都是载着各国官兵来“密苏里”号舰参加典礼的。陆地看不清楚,躺在远远的早雾中。

签字场所

签字的地方在战舰右侧将领指挥室外的上层甲板上。签字用的桌子,原来准备向英舰“乔治五世”号借一张古色古香的木案,因为太小,临时换用本舰士官室一张吃饭用的长方桌子,上面铺着绿呢子布。桌子横放在甲板中心偏右下角,每边放一把椅子,桌旁设有四五个扩音器,播音时可直通美国。将领指挥室外门的玻璃柜门,如同装饰着织绵画一般,装着一面有着十三花条、三十一颗星、长六十五英寸、阔六十二英寸的陈旧的美国国旗。这面旗还是九十二年前,首次来日通商的美将佩里携至日本,在日本上空飘扬过。现在,旗的位置正下视签字桌。桌子靠里的一面是联合国签字代表团站立的地方,靠外的留给日本代表排列。桌前左方将排列美国五十位高级海军将领,右方排列五十位高级陆军将领。桌后架起一个小平台,给拍电影和拍照片的摄影记者们专用。其余四周都是记者们的天下,大炮的炮座上、将领指挥室的上面和各枪炮的底座上,都被记者们占住了。我站在一座在二十厘米口径的机关枪上临时搭起的木台上,离开签字桌约两三丈远。在主甲板的右前方、紧靠舷梯出入口的地方,排列着水兵乐队和陆战队荣誉仪仗队,口上又排列着一小队精神饱满、体格强壮的水兵。

 

白马故事

八点多钟,记者们都依照预先规定的位置站好了。海尔赛将军是美国第三舰队的指挥官,“密苏里”号是他的旗舰,因此从来客的立场讲,他是主人。这时他正笑吟吟地站在出入口,和登舰的高级将领们一个个握手寒暄。之后,美国太平洋舰队总司令尼米兹将军到了,海尔赛将军陪着这位上司走入将领指挥室,舰上升起尼米兹的五星将旗。海尔赛以前曾在向记者的一次谈话中说过这样一件事:他看中了日本天皇阅兵时骑的那匹白马。他说,想等击败日本之后,骑上这匹名驹,参加美军在东京街头游行行列。他还说,已经有人在美国国内定制了一副白银马鞍,准备到那时赠他使用。一个中士也从千里外写信给他,送他一副马刺,并且希望自己能在那时扶他上马。我还想起,第三舰队在扫荡日本沿海时,突然风传“密苏里”号上正在盖马厩。现在,马厩没有盖,银驹未渡海,但日本代表却登舰签字投降来了。

乐队不断奏乐,将领们不断到来。文字记者眼耳倾注四方,手不停地作笔记。摄影记者更是千姿百态,或立或跪,相机对准各处镜头,抢拍下这最有意义的时刻。这时候,大家都羡慕四五个苏联摄影记者,其中两个身穿红军制服,仗着不懂英语,在舰上到处跑,任意照相。可是我们这些记者因为事先有令,只能站在原定地点,听候英语命令,无法随意挪动。这时,上层甲板上的人渐渐多了,都是美国高级将领,他们满脸欢喜,说说笑笑。我还从来没有见过在这样一块小地方聚集这么多的高级军官。

代表到来

八点半,乐声大起,一位军官宣布,联合国签字代表团到。他们是乘驱逐舰从横滨动身来的。顷刻间,从主甲板大炮后走出一列衣着殊异的人。第一个是中国代表徐永昌将军,他穿着一身洁净的哗叽军服,左胸上两行勋绶,向在场迎接的美国军官举手还礼后,拾级登梯走至上层甲板上。随后,英国、苏联、澳洲、加拿大、法国、荷兰、新西兰的代表也陆续上来了。这时,记者大忙,上层甲板上成了一个热闹的外交应酬场所。一时间,中国话、英国话、发音语调略有不同的美国英语以及法国话、荷兰话、俄国话,起伏交流,笑声不绝。身移影动时,只见中国代表身穿深灰黄军服;英国代表穿全身白色的短袖、短裤制服,并穿着长袜;苏联代表中的陆军身穿淡绿棕色制服,裤管上还镶有长长的红条,海军则穿海蓝色制服;法国代表本来穿着雨衣,携一根手杖,这时也卸衣去杖,露出一身淡黄卡叽制服;澳洲代表的军帽上还围有红边……真是五光十色,目不暇接。

八时五十分,乐声又响彻上空,盟军最高统帅麦克阿瑟将军到。他也是坐驱逐舰从横滨来的。尼米兹在舰面上迎接他,陪他进入位于上层甲板的将领指挥室休息。舰上升起他的五星将旗,和尼米兹的将旗并列。军舰的主桅杆上,这时飘起一面美国国旗。

上层甲板上热闹的外交场面渐渐结束了。联合国代表团在签字桌靠里的一面列队静立。以徐永昌将军为首的五十位海军将领和五十位陆军将领,也分别排列在预先安排好的位置上。这时有人说,日本代表团将到。我急急翘首望去,只见一艘小艇正向军舰右舷铁梯驶来。不久,一位美国军官领先,日本人随后,陆续从出入口来到主甲板。入口处那一小队水兵向美国军官敬礼后,即放下手立正。乐队寂然。日本代表团外相重光葵在前,臂上挂着手杖,一条真腿一条假腿,走起路来一跷一拐,登梯时有人扶他。他头上戴着大礼帽,身穿大礼服,登上上层甲板就把帽子除了。梅津美治郎随后,一身军服,重步而行,他们一共十一个人,到上层甲板后,即在签字桌向外的一面,面对桌子列成三行,和联合国代表团隔桌而立。这时,全舰静悄悄一无声息,只有高悬的旗帜传来被海风吹拂的微微的猎猎声。重光一腿失于淞沪战争后,一次在上海虹口阅兵时,被一位朝鲜志士尹奉告投掷一枚炸弹炸断。梅津是前天津日本驻屯军司令,著名的《何梅协定》日方签订人。他们都是中国人民的熟人,当年在我们的国土上不可一世,曾几何时,现在在这里重逢了。

仪式开始

九时整,麦克阿瑟和尼米兹、海尔赛走出将领指挥室。麦克阿瑟走到扩音机前,尼米兹则站到徐永昌将军的右面,立于第一名代表的位置。海尔赛列入海军将领组,站在首位。麦克阿瑟执讲稿在手,极清晰、极庄严、一个字一个字对着扩音机宣读。日本代表团肃立静听。麦克阿瑟读到最后,昂首向日本代表团说:“我现在命令日本皇帝和日本政府的代表,日本帝国大本营的代表,在投降书上指定的地方签字。”他说完后,一个日本人走到桌前,审视那两份像大书夹一样白纸黑字的投降书,证明无误,然后又折回入队。重光葵挣扎上前行近签字桌,除帽放在桌上,斜身入椅,倚杖椅边,除手套,执投降书看了约一分钟,才从衣袋里取出一支自来水笔,在两份投降书上分别签了字。梅津美治郎随即也签了字。他签字时没有入座,右手除手套,立着欠身执笔签字。这时是九时十分,军舰上层传来一声轻快的笑声,原来是几个毛头小伙子水兵,其中一个正伸臂点着下面的梅津,在又说又笑。但是,在全舰庄严肃穆的气氛下,他们很快也不出声了。

麦克阿瑟继续宣布:“盟国最高统帅现在代表和日本作战各国签字。”接着回身邀请魏锐德将军和潘西藩将军陪同签字。魏是菲律宾失守前最后抗拒日军的美军将领,潘是新加坡沦陷时英军的指挥官。两人步出行列,向麦克阿瑟敬礼后立在他身后。麦克阿瑟坐在椅子上,掏出笔签字。才写一点,便转身把笔送给魏锐德。魏锐德掏出第二支笔给他,写了一点又送给潘西藩。他一共享了六支笔签字。签完字后,回到扩音器前说:“美利坚合众国代表现在签字。”这时,尼米兹步出行列,他请海尔赛将军和西门将军陪同签字。这两人是他的左右手。海、西两人出列后,尼米兹入座签字,签完字,就各归原位。麦克阿瑟接着又宣布:“中华民国代表现在签字。”徐永昌步至桌前,由王之陪同签字。这时我转眼看看日本代表,他们像木头人一样站立在那里。之后,英、苏、澳、加、法、荷等国代表在麦克阿瑟宣布到自己时,先后出列向麦克阿瑟敬礼后,请人陪同签字。陪同的人澳洲最多,有四个,荷兰、新西兰最少,各一人。各国代表在签字时的态度以美国最安闲,中国最严肃,英国最欢愉,苏联最威武。荷兰代表在签字前,曾和麦克阿瑟商量过。全体签字毕,麦克阿瑟和各国首席代表离场,退入将领指挥室,看表是九点十八分。我猛然一震,“九.一八”!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日寇制造沈阳事件,随即侵占东北;一九三三年又强迫我们和伪满通车,从关外开往北平的列车,到站时间也正好是九点十八分。现在十四年过去了。没有想到日本侵略者竟然又在这个时刻,在东京湾签字投降了,天网恢恢,天理昭彰,其此之谓欤!

投降书

按预定程序,日本代表应该随即取了他们那一份投降书(另一份由盟国保存)离场,但是他们还是站在那里。麦克阿瑟的参谋长苏赛兰将军本来是负责把那份投降书交给日方的,这时他却站在签字桌旁,板着脸和日本人说话,似乎在商量什么。大家都不知道出了什么事,记者们议论纷纷。后来看见苏赛兰在投降书上拿笔写了半晌,日本人才点头把那份投降书取去。事后得知,原来是加拿大代表在日本那份投降书上签字时签低了一格,占了法国签字的位置,法国代表顺着签错了地方,随后的各国代表跟着也都签错了,荷兰代表首先发现这错误,所以才和麦克阿瑟商量。苏赛兰后来用笔依着规定的签字地方予以更正,旁边附上自己的签字作为证明。倒霉的日本人,连份投降书也不是乾干净净的。

日本代表团顺着来路下舰,上小艇离去。在他们还没有离舰时,十一架超级堡垒排列成整齐的队形,飞到“密苏里”号上空,随着又是几批超级堡垒飞过。

机声中,我正在数架数时,只见后面黑影簇簇,蔽空而来,那都是从航空母舰上起飞的飞机,一批接一批,密密麻麻,不知有多少架,顷刻间都到了上空,然后向东京方向飞去。大战中空军将士厥功甚伟,理应有此荣誉,以这样浩浩荡荡的阵势,参加敌人的投降典礼。

我听见临近甲板上一个不到二十岁满脸孩子气的水手,郑重其事地对他的同伴说:“今天这一幕,我将来可以讲给孙子孙女听。”

这水兵的话是对的,我们将来也要讲给子孙听,代代相传。可是,我们别忘了百万将士流血成仁,千万民众流血牺牲,胜利虽最后到来,代价却十分重大。我们的国势犹弱,问题仍多,需要真正的民主团结,才能保持和发扬这个胜利成果。否则,我们将无面目对子孙后辈讲述这一段光荣历史了。旧耻已湔雪,中国应新生。

(大公报记者朱启平1945年9月3日写于横须贺港中军舰上)

陈丹青:我不知道那帮傻子还能走多久

 

1、中国人现在的毛病民国时都有,而且一塌糊涂。我并不认为民国人就比今天人的道德水准高,但放到教育领域来看,民国的校长、教授和学生,为什么我们今天还会怀念?因为他们很单纯,政治还没毁了他们,他们可以有自己的立场,不受政府和党派影响。

2、所有人在这几十年里都活明白了一个道理,那就是赶紧多捞,赶紧安顿好自己的生活,不要管这个社会。你是救不过来的,你真的到下面走走,就知道,完全一个赤裸裸的丛林社会,大家都信奉丛林法则。这个时候,居然还有这样一些傻子,愿意反方向地从城里往乡下走,去从事这些公益事业。我敬佩他们,但我不知道他们能走多久。

3、我在美国接触过很多留学生,他们告诉我,所有中国学生进入学校,立刻就成为这个学校最好的学生,美国学生根本不是对手;但等他毕业后进入他所从事的那个领域,最优秀的立刻全变成美国人或其他国家的人了。差距就在人格培养,缺少了个性、自由、想象力、勇气和好奇心。我非常重视奇怪的人——用通常的规范无法解释的人,美国多是这样的人。

4、我认为家长是第一凶手,学校是第二凶手,他们合伙把孩子弄成跟他们一样,这些孩子长大后又成了下一茬凶手。每个中国孩子的自杀之路,从他生出在一个中国家庭的那天起就已经开始了。

上海访民:致狗官们

 

下大雪,你们说是百年不遇
大地震, 你们说是自然灾害
办奥运, 你们说是为国增光
毒奶粉, 你们说是个别事件
房价高, 你们说是市场决定
股市崩, 你们说是国际气候经济差 你们说是结构调整
工作难, 你们说是历史遗留
你们不用去辛苦找工作, 不用去住高价房, 不用看病自己花钱, 不用为生活苦苦奔波。 你们吃宴会, 住别墅, 开好车, 高福利, 出国游。 你们花我们的钱, 用权力垄断我们的希望,
你们的办公楼奢甲一方,
你们的公车横冲直撞,
你们的老婆孩子多在美国,欧洲, 加拿大,
你们的二奶小蜜也很嚣张,
你们的住房有国家保障。
你们的工资总讨论增长,
你们的吃喝有公款抵帐,
你们的娱乐有贿赂献上,
你们的上班也可以麻将,
你们的出行有警车做伥,
你们的权力每天都在膨胀,
你们的衙门永远都高高在上。
我们的供房得象奴隶一样,
我们的汽车得给你们避让,
我们的工作越来越忙,
我们的工资多年一样,
我们的医疗越来越贵,
我们的食物越来越脏。
我们的税收越来越增长,
我们的日子越过越紧张,
我们的冤屈已无处申张,
我们的权利已被人遗忘。
我们的民工被驱赶象牲口一样,
我们的矿工每天都在面对死亡,
我们的父母无情的下岗,
我们的孩子学业也很紧张。 
我们知道你们虚伪的模样
对,你们说做的一切,只有一个口号
为人们服务!!
希望大家积极转发,人民逐渐觉醒!

老酒葫芦:酒批电影《百团大战》

 


这部片子听起来很吓人看了感觉很小儿科走出影院没什么可回味的更别说历史的震憾还不如这一瓶劣质啤酒。本片承袭的是地道战地雷战模式,走的是战无𣎴胜攻不不克的红色线路,想端掉这辆装甲列车,一转眼装甲列车上天了,想炸掉这座土楼,转瞬间土楼没了,想拿下这日军重兵把守的车站,一个连环喷嚏固若金汤的火车站尽成废墟。
我在想,这仗这么打下去哪用的着美国原子弹和苏联出兵,就这八格牙路的土枪土炮,提前两年结束战争,1943占领东京。所谓开罗会议可以休矣,扫平小日本,唯我彭大将军。
有时我在想,究竟是我们的编导太伟大还是尔等观众太弱智,我突然觉得时光倒流我自回到四十年前,那年头年少无知的我一部《地道战》热血沸腾好几晩。
原以为这《百团大战》怎么也是2015版,不望貔美前年的俄版《斯大林格勒之战》,也不望突破去年美版二战片《狂怒》,也没望和
吴宇森新派战争片《太平轮》决一雌雄,你总不能不如一个头裹白巾脚踏风火轮的敌后武工队吧,还好你没让我们的彭大将军弹起那蓬头垢面的土琵琶。
我建议本片广告推送时加段文字“本片仅适合脑残人士观赏”,好在中国脑残不少,这部电影会有市场。一部拍给脑残看的电影,却上了大众院线,中国电影分级制势在必行。
看本片制作手段感觉剧组缺钱,我相信拍这样的电影有关方面或直接或间接一定给钱,莫非腐败了还是,总之这部电影看上去囊中羞涩。
2015-08-29/上海美兰湖 

学界人士建议环时《中国是最大民主国》作者北外韩震再写《美国是最大独裁国》

 

熟悉任志强微博使用习惯者都知道,每日早起之后他必转好几条心灵鸡汤。今晨,照例喝完鸡汤之后,大约,有人觉得有些腻,于是相邀喝茶。

“喝茶”两字,经由这位地产商之口说出后,所谓何意围观者应该皆秒懂,笑眯眯的好友@潘石屹明知故问道:“闯祸了吧?” 

出语犀利,众横捭阖,有着大炮之称的任志强,这该也不是第一次被“喝茶”。从2013年1月7日子夜相告——“半夜电话响,请喝茶”——到今年6月18日自省微博往事——“又被删了许多条。连置顶的都没了。小潘警告我说:悠着点!”——不过,最近“被喝茶”的频率,似乎有加快之趋势,毕竟就在12天之前,@任志强还诉过苦:“删,删,删。茶很苦!”

不过,这一次的气氛倒似乎融洽,上午时分他继续淡淡说起:“还好。这次是温茶,不烫手。”

大约也是尝过“茶”之味,@广州区伯正话反说安慰道:“‘约谈’和‘饮茶’是体现领导对市民的一种‘关心’,领导是怕市民偏离党的领导路线,被境外敌对势力所利用,我们应该感恩戴德才是。” 

或许是受任志强遭遇启发,一小时后,这位活跃于南粤舆论的争议人物,再一次在微博中用到“饮茶”一词:“谁敢说不是,明天就‘请’你饮茶。你敢监督政府,就给你嫖娼。你敢揭露社会的腐败现象,你就是丑化党的领导,丑化社会主义,你就是被境外敌对势力利用,你就是煽动颠覆国家政权。” 

引发区伯这一连串不满与嘟哝的,是环球时报今日一篇广为流传的评论文章——《究竟谁是最大的民主国家》。

像上一次画龙点睛拟定《“郭伯雄等‘穷二代’升官手段更卑劣”》一样,凤凰新闻客户端这一次又在标题上别出心裁,替环球时报评论文章重新润色——《环球时报刊文:必须理直气壮地说中国是最大民主国家》。 

标题不是断章取义,也非移花接木,而是确凿无疑地源自文中的一句话:“我们必须理直气壮地说,中国才是最大的民主国家。”

 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议论,由头是从邻居印度说起的:“西方媒体和舆论总是把印度说成是‘最大的民主国家’,美国总统奥巴马和印度总理莫迪会面时,也说什么加强‘两个最大的民主国家’之间的合作,等等。另外,西方媒体也把香港的反对派说成是‘泛民主派’,而把维护基本法的党派说成是‘建制派’,我们许多媒体也在无意中接受了这种说法。殊不知,这种说法本身就是一种价值观操作,其目的是把中国排除在‘民主国家’的行列之外,使人们形成中国是非民主国家的价值判断。”

接下来的套路,即是惯常模式,也是环球时报一直在专注的命题,“我们必须摆脱西方的话语操作,避免落入他们的话语陷阱之中”:“与‘人权’、‘自由’等价值概念一样,‘民主’是具有二元对立或定性的价值概念。一旦命名,就会形成民主或非民主、自由或不自由、尊重人权或不尊重人权的评估或判断…我们不仅要批评西方民主的虚妄性,而且一定要阐明我们国家的民主性质,要认真对待民主价值的命名权,争夺民主价值观的话语权。”

“总之,我们必须认识到,这个世界存在着各式各样的民主尝试,中国的民主也是真实的、有效的民主形态”,这是身为北京外国语大学党委书记的作者韩震所提供的最终结论,为此,他为这个宏大的命题提供四个论证的分命题:“我们要认识到西方的民主只是民主在当下历史条件下的一种历史形态”、“我们要认清西方的民主形式未必适合其他文化背景和不同历史发展条件的国家”、“我们要确认我国的政治制度是属于民主制度范畴的,我们的民主制度是真实的、有效的民主”、“要论证我们的民主制度是最符合中国历史发展实际的民主,也是最有利于中国人民根本利益的民主形态”。

 不过,这样的论证方式,正是“六神磊磊”所不屑,在微信公众号今日重发的旧文中,这位就职于新华社重庆分社的微信红人,以他所擅长的解读金庸技法,对环球时报社评的议论风格,来了一次釜底抽薪式批判。

首先要解释一下剧情,这样才方便理解下文,“在金庸的故事里,有一起很大的江湖大企业高层情色丑闻,就是《倚天屠龙记》里的‘阳顶天死亡事件’”:“阳顶天同志,是明教历史上第33代教主,武功高强。听名字,你会以为他在两性问题上特别牛,然而恰恰相反,但他的恋爱婚姻很不幸,其夫人与师兄成昆一直通奸。某日,在一条秘密地道里,阳顶天撞破了夫人和成昆的奸情,被活活气死。明教群雄顿时炸了锅,广大教徒情绪激动,纷纷要求查清阳教主的下落,严惩坏蛋成昆。这个时候,你想帮成昆进行危机公关,让大家不要纠缠他,不是找死吗?”

经此前奏铺垫之后,“复杂中国论”终派上用场,“只要你认真研究学习环球时报和胡锡进先生,注意以下几点诀窍,就可以成功地引导舆论,甚至为成昆一举扭转颓势”:“一、首先,你必须用简短的一句话、或者一个词,指出这些愤怒的教徒的误区,比如‘他不懂复杂的江湖’。这一步非常关键。二、必须巧妙地转移概念,把‘成昆该不该杀’转移成‘杀了成昆,能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三、必须说清楚,如果没有了成昆,情况只会更坏,不会更好。做到这三点,恭喜你,你就成功了!基本上大多数明教教徒都会哑口无言了。”

虽然《究竟谁是最大的民主国家》并非社评,但是可以由环球时报白纸黑字刊出,无疑与这份人民日报子报的定位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网络舆论场上的新仇旧恨刹那间风起云涌。

@风青杨V讥讽道:“我认为这篇文章写的真是好,正能量!但世界上还有两个也很民主的国家,一个是朝鲜,一个是俄罗斯,我们的北外教授写这篇文章之时,为何不把这两个国家也加进去,最好是不要分第一第二第三,免得西方国家笑话,三国并列第一如何,又高大上又不伤和气。”

 “哪壶不开提哪壶”,对于该议题,@张鹤慈认为,纯属高级黑:“可说中国是发展中国家,在发展中可能实现民主转型。也可说今天的中国只能是先发展后求民主;但要非说中国现在就是民主国家,请先把宪法中的人民民主专政去掉,列宁的定义:专政是直接凭借暴力而不受任何法律限制的政权。”

作为这篇文章的作者,韩震也被多方议论关注。作为韩教授曾经的学生,北师大毕业的@文山娃,一下子不禁感慨良多:“上过韩震老师的西哲课,当时他是哲学系副主任。在哲学系担任过副主任的还有袁贵仁老师。”

 “谢谢你,离开了北师大”,作为@文山娃校友的李微敖,则庆幸韩震后来跳槽了:“…韩震先生,曾在鄙人母校学习和工作了30年。不过,非常幸运的是,他在2012年,去了北外…” 

可是,这些讨论在@冒安林看来,都有不幸正中下怀之虞:“《环球时报》‘中国才是最大民主国家’这样的文章和言论,目的是潜移默化地消灭先进思想。当你天天讨论这些恶心可笑的论题时,慢慢也就深陷于这样的层次。每天看到的只是五毛和脑残,慢慢会忘记世上还有自由而高尚的人。”

 说起来,类似议题出现在环球时报,其实并不值得意外,就在昨日,@南风窗还在转发这份人民日报子报的另一篇文章,《美国骨子里“暗恋”中国》:“美国的政治经济与社会的现实呈现着‘自由反对自由’的矛盾特点。无论谁当选总统,对中国既不会好到天堂里,也不会差到地狱去。无论美国政府、媒体和智库如何公开指责与批评中国,美国都挣扎不开对中国骨子里的难以抗拒的、执着的‘暗恋’。”

  于是,同在大学执教的@清华孙立平,为北外的韩震献上一计:“作者可以另写一文,美国是最大独裁国家。”

网传上海今年高考满分作文转疯了

 

《自由 .. 沙漠 . 不自由》
上海的5个高院法官集体高级酒店嫖娼才拘留10天就自由了,黄海波才抱妹一次就劳动教养6个月,这是团购和零售的沙漠。
我家当年在深圳的路边棚子被城管烧成灰烬了,我的堂弟是黑户,山西北京上海的房姐房叔们却拥有上百套房子,一个人有4个户口本。我在上海无房可住,他们却夜夜换新娘,日日住新房。我们绕不过监管的沙漠,所以不自由。
我们印了120万亿的钞票,是世界上纸币发行最多的国家,却闹了钱荒。有人家里屯了几个亿的人民币 ,把房子压垮了。你有印钱的自由,他们有屯钱的自由,我们老百姓就剩下过紧吧日子的不自由,因为我们覆盖着垄断掠夺的沙漠。他们怎么赚钱的呢?
他们硫酸腐蚀青山,氰化钾洗涤河流,毒鎘大米还打蜡,排放有毒气体,败祖宗遗产,断子孙后路,裸官捞钱,携款上亿潜逃国境,在欧美黄金海岸住着别墅喝着香槟。而我们却饮着像酱油般河水,黄浦江畔啖着万头猪洗澡的排骨汤。在哪个国度,有这样的自由?
还说说户口的沙漠吧。我是外地人,就没有了上海高考的自由。去年我不能参加高考,于是今年我弄了个非洲索马里的国籍与护照参加高考。我的同学李婷玉呢,来自山东,也在上海没有高考的自由,她妈妈爸爸离婚了,妈妈找了个跛腿上海小男人假结婚了,于是婷玉有了上海高考的自由。假结婚,假护照,假文凭,假社保单,真实漂浮在上海沙漠的自由浮物。上海的天空,飘满着户籍制度的沙漠,雾霾下的外地人,只有呼吸有毒的空气的自由。这自由,是丧失尊严的,是备受挫折的,是被打劫被掠夺的无耻快感。
为什么上海本地学生越来越少,上海教委却不把中考高考资源开放给服务上海的外地人呢?上海的建设,不仅仅是上海人的力,是全国资源的集中投放与倾斜,更是外地人打拼的结果。“宁与洋人,不与家奴”,大清的时候是这样,今天在上海,我们又进步多少?如今上海迈入自贸区的时代,手在攫取利益,大脑,思维和制度还停留在计划时代,不信,个人办事还要单位介绍信, 还要单位派人事文员跟踪呢?这是体制的沙漠,带来升学竞争的不自由。万恶的旧社会,高玉宝喊着 “我要读书”,如今上海的外地孩子也喊着 “我要中考”,“我要高考”
“我要上幼儿园”,离开父母,离开上海,成了农村乡野的留守儿童,成了亚细亚新时代的孤儿。他们被强奸,被戮杀,被拐卖,被溺死,被打劫,如今年5月18日,安徽潜山县11岁的小女孩张悦被奸杀抛尸粪坑,2012年江西一家5个孙子溺水。这些留守儿童的悲剧,因为不能在父母工作的地方上学而孤独生活在无人保护的农村,这是户籍沙漠带来的必然。从这个角度来说,上海市居住证积分制度,是留守儿童悲剧的推手和元凶,上海居住证积分制度设计者们,你们欠了全国5800万留守儿童一个债,你们要永远背着原罪的,跪在十字架前也得不到饶恕。我们的城市管理者们,还徜徉在这杀人的沙漠,冷眼看着身边人道主义悲剧的发生。一幕幕的悲剧,撕不破钢粒沙漠的铁幕。血溅公堂,动摇不了贪婪的决心。尼玛,次奥次奥,这是什么样的自由,又是什么样的不自由?我们还需要匍匐在这样的沙漠么?
受不了这样的杯具,我也不想要索马里的护照。让那些沙漠的缔造者,剥夺他们限制别人自由的特权,控制剥离他们为非作歹的自由,甚至要把他们关进入法制的笼子里不自由,才能带来新生活的真正自由,才有最大众最社会的真自由,理性的自由,是我们热烈拥抱的自由,如空气,如饮水,如血液,如知识,如财富,我们爱之深,护之切。
也许,该一人一票了,也许该支持习大大的打老虎了,不,重建新的动物园了。这样,我们才能有绿洲的生存环境,我们才有甘泉,才有我们珍惜和追求的真自由。
拜托,阅卷老师,0分我不怕,我要表达的自由。

 

忆金国洗脑片《金姬和银姬的命运》在中国的日子

 

朝鲜电影《金姬和银姬的命运》讲述了生活在南北韩一对孪生姐妹金姬和银姬的故事。二战结束后朝鲜南北分治。在南朝鲜一个山村里教书音乐教师因为作了一首有政治倾向的歌《爸爸的祝福》,被南朝鲜当局逮捕毒打。妻子在无人照料的情况产下一对女婴之后病故,音乐家也因罹患肺病不久就离开人世。一个因为没钱被学校开除的汉城大学生、一个海岛渔民分别收养了两个孩子金姬和银姬。学生养父因为金姬染病,求医无钱被拒,跑到北方得到朝鲜医院的救助。二十多年后,学生“养父”成了一个著名画家,金姬也成了一个舞蹈家,在北方幸福的生活着。银姬在南方海岛上长大,因为生活贫困,为了帮助渔民“养父”还船主的债,沦落为酒楼夜总会歌手。酒楼老板对银姬及其同伴像奴隶一样,限制了她们的人身自由。银姬的养父来看望她还被殴打。老板还企图把她卖给有钱人,在逃跑中因躲避追赶被汽车撞瘸了腿。后来银姬在贫民窟中找到了养父母,为了照顾他们,银姬瘸着腿挑起了生活的重担。养父和他的两个儿子因打死欲贩卖银姬的坏蛋,驾船逃难途中遇暴风,幸得北方轮船的救助,成为朝鲜工人。画家以金姬为模特创作的一幅画恰好被他们买去。他们说画中人像自己领养的妹妹银姬,这被金姬听到。金姬回去追问画家自己的身世。画家去江原道元山海港,见到了当年领养银姬的南方渔民。他们向画家以及后来在这里慰问演出的金姬讲述了银姬的经历。银姬的经历让金姬深受感动,更加珍惜朝鲜的社会主义生活。

银姬的悲惨经历,让孪生姐姐金姬听后深受感动,更加珍惜她在北朝鲜的社会主义幸福生活。决心不但要做爸爸的乖女儿,还要做伟大领袖的好女儿。

最后,片尾响起了激昂的画外音,向观众阐述朝鲜是一个整体应该实现半岛统一的道理。而中国观众看到这里,早就对黑暗的资本主义地狱韩国充满了蔑视和对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的银姬一家充满了怜悯,强烈地期待着在朝鲜人民伟大领袖的英明领导下,早日实现朝鲜半岛的统一,让南朝鲜受苦受难的老百姓也过上与北方人民一样的天堂般的幸福日子。

1975年这部“彩色宽银幕”电影引进中国时,成为了继电影《卖花姑娘》后号称朝鲜“催泪弹”影片的又一力作。当时,走出电影院的男男女女其手中的手绢,或是衣袖,全是湿漉漉的......这部《金姬和银姬的命运》不单洗了朝鲜人民的脑子,也洗了中国人民的大脑!

在东欧巨变和苏联瓦解之时,朝鲜本来有新的选择——或像越南一样效仿中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行改革开放。可是金日成死后新接班的金正日抱残守缺,离经叛道,以金家利益为中心,宣布亡父为“永远的国家主席”,继续粉末“金家”的神话。朝鲜成为世上唯一的由死人担任国家元首的国家,世袭出愚笨的领导人似乎是必然的!金正日最大的错误是实行所谓“先军政治”。把国力大部分用到军事上,以致民不聊生。他完全应该意识到朝鲜半岛问题不单单是朝鲜人的问题,是美日韩与俄中朝对抗的问题——大家都有安全利益在此。你埋头发展经济搞平衡外交就行了,何必要发展核武器、何必要鸡蛋碰石头?现在朝鲜又搞第三代世袭,很多人说金正日很可能害了他的儿子,让他今后死无葬身之地。哎!悲剧肯定还在继续!不知道金姬和银姬的命运哪个将会更悲惨呢?

 

最绝望的堕落——写给知识分子

网文,未发现署名

纳粹期间的德国,大部分教授公开表态支持纳粹政府。大师级的哲学家海德格尔在发表校长就职演讲时说:“任何教条和思想,将不再是你们生活的法则。元首本人,而且只有他,才是德国现在和未来的现实中的法则。”爱因斯坦认为,“德国知识分子--作为一个集体来看——他们的行为并不见得比暴徒好多少。”思想知识界的这种普遍放弃、逃逸、堕落的行为,带给一个民族的影响是致命的。

文革期间的中国,大师级的哲学家冯友兰建议:“秦始皇使用了政治上的威力,焚书坑儒,在意识形态领域内实行全面的地主阶级专政,巩固了地主阶级的政权。这个历史经验很可以作为无产阶级的借鉴,这也是古今对照,古为今用。”溯本追源,如李国文《中国文人的活法》中所说:“焚书坑儒这种高智商的杀人方式恐怕不是秦始皇一介武夫所能为”。

萨特的《恶心》,再现了沦陷时期巴黎知识分子群的丑恶表演。在保罗•约翰逊的《知识分子》中,知识分子们成了世俗道德的违背者,他们行为怪癖,心肠刚硬,撒谎、虚伪、自私自利到了极点。

卢梭靠女人生活,他不断地从养母或者养母兼情人那里榨取钱财,而当这些女人穷困潦倒之时,他却从未想到要帮助一下她们。他把与自己同居多年并为其生子的女人看作仆人和动物,随意加以伤害和侮辱。

雪莱因行为不端被赶出家门之后,经常采取威胁、欺骗、辱骂等各种手段,不断向父亲要钱。他终日周旋于众多女性之间,随意玩弄她们,再将她们抛弃。他四处借钱,却从未还过。

列夫•托尔斯泰立志要用自己宗教般的思想拯救人类,却终日沉迷于赌博和嫖娼,如果不是因为他的小说给他挣了很多钱,他的庄园早就给输掉了。他经常把爱挂在嘴边,摆出一副农奴解放者的架势,却从没实际行动过。在两个哥哥贫病交加之时,他从未资助过他们,他的一个哥哥临死之前要见他,他竟然冷酷地拒绝了。

为什么会这样?

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现代社会的社会结构和文化之间存在着惊人的分裂。

法国布迪厄说:知识分子是一种悖论的或二维的存在。

韩国崔秀哲《分身人》讲的也是这个道理。

彭加勒《最后的沉思》对偏爱走极端的法国知识分子本身进行了剖析和批判。

齐美尔《社会是如何可能的》:人类是一种双重性生物,无论是作为群体或是个人,生命内部都具有各种对张的二元力量向外发展。作为个人,这种双重性表现在身体和精神都同时需要动感与宁静,作为群体,社会历史是在社会群体与个性提升之间的冲突、妥协和调和之中发展。由于个体性与社会群体的普遍性两种相反的原则并存,齐美尔认为社会生活看起来就像双方寸土必争的战场。人们同时面对个体性与普遍性的原则,必须在冲突的两者之间努力取得平衡,以达成基本人性中的对立统一运作,这种运作要透过“不断地调节比例从而重获不断失去的平衡。”太深刻了。

拉塞尔•雅克比《最后的知识分子》,表达了对美国知识界的更深的忧虑,即真正的危机是知识分子这一群体正在消失,它被专业化程度过高、狭隘的学院专家们取代,如今的专家们的意见只有少数的同行可以理解。哈耶克说,知识分子的真正陷阱是沦入过度专业化与技术化的陷阱,失去了对更广阔世界的好奇心。周国平说:哲学成了办公大楼,在名目繁多的科室里,只见伏案办公的职员,见不到一个真正的哲学家。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技术控制了人。哈贝马斯《走向理性社会》:生命的意义失掉了存在的基础,生命的价值失去了终极依据。海德格尔《人,诗意地安居》:学者消失了,科学堕落为探究。

还有一种情形,那就是丹尼尔•贝尔在《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中描述的:宫廷乐师、行吟诗人与修道院的僧侣如今变成广告撰稿人、专栏作家与公共形象设计者。葛兰西在《狱中札记》中独创的“有机知识分子”一词,勉强把他们归属于知识分子行列,其实他们已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

克拉芒斯是加缪《堕落》中的主人公,也是二战后巴黎知识界的典型,他一直过着双重的生活:表面上道貌岸然,实际上男盗女娼;表面上气壮如牛,实际上胆小如鼠;表面上乐善好施,实际上刻薄寡恩;表面上豪侠仗义,实际上见死不救;表面上夸夸其谈,实际上蝇营狗苟,表面上宽宏大量,实际上睚眦必报,表面上是忏悔者,实际上是法官……

翻阅黄梵的《第十一诫》,比萨特的《恶心》还让人恶心。主人公齐教授是声名显赫的学术权威,可他利欲熏心,投机钻营,生活腐化堕落,不仅榨取学生的科研成果,而且为了捞到科研经费,获取当权者的认可,不惜修改数据,拿人命关天的炮弹轨道数据当儿戏。在齐教授身上,我们看到走向堕落的知识分子“象征性的背影”,权力正在通过金钱和地位来诱惑知识分子放弃道义与良知。

费振钟的《堕落时代》,与其说它是一本关于晚明文人的书,不如说它是一部旨在人的现代性的书。走近晚明的文人,让我们嗅到了“堕落时代”的酒气,让我们看到了“堕落时代”酒色过度后的回光返照。他们酒后佯狂,装疯作傻,倚疯作邪的病态成为常态。而晚明文人的病,绝不仅仅属于晚明的文人。

王力雄在《渴望堕落》一文中写道:以王朔的小说与贾平凹的《废都》为代表的文学标志着中国知识分子“与其传统观念,已经发生了许多背道而驰的变化,同时却和王朔笔下的痞子,出现了越来越多的相似之处”,这就是对于“堕落”的渴望。在当今的文坛,堕落似乎已经成为时髦,文人们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堕落并炫耀自己的堕落。

张承志在《以笔为旗》中将文人分为几类:东施抹上魔幻口红,正和西施一起以色售文的人,纠缠在稿纸卷头却意在高官流水账的人,因不逞和无才而小心翼翼但求人和的人,高喊冲锋可是不见流血的人以及种种这棵树上附庸寄生的人。林贤治说:知识分子算什么东西呢?他们不过是些沙石泥料,既能用来筑造辉煌的圣殿,自然也能用来砌做污秽的粪池。够了!关于知识分子堕落的例子,书里成千上万,现实中比书上还多。

一棵被当地居民视为地标的树,多少年来,人们行走在旷野中,凭借它找到自己的家。树死了,许多人从此再也找不到家园。

费希特在《论学者的使命》中说:“你们都是最优秀的分子;如果最优秀的分子丧失了自己的力量,那又用什么去感召呢?如果出类拔萃的人都腐化了,那还到哪里去寻找道德善良呢?”

最绝望的腐败并不是官僚,而是知识分子。官僚的腐败只能误一个党派,一个朝代,而知识分子的腐败却误国误民,流弊深远。最可怕的堕落也并不是匪盗痞,而是知识分子。匪盗痞的堕落都只能贻害一方百姓,坏一家之风气,而知识分子的堕落却败坏的是整个文化,是思想,是道德,是一个民族最宝贵的精神操守。知识分子的堕落才是一个社会和一个民族彻底的和最后的堕落。其他人的堕落好比大江大河局部的浑浊,而知识分子的堕落,则是水源浑了。

(二)

鲁迅曾经打过比方:羊分“胡羊”和“山羊”。山羊是带头羊,胡羊大多数的羊。山羊脖子上挂着铃铛走在前面,后面一大群低眉顺目的胡羊挨挨齐齐地跟着。勒庞在《乌合之众》中也比喻:一群人就像温顺的羊群,没有了头羊就会不知所措。山羊脖子上的铃铛就是知识分子的徽章,无论是吃人还是被吃,一切悲喜剧,带头的无不是知识分子。

这里想要明晰的,是堕落的主要标志:终极关怀的缺失,道义立场的摇摆,社会良知的泯灭,忏悔意识的淡漠以及对人的极度冷漠。

于光远有句精辟的话,把几千年的文人全装进去了:封建文人的最大理想是做稳奴隶,说到人的觉醒,只能是“五四”之后,尽管“五四”提出的问题,直到现在还没有解决。

翻阅汗牛充栋的古籍,“进则朝廷庙堂,退而江湖山野”的中国文人,写了那么多狗屁官样文章和无聊失意文字。“士大夫”已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了,思想也不复成为思想,而是意识形态。“学而优则仕”的参与模式,使中国的知识分子不能成为社会的守望者,而是既得利益的看家狗。作家张平说,现在的知识分子,在桌子底下说话,在桌子上面沉默。知识分子当中的某些人,已经进入到这个既得利益群体。知识分子的集体沉默,是导致目前道德滑坡或者说是道德产生腐败的一个重要原因。知识与权力的结盟导致社会的沦落和腐败。

翻阅回忆反右和文革的图书,知识分子之间的出卖与背叛以及各种丑恶表演,令人感到毛骨悚然。巴金说:“我对自己的表演(即使是不得已而为之吧),也感到恶心,感到羞耻。”顾准等硕果仅存的几位已不具代表性,应该说知识分子是集体投降、集体堕落。关于集体堕落的原因,朱学勤“终极关怀基因缺陷”的分析是中肯的。社会最大的危机是失去支撑它的精神结构,失去将社会凝结为整体的具有终极关怀的价值系统。

美国当代心理学家里奇拉克《发现自由意志与个人责任》:“烈士宁可牺牲自己的生命而不愿意肯定与自己相对立的观点。”鲁迅:“无论古今,凡是没有一定的理论,或主张,而他的变化没有一定的线索可寻,而随时拿了各种各派的理论来做武器的人,都可以通称为流氓。”

遗憾的是,流氓太多,烈士太少;可悲的是,流氓的风光,烈士的寂寥。这些流氓,无论什么风吹草动,都能拿出令上边满意的大作;无论什么观点,都能拿出合理的理论解释。他们不是丧失,而是压根儿就没有过什么道义立场,沦落成为权钱伴唱的夜莺。鲁迅先生骂得痛快:“我宁愿向泼辣的妓女立正,也不要向死样活力的文人打绷。”

缺乏对道德操守的坚守,缺乏对良知的省视,缺乏对诱惑和邪恶的抵制,缺乏犯下罪恶之后忏悔的勇气。在西方文化史上,有圣奥古斯丁的《忏悔录》,有卢梭的《忏悔录》,我们有什么?朱学勤说:“世界史上的优秀民族在灾难过后,都能从灵魂拷问的深渊中升起一座座文学和哲学颠峰,唯独我们这个民族例外。”

正因如此,才有对人的极度冷漠。北京大学某学者说,堵车让他感到很欣慰,因为堵车是繁荣的标志;某灾难经济学家说,灾难对於经济发展是有利的,可以拉动内需。

亨利•柏格森在《道德与宗教的两个起源》中说:我们的道德的部分包含着责任,责任都是日常实际的事情。面对现实问题,知识分子的沉默就是责任的放弃。杜威《教师和他的世界》:逃避责任是怯懦的选择。《知识分子:萨特与阿隆》:目睹灾难却一言不发,责任感就变为负罪感。爱因斯坦《我的世界观》:保持沉默,就是犯同谋罪。肯尼迪《信仰在风中飘扬》:你能否不同流合污,让自己的勇气在腐烂的中庸泥潭发光?

(三)

堕落,疯狂蔓延,突破底线

媚俗的历史,源远流长。《恩格斯致施密特》:从康德到黑格尔的德国哲学中始终显现着庸人的面孔。

康德《逻辑学讲义》:矫揉造作的通俗浮华只是力图博得读者的厚爱,这种科学研究的堕落,像哗众取宠的情妇。

王力《龙虫并雕斋琐语》引波德莱尔的诗,翻译的真好:饥肠辘辘佯为饱,热泪汪汪强作欢;沿户违心歌下里,媚人无奈博三餐。

韦伯《以政治为业》:领袖的实际收获,并不由他自己掌握,而是受他的追随者的动机所左右,而从道德角度看,这些动机大都不堪闻问。

钱理群《毛泽东时代和后毛泽东时代》: 2001年以后,掌握巨大财力的行政权力的控制与干预,出现越来越严重的商业化、行政化、官僚化、体制化倾向,造成思想、文化、教育、学术的全面腐败和对知识分子的整体收编。

侯宁:《大陆经济学家已是一个堕落群体》。皮海洲:《堕落的又岂只是经济学家》。北大教授说:百分之九十九的上访人员都是精神病患者。清华教授说:强奸陪酒女比强奸良家妇女危害性要小。

科学家离实验室渐行渐远,不在开会就在开会路上。科学已经从昔日神学的婢女,堕落成今天资本的帮凶。“科学无禁区”变成“道德、法律无禁区”。三聚氰胺、瘦肉精、转基因等事件中,哪一桩没有科学家的幽灵?

斯塔佩尔:科学研究在逐渐演变成一种商业行为。资源有限,竞争激烈,为了得到经费不择手段。

雷海宗《君子与伪君子》和林同济《士的蜕变》,考察了“士”从君子到伪君子,从技术到宦术的堕落历程。

鲁迅《流氓的变迁》:“以武犯禁”而“替天行道”的是侠客,打着“替天行道”的大旗却坏事做绝的是强盗;没有做强盗的危险却有做强盗的收益的则是流氓。

中国传统文化培养了有知有道之“士”,这是中华文明五千年而没有夭折的重要原因。陈寅恪:哪个民族把士给打倒了,这个民族就流氓化、卑鄙化了。

《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典型的流氓传奇和流氓教科书。流氓文化、流氓意识、流氓哲学、流氓精神已经内化、渗透到血肉中。

《今日之中国,无处不流氓》:一个坏的制度可以把好人变成坏人。发动流氓起来把贵族消灭,并不会使流氓变得高尚,只会使流氓变得更加流氓,而且诱逼更多的人变成流氓,最终变成流氓社会。

《知识分子的背叛》:他们的浪漫主义已经登峰造极,他们的精神操守已经跌落谷底。

赫连勃勃大王《群氓时代》:浮躁而盲动的奢侈、势利、焦虑、恶俗、虚假、纵欲、跟风是一个“群氓时代”开始的标志。

2014年5月17日,美国《华盛顿邮报》网站刊登《野心时代:在新中国追逐财富、真相和信念》的书评:中国正在经历一个“狼吞虎咽的时代”。

堕落,心安理得,理直气壮

奥尔特加•加塞特《大众的反叛》:我们这个时代的典型特征就是,平庸的心智尽管知道自己是平庸的,却理直气壮地要求平庸的权利,并把它强加于自己触角所及的一切地方。虚假的反叛,在荒谬中成长,处心积虑地垮掉。

格里德尔《知识分子与现代中国》:冲动的狂热分子如今在舒适的公家办公室里享受安逸,很少出以公心去关注国家的进步和人民的福祉,更多考虑的是自己的仕途和财富。

鲁迅《伪自由书•文人无文》:借了“文人无行”的幌子,犯着可诟病的恶癖。

朱利安•班达《知识分子的背叛》:在群体激情四溢的状态中,推波助澜,甚至是主动堕落——还有比知识分子更没有骨气,更容易堕落的阶层吗?

旷新年《为什么社会容不下一个善良的人》:中国知识分子是最变态、心理最阴暗、心灵完全被扭曲的一群动物。

钱理群《毛泽东时代和后毛泽东时代》:到二十一世纪,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自觉、半自觉地履行这“同意和解释、宣传与做戏”职能,开始时还有些心虚,羞羞答答、扭扭捏捏,做到后来,就习以为常,理直气壮,并以此炫耀于世了。

网民:上帝啊!把这些专家带走吧!路费我掏。

堕落,良币隐退,劣币泛滥

钱锺书《七缀集》:有不少古代和近代的作品,读者对它们只能起厌倦的感觉,不敢作厌倦的表示。

《“索卡尔事件”与科学大战》证明:名人的劣币甚至假币,也可以成为真币、良币。博尼法斯《造假的知识分子》:他们高举着道德的旗号迫使我们忍气吞声,没人敢指责他们篡改真相的事实。在媒体时代,这些制造知识假币的知识分子已通过电视和互联网,取得了胜利。

学术造假每天都在发生。韩国黄禹锡干细胞数据造假。哈佛大学著名进化生物学家马克•郝泽编造数据。《Blodt,伟大的造假者》:超过90篇羟乙基淀粉临床研究数据是编的。东京大学加藤茂名研究组43篇论文撤稿。

堕落的程度超出了人们的想像力。王立军等没怎么念过书的官员成为大学的博导,一些明星、主持人当了大学的教授,前铁道部总工程师张曙光2300万贿买院士。

汉字简化,无意中佐证了劣币驱逐良币定律:親不见,愛无心,產不生,厰空空,導无道,鄉无郎。但:魔仍是魔,鬼还是鬼,偷还是偷,骗还是骗,贪还是贪,毒还是毒,黑还是黑。

绝望中坚守着希望

叔本华《自然界中的意志》:道德是万事万物的支点,是所有体系的试金石。

韦伯《以学术为业》:学者的宗教是对知识理性的伦理追求和使命感,这是世界的基础。

郑也夫《信任论》:系统信任中,最大的两个系统是货币系统和专家系统。

韦伯:黎明将至,长夜漫漫。正因如此,才更凸显社会守夜人的品格,更体现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悲壮。

罗曼•罗兰:太阳的光明是不够的,必须有心的光明。心里有光,才能使自己的作品放出光辉,照亮大众在黑暗中前行的路。

茨威格:人文主义理想注定是一种理智的和贵族的梦,这样的梦普通的人做不出来,只能由少数人把它作为神圣的遗产继承下来,留给后来人,并代代传下去。

未曾谋面的文友谢小庆《凭借什么坚守价值体系》:不是凭借对某一价值系统的合理性、重要性的阐述来坚守,而是凭借树立“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自身形象来坚守。它被知识精英们以一种心有灵犀的默契、一种不可言传的意会而世代坚守和承传。

谢小庆下乡的村落与张承志毗邻,他完全理解“清洁精神”和“无援思想”的坚守。他和张承志定下相似的人生基调:抗拒蜕变(alienation,一般被译为“异化”,似乎此译好些),抗拒蜕变为资本的奴隶,抗拒蜕变为“摩登时代(现代化)”中机器的奴隶,抗拒蜕变为“房奴”、“车奴”。

谢小庆给毕业生的赠言:不卑不亢。自信但不自负,自知但不自卑。穷时不失自尊,达时不忘笃敬。有勇有谋。勇敢但不鲁莽,谨慎但不怯懦。审时度势敢战,艰难困苦能守。

联想起《狮子王》的经典道白:我们只是在必要的时候才会勇敢,勇敢并不代表你要到处闯祸。

写《鲁滨逊漂流记》的笛福说:个人的怀表坏了,只是耽误个人的事儿。教堂钟楼上的大钟坏了,耽误的可是整个教区的事儿。

钟楼上的大钟,可能坏,也可以坏,但总得有人去修,有人去守啊。

 

何祚庥院士---披着学者外衣的党棍兼流氓

原文标题:何祚庥院士---中国官场之流氓

康健(研究员:2004年度中国杰出管理科学研究者)

 

  何祚庥,1951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物理系,毕业后在原中共中央宣传部(后写作XX部)科学处处长于光远的保荐下入XX部工作。从那时起,在大学期间不学无术却深谙为官之道的何祚庥便步入官场,极尽其所能、左右逢源、横刀立马、叱咤政坛五十余年,可谓不倒翁。

 

没想到拆北京古城墙跟他有关

何祚庥凭借他多年在XX部的工作,对毛泽东的的内心世界揣摩得一清二楚,每走一步必须恰好落到主席的心坎上。1953年7月,北京市市政建设部提议拆掉城 墙,理由是“中央主要机关分布在内环,将党中央及中央人民政府扩展至天安门南,把故宫丢在后面,并在其四周建筑高楼,形成压打之势”,这显然是一个迎合刚 刚赢得新中国最高领导者梦寐以求登上自古以来只有帝王才有资格登上天安门的理由。在毛泽东:“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 口号的鼓舞下。在XX部任干事的何祚庥在《学习》杂志发表《论梁思成对建筑问题的若干错误见解》文章批判梁思成,使得学贯中西的梁思成保护古建筑的建筑思想成为泡影。并引发1955年北京大拆大毁古建筑狂潮。

在XX部工作期间,何祚庥无时无刻不在紧跟中央,但老虎也有打盹的时候,一个不留神我们的和(何)大人被毛泽东赶出了XX部,被下放到中国科学院理论物 理所做党的工作。在这个时期,何祚庥“优秀”的政治品质又得到充分的发挥。那时,这个除了物理不懂什么都懂的北京清华物理系的毕业生热衷于“自然科学的阶 级性”的研究。在政治是统帅、是灵魂、是一切经济工作生命线的年代,他高举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大旗,在自然科学的各个领域纵横驰骋,横扫自然科学各学科 “牛鬼蛇神”;他的许多大作,其威力之狂烈,气势之凶猛,棍法之娴熟。可以毫不夸张的说,何祚庥向来就是个典型的以政治帽子棒杀科学的政治打手。

 

如何当上院士

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泽东虽为农民出身,但一生好强的他对诺贝尔奖充满热情。 他创立并发动长达二十余年的“物质无限可分说”的攻坚战,凸显了他企图通过权势、政治与自然科学的结合,为中国科学或者说为他自己赢得“全世界人民伟大领 袖”的光荣称号而努力争得一块诺贝尔奖“高地”。1964年8月,毛泽东约于光远和周培源到中南海谈话。于是,在XX部负责人于光远的策划下,一场人类有史以来最大的伪科学闹剧开演了。在接受于光远的亲授密旨后,何祚庥同志在毛泽东“不但原子可以分,原子核可以分,基本粒子也可以分”这一思想指引下,提出 了物质结构的层子模型。何祚庥认为:“物质可分为层子,层子下面有‘亚层子’,‘亚层子’下面有‘无子’,‘无子’下面有‘前子’,‘前子’下面有‘毛子 ’,等等”。“无子”即无产阶级子,“前子”即前进子,“毛子”即毛泽东子。这些“子”的名称确实闪烁着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光辉。在强力部门的宣 传和支持下,“层子模型”理论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大奖,这是何祚庥一生“最重要”的成果之一,并因此获得中国科学院院士和政协委员的荣誉称号。而同时期坚持真理持“物质不是无限可分”并取得了与盖尔曼夸克模型相似成果的刘耀阳,他的论文只能象征性地作为是对“物质无限可分”说的争鸣,摘要发表在国家一份刊物 的末尾,并受到无情的批判。然而,按照波谱尔的分界标准,“物质无限可分”这个命题根本无法证伪,因而只能是伪科学。今天,当《科技日报》就刘耀阳没有同盖尔曼一起被授诺贝尔奖而发表议论时,你何祚庥应不应该感到有一点自责呢?

 

三个代表符合量子力学原理

进入21世纪,在伪科学研究领域取得“丰硕”成果的中国“著名”伪科学家何祚庥又故伎重演紧跟新一代中央领导的政治把戏,提出“三个代表符合量子力学原理”(3day:真高级)的 高论,并号召中科院理论物理研究所的科研人员用“三个代表”指导量子力学的研究工作,企图重演伪科学“层子理论”的闹剧。而当我又看到2006年4月何祚庥在给中科院理论物理所的青年大讲用“八荣、八耻”规范科学研究行为的报道时,我不禁感叹:理论物理所量子力学的研究又要在和(何)大人的乎悠下增加新的政治指导内容了。这样的研究所想在科学的海洋中到达彼岸是绝对不可能的(而这在中国是一个普遍现象),因为你无法在科研中找到既保持八荣八耻高风亮节,又 具有三个代表光辉形象的“模范粒子”的运行规律。这种除了搞伪科学之外就一事无成且永远找不到北的中科院理论物理研究所国家有必要花纳税人的钱再办下去吗?像这种利用物理学原理证明当权者指示永远是真理的滑稽而又可笑的行为,完全可以评为中国当代科技腐败之最。现在,“毛子”已经仙逝,“何子”、“骗 子”还能弥留多久呢?但愿我们人老心红的何祚庥先生能够在攀附权势的艰难旅程中有新的突破和“科学”的发现。

当今中国大陆,中科院物理院士何祚庥可谓是个知名度极高的大人物,此公以“反伪科学”出名。近日编者在网络上偶然看到“丁肇中的‘无知’与何祚庥的‘无所不知’”与“何祚庥同志思想研究!!”等几篇专门介绍和研究何院士的文章,读后真有眼界大开之感!

现特将这几篇文章略加综合编辑,并冠以若干小标题,推荐给对何大师感兴趣的读者诸公,相信大家读后一定会对何院士其人其事有一个更全面更详细的了解。

 

万能科学大师何祚庥

在知识大爆炸的今天,一个人即使是超天才,穷其毕生精力,能在一个学科的一个分支上有所建树并能提出部分真知灼见已属不易,在同一学科的不同分支仍属外行实为正常现象,更不用说其他学科了,所以所谓无所不知的“万能科学大师”在今天其实根本就不存在,也根本不可能产生。但耐人寻味的是,在大陆却恰恰冒出了这样一位“大师”,他就是大名鼎鼎的中科院物理院士何祚庥。

尽管在国际科学界不为人知,但在国内,何祚庥院士的“全能性”可谓家喻户晓,无人不知。你看他老人家,几乎是天天上镜,日日露脸。一会儿电视台畅谈社会主义经济政策,一会儿因特网宏论辩证唯物主义哲学;昨天侃克隆人技术展望,今日嗙《易经》文化反思。这边厢呼吁对股民征所得税,那边厢力主发行国家福利彩票;上能为城市提出“交通、建筑最佳模式”,下可为山区规划“农具、灌溉最优方案”;“环境商机与氢能经济”研讨会指点江山,“纳米光纤与沙漠产业”演讲厅激扬文字;文艺理论学术报告座无虚席,月球开发科技讲座引人入胜……

总之,何祚庥院士所到之处,都能从容不迫,侃侃而谈;应答如流,头头是道。“只有问不,没有不知道”。涉及问题包罗万象,解决方案随手拈来。给国人树立了“无所不通、无所不精”的形象。哪里有问题难以决断,那里的决策者就会想起何院士。例如:正当南水北调工程拿不出理想的西线方案时,何院士很快就以“惊天地泣鬼神”的魄力提出了“用原子弹炸开喜马拉雅山引水北上”的“最佳方案”;当怒江建坝之争正反双方专家相持不下时,何祚庥、司马南、方舟子等应邀前去考察定夺。何院士一行怒江两岸“访贫问苦”兼观光不到一周,就得出了“怒江建坝是当地脱贫的唯一选择,不仅可行且刻不容缓”的“科学定论”,还顺手给反对建坝的生态环保专家们扣上了“伪环保”、“伪反坝”的大帽子。

如此全能之“通才”,真可谓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因此,何祚庥不仅受到各级政府领导人的青睐,还受到年青一代追星般的崇拜。对于这些浮躁年代成长起来的新人类,何祚庥的话就是“最高指示”,句句是真理。例如,何祚庥关于“中国传统文化90%是糟粕,看看中医就知道了”的英明论断一出口,一批年轻“学子”便立即行动,很快,论证“中医是最大的伪科学”的文章就像文革大字报一,铺天盖地上了因特网。

中国大陆至今未有诺贝尔奖获得者,但却有了世界绝无仅有的“万能科学大师”,真不知我们是应该感到自豪,还是应该感到耻辱?

 

何大师的学术水平

那么,自称主业是理论物理学且无所不通的何祚庥院士其学术水平究竟有多高呢?

请看“中国科学院理论物理研究所网站”“何祚庥主页”上的介绍:“何祚庥,1951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物理系。该同志任全国政协委员,曾任理论物理所副所长。现任理论物理所研究员、理论物理专业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哲学博士生导师。过去的主要工作及成果:“何祚庥长期以来从事粒子物理及各种应用性问题的研究。其重要工作有层子模型的研究,复合粒子量子场论的研究,弱相互作用理论的研究等,先后发表约250篇科学论文。曾获国自然科学二等奖及多种奖励。他还曾从事原子弹和氢弹的理论研究,是氢弹理论的开拓者之一。

“何祚庥还是我国著名的哲学家、自然辩证法专家,在哲学、政治、经济等方面也先后发表约300多篇科学论文。在反对伪科学的斗争中,他旗帜鲜明,积极参加了捍卫科学尊严,揭露和反对伪科学等活动,社会影响很大。目前从事的研究领域:近年来,何祚庥从事中微子质量问题、中微子震荡问题及双β衰变理论的研究等。

“主要著作有:《量子复合场论的哲学思考》(1997年)、《从元气说到粒子物理》(1999年)、《何祚庥与——1999年夏天的报告》(1999年)、《我不信邪——何祚庥反伪科学论战集》(1999)。”真了不得,何祚庥院士竟然写了“科学论文”250+300=550多篇。多么惊人的数字啊!足以让有史以来任何一位诺贝尔奖得主惭愧,更让中外文坛所有多产作家汗颜。不过,作为一个有550多篇科学论文的中科院院士,其精选出来装点主页“门面”的主要著作——当然是最能反应其学术水平的代表作——竟然是几篇“政治挂帅”大作,真让人哭笑不得。

何祚庥的支持者曾特地搜索了一个国际科学文献数据库 (SciSearch at LANL),找到了他在在物理学期刊(1974 -1999)上发表的31篇文章,以此来佐证他的学术成就。不过,其中的17篇是发表在中科院理论物理所自己办的英文刊物 (COMMUNICATIONS INTHEORETICAL PHYSICS) 和国内杂志“中国科学”(SCIENTIASINICA)上。更遗憾的是,他是第一作者的论文寥寥无几。

何祚庥的支持者专门强调的3篇文章(见3),有一篇共有16个作者署名,何祚庥是第15个;另一篇有5个作者,何祚庥是最后一个;还有一篇是1984年同夫人合写的,何祚庥是第二作者(就是常在媒体上被提到的“中微子的质量”这篇论文,说是在国际上有一定影响,也有说是强烈影响,要是他再接再励就好了!)。须知,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沙子再多也变不成米。何祚庥的学术造诣竟悲惨如此,既合情理也在意料之中。试想,一生“以天下事为己任”的何祚庥,常年因“心潮澎湃、心系万事、心向八方”而“分心、忧心、烦心”,哪里还会有精力和时间去做那些需要“净、静心、精心”才能完成的科研工作呢?国人历来宽厚,自然不会去与何院士较真,但这毕竟给“坏人”留下了攻击的口实,那些求全责备者和“一小撮阶级敌人”沆瀣一气,一直诬蔑何院士“不务正业”、“滥竽充数”、“除物理不懂,什么都懂”;甚至诽谤何院士的网页是“光屁股推磨——转着圈儿丢人”、“光屁股打灯笼——亮臊”、“光屁股上联合国——满世界献丑”;并戏称其名字应改为“何知羞”。这完全是“恶毒攻击”。

再看一下“氢弹理论的开拓者之一”的何院士在“两弹一星”事业中处于什么地位:将关键词“两弹一星元勋”输入任意搜索引擎,立即可查到:“两弹一星”元勋:钱三强,钱骥,姚桐斌,赵九章,邓稼先,王淦昌,彭桓武,程开甲,黄纬禄,屠守锷,钱学森,周光召,杨嘉墀,陈能宽,陈芳允,吴自良,任新民,孙家栋,朱光亚,王希季,王大珩,于敏,郭永怀。

十分不幸,名单上没有何院士的大名。一项重大科技事业充其量能有几个人可称得上“理论开拓者”呢?“两弹一星”元勋数量已多达23名,竟还没有囊括“理论开拓者”何院士。可见“理论开拓者”这个模糊概念的外延之大,足以使人们想起那个把行政领导、宣传干事、描图员甚至厨师都算作科技成果功勋的年代。

不过,何院士凭借在中宣部工作了五年和在中科院抓党政工作多年的丰富经验,经“后续努力”,其知名度远远超过了那些不重视宣传和“包装”的“两弹一星”元勋们。更为惊人的是,作为“两弹一星”元勋之一的钱学森先生,现在已成了《何祚庥同志反伪科学英雄事迹》中的反面人物,在多种场合被用来反衬何院士的英明伟大。何院士频频在大、中院校作题为《做人,做事,做学问》的报告,每当他眉飞色舞地大讲特讲自己是如何同那个“坚决支持伪气功的大科学家”作斗争的动人事迹时,人们已搞不清在《何氏词典》中的“人、事、学问”是如何定义的了。“一小撮阶级敌人”也趁机“诽谤”何院士,说他的报告一贯文不对题,应当把题目改为《作孽,做秀,做学贼》才合适,又戏称其名字应改为“何作秀”。

 

政治打手何祚庥

自解放初一直到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大陆在学术领域发动的批判运动一个接着一个,几乎波及到自然科学的所有学科。从学生时代就热衷于“自然科学的阶级性”的何祚庥,在这些学术批判运动中当然如鱼得水,十分活跃。多年来,他高举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大旗,在自然科学的各个领域纵横驰骋,横扫自然科学各学科“牛鬼蛇神”;他的许多大作,其威力之狂烈,气势之凶猛,棍法之娴熟,令人们至今难以忘怀。可以毫不夸张的说,何祚庥向来就是个典型的以政治帽子棒杀科学的政治打手。

且举以下几例:

1、1952~1953年:批“摩根基因遗传学说”

在前苏联有一个李森科事件。李森科认为新种总是由量变到质变,飞跃而成为与母种截然不同的种。在遗传和育种问题上,他从30年代起就反对“摩根基因遗传学说”,并将其贴上“资产阶级科学”的标签。李森科由于得到斯大林的信任而飞黄腾达。苏联一批有才华的生物学家因此受牵连,惨遭迫害。当时的中国也在全国范围开展了批判基因学说的运动,大力宣扬李森科一派的“米丘林生物科学”,科学真理成为政治干预的牺牲品。何祚庥等在“学习苏联老大哥”的大旗下高唱“米丘林生物科学是自觉而彻底地将马克思列宁主义应用于生物科学的伟大成就”(见3),对我国著名生物学家谈家桢(摩根的学生)发动围剿,谈家桢不得不违心地为自己坚持摩根的学说而做了检讨,使我国的生物学家受到致命打击,从此一蹶不振,而正是在这段时间里,国外生物学出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

2、 1958年:批“共振论”

本世纪初发现苯的克库勒模型以来,数十年一直未能对苯的化学结构给予合理的解释。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泡利提出“共振论”概念,合理的阐述了苯的化学结构,此为量子力学在化学结构学的开始。何祚庥等认为“不是无产阶级就是资产阶级”,指责克库勒模型的学说是“阶级调和论在科学界的反映”,成百的结构化学专家因此受株连而检查“资产阶级立场”,中国量子力学研究因此受到严重冲击而长时间中断。

3、 1965年:批“控制论”

著名犹太裔学者维纳(曾在清华任教,是何祚庥的校友)在有关控制论的著作中讲述了一个故事来表明他的观点:二战时期,高射炮对敌机的命中率非常之低,因此盟军方面组织了一批科学家对此进行攻关。研究发现,老鹰在捕捉兔子是很少失手,这是因为,老鹰脑子中有一套反馈闭环系统,能根据兔子的方位、速度不断调整自己的飞行路线,直至成功。将类似的系统装在高射炮上,使命中率大为提高。由此维纳认为生物界和非生物界存在一定的共性。何祚庥认为阶级之间尚不能调和,何况生物与非生物乎?何祚庥等人用简单的“阶级调和论”等武器就把多位科学家斩于马下。

 

马小平:独立是教育的精神和价值

 

改革开放以来,教育受到全社会从最高当局到升斗小民的空前重视,国运系于教育,个人前途系于教育,已成为无可争议的共识。应该说,这是一种价值观的进步,因为我们终于认识到仅凭“革命意志”并不足以“改天换地”,能否创造美好的生活也不取决于是否“根正苗红”,但我们不能不看到,该进步仅止于此,并没能继续向前走一步。


教育是传播知识的手段,知识是人类文明的结晶,文明的最终指向是人性的不断提升和完善。从这个意义上说,教育应该超越现实生活和世俗社会,或者说,它应该在一定程度上保持超然于现实和世俗之外的独立,否则,它就很难免于沦为工具的厄运——事实上,这正是我们的教育目前所处的状态。

我们知道,近年来有一个使用频率很高的短语,叫“知识经济”,论者每每以“现在是知识经济时代”来说明知识的重要性,或用来劝人读书上进。站在“经济”的角度看,这话是没有错的,“经济”是离不开“知识”;但站在“知识”的立场看,则有保持头脑清醒的必要,因为“知识”不能只为“经济”服务。可我们的党政官员和各类学校却一哄而上,党政官员在各种场合要求“教育要为经济建设服务”,各类学校也争相以“为经济发展培养人才”为已任。这样的后果就是,实用的经济技术类学科受到追捧,人文学科则遭到冷落,而一个只崇尚技术而忽略人文的社会是不健康的。我亲眼见过以下这样的场面:一位母亲带刚上小学的孩子到面包店定制生日蛋糕,孩子看到糕点师傅巧手做出的蛋糕十分精美,不禁对母亲说道:“长大后我也要做蛋糕!”母亲答道:“如果你现在不好好学习,以后就只能做蛋糕!”孩子马上吐吐舌头:“噢!那我不做了,做蛋糕没钱!”孩子爱美的心灵被蒙上了一层物欲的垢污,而尤其可悲的是,她的母亲本身就是一位中学教师。

既然成了政治经济的工具和附庸,教育服从于行政的意志也就不可避免,表现在绝大多数的学校身上,就是没有或不能坚持长远的教育目标,所作所为只以能否取悦行政当局或得到行政当局的首肯为依归。例如,如果教育行政部门以考试合格率衡量办学成绩,学校就狠抓差生的学习(另一种策略是让差生“自动退学”);如果以优秀率衡量,就给尖子生多开小灶。再例如,每逢一所学校准备申报等级学校,整个学校上下动员,立刻成为了一部“造假机器”,无数从未存在过的材料,到教育行政官员来验收的时候都将一应俱全。我们不能过多责怪学校争,代表世俗权力的town最终也没能把权力的触须伸进学院的高墙。

和学校必须仰权力部门之鼻息相对应的,是我们各类学校校长在权力面前的态度。学校本是教育的圣地,一校之长无疑就是这块领地当仁不让的主人,可是无论哪级领导(包括非教育部门的)“莅临指导”,校长们都得恭迎大驾,都得惟领导的马首是瞻,而且领导随口说出的任何一句什么“高度评价”,都会令校长们感到如获至宝。呜呼!校长是教育行家,难道自己的学校办得好不好,竟系于 “百忙之中”来学校转一圈的领导们的一句话?谢泳在《过去的教授》一文中讲过两个小故事,一个是张东荪做上海光华大学教授的时候,对于每次校务会都要恭读总理遗嘱很不满,他说:“下次再读遗嘱,我就不来了。”另一个发生在西南联大,当时要求任院长以上职务的教授都要加入国民党,法商学院院长陈序经听了就说:“扯淡,我就不入。”——让我们抬眼四处望望吧,这等有风骨的校长,今天在哪儿能找到呢?

教育是没有直接经济产出的行业,所以它的经济依附是与生俱来的,不可克服的,除此之外,任何其他的依附都是后天的,是可以而且应该克服的。如果不能做到这一点,教育没有出路,公民素质的提高也只是一句空话。

 

彭小明: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

 

我的妈妈已经去世二十多年了。她是民国时代的人,从某种意义上说,颇具典型的意义。我的外公是前清时代的青年学子。甲午海战失利,马关条约令国家骤蒙国耻。 青年义愤填膺,救国心切。清政府派遣青年赴欧美学习军事,他被派往德国研习炮兵军务。回国后带回一些纪念物品,其中包括伸长型望远镜和台式地球仪各一具。 外公海归后不久,被调往安庆(当时的安徽省督府不在合肥在安庆),出任城防司令(标统)。妈妈和她的三个姊妹都出生在安庆。直到辛亥革命之后,外公患病退 役,才回到湖南长沙。妈妈幼年已经开始进入民国的小学(而非私塾),但是学校还是相当注重传统文学。到北伐战争前夕,她不过十五六岁,可是已经能够背诵大量古典名篇。 木兰辞,孔雀东南飞,归去来辞,陋室铭,五柳先生传,醉翁亭记,岳阳楼记,短篇的唐诗绝律不说,长篇的排律和乐府,琵琶行、丽人行,她都能张口就来,一气呵成。我们这一代人,或也都曾背诵若干古文,当时勉强背下,已经结结巴巴,多年之后,断断续续,不成气候;而民国时人,真所谓烂熟于胸,终身难忘。课堂学 业如此,课外捧读红楼梦,聊斋志异,竟也是一样。不要说百二十回的回目,琅琅上口,里面警幻仙境中所有的正册、副册和又副册判词,(每位裙钗的身世都是一 首诗),警幻仙曲演红楼梦时,各主人公所有曲词,还有他们的谜语诗,海棠诗社的海棠、螃蟹的咏叹小诗,乃至葬花词、芙蓉女儿诔这样的名篇自不待言,甚至多 少有点闲话故事诗性质的姽婳将军词这样的长诗,妈妈也能顺口成诵。诗词毕竟押韵,容易上口,而且他们多半深通其中平仄的音韵回环,所以不易出错。令我们晚 辈更加惊异的是,她读旧体诗词容易记忆和背诵之外,一些聊斋志异的篇章并非诗词,亦非韵文,凡文采绚丽,意气盎然者竟也能通读数遍,即沛然复诵。十七岁时 她已经考上北京女师大。近年阅读一些老人的回忆文章,才知道他们如此锦心绣口,并非特殊天才,当时读书的青年男女普遍皆然,或大多如此。如今有人提出“回 归民国”的人文状态,依我看,单在文学功底方面的差距就不可以道里计。
文革时期天昏地暗,我和母亲相依为命。审查、内查外调之余,她曾悄悄说起过 抗战时期,朝野提倡国防文学,她创作过民间唱词《八杯茶》,刊登在中国诗歌会的《七月》上。唱词表达一位村姑的抗日心愿:“一杯茶敬我的爹,你上前方去打 仗呀……”。八段唱词分别献给父亲、哥哥、丈夫等八位亲人。妈妈甚至用民间小调吟哦清唱,委婉咏叹,绕梁三匝。那年月她在重庆以东的万县(今重庆市万州 区)中学当老师。万县有一家地方报纸《川东日报》经常缺稿,编辑就不免来拉她拾遗补阙。于是也就“逼”她写下了多篇散文和通讯。记得有一首抒情诗是《青天 白日颂》歌颂抗战的国旗,也是民族的战旗。还有一些文章是感叹“前方苦战,后方腐败”的批评文字,其中一个场景是描写贫民家庭饥寒交迫的苦况:“可怜最小 牵衣女,报道隔邻晚饭香”。该主妇竟至投缳而死……。忽然有一天,前方报告说,俘虏了一名日军战俘,川东日报派妈妈前往做特约采访。那日军战俘看见来人是 一位青年妇女(当时妈妈刚刚三十岁,看上去或更年轻)减轻了不少恐惧。双方英文都不顺畅,却发现用汉字笔谈,竟无障碍。此人入伍前是日本某大学学生,学习 过汉文。写出的汉字文字清通可读,访谈之间,仅有一字“青”多写了三点水。战俘表达了被俘后对亲人的想念等等。嗣后妈妈完成了一篇日军战俘采访记。可惜文 革狂乱中,妈妈将一整本川东日报作品剪贴文集交给我,让我托付一位出身红五类的同学代为藏匿。不料该同学拿去后仍然付之一炬。妈妈得知后十分怅然。早知如 此,一本灰不溜秋的毛边纸本丢在旮旯里未必一定招人惹眼,或许还能侥幸逃过一劫。如今,万州地方的档案单位里还能找到川东日报的孓遗吗?另外,妈妈讲的故事还有与党政宣传不同的地方。万县中学里有不少同事。一位老师姓杨,他的家庭就在本县农村。杨家是当地有名的地主庄园,良田百亩,庭园华美。妈妈 告诉我,杨老师绝不是宣传中说的那种凶神恶煞相的地主,他心广体胖,笑容可掬,和蔼可亲,学问严谨,深受师生爱戴。但凡来自长江下游地方的家庭,他们一概 称之为“下江人”。每逢学校放假,杨老师便邀请我们驱车往访,住宿做客。当年妈妈从上海带去的绸衫旗袍,色彩鲜丽,款式犹新,在川东的乡间更显得风姿绰 约。杨老师招待水果花生,众同事好友谈笑风生。那时青少年风行抗战歌咏,妈妈有时还邀我爸爸一同前往。每当兴之所致,弦歌一堂,他俩就是领唱的主角。“龟 山蛇山鼓着眼睛,江水汉水发出了吼声!”“亡国的条件,绝不能接受,中国的领土,一寸也不能失守!同胞们,向前走,别退后!把我们的血和肉,去拼掉敌人的 头,牺牲已到最后关头。”歌声响起,远近的农户人家男女老少,闻声而至,挤满窗外门边。因为是抗战歌曲,青少年小朋友人人耳熟能详,常常是上下呼应,交响 一片。佃农乡亲皆是杨家老少的远亲近邻,招待茶水点心如熟人常客。何况在国难当头的岁月,哪里有什么阶级斗争和阶级仇恨。重庆常有空袭警报,农村也少有戏 曲娱乐,能到杨家庭园听歌唱和,简直就成了乡民们小小的喜庆。有时假期将届,农民们竟向杨老师问询,那位上海太太和她的先生会不会一起再来唱歌?……抗战以后,同事们早已各奔东西,每每想起那位和蔼的杨老师,因为乡间的身份是所谓的地主,属于党政钦定的“地富反坏右”中天字第一号阶级敌人。他的命运如何? 逃过了土改的镇压吗?即使逃过土改,躲得过反右乃至文革的厄运吗?

春秋时古人是如何面对特大火灾的?

 

《左传·襄公九年》记载了当时宋国国都的一场大火,以及国家力量是如何面对、处置这场特大火灾的。

鲁襄公九年(公元前564年)初春,由于一冬没怎么下雪,宋国都城商丘显得有些干燥。大街上,人来人往,各自为了自己的生计而忙碌着。殊不知,此时,一场灾难正悄悄地向他们走来······

一天,就在商丘城内的人们像往常一样外出的时候,有人发现了异样的情况——远处的天空出现了一片火红色,随即又伴随着少量的浓烟。仔细观察,那人确认了情况的真相——着火了!

马上,人们立即拿着救火工具赶往火灾现场。但是,干燥了一冬的木式建筑,此时正像玩得正带劲的孩子,仅凭人们手中的简陋工具,是无论如何也阻止不了他们前进的步伐。

大火借助着风势,快速向前方蔓延。如果不及时制止的话,整个繁华的商丘城,都有可能化身于火海。

情况万分紧急!

很快,负责巡城的官员以最快的速度,把这一情况报告给了时任宋国执政大臣的子罕。

子罕,名乐喜,宋戴公之子公子衎之后,乐曹之子,戴族成员,春秋时期宋国著名贤臣。

得知这一情况,子罕一边和来人快速赶往现场,一边让人通知商丘城中的大小官员,让他们在火灾现场附近紧急集合,到时自己会有要事吩咐下去。

赶到现场后,子罕被眼前的火情也给吓住了。虽然自己来的路上,从巡城官员的叙述中想到了火情之大,但他没有想到会有这么大——房屋已经烧毁数百间,而且正以每分钟十余米的速度向前推进。照这个势头,商丘城早晚将要毁于这场大火。那么,国君的宫殿,也将不复存在。

于是,子罕开始指挥现场的官员有组织的救火。很快,他发现,在火势蔓延方向的前方,有很多小房子。他立马派人把小房子给拆掉。或许有人会不理解,着这么大的火,不去救火,反而拆房子,这人有病啊!

如果你这么想的话,那就大错特错啦!子罕想通过此种措施,来阻止大火的蔓延——如果前方没有可燃物、或者可燃物减少,那么火势会不会停止不前、或者有所减轻?

会,当然会!这是最基本的自然常识!

小房子可以拆,那拆不动以及来不及拆的大房子呢?不用着急,子罕也已经想好了与之相对应的策略——往屋子上泼洒湿泥巴!

于是,相关官员开始根据不同的工作来安排相应的人力。

于是,人们开始利用手中的家伙式分工合作了。有的人继续在前方用水泼向大火,虽不太起作用,但总比任其前进的好。有的人从不远处取来水,倒进临时挖开的水塘中,有的人开始了和稀泥,还有的人用家伙式挖去稀泥洒向即将燃烧的房屋。

与此同时,子罕又下了几道其他命令:让掌管徒役的官员紧急调度城外的士兵进城,补充人力、帮忙救火;让巡城司马带领部分士兵巡城,防止有些小人趁机闹事——趁火打劫;让管理街道的官员,赶快划出逃生路线,万一真的阻止不了,那也得有逃命的道路。其他文武百官,也要各司其职,随时待命,以防各种突发事件!

由于这是一场没有来由、突然着起的天火,所以最后还要祭祀上天和祖宗。于是,子罕让商丘城内的四个乡正(相当于想在的区长——商丘城内划有四个乡,每乡设一乡正)祭祀上天和神明;让宋国宗室之长在西门外祭祀(郊祭是当时最隆重的祭祀之礼)盘庚(宋国是殷商的后代,盘庚又是殷商的开明君主,故而祭祀之)

在子罕有条不紊的调度和指挥下,火势很快便得到了控制,前进的势头有所减缓。又经过众人的一番努力,大火最终得以扑灭。

春秋时期最大的一场火灾,在宋国人团结一致、精诚合作下,火灾扑灭了。

 

张晓平:无题

 

当我老来别此生
还想最后说一声
祖国你要多保重
你的苦难并未终
光明依然看不见
当代专制黑暗浓
今生我为你奋斗
来世继续去抗争

青年白领的当今中国社会各阶层速写

 

每天学点销售学的微信

中国从1978底开始了“改革开放”,经过32年的发展,从“摸着石头过河”到大刀阔斧地改革,GDP从3000多亿元到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2经济体。但是,在中国经济总量如此之大,但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老百姓,并没有感觉到日子有多么好过,不少人的实际生活水平反而逐年下降。30多年改革开放的成果在他们身上没有得到多少体现。那么,中国改革开放的成果去了哪里,谁摘取了改革开放的巨大果实呢?

一、权贵阶层——权贵阶层也称特权阶层,按照阶级划分属于官僚资产阶级。党、政各级握有实权的官员,大型国企高级管理人员等,凡是能用手中的权利为自己、配偶、子女、亲属、朋友等谋取私利者都属于这一阶层。他们手中具有国家赋予的权力,在国家的经济活动中,他们代表国家相应的党委、政府、行业、部门、企业、团体等行使权力,在行使权力的过程中捞取巨额财富。其资产的主要来源是贪污、受贿、权钱交易(含大量的资金回扣)等。计划经济时期,以贪污为主,市场经济以后,以受贿、权钱交易为主。握有实权的官员的配偶、子女、亲属、朋友等靠官员的特殊背景,享有特权阶层的各种特权,能够把国家、社会、企业等财富通过各种手段,各种渠道转移为私人财产者;在企业改制过程中通过各种手段,把大量国有资产转为私人资产,一夜暴富者;承包国有或集体企业,不给职工发(或少发)工资,不还银行贷款,人为制造企业亏损假象,而将大量利润私吞者;金融行业的实权者,利用手中权力制造呆账坏账,将国家财富转移到个人腰包者;与金融行业当权者内外勾结,贷取大量资金按大比例给银行回扣,贷款时就没准备还款,从而侵吞大量国家资产者;大量走私、贩私者;钻国家监督体制不完善和法律法规的空子,用犯罪、违法或不道德等手段大量窃取国家、社会财富者。

本阶层的界定范围主要指:用一切违法犯罪的手段窃取国家、社会的巨额财富;其净资产(除去家庭居住的一套住房以外的其他资产,以下的“净资产”均同此)一般在2000万元(人民币)—数亿及以上。特点是,大多在国(境)外有资产,配偶子女在国(境)外定居。已经成功外逃的贪官达4000多人。此阶层是30年来社会财富的最大窃取者。此阶层的心理态度是:贪婪、贪财,从贪财的过程中获得乐趣。

二、既得利益阶层(上)——如果按照阶级划分本阶层相当于民族资产阶级。这个阶层的人们大多数为知名企业家,房地产开发商,央企老总、股份制大公司的一级管理人员、私人大公司、企业老板;演艺界(体育界)大牌明星、制片人、投资人、广告代理人等等;此阶层基本是“合法”收入,税后年纯收入在500万—2000万元人民币至数亿及以上。此阶层是改革开放成果的最大受益者。按法律虽说大多是合法收入,而实际上是国家的法律、法规不完善造成的社会财富的偏向流动,含有一定程度的掠夺社会财富的成分。

三、既得利益阶层(下)——本阶层仍然属于民族资产阶级。大型国企或外资企业高级管理人员,外国品牌代理人,股份制大公司中高级管理人员,中型私人公司、企业老板,中型股份制公司董事长、董事,总经理等等,年税后纯收入在100万—500万元。演艺界(体育界)二流明星、名人,一般广告代理人等。此阶层通过自己的聪明才智、顽强拼搏、不懈奋斗得到了最好的回报。是改革开放成果比较合法的受益者。(省级及以上医院的负责药品和大型设备采购的院长、药房主任等人员,高级职称的医生等;一些大法官、律师等司法界等不少人的或合法或灰色或回扣或受贿等年收入在100万元以上的也不在少数,他们也都属该阶层)。

四、中产阶层——该阶层属于中产阶级。中型私企老板,省级国企老总,央企、股份制大公司中的中层管理人员,节目主持人,通讯、电力、石油、石化、金融、证券、保险、烟草等垄断行业的中高级管理人员。大医院的主治医师职称以上的医生(前些年主要是药品回扣,现在仍然拿着数量可观的药品和大型设备检查费的回扣,只不过比过去隐蔽了一些)等等。税后年收入在30万—100万元。是改革开放成果受益人数最多的群体。该阶层的特点是:具有裸车价格在25万元以上的私家车;可以随时自费出国旅游。彻底摆脱了“为钱发愁”的困境。

五、小康阶层——央企、大型国企、垄断、专卖等行业的一般管理人员,外资企业的“白领”,军队、武警中的中高级军官,一般年薪在12万—30万;参加了“公改房”而不用自己买房,同时没有经济负担的公务员等。沿海地区3口之家月收入在15000元及以上,内陆地区3口之家月收入在10000元及以上且没有负担者。工商、税务、公、检、法等系统灰色收入颇丰者。此阶层的特点是:衣着、用品讲究名牌,消费讲究档次,消费时不问价钱,认为先问价钱是丢人掉价的表现。买东西不必看物品价格,只要喜欢就随心所欲。有私家车,不担心汽油涨价,对通货膨胀没有感觉(含农民中的少数富裕户)。

六、次小康阶层——沿海等经济发达地区3口之家月收入15000以下10000以上;内陆地区3口之家月收入在10000元以下,7000以上且没有经济负担的公务员、教师、事业单位人员,军队、武警中的一般军官,企业一般管理人员,成功的小商小贩等。有私家车但抱怨汽油涨价、通货膨胀等问题。追求名牌,更注重实用。(含部分富裕起来的农民。)

七、温饱阶层——发达地区3口之家月收入10000以内;内陆地区3口之家月收入7000元以下。有经济负担(养老人、有病人、缴房贷等)。此阶层的特点是:只能吃饱,不能吃好,日子要精打细算,买东西先问价钱,讨价还价,喜欢去早市、夜市、批发市场等廉价场所。重实用,不太注重品牌。一般没有私家车。(含部分农民。)

八、贫困阶层——企业的工人,一般的事业单位而家中有病人或其他负担者。打工群体,无业或低薪大学毕业生,农民中的大多数。

九、特困阶层——下岗、失业或低收入者;家庭遭天灾人祸、有长期病人等过大经济负担者;农村和山区的贫困地区。需要国家和政府救助。此阶层对生活的感悟是:生活太艰难了。

综上所述,权贵阶层是改革开放以来社会财富的最大窃取者;既得利益阶层(含中产阶层)是改革开放的最大受益者;温饱及以下的阶层是改革开放成本的最大承担者,也是财富被剥夺的群体,其人数在社会整个群体中所占的比例最大。(第五—七阶层是以当时的物价为参照。)

得胜堡换亲记

 

老绥远韩氏

在毛时代的中国,有一个群体:他们最早遭受迫害,受迫害所持续的时间最长,受害的人数最多,程度最深。至今没有得到平反,更没有得到任何补偿。他们的苦难也被遗忘得最彻底——这个群体就是地主和富农。那时的地富分子,每天活的如履薄冰、战战兢兢,不知何时就被拉出来挨批斗一顿,那是什么日子,现在的人想象不到。

地富子女也属贱民,常常被人歧视,男的无人敢嫁,女的无人敢娶。人毕竟是高等生物,为了不至于绝种,他们终于想出一个不是办法的办法,那就是换亲!

