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走向新一轮全面衰落

俄罗斯走向新一轮全面衰落

文章作者:航亿苇

文章来源:人生茶馆

普京进军叙利亚,一时间挺爽的。说实在的,如果叙利亚战事真能够速战速决,普京还是可以得意好一阵子。毕竟,他的好基友巴沙尔·阿萨德被他拯救了,必定一辈子对他感恩戴德。这样,俄罗斯在中东的这个战斗堡垒也就守住了。

只可惜叙利亚的地形复杂,反巴沙尔·阿萨德的武装和IS恐怖组织玩的又是现代游击战。俄空军看样子战果辉煌,替巴沙尔·阿萨德打掉了一个个敌对武装的据点,但是并没有干掉多少人,谈不上消灭有生力量。同时,美欧及沙特、土耳其等国又必须与普京唱对台戏。普京也就是赚了几天吆喝而没有多少实际的收获。美国方面正如老航所判断的一样,正在等候普京犯错误。奥巴马虽然在国际问题上有些不爽快,但此人善于精算。盘算的结论是他不用急,可以慢慢来。因为普京更大的麻烦来自沙特。

沙特王室与叙利亚巴沙尔·阿萨德的仇视程度,可能也超过了普京的想象。沙特王室与伊朗不睦,与什叶派的阿萨德家族有世仇。没有什么大事时,倒也得过且过。如今巴沙尔·阿萨德的所作所为实质激化了什叶派与逊尼派的矛盾冲突,沙特王室就非要除去不可。俄罗斯与伊朗纠合在一起让沙特严重不安,他们又力保巴沙尔·阿萨德政权,便让沙特王室非常愤怒了。目前,沙特老国王体弱多病,国家由少壮派唱戏,又具有较强的进攻性。沙特在也门用兵就有此因。沙特很愤怒,可惜仍是小国,军事的拳头不硬,但该国有一个最致命的武器可以使用,这便是石油。

国际油价暴跌以来,沙特原来的计策是不限产,以较温和的政策应对。现在,沙特决定大幅增产,用低价倾销打新的石油战。在世界石油业,沙特石油最易开采,生产成本最低。原先,美国页岩气、巴西深海石油产量的增加,已让沙特有些头痛。伊朗核问题达成协议也出乎沙特意外。国际社会预期解除伊朗的经济制裁,伊朗油也将必然加入国际石油市场竞争。而俄罗斯经济,严重依赖石油和武器出口。这些因素叠加起来,加剧了沙特打油价战的决心。尤其是借此可以恶心俄罗斯一把,沙特更要与俄对着干。

2015年7月以来,沙特原油产量达1036万桶/日,同比增长了7%。沙特还要大规模加强石油设施建设,进一步提高原油产量。也就是说,石油价格战,沙特已经开始行动并准备打持久战。由于俄罗斯从乌克兰到叙利亚,与欧洲的矛盾越来越大,欧洲也想减少对俄罗斯石油与天然气的依赖。沙特瞅准这一点,正以更低的价格向欧洲倾销。艾克森、壳牌、道达尔和埃尼等油企都已经在增加从沙特的石油采购。还有一个显著的变化,沙特用低廉价格成功攻向波兰等东欧国家(传统都是向俄罗斯采购),俄罗斯能源部长诺瓦克惊呼这是“最强势的竞争”。

普京高调搅局叙利亚,最终不一定能赢。就算赢了,但输了石油,对俄罗斯的未来影响将非常大。沙特坚持石油战,石油价格只会更低,并且将在很长一个时间段再难恢复。俄罗斯两大经济支柱石油与军火,是普京近十多年来最重要的政治资本。如今,俄军火已经在走下坡路,原因是俄创新能力已明显下降,靠吃前苏联时期的老本日子差不多到头了。因此,石油对俄罗斯今后十年左右时间相当重要。可现在,沙特挑起了石油战。俄罗斯由他们的普京大帝正将他们带入新的困境。

有人说沙特挑起这场石油战也将伤及自己,这个国家政治也不稳定。这有可能。新的石油战有可能让国际油价不可控制地进一步狂跌。但是,还是因为沙特原油生产成本在地球上最低,沙特至少可以确保在别的产油国先死,让自己坚持到最后。沙特外汇储备到2015年7月末还有6610亿美元。这个国家拥有人口2014年末为3080万,人均还有2万多美元。只不过该国土豪日子过惯了,花钱一贯大手大脚的,财政有些紧张。另外,沙特还有64位美元亿万富豪,总资产达到2040亿美元。国家有困难的时候,也可以从富豪身上刮点油水。一个国家藏富于民,到国家真有事时,就比较从容些。俄罗斯现有黄金和外汇储备规模为3702亿美元,此,美元亿万富豪88人,但俄罗斯总人口1.42亿,贫困人口数量增长达到了2170万人。2015年,俄罗斯平均月工资约为3.3万卢布(约合500美元,人民币3185元),中国2014年人均月收入约为733美元,俄罗斯甚至被中国比下去了。石油战最终结果通过这些数据,不难作出判断。

石油价格走低对中国是有利的。这有利于降低中国制造业生产成本,提高竞争力。有人站在俄罗斯和国内垄断油企立场上说什么油价低反而对中国不利,纯粹是胡扯。一个国家的国运或许有一定的定数吧。俄罗斯国家的兴盛,在沙俄时期成功抢夺大量领土(尤其是从中国手中),到前苏联时期到达顶峰,到了1991年前苏联解体,该国走向衰落。原本俄罗斯盼来了普京大帝。从普京当政开始,国际油价一个劲往上升,俄国人以为该国又有了复兴的机会。在国际政治中,普京也越来越强硬。但成也普京败也普,哪儿来不是哪儿去。俄罗斯终于迎来了再次全面走向衰落的时候。只要石油价格战持续三五年,俄罗斯种种国内矛盾,就难免要集中爆发了。俄罗斯的国运注定如此,走着瞧吧。

作者:如松

俄罗斯联邦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俄GDP同比收缩2.2%,二季度,俄罗斯GDP同比收缩4.6%。上半年同比下降3.4%。

2015年上半年,俄进出口贸易总额2707亿美元,同比下降32.6%。其中,俄出口1830亿美元,同比下降28.8%;进口877亿美元,同比下降39.5%。 贸易顺差877亿美元。

据俄罗斯央行数据显示, 2015年7月31日俄国际储备已降至3576亿美元。截至8月7日,俄国际储备为3580亿美元。根据2月6日俄罗斯央行通过网站发布的数据显示,俄罗斯外汇储备的价值在1月下降92.5亿美元至3762亿美元,1月的市场干预行动中共出售了23亿美元外汇储备。2月到7月,俄罗斯央行的外汇储备下降186亿美元。

2015年1—7月份,俄通货膨胀率达9.4%,7月,俄罗斯通胀同比大增15.6%。俄经济发展部对媒体表示,预测8月份俄通货膨胀率为15.5%。

俄央行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俄银行及企业资本净流出总额达525亿美元。

贸易顺差加上外汇储备下降之和是1063亿美元,与资本净流出的差额是1063-525=538亿美元,这个数字只是估算,目的是证明,到今天为止,俄罗斯卢布的价值是被俄罗斯中央银行抛售美元维持的。进一步,普京很可能在通过抛售外汇回收卢布来弥补财政赤字。

2015年上半年,俄罗斯出口石油1.21亿吨,同比增长9.8%。出口额481亿美元,下降40%。

以上说了这么多,第一是希望说明国际原油市场的价格跌势,不仅仅是欧佩克和美国增产原油造成的,俄罗斯也居功至伟,它的原油出口增长近一成。第二,俄罗斯出兵中东,当然有保护自己在中东唯一暖水军港的因素,这是俄罗斯的战略利益,也是为了在北约不断东扩、挤压之下寻求自己战略空间的考虑,当北约和欧盟不断东扩的时候,示弱是没有出路的。但这种强硬对抗会带来相应的问题,根据俄罗斯财政部公布的数据,2015年1—6月俄联邦统一预算赤字8828亿卢布(按1:65汇率约为136亿美元),随着中东战事的不断延续,下半年俄罗斯的财政赤字会延续。在此情况下,俄罗斯财政无法通过债券市场弥补财政缺口,只能通过印钞加上适度抛售外汇储备来弥补,这要求俄罗斯继续加大石油出口力度(否则外汇储备将加速下降),否则无法支撑战争。同时,只要普京不出动大量的地面部队,彻底摧毁叙利亚反对派和ISIS的可能性不大,更不可能打垮沙特阿联酋等海湾国家,这种情形下,沙特等国家注定需要加大原油产量,为的是提升收入、增大扶持反对派的力度。美国已经解禁原油出口,很显然会打压国际原油价格。综合因素就会造成国际原油市场供需关系的进一步恶化,俄罗斯和沙特是为了财政需要,被动增产;美国不断推动页岩油生产并加大页岩气对原油的替代,打压油价是为了自己战略目的。
如果原油从此持续阴跌(如松前面说过,自己判断原油将长时间阴跌或低位徘徊,将跌破35美元每桶),高盛也已经预计会跌倒30美元每桶,只要原油维持低位的时间足够长,俄罗斯在中东的战事不断持续,俄罗斯的外汇储备就会持续削减,俄罗斯的卢布将再次开启危机之路,那时普京没有足够的外汇储备将束手无策,俄罗斯的财政也将崩溃。

这里最关键因素是原油的价格阴跌足够长的时间,2013年,俄罗斯的经济总量是2万亿美元多一点,外汇储备约5000亿美元,未来,如果俄罗斯的外汇储备跌至3000亿美元以下,普京将很可能无法再潇洒。

虽然今天很多中国媒体在为普京在中东的行动欢呼,但普京在中东的军事行动将不具有可持续性,如果俄罗斯深陷中东的泥潭,而国际原油价格持续阴跌,普京就会将俄罗斯这只饿熊带成病熊,那时,只能去西伯利亚冬眠。

普京够强硬也够精明,但中东更像是一个陷阱,美国人给叙利亚反对派空投武器,很可能就是在营造这个陷阱的粘性,黏住北极熊。

普京一直有大帝的个人野心,如果出于这样的目的,将给俄罗斯带来灾难。

向民主国家的政治家学习

 德国  彭小明

 

大家都知道德国总理勃兰特在波兰死难者纪念碑前一跪成名天下知。勃兰特的言行跟他的思想有关系。他流亡到北欧,非常注意学习北欧社会民主党和尊重基督教文化的经验。在流亡时期,他非常注重学习外国的理论和实践。他冒名作为挪威学生回到德国留学,直接了解德国的民情动态,然后又拜北欧社民党为师,学习工人运动实践。其中最大的收获就是认识到苏共的残暴和专制,对列宁共产党有了认识,在三十年代就已经抛弃了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战后他回到德国,很快就重新建党,在1959年制定新的纲领,理论上跟马克思主义划清界限,结果仅仅十年就走上了执政的宝座。实际上, 三十年代陈独秀也已看出苏联共产主义的残酷和专制. 不幸, 陈独秀已经不是中国最积极的革命家, 缺乏社会影响力, 而勃兰特却是德国流亡志士中最年轻有为的活动家。

 

我们来到西方,对于共产主义应有更加深刻的认识。共产党宣言开宗明义第一句话就承认,共产主义是一个幽灵。幽灵就是鬼魂。

 

我们也要了解国内民情。中国的百姓已经接受了六十多年的共产主义病态教育。共产党本身就是一个病原体。在党的控制之下,中国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这是一个用暴力控制一切、用谎言进行宣传、用利益进行腐蚀、没有任何道德、信仰的社会形态,它抽象的承认实际上践踏公民自由、信仰自由、言论自由,根本没有法律和道德底线,唯一只追求执政党和领导人的权力和权贵利益最大化。腐败已经从上到下,从里到外。人民也被腐蚀得厉害。到国外来移民的、求学的、经商的、旅游的,想的都是怎么贿赂律师,贿赂官员,办居留,开公司,延长居留,都问我们送什么礼,给多少钱;不仅是普通百姓,国家官员和官方代表机关,也都相信买通政府和官员,连缅甸、泰国,  非洲小国人们都知道,中国人什么都靠贿赂来办事情,结果大量的投资打了水漂。

 

 选择合理的政治道路

 

勃兰特选择了合理的政治道路.  拥抱市场经济,    摒弃武装暴力,   坚持议会道路.   创建全民党. 我们不能再纠缠什么暴力革命的概念.  现在的国内同胞都敢于发牢骚。计程车司机和交通线上的乘客,什么都敢骂,骂得比毕福剑还要难听,他不吃党国的饭,你也没有办法追究。人们也都知道,民主比专制好。可是怎么反抗专制?不知道。多少年的党史和革命教育已经把人们的头脑固化了。痛恨腐败、痛恨专制的人很多很多。我跟国内的来人聊天,听说我主张民主,    他们就会说,你们要组织一个党。然后展开斗争。……这是党化教育的延长。那后面朦胧的潜台词就是,建立一个政党,再搞武装斗争,然后建军建根据地,然后推翻腐败的政府。这种打着红旗反红旗的思路,完全是共产党政治教育的残留。完全是错误的理论。我们不要小看这类想法,它根本没有把自身参与进去,而且根本不符合当今时代社会状况。是犬儒想法的典型代表。

 

把希望寄托在他人的虚无缥缈的武装反抗中,而放弃了自己每时每刻的反抗和抵制,   民主抗争的运动就无法在人民中扩展。所以我们去年在德国召开的民主论坛会议上明确地重申和平理性非暴力的议题。也是民阵成立的宗旨。暴力革命理论祸害了我们近百年,   至今仍然祸害我们.   有人说,你们不要忽略了必要的暴力斗争。我们不傻.  如果专制不能继续统治下去,发生民变、兵变和政变,我们当然不会去反对变革。但是即使我们去联络军队、联络警察,那也是和平理性非暴力的行动,而不是开展武装斗争。什么是武装斗争?那是组成军事委员会,民运领导兼任军事领导,   筹措军费、购置军火、豢养军队。现代热兵器和核时代的政治条件下根本没有可能。是谁给我们作出了这个结论?毛泽东.   毛泽东支持亚非拉武装斗争花数十亿中国人民的血汗钱买来了这个痛苦的教训。毛的亚非拉暴力武装没有一个取得了胜利,给世界和平造成了很大的灾难.   所有的民主国家都不允许我们鼓捣暴力活动.  

 

我们要告诉国内人民的是,没有外力组成武装力量来推翻这个病入膏肓的政权,全靠我们自己平时一点一滴的抵制和抗争。抵制和抗争越来越多,一旦遇到时机,比如经济危机等等,就能推翻专制,迎来转机。出现社会转型。

 

流亡海外的人们对战后建立联邦德国很有贡献。流亡北欧的人中包括著名作家布莱希特。很多流亡政治家都是联邦的创建者.   我们要把先进的思想和策略传播到国内。新闻封锁,言论禁锢,但是我们还有互联网。民主运动应该多样化的开展。不要局限于政治的抗争,还要深入的开展文化的抗争。我也欣赏民国时代,民国人物和民国文化,我就从科学上论证汉字简化是错误的道路,像台湾那样识繁写简才是我们文字现代化的出路。我们年纪也大了,应该考虑写小说,写回忆录和民运史,不仅要写,而且要写得好,有文学性,吸引国内读者。直接打击国内的思想封锁!每个人都从自身的条件出发,进行思想文化的抗争,我们的运动才能波澜壮阔。

 

学习民主国家政治家的谨言慎行

 

我们的民运队伍在思想文化方面,学习很不够。只要发生一点争论,网上的文字就看得出来我们队伍的素质跟国内民众几乎没有什么区别。我们要向民主国家的政治家学习。不仅学习他们的社会民主主义、基督教民主主义和绿党意识形态,可以从他们的纲领和传记里阅读思考,还要学习他们的严谨作风和言行素质。

 

德国的政治家普遍都言语行为都十分检点。各位在报刊上都可以看到,总统因750欧元而辞职,国防部长和卫生部长因早年的博士论文引述文字不严谨而辞职下台。他们国家的强大,社会的稳定,是跟他们的严谨法治直接相联系的。我在这里谈这个问题,不是要简单的模仿,去找什么人的学位论文的有没有毛病。而是提出倡导一种新形态的现代政团文化。联邦德国基本法保障结社自由。Fraktionfreiheit. 包括多党联合和多党监督制衡。在民主国家的政坛上活动的人为什么非常谨言慎行?因为他们代表自己的政治派别,言行牵涉到国家和社会。不能信口开河,不能因为意见不合就宣布谁是特务。财产公开,雇佣保姆,都要问明居留权和报税额.   个人的婚恋状况尤其要清楚,绝不能含糊。各党派竞争,互相监督得厉害。一有事就有人质疑。结果往往自己一派的人犯了错误,还没等对立党团的人谴责或弹劾,本党内部就勒令当事人辞职了。这样的结果,最终让人民获得了实惠。让道德和诚信有瑕疵(或有疑问)的人离开决策中心,国家和社会的前进不会误入歧途。我们不仅要学习他们的理论,更要学会他们的政团文化.   我们的民运从西单民主墙开始,已经三十六年了,从天安门六四算起,二十六年了。孔子云,君子之过如日月之蚀。君子犯错误,就像日食月食一样,人人都看得清楚。天上一轮才捧出,人间万姓仰头看。

 

我们生活在民主国家,贪腐、不诚实和性关系不检点,是隐瞒不了的。如果我们不能占领道德的制高点,怎么能赢得民心?人家共产党都反腐败,打老虎,我们自己必须促成民主国家的政团文化。我们不是躲在井冈山和延安,共产党贩卖鸦片,毛泽东秽乱窑洞,都是瞒着新闻界,人民以为他们是好东西。我们没有隐瞒的机会。这不是内斗,这是新形态的政团文化。我们必须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这也不是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残酷什么?没有暴力,没有逼供信。最严重的不过是弹劾和辞职。民主国家的下台政务官回去继续当律师、教授,做生意。而不是双规、判刑和处死。当然触犯刑法,是另一回事。

 

促成这种政团文化,非常重要, 不可忽略。国内的事件我们常常没有着力点,有劲没处使。但是我们的自身建设完全依靠我们自己。会给国内人民留下好的印象。也给国内的民主运动留下宝贵的经验。未来的民主政团就要这样严于律己,道德完善。从来儒家的信条在治国平天下之前,讲究的就是正心修身齐家。

 

儒家的座右铭是: 达则兼济天下,    穷则独善其身.  有生之年, 得见民主中国,  我们好好为民主中国服务,   (我去从事汉字繁体字教育),   看不到民主中国,  死也要做一个人格和思想境界高尚的文化人. 

网传刘亚洲即席讲话称“时间不多了”



新军事变革汹涌而来。各国军改都在突飞猛进。留给中国军队的时间已经不多。
 一、战争变形了
 毛主席曾经说过:“美军打到哪里,哪里人民就学会打仗。”他老人家先知般的预言被近年来的事实证明是真理。从上世纪九十年代海湾战争到现在,美军三年一小打,五年一大打,整整打了近二十年。我计算了一下,美军已经打完了四场中等规模的战争,实现了三个国家的政权更替。
 这四场战争一场比一场新颖,一场比一场眼花缭乱。美军不仅在表演,而且在授课。全世界军人都是它的学生。美国在发动战争的同时也发动了世界新军事变革。美军就像袋鼠一样,始终跳跃在世界的前头。
 从某种意义上讲,美军是被中国军队逼出来的。美国建立迄今二百多年,从未尝过败绩,唯上世纪有过“逢共不胜”的历史——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等于都是同中国交手,全败。这两场战争之后,美军涅槃。美军的变化违背了世界军事的规律:军事变革通常在专制国家产生。法国虽有戴高乐,但他的坦克战思想在本土毫无市场,却被希特勒拿过去大放异彩。成吉思汗、拿破仑,包括斯大林,都是军事变革的高手。倒不是因为这些人有卓识,而是本性使然:既要吞吃他国,就得有强大军力。同时,专制的举国体制能够轻易办成别人办不成的事。美国把这些定律改变了。
 在四场战争中,美军都废除了“前线”的概念。战争已经成为以斩杀政府首脑为核心,打击经济设施为重点,摧毁敌国人民意志为根本的全新模式的战争,整个世界为之震撼。1990年海湾战争,美军打的是信息化。南联盟之战,美军打的是一体化联合作战。阿富汗战争,美军用的是立体化透明化的作战方式。伊拉克之战,美军打的则是“全维”作战,连信息化战争开始时应首先对敌方进行电子压制这一手段也懒得用了。许多军人惊呼:看不懂。
 这四场战争告诉我们:什么都可以重复,战争不能重复。上一场战争的经验并不适用于下一场战争。我有一种直觉:信息化作战方式很快会过时。这可能是中国军队的悲剧,何尝又不是喜剧?我们尚未打过机械化战争,而这种战争方式已被淘汰。但幸运的是我们可以站在别人的肩膀上眺望未来。一种战争规律是:走别人的路,让别人无路可走;另一种则是:自己无路可走,因此走新的路。