得胜堡有一个地主名叫刘发财。他有一儿一女,儿子根旺长得高高大大的,人很帅;女儿美仙也出落得如花似玉,可是因为成分不好,眼看30多岁了,都还没有婚配。

一天,媒婆上门,说是要为根旺提亲,发财叔高兴的不得了。媒婆凭着三寸不烂之舌,捣鼓出一个伟大的计划:让根旺、美仙和另外一家也有一儿一女的富农王福“换亲”。其具体办法是,美仙桃嫁给王福的儿子;王福的女儿嫁给根旺,这样一来,两家的儿子就都娶上了媳妇,杜绝了断子绝孙的后患。

王福的儿子贵贵不但身材矮小,腿部还有残疾;女儿梅花虽然身材单薄,但长相倒也能说的过去。

梅花嫁给根旺自然满心欢喜,根旺年龄大了对梅花也无所挑剔。然而刘发财的女儿美仙却很无奈,因为她从心里看不上贵贵。但美仙为了哥哥的幸福,还是屈辱地答应了。她出嫁头一天晚上蒙头大哭了一宿;过门后,当晚和衣而睡,根本不让贵贵摞动。贵贵认为刘发财坑了他家,暴怒下把美仙的衣服撕得稀烂,美仙持剪刀反抗,险些搞出人命。

次日晨,美仙跑回家向母亲哭诉,母亲也陪着女儿大哭一场。然而,美仙在哥哥凶神恶煞般地威逼下,在母亲的跪地求告下再次回到了夫家。因为按照当地“转亲”的规矩,媳妇是女儿换来的,如果一方的女儿不回夫家,夫家的媳妇也会回到娘家,这样就会造成两个家庭的破裂,两家人的面子都很难看,是风俗绝对不允许的。

美仙后来三十二岁时病故,她的死与长期心情抑郁不无关系。

得胜堡还有一类人,由于家庭过于贫穷,娶不起媳妇,往往也采取“换亲”的形式,以女儿为交换品,为儿子换回一个廉价的媳妇。

记得村里有两户人家,一户姓马,一户姓赵,两家相距不足百米,也都有一儿一女。因为贫穷,两家的儿子都年过30未婚,两家父母都十分着急。万般无奈,在好心人的撮和下,商定用换亲的办法来解决儿子的婚姻大事。

刚刚20岁的赵家女儿生得如花似玉,有一个相恋三年的男友在外地当兵。得知父母用换亲的方式为她选定了呆头呆脑的邻居家儿子时,她想逃跑,但是看着木讷的哥哥,只能用沉默表示不满。她给远方的男友写信说,为了父母兄长,只能与马家结婚,但会为心爱的人坚守自己的圣洁。

1968年,马家儿子与赵家女儿正式结婚。赵家女儿果然遵守了自己的诺言,新婚之夜,马家儿子绝望地发现,“妻子”已将自己的被子缝成筒状,像个口袋一样。从此,赵家女儿每晚钻到“口袋”里睡觉。老实的马家儿子吱吱唔唔地对母亲说了事情经过,马母十分痛心,但也无能为力,只能告诉自己的女儿婚后也如法炮制。三个月后,马家女儿如期嫁给赵家儿子,赵家儿子送走客人,回到新房,看到“妻子”也钻进准备好的“口袋”里,学起了嫂子。不到一年,两对夫妻终于离异。

得胜堡还有一个闺女名字叫兰花。那年,兰花的大哥因投机倒把被判刑,她以为再也不用换亲,可以找个自己喜欢的人了。谁知没两年,她的大哥被释放回家。大哥年逾三十,尽管人样不错,但谁家的姑娘会嫁给一个坐过大狱的人呢?于是换亲的事又被母亲提了出来,刚刚看到希望的兰花又一次如坠深渊、万念俱灰。

接下来就是不断地相亲,丑的、矮的、甚至于傻的都有,真是令人心碎!好不容易有一家兰花中意的,兄妹二人长相人品都不错,就是家里父母双亡,太穷了。但兰花很高兴,不怕穷,重要的是找到了中意的人。接着两家进城扯衣服、照相,就等着定日子登记结婚。然而好梦不长,男孩在胡家窑煤矿下井时,因瓦斯爆炸当场死亡,亲事自然告吹。兰花哭了好几天,哀叹自己命运太苦,只好再接着相亲。

兰花不久又和另外一家订了婚,那个后生看着老实木讷,家境也好,谁知他竟然有癫痫病,婚礼当天就发作了一次。

兰花当晚逃回家中,本家哥嫂对她好言相劝,都劝她别光为自己着想,也想想自己的哥哥。如果你不回去,嫁到你家的嫂子就会跑掉,哥哥就会打一辈子光棍,一辈子怨恨你。兰花的心这才渐渐平复下来,第二天又心思沉重地回婆家去了。

时间已过去了十几年,昔日的兰花已是两个女孩的母亲,期间我见过她一两次,憔悴、疲惫的样子,让人看着心疼。问起她的生活,她说老公因为有病,啥也干不动,里里外外全靠她一个人,她把满心的希望全寄托在女儿身上。我不知道怎么劝她,只有在心里默默地为她祝福。

说到换亲,最令人尴尬的是两家称呼的纷乱:比如有AB两家,A家的儿子娶B家的女儿,B家的儿子娶A家的女儿(假定A家男大女小;B家女大男小)。因此A家的儿子是妹夫的姐夫;A家的女儿是她兄弟媳妇的兄弟媳妇。A家的儿子生下孩子叫妹妹为姑姑,但又叫妗妗;妹妹的孩子叫他为舅舅,又叫姑夫。但一般人家都是随男方叫,即没有了姑姑姑夫,只有舅舅妗妗。

直接换亲的好处在于,关系简单,单方面出现了问题,各自带回自家的闺女就算了事。

为了避免有了孩子,出现有姑姑无妗妗,有舅舅无姑父的尴尬,后来又出现了三家转,即甲家女子去乙家;乙家女子去丙家;丙家女子再去甲家的方式。虽然避开了孩子不好称谓的问题,但麻烦的是,一方出现了问题,想悔婚就不容易了,一下子要波及好几家。

农村的换亲都是父母为了成全儿子,拿女儿来做交换对象。不顾女儿意愿,强行拉配,因此换亲换出了许多悲剧。

 

 

克服恐惧的祈祷词/刘荻

 

《如何做一枚敬业的热闹——不锈钢老鼠的第一看守所大冒险》一文中,我曾经说到,在看守所里感到特别焦虑时,我念过美国科幻作家弗兰克·赫伯特的名著《沙丘》中的克服恐惧的祈祷词:“我绝不能害怕。恐惧会扼杀思维能力,是潜伏的死神,会彻底毁灭一个人。我要容忍它,让它掠过我的心头,穿越我的身心。当这一切过去之后,我将睁开心灵深处的眼睛,审视它的轨迹。恐惧如风,风过无痕,惟有我依然屹立,”但是念的方法不对,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

为什么念的方法不对?很多人可能和我一样,只注意到了祈祷词的第一句:“我绝不能害怕。恐惧会扼杀思维能力,是潜伏的死神,会彻底毁灭一个人。”其实后面几句才是更重要的:“我要容忍它,让它掠过我的心头,穿越我的身心。当这一切过去之后,我将睁开心灵深处的眼睛,审视它的轨迹。恐惧如风,风过无痕,惟有我依然屹立。”

这就是说,要容忍你的恐惧,要观察它,而不要和它对抗。

人人都有自己的恐惧。不知道什么是恐惧的人,也就不知道什么是勇气。一个勇敢的人不是一个不知恐惧的人,而是一个能够与自己的恐惧和平共处的人。

恐惧对我们的祖先很有用处:当我们遇到威胁的时候,肾上腺素分泌,心跳加快,血压和血糖都会升高,这些都是在为剧烈运动做准备,让我们能够逃离猛兽的追捕。不过在现代社会中,我们所遇到的威胁通常都不是拼命奔跑就能躲开的。在这种情况下,恐惧会让我们的注意力变得狭窄,让我们无法冷静思考应该如何去应对可能的威胁。这就是祈祷词中所说的:“恐惧会扼杀思维能力,是潜伏的死神。”

不过,只要不被恐惧占据和控制,我们就可以和恐惧和平共处。恐惧提醒我们谨慎行事,避免不必要的风险。让我们变成懦夫的并不是恐惧,而是对恐惧的恐惧。对恐惧的恐惧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我的一个“革命志士”朋友十分恐惧坐牢,不是因为害怕失去自由,而是因为害怕自己会认罪写悔过书。对恐惧的恐惧让我们不敢面对必要和可接受的风险,因为我们害怕承认自己也会害怕。那些不敢承认、不愿接受自己的恐惧的人,无论他们多么小心谨慎地避开危险,也无论他们在没有遇到危险的时候表现得多么有英雄气概,一旦遇到真正的危险,他们都很有可能会彻底崩溃;而那些能够和自己的恐惧和平相处的人却能根据实际情况采取有效的应对措施。

就拿坐牢这件事来说,多年来有过很多“英雄豪杰”让我们大失所望,然而他们本来或许可以有更好的做法。

“零口供”当然很好,可是很少有人能够做到,尤其是对于第一次进去的人来说。我这里说的不是刑讯逼供,即使不用刑讯逼供的手段,审讯者也有的是办法让你开口说话。人在被监禁的状态下,一般都会恐惧、焦虑、受暗示性增强,而审讯的手段无非就是吓唬和哄骗,都是利用了你的上述心理弱点。一个没有审讯经验的人很难与经验丰富的审讯者相对抗。因此,与其幻想自己能够成为大英雄,在“敌人”凌厉的攻势面前一言不发,不如承认自己的弱点,制定一些切实可行的应对措施,让自己即使有所妥协也不会失去尊严。比如,你可以回答一些问题,不回答另一些问题;只回答关于自己的问题,不回答关于别人的问题;只说对方知道的事,不说对方不知道的事。也可以只认错不认罪,或者认罪但是拒绝上电视,或者即使上电视也要保持尊严,别连嫖娼之类的事都说……有些以为自己是大英雄,拒绝承认自己也会恐惧的人,一旦最初的心理防线被突破,反而可能会彻底投降,连最后的底线都守不住,因为他们无法接受自己不是自己想象中的大英雄这一事实,因此破罐破摔。

没事不要逞英雄的另一个理由就是,如果你表现得像一个大英雄,“敌人”就会拿出对付英雄的手段来对付你,这样你很可能会多吃很多苦头;“群众”也会要求你一直当一个英雄,你的任何妥协都会让他们大失所望。一个行事低调、不引人注意的人不会受到此类考验,反而更有可能坚持到底。

另一方面,如果你自认是个胆小的人也不要紧,因为胆小只是你的一部分,再胆小的人身上也有勇敢的一面,你所能承受的远比你想象的要多。

总之,把恐惧当成朋友,别让它当你的主人。

 

 

什么是真正的贵族精神

 

洞见中华博文

1793年1月21日,在巴黎的协和广场,一个行将被处死的囚徒,上断头台时不小心踩到了刽子手的脚,她马上下意识地说了句:“对不起,先生。”而此刻她的丈夫路易十六,面对杀气腾腾的刽子手,留下的则是如此坦然高贵的遗言:“我清白死去。我原谅我的敌人,但愿我的血能平息上帝的怒火。”几分钟后,路易十六及皇后便身首异处。两个世纪之后,时任法国总统的密特朗在纪念法国大革命200周年的庆典上真诚地表示:“路易十六是个好人,把他处死是件悲剧……”

1910年10月28日,一位83岁高龄的老人,为了拯救备受煎熬一生的灵魂,决意把所有的家产分给穷人,随后他离开自己辽阔的庄园出走了,带着聂赫留朵夫式的忏悔,最终像流浪汉一样死在一个荒芜的小车站……他就是俄国伟大的作家托尔斯泰。多年后,奥地利著名作家茨威格在评价托尔斯泰时这样感慨道:“这种没有光彩的卑微的最后命运无损他的伟大……如果他不是为我们这些人去承受苦难,那么列夫·托尔斯泰就不可能像今天这样属于全人类……”

这两人以及本文下面即将谈到的几位主人公尽管命运不同,但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身份:贵族。

现如今,中国的许多有钱人把孩子送到英国上贵族学校,希望他们毕业后也能成为贵族,但当他们发现即使是英国最好的学校----伊顿公学的学生,睡硬板床,吃粗茶淡饭,每天还要接受非常严格的训练。甚至比平民学校的学生还要苦时。他们怎么也弄不明白这些苦行僧式的生活同贵族精神究竟有何联系。

其实这一点也不希奇,因为西方所崇尚的贵族精神不是爆发户精神,它从不同平民的精神对立,更不意味着养尊处优。悠闲奢华的生活,而上一种以荣誉.责任.勇气.自律等一系列价值为核心的先锋精神。

世界著名的贵族学校要实行如此严格和艰苦的军事化训练,目的是要培养学生的合作意识和自律精神。真正的贵族一定是富于自制力,一定是有强大精神力量的,而这种精神力量需要从小加以培养。

伊顿公学也确实用这种方式培养出了很多优秀的人物,比如打败拿破仑的那个威灵顿将军,就是伊顿公学的高材生。威灵顿是世界军事史上非常有名的人物,他在和拿破仑进行决战的时候,曾经留下过一句非常有名的话。当时他冒着炮火在前线观察敌情,他的参谋人员多次劝他早点撤下去,因为前线太危险,可是威灵顿就是不动,参谋人员只好问他,您万一阵亡了有什么遗言?威灵顿头也不回地说,“告诉他们,我的遗言就是像我一样站在这里。”

我们现在大部分中国人所理解的贵族生活就是住别墅、买宾利车、打高尔夫,就是挥金如土、花天酒地,就是对人呼之即来,挥之即去。实际上,这不是贵族精神,这是暴发户精神。在我们中国人的概念中,贵族学校就应该享受贵族般的条件,有贵族样的生活。

但是英国贵族学校的学生睡的是硬板床,吃的是粗茶淡饭,每天还要经过非常艰苦严格的训练,这甚至比平民学校还要辛苦。在大多数中国人的意识里,富与贵是一样的,没有什么区别。但事实上这是两回事儿。富是物质的,贵是精神的。

贵族精神,首先就意味着这个人要自制,要克己,要奉献自己,服务国家。英国的威廉王子和哈里王子,毫无疑问,是贵族。

英国皇室把他们送到陆军军官学校去进行学习。毕业后,哈里王子还被派到阿富汗前线,做一名机枪手。英国皇室知道哈里王子身份的高贵,也知道前线的危险。但是他们公认为国家奉献自己、承担风险是贵族的本职,或者说是本分所在,是理所当然的。

英国二战的时候有一张照片流传得非常广,当时的英国国王爱德华到伦敦的贫民窟进行视察,他站在一个东倒西歪的房子门口,对里面一贫如洗的老太太说:“请问我可以进来吗?”这体现了对底层人的一种尊重,而真正的贵族是懂得尊重别人的。

西方直到18世纪,贵族依然是主流社会,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直到今天,英国仍然保留着贵族的爵位、封号。(中国的贵族阶层早在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就整体消失了。)当西方的贵族社会转入到平民社会之后,资产阶级并没有掀起否定、批判贵族文化的精神浪潮,相反的,把自己的子女送到贵族学校去学习,买贵族的纹饰、徽章,买贵族的头衔,想全方位继承贵族的衣钵。我国著名报人储安平在《英国采风录》中说过,英国的贵族制度之所以能延续至今,是因为得到了大家的认可。英国的老百姓普遍认为,贵族精神代表了一种尊严,一种高超的品行。

西方中世纪的战争好多跟中国春秋战争非常相似,战场上是对手,下了战场仍然还是朋友。所以那个时候的好多战争,在今天看来就有点像小孩子过家家一样。

公元1135年,英国国王亨利一世去世了,他的外甥斯蒂芬和他的外孙亨利二世都认为自己有权继承英国王位。斯蒂芬本身在英国,就捷足先登,抢先登上了王位;亨利二世在欧洲大陆,听到这个消息后愤愤不平,在欧洲大陆组织了一支雇佣军前来攻打斯蒂芬。那个时候亨利二世很年轻,经验不足,出兵的时候没有很好的筹划,所以大兵千里迢迢开到了英伦三岛一上岸,就发现钱已花光了,没粮食了。

怎么办呢?这个时候亨利二世作出了一个咱们中国人绝对想不到的选择,给对手斯蒂芬写了封求援信,说我出征准备不周,没了粮草,您能不能给我点接济,让我把这些雇佣军遣散回欧洲。斯蒂芬居然慷慨解囊,给了亨利二世一笔钱。可后来亨利二世竟然第二次发动了同样的战争来争夺王位。

人家当初接济你,你现在又杀回来了,这在中国人看来是忘恩负义。欧洲的贵族认为对手的宽容是理所当然的,该竞争的还是要接着竞争。所以过了几年之后,亨利二世再次率领大军,卷土重来。这时他年龄大了羽翼已丰,所以在战场上打败了斯蒂芬。虽然他取得了胜利,但结果却很有意思。他和斯蒂芬签订了一个条约,就是这王位还是由斯蒂芬来做,把亨利二世立为太子,一旦斯蒂芬百年之后,由亨利二世来继承王位。

在一般人眼中,好不容易打赢了,却只得了接班人的名义,好像不值得。按照中国皇位争夺,非杀个你死我活不可。另外还有一场战争也非常有戏剧性。

英国爱德华三世两个儿子兰开斯特公爵和约克公爵的后代,他们都对英国王位感兴趣,于是两个家族间发起了一场内战。战争的结局竟然是不打不成交,两大家族后来打出了感情,互通了婚姻,兰开斯特家族的亨利七世娶了约克家族的伊丽莎白。联姻之后,约克和兰开斯特两大家族宣告合并,开创了都铎王朝。

在欧洲的政治中,有一个特殊传统,就是一个国王,即使是被从王位上推翻下来,也会受到必要的礼遇,这也是骑士精神的一种体现。所以在欧洲的权力斗争中,很少有像中国那种斩草除根的想法。

欧洲的贵族宁可承担养虎为患的后果也不愿意丧失自己的风度。1688年时候,威廉三世攻打詹姆斯二世。威廉三世是詹姆斯二世的女婿,但他觉得这个王位应该是属于自己的,所以从詹姆斯二世手中夺取了英国王位,把自己的岳父给俘虏了。他把自己的岳父关在靠近海边的一座城堡里,同时在城堡靠海那一侧给他留了一条小船。詹姆斯二世心领神会,就坐着这条小船逃到了欧洲。

第二年詹姆斯二世组织了一支雇佣军想重新夺回自己的王位。这时威廉三世正在组织和法国进行一场战争,他一看自己岳父卷土重来,不得不腾出一只手来对付自己的岳父。最后虽把詹姆斯二世打跑了,但在英法战争中却遭到惨败。

正如荷兰史学家约翰·赫伊津哈所说的,“火药的传入虽然把骑士阶层炸得粉碎,但是中世纪骑士所体现的,并且被理想化的骑士精神,却在近代西方文化中得以保留”。这种骑士精神实际上就是贵族精神的一部分,它作为一种道德理想,对西方人的民族性格有着长久的影响。

西方进入平民社会之后,贵族之间网开一面的传统在高层政治中还依然得以保留。比如在美国南北战争中,南方军即将面临失败,军官中有人提议化整为零分散到老百姓家里,进入山区打游击战。但当时南军最高统帅罗伯特·李将军却不同意,他说:“战争是军人的职业,我们要是这样做,就等于把战争的责任推给了无辜的老百姓。我虽然算不上一个优秀的军人,但我绝不会同意这样做,如果能用自己的生命换来南方老百姓的安宁,我宁愿作为战争犯被处死。”

他的对手是大家熟知的林肯,林肯总统同样表现出宽宏大量的贵族风度。本来他确实应该按照军法对罗伯特·李进行处置,但是他认为南北之间的仇恨宜解不宜结,所以他对李将军说,您也到了退休年龄了,就告老还乡吧。于是,李将军就以这种方式光荣退休,回到自己的庄园,撰写回忆录去了。

贵族精神有很多还不为我们所理解,比方说,贵族精神当中的低调。洛克菲勒帝国,那个小洛克菲勒在上大学的时候,过的是贫穷的生活,自己烫裤子,自己缝钮扣,不抽烟,不喝酒,不随便到剧院去看电影,和他爸爸一样,把每一笔开支都记在小本子上。这些人看起来很节约,但是并不小气,因为在面向社会进行捐赠的时候,都非常慷慨。比如咱们大家都非常熟悉的比尔·盖茨,后来把他名下所有的财产全都捐给了社会。看既节约又慷慨,这也是贵族精神非常可取的一部分。

这种精神,从一个角度来看是慷慨,从另外一个角度去解读,也可以说是一种担当精神,一种社会责任感。所以在今天西方社会的主流意识当中,最让我们感动的就是这种无处不在的担当精神。

比如西方的航海业有个不成文的规定,当一艘船遇到危险要沉没的时候,船长肯定是最后一个离开的,或有的船长干脆选择和船一起沉没,这就是从贵族精神延续下来的一种承担精神。

在电影《泰坦尼克号》中,船即将沉没的时候,船长走进了船长室,选择了和船共存亡,这就是一种担当精神。在大船开始沉没的时候,船长请船上的小乐队到甲板上来演奏,以安抚大家的情绪。在演奏完毕之后,首席乐手向大家鞠了一躬,乐手们开始离去,船上非常混乱,大船马上就要沉没了,首席乐手看见大家都走远了,他自己又回到了原来的位置,架起小提琴,拉起了一支新的曲子,已经走远的乐手,听到音乐声,不约而同地又回到了首席乐手身边,大家重新开始演奏。船要沉没了,大家相互握手,互道珍重,首席乐手说:“今天晚上,能和大家一起合作,是我终身的荣幸。”

这是对贵族精神的最好的诠释,它告诉我们,有一种死比平凡的生更伟大。

储安平在其《英国采风录》中记述了他对英国贵族和贵族社会的观察,他说:“凡是一个真正的贵族绅士,他们都看不起金钱……英国人以为一个真正的贵族绅士是一个真正高贵的人,正直、不偏私、不畏难、甚至能为了他人而牺牲自己,他不仅仅是一个有荣誉的、而且是一个有良知的人。”用当年法国政治学家托克维尔的话来说:贵族精神的实质是荣誉。

贵族精神跟物质条件,有的时候可以说没有什么关系。就像当年张爱玲所说的,旧上海公寓里的那个电梯工,一定要衣冠楚楚,领带打得整整齐齐,才肯出来给顾客开电梯,这也体现了一种贵族风度。还比如许纪霖教授所说的,有一个下岗的三轮车夫,靠自己蹬三轮车的微薄收入,养活了几十个孤儿,一个一个送他们去上学,我们也可以说,这个人具有一定的贵族精神。所以说,贵族精神说离我们远也远,说离我们近也很近,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成为一个精神贵族。

英文里的noble,除了有“贵族”的含义外,还有“出身高贵的”、“高尚的”、“伟大的”、“崇高的”、“卓越的”、“辉煌的”等含义,“贵族精神”则包括高贵的气质、宽厚的爱心、悲悯的情怀、清洁的精神、承担的勇气;以及坚韧的生命力、人格的尊严、人性的良知、不媚、不娇、不乞、不怜;始终恪守“美德和荣誉高于一切”的原则。

“贵族精神”并不必然地为“贵族”所垄断,我等平民只要不断努力学习坚持塑造自己的人格状态,同样是具有“贵族精神”的贵族,我们所要强调的是“精神的贵族化”。然而,如今国内对于贵族的理解是:拥有高档住宅、豪车、美女如云、消费欧洲奢侈品、子女入学“贵族学校”和出国留学等等,崇尚这样的贵族式生活方式,更多只是一种形式主义的贵族生活。不是表现在人对精神和审美的追求,而是体现在挥金如土绫络绸缎花天酒地的金钱主义形式上。

贵族化中的“贵”,就是华丽、气派、显赫、奢侈等形式。传媒传递给我们一种错觉就是这种和真正的贵族文化毫不沾边的虚荣和幼稚的形式氛围。这种贵族文化实际是一种肤浅、粗糙的文化氛围,这将源于幼稚而止于成熟,源于虚荣而将止于务实。

真正的贵族精神,应该有三根重要的支柱,一是文化的教养,抵御物欲主义的诱惑,不以享乐为人生目的,培育高贵的道德情操与文化精神。二是社会的担当,作为社会精英,严于自律,珍惜荣誉,扶助弱势群体,担当起社区与国家的责任。三是自由的灵魂,有独立的意志,在权力与金钱面前敢于说不。而且具有知性与道德的自主性,能够超越时尚与潮流,不为政治强权与多数人的意见所奴役。

贵族这一无论是在称谓还是实质上的确认,都必须是与其品德、学识、行为相符合的。否则,即使其权倾天下,富可敌国,亦不能进入贵族的行列中。贵族的真正意义是指其在精神和高尚行为上的拥有。贵族精神的高贵之处,那就是干净地活着,优雅地活着,有尊严地活着。他不会为了一些眼前的现实利益,去背信弃义,去不择手段。基于这样一种意义上来讲,精神的贵族和所谓富有之人应该是没有关系的。

精神的贵族不一定富有,富有之人不一定是贵族,因为这种贵族精神不是用钱可以买来的。

 

姚监复政治笑话集(一)

 

1、“你这个披着狼皮的羊!”
1966年6月文革伊始,中国农业机械化科学研究院召开千人大会,第一次进行革命大批判,批斗我这个贴了几张大字报的“当权派”——秘书科副科长,还戴上了吓人的帽子:“6.23.有计划有组织有领导的反革命事件的黑司令”,后来当然也平反了,一风吹掉了这个大帽子。许多批判发言我全忘记了,但是我记得批判会上黄工精彩的发言。这位平时爱同我笑嘻嘻地开个玩笑的南方人,拿着稿子大声地又紧张得音调有点发抖地念着报上抄下来的名句“披着羊皮的狼”时,扩音器里传出了他的怒吼声:“姚监复!你这个披着狼皮的羊!”
 
2、“我承认‘反动’,不过‘学术权威’不敢当。”
批斗红楼梦学术权威俞平伯时,造反派大喊:“打倒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俞平伯!俞平伯必须老实交待!”俞平伯老实交待道:“反动,我承认,我认罪。不过,‘学术权威’,不敢当。”造反派又大喊:“你不老实!老实交待你的想法!”俞平伯又老实交待:“我一直不敢交待,我现在交待我一直想说的话:你刚才念的批判稿子中,有个字念错了,是个别字。”
 
3、“四海翻腾……,五洲震荡……”
文革中大批判会上最流行的开场白是人人必读的语录:“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这显示了放眼世界革命的无产阶级革命豪情,一位热情而又懒惰秘书,为造反派头头起草发言稿时,一开始就用了这几句主席的诗句,自认为领导也背熟了,就把后面三个字省略了,来了几个省略号,但是又把圆点划成逗号了,成了“四海翻腾,, ,, ,,,五洲震荡,, ,, ,,。”最后,正式开大会时,造反派头头大声吼道:“四海翻腾,腾!腾!!腾!!!五洲震荡,荡!荡!!荡!!!”
 
4、“八只苍蝇,嗡嗡叫”
上一则笑料中的马大哈秘书,为造反派头头准备另一次批判会发言稿时,以狂草似怀素非怀素体写下了著名的诗词名句,“小小寰球,有几只苍蝇,嗡嗡叫。几声抽泣,几声凄厉。”可惜“几”字写得有些分散,似“八”又象“九”。于是,领导在台上念稿子时误念为:“有八只苍蝇!嗡嗡叫!”秘书一听,大事不好,出错了,赶紧告诉领导:“几只苍蝇。”造反派回头一瞪秘书,大喝一声:“几只苍蝇?八只!八只!”此时,台下听众也热情提醒领导:“几只苍蝇!”“几只苍蝇!”造反派领导一拍桌子,大吼一声:“几只苍蝇?毛主席说了:八只苍蝇!八只!”
 
5、“鬼叫!”“放狗屁!”
一老人带着小孙子走在山间夜路上,空谷幽静、阴暗,出奇地恐怖。原来走在后面的小孙子害怕后面有鬼,要求走在前面,老人同意。脚步声的回声,又使走在前面的小孙子误以为前面黑黝黝的大树为魔鬼,心跳加速,在十分惊恐中,老人忽然放了一个声音有点怪异的响屁。小孙子吓了一大跳,大叫一声:“鬼叫!”老人大喝一声,骂道:“放狗屁!”
 
6、赫鲁晓夫厕所放屁被监听
2006年12月21日凤凰卫视台《红都风云——从赫鲁晓夫到勃列日涅夫》节目中,赫鲁晓夫之子回忆往事时讲到,赫鲁晓夫被赶下台后住在乡间别墅,仍被监视、监听。有一次赫鲁晓夫在厕所里放了一个大屁,忽然他听见外屋监听人员的哈哈笑声,可能是赫氏之屁声有点古怪而宏亮,使警察也蹩不住应掩饰的欢乐之情,竟然违反纪律失态笑出声来。此时,赫鲁晓夫怒吼道:“难道在厕所里放个屁,都不行吗?”
 
7、赫鲁晓夫说:“我就在你那个位置上!”
斯大林去世后,赫鲁晓夫在20大作关于批判斯大林肃反扩大化等错误的秘密报告时,会场中有一位代表大声喊道:“那时候你在哪里?”赫鲁晓夫对着喊声的方向厉声喝道:“请提问者站起来说!”提问者不敢站起来,全场哑然。这时,赫鲁晓夫手指着提问者的方位说:“那时,我就在你现在坐的位置上。”
 
8、“什么问题最重要?吃饭问题最重要。”
我在中央党校学习时,一位健壮的教授在讲课时回忆了大串联中念语录吃饭的经验。他说,当年他正值长身体,吃得很多的青年时代,到太原串联可在红卫兵接待站免费吃饭,但必须先念一段语录。对答如下:
北京红卫兵:“毛主席教导我们说:‘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七两!”
太原红卫兵:“毛主席教导我们说:‘要节约闹革命。’”瞪眼看着要饭的红卫兵,不盛饭。
北京红卫兵:“毛主席教导我们说:‘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六两!”
太原红卫兵:“毛主席教导我们说:‘要节约闹革命。’”仍瞪眼,不动手盛饭。
于是,北京红卫兵只好再降格以求:“毛主席教导我们说:‘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五两!”
太原红卫兵:“毛主席教导我们说:‘要节约闹革命。’”仍拒不盛饭。
胖胖的肚子大的北京红卫兵想想“三、四两吃不饱”,但又无可奈何,不知所措时,后面的红卫兵战友提醒他:“另外讲一句语录。”
于是,北京红卫兵计上心来,大声喊道:“最高指示:‘什么问题最重要?吃饭问题最重要!’七两!!”
太原红卫兵立即应时答曰:“最高指示:‘为人民服务!’给你,七两!!”
 
9、“不许放屁”
文革中传颂最广、反映最强烈、印象最深刻的主席诗词中的名句是讽刺、挖苦赫鲁晓夫假共产主义的诗词:“土豆烧熟了,再加牛肉。”“不许放屁”的名句。在农村传达、学习这段名句时,一位老农民提出一个简单而生活气息很浓的问题:“土豆烧熟了,再加牛肉。这煮得烂吗?”支部书记立即厉声叱道:“你没有读下一句‘不许放屁’吗?土豆烧熟了,再加牛肉,当然煮不烂,消化不好,屁多。怪不得毛主席说赫鲁晓夫不许放屁!”有位当年上山下乡的女红卫兵告诉我说,当年这些女知青白天学习了这段诗句以后,每天晚上集体在高山上齐声大喊:“不—许—放屁!”接着漫山遍野连续不断地发出响亮的回声:“放屁!”“放屁!”“放屁!”
 
10、“林彪偷了三只鸡,跑到温都尔,出了一身汗,摔死了。”
林彪叛逃摔死后,逐级传达文件还不准记录,又要口头往下传达,难倒了一些农村支部书记。上级要求每位支部书记最后只记下主要内容:“林彪披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外衣。他带着老婆叶群,乘坐三叉戟飞机仓惶出逃。摔死在蒙古温都尔汗。”最后,一位文化水平和记忆能力都不高,但善于自圆其说,自己编故事的农民支书,一路上把传达内容编得较为圆满后,非常自信地向党员如实传达了林彪事件。他说:“林彪这个秃子,光着屁股慌慌张张地逃跑了。临走时,林彪偷了马克思的一件大衣,披着列宁的外衣跑的。跑走时,林彪还乘机去捞了三只鸡和一群老婆。跑呀跑的,把这个秃小子累得要命,跑到温都尔,出了一身汗,就摔死了!”
 
11、“四菜一汤,凉菜不算。”
有次在南方就餐时,负责招待的官员抱歉地向京城官员解释说:“今天,不能上红焖大虾了。对不起,只有卤大虾,上凉菜了。”京城官员随从问:“为什么虾是凉菜,不上热菜?”南方官员说明原因:“最近中央有文件,只准四菜一汤。因此,只能上四个热菜。”“那么,你为什么又上了卤大虾?”答道:“中央文件写明了:‘四菜一汤,凉菜不算。’因此,就不上红焖大虾了。”回京后一查文件,确系如此,写道:“四菜一汤(凉菜不算)。”还有次在北方就餐,桌子上只有四个大盆子热菜,但是吃了一点点,服务员就端下去了,又放上四盆新的不同的佳肴美味。北京客人问道:“为什么没吃多少,就端走了?”北方主人答道:“中央文件,招待客人,只能四菜一汤。我们桌子上永远只是四个菜。”北京客人叹道:“聪明。这是动态的四菜一汤。”还有次在西部,每个人面前放一个菜,主人说:“中央有文件,四菜一汤。我们执行中央文件很坚决,一人只一个菜。”客人说:“怎么每个人菜不一样?”主人故作惊奇状说:“哎呀!菜不一样呀!那大家把菜盆子往前推一推,一起吃!”一人一菜变成了十菜一汤了。
 
12、“停一停!热烈鼓掌!”
一位局长历来作报告比较呆板,无重音和抑扬顿挫地死念稿子,善于将听众催人入睡,在报告中催眠了,少数人打呼噜进入梦乡。秘书为了改变这种会场秩序,在下一个报告中加上一段慷慨激昂、催人奋进并有物质刺激的精彩讲话,然后在这段讲话结束处加上提示:“(停一停。热烈鼓掌。)”要局长念到此段时,不要连着念,使听众有时间鼓鼓掌。果然,局长报告这段话激发了听众鼓掌热情,极为罕见又极为热烈地开始响起一阵阵掌声。面对这种热烈鼓掌的场面,局长继续沉着冷静地死念稿子,举起右手对着听众大声念道:“括弧!停一停!”于是会场中刚刚爆发的掌声嘎然而止,停了下来。然后局长又念道:“热烈鼓掌!”但是,刚才让“停一停”的急刹车的掌声马上启动不起来,只有零星的轻轻的残余的几声掌声在大厅回响。局长旁若无人地又平铺直叙地念道:“括弧完了。

13、“天上掉下来的!还有一个‘嘛’!”
一位文化水不高的造反派,当上了文革的革委会主任,又喜欢在会上作作报告念念大批判稿和语录,但是又不注意有时一句话的最后一个字在下一页。有次,他念语录道:“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他又指指天花板,自以为理解了文章真义后得意地继续念道:“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再翻过一页,看到上面第一行的第一个字“嘛?”他又大声说:“呦!还有他妈的一个‘嘛’!”秘书接受教训,在他的报告或书上类似情况下用铅笔写上三个字,注明:“翻过来。”革委会主任又一次报告中又将这三个字念了出来,念成:“十月革命一声炮,翻过来响!”
 
14、“对!要发展马户驴!”
秘书为处长起草报告时,书法不高明,常被误读,引起误解。有次处长念道:“我们要发展畜牧业,增加牛、马、骡、驴。”时,说成:“要多多生产马户”。因为秘书把马与户写得间隔太大了。秘书说:“驴!”处长立即应时答曰:“对!要发展马户驴!”处长念念报告又喊道:“我们要发扬苦干加二十三干的精神!”秘书把“巧”字写得太草了,象“23”。秘书又提醒:“巧干!”处长接着说:“对!二十三干加上巧干,那就是二十四干的精神了!”
 
15、“蒋小毛”被勒令改名为“毛小蒋”
小猫、小狗,阿狗、阿猫……之类的小孩小名,是大人期望小孩子能象小动物一样顺利、平安地生长、长大。小猫、小狗们长大了学名就叫“小毛”。上海红卫兵蒋小毛在大串联时到了杭州,半夜时分,杭州立即召开批斗蒋小毛的现场会。红卫兵从登记本上查出他的名字,认为存在有损毛主席威信和抬高蒋介石身价的严重政治问题,在批斗以后,勒令“蒋小毛”立即改名为“毛小蒋”。蒋小毛本人曾在报上回忆此段经历。
 
16、永远健康,比较健康和勉强健康
纪登奎曾对我讲过一段真实的故事。文革中贵州省第一任革委会主任李再含在任时,曾经允许在群众大会上,“敬祝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导师、伟大舵手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和“敬祝林副统帅身体永远健康!永远健康!永远健康!”的祝福口号之后,加上一句“敬祝贵州的小月亮李再含同志身体比较健康!比较健康!比较健康!”周总理曾让纪登奎从贵州调来录音审查,证明确实喊过此口号。我问,那是不是给李再含什么处分呢?纪登奎说,后来也没有给他处分,只是不准他以后再这样喊了。不能毛林以后接着就是你比较健康的口号了。人家只讲是小月亮,只不过反射北京红太阳的光芒。北京领袖万寿无疆、永远健康,李再含要求不过是“比较健康”而已。不算错误,但是,也不准他喊排在毛林之后“比较健康”了。

齐奥塞斯库同志的幸福生活

作者:战争史研究

 

1971年,齐奥塞斯库夫妇对中国、朝鲜、越南和蒙古进行了访问,回程时还简短访问了莫斯科。这次旅行是这两个人生涯中的转折点。在朝鲜的那一站,那简直是令人陶醉的特殊荣誉。平壤被设计成金日成现代传奇的纪念碑,而这个英雄的国家就像一个欢度节日的大兵营,给人一种兴高采烈的印象:盛大的游行和阅兵活动,穿着整齐制服的儿童,佩戴着金日成像章的人群,颂扬金日成的巨幅彩色宣传画……看到这些令人难忘的壮丽场景,齐奥塞斯库和妻子埃列娜相视而笑:社会主义的胜利是有可能实现的,只要坚定不移地用铁的意志强迫实行就行了。

齐奥塞斯库24年的执政期可以清晰地划为前后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从1965年到1971年,这一时期的罗马尼亚到处充满着巨大的成就、繁荣、自由和希望;第二个阶段是从1971年到1989年,这一时期的特征是持续的经济衰退、工业停滞、国际援助大幅度减少、国内日益严酷的政治控制以及人民群众和党员当中越来越多的不满、异议和失望,最终导致了1989年罗马尼亚的流血剧变和齐奥塞斯库时代的终结。这当中有一件事是明确的:去朝鲜前后的齐奥塞斯库判若两人。在平壤目睹的一切似乎使他失去了清醒的头脑,并且在回国之后开始大力推行个人崇拜。这种转变也有很大一部分是由他那野心勃勃的妻子造成的。在访问朝鲜回国之后,埃列娜·齐奥塞斯库曾自负地对丈夫说,罗马尼亚人民不配接受他的统治,因为对于罗马尼亚民族来讲,他“太伟大了”。 埃列娜利用她丈夫多疑的性格,使其越来越依赖于她的意见,并通过这样的方式操纵齐奥塞斯库的决定,以加强她对权力的控制。从七十年代中后期开始,罗马尼亚的吹捧家为齐奥塞斯库奉上了众多的东方式头衔,包括“人类的星辰”、“喀尔巴阡山的天才”、“思想的多瑙河”、“工人阶级的英雄”、“最杰出的、无与伦比的战略家”、“举世尊敬的伟大领袖和政治活动家”、“抵抗所有敌人的罗马尼亚捍卫者”、“掌握国家面临的所有问题的答案的领导人”、“贯彻党的马列主义政策的化身”、“民族英雄中的伟大英雄”、“人道主义精神的共产主义者”、“当代世界的杰出人物和光辉战士”、“杰出的马列主义领袖、热忱的爱国者和国际主义者”等等。这些肉麻无耻的阿谀奉承加剧了他的人格自大狂和精神紊乱。 

罗马暴帝卡里古拉流传后世的一个著名故事是把他的马牵到罗马元老院,并且任命它为罗马执政官。“人类的星辰”也有类似的举动。1978年,英国自由党领袖戴维·斯蒂尔为了感谢他访问罗马尼亚时受到的盛情招待,送给齐奥塞斯库一只黑色的拉布拉多幼犬。齐奥塞斯库很喜欢这条狗,给它取名字叫“考布”(Corbu,罗马尼亚语意为“渡鸦”)。他与这条狗形影不离,很快罗马尼亚人在提到这条狗时就称之为“考布同志”。

齐奥塞斯库非常宠爱“考布同志”,授予它罗马尼亚人民军上校的军衔。人们经常看到“考布”坐着小汽车,在警察车队的严密护送下穿过布加勒斯特的场面。英国驻罗马尼亚大使有一次就见到了这个令人难忘的场景:“我看到这只黑狗独自坐在‘达契亚’轿车的后排座椅上,仰面朝天,相当傲慢。黑色的拉布拉多犬常有这种神态。”罗马尼亚驻英国大使每星期要去伦敦的圣伯利公司为“考布同志”购买高级狗饼干和狗粮,然后用外交包裹把它们寄到布加勒斯特。

有一次齐奥塞斯库带着“考布同志”视察布加勒斯特的布兰科温斯克医院,医院的职工为了灭鼠而养了许多猫。那位四条腿的人民军“上校”在走廊里发现一只猫,并追逐起来。经过激烈的搏斗,上校和猫都受了伤。这两只动物被惊恐万状的医院职工分开,齐奥塞斯库发现“上校”的鼻子在流血,于是愤怒地中止了对医院的视察,乘车离去。医院的医生们都吓傻了,因为他们的猫擅自攻击一位罗马尼亚陆军的上校,这会带来严重后果。果然几天之后,一份拆除医院大楼的命令被送到医院。尽管这座医院在前一年为五万名患者提供了治疗,但是因为“考布上校”的鼻子在那里受了伤,所以必须把医院拆了。

根据新华社驻罗马尼亚首席记者张汉文、周荣子等人在《风云突变——齐奥塞斯库垮台始末》(新华出版社1993年)一书中的记载,齐奥塞斯库在罗马尼亚全国共占据了62幢宫殿、别墅和22座狩猎山庄。仅在布加勒斯特一地,齐奥塞斯库一家就占据了21座宫殿和别墅。齐奥塞斯库倒台后,新华社记者有幸参观了这些行宫,齐奥塞斯库家族奢华的生活也得以窥见一斑。 

从担任党的第一书记时起,齐奥塞斯库就搬进了弗罗雷斯卡湖畔豪华的“春天宫”(Palatul Primaverii)。这座用白色大理石建造的宫殿坐落于罗马尼亚高级党政领导人的住宅区——弗罗雷斯卡区,周围的街道由安全部队严密守卫,禁止老百姓穿行。春天宫门前一字排开德国产的黑色奔驰防弹轿车和英国“美洲豹”高级汽车。房子周围是宽阔宁静的林荫,栽种着法国梧桐和橡树。走进宫殿,一楼的大厅里摆满了令人眼花缭乱的金银器皿、茶具、烟具、景泰蓝、玉雕,还有一对高大的明代青花瓷瓶。穿过大厅往里走是齐奥塞斯库一家的两间大小不同的餐厅,餐桌上摆的餐具全是金或银的,在那间较大餐厅的长桌上还放着三个形状不同的金烛台。陪同新华社记者参观的军官说中间的那个烛台是纯金的,重约1公斤,另外两个烛台是包金的。

春天宫的二楼是齐奥塞斯库夫妇及其女儿卓娅住的六个房间(每人一间卧室和一间休息室)。中央的大厅里也摆满了和一楼一样的各种珍贵陈设,不同的是在墙上还挂着十几幅罗马尼亚大画家格里戈莱斯库、卢奇安、安德列耶斯库和多尼策等人的风景画和肖像画原作。这些油画都是罗马尼亚的国宝,原来陈列在罗马尼亚国家艺术馆里,齐奥塞斯库夫妇后来把这些价值连城的艺术品弄到家里,据为己有。埃列娜的卧室和休息室更加华丽,镀金的床柱雕满花纹,床上铺的是金光闪闪的高级丝绸被。衣柜里挂着数百套服装,光是貂皮大衣就有十几件,每件的价值都高达十几万列伊。柜子底层摆着几百双高级皮鞋。许多衣服和鞋上还挂着赠送单位的标签,说明埃列娜从未穿过。

埃列娜的休息室约有60平方米,除了各种金器外还摆有从国外进口的高级瓷制工艺品。室内一角的封闭式阳台十分引人注目,阳台两侧有人工小喷泉,右边的泉水从一只金鸭子的嘴里喷出来,左边的泉水从一条金蛇的口中喷出来。阳台上还摆着仆人给埃列娜端茶送水用的镀金小推车。埃列娜卧室盥洗间的水龙头、各种手柄、挂钩、甚至装卫生纸的小盒子都是镀金的。一枝插在景泰蓝花瓶中、有果有叶的树枝是用黄金制成的。左边墙上全是镀金片镶成的马赛克图案,房间天花板的浮雕也是镀金的。室内四周暖气片也都是金黄色的,陪同中国记者参观的罗马尼亚军官说这些暖气也是镀金的(《风云突变——齐奥塞斯库垮台始末》,P31-33)。

新华社记者回忆说,齐奥塞斯库夫妇不仅爱黄金,而且珍珠玛瑙、钻石翡翠、各种宝石也是他们的心爱之物。春天宫的抽屉里、桌子上、保险柜内都存放着大量金银首饰和宝石。在一座保险柜内发现几个信封,每个信封里都装着齐奥塞斯库1.6万列伊的月薪和4000列伊的补助金,几个信封都从未动过。看守春天宫的军官还告诉新华社记者,这座宫殿的庭院很大,里面一共散落着十四幢建筑物,埃列娜的母亲和齐奥塞斯库的两个儿子各占一座(齐奥塞斯库养的两条狗,即考布上校同志和它的“妻子”——另一条黑色的拉布拉多犬,也占用了其中的一座别墅,即12号别墅)。

除了春天宫这座主要住所外,齐奥塞斯库一家还占有埃莱斯特拉乌湖畔的宫殿、斯纳戈夫的别墅和黑海海滨的行宫,在全国各县都至少有一个别墅、招待所或狩猎木屋。在众多的“行宫”中,利用率最高的要数位于黑海海滨的“海王星”休养站和首都布加勒斯特北郊的斯纳戈夫别墅。“海王星”休养站位于海滨城市康斯坦察以南30多公里,靠近保加利亚边境,附近还有“火星”、“土星”、“金星”、“木星”等多处休养站,每处休养站都是一处可以容纳3000到5000名游客的饭店-娱乐设施综合体。每年夏季齐奥塞斯库都在“海王星”休养站办公并接待外宾,从此这里也有了“夏季首都”之称,许多外国政要都曾在此受到齐奥塞斯库接见。1990年7月新华社驻罗马尼亚首席记者参观了这处豪华的休养站。 

齐奥塞斯库一家的起居楼坐落于当地人称为“宝藏”的一片树林中,建于1969年,五年后才完工。建筑师把罗马尼亚建筑风格同西欧和亚洲的建筑风格结合到一起,楼内还有一段中国式的长廊。这座楼的一层是齐奥塞斯库一家的餐厅、电视室、娱乐室,二层是齐奥塞斯库本人、埃列娜、大儿子瓦伦丁、小儿子尼库和女儿卓娅的套房,每人一间卧室、一间休息室。中间的过厅旁是一间十分精致的小暖房,种满了奇花异草。在这一层还有一间“狗室”,面积约20平方米,里面有一间专供“考布上校”使用的椭圆形沙发小床,铺着高级锦缎,狗床前有一个方桌,两旁摆着两把扶手椅。在一楼也有一间类似的“狗室”。 整座起居楼的外观并不显眼,但内部装修十分高级,地面上铺的花瓷砖全是从意大利进口的,空调设备、吊灯和其他电器是从西德进口的。所有的房间里都摆着精美的工艺品,以前还挂着贵重的油画,这些画也是齐奥塞斯库夫妇从国家艺术博物馆弄来的。齐奥塞斯库垮台后,油画又物归原主,回到了博物馆里。

“海王星”休养站供齐奥塞斯库一家专用的室内游泳池建于1980年,设在两座圆形建筑里,两座建筑相连,第一座设有齐奥塞斯库的办公室,宽敞明亮,面对大海,墙上有金箔镶嵌的古代勇士像。再往里走是齐奥塞斯库夫妇午休时用的卧室、埃列娜的办公室和餐室。再往里走就是圆形的室内游泳池,里面的水全是用专列从喀尔巴阡山运来的温泉水,含有多种矿物质。自从游泳池建成后,齐奥塞斯库本人从未在里面游过泳,但他和埃列娜经常在游泳池旁边的躺椅上打扑克、聊天。“海王星”休养站一共占地18公顷,有100多名工作人员,还有齐奥塞斯库一家专用的海滩和游艇码头。

在罗马尼亚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原罗马尼亚王室霍亨佐伦家族在喀尔巴阡山麓避暑胜地锡纳亚修建的夏宫佩列什城堡被定为文物保护单位,一度作为博物馆向公众开放。但是从1974年起,城堡以“内部维修”的名义停止对外开放,原来齐奥塞斯库夫妇看中了这座宫殿,把它变成了自己的私人别墅。城堡附近的老赌场(1947年后一度成为人民文化宫)也被关闭,进行了全面的修缮,安装各种现代化设备,原来的赌场大厅变了宴会厅,剧院变成了会议室,此外还有办公室和会客厅,成为齐奥塞斯库夫妇的办公地。

1981年,佩列什城堡的管理人员在宫里的木板墙上发现了一种真菌,它繁衍得很快,24小时内能扩散6厘米,并且能侵蚀任何木料。齐奥塞斯库夫妇知道此事后不敢再进入佩列什城堡,怕染上疾病。但是尽管如此,这座宫殿仍然不对群众开放,因为齐奥塞斯库夫妇在城堡北边不远处又修建了一座三层的现代化别墅。由于工程难度大、所用的材料和设备极其考究和现代化,因此用了12年才竣工。新别墅在1987年落成后,齐奥塞斯库一家只来这里住过几次。

在齐奥塞斯库家族遍布全国各地的多处宫殿中,有各种与百姓绝缘的进口高级食品,有豪华的加温游泳池、私人网球场、健身中心,有佣人、女仆、保健医生、营养专家和安全部卫队。齐奥塞斯库垮台后,罗马尼亚有关部门保存了不少有关齐奥塞斯库一家的生活档案,其中一份是1984年3月8日的午餐菜谱,有12道菜,包括罗马尼亚老百姓从未在市面上见过的黑鱼子酱、虾仁、锡比乌香肠、鲑鱼与河鲈鱼,而菜单中的猪肉、牛肉和羊肉,老百姓也很难在市场上见到。此外,齐奥塞斯库一家在佐餐时饮用的法国葡萄酒(每瓶500到1400法郎)、法国香槟酒(每瓶200到305法郎)和矿泉水都是从西欧进口的,甚至连餐桌上用的擦手纸也是进口的。

齐奥塞斯库夫妇平时不与自己的子女一道吃饭,只是节假日才一起聚餐。齐奥塞斯库同志光是午餐就要12道菜,那么剩下的菜是不是给他喂养的“考布”上校同志吃呢?不是。“考布同志”也有自己的菜谱,是由营养学家精心配制的。一位齐奥塞斯库时代的宫廷女仆后来回忆说,“秘密警察告诉我们永远不要喂狗。有专门医生检查狗食(都是最好的肉),只有医生尝过以后,肉才能喂狗。晚上‘考布’总是与这位同志(齐奥塞斯库)睡在一起。白天,狗待在12号别墅,里面设施齐全,床、豪华的家具、电视、电话,应有尽有。”

以1982年12月2日的菜谱为例,这条狗一天的食谱是:早餐(7:30)有两个法式牛角面包、1公斤伯萨尼亚肉卷、1公斤牛奶、LATZ狗饼干;午餐(13:30)是四公斤牛肉菜汤(成份包括牛肉块、500克面条或大米、胡萝卜、芹菜、盐);晚餐(20:00)是一公斤伯萨尼亚肉卷、500克通心粉或细面条、以及500克奶酪加甜布丁。

根据罗马尼亚官方统计,从1965年到1989年,罗马尼亚国家为齐奥塞斯库一家在饮食方面花费了1025万列伊,为狗花去了217万列伊。为齐奥塞斯库一家服务的勤务人员的伙食费用达73万列伊,这还不算打猎、出访时的饮食费用开支。而在这二十多年里,齐奥塞斯库夫妇只从自己的腰包中掏了38万列伊,平均每天支付43列伊,只相当于一公斤猪肉的价格(《风云突变》P37-38)。

除了遍布全国的宫殿外,齐奥塞斯库还拥有两艘内河游艇。第一条游艇叫“勇敢的米哈伊”号,建造于1969年,长64米,宽11米,看上去与多瑙河上的普通客轮差不多,但内部装潢截然不同。船上的一应设备全都从西方国家进口,齐奥塞斯库夫妇各占一间卧室,室内铺着厚厚的波斯地毯,墙上挂的油画也是从国家博物馆里取来的。船上也有一间专门的狗室,齐奥塞斯库夫妇在多瑙河地区“视察”时都要带着吃得滚瓜流油的那两条狗。船上还有几间客舱是给随行的政府总理和部长级干部用的,但是他们的待遇比不上那两条狗,因为他们睡的是普通的双层床铺。

勇敢的米哈伊”号的船员最怕齐奥塞斯库夫妇上船,因为上级做了严格规定,“首长”上船后船员必须待在机舱里,不得上甲板,不得让“首长”看见他们。在行船期间,船员不得在船上做饭,因为菜锅里冒出的气味会“污染”空气,因此船员只能躲在机舱里吃罐头。除此之外,在齐奥塞斯库夫妇驾临时,船员还有一个额外的侮辱性任务,就是用专门的进口消毒湿巾给那条狗老爷“考布同志”擦爪子、擦肚子、擦皮毛。

1979年,齐奥塞斯库嫌“勇敢的米哈伊”号船龄太大,太老气,下令建造另一艘更大的游艇“米尔恰大公”号。本来一艘这样规格的船七个月就能造好,但“米尔恰大公”号却建造了七年,因为齐奥塞斯库经常去船厂“视察”,看到船上哪儿不中意就勒令修改,光油漆就涂了好几遍。“米尔恰大公”号的造价高达4亿列伊,等于几十条同型内河客轮的造价,年保养费也要1500万到2000万列伊。

作为国家元首,齐奥塞斯库拥有自己的专机本属正常,有两三架也无可非议,但齐奥塞斯库的专机却达17架之多!他有五架大型客机,其中两架波音707是在美国专门定造的,花了4500万美元,由于罗方要求增加生活服务设施,每架飞机比正常机型重5吨。飞机上设有卧室、浴室、厨房,浴室里各种挂钩和水龙头都是镀金的。除此之外齐奥塞斯库还有两架苏制“伊尔”18型飞机和一架罗马尼亚与英国飞机公司合造的“ROMBAC 1-11”型专机。总统机队还有12架直升机,其中8架购自法国,是最先进的“海豚”型直升机,每架价格1900万法郎,直升机上还有狗的专用座位。

 

龍應臺:令人不寒而栗的長春圍城

 

決定去一趟長春,因為長春藏著一個我不太明白的秘密。

最晚的班機,到達長春已是五月十三日凌晨一時。即使是深夜,即使昏暗的街燈照在空曠無人的廣場上,看起來有點遼闊、冷落,你還是看得出長春與眾不同。寬闊的大道從市中心四面八方輻射出去,廣場特別多,公園特別大;如果你曾經走過莫斯科,走過柏林,走過布達佩斯,長春給你的第一印象就會是,嗯,這個城市有首都的架勢、京城的氣派。

長春的五月,風還帶著點涼意,抱著孩子的母親愛的,把圍巾繞在孩子脖子上,孩子迎風露出來的小臉,像北方的蘋果。我站在人民廣場的邊邊,仰頭看著廣場中心那個高聳的碑。

二十七米半高的花崗巖石碑伸向天空,頂端,是一架戰鬥機,俯視著整個城市。碑的底部中俄文並列,中文寫的是「蘇軍烈士永垂不朽」,落款是「長春市各界人士」。俄文刻著二十三個名字,是蘇軍在進攻東北的行動中犧牲的飛行員。蘇聯紅軍在一九四五年八月九日進軍東北,占領城市之後最早動手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在哈爾濱、長春、瀋陽等等城市的要沖,興建「蘇聯紅軍烈士紀念碑」。

一九四五年八月,在接受日本人統治十四年之後,當蘇聯紅軍以「解放者」的姿態進城,並且在長春和瀋陽中心建起那些高大的戰機、坦克紀念碑時,長春和瀋陽的人是帶著什麼樣的心情在那紀念碑上落款,說「長春各界人士」共同紀念?事實上,在紀念碑落成、「長春各界人士」在向紅軍致敬的同時,紅軍正在城裡頭燒殺擄掠。


那一年冬天,二十一歲的台北人許長卿到瀋陽火車站送別朋友,一轉身就看到了這一幕:

瀋陽車站前一個很大的廣場,和我們現在的(台北)總統府前面的廣場差不多。我要回去時,看見廣場上有一個婦女,手牽兩個孩子,背上再背一個,還有一個比較大的,拿一件草席,共五個人。有七、八個蘇聯兵把他們圍起來,不顧眾目睽睽之下,先將母親強暴,然後再對小孩施暴。那婦女背上的小孩被解下來,正在嚎啕大哭。

蘇聯兵把他們欺負完後,叫他們躺整列,用機關槍掃射打死他們。

許長卿所碰見的,很可能是當時在東北的日本婦孺的遭遇,但是中國人自己,同樣生活在恐懼中。


一九四五年的冬天,於衡也在長春,他看見的是,「凡是蘇軍所到之處,婦女被強姦,東西被搬走,房屋被放火燒毀」,不論是中國還是日本的婦女,都把頭髮剪掉,身穿男裝,否則不敢上街。所謂「解放者」,其實是一群恐怖的烏合之眾,但是,人民不敢說,人民還要到廣場上他的紀念碑前,排隊、脫帽,致敬。

長春圍城,應該從一九四八年四平街被共軍攻下因而切斷了長春外援的三月十五日算起。到五月二十三日,連小飛機都無法在長春降落,一直被封鎖到十月十九日。

這個半年中,長春餓死了多少人?

圍城開始時,長春市的市民人口說是有五十萬,但是城裡頭有無數外地湧進來的難民鄉親愛的,總人數也可能是八十到一百二十萬。

圍城結束時,共軍的統計說,剩下十七萬人。你說那麼多「蒸發」的人,怎麼了?

餓死的人數,從十萬到六十五萬,取其中,就是三十萬人,剛好是南京大屠殺被引用的數字。

我百思不解的是,這麼大規模的戰爭暴力,為什麼長春圍城不像南京大屠殺一樣,有無數發表的學術報告、廣為流傳的口述歷史、一年一度的媒體報導、大大小小紀念碑的豎立、龐大宏偉的紀念館的落成,以及各方政治領袖的不斷獻花、小學生列隊的敬禮、鎂光燈下的市民默哀或紀念鐘聲的年年敲響?

為什麼長春這個城市不像列寧格勒一樣,成為國際知名的歷史城市,不斷地被寫成小說、不斷地被改編為劇本、被好萊塢拍成電影、被獨立導演拍成紀錄片,在各國的公共頻道上播映,以至於紐約、莫斯科、墨爾本的小學生都知道長春的地名和歷史?三十萬人以戰爭之名被活活餓死,為什麼長春在外,不像列寧格勒那麼有名,在內,不像南京一樣受到重視?

於是我開始做身邊的「民意調查」,發現,這個活活餓死了三十萬到六十萬人的長春圍城史,我的台灣朋友們多半沒聽說過,我的大陸朋友們搖搖頭,說不太清楚。然後,我以為,外人不知道,長春人總知道吧;或者,在長春,不管多麼不顯眼,總有個紀念碑吧?

可是到了長春,只看到「解放」的紀念碑,只看到蘇聯紅軍的飛機、坦克車紀念碑。

我這才知道,喔,長春人自己都不知道這段歷史了。

這,又是為了什麼?

幫我開車的司機小王,一個三十多歲的長春人,像聽天方夜譚似地鼓起眼睛聽我說起圍城,禮貌而謹慎地問:「真有這回事嗎?」然後掩不住地驚訝,「我在這兒生、這兒長,怎麼從來就沒聽說過?」

但是他突然想起來,「我有個大伯,以前是解放軍,好像聽他說過當年在東北打國民黨。不過他談往事的時候,我們小孩子都馬上跑開了,沒人要聽。說不定他知道一點?」

「那你馬上跟大伯通電話吧,」我說,「當年包圍長春的東北解放軍,很多人其實就是東北的子弟,問問你大伯他有沒有參與包圍長春?」

在晚餐桌上,小王果真撥了電話,而且一撥就通了。電話筒裡大伯聲音很大,大到我坐在一旁也能聽得清楚。他果真是東北聯軍的一名士兵,他果真參與了圍城。

「你問他守在哪個卡子上?」

小王問,「大伯你守在哪個卡子上?」

「洪熙街,」大伯用東北口音說,「就是現在的紅旗街,那兒人死得最多。」

大伯顯然沒想到突然有人對他的過去有了興趣,興奮起來,在電話裡滔滔不絕,一講就是四十分鐘,司機小王一手挾菜,一手把聽筒貼在耳朵上。

一百多公里的封鎖線,每五十米就有一個衛士拿槍守著,不讓難民出關卡。被國軍放出城的大批難民啊,卡在國軍守城線和共軍的圍城線之間的腰帶地段上,進退不得。屍體橫七豎八地倒在野地裡,一望過去好幾千具。

 

骨瘦如柴、氣若遊絲的難民,有的抱著嬰兒,爬到衛士面前跪下,哀求放行。「看那樣子我也哭了,」電話裡頭的大伯說,「可是我不能抗命放他們走。有一天我奉命到二道河去找些木板,看到一個空房子,從窗子往裡頭探探,一看不得了,一家老小大概有十個人,全死了,躺在床上的、趴在地上的、坐在牆跟的,軟綿綿撲在門檻上的,老老小小,一家人全餓死在那裡。看得我眼淚直流。」

林彪在五月中旬就成立了圍城指揮所,五月三十日,決定了封鎖長春的部署:

(一)……堵塞一切大小通道,主陣地上構築工事,主力部隊切實控制城外機場。


(二)以遠射程火力,控制城內自由馬路及新皇宮機場。


(三)嚴禁糧食、燃料進敵區。


(四)嚴禁城內百姓出城。


(五)控制適當預備隊,溝通各站聯絡網,以及時擊退和消滅出擊我分散圍困部隊之敵人。


(六)要使長春成為死城。

 

軍激勵士氣的口號是:「不給敵人一粒糧食一根草,把長春蔣匪軍困死在城裡。」十萬個共軍圍於城外,十萬個國軍守於城內,近百萬的長春市民困在家中。不願意坐以待斃的人,就往外走,可是外面的封鎖在線,除了炮火器械和密集的兵力之外,是深挖的壕溝、綿密的鐵絲網、危險的高壓電網。

伊通河貫穿長春市區,草木蔥蘢,遊魚如梭,是一代又一代長春人心目中最溫柔的母親河,現在每座橋上守著國民黨的兵,可出不可入。下了橋,在兩軍對峙的中間,形成一條三、四公里寬的中空地帶,中空地帶上屍體一望無際。


到了炎熱的七月,城內街上多有棄屍。眼睛發出血紅的兇光、瘦骨嶙峋的成群野狗圍過來撕爛了屍體,然後這些野狗再被饑餓的人吃掉。

於祺元是《長春地方志》的編撰委員,圍城的時候只有十六歲,每天走路穿過地質宮的一片野地到學校去。野地上長了很高的雜草。夏天了,他開始聞到氣味。忍不住跟著氣味走進草堆裡,撥開一看,很多屍體,正在腐爛中。有一天,也是在這片市中心的野地裡,遠遠看見有什麼東西在地上動。走近了,他所看見的,令他此生難忘。

那是被丟棄的赤裸裸的嬰兒,因為饑餓,嬰兒的直腸從肛門拖拉在體外,一大塊;還沒死,嬰兒像蟲一樣在地上微弱地蠕動,也不會哭了。

於祺元出生那年,滿州國建國,父親做了溥儀的大臣,少年時期過著不知愁苦的生活,圍城的悲慘,在他記憶中因而特別難以磨滅。

「圍城開始時,大家都還有些存糧,但是誰也沒想到要存那麼久啊,沒想到要半年,所以原來的存糧很快就吃光了。城裡的人,殺了貓狗老鼠之後,殺馬來吃。馬吃光了,把柏油路的瀝青給刨掉,設法種地,八月種下去,也來不及等收成啊。吃樹皮、吃草,我是吃過酒曲的,造酒用的曲,一塊一塊就像磚似的。酒曲也沒了,就吃酒糟,幹醬似的,紅紅的。」

 

「酒糟怎麼吃?」

「你把糟拿來,用水反復沖洗,把黏乎乎那些東西都沖洗掉,就剩一點幹物質,到太陽底曬,曬幹了以後,就像蕎麥皮似的,然後把它磨碎了,加點水,就這麼吃。」

有一片黃昏的陽光照射進來,使房間突然籠罩在一種暖色裡,於老先生不管說什麼,都有一個平靜的語調,好像,這世界,真的看得多了。

我問他,「那麼──人吃人嗎?」

他說,那還用說嗎?

他記得,一個房子裡,人都死光了,最後一個上吊自盡。當時也聽見過人說,老婆婆,把死了的丈夫的腿割下一塊來煮。

一九四八年九月九日,林彪等人給毛澤東發了一個長春的現場報告:

饑餓情況愈來愈嚴重,饑民便乘夜或於白晝大批蜂擁而出,經我趕回後,群集於敵我警戒線之中間地帶,由此餓斃者甚多,僅城東八裡堡一帶,死亡即約兩千。不讓饑民出城,跑出來者要堵回去,這對饑民對部隊戰士,都是很費解的。饑民們對我會表不滿,怨言特多。說,「八路見死不救。」他們成群跪在我哨兵面前央求放行,有的將嬰兒小孩丟了就跑,有的持繩在我崗哨前上吊。

在這場戰役「偉大勝利」的敘述中,長春圍城的慘烈死難,完全不被提及。「勝利」走進新中國的歷史教科書,代代傳授,被稱為「兵不血刃」的「光榮解放」。


本文選自網路

 

 

蒋纬国:那些稍有权力便耀武扬威的国人

 

民国三十一年,我坐陇海线的夜快车从潼关回新安,胡宗南将军有事找我去研究。我喜欢睡在上铺,因为臭虫都在下铺,不过他们分配下铺给我,我也就坐在下铺。

  火车还没开时,进来了一位少将,我就站起来向他敬礼,我敬完礼还没坐下,他就说:“上去。”我心里想:“我买在下铺,你叫我上去,我还求之不得呢!”于是我就把上衣脱掉,挂在上铺,这么一挂,就露出我的配枪来——一把银色的白朗宁,是我去部队临走时父亲送给我的。

  那位少将一看到我这把手枪便问我:“你这把手枪哪里来的?”我说:“我家里老人送给我的。”他又问:“他也是军人吗?”我说:“是。”他说:“我看一看行不行?”我说:“行。”便把手枪拿出来,退下子弹后交给他。

  他看了以后很喜欢,说:“我跟你换一把怎么样?”他的手枪也是白朗宁,不过已经生锈了,我就把退出的子弹再装回弹夹,把弹夹也给他,并且说:“对不起,我只有这一个弹夹。”他说:“好了。”意思好像是你还罗嗦什么,然后他就把他的手枪放在我的枪套里面。

  第二天一早火车到了西安,胡宗南将军派熊副官来接我,这位少将也认识熊副官,见了他便恭敬地问:“你来接谁?”熊副官说:“我来接蒋上尉。”说来好笑,这位少将跟我换枪时也没问我的名字,他又问:“在哪一车?”熊副官说:“就在你后面。”

  后来这位少将就走了,我也跟熊副官一起走。等到将近中午的时候,有人来报告:“外面有一个少将跪在门口不肯走,要求见上尉。”我就赶快出去把他扶起来,他把枪还给我,我也把枪还给他,并且请他不要介意。

  我跟他说:“这件事情没有什么,这把枪任凭谁见了都会喜欢,将军如果喜欢的话就带回去用好了,没关系。”他说:“那不行,以后见了老太爷怎么说。”这件事情就这么过去了。

  另外一次是我从西安回到潼关时发生的。白天火车很挤,虽然是对号快车,但是过道上都坐满了人,很多人带了行李,往走道上一放就坐在行李上头。火车开车后,我看到一个上校自彼处挤过来往前走,没多久又看到他从前方挤回来。

  第二次经过我的座位旁边时,我就站起来问他:“上校,你是要找人还是要找位子?”他说:“找位子啊。”我就说:“请坐吧!”

  他看了一看我,就“啪”一巴掌打在我脸上,很生气地问我:“刚才我过来时你看见了没有?”我说:“我看见了。”他说:“你刚才为什么不让?”

  我说:“上校,刚才你是从我背后过来的,等到我看见你时你已经走过去了,我以为你在找人,及现在看你又挤回来了,所以我特别问一问。”

  没想到他又“啪”的一巴掌打过来,说:“你罗嗦什么!”意思是你还不让位。其实我已经站在旁边,我说:“你请坐。”说完就到厕所里坐在马桶上。

  后来列车长来查票,车厢里有认识我的人就跟列车长说:“那位上校刚才打了蒋纬国。”列车长就问:“那蒋纬国呢?”那个人说:“他现在坐在厕所里,他的位子给了那个上校。”

  列车长就跟那位上校说:“你坐在人家的位子上了。”而且那位上校根本就没有票,列车长一方面要他补票(那时候能叫军人补票已经算是进步了),同时告诉他刚才那个上尉是蒋纬国。

  他听了以后,等补完票就跑到厕所门口“嘣”的一声跪了下来,并且再三地道歉。这一来反而把我吓坏了,我挨揍时并没有被吓,反而觉得很正常,但是看见了一个上校跪在我一个上尉面前,我可受惊了,就赶快把他扶起来。

  那位上校一定要我原谅他,说他家里还有老娘在,好像我马上就要把他拉出去枪毙似的。我把他扶起来后请他回到座位上,我还是坐厕所里,他坚持要我回到座位,说厕所里臭,那时候的厕所当然是臭得不得了,但是坐久了也不觉得了。

  从这些事情中我看清楚了中国的军队是怎么样的一批人组成的,要带着这么一批人去打仗,还要面对如此精锐的日军,还要打胜仗,实在是不容易。

  有一次我们在德国的武官换人,新武官是酆悌(所谓“十三太保”之一。武汉失守后,湖南省主席张治中下令烧长沙,他明知不对,却又不讲。因为中央要坚壁清野、焦土抗战,不能把一个完整的城交给日本,但是烧城应该由里往外烧,他反而从四个城门开始烧,人民还没撤走,把老百姓烧死在里面,所以他被依军法判处死刑,执行枪毙。当时他是长沙警备司令,阶级是少将)。

  他看到我有一把漂亮的七六二手枪,要跟我换,他给我的一把手枪是二五的,连栓都拉不开,完全锈死,这么一把手枪,他还好意思自己佩戴,还要跟我交换。

  军人的枪是第二生命,哪能让枪锈得连拉都拉不开。我对中国军人实在是失望,而且他知道我是谁,竟然敢这样占我便宜,我就怀疑他的智慧,除了用阶级压人家之外,还能做什么事。

    而且最糟糕的是,他自己所配挂的手枪锈得不能用,还不觉得是耻辱,这是个很大的问题,即使他对我有礼貌,也只是封建的观念而已。

  我们的国家制度的确有很多地方值得批评,官员的办事能力的确欠缺,办事态度也的确不好,但是这不是中国国民党的错,也不是中华民国政府的错,这是传统养成的习惯,这种习惯存留在民间也存留在政府内,不论是谁,稍稍有权威后就开始耀武扬威了。

  有一次大家为此话题辩论,我认为实在不值得如此争论,重要的是,我们要承认现实,努力纠正。

  例如一个小小的二等兵,当他奉派去当桥头盘查哨时,自认有了权威,执行任务时就对老百姓大声呵斥,或者有其他不礼貌的行为;共产党看准这一弱点,便对老百姓态度亲切,老百姓自然倾向他们。

  民国二十一年冬天,有一天在学校大操场上,落雪刚停,有一个同班同学,硬逼我从他裤裆下钻过去,结果我钻过去了。那个学生在我们班上年龄是最大的,个子也是最高的,因为他已经第三次留级了,他当众骂我是“继父的孩子”,我都忍住了。

  那时候我们在第二、三堂之间有二十分钟的休息时间,其他各堂间则是十分钟。一个普通的教室可以容纳三十位左右的学生,就在同一天,我们合并三个班级在一个大教室上课,那个大教室可以容纳八十个人。

  在第二堂下课时,那个大个子就在讲桌上把我叫上去,要我跟他扳手。他总是过一段时间要找个机会羞辱我一番,早晨在操场羞辱过我,现在又要我去和他扳手,我说:“你明知我扳不过你,你的个儿这么大。”

  他说:“给你一个机会你还不要啊!”一定要我跟他扳手。他不晓得我练过工夫,尤其两个人手一握,只要我的手往里边一紧一按,他马上就晓得我有多大的劲,不过我还是让他扳过去了。

  后来他就当着所有同学的面说:“你们不要以为蒋建镐扳不过我,其实全校没有人扳得过他,刚才我要他钻裤裆,实在是我的不对,我当着大家向蒋建镐道歉,以后希望大家不要看不起他,他实在是一个功夫最好的人。”

  从此这个人也不做混混了,书也念得不错,跟我们一起毕业,后来他考进上海海关,做了关务员。他的家庭背景也不错,不过我们毕业后就没有来往了。

  民国四十二年,我的先室过世,父亲就送我到美国陆军指参学院正规班念书。那时候从中国出去的多半都是念召训班,我则进正规班。念了一年后,民国四十三年我回到台湾,与母亲(姚夫人)住在一起。

  那年冬天,我向石家老丈人借车,他借了一辆很漂亮的七人座车给我,平常他自己都舍不得用。有一个星期天,我一个人也觉得无聊,便带了一本书及笔记本到淡水海滩上做一些思维的工作。

  情报学校就在淡水河附近,我到情报学校大门口后,卫兵不让我进去,那天我穿了一件灰布棉袍子,我的驾驶就下去跟卫兵说:“那是蒋纬国将军。”

  卫兵大概念过几天书,他就跟我的驾驶说:“你告诉他,这是蒋经国将军办的,叫他别开玩笑。”就是不让我进去。

  后来卫兵排排长出来了,他问清楚情形后就骂那个卫兵:“蒋纬国将军就是蒋纬国将军。”那个卫兵说:“对不起,我以为他开玩笑的,我跟他说这是蒋经国将军办的。”

  民国四十四年,有一天我从台北到台中,路过铜锣山,那时候的纵贯道上常常会有涵洞,涵洞上有小桥,公路上路肩虽然很宽,但是路面很窄,只有中间一段,两辆车要会车时,外面的轮子就会落在路肩上,而过桥时则只能有一辆车通过。

  我们的车到铜锣山时,前面有一辆弹药车,上面坐了一大群军眷,男女皆有,看他们很兴奋的样子,可能是到某处参加晚会后要回营房。

  那天我还是坐我老丈人的大车子,说也奇怪,我在台湾从不戴枪出门的,那天临走时,因为是晚上从台北回台中,所以我就跟驾驶说:“咱们今天把枪带着吧。”

  于是我们各带了一支卡宾枪和一把四五手枪,我身上带着四五手枪,又在后座摆着一支卡宾枪。

  当我们的车子要过桥之前,听到弹药车上的人嘻嘻哈哈的,后来他们开得愈来愈慢,也不让我们过去。到了有涵洞的桥上头,他们就停在那里,我们就过不去了。

  我们在距离他们二十公尺左右的地方停下来,然后就看到前面跳下两个大男人来,我听到他们说:“肥的!”原来他们看到我们的车子很漂亮,想抢我们。

  我就跟我的驾驶说:“开远光灯照着他们。”说完后,我就从后面右手门下来,他从前面左手门下来,他拿着枪,我也拿着枪。因为车子开远光灯,所以对面的人看不见我们。

  对方起先有两个人跳下来,后来又跳下四个人,都是男的。我带枪时一定先上子弹,但不是为了要警告对面的人,我就喊我驾驶的名字:“徐宏,上子弹!”他拿着卡宾枪,我拿着四五手枪“啪嗒”一声上膛,牺牲了一颗子弹。

  他们听到我们拉枪后说:“小心,他们有枪。”我们两人就绕到远光灯的前面,其实我们车子上已经没有人了,我故意往后指挥,说:“你们在后面看着,我们朝前面走!”让他们以为车上还有很多人。说完我们两人就前进,并对他们说:“不准动!”

  因为我们的灯光照得很清楚,而且我的驾驶拿着卡宾枪,等于是一支小冲锋枪,他们也不敢乱动,我就拿着四五手枪绕到那辆弹药车的驾驶座旁边,一伸手就把驾驶的识别符号摘下来。

  我说:“你回去后老老实实地向你自己的部队长报告今天晚上发生的事,我不提出报告,这个识别符号我会还给你师长的,以后不可以这样子。”

  那位师长是周中峰,后来还当过军团司令、国安局局长,可是他带部队实在不行,他的部队的纪律由此可见一斑。

  民国四十五年,有一次在衡阳街,我自己开了一部民用的黑色吉普车,那天我穿便服,路上有一辆“国防部”的交通车把我的吉普车逼到人行道上,我听到、也看到一个中校阶级的军官对驾驶说:“揍他!揍他!”他叫他的驾驶下来揍我,不晓得是什么意思。

  结果驾驶就跳下来跑到我的吉普车旁边,伸手进来,想要揍我。他把手伸进来后,我就把他的手按在我的胸口,往前一弯身,把他的手一叠,他就“砰”地一下跪在旁边。

  他一跪下去,我把手一伸,就把他的识别符号摘下来了。我说:“我不会怪你的,是那个中校指示你的,你向总务处处长报告,我会把识别符号还给总务处处长。”那时候的总务处处长是王雨农。

  这点点滴滴加起来,账都算在“中国国民党”身上,也难怪民进党有那么多机会指责国民党,实在是有些人做得太过分了,予人口实。

 

潍河边的一个悲沧故事

 

1974年2月8日,青岛下乡到诸城县的青岛女知青廖晓东因急性肝炎去世,年仅27岁。

1968年廖晓东来到了诸城,在一次忆苦思甜大会上,三辈贫农的村支委、民兵连长痛诉家史:“俺家三辈讨饭,三辈没媳妇,三辈孩子没有娘爷爷捡了俺爸爸,俺爸爸又捡了俺,俺这都三十多岁了至今还是光棍。……多亏毛主席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俺这才革命造反当上干部。”
21岁的廖晓东被彻底震撼了,她当即表决心:坚决响应毛主席的号召,走彻底与贫下中农相结合的道路,为了不让贫下中农打光棍,她坚决要嫁给卢兆东。

1969年五一节,一辆独轮车推着廖晓东的全部嫁妆:一个暗红色旧木箱和绑着红布的铁锨锄头,来到了“新房”——一盘土炕、一口铁锅、一个大缸和土坯“碗柜”为全部家当的三间草房。从此后,廖晓东脱离了知青组群体,成为一名地地道道的贫下中农“婆娘”。
婚后的廖晓东,每天天不亮就挽着袖口和裤腿子,穿着“呱嗒子”(用车轮胎钉的一种鞋,脚腕处用麻绳系着)上山下地、做饭、喂猪、挑水、洗衣。晚上参加忆苦思甜、念“语录”背“老三篇”、排演节目、唱革命歌曲,唱的最多的是:“革命人永远是年轻,它好比大松树冬夏常青……”。


廖晓东谢绝了推荐她去上工农兵大学的机会,坚决不返城就工并写倡议书阻止当时刮起的上山下乡知识青年返城风。
而她那好吃懒做几乎目不识丁的贫下中农丈夫,却封建思想极为严重,经常把她关在家里打得浑身青紫……。
1969年五一那天,廖晓东生下了第一个孩子。
1972年,她主动办起了村小学,带领学生边学习边劳动。1973年,廖晓东又生下第二个孩子。
高强度劳动,艰辛的生活,她终于病倒了。在冰冷的土炕上咬牙一天天强撑,直到实在撑不住了,村民把她送进了乡医院,27岁的廖晓东,在这里走完了6年的“与贫下中农彻底结合”之路。永别了4岁的儿子和6个月的小女儿,还有那重新沦为光棍的贫下中农丈夫。

诸城市委举行了隆重的追悼表彰大会,宣布追认廖晓东为共产党员。

……

几十年后,老知青代表找到了廖晓东的丈夫和儿子,那位当了30多年光棍,幸运地被女知青舍身“相结合”的贫下中农,过了6年打老婆瘾之后继续当光棍至今,贫困潦倒,拒绝接受采访。
廖晓东的儿子卢守伟1984年被照顾农转非,1990年招工进陶瓷厂,早已下岗,目前在诸城龙王庙子村租赁了一间民房作为栖身之所,年仅30多岁就因患脑血栓行动不便。
谈起他的妈妈,卢守伟说:
“俺大大(当地对父亲的称呼)是个穷山沟里的庄户人,也没什么文化,封建的那一套很重,他们结婚后,俺妈很泼实(能干),有时候出去参加个会,帮村里的小孩学习学习,俺大大就生气,两个人就打仗,俺大大经常打俺妈,唉……!”

 

一个读过高中的城市女孩,受政治运动感染而完全失去了自我,被政治信仰淹没、浸透,像一架灌满指令的机器人,并最终为此付出了自己的青春、生命,甚至空白着的女孩子情感。

同为老知青的诗人海歌为此作了一首诗:

  “月亮在白莲花般的云朵里”

  每当听到这首哀怨的歌,

  我心中涌起无限悲伤

  一个喜欢唱月亮的姑娘,

  永远的留在异乡。

  她的墓碑前,

  摆放着同学们送来的鲜花,

  青青的草,

  已经在发芽、生长。

  潍河讲述起她的故事,

  悲苍的歌声在阔野里回荡!

陆官员写给情妇的保证书集锦

 

“保证一生一世只爱一个人”情人提供的保证书上还有证件号先来看看被曝是穆海利写给情人的“保证书”上都写了啥?

据《财经》记者获得的穆海利情人钱月(化名)亲笔签名的举报信称,穆海利使用各种手段欺骗、利诱和玩弄女性,涉嫌实施人身、财产损害等。

这位今年33岁的举报者称,自己跟穆海利保持不正当关系前后达6年之久。据其提供的一份据称为穆海利亲笔所写的保证书显示:“本人穆海利向钱月保证:从今天起到2014年6月1日之前,解除原婚姻关系,和钱月结婚。保证一生一世只爱钱月一个人。如做不到,任由钱月处置。”

更奇葩的是,这份举报人提供的保证书右下角落款为:“保证人穆海利”,“证件号是05030606”,时间为“二〇一三年六月十一日”

新疆军区政治部纪检处处长罗琼毅告诉《财经》记者,他已了解到钱月举报内容,“军区已着手调查,调查结果还没出来。”但罗琼毅也表示,最终会有一个结果。

 

 

“一个月内离婚”“保证书”还有见证人签名

“保证书”上有证件号挺奇葩的了,政知圈小编发现,更奇葩的是,有的“保证书”居然还有见证人。

2012年11月28日,网友“风雨过后见彩虹”在微博上发布了一组视频和照片,其微博介绍山东省农业厅副厅长单增德与一单身女性保持不正当关系长达6年,如今想甩掉“包袱”,动用警力非法拘禁其情妇。

照片中的承诺书显示,内容为“今天开始一个月之内(至12月20日止)与张风云离婚。离婚后与苏春媛结婚。特此承诺。”

该承诺书落款为单增德,名字中间按红色手印。在承诺书最后还写有“见证人:山东省农业厅办公室史访”。落款时间是11月21日。

 

中新网的报道显示,微博发布当日,举报内容就被删除。

2013年1月21日上午,山东省纪委新闻发言人孙成良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纪委正在密切关注新闻媒体和网络曝光的党员干部违纪违法问题。被立案调查的官员中,就有时任山东省农业厅副厅长的单增德。

单增德的问题,远不仅仅是违纪。

1年半后,单增德受贿案由山东滨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以受贿罪判处其有期徒刑15年,并处没收个人财产200万元。

 

 

“解除两性关系保证书”3名见证人签名摁手印

在政知圈小编找到的公开资料中,若论见证人多,还得是河北省水利厅干部董四栓2014年9月引爆网络的那份“保证书”。

这份保证书不是保证与发妻离婚,而是要求“解除两性关系”。而且,让董四栓着实火了一把的那份“解除两性关系保证书”上,足足有3名见证人的签字和手印。

在网上那则题为“实名举报河北省水利厅董四栓包养情人”的网帖中,作者自称齐晓红,1984年2月出生,石家庄人,齐晓红在网帖中附上了自己的照片和一份“解除两性关系保证书”的照片。

齐晓红晒出的这份“保证书”签署于2014年1月17日,内容为:双方自愿解除两性关系,男方一次性补偿女方20万元整,并保证:1.男女双方今后不再进行任何电话联系;2.不以任何方式相互骚扰双方家庭;3.即日去医院打掉胎儿;4.不散播任何对双方不利的信息;5.从此互不干涉互不往来。

事情起源于2010年,齐晓红说那一年自己和董四栓相识,后来成了他包养的情人,“每个月他都会给我三四万块钱……在三年的包养生活中我多次怀孕,并被要求打胎。”

网帖中齐晓红讲述,2014年1月11日是董四栓带着老婆找到了她……6天后的1月17日董四栓找到她,要其签两性关系解除保证书。

所透露,当年6月,董四栓因生活作风问题,被厅机关党委给予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并撤销其科技外事处党支部书记职务。

在这份保证书上,除了当事男女双方的签字和手印外,还有3名见证人的签字和手印。据了解,3个见证人中其中一人系河北省水利厅干部。

 

 

“永远保护好你”写承诺的人被曝起了杀心

与董四栓几乎同一时间,湖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干部尚贤军也被自称情人的女子实名举报了。

在这份当时被全网热传的举报信中,举报人称,她与尚贤军相识6年,4年前变成情人关系。两年前在强迫其流产后,尚贤军给黑社会头子发短信说情人怀孕花了他12,000块钱,“要把情人给处理了”。“处理方式就是丢江里喂鱼,挑手筋脚筋”。

自称“黑社会头子找到我,但感念我对他情深把我放了”的举报人,还曝出一份10余字的保证书,写着“永远保护好你,保证绝不会伤害你和你的家人”,文末有尚贤军署名及日期。

按照举报人的说法,自己差点承诺永远保护自己的人“给处理了”,有点讽刺哈。

政知圈小编查了一下尚贤军的结局,公开报道中,2014年9月17日,尚贤军遭免职。

 “每星期发生3次性关系”不堪管束的厅官雇凶砍情妇10刀要对情人下狠手的,不仅是尚贤军,还有一位不堪管束的湖南省副厅级官员。

曾任湖南省专用通信管理局局长的曾国华,烦恼很具体——每天到办公室后要打电话给情人贺某,报告自己上班了;下班后,要用家里的座机拨打贺某的手机,以显示已回家;每隔一个小时要拨一下贺某的手机,让贺某知道自己在哪里……

《湖南日报》和《长沙晚报》的报道披露,1998年,曾国华任湖南省邮电学校校长时认识了贺某,双方很快发展为情人关系。2001年,曾国华的妻子发现后,为挽救婚姻,她拿出5万元给贺某,要其不再与自己丈夫来往。拿到钱后,贺某遂与曾国华协议分手。可是,不到一年的时间,曾国华与贺某又恢复了情人关系。

从最初的交往,到后来恢复关系,贺某一直对曾国华进行严加管束。“她不仅随时追问我的行踪,查看我的手机详单,而且严禁我与别的女性交往,甚至连我交朋友都管。到了“忍耐极限”的曾国华,在朋友的怂恿之下决定雇人“教训”一下情人。2005年10月2日,当贺某再次开车来到曾国华住处附近,准备监视其行踪时。曾国华请来的歹徒刺了贺某10刀。

政知圈小编注意到,该案引发公众普遍关注的细节是几张“条子”。

此前,曾国华多次通过经办人向歹徒交代,一定要将几张条子要回来。原来,曾国华和贺某交往期间,曾给贺某写了好几份保证书,保证内容无奇不有:“以后再也不让贺某生气”、“60岁时一定和贺某结婚”、“每星期和贺某发生3次性关系”……

 

得知贺某被砍后,时任湖南省专用通信管理局局长的曾国华,在前期支付费用3元元的基础上,再向凶手支付4万元。

事发未满1个月,2005年10月23日,长沙市天心区人民法院一审即以故意伤害罪分别判处曾国华有期徒刑1年。

 

 

“保证不碰老婆”还“委托”朋友打伤情人的丈夫

浙江衢州市衢江区机关工委原书记周德,在2014年4月也因为“保证书”成了网络热点人物。他被指向一名女子写下30多份承诺书。衢江区纪委证实周与婚外女子保持不正当关系一事,且已于3月24日对其作出党内严重警告和行政降级处分。

据报道,早在今年3月,相关帖子就在网上流传。发帖者称,时任衢江区机关工委书记的周德“道德品质败坏”,以诱骗方式玩弄女性,一名女性受害人识破骗局,表示要离开后,周三番五次许诺钱财好处。

政知圈小编注意到,时年55岁的周德给该女子写下的30多份承诺书中,曝光的承诺书言词堪称“露骨”,包括“保证不去碰老婆”、“每星期必须与你发生4次关系”“如果同老婆碰过愿遭天打雷噼”等。

据媒体报道,周德和情人方某是在2006年认识,2014年3月7日晚,方某的丈夫吴某找周德谈判,但周德委托了自己的朋友过来。吴某在与周德的朋友会面中,头部被周德的朋友砸破。

此后,方某和吴某多次到周德单位去反映情况,还把事情捅到了网上。至于事情后来进展如何,政知圈小编找到的一篇浙江媒体的公开报道称,周德被举报前半个月,周就以年龄为由主动提出调离原领导岗位,到另一单位任一般工作人员。

 

 

“菩萨:今生发誓一定娶小兰为妻”承认再续“前缘”

政知圈小编注意到,有的“保证书”有创意到居然是写给“菩萨”的!

2013年2月25日,江西省莲花县广新局党委委员、纪委书记李小平被网友“相由心生”以《纪检书记腐败又贪色》为题,曝其趁自己外出打工,勾引自己妻子,给自己的妻子写离婚承诺书和宣誓书,致使夫妻感情破裂离婚。

根据曝料人提供的图片,李小平最早跟他妻子写的是一封情书,落款日期是2005年11月9日,该情书写在一张红色的纸上:“小兰:我爱你一生一世不变心,今生今世只爱你一人,无论什么情况决不放弃。”落款是:“小平”。

2011年8月份,李小平又给这名叫“小兰”的女子写了一封承诺书:“我等明年儿子参加工作后,与她(刘某某)开始离婚,不管什么压力、阻力,一定离婚,离婚后与贺小兰在一起结为夫妻。承诺人:李小平。”

 

李小平最后一封书信写给了“菩萨”,并按有手印。“菩萨:今生我李小平发誓一定要娶贺小兰为合法妻子,希望能尽快和刘某离婚,请保证我和小兰顺顺利利幸福结合在一起做一对恩爱夫妻。祈求人:李小平。”这封祈求信式的“保证书”落款日期是2012年9月份。

对于此事,李小平向大江网记者表示,网上所传的承诺书等均系真实的,都是自己应贺小兰的要求所写。李小平说,他与贺小兰早在1985年就认识,几年后发展成恋爱关系,1990年之后因自己工作调动,和贺小兰有近10年没来往。到2000年左右,两人又走到了一起。

2005年11月起李小平先后多次向贺某写出承诺书,要娶贺某为妻。2012年10月22日贺某离婚,并限李小平在两个月内也与其妻子离婚,因其妻不同意离婚,导致两人产生矛盾。当事方遂向纪委举报并在网络曝光。

网帖曝出当天,莲花县纪委即通过官方微博回应称,“举报基本属实”,经县纪委常委会研究,并报请莲花县委同意,已对李小平作出停职检查决定,有关违纪问题在纪委调查清楚后,将按有关规定严肃予以处理。

1天后,李小平被处以留党察看一年,撤销党内职务的处分。

 

“谨向党保证最迟后年结婚”局长据说遇到了职业“小三”有“急了”向菩萨祈求的,还有向党保证的。

 

“谨向党保证,本人明年最迟后年同李清结婚,在这两年(2010年至2012年)期间对李清做到一个丈夫的责任义务,否则承担一切后果。”时任江苏扬州邗江区商务局局长马一平的一份保证书被其“小三”在网上发帖曝光。

2010年7月26日,网名“扬州女子”的发帖者在南京龙虎网论坛发出了“扬州商务局马一平局长向党保证要与妻子离婚”的帖子。

帖文中不仅公布了马一平以及家人的基本情况,还附录了与马一平的婚纱合影,以及几份署名“马一平”的“结婚保证书”,时间写明为2010年1月17日。

随后,马一平被停职接受审查。

不过,就在“向党保证”闹得沸沸扬扬的时候,江苏的媒体记者调查发现,此类事件对“扬州女子”而言并非是第一次。2007年西祠胡同的“网络寻夫”事件,和2009年江苏仪征的“局长为情妇写保证书”事件,尽管用的是化名,女当事人竟然都是李清。

其中一位当事人在接受《现代快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与李清的婚外情事发后,我被撤职,可以说是‘身败名裂’。尽管自己在这件事上有错,但绝不是全都像李清所说的那样,‘至少50%都是失实的!’

 

文革那些奇葩事(五)

 

作者:老绥远韩氏

1、文革串联时,有一个女红卫兵晚上在一户老贫农单身汉家中借宿。半夜,老光棍摸到女红卫兵床上欲行不轨,遭到女红卫兵反抗,一时不能得逞。这老光棍灵机一动,口诵毛主席语录:“没有贫农便没有革命,若反对他们便是反对革命,若打击他们便是打击革命。”于是,女红卫兵乖乖就范。

2、文革以前,整队集合都是喊:“向右看——齐!”但“文革”中不能这么喊口令了。因为“右”与“右派”是一个“阵营”。于是有人将口令改成了“向左看——齐”和“向中看——齐”。行了一阵,有人提出意见:“左和中有左倾和中庸的嫌疑,不如改成‘向左排(派)——看齐’和‘向中央——看齐’!”

最麻烦的是向右转,有时受场地限制,操练时又不得不喊向右转,有人灵机一动,喊:“向左转!向左转!再向左转!”三次向左转,果然转向了右方。

3、文革时,有一个革命领导干部上台作报告,稿子是由秘书给起草的。那时的讲话稿必须大量引用毛语录,有一段“最高指示”他是这样读的:“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是从天上掉下来的!”然而当他翻过此页时,突然大惊失色:“哎呀,还有‘妈’呢!”原来这句毛语录的全文是这样的,“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

4、某县学雷锋动员大会,秘书写的发言稿,县委书记照本宣科。念到“雷锋精神没有死”这句时,县委书记一个愣神,念成“雷锋还没有死”。全场大哗!秘书在旁急忙提醒:“还有‘精神’,还有‘精神’”。县委书记恍然大悟,又对台下说:“对!还精神着呢!”。

5、湘潭某公社的老唐,初小文化,家里有半本破字典,碰到生字生词总喜欢查一查。1969年,“四个伟大”(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喊得正响,爱钻研的老唐又开始查字典了。他发现,“舵手”就是“艄公”,指驾船掌握航向的人。第二天,他就像发现了新大陆似的向人们讲解。这可闯下了大祸。有人向大队革委会告密:老唐侮辱伟大领袖,诬蔑毛主席是“骚公”!大队革委会立即派红卫兵来抓人,把他五花大绑押到大队。老唐痛哭流涕,态度诚恳,低头认罪,保证今后再不查字典,再不乱讲,才免了牢狱之灾,但也在大队部关押了十多天才释放。

6、文革中,某公社要求每个社员都会背十条毛语录,一个老汉被逼无奈说:“白头翁是美国人,来到中国当医生。”队长只好提醒他说:“白求恩同志是加拿大共产党员,五十多岁了,为了帮助中国的抗日战争,受加拿大共产党和美国共产党的派遣,不远万里,来到中国。”

幸亏这个社员出身好,要不是这句“白头翁”也够他喝一壶的了。

7、文革时,人们每天下了班还要学习,不是传达中央文革的文件就是念报纸。一天,领导念有点口干舌燥,于是就让一个文化不高的师傅念。那天学习的文件,说的是社教时前十条和后十条的事,那里面有一句说:“刘少奇背着毛主席发出了后十条”。那个师父念成了:“刘少奇背(bei)着毛主席”,然后就感叹地说:“毛主席那么胖,刘少奇那么瘦,能背的动吗?”

8、文革中,党报有人著文批判林彪披着马克思主义外衣。传到下面,有人也批判说:“林彪这个大坏蛋确实是个大野心家,居然敢披马克思的外衣,马克思的外衣那是毛主席他老人家披的!”

9、一个人到新华书店买林彪像,买完夹在腋下忘了,四处找。等到发现了像就在腋下时说了句:“我真是骑驴找驴。”不想因这句话被判刑入狱。判他的人说:“你为什么不说骑马骑牛?你说骑驴就是有意的!”他心里也明白犯了讳,林彪头光无发,此类头民间俗称秃驴。

10、我一亲属在文革期间做一个木枕头,做了一半吃饭了,把半成品放在的主席像下面被人看见告到工宣队,说是给主席做棺材,定为现行反革命,批斗无数,受尽凌辱!

11、一个小单位的炊事员姓李,文革时约四十多岁,是民国年间出生的人,家庭成份是中农,是团结的对象,因手艺好被招进税务所当炊事员,也算吃皇粮了。这人天性没肝没肺,不存心眼,也不知利害,成天自编的小调不离口。有一天正在炒菜,他唱道:“想起过去苦,棉油炸豆腐;提起今日甜,没有油和盐。”当时有人制止他:“老李快莫乱说!”他不仅不停,还说:“是这样呀,过去吃棉油炸豆腐是常事,现在油都要供应。”结果事情传开,开了他的斗争会,几十岁的人哭得可怜,后大家念及他服务好,人又无心眼,才算放过了他。

12、文革时某公社正召开批林批孔大会,恰巧有一户农家生了一群小猪,村妇前来召唤老公回家料理。一个教师在笔记本上当即写道:“百姓无事空吵吵,一群猪猡凑热闹”,刚好被邻座一人看到,遂写小纸条告发。结果这位教师被劳动教养了三个月。

13、不才一个同学的家在乌盟后期。其父过年时写了一副对联:“今年要比去年强,圈里多了两只羊”。结果被判一年徒刑,罪名是否定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

14、文革时常开批斗会,一次某人老爸被抓上台批判。大会结束时有人要他高呼口号与其父决裂,划清界线。只见他冲到台前振臂高喊:“打倒我爹!打倒我爹!“这时众人也跟着齐呼:“打倒我爹!打倒我爹!”

15、毛死后不久,报刊上登的一篇“于无声处”,大家可以找来看一看。里面写了一位中央领导在接见外宾时常说一句口头语“他妈的!”因说多了,外宾听了后问翻译“what is 他妈的?”翻译回答说:“他用他们的家乡话向你表示友好。”

 

16、文革时期,人走在街上随时都会被揪出来唱语录歌,问家庭出身和个人成分等,所以搞得人人都特紧张。有一哥们病了,去看医生,开过方子,需要打针。走进护士室,一年轻女护士说打臀部,让他做好准备。那哥们一不小心,裤子掉在地上了。护士以为他耍流氓,大怒,喝道:“畜牲!”那哥们吓一跳,马上立正,答道:“出身?贫农!”护士一听,更加生气,骂道:“二流子!”那哥们连忙答道:“二舅子也是贫农!”

 

那个年代无奇不有的反革命罪

 

作者:何帆

网文转载

在外地出差,和一群刑事法官下去调研。山路漫漫,大家开始说笑话解闷。既然都是法官,主题当然与案子有关。

一位老法官说,1975年刚到法院工作时,国家根本没有《刑法》,一本1950年代起草的“刑法草案”,就是办案参考。没有经过任何法律训练的人,照样可以做法官、办大案。

由于缺乏法律依据,定罪量刑的随意性很大,尤其体现在罪名认定上。为了争取政治正确,任何罪名之前都得冠以“反革命”三字,如杀人就是反革命杀人罪,强奸就是反革命强奸罪……

有一次,某个村子出了起奸尸案,搁在现在,当然得定侮辱尸体罪,那时这就属于疑难案件了。法官们讨论了半天,始终没有结论,最后还是承办人突发奇想,拟定了罪名:反革命……不讲卫生罪

一车人皆笑。另一位法官忍不住了,也讲了个罪名故事:

“说个真实案例,是我们90年代搞案件复查时发现的。也发生在没有《刑法》的年代。有位年轻工人,晚上做梦梦到和车间一名漂亮女工发生了关系,早上醒来很兴奋,到处向厂里人吹嘘,连细节都说得一清二楚。消息很快传到女工那里,那姑娘是个烈性子,羞愤难当,居然上吊自杀了。”

“出了人命,事情就闹大了。年轻工人很快被保卫科抓了起来。案子到了法院,怎么定罪又成了问题,有人说该定反革命流氓罪,也有人持反对意见,认为那年轻工人只是做梦,并没有真正耍流氓,就算说他耍流氓,也是口头耍流氓。最后,还是法院院长拍了板:反革命梦奸罪,10年!

一位女法官嫌我们讲得恶俗,便说了个带点浪漫色彩的:

“有个村子,当年许多知青在此下放。有段时间,女知青们纷纷投诉,说总有人偷看她们洗澡。村里很重视此事,安排民兵和男知青轮流值班,终于破案,原来是村里一个二流子所为。案子到了法院,定罪又成了问题。其间,也有人提议定反革命流氓罪,可人家只是偷窥,没有动手啊。最后,还是一位军代表有见地,想了一个又贴合实际,又浪漫的罪名:反革命偷看青春罪。”

我们聊得热烈,笑得大声,一位老同志一直闭目养神。见我们再无可讲,他终于开口了:

“你们都说完了吧,我给你们说个猛的,也是真实案例,发生地点是昆明,80年代平反错案时,我亲手纠正的。两个年轻工人,其中一个家里有点小钱,买了块上海牌手表。你们要知道,那时候有块上海手表,可是很不得了的事情,跟你们女同志现在有个LV包包差不多。买表的那哥们儿,姑且称甲吧,有一天无聊,跟朋友乙打赌,说:你如果把路边那坨屎吃了,我就把手上的上海表扒给你!乙一听,靠,还有这么好的事,二话没说,就把路边那坨屎吃了……”

我们都被雷住了,认真听老法官讲。

“乙吃完,漱了口,嘿嘿,这个是我想象的,他总不能含着屎说话吧,就对甲说,把表给我吧!这个时候,甲反悔了,他肯定没想到乙真得会把屎吃了,只好赖账不给。乙火了,要打甲。甲只好说,那我也吃一坨屎,就当还你吧,于是忍着恶心,也吃了路边另外一坨屎。”

或许是情节太过离奇,车内安静极了。老法官点了根烟,继续说:

“倒霉的是,乙吃的是新拉出来的屎,所以没事。而甲吃的是陈年旧屎,有毒,当时就不行了,送到医院时,人已经死了。出了人命,单位当然不会放过乙,把他扭到了公安机关。至于怎么定罪嘛……”老法官坏笑着看了看我们。

“反革命杀人罪?”

“反革命贪婪罪?”

老法官答:“反革命赌博吃屎致人死亡罪,15年!

2009-08-31

 

孟之飞:P民论诗

 

近日来于云山之端讨生,闲来无事之时,孤独伶俜,遂找来一本O四年版的诗人论丛渐次读来。据编者逻辑,是“不失其对于当代诗歌的代表性”,然而,再次通读全书之后,由于对其中诸多关于诗的言论依旧感到颇多微词,于是对于诗的见识以及对一干文人骚客学者的话便如哽在喉,深觉不吐不快!
书中有骚客名家说道:
“只有那些从各个方面来说都达到了一定水准的人,才有可能做到在阅读中进入到一首诗中,并能分辩出它的好与坏……内行很重要……在今天这样的‘内行’的读者在我心目中太少”
真是无语了,竟然能说出这样的话来!按照这种逻辑,菜肴口味欠佳,是你食客味觉迟钝缘故,与我厨子完全无关;衣裤款式碍眼,是你着衣者身态丑陋,与我裁缝完全无关;国家社稷混乱民生凋敝,是你P民刁蛮不服奴化缘故,与我残暴专制统治完全无关!
还能更加蛮横无理一些么?自己写不出一件像样的可以流传的东西,却去抱怨读者差劲,竟然会有这种这类文人骚客!而确实真是有了,在一个名叫“北京”的城市里。
又有骚客名家说道:“诗歌与读者的关系对写作的影响,只发生在诗人作为读者这样一种特殊的情形中。也就是说,诗歌与读者的关系在通常情形下只发生在阅读领域,而对写作本身不构成任何影响……”
对这样充满特色的见识笔者不禁又是暗自纳闷了:诗歌与读者的关系既然对写作本身没有影响,那你写诗干吗?就单纯为了赚稿费吗?或者是用来歌功颂德拍马屁?即使这样,你写的舔菊字眼,也需要你的领导和编辑过目,他们不是你的读者么?他们说三段式你会弄成两段套么?
读者对作者,怎么可能会没有影响!笔者新作一首专门为特色文人骚客而写的蹩脚诗,就完全是因为看了此类“喉舌骚客”的奇葩怪论而写的!绝对是先有了他们先有了读者而后才有作者的。而世上,专为恋人,为亲人,为朋友而谱写的名诗佳作且如汗牛充栋,不知怎么在特色境界里就会冒出“诗歌与读者的关系仅限于阅读领域”之类的腔调来。
另外,诗歌与读者的关系中,他们还处处只强调“优秀的读者”,而不说“优秀的作者”,不求厨子功艺火候,却要人有好胃口好嘴巴,这逻辑!而正常的天理常识,是不会要读者的“优秀”而只求作者的“突出”,有了优秀的作者优秀的作品,自然就会有众多的读者。特殊材料的世界未免也太过霸道了,处处匪性横溢,一路沿承,连未艺界也未能放过!
可是,当众人“不识”你这些“精美特色”之诗的时候,脍炙人口的古典名章依旧在凡夫俗子口中手中流传,一些“俗气”的商人竟然依旧用精(线)装的唐读宋词炫耀门庭……
卖家的东西不行却咒骂顾客不识货,这是真的该“当惊世界殊”了!
自己授自己以“家”,扣自身名衔,是这些人的一贯手法,其实说白了,就是个“不要脸透顶”的“特色”文痞子罢了!
当然,在若干“莫名惊诧”之后,关于诗歌我们也要思考一些别的问题,这首先要从什么是诗歌来说起。
诗是什么?无论如何,诗首先是语言,是文字,是人类用以表述思想、观点、情思、爱恨、识见的文字(语言)组织形式之一。这种思想、观点、情思、爱恨、识见也就是诗的主题,一首诗在主题明确之后,还应具有诗的意境,情韵,有一定的格律与节奏,是歌之泛化,情之凝炼,要不然也不会成为诗,而只是句章文(在这些具体的专业细节方面我于此文中就不过多详述了)。
所以,当今很多特色“诗人”打印出来的句子,一无主题二无意境情韵三无节奏格律,冗碎繁长几大篇行列句子,绝对谈不上什么诗,只不过是一帮吹气筒、文痞用来混材料们从P民们身上搜括来的油脂稿费,骗取特色名声罢了!
其次我们要从大世界一类哲学观的角度来谈谈与诗的对应意义。这一类哲学观就是认识论上的主客体关系。主体,简单说来就是“我”的意思,客体就是与“我”相对应之一切对应万物。诗歌同样也存在着“主客体”的哲学意义,它的主体便是诗人自身,客体便是诗人面对的当时情景世界,并欲用一个明确的主题,通过诗的模式将它表现出来。
在这里,问题的关键就在于:诗不仅仅是诗人主体自身的认识表现,它还是一种诗人甚而人类世界的语言文字的交流载承工具与手段,它不仅仅要表现诗人的思想观点,还要记录诗人的思想观点,还要交流给别人认知诗人的思想观点!不过它必须要用着一个“诗”语言模式。所以,那些那些总是埋怨别人不能读懂他们的“诗”的特色诗人们,你们大可不必去写什么“诗”,写字都不必,你们气愤了只当砸砸东西物件,高兴了只当手舞足蹈一会,这就足够表现自己的思想爱恨了,何苦去写什么“诗”呢?别人又读不懂,还不爱读,自己写来也累,何苦!
再次我们要谈谈诗的价值意义与美。任何一件东西的价值,都在于它自身的本质是什么,诗也不例外,诗的价值便在于它所表现出诗人的思想、观点、情思、爱恨、识见,并从它通过诗句所能表达出来的力度与意义,更加彰显出诗的份量出来。这也是很多几句字便能震惊世人的诗言能够长久传世的原因。
同时,诗歌在价值之外还有着美的意义,这种美有三种格式,其一是韵律美,指的是它的韵调问题;另一是格律美,指的是它的平仄起落;再一是式样美,有很多诗,特别是汉语诗,还追求一种文字形式上的美,在这些文学专业细节上的研究,本文就不多多说述了。
最后我们还要谈谈诗歌的善德正义与政治光明性的衔接。最原始最本质的初始,人类世界,炎黄儿女先祖发明文字,目的绝对是用来表情达意,记载传事的,那些贴满邪恶、残暴、虚伪、专制、怯懦、谎言等标签的事情,人们根本不愿意并尽可能避免通过文字,尤其是诗歌来记录流传它们,因为这些性质的事情,它往往会损害别人及公众的利益,使社会集体趋向消亡与没落(这也是中华几千年的专制世界,虽然有着世界超一流的自然环境及优异种群,但现今仍然渐趋没流的原因),在这种情况之下,那些一个个尽然用诗来歌颂邪恶、残暴、虚伪、专制、怯懦、谎言的语言组织,会有什么真正的水平、真正的爱与善德来舞文弄墨呢?所以在这里,我想奉劝所有欲图“歌功颂德”的“特色文艺工作者”们,请你们不要来谈诗!

二0一五年七月八日晨

你们,休要再向世界炫耀


——写给“特殊材枓”众多的文人骚客

孟之飞


休要再向世界炫耀你们
仿佛有些作为文人的清高与傲慢
仿佛有些作为文人的渊博与爱义
烦!烦!烦!
你们唯一的功能便是给人舔菊

你们给瞎子看你们编写的书
并且埋怨他们读得不谙精神
你们给聋子听你们的收音机
并且责备他们闻后一头雾水

你们不管瞎子的耳朵聋子的眼睛
更重要地是世界上聋子和瞎子的确也只是少数
于是当整个世界都在为治疗聋瞎而奔忙的时候
蒙瞎人的眼睛塞聋人的耳朵却成了一帮人的首要任务

其实你们也知道
自己的一切作为只是在做喉舌宣传
用众人的话说来就是欺骗
你们过往今来的卑鄙使自己还不能施以“御用”二字
你们还有脸抱怨读者不能去看懂你们
殊不知人们早已用脚投票把这种人踢得老远

于是你们便也真地以为
太平是靠粉饰而成的了
即使饿殍遍野血流成河
凡事只要经过你们的笔头
一切就会“真的”变得无限美好起来

二O一五年六月卅日凌晨三时

铁流审判内幕逮捕証上写下冤、冤、冤

铁流审判内幕逮捕証上写下冤、冤、冤

燃灯者揭露




人在做,天在看。燃灯者通过各种渠道,探知了铁流被关押和审讯的若干内幕。铁流先生是在2014年9月14日凌晨被北京市公安局刑事拘留,抓捕案由定为【涉嫌寻衅滋亊】。

铁流的住宅坐落在北京市通州区运通花园217—1号,是一座独立院落别墅。被捕前三天,他饲养的看家藏獒被人毒死,他家的监控系统被人破坏。

面对这些危险怪事,朋友提醒他赶快向当地警方报案,并做适当防范,以防不测。铁流老老实实打110向警方报警。当地警方还真像模像样地来勘验、拍照,立案……可就在这天午夜,北京市公安局一位副局长带着几十号彪形便衣警察,亲自抓捕了铁流和他的保姆黄静。

接着挖地三次轮翻抄家,共抄走160多册藏书与多的台手提电脑、手机,列为北京市一个重案要案。监舍专门为他设置了一个直视的探头,直对着他睡觉头,监视他的一举一动,还有在押人员专门记录他的一言一行,交给专管人员。

除此,一天测量三次血压、体温,三天一次心电图,惟恐他死去交不了差关押在北京市公安局看守所的铁流,由市局网监处抽调多人组成专案组,一位负责人直接执行上级命令审讯。

开始连续三天三亱对铁流搞疲劳轰炸审讯,每天审讯时间超过12个小时,致使铁流晕倒,急送公安医院住院抢救。

同时还限制铁流太太和儿子出境,致使铁流美国藉的外孙女不能按时回国。

审讯铁流的内容,主要是针对他在2012年十八大后发在海外网上的11篇文章。警方向他出示了这十一篇文章的打印件,他均签字予以确认:计有:《刘xx在南周亊件上火上浇油》、《刘xx把习近平绑在反民主法治的战车上》、《刘xx请公布你的财产》、《刘xx封杀习近平总书记的声音》、《刘xx是中国新闻出版界腐败的总后台》、《突破禁锢,开啓民智,必须彻底清算刘xx反对改革开放的罪行》。另外五篇文章是:《敢和魔鬼争高下,不向邪恶让寸分——支持茅于轼批毛》、《习近平反腐集权是为了推进中国法治民主》、《大陆情结.台湾情思——旅台散记》上中下三篇。

这十一篇文章出问题的就是那篇《突破禁锢,开啓民智,必须彻底清算刘xx反对改革开放的罪行》。这篇文章约8000字,比较犀利,骂得也够狠。说刘“无德、无才、无能、无操守,是个典型的五毒俱全的伪君子”。还说“邓力群虽左,但不贪腐,胡乔木虽左,但不坏。刘xx又左又坏又贪,必须清算”。

除此,文章还引用了不少党内同志所披露刘的材料,具体详实。此文首发在2014年9月7曰海外网上,然后国内外多家网站作了转载。

他于9月14日凌晨被抓,故有“一篇檄文字八千,力挺习李王肃贪,权贵盘根难动摇,墨吏错节抱成团,刘侯握有封喉剑,警铐寻滋谎弥天,不信乌云长蔽日,春色总会满人间”诗句。

审他的那伫警官,是专审刑事杀人犯的酷吏,多次恶狠狠说:“我是审刑事犯的专家,一百多号刑犯死在我手里,你这个老右派算什么?你反对刘xx,就是反对习总书记,就是反对党中央!不杀头也得判你无期徒刑。”还说“你们右派份子压根儿反动,改正了还不满足,天天想要补工资,一个个真活得不耐烦了。”

铁流不同意他的说法,认为是“文革恶攻罪”的翻版。自己是共和国公民,有权批评任何一级国家领导,不是寻衅滋事,是正正当当的写文章。还理直气壮说,言论和文章不犯罪,不能动用手铐和铁牢。

在北京他从未认罪和低头,每次都据理力争,常使审讯者哑口无言,直到审不下去。在2014年10月22日晚十一时,宣布正式逮捕他时却增加了一条新罪“涉嫌非法经营”。此罪纯系莫须有,系指2008年7月,由原人民大学副校长谢韬老人创立,由铁流负责承办的57群体口述反右历史的《往事微痕》,它是一册免费赠阅的复印资料,仅在右派老人中传阅,从不进入流通领域,与市场无关。

先后办了六年多时间,基本上由铁流出资出力出地方,总计复印了140多期,约有1500万字,近2000个右派个案。曾先后多次寄给中共中央负责人。既为“非法经营”,为什么过去不过问、不追究?现在“寻衅滋事”审不下去了,估着强加,不是刻意整人么?!于是铁流在逮捕証上写下冤、冤、冤,三个大字。

自10月22日逮捕后,再未提讯铁流,外界认为很快会释放他。铁流也这样认为,连看守所狱警也说:我当了几十年警察,没看见把一个80多岁老头抓进来关起。刘xx做事太狠了点。

在2014年11月上旬,看守所干部主动叫铁流向局长傅政华写份《认错悔过书》,说写了可能会放你。铁流接受了这个要求,立即提笔写了近千字,内容大致如下:从今后罢笔禁言、不再写任何文章,不再接受媒体的采访,不再关心国家大亊,不再过问政治,吃喝玩乐,寄情山水,好好过退休生活。

到了2014年11月23日夜,北京看守所X科长代表看守所找铁流谈话,说:“铁流,你成了个烫手山芋,抓你容易放你难。现在想放你,可没人敢签字,关你哩,压力太大。现在我们准备送你去成都,由成都放你。”

铁流听了十分高兴,以为真的要放他了!11月24日上午,七八个便衣公安押着铁流,乘国航飞机返蓉。飞机上未给他戴手铐,只罩3个大口罩。黄静同机,但他未看见。谁知回成都后没有放他,而是继续关押,生活待遇也变得很坏。

12月9日,成都市公安局国保支队负责人和他接触,主要是要讲条件,要他认错写悔过承诺书。他先后写了四次,内容仍是罢笔禁言,不再写文章,不再关心国家政治,不再接受媒体采访,不再参加右派老人任何活动,还不得聘请北京律师。写后仍未释放他,说要请示北京公安部。不难看出此案深层次的政治原因。在这期间铁流律师、铁流妻子和铁流本人,先后9次向北京、成都两地公安机关提请取保候审,均未获得批准和答复。

按照刑事诉讼法规定,铁流最具有取保候审条件:

1、他非暴力犯罪,不危及国家和社会安全。

2、年过80,一身是病,高血压、脑梗、心脏病、严重前列腺炎。

但公安机就是不回答、不批准。他们说铁流的事由北京定,他们负责执行。上面要求必须走司法程序,不走司法程序出不去,纵死也不会放他。还说,大约春节前可以走完司法程序回家。

12月22日,成都市青羊区人民检察院撤销“寻衅滋亊罪”罪名,将案件退回公安局补充侦察。

为什么会取消抓捕时借口的原罪名?明眼人一看便知其中的政治考量。铁流律师刘晓源说:如果是“寻衅滋事”,刘xx得出示証具,还得接着司法调查,这当然不可能,只能不了了之,何况铁流写的都是事实这本来是个政治迫害案,因法院管辖权问题迟迟开不了庭,谁都知道到一天要责担责任的。因它违反十八大“依法治国”的精神原则。

铁流交由成都审判不是高院决定,而是公安内定。如果说铁流“犯罪”,也犯在北京,与成都无一点关系。他在北京呆了近三十年,一直住在通州区运通花园,户藉所在地是成都金牛区,青羊区是他儿子新购的房产,他先后住了不足一月。现在要青羊区法院负责审判,法院当然要手续!

所以互相推诿,迟到2015年2月25日下午才以简易庭判处铁流“因非法经营罪”(即复印寄发往亊微痕100多期),判处有期徒刑两年另六个月,缓刑4年,处罚金3万元。同案犯黄静(为铁流家媬姆)判处有期徒刑1年,缓刑2年,处罚金5仟元。

在北京看守所时一位审讯黄静的警官说:这事是铁流自找的,办他的《往亊微痕》嘛!

谁叫他去骂刘xx,中央领导呀!在判决前成都国保和铁流做了多次谈判,开出条件必须保证不上诉和认罪,不然不会开庭。

82岁的铁流一身是病,没有抗衡本钱,不认罪低头,只能关死在看守所。春节前2月14日,铁流在看守所高血压复发,高压192,低压120,再次昏厥在监舍放风场,急诊送进青羊医院四层楼特殊病房住院治疗。由于医院在社区,没有高墙,在押人员均要戴两副共重达60斤重的脚镣,睡觉还得加戴手铐。他多次向干警提出:自己是82岁老人,可否不戴?干警回答:“这是公安部的规定,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谁也不能讲特殊。”

这13天他不但戴镣系铐,还没有洗脸刷牙换衣服。25日下午开庭释放铁流回家时,他走路都在打偏偏,现仍在恢复中。

试想铁流若不保证承诺,是不会开释的,更得不到缓刑的处理,也许早没有铁流了。

感谢上帝!死在家里总比死在监狱好。

什么是英雄?

英雄要学会妥协,善于保存自已。

铁流坚信,历史会还他公正。

燃灯人采写2015--3—17铁流狱中诗抄(七首)

第一首:《因言获罪》

(2014年9月20日)

一篇檄文字八千,力挺习李王肃贪,权贵盘根难动摇,墨吏错节抱成团,刘侯握有封喉剑,警铐寻滋谎弥天,不信乌云长蔽日,春色总会满人间。

第二首:《过堂》

(2014年9月14日至17日)

三个通宵灯火明,铁椅镣铐审老人。又骗又诱又威胁,不准辩解讲内情。反刘就是反中共,不掉脑袋也判刑。气火攻心人晕倒,急送医院打吊针。

第三首:《狱中寄妻》

2014年10月1日

三十三年岁月长,相亲相爱燕一双,朝共日月夜同宿,两情何曾有离伤。面壁铁牢思往亊,一生灾难皆文章。极目长天圣旗望,宪法仍是纸一张。

第四首:《惊闻媬姆黄静被捕》

(2014年9月27日刘晓源律师接见告知)

媬姆黄静贵州人,岳母老家远房亲,二十年前为生计,来京打工做佣人,煮钣洗衣擦地板,打字寄信忙不停,同为寻滋被抓捕,千古历史一奇闻。

第五首:《监舍狱友》

(2014年9月30日)

监舍不足卅米宽,十位狱友共一天,人人均是儿孙辈,贩毒诈骗小贪官。三代同堂不共姓,难有交流心腹言。吃饭说话皆监控,马年北看一重案。

第六首:《狱中喜读十八届四中全会公报》

(2014年9月)

党运中兴国运昌,喜读公报泪两行。依法治国昭天下,神州自此无溃疡,和尚打伞成历史,司法独立正气昂,我为黔首寄一语:坚决支持习李王。

第七首:《因往事微痕判刑》

(2015年2月25日)

改革开放写春秋,平反归来壮志酬,文章满纸豪情在,独立商海领潮头,目睹国强民渐富,回顾历史总堪忧,拒绝遗忘留住亊,八十二岁再做囚! “待续。”

 

 

7月4日再读燃灯者文*

庆父难搪白羽
山云怎挡铁流
西风烛泪老黄牛
往事微痕撒手

红矛反目成仇
黑盾倾心作秀
哪知帝子共营丘**
凌空架起高楼

可叹痴情不改
还歌大爱无休
青天一梦到蓝都
板荡人生铸就

*http://www.sunwinism.joinbbs.net ... &extra=page%3D2

** 帝子=反手大帝+中国人民的儿子

法治小说:把律师铐起来

 

/白了少年头

 


法庭上,律师正为一五级智障的当事人辩护。该当事人涉嫌在某公共项目中诈骗政府资金被捕,以诈骗罪被提起公诉。
辩护律师:“我不认为被告人构成诈骗罪,因为,被告经法医鉴定为五级智障的残疾人,完全没有数据和时间概念,因此,不可能有主观上的故意去诈骗政府的财物。”
公诉人:“公安机关提供的证据,已经证明被告在主观上有骗取政府资金的故意,而且骗取的金额达一万元之多,完全已经构成诈骗罪。”
辩护律师:“本辩护人认为,公安机关的那些证据,完全有可能是捏造的。因为,对一个没有时间概念的人来说,因此,被告人不可能对所谓的作案时间有那么详细的供述!因此,该证据与之前法医所作的被告人没有时间概念的鉴定相矛盾!”
审判长:“因辩护人对主要证据提出异议,暂时休庭!”
外面来了两个警察,把辩护律师铐上:“你说公安机关捏造证据,已经涉嫌诽谤司法工作人员,现在对你立案调查!”

被告家属重新委托一位辩护律师,再次开庭。
辩护律师:“本辩护人同样认为,被告不构成诈骗罪,因为被告已经经法医鉴定为五级智障,也就是通常意义上说的脑残!公诉人认为对一个没有时间、数字概念的人,认定他犯诈骗罪,我认为除非公诉人比被告还脑残!”
审判长:“休庭!”
外面来了两个警察,把辩护律师给铐上了:“你说公诉人脑残,已经涉嫌侮辱司法工作人员罪,已经被立案调查了!”

被告家属只好再次重新委托律师。
辩护律师:“我认为,根据现有的证据,本案的被告是无罪的,如果法庭认定他有罪,那就涉嫌枉法裁判,本辩护人一定会向有关部门提出控告,控告你们这种枉法裁判的行为!”
审判长:“休庭!”
外面来了两个警察,把辩护律师给铐上了:“你说要控告法官枉法裁决,已经涉嫌威胁司法工作人员罪,已经被立案调查了!”

再次开庭,被告的第四任辩护律师上场。
审判长:“现在重新开庭,请被告的辩护律师发表辩护意见!”
辩护律师(汗):“……”
审判长:“辩护律师,现在请你为被告发表辩护意见!”
辩护律师(汗):“审判长,我不敢说……”
审判长:“有意见你就发表吧,不然就是对公诉方的起诉没有意见!”
辩护律师:“有意见,可不敢说……”
审判长:“休庭!”
外面来了两个警察,把辩护律师给铐上了:“你因在法庭上拒绝发表辩护意见,涉嫌有其他严重扰乱法庭秩序的行为,被立案调查……

静思古希腊或“在苏柏亚之外”————推荐《世界文明史》汉译本

静思古希腊或“在苏柏亚之外”————推荐《世界文明史》汉译本

 綦彦臣

 

 

引言:地缘与陷阱

   文明史家曾善意地提醒人们:要提防对古希腊人不加批判的吹捧,这种提防是必要的【参见菲利普·李·拉尔夫等合著《世界文明史》(汉译本,赵丰等译),第二百六十二页(上下册单另页码);赵等译版本:商务印书馆,二〇〇一;以下不特注,均为上册页码】。但是,在以美国为现实世界的参照或者以美国鲜活历史为例时,文明史家还是发现了:美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言论自由程度出了问题,其自由度远比不上伯罗奔尼撒战争时期的雅典【同上,同页】。

   伯罗奔尼撒战争是古希腊世界的两大对立联盟的战争。一方以雅典为主的,一方以斯巴达为主。雅典是民主的历史象征,斯巴达则是专制的历史象征。那场长达二十八年(从公元前四百三十一年到公元前四百〇四年)的战争,以雅典失败而告终。有一本被封为世界历史名著的书,是修昔底德陷阱所写,名《伯罗奔尼撒战争》。对于这本书的解读,也就出了“修昔底德陷阱”那么一个地缘政治学概念。大意是说,一个强国的崛起必然与已经占据秩序高端的那个强国发生冲突,而双方不得不以战争来解决问题。

 

   一、由格兰特而希特勒

   雅典的历史性失败对西方世界的知识精英是个历史刺激,尽管不只是局限于战争后果分析。比如,美国历史学家、人类学家兼律师麦迪逊·格兰特写了《伟大种族的消失》,指责伯利克里时代雅典人的种族融合现象,认为此为雅典种族灭绝的重要原因【转引自提摩西·赖贝克著《希特勒的私人图书馆(汉译本,孙韬译)》,第一百二十页;孙译版本:金城出版社,二〇一三】。

    格兰特太过情绪化,出现了三个错误:其一,没有注意斯巴达在战胜雅典的比较短的时间后,在公元前三百七十一年惨遭二百年军事强国史的最大失败即被底比斯人消灭,而底比斯与雅典在处于斯巴达征服性强权下以民主为导向,进行了基础性政治颠覆;其二,雅典种族并没有消失,它与斯巴达都是希腊种族,或曰伯罗奔尼撒战争本质是泛希腊内战;其三,即便雅典在伟大的克利斯提尼改革即扩大公民基数以使政治参与空前开放后,仍然存在对外邦人的歧视,原因是他们的双亲都不是雅典血统【同上文明史,同页】。

   格兰特的书在一九二五年出了德文版,它对学习能力超强与阅读量非凡的希特勒产生的巨大影响。因此,也成为希特勒私人藏书中的重头。可悲的是,希特勒并没有对格兰特的著作缺陷进行关注。特别是,他若详细研究战胜者斯巴达的惨败原因,也许就不会发动侵略战争。历史不允许假设,但是,希特勒在雅典与斯巴达之间,肯定是更喜欢斯巴达的,因为他及其政治同盟者们对民主不屑于顾,更对民主表象的乱糟糟还有繁琐的程序恨之入骨。所以,在其上台于一九三三年到一九四五年战败,十三年,他在德国的统治是非常态的即以戒严为基础,也就可以理解了。

 

    二、自由终极体验归于个体

    可以说,希特勒对古希腊的了解是只鳞片爪的,或者在猜测意义上,他不愿接受雅典存在外邦人概念的历史事实,以便为自己属于雅利安种族而可忽略不计在社会地位方面的卑微。不惟希特勒,任何狂热狭隘的民族主义进而种族主义情绪群体里面,都有比例很大的社会地位卑微者,他们试图通过对民族、种族那种本无多大作用的符号进行图腾般的崇拜,来抵销出身卑贱而形成的个体心理。疯狂的加入欲望,成为其中的一员,不但泯灭了卑贱痕迹,还可以有机会成为精英。

    希特勒的更多的斯巴达因素,其实早在古希腊的历史书写中有了影子。那位著作多有虚构也即完全先入为主的《希波战争史》作者希罗多德,在书中借着一位斯巴达人的嘴,讽刺了波斯人,说后者“你们了解如何做奴隶,但你们对自由一无所知”【第二百六十三页】。不管这是不是希罗多德版的春秋笔法,但是在理性上,若是这段话是雅典人对波斯人说的,还可以成立。

   自由,对雅典人以及此后的人类文明演进意义上的泛希腊,是灵魂性的东西。所以,也就不怪拉尔夫等人说美国在一战时期的言论自由度远不如伯罗奔尼撒战争时期的雅典了。借用拉尔夫那样杰出的文明史家的话来说,“没有任何主题,他们不敢去研究;没有任何问题,他们认为超出理性范围”【第二百六十三页】。自由,终极的体验是归于个体的,这与千余年之后的中国北宋理学有相似之处,认为外部都是为一个“我”而准备的,近六经注我之状。自由,是一种效用表现,其如古希腊晚期的伊壁鸠鲁学派所追求:各种快乐中居于至高地位的,是心灵明澈宁静,是完全没有精神的和肉体的痛苦;还有,性(肉欲)适度满足是可以的,其本身可视为善【第二百九十四页】。

 

   三、知识革命基于时代要求

   与自由联系或者作为其重要内容的善,是古希腊哲学的一个焦点。与伊壁鸠鲁学派共同发生于公元前三百年左右斯多噶学派,它不仅认为心灵的明澈是至善状态,而且还认为世界存在普遍性的恶,因此而提醒人们要互相谅解与宽容。从学术大历史上看,斯多噶与二百多年前即公元前六世纪末的毕达哥拉斯学派有继承关系。毕达哥拉斯学派认为“思辨生活史最高的善”,尽管这个学派鄙视性(哪怕是适当的肉欲)。

   古希腊是个“反物质”时代,从文化宿命上,它对希伯来宗教改革有非常重大的影响,因此,时至今日,作为希伯来宗教改革的革命性后果的基督教,其希腊化因素仍被关注与研究。希腊的“反物质”哲学特征以及社会思维,对资本主义盛期也是一种早发的箴言,尤其对被指为过度消费的美国,尽管美国还未见“回到希腊去”的精英运动。文明史家在描述古希腊经济社会时,不无艳羡地写道:“奢华的贫乏对雅典公民来说是无足轻重的。相反,他的目的是尽可能地生活的有趣,而不必终日碌碌,为家庭谋取些微的舒适,或为了获取权力或特权而积累财富。”【第二百五十九页】

   自由,善,有趣的生活,这些在现代完全可以简单理解的概念,在古希腊,完全可以用普罗泰戈拉的名言暨哲学原则来格式化。他说:“人是万物的尺度。”【第二百三十六页】而作为作为诡辩家的普罗泰戈拉,他们哲学流派的字面意义,往往遭致曲解,但诡辩学派作为一场知识革命是文明演进级别上的大事情。这一革命基于社会情势,是为公民权力的提升,个人主义的成长,以及解决实际问题需要更新哲学观念。

 

   结语:嘲笑还是引导?

   古希腊文明,还有太多的地方需要了解,在一般阅读意义上,至少要超乎一提希腊文明(文化)就是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尽管许多人分不清这个三个学术巨头的时间排序。在苏柏亚之外,希腊文明丰富无比,其文化层面的含义还须到超乎苏柏亚的更广泛区域去浏览,假定没有专业性必要寓意研究的话。

   希罗多德的神来之笔固然基于他的先入为主的价值观,但是,借斯巴达人讽刺波斯人的内在道理,对那些生活与古典波斯以外的所谓现代社会的人,仍然深有启迪意义。习惯了做奴隶的人,是难以了解自由的含义。这是数量庞大的个体的基本命运,因此,处于这样社会的真正知识精英不是以此状来嘲笑他们。相反,以通俗知识的传播与个体行为去慢慢影响那些被奴役的人,才是应该做的。也许,这就是消极的宽容之一种表现吧!

  

  

 

 

陈丹青:赳赳民国

 

 《新周刊》访谈:

           

在一次交谈中,您提示说:民国范儿并不像现在的影视剧那样,但可以到民国电影中去找,请进一步说说。

陈:我喜欢看样子。所谓“民国范儿”,先是一种“样子”吧,和如今满眼所见不一样。今人要“看”民国,只能是照片和影像了。去年的电视剧《潜伏》,有点像的,但民国的真滋味还在民国老电影:《马路天使》、《小城之春》、《神女》,《一江春水向东流》……那时的导演和演员不知道什么“民国范儿”,他出来就是啊。

你们新周刊今年发了一幅难得的照片,是胡适在美做大使,几个绅士婌女围着他,各人的装扮,姿态,室内的陈设,全是对的——单是这张照片,可写一篇民国与共和国文化差异的大论文——可是拍摄那一刻,他们哪在乎民国不民国。现在各驻外使馆,你见过吗?

近年拍的所谓主旋律电影,那份肉麻,我宁可看五六十年代的《南征北战》、《鸡毛信》、《董存瑞》,一股活气:那才是货真价实的革命电影。“革命范儿”,也早没啦。你听听现在唱的老歌红歌革命歌,别说装腔,靡靡之音也不如,那是革命的自我调戏、自我作贱啊。

正宗的革命范儿,是民国之前的国民党,当时俗称革命党。革命党闹革命,没功夫弄文艺,所以民国文艺倒是民间生发的,有感情,有豪气,但是没党气。听过1953年前后电影《上甘岭》里的大合唱《祖国万岁》吗?至今还是歌颂共和国的压轴曲:

一条大河波浪宽,

风吹稻花香两岸,

我家就在岸边住,

听惯了船工的号子,看惯了船上的白帆……

这种歌词的写法、爱国的爱法,其实是民国的。当时的词曲作者与合唱演员,是民国人,歌声里那种情感,也是民国式的,此后这等朴素真挚的歌词硬就是写不出来——到六七十年代,革命歌一股戾气,现在的唱法,那是又土又俗的妖气了。

我们想像中的民国范儿属于一种误读?您曾经说,民国范儿到文革才结束,中共高层都有民国范儿。

陈:别以为民国范儿属于“反动派”,弄得装扮蒋介石毛人凤的演员们挤眉弄眼瞎琢磨,其实第一代第二代中共高层站那儿,就是一群民国人。毛泽东1893年生,民国元年十九岁,1949年五十六岁。你把五十年代中南海照片和国民政府的黑白照片对比看,何应钦啊、李宗仁啊……党气虽有不同,“范儿”大致一类。国共仇寇两度合作,原是同学同事关系,平时隔壁邻居,白天在同一个办公室上班,追同一个女子,一家两代就有两党:邵力子傅作义陈布雷的儿女,都是中共的人。蒋经国在苏联还写过公开信声讨他爹。毛周临死惦记对岸的故人,那都是老上级老朋友啊。

两党作风彻底改变,是到文革了。部分原因是服装的变化。蒋比毛早死一年,同期的照片,蒋宋夫妇穿中山装和旗袍,大陆这边,毛江二位忽然穿上解放军绿军装,那是共产党自己设计的,民国时期,共军军装就是国军军装嘛,只是朴素破旧一点,几位大帅不戴美式大盖帽而已。共军是到抢占东北后才设计自己的军装样式吧,这要考证,我不清楚。然而服装和扮相是要命的事情。民国二十年代的热血青年向往一套北阀军装,四十年代的时髦小子穿美式大衣,六十年代末,哪个红卫兵小子穿一套黄里泛白的解放军旧军装,姑娘瞧见,就扛不住了。美国普普艺术和法国学生运动都把绿军装视为红色中国的符号,八十年代崔健单挑绿军装上台喊摇滚,不是没道理,照符号学观点,那才是正宗共和国小子,一无所有。

你会说,服装不能代替气质,没错。国民党元老不去说了,共产党起事那拨人,都是有脸有谱的范儿:朱德是忠厚的军阀气,周恩来是辅佐的宰相气,李大钊是典型的儒相,瞿秋白是刻骨的亡命书生气,陈独秀根本就是康梁那代大逆子,生得晚了,气概一点不输,犹有过之……二流的角色也是有声有色:康生那张明末东厂脸,许世友简直是明初的武夫相……搁在古代,这些脸谱可就进了三国水浒,说书唱戏作演义了。

如今的军政舞台,你排几个像样的脸谱给历史看看。1949年第一届政协会议老照片,我从毛周身后的人缝里仔细瞧,各省民主党派那些老人的面相架势,如虎如豹,都是真角色,满以为从此可以协商下去呢。后来一批批蔫了,但譬如章士钊,还给用着,还常活动:早先他是陈独秀的辩护律师,又暗送经费给毛润之,念老交情,文革初他还试图协调毛刘关系,文革中期周恩来安排他密使香港和国民党人员接茬……

依您总结,民国范儿是个什么范儿?

陈:1979年我在北京的什么演出场合远远看见当时的侨联主席廖承志。迟到了,穿着肥大宽松的中山装裤,一脸疲倦而宽厚的官相,被前呼后拥走过座位当中的通道,和人握手点头,谈笑风生,十足像个老爷。你想啊,虽然他在共和国做了三十年大官,但他爹是民国元老,他是第一代民国老革命的公子哥,大少爷,从小看惯两党大老,自是民国的气度。前年读到一篇他的下属的回忆,果然说他一天到晚开玩笑,为此还做检讨,检讨时仍旧开玩笑,说是临死前再说一句,逗大家笑笑,然后跳进棺材去。

这就是民国范儿。如今的高官会是这般做人说话吗?

可是老牌共产党员有的是这范儿。单是特务系统,李克农喜欢养狗打猎,康生在延安穿美式皮夹克,还精于搜刮文玩(最近去世的漫画家华君武也会打扮,叼个烟斗,皮大衣敞着,雪白的羊毛围巾,他在延安时期的照片穿着破棉袄,可是一脸神色是上海滩前卫艺术家公子哥)。周恩来不必说了,重庆南京时期,七十年代中美建交时期,美国人见那范儿,就有认同感。周的父祖辈是被选派迎候南巡圣上的地方豪绅,所以这位“无产阶级革命家”其实是晚清的世家子弟。如今外交官见外宾,全套西装领带,头发专门弄过,还是又土又呐,放不开。前时退休外交官吴建民指说驻外官员说话言语贫乏,其实很难怪的:二十年来,再高层的官员学者也是小科员一路看眼色混上来,谈吐气象,自是不济。

但民国范儿并不单指权贵,而是各色人等坦然率真那股劲。民国前后出来举事的家伙,敢作敢为,有豪情,有胆气。成败不论,忠奸另说,你譬如汪兆铭,诗词了得,美少年,居然弄炸弹,搞暗杀(蔡元培也干过同样的事),捉住判死,清朝官员念他才俊,给他免了——清朝的范儿也是性情毕露啊——再譬如胡兰成,浙江乡村穷孩子,学历背景全没有,出来指点江山,有学问有文采。现在嵊县胡村出来个穷小子,也就是打打工,写写手机短信吧……民初张国焘陈公博他们去广州,年纪轻轻,满脑子革命见解,廖仲凯,就是廖承志他爹,干瘦老头,直接带着小伙子进国民政府面见孙中山,说是你们讲讲吧,什么主张,他们就冲着国父大大咧咧说。民国的有志青年见了大人物,心里脸上,没遮拦。五四那天,张国焘为首的学生队伍准备前往天安门,校长蔡元培出面劝说,给小张跑上来一把档开,领着队伍就出校门了。

抗战之际,群情滔滔,也是蔡元培出面申说政府万难,结果学生竟然拥上去拖着打。蔡先生是怎样的资格与人格?经此一事,身心倶伤。

清末民初,中国民间冒死犯禁的猛人太多了,成了要命的基因遗传,49年后,遗传错位了。林昭,57年阳谋初起,没她的事,实在因为看不过所谓右派同学被围攻,忽然她就跳上桌面,大声喝断,和那些围攻者激辩,还当场念古诗。你想想,一个苏州的女子,二十几岁,浑身是民国的刚烈,她的上代就有民国的烈士,而她后来果真拿命抵了自己这股气。她在狱中也有柔弱愁惨之时,留有诗文,言辞凄然,情同秋瑾姑娘——共和国时期多少不安分的少年,包括部分红卫兵,都以为是在继承先烈遗志,都有一脑们子被灌输的革命记忆,谁也不会想到那是民国记忆,他们仿效崇敬的中共烈士,是民国范儿啊。

那年《色戒》播映,我遇见余光中夫妇,余夫人说,我们民国的女子是有烈性的。《色戒》那位烈女子的上代,也是烈士,和林昭一样,一门之中,两代人喋血成仁。

现在的七零后八零后总算摆脱这致命的记忆了。掐断历史是要动刀的。张志新喉管给切了,但你知道林昭的待遇吗:她在单人囚禁时整天叫骂,狱卒专门制作一个头套,封住她的嘴脸,吃饭时解开,饭后再给严严实实套上,睡觉时也戴着。指挥家陆洪恩当庭叫骂,直接把他的嘴撕了,去刑场路中再给击落下腭,发不出声。切喉管是医学进步,并不止张志新,1979年我看过官方报道,总共四十多人犯被切割,其中包括文革后执行死刑的人。

民国若是个时间定义,从1912年开始到1949年就结束了。若是个空间定义,它气息未绝。您是如何定义民国的?

陈:民国那股气,不是民国才有。清灭了,但是清朝上朔整个古代的那种士子气,那股饱满的民风,其实都在,都顺到民国来了。民国是新朝,是古老国家的庞大转型,民气格外强旺,不然哪来那么多前仆后继的乱党和烈士。关于清末民初的叙述,解放后弄得只剩鲁迅一个文本:在他的小说里,那个时代暮气沉沉,老朽不堪,可是你想想清末革命党那份嚣张、那份咄咄逼人,康、梁,还有徐锡麟、谭嗣同,舍我其谁,敢作敢当,是个腐朽时代的征象么?鲁迅自己,说话之猛,诅咒之毒,又岂是孱弱的国民所能为。他曾形容神州大地是“无声的中国”,其实在他的时代,中国吵闹得很哩。1915年胡适回国后,上下古今发议论,才二十六七岁,成名后每周择一日,家门敞开,各色人等进去和他摆龙门阵。今之网友或许讥为作秀,可今人哪来那股阳气。现在二十六七岁的博士生留学生,也就整天缠绕论文格式,排列关键词。

民国作为国体,是短命的,粗糙的,未完成的,是被革命与战祸持续中断的褴缕过程,然而唯其短暂,这才可观。一个现代国家现代文明的大致框架,就是那不到三十年间奠定的,岂可小看。单说民国的大学教育,今时休想望其项背,当年浙江的中小学教师是李叔同丰子恺叶圣陶,绍兴镇的中学校长,会是周树人。近时读出版业巨子张元济往事,他好像是前清的举人吧,49年新政权催其北上共与国事,老先生既疑且惧,几度上书推却,用的是汉赋的辞令……民国是丰富的,是古典文化大规模转换的国家景观,回首前瞻,与传统、与世界,两不隔绝。只可惜民国的整体风范,民国的集体人格,才告确立,才有模样,就中止了,改道了,无可挽回。

民国的前因,是在清代——清晚期,所谓白话文,所谓现代传媒、现代教育、现代习俗、现代价值观,包括初期工业、交通、邮政、商业等等,都出现了——民国的后果,则延伸到1949年之后。气数断绝,那要到文革了。毛泽东说:文革是共产党对国民党,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继续斗争。我小孩子听着,吓得出汗,我们不是戴着红领巾天天升旗举手要接班吗,怎么还没斗完,现在想想,他很清楚,49年前认识他、了解他,与他平视平坐的许许多多老辈,都还活着哪。

我是到了九十年代回国一看,才回过神来:我小时候,从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甚至部分八十年代,满大街是民国人(十三届三中全会主席台上,以邓小平为首的第二代领导人,包括彭真李先念杨尚昆等八老,哪个不是民国人?)很简单,我辈的家长,民国青年,我辈的中小学老师,还是民国青年。为什么大家怀念八十年代恢复高考后的大学教育?原因固然很多,关键一条,那时各大学主要教授都是民国的文人。我上美院时,左翼老前辈如鲁迅的学生江丰,为聂耳填词的许幸之,都还在食堂打饭吃,北京城里,梁漱冥钱钟书沈从文杨宪益,都好好活着呢。现在毛主席应该放心了:他的同代人都死了。

要说空间定义,除了殖民时期建筑和古代建筑,全国目前可看经看的楼宇殿堂,譬如清华、燕京(即今之北大)、北师大,南京的中央大学(即今之复名的东南大学),武汉大学,中山大学,当然,还有中山陵,全是民国人设计的(部分是洋人设计)。这些年有钱了,中国的大学建筑张牙舞爪,不伦不类,哪像是斯文之地。

再者,话语算不算空间?所谓白话文,现在公认最好的白话写作是在民国,而民国上乘的白话文是清末旧白话,渊源上溯宋明。49年后,尤其是79年迄今的白话文,白是白了,然而无文,眼下你举得出一位文体家么?这是大题目,还得另说。

    听说您收藏有老照片,有名人如蔡元培的,也有普通的如上海棚屋女人的。能否给我们讲讲,看图说话一下。

陈:我有一件原版照片,是蔡元培和眷属站在那里,穿着呢大衣,边上站着鲁迅要好的浙江老同乡许寿裳,一副忠厚相,介于旧时乡村读书人和到外面做事后的现代草莽气。我小时候家里的浙江亲戚就是那模样,他俩是因为德国日本留过学,自有一种沉稳豁达,不可言传。

另一幅照片是美国记者1949年拍的上海苏州河边棚户人家的中年妇女——上海没有比住河边棚户更底层的人了,小学里有钱孩子骂人,就说他家是棚户区——可你瞧那女子,干干净净,头发用水油蓖过,梳得一丝不苟,很好看的发髻,双手正在衣襟扣那斜到腋窝的盘扣,给太阳照得眯眼,面容饱满好看,甚至有点富泰,一点不贱、不自卑。现在瞧见农民工和城管队动辄殴打的盲流,我就想起小时候邻居穷人家规矩,平时出来头发梳梳好,衣服整齐,干净见人。真的,那位棚户女子立即叫她扮演宋庆龄,虽不合格,也比《建国大业》里的国母更对。不是演员不好,是没见过民国妇人的起坐言谈,即便装扮都到位,还是没感觉。我记得直到文革前,随便哪个贩夫走卒都是有模有样,小职员之类,头发中间分条头路,像周立波那样梳得精光。文革开始人斗人,全疯了,那才叫斯文扫地,不顾颜面——从此中国人的模样,江河日下,不可收拾了。

民国时代的商人、教授、文员、流氓、工农、女性,甚至儿童……各有范儿,山东出版的《老照片》提供了丰富的影像资料,大致是民初到三十年代,民国风最鲜明,四十到六十年代进入模糊期,形神扮相多有重合,文革到八十年代,民国气完全消失,代之以共和国类型。我听美国学者说,文化人类学家曾用人物影像作世界范围各区域调查,以百年为跨度,研究现代化过程中人的面相、精神和气质,据说中国人的脸百年变异最巨大,最深刻,前后难以辨认衔接。可惜我无法找到这珍贵的资料。

再说风光,去年我得到一堆珍贵的旧版相册,一是英国人法国人二十年代前后拍摄的北国与江南,看得我心痛。那时的中国虽已内战频仍,然而只看景观,真是富饶宁静的古国,和今之欧洲没有两样,即便贫瘠落后之地,屋舍俨然,仟陌纵横,穷归穷,然而干净、自为,没有败坏,处处编织在中国自己的美学图画中。

另一组影像是日本战时出版的系列战争摄影,记录日军攻占各省市的军事景观,我在每幅照片的背景中看见了当年中国各大省区和都市,各地风格迥异,锦绣河山,非常非常好看啊,和今日景观全然不同。然而这组照片尤其令人沉痛而气短,不说也罢。

如何看待民国留下的遗产?我想这既是生活方式的,也是文化的。

陈:共产党就是一份庞大的民国遗产。你能想象我党会在晚清,或者1949年后这才光荣诞生,发展壮大吗?

人们总感叹,看那些民国老照片,觉得民国人活得比现在人挺拔、时髦、有教养、有威仪——哪些东西是我们丧失掉的?

陈:民国人什么罪都受过,战争、逃难、饥荒、沦陷、破产、亏空…上海老辈说起,顶屈辱是过外白渡桥要给镇守的日本兵鞠躬,搜身,吃耳刮子。我父母在抗战逃难中亲眼见过被轰炸后狼籍道旁的尸体……可是民国百姓从来不知道什么城乡户口、待遇级别、粮票油票、五类分子……更没有经历过上级下级之间,同学同事之间,街坊邻居之间,甚至家人与爱人之间的检举揭发,彼此防范,划清界限,断绝关系之类,即便老于世故的民国人,也不知道做人还有检讨、认罪、批斗、下放等等等等花样。我父亲回忆,说是1950年潘汉年给全市职员做报告,长达七个钟头,叫做“放下包袱”,意思是你解放前干过什么,全部交代,重新做人——同期,周恩来在北京大学也做同样的报告,也是一讲七个钟头,要所有民国书生从实招来——这一套,民国人哪里领教过?那时人老实啊,于是全班加入三青团之类,据实写出,签了名,交上去,以为可以效命新中国了,哪晓得从此不得好活,不得好死,牵连亲友,祸延子孙……

那报告做了没几年,潘汉年同志自己也给铐起来,关进大牢了。

简单说,民国人没有大规模被侮辱与彼此侮辱、被监管与彼此监管的集体经验。你看抗战时期那些流亡西南的师生教授们,一路千辛万苦,稍稍安定了,长衫西装箱子里取出来,穿穿好,拍出照片,斯斯文文,有尊严,有气象,一点看不出怨恨愁惨。你从史料看,他们之间有派系,有恩怨,有各种难堪,但没有长期被侮辱被贬损,因此戒惧而扭曲的集体心理

    《老照片》里许多坦然自若的男子女子,不过是当年乡镇打工仔,同样的角色搁在今天,面目卑贱萎缩。民国虽说还没消灭阶级,士农工商的关系绝对不像教科书说的那样。有次我去天津参加什么企业发放助学金给中学生的典礼,台上领导轮番发言,肉麻夸张,好像都是活菩萨。只有位老教授说话平实,说他抗战时家里穷,全靠民间资助才读完中学,你想,沦陷时期还有资本家设立慈善机构,不事声张,很朴实:小孩子拿份成绩单,说说家里怎样穷,不必填表申请,不必感谢党,每学期自去领钱就是。

民国是离我们最近的一段“大历史”,大师辈出、精英涌现,如何看待民国的杰出人物?我简短列一个单子,想听听你对他们的言说,如章太炎、蔡元培、陈寅恪、梁漱溟、梅兰芳、徐志摩、闻一多、鲁迅、张爱玲、赛金花、梁启超、张伯驹等。

陈:我家弄堂里有位白面书生,兰布中山装,相貌清正,玉树临风,开口说话清清楚楚,终日和一帮野兽般的小混蛋周旋着,是静安区一所民办小学的老师,我上学时天天看见他。数年前他读到我的哪本书——真是不好意思——写了几句评语,别人转告我,才知他是章太炎先生的孙子,因为出身不好,六十年代给塞在弄堂的民办小学里,可他一年到头像个君子,好有教养。八九十年代他被起用了,是上海政协的咨议员吧。前几年我去拜访他,得到他写的书。

我至今记得他斯斯文文站在弄堂口,又正派又礼貌,对一位调皮透顶冲出队伍的小男孩说:“听见吗?!回来!你给我回来好不好?”那小子理都不理他。

民国人对人对己,有礼貌,有规矩。文革批斗老年人,再怎样挨打挨唾沫,跪下去,拎起来,论到说话了,清清楚楚,凛然有自尊——他们不知道怎样说假话,说软话,他们还没学会共和国的语言。包括被批斗的延安时期老党员,摁下去了,一顿暴打,好不容易给扯着头发抬起身,也不过是说:唉呀!小同志,你们不懂历史啊!于是劈头盖脑接着打。

章太炎、梁启超、鲁迅、蔡元培、陈寅恪、梁淑冥……我并没有合适的资格和语言评说他们。这类动物绝种了。我们的时代固然还有许多聪明有才之人,但所谓“人物”不是指聪明和才学。单说才学,也无奈。譬如张爱玲,不提小说,她的古文和英文,会把《海上花》全部理过,还用英文写影评、写小说《雷峰塔》和《易经》。这不过是她的小动作,及今也没哪位中国作家弄得来:她上过北大复旦中文系吗?她交过哪篇论文?

 

    现在昏天黑地闹什么英文考试,想得到吗,方志敏这样的大烈士,你以为就会谋反吗?他在江西小地方上的是教会学校,十九岁前后就用英文写小说,发表在地方刊物上:当年的地方刊物,居然有中国人书写的英文小说!中共元老张闻天,还翻译过尼采。又譬如老左派周杨,整人无数,可他参与翻译的《安娜卡列尼娜》,圆润谨严,今天的译本哪里比得,他也没上过什么外语学院,更不是教授博导,年纪轻轻就在上海滩支使党羽,逼攻鲁迅了。现在你拎个学生会小党棍出来让他动手翻译翻译?!

梅兰芳也实在没办法:如今哪个中国大牌演员出访美国,出访俄罗斯,也弄不出他那时的动静。从影像资料看,他与洋人交接不过是微微笑着,微微欠身,斯文得不得了。他的优越是因民国初起,古中国文艺第一次亮出国门,世界瞧着新奇,而他也果然金贵,艺术与生活,宛然一体。见过他北京四合院老照片吗,如今哪位身价千万的角儿有那样的家。

赛金花,不知如何置评。这类女子在我们的时代根本没有。自然,改革开放后嫁给洋人的女子多得很,挑头几位都有一本经:星星画展女画家李爽1978年前后和法国人相好,愣给关监狱两年,惊动法国总统,和邓小平讲了,兼有一帮法国书生举牌抗议,这边才放人运到巴黎去—-无论事因,古中国与异族间的交际与通婚,源远流长,李爽这种事告诉赛金花德瓦西,人家根本不知怎么反应啊。

我们谈民国,只能谈著名人物,太多平民故事被淹没了,无从谈起。去年读龙应台先生《大江大海1949》,许多动人的小故事。内战起来,中原数千名中学生由老师带着,浩浩荡荡往南逃,每宿一地,就在檐下廊外就地上课。实在太苦太险,中途不少孩子失踪了,离开了,其中有位湖北女孩临别送一册《古文观止》给她相熟的男同学。此后这一册书居然成了逃难学生唯一的中文教科书,一路用到缅甸的法军集中营,用到台湾。可惊可敬啊:那位男同学五十年后回到湖北,找到书主,完璧归赵,俩老头老太捧着破书,拍了一张照。他们算民国精英吗。一本《古文观止》,也不是为了研究国学。

几座有民国气息的城市:北京、上海、天津、南京、台北。您作何评价?

陈:都拆了,评价什么?上海是因为要留着产业,上交利润,兼以上海殖民化形制相对透彻完整,所以没大动——1992年以后不客气了,开始动手,面目全非——1949年后给糟蹋给冷落的好城市,就是说,民国年间已经相当规模实现西化现代化的中国城市,是天津、武汉、南京。现在老区老街老建筑,留是留着一些,局部可看,谈不上民国气息了。你读杨宪益那代人的回忆,大约可以想见吧。我有幸认识杨宪益的妹妹,看过老太太家过去的照片,多好的一座城。

台北也没有民国气了,倒不因为这边,实在那是一座日据时代的早期现代城市,和英美法德人下过心血的上海天津,原不能比,国民政府过去后老想着反攻大陆,没怎么建设。真的弄起来,是九十年代后了,但你进入台北的人家,可看耐看的空间,可就多了。台北和民国人记忆中的民国,难比较。白先勇小说中的那些太太们初到台北,想煞南京与上海。

说到民国的可爱之处,您会怎么说?

陈:以我们的教育,民国的一切都是“旧社会”,这是大误解。相对人人梳辫子的大清,民国才是不折不扣的新中国。胡兰成的说法比较可喜而平实,他说:民国好比是“新做人家”,凡事初定,气象清新。你看所有民国老照片,虽是黑白的,陈旧的,沧桑岁月,可是细看进去,一本正经的天真淳朴。抗战时期知识妇女们笑嘻嘻扛着大刀,天真得可笑可怜,不过是拍张照。你看阮玲玉周旋那份嗲,那份柔弱,也属憨态可掬,哭着哭着,又笑起来。民国男女的婚恋聚散,也是一绝,动不动登报发启示。跑去延安的不少青年,动因是为逃婚,你看延安时期黑白记录片,一帮女青年排队拉手团团转,跳舞唱歌,也是质朴未凿,一派天真,又像发嗲又发狠,那是天津南京女子大学带过去的西洋集体舞……要不是后来知道延安整风整死人,要不是许多延安男女后来成了右派,发放东北西北,死得不明不白,那延安十三年真是天下最纯真的生活、最浪漫的地方,西方左派看了吃不消,感动死了。这种纯真浪漫,只在民国,迄今往后,中国再也不会有,也不可能有了。

    对于民国时期的文艺,您的整体判断是什么?

陈:民国虽有检查机关,但没有□□部、文化部、广电部、文联、画院、美协、舞协、音协、剧协……他们管制媒体的方式,譬如雇些打手砸你的书店出版社,真是小儿科,也属天真幼稚型。他来砸,说明你和他是分开的,现在用的着砸吗?张道藩,徐悲鸿的留法同学,抗战时期出任国民党主管文艺工作的大官,略微相当于□□部长吧,他晚岁追求徐悲鸿前妻蒋碧薇,写情诗,其中有句:“我身上一块块肉割下来,每一块写着我爱你!”肉麻吗?是的,所以这等官员怎能是共产党的对手。

前面说了,民国文艺多是民间生发的——我母亲唱过几句《总理遗嘱》给我听,那种志气的表达,好谦虚,像是哪位乡村教师业余写出来——其中左翼的,或者说,偏左的文艺(即相当于今日“体制外”文艺),是最精彩的部分。它与1949以后的文艺有关系,但又没关系,这是大话题,也得另说。

是否可以说,我们现在的认知系统,除了科技和物质在进步之外,其它方面一直在“退步”?这就涉指到一个重要的命题:我们为什么怀念民国?

陈:我不愿说是退步。今天大陆做成的种种事,至少,论硬件,是民国一代想做的事情。国民政府不剿共、不抗战,也得实现“四个现代化”。百年中国的一切折腾,都是为强国。我们为什么怀念民国——虽然我不知道究竟多少人果然怀念民国——大概因为中国总算比较地强了,阔气了,忽然发现人的状况不妙了,时代的滋味不妙了,回头看看,居然乱世民国还有那么多妙事,那么多奇人,所以怀念吧?我不知道。顾念前朝,是历代中国的士夫情结,如今的怀念民国,性质又似不同。你们为什么要做这一期“民国范儿”专题呢?

政治问题归政治问题,我愿有保留地肯定今天的中国。若说民国的一切都比今天好,那是荒谬的。那时的中国还是前现代国家,像样的公路没几条。民国政治的幼稚和败笔,不知有多少:国民政府曾经明令废除中医;吴佩孚时代,议会居然集体讨论拆毁故宫,将紫禁城辟为政府机关,所幸吴大帅电令制止,违者“格杀勿论”;49年后,拆毁故宫的设想并未搁置,拖到六十年代不实行,只因国家太穷,又闹文革,顾不上,不然天安门以北全是办公楼了。所以我们时代的种种人祸,论前因,部分缘自民国时期泛滥无忌的文化激进主义。

民国离乱的一代,渴望富强。问题是途径与代价。现在是谈论代价的时候吗?我们还在付代价,还不知要付多大的代价、付什么代价呢。

现在颇多民国研究,如南京大学有《民国研究》杂志,北师大修订了《民国史料丛刊》等,民间对民国研究的热情更高。对于民国研究热,您的意见是什么。

陈:我感激民国研究学者。去年读杨奎松先生写的书,平实有据,非常好,我读到历史的理性。那是政治研究,不算文化研究,看你怎么读。在一切民国史料的缝隙里,我随处窥见那个时代的气息和质感。

不慕今人慕古人。如果说真有“民国范儿”这样一种生活礼仪或生活方式,“范儿”针对“失范”而言,我们现在的“失范”又是什么?

陈:别说“民国范儿”,连五六十年代、七八十年代的种种“范儿”,也都遗失干净了。不是吗?如今但凡可观而存有价值的类型,几乎都“失范”了:我们真失得起啊。你想想,七八十年后的中国人会不会无限向往地说:啊!“改革开放范儿”太迷人了!真有意思啊——你举得出哪一群当今人物,日后亮得出去,留得长久,居然成为后人怀想追慕的“范儿”吗?

从民国里来,到民国里去。那些出生于民国的人,也都是民国的遗老遗少了,但却回不到民国里去。您怎么看待他们。

陈:木心先生曾经笑说这一层,警句:“遗老不够老,遗少不够遗!”如今哪有民国的遗老遗少啊:你去瞧瞧国共两党的儿孙辈。

不过我倒不以为“回到民国”是一种价值。三十年来,中国被有限释放的活力即便从未以民国为指归,但是民间各种自发的个人行为个人价值,正在各层面破茧而出,呈现奇怪而惊人的姿态,成为社会潜流,有如方兴未艾的网络。无数青苗:八零后、九零后,虽说还在念政治考试的经,但他(她)们和民国年间的孩子们理应等同,朝向未知的可能性。为什么我不愿苛责年轻人?清末民初的孩子也曾被世人讥为“一代不如一代”,然而一代送走一代,今天,中国到底不是清末民初烽火离乱的中国,也不是文革时期的中国了。

我有时瞧见簇新的青年一脸无辜站那里,即便空白如纸,总算不见党气戾气了。你知道吗,最近看江苏台为男女生牵线搭桥的电视专栏《非诚勿扰》,我非常感动。不为男女情,而是看见了坦然率真的新青年,农民工组合尤其可爱。每位男女公开说出自己的好恶,言语得体,态度自然,虽有位党校女官安插着(烫头发、抹口红,颇有几分性感),但是节目的气象实在是真实的,人性的,如胡兰成所说,有一股对人世的相信——民国的可爱,不就是这真切与相信吗?

最近的历史又是最远的历史,因为历史越近越难看得真切、辨得清楚。说了这么多民国的话题,可我却疑心它是否真的那么美好。

陈:有一位早期去延安,后来走掉的中共史家,名叫司马璐。他的自传详细描述出离延安后的四十年代中晚期,期间他去了重庆、南京、上海,又办报纸,又组党。他说,他不知道在中国还有比那个阶段更自由的感觉。当然,这家伙是个叛徒,是反动派,虽然文革后的北京党史专家据说经常越过海外向他请教当年的人物与故实。

自由是什么?自由是指叫嚷自由、追寻自由的人。民国时期的共产党人莫不公然宣称民主和自由。如今我们大概真的自由了,不叫,不想叫,也不许叫——九十年代末李慎之先生冒险破这自由的题,人劝他慎重一点,他大声说:“由我来先说吧,我是党员!”李先生是勇敢的,问题是,他本来是自由的:四十年代他有投奔异党的自由,也为了自由而加入共产党;过了整整五十年,因为“我是党员”,他才能重提当初共产党挂在嘴上的自由:他晚年终于明白,不分资产阶级无产阶级,自由就是自由。这一层,他不如五十年前的司马璐,尤不如有言在先的储安平。储安平1948年就说:在国民党那里,自由是多与少的问题,今后可就是有和无的问题了。

半个多世纪过去。民国的种种善,民国的礼义廉耻信,早被大规模玷污,大规模失传了,民国的种种恶——贪污腐化、裙带关系、横征暴敛、弱肉强食、丧尽天良——倒是进步神速,以至发扬光大:不是吗,论恶,论恶的丰富性、离奇感、创造性,我们绝对有资格看不起民国人。

是的。中国是以这艰难的进步警告中国:中国的进步何其艰难,何以艰难——民国是否真的那么美好?好问题。我非常希望你是对的,也希望我以上的意思全属错谬:为了免于沮丧,人乐意肯定自己存活的年代;为了免于虚妄,人会质疑传说中的前朝。遗忘民国吧,它早已被唾弃了。不过,你所说的“美好”,或不美好,是指什么呢?

 2010年7月28日写在北京

 

周群:道县文革屠杀幸存者自述

 

来源:柳军先生的博客

我叫周群,今年79岁。祖父是道县兴桥人,是普通农民,有十几亩田,省吃俭用送我父亲上学。父亲周谟,抗日时期报名参加国民党青年军,上前线抗日。抗战胜利后,在南京国民政府交通宪兵科当科长。

我1936年出生在江苏镇江。1949年,我已经13岁,这时,到处传说解放军要打过江来了,远方“隆隆”的炮声都听得见了。有一天,父亲突然神色慌张地从南京赶了回来,对我和母亲说:“共产党的军队要渡江了,政府乱作一团,我们得赶快跑。”母亲说:“往哪儿跑啊?”父亲说:“还能去哪里呢?去台湾的船票就是10根金条也换不上一张。只有回老家道县。”这样,我们一家辗转奔波,回到了老家湖南省道县,在县城租了一间小房住下。

 解放军过了长江后,战火很快到了湖南。不久就听说湖南省省长程潜和平起义了,接着,湘南行署主任欧冠也准备和平起义。他与父亲在南京有一面之交,为了拉更多的“和平力量”,把我父亲也叫去了零陵“共商”。1949年11月5日,欧冠通电起义,这样,我的父亲便作为“起义人员”,受到礼遇。11月15日,解放军进入道县县城,父亲还摇着彩旗欢迎解放军入城,道县人民政府举行“共商道县和平建设”会议,把我父亲请去参加。

谁知事情说变就变。有一天,父亲接到县政府的通知,要他去衡山集训。我们都很紧张,他都起义啦,怎么还要找他呢?不久父亲就从衡山来信,说每个从旧社会过来的人都要坦白交代自己对共产党做过的错事。他在信中说:“我要努力改造自己,跟上时代的步伐。” 

1952年5月2日,我正在道县的省立七师读书,早上学校突然通知,全体学生去参加全县的“宣判大会”。猛然,我看见父亲被五花大绑跪在台上。不久就听见审判员宣判了他和另外5个人死刑!

父亲被押着从台上推下来,台下的人群立刻像潮水一样,分开两道,高喊口号:“镇压反革命!”父亲的眼光还在人群中扫着:显然,他是在找亲人。可是我让人群隔得那么远,可怜的父亲怎能看见我呢?不久,就听见远远传来的枪声。

 

 

1967年8月,道县农村刮起一股杀人风。我们附近的蚣坝河里丢满了尸首,河水一片血红。田埂上,路边上,到处可以看到尸体。1967年8月26日,已经是半夜了,我和3个孩子被叫起来,押到队里的禾场上去。蒋汉镇已先被捆绑在那里了。禾场上火把通明,几十个民兵拿着马刀、鸟铳,押着村里的地富及其子女朝山上走。小妹子牵着我的裤脚,林海背着林松。林松趴在哥哥背上,好懂事啊,也不哭,就这样高一脚,低一脚地被押到一个天坑(溶洞)边。这时,治保主任唐兴浩跳到了石头上喊话:“现在,我代表大队贫下中农最高人民法院,宣布你们的死刑!”就看到有人拿着一张纸,读名字。叫一个,民兵就从人群中拖一个人出来。挥起一刀,朝脑壳砍去。或者拿铁棍朝脑袋打一棍子,只听惨叫一声,血就喷出来了,再一脚,踹到天坑里面去。

蒋汉镇被第三个点名,头上被打了一棍,丢下洞去。我是第八个!可怜我那3个孩子,撕肝裂肺地叫“妈妈”,我哄他们:“乖,你们别动,妈妈过一会儿就回来。”我那时还心存一丝幻想,想着他们杀大人,孩子是来陪看的,不会杀孩子。所以我不能反抗,做什么都配合他们。

我走到天坑边,只觉得脑后一阵冷风,一根硬硬的东西打在我的头顶上,没有痛,一阵天旋地转,就什么也不知道了。

我被救出来以后,有人告诉我,打我的东西是开山打炮眼用的钢钎。

后来听人说,我被丢进去之后,他们又来抓我的3个孩子,可怜3个无辜的孩子,吓得像被追的小鸡,满坪跑。孩子当然跑不过大人,3个孩子都被丢进了天坑。这真是个“吃人”的天坑啊,光这次就扔下了25个人!

老天有眼,一开始,我们全家5人丢下去后,都没死,在黑洞洞的天坑里又相见了。我碰碰旁边,冷冰冰的,都是一具具的尸体。奇怪啊,平时,我晚上听见猫头鹰叫都怕,这时候,同冷冰冰的尸体睡在一起,也不知道怕。

几天中,没有吃的,尤其是没有水喝,汉镇先昏迷过去了,我们就这样一步步等待着死亡来临。

不知道过了多久,可怕的死前症候出现了。第一个是林松,他拼命叫着:“妈妈,我要喝水,我要喝水!”没有水,就用小拳头打我,抓我的头发。我对他说:“睡吧,孩子,睡着了就好了。”

这时候,汉镇突然站起来,口里念:“高粱,高粱,好多高粱……”他已经疯了。他在尸体上走来走去,跌跌撞撞,突然“扑通”倒下,再没有声音了。

林松也不动了,我摸摸他的鼻孔,已经没有了气,奇怪,我竟然啥悲伤都没有。也许是我觉得,我很快也要死的。

 这时,我听见林海在嘟哝:“妈妈,我为什么还不死啊,我想早点死。”我的五脏六腑都碎了!可怜的孩子,才7岁啊!又过了一会,他也真的就再没声音了。

小妹子死得慢些,她也要水喝,我就在洞里四处乱摸,摸到一个小水凼,就用嘴含着水去喂她。谁知她喝了水,头一歪,倒在她爸爸身边,也没气了。

我知道,马上要轮到我了。我很平静,我把丈夫、两个儿子和女儿都拉过来,4个亲人并排躺下,静静地等死,等待黄泉路上,我们一家人同行。没想到,头顶的洞口有人叫我的名字!原来,47军下来制止杀人了,我被人从天坑中救了上去!