 二、军队变小了
 美国人说,二十一世纪的战争是班长的战争。这话太妙了。它昭示着一个真理:新型战争需要新型军队。
 昨天的战争讲究战略纵深。苏联和中国都曾依靠纵深赢得过战争。今天,战争已穿越天空向太空延伸,真正的战略纵深在太空。格林纳达之战后,美军提出“三化”——陆军模块化,空军隐形化,海军两栖化。这“三化”的首要点是小型化。
 掌握了新的战争形式,往往对敌人只需要一次打击。开战即决战。第一次海湾战争,我们还能看到大规模的伊拉克坦克、飞机被摧毁,共和国卫队狼奔豕突的场景,而在新的伊拉克战争中,世界只能在战场上看到美国军队的神速推进,一天近二百公里。
 美军新的条令规定:连长要具备司令意识。更深一层次的意思是,陆军的连长、F-16编队的机长、海军的舰长都要准备在战争的某一个阶段唱主角。因此,必须学会把握大局。这反证了它已经把军队缩小到了何等程度。
 缩小绝不仅仅是减人,而是优化组合。美军提出的全能型军队是:中国的士兵、德国的参谋、日本自卫队的少佐和美军的将军。中国士兵最能吃苦耐劳。德国参谋科学素质好,做事精确。日本基层军官最有责任心,遵守纪律。而前三者都必须由美军来指挥。只有优化,才能优秀,中国先秦奇兵不强,因为马非良种。汉武帝不惜大规模用兵从西域引进大宛良马,世人只看到其骄奢的一面,却忽略了军事上的用意:正是西域马改良了中原马种,才有了后来征讨匈奴的胜利。
 上世纪末,俄军也曾裁军,但只是裁人,为了吃饭。结果裁来裁去,吃饭的虽然少了,饭量反而大了。因为肌肉都减没了,脂肪却依然留着。普京上台后才开始减脂肪。
 过去,冷战时期苏军是力量型军队,美军是技术型军队,中国是谋略型军队。今天,冷战后的俄军不复有力量,美军则兼有技术和力量,再加上一定的谋略。

 三、军改不是军事,而是政治
 中国军队改革关乎国家之命运。
 自从邓小平确立了改革开放的政策路线后,中国已平稳地走过了三十年。如果能再平稳地走三十年,必天下大治,就再也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挠中国崛起。可以想见,这不符合西方国家利益。
 中国历史的规律:小事件,小变革;大事件,大变革。没有鸦片战争就没有太平天国。没有甲午战争就没有辛亥革命。没有文化大革命就没有改革开放。未来可能影响中国的大事件有三:1.台海战争。2.中日战争。台海战争可以导致中日战争。东海冲突也可以导致中日战争。在东海划界问题上中日存在着不可调和的分歧。中国态度太强,会导致战争;中国态度太弱,也会导致战争。3.边疆发生动乱。新疆发生因分裂运动而引起的战争可能性尤大。
 文无第一,武无第二。战争一旦爆发,中国只能有一种选择,美国却可以有多种选择。对美国而言,日本胜,它算胜;台湾胜,它亦胜;新疆分裂了,它还是胜。反之,日本败,它仍是胜;台湾败,它可以选择退出战争或让台湾回到中国。即使台湾回归中国,美军仍可以留在亚洲,还是一副不败的棋局。中国若失败则是另一次甲午战争。中国政府垮台不算,新疆、西藏,甚至包括内蒙古都脱幅而去。中国能承受这样的失败吗?
 三大事件背后都有美国的影子,同时也闪现着美军的身影。近年,我为加强对台军事斗争准备,一再增加军费,台湾却一再削减军费,说明它是想在美军体系内同我一战。中国不能与美国为敌,中国军队却一定要以美军为敌。以美军为敌,必先以美军为师。美军已经走得太远了。它在战争思想、作战理论和技术战术等方面远胜其他国家,“可以击败世界联军”。
日本的战争准备比我们充分得多。日本海军已在世界排名第二,超过俄罗斯了,仅次于美国。虽然它仍叫作海上自卫队,其实只差没有航空母舰了。日本航空自卫队说在开战几小时内就能取得北中国海的制空权,此话虽狂妄,但值得重视。
 我们总说讲政治,什么是最大的“讲政治”?加速军事变革和军队改革是我军最大的政治,这是一场扎扎实实的政治仗。我军是靠政治打天下的。美军一个研究人员称解放军的威力源于“党支部”。他一直想弄清这个无处不在的“党支部”到底有什么魔力,能使解放军战无不胜。新时期我军应当像重视“党支部”一样重视军改。

 四、向哪里突破?
 我军的突破口在哪里?在装备上?不是。在理论上?不是。在体制编制上?也不是。我们的突破口在心里。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成了至高无上的“海军国”——它控制着全球海洋。普京改革俄军,看得出来它是想朝“空军国”方向努力。俄军轰炸机已在中美洲翱翔就是例证。中国军队呢?美国人的一句话让我们警醒:中国还是“陆军国”。美国人还提出了理由:1.红军、八路军和解放军的主要构成是农民。农民永远依附土地,很难把目光投向天空和海洋。2.建国以来,几次战争特别是朝鲜战争和对印战争打得太辉煌,陆军立了大功。3.中国国土广大,非大量兵力看守不可。
 改变状况,首先靠国家。邓小平早就讲过,教育是第一位的。解放军的结构主要由农民构成。而今天中国农村教育现状与城市教育存在着巨大差距,使社会结构的不合转移到了军队中。日本天皇总结日俄战争经验时说,要感谢日本的小学教师。因为明治维新后,日本普及了小学教育。沙俄军队多是由农奴组成的,几乎全是文盲。二战中,国民党兵根本不是日军对手,望风而逃。但后来组建的中国印缅远征军,因为补充了不少青年学生,再经过美军的训练,结果战斗力大大提高。
 其次靠我们每个人。把眼睛从土地上收回来,投向天空和海洋,必须从新做起。必须从我做起。坚决改变观念。有些观念看似正确,实则非也。观念的改变是最根本的改变。中央电视台军事频道曾花很大篇幅宣传某部队养猪种菜的事迹,地方上有人不禁问:难道国家大把的军费是用来培养饲养员的吗?
 改变观念亦可从我军优良传统中寻找。现在军事干部和政工干部不交叉。战争年代,哪个干部不是既能当师长,又能当政委?现在成了两张皮,动辄就说:“你们军事干部”、“你们政治干部”。

人民不再需要伟大的领袖
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没有什么“伟大领袖”,曾经有“伟大领袖”的国家只有那么几个。现代革命的基本目的,就是为了消灭特权,实现社会平等。领导这些革命的领袖,一旦变成了“伟大领袖”,就意味着革命已经失败了,因为,一个至高无上的,可以恣意妄为的新特权又产生了。
一个现代国家的领导人拥有古代帝王一样的特权,最好的办法就是不择手段地把自己变成“伟大领袖”。因此,一个国家如果出现了伟大领袖绝不是什么好事情,它意味着这个国家的老百姓肯定要倒大霉了。
一旦成为伟大领袖,他就至死不需要交出权力,他的话就是真理,像圣旨一样,所有人都得对他忠心不二,他看谁不服气,动一个小指头就可以让你下地狱。“伟大领袖”就是现代帝王的代名词。
真正具有高尚情操的现代革命领袖,绝不可能容忍别人把自己捧上天,更不会不择手段地自己把自己捧上天。这是现代革命领袖与个人野心家之间的根本区别。
政治领袖如果在位的时候就被尊为伟人,那他绝不是真正的伟人。民国成立之初,孙中山乘军舰往福建视察。舰泊马尾,这时孙中山发现,聚集在一起欢迎他的许多小船,大都悬挂标语,称他“万岁”。
孙中山说:万岁一词,是封建帝王要臣民这样称呼他的。我们为了反抗这个“万岁”,许多革命同志抛头颅、洒热血。如果我接受这个称呼,对得起先烈吗?他要求撤掉这些标语,否则决不登岸。
至今世界上发展很好的国家,从来没有什么“伟大领袖”。最典型的对比就是韩国和朝鲜,从来没听说韩国有什么伟大领袖,而北朝鲜的伟大领袖已经伟大得没有边际了。发展的结果大家都看的很清楚,同样的土地同样的民族,天壤之别。北欧是目前世界上贫富差别最小的地区,是最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地区,从没听说北欧的哪个领导人是什么伟大领袖。
以平等为基础的民主制度和以平等为基础的价值观远远胜过伟大领袖的英明和各种雄伟壮丽美妙动人的主义或思想。
残酷的历史经验证明,领袖越伟大,人民越渺小,领袖越伟大,法制越无效。革命领袖一旦变成伟大领袖,他就不再是人民的救星,而会变成人民的灾星。
革命领袖居功自伟是可耻的,老百姓盲目崇拜是愚昧的。民主法制,自由平等,限制公权,保护民权,这才是现代社会公民应该追求的美好制度,拒绝这种制度,永远不会成为受世人尊重的先进的民族,这个民族也不会有任何光明的前途。

朝鲜战争的起因是中国逼苏联归还中长铁路和旅大港

(整理版)
 
  一、引言
  1950年爆发的朝鲜战争影响深远,虽然三年后签订了停战协议,但60多年过去了,问题并没有解决。而对于战争的起因和评价则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随着苏联解体及部分档案的公开,一些真相浮出了水面。根据网上披露的材料及相关历史背景,本文提出全新的观点和分析,并对一些流行看法进行辨析和批判。
  二、战争爆发前一年发生的相关关键事件
  先请看当时在中苏美之间发生的一系列事件的来龙去脉。
  1949年12月6日,毛泽东动身访问苏联,主要目的是签订中苏新条约。因为事先有过充分沟通,毛泽东对拿回中长铁路和旅大港信心满满,用他的话说是条约要“既好看又好吃”。
  1949年12月16日,毛泽东刚到苏联第一天会谈就直奔主题,讨论签订新条约的事,但斯大林突然抛出雅尔塔协定作为理由给顶了回去,然后就一直把毛泽东凉在一边。
  斯大林向毛泽东解释说:1945年的那个与国民党政府签订的旧条约是根据苏、美、英三国缔结的《雅尔塔协定》签订的,而苏联正是通过《雅尔塔协定》才在远东得到了千岛群岛、南库页岛和中长铁路旅顺口以及蒙古这个战略屏障等。如果改动经过美国和英国同意的中苏条约,“哪怕改动一款,都可能给美国和英国提出修改条约中的涉及千岛群岛、南库页岛等等条款的问题提供法律上的借口”。因此,经过慎重考虑后,苏联才“决定暂不改动这项条约的任何条款”。
  对此变故,毛泽东感到非常意外和失望。但很快他就又列出了包括条约的一系列项目,要求与斯大林举行第二次会谈。12月24日,第二次会谈如期举行。但这次斯大林对条约根本就不予理睬。毛泽东感到非常恼火,公开向苏方表示不满大发牢骚,并表示要提前走人。
  美国对当时状况了如指掌,及时伸出了橄榄枝。
  1950年1月5日,杜鲁门总统发表声明称:“在1943年12月1日的《开罗宣言》中,美、英、中三国元首申明他们的目的是使日本窃取于中国的领土,如台湾,归还中国。过去四年来,美国和其他盟国也都承认中国对该岛行使主权。美国对台湾或中国其他领土从无进行掠夺的野心,也不准备以武装部队干预中国现在的局势。美国政府不准备采取任何足以把美国卷入中国内战的行为。”(对于美国总统拉拢中国的讲话,苏联的反应异乎寻常。1月7日凌晨一时,苏联外交部长维辛斯基在莫斯科紧急约见正在苏联访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建议中国外交部发表一个给联合国安理会的声明,否认前国民党政府继续 为安理会中国代表的合法地位。中国发表声明后,如果国民党政府代表继续留在安理会,苏联就采取行动,将拒绝出席安理会。)
  美国人怕中国没注意到或不满足,过了几天的1950年1月12日,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在全美新闻俱乐部发表题为《中国的危机》的演讲,除了指责“苏联占 据中国北部的四个区域”外,公开称国民党不是在战场上被打倒的,而是被中国人民抛弃了。赤裸裸要拉拢新中国。而且除了前几天提到的台湾外,这次把朝鲜半岛也作为价码抛出来吸引中国,声称远东防御圈不包括朝鲜半岛和台湾。(苏联对此的反应更为激烈。当时斯大林要毛泽东发表一个官方声明反驳,苏联和蒙古也同时发表。据师哲的回忆,毛泽东问清楚了官方声明就是要外交部发表正式声明,却故意只让胡乔木以新闻署长的名义发表一个非官方的与记者谈话来应付。声明见报后,斯大林莫洛托夫都非常生气,把毛泽东找去责问,说这种私人性质的谈话“一文不值”。毛泽东却不予理睬,甚至要师哲收回为缓和僵持紧张气氛而请斯大林去住所做客的话,“不请他”。)
  此前毛泽东为表示不满,闭门谢客拒绝外出参观等活动,并向苏联方面前来探访的人提到正在跟美国的盟友英国接近。西方舆论对中苏关系现状也议论纷纷,英国报纸甚至说毛被软禁了。迫于这一系列压力,斯大林最终被迫让步,1950年元旦那天请毛泽东出面会见记者辟谣,并同意签订一个新条约。但当时苏联拿出的多个方案都只有一些象征性内容而无实质条款。
  1950年1月26日,在莫斯科的中国代表团向苏联提交了中国方面有关大连、旅顺和中长铁路协定的方案,这一方案几乎完全推翻了苏联的方案。
  据沈志华得到的档案,在一份斯大林批阅签名的文本中,中国提出的内容全部被斯大林划掉,并标上许多问号和惊叹号,斯大林当时的气愤可想而知。
  1月28日,经过艰难紧张的谈判,苏联方面回复中国代表团,基本上同意了中国的方案,但加上了一条:苏联有权自由利用中长铁路运兵和军用物资。对此,中国要求对等的利用苏联的西伯利亚铁路从东北至新疆自由运兵和军用物资。这不是要把刚割让的蒙古给包围了吗?这彻底激怒了苏方。最后这一条也基本上去掉了。
  再看朝苏方面。
  1月30日(注意这个时间,正是中国说要用西伯利亚铁路连接东北和新疆运兵),斯大林给驻北朝鲜大使斯蒂科夫发去一封密报:若金日成想就攻打韩国问题与我会面,我随时准备同他谈。请将我的立场转达给金日成,你要强调我已做好准备帮助他。我们希望每年得到2.5万吨铅。
  当斯蒂科夫告知金日成斯大林的复电后,金日成兴奋异常,一再追问:斯大林同志真的同意攻打南部吗?在得到肯定回复后,他表示将在10至15天内,如约发出苏联要的铅。
  2月2日,斯大林再次致电斯蒂科夫:叮嘱金日成,对攻打韩国、用武力统一朝鲜的计划要绝对保密。电文中称:“无论是朝鲜的其他领导人,还是中国的领导人都不要知道,这是为了向敌人保密…… ”
  两天后,金日成会见斯蒂科夫,要求将朝鲜人民军扩编,增到10个师,并请求提前使用1951年的苏联贷款,金额为7000万卢布。斯大林复电表示同意。金日成随即为再次访苏作准备。
  而此前斯大林对金日成的野心是持完全相反态度的。
  1949年,金日成受中国革命胜利鼓舞,也想统一全朝鲜,请求苏联支持。金日成、朴宪永两次强烈要求苏联军事援助,支持其对南朝鲜的进攻,但终为斯大林所婉拒。
  当时斯大林告诫金日成:“南侵是不允许的。第一,北朝鲜人民军并未对南朝鲜军队形成真正的优势,人数上处于劣势。第二,南朝鲜还有美军,战事一发,他们要介入。第三,要记住苏美之间三八线分割协定仍然有效。如果我们首先违反,就不能名正言顺地阻止美国的介入。”
  随后发生的事情:
  1950年2月14日,中苏正式签订新条约。
  1950年5月13日,在斯大林的授意下,金日成在开战前一个月才向中国通报情况,当时周恩来惊讶得不敢相信,当即中断会谈并向上报告,毛泽东当即紧急要求直接向斯大林证实。斯大林5月14日电报的答复是“国际形势发生了变化”。尽管电报中提到要征得中国的同意,否则要重新讨论,但以中国当时的地位,无能力也无理由阻止,只能无可奈何。

  三、战争爆发后各方的表现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中国是从国外报纸中才得到这个消息,美国在第二天就采取了军事干涉行动,并且进驻台湾海峡,而苏联多次不出席安理会会议,导致美国打着联合国的旗号组成联合国军正式介入。当时葛罗米柯提醒了斯大林:苏联代表应该参加安理会会议以否决任何不利决议。但斯大林却出乎意料地指示:苏联拒绝复会。然后就是北朝鲜在美国为首的强大的联合国军攻击下兵败如山倒。
  1950年10月,对中国愿意出兵帮助金日成,但需苏联提供空军支援的的请求,斯大林以没准备好为由拒绝,说是要两个半月才能准备好,而且建议金日成去东北组建流亡政府。(1950年10月12日,周恩来在苏联黑海与斯大林讨论空军支援无果后,双方最后只好决定,放弃北朝鲜,让金日成及其政权和军队暂时退到中国的东北地区去。据此,他们分别正式通知了北京和平壤方面。10月13日,斯大林正式通知金日成说,中国人已经决定不出兵,金日成最好把他剩余的部队从朝鲜撤到中国和苏联来。14日苏联驻北朝鲜大使史蒂科夫报告说,他已经向金日成转达了斯大林的建议,金日成痛苦地表示他们将照此执行。中国几经反复仍然决定出兵,是毛泽东个人深思熟虑后坚持的结果。)

  四、动机分析及推理
  白白搞丢一个朝鲜,这斯大林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
  从当时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可以得出,斯大林对于中共刚建国就逼自己归还中长铁路和旅大港非常不满——这是苏联在太平洋的出海口和唯一不冻港,是苏联远东战略利益的支撑点,是沙俄自彼得大帝以来梦寐以求的战略要地,是苏联出动百万大军打败日本关东军用鲜血收复的失地,并且得到苏美英雅尔塔国际协定以及与国民党政府签订的中苏条约的确认。苏联迫于压力已经一让再让,最后只要求保留使用中长铁路运兵和军用物资的权利,竟然仍然遭到新中国抵制,这使他极为愤怒。在自己手里不明不白丢失祖辈历尽千辛万苦才得到的远东太平洋战略要地,他担不起这个历史罪责。明的既然不行那就来阴的。一边继续与中国谈新条约,一边马上一反常态秘密与金日成联系,支持朝鲜发动战争,特别嘱咐金日成要对中国保密。而且处心积虑提前退出了安理会。
  这里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促使苏联不得不发动战争,那就是美国当时以台湾作价码拉拢中国,后来怕中国不满意,又加码把朝鲜半岛这个中国的传统势力范围用来吸引拉拢中国,尽管这些都不是美国自己的东西。美国声称放弃朝鲜半岛,意思就是美国放弃南朝鲜而苏联也要放弃北朝鲜,这是将苏联的军,相当于是要把苏联挤出太平洋。如果美国没有对苏联将这么一军,苏联即使失去中长铁路,却还保有朝鲜。以后让朝鲜成为苏联卫星国,苏联还是可进入太平洋,只是没有现成的优良港口而且还要另修铁路,不太方便。而美国这种方式的紧逼使苏联没有了退路,把苏联逼到了必须挑起战争的境地。
  斯大林敢于破坏自己签署的雅尔塔协定,一反常态支持金日成出兵攻打驻有美军的南部,单方面逾越雷池,却在联合国会场和朝鲜战场均不出面或不直接出面,目的就是要暂时牺牲北朝鲜换自己重新进军东北的理由或借口。让美国占领全朝鲜,苏联就可以名正言顺进军东北保护自己的中长铁路(记住,当时的中长铁路苏联是有所有权的)。然后再以中立者身份在联合国会场出面,以维护和平的名义要求美国遵守雅尔塔协定退回三八线。这样朝鲜并不会丢,也保住了苏联的远东太平洋战略要地,更重要的是使中国摆脱美国的拉拢,处于苏联的严格控制之下。
  斯大林可谓老谋深算,但有一点他万没有料到,那就是新中国这个昔日的东亚病夫竟然敢出兵对抗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美国联军,尤其是在自己拒绝提供空军支援后还决定出兵,而且居然一开始就把联合国军打得落花流水,打回了三八线。按他的盘算,朝鲜在美国干预后兵败,金日成在东北流亡,美军兵临鸭绿江,威逼东北——新中国的工业中心。在中国危急并无力御敌时,就会来求他苏联帮忙抵抗美国,或者苏联直接以保护自己的中长铁路为由强行驻军东北,使刚刚签订的归还中长铁路旅大港协议成为一纸空文,并使中国处于苏联的牢牢控制之中。
  但是战争结果却完全出乎意料,不仅苏联没有驻军东北的借口,而且反而使中国对朝鲜的影响力几乎超过了苏联,至少是再也不可能让朝鲜成为苏联卫星国了,等于苏联把朝鲜这个进入太平洋的跳板也丢掉了,完全失去了远东太平洋,相当于被赶回寒冷的低纬度地带。

  五、对几个流行观点的辨析批判
  1、中国出兵是苏联要求的吗
  有人说,中国出兵是苏联要求的,是因为中苏签订了同盟条约,苏联是为了考验中国,中国出兵苏联才放心等等。其实,苏联所谓要中国出兵只是为了应付朝鲜做做样子,并不是真心的。中国出兵是出乎苏联意料的节外生枝。
  首先,从军事角度看,朝鲜半岛是一个狭长地带,当时北朝鲜军队长驱直入孤军深入,其两侧后方非常空虚。在美国已经军事干涉后,这是一个明显的严重问题。如果说金日成没有军事头脑看不出来,苏联那么多将军元帅军事顾问必定明白。中国多次指出美军有在仁川元山等地登陆的危险,甚至几次向朝鲜和苏联表示可帮助防守,否则朝鲜人民军只能大踏步后退。金日成向斯大林请示,斯大林不理睬,竟然说朝鲜这点困难算不了什么,相信朝鲜一定能挺住并取得胜利,致使美军顺利实施了仁川登陆。当时金日成也发牢骚,说为什么南边可以让别人来帮忙,为何北朝鲜却不能让中国帮助。等到美军已经呈现绝对压倒优势,金日成迫不得已直接向中国求助后,斯大林才不得不也做做样子要中国出兵支援。由此可见,苏联开始根本就不愿意中国出兵。
  其次,在美军横扫朝鲜半岛,局势已经非常不利后,前面也提到,因空军支援问题谈不拢,中苏双方10月初在苏联黑海讨论后已经决定中国不出兵,斯大林当时就迫不及待通知金日成去东北建立流亡政府,这才是苏联的真实意图。苏联说空军需要两个半月准备,纯粹是一个借口。因为早在抗日战争初期,苏联政府就曾派遣过志愿空军在武汉、重庆、南昌等地上空同日本空军作战。朝鲜战争是苏联自己挑起的,而且战争已经进行了三个多月了,苏联空军却还再需要两个半月准备,这根本就说不过去,刚刚打完二次大战的苏军怎么可能要这么长时间准备。别说是两个半月,再过一个月朝鲜就亡了。斯大林说的两个半月准备,那就是要到12月底,正好跟麦克阿瑟当时计划的结束战争回家过感恩节在时间上惊人地一致,等于是战争已经结束了,苏联空军才准备好。
  毛泽东得知没有空军支援后,仍然坚持要出兵,要求苏联尽快按承诺的不短于两个半月出动空军支援。在得知中国仍然决定出兵后,斯大林再次指示莫洛托夫转告周恩来:苏联将只派遣空军到鸭绿江北岸的中国境内驻防,两个月或两个半月后也不准备进入朝鲜境内掩护中国人民志愿军作战。得知这一消息的毛泽东于17日再度紧急将彭德怀和高岗召回北京,并推迟了部队入朝时间。当然,毛泽东最终还是和彭德怀等达成了一致,必须出兵。
  苏联不提供空军配合支援,就是希望中国知难而退不出兵,万一出兵也必败于美国为首的强大的联合国军。而毛泽东几经反复仍然坚持出兵,极有可能是他作为当事人早就洞察到了苏联发动战争的意图,只是不便说出来而已。

  2、苏联发动战争只是为了获得韩国的不冻港吗
  有人分析说,斯大林挑起战争,只是为了得到可以替代旅顺大连的韩国不冻港。但这不能解释苏联在战争开始后的一系列消极作为,尤其是故意不行使否决权制止美国干涉。因为中国内战现成的例子摆在那,有充足理由。而且真想要得到韩国的不冻港的话,就应该提供充足的武器装备和人员,出动志愿空军协同作战,这样的话早就把韩国拿到手了。前面说过,苏联出动志愿空军是有先例的。
  其实就算得到了韩国不冻港,意义也不大。因为没有了中长铁路这个陆上通道将苏联本土与港口连通,港口和舰队都有危险。当年日本就是看准了俄国铁路运输还没准备好,抓住机会提前发动日俄战争,以少胜多打败俄国港口守军及其太平洋舰队(包括不远万里前来增援的舰队),夺得了旅顺口及南满铁路。如果当时俄国铁路准备好了,日本根本就没有胜的可能。正是鉴于历史上血的教训,斯大林在中苏谈判中多次退让后,最后提出唯一要求——保留使用中长铁路运兵和军用物资的 权利。所以,2400公里的中长铁路才是关键,对中苏双方都是生死攸关。这是苏联的底线,而新中国也志在必得。

  3、苏联是判断失误,以为美国不会或来不及干涉吗?
  还有分析说,斯大林误以为美国放弃了南朝鲜,以为美国不会或来不及干涉,所以发动战争。根据就是前面提到的美国在1950年初宣布防御圈不包括朝鲜半岛和台湾。其实美国这时候这样说是大有深意,因为当时毛泽东正在莫斯科因受冷落而大发牢骚,美国说的不包括台湾和不包括朝鲜半岛都是为了向中共示好,想拉拢新中国。前面提到,苏联对美国的拉拢动作均作出了激烈回应。所以对这种背景下的外交辞令,作为当事人的斯大林,绝对不会得出美国会无缘无故主动放弃南朝鲜的判断。不过,金日成是局外人,不明白美国人说这话的真实含意和前提条件,他天真地以为美国放弃南朝鲜了。而斯大林正好利用这一点误导金日成,信誓旦旦地说要帮助金的统一大业,让北朝鲜以卵击石去攻打驻有庞大美军顾问团而且就在骄横的麦克阿瑟眼皮子底下的南朝鲜。
  打个比方说明为什么不可能出现误判。假如有两巨无霸公司A(美国)和R(苏联),都想揽下一个破产重组公司C(中国)的业务,而公司C已经表示明确意 向并跟R公司在谈,A公司不甘心,而且发现他们谈判时正在争吵,觉得机会来了,两次提出优惠条件(放弃台湾和朝鲜半岛)争取公司C回心转意,但公司C不为 所动,只是利用公司A开出的优惠条件作为自己的筹码逼公司R多出价,最终仍然和巨无霸公司R签订了满意的合同。显然,三个公司都清楚,在合同正式签订后,那个没有拿到合同的巨无霸公司A开出的优惠条件就不存在了。

  4、中国不应该出兵吗?
  还有人说中国不应该出兵,说什么得罪了美国,耽误了解放台湾,导致被封锁等等.
  中国如果不出兵,而且和美国说好话拉关系,那会怎么样呢?首先就是北朝鲜的残余部队会呆在东北抗美(而且其中有原四野的三个朝鲜族师的残余,算得上地头蛇),形成国中之国。然后苏联必然会以保护自己的中长铁路为名驻军。最好的结局,苏联驻军东北后,美国在苏联的要求下妥协并退回三八线,东北、北朝鲜及中国东海等都成为苏联的势力范围;而最坏的结局,类似当年在东北搞日俄战争之类的悲剧可能又会重演。当然,美国后来也有可能意识到了苏联出兵东北的可能性,所以也不敢再出全力,担心是为苏联作嫁衣裳,最后甚至将不懂政治、一心要逞强来捍卫自己荣誉的麦克阿瑟赶走。
  中国示弱不出兵还有一个可能结局,那就是,美国如果不向已经成功驻军东北的苏联妥协,而是支持蒋介石政权占领南部中国,美苏可能会再来一次雅尔塔式会谈重新瓜分中国。中国的“满、蒙、回、藏”在美苏的主持下独立,国共两方以长江为界分治,中国成为四分五裂的彼此敌对的多个国家。这将比一分为三的印度更惨。
  所以,中国不出兵或者不是一出手就将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打回三八线,后果都将是非常严重的。很多人受意识形态干扰,看不清事情的实质。国内一些专家教授竟然也说毛泽东坚持出兵是出于革命狂热性,纯粹是信口开河。正是朝鲜战争胜利对国际上及新疆西藏等分裂势力所产生的巨大震撼力,才使中国得以保全不被肢解,才使中国有一个和平的建设环境。
  至于台湾问题,需要指出的是,东北权益比台湾问题重要急迫得多。因为前者涉及内海控制权,而失去内海控制权就要亡国,这是事关生死的大事。何况台湾是由中国人在管着,自己人好商量,以后还可以处理。说抗美援朝耽误解放台湾是不懂得历史不晓得轻重。

  5、中国没有抓住停战机会及早停战是错误吗?
  还有人说中国没有及时抓住停战机会,使战争白白拖了更长时间。这也是一种浅薄见解。
  最希望早点停战的是朝鲜,因为它受不了了,多次想停战。中国却是越战越勇不想停,并且对朝鲜尽力说服甚至表示愿给予朝鲜补偿。中国通过朝鲜战争使国防水平上了一个大台阶,尤其是空军几乎白手起家锻炼成长到了世界中等以上水平,美国人惊呼:中国几乎是一夜间就跨入空军强国行列。而国际国内达到的政治影响效应更是不可估量。
  打一个形象的比喻,中国在朝鲜战争中就象是武林高手玩乾坤挪移大法,一手把苏联的内功接入自己体内,另一手打击美国。相当于是借苏联之力借朝鲜的地盘打击美国,而中国的内功在战争中却得到了极大长进。所以对这样千载难逢的机会中国当然不愿意住手。最后是美国被打得受不了,被迫停战。而中国却抓住苏联继续吸取内力,最终在短时间内建立了完整的工业体系。

  6、中国抗美援朝是一边倒是不好的吗?
  朝鲜战争时中国不存在选边站,中国是为自己而战,并不是因为一边倒或要交投名状才抗美援朝。中国抗美援朝不仅是表面上的抗美,还有暗地里的抗苏。事实上,开始只有毛坚持要出兵,亲苏派反而不同意出兵,高岗甚至说要等苏军一起出兵。中国不出兵的后果前面已经阐述了。
  抗美援朝极大地激发了国内人民的自信心和热情,生产力突飞猛进,中国经济得到飞速恢复和发展,土改剿匪等各项工作都能顺利推进。西藏新疆等国内外分裂势力都受到极大震慑。中国的国际影响力更是今非昔比。
  至于一边倒,中国在此前早就已经作了一边倒向苏联的选择,这是当时中国最好的战略选择,是非常明智的。如果倒向美国或想左右逢源,那就想都别想有可能让苏联签订归还中长铁路旅大港的协议。这样的话,中国的内海就会被苏联等外国势力控制,那就必然会亡国被肢解,明清亡国都是因为内海被敌人控制。
  不仅如此,一边倒还有一个好处。打个比方,一边倒是相当于找当世武林两个高手之一学艺。苏联这个高手就在身边,不找苏联学艺而去找遥远的美国学,那是自找麻烦。如果保持中立你能学到艺吗?难道美国苏联争相向中国传经送宝?显然是不可能的。而利用甚至制造两高手之间的矛盾,使其中之一对自己无所保留地传授技艺才是最高谋略。这只要对比中国和印度的工业化和发展水平就清楚了。

  7、中国刚建国就逼讨中长铁路旅大港没必要吗?
  为何在刚建国有求于人时,毛泽东要逼苏联归还中长铁路和旅大港?而与之类似的英国控制的香港却故意不收回?个人认为,不收香港是因为英国与香港远隔重洋,香港跑不出中国的手掌心,暂时留给英国可以起窗口桥梁作用。而中长铁路和旅大港却是苏联的西伯利亚连接太平洋的战略枢纽,苏联本土通过中长铁路与旅大港连通中国内海及太平洋并形成一个天然有机整体。另外中长铁路也是刚被割出去的蒙古唯一可以不依赖中国的出海通路。不赶快拿回来尤其是不卡住中长铁路,苏联势力进入中国内海并在东北扎根,别说是蒙古必然依附苏联而不是中国,越来越远离中国,中国东北等地也会跟蒙古类似成为苏联的势力范围,苏联太平洋舰队将在中国内海游弋,等于是苏联控制了中国的内海。而失去内海控制权是注定要亡国的,明清朝都是失去内海控制权十年内亡国。
  国民党蒋介石政权让度东北权益给苏联,就是不懂历史,为亡国埋下了祸根。蒋这样做是以主权换政权的卑鄙自私行为,是想借苏联力量压制甚至于灭共。如果蒋政权能够团结全国各派力量坚决抵制雅尔塔协定,大不了就是不要苏联帮助打日本。而当时日本已经是强弩之末必败无疑了,苏联的对日宣战无关大局。这再次反映了蒋政权攘外必先安内的卖国本质,跟当年对日本侵占东北不抵抗的性质是一样的。这种卖国政权是注定要灭亡的。
  
  六、战争的后续影响
  朝鲜战争胜利后,近两万苏联侨民也被“热烈欢送”走,苏联势力被驱除出东北。战争结果使中国对朝鲜的影响力几乎超过了苏联,等于苏联把朝鲜也丢掉了。赫鲁晓夫为挽回局面,防止中国倒向美国,只能加大投入,全力援助中国建设。然后试探性地提出建立中苏联合舰队和长波电台基地,妄图长驻中国内海控制中国并辐射太平洋,却被毛泽东断然拒绝。苏联的太平洋舰队只能退回海参崴被敌对的日本韩国天然封锁,其航母因无立足点而消亡。有了朝鲜这个屏障,中国内海的安全得到进一步强化。中国在初步完成工业化和清洗掉亲苏派后,实施了联美抗苏的“远交近攻”战略。如今,苏联早就在中美苏“三国演义”中被整垮了。
  历史总是惊人地相似。朝鲜对中国的屏障作用至关重要,明清亡国首先就是从丢失朝鲜开始的。朝鲜现在仍是热点,跟六十多年前的形势差不多,只不过当时是前有狼后有虎,而如今只剩狼在叫。

茅于轼:哈耶克经济学的中国意义

来源:英国FT中文网

(原文载《金融时报》,观察者网刘旭爽译)

【编者按】本文根据中国经济学家茅于轼在北京 “人文经济讲座”一次演讲稿整理而成,FT中文网获得授权刊出,茅于轼亦为人文经济学会理事长。

首先我想先讲一讲人文经济学会,人文经济学会是2012年7月份由几个年轻人加我一个老头组织起来的,到现在马上就三年了。这个学会成立三年来人数很少,专职人员就两三个,但在很多志愿者、学者、企业家的帮助支持下,这个只有两三个专职人员的学会在国内已经有了一定影响。这个学会的任务就是普及经济学,培养逻辑思维。研究经济学需要很多逻辑思维,我觉得中国人缺乏逻辑思维。跟西方人比较,中国自然科学很不发达,而且经济学本身也有它的用场。所以我非常相信这个学会有很大的需求,大家对学习经济学还是很有兴趣的。我今天讲的题目是哈耶克经济学对中国的影响。

我想大家都知道,哈耶克最有名的一本书是《通往奴役之路》。哈耶克所剖析的这条路走走走,最终走到地狱去了,我的发言就是从这本书讲起。哈耶克是一个自由主义旗手,写了《自由宪章》、《法律、立法与自由》等很多关于自由的书,一直到今天还有非常大的影响。我首先从《通往奴役之路》讲起,然后再讲讲他的自由主义的思想。

通往奴役之路是一条怎样的道路呢?实际上,这个警告不仅哈耶克一个人发出过,我记得凯恩斯也说过类似的话,他说通往奴役的路上铺满了玫瑰花,你看到路旁边都是玫瑰花,认为这条路通往光明,没想到走着走着就下地狱了。哈耶克在什么时候发出的警告?1944年。二战是1945年结束,也就是说战争还没结束他就对未来深感忧虑。

什么是通往奴役之路呢?计划经济就是通往奴役之路,公有制就是通往奴役之路,独裁专政就是通往奴役之路。可惜的是,大家都知道,他在1944年提出警告,二战结束以后有1/3的人类,十几亿人不听他的劝告,选择了计划经济,选择了独裁,走了一条通往奴役之路。当然选择错误的道路付出的代价非常大,死了不止一亿人,财产的损失更不得了。

现在这段历史已经过去了,现在除了古巴、北朝鲜、委内瑞拉,没几个国家还在搞计划经济。从大趋势看,计划经济不复存在,但是小的错误还是不断,我下面还要讲我们怎么犯了好多小的错误。二战以后独裁政治也有很大的改变,斯大林以后的苏联逐渐走向民主,后来整个苏联阵营都放弃了专政制度。我们中国也在改变,也取得了很大的成就,趋向于自由、民主、富强、繁荣之路,这是人类历史共同的经验。

我再讲讲哈耶克写这本书的时代背景。刚才说是1944年出版这本书,所以他的思想是40、41、42这几年形成的。他出版书的时候是在英国剑桥,我爸爸在那个时候在英国伦敦,正是二战激战正酣的时候。他回来告诉我,伦敦经常受到德国轰炸,生活非常艰难,粮食是配给的,有定量,肉和油都有定量。我爸爸因为是外国人,所以他住的地方得到了一点额外补充,房东太太特别喜欢我爸爸在那儿,生怕我爸爸搬家。哈耶克就是在这么一个背景下写了这本书。

我们再看看这本书的内容。它批评的是独裁政治,各种集权思想。那个时候的最典型的独裁者是谁呢?希特勒。当初,希特勒这个人对德国是有贡献的,一战后的巨额赔款导致德国经济萧条,失业率很高,粮食供应非常困难,希特勒上台后推行他的计划经济思想,居然把德国的经济挽救了起来。也就几年时间,德国变成了很强的工业国家,所以他才有能力打第二次世界大战。那时候很多人被希特勒的经济思想和政治思想所迷惑,哈耶克的书就是针对这部分思想写的。在当时的背景下,哈耶克预见到了人类的悲剧,很怕重复希特勒的道路。但是很不幸,苏联集团走的就是计划经济公有制和独裁专政的路线,结果当然彻底地失败了。

哈耶克是自由主义的旗手。追求自由是人类共同的愿望,上千年来无数人在为自由奋斗。为什么争取自由这么难?在我看就是因为有一部分人有特权,有特权就无自由,这个道理再简单不过。如果没有特权,你不能干涉我的自由,我也不能干涉你的自由,那每个人就有了自由。因为有了特权,他的自由比别人大,别人就得屈辱忍让,因此自由就被压迫,于是就产生了追求自由的运动。一直到现在,自由还是不大容易保证的,我们国家在这方面虽然有很大进步,但还远远不够,我们的言论自由还受到不少限制,别的国家也有类似情况。可以说,缺乏自由的国家都是落后贫困的国家,自由得到保障的国家都是繁荣富强,老百姓能够安居乐业的国家。

我曾经说过,自由不是为所欲为,不是你想干啥就干啥,而相反是约束自己不要干涉任何别人的自由,尊重别人的自由。当每个人都这么做的时候,我们就创造了一个自由的环境,每个人都不干涉别人的自由,你就生活在一个没有人干涉你的自由的环境中,没有人干涉你的自由,每个人都得到了最大的自由。自由的说法有很多种,这是我的一种说法。每个人约束自己不干涉别人的自由,结果是每个人得到了最大的自由,因为你生活在一个没有人干涉自由的环境中。这是我对自由的认识,事实上跟哈耶克对自由的认识也是大同小异。

当年政府屡屡发动反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运动,我就很奇怪,为什么要反对自由化呢?自由化有什么不好?慢慢我就懂得了其中奥妙,他批资产阶级自由化,可是无产阶级要不要自由化?无产阶级也是要自由的。那么这两种自由有什么不同呢?资产阶级的自由是人人平等的自由,无产阶级自由是特权者的自由。他有特权他有自由,你们没有特权,对不起你们没有自由。资产阶级的自由是人人平等的自由,你有多少自由我也有多少自由,你的自由不可能比我多,我也不去侵犯别人的自由。反对自由我觉得是毫无道理的,毛泽东写过批判自由主义,我觉得在当时也有一定道理,因为那是一个战争时期,确实得牺牲自由保卫国家。但现在是和平时代,没有理由限制个人的自由。

说到这一点,我发现我们现在的官员往往不依法行政,而是超过法律来做他的事。在中国干涉普通人的自由是很普通的一件事。习近平主席强调法治,强调我们各级政府领导都要依法行政。你没有权利超过法律来做你的事。我们的老百姓对于超过法律办事的领导要坚决抵制,如果我们不抵制他也不改,我们这个社会哪天能变成法治社会?一方面我们要求各级领导要依法行政;再一方面,我们每个百姓对于超越《宪法》,对于不是依法行政的干涉人自由的事要坚决抵制,不能顺从。我们还不是一个很自由的国家,怎么往前走呢?就要做这一步,领导要约束自己,百姓要抵制越法行政的作为。

哈耶克批判的一个重要对象就是公有制。在座的诸位大多数都没有经过公有制社会,我是经过了。公有制社会是什么状况?没有私营企业,所有的企业都是国家的,也就是只有一个老板,大到工厂、铁路,小到理发店、卖早点的统统都是国家干部,这就是公有制。公有制下的老百姓是没有自由的,1957年反右把很多人打成右派,包括我本人。有一部分右派被国家开除公职,他还能到哪儿找工作呢?国家只有一个老板,公有制的后果就是造成政府的暴政,很残暴的一种政治,因为他把你开除了你就没有生路了。当然也不是说绝对没有生路,你还能找什么工作做呢?到人家家里去当保姆可以,或者你到马路上摆个修鞋摊可以。

我有一个经济学家朋友叫王国乡,他在北大当学生的时候被开除,而且开除公职,他就没有活路了,只能在社会上找零零碎碎的工作,帮人家修乐器修手风琴,修炉灶,还运鱼苗,生活非常困难,因为全国只有国企,没有人用你。现在的情况完全不同了,我们有无数的私营企业,你这儿把我开了,我到那儿上班去,这就有了自由。公有制是导致暴政的一个原因,千万不能搞公有制。现在我们已经引进了私有制,所以我们现在已经是摆脱了暴政。但是我们的公有制残余还是一个大麻烦,国企一般都不太好,所以现在李克强要改革国有企业,但是到现在都没有什么好办法,拿出了一个叫混合所有制的办法,这个根本是做不成的。

私有制带来了个人的自由,让你有很多的选择。而且更重要的一点是,私有制企业它更赚钱。它怎么赚钱呢?它要生产社会所缺的商品,价格比较贵的商品,市场经济就有这么个特点,东西供不应求价格就会上升,所以私有企业为了赚钱专门生产社会缺的东西,缺什么它生产什么,因此这个社会不会存在严重短缺,一有缺的东西就有人生产。这个道理太简单了,但是又太深奥了。计划经济时代的情况则相反,那个时候有很多商品供过于求卖不掉,也有很多商品供不应求买不着。

我举个例子,在计划经济时候胶鞋生产的太多,满仓库堆满了,卖不掉,买胶鞋那没问题,拿钱就行,但是粮食不够。你拿钱买粮食没有的,你得拿粮票。计划经济的结果就是你只能买供过于求的东西,你不能买供不应求的东西。你能买胶鞋不能买粮食。粮食是很重要的,你不能买粮食那不就挨饿吗?能不能把胶鞋变成粮食呢?没这个本事,国家计委的人都是很聪明的,但他们也没本事把胶鞋变成粮食。现在各位手里面都有钱,你们钱包里面的钱买什么都行,能买胶鞋也能买粮食,有没有供不应求的东西?可以说没有,你在超市买几千种商品随便买。

有人说你在超市能买到粮食,是因为有耕地的保护,国家有18亿亩耕地红线你才能买到粮食。但是超市好几千种商品的,你牙膏缺不缺货?从来不缺货,好几十种不同品牌的牙膏都能买得到。牙膏是什么红线?不光牙膏,好几千种商品有好几千条红线吗?没有,一条都没有。只有一条,就是私有企业制度。私人企业不但保证了我们的就业选择,而且更重要的是你的钱能买任何一个商品,不需要红线的。