救上我后,他们问,周老师,你去哪里?一句话让我眼泪哗哗地流。丈夫死了,3个孩子死了,家没了。我孤孤单单一个人,能去哪里啊?

 

斯坦福学者在港出書警示中共拒民主轉型或致“政治猝死”

 

 法广

在六四26周年到来前夕,香港溯源书社推出新书《民主转型22讲》,由田园书屋发行。这本书是由国际知名的民主转型研究学者、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戴雅门(Larry Diamond)的最近30年来的民主发展课程讲义整理而来,由天安门民主大学整理编译。这份讲义中文版启动发行之际,戴雅门教授特别致信中文读者,指出:“中国向何处去?——这是未来几十年内,全球民主前景所面临的最重要的问题之一;事实上,这或许是前途未定的世界所面临的最重要的课题。”

前八九民运领袖人物之一封从德参与组织了这次整理翻译工作。他通过电话向我们介绍了《民主转型22讲》的核心内容,他认为这本书无论对中国内地,

 5月30日,戴雅門教授藉他撰述的著作中文版六四前夕在香港推出,特別寫給中國人民和中文讀者的專文隨此公佈。戴雅門教授對“六四”發生及蘇聯解體20多年來中共頑固堅持“維穩”高壓統治、拒絕民主轉型的現實發出尖銳的批評:“他們似乎恰恰從蘇聯的失敗中汲取了錯誤的教訓。他們處心積慮,力圖免遭戈爾巴喬夫的命運,但在最重要的一個方面,卻註定會重蹈覆轍——歷時70年的共產體制在他們手中土崩瓦解。”

他指出,經過30年的經濟高速發展,中國社會正在發生巨變。中國人民將越來越多地在政治上爭取民主自由。他也警告中國領導人:“為了維持穩定,或至少抵禦爆發無序革命的可能性,政治制度必須改革與調整,以滿足新興社會群體的期望。如果做不到這一點,威權體制就很容易有突然崩塌的危險,這曾在歐洲前共產國家和蘇聯發生,也幾乎在1989年的中國發生。”

戴雅門教授的這本著述於5月30日在香港面向中國大陸推出,由在一年前六四紀念日復校的“天安門民主大學(Tiananmen Academy)”(封從德、方政、熊焱、張伯笠等六四學生發起復校)組織翻譯,作為“天安門民主大學教材叢書”的一種出版。它是戴雅門教授2013年向全世界發佈的有關全球民主轉型特別是極權和威權國家民主轉型研究的網絡公開課程的中譯,名為《民主轉型22講》。戴雅門教授非常敏銳地、強調性地指出,習近平及中共面臨的困境在於,若中國不民主化,他們就要冒重蹈蘇聯等共產政權覆轍的風險,因政治體制腐敗和不願改革而猝死。

戴雅門教授是美國斯坦福大學政治社會學教授,胡佛研究所和弗里曼·施博格里國際問題研究所高級研究員,民主、發展和法治研究中心主任。他長期以來研究全球民主轉型問題,著述甚豐。近幾年來,隨著一些著名的民主理論大師(如亨廷頓、林茲、達爾、奧唐奈等)相繼去世,他已成為當今世界民主研究領域屈指可數的巨擘。

在六四26週年前夕之際,國際知名的民主轉型研究學者戴雅門教授對中國領導人的喊話,也表達了國際社會對中國現狀和未來走向的關切,爲六四事件紀念和反思同樣提供了警示性的重要意義。

 

对我来说中国文化是最优秀的

 

法广

法国百年书局伽利玛出版社著名的“七星文库”(Collection de la Pléiade )在今年2月份推出一本中国文学巨著《中国诗词选集》(L’anthologie de la poésie chinoise)。这本书选取了从《诗经》至今的400多位诗人的一千八百多首诗词。让这部厚达1500多页的诗集将成为西方至今涵盖内容最广的中国诗词选集。

该项目负责人,法国国家科研中心东亚文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雷米•马修(Rémi Mathieu)和其他八位汉学家翻译团队进行该书选编和翻译,在本次节目中,我们就有幸采访到了雷米•马修先生,谈谈与中国诗词选集以及中国古典文化有关的话题,首先第一个问题就是,这本《诗选》是不是法国第一本中国诗选?

雷米•马修:这本诗选应该是第一本能够完整地涵盖了从古代到当代的世人的中国诗歌,也就是从中国诗的起源——《诗经》开始一直到现在还在世的当代诗人。以前也有一些《诗选》,但往往都是选定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的诗,比如说最著名的唐诗选,或者只到清朝为止。法国1962年就曾出版过一本《中国古代诗选》,。而我们的这本诗选因其时代界定等原因,选的诗自然就更丰富,更全面,因此范围就更大。

法广:这本诗选里的最后一位诗人是已经离开人世的中国著名诗人海子,对法国的读者来说,这本《诗选》在手,是不是就能读到中国历代最优秀的诗人的诗呢?

雷米•马修:可以说这些读者拥有我们选择的中国最好的诗,诗选从其定义上来说就不是诗集,虽然由我负责这本诗选的最后版本,但参与这本书编译的共有八个人,我要求他们每个人根据几个不同的标准来进行选择:首先就是代表性,也就是说为什么某个诗人能代表一个时代的风格,能代表中国诗歌的某种特色;然后也要看这些诗是否符合翻译者的风格,因为译者本身能在翻译中获得乐趣,给读者带来乐趣这一点至关重要;最后还有一个标准也很重要,就是说我们也要考虑这些选择是否符合法国当代读者的品味。这是三个需要参照的原则,所以我们选中的诗词并不是对诗歌进行分类后编成的诗集,换句话说可能更容易让人懂,也就是说我们没有模仿以往中国诗选。因为,中国的诗选往往界定一个时代,符合某种风格或某个特定时代的品味和特点。

法广:实际上对中国人来说,每个时代的诗歌风格的确与那个时代的哲学思想,历史和文化都息息相关,包括诗经,汉赋,唐诗和宋词都是这样的,读起来就都能让人体会到那个时代的风格,你们在编这本书的时候,一定也是想将不同时代的文化传递给法国读者。

雷米•马修: 的确是这样的。而且我们不能说中国只有一种诗,应该说很明显中国有许多风格迥然不同的诗,而且中国当然诗歌也经历了不同意识形态的时代,唐朝的中国不是周朝的中国,也不同于宋朝的中国,宋朝当然和清朝有极大的区别,和现代中国相比,差别就更不用提了。所以我们认为应该在文学层面介绍每个时代,要将每个时代的政治,宗教,文化特色介绍给读者,所以这本中国诗选涵盖了八个时代,也就是八个章节,每个章节前都有一个前言进行介绍,让读者明白章节的更替不仅要从一个朝代进入另一个朝代,而是进入中国历史的一个新时代。读者对这一点应该十分了解。

而为了让这一点更加明确,我们还为最重要的诗人加上了不少注释,比如某诗人是佛教徒,信仰道教,还是儒家思想等,重要的就是让读者明白诗人所处的时代背景,在读诗的时候能将文化元素加进去以便了解。对诗人是一样,因为有些诗人需要进一步的作出说明和解释,在可能的情况下注明他的诗歌特点,他的思想和象征意义等。最后还要加上另一个很重要的注释,解释诗人的哲学,地理和历史背景等,以便让西方读者理解一些比较难以理解的部分。

法广 :您是法国国家社会科学研究院的学者,现在虽然已经退休,但您依然在从事研究工作,请具体介绍一下?

 雷米•马修:是的,我的情况比较特殊,虽然我退休了,但因为我是名誉研究主任,所以尽管我目前没有职位,不再是一个领薪水的研究员,但还是继续从事研究工作。

法广:从您的经历可以看出,您花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来研究中国哲学,文化等,那您还记得第一次和中国文化接触时的感受吗?

雷米•马修: 当然记得,印象很深刻。第一次和中国文化接触的过程很好,而且可以说太好了,因为这次接触奠定了我随后的事业,甚至可以说是超过了职业生活,或者可以说是奠定了我的整个生活,因为一个人不可能在40年的时间内对一个主题感兴趣,而可以不将自己的整个生活融入其中,所以应该说我和中国文化的接触超出了职业范畴。

同时,和中国文化的接触应该说是循序渐进,也可以说是突然发生的,当我通过高中会考后,我就开始对学习语言,尤其是中文和俄文产生了极大的兴趣,我学了这两种语言,从东方语言学院毕业后,我选择了中国,语言在这个选择中倒没有起关键作用,主要还是因为我对中国的文化有极大的兴趣,因为对我来说,中国文化是最优秀的。
我通过一些20世纪最著名的汉学家的著作对中国的古典文化有了一定的了解,他们为我打开了我尚不了解的一些文化大门,因为之前我对中文的认识仅仅局限于语言的学习上,在学习中国古典文学后,我就发现这是一个多么宽广的领域,其丰富程度也无以伦比。这些就奠定了我随后的职业生涯和我的研究方向。

法广:能不能说你对中国诗歌的接触,是与中国文化同时进行的?

雷米•马修: 是的,西方一些学者将研究范畴细分为哲学,历史,社会学,文学,文学里再分出诗歌等等,当然,为了让研究更加有成效,的确应该进行划分,但我的做法与此有别,因为我很快就发现要做中国古代文化的研究,就不能将这些不同的研究领域区分开来,因为它们实际上都是互相渗透,不可分割的。也就是说,我们不能只研究诗歌,但对历史一无所知,要研究历史不了解哲学也同样徒劳无益,同样,如果要研究哲学,也必须对政治有所了解,因为政治是中国哲学的关键。如此类推,对我来说,对诗歌的兴趣就是来自我对中国古代著作的研究。

法广:在中国古典文学中,你最喜欢的诗人是谁?

雷米•马修: 我首先想到的是一个中国汉代伟大的诗人:司马相如,因为他的作品十分复杂,所以在中国的名气不是很大,他写的“赋”特别难翻译,所以对读者和翻译来说都具有挑战性,我自己十分喜欢“赋”这种形式。当然我也十分喜欢唐诗。而且当你问一个中国人他最喜欢的诗歌是哪个朝代时,得到的回答往往都是唐朝。但我认为,唐朝以前的中国是个似乎并不为人所知,这真是令人感到十分遗憾,因为唐朝以前的诗歌也十分丰富,几年前我翻译了《楚辞》,《楚辞》很难翻译,但同时令人着迷,但我发现除了一些知识分子外,在中国,很多很有文化的人对中国这段时间的文学了解甚少。这一点十分令人遗憾。

法广:在这本书的前言中,你写道:诗歌构建一个民族的智慧,但如果古代的诗歌逐渐被遗忘,会不会对中国的智慧和文化产生影响?

雷米•马修: 您的这个问题十分复杂,我也没有答案。但我每次去中国的时候,都会遗憾地看到中国古代或古典的文化在教学中占据的比例十分小,当然和法国一样,在教学中自然有优先考虑的内容,针对的是教学的效率,但象中国这样的一个民族不能,也不应该忘记自己的古典文化,古典文化在3000年的时间内造就了中国人,指导了中国人的思想以及中国的政治制度,所以,不能忘记,更不能忽略中国古典文化。但我不是中国教科书的主编。所以我只能从外部观察这一点,但同时我也不完全感到绝望, 因为我看到除了孔子以外,其他一些古典文学的作者重新得到器重,还有一些道家思想作者,而诗人当然也没有被遗忘,因为是个在中国人的文化和日常生活中占据着重要的位置。

法广:那中国哲学思想呢?作为曾经对庄子,老子和列子有所研究,并出版过不少书的外国专家,您对这些作品对中国当代社会的影响和地位有何见解?

雷米•马修:当然中国目前的状况和庄子,列子等的哲学思想没有任何相同点,但我认为这并不是负面的,而相反可能是幸运的,因为我认为我们不能走极端,也就是说不能将古代中国当成是一个典范,不能让古代的文化侵入目前中国的生活和思想。

我自己将两种极端态度区分开来,一种就是完全忘记古典文化,这一点我刚才也讲过,这样的局面令我十分担心;而另外一种态度就是认为只要重新回到这些古代的作品中,比如庄子或老子,去生活在一个并不属于我们的时代,不属于中国人的时代,所以,我认为,和这两种比较极端的态度相比,更应该采取的是一种“中庸”的思考态度,另外,我也观察到,甚至中国政府也使用这些古典哲学家的著作来为作为现代中国的政治理念的基,当然,这种做法不是毫无目的性的,但也应当承认,这一点还是要得到重视。

比如上次我在中国济南的时候,看到在山东大学的校园里,所有道路的两侧都有孔子,荀子和孟子的话来做装饰,当然这些也绝非毫无目的性,但同时也说明这些作者继续得到重视,不仅得到当地政府的重视,同时也得到大学生们的重视。

法广:最后我还有一个问题,要跳出一点文化和文学的圈子,就是说有不少了解法国和中国这两个国家的人常说,法国和中国人在某些领域都很相似,您有这方面的感觉吗?

雷米•马修:当然我去中国的时候都会感觉到很舒服,从精神和知识层面上看,中国都可以说是我的第二个祖国,我们这两个民族是否有相似之处呢?我想到的是我曾经听到过的一个比较,说的是法国人属于拉丁民族,在混乱中有秩序,而中国人不是拉丁民族,但也是在混乱中混乱,也就是说,法国人本身就已经及其缺乏秩序性,而中国人在这个领域和法国人不相上下,我觉得这个比较很有意思,同时也很正确。在中国的城市,比如上海的街上走路的时候,我就很喜欢人群中开心的气氛,人群没有任何攻击性和暴力,很和平,同时也很混乱。

感谢《中国诗词选集》的主编“黑米•马修先生接受法广的专访。

伽利玛出版社是法国最大、历史最悠久的家族式出版集团,出版了二十世纪法国众多重要文学作家的作品,其中加缪、圣琼•佩斯、萨特和2008年的勒克莱齐奥等共7 人获得过诺贝尔文学奖。伽利玛的七星文库以出版经典文学著作丛书著称,曾出版的中国文学著作有法译本的《水浒传》《金瓶梅词话》和《红楼梦》等。

 

 

一个截访干部的忏悔(二)

 

文 李涯

▍来源 公法评论网

 

 

10、我曾导演一场大领导接见上访群众的戏  

记者:能讲一下您最成功的截访案例吗?  

李崖:那是一个集体上访的案件,人员多成份也比较复杂。他们长期上访非得要求见大领导。当时县里面研究,我出了个主意,见的话还不容易,找个大酒店的会议室,派几个人穿着西服打好领带,再找几名武警战士。北京不是有很多租车公司么,出钱租两辆好车,再在北京电影厂门口找一个跟国家领导人长得像的临演。有武警,有穿西服打领带的随从,保安级别搞得非常高,这不就像个国家领导人了吗?然后把群众集中在酒店的会议室里面,就说我们联系到领导接见你们,先县里面的领导讲话,然后市领导讲话,再来省领导讲话,其实都是我们县信访局的人冒充的。领导席坐着好几个人轮番交代,到最后群众等得不耐烦了,冒充中央领导的人出来了,说群众们受苦了,我刚出国访问回来,下飞机以后一路上都在看你们的材料,我已经对你们省里面的领导做出了严厉的批评,你们赶紧回去,这个问题很快就会解决。台词都是我提前写好的,他们根本没有那个水平。讲完这几句他下来跟群众们一个个握手。握手的时候,武警守着,领导握一下,武警赶紧推开。搞得很像,然后领导就走了。群众把他送到楼下,看着领导大车小车,就很放心的跟着我们回来了。回来以后除了年纪大的没有拘留,领头那些人全部送到拘留所。我导演的戏演完了。

记者:您为了国家的维稳事业也是尽心尽力啊!  

李崖:当时确实是想了一些办法。有时候我晚上一个人回酒店,也会坐在那儿哭。在部队的时候,我父亲脑干出血,我从部队坐火车回来一路上都没有哭,到家以后看见父亲也没哭。在我最困难的时候我从没哭过,却因为截访哭了好几次。整天不得休息,谈了一天还谈不好,太累了。家里面媳妇刚生了小孩,孩子还没有满月,媳妇的身体也不好,我怎么能不着急?

  

11、上访没有用,解决不了任何问题  

记者:他们这些上访群众,到北京上访有没有成功的?  

李崖:基本上没有。因为北京不管。我个人认为,到北京上访的,有一半的老百姓确实受到了欺负,剩下的一半不是无理取闹的,就是历史遗留问题。造成这些问题的原因是一些领导长期的麻木不仁,把一些很小的事情慢慢拖大。  

记者:他们到北京上访,即使不成功还是锲而不舍的要去? 

李崖:因为北京是唯一的希望。这里有最高的国家权力机关,只好把希望寄托给北京解决。如果当地稍微有一点势力的,根本不需要上访,上访的全是一些没权没势的老百姓,社会最底层没有能耐的才去上访。  

记者:这么说,上访是没有用的?  

李崖:没有用。即便在国家信访局登记上了,国家信访局把这个批到省信访局,省信访局批给县信访局,县信访局再给到某乡镇或某街道办事处,还是要由他们解决。他们随便搞个虚假的汇报材料,这个问题我们怎么调查处理的,根本不需要真正去处理,这个事情就算完了。就这么简单。  

记者:正常的信访渠道是什么呢? 

李崖:就是逐级的反映,有什么问题到乡里面说,不能越级,不然就要被拘留。很小的一个问题,这个村的生产队队长不想给老百姓解决,老百姓都有可能长期去北京上访,一直上访到死。其实怎么上访都没有用处,解决不了任何问题。

 

12、我没有想到出事以后,领导会扯皮  

记者:你们做截访,有没有想着借此发一笔小财?  

李崖:我从小在山上放牛,而后在部队接受教育,为人民服务,对党也很忠诚。我在截访的过程当中,绝对没有赚钱,大多数情况下是倒贴钱的。当然算总帐的话,我也不会赔钱。但这份工作让我投入了太多的精力,我的青春都浪费在这上面了,到现在一事无成。

  

记者:您刚开始做的时候,有没有觉得这种截访方式是不对的呢?  

李崖:当时有这种想法,这是领导下的命令,出了事情应该会由领导来担当。但是我没有想到出事以后,领导会扯皮。曾经我在河北涿州截一个上访群众,我把他控制住以后,领导说他这么不听话,要打。他也有反抗,我就打了。涿州服务区有人看到报警了。当地把我拘了,竟没有人来管我,我在那里被关了十几天才回去。然后人家告我,我又自己出钱赔了医疗费用,本来说好的领导拿钱,也没有拿。真正出事没有人管,政府是最会忽悠人的。  

我记得我们县委副书记与政法委书记给我们说过这样一句话,拿钱办事,谁不会办。不拿一分钱把事情办成了,你才是英雄。当时我还很受用,表扬我不拿钱就能了事,这个才是我们的人才。是我太傻了。

  

13、拖到一定程度,老百姓就不告了  

记者:现在遇到上访群众还打吗?  

李崖:现在怎么说呢,不是我的村子,我不再管了。我以前当了几年信访办的主任,负责一个村子的事情,碰到官民的纠纷,我和领导们也是尽量协调。一些领导一成不变的思维,根本不可能给老百姓解决任何问题。  

记者:那怎么办呢? 

李崖:拖着。拖到一定程度老百姓就不告了,甚至拖到老百姓死了。有一个老教师,因为家里宅基地的事情,与当地相关部门扯皮,最后还在告着就过世了,这个事情也就再没有人说了。

  

14、其实我也不是什么好玩意  

记者:以您的经历,一般上访人员的诉求是什么?  

李崖:我认为最主要的是一些基层干部不作为、乱作为,同群众产生矛盾。中国几千年的历史都是老百姓不会与官斗。举个例子,我家里面几亩地,全部办成企业了。刚开始一亩地赔个三百五十块钱,但现在这个钱根本没办法养活一家老小了。在这个过程中,我要上访的话,人家认为你有嫌疑,是无理上访。 

当然有一些人的无理诉求通过上访也被解决了。县乡里面与领导攀得上关系的,领导会故意让他自己的人上访,然后给他解决不合理的诉求。刚解放的时候,怎么没有人上访?那时候人有信仰,现在群众的信仰已经完全缺失了。那时候人幻想有一天能够实现共同富裕奔小康,但现在这些东西根本不敢想。基层公务员德行不好,虽然我的能力有限,但我有机会了,一定要帮助他们。  

记者:您的信访办主任怎么被免了呢?  

李崖:我自己不干了,没法干了,我曾经一段时间都患有抑郁症。  

我跟你讲讲基层公务员的品性吧。我们那里有个干部,没有考上乡里面的公务员之前,娶了个媳妇。两个人从小青梅竹马,是高中同学,又一起考上大学。这个女孩子为了供男孩去读书,自己就弃学打工了。后来男孩大学毕业在乡镇参加工作,他与这位女孩结了婚,女孩怀孕了。但为了自己的仕途,男孩选择与女孩离婚,孩子也流产了。最后他娶了副县长的女儿,现在提拔成副乡长了。

一个残疾人,拄着拐杖,找他反映了一个给支部书记打个电话就能解决的问题,他却一脚把人家的拐杖踢翻,残疾人躺在院子里半天起不来。我上去给了那个男孩一个耳光子,他让派出所把我抓了起来,关了我一天。你说这怎么干得下去?

所以现在没有什么事情,我都不愿意到单位去了。我是这个群体当中,稍微有一点点良知的人。其实我也不是什么好玩意。曾经义无反顾地干过那好些对不起老百姓的事情,哪能算什么好人?但我以后会用我自己的方式帮助老百姓,来抚平我心里的不安。虽然我的能力有限,但我有机会了,一定要帮助他们。

  

15、我对这群人(官员)彻底绝望了  

记者:您知道老百姓对你们的评价么?  

李崖:我知道,怎么不知道啊。一般骂的多。  

记者:他们对您的评价,您是通过什么途径知道的?  

李崖:和群众接触时间长了。有的背地里骂,有的当面都在骂。  

记者:其实你们心里压力还是很大的。  

李崖:那几年,我孩子出生以后,媳妇说我,你当时不买官,现在没有一点希望了。04年的时候,我自己连房子都没有的住,上哪儿找那么多钱买个官当?08年的时候不可能,现在要二、三十万就更不可能了,再过几年估计要四、五十万了。 

记者:您的媳妇怎么看您的工作?  

李崖:我媳妇现在也不指望我当官,能养家糊口就行了。只要别出什么事,其他都不再说了。因为媳妇也在政府部门工作,她同事的老公全都当局长乡长了,平常出门都自己开车,有的甚至开保时捷,那些一百多万的车。媳妇现在还骑着四、五年前买的电动车。  

有一年冬天我的孩子上幼儿园,那天风雪很大,在幼儿园门口我和孩子同时摔倒了,孩子哭了。后面有两个和我同一批在北京截访的干部,其中一个当了某局的局长,他们的司机下来送孩子,他们就坐在车上笑话我。  

我摔倒的时候,为了保护孩子不受伤,把自己的头摔破了。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们不但没有下来帮我一把,还在看我的笑话。当年在北京的时候,他们有比较棘手的信访案件需要处理,我还通过自己的关系帮过他们。现在看来,我对这群人彻底绝望了。坚持不下去的时候,要不是想着媳妇和孩子,我真想找辆车撞死算了。以前还希望有朝一日我这个从山里面走出来的孩子,可以光宗耀祖,当个乡长什么的,现在只想为家人活着就算了。

  

16、网络改变不了基层的东西  

记者:您觉得网络发达以后,这种上访的人会不会变得越来越少?  

李崖:你说的是就高层而言,这对基层的大环境没有影响。因为一部分老百姓家里没有电脑,甚至他们就没有听说过网络这个东西。在农村,能够上网的人很少,孩子们七、八岁就不上学了,有的甚至出外打工。那些真正被发表出来的农村故事,背后一定有东西在支撑它。比如说某个报社或某个网站的编辑在跟进报道。而99.9%的事情在基层就被封锁了,是不可能让媒体知晓的。  

记者:这么说网络并没能改变这种信访的方式?  

李崖:网络改变的是一些县以上干部的作风问题,县以下的没有什么改变。因为他们没有被网络监督,没有被网络制约,他们不怕这个。网络或许改变了部分高层的东西,但深层次的尚未能撼动。这样的情况,估计还要持续上一段很长的时间。究竟会要我们等多久?我自己是看不到什么希望的。没有相对应的监督与制约,又不允许发出不同的声音,怎么可能会改变?其实老百姓还是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多数人长期被压榨、被欺凌,穷的越来越穷,富的越来越富。  

我自己在农村工作,与一些孩子接触过。问那些上小学的孩子他们的理想是什么,有的说长大在建筑队做大工。因为他爹是建筑队的一个小工,负责给砌墙的人运板砖拎泥灰桶,一天只有一百块左右的收入。他希望做到大工,可以去砌墙,一天拿个两百块钱,比小工多一倍。没有人说要当人民教师什么的,他们没有那个理想。和我们村的孩子相比,我应该知足,能从大山里走出来,我或许比他们强了那么一点。

  

17、国家信访制度必须改革  

记者:有没有想过当时不做维稳干部,也许就可以走别的道路?  

李崖:除了处理一些信访案件的维稳过程让我觉得对不起群众以外,走这条道路我没有后悔。当初我们那个小山村,一百多号人,现在是公务员的就只有我一个。每次过年回家我还是有一点成就感的。而我的生活也随着我选择的路改变了,总比那些常年出去打工的同龄人强。  

记者:您觉得怎么能够解决这种上访的恶性循环?  

李崖:我觉得国家信访制度必须改革,包括一些问题处理的方式方法需要改进,因为现在已经是一个越来越大的肿瘤了。这种模式一成不变的话,以后面临的问题会更多。因为资讯越来越发达,真相也越来越近了。以前为什么信访问题没有暴露,因为老百姓不知道维权,现在老百姓意识也强了。我个人认为,县乡两级的臃肿机制必须改革。基层领导花钱买个官,图什么?当然是尽快捞金回来。他捞的这个过程,不会考虑老百姓的利益,他还巴不得群众去上访,利用截访处理这件事情还能再捞一点钱。这里的“水分”很大。  

比如一位群众到北京上访了,一个乡镇的副乡长去接,他就有可能和驻京办串通了,说这位群众在北京,在中南海门口被警方控制了,得赶紧和谐。如果要是人家通报的话,要免我们乡党委书记,处理我们的县领导,花钱消灾,这个过程就能骗好几万。以04年当副乡长要花五、六万的行情,如果这样搞个两、三次,就捞回来了。买官的都是一些没权没势的人。真正有实力的,跟哪个县长是亲戚,与哪个局长有关系,一般都是不需要花钱的,因为他这个利益是相互调配、相互均衡的。你在你那个局把我的侄女安排了,我在我这个局把你的外甥女安排了,这是资源互利。一个局的局长,他的孩子、侄女、外甥女就可能全部在一个县里面的公检法财政等要害部门。一个县的财政命脉基本上都被几个家族控制着。这种体制不改革的话,今后谁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  

习总书记在《首都各界纪念现行宪法公布施行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里明确表示:“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都必须予以追究。”我们希望截访、截访干部这些严重违法现象能成历史。感谢小石先生的精彩提问,也感谢李崖(化名)的回答。

(原题:我是这个群体当中,稍微有一点点良知的——专访河南某县截访干部)

 

一个截访干部的忏悔(一)

 

文 李涯

▍来源 公法评论网

  

李涯:河南南部某县乡镇干部,1996年入伍,2011年专业至乡镇工作至今,曾任信访办主任,综治办副主任。  

姓名:李崖(化名)  

职业:底层公务员 

经历:04年到08年,长期参与当地政府的截访工作。

  

废除劳教还律法尊严劳教制度的存在,已经明显跟不上这个时代前进的步伐,废除劳教势在必行。

  

1、我们跟黑保安、信访局外面的小旅馆都有合作  

记者:您是什么时候开始从事截访工作的?  

李崖:2004年。04年到08年是一个高峰期,每年我坐车去北京十几次,开车去北京也有十几次。那几年的五一长假、十一长假包括农历小年我全是在北京过的。 

我一个人连夜不休地开辆大面包车,开一千多公里到北京。如果能搞定的话,就一天不休息当天拉回去。那时我还没有驾照,现在也没有。因为一个月工资才一千多块钱,办个驾照要两、三千块,我一直舍不得花那钱。如果搞不定的话,就去雇几个安元鼎黑保安帮我们把那几个人揍一顿,再弄上车。  

记者:您怎么与那些黑保安取得联系?  

李崖:平常他们同我们,以及信访局周边的小旅馆都有合作。相互之间留有电话。一些黑保安经常在国家信访局外边那些小旅馆里转悠。  

比如哈尔滨南岗区有情况,小旅馆发现以后马上与保安公司联系。保安公司很快将信息反馈到南岗区的值班人员那里。值班人员去到现场核实身份,确定是自己那边的人,再将人带走。04年的时候,一个人头的线索费大概要给保安公司一百块钱,现在都到两三百块钱。如果让保安送的话,是按公里收钱的,像哈尔滨送一次恐怕得好几万了。

  

2、信访局外面大面包车里的警察都是冒充的  

记者:你截访的时候给那些黑保安多少钱?  

李崖:我截的时候便宜,如果仅仅是帮着把人打一顿,弄到我们车上的话,一个人两三百块钱就行了。如果要他们出车送的话,一个人在两千块钱左右。现在这些活儿都还在做,像国家信访局门前停的一些大面包车里那些穿着类似于警服的人,身份都是冒充的。  

记者:截访的其实不是警察?  

李崖:就是黑保安。有的是自己买一辆大面包车,找几个退伍军人、地痞流氓干这行当。驻京办人员把人控制好以后,送到小旅馆,小旅馆负责24小时看守。这种事情现在还是很多,根本取缔不了。黑保安、看守上访群众的黑旅馆,国家打击了这么多年,不少反多,他们越来越分散,越来越隐秘,截访技术也越来越高明。 

 

3、被控制的上访人员吃住很差,根本谈不上有人权 

记者:上访人员的吃住有人管吗?  

李崖:我们管,但吃的很差。就一颗白菜切了放点盐水,几十个人吃,米饭全是几毛钱一斤的旧米。小旅馆里住的话,男女上下铺,都在一块,一个房间十几个人,厕所门都是坏的,根本谈不上人权。  

某个县某个乡的驻京办人员把上访者控制了以后,会通知这个县上访者户籍乡负责的过去接人。过去接人的话,就得把驻京办人员控制人所花的费用和小旅馆的费用返还给他们。现在一个小旅馆关押一位上访群众一天的费用大概要两百块钱。这两百块钱中就有驻京办工作人员的五十块钱。  

或者是我们在火车站蹲守,发现是我们的人把上访者控制起来再送往小旅馆的,我们不会给小旅馆钱。当地乡镇领导派人来把上访者接走时,一天需支付两百到三百的费用。这个费用当中,小旅馆再一个人给我们五十或者一百,算是回扣。

  

4、截访四道关:车站蹲点、局门口把守、保安拖延、不给领表  

记者:在北京站蹲守的时候,您怎么能够发现他/她是来上访的呢?  

李崖:第一是当地会有一些资料。当地的干部也知道哪些人是不稳定的分子,会专门花钱安排内线打听他们的动向。比如明天是礼拜一,礼拜天晚上估计会有哪些人到北京去。这时我们就安排人在火车站、长途汽车站蹲守。有一些长期的上访户我们都认识,这样的蹲守能截获一部分人。第二是察言观色。因为干得时间长了,什么地方的人,衣着打扮什么样子,也能看出个八九不离十。有时候上访群众也有自己的习惯,到长途汽车站以后再怎么往信访局去,都有规律可循的。再者一些看上去比较可疑的,我们跟他们聊天,一说话漏出什么地方的口音,马上能判断出来。这截访的第一道关就是火车站与长途汽车站的查人。  

第二道关是国家信访局周边的把守。我们会看衣着打扮,上去碰他一下,问他住不住小旅馆,吃饭了没有。他只要一开口说话,我们就能判断出他来自什么地方。认识的上访者,算落个人情,不认识的话,得给我买盒烟去。  

第三道关是信访局门口的保安。他们会严格盘查进入人员,发现上访的人会在那儿装模作样地看材料,核实他的身份证以拖延时间。在这个间隙,就会有人给我们打电话。保安举报的,我们要给保安一百到两百块钱的举报费。  

如果要是进去了,还有第四道关口,就是领表。现在严了就不存在这个问题。以前管发表的卡着表不给上访者,再给我们打电话,我们就进去领人。费用也相应高一些,得几百块钱。最花钱的就是到里面登记了需要我们销号的那种。有时候几千块能搞定,但敏感时期,比如开十八大了,有个信访登上了,得花掉好几万块钱。我们最担心的就是一些非访事件,比如他带着材料上中南海门口去了,上天安门广场去了,被人家发现了,这个花钱老厉害了。像到天安门广场,被天安门派出所的警察发现了,人家不跟我们说,人家直接与中央联系,然后再通知我们。本以为这个环节应该是不用钱的,但每次一个人头就要花掉一万到两万。

  

5、内地上访高发乡镇一年维稳费要一百二十万  

记者:你们现在一年花在维稳上的费用有多少?

李崖:现在像内地上访高发区的乡镇,一年的维稳费用大概在一百二十万左右。有的县估计花费近一个亿,市里面更厉害。我们现在还少一点,以前高发的时候,一年在一百万左右。县里面一、两个亿。  

记者:怎么会花到这么多?  

李崖:驻京办原来是买个房子,办个酒店。现在牌子换了,人员还都在。一个酒店有服务员、有餐厅、甚至还有洗澡的、按摩的……有时候领导也要再用用。前段时间网上有一则信息,说一驻京办招按摩小姐。驻京时间长了,这些都是现实的需要。

  

6、维稳是驻京信访工作小组的重要职责,也是捞钱的重要渠道  

记者:你们每次去北京会带多少钱? 

李崖:以前五千,现在都要一、两万的。驻京的信访工作小组人员敲诈得很厉害。比如说,他在信访局门口发现的人,他会骗我们说,这个人已经进去领表了,我们为了销这个号花的好几千就进了他的腰包。有时候还会骗我们说,上访者是被警察发现的,那费用就更高了。其实北京的警察,我觉得整体素质还是不错的。他们发现上访的群众以后,会联系当地驻京办人员带走,一般不会要钱。但是各地的驻京办都会说,这个被警察发现了,警察要多少钱……他们现在普遍都这样干。  

我和天安门广场的警察接触过,我们有一个上访群众跑到天安门广场,被他们控制了。当时是我和他一块去的,及时到那儿处理了以后,我买了两条烟人家都不要,说基层干部挺不容易的,你们把人带走控制好,别在这边闹事就行了。他们主要担心上访的人在天安门广场撒传单。人家没有要我一分钱,从那以后我就知道,有一些警察是不要钱的。  

记者:驻京办的职能有哪些?  

李崖:驻京办的职能分为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就是负责部分领导到北京游玩看病的接待工作;另外负责请客送礼,联系北京的各部门。其最重要的职能还是维稳,发现当地的上访群众,及时控制并安排带回去。  

记者:既然维稳是工作最重要的一部分,为什么还要钱呢?  

李崖:怎么说呢?因为他们已经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产业链。他们在北京受条件的局限,只有通过这个途径搞钱。

 

7、花二十万买个乡长、局长,我都不想了  

记者:你们县在北京有驻京办吗?  

李崖:有,有十几个人在京常驻,正科级单位,有专项经费保障。平常有人上访了,就过去接。每年敏感时期再加派人到北京。十八大期间又加派了几十个人到北京去值班。 

记者:值班是什么样的概念? 

李崖:就是蹲守。这么冷的天,穿着棉衣,拎个茶杯,搬个凳子,坐在信访局的附近。我曾经幻想有朝一日能当个乡长,当个局长。在那里蹲守了好几年,这个愿望也一直没有实现。之前说驻京干部做维稳工作,干个几年的话,回来可以给你提拔。但后来政策变了,提拔有名额限制。04年的时候,这需要给领导送五万块钱。 

记者:这个是明码标价吗?  

李崖:也不是标价,什么时间什么行情。04年五万,08年就得十万,到现在二十万了。我一个月的工资才一千多块钱,所以这个价钱不论何时我也是拿不出来的。尽管我在同一批的干部中,绝对是最优秀的。不管是写东西,处理一些基层矛盾纠纷,还是忽悠上访群众都难不倒我。但直到现在我还在乡下混。  

记者:在您之前有成功被提拔案例吗?  

李崖:提拔的?在我之前全部提拔了。我是04年县委书记安排的人,到该提拔了,县委书记换了,他又安排了一批人。在交接的过程中,两批人发生了冲突。受到名额的限制,加之当时生活困难——上有老,下有小,父母身体也不好,一年的工资就一万多块钱,要搞五万块钱送礼是不现实的。 

记者:您当时怎么申请干这个活呢?  

李崖:这个不是申请的,是很偶然的情况下才进入了这个行当。记得03年有个村的地让某企业全部占了,村里面七八十个老百姓对着我们乡党委书记骂,好几个差点动手了。乡里面十几个干部都处理不了这种情况,我在那跟群众谈了谈,群众就不闹了。这个时候领导就发现了我。你知道从部队回来的干部,受了多年部队的教育,做政治思想工作忽悠群众还是有两下子的。领导发现我有这方面的天赋以后,就陆陆续续的让我去截一些比较难缠的上访群众,后来就成了专业的截访户。一些其他乡镇的,甚至是县里面的信访大案,我也经常参与处理。当时一心想向领导表示忠诚,幻想有朝一日能被提拔,现在想都不想了。

  

8、打自己县的人怕被告状,所以就和其他县的交换着打  

记者:能说说您印象最深的一次截访打人吗?

李崖:有次我们县里面去了几个年轻人,我跟这几个年轻人非常熟,没法打。我和另一个县的干部交换了一下,说你把我们的人打一顿,我把你们的人打一顿。他们县里面去了一个老太婆,当时我都不忍心动手,我先和她吵架,吵火了以后,把她按到墙角打了一顿,打得鼻青脸肿的,最后老太婆被当地干部带回去了。

我跟我们县里的人太熟了,他跟他们县的也太熟了。打的话,怕人家告状,所以就相互交换着打。这也就是对那些“老”的上访户,有那些刚去上访的直接就打了。当时我去截一个女的,那个女的也挺亏的,家里的地被占了,没有拿到钱,她不听话,跑了好几次。我到那里二话没说,刮刮两个耳光,一脚踹地上,然后抓着头发,抬着胳膊,扔到车上,拉着就回来了,回来后直接把她送到了拘留所。一路上十几个小时也没让她吃饭,这是常有的事情。

  

9、这么多年截访办了很多对不起老百姓的事情,我觉得把我枪毙了也不亏  

记者:那个时候也不会觉得自己在违法犯罪?  

李崖:当时刚上班,有一些事情虽然知道不太合适,但想着这是政府安排的活,出事了有领导承担责任。有时候派出所所长、公安局副局长带队抓人,他们动手,我们跟着。截访的过程中,抓人、打人并不稀奇。东北哈尔滨南岗区的维稳干部与我交流时说,这几年心里面都不踏实,压力很大。其实我也一样。  

党的政策,我觉得就我接触到的这个层面而言,市以上的干部绝对是好的。像我们市的一些领导的工作作风,绝对过得硬。到乡、县这两级村长以上的干部,包括我在内,枪毙了都不亏。我觉得这么多年截访做了很多对不起老百姓的事情。  

有一位老人,自己家唯一赖以生存的地被占了。他就那一亩地,用塑料大棚种了小西红柿。这个人挺有才的,在自己种植的过程中不断摸索创造,产出了长相非常奇特的品种。当然卖得价钱也很高。突然企业把他的地占了,赔了他很少一笔钱。他那大棚平时一年收入都要一、两万,好的时候两、三万。地被占了以后,一亩地一年只赔付他八百块钱,两年一千六,还扣了一百七十五块说是税钱。这一百七十五块钱,老人家认为不应该扣。说一亩地政府卖了三十万,这一百七十五块钱你怎么都要给我。但政府那边跟他怄气,就是不给他。老人家就一直上访告状,乡里面到县里面,市里面再到省里面,然后就到了北京。北京不是去了一次,是去了七、八次。每一次截他的费用都在一万左右,到最后拘留他的时候已经花了将近二十万块钱。  

有一次,我觉得这位老人家挺亏的,我告诉他了,要拘留你,你赶紧跑吧。结果他跑了以后没有钱回去了,就在北京捡破烂捡了一、两个月。最后碰见个老乡给了他几十块钱,他这才回得去。但一回去就被拘留了,再后来就把他劳教了。  

我每次踏入这个乡镇就想起那位老人家。我觉得对不起他。劳教是上头下的死命令,但也有机会放他。当时是我带队去抓他的,本想把他放了,但与我同行的有几个是公安民警,还有派出所的所长,人太多了。如果我把他私自放走,有人走漏这风声的话,搞不好回去就要处理我。  

于是他被劳教了两年。刚进去的时候,公安局领导交代了,关禁闭。老人家被关在高一米宽一米的小铁笼里,坐不下去,也站不起来,只能蹲着,关了一个礼拜。这几乎把他搞疯了。禁闭出来继续在里面从事非常繁重的体力劳动。有一些人在劳教所里被打了,其实都是当地政府有所交代的,说这个人好好修理一下,太不听话了,要是放出来以后再上访怎么办。  

以前有一些有理有实据上访的群众,我都是半路或者快到我们县的时候把他们放了。编个理由就说是上厕所时跑了,回去给领导一个交代。至于那些无理上访的就经常带回去拘留。  

拘留的原因,刚才没有说到。基本上拘留的理由全是编出来的违法的事情。比如说让我们当地信访办的驻京人员写个证言,说他在北京上访期间,在信访局扰乱办公秩序,冲击国家信访机关,辱骂国家信访机关人员,严重扰乱了首都办公秩序等,其实有的人根本就没有到信访局那个地方去。  

当地老百姓到北京上访,根本不可能到天安门广场闹事,也不可能到中南海冲击国家办公机关,更不可能在信访局砸玻璃,或是辱骂国家信访机关工作人员。全都是编些谎言,好回来办他。按照法律规定,人家在北京违法了,应该在北京办他,而当地公安机关根本没有权利做这样的处理,但普遍大家都是如此干的。

 

河南大饥荒亲历记

 

河南教师

 

 

序言


  小的时候,常听大人们说起“59年”。比如谁家的孩子扔块馍馍头,或者丢下半碗饭,大人们总会带着责怪的口吻说:“要是在‘59年’,这块小馍头能救一条命!”,“这些孩子是没有经过‘59年’呀!”……当时对“59年”一词不甚了了,只是模糊地觉得大人们大概是对孩子们不珍惜粮食很遗憾,谴责几句,并不往深里想。即便有时挨上大人几句骂,也不会去介意,因为毕竟小学语文课本里还有“锄禾日当午”那首古诗。
  后来渐渐长大了,上了高中,我才对“59年”一词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原来,“59年”指的是公元1959年,恰处在我国发生所谓“三年自然灾害”时段内,在我的老家——河南省信阳地区息县包信镇姜寨村,自1959年中秋至当年冬末的短短几个月时间内,出现空前的大饥荒,全村由397人饿死仅剩下90多人,有多户死绝,我家原9口,仅余3口(父、母、姐),村里有多人吃过人肉(现还健在的有几位),有些人多次吃了多个死人的肉。从全国范围看,河南信阳地区的饥荒最为惨烈,丁抒先生在其文章里这样记述“……信阳地区‘一个村落一个村落的人被饿死’(白桦语)。仅息县就有六百三十九个村子死绝。固始县全县无人烟的村庄有四百多个。死绝的户数,光山县就有五千六百四十七户,息县五千一百三十三户,固始县三千四百二十四户。……”这就是所谓的“信阳事件”。
  在中华民族几千年的文明史里,曾发生过多少值得后人汲取的事件,但由于当时危及一些人的利益,很多没能记载和流传下来,无奈地被淹没在滚滚的历史长河中,给后人留下的只有无限的遗憾。今天,就是这样一桩可能是空前绝后的历史事件,在我的学生时代,从教材到教师,再到官方口径,要么绝口不提,要么轻描淡写,要么归结“自然灾害”。长期以来,学术界对此事也是无人敢涉(近几年稍好),好像没有发生过这一惨事似的。在我的家乡,常听到一些老人感叹:“再过50年,还有人知道‘59年’的事吗?”,“我们现在把‘59年’的事说给你们年轻人听,你们将信将疑;等到你们说给将来的人听,他们还会相信吗?”……是啊,等这些老人都去世了,又有谁来见证这一事件呢?眼看家乡经历此事的老人越来越少,我的心情十分焦急。我也早想做这方面的记载工作,但因自己并没有亲历‘59年’,而且终日忙于教学工作,无暇去倾听和记录。1999年之后,我因生计离开家乡来到浙江平湖,离家乡远了,这件事情做起来就更加困难。
  2005年暑假,我回到老家河南信阳,终于有时间在家乡小住几日,其间和乡亲们座谈,请他们叙说自己“59年”的经历。每个小人物为活下来而苦苦挣扎的的经历,都是一段渗透着血和泪的悲惨故事,真是惨绝人寰,令我惨不忍闻!他们大都60岁以上,称呼着我的乳名,让我倍感亲切。我注意到,老人们提起“59年”,在他们刻满皱纹的脸上,掠过的总是悲哀和惊恐的神情。这是可以理解的,在他们尘封的记忆里,是家中多位亲人活活饿死的凄惨场景。40多年来,他们也许对亲人的哀思时断时续,但一定从未忘记。纵使时光流逝,把记忆洗涤至淡漠,但终究可以拾起那曾经是刻骨铭心的记忆片段来。现在,又偏遇上我这位“多事之徒”,竟把这些片段收罗了起来,于是就成了这本《“信阳事件”中的家乡》(暂取名)。
  关于所谓的“三年自然灾害”的记载,丁抒先生在其《人祸》中、曹树基先生等一批作家和史学家在其文章中都高度宏观地进行了记录和分析。笔者认为,从总体和宏观上居高临下地把握这一历史事件当然是必要的,但深入下去,从微观上记录最底层小人物在这场人类史上的大劫难中,幸存者是如何活过来的,死去者是怎样悲惨死去的,当时的人们是怎样的社会心态等,同样必要。我早已给自己定下原则,即记录的故事必须真实可靠,记录用词要恰如其分。必须本着对历史负责的态度,尽可能听当事人亲口叙述。笔者是搞理科教学的,既没有把悲凄故事调理成文诌诌辞章的手笔,也没有把哀苦事件演绎得让人畅快淋漓的心情,笔者要用朴素的语言,表述出家乡人在这场大饥荒中的实际生活情景,亦即力争要做到朴素和真实。假如您读了我的文章,达到了这样的目的,我就念“阿弥陀佛”了!再一点,笔者原本打算文中“只记不议”和“只记不抒”,来个“面无表情说事”,以为这样可以给读者一种信任感,然而人非草木,我终于认清自己其实是性情中人,所以文中不少地方在“记”的同时,因情节使然,还是有意无意地加进几句或小段的“议”或“抒”。在此笔者请求读者给予谅解。
  时值暑假,天气炎热。农村条件差,加之我的电脑打字功夫又“不咋的”,汗水从胳膊流下,每每滴到键盘上。就是这样,我还是白天采访、座谈(拉家常)、倾听,晚上整理、记录,经常工作至深夜。疲倦了,站起身到院子里走走。农村的夜晚一片漆黑,乡亲们已早早睡去,远处不时传来几声蛐蛐的鸣叫。家家房前屋后栽着许多树,枝叶茂盛,夜风吹来,发出令人心怵的沙沙声,我的心情愈发不能平静。就是这个村子,就在40多年前,仅几个月内,300多条人命逝去,而且又都是稀里糊涂地饿死的,有的死后肉竟被当时活着的饿极的人煮着吃了,有的全家死绝——我几乎怀疑,这是真的吗?听母亲讲,我家房子附近几处空宅地,都是“59年” 饿死绝户的家宅所在地。全家人饿死光了,房子便成了空房,常年没人住,也没人修缮,后来便倒塌掉,再后来夷为平地,就是现在的空宅地。
  假如真有所谓在天之灵,相信这些本不该饿死的人们,他们的灵魂一定会在上苍保佑我,保佑我不会因自己的文章而招惹祸端。我知道,“长江水没有回头浪”,人死不能复生,我没有能力让屈死的生命转阴还阳。我一介教书匠——一位普通的中学物理教师,尽己所能,记录着这些生命屈死的经历,本无他意,目的只有一个:记住过去,走好现在。
  愿我们的后人生活在没有饥饿和迫害,没有打斗和杀戮,没有独裁和专制的世界里!
  愿我们的后人生活在充满友爱和爱心,人与人之间平等、互助、诚信,崇尚法制和人权的世界里!

 

 


  旧事记忆


  今年暑假,我携妻、子一行三人,回到老家河南息县包信镇姜寨村。到家的第二天,我起床很晚。母亲依旧勤快,早早地把饭做好,等我起床用餐。自2002年暑假至今,我们母子整整三年没有见面。母亲今年已70高龄,身体又不好,还要给弟弟看孩子。自从2000年冬父亲去世,母亲可谓既孤独又忙碌。这些年中,每年我都会尽力所及给她寄去些钱,她自说生活过得还不错,我看她气色也较前好多了。
  早饭后,我们母子坐在过道里聊天。不一会儿,东院的姜汉义和北院的姜树远走进来。两人都是我家的邻居,简单寒暄之后也在过道落了坐。大家先是感叹岁月匆匆,接着便畅谈今天的幸福生活,再后就聊起父辈们从前如何如何吃苦。最后,把话题转到家乡“59年”的饥荒上。
  “饿死了很多人。开始人不敢逃,队长姜树森说了,逃跑的人将永远见不到姜寨树梢!” 姜汉义说,“后来实在不行了,有人还是偷偷逃到外乡。不然,我们全村恐怕要死绝!”说到此,他显得有些激动。
  这里提到的姜树森,“59年”时是村干部。这个人实在是坏透了,我曾综合多人对他所作所为的描述,却始终没有发现能体现他人性的一面。他把各家各户的锅全部收去砸碎,让村民们吃大食堂。吃不饱,他又不准人家开小灶,“不准私人冒烟”。村民们无奈,只好半夜里偷偷在自己家用盆或罐煨一点野菜。可他十分灵通,总能顺着烟味寻过去,端起盆罐不由分说摔个稀碎。母亲曾亲眼目睹一村民因为吃不饱,把自己偷着煨的野菜兑在稀饭里,被他发现后,他竟连碗带饭端起来扔到水塘里,嘴里还说:“湖南大米白亮亮的,不好吃吗?你偏兑那绿儿叭叽的野菜干什么?”;村民们在大食堂只能喝到极稀且限量的稀饭,但他和亲属及其他干部却可以吃到馍馍,还经常加夜宵。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内,在全村397口人饿死300余人的情势下,他的老婆居然还生孩子;村民稍不顺他意,只消他一句“滚吧,上午没有你的饭了”,这位村民就要饿肚子;由于他执行上级政策“积极”,竟成了外村学习的典型,前来学习取经的外地干部络绎不绝。然而浮夸终究是浮夸,饥饿终究是饥饿,正如常言所云:“纸包不住火”——村民们带着菜色的面孔,瘦弱不堪的身躯,不就是对外地取经者无声的倾诉吗?于是,每逢外地取经者到来,他都强令村里因饥饿而瘦得不像人样的村民,躲到偏僻的厕所里去。
  饿死了那么多人,姜树森自然心知肚明,但他却不承认,甚至不准别人说“饿死”二字。我的父亲那时年轻气盛,因为干部偷吃夜宵的事和他顶撞起来,两人一路边打边走,找村支书张永凤评理。张是一位老谋深算、两面讨好、“狡猾”如狐狸的人。 “59年”后,张和姜树森二人虽然都“栽了”,但张几乎没有什么民怨;姜却激起民怨沸腾,在“民主补课”会上,村民们怀着满腔仇恨,一哄而上对他进行殴打,有人差点咬掉他的耳朵。
  当着张永凤的面,父亲据理力争:
  “你们领导干部搞特殊化,竟偷着吃夜宵。群众干着重体力活,却终日吃不饱,饿死那么多人……”
  姜树森一听,脸色骤变,一脸严肃地对张说:
  “支书,你可听见了,他竟说死那么多人是饿死的!——谁敢说这些人是饿死的?!……”

这个没有人性的家伙下场很悲惨。“59年”后,他被戴上“坏蛋”帽子,在村里接受管制。在他人生的最后几年,得了中风病,只能靠拄着棍子艰难挪步。有一次,他和时任村干部的姜汉营在吃饭场争吵起来,好象是抱怨村里对他不公平,竟委屈地说:“我想起来(你们对我的不公),就想哭上三天!”,姜汉营立即回应:“俺想起来,能哭上三年!!”显然,姜汉营的言外之意是“59年”的事。后来,他的中风病加重,和儿子、儿媳的矛盾也加剧,家庭关系近一步恶化。夜里,绝望的他干脆喝农药自尽了。大清早,死讯立即在村里传开。记得那天很巧,母亲早早帮我打点好行装,我怀揣高招录取通知书,正准备离家赴外地求学去,时间应该是1984年9月中旬。
  “你的父亲逃离家乡后,有一次饿得实在没有办法了,他用两毛钱把人家准备喂猪的半筐红薯皮买下吃了……这件事你父亲跟你说起过没有?”姜汉义问道。
  这件事父亲生前多次跟我说起过,那是他逃往安徽省临泉县去寻我的母亲和姐姐的路上发生的。此前大约20多天,我的母亲带着6岁的姐姐历尽艰难偷逃到临泉,暂栖在父亲的朋友韦天斗家里,靠白天在田野里刨寻小红薯为食。当时安徽临泉的情况稍好,还没有出现饿死人。


  常言道“有个朋友开条路”,这话一点也不假。人生多磨难,世事多波折,能交几个相知、相帮的朋友,岂不是人生一大幸事?试想,假如父亲没有这位朋友,情况会如何?对此,母亲最有发言权,她曾不止一次感慨:假如没有朋友韦天斗,她就会逃荒饿死在外地,就不可能有我们这一家人。当然,生活中常常有朋友出卖朋友、朋友迫害朋友的事,或者你有权有势的时候,我们是朋友;你倒霉的时候,我们是路人。这种人是最令我憎恶和嗤之以鼻的。我为交了这种“劣质朋友”的善良人感到惋惜和难过,愿天下人人都不再交上这种朋友!

  坐在门后的姜树远终于不再沉默:


  吃人肉——她只吃一次人肉
  “59年”的冬天分外寒冷。几个月来,因一直吃不饱,大家身体格外怕冷。几天前,干部要求几个人共睡一个被筒或一个间房,大家互相依偎,也好御寒。狗(姜树远的乳名——笔者注)娘就和姜振安妻子朱氏、狗妮儿等四个女人睡在一个小房间里。
  狗娘是一个经常吃人肉的主儿,之前她多次夜里去割死人肉,回来自己偷偷在罐子里煮食。她的胆子特别大,在刮风下雪的夜晚,去割荒滩野地饿死的人的肉,她一般都是独来独往,从不害怕。再者,她吃人肉的事除回避生产队干部和一些积极分子外,一般社员则一概不避讳。这一点是其他吃人肉者不能比的。

 

  吃人肉(二)——煮人肉,炼人油
  姜寨吃人肉最多的,孩儿娘应算其中的一个。

 一天夜里,她和弟弟姜树彬一起,从“万人坑”旁边的干沟里背回一个饿死的人。尸体是一个十五六岁的男性。由于两人身体饿得都很虚弱,他(她)们轮换着才把尸体背回家。二人先把尸体的头割下,用刀费力地把颅骨砍开,取出人脑,放在大窑碗中,足足有一大碗;再打开膛,取出心、肝、肺等。最后,把四肢和躯干各个部位的肉全部剔出。人肉装了满满一盆。尽管这个人是饿死的,但其皮下还是有一层薄薄的脂肪,他们又把人的瘦肉和人脂分开来。

孩儿娘和姜树彬把人脑吃完后,再把人肉煮熟,把人脂炼成人油。为了不让其他人发现,二人把煮熟的人肉装在一个大坛子里,把炼制的人油盛在一个小坛子里,连夜在她家附近干了底的大塘底部偷偷挖坑,把坛子埋起来。剔光肉的人骨头,也坑埋在大塘底。之后,每天夜里他(她)们就偷偷扒开坛子上的封土,掀开盖子,取些人肉和人油,用罐子煨热吃。冬天气温低,他(她)们的人肉一直吃了很长时间。
  孩儿娘还向我介绍她煮人肉的体验:
  “人肉不同于其它肉。你别看人皮和人肉很薄,可是用水一煮,很快膨胀,人皮和人肉都会变厚。所以人肉是越煮越‘多’。”
  当时的姜寨,除他们二人外,村中还有一些人在偷偷吃人肉。由于这事是万万不能让别人(尤其是村干部)知道的,人们也只能是猜测,大家心中有数,可是心照不宣。
  姜树彬的婶子就怀疑侄子在吃人肉。据说有一天夜里,他婶子饿得奄奄一息,还不住地哀求着:
  “我饿啊!你们也给我一点(人肉)吃吧,我饿啊!……”
  然而,谁又敢把自己煮的人肉给她吃呢!她的哀求声越来越低,最后直到没有。她当夜死去。


  [附]小记:姜寨附近的村子王大营的西边一个沟滩(音“wen jiang tan”谐音:汶讲滩?),那里在1959年冬扔的饿死的人较多。横七竖八,饿殍一片。有一次,姜树彬一人夜晚偷偷摸到这沟滩,割了五个人头(有大人有小孩),背了回来。他把人头劈开,取出脑来煮吃。据他说,人脑易熟且味美,香如猪脑。

 


  吃人肉(三)——“麻芳的脚底板嚼不烂”


  姜寨吃人肉最多的,除孩儿娘外,村东头还有一个外号叫后背头的女人。
  那是“59年”的事。一连数月的饥饿,人们身体严重营养不良,出现各种生理反应。后背头原来浓密的黑发,竟脱落大半。女人没有头发,光秃秃的头顶很不雅观,于是她把前额仅剩的少量头发向后一梳,盖在顶上。如此虽稍好看,但形象滑稽,大家就半开玩笑半当真,送她外号:后背头。说是外号,却比原名响亮,时间一长,大家都只知道她叫后背头,而没有人知道她的原名了。
  后背头有一个十多岁的女儿,叫爱容。丈夫饿死后,后背头和女儿相依为命。这些天食堂里有时一天做两顿稀饭,有时只做一顿,母女二人饿得实在撑不住了,就偷偷夜里割些野外饿死的人肉回来煮煮吃。一天下午,后背头见拖车从前面邻居家拉出,一问方知是邻居家的麻芳死了。麻芳是一个40多岁的男人,两个儿子姜汉崇和姜汉喜已去逃荒,他自己则活活饿死了。拖车把麻芳尸体拉出村,朝“万人坑”附近的干沟一倒,就算了事。后背头对麻芳十分熟悉,知道他虽是饿死,但身上也还有些肉。她决定天黑后去弄点他的肉吃。
  冬季日短,天很快黑下来。后背头还没有去,她担心去得太早容易碰到人。好不容易挨到半夜,她拿起工具,带上女儿,趁着夜色,摸到麻芳的尸体旁。伸手一摸时,二人不禁大吃一惊:尸体已经被人开了膛,臀部和大腿肉早已被偷割去。她们把麻芳的两只脚从脚脖子处割了下来,又在身体其它部位割些肉,才偷偷摸回去。
  连夜,母女二人在里间房靠墙处小心地支上盆,把弄回来的“东西”往盆里一倒,加些水,以盆代锅偷偷煮了起来。煮了一段时间,二人急切地捞出人肉就吃。咬一口,费了半天工夫也没有嚼烂。后背头对旁边的女儿说:
  “先别急吃,再煮一煮。”
  她们把人肉、人脚放回盆里,由女儿爱容烧火,又足足煮了半个时辰。
  她们再次掀开盖子时,一股带着奇香的水蒸气扑面而来。后背头用筷扎了块人肉,女儿捞出一只人脚,两人边吹着热气,边贪婪地吃了起来。
  尽管煮了这么长时间,待到女儿啃到脚底板时,却还是嚼不烂。这是可以理解的,麻芳本是农民,终日劳作,真可谓“脚底板不闲”,这部位角质化严重,比别处肉质更结实,当在情理之中。
  “59年”过后,过来的人们常在一起聊起各自经历的苦难和辛酸,包括吃人肉之类的事,大家也都畅所欲言,说给大伙听。一次,大伙又说起吃人肉的事,爱容接过话茬说:
  “麻芳的脚底板嚼不烂,煮了那么长时间,还那么结实。……”
  “麻芳的脚底板嚼不烂”这句话在全村迅速传播开来。终有一日,话传到麻芳两个儿子的耳朵里。闻此惨事的儿子悲愤交加,一起去找后背头“算帐”,幸在途中被他人拦住,方息事端。

        时光飞逝,一晃几年过去了。
  有一年的深秋,一个矮个子北方男人孤身来到姜寨村。据说他是因阶级成分高,政治风头急,在家乡呆不下去了,才逃到姜寨“避难”的。矮个子男人又勤快又能干,村民普遍对他印象不坏,加之当时姜寨刚过了“59年”,地多人少,大伙也就收留了他。人们只知道他姓魏,都叫他老魏。
  后来,经人撮合,老魏和后背头组成了新的家庭,并生育一女。再后来二人因性格不和又分道扬镳了,老魏一人回到北方老家。
  后背头一人领着一大一小两个女儿过活。记得笔者上小学时,她的小女儿比我高一级。那时政治气氛很浓,一群不谙世事的孩子被老师在课堂上的阶级斗争论调煽得仇恨满腔,这下后背头的小女儿因为父亲的阶级成分高而遭了殃。在上学和放学的路上,小女儿常被别的孩子给打哭,只上到小学五年级就辍学了。
  转眼到了改革开放的年代。后背头的两个女儿都已出嫁,无依无靠的她只好一个人生活。老宅的村民一家接一家搬到新宅,盖了新瓦房。她不愿搬走,也没有能力搬走。诺大的老宅,最后只剩下后背头一个人住在东北角的两间破土房里。
  今年春天,80多岁高龄的后背头去世了。据说她临死时两个女儿都不在身边,夜里她一个人从床上摔到地上,又爬到门旁边,最后凄惨地死在门旁边。直到第二天中午,人们才知道她夜里已经死掉了。
  今年暑假,我回到别了多年的家乡,特意去了一趟村东老宅。天气炎热难耐,远近知了的叫声让人格外心烦。老宅四面环沟,由路坝和外界相连,宅里栽了许多树,郁郁葱葱,遮天蔽日,地上到处都是疯长的蒿草。后背头的土房,早已人去屋空。后墙因雨水冲刷,已经部分倒掉,显得破败寒碜、冷清凄凉。我在土房前驻足良久,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
  生命从大自然中来,终究又回大自然中去。可是,不管是彪炳史册的大人物还是一介乡野草民,在其整个生命活动过程中,又都会演绎多少让后人思索玩味,扼腕长叹的故事啊!

 


  吃人肉(四)——父亲差点吃了人肉
  事情发生在父亲从安徽朋友韦天斗处逃荒回来不久。那些日,尽管每人每天有4两米的供应,但远远达不到一个人生命活动的正常所需。一天晚上,父亲、母亲、姐姐全家3口(逃荒归来后,家中其他6人已经全部饿死。9口之家当时仅剩3口)已经入睡,忽然有人轻轻叩门。母亲赶忙打开门,原来是西园的国平娘。只见她胳膊弯挎一只筐,筐里放着刀具。母亲正诧异,国平娘说:

 “俺老叔(按辈份,国平娘应叫我父亲为叔——笔者注),听说村东头的干沟底有个饿死的人,我们也去弄点吃吧!您不用动手,人肉由我来割,你只需和我来回一起就可以了。”
  饥肠辘辘的父亲有些动心。母亲在旁却极力反对,她劝告父亲:

  “你千万不能去啊!你要是去的话,明天我就告诉队长姜树森!”
  不知是怕母亲“告密”,还是其它什么原因,父亲最终还是没有去。国平娘最后只好悻悻离去。
  国平娘离开我家后,是自己割人肉去了呢,还是回去休息去了呢?我的父母都说不清。


  家乡的“万人坑”
  1959年,家乡饿死人大约发生在农历的9月到12月(12月死人明显减少,1960年初只有零星死亡)。饿死人的高峰期,则在10月和11月,每天都有几人死去。
  一天上午,队长姜树森来到姜振安住处,对他说:
  “听说西园的病号院里死了四个,你去把他们拉出去。”
  西园是我们村子的一部分,四面环沟,只一个小小的路坝和寨里相连。在那里腾出几间民房,就叫病号院了。由于住进去的人绝大部分是因饥饿而极度营养不良,而不是什么病,况且住进去仍然吃不饱,所以住进去没几天,人便死掉,然后拉出去。可以说,当时的病号院其实成为死亡的中转站。
  姜振安把拖车套上耕牛,拉到病号院。他和姜树森等人一起,把四个尸体抬上拖车。然后自己赶着牛,把死人拉到村东北二里许的“万人坑”。
  “万人坑”是乡民们后来对那个地方不约而同的称呼。说是“坑”,其实原来是一口深井,直径向井口渐阔,呈漏斗形。要说该坑曾填埋上万人,那是夸张了,但在 “59年”饿死人比较集中的几个月,这里的确是填埋死人最多的地方。不论是姜寨村还是附近别的村子,一个人饿死了,如果家中还有活着的,而且还有埋葬人的力气,就会把亲人单独埋葬在其它地方,这样也好有个坟墓;其余的,对不起,都是干部找人拉出,统统往该井一填了之。现在很难统计出该井当时填埋死人的准确数字,但据村里长者估计,几百人甚至上千人肯定是有的。笔者小的时候,那井已经变成一个大坑,每逢附近村子晚上放电影,我们小孩子总和大人们一起去看,有时为图捷径,就从该坑附近田间小路走过。起初孩子们不知情,并不害怕;后来有一次,一个大人边走边告诉我们:“这坑里‘59年’填埋很多饿死的人!”此言一出,大伙皆惊,齐呼“有鬼”,一群人在夜色里争先恐后向前奔逃。我们小孩子被抛在后面,有胆小的竟吓哭了。
  把死人抬上拖车需要几个人,可是把死人抬下拖车也非易事,姜振安自己已经饿得很虚弱,他一个人是如何把尸体抬下去的呢?
  “这根本不需要抬,”姜振安说,“我把牛赶到井口旁边,这里地势向井口倾斜,拖车走过,尸体顺势就滑了下来,又顺着斜坡滑到井里去。我拉过很多,都是这样填井里去的。……”


  2005 年暑假,回到别了多年的家乡。原来认识的乡民,普遍老了许多;后生晚辈,不曾相识,则都用了好奇的目光或远或近地盯着我,仿佛我是一个稀有动物。尽管天气炎热,我还是把自己孩提时代玩过的沟沟坎坎走了个遍。因雨水冲刷,地势变化不小,有的地方几乎无法辩认。我特意又去一趟当年“万人坑”所在地。当年的坑已经整平,乡民们在上面种着庄稼,如果你是一位不知情的异乡朋友,你绝对看不出这里曾是“万人坑”,也想象不到这长着茂密庄稼的土地下面埋着那么多饿死的幽灵。
  我在想,再过100年,还有人知道这庄稼地下的“故事”吗?

 

 

 

 

温州跳楼女学生致教师的一封信

 

 

我父母都是打工的,爸爸和妈妈一个月工资加起来5000元左右,给我付补课费就要:英语800,数学800,语文800,物理800,共3200,我学习还不错,父母就想让我能考上浙江大学,所以全家人只有我吃小灶,父母一个鸡腿炖几个土豆,肉妈妈总要挑到单独的碗里给我吃,爸爸妈妈只吃土豆,我现在长大了,这样的饭菜我吃不下啊!又怕妈妈爸爸难过,我只好高兴的说真好吃,妈妈看着我总是笑在心里。我们不是小孩,老师在家里补课讲的确实很卖力,在课堂上讲的确实没有在家里讲的用心,老师我即使考上大学,我也恨你们,是你们给我的家庭带来那么大的压力

假如你们上课毫无保留的把知识传授给我,我的父母就不用拿出那么多的钱给我补课,假如你们不那么势利眼,瞧不起不去你们家里补课的学生,我大不了自己多用功些,自学成才。老师你们不知道我看着爸妈喝汤吃土豆我吃肉,我的心情!你们是感受不到的,你们只是会告诉我,下堂课该交学费了!!我父母每次都毫无怨言的把学费放到我的手里,只说一句话:放好了,到老师家赶紧交给老师,别弄丢了。我爸妈知道我自尊心强,所以从来不说你要好好学啊,爸妈不容易的话,他们越是这我越是不舒服,为了爸妈的辛苦,我只有努力学习,但是说实在的我要崩溃了,每天背着沉重的书包,我的心情和书包一样沉重,我活的真的很不高兴!!老师我恨你们!!!!!!!教育局到班级调查,我真的有冲动过想站起来指认你们,可是为了我的父母,我只有沉默,我不想给他们带来任何麻烦。但是,老师,我恨你们!!教育局更恨你们,你们每天官免堂皇,抓教育你们做到了吗?看着假期里背着书包去补课,你知道家长付出了多少本不应该支出的血汗钱,孩子出去补课家长又有多少担心和牵挂,人身安全和交通安全每天都牵动着爸爸妈妈的心! 为了祖国的未来和希望的花朵,不能在让教育去伤害家长的心了,温州教育局也该警醒。

彻查各种老师的补课行为。老师们也应该做一名不畏金钱屈服的真正的在教书育人里做一枚迎风不息的蜡烛!小学,中学不收学费了,改收补课费了。贵了不知道几十倍,越改革越贵。希望纪委查一下!披着教育的大旗,挣着昧心的钱,老师在课堂上不讲重点,专门让孩子补课,一个孩子一年补课就得让老师挣去三五万!补课,葬送了孩子的童年!在课堂上白白浪费孩子的时间,希望转发,大家齐心一点,看到就转到你的圈,别当和自己没关系!如果你是千万富翁,可以装作没看见!不要zan!!只转发!!!

 

想念王娟

綦彦臣的博客

 

   挚友朱红(又名丁朗父),已经去了美国,他全家。有他第二次婚姻的太太,王娟;有二人婚生子,丁二朗(学名朱丁默朗)。

   朱红第一次婚姻的太太是大学教师,离婚原因与政治问题有关。朱红这边之有。没见过那位女士,但见过二人的“作品”即女儿,那孩子给人的印象如她爹一样通达中有倔强——印证了我的理论,闺女随爹。两次婚姻,儿女双全,也算幸福啦,尽管其中有曲折。

   跟朱红成为挚友,端在于王娟的牵线。她是一家二渠道图书公司的普通打工者,推销员兼收账员。我呢,经茅老介绍,去那里做编辑。做编辑也是打工。不过,编辑会被普通员工称为老师的。于是,我就成了王娟嘴里的“綦老师”。说实在的,我很不习惯这个称呼,但为挣钱养家糊口,勉强虚应。

   作为半拉文人(另一半是政治活动分子),也作为比较丑的男人,我天生对两种女性有发现能力,这也算一种自动补偿逻辑啦!两种好品位女性:其一者,性感但不嚣张的那种美女;其二者,风姿绰约且人际亲和。王娟两者兼之,后一点更多些。我在公司不坐班,时间相对充裕,闲余时间里愿到王娟办公桌对面坐一坐。有时,公司的人一起出去吃饭,饭后,我就跟王娟单独走会儿,天南海北地神聊,当然是她听我说的时候多。其间,一个偶然话题,涉及到我对基督教有兴趣,也有皈依的想法,但苦于没有门路。王娟听了,眼中闪烁出一丝灿烂,她约我见见他老公。还有,朱红也在王娟打工、后来我谋职的那家公司出过书,这层拉近我对他的心理距离。见面的细节不必说了,但夫妇二人成为我名副其实的恩人则是一辈子不变的个人感受——他们领我皈依基督教,并能在他们家参与家庭聚会——有时在小城心灵极为困顿,我就坐长途汽车去北京,到他们那里聚会一次,以淘净心灵。

   之于俗世,也有些过河拆桥的意思。我和老朱成了挚友,话题多了,也就渐渐跟王娟说话少了。还好的是,当我把我太太带进基督教里时,她俩成了好友。感叹王娟的亲和力,感谢上帝给她的能力与福分。我太太甚至说过:卖了《清明上河图》,办护照,去美国,见王娟和朱老师去。我支持,没任何保留地支持。今早(五月十六日),收邮件,见到朱红发来的邮件,一组照片,我一张一张地看,看到王娟的一张,马上存下来。看到照片,首先是笑,而后是感叹。所笑者,她像个孩子似地,站在一个位置,给老公当“模特”;所叹者,人也中年了,不比我初见她时那种风姿绰约了。下载了照片【见本博短时封面】,我马上喊太太过来:“看看,老朱给我发王娟的照片来了!”这几乎是我和太太陷入一周多的“冷战”以来,第一主动跟她说话。太太当然高兴,也知道了我要写一篇随感博文。

基督徒有宗教信仰,但也是凡人。朱红和王娟也炒过架。有一次在北京,王娟开车(从他们家住的半壁店别墅,可能属大兴)送我去海淀的万圣书店,跟我诉苦了一路,我耐心地听,也劝;晚上返回别墅时,开饭前也单独跟朱红说了一番,朱红虽然没表态认错,总是没发展成夫妇“冷战”;或者呢,在我那次行程到他们家之前,“冷战”已经结束,王娟认为自己没能战胜,才跟我这位老兄诉诉苦。我以年龄之长是王娟的兄长,而老朱是我的兄长,但我从来没跟王娟叫过嫂子;她呢,一直叫我“綦老师”,也从未改口。回想十多年认识王娟的简史,我一要感谢上帝如此奇妙的安排,二也感谢王娟作为农民子弟未褪的好品质。由于我也是农民子弟的原因而偏重了这一点。

王娟的全名可能是王桂娟,有些“土”的农村女人的名字。不过,在北京无论工作圈子还是信仰圈子,大家叫熟了她的工作名称王娟(就像我不得不接受自己是“綦老师”),以至于没人再想起她的全名。王娟什么文化程度,我真没问过,但跟她说话,绝对比跟一些“知识女性”说话要感觉舒服。她是江苏北部的农村孩子,进北京打工,认识了朱红。由朱红所开一家小书店的打工者变成了朱红的太太,也是上帝的美妙安排呀!印象中,她可能是洪泽县或泗洪县那块的人。这两个县我都曾路过,有一次,在泗洪的梅花镇暂歇躲雾,吃早点,还进了一家基督徒夫妇开的早点铺子。想来,王娟的基督教信仰与她在家乡的接触有关。

听朱红说过,他开车去老岳父那里,吃了好多鱼,也喝了不少酒。鱼与酒,是在湖边的王娟老家特色。看江苏地图,泗洪在洪泽湖西岸,洪泽县则在湖东岸,而不管怎么说,在车上目接洪泽湖一派风光时,我首先想到了王娟——她是这片水土养育出来的好姑娘!

 

綦彦臣:误读里面仍有出路

     ——回应曹起曈先生与《政治秩序与政治衰败》作者福山

                                    (2015年5月8日)

   

 

 

前言:文献·两种情报学

    在进入正文前,不得不涉及文献问题,或者中国重要媒体的春秋笔法(删削而后定,既可能造成作者原意被扭曲也可造成压缩性的过度诠释)。我在常读的《参考消息》上看到了也研读了曹起曈先生对福山的访谈录(2015年5月4日,第14版<海外视角>),据该报介绍,原访谈录载于美国《纽约时报》网站2015年4月30日。

   通过在百度网搜寻“曹起曈”一词,得到了政见网(CNpolitics.org)2015年5月4日的全文,尽管发表者称此为编辑和删节之后状况。不过,此编删本也远比《参考消息》译介版本要长,后者只对前者二十余个问题的四个做了译介且整合为三个。还有,我虽然没有看到《纽约时报》的发表状态,但通过“四改三”的整合情形,可以断定《参考消息》译介版本仍是春秋笔法结果。当然,之于我个人:(一)由于报刊文献来源限制,还是确定《参考消息》为学术最前沿的资讯来源,因此才有刚才涉及私人情报学与政治情报学的简单分析;(二)我长期从事实证政治学研究,对于汉译本的政治学文献有偏好——这与报刊来源限制有关——对福山《政治秩序的起源》有研读,且早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晚期读过其《历史的终结》,由于此一重要阅读,也对尼采哲学进行了研究;(三)尽管在许多情况下有压缩性过度诠释——这有点不好理解——情形出现,但是,就一些与深刻学术联系的现实问题来研读,还是有“还原”与再发现的可能。

   第三个小问题,正是我要回应曹先生与福山先生的原因。按着《参考消息》的译介版本,我要表达三个观点,与两位交流。

   其一,中国现存政治中的选贤任能问题。

   中国古代有选举制度,它与现在的现票方式不同。选者,上从下拣选,亦作“选拨”;举者,下对上贡献,亦作“举荐”。简单地说,中国今之选贤任能在政治伦理上基于古代选举。但是,实际上,古典意义的选举完全被扭曲了,党的权力任命是实质情形。比如说,四川南充的党委常委贿选案件,虽然行贿者有罪错,但是,有组织意图在先,十四位候选人里面要差额掉一个人(后来的贿选者)。弊案被揭露后,形式选举也不要了,回到了上级党委的派调。

   与福山所关注的选贤任能相联系,一些关注中国现实政治的学者(如郑永年、宋鲁郑)声称这一机制使得中共顶尖级政治精英经过千锤百炼才走向高级权力地位,能够避免奥巴马那样的新手错误。是的,其中有一些人是这样,但比例太小。这导致了两种结果:一个是,卸任的顶尖级政治精英的贪腐问题爆出;另一个是,底层社会认为现任顶尖级权力分子里面有腐败分子。第二小项目的百姓经验数据是:十七届胡温时期,好坏比例是三比六;十八届习李时期(现在),好坏比例是三比四。

   虽然百姓的经验数据需要严格的计量研究才能出理论结果,还有大体认可这两个比例也能说明中共改进统治的努力有些收效,但是症结在于在千锤百炼的政治选择过程使许多人的个体品质变坏了,因为规则不清晰且容易变异。腐败案例所揭露出来的巨大个人道德悖论是之,三比四的比例虽然比三比六提高了两成半,但统治的正当性仍然是个问题。理论上,讲合法性没问题,但正当性更重要,中共取得政权六十多年,统治的正当性还没解决。这才应是福山所关注的政治衰败之内容。

   选贤任能的一个经典原理是“外举不避仇,内举不避亲”,在现实中,前一项完全没有,因此,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晚期就有议论的行政吸纳没有出现;还有,新加坡在这方面有些成就,但力图学习新加坡的中共改革没有也无法学到这一点。内举不避亲已经泛滥化,它不仅使得父子传承式的部门、局域治理成为常态,而且模拟血缘化政治已经是常态。对于后一项,习近平下决心要整治,是为反对团团伙伙和山头主义、圈子主义,但效果不会太好,按着官话说,是治标不治本。简言之,中共政治难以出现理想的经典状况,与历史上的统治事实远未理想化一样。

  其二,宪法专政长期化致社会崩解临界。

    按着经典的政治学研究模式,宗教(其实是里面的律法,the law of the Lord)产生宪制(the constitution system)进而为社会提供终极的稳定根底。而中国的历史延续事实是:不是没有宗教可提供律法框架,而是政治权力本身具有自动扭曲功能。其如内举外举,当然是一个律法性伦理与可循规制,但在上升到法律时就出了毛病。通俗地说,这叫法律缺德。中国的法律缺德在纯政治学层面上是宪法专政的结果,而宪法专政是非常态的。在中国这些习以为常,比如出版法没有,还是个条例;再比如,社团法也是个条例,旨在限制政治异议获得政治活动的法律依据,凡此等等。

    以政府权力产生的规制来替代标准的法律,是宪法专政的一个情态,它一旦常态化必然造成社会内部崩解因素慢慢累积。现在,大力批判沈大伟(David Shambugh)的新崩溃论,其实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共统治精英的内心焦虑。

    无论是沈大伟还是福山,以及郑永年与宋鲁郑,都还没认识到宗教之于一个社会,它是免费精神消费品。但在中国,政党权力限制免费品供给,也限制它生产。这也不能全怪中共本身,因为这一情形源自马列主义。马列主义是宗教替代品这一点是世界政治学学术的一个公认,没必要展开来讨论。它在中国现实中就是政治理想代替宗教信仰。所以,在反腐大案出现后,往往是腐败者被批判丧失信仰而同时又“不信马列信鬼神”,云云。

   整个统治精英层面没有解决自己的免费精神消费品供给问题,来要求社会有信仰,是完全不可能的,尤其是在威权还没出现转型迹象的情势下。更坏的情况是,中国两个宗教系统(不分教义,只看政治学意义的归属)完全失败:被官方允许的宗教活动完全妾化于政治权力,在最容易与权力结盟的佛教里面甚至“出现党领导佛 ”的状况;不被官方允许但可以有些灰色活动空间的宗教活动极端教义化而排除了“信仰为知识留有余地” 的可能,在最教义化的基督教家庭教会里面实际上是知识水平很低下的教牧人员垄断了管理权,当然也包括教义的诠释权。简单地说,中国有人想效法普京,但普京是接受权力神授理念的。这与学习新加坡方面的自我失败,是一个道理。

   其三,崇高目标与卑鄙手段之博弈。

   福山关注了中国行政权力的分散化与腐败的关系问题,但在这方面的分析是最失败的。问题的本质不是权力分散导致了腐败,而是权力仍然高度集中于党权“批发中心”导致了腐败。比方说,在第一部分我讲到了四川南充案例,它里面有积极试验党内民主的因素,但是,稍有差池就立即换成党权全控。从纯理论角度讲,福山在《政治秩序的起源》中已经给了一个很好的指向(汉译本,P470):一个社会要想有质量好的民主并持续下去,就要使强大的社会高置于国家(权力)之上。在福山这个洞见指引下,来看我在第二部分提到的宪法专政常态化之中国情形即政府规制阻滞正式法律产出,本质上就是统治精英或是对社会与国家关系之无知或者有本能性恐惧,亦有两者兼之的可能。所以,统治的正当性而不是合法性还有没可能。

   到目前为止,我还没看到福山新书《政治秩序与政治衰败》的汉译本,所以没法断定其写作质量,但是凭着其对权力分散与腐败关系的误判这一点,我可以做出两条判断:第一,它没有《政治秩序的起源》具有超宏观的透视能力之展现;第二,福山以及更多的关注中国问题的国际政治学大牌学者处于误读中国的状态。这里,误读不仅仅是误读中共统治本身,也是误读了中国历史逻辑,尽管在曹起曈先生的原版本里面,福山对中国的政治衰败已经有些感觉。

   如果中国的难题不是权力分散,也不考虑统治的正当性问题,那么,从技术上看出来的问题是什么呢?很简单,是目标的崇高性与手段的卑鄙性之难以调和。从高层权力论,维稳新政以周永康集团的覆灭而灰化,习近平以维权即为维稳而自赋道德化,但没法否认任何一位身居高位的统治精英都是维稳新政的受益者;从底层社会看,必然付出血的代价才能达到应有的目的即维护正当利益,从冀中星首都机场自爆案到黑龙江一位访民被击毙后而其家人获得国家救济,都是这样,尽管习本人在法治问题上坚决反对因闹得利的上访行为。

    底层政治的黑社会化最明显地反映了国家崇高目标如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与基本治理触及的深刻矛盾。现在,反腐很强劲也获得一些持有不同政见者的支持,但是低成本政府仍无可能。简单举例:目前,乡镇政府的生存基本靠吃空饷,这个吃空饷不是领工资而不工作,是吃国家给农民的种粮补贴差额。比如,乡镇政府所报某一村庄应获得补贴地亩数量是全部一千亩,而由县级财政拨给的一千亩补贴它只往下(给农户)总计六百三十亩的补贴数量。如此,三百七十亩的差额就进到乡级经费。类似的黑手段生存还很多,本文不再一一列举。但在原理上,它无疑也是政府条规替代正式法律的一个实证文本。

   结语:大失败·小希望

   福山对中国问题的制度分析是失败的,也是全球研究中国问题大失败的一个缩影。同样,提问的质量也是有其误读性因素在里面。但是,没必要尖刻指责福山与曹起曈先生,首先他们的关注行为本身非常值得赞赏;其次,错误出现为争取正确考量提供了可能;复次,小的希望会带来巨大变化——我个人反复研读《政治秩序的起源》,有这样的心得。在纯学术角度,研究中国问题更狭义到作制度分析,至少要考虑三个变量:其一,晚清以降之中国现代化脉络,即中共统治是其中的一个阶段;其二,冷战与中共政权产生的关系,并及苏联(马列主义)影响的广泛社会学后果;其三,中国国民党大陆时期治理成败因素,再及当今超乎两党而至两岸的制度性影响。尽管这只是我的一家之言,但福山还有没有能够注意到这些。

    在曹起曈先生的文本里,可以看得到福山不止一次地说“其实我们并不完全清楚”(某个点上的中国实情),这表现出了功深学者的基本素养。当然,之于我本人虽然在本文中对福山进行了三点批判,但“不完全清楚”状况也是屡有发生的。比如说,我的一篇阅读量超过十万次的博文《中国的暗娼文化——南充个案之计量化研究》,最初是被屏蔽的,而由屏蔽至首页推荐的“跌宕”其原因是什么,没有透明信息。也正是之于这类现象,我才开创了私人情报学那样一个“学科”暨概念,尽管它只是出现在我的一些实证政治学论文里面而没有获得广泛如大学设立课程的认可。简言之,关于中国问题研究的信息质量仍然是大失败的最主要原因,这与福山等人学术愿望没有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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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綦彦臣,五十一岁。在中国大陆出版有《中国人的历史误读》(社会,2005)、《真实的交易》(机工,2010)等、在台湾出版有《绝育》(秀威,2013)等书目。

   长期从事制度经济学研究(曾为第三届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特约研究员,97.3——99.3),进而是实证政治学研究。实证政治学研究成果全部发表于《民主中国》(美国,中文网刊),也是该刊排名第一的专栏作者。最新文章:《反对“小斧子主义”——民主转型与社会运动学术思考(五)》。

   另外,长期发表经济评论文章,最新的是《亚投行面面观》(香港《动向》杂志,今年四月号)、《股市火爆,实体惨淡——经济崩溃因素在累加》(香港《争鸣》杂志,今年五月号)。

具体通讯地址:062150 中国河北省泊头市裕华中路农发行小区2-2-2西门(欢迎寄赠学术资料)

      手机电话:18733009693;博客地址:http://sihoen.blog.163.com

 

 

中国大饥荒年代


雁孤鸣

 

说明:说“害苦了我们”有什么错?