我是坚决的反对18亿亩耕地红线的,道理很简单,几千种商品都不缺,是不是有几千条红线?经济学家要讲逻辑,你想想看,为什么那么多商品都不缺?没有红线的,私营企业保证了社会什么都能买得到,市场经济它就有本事把胶鞋变成粮食,如果胶鞋不能变粮食,我们口袋里的钱就不能随便买东西,只能买供过于求的。这里面的学问很大的。

人文经济学会要普及经济学,首先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钱为什么能买任何一样东西呢?我的收入,我写书做报告,我这个服务给了谁?看我书的人,听我报告的人。但是我通过这个服务能够赚钱打的坐出租车。我的服务怎么变成出租车司机的收入?市场就能解决这个问题。我在中国挣的钱还可以到美国去打的,这是怎么回事?这个问题复杂的不得了,但又简单得不得了,它就靠市场,靠交换自由,我们的钱就能买任何一样东西,而且还跑到外国去也能买东西。

所以,私有企业的出现是最重要的一个改革变化。我们国家从计划经济公有制走向了市场经济私有制,其中最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引进了私有企业。我们有了选择职业的自由,而且我们基本能买到一切东西。当然,有些东西我们还买不到,土地不能买,土地要审批的,所以我们还不是完全的市场经济。世界贸易组织不承认中国是市场经济国家,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土地不能买卖。在自由经济国家土地是自由买卖的,我们现在还不行。

既然私有制这么好,可还是有很多人反对它,为什么?他们说它有剥削。如果私有制有剥削,那当然就不好了,那它是不是有剥削呢?什么叫剥削?按照马克思的说法就是工人生产的剩余价值被拿走了。工人创造了一百块产值,你给他八十块工资,你剥削了二十块。如果你把工资抬高一点就没有剥削了吗?如果再抬高一点那就工人剥削资本家了吧。

问题在于,你工资定在什么地方是对的,工资是怎么定的?工资不是单方面定的,不管是资本家和工人都定不了工资,工人能定工资就把工资抬高了,资本家能定工资就把工资压低了,但是事实上我们的资本家都想压工资,我们的工人都想抬工资,你做不做得到?工资是市场决定的,是供求决定的,供不应求就涨了。这两年民工荒,供不应求,工资就上升了。这两年工资涨幅不小,百分之二三十得涨。说私有制有剥削,这个道理是讲不通的,因为工资不是任何一方能够自己定的。

私有制还有一个毛病,就是产生了收入的差距,有人挣钱多,有人挣钱少。这个问题我觉得是市场经济必然发生的,而且我们会永远面临这个矛盾——市场经济和贫富差距的矛盾。市场是一个效率最高的资源配置方式,就是李克强总理说的资源配置要交给市场,它是效率最高的,但是它肯定产生贫富差距。在一个自由竞争的社会中,有的人能力强运气好,有的人能力差运气不好就产生了贫富差距。你要消灭贫富差距变成吃大锅饭,这个也不好。

改革开放以前,我们吃过大锅饭,吃大锅饭的结果是养了懒汉,我多干也拿这么多钱,我少干也拿这么多钱,那我就少干点吧,整个社会没有积极性。因为收入没有差距,公社里面大家分的东西都差不多。所以没有收入差距是不行的,需要有差距,但是这个差距不能太大。更重要的一点是,这个差距能够使低收入的人能够畅通地进入到中等高收入,这条路要畅通。高收入的人也可能会掉下来,也就是说流动性要保障,这个社会才会有活力。所以收入差距不是问题,关键问题是流动性是不是好。

我觉得我们现在的流动性比改革刚开始的时候要差多了,改革开始的时候很多万元户并不是富二代、官二代、红二代,那时候的万元户大多是从底层上来的,流动性很好。现在的情况大不一样了。现在大学生找个好工作的话还要看你有没有一个好爸,是拼爸而不是拼本事,流动性受阻是我们现在需要克服的问题。流动性为什么受阻?就是因为权力不平等、机会不平等。这件事你能干我不能干,你有这个机会我没有这个机会,你上去了我留在底下。机会的不平等造成的差距,是特权导致贫富差距,这不是市场造成的。

从根本上讲,我们要克服的是特权,不仅仅是经济上的特权,还有政治上的特权,那个更要命。特权是我们的敌人,我们要消灭特权。什么叫消灭特权?就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大家都得守法。哈耶克说过一句话,法治保证了自由,反过来讲没有法治就没有自由。薄熙来他有特权,他是政治局委员,他的老婆敢杀外国商人,你看他胆子多大,为什么?他有特权,要不是王立军跑到美国领事馆,他今天还在台上,你动不了他,这就是政治特权。经济上的特权、政治上的特权是我们要坚决反对的。把特权取消了,就有了机会的平等,就有了流动性,也就有了自由。我们追求自由实际上等于反对特权,你有了特权就没有自由。反特权是我们中国老百姓和中国政府一个大的任务。

收入差距的问题我想过,我们也没有办法。把中国的穷人变成富人当然不容易,都变成中产行不行呢?中国的穷人很多,可能有好几亿,让他们都变成中产,把他们的收入提高一倍两倍有没有可能?没可能。因为你的生产能力跟不上,你的生产能力提高了,大家收入才能提高。就拿美国来讲,美国的生产能力最强了,它还是有穷人。消灭贫困这件事十年二十年之内不可能。我们只能改善穷人的处境,帮助最困难的人过得好一点,这个完全可能。我们的目的是帮助最困难的人,而不是把他们都变成中产,这个是做不到的。你哪怕二十年之后我们比美国还要富了,是不是就能消灭贫困?有可能,但是我不敢说。

再往大了说把,就算你消灭了贫困,社会上还有其它的不平等,收入的不平等就算你能消灭,你能消灭地位的不平等吗?一个国家总归有总统,有大官,你叫他们都跟普通人一样行吗?不行的。一个社会有很多学问很大的人,也有很多学问很少的人,也产生不平等。不平等恐怕是长远存在的现象,我们不可能消灭不管是财富上的还是地位上的还是知识上的学问上的不平等,你不可能消灭,我们只能帮助有困难的人,这是应该做得到的。

下面讲讲财富的创造,我认为劳动创造财富这句话是错误的,劳动可以创造财富也可以消灭财富。有很多的财富不是劳动创造的,最典型就是金融。金融业里面没有生产劳动,但是它创造很多的财富。也不是说凡是劳动都能创造财富,在以前我们搞计划经济的时候,大部分的劳动是消灭财富的,不但没创造还消灭了财富,比如说大炼钢铁,在座的可能没经历过,我亲身经历过。全中国人都去炼钢铁,村村冒烟,农民也炼钢铁,你说那个劳动怎么能创造财富?还有三线建设,把工厂都搬到大西南,放到山洞里面,完全是浪费财富。还有青年人的上山下乡,不让他们学习,让他们下乡劳动,那都是消灭财富的。

劳动可以消灭财富,当然也可能生产财富,用得好,劳动生产财富;用得坏,劳动消灭财富。这个好坏区别在哪儿?你是不是人尽其才物尽其用,把一切东西用好了。如果我们到上海外滩地价很贵的地方开一块地种水稻,能不能生产粮食?能。能不能创造财富?不能,你把地用错了,所以说财富的创造是人尽其才物尽其用,而不是劳动,劳动用错了是消灭财富的。

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企业家的功能,企业家做什么事?做这个事——人尽其才物尽其用,你要招聘很多人,你要招聘什么样的人?最合适的人,让他干什么事?发挥长处的事,这就叫人尽其才。原料从哪儿买,用什么工艺,你的产品卖到哪儿去,什么地方出价最高?这就是人尽其才物尽其用,这是企业家干的事,所以企业家是创造财富的,他跟工人一样创造财富,如果企业家搞错了,工人的劳动就消灭财富了,企业家用人用错了,原料采购错了,配置错误,消灭了财富,工人的劳动就白搭了。一般来讲企业家能够做到人尽其才物尽其用,所以企业家赚钱了,他创造财富。我们对企业家要有新的看法,马克思说企业家剥削剩余劳动,我觉得是没有道理的。

人要尽其才,物要尽其用,土地也要尽其用,这块地该干什么就干什么,该做停车场就做停车场,该盖楼就盖楼,该修路就修路。现在18亿亩耕地红线,这块地只能种庄稼不能干别的,必须保护它。这个搞错了,我为什么反对?它妨碍了地尽其用。搞计划经济的人以为土地加劳动就能生产粮食,土地越多劳动越多粮食也越多,这是计划经济思维。现实是什么?从1949年到现在,人口从5亿增加到13亿,那时候吃不饱现在吃得好,耕地还减少了,亩产增加了300%多,土地减少了,劳动力更减少了,好几亿农民进城打工不务农了,粮食却增产了,你怎么解释?你光看见土地多了粮食就能多,事实证明不是这么回事。你让地不能尽其用,搞条红线,其实妨碍了国家的经济增长。

地要尽其用,钱也要尽其用。我们口袋里面都有钱,你口袋的钱当然要吃要用要玩,剩下的钱要尽其用,这是金融业的工作,金融业怎么赚钱,怎么创造财富,其实就是把钱尽其用。人尽其才,钱尽其用,土地尽其用,煤炭电力都要尽其用,这个社会就富起来了。怎样才能做到尽其用?非常难,但是也不难,只有一条,自由流动、产权明晰。这个东西是谁的,这块地是谁的要清楚;然后自由流动,这块地可以干这个也可以干那个,自由、随便。这块地是我的,我就会根据这块地所处的位置、周围的需要,想办法把这块地用好。这个问题就解决了,不需要政府搞计划,政府怎么知道人尽其才地尽其用,市场才知道。这就是建立在个人上的自由。怎么能做到人尽其才物尽其用?就是每个人都要有选择的自由,它的前提是产权是明确的。

中国的改革已经走了35年,我们改革成功的重大原因就是走了市场经济道路。我们有了私有产权,有了市场经济,有了自由选择,也有了比较平等的竞争。有一点还不完全好,我们的竞争还不够公平,特别是国企跟私企比在税收、融资、土地使用方面都有很多特权,所以造成我们现在经济增速一直放缓。这个并不可怕,按照哈耶克的理论,如果我们在保障个人自由方面有所进步,我们经济还能够往上走。

美中对话,鸡同鸭讲

 

习奥会引起各方关注,其中英国老牌金融大报《金融时报》主笔之一,也是观察者网专栏作者的吉迪恩·拉赫曼对于中美关系进行了分析与展望,观察者网刘旭爽翻译全文以飨读者:

“其实美国总统和中国主席并不知道该如何同对方交谈。他们就像两台使用不同操作系统的电脑。”一位多次参与中美峰会的美国官员曾在我面前下过这样一个断言。因此之故,尽管中美两方都强调上周的习奥会极富建设性,我仍对此持保留态度。中美两国看待世界的角度天差地别,我就能指出它们之间存在的五个巨大差异。

1. 周期性和线性:中国历史悠远,美国历史短近。习近平爱说“中国是一个文明古国,我们拥有着5000年的历史”。美国却正好相反,从建国到现在,还不到250年。这种视角的远近对两位领袖的世界观有着深刻影响。大体说来,中国人的思维是周期性的——中国历史就是以“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来定义的:治世乱世,兴废交替,同样都能延续几个世纪。而美国自1776年建国以后,基本上就只是朝着一个方向进发了——其国力日渐增强,其民众日益富裕。所以美国的政治家倾向于以线性思维对待历史,他们相信进步,视其为自然法则。

2. 普世主义与特殊主义:美国立国之基为“人人生而平等”,所有人都拥有同样不可剥夺的权利。所以美国人天生信奉自由与民主等普世主义价值观,并认为应当把它们推广到全世界——这是最理想的状态。中国人正相反,他们是特殊主义者。中国人相信对中国有益的东西未必就对世界有益,反之亦然。正是在这两种不同思维方式的指导下,中国和美国在干预国际冲突和保护人权等问题上采取了大相径庭的应对措施。

3. 意识形态与民族观念:美利坚合众国建立于《人权宣言》和《宪法》之上,亿万美国公民之所以成为美国人,是因为他们在那片土地生活,接受了《人权宣言》与《宪法》的思想。中国不同,它对中国人之为“中国人”的判断,更多是依靠民族观念作出的。如果我搬到美国去,我很快就会变成“美国人”,更不必说我的子女;但我要是搬去中国,无论是我还是我的孩子都不会成为“中国人”。结果就是,在国族、公民和外来移民等重要问题上,中国人和美国人各有一套相当不同的观念。

4. 个体与群体:美国领导人强调个体权利,中国领导人则更重视群体的利益。美国个人主义与中国社群主义之间的差异也体现在对“国家”的态度上。在美国,保护个体不受国家强权之侵害的观念,是宪法与政治辞令不可或缺的部分;而在中国,人们一般认为只有国家强大,“乱世”才能终结——在过去,乱世导致了内战和杀戮。许多美国人认定这种中国式政治辞令不过代表了中国共产党的党派利益,却忽略了它深久的历史根基。美国人可以从18世纪的独立战争里寻找“个人权利”的发端;而为了申明“强力国家(strong state)”的重要性,中国领导人会不自觉地追溯回公元前476年至前221年的战国时期。

 

5.权利与等级:对国家的不同态度也导致了两国在“如何巩固社会”这一看法上的差异。美国人强调个体权利与法律;虽然中国在当下频繁提及“加强法治”,但中共同时也鼓励儒家传统的复兴——儒家思想强调层级和义务对社会平稳运作的重要性。这种态度也自然会投射到国际关系上,它影响了中国对于大国小国之间正常关系的看法——比如,作为大国的中国应如何对待邻近的小国。

中国广袤的国土面积一直影响着它对周边世界的看法,倒是在这点上,中美两国终于有了共同点:这两个国家都以“中央王国”自视。“中央王国”的概念深植于中国历史,一位历史学家曾如此写道:“中国人怀有一种非同寻常的信念:他们的国家是居于世界正中心的。”1840年以降的“百年屈辱史”稍稍动摇了这种信念,那时的中国在战场上被欧洲和日本帝国主义者蹂躏。如今中国复兴,间或被外界指责抱有“天朝大国”心态——尤其是在对待亚洲各国的态度上。

与此同时,美国倒是已经坐惯了世界唯一超级大国的交椅。美国的外交政策仍然基于以下信念:美国是保证全球秩序“不可或缺的力量”。美国的总统们也像中国古时候的帝王那样,过惯了万国来朝纳贡的日子。

让人欣慰的是,中美之间至少有这么一点还极为相似。但问题在于,如果两个国家都把自己视为“中央王国”,那必定是有一方产生了错觉。

[转载]章立凡: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不敢抛弃的负资产

      来自地球那一边

章立凡是中国历史学家,中国民主建国会创始人章乃器之子。章立凡称自己是“五毛公敌,说破皇帝新衣者”。
今年6月,章立凡在中国网上发起了一个对毛泽东的投票。投票持续了4个月后被封。这个投票有两个选项:一个是否定了毛泽东中国将天下大乱。第二个选项是,否定了毛泽东,中国的明天更美好。结果是在参加投票的18000多人中,投第一个选项的有约20%,有80%则是支持第二个选项。章立凡认为毛泽东中断了中国走向民主宪政的进程,把中国引入了阶级斗争,一党专政的死胡同。
正反两方面意见各自有其不同原因。所谓‘毛粉’们的观点并不意味着他们对体制的肯定。他们其中有相当多的人其实是在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中被边缘化的人,是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受害者。这些人没有别的参照系,所以他们认为平等就只有回到毛时代。这些人实际上并不赞成现在的这个体制,只不过他们的解读方法不一样。通常来讲,民粹主义往往是在被边缘化了的人中会有市场。然而他们是一群很可怜的人,被卖为奴还帮着数钱。
问:中共领导层一方面说不能否定改革开放前的30年,但另一方面,对于公开大唱毛的赞歌也加以限制,如何解读中共的这种做法?
答:在这一问题上,他们处于一种非常纠结的状态。一方面,毛泽东实际上是中共的一个负资产。但这个负资产他们又不能丢弃。因为是毛泽东带领中共建立了这个政权。如果否定了毛,他们担心自己统治的合法性将会受到严重影响。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不敢舍弃毛。
问:毛泽东毫无疑问是对中国产生了重大,可以说是决定性影响的一个历史人物。您如何评价他的功过 ? 过去中共对他的评价是三七开。后来又有传记说应该是倒三七开。
答:我认为毛的罪恶在于他中断了中国走向民主宪政的进程。他把中国引入了阶级斗争,一党专政的死胡同。
章立凡说毛泽东发动的大跃进导致大饥荒
中共在获得政权之前所有的民主和宪政的承诺都被毛背弃了。这是在政治方面。在经济方面,毛泽东本来承诺要发展自由的资本主义经济,但在建立政权4年之后他就提出了过渡时期总路线,毛把经济上的承诺也推翻了。而后,毛泽东搞土地改革,用一种均贫富的办法来获得农民的支持,得到了政权。但最后受害的还是农民。他用农业合作化的方式,又把这些土地收走。所以最终的结果就是通过对资本家改造和农业合作化,中共变成了最大的地主和最大的资本家。这种状况一直维持到现在。而毛由此造成的经济灾难就是大跃进造成的大饥荒。政治灾难就是从反右到文革,把全中国人拖入一场史无前例的浩劫之中。
问:您讲到毛泽东将中国拖入灾难,但毛泽东作为一个开国元勋,他对中国是否也有功劳?
答:我想不出有什么功劳。对共产党毛泽东是有功劳的,但对老百姓来讲我想不出他有什么功劳。我看到的记载都是他所带来的灾难。有一种说法是,大跃进,文革等灾难并非毛泽东的主观意愿,而是他在探索中国道路上的失误,不能说是罪。这种说法是站不住脚的。毛泽东是一个最迷恋权力,最喜欢玩弄权力的人。同时也是一个最自私的人。为了能够保住他自己的权力和地位,不惜把全国老百姓都拖入到文化大革命这样的浩劫和血海之中。因此毛泽东也是一个最无情的人。
问:从一个历史学家的角度,把毛泽东同中国历代的君主比较,您能得出什么结论?
答:毛泽东同历代的君主其实没有什么区别,甚至还不如中国历史上的那些开国君主。一般来讲开国的君主,他建立的这个王朝只需养活君主的一家人和政府。但是毛泽东建立的王朝是一个集体的君主制。中国的老百姓不但要养活政府,还要养活党,养活一个集体的君主。成本要高得多。此外,我们看历代的君主,一般不会对前朝所用的人有过分的报复,一般是加以利用。而毛泽东上台以后,镇反运动一下子就杀了7、80万人。毛泽东对以往的前朝或政敌的报复毫不手软,非常血腥。再有,毛泽东通过文革造反彻底颠覆了中国传统的文化和道德。他通过党化的细胞完全置换了中国原有的家族和宗法社会的细胞。中国社会发生的这种惨烈的巨变都同毛泽东的统治有极大关系。这点直到今天,虽然我们在毛泽东逝世后走出了计划经济的牢笼,我们还是没有走出斯大林主义的牢笼。
问:按照您的说法,毛泽东掌权将中国人推入了灾难。但俗话说得人心者方能得天下。
答:欺骗也可以达到同样的目的 ! 毛泽东用自由民主的一套手段赢得了青年和知识分子的支持,然后他又用给农民土地的承诺得到了农民的支持。毛泽东还说无产阶级要做国家的领导从而获得了工人的支持。然而我们要看的是毛泽东取得政权后的表现。其实,这些阶层都是被毛泽东所利用了。他们并没有得到毛泽东所承诺的好处。
问:对于今天的执政者来说,毛泽东的遗产究竟是什么,如果说毛泽东有任何遗产的话?
答:毛泽东的遗产就是他所建立的政权,而要保住政权当政者就必须保护毛泽东。所以目前的执政者所要追求的根本不是什么历史的正义,他们的目的就是保住这个政权。为了保住政权,当政者就必须要保住毛泽东。然而要保住毛泽东,他们就不能清算毛泽东的那些历史罪恶。结果是,毛泽东所建立的这套体制的弊病就依然在这个政权中存在。毛泽东是令共产党无法自我解脱的一个魔咒。
问:如果说去掉这个魔咒,否定毛泽东的话中国又会出现什么情况,会不会出现大乱?
答:中国目前的执政者担心会这样。他们认为赫鲁晓夫否定斯大林在共产主义世界引发了地震。而戈尔巴乔夫公开信的结果是使苏联共产党失去了政权。中国共产党只是从负面吸取这种历史教训,他们实际上关注的只是这个党的私利,而不是国家和民族的公共利益。
问:中共领导人习近平数次强调不能以改革开放的后30年否定毛泽东执政的前30年。但同时继续走邓小平的经济路线。对中国民间赞扬毛泽东的声音也时有限制。如何解读这一做法?
答:我认为从‘红二代’来讲,他们是在毛时代的教育下成长的。因此毛泽东对他们的影响巨大。也许他们的内心都还有一个毛泽东。此外巨大的权力诱惑是很难阻挡的。在这种情况下,虽然他们本人或家庭成员都曾是毛泽东的受害者,但他们还是把毛泽东奉为神。这就造成了他们的一种历史局限,令他们只是站在中共党的角度,而无法站在全民和国家利益的角度来看待毛泽东。至于说中国目前执政者对所谓‘拥毛’或‘毛左’人士有所打压只是一种平衡术。他们知道如果高调纪念毛泽东会非常不得人心,因此就只有采取抹稀泥的办法,一方面不许讲毛泽东的罪恶,另一方面也不希望那些高调纪念毛泽东的人能够成为一股势头。因为那样对政权也有威胁。
问:你认为中国国内对毛泽东功过评说的争论今后会不会更加激烈 ?
答:由于毛泽东的很多问题都没有说清楚。没有反思,那么毛泽东遗产中的这些负资产就会继续存在并且在这个体制内发生作用。这种争论也就会继续下去。

李凯:中国863计划是失败的

 陆微信圈

    美国工程院院士、普林斯顿大学讲席教授李凯经常被问到这样一个问题:您认为中国计算机领域的高科技创新如何?