 

1959年至1962年,全国经济困难时期出现的大饥荒,出现的非正常死亡人口,究竟有多少,说法不一,各执一词。官方说:“1959年至1961年全国遇到了严重的自然灾害,造成大批人死亡。”可是死亡人数是秘而不宣,从未公布过。民间学者、专家经过调查,有各种版本的死亡数据。如:

金辉先生发表在1998年第十期《方法》月刊撰文说:“1959年至1961年全国饿死3400多万人。“新华社记者杨继绳经历10年调查、访问,查阅各地档案、史志,著作《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一书中说:“ 1959年至1961年全国共饿死3600多万人”。辛子陵在《千秋功罪》一书中表述:1959年至1962年全国共饿死3755.8多万人。刘源、何家栋在《你所知道的刘少奇》一书中说:“大跃进及随后的反右倾,造成国家一片混乱,经济濒临崩溃,人民忍饥挨饿,直至付出几千万生命代价。”李志绥著《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记载:““ 1959年至1961年全国饿死3500万至5000万人”。著名“京夫子”著《毛泽东和他的女人们》一书记载“ 1959年至1961年全国饿死7000多万人”.。冯客教授在《毛泽东的大饥荒》一书中说:“(他)查阅了10个省、几十个县的1000多份档案和国内外的有关资料,采访了100人,估算出1958年——1962年非正常死亡人数是4500万人。其中有250万人即非正常死亡的百分之六至八是被干部、民兵打死和折磨死的”。

民间这些学者、人士的调查统计和推算、估算这些非正常死亡人口数据之后,官方也不得不于2011年1月,由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的、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在书中羞羞答答地承认:“困难时期全国非正常死亡一千万人”还在向全国亿万人民说谎,还在遮遮掩掩。何时执政者不再欺骗人民啊。

今年5月10日,我的同事、公安部离休的局级干部、xxx同志告诉我:1964年夏,第二次全国人口普查时,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特别关注那几年经济困难时期饿死人的情况,考虑到各地上报饿死人情况都不准确,上报时都要经过党委一把手点头批准才允许上报。他要求公安部对这次人口普查中引起重视,一定要将非正常死亡数字不管采用什么方法弄清楚,要我们通过这次人口普查,将全国实有人口计算统计准确,死亡人口搞准确,特别是对那几年经济困难时期非正常死亡人数搞准确的指示精神。为此,成立了全国人口普查办公室,杨尚昆亲自兼任主任,公安部副部长于桑任副主任,我们公安部三局五处(人口统计处)全力投入这次人口普查工作。确定以1964年7月1日凌晨零时为截止计算统计时间。我们按杨尚昆主任要求的指示,认真进行了全国人口普查工作,精心组织指挥,领导全国人口普查,对人口多、问题复杂的重点省还派出工作组去具体指导、协助。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各地公安机关都报来了人口数据。据统计,当时全国有人口73000多万。随后于当年8月底9月初,除西藏、新疆、内蒙三个自治区没有抽人到北京外,其余26个省、市、自治区的公安厅局,我们都抽调做人口统计工作的同志到公安部,再次对各地报来的人口数据,进行核算,以1957年、1958年和1963年这三年正常死亡人口比例,和1959年至1962年4年各省、市、自治区每年人口减少数,减去正常死亡人口比例外,即是非正常死亡人口比例数,1959年至1962年全国共有9600万为非正常死亡数。

xxx同志告诉我这一数字之后,我感到十分惊人,怎么会有这么大的数字?我开始怀疑,是否虚假。5月11日和14日我两次碰到xxx同志,问他此数据是否可靠?他说,绝对可靠,是各省、市、区报来的统计数,又经过各地同志的再次核算和推算,这个数据是应该信得过的。他说,统计数据档案材料,均已存入公安部档案馆,有案可查。同时,xxx同志还说,1964年9月初,于桑副部长要我们(有xxx、我、xxx)同他共四个人,专门向杨尚昆主任进行了汇报。杨主任询问了一些情况之后,对这次全国人口普查工作的圆满顺利完成表示满意,对按比例推算出来的非正常死亡数据作了肯定,认为就此数据作为依据。

(以上两段内容经xxx同志审核——笔者注)

从现在已解密的档案和一些学者发表的文章来看,造成那几年大饥荒的根本原因是:

一、虚报浮夸
分明亩产小麦、水稻几百斤,却虚报浮夸成几千斤、甚至几万斤,最高的广西融江县亩产达13万斤的天文数字。

二、高征购
毛泽东1958年8-9月到河北徐水、河南遂平县视察,问县委书记:“你们生产了这么多粮食吃不完,怎么办?”遂平县委书记刘国忠回答:“粮食多了不要紧,我们支援别人,支援外国,支援非洲”。这就出现了本来没有产这么多粮食,一虚报引出了高征购,拿不出粮食,就只有将社员口粮、种籽、牲口用粮食拿去交征购任务,河南、四川、安徽、甘肃、河北、山东、贵州、广西、湖南、广东等省出现了秋收后饿饭。

三、反瞒产私分
公社、生产大队交不出粮食,1959年9月21日,毛泽东亲自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在全国开展反瞒私分的指示》。反瞒产私分运动一经在全国农村开展,各级干部、社员就遭殃,批斗吊打、逼死人命等违法乱纪遍及全国各地,仅河南信阳专区基层干部在反瞒产私分,搜查群众60多万户,吊打社员30多万人。

四、1958年全国粮食丰产不丰收
由于上面瞎指挥,人员被调去深翻土地,大炼钢铁,粮食烂在地里。

五、大办食堂初期,敞开肚子吃,吃饭不要钱,浪费严重。

六、围堵拦截外出生存、逃荒的饥民
饿死人严重的河南、安徽、河北、山东、四川、贵州、甘肃、青海、广西、广东等省区,宁让饥民饿死在村里,也不让他们外出逃荒求生存,对他们进行围堵拦截,当盲流对待。全国家喻户晓的安徽《凤阳花鼓》反应明代安徽农民逃荒要饭的情况:

说凤阳,道凤阳,
凤阳本是个好地方,
自从有了朱皇帝,
十年倒有九年荒,
大户人家卖牛羊,
小户人家卖儿郎,
奴家没有儿郎卖,
身背花鼓走四方。

独裁、专制的封建王朝还让饥民外出逃荒求生存,号称“社会主义的新中国”,号称“救人民出水火”的中国共产党人,竟不如专制独裁的封建王朝,真是草菅人命。

七、外购粮食、拿去支援外人
1959年、1960年我国城乡人民出现大饥荒,大量浮肿病人,大量饿死人时,我国政府用外汇向加拿大购买数万吨小麦,用船运回国途中,中共中央突然下发命令,令运粮船只转舵向亚得里亚海,将购买的粮食去支援“反苏、反修的欧洲社会主义明灯——阿尔巴尼亚”。

上述这些倒行逆施的作为,当时国人没有人敢吭声,真是咄咄怪事。
(注:本文内容,仅供参考,不得公开发表。)

(为保护作者,隐去署名。致敬!道歉!道谢!)
 2012年5月15日

将被起诉,于世文发表狱中感言

将鄙视审判,一言不发

 

 

为六四几次坐牢都没有前科,感到很委屈,这一次终于起诉了,我很坦然,也很荣幸,终于为六四实质性做出了一点努力!从内心里一直觉得欠六四太多太多。这是昨天接到起诉书的第一想法。我们成立了家庭,有了自己的宝贝女儿,得到了幸福,可以说我是六四的受益者。而六四那么多人永远倒下,有的人长期服刑,有些人一直在漂波,已经到了我应该回报六四的时候了。一句话,轮也轮到我了。


起诉书仅指控我一个人,而最初被非法羁押的达十人,号称“十君子”,由于全国网友大量声援,维权人士的不懈抗争,律师团队的艰苦工作,使九人被当局无奈先后释放,在我的内心也感到很高兴,很从容!在此要感谢网友、维权人士和律师团队!


我将在庭审中保持沉默,因为对我的审判是非法的,这种法庭本身也是非法的。起诉的所有指控也是非法的,他们没有或者已经丧失了审判的资格!我鄙视这场闹剧式的审判,所以将一言不发!

 

于世文 2015年4月23日

于郑州市第三看守所

 

 

于世文妻子、前八九学运领袖陈卫在会见于世文之后,感动地表示:


我觉得这个在铁栏之内的人,形象无比高大,内心无比强悍,思想无比活跃,我们应该为他早日得到自由而加倍努力,为平反六四和中国的民主化勇往直前!

熊焱:我抵达自由世界的边境

 

已抵达香港被拒绝入境

二零一五年四月二十三日深夜写于香港之行
谨以此诗献给弥留之际的妈妈

我抵达自由世界的边境
怀着温柔的心
渴望再能前行

望着那边灰蒙蒙的的天空
我呼喊生命垂危的亲娘
伤心的泪水混合着隐隐的悲伤

亲爱的母亲啊
你躺在病床上
已是筋疲力尽
求你宽恕不孝的儿子
不能送你临终

我已抵达香港
想象您瞧脆的面容
我伸出手来
向您靠近
亲爱的妈妈
求您也深出手来
让我们在爱的世界里相逢

地上虽不能相见
天国必然相认
那时情景更加逼真
如此希望盘桓在心
人间伤痛
更令我前行
上帝教导我会铭记
爱是永不止息

我站在香港的边境上
望我大陆
大陆虽可见兮
一片灰蒙

我站在香港的高楼上
遥想慈母
慈母之不可见兮
唯有希望

希望之真实兮
人人具有
上帝之应许兮
永远不忘

痛定思痛--论韦君宜

 

 

作者:张玲霞

 

韦君宜,原名魏蓁一,1917年10月26日生于北京,父亲是清末赴日本、民初回国的留学生,回国后,从事铁路技术工作,曾任北平铁路局局长;母亲是一个清末举人的女儿。父亲对韦君宜要求甚严,使得她很早就广泛阅读。韦君宜少年时在南开中学读书,1934年考入清华大学哲学系,积极参加学生救亡运动,加入民族武装自卫会。1935年12月积极投身于“一二·九”运动,1936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卢沟桥事变后,她辍学离家流亡到南方去,在湖北地区从事中共地下活动,1939年到延安从事青年工作,还做过编辑、教师等工作。1945年后,韦君宜参加过土改运动。1949年后担任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即共青团前身)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兼《中国青年》杂志总编辑。1954年,她进入中国作家协会工作,担任《文艺学习》主编。1958年《文艺学习》停刊后,下放农村劳动。1959年初,回到北京,任《人民文学》副主编,1960年调入作家出版社(后并入人民文学出版社),先后任副总编辑、总编辑、党委副书记、副社长,社长,直到1986年退休。“文革”期间,曾于1970-1973年被“流放”到湖北咸宁地区,进行务农劳动。2002年1月26日,韦君宜在北京协和医院逝世,终年85岁。一

  韦君宜是从中华民族空前的生死存亡危机之际,走向了政治革命的道路。“为什么当共产党的?……是为了中国要反对日本帝国主义。”(韦君宜:《思痛录》,第3页,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3年版)这是她那一代许多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的一个共同选择。“愚蠢的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政府,共同把我这样的青年推到了共产党的旗帜之下。”(同上,第4页)她们在这场民族危机及其后果之中切身体验到“共产党的影响真的扩大到了全国。”(同上,第4页)韦君宜在清华上学不久就成为了几乎职业的革命者,例如,为了参加激进的学生运动,她不顾忌以往平时的优秀学习成绩而花费很多的时间投入政治活动,在冯友兰先生的课堂因缺课过多而在考试中补考过。(邢小群、孙岷编:《回应韦君宜》,第89页,北京,大众文化出版社,北京,2001年版)
  
  韦君宜在学生时期,凭借她的聪明才智和家庭条件,完全可以选择学业深造和出国留学,“我们这个革命队伍里有好多当年得奖学金的、受校长赏识的、考第一的,要在科学上有所建树当非难事。但是我们把这一切都抛弃了,义无反顾,把我们的聪明才智全部献给了中国共产党的事业。”(《思痛录》,第8-9页)这在当时,也是韦君宜那一代仁人志士所遇到的救亡与启蒙的问题,以及个人与群体、学术与政治等关系的抉择。韦君宜当时毫不犹豫地决定了自己的未来道路。数十年后,那些在海外学成并颇有科研成就和学术造诣的老同学归国省亲,他们与韦君宜的经历异同和命运反差的对比说明了什么呢?
  
  近七十年后,韦君宜的同级同学、在美国学业斐然的史学家何炳棣所著的《读书阅世六十年》一书在中国大陆出版,该书用不小的篇幅来对包括韦君宜在内的清华学子所从事的学生运动史料进行“几点考证”(参见《读书阅世六十年》,第74-90页,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读后令人扼腕叹息。无独有偶,朱学勤对何炳棣与韦君宜作了一个更令人感慨不已甚至令人唏嘘不止的对比:“何炳棣和韦君宜是‘12·9’清华同代人,两人在回忆录中都有涉及对方的文字。读完何炳棣,再把前些年读过的韦君宜《思痛录》找出来重读,可谓‘破镜重圆’,就能读出韦君宜之痛既深且巨。痛在‘林道静’和‘余永泽’经扭曲再还原,历史究竟站在哪里?至于何炳棣‘文革’时返国,说有过头话,那也是历史学家的历史。‘精悍’如何炳棣者,当年与韦君宜辈怒目相向,到晚年也会被蒙蔽,而这时,韦君宜却已经觉醒!韦君宜早年被蒙蔽,蒙蔽他们的是同一个东西,那一代人竟然会在这个东西上汇合,真是首尾相逐,又一次‘破镜重圆’。”(参见《中国新闻周刊》2005年9月12日刊,转引自《文汇读书周报》2005年9月16日刊)第3版“声音”)
  
  韦君宜如同当年的许多激进的爱国青年学生一样,在抗日战争爆发不久就辍学,投入到抗战的洪流之中,辗转多地,来到当时许多青年学生向往的革命“圣地”——延安。韦君宜满怀激情和理想参加革命,以饱满的精神和积极的作风投身革命工作,但是,她很快受到了她想象不到的来自革命队伍内部的怀疑和打击,“真正使我感受到痛苦的,是一生中所经历的历次运动给我们党、国家造成的难以挽回的灾难。……我既是受害者,也成了害人者。”(《思痛录》,第5页)在韦君宜的一生中,经历了两次刻骨铭心的来自自己人的政治运动的整治,一是20世纪40年代初延安整风运动中的“抢救运动”,另一就是20世纪60-70年代的“文化大革命”运动。
  
  韦君宜给后人提供了来自她那一代亲历者很少提及、很少正视或很少反思的延安“抢救运动”的所见所闻。像“抢救运动”这种革命政治运动不断从革命队伍自己内部制造出自己的“敌人”至少是“假设敌”的做法,“这分明是在替国民党发明创造了许多国民党自己都从未想到过的‘政策’。……而当时我们的上级却是言之凿凿。而且不只在1942年,一直到文化大革命还在继续这么干。”(同上,第14页)实际上,今天看来,革命的内讧或自虐有时是革命的敌对力量所做不到的。“抢救运动”中所要整肃的对象,不仅使成人自危,而且还波及年幼无辜者,“特务从中学生‘发展’到小学生,十二岁的、十一岁的、十岁的,一直到发现出六岁的小特务!”(同上,第10页)革命的张力和革命的恐怖有时更多地来自革命的内部,甚至常常来自革命的相对喘息和相对安定之际。
  
  韦君宜以自己的丈夫兼大学同学、后来与自己同样进入延安成为革命干部的杨述的不幸经历为例,“当时的批判者把他发表的杂文归纳起来,定为‘六大论’。即‘良臣择主论’,意为好的干部应选择一个好的领导;‘南开中学论’,意为我们的中学应该提高教育质量,办成像南开中学那样;‘曹操的本领论’,意为领导者应该宽宏大量,能够容人,不可察察为明;‘党内人情世故论’,意为在共产党内有共产党本身的一套人情世故,不可不知;‘久假不归论’,意为一个人长期习惯于一种他未必全信的思想习惯,久之也可以变化其真正思想。还有一论我忘了。”(同上,第15页)革命队伍内部的整肃或清洗总会是“中规中矩”的,即煞有介事的。从杨述等一大批无辜者被关押、被审查、被迫害的经历,可以看出,在延安“抢救运动”中那种对于有学历或有学识的革命干部的无情打击直至残酷迫害的做法,甚至演化为一种在其之后持续不断的政治运动的历史惯性(参见高华:《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始末》,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蒋南翔:《关于抢救运动的意见书》,《蒋南翔文集》上卷,第179-204页,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在延安整风以及“抢救运动”中流行的“逼、供、信”一套做法,后来也演变成为这套做法的实施者们自身命运的一个历史的反讽。韦君宜和杨述所在的抗大某分校“副校长讲他们的批斗原则,他说:‘别人说反对逼、供、信,我们就来个信、供、逼。我们先“信”,“供”给你听,你不承认,我们就“逼”!’这个副校长后来在文化大革命中闹得全家惨死,我不知道他曾否回想过1943年他自己说的这些话。”(同上,第19页)韦君宜以自己的耳闻目睹见证了以“革命”名义进行迫害的恶性循环,即整人者是否能够保证自己不被整治?当革命斧钺的惯性大加实施之际,谁又能保证这种斧钺不会砍向革命者自己呢?
  
  在根据自己经历写的自传体小说《露沙的路》中,韦君宜对于“抢救运动”出现的残酷斗争和荒唐怪事作了细致的描写,她借用主人公露沙的心想来说,“早知这样,我就不来了。”(同上,第281页)与此相似,韦君宜在1980年讲到她的第一个丈夫孙世实抗战遇难时写道:“我活到了他为之付出年轻生命的‘将来’,‘光明、理想、爱情、牺牲、残酷、愚昧、民族、国家、命运……这一切复杂的交织,小孙全没有想到。这个“将来”的面貌,他没有想到。’”(转引自王培元:《在朝内166号与前辈魂灵相遇》,第122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年版)对于那些“抢救运动”中盛行的“逼、供、信”的做法,让我们“撒谎就撒谎,反正你们已经撒遍了弥天大谎!”(《思痛录》,第286页)“有的单位已经把‘一二·九运动’说成特务活动了。幸亏刘少奇出头来说话,才保下了‘一二·九’领头的两三个人。”(同上,第295页)丈夫崔次英对露沙说:“我还不知道我遇见的一切都坏透了?坏到任何有良心的中国人都不能容忍。还要口口声声自称革命。坏!真坏!可是我直到这个地步,还要保留着信心,因为我特别爱我们共同的信心。”(同上,第296页)“露沙看来看去,想来想去,觉得我们以全力挣扎搏斗换来的天下,怎么越看越像明朝。”(同上,第297页)露沙想,“延安不相信我们,共产党不相信我们,难道我们还要无条件地相信共产党吗?”她对丈夫说:“这里就有一个奇怪的逻辑,在我一心忠于党的时候,一定要批判我,冤枉我,说我不忠于党。在我心里已经实在没有生命信心的时候,却要我天天宣布自己一心忠于党。这是什么世界啊?”(同上,第298页)露沙对丈夫说:“在这个自己关起门来统治的边区,大家可以算了,我们不说就完了。可是如果将来我们得了胜利,统治了全国,再这么干……”崔次英接口说:“不会再这么干,若再这么干,那就成了自取灭亡了。绝不能再这么干!”(同上,第309页)对于露沙来说,“她是带着不满跟他们走的,可是她不能离开他们。这就好比从前一个女孩已经许配了人家,就有天大的不满也要跟着丈夫走,不能弃绝。”(同上,第344页)
  
  在《思痛录》中,韦君宜同自己的丈夫杨述从“抢救运动”中深刻地预见到了什么问题,“当时,我曾和杨述两人议论:‘现在只在边区里边这样干,我们这些人还能忍受,能谅解。以后如果得到了整个中国,再这么干,可千万不行了。成亿的老百姓不会答应的。’”(同上,第20页)
  
  韦君宜难能可贵的是她还检讨了自己在这种后来似乎成为家常便饭的政治运动中的缺失和过错。“而我,实在是从这时开始,由被整者变成了整人者,我也继承了那个专以整人为正确、为‘党的利益’的恶劣做法。”(同上,第24页)当革命的整治和清洗成为习俗、成为惯性和成为定势后,必然带来的是会比以往的整治和清洗更大更惨的肆虐和更多更重的牺牲。例如,1949年后,“最奇怪的是那‘肃反’的做法,即:并没有发现本单位任何人有什么参加反革命活动的线索,只是叫每一个干部都详详细细向全体同志背一遍自己的历史,大家侧耳倾听。用鸡蛋里挑骨头的方法,挑出他叙述中的破绽,随即‘打开突破口’,进行追问。问得他越说越不圆,然后据此定为重点,这就把‘反革命’找出来了!”(同上,第24页)这类做法表明,革命的警惕往往比革命的虚无更为必要。没有敌人也要创造出或制造出直至杜撰出敌人。这类虚构的或扩大的“敌人”或“敌情”,常常会压到了一切,使革命者对于革命敌人的仇恨往往陷于失去了正常理智的境地,陷于革命队伍无尽的内讧。
  
  像韦君宜这样有学历、有学识的革命者即使对于一系列荒唐的做法,如“骂戊戌变法是卖国主义,当时我实在无法想通,”(同上,第27页),也无法公开表示异议。又如,反胡风运动“当年把这样的胡说八道当作中央文件,大字刊载在全国报纸上,公布于全国。而现在,像我们这些文艺系统的人,只能从杂志上看到当时的一点点真相。”(同上,第35页)对于当时的革命者们更主要的是像韦君宜这样的革命文人们来说,不是无能为力,就是无动于衷。更为严重的是,当整治运动波及到自己的家人亲友时,当年韦君宜们的一系列做法,在几十年后让她(他)们“觉得最惭愧、最对不起人的是我们那时的那种分析,以及由于那种错误分析而对他(指引导杨述参加革命的杨述堂兄,-注)采取的冷淡态度。全错了!认友为敌,眼睛全瞎。毛病就出在对‘组织上’的深信不疑。……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斗争哲学’?把家人父子弄到如此程度,把人的心伤到如此程度!”(同上,第29页)在这一系列使人文意识畸形、人性精神吞噬、人道关怀失缺直至人本理念坍塌的政治运动的整治中,韦君宜们用了多么长的生命历程和多么大的生活代价才悟出了其中的真谛。
  
  韦君宜谈起了赫鲁晓夫1956年2月在苏联共产党“二十大”所作的秘密报告之后带来的震动,“我亲耳听见彭真说:‘这个报告一出,斯大林一死,全世界的共产党员自由思想了。’”(同上,第38页)“在作协的讨论会上我们惊讶地讨论,怎么可能对伏罗希洛夫安装窃听器?怎么可以那样对待党的中央委员?”(同上,第39页)苏联掀起的“非斯大林化”之风,给予韦君宜们带来的更多地是思想上的触动和信念上的波动。
  
  韦君宜回忆起自己在1957年“反右斗争”中的经历,她所在的“作家协会总共不过二百人,右派划了五十多个,……我知道我自己很有划成右派的可能。我回家把此事告诉了杨述,他便转告了蒋南翔(我的入党介绍人)。蒋南翔打了个电话给胡乔木,……胡乔木打了个电话给刘白羽,说我大约尚非右派。”(同上,第40-41页)因而,韦君宜逃过了一劫。由此可见,当年被划不划上“右派”,也是有多样标准和多样做法甚至多种“平衡”的。“许多人二十几年的命运就是靠这样‘平衡’决定的。你并不太坏,但是他的坏也并不超过你多少,他已经划成右派了,你怎么好不划呢?就是这种莫明其妙的‘比较攀扯法’,统治了当时整个中国的运动。盲目的、毫无法律根据的‘中央精神’,随时变化的‘领导意图’,就可以随便支配几十万人乃至几亿人的命运。在反右派运动中,我曾对秋耘同志说:‘如果在“一二?九”的时候我知道是这样,我是不会来的。’”(同上,第43页)韦君宜切身体验到,“反右斗争”“这一手比以前划反革命、肃反、镇反、三反五反,都还要厉害。那都还是允许甄别的啊!”(同上,第42页)而“反右斗争”直到二十多年后才有所大规模昭雪,但到今天都没有彻底平反。
  
  令韦君宜在“反右斗争”中触目惊心的是,同一单位或部门共事的人们之间进行的种种丑陋的揭发、攻讦和诋毁,“天!这已经到了人和人互相用嘴咬以维持生存的程度!”(同上,第42页)出自于政治上的自我保护实际上更多地是人们生存的动物本能,诸如自保而陷害他人的本能,已经使得这种“反右斗争”失去了道义上的理由。
  
  韦君宜并不回避自己在这场斗争中的过错。例如,对于自己的同事和下级李兴华被打成“右派”一案,“制造这个悲剧的人中间显然有我一个,可是我并不想这样。别的人,恐怕也一样。我并不愿意这样做却还是做了。这可以算作盲从,可是这盲从却造成了惨痛的结果。盲从者怎不感到伤痛和忏悔呢?光忏悔还不够,应当认真深思造成悲剧的根源。”(同上,第79页)
  
  韦君宜以她自己的反思和忏悔不断证明了,政治运动以及政治整治中所发生的撕咬和厮杀的悲剧,往往是由众多的个人合力而把受难者推向苦难的深渊。在“反右斗争”后不久,小到李兴华一案,大至习仲勋一案,给予韦君宜的震动远远超出了她们在延安整风运动时的感受。正如韦君宜所言,习仲勋一案,“我才开始有点明白,原来就连老红军也并不是那么绝对受信任的。以前我还以为只有对知识分子才是这样呢。”(同上,第81页)“知道一个人的作品一上北戴河会议的毒草名单,则此生休矣。”(同上,第84页)“则凡小说,均可反党,这似也是一大发明。于是随便挑一句,都能构成‘放毒’的罪名。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加罪于人的路子就越来越宽了。这已经为批判《海瑞罢官》、《三家村札记》等铺平了道路。”(同上,第85页)韦君宜明确地意识到:“文革”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水到渠成、瓜熟蒂落的。在这个近十年的由“反右斗争”走向“文革”的历程中,革命的异化总是意味着革命者的自我异化,反之,亦然。
  
  韦君宜1957年写了一首七律《一九五七年有感》,真实地记录了她那个时候内心的困惑和痛苦,诗云:“抱影清宵辗转时,秋寒猎猎已难支。朱颜绿鬓缘谁尽,卧雪含冰不可思。宁惜一身甘粉碎,每怀天下欲成痴。人生所苦心难死,碎向君前知未知。”(转引自王培元:《在朝内166号与前辈魂灵相遇》,第126-127页)
  
  在“反右斗争”后出现的思想萧条,映衬了猛刮共产风的“大跃进”所带来的精神空幻。韦君宜记得,“大跃进”中有人一个月写出了一万首诗,“而像这样办文艺,真可谓祸国殃民,谁也不能说是假的。”(《思痛录》,第60页)真是行之凿凿,言之诺诺,思之默默,实之愕愕。

  像韦君宜这样的干部和家庭收入不菲的人都痛切感受到,在20世纪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的大饥饿时期,“一切能进口入肚的东西都想绝了。”(同上,第72页)连续数年的全民性大饥饿以及以千百万计人口的所谓“非正常死亡”,给连续数年的“大跃进”等政治运动作出了最为惨重的、难堪回首的注释。

  从韦君宜的反思中不难看出,“文革”风暴来临之际,年轻而激进的一代所起的作用和所作出的表现实际上是“文革”前夕愈益极“左”的教育的必然结果。例如,戏剧家“田汉的儿子田大畏给自己的父亲贴大字报,开口是‘狗’,闭口是‘叛徒’。”(同上,第87-88页)“文革”使父子亲情变为政治仇敌。又如,“我的女儿团团对我说:‘以后我们什么书也不念了,只念一本书——《毛泽东选集》,别的书都是反动。’”(同上,第93页)蒙昧的教化必然导致“文革”独断论的横行。
  
  文革初期,韦君宜被迫害成精神失常,既不认识家人,也不知道自己是谁;还拿着一幅毛泽东坐像照片边哭边说:“毛主席不要我了,不要我了。”(邢小群、孙珉编:《回应韦君宜》,第451页)“文革”按照当年“文革”的“副统帅”所言的真谛,真是一场“革命的革命”,因而,理所当然地也是一场对革命者进行革命的革命。
  
  韦君宜体会到,在“文革”中那些大反资本主义的种种表演只不过是前资本主义的丑陋的恶习,“要反资本主义,说句实话,我国群众的思想还没有达到资本主义的水平。”(同上,第99页)“文革”中那些变态畸形的民粹主义、民本主义直至蒙昧主义比起它们所要反对的资本主义来更加可卑、可耻和可恨。
  
  “文革”把它所怀疑或所敌视的个人的身份、个人的历史、个人的言论和个人的思想等等无不当成在“文革”刀俎上加以宰割的禁脔,由此,“文革”所造成的个人内心恐怖是无以复加的恐怖。在湖北咸宁那所名为干校实为流放地,“那个挨了整的演员董恒山,就曾当面对我说:‘你多好啊。头一样你历史清白,他们除了思想,还能揪什么?’”(同上,第99页)其实,韦君宜像那个时代中国大陆所有的成人们一样,决不可游离于或逃脱于“文革”的天罗地网,只能是被动地以什么样的方式或角色置身于“文革”之中。
  
  然而,“文革”的荒谬和耻辱还在于:“群众花了很大力气,打反革命、打叛徒,打了半天,稍有头脑的人自然逐渐发现:凡是年龄稍大、从旧社会过来的人,就不可能与那个社会毫无关系。我们一个出版社,竟打出这么多人,整个社会的局面就可想而知了。那样越打越多,必然只能把这个社会砸掉。”(同上,第99页)“文革” 的逻辑仿佛是:“文革”的潜在敌人或者现实敌人越多,“文革”就越可以肆意横行,“文革”就越有声势,“文革”就越可整合自身。后来,“文革”初期的积极参与者们几乎难于逃脱被整治的命运,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后来他们大反起‘五一六’来,我才明白,原来不是反别人,就是他们造反派自己反自己。实际是造反派的这一派打造反派的另一派,互相揪咬,越咬越多,到最后把年轻的造反派差不多全打成了‘五一六’。……他们斗这些‘五一六’,比斗我们走资派还厉害。……他们无论哪一派,所搞的一切全都是胡扯,把这些胡扯作为国家大计捧出来,只能使人齿冷。……为什么要揪他们(指‘五一六’,-注)?因为想揪出更多的罪犯,想揪出更多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而找不到什么思想根据,于是创造了这个胡说八道的‘五一六’组织。竟然也风靡一时,害苦了多少年轻的干部,乱闹了一场,最后结果全是假的。这番‘革命’,当然不会不引起这些‘五一六’的深思。觉得冤枉,觉得糊里糊涂响应‘大革命’号召,原来是上了一回当。到最后我们单位的一个‘五一六’向我忏悔,说现在才知道什么是整人,什么是挨整,以后不干了。”(同上,第100-101页)这实质上是“文革”的本性使然。“文革”既能把“文革”的敌人扫荡得体无完肤,也会把“文革”的参与者整治得“灵魂出窍”。
  
  韦君宜以她独有的感受、特定的体悟和细腻的笔触叙述了她的丈夫杨述的坎坷经历,她认为杨述一生的最大不幸在于:“实际上他最感到痛苦的还是人家拿他的信仰——对党、对马列主义、对领袖的信仰,当作耍猴儿的戏具,一再耍闹。他曾经以信仰来代替自己的思想,大家现在叫这个为‘现代迷信’,他就是这么一个典型的老一代的信徒。但是,人家那种残酷的游戏终于迫使他对于自己这种宗教式的信仰发生疑问。这点疑问是不容易发生的啊!是付了心灵中最痛苦的代价的!”(同上,第104页)回顾与自己相濡以沫走过数十年风雨历程的丈夫、同学兼同志,韦君宜直言杨述自身的变化:“后来他在党内工作的时间越长,地位越高,写东西便越加谨慎,文字也越来越短,思想也越来越放不开了。到解放初期,他已经是每写一篇文章必先弄清当前党的宣传中心,然后照着去考虑。对宣传办法,他是动了脑筋的,所以‘摸精神’是每写一篇之前必须先摸一摸的,从不越乎规矩,而且这后来慢慢变成了他自己的思路。”(同上,第106页)这已经意味着在革命运动的巨大机制面前,自我或个性是微不足道的。“1957年我因为言论出了圈,也受到了很严厉的批判,这时候作为夫妇,他是同情我的,在我苦恼到极点的时候陪着我出去散步,但是,在散步中却几乎没有什么话可谈。我当时觉得,我们的心恐怕已经不能相通了。他担心的是我要受处分,怕的是我的思想对党动摇;而我所想的是:值得担心的不是我,可悲的是,对敢于发言的人这样大量摧残,国家的前途将如何得了。”(同上,第107页)革命者们之间的疏离,即使是革命夫妇之间的隔阂,也总是经受着灵与肉分化的煎熬。至少在参加革命到“文革”初期的几十年间,杨述“反正他就是这么一个人,真正做到了党怎么说,他就怎么想,所谓‘指到哪里就打到哪里’,老老实实,不愧为‘驯服工具’。生活又很朴素,谁到我们家来也挑不出多少‘特殊化’的陈设。依我来看,他实在是一个标准忠实的党员,忠实到和古代的忠臣相仿佛。”(同上,第108页) 但是,就是这样一个人,不仅在“文革”伊始就成为“文革”施虐的对象,而且在“文革”后期,在中共中央1975年11月颁发的《关于叛变自首问题的案例》文件中,类似于“文革”中某些高级干部被打成“叛徒”等等而不予以重新审查或纠正,杨述被列为“被捕被俘后,向敌人供出党的秘密组织或党领导的其他秘密革命组织的,出卖同志或出卖党的机密的”一类的人,被“定为叛徒,清除出党,撤销行政职务。”(转引自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香港,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出版,2006年第二版)
  
  韦君宜所叙述的杨述对于“文革”的认识的变化同样发人深省。“文革”伊始,韦君宜受到迫害想自杀时,杨述说:“不!我估计这次运动搞成这样一定是有反革命分子混进来了,也许是国民党进来搞的,这种事早晚能弄清,你得忍耐,得等待。”(《思痛录》,第109页)“我们隔绝了几年。我不知道他是怎么度过那种难堪的日子的。”(同上,第109页)“他坚信所有的坏事都是个别坏人打进党内干的,与党无关。”(同上,第110页)1973年初之后,杨述为自己的冤假错案上诉六年之久,都没有平反。“这时候他已经没有了别的消息来源,我每次和他谈,他总是拿出笔记本来严肃工整地记录,我说:‘这不是原文,也没有什么重要。’他不管,还是记。我明白了,他是把我嘴里这些话当作党的声音的,没有了这些,他就没有了必需的精神生活,尽管已经翻天覆地,他这一点还和十年前一样。”(同上,第112页)经历了“文革”的种种非人待遇,“这些事实太无情了,太可怕了,杨述不得不发出疑问:‘到底为什么要这样想方设法地非把我们都打垮不可呢?’他已经没法再相信这是国民党混进来搞的了,国民党绝没有这么大的本事!”(同上,第113页)杨述没有搞明白的事情,韦君宜完成了。
  
  在“文革”之前担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副主任的杨述,在“文革”期间和之后竟有十多年的时间没有正当的工作和职业。毛泽东去世之际,杨述想去吊唁、瞻仰毛泽东遗容,遭到拒绝,杨述大怒。即使在“文革”结束后的1978年11月,有关部门还给杨述下达了“维持原有结论”的审定。“可是这样做的后果是使年轻的后来者觉得,这里完全不重视忠诚,忠诚信仰只会换来乱批乱斗和无穷无尽的精神虐待,这叫后来者在抉择道路的时候怎么会不瞻顾徘徊啊!”(同上,第118-119页)1979年,杨述收到自己的冤假错案得以彻底平反的结论时,他已是病入膏肓,风烛残年。杨述这样的革命者几乎把自己的全部献给了革命,可是到头来他自己得到的和失去的究竟是什么呢?
  
  在杨述病逝后,韦君宜向世人、向时代发出了撕心裂肺、掷地有声的哭问:“我哭,比年轻人失去爱人哭得更厉害,因为这不只是失去一个亲人的悲痛,更可伤痛的是他这一生的经历。为什么我们这时代要发生这种事情,而且发生得这么多?……我要哭着说:年轻人啊,请你们了解一下老年人的悲痛,老年人所付出的牺牲吧!……实际上我们是在踩着他们的血迹向前走啊!”(同上,第119页)
  
  1973年从湖北咸宁“五七干校”实为流放地回到北京,韦君宜被“结合”到人民文学出版社领导班子,韦君宜谈起了“文革”中的出版领域的诸多方面,给后人留下了宝贵的历史资料。韦君宜谈到那时进驻出版社的军代表执掌着大权,“这批‘不懂什么的初中学生’,的确颐指气使地决定了文艺界好几年的命运。说这算文艺史料,未免荒唐;可若说它不是文艺史料,又掩盖了历史。后世青年只知那十年的文艺仅似一片白纸,没有文艺,好像是跳过去的。这并不是事实。”(同上,第141页)韦君宜还谈起在军代表的领导下盛行的“文革”中让工农兵人员参与写书、编书的故事,“要出书,就要靠‘工农兵’。换句话说,靠不写书的人来写书。……今后一切必须依靠党——先依靠党委选定主题和题材,再依靠党委选定作者,然后当编辑的去和作者们研究提纲;作者写出来,再和他们反复研究修改,最后由党委拍板。至于‘三突出’等等原则,不必赘述。”(同上,第151页)那时,韦君宜这些昔日专职的编辑者和出版者是没有什么工作决定权力的,只能充当“配角”。“我们只是低头照办,把自己关于文艺的一切基本知识一概扔进东洋大海而已。可谁也想不到,就在这种完全缄口不语的局面下,竟然还闹出来了一场‘反黑线回潮’。”(同上,第134页)韦君宜还深切地检讨了自己:“更应该惭愧、没脸见人的是我自己和我们这些知识分子干部,跟着那种丑角去参观,甚至还随着帮腔,点头赞扬,闭眼不管,还签字……这是干的什么?是不是帮同祸国殃民?我们能够不再这么干了吗?我只希望自己在没有去见马克思之前,能坚持这十分可怜的一条,不再帮这种腔,不再点这种头,想想古人,好像该并不很难做到这一条。”(同上,第126页) 韦君宜对于自己在“文革”中所作所为的检查和剖析远远超过了许多当时从“文革”过来的人。
  
  在那时编辑、出版的读物中,“当小说已经写到凡知识分子全是坏蛋的程度之后,我起先觉得,这无非就是按照现在的大字报给我们满脸涂黑而已。”(同上,第155页)“由此我联想到当时很多很多小说,凡写知识分子的几乎全坏,凡写工农兵出身的全好——这就叫‘歌颂工农兵’(自然也全不是真的工农兵),否则叫没有立场。……我们这些当编辑的掌握这么一条按阶级出身划分清浊的标准,而且一概按此执行,这是什么?这不是作者给人物抹黑,也不仅是当编辑的自己陪斗,这是人对人的基本态度!”(同上,第156页)显而易见,“文革”实质上是仇视知识分子、迫害知识分子的一场闹剧。
  
  “文革”趋于破产,在“文革”后期已经是一个不证自明的问题。韦君宜用生动而深刻的事例指出,我们出版社数一数二老实的编辑老王,“小心谨慎地对我说:‘我想,这次文化大革命恐怕还是解决不了问题。’我嘴里没回答,心里却忍不住哈哈大笑——文化大革命已经成了普通老百姓都已看穿的闹剧,书呆子,你还在等它解决什么问题。”(同上,第137页)无论从哪方面来讲,对于“文革”最有力的否定恰恰来自“文革”本身!

  “文革”结束后,韦君宜主要从事着人民文学出版社的领导工作,长达十多年,一直到她离休。“1985年下半年,我们的社长韦老太,坚决要求离任回家。在社里为她举行的全社员工参加的告别会上,她哽咽着,不停地擦着眼泪,说:‘……这里是个联合国,我指挥不了人,人人都可以指挥我,上面的,下面的……到这里来,不要想当官,我在这里的官是最大的,当我这样的官,有什么意思?……我一辈子为人家作嫁衣裳,解甲归田,也得为自己准备几件装殓的寿衣了……’”(王培元著:《在朝内166号与前辈魂灵相遇》,第135页)“从那时起,韦君宜就在不停地思索,就在不断地追问:‘我们这时代’,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人间悲剧’,而且发生得这么多?”(同上,第136页)
  
  韦君宜对于自己的清华老同学、入团入党介绍人蒋南翔的怀念就颇值得回味。蒋南翔是“一二·九”运动的领导人之一,长期从事中共青年领导工作,曾担任过清华大学校长兼党委书记、国家高等教育部部长等职,“文革”期间作为教育界最大的所谓“走资派”而倍受折磨和迫害。韦君宜在蒋南翔去世后写的《记领路人蒋南翔》纪念文章中说;“我当年为什么要跟着老蒋走?那时其实我并不知道他是共产党,更不知道有毛泽东其人。我怎样被他拉上这条路的?相反,我倒知道一些他不尽符合共产党内法规的事情,说起来我真有点迷迷糊糊。”(《蒋南翔纪念文集》,第13页,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例如,蒋南翔因为于1945年3月给刘少奇呈送《关于抢救运动的意见书》后,受到党内批判、处分和贬职,而该意见书直到1988年夏季才见天日,这是蒋南翔在病危之际拿出来要求发表的。“他为什么临死还要公开表示自己这点政治意见,不肯隐瞒,不怕有损对自己身后盛德的歌颂?我思索之后,顿有所悟。”(同上,第25页)“这篇意见书的作者是何等勇敢,眼光何等明澈尖锐。如果当时的党中央重视并采纳了这个年轻人的意见,如果不再那样地独断专行唯我独尊,如果党内生活多一些公开化和民主化,将会避免后来的多少个伤害全国知识分子和人民群众的可怕运动啊!也许解放后的中国会更稳一点。但是没有!”(同上,第19页)韦君宜还清晰地记得,1953年蒋南翔在一次青年团干部会议上讲话时“痛恨宁‘左’勿右的情绪溢于言表,”蒋南翔激愤地说:“与其宁‘左’勿右,还不如宁右勿左好。”(同上,第20页)但是,韦君宜对于蒋南翔在1957年“反右斗争”中的一些做法颇有微辞。“他早在二十几年前就提出反对‘抢救’运动,在这次反右运动又尽力保护过我,但是他却手下无情地划上了钱伟长。这为什么?他说过钱伟长这个人不怎么好,可是不怎么好不能等于右派呀!”(《思痛录》,第55页)
  
  人们是怎样评价“文革”结束后的韦君宜呢?“曾于八九十年代担任人文社社长兼总编辑的陈春早,觉得‘她是个谜’:‘既是个女强人,又是个弱女子;一方面有冷眼向洋看世界的豪迈,另方面又有打落牙齿和血吞的懦弱;她任情而又拘礼,简傲而又谦卑;她是个热水瓶,内胆是热的,外壳是冷的;她对自己的事业和命运是坚忍不拔地执着抗争的,但最终的拼命一击,也只能算是铅刀一割;她有雄才大略,但不能挥斥方遒;她狷介而随俗,敏捷而愚钝。’”(王培元著:《在朝内166号与前辈魂灵相遇》,第127页)
  
  王蒙说,“她‘是一个讲原则讲纪律极听话而且恪守职责的人’,她从不虚与委蛇,从不打太极拳,没有废话,没有客套,没有解释更没有讨好表功,却是做到了无私,不承认私人关系,不讲人情世故,不会两面行事,需要求划清界限就真划,不打折扣,不分人前人后。”(同上,第127页)

王培元说:“韦君宜所经历的一切,最终都没有毁灭她感受别人的苦难和自己的伤痛的心性,没有彻底摧毁她深入地探根究源的反思能力。‘文革’恰似炼狱一样,把她的这种能力和本性唤醒了”。她说过,“‘文革’救了我,我从中‘死里逃生’。经过十年‘文革’的洗礼,‘她的灵魂清洗干净了’。这场民族大劫难,使她的灵魂得到了救赎,精神发生了蜕变,思想为之一变。”(同上,第127-128页)

  “文革”结束后,“文革”的经历者们面临着是否反思“文革”、如何反思“文革”的问题。“我有罪过,而且没别的改正的做法了。十年内乱,自己受的苦固然有,也应该把自己的忏悔拿出来给人看看,不必那么掩饰吧。我这么想的。”“有人说自己当时是‘拉车不认路’,真的吗?真是看不见路吗?让我们想想当时暗路两旁的状况吧。”(《思痛录》,第157页)怎样反思“文革”和看待自己在“文革”的所作所为,在“文革”过后,已经成为显现经历“文革”的当事人的人性和人格的映射。韦君宜对于“文革”后人们对“文革”所作的反思非常不满。在她看来,“文革”结束后那些年轻的小说家们,在“他们的小说里,都只写了他们自己如何受苦,却没见一个老实写出自己当年十六七岁时究竟怎样响应文化大革命的号召的,自己的思想是怎样变成反对一切、仇恨文化、以打砸抢为光荣的,一代青年是怎样自愿变做无知的?”“所有这些老的、中的、少的,所受的一切委屈,都归之于‘四人帮’,这够了吗?我看是还不够。”(同上,第102页)在拒绝遗忘“文革”和避免遗忘“文革”这一点上,韦君宜成为历史的良心。“在‘付出了心灵中最痛苦的代价’以后,从苦难中坚韧地站立起来的韦君宜,一点一点把奴性从自己的血液里挤出去。”(王培元著:《在朝内166号与前辈魂灵相遇》,第138页)

  韦君宜反思“文革”的深刻和显著不仅在于从“文革”本身来进行,而且从“文革”前孕育“文革”的某些因素、机制和人事来进行,例如,在对待周扬问题上,韦君宜直抒己见。在“文革”前的十多年里,“周扬可以决定我们的命运”(《思痛录》,第171页),“他经手批判过多少人啊”(同上,第172页)。“多少作家的一生成败都决定在他(周扬,-注)。然而最后,他竟对自己生平的所作所为作了痛心的忏悔。”(同上,第169页)“周扬现象”成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学艺术界一个挥之不去的历史现象和一个远未过时的沉重话题。
  
  韦君宜对于“文革”的反思达到了一个空前的高度:“不把过去那打倒一切的错误方针从根推倒,如何能够开始改革?不许人做一个人、一个与人平等的人,他如何能够自由地思想?……要把那种把打倒一切当方针、动辄取消人的人格、动不动戴帽子的路线永远推翻,使中国人也有发挥聪明才智的平等机缘,是更重要的。”(同上,第179页)“天下最笨拙的民主也胜于最高明的独裁,它使我抱着最高的希望。”(同上,第180页)
  
  我认为,韦君宜所作的反思是与她所经历的苦难相匹配的,在“文革”以及其他苦难的当事人之中,很少,的确很少,有人像韦君宜这样完成了反思苦难、把握苦难和超越苦难的壮举。她给我们留下的影响和启示至少是跨世纪的、跨时代的。恰如1997年11月25日,中国文坛众多作家、学者自发地集会为韦君宜庆贺80寿辰,李锐当场所作的题诗:“露沙之路向延安,大砭沟头去又还,抢救过关多少劫,追求民主自由难。”(《回应韦君宜》,第390页)在1994年出版了《露沙的路》之后,1998年《思痛录》书稿历经磨难,终于出版。这两本书的出版,在中国思想界以及知识分子当中获得了巨大的反响,好评如潮。人们从韦君宜的这两本书尤其是后一本书中体悟到那种十分罕见的历史记忆责任和异常痛切的历史反思精
  
  在进入二十一世纪之后,在《露沙的路》和《思痛录.》发表多年之后,韦君宜的意义和影响没有减低,反而愈显其独特的魅力和价值。韦君宜的《思痛录》,已成为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精神史中的一块具有标志性的界碑、一个不可替代的文化标本。2002年2月1日,李慎之参加韦君宜追悼会时,在签名簿上写道:“《思痛录》挽回了一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尊严。《思痛录》证明了中国知识分子的良知并没有泯灭。总有一天,中国人将以从《思痛录》中汲取到的力量打开通向民主的大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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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抗抗:知青们,别再说什么“青春无悔”了


共识网


老三届人不喜欢说“我”,总是说“我们”、“我们的”,因为那个时代没有“我”只有“我们”。我们缺少个性崇尚集体精神。这种老三届人固有的群体意识,是长期高度集权国家遗留下来的文化心理。
既然是“我们”,那么我们的过失甚至罪孽,都让“我们”一起承担吧!
我们这一代人经历的苦难,已被我们反复倾诉和宣泄;我们这一代人内心的伤痛和愤懑,已激起世人的广泛关注;我们这一代对于历史的质问,已一次次公之于众;然而,临近20世纪末,我们这一代人,是不是能够低头回首,审视我们的自身,也对我们自己说几句真话呢?
不要再用“知识青年”这样自欺欺人的词语了吧?能不能平心静气地抚心自问:我们这一代中的大多数人,可曾真正拥有过文化和知识?
如果我们敢于正视自己,我们应当承认,老三届这代人中高中生的比重只占很少的一部分,大都是初中文化程度,而文革前的初中教材,过分强调意识形态的灌输,在知识结构上具有极大的缺陷。
我们知识沉淀最“厚”、烙印最深的那部分,并非人类优秀的经典文化,而是“阶级斗争”、“知识无用”、“革命的螺丝钉”等教条主义,是红宝书的语录,是样板戏的歌词,是大串联中抄写的大批文章。有人说这一代人是喝“狼奶”长大的,其实还应加上泡饭和咸菜——蛋白质含量太低。
我们的大部分知识,都是在“文革”结束后,依靠顽强的自学,支离破碎地拼凑起来的。所以也可以说,这是严重贫血的一代人。
不要再仅仅说我们这一代人是“文革”的牺牲品,是政治的殉葬物。
不要忘记“文革”中抄家、破坏文物的红卫兵是这一代人;不要忘记“文革”中打死老师的革命小将是这一代人;不要忘记疯狂地鼓吹并推行“血统论”的也是这一代人。
红卫兵的法西斯暴行和血淋淋的犯罪事实,已是昨天的噩梦,但有多少人真诚地忏悔过,用心灵去追问我们当年为什么受骗上当,为什么如此愚昧无知?

模糊了的记忆

老三届是曾受极左意识形态毒害最深的一代,然而许多老三届人至今还不敢正视自己曾误入的歧途,而把所有的责任都推给了社会,便轻易让自己解脱。
就像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有的人永远无法原谅自己,并用后半生的善行去赎罪和赔偿;但是有的人,只是怪罪于领袖的鼓噪使他们暂时失去了理性。
不要再仅仅说我们这一代人曾无私奉献、改天换地;不要再仅仅说我们那年代的人与人之间是多么真诚和纯洁。
如果你真诚,你应该承认在那个年代里,我们老三届人中也有出卖和告密——为了入党、升学、招工、提干的极其有限的名额,为了渺茫的前途,我们被人伤害也伤害别人——那所谓的纯真掺杂了多少虚伪和丑陋。
我们一腔热血战天斗地,为了那些美好而可笑的宏伟目标,大肆砍树、烧荒、打猎,那时候我们义无反顾地破坏着自然环境,却面不改色心不跳。还有多少在我们的严厉批斗和打击下丧生的“落后分子”和“地富反坏右”分子……
不要再仅仅说我们这一代人吃苦耐劳、克己奉公,是中国各个社会阶层中的支柱力量,是最“优秀的一代”了吧。
尽管老三届中涌现出了许多人才,从车间主任到经理到学者到市长,各界都能幸会我们的同学和“战友”。但老三届中,从事高科技、高级经贸活动的人才和高级管理人员,比例极小。
那是一个人才的断层,是老三届难以攀登的高峰。这一代人几乎都有未能熟练地掌握一门外语,本人即是一例。大多数人只能从事普通的熟练劳动,成为这个社会金字塔的底座,如今已面临着下岗和退休。
由于共和国十七年教育和“文革”十年的经历局限,我们这一代人正在不知不觉地退出社会,离社会的主动脉越来越远。我们的知识结构和意识形态在本质上同市场经济难以相容;我们已经习惯了计划经济的思维模式,适应了“大锅饭”的劳动报酬和生活方式,于是同今天的自由竞争原则产生了剧烈的抵触和冲突。
我们已经或即将被有知识有文化的一代年轻人从头顶上无情地跨越,正在一天天陷入被淘汰的尴尬处境。我们是一只蚕蛹,被困于黑暗中,但我们已无力咬破茧子。我们失落,我们抱怨,而我们却无可奈何,因而我们的痛苦是双重的。
所以,不要再仅仅说我们这一代人是“最后的理想主义者”,我们已担负不起这样崇高而光荣的使命,况且那只是一顶虚妄的桂冠。
我们曾经有过的革命理想,早就崩溃坍塌了,可惜那仅仅是出于对个人前途和命运的绝望,而不是出于对世界的整体认识。自从失去信仰,我们便从此变成了一个迫不得已的现实主义者。
事实上,我们这一代中的大多数人,在这颠沛流离、动荡不安的几十年间,当务之急是吃饭,是工作,是住房,是病痛,是养育子女,是侍奉父母——我们始终在为生存而拼搏,我们早已丧失了选择职业和爱好的自由、机会和能力。“理想”成为一种遥不可及的幻影,所谓的“精神”寄托,只能寄托于我们的子女……
说什么“青春无悔”——一个、一代人所牺牲和浪费的整整一生的时间和生命,竟然能用如此空洞而虚假的豪言壮语,强颜欢笑地一笔抹去的吗?
这才真是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悲哀。

老三届人的老三届化,这一代人固执的“老三届情结”,是近年来深深困扰着我的一种忧虑。
我写下这些也许触痛老三届人伤痕的文字,正是因为许多人尚在违心地用“无怨无悔”的结语,逃避对自身的清理和整合。我惟愿我们这一代人能走出老三届的阴影,在“五十而知天命”的人生中年,融入改革进步的大潮,从容地迈向二十一世纪。
我们还能为社会做些什么?我们怎样才能对得起剩下的岁月?
我们不再是“我们”,我们将是每一个独立的个体。
我将与老三届一生同行。

綦彦臣:咸阳之鹿马,今日在学府

 

——真相因何与立场存在巨大间隔?

     

               

   引言:一个网络小事件

今天(二〇一五年四月二十日)早晨收邮件(邮箱本身接收时间是两点四十六分),看到徐(文立)老师发来的关于历史虚无主义问题的资料(见本文附件)。由于只有涉及文章的跟帖而无原文,我便在国内百度上找。结果是凯迪网的转帖有之,而没有查到源出处。这对做学问的人来说,本身就成了真相问题。首先,看到原载体,可以推断作者立场之细微,比如,《环球时报》绝对不会刊登自由派的文章;其次,有原刊准确日期,可以推断出文章的大背景,即作者立场之时代乃至现时背景。

于是乎,立场与真相的关系在这个网络小事件中就产生了巨大距离。还有,有人对原文作者的身份与立场进行对立式的批判,这是一种情绪化表达。因为在中国,教授这个名称是很成问题的,而大学也几乎没有算得上通常意义的大学的那类性质。教授是一种学衔,与官衔一样,(对他们来说)真相与立场之间会存在巨大距离。坏一点的是,台上台下、人前人后之两相分离;好一点的是,维持错误观点即为捍卫自身利益。后一点已经非常普遍。

   一、回民支队:被格式化的历史案例

在过来关于保安刑的学术研究中,有人赞成劳教的社会作用,后来的事实发现保安刑在法理学上作为非常学术化的东西被极大歪曲,恰好证明当初理论反对者认为的人权灾难,因此也进入存废讨论,但是反对废除者大都是原来推崇保安刑理论的人们。这里面的真相复杂了!

一般没有法理学训练的老百姓(现在的网民之通谓)只能选择立场,而无从知道历史之真相如苏联利用保安刑进行大规模迫害暨强行集中极其廉价劳动力为工业化做血汗贡献,更无从知道:一旦保安刑理论与实践在中国失败意味着一批教授没了门面,后者就相当于官场一派失势,没人求了,利益当然也就损失了。(对这些人来说)真相固然(?)是一切学问的基础,但是真相既有阶梯性也有利益性,有时两者还会混合。往下论说,专门讲抗日的回民支队问题,就是做历史案例分析。我之所以有不同于官方历史的真相了解,是因为我曾为两位算是有背景的回民老人做维权,尽管他们的背景于今已经没有利益获取效用。一位是回民支队的第一阿訇曹奎的二儿子,一位是回民支队干部刘书湘的孙女。综合他们的口述历史,至少可以看到三点是被官方历史有意忽略的,乃至于相关文艺作品里都不表现:

第一,回民支队在作战中一直保持着宗教信仰,如埋葬死者、宰杀牛羊都需要有阿訇在现场;

第二,高度文艺化的马本斋除掉汉奸马庆来是前马救后马的策略,不是在劝降的现场枪毙而是半路暗杀——这样,马庆来回去就不用受日本人的拷打,日本人也不能践劝不来杀全村的誓言;

第三,在偌大华北地区,在民间,回民武装力量作为极少数的能战者与他们的信仰有关,伊斯兰教历来主张不屈服于压迫,从而在危难时期以爱教起而至融合爱国,成为英雄群体。

   二、北京粗粝:没任何意义的七十年纪念

关于上面第二点,真相问题就更复杂了。马庆来本来是双面人物,马本斋也接受并利用这个现实,但其被简单化为纯汉奸,理由只有一个:日本人逼他劝降马本斋,获知其被杀,就给立碑一尊以示纪念。

至于马本斋本人之暗杀马庆来,也是军人必要的权谋,在战场上没有道德瑕疵,而且后马回村后因劝降不果也很可能被日本人杀掉,全村回民也无从幸免。后来呢,胜利者的大立场完全忽视了这个十分关键的历史细节,再现了历史是由胜利者所写的那一残酷道理。

现在趁我所说道的回民支队的后裔还有,是不是做口述历史呢,复原以上三点。可以说,没有任何可能,因为最有资格说话的老者(今年八十六周岁)由军中第一阿訇后代沦为上访者。所以,不激愤地说,北京多大规模地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七十周年,我都觉得是个巨大讽刺。就相当于农村的粗粝,在家打骂爹娘,在外年义气交友一样。

 一个亲历抗战并有亲手杀死日本兵经历的老人,在一个县级小城市连更改被错写的户口都成了问题,遭遇刁难无数,以至于跨着民族来找我这个汉族学者。这固然为我带来了获取珍贵历史资料的机会,但也是国家政治粗粝与义气混合的结果。还是不激愤,我通过维权而获得的口述历史资料,能为后人提供一份有关回民支队的补充资料,在下一个朝代(政治制度体系)里,也就有了可能还原历史,也就不存在今日争论的立场与真相的距离问题。

   三、道德优势:中共地下武装的正统资源

假定的未来补充历史还会涉及到回民支队作为一个有宗教信仰的武装力量与无神论中共武装系统的关系,以及两者在合法政府下的整合之大背景。这比较理论化,但有现实细节可以通俗化它。比如说,有人(非回民,也是上访者)在评价回民支队投靠共产党的历史时,说马本斋瞎了眼,才致军中第一阿訇的后人如此受辱。(军中第一阿訇,是马本斋后人马国超少将给曹奎的题词。)

剔除话语中的激愤成分,也知道其中的利益隐含,那么,我(真实地)回复说:第一,当时合法政府治理能力极弱,马本斋势力兴起,自然也要找合作者,而没有疑问的是中共地下武装力量训练最为有素,两者是强强联合;第二,中共地下武装需要明面化活动时,它有合法身份,八路军不管被使用得多泛化,八路军全称仍是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政府军,中国人素来敬重正统,因此它在当时从道德优居于各种民间武装之上。

最后,我不相信那些有教授之名而因于利益发言的人有我这样的缜密思维,他们也不会有我这样密切联系群众(底层)的机会——在学问上叫口述历史,也是田野考古。没必要谦虚,假定本文涉及的网络小事件不是因为徐文立老师来信,我很可能就不发言了。

结语:那些无耻的名义上的人话

一个朝代或政治体系的败亡是积羽沉舟式的,一个学问体系也是这样,在败亡的过程中出现大量胡说八道也不足为奇。恶不积不足以其身,对人的警戒意义远远小于对制度体系的意义。

历史的真实是,正是由于一些思维缜密的人看透了这一点,才造出近乎历史虚无主义的夜观天象,才有大泽乡的狐鸣呼曰。我知道,在那里,就是历史深处,鬼话也是人话,甚至鬼话比咸阳名义上的人话更真实地压缩了真相与立场的距离。咸阳之鹿马,今日在学府。信乎?

 

长沙夏雨:也说老毕这码事

 來源:電子郵件

 

最近,央视《星光大道》的主持人毕福剑火了!就因为在一次私人聚会上说了句“老毛把我们害苦了”的话。就这么一句话,激起了全国毛左的强烈反应,从东到西,从南到北,一夜之间就刮起了一股对毕福剑口诛笔伐的红色风暴。其中最奇葩的是这样一句话“毕福剑侮辱开国领袖,突破了做人的道德底线!”所以无论怎样批他骂他处罚他都不为过,而且还说是全国人民的意愿……看到这里我不禁有些好笑,怎么我又被代表了?怎么崇不崇毛就成了一个人有不有道德的标准?这是什么混账逻辑?

于是我也想弱弱地问一声:一位公众人物在私人场合说了句不喜欢毛泽东的话,就“突破了道德的底线”,那么毛泽东从屠杀“BB团”到延安整风,从三反五反到反右斗争,从庐山会议到三年大饥荒,直到腥风血雨的文化大革命,杀戮和残害了那么多中国人,算不算有道德?把中国的大好河山拱手送给俄罗斯,送给朝鲜,送给印度,送给越南……还口口声声感谢日本人侵略了中国,算不算有道德?把国民经济搞到崩溃的边缘,让十亿中国人民不聊生,算不算有道德?在全中国饿殍遍地的时候,沉湎女色,大造行宫,算不算有道德?作为脑残或受益者,你们可以把毛当亲爹,但也应该尊重以上这些基本事实,应该尊重大多数中国人,特别是千千万万被毛泽东搞得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的无辜者的情感。你们完全无视这些,这才是“突破了道德的底线”! 

然而,就这么句大实话,而且还是私下里说的大实话,老毕就遭到了毛左们的万炮齐轰,还被迫做检讨,还被清理出央视,甚至还有生命危险和牢狱之灾……。此时的毛左如同打了一针鸡血,弹冠相庆忘乎所以,以为你们真的胜利了!但别高兴得太早,因为你们这样做实际上又干了件和毛泽东一样的蠢事,那就是,这样不但把千百万本来不关心政治的“毕粉”推到了当局的对立面,还把数量更庞大的毛泽东的受害者极其亲属进一步推到了当局的对立面。为了一具死去多年的僵尸,为了满足毛左们的变态心理,当局竟然愿意付出如此巨大的代价,真让人匪夷所思! 

其实明眼人一看就明白,这次对老毕的围剿和惩处是有目的的。那就是以此树立起一个标杆,通过这件事,告诫所有中国人:毛泽东是不能批评的!把老毕这事给搞定了,从此以后,毛左就打遍天下无敌手,当局则不会再有评毛和左右之争的困扰。而且,也可以告慰死不瞑目的江青和张春桥了!当年某高官就放出过“杀二十万管二十年稳定”的狠话,他们梦寐以求的,就是这个效果。但他们可能想不到的是,这种强权下的压服只能是表面的暂时的。毕竟,今天的中国,已经不是毛泽东和秦始皇的那个年代了!

由老毕这码事还想到当今圣上,作为一路坎坷走来的老知青,他当然不会故意与民意对着干,但他又不可能亲自去了解真正的民意,这就为那些毛左和文革余孽提供了可乘之机。可以想见,习的幕僚,习周围的那些小人,送到习面前的社情民意,肯定是说百分之九十九点九九九九九九……的人都热爱和怀念毛主席,这样一来,毕福剑自然就是大逆不道死有余辜;而打击毕福剑和与毕福剑观点相同的人,自然就是顺从民意替天行道了。还听说最近各地有不少毛左高举毛习二人的巨幅画像,还高呼毛主席习主席万岁!其险恶用心,稍有点头脑的人应该都能看明白。可怕就怕当今圣上自己看不明白,甚至还和毛一样很享受这种感觉。若果真如此,那无论对中国还是对他本人,都将是一场灾难! 

是的,从老毕这码事,能强烈地感觉到当今中国的毛左势力正在做大,能感觉到文革的幽灵正在中国的大地上徘徊。之所以造成这样的局面,说到底,就是因为毛之后的历任领导人,都以“红色江山永不变色,红色基因代代相传”为治国理政的根本。都把掩盖毛的罪恶作为政权合法性的唯一来源,所以才会对毛左这样的极端势力一再姑息和纵容,乃至同流合污助纣为虐。而且因为掌握了强大的国家机器,大有“谁也奈何我不得”的霸气。面对这样的政治生态,谁还会相信最高当局改革开放的诚意?

最后还对老毕说几句:你完全没必要做检讨,你应该与体制彻底决裂。以你的才华和影响,根本就不愁找不到饭碗。甚至可以说,当局和毛左对你的打压,反倒成就了你,让你无意中成了中国反专治力量的一面旗帜。脱离了体制,你会活得更好。当然,前提是体制和毛左不再为难你,但是,那可能吗?

姜记者博客|毕福剑骂毛,应当大力表扬

 

《中国数字时代》每日电邮 來源:電子郵件 2015 04 13

 

在一次私人聚餐会上,俺大连的“哥们”毕福剑唱了一小段子,借助《智取威虎山》的曲子,嫁接了新的词句,不过是逗乐助兴而已,没想到叫哪个“逼养”的给挂到网上,搞成了轰动世界的公共事件,这原本没啥奇怪的,或许是有人嫉妒他,想夺得他的位置,故意设得圈套,央视不予理会就行了,但岂料毕福剑的上级主管部门还真当回事,把他主持的几个节目停播了,毕还不得不向人们道歉,其实,依我看,他不但不应受到惩罚,反倒应当大力表扬和嘉奖,难道作为一个央视的知名主持人,记者,他讲真话有错吗? 

所谓毕福剑的罪状不外乎是,他以调侃,戏弄,嘲讽的口吻评价了老毛和中共,由于他是大连人,用当地不太文雅的俗语,即“逼养”,“吹牛逼”什么的,如果有人去大连逛逛就知道了,人们平常交谈经常用“逼养的”这个词表达感情,有时越是肝胆相照的好朋友,见面越讲脏话:你这个“逼养的”长,你这个“逼养的”短的,虽然很难听,但也没必要改,大连人就这个传统嘛,这有点像多伦多人“儿”音重,答应什么爱用“呀呀”一样;毕福剑用了几句俗话发了一段牢骚,在大连叫“旮瘩话”,这有神马呢?真是拿鸡毛当令箭啊!都什么年代了,国民笑骂和调侃国家领导人和执政党,恰恰是社会进步,法制环境宽松的表现,这是大好事啊,毕福剑何罪之有?

多年来,由于中共操控网络,拒绝政治体制改革,在新闻與论方面一直没把老毛的负面故事告知老百姓,所以,阶级斗争的理念没受到清算,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正常,诬告,陷害,大有人在,不经毕的授权即将“黄段子”上网就是一例。有一种习惯性的错误观点是,重新评价了老毛,彻底否定了文革式的“唱红思维”,国家就崩溃了,中共就垮台了,我看过于多虑,因此,毛式的极左的那一套还有相当大的市场,薄熙来“玩”了一把输了,但还有少人想继续玩,这回对毕福剑的口诛笔伐就是“二次文革”回潮,毛泽东搞“四清”,大跃进,反右,文革,反击右倾翻案风,等等,一联串的运动,我和毕福剑都经历过,的确是,这个“老逼养的”把人民害苦了,连邓小平都说对毛要“三七开”,如今,毕福剑骂的就是这中间的“七”,有什么错,不应当全国人民一块骂吗?你说毕福剑反党,他为何不调侃胡耀邦,赵紫阳,习仲勋?对了嘛,还是毛做了坏事,应该骂。

在笔者看来,一个社会,一个政府,一个领导人,做得好的,要大力表扬,做得不好的,要狠狠地骂,骂才能进步,才能找到差距,毕福剑在公众舞台上,为了混一口饭吃,不得不循规蹈矩的,装得一本正经地弘扬所谓的“主旋律”,但私下场合立即变得一身轻松,嬉笑怒骂,皆成文章,这正是他的可爱之处,也是大部份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只要参加一些老同学,老朋友的聚会,只要没有拍摄毕福剑录像私放网络那样的小人在场,每个人都能敢骂,敢爱,敢讲,敢恨,不管什么职业的,不管级别多高的,不管什么性别的,都是如此,这种状况有力地显示了经历许多政治运动之后,中国人的觉醒和开悟,虽然为了物质生活,为了养家糊口,大家不得不戴上“假面具”,应付上下级,环顾左中右,但内心深处已经留足了空间:都明白事非,都希望社会进步,都向往言论自由,因此,假如央视屈从于某一高官的压力,倒向社会的极左势力,不但不表扬毕福剑,反倒加以罪名,给他撤职什么的,都是倒行逆施,引导社会朝文革滑行。

笔者与毕福剑为大连老乡,虽未曾谋面,但70年代却同在新金县插队,那时,我在谷泡子公社,毕在普兰店,彼此相距不远,听说他参加了青年点的文宣队,早早地爱上了文艺表演,后来一路发迹,进了央视,成了妇孺皆知的名人,但对老朋友非常肝胆讲义气,能帮助谁都尽力,正因为他不防备他人,心灵纯净,信口开河,才会在聚餐会上那样洒脱,那样风趣,那样富有魅力,知心的朋友相处就应当这样,岂能装成伪君子?

而且,由于他70年代曾被毛泽东赶下乡,吃了不少苦,青春荒废了多年,怎么能不恨毛?中共到今天还关押众多维权人士和言论人士,难道这一点不应当骂?实际上,日常生活中,哪个人都厌恶和憎恨伤害或虐待过自己的人,骂他们是一种神圣的权利,也是社会矛盾的润滑剂,压抑和侵犯他们的权利才是犯罪。所以,不论骂几句老毛,还是调侃几句中共,都无伤大雅,都是健康社会的劲风和活力所在,毕福剑之所以敢在习近平领导下的社会,唱几句“黄段子”,就是因为现在比周永康当“政法王”的时代要好一点点,为什么吃央视饭的人,就不能爱憎分明?凭什么要处份俺大连“哥们”毕福剑?假如真的处份了他,正是给习近平上眼药水,说不定刘云山就想这么干呢。反正谁要修理毕福剑,俺就骂他是“逼养的不知好歹”。

枫苑梦客|毕福剑骂毛泽东没有错

 

《中国数字时代》每日电邮 來源:電子郵件 2015 04 13

 

111毕福剑调侃老毛的事还在发酵,毛左们歇斯底里,像一群疯狗一样攻击老毕,要求上头惩罚他,似乎正在得逞。老毕被迫道歉了,但仍面临重罚,前途堪忧。 

我看了段子,实在看不出有什么大不了的,不就是私人饭局上说句笑话吗?再说,老毕说错了吗?没有啊!段子里最让毛左愤怒的那句话“这个老biang的可把我们害苦了!”是酒后吐真言,话糙理不糙。如果说老毕通篇调侃只不过为了博人一笑,但这句话可不是笑话,而是一句大实话。不信,你去问问中国的老百姓,在老毛统治下,吃饱过肚子吗?那是人过的日子吗?我小时候常听老人们说,最苦的日子并不是在什么“万恶的旧社会”,而是58年的大饥荒时吃 “复合面”(麦秸磨碎了加上麸皮)、“观音土”,还要被干部逼着去干活的苦日子。经过那个年代思维正常的人都记忆犹新,毛时代是以贫穷、饥饿、匮乏、恐怖和血腥为基本色的年代,没有人会留恋那个年代。

高文谦先生曾说过,“毛泽东是中国人的宿命和孽债,不仅深刻影响了中国几代人的命运,而且他已经死了多年,阴魂不散,至今还在缠绕着中国人,牵制着中国未来的走向。”毛左的疯狂行为正在印证这一点,毕福剑如果遭受打击,也将被写入史册。 

毛泽东无疑是一代奸雄,他用自己的手段改变了近代中国历史原有的进程。但是,即使是从大历史角度看,毛时代都是中国历史三峡中的一个回旋,一段不堪回首的曲折历程。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一开始是以欧美为师的,清末派出的留学生都去了美国,请来帮助设计中国政治体制的也都是欧美人。可是,造化弄人,历史给中国开了一个大玩笑,中国社会在一系列躁动中发生了惊天大逆转,转到以俄为师的邪路上去了。而毛在这场逆转过程中起到了关键作用。可以说,毛泽东是中国人在全球化的过程中民族集体无意识的失落、抵触、挣扎、反抗、一误再误、最后走向邪路的人格化符号。

毛有雄才大略,可惜没有用到正经地方,关键是他的品行低劣。我赞成这样的观点,毛是列宁式的极权主义、中国皇权专制传统、中国底层流氓文化三者的集大成者。毛的第二任妻子杨开惠对他的八字评语最贴切,就是“生活流氓,政治流氓”。毛以他的“流氓”本性先改造了中共,后改造了中国社会,宣扬卑贱,藐视高贵,造成全民的粗俗化和“痞子化”,以说脏话为酷,以不择手段为荣。如今,男女生殖器 “屌”、“逼”等都堂而皇之登上官方媒体,连央视名主播毕福剑在高朋满座的饭局上也是满口脏话。

 

毛的权力宝塔是用中国人的尸骨堆砌而成的,他是现代中国一切灾难的始作俑者。毛时代非正常死亡的人数,超过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个朝代,也超过了纳粹希特勒的大屠杀和斯大林的大清洗。一场“大跃进”就造成三千多万农民被饿死,历次运动杀死的中国人也以千万计。

毛左一直津津乐道,说毛泽东是一个民族主义者,这是谎言。研究中共党史的人都知道,毛才是一个认贼作父,出卖中华民族利益的奸贼。最近解密的前苏联档案记载,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1940年底,毛通过季米特罗夫向斯大林提出“15万精兵计划”,就是用中共15万精兵偷袭国民党后方,把蒋介石干掉,造成日伪占领南中国,苏联与中共占领北中国的南北朝局面。万幸的是,这个建议被斯大林拒绝。 

毛左一直吹嘘,说毛泽东让中国人民站起来了,这更是谎言。如今连体制内的人们,包括毕福剑,都明白过来了,1949年后,只有毛一个人站起来了,全国人民都跪下去了,都成了他任意驱使的奴隶。早年的毛也许还有某种理想主义色彩,他和一大批中共创始人一样,一开始并没有想把中国引向邪路上去,但结果却是显而易见的,历史已经证明他们在走邪路,但他却知错不改,错上加错,明知走不通的路仍要坚持往前走,全不顾人民的死活,让中国人民付上了惨重的代价。

如今,中共当年的“老师” 和“兄弟”们纷纷改弦易辙,走上了人类共同的发展轨道。东欧诸国已经立法禁止纳粹和共产党的标志及其思想。毛主义在中国早已经破产,但毛留下的孽债仍未还清,毛的幽灵仍在中国大地上四处游荡、肆虐。中共为了一党之私,仍在拼命为毛的罪过遮掩,粉饰,历史档案不敢揭开,历史事实不许探讨,纵容毛左猖狂,这是不负责任,这是犯罪,最终将再次把中华民族推入“左祸”之中。习近平为维护自己的权力基础,试图“打通毛邓”,为毛招魂,实在是在玩火。中国要想有个光明的未来,必须彻底抛弃毛泽东的政治遗产,把毛左扫进历史的垃圾堆。

 

 

聂圣哲:要强迫别人尊重毛泽东吗?

《中国数字时代》每日电邮 來源:電子郵件 2015 04 13

 

前两天,我对毕福剑“酒后唱评”事件发表了自己真实的看法:认为老毕无错,是这个社会出了问题——社会文明的落后、部分人群的愚昧,感情的扭曲,催生了必定会写入中国文明进化史“口诛毕福剑事件”。于是,网络上有一群毛泽东的拥趸,对我百般辱骂,其下流程度,登峰造极!其实,你们越这样做,我越厌恶。因为,我记不住你是谁,但我记得住毛泽东这个名字!

1、毛泽东是否值得每一个人尊重?这因人而异。你喜欢毛泽东,就把他的照片贴在床顶案头,晚上抱着他的石膏像睡觉,这是你的自由;讨厌他的人有时骂上几句,也是别人的自由。何况老毕本质上也就是发个牢骚调侃几句,用得着这样吗?不幸的是,老毕一语成谶,毕家不仅父亲文革时被害苦了,这次老毕又被他害苦了。老毕这次的遭遇证明,老毕没有说错! 

2、内心里厌毛的人不在少数。因为他的许多不可思议的“决策”,中国无数的人家破人亡。这些受害家庭的后代连发发牢骚、骂几句的权力的没有吗?有些人会说,多少革命烈士的鲜血换来了今天的“新”中国。用得着这样抬杠吗?我爷爷这么一个善良的人,1950年被冤枉枪毙,算不算为“新”中国成立抛头颅洒热血?你不枪毙我爷爷这样有威望的、乐善好施的善人,对天放一枪,你的政权能镇得住阜阳聂长营村吗?从心理学角度来讲,我爷爷的热血比烈士的热血更有影响力,贡献更大!

3、鉴于老毕是公众人物,有些毛的拥趸感情上接受不了。那么,你们骂老毕几句不就得了,用得着这样抓狂吗?请问,毕福剑违法了吗?哪部法律上规定“毛泽东不能被骂”?依法治国的实质就是:对政府来说,法律没有规定能做的事情,决不能做;对于公民来说,法律没有规定不能做的事情,都可为之。除非全国人大出台一部《毛泽东不能被骂法》,对党员来说,除非《党章》里面加上明确的“任何场合都不得对毛泽东不敬”的条款!否则,毛泽东的拥趸们对别人的骚扰、伤害都是不道德的,甚至是违法的!

强迫别人尊重毛泽东是极其愚蠢的做法,只会激起人们更加走向反面。“对待毛泽东态度的自由选择性”正在检验中国现代文明的程度。这个问题不解决,文革的病毒永远不会消除——这和当年“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问题大讨论一样重要,甚至更重要!

赛奇教授声明网传他的挺毛文章纯属伪造讹传多年

 

 

赛奇教授声明网传他的挺毛文章纯属伪造

XX你好, 

此文索引內容純粹為偽造的,而且此偽造文章至今已經以不同面目偽裝並訛傳了多年。

祝好

托尼·賽奇

發自iPad

 

 

 

赛奇教授中英文声明

 

All statements in this article are wrongly attributed to me. I have never spoken to this publication nor have I ever made these statements. Moreover, all quotes attributed to me do not accurately reflect my opinions. If you do not immediately remove this inaccurate article from your site, and notify the University in writing that you have done so, Harvard University will have no choice but to pursue legal action against you. We require such material to be removed and written notice given that such has been removed, by no later than May 24, 2009  

  译文:  

   该文章中的所有有关内容都错误的指向了我。我从来没有与该出版物进行过任何对话,我也从来没有说过该文章中涉及的内容。此外,那些注明引用我的话的内容 并没有正确反映我的观点。如果你们不立即把该文章从你们的网站删除,并向有关大学以书面形式说明你们的所作所为,哈佛大学将采取有关的法律行动。我们强烈 要求立即删除有关文档,并在2009年5月24日之前以书面形式告知我们有关的删除行为。

  

  

 

 

 

 

以下是伪造的托尼•赛奇挺毛文章

《托尼.赛奇:否定“毛泽东”是当代中国困局的症结》

1. 目前中国对毛的肆意丑化已经超越了一个民族应有的理智界限

2. 且不论错误与否,毛应该算是中华民族历史中的一个重要焦点,已经深深嵌入了中国历史。历史就是永恒、历史就是先辈。一个民族的长辈,在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像中国这样受到恶意谩骂。就拿全世界人人声讨的希特勒、日本天皇来说,你们见过几个德国人、见过几个日本人像中国人这样恶毒谩骂过他们?他们可以忍受外国人对自己先辈过错的指责,但是绝对不会容忍本民族的人侮辱自己的先辈。这是一个民族的尊严,一个人的气节。很简单,如果一个德国人或者日本人在纽约街头恶意辱骂他们的祖先,他能得到的也仅仅是好奇或聊以解闷的目光,转而就会遭人不耻,因为他是在侮辱他自己的民族,也是在侮辱他自己,一个连自己的民族都不热爱、连自己的先辈都能出口肆意谩骂的人,谁会看得起呢?‘家丑不可外扬’出自中国,全世界都认可的哲理,而你们中国人现在却在违背。这是在自毁民族啊,是会影响中国在国际上的形象的。中国人应当自省啦! 

3. 以我观察,中国现在有三种人在污蔑毛泽东:第一种人,是传统西方政客,这是他们进行 ‘和平演变’的需要。‘和平演变’首先就是要否定那个国家最有影响的人在群众心目中的形象和地位,以便接受他们的思想,过去在东欧是这样,在苏联是他们自己否定了自己。第二种人,是中国一些先富起来的人。他们‘害怕’毛泽东思想回暖,给他们既得利益带来威胁,他们要维持现状甚至是要建立有利于他们的政治新秩序,就必然要否定毛泽东。第三种人是,一些过去毛的‘仇人’的后代——国民党时代的官僚和地主的遗老遗少们,因为他们的先辈在‘毛的时代’失去了大量利益,所以怀恨在心,于是对毛极尽诬蔑之能事。

 

4. 无论我们承认与否,在我们西方的自由世界中,任何一个不带‘有色眼镜’的人都非常尊重你们中国的毛,他是一个值得所有对手尊敬的伟人,他将他和他所有亲人都献给了这个民族的劳苦大众。无论是过去、现在或将来,他的精神和思想不光值得我们西方世界研究、学习和尊重,更应该值得你们中国人了解、尊重和学习,因为他是你们中国人屹立于世界民族前列的财富和基石。”

 

5. “我很遗憾,在我们西方世界,将毛先生的精神和思想上升到一种战略的高度来进行研究和学习的时候,在你们国内却出现了大量忽略、诋毁甚至是造谣中伤毛先生的事情。在我们的世界里,觉得这简直是不可思议……否定毛泽东是当代中国困局的症结。”

 

6. “其实,我们西方世界特别重视和珍重毛的思想和著作,特别是在我们中国研究学会和军界,毛的思想和著作是必修课。我想你们也听说过了,毛的军事思想和政治理论早已经是西点军校中的必修课,而且也是学界在研究亚洲问题时首先要研究的对象。毛的为人在我们这些人看来更是不可思议的,就连尼克松对他曾经的对手也不得不感叹,毛近乎是一个神,而不是一个人。世界上还有谁见过将自己那么多的亲人的生命都献给了这个国家和民族的解放事业的领导人?难道这样的人不应该值得所有的人珍重吗?如果还有谁也为这个国家做出了这么多的牺牲,才有资格来批评这个伟人……”

7. “有一样事情我至今也没有想明白,在你们中国弃之不用的东西,在我们这儿却成了宝贝,我们用来研究、学习和改进后,反过来却用你们创造的东西变成了战胜你们的武器……。历史上难道不是这样吗?中国当前面临的最大问题是贫富不均造成严重的两极分化,而且这种两极分化伴随着权力私有化,中国的社会矛盾已经是越来越突出,毛的思想重新被更多的普通群众重视起来。如果一味地否认或者清除毛在中国思想界的影响,只会给中国带来灾难性的后果,甚至可能造成分裂!”

漂亮的口號是政客、更是民眾的夢魘 ——兼談“正常化”和“現代化”

 

徐文立

2015415日)

 

         全世界都知道,現在不少的中國人很“任性”;其實,是“焦躁”,更是對中國未來的不確定性的“焦慮”。

毛澤東時代,中國大陸是“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上九天攬月,下五洋捉鱉”、“超英趕美”。

當下,習近平是“實現中國夢”,揚言:“我們只用了30年就完成了西方大國幾百年現代化的進程”、“我們要不甘於世界的現有秩序,要成為世界規則的制定者”、“21世紀是中國的世紀”、“一路一帶,走向世界”、“中國必定超越美國,本世紀取代美國不在話下”等等,開始了中國新的“大躍進”時代。

 

可是,我在美國工作和生活了12年之後才深深感到,雖然這幾十年中國大陸的經濟發展和基本建設發展很快,但是就全中國總體上和美國比較,文明程度和鄉村建設,中國大陸比美國整整落後了近一百年;美國的自然環境更不是中國可以企及的。

記得,七十年前的日本也曾經有過“不可一世”的時代,只有屢建奇功的山本五十六因為在美國留過學,他曾經告誡日本人,日本惹了美國,必敗於美國。一語中籤。

 

我在美國工作和生活了12年之後才清醒地認識到,美國才是一個基本上實現了“人人生而平等”、“無為而治”的法治國度。

但是,即便在這樣的國度:在學校,校長就是校長,每逢畢業遊行,校長一定走在隊伍最前方,衣飾出眾,權杖開路;在公司,董事長就是董事長;在國家,總統就是總統。反而,沒有社會地位的“所謂絕對的平等”和社會待遇的“所謂的絕對平均”。

為什麼?因為他們懂得“人人生而平等”,不代表社會地位的絕對平等和社會待遇的絕對平均;“人人生而平等”指的是人格尊嚴和公民權利上的平等。

造物者,在安排群體生活的人類社會就注定,讓人們“生而有差異”。道理很簡單,一個學校不可能人人是校長,一個公司不可能人人是董事長,一隻軍隊不可能人人都是司令官,一個國家更不可能人人都是總統。“人生而有差異”暗合了人類社會生活分工合作的需要。當然,這差異也不會到了不合理的程度。上下社會階層合理的流動是社會有活力的源泉。

可是,深受“西方文藝復興負面影響”和“共產主義實踐”,特別是毛澤東實質上的“假民主觀、真無政府主義”的雙重洗腦後遺症的中國,卻“平等”的不行、“自由”的不行、甚至“民主”的不行;不知道、也不想懂得“人,生而有差異”;不知道、也不想懂得雖然“將相豈有種乎”,但是“將相”一時一地就只有“一位”。

“平等”不可能絕對;“自由”是在“法治下的自由”;“民主”是有權利的“讓渡、代議”的民主。

 

史上“無信”、“歹毒”莫過於毛澤東,世上“無情”、“專制”莫過於共產黨。從1921年開始的漂亮政治口號,假大空的政治承諾,既成全了他們,也夢魘了他們。毛澤東從1949年到“文化大革命”的不間斷的折騰,某種意義上,不就是漂亮政治口號,假大空的政治承諾的夢魘嗎?

中共和一切政客一樣,謊言比真話說得還好聽!

現在,就如習近平明明想做一個專制的“紅色皇帝”,偏偏要高舉毛澤東的“為人民服務”,當人民的勤務員,高唱:“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嚮往,就是我們的奮鬥目標”,真是好聽!不然,專門會揣摩“上意”的幫閒走狗為什麼要轉著彎地,才能騙到全國人民叫習近平為“大大(實際是爸爸)”、彭麗媛為“麻麻(實際是媽媽)”呢?!