  李凯的回答略显直白:“不行。”

  他以运转了28年的“863计划”为例:近年来国家每年投入的经费达到20亿美元,但是在高科技创新方面,尤其是在计算机领域,却找不到一个通过承担863项目产生核心知识产权并且占领国际市场的成功商业案例。

  “如果从培养人的角度来说,863计划是培养出了一批人才,但是,如果从科研创新的角度而言,我认为它是失败的。”李凯说。他的评价基于三个标准:第一,是否产生颠覆性技术;第二,是否在某个领域的国际市场上占据领头羊地位;第三,是否通过核心知识产权创造出很高的毛利。

  有人认为李凯定的标准太高,但李凯不同意:“这是世界工业界公认的标准,不是我的标准。”

  去年,为了纪念《中国计算机学会通讯》出版100期,作为中国计算机学会的海外理事,李凯系统梳理了这个思考多年的问题,应邀写了一篇长文《促进中国高科技科研创新的想法》。在这篇文章中,他尖锐地指出当前教育和科研制度的弊端,尤其是科研制度将科研和创新混为一谈。

  虽然知道直言不讳地道出这样的结论会让一些人不快,可李凯依然坚持做《皇帝的新衣》里那个说真话的孩子,因为“在科学与工程领域,想要成功,首先要实事求是”。

  在学术界与工业界的成功跨界经历,李凯对科研与创新的联系有深入的思考和亲身的体会。

  近日,在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专访时,李凯再次重申自己的观点:“你不实事求是,就看不清自己的位置;你要想真正前进,发现新知识、创新,必须实事求是,否则就达不到目的。你要衡量做得有多好,要同一领域的评价,而不是政府来评或者领域外的人来评。”

  科研和创新不是一回事

  过去几年中国一直在增加科研投入。2013年,中国的科研支出达2580亿美元,虽然占GDP的比例还低于欧美、日韩与以色列等发达国家,但科研投入总量已居世界第二,比美国少36%。在高科技产业领域,中国占全世界高科技产品的出口份额从2000年的6.5%一路攀升到2013年的36.5%。与此同时,中国也跃升为世界论文第一大国。

  一个不容回避的核心问题是——政府对高科技创新的投入有多大效果?

  “如果向国际高科技界询问这个问题,大多数会回答:并不有效。”李凯说,根据科技部披露的数据,2011年中国出口高科技产品份额中,82%由外资企业或合资企业生产。

  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高科技发展是中国从制造大国向基于核心知识产权的高价值经济体转型的关键。一个明显的事实是,相当多的学者已经学会了如何把钱换成“纸”,也就是书面的论文,但是还不太擅长如何把书面的论文,也就是“纸”转换成金钱。

  为什么政府在高技术领域的科研经费投入效果很差?为什么论文第一大国掌握不了“纸变钱”的游戏规则?在李凯看来,原因主要在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就是科研与创新合二为一的政策,并对所资助的研究性项目提出不切实际的商业成功要求。

  “从表面上来看,科研与创新合二为一的政策对政府和宣传是很有吸引力的,但其实这是混淆了科研与创新的基本概念。”李凯对第一个原因阐释道。

  以发明即时贴闻名世界的3M公司的杰弗里·尼科尔森博士曾经对两者给出明确的定义:“科研是将金钱转换为知识的过程”,而“创新则是将知识转换为金钱的过程”。

  “如果把金钱转化成金钱,就去华尔街,不需要找科研人员。”李凯直言。

  李凯认为,将科研资助与创新资助混为一体所带来的问题显而易见。

  第一个明显问题是此举会带来两种激烈的冲突。李凯举例,一个受到资助的团队必须发表新知识来衡量他们的研究是否成功,但同时又要保护他们的知识产权以实现商业成功。这在知识产权保护还较弱的环境下是非常困难的。

  另一个冲突是大学会变成营利机构。当一所大学拥有了公司,它将成为产业界的竞争者。这样的利益冲突偏离了大学的主要目标——培养学生。

  李凯认为,第二个明显的问题是要在2~3年内既要产出成功的科研成果又要实现成功的创新产品是不现实的。

  “即使不考虑发表论文,哪怕是拥有了一支有经验丰富的高素质工程师团队,要想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开发出在市场上获得成功的高科技产品已经是非常困难的,更何况这支团队是由没有产品开发经验的研究生新生组成的。”李凯说。

  这样的后果就是——很多团队转向做“反向工程”或“山寨”产品,却没有创造核心知识产权;很多聪明的研究人员开展影响力不大的研究项目,开发没有市场竞争力的产品;很多发表的论文或者只有一些小的改进,或者根本没有新的想法。

  然而,为了继续获得未来的经费支持,不仅每个团队都必须宣传自己的项目是成功的,而且经费管理机构也必须宣传他们资助的大多数项目是成功的。

  “也许这就是为什么‘863计划’资助了28年后,所资助的项目仍然是在‘追赶’而不是做真正的创新。”李凯说。

  政府不要扮演风投的角色

  对科研进行5年规划的方式,导致资助的研究方向与高科技领域的快速变化出现大量脱节,是李凯认为的导致政府对科研高投入却效率不高的第二个原因。

  也曾经有国内的科技部门主管官员向李凯咨询:我们要做5年规划,您在信息科学方面有什么建议?

  李凯直言:脱离5年计划。“针对未来5年设立的项目,大多数方向很快会过时,这会在国家层面上造成时间和金钱的极大浪费。”他实事求是地告诉这位官员,“任何人不知道信息技术类会发生什么变化。你们不如拿一部分钱支持5年计划,更大的一部分钱支持不是5年计划的项目。这样支持的项目才有可能产生推动型的科研成果。”

  “当政府经费管理机构确定科研与创新方向时,他们认为这些方向将会对中国经济有利。但是,因为没有产品开发与管理的经验,他们也不了解市场需求。同样,一些权威科学家建议设立某些方向,多数科学家自己也没有创业经历,也不了解市场需求。”李凯说。

  在李凯看来,其中最大的问题是:“计划的决策大多是由技术驱动的,而那些大型成功企业的决策是由市场主导的。”

  美国也曾经有过这方面失败的案例。美国政府设立一个叫“SBIR”的计划用来为技术转化提供种子资金支持。这个计划年度预算相当大,但成功的案例很少。科研与创新混为一体的一个弊端是“要求政府经费资助机构充当风险投资公司角色,但他们并没有遴选创业公司的经验”。

  李凯认为,对政府而言,“应该投资在科研上,而不应当扮演风投的角色。”

  科研与创新分离的优点大于缺点

  当然,科研与创新分离也有缺点。资助研究的政府机构在短期内无法看到研究成果商业化和创造就业机会的结果。但是,李凯说,科研与创新分离的优点大于缺点。

  首先,这能鼓励研究人员专注于影响力巨大的新技术新发现,而不必担心商业化;其次,将科研与创新分离,创业人员与投资者也更可能成功;另外,因为他们没有短期成果的压力,政府的经费资助机构拥有更多的资源来资助有大影响力的想法和潜在的颠覆性想法。

  李凯个人经历就验证了这一点。2001年,他选择“no paid leave”(即我们常说的停薪留职),暂时离开普林斯顿大学,一个学生也没带,就来到位于西海岸的硅谷创业。因为知道自己擅长技术而不擅长管理,所以他与几个合伙人从一开始就积极寻找了一名合适的CEO,并在摸清市场需求后,再找一批很好的人来做技术。

  公司刚刚起步的时候,李凯还记得,做一个小的演示,用五千到一万行程序代码就可以解决了;2004年,第一个产品推出来的时候,需要30多万行程序代码;2011年,一个产品的程序已经是500多万行代码了。

  “谁来写两个数量级中间的东西?”李凯问,“只能是找最好的人。”而早在2004年,李凯公司的创新已经“颠覆了这个市场”。

  “如果我当时还坚持在普林斯顿大学,一边做科研,一边做公司搞创新,就是我们常说的脚踩两只船:可能一艘船比较快,就会掉到河里了;如果两边都做,只能让两边走得都不快。”李凯说。

  慢慢来不是创新的态度

  要取得科研和创新的成功,也必须改革现有的衡量标准。

  李凯到国内的一些学校访问,发现他们在介绍自己的科研成绩时喜欢用同一个指标:科研经费。

  一所高校计算机学院的院长在介绍学院发展时说:现在院里很好,科研经费超过亿元。

  李凯忍不住问:你最主要的科研成果是什么?对方说不出来。李凯直言:我认为拿的钱越少,做出的成果越多越好。研究与创业类似,都应该追求用最少的钱做出有价值的工作,在硅谷一个只会拉风投而不能把企业做大的CEO没人愿意雇佣。他们说,你说的很对。只过了5分钟,对方又开始说某位教授做得有多好,拿了多少经费。

  文章也是国内高校介绍科研成果时一个常常挂在口头的指标。李凯忍不住自嘲:如果按照现在的规定,博士期间只发表了一篇文章的自己根本没有办法毕业。

  李凯的建议是:政府不要设定统一的衡量标准来约束所有的大学和研究机构,应该下放权力给大学和研究所,要相信他们的判断力,并让他们自行制定合适的衡量标准。

  李凯有些着急:“863计划执行到现在已经有28年了,你可以说中国的事情要慢慢来,可是还需要多慢?慢慢来的态度就不是创新的,创新就要颠覆以前的事情。成功不是在一个受保护的市场里,而是在国际市场上。”

  “我相信如果这样的改革能实施,我们将会看到高校与研究机构培养出大批有天赋的科研人员和有才能的企业家。”李凯说。

新闻来源:《中国青年报》(2015年01月05日10版)记者 原春琳

苏联的最后一天

 

来源:中国纪检监察报.作者:习骅.原题:总统的签字笔

在各国驻华机构中,苏联大使馆的占地面积最大,也是毛泽东唯一光顾过的外国使馆。上世纪90年代的第一个夏天,我成了它的邻居。每天早晨,我透过窗子看着鲜艳的镰刀锤头国旗缓缓升起,晚上则在使馆门前的步道上跑跑步。年底的一个平常的早上,我习惯性地抬头看窗外,立马就愣住了:在大使馆制高点飘着的不是熟悉的红旗,而是陌生的白蓝红三色旗!

大使馆周边有好几条小街,街上的小餐馆换招牌、换老板很平常,如今这样做的是大使馆本身,而且就在我眼前发生,让我难以置信。二十多年过去了,对于苏联为什么解体这个问题,全世界有一万种解释,但让我从心灵深处产生强烈共鸣的,是这本《苏联的最后一天:莫斯科,1991年12月25日》。

摄影家有一句话:你拍得不够好,是因为你离得不够近。本书把苏联在世的最后一天,从凌晨到深夜描绘得如同高清照片,有的事情精确到几点几分,因为作者离得足够近。康纳·奥克莱利是《爱尔兰时报》驻莫斯科的记者,他在苏联工作了四年,目睹了苏联解体。他娶了一位美丽的苏联姑娘为妻,对晚期苏联社会的实际状况,比一般人看得更清。他与戈尔巴乔夫、叶利钦和他们的团队混得很熟,有的成了哥们儿,所以了解不少闻所未闻的上层内幕,包括危笃病人的一些奇特症状,读之先是目瞪口呆,后是恍然大悟。

比如,戈尔巴乔夫最后一次行使总统权力的时候,就发生过怪事。

1991年12月25日,圣诞节。莫斯科时间晚上7点,美国东部时间上午11点,北京时间深夜12点。苏联第一任和最后一任总统戈尔巴乔夫,开始透过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宣布“停止我作为苏联总统的所有活动”。

此前一分钟,他刚刚签署最后一份总统令,依法律程序为苏联开具了“死亡证明书”。其间,要不是在场的美国人帮忙,戈尔巴乔夫的告别演讲肯定推迟。

当时,绿色的文件夹已经打开,戈尔巴乔夫从上衣口袋里掏出笔,一支苏联制造的墨水笔。戈尔巴乔夫首先拿它在文件夹上划了两下,试试好用不好用。这个动作非常娴熟自然,说明苏联最高领导人的书写工具发生故障不是一回两回。

试验的结果证明他的担心并不多余,这支笔没法写字。本来就心烦意乱的总统忍不住抱怨:难道就没有好一点的笔吗?给我找一支好用的笔签字!

站在一旁的CNN总裁汤姆·约翰逊反应很快,立即从口袋里掏出一支圆珠笔——他夫人送的结婚纪念礼物,迅速递到戈尔巴乔夫手上。

这支笔泛着黑色树脂光泽,金色笔头闪闪发亮,一看就是好东西。戈尔巴乔夫接过来,又习惯性地在文件夹上划两下。哇!世界上竟有如此流畅好用的笔,他满意地笑了。于是,苏联总统用美国人提供的笔,利索地给苏联画了句号。

自己的东西在一分钟内变成了文物,约翰逊内心一阵狂喜。在整个直播过程中,他故作镇静地紧盯着那个宝贝。

苏联的葬礼终于结束了。戈尔巴乔夫疲惫不堪地站起来,很自然地把笔插进上衣口袋,如同烟民错拿了别人的打火机。就在握手告别的时候,约翰逊再次逮住了机会:先生,我的笔!戈尔巴乔夫愣了一下,抱歉地笑了笑,于是物归原主。

几小时后,全美国的电视观众瞪大眼睛端详着这个战利品,心情就像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科林·鲍威尔所描述:“用一支笔划了几下……它就消失了!”

但当时没有人在乎这个插曲,因为全民饿肚子已经好久了,包括顶级精英。苏联外长谢瓦尔德纳泽向外宾发牢骚,他的妻子整天忙着去各个空空的商店排队。盖达尔是叶利钦的红人、苏联俄联邦副总理,他幼小的儿子幸运地买到了最后一片面包,突然有个妇女发疯似的冲过来抢。盖达尔说,当时全社会一片绝望,不知这样的日子何时是头!——列宁所谓“下层不愿照旧生活、上层不能照旧统治”,大概就是这个样子。

苏联唯一能做的是厚着脸皮跪求西方施舍,甚至连私人关系都搭上了。莫斯科市长波波夫请求美国国务卿贝克尽量多给点食物,过期的也行。美国国际外交政策协会主席吉姆·加里森是苏联总统接见的最后一位外宾。临别,总统的心腹雅科夫列夫搂住客人的肩膀,小声请求:能不能再派一架飞机来?莫斯科人没法活了。第二天,必胜客总裁给了这个面子。一位运送救济品的美国空军飞行员以为自己在做梦,对记者们大发感慨:他这辈子都在练习飞往苏联扔炸弹,没想到是来送吃的!

看起来最不可思议的,是社会各阶层人民对苏联关张的态度。俄国国家电视台只是插播了一句话,告诉观众一切都结束了,几秒钟后继续播放电影和健康指南。戈尔巴乔夫的一个助手穿上大衣赶去听音乐会。CNN聘用的俄语翻译说,没人觉得这是什么大事。

戈尔巴乔夫结束演讲不久,晚上7点32分,那面飘扬了将近70年的红旗从克里姆林宫上方降下。办事的士兵把红旗随意一叠,“就像餐馆的服务员收拾桌布一样!”红场上有不少散步的市民、军人、游客和情侣,也有人放慢脚步看热闹,吹着口哨,嘻嘻哈哈的。事毕,大家继续遛弯,好像什么也没发生。

戈尔巴乔夫对这一切并不惊讶,因为早在月初他就震惊过了。乌克兰于12月1日举行全民公决,让老百姓自己决定是否留在苏联。苏联总统心存一点侥幸,毕竟俄罗斯人占乌克兰总人口的五分之一。他在电视上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地苦劝,并且举例说,他的乌克兰司机的乡亲们都反对脱离苏联。

公投结果让戈尔巴乔夫差点晕过去:90%的人支持独立!这个数字的潜台词是,连他的俄罗斯族同胞都决定跟苏联分手。人都要吃饭,人们“厌倦了无休止的物资短缺”和社会混乱,顾不上别的了。

苏联存活的时间不算短,却一直不能解决基本民生问题,好像忘了“人要吃饭”这个现实,这是不可原谅的错误。事实上,沙俄曾是世界上最大的粮食出口国,乌克兰曾是欧洲的粮仓,而苏联却在20世纪60年代后变成了粮食进口国,80年代后则“荣升”为全世界最大的粮食进口国。一年又一年,苏联的国家形象就是排队,苏联人的基本生活方式就是抢购。人们只要能抢到面包和日用品就满意了,根本不苛求产品质量,连总统的墨水笔都不出水呢!

就在我读完本书掩卷叹息的时候,传来了万里同志驾鹤西去的消息。万里是百岁人瑞。在乡村,八十岁以上老人去世就是“喜丧”了。然而,各种媒体纷纷缅怀他,无不提到当年民间流传的顺口溜:要吃米,找万里。在极“左”路线余音袅袅的时候,万里果断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魔术般地解决了安徽人的吃饭问题。由此发端,中国不单解决了十三亿人的温饱问题,马克思提出的社会主义根本价值追求——实现每个人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也初见端倪。人们感念万里和开风气之先的老一辈共产党人,拥护“四个全面”的宏伟战略,并且深深地爱着这片土地,完全是自然而然的。

真相是赤裸的,真理只是看起来复杂,好书都善于化繁为简。全世界被苏联的宣传哄住了,直到最后都没人想过它会散伙。目瞪口呆的诸葛亮们提出了各种“诊断报告”,比如思想僵化,民族矛盾,军事扩张,敌对势力阴谋,国际原油降价,戈尔巴乔夫背叛马克思主义,等等。不管症结是什么、在哪里,最终无不直观地表现为生产力落后。

《苏联的最后一天》的作者正是用显而易见的事实,告诉人们显而易见的道理:苏联不是不该改革,而是改得太晚,让人民等得太久;既然病入膏肓,那么任何治疗都没有了意义,何况还下错药。不管什么政权,如果人民连马斯洛描述的人类最低端的需求都毫无保障、毫无指望,怎么会有未来呢?

就在戈尔巴乔夫借用美国人的圆珠笔仅仅20多天后,邓小平风尘仆仆赶到祖国温暖的南方,面向北方做出了总结:“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

 

团中央完败

(文/魅力烛光)

前不久,地产大佬任志强针对沉渣泛起的“共产主义理想”提出了反对意见。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以景临(共青团中央宣传部部长)之名 ,发表题为《与任志强先生榷》的长微博,给任志强扣上了“郑重其事地反对共产主义理想”的大帽子。
任志强是个暴脾气,他当然不服,随即撰文予以迎头痛击。在这篇文章中,任志强摆事实、讲道理,引经据典,抽丝剥茧,用他一贯的辛辣文风指出“共产主义理想”的荒谬,把团中央驳斥得体无完肤,血流满地。
在文章的结尾,任志强呼吁:千万别用愚昧来欺骗年轻的共青团员们了!
今日,中央有关领导告诉任志强,景临已经将指责任志强的微博主动删除了,希望任志强也能自行删除有关指出团中央错误的文章,以免争论继续升温。
这预示着,团中央屈服了。
与其说团中央败给了一个人,倒不如说团中央败给了真理。
真理的力量是无穷的!
任志强表示,看在领导的面子上,他把微博删了。但是,他同时强调,下次再有类似的情况,仍会坚持回击。转发

任志强: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以景临之名,发表了(与任志强先生榷)的文章。心平气和的倒了一大堆脏水。赠送了我一顶"郑重其事的反对共产主义理想"的大帽子。也许这个笔手根本就没认真看过我的长微博。或许团中央应该聘用个更明白些的枪手。

一、我不反对中国共产党。至少在目前还是优秀共产党员。我的文章中没有一句反对共产党的话。只有对历史与现行政策的一些表述和看法。其中绝大多数都是党的文件中有明确和肯定的结论的。

不要以为对党的历史和现状提出批评就是反党。中共历史上有过无数次党的领导人的变更,也有过无数次党内的路线斗争。对党提出反对意见和批评最多的是毛,多少次的路线斗争都围绕着毛的领导地位而产生的。请问党内的斗争是反党还是爱党?

当党内许多人在反对四人帮时,也曾被称为反党,但结果呢?所有的右派也曾被称为反党,文革中许多不同意见者同样被扣上反党,反革命的帽子,但结果呢?周总理去世后的清明事件也曾被列入反革命事件,结果呢?

党做为一个先进组织存在,不等于每个党员都先进,也有许多腐败分子。这个组织在不同历史时期,也都有过各种问题或错误。也许有些错误是因为个别领导人而产生的,但大多是以组织名义发布的信息。这种案例还少吗?为什么就不能批评呢?"批评与自我批评"可是党的三大法宝之一啊!因为批评就被扣上反党的帽子,请问是谁在反党?

一个党员按党的要求,使用党赋予的法宝难道是错的?

中国几乎所有的人都坚决拥护党中央改革开放的政策。反对的只是还没有充分改革的那些旧的体制留下来的,不符合党的目标的政策。连党中央都在提出加速改革,难道对那些尚未改革的问题或改革不到位的问题提出批评有错吗?

二、我更不反对共产主义理想。文章中我非常明确的提出的是我也希望实现共产主义!只是问应该走什么样的路径去实现这一目标。这么明确的话,居然成了“郑重其事的反对共产主义理想”?太有些“莫须有”了吧!

我反对的是急功近利的将“共产主义接班人”的口号放在今天空喊!这会误导大众,尤其是误导年轻的一代又一代。

别用什么其他的词来为“接班人”三个字做解释。中文的博大精深并不意味着“接班人”可以有很多种的升级。我只想说共产主义是人类文明探索中的一个理想。过去的路线实践都失败了,必须要再经过几十代人的努力,寻找一条真正能实现这一理想之梦的正确的路径。

也许是通过私有产权被充分保护的市场经济让物质极大丰富成为可能;也许是通过民主法治让社会有稳定的预期和激发活力;也许是融入世界经济的共同发展;也许不是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而是共同富裕。

人类的社会发展中有无数的主义。但核心仍是如何在经济的快速增长中,缓解贫富差距太大的社会矛盾。共产主义不也是以此为基础吗?消灭阶级不正是因为贫富差距而产生的阶级吗?消灭阶级中难道不包括消灭无产阶级,或让无产阶级变成有产阶级吗?

问题在于用什么样的路径让无产阶级变成有产阶级。是用暴力革命剝夺有产者的财产分给无产者,还是承认有产者的合法权益,用开放并符合经济规律的制度,让所有的无产者都能通过劳动变成有产者!

改革开放之前中国大多数人都是无产者,但今天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从无产者变成了有产者。但制度改革中,还有许多人仍处于贫困之中。(也有非法利用权力贪污腐败的有产者)这恰恰是要靠改革解决的问题。对现行的制度提出批评,恰恰是为了推动改革!

不改革不但实现不了共产主义,连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也无法跨越。甚至可能落入中等收入陷阱之中!

三、团中央的文章中极端错误的将共产主义的目标理解为“反映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政党”的胸怀和远见,更是一种否认历史的无知!

“共产党宣言”从来就不是中国的。是来自西方,来自国际的。共产主义理想也不是来自于中国的。团中央不致于连这点基本常识都不知道吧?至少不能连自己立足的根都不承认了吧?没有了“共产党宣言”这个老祖宗岂不是忘本了?

中国共产党成立之时,是在共产国际的领导与帮助之下成立的,是共产国际的中国支部。一开始就不是代表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政党的,而是融入于多个民族,多个国家,多个政党的。花的经费中也多数来自共产国际援助。连党徽都是外来的。

共产主义在有中国共产党的那天就不是只属于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共产主义天生就是个国际的主义!能不能实现也决不是一个政党,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事。四、中华民族确实有“天下大同”的传统。但这个“天下”不是一个中华民族的天下,不是一个国家的天下,更不是一个地域或一个文化中的天下!

共产主义要的是世界的大同。但如何取得世界各国,世界各民族共同的价值观呢?这仍是个尚存在着巨大分歧的问题。

中国可以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实际结合,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但这最多也只是“中国梦”,不是共产主义!中国确实需要先解决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问题。如果中国不能向世界各国证明制度的先进性,实现民富国强,人人享有充分自由的民主权利和财产权利,如何能让世界认同,又如何实现共产主义呢?

如果中国不通过改革先解决好自身存在的诸多问题,连中国的人民都无法信服,又哪来的为“更加广泛的人们的自由和全面的发展而努力”的基础?

五、当前要解决的问题中包括团中央文章中提到的“老有所养,少有所敎,病有所医,居有其所”。而这恰恰是民众反映最强烈的愿望。

“只生一个好,国家管养老”的口号曾是计划生育的一面旗帜。但如今几千万个失独家庭的出现,却没有兑现国家管养老的承诺。养老金的复盖率仍未达到预期。老有所养还是个仍未找到解决办法的问题。也许不是用共产主义能解决的。而是要现实的研究解决。
“少有所敎”在城市户籍人口中,不管敎学质量如何,基本解决了。但在广大农村的落后地区和城市中的非户籍人口中并没有解决。也是要通过改革找到办法的。
“病有所医”更是城乡之中普遍存在的问题。医改进行了多次,至今仍在医改的路途上,不但没有结论,更是矛盾重重。白衣天使被医患关系搞得成了弱势群体。学医人数的下降将为此后解决问题带来更多麻烦。

“居有其所”与居有其屋虽仅为一字之差,却是一个难以接受的事实。保障房只能解决租不起房的群体。但无法将他们变成有产阶级。更谈不上实现消灭阶级差别了。只是个过渡时期的措施。

根本的还是如何建立一个不是完全靠国家的二次分配为主调节贫富差别,而是靠一次分配为主和三次分配补充,调节贫富差别的制度。

建立一个以一次分配为主的经济制度,才能从根本上打通上升的通道。党的文件中已经明确了建立市场经济的体制,让市场决定资源的配置,让市场决定价格。但改革的滞后,还没有实现这一制度。而要实现这一制度就必须将权力关进笼子。如果权力在笼子之外就永远不会有市场决定的权利。

没有合理的经济制度又如何实现“老有所养……”的目标?也许只是一句空话!
十三亿中国人在盼着改革能建立新的制度,解决社会中现存的各种问题。而不是在未解决眼前存在的各种问题时,空谈接共产主义理想的班。全世界也都在紧盯着中国的改革。

十三亿中国人不需要空谈什么共产主义,更希望看到的是如何跨越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不是不要一个伟大的理想追求,而是要脚踏实地的走好当前的每一步。否则不但理想不能实现,连现在已有的成果也会丢失。

改革只能前行而不能后退,早已是十三亿中国人的共识。视目以待的中国共产党如何领导中国人建立一套良好的政治与经济制度,冲破中等收入陷阱,进入经济发达的国家行列。仅以此回复团中央的榷文。千万别用愚昧来欺骗年轻的共青团员们了!

大学溃败始于老实人吃亏

 

贾少华

一所大学是否能办好,决定于这所大学的学者。老实人不一定是学者,学者一定是老实人,不老实的所谓的学者是假学者。老实人被边缘化一定是学者被边缘化,老实人的权利得不到保证一定是学者的权利得不到保证。所以,评价一所大学办得怎么样,这所大学的前景如何,只要看这所大学的老实人是不是吃亏就可以知道了。

美国的大学有许多缺点,但有一点好,那就是老实人不吃亏,这可以从他们教授的录用和教授的管理上得到充分的证明。要在来自全世界数百位高学历高成就的应聘者中胜出,世界上还有哪个职位的录用能比美国大学教授的如此录用更苛刻、更残酷?在如此惨烈的竞争中,应聘者担忧的是自己的实力不济,而不用去担忧自己太老实不会搞关系,更不用担忧因自己没有人际关系背景或者不会请客送礼而被淘汰。应聘者任何不老实的行为只会加速自己的失败,这就是美国大学教授录用中的铁律。美国大学教授的管理,那就更体现了对老实人的尊重和保护。美国大学的教授是“终身制”,一旦成为教授,教授可以炒校长的鱿鱼而校长就没法炒教授的鱿鱼。但也有一种例外,那就是犯“不老实”错误,特别是犯师生情感和学术诚信上“不老实”的错误。正是这种“老实人不吃亏”的制度设计,确保了美国大学在全世界绝对的领先地位,而且还将越来越领先。

老实人吃亏,其本质上是大学失去了公平公正的治理。没有了公平公正的治理,大学也就走向了溃败,就像一个人得了癌症。

老实人吃亏,小人必得志。老实人吃亏的环境,充斥的是小动作、拍马屁、请客送礼、裙带关系、帮派体系。在此环境,得心应手、游刃有余的除了小人还会是谁呢?被认可、被表彰、被重用的除了小人又会是谁呢?时闻“带病提拔”,这就是小人得志的佐证。说白了,“带病提拔”也就意味着无病者得不到提拔。更为可怕的是“带病者”成为单位治理的主体力量的时候,“小人生态”又会越加完善,小人的得志与疯狂自然越加变本加厉,“带病者”又会有更多的发展机会和空间。“小人生态”孕育的一代代小人,一代胜过一代,老实人、真正的学者必然难有立足之地,大学自然也就成了“带病”跳梁小丑为所欲为的大舞台。

老实人吃亏,好人变坏人。当然学校还是老实人多好人多,为官做事的也不都是“带病者”。知识分子讲尊严讲人格,鄙视搞关系拍马屁,对请客送礼有着天然的厌恶和恐惧。但是,人也会变坏,也会变狡诈。谁是教唆犯?是不公正的行为,是不公正的治理。接连受到不公平的对待,适者生存的启示,趋利避害的本能,会让一个善良的人被迫走上邪恶的路。久而久之,好人也就变成了坏人。世风日下,是因为没有了公平;道德沦丧,是因为没有了正义。不公平是“坏之源”!既仇恨官又羡慕官,既排斥奢侈又热衷奢侈,既痛批造假又不断造假,既厌恶关系又追求关系,既痛恨腐败有埋怨自己没法腐败,这样的大学老师是个例吗?要始终当一个老实人,太难太难!

老实人吃亏,信任无基础。黑哨存在,比的不是本事,比的是奸诈。成果获奖、论文发表、职称晋升、先进当选,等等,代表的是什么?不能说全部,但也不能说是少数,一定代表了“搞定黑哨的本事”。老实人吃亏,就是因为黑哨太多。胜负优劣决定于黑哨,人世间的一切都变得不可信。有人一定会说,不会有那么多黑哨吧。多还是不多,局外人不清楚,“参赛者”最明白。还有“参赛者”相信裁判不是黑哨吗?如果相信,为什么关乎个人的事都要千方百计托关系找门路?沙漠中还有绿洲,再不公平也一定还存在公正的裁判。问题是,“假作真时真亦假”,即使是绿洲也被当成了沙漠。不再有对组织、对权威的信任,兴起的自然是人情、关系和对道德法律的践踏。

老实人吃亏,消解真善美。国家、政府、主管部门对大学存在的问题比谁都看得清,也比谁都急于去解决。文件年年下发,会议接二连三,检查评估始终不断,内容不可谓不正确,措施不可谓不坚决,但是效果总是不尽人意。如果有效,为何还要重复不辍?学校内部也还是有积极的力量存在的,但同样“无可奈何花落去”。这是为什么?这是因为,公平公正是一切政策法规伦理发挥作用的前提。没有了公平公正,真善美失去了存在的基础;没有了公平公正,政策法规失去贯彻落实的载体;没有公平公正,一切旨在影响人的心灵的教育都成了多余。一个没有公平公正的校园,纯粹就是一个能够吞噬一切教育力量的黑洞。不公平是消解一切真善美的祸根。相反,有了公平公正,老实人不吃亏了,就可以省掉绝大多数的文件、会议、评比、检查和组织机构,也同样可以省略绝大多数关乎人的纪律、品行的教育活动和课程的开设。无视公平公正,一味的纪律约束道德规范,统统不过是癌症晚期的化疗而已。

老实人吃亏,只剩离心力。老实人吃亏,也不见得会给谁带来多大的幸福。得志的小人,看似捞到了好处,但代价很大,付出的不仅是陪吃陪玩的时间和建立关系的金钱,付出的还有做人的尊严,而且不知足爱攀比的本性始终会让自己觉得是吃亏者,总会觉得还有人比自己捞得更多。握有权力的人,也无幸福可言,既忙碌又讨骂,黑哨的胡作非为必然招来包括受益方在内的绝大多数人的鄙视和唾弃。没有公平公正的组织,是一个没有凝聚力的组织;老实人吃亏的校园,是一个没有向心力的校园。在这样没有公平公正的组织或校园中,人人不满意,人人有意见,人人发牢骚,人人盼望出事,人人幸灾乐祸。最大快人心的事也是人们渴望的就是黑哨出丑或出事。

人可以生病,但不能患癌;学校可以有缺点,但不可以让老实人吃亏。老实人吃亏,没有公平公正,大学必定走向系统性致命性的溃败。

中国学界十大怪象

 

来源/转载自:社科学术圈 编辑:学妹


1粗制滥造,拼凑抄袭

轻者将同样的内容通过不同的“组装”,多次发表,或者七拼八凑反复编教材,严重者有针对地与局部地剽窃、抄袭,明目张胆与改头换面地剽窃抄袭也不鲜见。

2造假浮夸,虚假引进

伪造数据,发表假论文,或者夸大自己在国外的成果,哗众取宠,欺世盗名﹔突出本部门等小团体利益,虚报成就,甚至不惜“谎报军情”,骗取经费。百万年薪引进海外全职人才,借此申报项目,获取经费,但这些学者在国内时间屈指可数。

3跑部钱进,钱权交易

教育部、科技部、中宣部等学术主管部门掌握所有经费的分配权和项目审批权,各高校和研究机构的领导和学术带头人的任务就是专跑「部门」,获取经费﹔政府部门的各级领导也借此「攻读」在职的硕士博士,教授们也为之权宜处理,降低学术要求。

4近亲繁殖,学术乱伦

许多高校在招收研究生时,对外来的报考者一律从严,而本校和本系的报考者却宽松许多,美其名曰「肥水不流外人田」,况且本校和本系的老师读博士还可以提高本校和本系教师的学历水平和业务素质,教授们也乐意带熟识的学生。

5师生一气,互相利用

学生需要老师关照,需要得到老师认可﹔老师利用学生做廉价劳动力,做项目,写论文。学生要借老师的名气发表论文,老师也乐意在学生论文上署上自己的名字,以充成果评职称,结果学生拼凑抄袭事发,老师也跟着倒楣。

6内定奖项,关系评审

从项目申请到成果评审,以及职称评定、院士评选,不是看科研成果,而是看关系和活动能力,如「汉芯」就靠运作获取科研经费﹔评审不透明不公开,不少奖项的候选人既做裁判又做参赛者,或者评委与获选人结党营私、瓜分利益。

7买卖论文,互搭便车

不仅社科界,科技界通过权力和金钱请他人代笔也比比皆是。学术期刊发行增刊,交钱即可发表论文。朋友、父子乃至师生之间相互关照,发表论文时连带署上别人名字,对自己也没什么大的损失,下次别人发文章时照例回馈。

8热衷社交,注重创收

不重学术,重权术,热衷社交,攀附权贵,以拿到项目获取资金﹔不重教学,重创收,频繁外出授课、演讲、做兼职,名教授每小时出场费动辄上万元。

9学霸横行,排斥异己

从中央级研究单位、各学科领域,直到各院系专业,很多学术权威或学术带头人成为该院系或该领域的「学霸」,即根本不允许学术批评存在,搞一边倒的学术颂扬,结果只手遮天、结党营私,而对于异己则打压排挤。

10派系恶斗,互相倾轧

学霸之外,便是各高校和科研机构的诸多派系,各部门各院系内部也有不同的派系。派系之间不单是学术上的分歧,更多的是行政权力和项目利益上的争夺,彼此之间互不买帐,互相倾轧,彼此拆台,结果往往是两败俱伤。

本文由社科学术圈根据网络整理,原作者不详,版权归原作者所有。转载文章不代表学术中国立场

周其仁:中国经济高位下行的根本原因

 

如何来理解这个“高位下行”。如果你不理解“高位下行”就不能很好地对付它,那样就会更难受。“高位”是怎么来的?这样一个大国,经济增长10%以上、11%以上、12%以上,反正战后没有看到这样的数。这是不是我们中国人自己的努力呢?当然首先是这一点,包括在座的各位。然而,这也不仅仅是中国人自己的努力。

中国人一直很努力,包括在改革开放前,有了劳动积极性,却没有充分发挥。但是,为什么过去没有这么好的经济成长的成绩呢?这种“高位增长”有一个很大的坑,这是一个巨大的、全球化的势能的释放。所以,这不完全是由于中国人自己的努力,而是中国人努力放在全球舞台上的评价所带来的。我们在过去很长时间内不做这种评价,关门、封闭、冷战,关门、底子薄,就导致了长期贫困。

我们现在才理解,开放对于中国多么的重要。一个农民就是收入低,一个工人的收入也低,实际上就是成本低。关起门来却成本低,白白低了一回,关门就只是中国公司自己之间的竞争。而开放后,就成了全球评价,中国人、中国产品、中国工人、中国的工程师、中国的管理者、中国的企业,都在全球舞台上评价,这一评价释放了一个巨大的势能。

这是为什么呢?冷战以后,这个世界上有另外一个海平面。战后以工业化最发达的7个国家为代表,他们都不关门,互相投资、互相贸易。所以,在中国加入全球化之前,国际贸易主要是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国际投资主要也是发达国家之间的投资,他们打成一片。紧接着,战后的技术革命、和平环境,让这些国家升到一个很高的水平。而我们关起门来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这个都没错,错的是搞阶级斗争。人家没有搞这一套的,就上去了,其参照性就变了。

什么叫工人、蓝领?他们一年收入应该是多少?我们不知道。我们只知道我们的工人,多少年来都一个月50块人民币。虽然全世界的工人、蓝领在名义上都是相同的,但这个世界就是这样,一开门我们才发现,同样是蓝领工人,同样是干活的,有人竟收入这么高。我们看过很多发达国家的公司,人家就生在发达国家,就是念完书以后到公司上班、买房买车,他们生产一个产品就是这个价格,这个价格里就含着工人收入,含着资本的回报。

这完全是两个海平面,冷战造成的这两个海平面相差多少?拿中国的参数来看,他们人均收入是我们的100倍。1980年我们说要在2000年翻两翻,达到人均800美元,没翻之前是200美元,一翻400美元,两翻就800美元。

在我们人均200美元的时候,美国是多少呢?美国是人均13500美元,这样算虽然不到一百倍,但是别忘了还有收入分配。我们是穷国,要搞知识积累,所以我们落到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口袋里的钱,要比美国收入分配落到个人口袋里的钱要少很多。我们要挤出钱来勒紧裤腰带搞国家积累、搞两弹一星。所以,在个人收入方面,不要说农民对于农民,就是制造业工人对于工人跟人家都差80倍到100倍。

1979年修建广州白天鹅宾馆,是由于改革开放引外资进来,不能请对方住招待所,一定要有标准的hotel。宾馆里所有的硬件,甚至连水龙头都是进口的,厨师也是从香港请的。一个香港厨师来工作,工资相当于100多位中国员工薪水的总和。相差一百倍的工资也得付,人家不来,我们就只能继续穷下去。世界就是这样的一个秩序。

邓小平的开放起了什么作用?他把两个海平面之间打了一个通道,当海平面不一样中间不通,势能就不能释放出来,而一打通通道,实现对流,资本技术哗哗地就到中国来了。为什么资本会进来呢?这是边际生产力率的变化。同样的资本,跟美国年薪几万美元的工人结合,或是到中国来,报酬哪一个高?这就是外资逐渐地进入中国的一个基本经济道理。

当然,在这个过程中,环境要改善,观念要改变,法律要修正,“批资本主义”要去掉。当时,我们这个地方只想来一点外资,跟我们劳动力结合;来一点技术,改变我们的落后,让中国发展快一点。谁也没有想到,中国会有这么大的产出可以出口。1980年,中国这么一个出口额99亿美元的出口大国,出口产品主要以资源性产品为主,包括大庆油田开发的石油,当时石油在国内没有什么需求,像是抓一个大龙虾出口,中国人舍不得自己吃,而是用外汇来买设备。这个是当年中国跟国际的来往方式。

外资、技术、商业模式、想法等一进来,再跟中国的工人、知识分子,企业家一结合,是会有这么多的东西的。上海洋山港现在是第一大港,我曾去访问过,那个老总90年代到鹿特丹学习的时候,简直就是吴下阿蒙,什么都看不懂。看到国外这么发达的港机,他跟我讲,他当时就在想什么时候中国的上海港也能有一台;现在你去洋山港看看,一两百台排成一条线,单位速度第一,总量世界第一,超过新加坡港。那用来运什么东西呢?“Made in China”。

为什么中国会变成了世界的工厂?我在人大上学的时候天天听的就是十亿人口八亿农民,这就是中国国情。把农业变成制造业,变成多少亿产业工人,这个是开放的结果。

一开放,有现成的市场;一开放,有大量的资本进来;一开放,我们可以学到过去难以学到的东西,这是高位增长最重要的一条。其标志事件是:1999年,中国签WTO,5年预备期,2002年中国正式成为世贸组织的成员。

随后,80年代以来改革开放的所有成果就在这个档口爆发。我们从多少年来的可怜流量的贸易国家,变成世界上最大的贸易生产国家,在危机冲击之前,我们贸易顺差相当于GDP11.7%,达到了最高。而创造外向主导模式的,当年是日本,日本最高的时候顺差占其GDP5%。

所以,高位增长是有一个由来的,是有中国人努力的原因,但这个努力是放到了全球评价、高海平面评价上才带来的高位增长。同样一个东西,美国工人做,是个什么价?这个其实我们自己算过,20年、30年我们的增长速度很高,但没有把父辈的积累算进去,其实我们前一辈穷了很多年。50块、60块拿了很多年,我们都没有算过。把这些一起算上,其实没有那个奇迹。

三种力量促使中国经济高位下行

冷战、封闭让改革开放发生的很晚,到1980年才开放,而一开放就把战后形成的这个全球化的势能释放出来,这就是高位增长的主要原因。那为什么又下行了呢?