所以,我要說:漂亮的口號是政客、更是民眾的夢魘!作為所謂的漂亮口號“中國夢”的“人民的勤務員”的習近平,竟然恬不知恥“誘使”全國人民叫他為“爸爸”,難道還有比這更大、更虛偽、更恐怖的夢魘嗎?!

 

幾個世紀,最大的漂亮口號就是所謂“現代化”。那麼,人們指望的“現代化”實質內容,主要有二條:

1,      人類的物質財富會越來越極大的豐富。

2,      人類財富的分配會越來越平均的分配。

“現代化”除了隨著科技的進步,的確給人類帶來更多的物質享受和便利之外,人類財富的分配並沒有越來越平均,就這樣不平均,地球都無法承受,要想人類的物質財富越來越極大的豐富、分配越來越無差別的平均更是不可能。中國的所謂模式不可能持續、歐洲的衰微、世界性的紛亂多源於此。看看台灣的紀錄片《± 2℃》就知道這是不現實的。我們不要自欺欺人了。所以我願意,把我曾經提出過的《第三共和宣言》中的“自由均富”修改為“自由富裕”。

 

我在美國生活的12年,讓我很欣賞許多美國人 “閒適”的生活態度,既追求“人人生而平等”,又承認“人人生而有差異”,更明白“人人生而不完美”,以平常心過著正常的生活。

我希望,人類用“正常化”“正常社會秩序”替代“現代化”“絕對平均主義”的追求。這就是我2008年將16年牢獄生涯的結晶《人類正常社會秩序概論》獻給全人類的全部原因。

我以下的附件中的三、四,就是讓讀者可以看到,觀念的改變,對人類的重要;以及不堪重負的地球,需要人類的新觀念、新態度。

——兼談“正常化”和“現代化”

徐文立

2015415日)

 

         全世界都知道,現在不少的中國人很“任性”;其實,是“焦躁”,更是對中國未來的不確定性的“焦慮”。

毛澤東時代,中國大陸是“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上九天攬月,下五洋捉鱉”、“超英趕美”。

當下,習近平是“實現中國夢”,揚言:“我們只用了30年就完成了西方大國幾百年現代化的進程”、“我們要不甘於世界的現有秩序,要成為世界規則的制定者”、“21世紀是中國的世紀”、“一路一帶,走向世界”、“中國必定超越美國,本世紀取代美國不在話下”等等,開始了中國新的“大躍進”時代。

 

可是,我在美國工作和生活了12年之後才深深感到,雖然這幾十年中國大陸的經濟發展和基本建設發展很快,但是就全中國總體上和美國比較,文明程度和鄉村建設,中國大陸比美國整整落後了近一百年;美國的自然環境更不是中國可以企及的。

記得,七十年前的日本也曾經有過“不可一世”的時代,只有屢建奇功的山本五十六因為在美國留過學,他曾經告誡日本人,日本惹了美國,必敗於美國。一語中籤。

 

我在美國工作和生活了12年之後才清醒地認識到,美國才是一個基本上實現了“人人生而平等”、“無為而治”的法治國度。

但是,即便在這樣的國度:在學校,校長就是校長,每逢畢業遊行,校長一定走在隊伍最前方,衣飾出眾,權杖開路;在公司,董事長就是董事長;在國家,總統就是總統。反而,沒有社會地位的“所謂絕對的平等”和社會待遇的“所謂的絕對平均”。

為什麼?因為他們懂得“人人生而平等”,不代表社會地位的絕對平等和社會待遇的絕對平均;“人人生而平等”指的是人格尊嚴和公民權利上的平等。

造物者,在安排群體生活的人類社會就注定,讓人們“生而有差異”。道理很簡單,一個學校不可能人人是校長,一個公司不可能人人是董事長,一隻軍隊不可能人人都是司令官,一個國家更不可能人人都是總統。“人生而有差異”暗合了人類社會生活分工合作的需要。當然,這差異也不會到了不合理的程度。上下社會階層合理的流動是社會有活力的源泉。

可是,深受“西方文藝復興負面影響”和“共產主義實踐”,特別是毛澤東實質上的“假民主觀、真無政府主義”的雙重洗腦後遺症的中國,卻“平等”的不行、“自由”的不行、甚至“民主”的不行;不知道、也不想懂得“人,生而有差異”;不知道、也不想懂得雖然“將相豈有種乎”,但是“將相”一時一地就只有“一位”。

“平等”不可能絕對;“自由”是在“法治下的自由”;“民主”是有權利的“讓渡、代議”的民主。

 

史上“無信”、“歹毒”莫過於毛澤東,世上“無情”、“專制”莫過於共產黨。從1921年開始的漂亮政治口號,假大空的政治承諾,既成全了他們,也夢魘了他們。毛澤東從1949年到“文化大革命”的不間斷的折騰,某種意義上,不就是漂亮政治口號,假大空的政治承諾的夢魘嗎?

中共和一切政客一樣,謊言比真話說得還好聽!

現在,就如習近平明明想做一個專制的“紅色皇帝”,偏偏要高舉毛澤東的“為人民服務”,當人民的勤務員,高唱:“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嚮往,就是我們的奮鬥目標”,真是好聽!不然,專門會揣摩“上意”的幫閒走狗為什麼要轉著彎地,才能騙到全國人民叫習近平為“大大(實際是爸爸)”、彭麗媛為“麻麻(實際是媽媽)”呢?!

所以,我要說:漂亮的口號是政客、更是民眾的夢魘!作為所謂的漂亮口號“中國夢”的“人民的勤務員”的習近平,竟然恬不知恥“誘使”全國人民叫他為“爸爸”,難道還有比這更大、更虛偽、更恐怖的夢魘嗎?!

 

幾個世紀,最大的漂亮口號就是所謂“現代化”。那麼,人們指望的“現代化”實質內容,主要有二條:

1,      人類的物質財富會越來越極大的豐富。

2,      人類財富的分配會越來越平均的分配。

“現代化”除了隨著科技的進步,的確給人類帶來更多的物質享受和便利之外,人類財富的分配並沒有越來越平均,就這樣不平均,地球都無法承受,要想人類的物質財富越來越極大的豐富、分配越來越無差別的平均更是不可能。中國的所謂模式不可能持續、歐洲的衰微、世界性的紛亂多源於此。看看台灣的紀錄片《± 2℃》就知道這是不現實的。我們不要自欺欺人了。所以我願意,把我曾經提出過的《第三共和宣言》中的“自由均富”修改為“自由富裕”。

 

我在美國生活的12年,讓我很欣賞許多美國人 “閒適”的生活態度,既追求“人人生而平等”,又承認“人人生而有差異”,更明白“人人生而不完美”,以平常心過著正常的生活。

我希望,人類用“正常化”“正常社會秩序”替代“現代化”“絕對平均主義”的追求。這就是我2008年將16年牢獄生涯的結晶《人類正常社會秩序概論》獻給全人類的全部原因。

我以下的附件中的三、四,就是讓讀者可以看到,觀念的改變,對人類的重要;以及不堪重負的地球,需要人類的新觀念、新態度。

何頻:中國夢:黑夜中還有一顆亮星




萧远微博


一名記者為了新聞理想而三次入獄,不知是不是創造了人類新聞史上的紀錄?如果是的話,證明了這是世界上新聞管制最嚴厲、對新聞記者最摧殘的國家,也證明了這位記者是世界上最勇敢的記者。這個國家叫中國,這位記者叫高瑜。
在這個由“不信邪”的黨控制一切的國家,黨的總書記卻充滿激情地發出號召,要求人民都做美好的中國夢。我寫這段文字的時候,是紐約的白天,北京的深夜,你能想像年過七旬的高瑜在陰冷的囹圄之中,中國夢有多香甜?
同一首歌,同一個夢——這似乎是央視某個節目的口號,正是中國生存的明規則:如果你不是跟著唱同一首歌,不是跟著做同一個夢,你就得被人押著在中央電視台認罪。這種對人格的羞辱、對人權的侵害、對法治的踐踏,全世界還有那幾個野蠻的國家在做?想必,你們得意,這比文化大革命的遊街,接受教育、接受恐嚇的群眾人數不知多了多少倍?然而,同時,你們將高瑜的形象、影響力、歷史記憶擴大了多少倍?你們也將歷史恥辱碑上你們自己的名字挖深了多少倍?
我不忍看高瑜在央視上“認罪”“懺悔”的節目,但我知道這個違心的認罪,是一個母親對兒子的愛心,這個對罪行的懺悔是一個母親對兒子的愧疚。誰家的兒子,受得了母親三度入獄?而對於母親而言,兒子幼年自己坐了牢,兒子少年自己坐了牢,兒子青年自己還坐牢,最堅強的女性也會崩潰。事實上,在這次入獄前,高瑜每每提及她的兒子,隨之總是嘆氣:“我最對不起的是我的兒子。”於是,情報精準的秘密警察們一下子降伏了這位勇敢的記者、脆弱的母親,將她兒子一同捕獲,從而成功地把高瑜逼上了電視。
我至今也沒有完整看過高瑜被指控“洩密”的那份文件,因為中共八股文字對正常人的心智是多大的蔑視和嘲弄!這份早就流傳於網上的所謂文件,既不是軍事機密,也不是經濟機密,只是一份意識形態的“正確指引”。原本是中共宣傳系統某高官,希望借明鏡媒體,來糾正外界對中共宣傳輿論的“誤解”。跟泄露國家機密、跟高瑜這個非官方記者又扯得什麼關係?
這當然是天底下都知道的借口,為的是阻止高瑜唱出不同的歌。因為沒有幾個中國的記者,可以堅持到70歲還在採訪第一線;沒有幾個中國的記者,有比高瑜更豐厚、更多重的人脈關係;沒有一個中國的記者,比她獲得更多國際獎項——她不只是一個記者,她也是眾多媒體的引導者、消息來源和評論家;一些中共黨內的改革派元老,對高瑜的信任也非比尋常,沒有了高瑜相助,便難以讓外界聽到他們的聲音。
雖然高瑜是位專長中國時事的記者,但獨立性使她似乎沒有需要固守的政治派系、意識形態原則。從她的報導內容、評論觀點,可以清晰看到其專業精神,尖銳明快,卻沒有陷入一黨一派之私。這種職業道德在中國固然不易生存,有些中國人到了海外自由世界,也不能理解和容忍具有這種精神的媒體人。高瑜這次被抓前後,還有媒體荒唐地說她是什麽“江派放風人”,而她被抓是習近平向江澤民下手的一個信號。
這種構陷不管出於什麼目的,但對事實是一種歪曲,對受眾是一種誤導,對失去基本自由的高瑜,更是一種進一步的傷害。至少在我與高瑜打交道的過程中,高瑜曾經幫助澄清過習近平家族財富的傳聞,因為習家認為西方某家媒體報導的習家財富有不實之處,便請高瑜通過明鏡的媒體予以澄清。這件“秘事”高瑜未曾對外披露過,但我知道習家曾表示過謝意。如果按照上面某些媒體的邏輯來推理,高瑜被抓,是否意味著江澤民勢力對習近平的反撲?
政治哪裡會如此簡單,新聞哪裡會如此蒼白?即使高瑜與習家有某種關係,高並沒有借此使這關係更親密,而是毫不含糊地用獨立媒體人的眼光評介習近平的言行。不管你認為她說得對不對,這都是她獨立的見解。不止是對習近平、江澤民、薄熙來,即使對很熟稔的朋友的評價,她的看法也是豐富、多層次,盡可能接近事實的面目。
很多時候,真相之所以常常被混淆,是我們沒能守住職業的基本底線。這種堅守是脆弱的,有時候會使飯碗丟掉、有時候會使名譽受損、有時候會傷害親情,當然更慘痛地是失去自由。俗人如我曾多少次勸高瑜花些時間理清楚丈夫的遺產(即某官方公司的欠帳)、追一下下落不明的勞保福利檔案、買一個基本的健康保險,然而,她答應了卻沒有積極去辦理。她的熱情還是在新聞,她的希望還是在新聞,她也就再次為了新聞失去自由。
古稀之年的她,出身中央黨媒的她,歷經多少政治風浪的她,難道不知道:天下沒有獨裁者可以容忍新聞而不要宣傳?但她,當然也不只她,幾乎有正常心智的人都知道:天下有什麼文明國家不能容忍批評政府和官員、不能容忍平民非議朝綱?
中國崛起,需要的是能支撐崛起的文明基石,而不能仰仗萬國來朝的逐利者,更不能豢養變態的宦官。文明基石建構的起點,便是尊重人的言論自由。沒有言論自由,就意味著一切都沒有自由。如果你沒有準備好,但你也不應該比江澤民、胡錦濤時代更黒暗。
我快寫完這篇短文的時候,紐約還是白天,北京還是黑夜,我不知道高瑜在監獄中會做什麼夢。但我閉上眼晴回想我的祖國,高瑜便是一顆亮星。這是中國還讓人不會完全絕望的星,她用三次失去自由的代價,讓我們這代新聞人還不致於全部沉淪,也不致於讓子孫嘲笑我們:在那個時代,沒有人是英雄。
(2015年4月9日於紐約)

中道即正道:解读徐文立 (之二)

 

 

曾节明

 

 

 

  徐文立的思想,集中于他所著的《人类正常社会秩序概论》一书中,这其实是一本狱中家书选集,里面选汇了徐文立第二次入狱(1998年,因在中国大陆进行民主党组党活动,徐文立第二次被捕,被判刑十三年)期间的狱中家信。

  这些收录的家信,与其说是家信,不如说是徐文立的思想阐述;因为中共监狱当局对在押人犯的文字、尤其是关于社会政治文字的严密审查,迫使徐文立不得不采取家信的方式,来进行自我思想总结和表述;因为家信的表述方式,令徐文立的这本社会、政治思想小册子特别浅显易懂,是一本老中青少皆宜的人文读本,任何一个中国人,只要有初中文化,一定能读懂这本书。

  在这本书的扉页上,徐文立题到:“献给我的爱妻和爱女及她的儿女们。”书中,徐文立多处流露出关切女儿学业、引导其兴趣的用意,体现出一片拳拳的父爱苦心;徐文立著书救国“治世”、顺带启蒙家人儿女的一腔热忱,如狱中思亲之情一样浓郁,恰如一杯新彻出的安徽黄山毛峰,滴滴香热,感人肺腑、沁人心脾。

  这亦反映出徐文立“修身、齐家”的生活信条,老徐受儒家的濡染熏陶,何其之深!

  由于家书和启蒙女儿的特点,徐文立的这本社会政治小册子很特别:它浅显易懂老少皆宜,但却并不肤浅,它于浅显中隐藏深邃,于平淡中闪射异彩,若没有敏锐的头脑、健全的常识和丰富的阅历,一般人还不容易领悟其中的大道理。

  徐文立的这本家书,浸透着国学的理念和儒家的先贤名言、名句、和经典段落选录……以致于身为社会科学学者的严家其博士在序言中惊叹:“读徐文立的家书,这才给我上了周易的一课。”我捧起徐文立于2015年春节后给我寄来的这本家书,方一开卷,便被浸润其中馥郁的翰香国学气吸引住了,阅读间仿佛感受到来自汉、宋书斋的竹简纸砚的阵阵悠香,——异哉奇哉!老徐这个毛泽东时代长成的“解放牌”一代,竟全无“黄俄”鬼子、唯物鬼子、科学鬼子……习气,而象一个真正的中夏之人。

  读徐文立的家书,于我,如同回笼补儒学和国学的课;就象忽然间穿越回到北宋东京的太学学堂,和着自微启纸窗阵阵渗入的鸟语花香春泥,于汉服方巾的太学生们中间,谒听相国级人物摇头晃脑地授业讲道。

  同样堪奇的是,徐文立虽然满腹儒家、周易,却无摇头晃脑的书呆子迂气,他始终是一个精明干练娴熟的社会活动家和组织者,他头脑敏锐、眼光独到、要言不烦……在2002年七月十三日的狱中家书中,言简意赅地指出了中国社会在近代以前陷入停滞的原因之一:中国人对以儒家为代表的先贤经典“泥古而不化”,以致于自宋以后,中国知识分子陷入“皓首穷经”的误区,结果就是“从《六经注我》到《我注六经》”的怪圈,从而丧失了创造性。

  这个观察是很深刻的,但我以为:徐文立忽视了北方游猎蛮族,尤其是满洲征服,对中国发展的巨大负面影响。譬如:同样深受儒家影响,远比中国后发——公元七世纪文明才开化的日本,为什么明朝中期以后,技术上超过了中国,且在近代同样受西方挑战的情况下,能够作出迅捷的反应,“变法”自强成功,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日本历史上从未被蒙、满等蛮族征服(此很大程度上又是凭借海洋天险的优势)。

  忽视了中国历史上的繁荣和自主发展,一再遭北方蛮族破坏、打断、扭曲和劣质化,是导致中国愚昧落后的重要因素,是徐文立局限性的一面。但是难能可贵的是,随着徐老对孙中山不朽价值认识的渐次加深,近来文立兄已经察觉到满清入关对中国的巨大负面影响,从而对他在狱中时期的思想,正在作出修正。

  徐文立好学不倦的精神,和健旺的可塑性,在“民主墙”一辈人中,尤为难能可贵,这与同为“民主墙”运动元老的某旅美知名人士,以“决不背叛自己青春”为由,决不否定当年自己从事的“红卫兵”打砸抢事业之死不认错作风,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徐文立敏锐的眼光,还体现于他对中国社会“拜科学教”倾向的及早觉察;而“拜科学教”——科学迷信是中共几十年统治的重大恶果之一,在共产主义意识形态衰落后,它愈来愈成为中国社会的严重问题。

  由于共产党政权的意识形态,是把自命“科学”、且把科学等同于真理的无神论唯物主义意识形态,因此,长期受共产党统治的人们,普遍带有严重的科学迷信倾向:

  从整体上说,1950年前后出生的“解放牌”人群,是中国受共产党党文化影响最深最重的人群,因为这个人群在思想价值观塑形的青春期,正值中共意识形态和生命力最旺盛的时期;深受受共产党无神论唯物科学迷信的影响,这个人群不仅具有宪政民主觉悟的人很少,而且即便是有有宪政民主觉悟的人,也往往是轻视宗教甚至反对宗教的无神论者,他们虽然嘴上高唱自由民主、自称羡艳西方人文思想,但其无神唯物拜科学教的倾向,与中共党棍、信徒高度一致,而其实与西方人文先贤格格不入。

  其实不仅仅是“解放牌”人群,所以“解放”后成长起来的大陆中国人,都有“拜科学教”——的严重倾向,而且这种倾向有愈演愈烈之势:邓小平复出“改开”以后,中共当局鉴于自己“挂羊头卖狗肉”,原有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已经无法理直气壮,于是就淡化“马列毛”的色彩,转而自我涂抹“科学”色彩,更多地抓取“科学”两字占据话语霸权,更多以“科学”的面目忽悠人;另一方面,因为科技对经济发展有立竿见影的效果,经历“邓改开”,日子比毛泽东时代相对好过、且普遍无宗教信仰的中国人,就更容易形成“拜科学教”的价值观。

  对于信奉“拜科学教”的“科学鬼子”来说,科学就等于真理,不科学的、或不能以科学来解释的,他们一概否认、统统打倒,美其名曰“反伪科学”。何祚庥、司马南、方舟子,就是“科学鬼子”的典型代表,他们把易经、中医、气功统统当作“伪科学”加以横扫。

  徐文立则是“科学鬼子”充斥于世的当代中国人中,一个难得一见的另类,老徐在2002年7.13狱中家书中明白指出:

  “现在有一种将‘科学’神话的倾向,其实‘科学’本意即‘分科的学问’,它不能与真理划等号。”

  不夸张地说,徐文立一小段言简意赅的阐述,是一段足以上教科书的格言名句,因为它是一段非常具有深度的价值观层面的阐述,它是一段对中国社会弊病及时、且具有前瞻性的阐述,它也反映出说者敏锐的时代嗅觉和高瞻远瞩的观察社会眼光。考虑到生于1943年的徐文立,大致上属于中国“解放牌”群体,能有如此见识,就更为难能可贵了。

  为什么不能搞“拜科学教”——神话科学,徐文立在他的7.13家书中举例说:易经预测并不符合科学,但从古至今,中国的易术预测师以易经八卦预测(人、事,甚至改朝换代——历史进程)非常准确,甚至屡试不爽。

  徐文立没有提及的还有一个明显的例子,就是中医:中医很多地方都不符合科学,但中医的疗效,是任何实事求是的人无法否认的,且在治疗一些疾病,如风湿、面瘫、体虚、感冒、慢性炎症等方面,中医还有着西医无法比拟的优势。

  另一个例子就是气功,气功不符合科学,但气功在修身养性、强身健体方面的作用,是客观存在的。

  综上可以总结:不科学的东西却有效果,且科学无法解释——这就说明科学并非万能,不科学也并不一定是错谬虚妄,科学远非真理的化身。

  神话科学——拜科学教倾向,是中国社会新的深层次大弊,当中国异议人士普遍停留在反专制要民主的层面时,徐文立已经看了今后重建中国社会所面临的大问题:现今的中国社会,真正信奉马列毛邓官方意识形态(共产主义或“特色”社会主义)的人已经很少了,但是受共产党唯物“拜科学教”价值观的影响,众多中国人仍然是“科学鬼子”,尤其危险的是:

  好些民运异议人士也是“科学鬼子”,因为中国的历史积弊、某些民族劣根性(其实每个民族都有其历史积弊和民族劣根性)、和中共严酷下作的统治,和西方科技、政治的相对先进、文明,他们对中国本民族文化怀有情绪化、极端化的自卑心理,他们在反对中共极权、专制的同时,倾向于把中国传统文化一锅端;另一方面,只要是“科学”的产物、或挂着“科学”的标签,他们都信奉、都力挺,他们从对中国人和中国文化的偏见甚至恨恶出发,力挺“计生科学”,为中共的“计划生育”喝彩,甚至莫名其妙地喊出“中共万恶,计生首善”的口号;他们反对汉字,力挺中共对汉字的胡简乱化,甚至主张取消汉字,改用西方的拼音字母文字……他们以“反伪科学”的名义,全盘否定并号召废除中医,与方舟子等人遥相呼应……今天,他们吹捧并号召中国人都去吃多次测试发现致癌性、危害性,其安全性未经证实的“科学”产物——转基因食品。

  民运异议“科学鬼子”在拥抱“普世价值”的同时,对中国传统文化不分青红皂白一锤砸、一锅端的文化灭绝主义假洋鬼子新红卫兵姿态,与宪政民主的韩国、日本对中医、气功、汉字的尊重和珍惜的态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由此不难想见,如果今后重建中国的权柄,没有交到真正对本民族负责的稳健派手中,而真落到了这些狠刨本民族传统文化命根子的“自由民主”新红卫兵、文化买办、科学鬼子手中,则中共欲灭亡而未能灭亡的我中华民族,必将在这些人“计生”、转基因、文化灭绝主义三重“科学”刮骨钢刀的切割下,真正亡国灭种!

  这就是中国今后面临的最大危险。

  中国必须在归正于本民族传统的基础上,借鉴他国长处,而绝不能再做外来文化外来思想的试验田!

 

  作为中国最落后的群体——“解放牌”中的一员,徐文立能有这样独到的眼光、敏锐的见识,堪称奇迹。在普遍无神论、拜科学、崇毛的“四零后”群体中,徐文立就象一株散发着清香的荷叶,出于淤泥塘而不染。老徐为何有这种出污而不染的本事?我以为,这与他自小深受儒家濡染、是一位有神论者,大有有关系:

  徐文立在2002年8月1日的家书中,以教导女儿的方式说:冥冥之中是有天意的。徐文立引用孔子的话说“五十而知天命”、“天命不可违”。什么是天命?徐文立解释说:就是命运中你左右不了的东西。正是有此种东西存在,所以古话说:“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为了说明“天命”的存在,徐文立举了爱因斯坦的例子:晚年的爱因斯坦,有一次在听了“巴赫管风琴曲”演奏会后,吃惊并肯定地说:“现在我真地相信有上帝存在!因为我听到了天籁之音。”

  但徐文立却认为:上帝并非人格式地存在,而是冥冥之中的神秘力量。这又反映出老徐不同于基督徒或其他宗教信徒的有神论者特点——“存而不论”,“敬鬼神而远之”,这是典型的儒家特点。

  有神论和无神论的区别,是一个很重要的区别,而这个区别容易为中国人忽视:从灵性的层面来说,有神论者是鲜活的、丰富的,而无神论者是僵硬的、枯涩的,因此一个有神论者的可塑性和人文方面的灵感,都是无神论者无法比拟的。

  徐文立正是一位有神论者,而且很早就是一位秘密的有神论者。

 

曾节明 成稿于 四月十日凌晨于春雨纽约州

 

忆父诗——在大洋彼岸纪念我们远去的亲人

 

 

忆父诗

(北京)丁朗父


    家父丁皎,生于辽宁省法库县秀水河子村地主家庭。20世纪40年代后期先后就读于东北大学、沈阳中央警官大学分校。其间参加中共地下工作,后加入共军四野。“镇反”时被审查,不得重用。1960年在中缅边境被捕,以叛国罪入狱。出狱后又打为“现行反革命”遣返东北老家。历经苦难,20世纪最后一年,在孤寂中去世。——作者


当年倜傥一书生,
策马从军到江南。
功成翻脸成“历反”
抛妇弃子去云南。
“革命”不成进大狱,
出牢“历反”加“现反”。
 
少年书生青年军,
中年“翻身”作老农。
“五类分子”独占二,
千百人中最底层。
 
八月汗滴禾下土,
九月秋忙如老虎,
十月冷风吹破屋,
寒冬携锤采石去。
塞外天荒沙漫漫,
革命人情薄如纸。
 
有子不肖最如我,
自私自利世不谙。
党教进步要“划线”
“揭发”生父人伦乱。
好在无知失要点,
“揭发”未致酿大患。
 
女少子幼全无知,
慈父一身挑家事。
公社革命大减产,
冬去春来家无米。
白日出工最重活,
晚归精种自留地,
阴雨连天不出工,
扛锹背镐开荒域。
千苦万苦犹怜子,
卖猪送子逃荒去。
 
人间地狱二十年,
千锤百炼成铁汉。
二子出逃天南北,
一日天开被“平反”。
 
老来无家自生活,
读书写字日蹉跎。
洞庭浪高连海水,
一世沧桑走南北。
闭眼未得见长子,
人死灯灭风吹火。
 
如今我亦为人父,
舔犊心情拳拳起。
身为人子大不孝,
夜深忆此泪如雨!

                2010年于北京◆

 

中道即正道——解读徐文立(之一)

 

 曾节明

 


  早在桂林当记者的时候,我就通过“自由亚洲”电台知晓了徐文立的大名:1998年大陆中国民主党组党者、“民主墙运动”的发起者、《“四五”论坛》的创始人——“四五”论坛是中共国最早、也是迄今为止坚持最久(坚持了一年多)的当代中国民运民刊;徐文立名副其实算得上共产党中国民主运动的先驱人物。
  我一直未能接触徐文立,直到流亡泰国,2009年年末的某一天,当时同样流亡泰国的桂林老乡、大陆民主党人李志友,传达了徐文立对我的问候和欣赏。
  这样大名鼎鼎的人物主动结交我,我在出乎意外之于,自然有几分涕零之感。到美国后,与徐文立的接触,逐渐多了起来,还于2013年在纽约市碰了面。
  与徐文立交往,就象品尝上等白露秋毫,清淡却余味绵长,甘醇入心、磬香满鼻,于初始的平淡无奇中,逐渐感受到徐文立的一些不凡的韵味来:
  首先是恍若隔世的“穿越感”。徐文立是我迄今为止我所接触到的中国异议人士当中,共产党党文化痕迹最轻微的人,无论是行文演讲、还是举手投足、接人待物,甚至开玩笑。。。他都极少沾带党文化色彩,而满溢着儒雅之风;他的衣着天生得体,无论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的确良衬衫料子裤,还是今天的夹克和风衣。。。他都能穿出今天大陆中国人普遍穿不出的翩翩风度来。老徐通身的气质,竟与影视小说中的大陆民国士人仿佛似之,有时真让人纳闷:文立兄究竟是来自中共国,还是来自“两蒋时期”的台湾?
  徐文立这通身的气质,在“民主墙”的同时代人中,显得特别的另类,他着着实实恍若来自不同的年代、不同的社会,是不小心坠入时间隧道、从上世纪三十年代钻到七十年代来的一位大陆民国士人。
  但,这儒雅彬彬仿佛从上世纪的民国大陆钻时间隧道来到当下的徐文立,生于1943年的安徽,完全成长于毛泽东时代中共国的心脏——北京,这就是徐文立最堪称奇的地方之一。四十年代出生的大陆人,受共产党党文化的浸淫是最深的,所经历的毛泽东思想改造,也是最长、最剧烈的,为什么这些没有在徐文立身上落下深刻的痕迹呢?
  对此,徐文立回答说:这是因为他父母和家庭的影响——他父亲是满腹儒家学养的军医,他母亲的传统修养也很好。
  但我总觉得:徐文立天生就是“旧中国”的人;因为说影响的话,家庭的影响远不敌社会的影响,譬如现在我儿子们变化:虽然我在美国家里拼命提倡汉语汉学,但我的长子基本上熔成美国人了。徐文立天生就是某位“旧中国”汉儒的苗子,所以他对毛泽东和共产党,有着天生的抗体。
  惊奇之二是,徐文立接人待物得体且细致入微,确有周恩来的遗风。早在中国时,陈尔晋就通过SKYPE对我说:当年搞“民主墙运动”时,他吃住都在徐文立家里;徐文立很有周恩来的优点,如果他们联手合作可成大事。。。。。。
  2013年三月底,我的确在纽约市目染了一回老徐“民运周恩来”的风采:徐文立穿米白色风衣戴贝雷帽,风度翩翩、精神矍铄、精力旺盛,两只眼睛确如周恩来一样炯炯有神,看人目不斜视。。。公共场合老徐谈吐儒雅流利,收放进退自如,彬彬有礼,举止活跃,张弛有度,天生外交家的气质。。。在民运会议上,即便遭人公开发言批评,也始终面带微笑。
  老徐曾特意打电话给我,叮嘱我居美常识:不要忘记报税,只要工作且如期报税,每年可挣到四个点,攒到四十个点,今后就可以在美国领取到较高的退休金了。
  前不久老徐介绍我结识一位台湾国民党前辈,特意嘱咐我:前辈年事已高,不常查电邮,以亲笔写信联系为妥。。。。。。
  这些细致入微的人性化的作风,难道没有一点周恩来的影子吗?
  我以为,以周恩来比徐文立,并非全然贬义。周恩来固然好话说尽、坏事做绝、罪恶弥天,但周恩来之所以罪大恶极,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其信仰的大错——周毕生信奉马列主义,而不是周恩来本来就是个坏人。明眼人不难察觉,同样是犯罪,周恩来与毛泽东是有重大差别的:毛泽东是“我是流氓我怕谁”,其人坏得透彻,没有后悔,没有人格分裂;周恩来在犯罪的时候是有歉疚的、有后怕的、内心是有挣扎的。。。这就说明周恩来本来不是坏人,可惜信奉了人类有史以来最具祸害的歪理邪说。
  尽管上了共产极权的贼船,周恩来身上仍保留好许人性化细致入微的作风,我以为,这种人性化的作风是装不出来的,而是儒家熏染的结果,无比遗憾的是,因为周恩来信奉的主义和从事的万恶事业,此种人性化的作风,反而成了成全极权暴政的迷魂散、润滑油。
  徐文立,就象投身共运之前的周恩来。
  惊奇之三是徐文立的敏锐:徐文立有如家书的社会思想论述,深入浅出、亲切质朴、闪烁着“大道至简”的神采,老徐行文,没有某些民运学究的华而不实的学术词汇堆彻、没有莫名其妙的体系构建、没有引经据典、故作高深的“洋迷信”、学院式的卖弄。。。却有着常人所不及的独到发现,能够看到众人看不到的地方。。。总的来说,徐文立不是任何新体系的创建者,而是一个具有敏锐眼光的继承者和践行者。

曾节明 写于2015年四月一日下午于春暖纽约州

二奶村、貪官城、月子中心——中國人在美國製造的奇異景觀

 

作者:程凱

 

三月三日清晨,美國聯邦政府移民局,連同國稅局,採取行動,突擊搜查大洛杉磯地區多個城市的中國產婦“月子中心”,和招攬中國產婦來美產子的仲介機構,共五十多家。當天,美聯社、《華爾街日報》等各大報紙的網站、赫芬頓郵報等網路媒體、各大電視網,都迅速報導了聯邦執法人員的這一突擊行動,於是那一天美國人都知道:中國人在美國製造了“二奶村”、“貪官城”奇異人文景觀之後,又製造了一個新的奇異景觀“月子中心”。

 

(一)

 

“月子中心”有五六年的歷史了,“二奶村”更是歷史悠久,存在十年以上。我們就先來說說“二奶村”。

 

美國各華人聚居的城市不難見到中國貪官和富人的二奶,但二奶們群聚於一地,形成了“二奶村”,當屬加州大洛杉磯地區一個名叫羅蘭崗(Rowland Heights)的地方。這地方不僅華人無人不曉,在美國主流社會也聞名遐邇。英文媒體在報導這地方的時候,給了它一個音譯的專用名詞“Ernai Village”,而不是通常所稱“Mistress Village情婦村”。這地方二奶之多,有一個現象可作證明:在洛杉磯國際機場中國航班的出口接機處,你每天都可以看到有華人少婦們在焦急等待航班降落。不一會兒,每當一位老男人走了出來,便有一位少婦欣喜若狂,上前擁抱老男人,然後挽著老男人的胳膊,登上奔馳或寶馬汽車,直往羅蘭崗駛去。

 

老男人們非貴即富:貴,至少是廳局長以上的大官;富,至少有十億八億身家。他們之所以把二奶送出國,一是因為家裡的大奶鬧得不得安寧,甚至威脅到二奶的生命安全;二是把資金轉移出國外,需要有個照看資金的人。於是權貴富豪們就在國外買一幢豪宅,把二奶送出國居住。權貴們、富豪們不約而同看中了羅蘭崗,這裡便有了“二奶村”。

 

權貴富豪們不能常來“二奶村”,通常每年來一次,住十天半個月,與二奶們溫存一番,就得回國。剩下的漫長日子,就由住在豪宅裡的二奶獨自打發了。

 

二奶們都互相認識,他們之間的交往是,晚上打打麻將,白天一起逛街下館子、買衣服、洗頭、美容、修指甲、租電視劇影碟。因此羅蘭崗一帶,中餐館、華人開的美容院、服裝店、音像品商店,成行成市,家家生意興隆。

 

羅蘭崗還有一種店子鮮為人知,就是為二奶們提供牛郎的夜店,那是手中有花不完的錢卻寂寞難耐的二奶們不可或缺的尋歡之地。洛杉磯有不少英俊精壯的華人青年當上了羅蘭崗牛郎,他們為二奶服務一個晚上比在餐館打一個星期工收入還多。

 

近幾年,羅蘭崗的“二奶村”逐漸衰落,原因是:“二奶村”經媒體報導,名聲在外,甚至有導演要在這裡拍二奶的電影,引得好事之徒前來窺視。本來是權貴富豪為二奶找的躲清靜的地方,反倒幾乎成了旅遊景點,權貴富豪們就不得不另找地方了。更主要的是,二奶與權貴富豪之間,是用金錢與情欲維繫的關係,極不穩定,天長日久便要生變,“二奶村”每一幢豪宅裡演繹的故事,結局都不像過程那樣香豔,往往財散、人去、樓空,以苦澀收場。

 

(二)

 

再來說說“貪官城”。

 

與到處可見二奶一樣,美國也到處藏著攜帶鉅款潛逃出國的中共貪官。他們一到美國就要買豪宅以作安身,使得美國華人聚居的城市,房地產空前興旺。在這些城市的高級住宅區,每天都有大陸華人看房團穿梭其間,看中了就出手購買,不講價錢,現金一次付清,把老美們看得目瞪口呆。這些城市的華人房地產經紀的業績令其他族裔的同行們眼紅羡慕。

 

二奶聚居形成了“二奶村”,貪官不約而同選擇同一座城市購屋居住,就形成了“貪官城”。大洛杉磯地區的亞凱迪亞市(Arcadia),便有“貪官城”之稱。

 

今年以來海內外媒體廣泛報導:不久前落馬的前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令計畫的弟弟令完成潛逃美國,住在亞凱迪亞的一幢豪宅中。美國NBA籃球明星尤德瑞,被國王隊交易到威斯康辛州密爾沃基雄鹿隊,將其在亞凱迪亞的豪宅賣了,買主就是令完成。媒體的報導很詳細,把這幢豪宅的門牌號碼、外觀照片和成交價都一一刊出。據說令完成帶走了大批中共高層權鬥和貪腐的極為醜陋和驚人的文件,像是手中握有一顆可隨時引爆的原子彈,使得習近平、王岐山對令計畫進一步下手,不得不考慮後果。令完成潛居亞凱迪亞,亞凱迪亞隨時會傳出爆炸性新聞,這更使得亞凱迪亞聲名遠播、萬人矚目。

 

亞凱迪亞是一座小城,占地二十八點九平方公里,人口不到六萬。該城坐落在聖蓋博山腳下,整座城市綠樹成蔭、環境清雅、豪宅成片,豪宅之間拉開距離,豪宅與馬路都隔著前院,隱蔽性良好。貪官潛逃國外,每天如驚弓之鳥,最要緊的是安全,亞凱迪亞的豪宅可使居住在裡面的貪官有安全感。

 

亞凱迪亞居民原本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為白人,三十多年前多了些富有的臺灣移民。大約二十年前我常去亞凱迪亞探望一位居住在那裡的朋友,他是臺灣人,那時候臺灣人錢淹腳背,只有他們買得起亞凱迪亞的豪宅。但近十多年來,大量大陸富豪入住,如今居民中的亞裔人口已超過白人。相應的,華人超市和各種售賣高檔消費品的商店與高檔餐館在這座城市一家家開辦起來。早前我到洛杉磯訪友,與友人一起到亞凱迪亞去吃最好吃的臺灣鼎泰豐小籠包,足足等了一個半鐘頭位子,才吃得上。

 

人們窺視了“二奶村”,這回輪到窺視“貪官城”了。亞凱迪亞近幾年吸引著來自加州、外州、遠至中國的遊客到這裡一看究竟。特別是傳說令完成入住此城,遊客更是絡繹不絕。據說在豪宅區兜一圈,總能碰上幾位外逃的貪官,還有人說曾經在此地碰到過令完成。不過這些話不靠譜,“貪官城”裡的貪官們絕不會像“二奶村”裡的二奶們那樣招搖。令完成在亞凱迪亞購買豪宅說不定是轉移視線,他早就在誰也找不到的地方住下來了。至於前些時候傳說,應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的要求,美國總統奧巴馬下令把令完成遣返中國,那就更不靠譜了。

 

(三)

 

回過頭再說“月子中心”。

 

據報導:上了美國政府執法部門黑名單的中國產婦“月子中心”有四百間之多,分佈在洛杉磯、紐約、舊金山、西雅圖、休斯敦、亞特蘭大等城市。洛杉磯、紐約最多,超過一百間,舊金山大約三十間。這次聯邦執法人員在洛杉磯突擊搜查的只是洛杉磯“月子中心”總數的一半。中國富人家的孕婦爭相來美國產子蔚為大觀,近年來成為連接中國和美國的一條灰色產業鏈。中國二零一三年還拍了一部賣座的電影《北京遇上西雅圖》,由湯唯、吳秀波、海清等大腕出演,講的就是中國產婦來美產子的浪漫故事。

 

其實中國產婦“月子中心”一點都不浪漫。這次美國政府三個執法部門聯手行動,說明這些“月子中心”及其仲介機構,有嚴重不法行為,聯邦政府忍無可忍,下決心動手清理。

 

中國人來美產子不違法,但是無照經營、入境欺詐、逃稅漏稅於法不容。在聯邦執法部門採取行動後,美國媒體列舉事實,揭示中國產婦是如何在仲介公司的安排下,以欺詐手段進入美國,而仲介公司與“月子中心”經營者如何從中獲取數十萬、數百萬的非法收入。

 

每一位產婦來美產子,要花費五萬到十萬美金不等。唯有權勢與富貴家庭能拿得出這筆錢。這些家庭在中國都是響噹噹的愛國者和社會主義制度的擁護者,而正是他們千方百計要把自己家的孩子生在資本主義美國。他們要的是,孩子一生下來就擁有美國公民身份,家長無需繳納一分錢的稅孩子便享有美國的優質免費教育和醫療福利;當孩子長到十八歲,父母可隨孩子移民美國,與孩子一起攫取美國的福利資源。當然,中國低劣的教育質量、污濁的空氣和水、有毒食品、缺乏安全保障的生活,等等,也是這些家庭要把孩子生在美國的理由。

 

“月子中心”星羅棋佈于美國的社區,給社區的正常生活帶來干擾。“月子中心”產生的汙物破壞社區的衛生環境,每天匆匆進出的車輛打破了社區的安寧,待產的孕婦挺著大肚子成群結隊在馬路上閒逛有礙觀瞻。“月子中心”送中國產婦到美國公立醫院產子,產後一走了之,留下數萬元的帳單由美國政府買單。去年,洛杉磯奇諾崗市居民曾示威,驅趕市內的“月子中心”,示威的結果是“月子中心”越辦越多。如果不是聯邦政府採取行動,地方政府對這些“月子中心”無計可施。

 

二零一四年來美產子的中國孕婦有三萬人,今年將多達六萬,目前可能有一萬名左右中國孕婦在美國待產。美國政府不會把中國孕婦遣送回國,會讓她們順利的把孩子生下來。但美國政府不允許“月子中心”及其仲介公司繼續非法經營。聯邦政府執法部門將起訴一些“月子中心”的負責人,所以有報導說:“月子中心”關閉了,律師樓生意火起來了。

 

(四)

 

在偉光正的中共領導下正身處千年盛世的中國人,在美國製造的奇異人文景觀越來越多。紐約的中央公園有成群中國大媽旁若無人跳廣場舞,擾人清淨,屢勸不聽,人們只好叫警察來把領頭的大媽拷走;華爾街的銅牛天天被中國遊客騎在背上拍照說是沾沾財氣,當局不得不用圍欄把銅牛與遊客隔開,連累其他國家的遊客也不能靠近。去年中國富人陳光標來紐約,說是要收購《紐約時報》,人家不賣給他,他就買下《紐約時報》整版廣告登自己和雷鋒的大幅照片,然後在紐約宴請美國窮人,還發鈔票,同時他竟然找來一群華人男女,穿上紅軍的服裝,在餐廳外巡遊,展示了活脫脫的一個中國暴發戶來美國炫富的醜態。

 

去年五月下旬,有一支多達七千人的中國旅遊團,分乘八十六個航班到達洛杉磯觀光和購物,包下二十九間酒店和一百輛旅遊大巴。這七千中國富人忽然一個早上,全體集合在一間會堂前廣場,升中華人民共和國五星紅旗,高唱中國國歌《義勇軍進行曲》,好一陣喧囂後,便浩浩蕩蕩集體橫過馬路,把那條馬路阻斷了一個多小時。七千人同時做如同神經病人一般的動作,這是洛杉磯百多年來未曾有過的景象。

 

繼早前在美國發跡的青年鋼琴家朗朗應邀到白宮演奏,卻彈了一首抗美援朝電影《上甘嶺》插曲“若是那豺狼來了迎接他的有獵槍”後,近日又有一位名叫王芳的春晚女歌手,應邀來舊金山華人選美會上做表演嘉賓,她放聲高唱抗美援朝電影《英雄兒女》裡與他同名的志願軍文工團員王芳唱的《英雄讚歌》:“人民戰士驅虎豹……”,使得與政治毫無關係的選美會場氣氛頓時尷尬起來。

 

中國人在美國製造的奇異人文景觀不勝枚舉,這裡講述的二奶村、貪官城、月子中心,僅其中幾例而已。全美國到處可見中國二奶,全美國到處藏有中國貪官,洛杉磯五十間“月子中心”關閉了其他地方定有五百間“月子中心”開張。未來中國人還會在美國製造出什麼樣的奇異景觀?或許你想不到,但他們一定做得出。一個民族如此復興,一個國家如此崛起,億萬國人如此向世界展示他們的千年盛世,真是令人無語。

 

二零一五年三月九日

 

(原载《前哨》杂志二零一五年四月号)

 

百老汇舞台上的中国农民工

 

美国之音 方冰

 

 

纽约—

一部反映中国社会巨变中农民工命运的外百老汇剧正在纽约上演。该剧以18岁的女农民工Sunny为主线,通过她进城打工,赚钱养家糊口,同时不断发现自我,提高权利意识,最终挑战体制的故事,揭示了这一二等公民群体在中国大变动时代的悲剧处境。

林真华:我演李Sunny,她18岁,农民工,从中国农村到深圳的工厂工作。

这个剧试图提出很多当前中国发生的问题,其中之一就是一胎化政策,受这一政策影响许多婴儿被遗弃了,因为她们是女孩儿,不是男孩儿,这就是Sunny人生旅程的开始。

她是母亲生出的第5个女孩,用报纸裹着的她只配被扔进垃圾桶。

林真华:但是瞬间,她父亲打开那个桶,看到她还活着,他认为这是个好兆头,就把她留下了,并起名Sunny,因为她在微笑,就像个佛陀,婴儿佛陀。叫她Sunny,让她活下去。

渴望改变命运是这代年轻人的共同特征。

明明:“我们认为我们是二等公民,你相信了,你就是了。行动铸成特性,特性造就命运。”

在明明的启发下,Sunny逐渐醒悟了,

Sunny:“赚大钱是我的目标!”

明明:“大声!”

Sunny:“赚大钱是我的目标!”

明明:“不够!”

Sunny:“赚大钱是我的目标!”

林真华:Sunny的特征之一是她的变化,随着剧情的发展她经历了多重转变。

经过疯狂培训的自我提升, Sunny的潜能被激发了。

姐弟情深是该剧表现Sunny性格的另一面。

林真华:“她弟弟小她两岁。她母亲生下她弟弟后就去世了。她一直照顾弟弟,因为穷,她不能上学,但是他弟弟上了学。为了让她弟弟继续上学,她到城里工厂做工,把钱寄回家,以保证她弟弟能上学。”

但是弟弟不想上学,也要到这家工厂打工。

工厂不断发生的工人自杀事件,使之深陷公共信誉危机。

因此企业主想通过拍摄一部纪录片,表现农民工进城工作,工厂如何为他们提供了他们原本没有的机遇。而她通过面试被选为工厂代言人,为影片做美化工厂的发言。

但是,她无法忍受继续说假话,脱稿为工人的权益大声疾呼,她成了党和资本家结盟的这个制度的敌人;她父亲被迫放弃了对她的监护权,Sunny被送进了精神病院。

如剧名所示,她最终去了那个“极乐世界”。

《极乐世界》,由华裔年轻女剧作家高雅竹编剧,华裔戏剧导演丁维均执导,芝加哥古德曼剧院和曼哈顿剧院俱乐部制作,目前正在纽约城市中心剧场演出。本期演出将于三月底结束。

 

新书推介《耳语者——斯大林时代的私人生活》

 

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4年9月

 

在前苏联,当举报成为一个国家维持统治的常规手段,当告密成为一个公民获得表彰的便捷途径,当家庭和亲情濒临崩溃,文化和传统荡然无存……所有人都有可能是嫌疑犯或者秘密警察,人们只能被迫成为“耳语者”。

  斯大林时代(1924—1953)既是一个全面控制时代的开端,也是它的高潮时刻。经过改造的苏维埃人,既恐惧政治权力,又对它无比崇拜。他们几乎每个人都成了“耳语者”——或藏身于角落窃窃私语、互诉衷肠,或暗中迎合,成为向当局告密的举报人。许多关于苏联的历史著作都聚焦于恐怖的外在现象——古拉格、逮捕、判刑、囚禁甚至杀害,却几乎没有人关注普通的苏联人过着一种怎样的私人生活,他们的真实想法和感受是什么。

  《耳语者:斯大林时代苏联的私人生活》所关注的正是最为广泛的普通人的生存状态和内在心灵,是第一部深入探索斯大林时期个人和家庭生活的口述历史著作。尽管在书中几乎每一页都能感受到斯大林的存在,但是《耳语者》并不讲述斯大林本人,讲的是,斯大林主义如何渗入普通人的思想和情感,如何影响他们的价值观和人际关系。本书也并不试图解说恐怖的起源,或描述古拉格的兴衰;只想解释警察国家如何在苏维埃社会扎根,让数百万普通百姓卷入恐怖制度,或是沉默旁观者,或为积极合作者。正如俄罗斯历史学家米哈伊尔·;格夫特所说,斯大林制度的真正力量和持久遗产,既不在于国家结构,也不在于领袖崇拜,而在于“潜入我们内心的斯大林主义”。

  而对于这一切,我们绝不陌生。

  

  作者奥兰多·;费吉斯(OrlandoFiges,1959—),英国人,剑桥大学三一学院博士,现为英国伦敦大学伯贝克学院历史学教授。他的一系列解读沙俄及苏联历史的著作——《耳语者》、《娜塔莎之舞》等,取得了非凡的成就,是当今英语世界俄罗斯研究的一流大家。作品曾获沃尔夫森奖、NCR图书奖等,入围萨缪尔·;约翰逊奖、达夫·;库珀奖等,并已被翻译成20多种文字出版。

  译者毛俊杰,1952年生于上海,1978年入复旦分校中文系,1981年后定居纽约,译作有弗朗西斯·;福山《政治秩序的起源》、杰克·;凯鲁亚克《吉拉德的幻象》等。

  

  【精彩书摘】

1917年10月,叶丽萨维塔·德拉布金娜在布尔什维克总部的斯莫尔尼学院见到自己父亲时竟然都认不出他。上次见面时,她只有5岁,过后不久,父亲便潜入地下活动。12年后的今天,她已把他的模样忘得一干二净,只记得他的党内化名。叶丽萨维塔在斯莫尔尼学院任秘书,非常熟悉数十份法令上的签名—“谢尔盖·古谢夫”,他是负责首都秩序的彼得格勒苏维埃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她沿斯莫尔尼学院无尽的拱形长廊匆匆走过,听到正在休息的士兵和赤卫队员发出嗤笑和口哨。这座贵妇学校营房一般的教室,已改为苏维埃新政府的临时办事处,她的工作就是分发法令。当她告诉其他秘书,这些签名属于她失散多年的父亲,她们都没将之当做一回事。从未有人建议,她应该与他重建联系。在这些圈子中,每一名布尔什维克的个人利益必须服从共同事业。党在为人类解放开展决定性的斗争,你如果仍在记挂私人生活,就会被视为“市侩”。

  最后驱使叶丽萨维塔走向父亲的是饥饿。她在烟雾缭绕的地下室食堂刚刚吃完午餐,走进来一名身材矮小但肌肉健硕的英俊男子,身着军装,戴夹鼻眼镜,尾随一长列党的干部和赤卫队员,在中央长桌旁坐下。两名士兵向饿坏了的无产者们分发菜汤和粥。叶丽萨维塔仍然很饿,坐在角落的小桌旁,观察那名英俊男子一手以汤匙喝汤,另一手执铅笔在尾随者递上的文件上签字。

  突然有人叫他“古谢夫同志”。

  我意识到,这一定是我父亲了,想也没想就站起身来,朝拥挤的餐桌挤过去。

  “古谢夫同志,我需要你。”他转过身来,显得很疲惫,因睡眠不足而双眼通红。

  “我在听,同志!”

  “古谢夫同志,我是你女儿,给我3卢布,我要吃一份午餐。”

  也许,他已筋疲力尽,听到的只是我对3个卢布的索求。

“当然,同志。”古谢夫说,探手入口袋,掏出一张绿色的3卢布钞票。我接过钱,向他表示感谢,用它买了另一份午餐。

 

  列宁很喜欢这一则故事,在1924年去世之前,经常叫其时已变得稔熟的叶丽萨维塔·德拉布金娜讲述此事。它在党内变成了一个传奇,生动表现了布尔什维克的个人牺牲,以及对革命事业的无私奉献。斯大林曾说:“一个真正的布尔什维克不应也不能拥有家庭,因为他必须将自己的一切献给党。”

  执政的布尔什维克敦促普通党员以沙俄时的革命家为榜样,牺牲个人幸福,放弃自己家庭,为工人阶级服务。?他们提倡对“大公无私的革命家”的崇拜,构建全新的道德观,以一切献给党的单一原则取代所有的旧诫。在他们的乌托邦憧憬中,革命家是新人的原型—只为公众利益而活的“集体人格”—未来共产主义社会将由这种新人组成。很多社会主义者把培育新人当做革命的根本目标。马克西姆·高尔基在1917年春天写道:“政治生活的新结构向我们要求全新的灵魂结构。”[5]

  对布尔什维克来说,从根本上实现“集体人格”,需要“砸碎私人生活的甲壳”。列宁的妻子娜杰日达·克鲁普斯卡娅认为,允许“私人生活和公共生活之间存有差别,迟早会导致对共产主义的背叛”。根据布尔什维克的说法,与政治领域截然分开的“私人生活”的理念是荒谬的,因为政治影响一切;所谓的“私人生活”,无不与政治有关。所以,私人领域仍应受到社会公众的监督和控制。布尔什维克将不受国家控制的私人空间视作孕育反革命分子的危险温床,认为必须予以揭露和铲除。

  这次遭遇之后,叶丽萨维塔很少看到父亲,他们各自忙于自己的革命活动。1917年之后,叶丽萨维塔继续在斯维尔德洛夫办公室工作。在内战期间(1918—1920),她参加了红军,先是做医疗助理,后来成为机枪手,参与在西伯利亚、波罗的海、俄罗斯南部向西方列强支持的白军或反革命军队发起的进攻。她在抗击海军上将高尔察克白军的东线战役中,甚至在父亲指挥下投入战斗。其时,父亲在革命军事委员会担任高级职务,充当苏维埃军队的指挥中枢,该委员会以托洛茨基为首。叶丽萨维塔经常听父亲向战士发表演讲,但从没走近他。她后来说,自己认为布尔什维克不应“关注私人事务”。整个内战时期,他们只相遇两次。第一次是在1919年3月斯维尔德洛夫的葬礼上,第二次是同年稍晚在克里姆林宫的正式会议上。到了20年代,父亲和女儿都在莫斯科从事党的工作,见面更加频繁,甚至有一段时间住在一起,但仍然无法亲近。他们分开得太久,无法培养亲情。叶丽萨维塔回忆:“父亲从没对我说过他自己。我现在才意识到,等他去世后[1933年],别人讲起他,我才开始对他有所了解。”

  内战不仅是对白军的军事斗争,还是对旧社会私人利益的革命斗争。为了应付白军,布尔什维克开发了第一套计划经济(战时共产主义),后来成为斯大林五年计划的原型。他们试图杜绝私人的贸易和财产(甚至计划以配给来取代金钱);向农民征集粮食来养活城市和军队;征召数百万劳动大军奔赴“经济战线”,包括伐木为薪、建筑道路、维修铁路;强制推行实验性的集体劳动,让人们住进工厂附属的宿舍和营房;向宗教开战,迫害神职人员和教徒,关闭数百座教堂;钳制所有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异见者。在内战的“内部战线”上,布尔什维克发起反对“布尔乔亚”—前沙皇官员、地主、商人、富农、商贩和旧知识分子—的恐怖运动(红色恐怖),因为这些人的个人主义价值观,很容易使自己成为白军和其他“反革命”的潜在朋友。布尔什维克相信,如此凶猛地清洗社会,是通向共产主义乌托邦的捷径。

 

人民日报:38小时的挣扎

 

——不是昨天的回忆,而是不灭的希望

 

·子夜·

 

 

 

 

一九八九年六月三日,一个周末之夜,当北京复兴门外木樨地响起第一排枪声之后,写历史的中国人再也不会有昨天。无论是祭一周年,还是两周年、三周年……,血迹永远鲜目,不会因时间而蒙污尘埃。“淡化”,只是少数几个人的一厢情愿。

 

以中共“喉舌”自喻的人民日报,其编辑和记者,因四·二六社论忍辱负重,一些内情外人并不知详。这种追忆当时三十八小时的心情,也许可应验中共领导人此前常用的一句口头禅:党心民心、人同此心。

 

◆社长总编 先后请假

 

六月三日凌晨二点半左右,我在海外版夜班编辑部看完最后一遍大样,送车间付印。按照惯例,还应送一张样子给国内版值班的总编辑审阅。海外版和国内版同在一幢大楼里(编称五号楼)。我从四层下到二层的总编室,顺便看一下国内版当夜版面如何安排。那天夜里,总编室似乎人不多。一些“夜猫子记者”近来几乎天天在这个时候往天安门广场跑,转一圈回来再睡觉。版面上没什么更吸引人的东西,比较注目的是北京市委宣传部关于“动乱”实质的文章。该文傍晚时送来,明令要登。

   主持夜班的是第一副总编辑辑陆超琪,脸色凝重,盯着那篇长文似乎在发楞。看我送版样来,勉强有一丝苦笑。昨天下午(二日),学运以来一直主持工作的社长钱李仁,临时召集编委会(报社最高权力机构),拿出医生开具的病情报告,宣布即时开始休假。总编辑谭文瑞在戒严前突然吐血住院。钱交代,报社一切工作暂时由陆超琪主管,同时嘱咐,各位自己保重,务必不要去他家看望。已届离休年龄的陆超琪,似乎有所知料,并无惊异之感。

  从胡耀邦团中央系统升上的钱李仁是中央委员,作为人民日报社长,经常列席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会议。他的突然离避,引起众人敏感。因此,下午四时,在每天例行的编前会上,当陆超琪向各版主编宣布这个消息时,我发现许多人顿感愕然,颇有不祥之兆的感觉。

  

◆这次“狼真的来了!”

  陆超琪随便看了一下我送的版样,没提什么。我随即下楼准备回家。这时已近三日凌晨三时,刚走出五号楼大门,一位稍先下班的校对人员,骑自行车从外飞奔而来:看见我说,军队又进城了,没人阻拦。我问,带武器吗?答,没有,一律白衬衫,绿军裤,由东往西。人民日报十年前从王府井迁出,一直在这个位于东郊的大院里。由于连日来,天天夜里传出军队进城的消息,象“狼来了”的故事一样,我并不放在心上。但不知怎么,我又折回办公室,电话铃声大作。一位记者打电话告诉我,他此刻正在王府井北京饭店附近,军人和市民已发生冲突。我感到,不再是玩笑了。

  我立即拨通北京饭店的电话,叫醒香港的《百姓》杂志女记者张结凤。可怜她连日来也被“狼来了”弄得精疲力尽。六月一日前,她和人民日报几位朋友,在我家里讨论过局势发展。大家都认为学运呈胶着状态,她也似乎有打道回府之意。在电话中我告诉她,我已订好座位,五日(星期一)下午六时在西单鸿宾楼请她吃饭,作为我在香港工作期间她请我吃饭的回酬。她答应了。同时,我又告诉她,这回不再是“狼来了”,作为记者应该目睹的新闻事件,就在她的楼下。她决定下楼去看。设想到,她这一下去,再也没有回北京饭店。

  四时半,我回家睡觉。每天这时下班总是一片寂静的夜空,似乎隐约传来嘈杂声。这儿离长安街最东头的八王坟仅一公里。

 

◆最坏的事尚未发生

  将近十一时起床,匆匆煮了一袋方便面吃,接着,给张结凤打电话,问有何新闻,铃响,却没人接电话。又直奔报社,得知东部军队确实进城,一部分被市民阻拦撤退,另一部分则已进入市中心。

  这天是星期六,海外版星期天无报,当天不上班。我因刚从香港归来,急需探访一些久违的朋友。先到司法部一位朋友处小坐,然后便去国谊宾馆。香港《亚洲周刊》记者王业隆住在那里,和他约好,今天我请客,也是对他在香港的关照的回酬。国谊宾馆是原国务院第一招待所。我问他怎么住这儿,他说是统一安排的,好在北京看来并无大事,过几天也就回去了。说起时局,他说,还好,最坏的事情没有发生。我问什么是最坏的事,他说,就是香港人说的“挤提”银行,大家都去银行提款,最后经济崩溃——我们两人,似乎都没有想到杀人的事会发生。其实,这个时候,西单六部口已经发射了学运以来第一批催泪瓦斯。

  莫斯科餐厅离这儿不远,我们步行而去,虽是周末,人却不多,很容易找到了位子。吃完饭出来,发现天色还早,一看手表,七时刚过,平时在家也就看电视新闻了。我建议,今晚不上班,也难得看看晚间京城,不妨从西直门坐地铁去天安门,王业隆欣然答应。

 

◆地铁里的便衣军人

  西直门地铁站是二环路上的一站,乘客并不太多。但到复兴门时,从西郊苹果园开来的地铁列车在这儿疏换乘客,大批人涌进车厢,估计许多人是到天安门去的。但是,我突然发现,在这人丛中,分布着三三两两穿白衬衫、绿裤的农村青年,虽然没带武器,但每人拿着一个统一式样的行李包,绝对是军人!我推了一下王业隆,示意那些便衣军人,他笑了笑,也不知看出来没有。这时,我仔细观察了同车乘客,也都在注意这些人,有人使劲盯眼看。我感到奇怪的是,在整个地铁运行过程中,竟然没有一个乘客发问。否则,只要有人说一句话,整个车厢就是另一番情景了。

  这些稚气未脱的士兵看来都是第一次进城,对地铁各站甚不熟悉,一听报前门站到了,手忙脚乱背起行李往外跑。外面就是天安门广场。

  就这样,在众目睽睽之下,这些军人背起行李,走出前门站,溶入天安门——勇敢的北京市民,此时显得何等宽容甚或漫不经心!

 

◆恐惧莫名的不祥暮夜

  出前门站,直接进入天安广场。由于实行夏令时,虽已是七时半了,但天色仍明。学运开始以来,每逢周末,这里人山人海。今日却似乎不多。王业隆一直想上纪念碑的指挥部那儿去,始终没机会。于是,我带他过了第一道纠察线,然后我出示记者证,王业隆忘了带证,我跟学生纠察讲,香港记者,自己人,竟欣然放行。到了纪念碑最高层,不知怎么,没见着柴玲等学生领袖。人民日报和新华社在这儿全天候值班的两位记者,是我的朋友,此刻也找不到(后来才知去了西边)。几位我不认识的中外记者,正围着一个帐篷,探脑袋往里采访——这是侯德健等“四君子”绝食之地。就在这时,旁边一阵骚动,一个学生气喘吁吁跑来报告,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通告,要市民今晚不要上街。西边军队大院人满为患,正在整装待发。

  谁都不怀疑,今晚要动真的了。但我们仍然没想到会杀人。一位似乎是临时指挥的女学生,立即要广播站通知,让人回各大学召集人马来“保卫天安门”。我们两人刚走下纪念碑,喇叭已经开始响起来了。其实,为时已晚。

  我和王业隆在广场转了一圈,朝长安街走去。在天安门正中,朝东西方向了望了一会,不知怎么,都决定往东走。可能是听说装甲车被堵在建国门立交桥上。这个方向正好是与开枪地点相反。此时,已是八时多了,长安街华灯初放,人群渐多,尤其骑自行车者,似乎比早晨上班还急。他们难道听到了什么?

  穿过东单,擦过国际饭店,步行将近半个小时,才来到建国门立交桥。这里确实人多,站在桥下,我没有看见军车(其实,军车就在最上层桥面)。我突然着急要回报社,王业隆兴致未尽,说要上桥看。我告诉他回去如何走法后,就此分手,约定明日通电话。

  我坐了一站地铁,在朝阳门下车,想换乘公共汽车,但交通已经中断,只好以步当车。暮色暗了下来,但与长安街不同,平时亮如白昼的朝阳大街,竟是一片漆黑,路灯全灭。每隔一个路口,都有几辆空车横卧,路人行色匆匆,慌张异常。我脑子里顿时出现一幅大地震前灵感动物大搬家的画面。我很奇怪会有这幅图画。虽然我没想到今夜开杀戒,但无论如何,一种莫名其妙的恐惧感,笼罩了心头,这是一个难忘的不祥暮夜。

 

 

◆五号楼里一片沸腾

  五号楼,人民日报的中枢神经部位。由于当晚海外版不出报,所以,许多人都聚集在二楼。见到我刚上楼梯口,一位同仁阴沉着脸问我:你知道不?开枪了!我一楞,但马上想到开空枪也是开枪。但似乎另一位见我有此心思,补上一句:杀人啦,朝人群里开!木樨地已成血海了!

  我似雷击一般,绝快醒悟,刚才一切异常现象,全在木樨地揭开了谜!我马上吼了一句:事情过后,一定起诉李鹏!同仁冷笑了一下:去你的吧,没人再听你的法律了!(我是从事法律报导的。)

  二楼走廊上一片沸腾。这时,有人上来说,楼下也能听到枪声了。我转身往楼下冲出,站在院子中间,西边象放鞭炮似的出现闪烁,并有枪声时而传来。奇怪的是,这枪声并不似电影电视里那么清脆(北京很少听见枪声),从枪声判断距离,仍在军事博物馆和木樨地一带。

  转身返回二楼,许多人已涌进了编辑室。时已近十一时,平日此刻,要闻版(包括头版)的稿件都已确定,但今天值班的陆超琪和另一位年轻的副总编辑却站在那儿沉思。稿件只有一篇是定下来的,就是后来见报的题为“孙巨同志的一封信”。下午我没参加编前会,听说曾宣读了这封信的全文,由中宣部转来,对人民日报一个时期以来利用“春秋笔法”、“顽固地站在中央决策对立面,给动乱制造者撑腰打气,给北京市人民政府戒严令抹黑的恶毒文字”进行了批判。据悉,孙巨是已故中共元老李井泉儿子的化名。全文不但上纲上线,而且充斥了咒骂、攻击、威胁的语言。因此,中宣部明令要适当修改后才登出。但是,许多人在编前会上坚决主张,一字不删,连错别字也不改,全文刊出,加上花边。但老总迫于上面压力,仍对文字作了适当修改,成为一篇八百字的花边文章。除了这篇文章,还有李鹏当晚就世界环保日发表的电视讲话,其他再也没有准备稿件,大家等着最新消息。在纪念碑值班的那个记者,已经联系不上,大家既担心,又着急。

 

 

◆第一次直话直说

  电话铃声一直不断,都是北京和外地读者询问军队情况的,说美国之音已经报导开枪镇压。总编室在没有掌握确切情况以前,一般不轻易回答。将近十二时,终于,我们的一个记者打电话回来报告,他此刻正在木樨地附近,亲眼看到军队先是朝空中鸣枪,接下去便对路人平射了。记者带着泣声说,木樨地伤亡严重。

  这时,另一部电话响起,海外版一个记者打电话来,与他同行的三个记者,其中一个女的,在电话大楼附近被冲散,下落不明。陆超琪马上让接电话者告诉:凡是能见的本报记者,请立即撤离现场,千万不要发生任何意外。

  电话铃声继续不断,其中一个从香港打来的,询问北京发生的事情,接电话者正犹豫如何作答,一位编辑主任怒不可遏地喊道:告诉他,已经杀人了,全世界都知道了!于是,从这时起,凡来电话询问,一律如实证实。外人也许不知,这种作法是人民日报历史上第一次。

 

  

◆只能玩些“春秋笔法”

  大约过了半小时,一位记者从民族文化宫附近的赵登禹路电话报告:军队已开进西单附近。他从五颗松一直跟军车推进,只要一开枪,就立即卧地,每次爬起来重新前进时,总会发现有人已经不能再站起而永远躺下了。西单一带武警挥舞警棍开道,不管是谁,见了就打,后面接着全副武装的解放军跟进。

  印刷车间主任来催要版样,无稿可发,但有两块版可付排。一块是第三版国际新闻,一块是第四版的社会体育新闻。第四版已出样,都是一些旧稿,编辑起的题目颇具匠心,一条是“法官却枉法,诬告反被告,某法院院长被判刑四年半”,另一条是,“四川一服刑罪犯竟当上人大代表”。体育栏有一条报导残疾人运动会的,标题却是:“不能被征服的人”。大家想起桌上那篇孙巨的稿子,又是“春秋笔法”,人民日报的编辑、记者,能够做到的,也就这些了。

  

◆机关报里洒满悲愤泪

  凌晨一时后,有记者陆续从现场回来。最早回来的是海外版一位名叫张宝林的版面主编,其岳父是原大公报著名记者高集,一九四六年南京下关事件时,曾被殴打致伤,当时周恩来还亲表慰问。他没想到,四十多年后,自己的女婿会面临另一场更大的血案。张宝林叙述了他在木樨地如何见到军人开枪,市民倒地,血洒长街的惨景。当他撩起裤腿,让大家看上面沾满的血迹时,已低头泣不成声。

  这时,另一位记者也回来了,就是我在纪念碑上找他不见的那位,他进门就哭。原来,他离开广场后,直奔西边,一直在军事博物馆附近观察。旋即军队突破前进,他马上躲到旁边的树从里。蹲在一垛墙脚下,抱着脑袋趴着不动。没想到,一名武警仍然冲上来,用警棍朝他的背上狠狠砸去。

  这时,众人再也忍不住,起先是抽泣,接着,放声嚎啕大哭。此后,记者一个接一个归来,归来一个,大家痛哭一场,悲愤之泪洒满中国共产党机关报的总编室。

 

◆四·二六社论不是我们写的

  大约二时半左右,第三版国际新闻已拼好,大样送到陆超琪面前。大家围上去看。头条新闻是报导南韩光州事件的,标题用的是粗黑醒目字体:“汉城学生绝食示威,抗议当局屠杀镇压”。上边居中二条是关于波兰的,肩题是,“波领导人指出选举是和解的伟大尝试”,主题是黑宋大字,“警告任何人都不要玩火”。下面还有一条是关于中东的,题目是,“以军再次入侵黎南部,用飞机坦克对付平民”。陆超琪看完,随手签字付印。

  人民日报的编辑和记者,专业素质是相当高的,不乏聪明和文才,当局对这类被他们称为“小动作”的变相抗议防不胜防。但是,当京城大开杀戒以后,他们不再满足这些了。他们从四·二六社论发表以后一直背着黑锅。当人民日报编辑、记者上街游行时,喊出最解恨的口号就是:“四·二六社论不是我们写的!”“我们旗帜鲜明地反对四·二六社论!”(社论题目是: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终于获得了市民的谅解和支持。当然,许多人以后为此付出了代价。

  这时,有读者来电话,告知木樨地二十二号楼上,一位老太太在十几层楼的厨房里被子弹击中身亡。一些医院、红十字会人员,也纷纷打电话报告伤亡情况。他们并提出一个问题:你们人民日报准备不准备报导这件事?

 

◆这个声音一定要传出去

  大家把目光转向陆超琪。事实上,他接替钱李仁临时主持这段时间工作,本身说明他已作好各种思想准备,他决不会为个人患得患失。但是,毕竟这是中共机关报,需要权衡利弊,并考虑后果。新华社这时根本就不发任何电讯稿了。一些记者哭着向陆超琪说:人民日报在历史上犯过多少次错误,大跃进、文革大字报、批林批孔、四·二六社论,哪次不给整个社会、国家带来灾难?今天,人民日报还要继续欺骗人民吗?人民日报的编辑、记者还要背黑锅到什么时候?

 

陆超琪眼含泪水,他说,记者可以把稿子先写出来,如何安排,我们马上商量决定。

这是一个从共产党队伍里脱胎换骨出来的真正英雄。他和另一位值班副总编以及两位总编室负责人,隔着玻璃墙在他的办公室开会。玻璃墙外,有记者提议,今天报纸用通栏黑框,对死难者表示哀悼。大家纷纷赞同,但有人问,邮局不发怎么办?大家商量,分头准备,报纸印出后,编辑、记者亲自到市民家送报。送多少是多少,这个声音一定要传出去!

 

关键是核对数字。当两位最先回来的动笔写稿子的时候,大家分别通过电话采访各医院和红十字会。

 

 

◆枪声密集 腥风血雨

 

我回家取食品,准备天亮以后分发报纸时当早餐。走出五号楼大门,往西看去,已是一片通红,枪声密集,不但有初时感觉到的沉闷声,也有清脆连击的呼啸声。北边,似乎也传来了断续的枪声。唯报社所处的东边,还没有任何动静。但,已感到是腥风血雨了。

 

在报社北门宿舍区,一位刚进报社工作不久的青年记者匆匆从天安门回来。他告诉我说,军队已经开到天安门了,南河沿一带军民对峙严重。他说,从未想到北京市民如此勇敢。他与市民都聚集在公安部以东的路段,同军队相隔几十米之距,互相对视。军队坐下,市民也坐下;军队站起,市民也站起,如此反复多次,最后一次,军队在一声口令之下,刷地站立,市民急忙站起,但已见军队平端冲锋枪,那种异常冷酷的表情使人毫不怀疑开火在即。有市民喊,快撤!话音未落,一排冲锋枪子弹扫射过来。他眼见身旁几位市民在血泊中,临时找了辆自行车,回报杜报告。

 

他哭了。我让他赶快到总编室去。我转身进了自己家。妻子和儿子熟睡着。给北京饭店打了一个电话,张结凤仍然不在。我记得她同亚洲电视台的陈慧儿住在一起,都无回音。

 

我掩上门出来时,不知道天亮以后,这个世界将会变成什么样子,也不知道,我和我的朋友们会面临什么样的后果。

 

 

◆“北京这一夜”

  前后不到半小时,我又回到总编室。这时,那两位记者已经把稿子写好了,约有一千多字。另外,除记者自己查询外,友谊医院、红十字急救中心、铁道医院、复兴医院、协和一院和广安门医院等也不断来电话,告知收治病人情况。有些则是陪送伤亡人员到医院后打的。有的破口大骂,有的泣不成声,大多是边哭边说。记者一一记录下来。

 

这时,早已过了平常报社规定的截稿时间。那篇一千多字的稿子,就摆在桌子上,有人还在往上加字。玻璃门开了,陆超琪等出来,把稿子拿在手里,反复看了几遍,同时,嘱咐将昨夜新华社传来的几篇稿子先发排,一是戒严指挥部的通告,二是戒严指挥部发言人的谈话,同时决定,李鹏就世界环保日发表的谈话放在报眼(第一版右上角),李鹏下面是孙巨的文章。然后,他自己修改稿件,最后压缩成一电讯新闻,言简意赅,并告诉版面编辑。留出六百字的地方,加花边上版。

 

绝大多数在场的编辑记者都明白,不可能再出通栏黑框的版面了。但是,作为中共机关报的人民日报,能及时传出这样一条新闻,仍然不失为党报的一个突破。稿子改完后,立即交给早已等候在旁的印刷车间工人,飞快地送去排印。不到十五分钟,小样出来了,放在陆超琪的桌子上。我看了一下,题目就是“北京这一夜”。

 

陆超琪仍然对里面含糊的数字不满,要求记者继续查核。这时,有记者从天安门打来电话,说军队已进广场。大家非常关心广场上的大学生,迫切想知道确切数字。当时,许多人头脑里反应最敏捷的是,天安门广场是这次学运的中心,那么,广场的伤亡也将是最严重的。事后,大家才知道,当时广场上大部分学生赶赴长安街、前门等地,因此,军队对广场的包围,其顺利超乎原来的估计。

 

接着,记者又从天安门打来电话,说广场突然全部熄灯,一片黑暗,不知出于什么原因。大家的心,一下子又沉了下去,一阵恐惧而又悲愤的气氛弥漫开来。几位记者自告奋勇要去广场,说那儿还有许多帐蓬,或许学生还睡在里面。但被大家苦苦劝住。

 

  

◆“红机子”下令不准报导

  大约在四时左右,陆超琪桌子上那个红色电话机响了起来。一位值班的总编室副主任进去接听。红色电话机,俗称“红机子”,是中央国家机关的专用保密电话,可直通中南海最高层。那位副主任听了一下,立即出来喊陆超琪接电话,这是中宣部王唯纯打来,他负责与人民报保持联系。这是当夜人民日报听到的唯一“中央声音”。他告诉陆超琪,解放军报要发表一篇社论,让新华社给你们传过去。陆超琪回答:新华社早已关机了。王竟蛮不讲理:“不关你们的事”。然后,他又通知:有关今天军队清场的消息,各报一律不报导,谁报导谁负责。陆反问,此事全世界都知道了,不作报导恐怕影响不好吧。王沉思了一下,没说什么,把电话挂了。

 

陆超琪把电话内容跟大家一讲,总编室又似开了锅。编辑、记者,包括老总在内,感到似乎已被逼到无路可退的地步。两位副总编商量了一下,决定稿子照上。但陆又在小样上删掉了一些文字。这时,解放军报社论传过来了,大家一看,顿时惊住,标题赫然是“坚决镇压反革命暴乱”。这个时候,天安门还在包围之中,但社论已讲了,军报以“勇往直前、勇敢无畏的精神,迅速平息了这场暴乱,取得了伟大胜利”。显然,这一切都是事先策划的。(几个月后,碰见解放军报的一位朋友,被告知,早在六四之前多天,社论已写好,并且严令军报记者和家属。六月三日不要上街。)

 

  过了一会,王唯纯第二次打电话来问:军报社论你们怎么处理?陆答:上版,我专门让印刷厂厂长等着。他问,放什么位置?陆答:由于上面有戒严指挥部通知和李鹏讲话,社论只能放下面。王又问,你们如何报导清场?陆答,简单讲了一下。王想了一下:就这么样吧。

 

 

 

◆“这一夜”删成200字的短讯

  放下电话,陆超琪又把“北京这一夜”看了一遍,在开头加上一句,“解放军报社论说,北京发生了反革命暴乱”,(这也成为他后来的一条罪状。)然后,他又把几处明显带有感情色彩的文字作了修改。恰巧,记者从天安门打来电话,称军队已全部占领广场。这时,他看了一下手表,五时正,于是,将电头改为:“本报六月四日凌晨五时讯”,并在最后一段加上“到截稿时止,戒严部队已突进天安门广场”。这是中共严密控制下唯一以第一时间向外报导北京惨案的“党报”。

 

  但编辑计算了一下字数,文章仅成为一则二百字左右的简讯。版面编辑按照陆超琪原先的布置,在左上方留了六百字的地方。当时,人民日报还是铅字活版印刷,版面固定后不易调整。陆超琪说,不管空多少地方,就这么登,现在早过了截稿时间。于是,成了后来大家所见到的样子:一个大框,疏落几行文字,唯“北京这一夜”标题醒目。几乎空白,此处无字胜有字。相比其他几篇密密麻麻的稿子,该文似乎更夺人眼目。事后,有人指称人民日报故意开天窗,其实,知情人都明白,此非不为,乃无奈之为也。

  轮印机里轰然作响。编辑、记者不用去送报了。后来,大家评估:如果当夜用通栏黑框印报,然后由编辑记者发送,那么,不出半小时,军队将抹平报社大院,人民日报将不复存在。

 

  

?枪声就是命令

总编室逐渐安静下来,众人离去。正是拂晓时分。五时半左右,我在走廊上突然听到有一种异常的声音,侧耳细听,是从报社东边传过来的。外面脚步声很杂,有些人朝报社南门外跑去。天未全亮,路灯熄灭,朝外大街全然无人,到处是公共汽车做的路障。一种地排山倒海的马达轰隆声继续从东边传过来。

 

轰隆声越来越近。红庙路口的汽车障碍,轰的一下被冲开一个大缺口。透过缺口看,竟是一望无尾的坦克车队,朝报社这边驶来西去。

 

报社南门挤满了人。我站在最外层默默看着。坦克车过来了,每辆车顶,各有三名士兵平端冲锋枪,分别盯着三个方向。前面数辆驶过,无甚反应。于是,一些编辑和记者,包括几个老年女记者,开始起哄,嘲笑,尖叫。就在这时,平端冲锋枪的士兵,往上稍一抬,几串子弹喷焰而出,从头顶掠过。人群瞬时静了下来,象死一样。晨曦中,仅几米远的冲锋枪火光耀眼刺目。我顿生恐惧,似乎第一次感到离死亡这么近。我赶忙后撤,躲在人民日报大字招牌后面的水泥柱旁。

 

从这时开始,似乎枪声就是命令,每驶过三、五辆坦克,就会向报社发射几排子弹。坦克车后面是装甲运兵车,然后是载满士兵的卡车,足足开了二十几分钟,估计有三百多辆。

 

◆历史镜头 未来证据

  军车过完,大家又聚集到五号前。这时,还有不少记者彻夜不归,下落不明。编辑部各部门负责人和版面主编,着急地探寻着自己辖下的记者。有些记者的妻子急匆匆找到我们,丈夫没消息,我们只能安慰。旁边一位老太太开着袖珍收音机,正播送戒严指挥部通告,听得人烦,大声斥之,让其关闭。

 

六时半,海外版二位记者从六部口打来电话。告之平安无事,但道路封锁,无法脱身,而且另有一位女记者在广场上和学生一起坚持到最后撤退,但却走散了。他们和学生从广场南口撤出拐向前门西大街,又至西单,六部口。尽管学生靠路边走,他门仍亲眼看见一辆装甲车疯狂朝人群压来,由于躲避不及,一些人顿时倒下,一大片自行车也在劫难逃,被压得稀烂。大家抱头痛哭,和学生告别。

 

七时左右,五号楼门口聚集的人越来越多。有些人可能是睡了一夜后才得知天下大变。一记者说,所有的杀人场面,他都拍下来了。其实,并不止一位,据我所知,起码十几个记者手中掌握着当今最珍贵的历史镜头。他们和外国、港澳记者不一样,始终同大学生奋战在一起,许多资料都是第一手的。在后来的整肃中,没有一个人交出照片和录音。可以肯定,他们将不借代价保护这些资料,这既是他们新闻生涯中的宝贵财富,也是未来审判的证据。

 

至八时左右,大部分外出的记者已安全返回。寻找丈夫的那几个女人也放心了。这时,一个还未结婚的青年记者跌跌撞撞跑回来,不但身上的衣服,而且手里的一根木棍,全沾满鲜血。他是整夜在长安街帮助救护人员抬运伤亡者。他站在五号楼前的台阶上,声泪俱下讲述自己目睹的惨案。

 

 

◆陆超琪请辞 语带哽咽

  一夜未合眼,回家。给张结风打电话,没人接。给王业隆打电话,也没人接。小睡片刻,中午前起床,外面还响着枪声,远处似有炮。

 

下午四时,例行的编前会又开始了。陆超琪简单介绍了一下昨夜版面处理情况。然后,他突然宣布:鉴于社长、总编辑因病休假,自己能力有限,总编辑办公室会议决定向党中央打报告,请中央派人来领导人民日报。然后,他又请在座各位编辑主任、主编,回去转告大家,现在报社未下达采访任务,尽量不要出门,安全为要。说到此处,老人话语哽咽,眼圈发红,大家肃然起敬之余不禁又感到一阵阵悲哀。

 

从昨天凌晨到今天编前会,人民日报又在历史上挣扎了三十八小时。我知道,这一页即将结束。晚上,在海外版上班时,外面下起了雨,并没有雷电。但家住广场边的最高法院一位朋友来电话说广场上雷电交加,霹雳震耳,极为罕见。他妻子怀孕在家,惊恐不安。我说,不用怕,老天有眼。以后三个月,我发现每月三日或四日,京城总有雨。但没人信,说我迷信。下月四日再一看,果然如此。以后每年六月三日或四日,北京不是阴云小雨,就是太阳下雨,或是暗无天日刮黄沙。这个现象,既使人惊讶,也使人踏实。

 

 

◆人民日报改组 杀尽做绝

  六·四晚上,与王业隆的电话接通了,但他已判若两人,话不连气,语不成句,情绪明显反常,我知道事态对他的刺激,劝他及早坐飞机离京,并祝他旅途平安。张结凤还是找不到,一直到六日上午,我在睡梦中被电话惊醒,拿起一听,正是她。原来,六月三日凌晨接我电话后,她一整天在街上,夜里在天安门被子弹击中额头,幸好是橡皮子弹,被人送进一般是高干看病的北京医院。她刚从医院出来,下午就要搭乘香港政府包机回家。她听上去情绪极不稳定。惊讶之余,我告诉她,已无法请她吃饭了。她说,这时候还请什么客呀。她很耽心我几位朋友以后的命运。

 

以后几天,在高层批来的“指令性”稿件中,时而发现有江泽民的签字或批语,大家估计江可能取代原先胡启立主管意识形态的角色。但在月底召开的中央全会上,他当选为总书记。与此同时,人民日报改组,高狄从党校调任人民日报社长。开始了新一轮整肃,美其名曰“不留隐患”,其实是“杀尽做绝”,其手段之残忍,甚至超过文革。必竟,多行不义必自毙,这个把自己政治生命做睹注的“左王”,终因姓社姓资问题向邓小平发难而遭废黜,狼狈离开报社。

 

一九八九,对人民日报来说,绝不会成为昨天,他蕴蓄着一代新闻工作者的良知和不灭的希望。

 

原载《世界周刊》 May 28—June 3 (鸣谢∶本刊感谢唐三一输入本文部分文字。)

 

铁流近作二首

铁流近作二首

 

 

《狱中寄妻》
二零一四年十月一日


 三十三年岁月长,相亲相爱燕一双。
 朝共日月夜同宿,两情何曾有离伤。
面壁铁牢思往事,一生灾难皆文章。
极目长天圣旗望,宪法仍是纸一张。

 


《因往事微痕判刑》
二零一五年二月二十五日

 

改革开放写春秋,平反归来壮志酬。
文章满纸豪情在,独立商海领潮头。
 目睹国强民渐富,回顾历史总堪忧。

拒绝遗忘留往事,八十二岁再做囚!

王藏、朱春柳、严正学、吕上、追魂、丁朗父、张海涛2013年摄于铁玫瑰园

向宋庄失去自由的朋友们道歉并致敬

丁朗父

 

微信圈的朋友在为追魂的妻女募捐,深感自己的无能为力,岂是一个遗憾了得。

几次和追魂见面,都来去匆匆。那是一个非常实在的湖南人,说干就干的那种。

宋庄朋友的财务,个别人除外,都在一般水平之下。王藏、追魂、吕上这次都进去了,妻小的困窘可想而知。

没有自由就没有创造。宋庄的,自由的艺术家的处境,不但会伤害他们本人,而且会伤害艺术,伤害到这个民族的创造力,伤害这个民族奇缺的灵魂。一个没有创造力的民族,一个没有灵魂的民族,不可能有真正进步,也不会有哪个文明的民族会尊重一个只懂的物质、武力和权力的国家。

对于几个“大孩子”般的真正的自由艺术家,下手如此狠毒,中国的自由,中国人的自由,肯定在江湖时代以下很远了。可以说,这是三十年来中国人最不自由的时代。

人可以让一个愚蠢的人变得聪明一点,但对一个极其自大的疯子,能有什么办法呢?也许,唯一的办法是你也变得疯狂。如此,这个小小寰球,我们还能玩几时呢?

 

此生本是江湖种,

且就此庄暂栖身。

他年河山重图画,

 遍地花开惊煞人。

徐文立书画尺牍

19世纪美国西部牛仔生活摄影

 

图片选自理查德∙考林斯编集的摄影集《牛仔的梦想》。图片都是美国摄影家于1880——1910年拍摄的照片,拍摄地点有蒙大拿、怀俄明、德克萨斯、亚地桑纳,内容涉及牛仔生活的各个方面。内容真实,有丰富的历史价值, 其中部分作品代表了当时摄影的最高水平。

过年回家

 

上海博士

 

(据网文整理,鸣谢)

 

1、坐慢车回家的人们

 

  今天各位出行,如果坐火车,不是高铁就是动车吧?但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那种速度慢、见站停的普通列车是否还有存在的必要?

  大家有没有想过:到底是谁在乘坐普通列车?

  我想大家肯定一下子就能给出答案:除非没有其他更好的交通工具,学生不会坐,城市人不会坐,主要是那些底层的老百姓,比如农民、农民工在坐。

  去年暑假和寒假回家,我特意选择坐慢车,16个多小时的硬座。就是要看看是哪些人在坐慢车,看看慢车上还是不是过去那个样子。的确,主要是农民、农民工在坐慢车。对农民工来说,选择坐慢车,比动车起码节约一半的钱,比高铁节约三分之二以上的钱。从深圳到武汉,高铁一等座要八百多,二等座五百多,但慢车硬座不到两百。尤其对于全家在外打工的人,从深圳到武汉,可能要节约一千多元,这对农民家庭来说不是小数目。

  不过,慢车也没有过去那么挤了,因为农民工虽多,但很多都被动车和高铁分流了——既有主动的分流,也有被动的分流,因为价格便宜的慢车越来越少了。

  大家可以注意到,今年12306网站通告的春运期间的加班车,三分之二以上的是非动车高铁。这个安排还是挺人性的,因为说到底,加班车就是为了农民工而加,低价位的车符合他们的需求。

  而且,你会发现,普通火车与动车的氛围完全不同。

  在动车上,相对比较安静,大家不是玩电子产品就是睡觉,相互间很少交流。但是,在普通火车上,熟悉的、不熟悉的,都在热烈地交流,还有打牌、吃东西的,做什么的都有,也有用劣质手机放歌曲的,大家都不担心打扰到别人,也没有人认为别人的做法对自己是一种干扰。慢车上的风格是粗犷的,是人间生活的那种氛围。

  对比动车高铁与普通火车,很容易就能发现这里的阶层差别、生活方式的差别。而且你还能感觉到,底层人的心理,比我们想象的要乐观得多,健康得多。底层的状况虽然普遍很糟糕,但大家还是很听话地活着,这里面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们如果在外面活不下去,还有家园可以退守。

  开私家车回家过年,在青年打工者中越来越普遍。我待会进一步讲这个事情,因为它的意义大大超出了交通工具本身。

骑摩托车回家的情况,大家可能在新闻里看到了。每年春节,总有摩托大军回家过年。我的一个表哥,每到过年时就让他的儿子坐汽车回家,而自己骑摩托车带老婆回家,路上要两天一夜。另一个表哥也是骑摩托带老婆回家,有一年在途中撞了人,不知是真撞还是被讹诈了,反正被人家扣了一天多,赔了一万多块才放人,半年的收入就这样没有了。

 

 

2、人与人之间联系的失落

 

我觉得,当前农村的亲情关系,很大程度上是靠老一辈建立的关系维系着。在老一辈那里,这种关系处在一种相对稳定的时空里,但对年轻一代来说,大家的关系早已被现实割裂了。 

上海大学文化研究系有位老师主持来沪青年工人的社会调查,最近在访谈工人。有一个打工者说:我真希望邓小平没有搞改革开放,我也愿意日子苦些,因为这样我就可以每天跟父母和孩子在一起。

回家过年,其实是没有道理可讲的一件事。套用贾平凹的话来说:家乡对我们的影响,就像乌鸡的乌,那是乌到了骨头里面。

 

我和我的众多表哥,小时候一起上山捉鸟,下河摸鱼,关系好得不得了,但这一二十年来,他们一直在外打工,我一直在外读书和工作,一年最多在过年时见一次,平均下来每年还没有一次,因为他们不是年年都回家。拜年的时候,大家也不再像过去那样,在亲戚家吃饭喝酒聊天,甚至留宿一晚,现在大家都骑着摩托车拜年,去亲戚家匆匆走一遭,放下东西,客套几句,就要离开了。平时的生活啊情感啊什么的,都没有来得及交流。大家拜年,不再是为了亲戚间互相走动,馈赠礼物,交流感情,而只是为了完成传统和长辈交代的一项任务。

  悲哀的是:如果老一辈都不在世了,新一辈的联系也就慢慢断了。

  更让人悲哀的是:农村的日常生活充满着深刻的悲剧。自打工潮于九十年代兴起以来,很多农村人一直在外打工,二十多年来与父母团聚的时间,平均到每一年可能就十来天。很多农村老人倒毙在田间地头,病死在床上,儿女都不在身边。没有来得及为父母养老送终,成为许多人终身的悔恨。

  每次回家,看到我身边的老人摇摇欲坠的样子,我就觉得心里难受得很。

  如果一个人为了生存,连爱父母爱子女的机会都被剥夺了,你怎么可能指望他去爱别人,爱社会,爱自然?你怎么可能指望他能用超出金钱的标准来衡量别人的价值?所以我想说:现代生活是一种让人心肠变硬的生活。

  在农村,还有什么可以将农民动员起来?

  自从2006年免收农业税之后,中国农村的基层组织主要起着上传下达的作用,不再与农民的根本利益发生关系,也不再能将农民组织起来,农民处于“个人自治”的状态。

  (1)春节的力量。亲人团聚,过年拜年。过年的力量,亲情的力量,是当下动员中国人最有效的力量。这也是过年最让人感觉温暖的东西。当然,以前过年时的各种集体活动,都已消失殆尽了。

  (2)祭祀。中国农村还是保持着过年、过十五给祖宗上坟“送亮”的习俗——家家户户都要去祖宗的墓地给祖先点蜡烛,烧纸钱,放鞭炮,与祖先交流。很多已经在城市安家的人,也会赶在大家三十这一天开车回老家给祖宗上坟。许多曾被废弃的祠堂,这些年也逐渐恢复起来了。

  (3)葬礼。很多老人没有挨过冬天。过年前后,是老人逝世的高峰时段。丧葬在中国文化和中国人的生活中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尤其对今天的社会来说,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媒体上动不动就喜欢报道某某地方为举办葬礼大肆挥霍,让大家误以为这是普遍现象。其实恰恰相反。相比古代,今天的丧葬已是在最大程度上简化了。“贵生重死”的观念早已失衡了——大家越来越贵生,对于死,不再有敬重,不再让死者享受哀荣;对于天地,不再有敬畏。

  但丧礼,在现实中依然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去年快过年的时候,本家一个叔叔亡故——本家人和四面八方的亲戚来给他守丧,守丧的时候大家聚在一起交流,像过节一般,交流一年的生活情况、见闻和感想,称赞中央的政策,谴责干部的腐败……深夜里交谈的声音传得很远很远。守丧完毕,大家集体出力,将他抬到山上,让他入土为安。

  社会学者经常用“原子化”来形容今天农村的现状,说白了就是,农村原有的那种共同体已经消失了,人与人之间不再像原来那样有着密切的关系和交往,不再像过去那样每到过年时相互串门,集体上街玩等等。为死者守丧和送葬,在农村反而成了村里人团聚和交流的一个契机。这也是我在家乡看到的唯一能够让大家团聚的方式。

  妻子·房子·车子

  (1)妻子。这一点主要是针对农村的男青年来说的。在今天的社会,农村男青年在本地找媳妇越来越难。一来,这是由中国男多女少的现状决定的。而且,农村稍微长得好看点的女孩子,基本都嫁到城里去了,愿意嫁在农村的女孩子越来越少。二来,农村青年讨媳妇,要具备的物质条件很高,现在普遍的一个情况是:彩礼六到八万,房子两套:在老家一栋楼,在县城一套房。这个压力,并不比城市青年讨老婆的压力小。

过年的时候,打工的青年男女都回来了。只要哪一家有适龄女孩子,去她家的媒人可谓络绎不绝。这在乡村已成了一门生意,农村说亲,几乎到了“抢”的地步。如果初步说定一个,男方至少要给媒人五百块,最终结婚时,还要给上千的报酬,有的甚至要给到两三千。

 

 

013年冬天的一则笔记

  跟大哥、细哥到二郎庙水库捕鱼。(细哥承包的这座小水库只有三十亩的水面,在海拔八九百米的山上,水很纯净,可直接饮用,鱼放在里面长得非常慢,一年下来甚至还要瘦。每年腊月底或者年初,细哥就要从外面进鱼秧,虽说是鱼秧,其实有三斤多一条——这种鱼是在平原地带的池塘里用饲料喂养的,进价是两块多,但是鱼在纯净水里清洗了一年之后,肉味大大改善,可以卖到五块多一斤。)

  一个拉砖的师傅把车停在坝上。我们问他,从山下往山上拉一趟要多少钱。他骂了一句话粗话,然后说:“两百块,划不来!”又说,就是这样的生意,也越来越少了。山里的楼房基本都做完了,没有做的也都在县城里买了房。大哥说:“在县城买房又么样,到时住在那里做什么呢?”司机说:“只要是人,总有个生存的法子。”又来了一个人,是细哥的同学,他的摩托车上带着老婆和还在读初中的儿子。得知他在这山里做了楼房,还在县城买了一套房。细哥问:“你要买那么多房做么事!”他叹了一口气:“我们这时代不叫人过的时代!没办法!”“做了一栋楼,买了一套房,还叫没办法!明年还去打工吗?”“不去打工,在家里做么事?”而这座水库上头的两个塆子的人家,基本上都在这里做了一栋楼,在县城买了一套房。

  其间来了一人,开小车,戴墨镜,手腕上戴着很粗的黄金链子。老远就用粗嗓子喊正在水上下网的细哥,问有鱼没有。细哥正划着独木船,一只手划,一只手下网,笑着答:“你又不买,问着做么事!”同我们说话时,他的墨镜始终没有摘下来,神气得不得了。墨镜又对细哥喊:“别扑了麻雀(翻船)哈,我是秤砣,到水里就沉了,帮不了你。”说完就独自哈哈地笑。他同我们说起晚上要陪开挖机的斗地主。说是挖山种天麻,规模很大,已经买了十五万斤树。从言谈中得知,他平时在县城住。细哥的同学也说,他准备将家里几面山的树都卖了——分田到户后交了几十年的税,没有沾过任何光。后来听细哥讲,墨镜小学没读完,就在外面混,替人讨债,拿斧头砍人,就这样起家的。

  一会儿又来了母女三人,带着一个三岁的小孩。她们是来买鱼的。跟墨镜是亲戚。墨镜却不认识那个年纪最小的女孩。“跟以前长得不一样了呀!”墨镜说,“在哪里打工?”她说在温州。“属什么?”“属鸡。(刚满20)” 墨镜说:“还没有说人家吧?我帮你介绍个。”女孩的母亲说:“她回来这几天,已经有好几个人来介绍。”“某某某正为儿子找媳妇急得哼,我把你说到他家。”(说,替人说亲的意思)女孩母亲连忙说:“那怕是不行,她想嫁到县城里。”墨镜说:“他家在县城有套房子。那男孩的娘脾气不好,但你们又不跟她过,你们到县里住,做点小生意。他家也有钱,你叫他们现在拿个四五十万,轻而易举就拿出来了。”墨镜走的时候,表示过两天,要带那男孩上门相亲。

  (3)车子。近些年来,对在外打工五年以上的农村青年来说,对一种东西的渴求,可能比对房子和妻子更为强烈,那就是车子。车子不一定要多么好,五万,八万,二十万,各种档次的都有。老百姓不认识车子的牌子,不知道车子的价位,只知道这些车叫“小车”。不管什么小车,关键是要有!

  在农村,房子是一个媒介,车子更是一个媒介——是你在外面混得好,有身份的代表,房子不能移动,车子却可以四处招摇,表示衣锦还乡。很多二代、三代农民工,当下最大的期待就是买一个车子。尤其对那些好些年没回家的人来说,他再次回家,必须要有辆车,否则他怎么证明自己?

  春节的县城,到了水泄不通的地步,这些车子绝大部分都是从外面回来的,与此同步的情况是:物价飞涨。

  

 

我对林彪的兴趣超过了对毛泽东

 

綦彦臣

 

画家与社会学家朱红先生,在美国,自然能接触较为开放也多元的汉语文献。涉及到当代中国人物的评传也很多,其电邮给我的关于林彪的文献就是其一【见附件】。这种接触与私人间传播成为美国乃至于整个西方中国问题研究的一个正外部性。很好!早几年,原上海《世界经济导报》的北京记者站负责人、现居美国的著名编辑家张伟国也间或给我寄来此类资料。比如,完整版的张戎所著《鲜为人知的毛泽东》(The Mao’s Unknown Story)。

  就我个人的阅读兴趣而言,关注林胜过关注毛。无论从私人情报学角度,还是从境内汉语范畴的中国研究角度,对林的研究都没有深入,尽管资料已经很充分。我的感悟有三:其一,林少年时代的家庭教育对其人格影响;其二,中国历史上杰出军事人物的权谋习惯;其三,杰出人物的责任担当与决策方式暨决断时机。

其一者,重点是林家(湖北黄冈)旧时楹联“一等人忠臣孝子,两件事耕田读书”,此虽为林提供了成为杰出人物的人格基础、心智结构,但是,也弱化了他在最关键政治问题上的决断力。

其二者,杰出军事人物对最高统治者的威胁是一种普遍现象,在极权(集权)当中是历来难题,如刘恒以代王之身进京(西安)出任西汉第四任领导人时,十分惊惧于(谋士谏言)“汉家大臣重阴谋”,是为对尚在的开国军事权臣的不信任;开国军事大臣“重阴谋”源于其此前职业习惯即兵法对成年素养的影响,林彪本人也不例外,就算毛不决心除掉他,可能的第二代、第三代也不会饶过他;假定江青真地接班,江林之间必然出现再版“吕韩故事”即如吕后除掉韩信。

当然,“汉家大臣重阴谋”之传统对当代中国的改革开放曾是有益的资源,也产生了负效应。邓小平之所以能废掉华国锋,本身重要权重是邓是开国杰出军事人物。后来废掉胡赵则走向了极端。还有,邓掌权之后,批江青胜于批林彪,至于林渐渐有被平反之可能,至少已经有不少正确评价,既系于二人开国军功之同类也系于二人功利主义之追求。林彪在政治动荡时期始终不忘经济恢复,并对毛不懂经济颇有微词;邓小平在获得权力之后,马上现实开放暨经济复兴。

其三者,林在权力巅峰有大作为心理,也有与其儿子的谋划【亦见附件内容】,但终究在人格基础上陷入矛盾。既然早期投身革命自然不是孝子,在毛超级威权之下能否做忠臣又举棋不定,最后错过时机,以致于出走。还有,讨论林彪出走是否被胁迫有历史细节意义,但是不从其人格基础上看问题,就没有见底的逻辑。

其心智结构固然可嘉,如对毛治理国家能力的全面理性批判,但是终于没有最初有效的回应。当然,这也是非民主政治的可能悲剧的现实化。从林彪个案上说,民主化是政治文明提升的必由之路,而从个人策略集延伸至私人情报学言之,林彪个案仍然值得深入研究。可以预测:在国家政治条件开放的情形出现后,会出现“林彪研究基金会”之类的学术机构。

         二〇一五年二月二十一日上午,绵逸书房,小城泊头。

附件:林彪父子书房谈话

被删掉的那位艺术家说了什么

 

网传习总文艺座谈会有72位艺术家参加,但网上见到的名单只有71位,另有一位被屏蔽掉。为什么?因为这个人口出狂言,口无遮拦,口吐莲花。哈哈。

下面就是被删掉的这位的发言。

 

吴祚来:在文艺座谈会上的一篇重要发言
——
一位公知关于党与文艺的另类表达

我被邀请参加这样一次盛会,并被要求发言,我相信是最高领导人也想听听文化异见者的声音,但可以肯定的是,我这篇发言稿不可能在大陆公开发表。我13号接到通知到今天,一直没有合眼。为什么睡不着?因为我有一个“担心”。担心什么?担心在座的诸位安全问题。我想起了72年前的延安文艺座谈会,当时开座谈会的,后来都没有什么好结果,几乎都在毛时代被打击、迫害。我担心今天开完会后,可能会有人倒霉,或被迫害,但愿我的担心是多余的;如果习总书记今天能表个态,中共不再因这样那样的原因迫害作家艺术家了,我想大家回去就放心睡觉了,我的担忧也就是多余的了。
习总能表个态么?(习笑,说:个人表态没有用,如果代表党中央表态,还得开中央全会时集体讨论,因为我们是民主集中制嘛)。听见没有?胡耀邦当年也说过,我们党不要再迫害知识分子,但个人说的没用,没有写进党章。但我相信,大家即使受到了党和政府的迫害,也会挺过来的,在座的王蒙不是挺过来了么?田华老师不仅挺过来了,对党还是一如既往地热爱。在座的六十岁以上的前辈,可能都不同程度受到迫害打击,习总的父亲,不是搞文艺的,居然康生和毛泽东一唱一和,说他“利用小说反党”,他全家因此被迫害。现在这位利用小说反党的人的儿子,成为党的总书记,这就是习总刚才感叹的,人生如戏,戏如人生。所以党和政府迫害知识分子文艺人、迫害自己的战友同志,就算是一场大戏,孟子说过天降大任于斯人,就得要经受党和政府政治迫害的考验(众人沉默)。
我想说一句预言:今天这次会是中国领导人最后一次与作家艺术家座谈了。
毛泽东是第一次,习近平召集各位文学艺术家开座谈会,是第二次,也将是最后一次,从今往后,不可能有中共总书记在延安窑洞前或人民大会堂里开这样的座谈会了。毛泽东开一次座谈会,影响中国72年,中国知识分子要么服了,要么就被迫害掉。习近平不仅要影响在座的72位,也必将影响中国文艺72年,到2086年,72年后还有没有中共总书记这个称号?大家想过这个问题没有?(众沉默)


延安文艺座谈会是党指挥文艺的开始


刚才铁凝女士发言,说她想起了延安文艺座谈会,周小平同志,你知道延安文艺座谈会的主题是什么吗?
周小平站了起来,回答说:文艺为人民服务)
文艺为人民服务?现在世界上哪个国家文艺不为人民服务,铁凝女士能告诉我吗?
铁凝笑而不答,这位作协女主席挺诡的)
我想说:为人民写作还是为人类写作,这是中共文艺与人类文艺的根本区别。什么是为人类写作?就是习总书记读过的那些古今中外名著,不分种族不分阶级的人都喜爱,这就是人类共同的文化作品,它关注共同的人性、人道,它传播的是人类普遍价值,关于博爱、同情、宽容、和解、忏悔、自由、正义(也有为正义而复仇)等等。什么是为人民写作?准确地讲,是为党治之下的人民写作,本质是为党写作,譬如《白毛女》,譬如《金光大道》。为什么说它是为了党的人民写作呢?因为党需要文艺家写出的作品体现党的政治需要,党需要打击敌人,打击农村地主,那么,白毛女就可以激发人民对地主仇恨,至于文艺反映的是不是事实,是不是普遍现象,那不管,只要这么一部戏,就可以鼓动人民,打击地主,推翻国民党统治。党的文艺,最大的特色是制造敌人,制造仇恨。没有敌人、没有仇恨,共产党就没有存在的理由,也没有存在的人民基础。王伟光与红旗文稿那帮子党的笔杆子们还在讲阶级斗争,按照马克思的观点,王伟光们不劳而获才是剥夺阶级,如果像文革那样搞阶级斗争,斗死的、关牛棚的肯定是王伟光们,各位在座的也难幸免于难。
习近平要什么?讲什么?习近平讲爱。
人民不仅不相信共产党了,也不相信国家政府了,这个时候,需要有人站出来大声说出自己对党国的爱,这也就是为什么要请周小平、花千芳与各位并肩而席的原因。他们的作品没什么写作技巧,甚至毛病一堆堆的,但他们的作品表现了对党国赤诚的爱,你们在座的这些名家大腕儿们,你们对党国发出了怎样的爱的呼喊?
尽管在座的都是名流大腕儿,在世面上风光无限,但在党国领导人面前,真的神马都不是。没有自由的文化人,必然没有尊严,开了这次会议之后,我想不会有人敢迫害你们,但,你们的良心会压迫你们,网民们的口水会淹没一些人。
莫言先生,你能够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是因为抄延安文艺座谈会抄出来的么?你来参加今天的文艺座谈会,是希望以此为指导,再获得一次诺奖么?
范曾先生,参加完这次座谈会之后,你的工艺人物画,就不会千篇一律万人一面了吧?习总批评的作品千篇一律,不知道你应不应该对号入座。
党国的文艺宣传模式,是不是已走到尽头?当年延安靠的毕竟还有文艺精英,现在靠周小平、花千芳这样既没知识学养、又没道义教养的网络新秀,就可以启动党的文化宣传新攻势?
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后,党的文化伴随着毛泽东的个人宣传,不仅导致文化大革命的大悲剧,还造成了无数文化人、文艺人被迫害,中共至今没有反思,也没有对文化人、知识人道歉。你们在座的,没有一个人要求党国领导人向知识分子道歉,向文艺人道歉。你们不以为耻,反以为荣,正是你们的纵容与歌颂,才有文革正呈死灰复燃之势。党国用纳税人的钱,养了作协美协还有无数画院党宣人士,每年数以百亿计的资金,如果用在百姓养老与医疗保险,是不是更得民心?
周小平、花千芳,后面加一个同志,就成了党的儿女,为党歌唱;人民没有了儿女,人民没有养老与医疗保障,人民只有将儿女送给党做奴隶,才可能有衣食荣华、出人头地的机会。
香港人民在争普选,大陆人民需要的,是选票与地票,大陆艺术家作家需要的是自由与尊严。这是我今天的发言,一家之言,如有得罪,请多包涵。

谢谢大家。

 

在这没有星光的长夜

 

丁朗父

   
  
   黑暗得这么久,
   怎么还没有个头!
   
   现在是长夜漫漫。
   过去的白天,
   又哪里像个白天!
   其实根本就没有过白天!
   
   阴暗复阴暗,
   乌鸦成群,
   鸹噪翻飞。
   驱之不去的黑,
   终日盘踞在城市的天空,
   在人们的心头,
   编制密不透风的铁网。
   
   专在黑暗中猖狂的跳蚤,
   等待每一个过路的行人,
   等到一个,
   成群的跳上身去,
   狠狠地咬。
   
   没有春天,
   也没有秋天,
   只有酷暑寒冬轮流肆虐。
   没有歌声,
   只有咒骂、斥责、尖叫和嘶吼。
   没有青年,
   人一生下来便老。
   孩子们,从来没见过蓝天,
   以为天本来就是黑的。
   
   田野山岭,
   不长庄稼,
   不长树木,
   只有满沟的拉拉藤,
   满山的荒草。
   
   这个黑得没法说的世界,
   人们
   还是抱着明明知道是可笑的希望,
   无奈地等待。
   日复一日,
   年复一年,
   代复一代。
   
   越是黑暗统治的地方,
   越要争权夺势,
   屎壳郎的战争虽臭,
   但是不妨当事者煞有介事的激烈。
   有时,给无望的人们一点光明的承诺,
   ——良心发现?高人指点?更多是争斗的需要
   但一旦大权在握,
   一切照旧,
   黑得更加凶猛。
   
   漫漫长夜
   没有尽头,
   连看到尽头的希望也没有。
   也不知道有什么样的光剑,
   才能刺透着无边无底的黑暗。
   
   青春已逝,
   老之将至,
   人生苦短。
   
   去吧,
   到那远方的山丘上,
   去看看有星星的天空。
   多想在星光闪耀的夜晚,
   三五好友,
   一瓶好酒,
   举杯邀月,
   同销万古愁。
(2013/10/08 )

《基地》簡介與精華 (轉載)

 

Cartesian Quo按:如果赫胥黎的《美麗新世界》指點了未來社會的非人性情節,而喬治歐威爾的《1984》與《動物農莊》二書,則早在一甲子之前便預知,會有共產集權世界藉助現代工具,人們身陷猶如動物農莊的悲慘世界,隨時會有無所不在的老大哥在監視著,彷彿科技越發達,人權會越倒退。
然而,我們真的要屈服於共產極權暴力,永世不得翻身嗎?幸而早在半世紀以前,以撒·艾西莫夫的「《基地》系列」專輯,這部科幻巨著已為我們預示了歷史的演進及生命的出路,預見了在帝國遭受黑暗勢力籠罩傾圯之際,只要哲人不棄,民氣再聚,人性的光輝將會點燃新興的文明火種,必會從復興基地輻射開展,在神州大地上再現燦爛光明。

 


http://yehleehwa.net/fundation_11.htm

  
  銀河帝國至今已有一萬二千年悠久歷史,然而過去數百年間,帝國的根基已悄悄土崩瓦解。第一個發現這個大秘密的人,正是「心理史學」的創建者──哈里‧謝頓。
  透過心理史學的靈視,謝頓預見人類悲慘的未來──整個銀河回歸蠻荒,一切文明盡歸塵土,無情的戰禍與悲慘的生活將整整持續三萬年。
  為了保存人類的文化遺產,為了拯救後代子子孫孫,謝頓乃窮畢生精力,網羅帝國中最優秀的精英,準備在銀河邊緣一顆精心選定的行星上,建立擔負復興重任的「基地」。
  然而,這個計畫的第一步就談何容易。為了讓「基地」能獲得充滿敵意的帝國政府批准,謝頓苦心孤詣地設計出天衣無縫的計謀──置之死地而後生。於是下面這場「謝頓大審」,正是整個基地系列最重要的樞紐與關鍵。

以下摘自《基地》第一篇,奇幻基地出版社授權刊登──

  問:我們想知道,謝頓博士,你所主持的這個計畫,目前總共有多少人參與?
  答:五十位數學家。
  問:包括蓋爾‧多尼克博士嗎?
  答:多尼克博士是第五十一位。
  問:喔,那麼總共應該有五十一位。請好好想一想,謝頓博士,也許還有第五十二、五十三位?或者更多?
  答:多尼克博士尚未正式加入我的組織,他加入之後,總人數就是五十一。正如我剛才所說,現在只有五十名。
  問:有沒有可能接近十萬人?
  答:數學家嗎?當然沒有。
  問:我並未強調數學家,我是問總人數有沒有十萬?
  答:總人數,那您的數目可能正確。

問:可能?我認為千真萬確。我認為在你的計畫之下,總共有九萬八千五百七十二人。
  答:我想您是把婦女和小孩都算進去了。
  問:(提高音量)我的陳述只說有九萬八千五百七十二人,你不用顧左右而言他。
  答:我接受這個數字。
  問:(看了一下筆記)那麼,讓我們暫且擱下這個問題,回到原先已討論到某個程度的那件事。謝頓博士,能否請你再說一遍對川陀未來的看法?
  答:我已經說過了,現在我再說一遍,三個世紀之內,川陀將變成一團廢墟。
  問:你不認為這種說法代表不忠嗎?
  答:不會的,大人,科學的真理無所謂忠不忠。
  問:你確定你的說法代表科學的真理嗎?
  答:我確定。
  問:有什麼根據?
  答:根據心理史學的數學架構。
  問:你能證明這種數學真的成立嗎?
  答:只能證明給數學家看。
  問:(帶著微笑)你是說,你的真理太過玄奧,超出普通人的理解能力?我卻覺得真理應該足夠清楚、不帶神秘色彩,而且不難讓人瞭解。
  答:對某些人而言,它當然不困難。讓我舉個例子,研究能量轉移的物理學,也就是通稱的熱力學,人類從神話時代開始,就已經明瞭其中的真理。然而今天在場諸位,並非人人都能設計一具發動機,即使聰明絕頂也沒辦法。不知道博學的委員大人們……
  此時,一位委員傾身對檢察長耳語。他將聲音壓得很低,卻仍然聽得出嚴苛的口氣。檢察長立刻滿臉通紅,馬上打斷謝頓的陳述。
  問:謝頓博士,我們不是來聽你演講的,姑且假設你已經講清楚了。讓我告訴你,我認為你預測災難的真正動機,也許是意圖摧毀百姓對帝國政府的信心,以遂你個人的目的!
  答:沒有這種事。
  問:我還認為,你意圖宣揚在所謂的「川陀毀滅」之前,會有一段充滿各種不安的時期。
  答:這倒是沒錯。
  問:單憑這項預測,你就想朝那個方向努力,並且為此召集十萬大軍?
  答:首先,我想聲明事實並非如此。即使真有那麼多人,只要調查一下,就會發現役齡男子還不到一萬,而且沒有任何一人受過軍事訓練。
  問:你是否替什麼組織或個人工作?
  答:檢察長大人,我絕對沒有受雇於任何人。
  問:所以你公正無私,只為科學獻身?
  答:我的確如此。

問:那麼,讓我們看看你如何獻身科學。謝頓博士,請問未來可以改變嗎?
  答:當然可以。這間法庭也許會在幾小時後爆炸,但也可能不會。如果它爆炸了,未來一定會產生些微變化。
  問:謝頓博士,你在詭辯。那麼,人類整體歷史也能改變嗎?
  答:是的。
  問:容易嗎?
  答:不,極為困難。
  問:為什麼?
  答:光就一顆行星上的人口而言,「心理史學趨勢」就有很大的慣性。想要改變那些趨勢,就必須以慣性相當的因素加諸其上。這需要很多人的集體力量,倘若人數太少,想要有所改變就得花費很長的時間。您能瞭解嗎?
  問:我想我能瞭解。只要許多人都決定採取行動,川陀就不一定會毀滅。
  答:這樣說很正確。
  問:比如說十萬人?
  答:不,大人,差太遠了。
  問:你確定嗎?

  答:請想想看,川陀的總人口數超過四百億。請再想想,毀滅的傾向並非川陀所獨有,而是遍佈整個帝國,而銀河帝國包含將近千兆的人口。
  問:我懂了。不過十萬人仍有可能改變這種傾向,只要他們和子子孫孫不斷努力經營三百年。
  答:恐怕還是不行,三百年的時間太短了。
  問:啊!這麼說來,謝頓博士,根據你的陳述,我們只剩下一個合理的推論。你用你的計畫召集了十萬人,卻不足以在三百年內改變川陀未來的歷史。換句話說,不論他們做什麼,都無法阻止川陀的毀滅。
  答:您不幸言中了。
  問:話說回來,你那十萬人並沒有任何不法意圖?
  答:完全正確。
  問:(緩慢而帶著滿意的口氣)既然如此,謝頓博士──現在請注意,全神貫注地聽我說,因為我們要一個經過深思熟慮的答案。那十萬人到底是用來做什麼的?
  檢察長的聲音變得愈來愈尖銳。他冷不防地佈下這個圈套,將謝頓逼到死角,並狡獪地斬斷所有的退路。
  旁聽席上的貴族因此掀起一陣騷動,甚至傳染到坐在前排的委員們。除了主任委員不動如山之外,其他四位衣著鮮豔的委員都在忙著交頭接耳。
  哈里‧謝頓卻不為所動,靜靜地等著騷動消退。
  答:為了盡量降低毀滅所帶來的效應。
  問:你這句話究竟是什麼意思?
  答:答案非常簡單。川陀將要面臨的毀滅,並非人類發展過程中的孤立事件,而是一齣大戲的最高潮。這齣戲在幾世紀前便已開演,今後還會繼續加速進行。各位大人,我指的是整個銀河帝國的衰亡。
  原先的騷動此時變成模糊的咆哮。檢察長也立刻吼道:「你公然宣傳……」然後就打住,因為旁聽席上傳來陣陣「叛國」的怒吼,顯示這項罪名不必拍板便能定案。
  主任委員將法槌緩緩拿起,重重敲下,法庭內便響起一陣柔美的銅鑼聲。等到回音消逝,旁聽席上的聒噪同時停止。檢察長做了一次深呼吸……
  問:(誇張地)謝頓博士,你可明白,你提到的這個帝國已經屹立一萬兩千年,歷經無數代的起起伏伏,受到千兆子民的祝福和愛戴。
  答:我對帝國的現狀和歷史都很清楚。請恕我直言,但我必須強調,我在這方面的知識要比在座每一位都多得多。
  問:可是你卻預測它的毀滅?
  答:這是數學所做的預測,我並未加入絲毫的道德判斷。對於這樣的展望,我個人也感到遺憾。即使承認帝國是一種不好的政體(我自己可沒有這麼說),帝國覆亡後的無政府狀態會更糟。我的計畫所誓言對抗的,正是那個無政府狀態。然而各位大人,帝國的覆亡是一件牽連甚廣的大事,可沒有那麼容易對付。它的原因包括官僚的興起、階級的凍結、進取心的衰退、好奇心的銳減,以及其他上百種因素。正如我剛才所說,它早已悄悄進行了數個世紀,而這種趨勢已經病入膏肓、無可救藥了。
  問:帝國仍如往昔般強盛,這難道不是很明顯嗎?
  答:我們見到的只是表面的強盛,彷彿帝國會延續千秋萬世。然而檢察長大人,腐朽的樹幹在被暴風吹成兩截之前,看起來也仍舊保有昔日的堅穩。此時此刻,暴風已在帝國的枝幹呼嘯。我們利用心理史學來傾聽,就能聽見樹枝間的嘰嘎聲。
  問:(心虛地)謝頓博士,我們不是來這裡聽……
  答:(堅定地)帝國注定將連同它所有的成就一起消逝。它累積的知識將會散逸,它建立的秩序也將瓦解。星際戰爭將永無休止,星際貿易也必然衰退;人口會急劇減少,而各個世界將和銀河主體失去聯繫。如此的情況會一直持續下去。
  問:(在一片靜寂中小聲問)永遠嗎?
  答:心理史學不但可以預測帝國的覆亡,還能描述接踵而來的黑暗時代。各位大人,如同檢察長所強調的,帝國已經屹立了一萬兩千年。其後的黑暗時代將不只這個數字,它會持續三萬年。然後「第二帝國」終將興起,但在這兩個文明之間,將有一千代的人類要受苦受難。我們必須對抗這種厄運。
  問:(稍微恢復一點)你自我矛盾。你剛才說無法阻止川陀的毀滅,因此,想必你對所謂的帝國覆亡同樣束手無策。
  答:我並沒有說可以阻止帝國的覆亡,但是現在還來得及將過渡期縮短。各位大人,只要允許我的人立刻行動,便有可能把無政府時期縮短到一個仟年。我們正在歷史的臨界點上,必須讓那些突如其來的重大事件稍加偏折──只要偏一點就好,也不可能改變太多。但這就足以從人類未來的歷史中,消除兩萬九千年的悲慘時代。
  問:你準備如何進行?
  答:善加保存人類所有的知識。人類知識的總和,不是一個人甚至一千人所能概括的。當我們的社會組織毀敗之後,科學也將分裂成上百萬的碎片。到時候,每個人學到的都僅僅是極零碎的片斷知識,它們會變得既無用又無法自足。知識的碎片起不了作用,也不可能再傳遞下去,它們將遺失在世代交替的過程中。但是,假如我們現在著手將所有的知識集中起來,那就永遠不會再失落。未來的世代可以從這些知識出發,不必自己再重新來過。這樣,一個仟年就能完成三萬年的功業。
  問:你說的這些……
  答:我的整個計畫,我手下的三萬人和他們的妻小,都將獻身於《銀河百科全書》的準備工作。他們一生都無法完成這個龐大的計畫,我甚至見不到這個工作正式展開。但是在川陀覆滅前它一定會完成,到時銀河各大圖書館都能保有一套。

 

问教育部:国人不配拥有免于愚昧无知的自由?


墨黑纸白


  关于咱们中国的教育,我对比了下大陆和台湾的教育理念,很有意思的一个对比,在这里和诸君分享一下,教育部部长如果有兴趣也欢迎来参考。咱大陆的教育法对教育的解释是“教育必须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培养德、智、体等方面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而台湾教育法的解释是“教育之目的以培养人民健全人格、民主素养、法治观念、人文涵养、强健体魄及思考、判断与创造能力,并促进其对基本人权之尊重、生态环境之保护及对不同国家、族群、性别、宗教、文化之了解与关怀,使其成为具有国家意识与国际视野之现代化国民。”
  在这个对比中,相信可以看得出两种不同环境对教育决然不同的两个理解。我也一直纳闷,在宣传中,曾经那么落后,独裁的民国,怎么就能出那么多独立思考,见解独特的大师们呢?无论是向往民主的胡适,还是对中国劣性根恨之入骨的鲁迅,抑或毕生付诸于为当时平民“免于愚昧无知的自由”的晏阳初等等。当我看了台湾的教育法对教育的解释后,我似乎瞬间有些明白了,他们的教育不是为了对政权多么的中心,而是为了培养民众人格、素养的健全,普及民众对民主、法治和人文的了解,构建民众拥有独立思考、判断和创新实践的能力,在实现这些教育价值后,也没有遗忘对外国国家观念、文化等方面的了解,也许小小的台湾,并不如咱们偌大的大陆一般畏首畏尾,连民众的教育都要围绕权力打转转,生怕不知何时丢了这宝贵的权力,而今咱们谈将权力关进牢笼?公民从小就被权力式教育浸淫,长大后又怎么会关心权力在笼子里还是自己在笼子里?公民既然都不关心的事,靠官老爷们自喊自擂?岂不是痴人说梦呢?
  到了现在,我有点明白民国为什么会灭亡了,蒋介石童鞋还是对中国人太仁慈了,你怎么能在课堂里让当时的中国人什么都能学习呢?正如一位名为“建丰同志”的网友机智的评论:“现在才发现国民党是如何失去江山失去民心的,原来是大学课堂上允许‘马子列车’主义的言论,这不是明摆着将自己的江山拱手于人吗?国民党的教训在前,所以现在就绝不能允许西方价值观进入课堂,支持!”支持的网友们是爽了,只是苦了后世之人了。什么?你问我为什么苦了后世之人?因为我突然想到了清朝的灭亡,虽然清朝灭亡不足道哉,但中华因其所受之苦,却让我所不忍直视。
  虽然“马子列车”这两位童鞋的话我没记住多少,但恩格斯的一句话我还是记住了,这句话是这么说的:“每一次由比较野蛮的民族所进行的征服,不言而喻地都阻碍了经济地发展,摧毁了大批生产力。但是在长期的征服中,比较野蛮的征服者,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不得不适应征服后存在的比较高的经济情况;他们为被征服者所同化,而且大部分甚至还不得不采用被征服者的语言。”这句话我是颇为认同的,无论曾经的中国王朝周期,还是现在。只是,这句话会不会在某天也成为一句禁言呢?看来还是少学外国人的思想比较安全,咱们继续自己玩自己的多好?

 

评论:

1

天底下没有长久的政权

2

大清不能亡!

朕还想再活五百年

3

这位教育部长的马屁功夫的确不是吹的,学生就要开始被深度洗脑了。

4

楼主,中国思想已亡,庙堂之上全是要保住红顶子和大辫子的。你得明白人家真不容易。

要慢慢的回到闭关状态, 看出趋势来了。

国人多批评点,可以减缓趋势进程, 但是不能阻止。小心了各位, 能送出去的送出去,能走的快走

5

总会灭的。

6

说的挺好,就是人家手里有家伙啊

7

象袁部长这种赤裸裸抵制宪政合法化,蔑视亿万民众的民主诉求,赤裸裸抵制人类共同价值的言行,还真说明这个家伙缺乏最基本的政治智慧。就是一个傻痴枪手。万凯: 高官可以不支持宪政转型,可以不支持民主自由价值观。这都是身在其位的自保态度。但是,为了自保,为了子孙后代的安全,也不应该反对宪政。

8

马列主义也是西方价值观,不过被淘汰了而已。

9

价值观也是可以竞争的,你不是说你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的么?你那么自信为什么还怕人家?你为什么不去和平演变人家?

10

这样的教育出的只能是奴才而不是人才!

11

部长的观点表明了一个道理:中国是两个世界。西方有国民要想追求的现代社会价值观,所以只准权贵或富人享受或到西方享受,而普通国民只准享受服从权力的社会价值观

12

清朝亡于“愚民政策”。

13

为什么**总在愚民 他们究竟在怕神马

14

         还是那句话:拿来主义。
  不可能回到闭关锁国的政策,在建国前的山沟沟里就提到过“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呢。要回到过去那才是脑子进水呢。
  关于改革开放,好像有一个例子:建屋子要有窗户,但是还要有窗纱呢,要不然苍蝇蚊子飞进来呢;如果窗户关起来,那是外部环境不允许,比如大风、沙尘暴,或者外面太冷,里边要暖和呢,但毕竟是少数时间滴...
  有两个笑话:高考历史题,问1:“清末时派大臣出国到欧美考察立宪,是为什么?”答:“走出去,引进来,搞活经济...”问2:“日俄战争期间,为什么清廷要宣布中立?”答:“韬光养晦,稳字当头,发展经济,不称霸...”
  实际想起来,还真不一定是笑话呢,因为他反映了一种现象。

15

像朝鲜人民学习!像金三胖同志学习!

16

在一个人才不是靠培养,而是靠流水线生产的国家里,独立思想,独立人格,靠谱吗?可能吗?需要吗??

17

土匪们的老祖宗不是马克思吗?难道德国现在划归东方了?
  它们死后是要见马克思的啊,马克思在地狱36层肯定很高兴,都死了一百多年了,每年还有这么多徒子徒孙下来陪他。

18

每一个朝代的灭亡都离不开政府的无能和官民的腐败。

19

这种xx担任教育部长,真是祸国殃民。

20

这种xx部长才是汉奸

21

老墨同志,首先你弄错了一个概念,清王朝和我天*朝没有可比性,清王朝是家族统治,我天*朝是精英统治。还是有很大的先进性的。当然精英也不是万能的,也会担心被轮换,所以就设这样或那样的障碍,以阻止人们思想的变化,控制大脑就是控制未来,这才是问题的根本。神化加信仰是过去统治者的手段和武器,胡萝卜加大棒是现在统治者的手段和武器,未来的武器就只剩洗脑一条可以承重,思想是行为的基础。所以当局现在的重中之重就是一条道走到黑,别无选择。

22

明朝的崇祯帝~~~我也有同感,还有点像金三胖

23

“三个自信”是指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宇宙真理怎么这么不自信了?

24

据说甲午战争时大清的军力比日军强,但因政府廉政建设没有搞好导致贪官污吏过多不能团结一心对敌。结果失败了。

25

是不是也得禁止权贵子女去西方学习生活??!!一边要禁止普通民众接触到西方价值观,另一边是把自己的子女往西方送,还有比你们更厚颜无耻的人吗?

26

中国就是毁于这些自私的当权者手里

27

任何一个正常人都不会容忍一个弱智拥有过多的资源,因为国人能容忍,所以我们仍旧落后者..

28

马列主义从何处来?

袁某这算不算吃共产党的饭砸党的锅?

29

三十几年的改革都只涉及经济基础,从来没有触及上层建筑。政改不用说,连教改都是打擦边球绝不涉及灵魂。袁部长不过是老生常谈,何必大惊小怪。

30

人民没有国民意识,只有交税义务

31

中国已不是过去的中国,人们也不是愚不可及,让他妈的马列主义见鬼去吧,贻害中华民族一百年!

32

让我感觉在思想上,民国倒是一个伟大的时代。

33

加强人格认识和人格教育是关键,一切罪恶源自没有平等的看待别人的人格。
  

今日你整人,明日人整你——这个体制下没有人是安全的

 

 

今日你整人,明日人整你

看着你起高楼,看着你楼塌了

 

 

二战之后,德国人忏悔了,赢得了世界的宽容;日本人不自省,至今被世界人民揪住不放。

关键之处在于,不自省、不忏悔就意味着不知错,不知罪,就意味着那些非人道的做法可能卷土重来。

许多在文革中犯下滔天罪行的人,面对远去的历史,仍然没有深刻的反思和真诚的忏悔,反而在为自己的行为找着词语辩解,真是连万恶的日本鬼子都不如,无耻透顶。

“文革”过去了许多年,受害者捶胸顿足,至今不忘,我们有那么多受害者,你见过几个加害人?好像让万千生命泯灭、让山河染血的一场空前浩劫都是那四个人干的似的。

其实,许多当年的受害者,同时又是加害人,他们既没有对别人行为的宽容,也缺乏对自己行为的自省,只能冤冤相报。

随手翻到一篇随笔,讲的是“破四旧”,文中有这样两句:“破四旧,没有任何人敢于提出非议,实际上,当时的大多数人是给予相当支持的,而且这种支持具有很大的真诚成分。”

最近网上爆料:聂绀弩的告密者,主要是像黄苗子这样的一些朋友。”

生存在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下,是一般人想象不到的惨苦,而聂绀弩每日每夜地面对这个惨苦。你说,他还有心思去“计较”别人吗?聂绀弩死前说的最后一句话,就是:我很苦。“圣朝愁者都为罪,天下罪人竟敢愁”(聂诗),他在世,坚不可摧,他死后,精魂不散。

聂绀弩去世后,出卖他的人写怀念文章,但那里面没有一点歉意。

据我所知,“文革”中受到迫害的人,相当一部分同时也迫害过别人。比如,被张春桥、姚文元打倒的陈、曹,也曾在市委书记处会上“一致同意”揪出周谷城、周予同等八个“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详见《马达自述——办报生涯六十年》,文汇出版社,2004年版。)

李井泉是较早被揪出的方面大员,其子李明清在北航被活活打死,遭遇不可谓不惨。但正是他,“文革”初期抛出了马识途,并且说:“这一次计划要捉二十万右派分子,叫马识途带着到大凉山去开荒吧!”(《沧桑十年》,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9年版。)

著名艺术家英若诚在他的自传《水流云在》中披露。他曾经为国家安全部门工作,专门监视与他交往的外国友人。白天他与外国友人把酒言欢之后,晚上他会和妻子写出一份长长的报告给安全部门。上世纪50年代,因为他的报告,一对在清华大学工作的美国夫妇被捕,受了四年的牢狱之灾。

英在晚年时被内心的负疚感所深深缠绕。他的哥哥在上世纪50年代时还是一个积极要求进步的青年学生。在共和国建立之初的“镇压反革命”运动中,他检举了自己当过国民党军官的哥哥,致使哥哥被捕。他没想到的是,哥哥竟然被枪毙了。越到晚年,他就越被这件事所折磨,无法释怀。

吴法宪的回忆录揭示了,共产党员热衷于出卖灵魂、卖友求荣,那是一窝乘人之危、落井下石的家伙,奸同鬼蜮,行若狐鼠。譬如,那个貌似忠厚的少林寺和尚许世友,居然将三十年代上海报纸刊登的伍豪启事密呈江青,为中共高层权力斗争煽风点火。还是那个许世友,向林彪检举空军政委余立金在皖南事变时曾被俘叛变。报告上呈毛泽东过目后,余立金被打倒了。

还有,黄永胜的秘书李必达,听到黄吴李丘议论江青张春桥,便写小报告检举黄吴等人是“反江青同志的小集团”,然后透过他的老上司、副总参谋长温玉成呈交江青上奏毛泽东。不知何故,毛却将此密告信交给林彪又转黄永胜,于是,李必达、温玉成都遭了殃。

然而吴法宪善良吗?比如吴在斗争已经被打倒的陈再道上将时,居然还动手打了他,但吴在回忆录中对此没有丝毫的忏悔。

在迫害彭德怀时,刘少奇不够积极吗?

在迫害沈从文时,郭沫若不够积极吗?

在迫害王实味时,艾青不够积极吗?

在迫害罗瑞卿时,杨成武不够积极吗?当年杨成武整起罗瑞卿来时是多么的心狠手辣!

在迫害胡风时,周扬、巴金、吴祖光、丁玲不够积极吗?也别忘了,在批胡风中的吴晗——跳的最高;每会必发言,他的发言:最多,最带头,最激烈,最猛烈,最刻毒;对胡风最具深仇大恨!

令人悲叹的是:曾声称:所有的人都可以平反,唯彭德怀不能平反的刘少奇,最后却落得比彭更加悲惨的下场。

据说在关于刘少奇的处理意见上,周恩来就在上面赫然写着“此人该杀!”

谁能想到,彭德怀也以同样的方式整过别人,人称常胜将军的粟裕便是其中之一。彭德怀最早给粟裕的罪名是十二条,其中3条最主要:“将帅不和”、“告洋状”、“资产阶级极端个人主义”。粟裕夫人说:“对粟裕的打击都是来自革命阵营内部!”

在中共中央的档案馆里,有一份标号为“19660523”的会议纪录。此份文件记录了1966523日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对朱德的严历批判。地点在人民大会堂河北厅,令人匪夷所思的是,主持人竟然是刘少奇

刘少奇、周恩来、陈毅、薄一波、乌兰夫竟然轮番对朱德进行了责骂。这些人如果在世,想到此事,一定会昼夜不宁、惶恐不安、如坐针毡的。

刘伯承的长子刘太行说:刘伯承与李达、萧克等58年在军委扩大会议上,以“教条主义”遭到邓小平、彭德怀等人的批判,几十年不给平反,根子都是邓小平,刘、邓之间的矛盾在进军西南以后就更处激化、且已公开化了。

李达、萧克在邓小平复出后,曾写报告给邓小平要求对历史事件给以平反,并让刘伯承在报告上也能签字。刘太行说:我爸爸对李达说:我一不签字,二不指望活着得到平反,你们是“蚊子叮菩萨”,找错了人!果然,李达的报告邓小平没有同意平反。

后来,杨得志、张震二人去找邓小平,要求给58年扩大会议受批评的人平反,结果碰了大钉子。邓小平说:你们找来找去都没搞清楚,58年是谁负责批刘、粟、萧、李等几个人的,那个会的组长、负责人是我!你们不要再找别人了!张震说:我们还能说什么呢,只有到此为止了。

人在阴影中呆久了,便成了阴影的一部分。有些东西靠生命和时间,是无法带走与冲洗干净的。即使抹去了,想必会在未来的某个时刻,以另一种形式与我们不期而遇。

摩罗说:“对于一位优秀人物来说,中国生活的千万个环节中,每个环节都杀机四伏。中国社会对于优秀人物怀着本能的仇恨和恐惧。在中国绵延不绝的政治运动中,互相揭发、互相诬陷、卖友求荣、卖亲求荣的现象是如此普遍。一个人只要受到权力的敌视或迫害,几乎马上就要从社会结构和伦理关系中开除出去,谁也不敢拜访你,谁也不敢跟你打招呼跟你握手跟你聊天,谁也不敢给你写信,谁也不敢喊你为老师为同志为父亲为叔叔。虽然还有人谈到你,但那是按着官方口径进行诬陷和诽谤,也许还有人来敲门,但那是为了宣布跟你划清界线。”

但是,想一想当时的情况,让刘少奇当头,让林彪当头,甚至让彭大将军当头,情况真的就会好多少吗?那些高层干部一个个都在那里抱怨自己在文革中被斗倒,他们在反右的时候斗别人怎么不说呢?

如果我们真的认为毛时代的一切悲剧都是毛泽东一个人的责任,那么也就意味着说,既然现在毛死了,中国就永远不会重复同样的悲剧了,是这样吗?!

神说:你们大家都忏悔吧!该忏悔的绝不仅是毛泽东一人

叶利钦如何选中了普京

 

叶永烈 人民论坛网來源:電子郵件2014-11-18 

 

1994年10月叶利钦接受圣彼得堡市长的邀请,参加一次郊外打猎。他注意到一个迟到的随员。市长告诉他,那个迟到的人叫普京,是圣彼得堡市政府的第一副主席。中午时刻,随员在草地上摆上桌子,准备午餐。就在这个时候,一头野猪出现了。在情况十分危急之际,叶利钦的眼镜掉到了地下。于是随员们一齐钻到桌下,去帮叶利钦找眼镜。此时普京没有往桌子底下钻,他端着猎枪,聚精会神地注视着野猪。然后就听到了两声枪响, 普京击中了野猪。

  

 

2012年6月,我重访莫斯科,再度来到郊区的新圣女公墓。我始终以为,新圣女公墓再去几次都值得,因为那里浓缩着俄罗斯的历史,云集着俄罗斯已故的精英。据云,只有经过一定的审批手续,亡者确系某界名人,才有资格被安葬在新圣女公墓。

重访新圣女公墓,我发现就在离大门口不远处,有一座新墓。这座新墓与众不同:一是占地面积大,表明这位逝世不久的名人地位很高;二是墓前没有常见的青铜或者大理石雕像;三是新圣女公墓里的墓碑通常是灰色、黑色的,而这座新墓墓碑却是彩色的,显得格外鲜艳、醒目。

这座新墓的墓碑是一面飘动的俄罗斯联邦国旗,由白、蓝、红三色大理石组成。据说,白色是中国产的白色大理石,蓝色是意大利产的蓝色马赛克,红色是巴西产的红色斑岩。

我走近墓碑,细细观看,在白色的大理石上,刻着一行俄文,即“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叶利钦”。

这便是俄罗斯首任总统叶利钦的陵墓。由于白色大理石上叶利钦的名字是浅浅的浮雕,如果不仔细看,看不出来,所以不少人误以为墓碑上没有名字。

叶利钦是在2007年4月23日莫斯科时间15时45分,因突发心脏病抢救无效而离世,享年76岁。 

在20世纪的最后一天———1999年12月31日,向来敢作敢为的叶利钦,突然宣布辞去俄罗斯联邦总统之职,让年轻的普京担任代理总统。当时,叶利钦虽然在大选中获胜,却敢于急流勇退,而且慧眼识普京,这是叶利钦最为人称道的一件事。

进入21世纪,叶利钦便是一位退休老人了。普京给予他的称呼成为他退休之后的耀眼光环———“俄罗斯首任总统”。普京签署命令,给予“俄罗斯首任总统”叶利钦以极高的礼遇。从此,叶利钦过着高枕无忧的退休生活,成为“俄罗斯最幸福的老头儿”。

叶利钦退休之后,热心于旅游。叶利钦曾经说,“我作为总统访问了60多个国家,但哪儿也没去看。”这是因为他作为俄罗斯总统出访的时候,忙于政务,而且到哪里都跟着一大堆随从,无法自由自在地旅游。

退休之后,作为“俄罗斯首任总统”,叶利钦所有外出旅游的交通费用都由国家报销,而在旅游地的住宿以及游玩的支出,则通常由邀请方承担。有这么好的旅游条件,叶利钦也就成了“空中飞人”。他到中国看中医,去英国看网球赛,在日本泡温泉,赴意大利疗养,飞往美国钓鱼……

叶利钦退休之后,热心于写回忆录。他不必自己动笔,只消进行口述,自然有秘书、作家为他整理。他的《总统马拉松》(中文版为《午夜日记》)一出版,立即成为畅销书,并为世界各国的报刊大量转载。后来他又完成了两部回忆录。他的这三部回忆录,以不同文字在60个国家出版,为他赚取了大量版税。所以叶利钦晚年手头宽绰,生活益发舒畅。 

叶利钦在回忆录中,写及:

1994年10月他接受圣彼得堡市长的邀请,参加一次郊外打猎。他注意到一个迟到的随员。市长告诉他,那个迟到的人叫普京,是圣彼得堡市政府的第一副主席。中午时刻,随员在草地上摆上桌子,准备午餐。就在这个时候,一头野猪出现了。在情况十分危急之际,叶利钦的眼镜掉到了地下。于是随员们一齐钻到桌下,去帮叶利钦找眼镜。此时普京没有往桌子底下钻,他端着猎枪,聚精会神地注视着野猪。然后就听到了两声枪响,普京击中了野猪。

叶利钦回忆说:“我的第一印象,这是一个强硬、不妥协而思维敏捷的人,莫斯科需要这样的人。”

叶利钦还回忆说,在1999年,当他决定让普京接班时,普京一开始拒绝接班。两周后,他再度找普京谈话,又一次谈交班的事。这一次,普京同意了。叶利钦当时对普京说:“我交给了你一条苦命。”在交班过程中,叶利钦没有为自己谋取任何特权。他说:“我没有提任何要求。”

叶利钦在回忆录中,谈及他为什么如此信任普京?

叶利钦说,他得知,1996年,普京的导师索布恰克在圣彼得堡州州长选举中败北,忠于导师的普京不顾胜利者的挽留,追随索布恰克离开了圣彼得堡市政府,说了句这样的话:“宁愿因忠诚被绞死,也比背叛偷生好。” 普京对导师的忠诚,深深感动了叶利钦。叶利钦知道普京是一个知恩图报的人,所以他把最高权力交给普京, 普京一定会确保他在失去权力之后的生活,绝对不会加害于他。 

果真,叶利钦在普京的精心保护下,过着惬意的退休生活。

叶利钦退休之后,热心于健身。叶利钦在任的时候,由于工作过度忙碌,曾经几度进医院抢救。在1996年,还做了心脏搭桥手术。

2001年,叶利钦夫妇应邀到中国大连休养,在那里接受中医治疗。叶利钦从中国回去后,满面红光,成为中国中医的最佳广告。不少俄罗斯要人闻讯,要到中国疗养。

一位中国气功师指导叶利钦回国之后继续健身。据报道,叶利钦每天早晨起床后首先面对墙壁练功,然后在屋里的地毯上再练上几招。他曾对俄罗斯媒体的记者说:“练气功使我精神焕发,与当总统时的糟糕身体状况形成了鲜明对比。”叶利钦的夫人曾说:“现在,我们家庭里再也没有紧张和劳累了。”

叶利钦还成功地减肥。他在每天下午4点后便不再进食,包括零食。因此他的体重比当总统时减少了20千克! 叶利钦曾说,退休之后的进食量仅仅是以前的1/3,每天必吃鱼、蔬菜和水果,所以成功地把体重减掉20千克 。

虽然叶利钦在退休之后健身有方,但是嗜酒依旧。这无疑对他的健康极其不利,尤其是他患有心脏病。由于他是“俄罗斯首任总统”,所以有三名医生跟随着他,不时对他进行身体检查。

叶利钦是网球迷。有一天他观看网球比赛电视实况转播至夜深。在上楼睡觉时,未留意脚下的台阶,摔了一跤 ,腿部骨折……叶利钦立即被送进医院治疗。普京总统闻讯,也赶往医院探望。

普京与叶利钦一直保持很好的友谊。每逢叶利钦生日,普京必定前去祝贺;普京过生日的时候,叶利钦也必定是座上宾。退休之后的叶利钦对于俄罗斯政局,几乎不加干涉,放手让普京执政。

叶利钦退休之后,曾经遭到“麻烦”。据报道,“瑞士的一家建筑公司的老板揭露,为了取得克里姆林宫和其他官邸的装修合同,曾向叶利钦的政治助手鲍罗丁和叶利钦的女儿奈娜支付了许多佣金,而且还指控称这些钱就存放在瑞士的一家银行账户里。” 

这一报道轰动了俄罗斯。普京理所当然关注了这一案件。不久,“俄罗斯司法部门指出,有关涉及俄罗斯前总统叶利钦的女儿和其他亲信的腐败指控,经调查并不属实,建议撤销调查。”就这样,叶利钦平安地度过了这一关。

2007年4月23日叶利钦因突发心脏病去世之后,俄罗斯总统普京、美国前总统老布什、克林顿、前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俄罗斯联邦主要领导人以及欧共体、欧联盟、北欧国家元首等政要,出席了叶利钦的葬礼。

叶利钦没有像列宁、斯大林那样安葬在红场,而是安葬在新圣女公墓。叶利钦的墓,最初只是竖立着一个木十字架和一张叶利钦的彩色照片。不言而喻,那只是临时性的措施。

叶利钦墓碑,由俄罗斯著名雕塑家格奥尔吉·弗兰古良负责设计。弗兰古良突破传统的陵墓设计理念,没有雕刻叶利钦雕像,而是以一面飘荡的俄罗斯国旗作为墓碑。弗兰古良说道:“叶利钦是新俄罗斯的象征,正是因为有了叶利钦才有了俄罗斯现在的国旗。”弗兰古良还以为,叶利钦是一个叱咤风云的人物,一生大起大伏,所以作为墓碑的俄罗斯国旗是在剧烈地飘荡着,浓缩着时代的风云。

叶利钦的家人非常满意弗兰古良的设计。普京和许多俄罗斯人也都肯定弗兰古良的设计。

在叶利钦逝世一周年的日子,在新圣女公墓举行隆重的叶利钦墓碑揭幕仪式。普京、梅德韦杰夫以及叶利钦遗孀奈娜·叶利钦,叶利钦的女儿、孙子等人参加当天的揭幕仪式。 

普京在讲话中,评价叶利钦说:叶利钦是“20世纪俄罗斯最杰出的政治家,对俄罗斯和世界历史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普京还说,“上世纪汹涌澎湃的90年代是剧烈变革的时代,是属于勇敢、非凡的人们的时代,属于善于逆流而行、号召奔向新目标和统领大众的人的时代,鲍里斯·叶利钦就当之无愧地属于这一代杰出领袖。”

普京指出,“他作为政治家和公民走过了一条艰难的道路,他一生中不止一次地面临复杂而又关键的选择,这条道路是如此的独特,正如我们国家的命运一样。” 

普京表示将继续叶利钦的事业,“俄罗斯的总统制将永远是宪法与人民权利的保证。”

据称,在叶利钦墓地的右方还留有一大块空地,那是为普京预留的墓地。

来源:《文汇读书周报》

 

 

笑話一則:叫你看看媒体的厉害

 

选自王贵玲脸书

 

贵按:(在)言論自由的台灣~~ 擁有判斷能力是必要的……


【第一天】
唐僧回台北才剛下飛機… 
記者問:你對陪酒小姐有何看法?
唐僧很吃驚:台北有陪酒小姐?
記者隔日登報 ”唐僧飛抵台北,開口便問有沒有陪酒小姐”

【第二天】… 
記者問唐僧:你對陪酒小姐的問題有何看法?
唐僧:不感興趣!
隔日登報 “唐僧夜間娛樂要求高,本地陪酒小姐遭冷落”

【第三天】
記者問唐僧,你對陪酒小姐有何看法?
唐僧很生氣:什麽陪酒不陪酒的?貧僧不知。
隔日又登報 “陪酒已難滿足唐僧,要陪過夜方能過癮”

【第四天】 
記者再問唐僧,唐僧不發言。
隔日登報 “面對陪酒問題,唐僧默認,無言以對”

【第五天】
唐僧大怒,對記者說,你這麼亂寫,我去法院告你。
隔日登報 “唐僧一怒為紅顏” 

【第六天】
唐僧氣急,將記者告到法庭。
媒體爭相報導 “法庭將審理唐僧與陪酒小姐案”

【第七天】
唐僧看後撞牆而死。
唐僧撞牆死後,媒體補充報導: 
《為了陪酒小姐而殉情:不值!唐僧的一生!》

台灣媒體厲害,世界一流!

 

赵紫阳纪念歌

 

 

赵紫阳纪念歌

丁朗父
    

    紫阳之升兮在河之南,
    紫阳之归兮在山之阳。

       当年忧患黎元兴改革,
    亿万生民兮咸有粮,
    当年百万人中独垂泪,
    力敌千钧兮反开枪。
    斯人骑鹤兮人皆失语,
    任是铁石兮也心凉。
    天地漫漫兮心哀如雪,
    水远山高兮举国为殇。
    君今远去兮天之上,
    长歌相随兮夜未央。
    民主之路兮万难险,
    一往无前兮不彷徨。
   于2005年1月

向查理致敬—— 北京周末诗会

夏邦尼耶最后的作品

 

 

【記者張妮/報導】「我寧願站著死,絕不跪著生」這是法國《查理週刊》發行總監夏邦尼耶(Stéphane Charbonnier)兩年前說過的一句話,不料,如今成了他的遺言。

夏邦尼耶,筆名Charb ,現年47歲,自2009年擔任諷刺刊物《查理週刊》的發行總監,他也是該刊四位最著名的漫畫家之一,於2015年1月7日,在恐怖份子的殘暴槍擊中逝世。

根據法國《自由報》消息,恐怖份子是有備而來的,目的是特別針對夏邦尼耶和其他三名漫畫家下殺手。

Charb於1967年8月21日出生於巴黎伊夫林省孔夫朗-聖奧諾里訥鎮(Conflans-Sainte-Honorine)。作為漫畫家,他曾經為法國多家媒體工作過。自2009年5月份以來,他擔任《查理週刊》發行總監一職。

Charb的大部份漫畫作品特色是《Maurice et Patapon》,Maurice是一隻狗,Patapon是一隻貓。Maurice是無政府主義者,而Patapon則是法西斯主義和極端自由主義者,喜歡死亡和給他人帶來痛苦……

《查理週刊》是法國一份完全獨立自由的週刊,因為其敢言和誇張諷刺的作風,特別針對伊斯蘭教作畫諷刺等,近年來已多次受到恐怖份子的威脅。

該報社上一次被恐怖襲擊是在2011年。因為該報刊登了穆罕默德(伊斯蘭教創始人)的漫畫後,報社大樓遭人縱火破壞,當時沒有人員傷亡。Charb和該報社的人員自那時起,得到法國警方的特別保護。

2012年,《查理週刊》在巴黎11區重建辦公室。Charb曾說:「我不會害怕的。」作為一份自由的報紙,所謂的「武器」只是一支筆,Charb說:「我們還不相信有人會屠殺一個拿畫筆的人。」

兩年來,Charb的日常生活到處充滿了危險的威脅。他曾對媒體記者說:「如果我們害怕,我們就停止做報紙,就什麼也不做嗎?」「我沒有妻兒,沒有私人轎車,沒有負債,沒有任何後顧之憂,我寧願站著死,絕不跪著生。」

大陸觀察-兒時相信過的原來都是謊言

 

 

兒時相信過的原來都是謊言

         

  

崔永元,1963年出生於天津北辰區,主持人。1981年考入中國傳媒大學新聞系。1985年畢業後進入中央人民廣播電臺任記者,客串中國中央電視臺策劃《東方時空》等節目。

 

兒時相信過的原來都是謊言

 

  1. 我曾相信毛主席領導八路軍打敗了日寇,贏得了民族獨立;後來發現原來是國軍的浴血奮戰和美國的幫助才打敗了日寇。

 

  2、我曾相信1949年共產黨建立了新中國,後來發現1945年國民黨就建立了新中國,後被內戰打爛。

 

  3、我曾相信紅軍「長徵」去陝北是為了打日本,後來發現陝北根本沒有日寇,紅軍去陝北只是為了逃命、為了蘇援。

 

  4、我曾相信毛主席領導的打地主分田地是為民除害,後來發現絕大多數地主的財產都是辛勤勞動所得,他們卻受到令人髮指的虐待和搶掠。

 

  5、我曾相信餓死4,000萬人的1959至1962大饑荒是天災及蘇聯逼賬的結果,後來發現那些年風調雨順,是毛的大躍進、趕英超美、支援世界革命造成的。

 

  6、我曾相信志願軍抗美援朝是保衛國家,後來發現聯合國軍根本不是要侵略中國,而是阻止戰犯金日成吞併韓國。

 

  7、我曾被孔繁森,焦裕祿,雷鋒的事蹟所感動,後來發現那些只不過是塑造的典型。

 

 

  8、我曾相信黃世仁欺壓白毛女,後來發現那只是杜撰出來的故事。

 

  9、我曾相信領導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人民公僕、人民勤務員,後來發現那些只是他們貪污腐敗的遮羞布。

 

  10、我曾相信萬惡的資本主義人情淡薄,唯金錢至上,後來發現比爾蓋茨、巴菲特把全部財產捐給公益事業。

 

  11、我曾相信美國總統大選是有錢人的遊戲,後來發現不僅克林頓出身貧寒、就連一個祖籍非洲的貧窮移民的兒子通過自己的努力也能當選美國總統。

 

  12、我曾相信越南自衛反擊戰是自衛反擊,後來發現是因為越南推翻了柬埔寨波爾布特政權 - 一個殺害了本國三分之一人口(含20萬華人)的赤棉惡魔集團。

 

  13、我曾相信五毛痛恨美國,後來發現美國打的都是邪惡政權,就連五毛吹噓的英雄都跑到美國使館避難。

 

  14、我曾相信美國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後來發現中國有錢的、有權的都移民去了美國。

 

  15、我曾相信人大代表代表人民的意志,後來發現他們大部分都是領導和億萬富翁。

 

  16、我曾相信美國打伊拉克是為了石油,後來發現伊拉克最大的油田合同被中石化拿去了。

 

  17、我曾相信伊拉克人民擁護薩達姆,因為他每次得票率都是100%;後來發現美軍一來他比人口還多的塑像都被人民推翻並踩在腳下。

 

  18、我曾相信民主德國的人民當家做主,後來發現民主德國的人民冒著槍林彈雨奔向聯邦德國。

 

  19、我曾相信朝鮮人民民主主義共和國是個民主國家,後來發現那是個地球上最專制的封建王國。

  當發現了這些真相我震驚了,原來我一直活在謊言之中!

 

  近代中國最悲催的事:

 

  一、好不容易建立新中國,結果新中國餓死的比抗日戰爭犧牲的還多。

 

  二、內戰死了幾百萬同胞,結果發現不如戰前。

 

  三、民國年間的「四大家族」還沒有現在的縣團處級幹部有錢。

 

  四、請神容易送神難。

 

  五、反美反西方幾十年,結果帶領我們反美的人後代移民美國。

 

  新中國60年只做兩件事:一、公私合營、人民公社。二、否定公私合營、否定人民公社;前30年冤假錯案超過三千年總和。後30年貪污腐敗超過三千年總和。

 

  原來南泥灣種的是鴉片,方志敏原來是個綁匪,賀龍不是兩把菜刀起家的,劉文彩不是惡霸地主,中美合作所是用來抗日的,半夜雞叫是假的,雷鋒也是吹出來的,劉英俊、白毛女、邱少雲、賴甯、黃繼光統統都是假的,現在連鐵人王進喜也是假的。還有什麼是真的?

 

  歷史書中看不到的事實:

 

  1. 第一次世界大戰中有600萬英國成年男性奔赴戰場,死亡率為12.5%。當時英國著名貴族學校伊頓公學的參戰貴族子弟傷亡率則高達45%。按照常理英國貴族大多擔任軍官為什麼死亡率反而遠高於一般士兵呢?答案很簡單,因為他們總是衝鋒在前,撤退在後。對於他們來說責任和榮譽比生命更重要。

 

  2. 告訴你為什麼《亮劍》後半部沒拍成電視連續劇,後半部劇情中有許多悲慘細節:丁偉為彭德懷鳴冤被捕;李雲龍岳父劃為右派,發配北大荒,60年餓死;趙剛在批鬥羅瑞卿大會上仗義直言,被批鬥,夫婦雙雙自殺;李雲龍文革中開槍鎮壓搶奪軍械庫造反派,被審查時開槍自殺,兩天後其妻田雨割腕自殺。

 

  3. 有這樣一位領袖:他把個稅起徵點定在6,000元;創造就業崗位;為困難家庭提供經適房和廉租房,禁止房東擅自提高房租;許諾給人民發放汽車;對資本家、高收入者增稅;沒收公敵財產,分給人民,他的劫富濟貧讓德國走向戰爭 - 他是希特勒。

 

  4. 1987年乒球世錦賽上組織決定讓何智麗輸給隊友管建華以増加奪金概率。何未聽從,以3:0戰勝管建華並最終奪冠。組織十分震怒決定對其進行處罰,後經更大領導發話才得免。然第二年奧運會仍將其除名。何無奈遠嫁東瀛,94年亞運會代表日本戰勝鄧亞萍奪冠後被國人罵為漢奸。

 

  5. 老舍在1968年征服了諾貝爾獎評委會。當瑞典駐華大使準備專程到中國尋訪老捨下落時卻一直沒有回信。事實上老舍在文革開始的1966年即受到攻擊和迫害。在一次批鬥會上,已經67歲的老舍被一群女紅衛兵群起圍攻。不堪受辱的他跳太平湖自盡。

 

  6. 據統計,1949年後中國一共降半旗52次,其中為中國領倒人降半旗30次;為外國元首降17次(為某X乾爹史達林居然降了2次!)

 

  為在國外的烈士降了2次;在民間強烈呼籲下為汶川玉樹舟曲降了3次!駭人聽聞的是唐山大地震聯合國總部為遇難的24萬國人降下半旗,我們的五星紅旗依然高高飄揚。

 

  7. 出身卑微的他通過暴力成為國家領導人。他是20世紀人類社會最大的惡魔之一。他大搞個人崇拜,殘酷地排斥異己屠殺功臣。他沒一個像樣的文憑,不懂任何外語,更沒有出國留學,缺少現代常識,卻通過權術和陰謀消滅了一代知識精英,一個個學識淵博的專家學者相繼被他迫害致死。別誤會,我說的是史達林。

 

  8. 94年韓國漢江大橋坍塌,韓總統金泳三得知情況後說:這簡直令人難以置信,悲痛地向死難者表示悼念,並要求一定要查明事故原因追究責任,市長引咎辭職,總理遞交辭呈。2012年8月24剛通車一年耗資18億號稱「百年工程」的陽明灘大橋坍塌,哈爾濱市Z府稱:橋坍塌原因是車輛超載,下一步將追究超載車輛責任。

 

  9. 【抗日戰爭八百國軍投黃河】比狼牙山五壯士悲壯百倍!很少人知道。日軍進攻中條山國軍31軍以陣亡27,000人代價,把十萬日軍阻隔在西北之外改變整個戰局。800衣衫襤褸十六七歲軍人被日軍逼到懸崖邊,彈盡糧絕。800名「秦軍」面朝陝西,跪天,再跪爹娘,唱著秦腔寧死不降,跳進滾滾黃河。

 

  10. 【雙槍老太婆】趙洪文國,遼寧省岫岩縣哨子河鄉紅旗溝人,抗日戰爭中她和兒子們領了幾百次抗日戰鬥,消滅日軍近千餘,家族為國捐軀者30餘人,蔣中正稱她為「抗日遊擊之母」。1950年她和25歲的兒子趙連中一起被抓,經中央批准於當年槍斃,時年70歲。

 

  11. 中國歷代民、官的比例:西漢7945:1;東漢7464:1;唐朝2927:1;元朝2613:1;明朝2299:1;清朝911:1;現代67:1。1998年財政部部長助理劉長琨說:漢朝8000人養一個官員,唐朝3000人養一個官員,清朝1000人養一個官員,現在40個人養一個公務員。

 

  12. 二戰時英國有個釘子戶不搬遷導致軍用機場無法修建,全國一致譴責和責駡。邱吉爾知道此事後卻說:「我們和德國人打仗就是為了保護合法財產不受侵害,如果拆了他的家那我們為什麼還要打仗呢?」

 

  13.很早以前一蘇聯人移民國外,行李箱裡放了張大幅史達林肖像,海關檢查員問他什麼意思?答:「這是治我思鄉病的,我一看到他就不想回蘇聯了」

 

  14. 1994年前後中美入世談判最艱難的時刻,美方突然向中方提出:在全世界都實行雙休日的今天中國必須尊重人權也給中國人雙休日,並把這一項作為入世條件之一。1995年5月1日後起我國開始實行雙休日工作制。

 

  15. 1966年紅衛兵掘了他的墓,曝屍荒野被孩子們踢著玩。他是中國重工業奠基人,創辦了中國第一個高等師範學堂、第一個幼稚園。他將武漢打造成中國重工業基地,創建了中國首家系統完備的軍工廠,讓「漢陽造」聞名天下。他位列晚清四大名臣一生清廉,喪葬費由親朋門生籌措,他是張之洞。

 

  16. 美國政壇有個禁忌政客不得以任何名義染指孩子的教育。但越是禁忌越是易於誘發人的衝動慾望。奧巴馬就曾憋不住對全美公立學校發表電視講話,勉勵孩子好好學習天天向上。結果此節目遭各電視公司拒播。總統講話只好掛在白宮網站自己看 - 美國人的共識:孩子只屬於他們自己,教育讓政治走開。

 

  17. 中關村幾十年前還是一片荒涼的墳場,大多是太監的墳墓。因明清時期稱太監為「中官」,所以這裡被叫做「中官墳」。太監多在此建廟宇和養老的莊園,也因當時人稱太監為「中官」故稱此地為「中官村」。解放後選擇這裡建中國科學院覺得「中官」二字不好,才改名為「中關村」。

 

  18. 「我們的電視臺是全世界最髒的。哪一次對公眾的欺騙,後頭沒有學者、科學家、甚至院士幫忙?哪一次沒有?我清楚的記得當時表決開除劉少奇黨籍,只有一個人投了反對票,後來的歷史證明他是正確的。我不怕站在對立面,將來終有一天會證明我說的,是對的。」

                         

西北大学现代学院网页截图

2015新年最奇葩文:上海踩踏证明我院无比正确

 

 

原标题:上海节日踩踏惨剧不幸证明我院对节日管理无比正确

作者:西北大学现代学院团委文化工作办公室

(原文太长且多重复,删了一部分)

  据全国各大媒体报道,2014年12月31日晚11时多,上海外滩陈毅广场发生了严重的踩踏事故,基本原因是极多的年轻人来到广场狂欢元旦,人群拥挤,酿成惨剧。当晚11时,上海公安局已通过信息平台警告,外滩广场人满为患,劝大家不要再来,但令人意想不到的是,仅仅过了半个多小时,在广场一处只有十几层台阶的缓坡通道上,由于人流密度极大,台阶上拥挤的人群欲往下走,台阶下同样拥挤的人群欲往上走,对冲中有人摔倒,有人被推倒,结果一排排人群尤如多米诺骨牌一样一层压一层地倒下去,最下边的人群被上面的人堆完全压住,在场一直有巡警和工作人员指挥,但无人听从,当发现下面真的压人,上面人群才停止拥挤,等上面的人群被疏散,一层层救起倒下的人群,压在最下面的同胞许多已成重伤,有的已没了呼吸。所有伤者立即被送往医院,经过尽力抢救, 仍然有三十六位同胞不幸遇难,四十九人受伤,有的重伤者仍在抢救中。就这样,震惊全国的一场节日惨剧在不经意间发生了!

  此次惨剧的发生再次引起了全国性的媒体讨论,由于我院对平安夜管理的新闻事件刚刚过去,一些媒体对上海踩踏事件的评论自然也联系上了我院,有网友直接这样假设:如果上海事件发生在西安,如果西安事件发生在平安夜,如果西安平安夜发生踩踏事件后有大学生遇难,现代学院管理平安夜的本次舆论事件价值就更加突现出来了

如此无诱因节日事故的发生有它的必然性,不发生在上海也可能发生在其他城市,不发生在元旦夜,也可能发生在平安夜,遇难的不是这所大学的学生,就是那所大学的学生,因为发生惨剧的外部条件是一样的----几十年来在全盘西化大潮的席卷下,青年人已对西方洋节形成了毫无理性的迷恋,(一定要和圣诞夜扯上,这是证明无比正确的关键)

可以说死神已经在许多城市徘徊了许多年,终于在2015的上海元旦夜找到了显身的机会。

 关键是我们的社会舆论如何导向?我们的社会风气如何建设?我们的社会组织如何管理?我们的青年朋友如何对待洋节日?早有专家一针见血地指出,被中国青年迫捧的西方洋节大多是个性至上、无厘头狂欢的节日,最多只是与私友发生联系,而中国的传统节日却总是平静的温馨的但却要与亲人共享的节日,在西化大潮反复洗脑中国青年的今天,又有多少人愿意过这样充满亲情温馨气氛但却不能喧泄自我中心的节日呢?

  值得欣慰的是,十八大以来,习总高屋建瓴同时又深谋远虑地指出要树立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他明确表示反对“去中国化”,尤其是,就在中国大剧院举行的今年元旦晚会上,习总与六常委到场观看,所有节目却都是中国的传统艺术,这已经明示,今后党和国家一定会引导全社会慎对洋节,到那时,事实又将再一次证明,现代学院又早走了一步

 (来源:西北大学现代学院团委文化工作办公室)

 

逻辑世界的天敌——中国逻辑

 

野夫

 

 

日前我与一位在法学院执教的朋友茶叙,他感慨教育之难,尤其是教化初入校门、被教科书的意识形态阴影长期禁锢了头脑、思维非黑即白、非此即彼的大学生。他需要破解的难题,不是事实之争,而是观念之争。论前者,真相是击碎谎言与谬误最有力的武器,将《历史的先声》、《一寸河山一寸血》摆在学生眼前,他们不得不去正视这个国家的过去与自己的过去。论后者,真理本是至上利器,然而你的真理,却可能是他的邪说,你的正路,却可能是他的邪路。观念的战争,往往会陷入争论双方各执一端、谁也说服不了谁的困境。你对一个做惯了奴隶的人述说自由的美好,磨破口舌,他只冷冷回一句:“我现在的生活好极了,为什么还要自由呢?”你能奈何,将自由的价值塞到他手上,不够独立的他,终究不会享用,反而使自由贬值。

他问我:你当年如何反洗脑,如何消解高中政治课的余毒?

我不禁苦笑。高中三年,我一直畏政治如虎狼,高考五门课,惟政治成绩最差。然而,即便不曾深入门径,依旧受其荼毒:我在大二之前,都是辩证法的虔诚信徒。好在比起大多数同代人,我中毒尚浅,消毒工作相对简易——据我的经验,一是读胡适、王小波等,不仅要看他们说出了什么道理,更要看他们怎样说理;二是学一门逻辑课,若读法学专业,则十分便宜,记得法学院都开设“司法逻辑”或“法律逻辑”课程,学完这门课,可试用逻辑之刀解构政治教科书上的宏大理论与话语,一刀见血,刀到病除,因为我们的政治教育几乎毫无逻辑可言。这第二点经验,其实包容了第一点,胡适、王小波说理的力量,恰恰在于其严守逻辑。所以若由我现身说法,药方只有一剂:逻辑。

说到逻辑,我们都想起了那句名言:这世上有两种逻辑,一是逻辑,一是“中国逻辑”。在中国,逻辑的最大敌人,恰恰就是中国逻辑;因为严格来讲,后者并不配称为“逻辑”,其实质毋宁是反逻辑,玷污了逻辑之名。

中国逻辑到底是什么玩意?