首先,高度依赖全球市场。这能不受全球需求的影响吗?我们好多的时候进出口相当于GDP 66%、67%,而大国没有这个数。这样,美国经济一旦出事,我们怎能不受影响?2006、2007年,出口影响20%、30%,到了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影响一来,下跌20%,里外里50个百分点,这个是当年为什么4万亿放到经济里面去,却没有见效。

因为美国进口一萎缩,我们的出口就萎缩,沿海、农民工、GDP、财政、稳定,全部都会有问题。再拖一拖,4万亿加上9万亿的信贷,一下就爬上去了。但是,我们经济毕竟主要是靠对外的,而国际经济就根本没有好转。虽然,美国政府的救市让美国没有陷入1929年、1933年那种大危机,因此我们就以为还“有戏”,但其实是欧债出了问题。

出什么问题?政府出了问题。这个对于全球信心打击非常大。市场出问题政府救,那政府出问题了谁救呢?只能熬,但这一熬就没有头了。所以,欧债危机对于全球的投资经济发展的信心冲击比美国金融危机还大。中国作为一个后起的国家,全球化能够得到好处,但全球化受挫的时候也会首当其冲。这是把经济拉下来的第一个原因。

第二个原因:大量行政手段进入经济体。由于经济连年的高速增长,我们就得调控。上一届政府忙了10年,基本上都是忙调控:房价,地价等。为什么呢?这有个宏观环境。美元进来了、顺差进来了、外国投资进来了。美元在中国不能花,花人民币要跟谁兑换?当然是跟商业银行换。商业银行都是变成了美元在投,这怎么在中国做生意?这就要在外汇市场,把美元投换成人民币。

这个过程中,我们这个高度依赖出口的国家就是产生了一个政策目标——要求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稳定。人民币在中国都是成本:雇工人、交税,买电,都是用人民币,做出来的产品出口,要美元起价,人民币对于美元升一分钱,出口企业成本压力就是上来了。

2010年,我跟任正非在达沃斯论坛聊过一次。他说对于他的企业已经有很大的收入来自于国际市场,人民币兑美元是不得了的。由于华为的设备在全球的生产基地还是中国,成本是人民币做的,产品是美元计价。

人民币对美元一升,那么中国政府、央行就要维持人民币对于美元汇率的问题。维持这种稳定就有代价,什么代价?进来1美元,你说我汇率稳定,7块对不对?那7块人民币就出去,你要变成6块出去就是升了。可是进来不是一块美元,一天进来好几十个亿美元,每天这样进。

所以,我们大量的基础货币,跟商业银行去换汇,就变成了国家外汇储备。国家外汇储备一条线地往上升,看起来很好。朱镕基到北京的时候,中国外汇储备只有180亿美元,来了以后搞了汇率并轨一年增加320亿美元,这就是500亿,后来很快就是5000亿、1万亿、2万亿、3万亿、4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

这个机制是什么机制?主要都卖给央行。央行拿什么买?拿基础货币买。这样,基础货币就进入了市场,中国就进入不差钱的时代。货币太少了是不行的,太多了也是要出问题的。货币供应超过了商品资本服务的增长,物价就是涨。这个热那个热,这个涨那个涨,这样就要调控。不调控好多中国人就过不去,因为他们工资没有涨,消费没有增长怎么受的了。

而调控,在我们这个转型的体制,说是以法律和经济手段为主,实际上做不到,一定要用大量的行政手段。行政手段这个东西,中国是个政府非常强势的经济体。你说好就是好,你说问题他就是问题。一调控,行政部门一起上,一个部委发文件不管用,五个部委联合发。增长太快出问题,就要勒制,要控制房价、控制地价等。我们这个行政控制就是进入经济体,这个东西是有很强的滞后性。

为什么呢?因为为了宏观稳定要加强调控,到了下面的部门、处,这些都是有权利的,就需要各种审批,不要小看审批这个事情,这是会上瘾的。这是我们国家高速增长当中的一个代价:大量行政手段进入经济体。高速增长没关系,可一下行就发现,到处装着刹车、吸铁石,到处都在消磨企业家精神。由于过去穷,不办企业不可以;而现在都生活过得去,办企业太麻烦,企业家的斗志就下来了,企业家精神就被衰减了。这是把经济拉下来的第二个原因。

第三个原因,中国是债权经济而非股权经济。特别像中国这种经济,如今改革改了30年我们还是间接融资为主、银行为主。而银行就是一个债权,这个债权为主的经济就是上去下来都是会放大。

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债务是一个杠杆。经济热的时候,大家都是对未来看好的,借贷需求非常的旺,因为物价都是在涨,物价减掉以后真实利率是负的,谁借钱谁合算。借了钱买房,房价涨的都会超过利息,很多家庭都懂得这个道理。借钱买资产,资产涨得快,是很合算的。

这个杠杆作用在好的时候会放大,而坏的时候,物价指数一下来,名义利率哪怕不变,真实利率就迅速转正。这是现在很多企业和地方困难的根本原因。股权为主的经济体没有这个问题,股权这个东西放进去不能退,好就是分红,不好就是一起赔,这是股权为主经济的特征。

但我们是债权为主,好的时候会比好还要好,而差的时候呢?最近很多的行业财务成本上升,所谓财务成本大部分就是还债。很多人为什么跳楼了,就是想不通自己怎么借这么多的钱。他们忘记了好的时候借钱是很划算的,但市场一翻脸就发现借了很多的钱。因为曾经利率是负的,而现在利率转正了,很多的行业、企业都被顶的很难受。我所讲的就是以上这三个力量把中国经济拉下来。

文章来源:和讯网,摘自周其仁在华夏基石十月管理高峰论坛演讲文章(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本篇编辑:方立

梁晓声:我不能忍受认为“不如回到那个时代”的人

 

对现在不满就想回到过去的话,那就是二百五。

我们现在的社会是一个问题多多的社会,不过还有救;但是80年代以前,不能找出任何一种救中国的方法和依据。

我们都曾记得,80年代初我们花了很大的力气,把一尊神像从神坛上请了下来,结束了一个神化的时代。现在我感觉到又有一种思潮,似乎要重新把这尊神送回到原来的神坛上。如果十年之后的中国真的再回到当初那个样子的话,那我要么移民,要么自杀。

无论我对现实做了何种批判,都不意味着我认为80年代以前的中国反而更好。

我写的是:如果我的学生卷入今天的极左思潮,我将和他结束师生关系;如果是我的朋友,我将与他结束我们之间的友谊;如果是同事的话,老死不相往来;如果是爱人的话,我将收回我之所爱。我不能忍受的是,经历过那段时期的人说出“还不如回到那个时代”这种话。

如果说从前的我对中国是悲观的话,今天的我对中国是乐观的。我们一方面看到网络上这种郁闷和愤懑在增长,而在这种增长的过程中,我们也看到了理性的声音也得到了成长。以前我们叫“老百姓”,现在我们是具有公民意识的“公民”,这都是进步。这种公民意识迫使各级政府改变从前的思维方式,从不情愿的顺应到习惯性的适应,这两个状态在对冲中不是相互消减的,而是共同上升的。

上世纪80年代以前是极度悲观的,粉碎“四人帮”如果晚两年的话,我估计也会撑不下去的。

在网络产生之后,我才渐渐乐观起来。准确地说,是从2000年以后。我不用上网,看电视就能知道网络的力量。很多电视新闻节目都会引用网络上的东西,我虽然对很多网上的东西不感兴趣,但是我非常肯定它的力量。

任何事情都要用最基本的人性常识去判断,现代社会最可怕的观点是“反正没发生在我身上”。你们说从前很不好,但是没有发生在我身上;你们说今天比以前进步了,但是我觉得今天不好。如果一个人是这样的话,这个国家该怎么办。现在的这种回潮似乎越来越强势。

对现在不满就想回到过去的话,那就是二百五,过去难道不比现在更苦吗?对今天不满的话,就去改造今天,而不能是回到过去。
        我曾经说过这样一段话:即使刀搁在脖子上,作为一名知识分子,我也不能像有些人那样去说西方的自由、民主、博爱、平等都是虚伪的。

当你对现代的社会有情绪的时候,很可能就跟着别人说从前好了。但是我们经历过那个时代,我们不去说,谁去说?那个时代不是理想国,这是毫无疑问的,所以我要做这个事情。我们不能那么健忘,我们说别人健忘的时候,说别人不以史为鉴的时候,应该反思一下自己。
罪孽深重的文革

本不想再写关于文革的话题,因为这个话题很沉重,但有些网友打上门来为文革鸣不平,只好再写几句权作回复。四十多年前的那场“文化大革命”是人类历史上的空前浩劫。当红色风暴席卷全国时,中国人灵魂深处也在进行着痛苦的“革命”,这场风暴造成的不仅仅是经济崩溃、文化浩劫、社会倒退、政治封建化、人民奴才化,更主要的是种下了今天礼乐崩溃、道德沦丧的祸根。在假、大、空、虚的宣传机器包围中,在强大的专政机器压力下,人们摒弃了良知,丢掉了羞耻心,选择了说假话,变成了人云亦云、跟风逐浪,凡有独立思想、自由精神、敢于说真话的人都被变成了“人民的敌人”。那是一个红色恐怖的年代,那是一个不堪回首的岁月。

语言是上天赐予人的特殊功能,人们靠它与社会沟通,但我们不能说真话,说真话有性命之忧;不说话也不行,是“只埋头拉车不抬头看路”的落后分子。所以必须昧着良心说假话,假话说一百遍就当真的了,人人都避免不了有意无意地做坏事。人人都变成了是非不分、黑白混淆、本末倒置的糊涂虫。

对根本就不知道“文革”到底是怎么回事的年轻人来说,他们以为文革的所谓大民主是政治的进步,殊不知,名义上的“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给人以民主的幌子,其实“红卫兵小将们”只能响应伟大领袖及其代言人中央文革的号召去攻击他们指定的政敌,谁要是胆敢写文革成员或毛身边人的大字报就是现行反革命分子。当今的年轻人靠一知半解就投入到维护极左理论的行列当中,错不在青年,而是因为当权者正统宣传中为维护领袖的光辉形象仍然不敢正视历史,生怕过去的谎言被戳穿。

政治运动和残酷斗争的直接危害就是培养了一大批“革命”的两面派,培育出了几代奴才,他们只能以假面孔示人,他们的精神支柱就是那尊“神”。他们一定要匍匐在“神”的面前,尽管那尊“神”的光辉已经褪去,尽管他的谎言正在被戳穿,尽管他坏事做绝却也丝毫不影响人们对他的崇拜。习惯了半主半奴身份的人们对自由、独立、民主、法制还很不习惯。不得不承认,意识形态宣传取得了巨大成功,他们极其成功地让社会成员在心目中将国民党与腐败、反动、不抗日、屠杀人民、祸害国家等等罪恶滔天划上了等号;成功地将旧时代与贫穷、落后、饥饿建立起了逻辑关系;成功地将民主政治与腐朽没落、金圆政治挂上了钩;成功地将领袖塑造成了“神”。所以那个刚直的陈毅在文革中就曾预言文革的毒害至少还会影响两三代人。

当今权贵们对文革半遮半掩,源于他们不能缺少精神支柱。一旦文革被彻底清算,当文革发动者彻底被扫下神坛,他们那没有自由思想缺少独立精神的红色封建卫道士的灵魂将暴露在世人面前,他们用伪道德观衡量和约束别人的本来面目将会被识破,如今全社会礼乐崩塌,道德沦丧的罪魁祸首非他们莫属。当天赋人性的价值观被人民开启,必将极大地威胁到他们的独裁政权和经济利益。那是万万使不得的。文革的遗毒在被人为地延伸。

所以现在大部分中国人,仍如惊弓之鸟般地对政治忌讳莫深,仍把真话藏在心中,不敢当面指认裸奔的皇帝没穿衣服。文革造就了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全体虚伪的民族。文革是人类社会发展史上最不可思议、最黑暗的逆流,其罪孽深重到无论用什么语言批判都不为过。

叙利亚问题来龙去脉

网文

一、现在到底啥状况?

我们先从最眼前说起。最近叙利亚难民危机再度吸引世界的目光,那么现在叙利亚国内到底是什么情况?

现在在叙利亚国内主要有三方势力,分别是巴沙尔政府、反对派和极端组织“伊斯兰国”。目前,三方势力你来我往,陷入“你吃不掉我,我也吃不掉你”的局面。就军队数量、武器装备而言,政府军仍是战场上最强的一股力量。有分析人士认为,连年战乱导致叙经济凋敝、兵源紧张,政府军略显疲态,在一些地方吃到败仗,实属正常。按照一些西方媒体的解读,巴沙尔政权为了更好地保护其核心区,而对一些地区作出了战略放弃。

反对派方面,尽管“全国联盟”依旧在西方和一些海湾国家眼中是叙利亚反对派的唯一合法代表,但是在叙国内其实是一盘散沙,组织机构散漫。目前与叙利亚政府军角力的主要是以“支持阵线”为首的反对派武装,包括“沙姆自由人”、“叙利亚自由军”、“伊斯兰军”等等数十个大小不等的武装力量。

总体而言,叙利亚战场上基本呈现出“三足鼎立”的状态。叙政府仍控制着首都大马士革——霍姆斯——拉塔基亚一线,这里也是叙利亚人口最集中的地区;以“支持阵线”为主的反对派武装,主要以北部伊德利卜省为据点,在叙全国多地均有活动;“伊斯兰国”则占据叙利亚东部的大片土地,虽然大多为沙漠地区,但叙油田主要集中在东部的代尔祖尔省和拉卡省,加之“沙漠新娘”巴尔米拉的丰富文物,为之提供了不少经济收入。

下面这张图就是巴尔米拉古城遗址。位于叙利亚中部,周围均是沙漠。上千年来,帕尔米拉一直是连接美索不达米亚和地中海沿岸的吵闹忙碌的商业城市。该城在大马士革东北部,直到今天它依然是一处价值非凡的人类学遗址——人类学家2008年在该地发现叙境内最大的古代基督教教堂。

但令人痛心的是,今年5月帕尔米拉落入了“伊斯兰国”手中,再一次陷入悲惨命运。“伊斯兰国”摧毁了这座拥有2000年历史的叙利亚古城。8月“伊斯兰国”武装分子在网上公布的摧毁叙利亚帕尔米拉城古迹“巴尔-夏明神庙”的视频。爆炸产生大量黑烟并彻底摧毁了残存遗迹。“巴尔-夏明神庙”建于公元一世纪早期,用于供奉腓尼基神灵。巴尔米拉古城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遗产,其中有大量古罗马古城市遗址。

说完了现实,接下来看历史。

二、叙利亚的前世今生

先来看看叙利亚在哪儿?然后,我们来了解一下叙利亚这个国家的历史。

叙利亚的文明史可以追溯到4000多年前,由于地处欧亚非三大洲交界的丁字路口,在历史上扮演过重要角色的赫梯、亚述、巴比伦、埃及、波斯帝国、马其顿帝国、罗马帝国、塞琉古帝国都曾在此留下重要的活动痕迹。从公元前333年亚历山大大帝击溃波斯帝国占领叙利亚之后,这里在大约1000年的时间里属于西方。

叙利亚是基督教的发源地和传播中心。最早进入中国的基督教派景教,即为起源于叙利亚的基督教聂斯托利派。现藏于西安碑林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记述了景教在唐代流传的情况,上面就有1780个汉字和数十个叙利亚文,西方学者将其列入“世界四大名碑”之一。

公元636年,阿拉伯人征服叙利亚,这是叙利亚历史上的一个重大转折点,从此叙利亚开始阿拉伯化和伊斯兰化。661年叙利亚总督穆阿维亚夺取政权,定都大马士革,建立阿拉伯帝国的倭马亚王朝,中国史书称其为“白衣大食”。继承倭马亚王朝的是阿拨斯王朝,也就是中国人说的“黑衣大食”。9世纪下半叶阿拨斯王朝衰微以后,叙利亚成了各种势力争夺的焦点,你方唱罢我登场,占领过它的王朝可谓五花八门,拣名气大点的说:有被中国人称为“绿衣大食”的由伊斯兰教什叶派建立的法蒂玛王朝,有塞尔柱突厥人建立的塞尔柱帝国,有罗马教廷组织的十字军,有抗击十字军的英雄库尔德人萨拉丁建立的阿尤布王朝。1259年,伊尔汗国的建立者、拖雷的儿子旭烈兀分兵三路侵入叙利亚,占领大马士革。次年春,旭烈兀得知蒙哥卒于四川,于是留大将怯的不花继续西进,自率其余军队退回波斯。九月﹐怯的不花军被埃及的马木留克王朝击败,退出叙利亚。

直到1516年被纳入奥斯曼帝国之后,叙利亚才消停了400年。一战后,奥斯曼帝国瓦解,阿拉伯人准备在叙利亚建立一个独立国家。但是在欧洲列强的干涉下,叙利亚沦为英法等国共管。二战时,欧洲诸强自顾不暇,无力对殖民地进行有效控制,1944年,叙利亚宣布脱离法国维希政府。而今天把叙利亚开除出去的阿拉伯国家联盟,还是1945年叙利亚和埃及、约旦、黎巴嫩、伊拉克、沙特阿拉伯、也门发起成立的。1946年4月7日,叙利亚正式独立。

叙利亚自视为“阿拉伯民族主义跳动的心脏”,以统一阿拉伯世界为己任的阿拉伯复兴社会党最早就是在叙利亚创建的。所以,叙利亚比较热衷于把阿拉伯国家往一起攒,50年代中期,它先后与埃及和沙特签署《共同防御条约》,形成开罗—大马士革—利雅得轴心。1958年,叙利亚甚至不惜放弃主权,与埃及组成“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然而这个一统阿拉伯的尝试只是昙花一现,只维持了三年就宣告解体。

因此,叙利亚最不能容忍从西亚到北非遮天蔽日的阿拉伯世界竟然点缀有一抹异色。1948年5月16日,以色列建国后第2天凌晨,阿拉伯联盟的埃及、约旦、伊拉克、叙利亚和黎巴嫩军队相继进入巴勒斯坦,第一次中东战争爆发。这一仗由于美苏的干预,阿拉伯人没打赢,而叙利亚是最后一个和以色列签署停战协议的。此后,叙利亚进入了一个政治震荡期,据统计,从1946年到1970年,一共发生了21次政变。

直到1970年哈菲兹·阿萨德上台,叙利亚变成一个地区性强国。

另外,有人更简洁地总结了一下叙利亚的历史:叙利亚地处中东,地中海东岸,历史悠久,是文明古国的发源地。6世纪前是基督教的发源地和传播中心。7世纪后,阿拉伯世界扩张,成为伊斯兰世纪的一部分。曾经是法国殖民地,1944年宣布独立。

近代历史上,叙利亚和埃及搅过基(1958-1961,阿拉伯联合共和国),1961又年独立。和白头鹰的好基友【以色列】有血海深仇,1967年阿以战争叙利亚戈兰高地曾被以色列占领,两国至今就领土问题吐口水吵架。为此,西方世界一直认为叙利亚是支持恐怖主义的邪恶轴心。

中共崩溃论渐形华府民国为备胎

 

据报道,美国两岸问题专家承认,美国外交学界对于是否应当继续保持对中国的接触政策,而改采用更强硬的遏制政策,现在有越来越严肃的辩论,而这种辩论难免会影响到美国对台湾的政策。美国国务院给外人看起来是亲共的,而国会则有强大的「亲民国(台湾)」传统,有一个二三十号重量级参议员众议员组成的「守护台湾联盟」。美国众议院外委会亚太小组主席邵建隆就称美国的「一中政策荒谬」。从双橡园升中华民国国旗开始,美国与台湾重新建交好像变成不是空穴来风。

美国《国家利益》杂志今年3月2日发表题为《为中共的崩溃做好准备》的文章,罗列了为应对中共崩溃美国政府应当采取的措施。美国直面中共崩溃论,意味着美国必须扶持民国重新治理大陆,以作为后手。美国看起来在复兴另外一个中国,以应付大陆这个中共的崩溃。若干重量级的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包括沈大伟、马若德、洛德近来都发表中共崩溃论。

中共崩溃是美国对华政策必须面对的现实。国际社会不想动中共,就等着他垮,中共一垮,原来的民国就复兴了。大家都在等中共垮,所有的人,包括中共高层,所以习近平惟恐「无一人是男儿」。等就没动作,而对于习近平访美,是要应付的事情。美方在应付习近平,而习近平在台湾问题上坚持「九二共识」,访美时就要在美国逐渐偏离支持「九二共识」的立场上扳回来,回到原来轨迹,将极可能在2016年执政的民进党纳入约束。

 