易中天先生曾将中国逻辑归为三点:问态度,不问事实——问动机,不问是非——问亲疏,不问道理。我的归纳不如他缜密,却更具体,所指更为鲜明。中国逻辑的第一表征,是国情论,即用国情为吾国的一切症结辩护,为一切罪孽洗白。江平先生说,30 年前我们批判两个凡是,现在要批判两个谬论:稳定压倒一切,中国情况特殊论。中国自然有其国情、有其特色,这决定了我们不能教条化,不能奉行“拿来主义”。只是,中国的国情与特色,不该成为阻止我们“拿来”真理的借口,用何兆武先生的话讲,倘若真理不合国情,那么需要加以改变的是国情,而非真理,“国情要适合真理,而不是真理要适合国情”。可惜,对中国逻辑的坚守者而言,这些话始终不大入耳。他们眼中,国情的阴霾,阻断了眺望真理的视线,只能惜取眼前物,国情——如贪腐、专权——即存在,存在即合理。

第二表征,是辩证法。它与第一表征如胶似漆,互为表里。

辩证法为国情论提供了论证的工具:哪怕国情再不好,辩证来看,有好的一面。国情论则为辩证法制造了运行的语境。要言之,辩证法的作用,一是捣糨糊,二是遮羞布。它最大的害处,在于混淆了是非善恶,因为一旦辩证起来,是中有非,非中有是,善中有恶,恶中有善。再如,用辩证法审视官员腐败,虽然违法,却润滑了科层制,提高了办事效率,并不全是坏事呢。

第三表征,是诛心,即易中天所云“问动机,不问是非”——须知心之为心,动机之为动机,恰在于不可测问。当然这不是中国逻辑独有的病症,却在中国流毒尤烈。你批评一位名人,他的粉丝立即上前围攻,质问你什么动机,是不是嫉妒,是不是借机炒作,进而上升到人格问题、立场问题——凡事不论理性论人品,不论事实论立场,结果只能是各执己见,双方之间的裂缝越来越深,达成共识的可能性越来越微弱。第四表征,是附会。以旧闻为例。据陈伯达秘书缪俊胜回忆,

有一次在京西宾馆开会,会议室厕所未标男女,其间陈伯达上厕所,出来碰到江青,江火了:“你怎么上我的厕所?”陈解释,这里并未标示男女。“啊?你今天上我的厕所,明天就会闯我的卧室!”——江青的不讲逻辑或“中国逻辑”,其一是霸道,将会议室厕所的主权纳入自己名下;其二是附会,将厕所与卧室等同,将“上我的厕所”与“闯我的卧室”混为一谈,事实上,厕所与卧室本不相干,“上错厕所”并不必然会导致“上错卧室”,二者之间不能递进,将它们强行牵连在一起,便打乱了逻辑的前提。

第五表征,是混淆:从混淆公私,混淆道德与制度,到混淆是非,混淆善恶。譬如有人因私德不谨,曝光天下,其论敌便谓:依你这德行,假如上台执政,必定是一大贪官、酷吏。这种论断常能蒙蔽一些受众。然而,稍加明辨,当可知贪官和酷吏,与其人的德行并无必然关系,而取决于制度的设计,公权力是否受到了制约。制度不改,谁上台都一样,君子执政,转眼便是小人。对道德与制度的混淆,可谓吾国的一大沉疴,导致我们的制度建设,屡入误区而不自知。

这五大表征,犹如五毒,身染其一,理智便受损伤。扪心自问,我亦不敢说自己健全,所以这些批判,首先是自我批判。重申一点,中国逻辑不是逻辑,而是逻辑的天敌——如今任何词语,只要加上“中国式”、“中国特色”的修饰,一瞬之间,即由褒义变成了贬义。然而,你要想“读懂中国”,就必须洞察中国逻辑的本质,洞察的前提,你必须具有逻辑。这正可以回答,逻辑为什么重要。

 

没有财产权,抢劫就是英雄壮举

 

刘军宁

 

财产权与经济自由是自由社会的双重基础,是安定的社会秩序的柱石。如果社会要维护,两者必须先得到维护。

财产权的观念是伴随着人类文明的自然史而形成的。

财产权是人的天赋权利,而不是动物的天赋权利。这是说,享受财产权是人及其生存的一个重要特征。失去了这个特征,人就有可能被贬到动物的地步上,人的自由和生命就可能危在旦夕。享受财产的权利是人成为人的要件之一,是确保人被当人对待的基本权利。从这种意义上说,完全有理由把财产权看作是人类与生俱来的权利,或者说,天赋的权利。

文明社会的最重要的特征之一就是在“你的”(财产、权利、自由等)与“我的”(财产、权利、自由等)之间有一道明确的、由法律和习俗所规定的界限。取消了这条界限在很大程度上就等于取消了人类文明自身。“我的是我的,你的也是我的”,这显然不是文明的正义逻辑,而是野蛮的强盗逻辑。没有财产权,抢劫与掠夺就是英雄的壮举。所以,财产权是道德与善行的催化剂,是野蛮与文明的分水岭。

“哪里没有财产权,哪里就没有正义”,哈耶克认为这句话所反映的真理像欧几里得的几何定律一样颠扑不破。财产权受到同等的公平保护的程度越高,这个社会的文明程度就越高。由多个部分组成的完善的财产权利是一切先进文明的道德核心,是个体自由不可分离的部分。财产权是人类文明特有的标识。失去了这一标识,人类将回到野蛮蒙昧状态。财产权使正当地占有财富的欲望合法化。既然财富与财产权同人类的文明如此密不可分地交织在一起,对人类文明的发展起着如此巨大而又不可替代的作用,那么否定了财产权的正当性,也就无疑是卸掉了人类文明的推进器。可以说,哪里没有财产权,哪里强权就压倒正义,哪里野蛮就压倒文明。

在休谟、斯密、弗格森等苏格兰启蒙思想家看来,对财产权的认可标志着人类文明的开端。斯密发现动物无法用手势或语言在“你的”与“我的”之间划出一道界限。弗格森则明确地把野蛮人定义为没有财产权观念的人。道德规则可以说是人类文明最为显著的特征之一。在休谟看来,调节财产分配的规则是人类道德的核心。如果自由的人们想要共同生存,相互帮助,不妨碍彼此的发展,那么唯一的方式是承认人与人之间看不见的边界,在边界以内每个个人得到有保障的一块自由空间。这就是财产权利的起源。保守主义认为财产权很重要,同时也乐意接受享有财产权所带来的道德与法律责任。财产权是道德孵化器,它孵化出个人责任、正直、教养、思考与行动的自由。财产权制度的立,是人类文明的合作方式的开始。财产权的确立和保障是先进文明的道德内核,只有野蛮时代的人才不知财产权为何物,因而也不会去尊重他人的财产权。在现代社会只有骗子、小偷、强盗、土匪、蟊贼才不尊重他人的财产权。尊重财产权与否,不仅是人类的文明状态与动物的蒙昧状态的分水岭,而且也是文明人与野蛮人的分水岭。不承认这一分水岭,就意味着不承认文明与野蛮的分野、人类与动物的分野。

侵犯财产权的种种行径,正说明了财产权的存在。在人类文明的进程中,财产权的原则恰恰在对财产权的否定中被确立起来了。自人类文明形成之初实际上就存在着夺取财产权的阴谋,这种阴谋还远远没有停止。战争、奴役、欺诈、摊派、索贿、乱收费、滥罚款、苛捐杂税、垄断、特权、累进税等,所有这些重锤无数次去撼动着财产权这根愈撼愈坚的人类文明的顶梁柱。财产权与经济自由是自由社会的双重基础,是安定的社会秩

序的柱石。如果社会要维护,两者必须先得到维护。很难想象,一个连财产都得不到保障的人,其生命()和幸福()怎能平安无事?财产权是健全的人性的必要条件,也是人类超越自然的必要条件,更是推进人类文明自身的必要条件

 

为政治服务的“于丹现象”

 

作者: 钱理群

 

 于丹的《〈论语〉心得》有意遮蔽孔夫子作为“激进的社会批评家”的一面,“忽略儒家思想的

批评性传统”,在面对中国现实的巨大矛盾时避而不谈政府的责任,而一味诱惑百姓逃避社会,退回内心,她实际是倡导安于现状的,是为政治服务的,具有尖锐的政治性。

 于丹在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讲《论语》引起了中外媒体的广泛关注,值得注意的是知识界、

学界的反应。有著名学者公开表示支持和赞赏,认为“她在新的社会条件下讲生活快乐,安贫乐道,普及了《论语》等经典,使国人有了类似《圣经》、佛经和其他宗教读物一样的东西”(《南方周末》2007 年 3 月 22 日)。更有许多学者持“宽容”态度,认为儒学的普及与通俗化也自有意义。但也有尖锐的批评,主要是指其对孔子思想的曲解和常识性错误,其中“十博士”的申讨,更是引人注目。

 随着讨论的深入,就有人指出:“于丹的要害不在知识,而在思想。”(吴迪《笑谈于丹》,《中国方域》,2007 年第 2 期)也就是说,于丹通过她对《论语》的讲解,要向中国的普通观众、读者普及什么样的思想、观念,而这样的思想灌输在当今中国的现实中又会起到什么作用,这才是关键所在。

 于是,就注意到了于丹对《论语》的一个总体性的理解和评介:“说白了,《论语》就是教我们

如何在现代生活中获取心灵快乐,适应日常秩序,找到个人坐标。”这大概也是她的《〈论语〉心得》的主旨所在。

 她要宣扬什么样的快乐观、幸福观呢?于丹说:我们之所以不快乐,就是因为“我们的眼睛,看

外界太多,看心灵太少”,并由此告诫人们:“幸福只是一种感觉,与贫富无关,同内心相连。”——如一位批评者所说:“这就当然与社会的公正与否无关”,“与政府的清明与腐败无关”,“只要多向内看‘心灵’,不要看外界太多”,“为柴米油盐的缺少而忧心的弱势群体就会过上幸福快乐的生活”了(李木生《往哪里去?!》,《书屋》,2007 年第 5 期)。可惜于丹的幸福说教并不为中国老百姓所接受。据零点公司调查,“54.6%的城镇居民和 66.4%的农村居民将贫穷列为感到不幸福的

主要原因”。有学者指出,“国民幸福总值由六类要素——政治自由、经济机会、社会机会、安全保障、文化价值观、环境保护构成”(转引自吴迪《笑谈于丹》),所有这些更带根本性的本应由政府

承担、提供的幸福指标现在都被于丹一句“与内心相连”轻而易举地消解了。

还有,她要劝说人们怎样去“适应”她所说的“日常秩序”,找到怎样的“个人坐标”呢?于丹

说:“生活中会有许多不如意甚至不合理,也许凭我们个人的力量无法改变,但我们却可以改变自己的心情和态度。”怎样改变?于丹说:一要“学会克制”,“该放下时且放下”;二是切切不可抱怨“我们常常会听到有人抱怨社会不公,抱怨处世艰难。其实,与其怨天尤人,不如反躬自省”,“不是苛责外在世界”,而要“苛责内心”,“那么那些烦恼也就没有了”,“平静应对”现实一切社会不公和处世艰难,那就是真正的“良民”了,这也正是于丹为中国老百姓设计的“个人坐标”。——这又是怎样一种“秩序”呢?这正是鲁迅早已描述过的“好地狱”:“一切鬼魂的叫唤无不低微,然有秩序,与火焰的怒吼、油的沸腾、钢叉的震颤相和鸣,造成醉心的大乐,布告三界:地下太平。”这样,一切烦恼都自动地在内心化解,不能完全化解,也竭力“克制”,于是无不平、无不满、无抱怨、也就无反抗的四无“太平”世界。这正是要害所在。于丹的《〈论语〉心得》其实就是鲁迅在《在 1 -现代中国的孔夫子》里所说的“为了治民众者,即权势者所设想的方法,为民众本身的却一点也没有”,却偏要向民众灌输,其作用就是“叫卖精神安慰剂”(吴迪《笑谈于丹》)。而且在为当权者着想的程度和力度上是超过了孔夫子的。如一位学者所说,孔夫子虽也为统治者着想,但他的立足点是要求统治者对老百姓让步,行仁政,因此他的言论的重心是向统治者施加压力,时有尖锐的批评。他之所以不为各国统治者所容,最后成为“丧家狗”,原因就在于此。而于丹的《〈论语〉心得》却恰恰有意遮蔽孔夫子作为“激进的社会批评家”的这一面,“忽略儒家思想的批评性传统”,在面对中国现实的巨大矛盾时避而不谈政府的责任,“弱化社会和政治承诺的重要性”,而一味诱惑老百姓“逃避社会,退回内心”,就“实际上转移了造成人们痛苦的经济和政治条件”,她实际是“倡导安于现状”,“支持现状”的。这样,于丹的解说从表面上看似乎是把《论语》“去政治化”,但“她的阐释并非

像表面是那样与政治毫无干系”(贝淡林《〈论语〉的去政治化》),也是为政治服务的。

 因此,于丹现象绝不仅仅是一个商业化现象,也不单是一个思想文化现象,而同时具有尖锐的政

治性。也就是说,这是通过媒体的炒作,实现的商业、文化与政治的结合,这本身就是最具“中国特色”的。就媒体的炒作而言,又是“用国家所有制赋予的政治优势,在市场上获取经济收人,又用市场上赚取的经济收入完成意识形态领域需要完成的政治任务”(胡正荣《媒介寻租、产业整合与媒介制度变迁的分析》,转引自吴迪《笑谈于丹》)。因此,于丹的“大红大紫”是有一个过程的:开始只是红极于媒体,具有更多的商业化色彩;以后,就逐渐为各级政府所关注,也就是逐渐地政治化了。

我们在考察 2007 年所出现的有关孔夫子的当下命运的各种高论中,都发现了知识分子和体制的暧昧关系,于是,就提出了某些知识分子在现行权力结构中所扮演的角色的问题。就禁不住要像鲁迅那样对今天的中国知识分子带头羊们提出这样的问题:你们要把中国老百姓引“往哪里去”?

 

来源:《观察》,谢谢

 

 

文革中老师被自己的学生打死

 

文革中老师被自己的学生打死

 

金汕博客

 

 

 

 

 


不久前某报号召学生监督老师的言论,引起了社会各界强烈的不满。想起不久前有人以“党内理论家”的面目号召阶级斗争与无产阶级专政,都感到当今妄图恢复文革的虽不是大有人在,也至少想山雨欲来风满楼。

 

文革就是煽动学生揭发老师言论为开端的。1966年6月2日聂元梓在北京大学贴出被毛泽东誉为“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中就开始煽动学生揭发老师:“现在全国人民正以对党对毛主席无限热爱、对反党反社会主义黑帮无限愤怒的高昂革命精神掀起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为彻底打垮反动黑帮的进攻,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而斗争,可是北大按兵不动,冷冷清清,死气沉沉,广大师生的强烈革命要求被压制下来,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原因在哪里?这里有鬼。你们为什么这样害怕大字报?害怕开声讨大会?“这是一场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革命人民必须充分发动起来,轰轰烈烈、义愤声讨,开大会,出大字报就是最好的一种群众战斗形式。你们‘引导’群众不开大会,不出大字报,制造种种清规戒律,这不是压制群众革命,不准群众革命,反对群众革命吗?我们绝对不答应!  ”

 

于是,全国所有学校的学生都把造反矛头指向老师,而且老师越优秀越树大招风,被学生抓住的把柄最多。中国最著名的历史学家之一翦伯赞被北京大学历史系学生揭发,把著作里和授课中的文字言论无限上纲,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的红卫兵和其他中学的红卫兵一起到北京大学燕东园二十八号翦伯赞家中抄家。历经多次批得,翦伯赞戴淑婉夫妇俩不堪忍受,无奈之下服下了积聚起来的安眠药,翦伯赞夫妇各睡一张床,两人都整整齐齐地穿戴着崭新的衣服和鞋子。在翦伯赞遗体的两个下衣袋里,各搜出一张二指宽的纸条,写着“我实在交代不出什么问题……”。

 

就在煽动学生批斗老师蔚然成风后,中国建筑学界的泰斗梁思成正在京郊延庆县的四清工作队,他接到命令撤回学校参加文化革命。那时他已六十五岁,回到清华园迎接他的是系里铺夭盖地批判他的大字报,说他是与彭真同伙的反党份子,是反动学术权威。学生们此刻对批判老师兴奋万分,反复地唱着“拿起笔做刀枪,集中火力打黑帮,……”,之后梁思成胸前被挂着一块巨大的黑牌子,上面用白字写着“反动学术权威梁思成”,还打了一个大×,在学生的哄笑声里,他弯着腰踉跄了几步,几乎跌倒,又吃力地往前走去。学生造反派又去抄家没收了梁思成所有的文物和存款(这些文物到现在仍不知去向),停发工资,并把西餐具中全套的刀子集中在一起(12把果酱刀,12把餐刀,12把水果刀),声色俱厉地问思成收藏这么多刀子干什么?“肯定是要暴动”!政治上迫害还要生活上迫害,1966年后三次搬家,直到一家住24平方米阴暗潮湿的房子,来了寒流,气温降到了零下10度。虽然炉子一直燃着,但室温还是处于零度左右。有一天大风把窗上的玻璃一块块全挂碎了,室内温度急剧下降,-2℃,-3℃,-5℃,-7℃……。在这样的条件下,梁思成多次患病,没几年就撒手人寰。

 

正是在煽动学生揭发老师的恶浪下,全国凡是在校内有一定成就的老师都不同程度地受到过批判甚至殴打。不仅大学,中学红卫兵更加凶残, 1966年8月初开始的红八月把学生迫害老师的残暴行动推向高峰,在八一八红卫兵被接见后,第二天的八月十九号,北京女三中校长沙坪就被活活打死了,第三天八月二十号八中的党支部书记华锦,也是女的,也被活活打死了。沙坪死之前被红卫兵逼得喝痰盂中的水。华锦的尸体被挂在暖气上。这真是惨无人道、惨绝人寰!这个北京女三中就有一名校长加四名教员被害死,还有一名教员被迫害成疯子,七名家属被害死,至少两名校外人在校中被打死(该校红卫兵在外面打死北京居民还未知)。还有北京女十五中校长梁光琪被学生红卫兵活活打死,北京汇文中学校长高万春被逼从4楼跳下身亡。短短十几天北京的学生把老师迫害致死的超过百名,可见,文革引导学生对老师造反无异于大规模的伤害和杀戮!

 

现在有人借口老师在课堂发表错误言论鼓动学生以及有关部门整肃,这是相当阴险恶毒的,首先老师讲课内容的对错不能由这些人制定标准,在他们眼里真话就是错误,或者不符合他们主张的就是错误甚至罪行。即使老师真的讲课有错误,可以争论批评,但不能脱离法治的轨道挑拨师生关系。这些人说白了就是想引起注意有利自己升迁,那也不该用这种下作的手段。

 

 

 

 

 

 

 

陈丹青:我看徐悲鸿

陈丹青:我看徐悲鸿

 


  这次会议的议题很有意思,也很“恶毒”,不知道是谁想出来的——“如何成就大师?”答案很简单,只有四个字,但我不敢说。我只敢把议题的意思反过来问问,就是:“如何不能成就大师”。
  话说徐先生的才,徐先生的貌,是先天的事情,是他父母的事情,是上帝的事情,我们无法回答。如果我们公认徐悲鸿是一位大师,就要说到徐先生的天时,地利,人和。
  徐先生的“天时”,是少年时代迎来中华民国的诞生,是青年时代遭遇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洗礼。徐先生1895年诞生,歿于1953年,得年58岁——他要是早生三十年五十年,即便有齐白石黄宾虹的才,但不会是他徐悲鸿。他要是晚生三十年五十年,即便他的才天下第一,也不会成为徐悲鸿。
  徐先生的“地利”,是 他生在江南。如果他生在吉林、黑龙江、甘肃、宁夏、贵州、云南……他都不太可能得到后来的机遇,为什么呢,诸位知道,清末民初,中国的文化中心、文化重镇、文化集散地,是在江南,是在当年东亚第一大都市上海。他从宜兴到上海,从上海到巴黎,从巴黎回南京,一路地利。抗战爆发,他和许多文艺人的命运一样,走避南洋、偏安西南,是他一生颠沛流离的时期。战后回到北京,又一次得到地利,担任国立北平艺专校长,解放后国立艺专成为大名鼎鼎的中央美术学院——他在民国首都与共和国首都,都成为美术界首屈一指的代表人物。
  徐先生的“人和”是什么?可以重点谈。
  但是,我们谈徐先生的“人和”,与他的“天时”不可分,因为民国初年的文艺精英,都给他遇见了;徐先生的“人和”,也与他的“ 地利”不可分,因为民国时期的文化艺术中心,前已说及。所以没有他的“天时”,没有他的“地利”,他的“人和”便无从谈起。
  譬如第一个赏识提携他的有力人物,是康有为。康有为当年住在上海,今天乡下年轻人到上海,哪里去找康有为这样的大人物?
  又譬如第一个跟他私奔的女子,是蒋碧薇。今天江苏宜兴的小姑娘再漂亮、再聪明,哪里挑得出蒋碧薇这样的大家闺秀?
  徐先生出道的时代,是军阀时代。在北方,委任蔡元培出任北大校长的,是黎元洪执政的军阀政府;在南方,徐悲鸿留洋,拿得是军阀政府的名额与官费。据蒋碧薇回忆录回忆,徐先生在法国,区区留学生,竟然买各种艺术品,钱花光了,就打电话给军阀时期驻法国公使要学费,公使马上给他寄过去——今天哪里去找这样的事?
  顺便一提 :那时的法国公使自己花钱收藏欧洲油画。全中国如今唯一一批法国十九世纪油画真迹,包括库尔贝的画,就是那位军阀政府驻法国公使亲自购买收藏的,现在有一部分还藏在中央美术学院。
  当年徐先生回国出掌南京中央大学艺术系(即今日南京师范大学艺术学院前身),他不必加入国民党,不必接受XX部文化部政审,不必通过所谓“国家学位办”的学历与资历审查,不必经过科级处级局级司级等等干部升迁的过程,不必由国务院讨论任命……这一切,民国时代都没有。他徐悲鸿有才学、有名望、有作品、有抱负,他就能施展。没有任何人、任何机构、任何规定能够阻拦他——这种事,今天可能吗?
  徐先生招学生,不必通过政治考试和外语考试,他看准了,就能收进来。今天中国画研究院前院长刘勃舒先生正好在座, 他本人的经历就是徐先生的一桩美谈:当年刘先生不过是江西一名小学生,给北京的徐先生写信请教,徐先生回信鼓励,后来就被收为弟子——这种事,今天可能吗?
  徐先生的文艺观是“为人生而艺术”,他有一个论敌,主张“为艺术而艺术”,这个论敌,就是刘海粟——这是徐刘二位的“不和”吗?不是,这也是徐先生的“人和”。诸位知道,法国有安格尔和德拉克罗瓦相争,俄国有柴可夫斯基和穆索尔斯基相争,德国有华格纳与勃拉姆斯相争,美国有海明威与福克纳相争……我们在世界文艺史各个时期,几乎都能找到一对大人物,主张各异,互不相让,其实彼此佐证,相得益彰。中国也有:譬如北宋苏东坡与王安石之争,譬如清末康梁与杨度之争,五四时期有鲁迅和胡适之争——今天,我们各个学术和艺术领域,找得出这样一对对旗鼓相当的大人物吗?
  徐先生更有提拔人才的眼光、热情、雅量,尤其是能量。他当年在江西遇见贫寒的傅抱石,直接找江西省军政界头目熊式辉资助傅抱石留学日本,人家买他的帐;他当年到广西与军政界人物李宗仁、白崇禧结交,人家买他的帐;他回国后亲自举荐吴作人、吕斯百、沙耆这几位小青年去比利时法国留学,教育部买他的帐;北平被解放军包围时期,他在傅作义召开京城贤达名流的会议上率先发言,力劝傅作义认清形势,顺应潮流,保护古城,人家也买他的帐;他接掌北平艺专,亲自在全国范围杰出画家中点将组班,接聘来京,共享其盛,当时美术界各路英雄好汉全都买他的帐——今天全国各省找得到这样爱惜人才、慨然作主、亲自拍板、从善如流的军政长官与教育长官吗?全国各校找得到这样胸襟开阔、人脉遍在、资望超群的伯乐教授吗?全国各地找得到这样一呼百应的精英群体吗?
  徐悲鸿给学生俞云阶送一幅大字“勇猛精进”。结果俞先生当了二十年右派,抬不起头。徐先生一辈子的座右铭是“一意孤行”,今天那位艺术家胆敢“一意孤行”?今天,我们所有艺术家的身家性命“一意孤行”得起吗?我们不但不敢“孤行”,我们甚至没有自己的“一意”。在座哪位说得出自己的“一意”是什么吗?
  徐先生是一位民国人,一位民国时代的文人艺术家,是什么成就了徐大师?是什么成就了五四精英成为各个领域的大师?是什么使这些大师至今无可取代?无法复制?无法超越?
  所以我也给在座各位一个命题:为什么我们的时代没有大师?为什么我们的时代休想出现大师?
  最后我要替徐先生庆幸: 在我们的时代刚刚开始时,他就去世了。概括徐先生的天时、地利、人和,正可谓生逢其时、死逢其时啊。

做一个像人的人

 

 

丰子恺:做一个像人的人 

2014-12-12  最好的艺术故事  民国画事

 

 

 

画事君说

 

说实话,画事君对丰子恺的画并不感冒,个人感觉,他的艺术,更多的是“文以载道”式的作品,内容是远大于形式的。而艺术总归是一件形式为主的事情。

 

但是这些并不妨碍我敬佩和喜爱这位老人。他的一生和他的画一样,都有宗教般的干净和虔诚。他用画笔营造出来的世界,用意是告诉人们,世界应该是怎样的。他的作品本身是一种本质论的呈现,而创作作品的过程,则是一种改造世界的方法论尝试。

 

他的画很简单,用直白的方法,告诉大众他想要说的话。譬如护生,譬如节俭,譬如悲悯和仁爱,譬如孩童之纯,譬如种种平淡生活的美好。这些道理很简单,但就像空气和水一样重要。

 

如今丰老的作品在市场上价格也不低,但我在街头墙壁上亦可以看到他的作品被复制,往来大众有可能并不知道丰子恺是谁,但也会很快明白画者的用意。

 

我觉得,也许后者才让丰老更欢喜。

 

 

 

1928年,丰子恺为祝贺恩师李叔同50寿辰,寄去了自己精心绘制的50幅《护生画集》,李叔同非常高兴,很快为画集配上了文字,并回信嘱咐丰子恺,希望他能将此画集续下去,在自己60~100岁大寿时,能够分别再收到画集第2—6集,每集分别画60幅至100幅漫画。丰子恺随即回信,向恩师承诺——世寿所许,定当遵嘱!

 

此后,丰子恺谨记李叔同的嘱托,为报师恩而发奋而作。1929年—1965年,丰子恺打算继续完成最后两集时,意外却降临了——十年“文革”来了。随后,刚当上上海中国画院院长的丰子恺,因为在“文代会”上一番关于“大剪刀”剪出千篇一律的冬青树的发言,而被错判为上海十大重点批斗对象之首。

 

接下来,日复一日无休止的折磨便开始朝已是60多岁的丰子恺蜂拥袭来,“造反派”不仅抄了他的家,还日日批斗他,他们把刚出锅的热浆糊浇到老人的背上,然后再贴上大字报,游街示威。

 

老人自然是受不住这番折腾,痛得走不了路,于是,造反派们便又残忍地拿着皮鞭抽打他,从街头一直抽到街尾。

 

但丰子恺很坚强,从没流下过一滴泪,后来,造反派又剪掉了他养了30多年的胡子,那些胡子是丰子恺为怀念自己已逝多年的老母而特意蓄起来的,人们都以为老人这下肯定承受不了,但没想到丰子恺却笑着说:“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再后来,丰子恺又被下放到上海郊区,从事田间劳动,乐观的丰子恺瞒着家人,称,管教的人看他年纪大了,很照顾他,因此自己过得很好。直到有一年冬天刚下过大雪,女儿丰一吟去给他送御寒的衣服,女儿是在一个一望无垠的田野里找到丰子恺的,他孤独地站在寒风飕飕的地里,胸前挂着一个蛇皮袋,正在一点点地摘棉花,全身冻得直发抖。

之后,在丰一吟的一再要求下,丰子恺才带着她去了自己的住处——一间破得不能再破的旧牛棚茅草屋里,因为屋顶年久失修,女儿清楚地看到在父亲床上的草枕边上,还有一堆没融化的积雪……

即便是在如此简陋的卧室里,老人也很难睡上一个踏实的觉——管教他的人,经常会半夜三更,突然吹响集合号。丰子恺年纪大,手脚又不灵活,自然每次起床都不能像其他人一般麻利,于是被推搡被斥骂成了常有的事情,后来,他干脆睡觉不脱衣服。

虽然遭受到如此非人般的不公虐待,但丰子恺依然没有任何的抱怨,从没想过要放弃绘画,从不敢忘记对恩师的那句承诺。“护生即护心,慈悲在心,随处皆可作画”,劳动改造期间,他以苦为乐,只要一有机会,就会想方设法继续《护生画集》的绘画,并完成了第5集的90幅画。

环境的恶劣最终还是击倒了老人。患上严重肺炎的丰子恺被允许回家养病,此时的他已经76岁的古稀老人了。回到家中的丰子恺便没有按照医生的要求,好好休息,积极配合治疗,相反,他甚至偷偷扔掉医生开的药,全身心地扑到绘画上去。他每天凌晨4点就起床,开始着手画《护生画集》的第6集。此时与恩师约定的最后一集还有6年时间,但丰子恺似乎隐约感觉到自己将不久于世,于是才拼命画。儿女们怕他累坏身体,把他的笔和纸都藏起来了。丰子恺就向他哀求道:“你们这是要我的老命呀,快还给我吧。”

儿女们只好作罢,晚上即便睡在一个需要蜷缩起双腿才能睡下的小床上,他也一点感觉不到不便。他的所以心思都沉浸在画作中,《羔跪受乳》、《首尾就烹》等名画就是这个时候完成的。1973年底,丰子恺终于完成了恩师的重嘱,画完了《护生画集》的最后一集的100幅画,这与他送给恩师第一集《护生画集》时,整整相隔了45年。两年后,老人与世长辞。

 “在他之前,没有人画过,之后也没有人画过。”后人这样评价丰子恺独特的漫画。他的画很便宜,人人能买得起,且人人都能看得懂,无论你是贫民百姓、小商小贩,还是文盲,大老粗,他用淡雅常见的线条,寥寥数笔勾画出高尚的人格和深远的思想,简单朴素中画出悲悯和仁爱之情,堪称中国一代漫画大师,而其中最为知名的便是这6集《护生画集》,一共450幅。

“我敬仰我的老师弘一大师,是因为他是一个像人的人。”做一个像人的人,这便是丰子恺一生的追求。他用生命完成了这一追求。

 

《护生画集》出版之后,有人认为,丰子恺的护生画是过于天真烂漫和过于理想主义的。动物有生命,植物也有生命,细菌病毒也有生命,若要彻底护生,人类就无法生存了。

对这个问题,丰子恺是这样回答的:“护生者,护心也。”所谓“护生”,主旨在于“去除残忍之心,长养慈善之念”,然后拿这种对待其他生命的良善之心、恻隐之心、悲悯之念,同体之悲,来待人处事。因为残忍的心,是一切暴行和灾难痛苦的直接起源,所以,要控制一切暴行和灾难,要消除不幸,就要首先从护持其心,令其少生、乃至不生残暴之念开始。

 “护生”者,就是一种对心念的自觉与自控,是对残忍成性的预防,是对为了自己的欲望对其他生命任意施加暴行,对其他生命的痛苦毫不顾念的预防,是在残暴生起的萌芽状态,就把它化解掉,是对这种于自我无限爱惜与娇惯,于其他生命无比冷酷和狠毒的预防,只有心内没有恶念,世界才能减少恶行。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护生”,其实就是《金刚经》上所说的“善护念”。它在外在形式上,是延续了其他生命的寿命,减轻了其他生命不必要的痛苦,在根本上,则是长养了天地的和谐之气,削弱着人间恶行暴力产生的那个内因。

在桂林讲话中,丰子恺进一步阐述说:“我们所护惜的,不仅是雪地本身,不仅是野花本身,不仅是蜻蜓本身,不仅是蚂蚁本身,而是为了自己的欲望动手毁坏或者残杀的人的心。”为了不遭遇残忍的对待,不经历残暴的事情,就要在一切事情上来护持、增强、滋养我们的良善之心。

这是治本之策。

 

绑匪留下的帖子——求帮忙起诉

因为发了几篇小文章,热闹了躲在暗处的梁上君子,一夜偷光了我电脑上的所有文档图片。还留下帖子让我去送钱——这倒是真正绑匪的作为。

亮出来给大家看看,看着到底是什么东东。

话说回来,自从头一次被洗劫,我就把所有的东西全都备份,一个星期换一次密码。

请转告缺心眼的绑匪,省省吧,小心现了。

绑匪留下的帖子,这可是罪证

记住20世纪人类史上最无耻的那场火灾

 

克拉玛依大火中的老师和领导们

王思想

 

 

20年了。那些无辜的孩子,如果活到今天,大都已经为人父母了。可惜,他们的生命永远停留在了1994年的12月8日。

 

20年来,我们一直追问的是3个问题:1,是谁喊的那句“让领导先走”,到底是况丽还是唐健?2,事故的责任人为何被轻判?3,你们当初承诺为那些孩子造的纪念馆,现在哪里?

周永康,石油系的老大,主管中国政法系统多年。在克拉玛依这个石油城市发生的那场大火,与周永康有莫大关联。大火发生后,周永康强调:“稳定压倒一切”。这6个字,导致那场罪恶的大火被掩盖了20年。

每年12月8日我都要重发此文。建议有时间的朋友也写文章祭奠今日。如果没有时间写,可以转发有关文章。无需署名之类的烦琐。表达出我们的怀念就行。

 

罪恶的城市,罪恶的大火,如果将其命名为“人类历史上最无耻的火灾”也不算夸张。无论是北京CCAV元宵节之火,还是8个电焊工承担责任的上海教师楼大火,都不如克拉玛依大火罪孽深重。我想象不出人类历史还有过比当年克拉玛依大火更无耻的、更黑暗的火灾。

1994年12月8日,克拉玛依大火造成325人死亡、132人受伤的惨剧。死者中288人是学生,另外37人是老师、家长和工作人员。

看看下面这些照片吧。不知道下面这些孩子中间有多少已经离开人世16年了。

 

据说死者中间没有一个是我们敬爱的领导。在场的克拉玛依市副处级以上官员有20几个,当时他们的位置离火源最近,离逃生门最远,竟“奇迹般”地无—人伤亡。

领导无一人伤亡的奇迹之所以发生,是因为当时市教委某人怀着对领导同志的崇敬、保护、关心,很威严地命令那些孩子:“学生不要动!让领导先走!”。

那些没有人性的领导,据说受到了些许处罚。但是,相对于他们的兽行,他们遭受的处罚太轻了。

这么多年了,全中国、全世界有良知的人都在追问:到底是哪个畜生说的那话?

很遗憾,我们的法院、公安以及其他机构,统统装聋作哑,并且一装就是20年,看来他们还将永远装下去。

前些年,网络上暴出惊人消息:当年“让领导先走”的败类竟升为克拉玛依市长。那人名叫唐健。当然,很快就有人出来称这个唐健不是当年“让领导先走”的唐健。

会如此巧吗?都叫唐健,都在克拉玛依,却是两个唐健。我没有证据说两个唐健是同一人,而且据说当年的唐健如今已经超过了被提拔的年龄。但我想,人们仍然要继续追问:那个市教委的唐健如今在哪里?当年到底是不是他说出了那句畜生之语?

想象一下,当年那些畜生领导,在唐健同志大力掩护下顺利逃跑后,以他们畜生的本能,必然对唐健大为赏识;以他们手中的权力,提拔唐健当个市长也是非常容易的。

退一万步,即使市长唐健不是“让领导先走”的唐健,那为了告慰300名孩子的在天之灵,也不能安排“另外一个唐健” 当克拉马依市长吧。让他换个地方去做官吧,你们不是擅长这样“安排”吗?

(某年此文发完后,一朋友留言:

“这篇文章的情感力量很打动我。它涉及的价值判断也很正常。但可惜它涉及了一个没有什么事实根据的事实判断:此唐健是不是彼唐健?

“而且,另一个价值判断也是没有道理的:“即使市长唐健不是“让领导先走”的唐健,那为了告慰300名孩子的在天之灵,也不能安排“另外一个唐健” 当克拉玛依市长吧。”

“博主能够在今天还想着那场大火中死难的孩子,是评论者非常值得珍贵的情怀。”

那是我非常欣赏的一位朋友,但我常常并不赞同他的意见。仅就上面那段留言来说,可以反映出两个信息:在世界观上,我们是相通的,在方法论上,我们有着比较大的差异。

我认为:这么多年了,针对克拉玛依大火事件中的那句话,那个人,竟然还没有给百姓一个交代,这个事情太过分了。我们必须通过各种渠道去表达意见。张三提供了一点线索,李四分析一下,王五接着去分析,如此不断推进。尽管在这样的进程中,论述有可能与事实出现差异,也必须容忍。必须通过不断的质疑,逼迫某些机构出来澄清、表态,才能推动社会的进步。不能要求每个人完全掌握完全真实的情况后再去发言。

他讲究“话语美”,我讲求“话语权”。)

 

与那些先走的领导相比,让我们来看看老师们的表现(以下几段资料来自网络):

第八中学的音乐老师张艳,先从烟雾中冲出来给姐姐张荣打了电话:“姐,友谊馆着火了,快来帮我救学生!”她丢下电话又端起一盆水冲进火场。从此,她再也没有出来。就在这一天,29岁的张艳还请姐姐给她梳了辫子,姐姐看着她离开了家门。
  阿米娜是第二中学初三班的班主任,她已冲出剧场,回头看见还有许多学生在里面叫喊,又转身冲进火场……她没有能够出来。
  第六小学校长王愫岩眼看大火突起,马上抱起两名学生就冲出来。她一看馆内烟火翻腾,急得哭出声来:“我的孩子们还在里面呀,我的学生们呀……”王校长哭喊着迎着浓烟冲了进去,又抱出两名学生。当她含泪吸了一口气又冲进去后,人们再也看不见她的身影了。
  第八小学三二班的孟翠芬老师已经当了23年的班主任了,她连获市优秀班主任和十佳教师称号。两个月前,孟老师已办理了退休手续,由于学校和家长的一再请求才重登讲台。人们在扑灭大火后发现她时,孟老师的头和背已被烧焦——但是,她的两只臂肘下一边护着一名学生,其中一名学生的心脏还在微弱跳动,他还活着!
  第八小学校长张莉和市一中副校长倪振性,都是几次把学生推出火海,自己最后被大火烧得面目全非。然而他们的遗体都是张开双臂,还像母鸡护着小鸡一样,在墙边围护着几位死去的学生。真是桃李同悲,师生生死与共!人们后来发现许多老师和大人的遗体,不是张开双手拉学生,就是扑在学生的身上……老师们在危难时刻,分明是在全力奉献出自己的身心,吐丝求尽啊!市第七中学的政教主任周健老师,在大火袭来时,正用力撑着往下落的卷帘门。活着的学生曾看见他一只手三次用力往外推出学生,最后倒了下去……不久前他刚领了结婚证,新婚妻子和他商定元旦举行婚礼。亲属最后找到他时,是从领带夹上认出来的。
  人们还看见身材高大的女老师李月霞当时正用有力的肩膀使劲撑着铁门,拼命喊着,让学生们一个一个逃出去。后来,她因窒息倒在大门旁边……友谊馆外照相点工作人员袁金芳亲眼目睹了这样一位永远也忘怀不了的中年女老师:她戴着眼镜,瘦弱的身影好几次冲进火场救出十几名学生,直到再也无法靠近猛烈的火焰时,这位老师才一下子身体一软靠到墙上,她大喊了一声:“我的孩子还没出来!”接着就昏倒在地。她就是第一小学的大队辅导员李平老师,起火时她的孩子离她只有几步远,她一下子抱起两名学生冲出大门。当她又一次抱起学生冲出大门的时候,铝帘门突然滑落下来将她卡在门下。她当即用手死死顶住大门,接着门外的人用力拉,她的孩子在里面使劲推,才把她救出。李老师当时亲耳听见”“自己的孩子被隔在门里的烟火中喊叫着:妈妈!妈……”可是她怎么也无法冲进去了,硬是眼睁睁地听着自己心爱的孩子哭喊声渐渐消失。尽管她当时双手和脸部已被严重烧伤,她还是发疯一样的踢门、砸门……最后在极度的悲痛和伤痛中大喊一声,昏了过去。
  第六小学副校长毛明新救出了6名学生,他的孩子最后也被火舌吞没。
  恩师难忘啊,死里逃生的学生们怀念着心爱的老师。第三小学的媛媛向记者述说:“有一扇窗户开着就在我旁边,我想爬上去,可窗子太高怎么也够不着。这时一双手把我抱起,我爬上窗户回头一看,是一位上了年纪的老师。”小媛媛一想起那张和自己奶奶一样慈祥的脸,和那双难忘的大手,她就止不住流出晶莹的泪水,“没有那位老师我肯定活不了,也不知她是死还是话……”9岁的男孩马玉和被从剧场抢救出来送进医院后,醒来睁开眼睛时,伤口剧痛,嗓子干裂得难以说话。他在纸条上歪歪扭扭地写了一句话,请护士送给正在病房门外焦急等候的爸爸妈妈。父母一看儿子小纸条上写的字,忍不住眼泪夺眶而去,“王老师出来没有?也不知她怎么样。”
  这次火灾中有40多位老师在场,就有36位遇难殉职。

 

那些爱国者们,当你们满口唾沫夹杂着“汉奸”“美奴”喷向众多说真话的人,以展示你们那错位、廉价的所谓“爱国”时,你们想到罪恶的克拉玛依,想到那场可耻的大火了吗?

很惭愧,我这个大男人感情脆弱。想到烟火弥漫的剧场里,孩子们惊恐万分却又被一句“学生不要动,让领导先走”吓得不敢动,的确让人的眼眶难以不湿润。是什么样的教育,把我们的孩子教育出这样的奴性?你们为什么不反抗?

那些逃跑的领导,那个畜生唐健当然是可耻的。

克拉玛依永远与“可耻”二字连在一起。

他们都不是最可耻的。

最可耻的,是那些手握重权,但执意掩饰罪恶、坚决不肯追查“让领导先走”的当权者。

 

人们已经等待了20年。现在,周永康垮台了,让我们看看,这场罪恶的大火能否得到迟来的审判。每个人都要接受历史的检验,面对上帝的审判!

 

这是真的!

 

 

这是真的

网文

    

  1.【哪一个政府敢这样花钱】
  陆定一之子陆德:我是搞经济研究的,2004年,全国公款吃喝3700亿、公款用车4083亿、公款外出旅游3000亿,2004年我们财政收入3万多亿,1/3拿去吃喝玩乐了。请问,全世界有哪一个政府敢这么花钱?

  2. 【庞大的队伍】

  资料显示示,止2011年6月,中国共产党员已然突破8990万人,同年的公车消费为9865亿,公款吃喝为8963亿,公费出国旅游为8800亿,举办各类活动招待贵客为8900亿。另,从2000年至2011年,中国已向38个国家无偿援助了总共3千亿美元。据此,我们警告日本,护岛,我们有的是人员和金钱!

  3. 【考察费】

  湖北省委第六巡视组13人在国家级贫困县秭归巡视20余天总共花费80万元。其中接待37万多元,礼品11万多元,外出考察13万多元,购置设备10多万元,其他68491元。巡视20来天,耗费200多秭归农民全年收入,自评:总结起来工作就是开会,管理就是收费,检查就是喝醉,验收就是受贿!

  4. 【山西临汾纪委书记沈庆华】

  三年住总统套房耗资400万,核心提示:山西省临汾市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沈庆华,在临汾宾馆“贵宾楼东楼”常年包住了总统套房,他任纪委书记三年来,仅入住总统套房一项就消耗民脂民膏400余万元,当地干部群众敢怒不敢言。

  5.【广州城管系统,一年赴9国考察】 
  根据广州39个政府部门公布的“三公”账本,广州城管局一年内奔赴日本、俄罗斯、美国、加拿大、东欧、英国、新加坡、澳门、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十地考察学习,人均费用达5.7万元/人次。同志们啊,你们不辞劳苦的四处奔波,你们太辛苦了!

  6.【北京市教委】 
  一年的公务接待费用近1200万,公车费 3400万,出国费4300万,按250个工作日算,平均每天接待费4万8千,车费13万6千,出国费17万。北京市教委庞大的接待费用令民众气愤填膺,这钱够资助多少贫困儿童啊!与之相比,乡镇学校经费严重不足,捉襟露肘。

  7.【数字震惊了你吗】 
  刘志军案现已逮捕15名局级以上官员,涉案金额2000亿。相当于年收入5万共计400万人一年的收入;可建134万所希望小学;够800万个贫困大学生生活一年;可让3570万人交一年的失业保险;可供养8500万中小学生免费读书一年。看看那些连中午饭都吃不上的贫困孩子,我们的愤怒无以复加!

  8.【中国老百姓为什么穷】

  外逃贪官偷走每个中国人610元,央行爆料:外逃贪官共16000至18000人之间,卷走资金8000亿元,平均每个贪官带走5000万,相当于13亿中国人每人被掠夺了610元。不用逃的贪官又从每个中国人身上抢了多少钱呢?要知道无官不贪啊!

  9.【中国贪贿规模触目惊心】

  中国每年被贪贿的黑钱大约占GDP的5%。以2009年为例:2009中国GDP为33万亿元人民币,5%就是1.65万亿元,恰好相当于那年全国卖地的收入,也相当于那年国家财政收入6.8万亿元的四分之一、军费开支4800亿的3.4倍、教育经费1980亿的8.3倍、医疗卫生费用1180亿的14倍!(人民网)

  10. 【这是怎样的国际主义精神】 
  中国希望工程落地非洲 10年内将建1000所希望小学:一个有几亿贫困人口的国家w,还有看不起病吃不起午餐上不起学的国人,拿钱去解放贫困的非洲,拿钱去提高最富有的美国人民的生活水平。我想,共产主义即便不在中国实现,也会在中国以外的全世界实现。点评:这是怎样的国际主义精神?

  11.【中国,请放下你虚伪而又高傲的头颅,,俯身看一看你的子民!】 
  他们还看不起病;他们还上不起学;他们甚至连每月二百元的低保都拿不到手!然而上万亿的美债、上千亿的非洲希望工程;上百亿的外援资金;你们想送人时毫不犹豫,请问:在用臣民血汗献媚于洋人时,你看到臣民朝不保夕的生活了吗?

  12.【不要提什么希望工程】 
  不要什么慈善捐款,把给美国的钱,给越南的钱,给非洲的钱,给北朝鲜的钱,给不挨边的匈牙利的钱...留一点点留一小点点,甚至留小点点里的一小点点―――给这些孩子们行吗?他们比那些国家离我们更近,他们可是咱国家自己的孩子!这些孩子真的苦不起了!!!

  13.【难道中国民众在你们眼中不是人】 
  中国一位高官访问美国。被学者劳斯当面问道:我很不理解你们中国政府,我68岁了,走了96个国家,没见过像你们这样搞的!中国还有一亿人生活在贫困线之下,还有90万山区小孩没学上,还有150万乞丐……这些问题你们不解决,每年却向外国支持几千亿,难道中国民众在你们眼中不是人?

两个家族200年统计——信仰及其结果

 

 

 

两个家族200年后的统计:

两个同时代的家族,一家是信基督教的爱德华兹。另一家是著名无神论的宗师马克·尤克斯。
并且,无神论的马克·尤克斯对爱德华兹曾说过:“你信的那位耶稣,我永远不会信”!
有人统计了爱德华兹家族200年后的情况,也统计了马克·尤克斯家族200年后的情况,详细统计结果如下:

(一)爱德华兹家族
人口数:1394人,其中有: 100位大学教授,14位大学校长,70位律师,30位法官,60位医生,60位作家,300位牧师、神学家,3位议员,一位副总统。

(二)马克.尤克斯家族
人口总数:903人,其中有: 310位流氓,130位坐牢13年以上,7位杀人犯,100位酒徒,60位小偷,190位妓女,20名商人,其中有10名是在监狱学会经商的。
美国学者A.E.Winship在1900年做了一项研究,比较两个家族,写成《Jukes-Edwards》一书。他追踪他们近两百年以来的繁衍发展。

基督教文化不排斥经济,甚至鼓励人们通过自我奋斗获得财富。新教伦理不仅不把追求财富和金钱的活动视为罪恶,而是把它和荣耀上帝联在一起,正确的使用管理财富荣耀上帝。勤奋工作、节俭和奉献是美德和道德义务,是基督徒的天职。最有名的便是著名的牧师约翰•卫斯理所说:“拼命地赚钱,拼命地省钱,拼命地捐钱”。

 

 

 

 

行为艺术家追魂被批捕

艺术家追魂因为支援占中而被正式批捕!他的妻子和一双儿女在家里家承受这一切。 电话13051272576

追魂作品《我不想死》

追魂作品《逮捕》

湘潭大学的狗崽子学生

 

湘潭大学的狗崽子学生

朱红(丁朗父)

    
   地富反坏右为狗,贱民之蔑称。其子女为狗崽子。本人家庭成分地主,父亲为现行反革命,母亲为资产阶级右派,三料之狗崽子。
   本人1978年考入湘潭大学。湘潭大学名声不大,录取的分数不低,当年可说极高,所以心有委屈,不愿提起。现在想来实在是浅薄势利。1978年,乍暖还寒。湘潭大学不厌狗崽之臭,录取为学生,改变了本人世代为奴,全然无望的身份,应当感恩。
   湘潭大学因为八九六四期间活跃,受极大影响,校长被撤职,大批优秀教师被排挤调走。有一青年英语教师,我们七八级的女同学,因为带领学生到工厂鼓动工人罢工,被判刑十年。湘潭大学列1978年国务院公布的17所综合性全国重点大学,但江时代的九八五、二一一,都没有列入。因六四受到惩处之烈,可见一斑。据我所知,全国仅此一例。六四后期,曾在北大三角地看到一张高自联发布的“兄弟院校光荣榜”,表彰积极参加民主运动的外地院校,湘潭大学名列前茅。忝为校友,余当时与现在都以为莫大之光荣。
   湘潭大学原是一小规模的大学,我们七八级只招了200名学生。现在规模大了,但地位尴尬,仍受排挤。如全国重点学科,就只有数学和力学两科,少了,但含金量可谓足赤,绝无水分,可以引为骄傲。我等不才,势利小人,不提了。
   
      
   山翁送土笛,
   夜下城陵矶。
   遥忆当年事,
   一笑一歪诗。
   
   水名武家洞,
   山上为林场。
   复习方七日,
   提笔上考场。
   
   前日遇马蜂,
   头上包犹肿。
   夜读油灯下,
   蚊虫嗡嗡嗡。
   
   那个七七年,
   狗崽空喜欢。
   考分超级棒,
   政审不过关。
   
   地主反革命,
   最怕是政审。
   一问啥成分,
   头麻心战兢。
   
   七八年再考,
   心知是白考。
   虽然是死马,
   权当活马医。
   
   一场取三人,
   前后座为邻。注一
   死马成活马,
   狗崽出农门。
   
   最忆好乡亲,
   担谷送学生。注二
   船过武家洞,
   人去千万里。
   2013年元旦记于北京半壁客舍画廊
     
   注一:1978年,岳阳县平地考场几百名考生,一共录取三人,一人考位是我的前座,一人是我的后座。张斌被兰州大学录取,王家新被安徽财贸学院录取。张斌的父亲是右派,也属狗崽之列。
   注二:上了大学,我的户口要由农业户口转为城市户口,上学时需要带部分粮票。武家洞生产队派两人担200斤口粮到粮站换成粮票,让我带上去上大学。谢!取为学生,改变了本人世代为奴,全然无望的身份,应当感恩。

 

忆父诗

忆父诗

(北京)丁朗父


 家父丁皎,生于辽宁省法库县秀水河子村地主家庭。20世纪40年代后期先后就读于东北大学、沈阳中央警官大学分校。其间参加中共地下工作,后加入共军四野。“镇反”时被审查,不得重用。1960年在中缅边境被捕,以叛国罪入狱。出狱后又打为“现行反革命”遣返东北老家。历经苦难,20世纪最后一年,在孤寂中去世。——作者


当年倜傥一书生,
策马从军到江南。
功成翻脸成“历反”
抛妇弃子去云南。
“革命”不成进大狱,
出牢“历反”加“现反”。
 
少年书生青年军,
中年“翻身”作老农。
“五类分子”独占二,
千百人中最底层。
 
八月汗滴禾下土,
九月秋忙如老虎,
十月冷风吹破屋,
寒冬携锤采石去。
塞外天荒沙漫漫,
革命人情薄如纸。
 
有子不肖最如我,
自私自利世不谙。
党教进步要“划线”
“揭发”生父人伦乱。
好在无知失要点,
“揭发”未致酿大患。
 
女少子幼全无知,
慈父一身挑家事。
公社革命大减产,
冬去春来家无米。
白日出工最重活,
晚归精种自留地,
阴雨连天不出工,
扛锹背镐开荒域。
千苦万苦犹怜子,
卖猪送子逃荒去。
 
人间地狱二十年,
千锤百炼成铁汉。
二子出逃天南北,
一日天开被“平反”。
 
老来无家自生活,
读书写字日蹉跎。
洞庭浪高连海水,
一世沧桑走南北。
闭眼未得见长子,
人死灯灭风吹火。
 
如今我亦为人父,
舔犊心情拳拳起。
身为人子大不孝,
夜深忆此泪如雨!

                2010年于北京

我孤独地写诗的老师/丁朗父

中为彭燕郊,身后为丁朗父,左一为王鲁湘。1982年于湘潭大学

我孤独地写诗的老师   

——怀念彭燕郊师

  丁朗父

 彭燕郊,1920——2008,现代诗人,胡风分子

 

    雨洒落在棕黄色的土地上。
   我们在雨中走着,
   在这土地上走着。
   走着走着,
   土成了泥,
   我们的脚印留在泥里。
   
   你没有打伞的习惯,
   保护自己,
   对你始终是太深的学问。
   也许,你自信你浓密的头发,
   可以档雨。
   咳,怎么就那么不知道小心?
   你已不再年轻,
   头发也不再那么浓密了。
   
   丝丝小雨,多么柔和,
   你抬起头,接受扑面的雨。
   多美的雨呀。
   被大风大雨吹了冲了击打了大半辈子,
   你在享受着
   离开狂风暴雨的幸福。
   
   隐隐的雷声夸张地威胁着大雨要来了。
   你昂起头,搜寻着天空。
   还有什么样的大雨你没见过?
   
   天空进入你的眼睛。
   我努力地读,读出的
   与其说是恐惧,
   不如说是忧虑。
   
   在这雨中,
   你在倾诉,
   我在倾听,
   ——却什么也没有听懂。
   你的听众,
   是你自己,
   是雨。
   
   柔柔的雨,
   体贴人善解人意的雨,
   那么刻骨的欢欣,
   那么沉重的悲泣,
   只有那绵密混沌的雨才能承受。
   由它
   一丝丝,
   一层层,
   慢慢去读。
   
   你是那么地突兀,
   和你身边的一切,
   都离得太远!
   如同都市里一块奇大的顽石,
   天知道怎么被弄到这里。
   是等着那位神仙从这里路过
   把它搬去补天吗?
   
   你,
   远远地,
   远远地,
   越来越远地,
   一棵树
   站立在荒原里。
   陪伴你的,
   是这漫天漫地的雨。
(2011/10/31 发表)

《我们忏悔》:前言

 

 

《我们忏悔》:前言 

一段“文革”已似过眼烟云,一场浩劫已经事如春梦。但是,一份愧疚依然深藏,一种罪责始终重压。那就是我们不曾讲述的“文革”经历,不愿否定的青春年华。为了珍惜过往的年轻,为了守护曾经的真诚,我们一直掩饰自己,直到掩藏了为害,掩盖了历史。终于,公众记忆中,没有了我们的罪过;历史谴责里,只剩下个“王张江姚”。

对“文革”的无知,直接影响对历史的解读。刚刚过去三十多年,“文革”便已模糊不清。因为弄不清那血雨腥风戕害了多少无辜生命,搞不懂那大风大浪湮灭了多少人性良知,于是,非亲历者以为那场“伟大革命”有“历史合理性”,亲历者也有人依旧鼓吹“群众运动”、“阶级斗争”。如果继续剥夺对真相的回忆,同样的真相就可能再次上演;如果从社会灾难中找出“合理性”,同样的灾难就一定重复发生。

我们确实有过真诚激情,我们当真以为目标高尚。但是,我们对什么真诚?我们看什么高尚?

阳光灿烂的日子,我们忽然敌我分明;青春年少的花季,我们转眼虔诚迷信。同样是人,我们分出三六九等;同样是友,我们撕裂成对立阵营。我们迷信“语录”,崇拜教条;我们扫除“四旧”,轻侮人权;我们烧毁书籍,蔑视知识;我们破坏文物,亵渎文明。一个个“敌人”被打倒,编成了我们的光荣花环;一次次谎言和暴力,铺就了我们的革命征途。父母悲恸于我们的划清界限,老师叹息于我们的揭发伤害,亲友伤惋于我们的回避疏远,同学强忍于我们的咄咄逼人!师长、父老被侮辱被损害时,我们没想过应该挺身保护;优秀文化被指为“封、资、修”时,我们没有思考也不去怀疑。抄家虐待“走资派”时,揪斗侮辱“反革命”时,我们可能还去欣赏暴力;你方唱罢我登场时,反认他乡是故乡时,我们很少能去质疑荒唐。我们强制乡亲“割自留地尾巴”,无异于给饥饿光景雪上加霜;我们鄙视村中“地富反坏”,等同于在惶惶乱世趁火打劫!

 那时,我们真诚地贯彻了“最高指示”,站在了“敌人”之上,却不知,竟让无数人蒙冤受屈、忍辱负重。我们高尚地保卫了“红色江山”,接近了“伟大”目标,却不料,竟交出了人性的意志和灵魂。

为什么对简单夸大的阶级斗争,我们没有过怀疑?为什么对人多势众的群众运动,我们没静下思考?为什么在群体的狂热中,我们失去自我?为什么在崇拜的偶像下,我们满眼敌人?为什么我们会头脑简单、观念极端,任它深刻而痛苦地伤害亲情、友情、乡情和爱情?面对“文革”时,我们是否问过一句为什么?哪怕是仅仅一句……

我们为什么没有问过为什么?

丧失思想能力的青年时代,真能有宝贵的青春价值?失去自我意识的群体迷幻,还能值得“青春无悔”?那时,影响我们想象力的,并非事实,而是信念。信念成为断语,便一夜普及;信念成为迷信,便强大如斯。我们以为揭开了幸福的秘密,其实不过是妄想;我们以为投入进伟大的事业,其实不过是膜拜。我们陷入群体幻觉,对强权卑躬屈膝;我们失去人格意识,对个人唯命是从。我们服从别人怂恿,深信自己肩负使命;我们感觉群体强大,专横推行简单教条。一个群体目标,取代了我们的所有理想;一场想入非非,替换了我们的所有幸福!事实上,只要效忠个人,我们便不会辨别真伪,立刻失去个性;只要感情狂暴,我们便没有推理能力,变成乌合之众。只要我们的精神统一于一家,我们就一定会拒绝讨论,而用言行暴力去伤害别人。那种排斥一切的平等精神,对自由和个人生命价值视如无物,毫不尊重;那种为信念和领导者而战的大众民主,只可能对非民主制度五体投地,无限忠诚。于是,我们成为被制造的人民意志。而人民呢?人民在这种意志下蒙受苦难!

我们都干了些什么!多年以来,我们没忘记自己曾为害他人,没忘掉自己曾愧对他人,在心中一次次否定那些行为。但我们也一直回避它们,怯于面对,羞于启齿。然而,人性的原则高于一切。回避过错,实际上还是在漠视曾经的人间苦难;不敢面对,说到底还是没勇气建立人性良知。谁都不愿意咀嚼吞咽记忆的苦果,谁都不情愿剖剥撕扯良心的谴责,但以人性反思,我们觉得,每个人的忏悔,都可能成为人类文明的经验。

 因此,我们才懂得:应该道歉,必须忏悔。

我们曾问自己:“有什么可忏悔的?”我们本来就是“文革”受害者,“文革”带来的无尽恶果,至今无数人仍在承受。“文革”不是我们发动,极左不是我们创始——忏悔,是为自己的错误选择承担良心责任,而我们只是听命,无权选择——他们不忏悔,我们忏悔什么?

 自古以来,一切制造社会、文化浩劫的权力者,从无忏悔,尚无先例。在他们那里,不存在忏悔不忏悔的问题,只存在历史评判的问题。而在我们,忏悔,是良知的自觉,是人性的升华。由此,宝贵的人类文明经验——宽容和宽恕,才不会失去价值。我们忏悔,社会一定更宽容;我们忏悔,人类可以更宽恕。

个人良心需要我们忏悔。乱世中不是所有人都有过分之举。在有组织、有计划的迫害运动中,我们的暴力行为、不齿行为,使我们成为事实上的“文革”积极分子——罪过参与者。而我们更可能从中发泄,出头表现,“靠拢组织”,牟取利益。我们的更积极,更冲动,造成的伤害更严重。扪心自问,我们做不到无动于衷。

社会后果需要我们忏悔。像当年的德国青年服从他们的“元首”一样,我们投身侵犯自由的客观后果,伤害了别人,伤害了社会。我们作为“文革”受害者,认为发动者应该负责;我们作为“文革”加害者,自己就无须承担责任?!道德罪过关系到个人的言论和行为方式,是我们必须承担的责任。越是受害者不向我们提出责任要求,我们就越是扪心自问: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将心比心,能不道歉?!

政治责任需要我们忏悔。我们曾经狂热拥戴,支持极权不法,支持破坏制度,因此成为政治行为。政治责任关系着公民赋予政权及其行为以合法性,是每个公民都推卸不掉的共同责任。有了我们原始般的“三忠于四无限”,专断强权才可以肆无忌惮。扪心自问,作为谬误的土壤,我们应该追究总结。

 文化责任需要我们忏悔。即使是被迫的、无能为力的,我们都对那时的“屈从权力”行为负有责任。因为,我们继承发扬的,是皇恩浩荡、感恩戴德、君命如天、血报皇朝、皇权长久、圣寿无疆。这都是些什么?扪心自问,我们应该为人类文明的进步做什么?

 历史责任需要我们忏悔。今天,我们有了比较、辨别文明和反文明的能力,也就有了对人类、对后代做出交代的能力。即使罪不在我,但我们曾经经历,曾经错误。灾难亲历者的应有责任,是建设一个限制暴力、诬告、陷害行为,抑制群体狂热行为,能保证每一个人都无法为害的文明制度。忏悔和反思,才能找到并杜绝政治制度、社会价值和文化层面上的灾难根源,让未来不重蹈覆辙。因此,扪心自问,我们有必要对曾被伤害的人们,对曾被玷污的历史,大声地说:对不起!

罪过的历史必然是苦难的历史,不应该无影无踪。集体无意识必然犯有集体罪过,不应该毫无罪恶感。我们的青年时代一度失败,就是因为,我们的文化和人格一度葬身于“文革”。

 “文革”中,我们也曾经“忏悔”,但那不是面对人性。“灵魂深处闹革命”的结果,是为信念的胜利而决心献身,是群体无意识的自大狂妄。那种面向强人秩序的忏悔,有无知洗脑的感恩,有极权高压的被迫,也有趋炎附势的自觉。在任何有违“最高指示”的思想言行都可以成为罪行时,那种忏悔是极权与迷信统治的工具。

 “四人帮”审判后,“文革”发动者不用承担责任了,无限忠于“文革”发动者的我们,也不用对“文革”及其罪过承担责任了。我们轻松地成为了免除责任的无名氏。但是,不会对反文明负责的话,怎么能学会对文明负责?如果用年轻的真诚为自己辩护,我们就永远不知自己曾经良知泯灭。如果不用对罪过负责,我们就永远可能再次拥戴罪过。

 忏悔,本质上是个人心灵行为,是敞开胸襟,与灵沟通,是进步和文明。忏悔反思,才能将过去的不堪经历,变成未来进取的经验教训。否则,会在面对社会不公时,从普遍贫穷和“文革”运动中寻找对抗现实的思想资源。那只能导致以革命的方式解决矛盾,以专制的结果终止冲突,把国家和民族的未来再度引向灾难。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未来。将我们的个人经历讲给公众,是靠近良知的大醒大悟,是面向未来的义无反顾。只有今天能得到反思忏悔的权利,我们明天才能得到民主自由的权利。而那,才是改良社会不公、建设文明未来的文化和制度保证。

 历史假相是通往自由之路的巨大障碍。忏悔,就是说出真相,请求宽恕。未来,必将用了解真相的方式清算历史,用公开真相的方式还原历史。清算不是复仇。只要有忏悔,便可得宽恕。因为,忏悔是拯救我的灵魂,宽恕是拯救他的人性。

人类的灾难多来自人类的傲慢。“文革”精神的本质便是如此,是想通过侮慢人性,成为他人的上帝。忏悔,便是放弃傲慢,向人性谦卑。

我们知道,罪过的反面不仅是德行,更是信心。看似无力却异常坚韧的文化和文化的最终产品——精神与人格,是我们面向未来的最重要资源。当“文革”忏悔成为全民族的文化行为时,我们的民族精神才可能更理智,更宽容,更崇高,更自由。

如果能由“文革”青年一代引领“文革”忏悔,我们将不枉亲历历史灾难,我们曾经的青春才能有些许价值。我们以为,只要我们做起了这件事,我们就负起了历史责任;只要我们记下了历史,它就终将会被人阅读。

让我们对孩子说:不要放弃对灾难的记忆,否则灾难会降临于你。

 

                                           《我们忏悔》编委会

 

友人赠旗

 

 

 

友人赠旗

丁朗父

 

 

勇戰風車年複年

小兒玩成老兒禅

三家跨海說故事

一面旌旗上牆垣

去看湖南怪物哈

梁州馆中

岑参

 

弯弯月出挂城头,

城头月出照梁州。

梁州七里十万家,

胡人半解弹琵琶。

琵琶一曲肠堪断,

风潇潇兮夜漫漫。

河西幕中多故人,

故人别来三五春。

花门搂前看秋草,

岂能贫贱相看老。

一生大啸能几回?

斗酒相逢须醉倒。

苏军所获大批关东军军火送中共用于内战

 

 

 

 

苏军所获大批关东军军火送中共用于内战

 

  斯大林原定8月11日发动进攻,后因美国在日本广岛投放原子弹而提前。莫斯科时间8月7日下午4时30分,斯大林签署命令,要求苏联远东红军做好准备,于9日零时开始进攻。8月8日下午5时,莫洛托夫向日本驻苏联大使佐藤宣读了苏联对日本的宣战书。佐藤回到大使馆时,已过了东京时间11时30分,距次日零时苏军发动进攻只有二十几分钟了。而大使馆的电话线已被破坏,所以苏联红军向关东军发动进攻时,日本国内并没得到任何消息。

  8月9日零点10分,苏联红军从东、西、北三个方向,在四千多公里的战线上,越过中苏、中蒙边境,向关东军发动突然袭击。由于一点准备也没有,仗打起来时,日军司令官山田乙三大将竟然还在大连津津有味地欣赏着日本歌舞演出。直到清晨,关东军综合各方面的报告,才得出苏军已经开始全面进攻的结论,急匆匆于早晨六时下达了全面作战的命令。经过近一周的激战,8月14日,苏军各集团军迅速向东北腹地推进。就在这天,日本政府向美、英、苏、中四国政府发出照会:“天皇陛下已就日本政府接受《波茨坦公告》条款事发出诏书;天皇陛下还准备命令所有陆海空军当局和所有在他们统辖之下的各地部队停止作战行动,缴出武器。”8月15日中午,日本天皇发布投降诏书,但关东军的抵抗并没有停止。

  8月16日晚,关东军司令部召开幕僚会议,这是决定关东军命运的一次会议。会议围绕三套方案展开了激烈的争论:第一,作战到底;第二,继续战争,在有利条件下相机停战;第三,立即停战。会上同意第一种方案的人占了多数。在此情况下,总参谋长秦彦三郎表示:“我们作为军人,除服从陛下命令,别无忠节之道可言,那些顽固坚持作战的人,最好是先把我的头颅砍下来,然后再继续战争。”关东军司令山田乙三也说:既然“圣断已下,本军只能奉戴圣旨,全力以赴终战。”就在同一时间,日本大本营向关东军发出命令,停止作战并同苏军交涉。8月17日下午5时,关东军司令山田乙三大将致电苏联远东军司令部华西列夫斯基元帅,说关东军“奉天皇之命停止军事行动”,向苏军缴出武器。18日下午,关东军司令部向所属部队下达了投降命令。19日下午,苏军进入沈阳,还在这里俘虏了末代皇帝溥仪。8月22日,哈尔滨日军向苏军投降。同一天苏军进入大连。

  1945年9月,八路军挺进东北,积极配合苏军作战。苏军撤退前,将大批关东军的装备交给了中共军队,仅第一、第二两个方面军移交的武器就有:3700门火炮、迫击炮和掷弹筒,600辆坦克,861架飞机,680座军用仓库及松花江舰队的船只。据原八路军第十六军分区司令员曾克林回忆,沈阳苏军曾将日本关东军最大的武器仓库——苏家屯仓库交给他们看管。他们打开仓库,“拉了三天三夜,有步枪两万多支,轻重机枪一千挺,还有一百五十门各种口径的迫击炮、野炮和山炮。”这不仅装备了到达东北的部队,还向山东运送了一批武器弹药。(本文原载于《百年潮》2005年第2期)

四季耐力训练/丁朗父

 

 


   


   辽北的田间劳动,春夏秋冬各有特点。
   春天风大。顶风行走,豆粒大的沙石飞将起来,打在脸上,生疼。所以这里的农村男女流行两样东西,女的戴纱巾,男的戴风镜。纱巾为一半透明的布料,整个把头围起来,这样沙石不能直接打到脸上,眼睛也不会被迷住。男性脸皮粗而厚,沙石打上也不觉得怎么疼,但眼睛还是会被沙迷住,所以需带一风镜。这个玩意儿我在别地的农村没有见过。类似老影片里的飞行员戴的那种眼镜,当然要简陋得多。
   春天的农活主要是种地。种地先用两匹马拉的犁拔地打成垄,把去年的茬子检出去,再把肥料用马车拉到地里。把拉到地里的粪肥均匀撒到每一个垄沟里,这一般青年或者是半大小子的活,没什么技术含量,只要力气。本人一般就干这个。
   撒肥料的工具有两件,一把铁锹,一直粪箕子。粪箕子是一只带把,一边开口的柳条筐,也有用洋槐编的。用铁锹把粪肥装到粪箕子里,一垄一垄撒到垄沟里。从早到晚就是这一个动作。
   我爱干这个活。别的活都是大帮轰,这个活一般是一个人干。早上队长派工:南地一垧半,老丁家大小子去。我拎着铁锹和粪箕子就走了。背后大嫂子笑着说“学鬼叫去了”。
   学鬼叫,指的是唱歌,现在看来,倒是很准确的说法。唱歌,有时是革命歌曲,有时是样板戏。拿着那个粪箕子,一边撒那些臭哄哄的肥料,一边唱“东风吹,战鼓擂,现在世界上到底谁怕谁”,很有感觉。到底是粪箕子怕铁锹呢,还是铁锹怕粪箕子呢?到底是大风怕太阳呢,还是太阳怕大风?到底是大哥怕大嫂呢,还是大嫂怕大哥?很多很多问题,有的问题甚至是很深刻的。我后来能考上大学,跟我的这种十万个为什么式的劳动习惯怕是不无关系。
   刮大风,鬼叫就叫不成了。咱辽北是风口。来自蒙古高原的大风横扫辽北辽南,从渤海上来的大风横扫辽南辽北,气势了得,洒下的肥料吹得七零八落,有时粪箕子也会被吹跑。人民公社社员战天斗地,天上没下刀子你就不能收工。至于那些肥料撒到什么地方去了,就不归我管了。
   刮风时,那些种地的才好笑。我们洒上肥以后,就该那些种地的上了。种地有时就把种洒在垄沟里,再用毛驴拉着一节带弯的木头,拖上一层薄土盖上。有时驴不够使,就让一个女劳力拉那节木头。刮风的时候,撒下的种乱飞,出的苗肯定是文齐武不齐的。拉木头的毛驴,更找不着个准谱。你想那驴眼睛比人大很多,又没戴个驴风镜,不乱遄才怪。
   春夏秋冬,春天最短,才开始呢。严冬酷夏,长得多了,那才叫苦。得空再跟你聊。



   
   1970年代,前期,你要是問一個中國東北的人民公社社員,比如我:夏天有什么特點?
   我可以一言以敝之,曰,長!
   秀水河子是一個公社,又是一個大隊。秀水河子公社管十幾個大隊,秀水河子大隊是這十幾個大隊中的一個大隊。說起來有點繞。
   整個大隊分成前屯、后街(讀“gai”)、東街、武家街四部分。我們第六生產隊在前屯。遼北農村,多是由山東移民建立的村落。我們丁家就是由山東壽光過海來的。村落的名字,后頭大多拖著“屯”或者“窩棚”。想來是先民到了這里,先搭個窩棚,安頓下來。有幾個窩棚搭在一起,互相有個照應,就成了“屯子”。也可能是屯兵秣馬的“屯”。前屯往北二里地是后街。后街是公社所在地,有供銷社、學校、郵局、一家小飯館、一家大車店,每日有往東到法庫,往西到彰武的汽車,還有法庫到包家屯的汽車路過。
   前屯往南五里是南營子。南營子姓何的多。何姓是滿族,“營子“是安營扎寨的營,大概是八旗的營盤。南營子往南是義和屯,不知道為什么叫這個名字,聽上去有些來歷。
   前屯有兩個生產隊。我們六隊在西頭,七隊在東頭。每個生產隊有二十幾戶人家。整個前屯只有我家的成分是地主,也只有我爸爸是反革命分子。那時經常開批斗會,開批斗會我爸爸就得到前面彎腰低頭,有時還戴個紙糊的高帽子,所以我家在整個大隊都很有名。比如后街的某位要問我是誰家的,人們只要說“前屯老財家的”就是了。現在你到秀水河子前后街去打聽,凡我這個歲數往上的,大概都還記得“反革命分子丁皎”,估摸都是開批斗會時見到他的。
   我在秀水河子上的學。那正是文化大革命如火如荼時,走走停停地上完了學,就地當了農民。那已經是人民公社的后期了。
   人民公社社員也是三六九等。上等的,根本不用下地,去當個民辦教師、赤腳醫生什么的,就不用下地干活了。大隊干部,包括共產黨的支部書記、大隊長、共青團書記、治保主任(他管“四類分子”,印象深)、會計都不用下地干活,到后來,連生產隊長、生產隊會計都不下地了。當兵是那時的農村青年最好的出路,一般是大隊干部或者是老黨員、老貧下中農根紅苗正的后代才有機會。
   沒門子沒路的貧下中農、中農、腦子不活的知青,就得下地干活了。那時的農民們早就看明白了,所以能不下地的就不下地,能不干活的就不干活。地總是那么多,活總是那么多。干活的人越少,每個人要干的活就越多。我們家是最下等的社員,只要還有一家人下地,那一定就是我們家。人們常說農民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那都是詩人說的。其實哪有那么好的事?我家經常是日出前而作,日落后而歸。歸而后還要點火做飯吃,然后才能“息”。我常常是往炕上一倒就睡著了。
   干活的人越來越少,地侍弄不過來。春天十年九旱。但干活的人都跟我差不多,一丁點的積極性也沒有,稀里糊涂種上,管他出不出苗。就算是苗出來了,也管不過來,沒人干活,草長得比苗快。
   人越來越壞!自己不干活的人,為了保住自己不干活的地位,就一天到晚琢磨怎么更狠地使喚那些干活的人。沒人干活,地鏟不過來,他不想這讓那些不下地的人下地干活,盡想著讓那幾個天天下地,累得睡覺鞋都懶得脫的人加班加點。最夸張的時候,雞叫頭遍隊長和會計就挨家挨戶叫門,把我們豁弄起來下地。結果到了地里看不見苗,只能在地頭睡覺。
   時興喊口號。有一個經常和我們一起下地的富裕中農愛琢磨事兒。“你說這口號怎么來的?我看是沒什么喊什么。喊大干快上,就是沒人干活,沒人上了。”
   沒人干活,當然地里就不打糧食。沒糧食,上面就急了,派了一撥一撥干部到農村。干部門不會干活,但是會出主意,水利呀良種啊密植啊,七里八里的主意出了一堆,沒一個管用的。農民不干了,誰也沒轍。
   每個生產隊的地、個人的自留的是插花著分布的,我們六隊最遠的地有五、六里地遠。離屯子越遠的地,塊越大,垅越長。為了省糧食,每天吃兩頓飯。早上餓著肚子到了地,鏟一垅,該歇氣了,再鏟一垅,就該回去吃晌午飯了。那垅長,一鋤一鋤老是不到頭。夏天的日頭爺又老是不下山。垅也長,天也長,肚子咕咕叫,水都沒有一口喝的。那日子,怎一個長字了得!
   說夏天長,除了太陽不愛下山,勞動時間長,還因為活沒完沒了。春天把地種上就完了,秋天把莊稼收了,就算完了。獨有這夏天,沒個完。鏟了頭遍地,還要鏟二遍;鏟了二遍地,還要鏟三遍。
   農民沒有任何節假日,也沒有什么八小時的限制。干活的天天干活,不干的天天不干。每個下地干活的人心里都有氣,能糊弄就糊弄,鏟一百遍其實也沒用。但上頭不管這個,就是得沒完沒了折騰你。下雨,該歇歇了吧?不,弄到一堆念報紙。萬萬歲,一片大好,史無前例。
   地都種不過來,飯都吃不上了 ,還要去挖溝,官家叫修水利。從南到北,到處都有一條一條大大小小沒用的溝渠,占地不少,一點用沒有,都是那時候干的。
   那些沒完沒了的夏天,真是叫人受不的长。



   
   辽北的冬天,大不同于辽南。地理上的距离并不远,但气候相差得很多。辽南靠海,且有千山山脉耸峙于北,可以挡住北来的寒流。辽北是东北大平原的南端,西、北为哲里木草原和科尔沁草原。大兴安岭从南到北横亘呼伦贝尔草原、科尔沁草原、哲里木草原、锡林郭勒草原和昭乌达草原。大兴安岭是一条巨大但山势平缓的老年山脉,来自外蒙古的寒流很容易翻越过来。来自西伯利亚的寒流,过了兴安岭,就进入辽阔的东北平原,再无遮挡。西伯利亚的寒流自北来,蒙古高原的寒流自西北来,两大寒流汇集,辽北就成了“东北大烟儿炮”肆虐的风口。
   传统上东北的冬季是“农闲”季节。漫长的冬季,从中秋节就开始了,一直到清明节才结束。摄氏零下二十几度的严寒,基本上没有办法在外面干活。但是人民公社是个不讲效率、不讲常识的奇怪组织,所以人民公社的劳动,是奇怪的无效而艰苦。
   冬天,最常干的活就是刨粪。那时的生产队很少用化肥。农业上所用的肥料,主要是生产队的马粪牛粪羊粪,各家各户的人粪猪粪,烧过的炕坯、南大坑北大坑里起出来的淤泥。所有这些肥料都堆在一起发酵,到冬天农闲的时候再把它一车一车送到地里。冬天的大地,冰冻一米多厚,潮湿的肥料,硬得像一整块的大石头。我们就用钢钎、大铁锤、十字镐,把它一块一块地刨下来,装到马车上,送到远远近近的地里。其实这些肥料,开春的时候大地开化,紧紧手就干了,根本用不着上冻的时候去费这个劲。合作化以前、责任制以后都不这么干。我说了,人民公社是个奇怪的时代。关于这一段,我曾经在《想起那个冬天我吹了一声口哨》里叙说过。http
   冬天还有一件大事就是“修水利”。我后来在北方的农村,河北、山东、河南、辽宁到处都见过横横竖竖的沟,都是那时挖的。挖沟,与刨粪不同,一般阵势很大,红旗飘飘,喇叭嗷嗷叫。常常是几个大队甚至几个公社的人在一起挖。挖沟除了钢钎大锤十字镐以外,还会用炸药雷管把冻土层炸开。和刨粪一样,其实根本没必要去和冬天的大地,这块季节性的大石头较劲,干嘛非冬天干呢?但那个时代的领导就好这个,他们喜欢打仗时千军万马的感觉,不打仗,也喜欢折腾老百姓摆这个阵势。当年千军万马打仗似地挖出来的这些沟,现在基本上没有用,多数从来就没有过用处。年复一年修水利,如果说有什么功效,就是修得北方大地上的千江万河全都干了。江河都干了,人挖的沟渠还有什么用呢。这个事情,想在看来,不但没有好处,就生态的系统来说,简直是个祸害子孙的大坏事。但当时可是谁也不敢说三道四。
   再混蛋的时代,人也还是要吃饭,也不能总是抽疯。所以修水利,大呼隆,一般也就一个月半个月,然后就各回各队小呼隆去了。   刨粪的日子,是很令人留恋的。特别是当大烟炮儿起来的时候,几个人在挖出来的粪窝儿里紧一锤慢一锤地砸着钢钎,看着大道上走过的男男女女被风吹得直打倒儿,下意识里为自己不必去大风里吹着感到庆幸。大粪堆有一丈深,像一堵大墙挡住了大北风,南来的阳光又正好照在粪窝儿里,碰上响晴天,还可以轮班儿裹着破棉袄,糗在粪窝儿里暖哄哄地眯一觉。刨粪的活可以干一冬天,时间不那么紧,干部们冬天也都找地方快活去了,很少到臭哄哄的粪堆来看着,所以大家心照不宣的磨洋工。一会拉屎,一会儿撒尿,有家的借着喝水的由头回家和媳妇亲热。我那时还是人事不知的半大小子,就知道到队部的炕头上,和喂牲口的老爷东一句西一句唠一会儿,瞎耽误些功夫。冬天的天短,倒也容易过。
   白天好过,晚上可难过了。我们家,其实每家都差不多,是土房子,门窗不严,四面漏风。取暖主要是做饭时顺便烧炕。烧炕主要是生产队里分的秸秆。公社化时期,粮食少,秸秆也不够烧。每家每户缺烧柴,都节省着烧,所以屋子里都很冷。晚上天黑得早,吃饭也吃得早。农村那时不但没有电视,连收音机也很少,我们家成分不好,亲戚都躲着,也没有人敢来串门,所以天天早早就睡觉。白天烧的那点火,大北风一抽,很快就凉透了。人躺在被窝里一动不敢动,一动热气就没了。大风吹得窗户纸哗啦哗啦响,风一过又静得吓人。那时的农村,连狗都没有,都给吃了。漫漫冬夜,越来越冷,越来越冷,连脑袋都蒙在被子里,连喘的那点热气也舍不得漏出去了。天亮起来,第一件事是把水缸的冰砸开。
   烧柴的问题,也很有意思。合作化以前,大部分人家不缺烧柴,只有一两几户人家烧柴不够,需要“打柴禾”。责任制以后,粮食吃不了,柴禾也烧不完。远一点的地,秸秆楂子就一把火烧了。就是人民公社时期,不知怎么就那么缺烧柴。下地干活时,人人背着个柴禾筐,一歇气就去打柴禾,夏天用镰刀打草,秋冬天用耙子挠草,到处都挠得光光的。
   前几年我最后一次回秀水河子,特意到南山去看看,道旁的青草长得很高,看样子再没人打草去烧了。
(四季耐力训练/(民国复兴运动)丁朗父 全文完博讯

忆我的小金鹿牌自行车/丁朗父

   
   
   
   
   

 


   80年代的北京,是自行车的世界。能活动的,基本上是每人一辆。特别是上下班时,自行车多得像海里的水,骑车的人就像是在海里游的鱼。
   自行车多,主要是它用处大,一辆自行车,就可以跑遍北京城了。那时的北京,不像现在这么让人受不了地大。北三环,路南还有庄稼地。中关村,已经被弄成水泥森林了,那时候的大马路上,天蓝蓝的,杨树高大,时而跑过一辆马车,还有点田园风味呢。城里,除了家里单位,就是那么几个去处:西单、王府井、北京站,买书上王府井新华书店,打长途电话上电报大楼。晚上10点以后,想到外面吃点东西,全北京城只有两个小吃店还开着:一家在北京站,一家在新街口。当时单位里的年轻人,上了班一块儿干活,下了班还粘在一块儿,今天你家,明天我家,后天她家,差不多和每个同事家的祖宗八代都熟悉。到了谁家,翻箱倒柜,吃,喝,聊,神侃,玩儿完了,打地铺就在那家睡了。早上起来,胡同口上每人两个油饼一碗豆浆,吃完,骑上车,并着排上班去了。
   那时的北京,没有这么多人,除了上下班时的马路和星期天的百货商店,街上看不到什么人,就像现在偏远地方的县城。有一个80年代学车的熟人说,他们学车时,常常开着大卡车,从长安街的这头,轰轰隆隆,一会功夫就开到了那头。环线地铁通车时,没什么人坐。一天下班以后,没事儿干,我和刚从北大分来的同事汪力坐地铁玩儿,躺在坐椅上睡着了,差点被拉到车库里去。
   我刚到北京时,住在单位里,没有买车。出去。要么坐人家的后座,要么坐公共汽车,如果不远,就坐11号——走路了。后来,前妻到北大读研究生,单位在金沟河仪仗队大院里给租了一间房,上下班就得有辆车了。当时买自行车已经不要票了,但是没有多少可以挑选的。我去买时,那个店里就买一种青岛产的“金鹿”牌自行车。金鹿有两个规格,大金鹿是“二八”架子,小金鹿是“二六”架子。人们愿意买二八的,因为可以多驮东西——当时的自行车还有载物的任务,甚至娶亲时会用二八车子把新娘子驮回来。我买的时候,大金鹿已经卖完了,只有小金鹿。
   这是我的第一辆车。骑上满城乱跑,公私兼顾,按下不表。
   买了车以后不久,就赶上六四了。这辆小金鹿,就派上大用场了。我当时的单位在公主坟南什坊院,家住在永定路北头,前妻在北大上学。当时有两个跟六四很有关系的两个朋友,吴仁华和陈小平,住在蓟门桥政法大学的南平房。前妻在国政系的国际文化研究生班读书,是富布赖特基金会派来的“老魏”的学生,和郭海峰同班,和张智勇同师从老魏。她游行从北大走到天安门半夜又走回北大,把鞋都走掉了。那时我几乎每天都在永定路、公主坟、北大、政法大学、天安门走一圈。
   临近六四的那几天,气氛紧张,我几乎都不着家了。三号下午,我先和一个天津医科大学的研究生在前门大街抬隔离墩子,后来有几个女生一起劝说坐在急救中心大门旁待命的军人们。子弹划破夜空,女生问士兵“这是什么”。士兵笑笑,没有回答。
   这是急救中心开始有三轮车送来在长安街被打伤的学生和市民,人群开始激动起来。我找到了我的小金鹿骑上就往广场跑。可能是蹬得太急了,刚刚拐到在大会堂南路,小金鹿的链条格噔一声就断了。我停下车,手忙脚乱地把链子鼓捣好,到了广场,士兵已经一步一个,端着刺刀封锁了广场。
   6月4日早晨,我骑着这辆小金鹿顺着长安街回到了永定路家中。院子里的大人都一夜未眠。前妻看到我,说你昨晚上要是回不来,我就跟共产党没完了。
   这辆在关键时刻掉链子的小金鹿,我现在还有时会想起它来。

加州夜雨读唐诗:王湾《次北固山下》

                  马英九演讲金句


「此时此刻,正是中国大陆走向民主宪政最适当的时机。」
「大陆与香港的民主发展,取决于领导人面对改革的智慧与度量。」
「(香港民主化)将化危机为转机,大陆与香港双赢,台湾人民也乐观其成。」
「大陆13亿6千万人民在进入小康社会的同时,当然希望享有更多的民主与法制。」
「邓小平先生说过『让一部份人先富起来』的名言;今天的香港何以不能比照,『让一部份人先民主起来』?」
「民主发展没有公式,宪政制度也难移植,但只要方向正确,以中华民族的智慧,一定能找出一条兼顾稳定发展与民主自由的道路。」
「站在共享血缘、文化与历史基础上,我们乐意与大陆及港澳人民携手合作,交换经验,共同探索中国大陆推动政治经济改革的最佳方案。」

查建国:“民国热”说明了什么?(与环球时报争鸣之131)

昨天是“双十节”,辛亥革命胜利,中华民国建立103年记念日。大陆官控媒体鸦雀无声(环报是一例外,不是庆祝,而是反庆祝) , 可互联网上却引发了一场不大不小的“民国热”。环球时报对此极为不满,10月10日发题为“病态的‘民国热’是对历史的侮辱”社评。该社评讲“然而有些人把‘民国热’当成一个意识形态甚至政治工具,来挑战大陆社会的主流历史观和对现实政治的认识。”“这种思潮的积极分子对大陆的民国时期不断进行浪漫主义描述,称那是个‘民主’﹑‘自由’﹑而且‘崇尚知识’的时代。”环报社评结尾说“还是让‘民国热’作为小资情调保持其特有的醉意吧,最好别把它带到正儿八经的舆论场来。因为它会瞬间变得十分丑陋。稍微一扒,它里面的无知和装腔作势就暴露无遗。”

环报如此“自信”为何怕人们把“民国热”当成一个政治话题,而拼命把对“双十节”引发的“民国热”引导向“我们可以怀念民国时期的一首歌,一道风情,……” 呢? , 可惜人们不再跟着你们后面玩了。人们要透过谎言的浓雾去探知那历史的真相;要穿越几十年洗脑的禁锢去重新评价那被歪曲的民国;要勇敢地通过“民国热”来深刻地认识大陆与台湾的今天,认识大陆民主转型的走向,认识两岸统一的前景。

大陆现在70岁以下的三代人对65年前的民国都没有亲身体验过,但可以通过与中共对比,从三个角度去分析什么是真正的民国。一是建国思想﹑信仰﹑宗旨。民国是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中共是外来的马列主义。民国是军政﹑党政﹑宪政的建国方略,中共是无产阶级专政到共产主义。二是通过其盟友看其发展前景。民国最大盟友是政治民主﹑经济市场化的美国,中共是政治专权、经济国有化的苏联。三是看历史表现。民国推翻清帝,反袁复辟,北伐军阀,领导抗日,三年内战,台湾复兴,民国终成共和之大果。中共建党后在民国内发展国中国,军中军。三分抗日七分趁机扩张,借民国之弱之弊,用谎言与暴力终成大势,建立了一个一党专制,权贵垄断,扼杀人权,造成无数家破人亡悲剧的红色帝国。

呜呼哀哉!103年了,我苦难的人民重新审视民国,再造共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