(共)党史-有些就是不能对老百姓讲


陆网文,不能证实真实性,供参考

中央党校党史教研部学习习近平讲话座谈会纪要 2010年7月24日
主持人 :石副校长;参加人:罗,王,李,冯,任,郭,韩,王,胡,谢,程,陈,柳,曹等教授,博导14人。
主持人:我校校长,政治局常委,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同志 月 日在我校的讲话极为重要,为我们今后的党史教学与研究 ,宣传与出版工作指明了方向,制定了原则,指出了道路。今后,我们一定要明确方向,遵守原则,走上正路。大家知道,今年来,我们在如何对待中共党史问题上出现了一些混乱,主要问题是是否要把我党历史上的一些有争议的事情搞清楚,有争议的问题怎样评价,教学中讲不讲,对社会上是否透露 ,是否出版,是否允许我们的教员接触机密档案材料,是否允许采访当事人,能否作为科研课题,算不算科研成果,是不是与个人职称待遇挂钩等等。我看习校长的讲话把这些问题基本上都解决了。我们的一切工作就是要坚定不移地维护党的利益,维护党的领导地位,要做到这两点,我们要做到凡是有损我党光辉形象的事坚决不想,坚决不说,坚决不写,坚决不做。下面请同志们发言。
罗:我是坚决拥护习近平同志的讲话精神的,特别是在我们党校,不是一般的党校,是中央党校。我们的学员不是一般的学员,都是我党的中坚骨干分子。我们的任务就是让这些学员更中坚,更骨干,让他们相信我们党从成立那天开始就是三个代表,近八十年来大方向一贯正确,这一点绝不能含糊。如果有学员问到历史上的某些问题,特别是一些负面东西,我们怎样回答?我想,就讲是某些人的失误,是一时一事,我们党也有个学习过程。还要强调个别的机会主义分子,野心家也会干扰我党的大方向,但我们战胜了他们,更说明我党的伟大光荣正确。
王:我们党史中的一些史料就是不能对老百姓公开。为什么?不是说群众有知情权吗?对,那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我们党也有保密权。哪个国家,哪个党都有不能公开的秘密,而且不许探听。个人有隐私权,党也有隐私权,不能侵权。我们党的一些隐私如果让老百姓知道了,肯定会造成思想上的混乱,会怀疑我们党执政的合法性,那就乱了。一乱,社会怎能和谐,经济怎能发展,老百姓生活怎能提高?最明显的例子就是89年那场风波,我们就是不能再讲了,因为说不清,非要讲就是揭伤疤,更疼,还要流血。我们不讲,你们看,这二十年发展得多好。父母不讲,学校不讲,青年人不知道,这对大家都好。还有,59,60,61年三年困难时期,你要是正式告诉老百姓我党执政时期,三年里饿死三千八百万人,成千上万的村庄成了无人村,哪还了得了!比日本人杀中国人还多,还省事,还省时,还省钱,还不用牺牲自己人。老百姓听了这些非反了不行。所以我们讲党史要有底线,越过底线就犯规,就要受惩罚。习近平同志的意思也是这个。
任:我就是不明白为什么有些人非得要将历史上的事情搞得清清楚楚,加上自己的结论,还非得要出版,要讲课。我们说要向前看,不要再纠缠在历史旧账上了。不说,对大家都有好处。中国人聪明,表现之一就是认识到一个真理“难得糊涂”。在座的各位领导,博导,教授,我们是党校党史教学科研人员,我们的利益与党的利益紧密相连,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我们都有了精神方面的财富,有高级职称,有社会地位。我们的物质财富也比二十年前大幅提高,住房,汽车,家电,假期,医疗保障,有存款,丰衣足食,离退休保障,不少人给孩子,甚至孙子的房子都准备好了,你死了单位还出钱开追悼会。我也出过国,到过发达国家,我们在座的诸位的物质生活不比人家差。这些都是因为有了我们的党,我们又与党紧密相连,这就叫鱼水情。不就是不让你说点历史上的事吗,权衡一下利弊,还是不说为佳。周总理曾经说过,党内的事,有些到死都不能说。你要是非讲党史上的负面事情,那才叫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而且把群众的思想搞乱了。一乱,什么都完了,像文革那样。所以我们不能随便讲,这也是符合广大群众的利益。本来群众也没非要知道一些事,一些党史实情,咱们也不要故作多情非讲不可。
郭:我就仅举一个例子,抗日战争。我们几十年来,几代人都知道,都相信我党1934年进行了长征,爬雪山过草地,目的就是北上抗日。到达陕北后成为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领导全国人民抗战八年,打败了日本侵略者。我们也一直谴责国民党政府,像京剧沙家浜里说的“国民党反动派卖国求荣,不抵抗,假抗日,真反共,委曲求全,为虎作伥”。这些已经深入人心,全国人民也都相信这个宣传。可是现在有的党史教研人员不知通过谁的关系看到了我党1937年陕北洛川会议决定,当时我党制定了抗战时期的战略方针,即不与日军做大规模正面冲突,保存实力,积蓄力量,扩充队伍,让国民党去和日本人打,两败俱伤,待日本人撤离后,共产党可趁机夺取全国政权。毛主席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接见来华访问的日本首相时清楚地说明了两点,第一,没有日本侵华,中共肯定会被国民党消灭了,你们一来,国民党只好先放过我们,去打日本人,我们趁机坐大并夺取了政权。第二,我们要感谢日本侵华,没有日本侵华就没有中共的今天,所以我们的感谢是真诚的。大家说说,这两件事能随便就公开承认,让老百姓知道吗?否则老百姓就会说你共产党真会耍阴谋,骗了全国人民几十年,几代人,你中共还有很多事瞒着我们吧?所以,不该讲的一定不能讲,不该承认的一定不能承认。
韩:有人说从1949年到1979年这三十年党史非常不好讲。我承认这个。因为要宣传我党的伟大光荣正确,可是这段时期可大肆宣传的好事不多。但是只要我们认真学习,深刻领会习校长的讲话精神,这事也不难做到。我们不是干部,没有党政大权,你有了权,别人不信也得信,不服也得服。我们是教员,是导师,要以理服人,首先要自信。我们经历过那么多的大起大落,没被淘汰,随风就势,与时俱进,能做到今天的教授,博导,说明我们有能力适应新环境,完成新任务,能写出有说服力的文章和讲义。我们的另一个优势是学员都是受党教育多年的干部中的精华,他们懂纪律,懂得与中央保持一致,而且是思想上的一致。他们不会往歪门邪道上想,我们讲什么他们就听什么,不会给我们出难题。习校长要我们讲党史要讲主流,49至79年这三十年的主流是什么?就是我们坚持了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了党的领导,坚持了马列主义,全国人民团结一心听党的话,没有分裂,克服了无法想象的困难,为后三十年的高速发展打下了基础。按照这个主线讲就没问题,谁也驳不倒。具体怎样讲,大家都有不寻常大脑,我相信都能讲好。
胡:前两年我看到一篇攻击我党的文章,说我的夺取政权靠的是枪杆子和笔杆子,我党当政后维持政权靠的还是这两杆子。文章意思是说,一是靠枪杆子武力镇压民众自发运动,二是用笔杆子造谣,歪曲,篡改,掩盖历史真相。哪个国家维护政权不靠枪杆子?西方国家警察都带枪,用警察代替军队维护政权。我国警察不带枪,形势危急时动用武警或军队,实质上都是一样的。笔杆子这一条,我觉得现在比枪杆子还重要。我国与西方国家不同,人家多年来养成了习惯,不随意相信政客们的讲话,不随意相信各种出版物的观点,大家随便讲。你把执政党讲得再坏,人家选上来的,还是下不了台。你把在野党说得再好,大家不选你,你也上不了台。我们的国情就不同了。建国后,不管我党说什么,老百姓都认为是真理,谁要说党出了错,全国人民都要共讨之,共诛之。这就是我们宣传的功绩,是笔杆子的作用,这个传统不能丢。现在呢,老百姓还是相信,或者叫轻信,信什么?专信那些对我党不利的消息,一传十,十传百,一呼百应,然后闹事。在这种情况下,不用政府公布一些内情,只要有个教授,有个名人举出一点负面例子,大家就相信,他说一句话造成的恶劣影响我们说一百句也挽回不了。在这种国情下,就不能给老百姓讲什么我党历史上的,从未公开承认的所谓事情了。你承认一件,他们又拿出十件来问你,你就下不来台了。俗话说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这样讲下去没个头了,最后变成罄竹难书了。因此我举双手赞成习校长的讲话,他的讲话精神就是该讲就讲,不该讲的就不能讲。

许小年:中国将进入中低速增长期

今天演讲的题目叫“面对现实,回归常识”,主要是我对宏观经济的一些判断和感觉,以及在这样的经济形势下,企业应该如何去应对。

为什么叫做面对现实,现实到底是什么?我相信各位都已经感觉到,每天都是在市场在打拼,每天都要思考自己企业的经营问题,现实是比较严峻的,中国的经历进入了一个新的常态,这个新的常态,各方面有不同的理解,我个人看法是在新的常态下,中国经济将进入一个中低速增长的时期。

这个中低速到底是多少?到底是7还是6,或者是5,这个我不好说。因为我们的统计数据和我们在微观层面上的观察有比较大的出入。如果硬让我说出一个数字,我真的说不出来。国际上一些媒体对于中国宏观数据和微观上的差距的问题,也都发表了一些文章,表示出他们的困惑。所以这个宏观的数字,我想我就不要讲了。

中低速增长也就是比过去要明显的低下来,而这个增长速度的放慢既是周期性的,更是结构性的。我个人认为,主要是结构性的放慢。结构调整的困难决定了我们经济的新常态将持续比较长的时间,这时间持续多久?我最近看到外电报道,财政部长在最近的一次会议上讲,中国经济面临困难的形势可能要持续5年的时间。对于财政部长的估计,我本人表示同意。

在这样经济增长放慢的情况下,新常态会持续比较长的时间,政府会采取什么样的对策?这是大家关心的焦点。我自己的观察,在新常态的情况下,政府不愿意也无力采取大规模的刺激政策。我这样的观察是否准确,有待于进一步明确。但是我认为,不采取大规模的刺激政策,在当前的形势下,毫无疑问是正确的。原因我等一下会提到。

所以,现实就是经济进入新常态,增长速度放慢,而且放慢主要是结构性的。结构性调整的困难决定了新常态的长期性。政府不会出台大规模的刺激政策。这是我们面对的一个,和过去不同的形势。这是我们生活其中的现实。

在行业的层面上,我们观察到的是,过剩产能的普遍存在,各个行业为过剩产能而苦恼,在过剩产能的压力下,没有其他的办法,只有不断的降低价格,试图保住自己的市场份额,而降低价格在宏观层面上显示的是生产者价格指数连续30多个月负增长,在传统实体经济中,投资机会缺乏。所以,现在我们缺的不是钱,缺的是能够盈利的投资机会,这是另外一个现实。

再看企业层面,虽然经济增长速度在下滑,但是人工成本、资本价格、资金成本呈现出来的刚性,并没有随着经济增长的下滑而降低。一方面经济疲软,另一方面成本出现刚性,换句话说就是企业的利润率受到了挤压。一些企业过去靠低成本扩张非常成功,而这种传统的经营模式不再适应市场,企业面临着严峻的挑战。

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综合起来看是因为在90年代的中后期,中国经济的增长模式发生了本质的转变。这个转变具体是什么?1978年以来我们国家经济的高速增长是依靠经济体制的改革带来效率的提高而实现的。经济体制改革带来效率的提高,具体体现在由市场配置资源的方式比计划经济更加有效,资源从农业部门转到工业部门,资源从国有部门转向效率更高的民营部门转移。即资源配置在市场价格信号的引导下,朝着更有效率的部门和行业转移,这带来了中国经济的增长。

另外还有激励机制的改变,其中特别突出的是一大群企业家在改革的大潮中出现,这些企业家为了提高企业的效率,千方百计寻找市场急需的产品,千方百计降低成本。他们在市场经济中有着强烈的提高效率驱动,远远超过国有企业的经营者。因为国有企业受到体制的限制,对效率的提高是不敏感的。

所以当我们谈“中国模式”的时候,我们混淆了一个概念,其实我们有两个“中国模式”,从1978年到1990末是一个“中国模式”,从1990年末到现在是另外一个“中国模式”,我们经常把这两个“中国模式”混淆了,现在有必要区分一下。

从1990年到现在是什么模式?主要是依靠政府分配资源,刺激短期的需求拉动GDP的增长。现在中国模式主要是依靠借贷来实现的,我们知道,政府发钱、支配资源、拉动经济的增长。政府的资源从哪里来,来自于税收,来自于国有银行扩张信用,政府的资源来自于中央发行货币,主要是依靠这样一套方法来保持经济的高速增长。特别是,2009年启动了4万亿刺激计划,更是第二阶段中国模式的典型代表。靠政府花钱、靠银行发贷款,靠银行印钞票来拉动经济发展,跟前一个中国模式有本质上的区别。

这样一个靠政府拉动短期需求维持经济增长的“中国模式”是不可持续的。第一个“中国模式”和第二个“中国模式”的区别在于可持续性,如果依靠企业家的创造力、创新力提高效率,这个增长是可持续的。而依靠政府拉动增长,这是不可持续的。

有两个原因,第一个,政府的资源再多也是有限的,而企业家的创造力是无限的,这是第一个“中国模式”和第二个“中国模式”的区别。第二个原因,在经济学上叫做投资的边际收益递减,政府不断发钱,央行不断印钞票,虽然可以促进短期的经济增长,但是促进的作用越来越弱,经济学上叫做边际效应递减。政策同样存在着边际效应递减。

我们可以看到,2009年我们曾有过4万亿刺激政策,2012年实际上执行的是4万亿2.0,4万亿2.0的效果就比4万亿1.0的要差。本届政府也试着采用一些刺激性政策,结果发现效果不理想。所以,现在就停下来了。

政策的效用递减和我们吃东西、用药是一样的,一种药用多了,药力会不断衰减,我们叫做投资的效用递减或者政府政策的作用递减。因此,依靠政府投资拉动增长,短期可以见效,但是长期无法持续。

2009年,我们执行了4万亿刺激计划,结果使得本来就已经产能过剩的各行各业又在执行过程中大幅增加了更多的产能。这是造成我们面临困难的一个原因。

另一方面,由于4万亿主要靠债务融资,结果形成了今天政府债务、银行坏账的问题,这是中国经济当前面临的一个很大隐患,这个隐患不清除,我们无法进入下一轮的增长。我认为,新一轮经济景气短期内不会到来,大家要做好长期的准备。

新一轮经济景气的前提条件有两个,第一个是清理过去积留下来的债务,中央政府已经采取措施了。今年“两会”时,财政部宣布推出1万亿的长期债务置换的计划,用长期债务置换地方政府已经到期的短期债务,说白了就是解决企业贷款展期的问题。年初提出1万亿,年中加到2万亿,现在加到3万亿,这说明地方经济的债务问题比当初估计的还要严重。

这是中国经济的一大隐患,如果地方政府债务不清理就会转换为银行的坏账,银行的坏账正在上升,如果地方债务问题划不出来,如果房地产市场价格下挫,银行坏账会快速上升。所以,要想实现经济新一轮可持续发展,我们必须把过去单纯依靠政府政策拉动经济所遗留下的问题清理掉,不清理掉就变成中国经济增长的大包袱。第二个前提是必须从政府拉动需求的模式再回到1978年到1990年那种,通过改革释放市场能量的增长模式。

这两个前提没有达到之前,我们还是新常态,还是要在新常态下思考企业的经营。由于到目前为止,实质性的改革措施出台的不多,因此新常态可能会持续比较长的时间。在这样的情况下,企业怎么办?市场永远处于变化之中,企业必须求变,这就提出了转型的问题。

不仅国家经济要转型——经济增长模式从单纯依靠政府短期政策措施转向基于市场,释放市场力量,发挥企业家的创造和创新精神,提高效率、走可持续增长的道路。企业也需要转型——首先要转变观念,转型的最大障碍在每个人的头脑中,是传统观念,是习惯性思维。这是最困难的。

昨天一个朋友告诉我,有一个企业家去以色列、德国、美国访问学习,我觉得非常有必要,第一就是要学人家的观念、人家的心理,其次才是学商业模式,学技术、学产品。

以色列的企业家创造能力如此之强,并不是犹太人比中国人聪明,其实中国人的智商不亚于世界上任何一个地区,中国人非常聪明,但有时候太聪明了,聪明到了经常做蠢事。以色列企业家的创新精神和文化、宗教、社会、历史传统有很大的关系。德国的企业家缺少创新企业家,但有非常优秀的工业家,他们可以把汽车、设备、化工产品做到世界第一,但是他缺乏以色列和美国硅谷那样的创新企业家,这也是和文化、历史分不开的。

我们可以去看、去学,但你要想照抄他们的商业模式极为困难,你让美国人生产奔驰、宝马,他们也生产不出来,你让德国人生产特斯拉,德国人也不行。所以,第一是要学人家的心态,学人家的理念。德国那么多的优秀中小企业手里都有独特的技术,在上百年的市场竞争中屹立不倒,就那么一个小铺子,小作坊,专心致志走下去,在一项技术上做到世界领先,我们问一问自己,我们有没有这样的心态,有没有这样的定力,有没有这样的钻研和精神,这是我在德国看中小企业体会最深的。就是这种不以小为卑贱,不以小为低下的精神,这样一种内心的追求,他们认为把这件小事做好是非常有价值的,会为自己的小作坊感到骄傲,这样的精神是中国企业家缺乏的。

中国的企业家一说就是做大做强,把大放在强的前面,实际上强是一个陪衬,都是想着大,没有人专心一意做强。现在有一句非常流行的话,只要你找准风口,猪也能飞,这是一个非常真实的写照。有一个学生问我,你怎么理解这句话?我觉得做企业不是找风口,不是财权力,做企业的不必听我这个宏观经济学家在这讲宏观形势,宏观形势跟你们根本没什么关系。宏观好,有好企业;宏观差,也有好企业。企业的经营不是跟着政策的大风扬帆起航,企业本来的任务就是无论刮风下雨我都可以航行。转型难在我们的传统观念,第一叫做机会主义,转型之难第二是我们传统商业模式的惯性;三是三十年高速的发展,从短缺经济逐步过度到过剩经济,在短缺时代什么都是现成的,在经济开始起飞时候各项成本都是低的,所以我们过去的商业模式非常成功,就是低成本的扩张。那么企业的能力是什么呢?就是整合资源。

我经常问我的学生,你的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到底是什么?在课堂上一半的人跟我说是资源整合。资源整合是什么意思?在过去十几年,资源整合第一叫政府资源,第二叫银行资源。你所谓的资源整合不就是政府那能拿到资源,银行那能拿到贷款吗?所谓的资源整合的能力不就是拉关系的能力吗?这不叫核心竞争力。

传统的商业模式当中,要有良好的政府关系,敏锐的市场嗅觉等等,但新常态下企业的关键在于创新能力。我们在传统的商业模式中不能自拔,总是习惯性的去寻找风口。认为过去的成功可以去保证未来的顺利发展。我想跟大家讲,已经不可能了,因为市场环境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我们转型之难第三个问题是缺乏独立思考能力。一种从众的习惯,别人做什么我也做什么。长于模仿,短于创新。这是我们中国企业家的局限性。这和我们的传统文化有关系。我们的文化传统不鼓励独立思考,希望人们遵循集体规则,不管是显现的规则还是潜规则。我们的企业家带有这样烙印,干什么都是一窝蜂而上。从改革开放初期,在东南沿海一带你可以看到皮鞋之乡、服装之乡、打火机之乡,几个镇几个县甚至只生产一类东西。

我到以色列去,以色列人跟我讲了个故事,一个犹太人开了一个加油站,生意很好,因为位置很好,来来往往的车辆都停在这里加油。另外一个人去了,他在加油站边上搞一个便利店。我们中国人一看加油站生意很火,我会在街对面开另一个加油站,这就是中国人和犹太人的区别,和你竞争,我们经常是同行竞争而不是错位竞争。这就是不同文化背景企业家之间的差别。从众从改革开放开始我们就观察到这种现象,在执行4万亿计划的时候,人人都去做风电、太阳能,国际上那句话是正确的,中国人生产什么,什么价格就跌;买什么,什么价格就涨。为什么呢?因为中国人一生产什么不是几家企业生产,而是一窝蜂的。把那个产业搞的产能过剩,没什么钱好赚,当然这里面和政府政策有很大关系,另外一个就是企业家的仇恨心理,缺乏独立思考能力、缺乏创新,这是他们的短板。

现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要认识到经济的问题是什么,也要认识到转型的迫切性,最迫切的是我们观念的转变。转变到什么上去,就是我讲的第二个题目,要回归常识——回归价值创造的常识。你不创造价值,你就赚不到钱。你可以在网上忽悠一大堆粉丝,但是你如何把大量网站访问转化成信息,这才是关键。你可以拿VC的钱去补贴消费者,搞一个巨大的客户群,但是你怎么从这个巨大的客户群赚钱,取决于你是否给他们创造了价值,不创造价值,即使赚到钱也无法持续。创造价值是赚钱的前提,这是一个常识。

中央银行印钞票不创造价值,因此它对经济没有什么帮助。我们无法把期望寄托在中央银行,降准降息跟没有关系。降准降息增加货币发行根本就不创造价值。炒股票不创造价值,我们在股市上有赚钱的有赔钱的。赚钱的不必为此而高兴,赔钱的也不必为此而悲伤。你赚了钱你没有创造价值,你在股市上没有创造价值,这是常识。印钞票印不出价值,这也是常识。所以我们不必看宏观政策,还是自己的企业,我在哪里、我是如何创造价值的。还有一个常识是什么,一个企业经营困难,他们总是把这个困难归结为融不到资,这个实际上是把常识搞颠倒了。不是因为你融不到钱才经营不好,而是因为你经营不好才融不到钱,这是常识。金融机构不是把钱借给一个经营困难的企业。金融机构永远是锦上添花。雪中送炭要自己送,自己把手中炭的问题解决了,银行才能给你锦上添花,这不是常识吗?如果让你去银行,你会把资本借给一个濒临倒闭的企业吗?你会把资金借给一个资金周转困难的企业吗?你不会的,这是常识。所以不要怨天尤人,要回归到常识。思考的问题如何去创造价值?什么是价值创造,我认为有两个标准。

第一个标准是你能开发出市场接受的新产品和服务,你就为客户为市场为社会创造了价值。别人没有做的产品你做出来了,你创造价值了。这种手机过去没有,现在苹果把它做出来了,苹果就是一个价值创造者。我们现在已经离不开微信了,微信过去没有,腾讯把它做出来了,这是能够为市场所接受的新的产品和服务,这叫价值创造。

第二个价值创造的方法,你可以用更低的成本,从而以更低的价格向市场提供产品和服务。你不能做出新产品没关系,你生产苹果产品的成本比别人低,这也叫创造价值。

那么创造价值和赚钱、和利润是什么关系?你赚钱未必创造价值,而创造价值总要赚钱,必然要赚钱。如果你创造价值而未赚到钱,这是短期的事情,从长期来说,你创造了价值,要想不赚钱都很难。一些好的公司现在头疼的不是赚不到钱,而是赚钱怎么花。只有价值创造,才奠定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对于一些不创造价值的活动,不要寄予过高的期望,甚至我认为可以忽视他。比如说炒股票不是创造价值的事,起码不是我们企业家主要的任务所在。

关于价值创造,我们经常把它和赚钱、融资、圈钱混到一起去。给大家举一个案例,前段时间P2P、金融互联网非常热闹。我问一个学生,在做什么,他说做P2P。这两天我问学生在做什么,他说做O2O,过两天再问,他说做一个平台,我说你们怎么老做一样的事情,能不能做点不一样的事情,这就是中国企业家的从众心理。不仅仅是企业家的心理,中国国民的习惯也是一样,一窝蜂做同样的事情。

而一窝蜂做同样的事情就谈不上创新,创新一定是独辟蹊径,一定是走一条别人没有走过的道路,那才叫创新。你做和别人一样的事情,那叫模仿,不叫创新。现在有一个口号叫做万众创新,我觉得这个题本来是自相矛盾的。如果万众都去创新,那没有创新了。创新是少数人的事儿,如果大家都做了就不是创新。

我有个学生要做P2P,我坚决制止了他,我认为P2P不创造价值,甚至很多O2O也不创造价值,什么叫O2O?就是两边都是零,中间一个2,这就是O2O。需求这端不着边,供给也不着边,中间幻想一个百亿市值的公司,这就是O2O,不是打击大家的积极性,要独立思考,思考自己的商业模式,你在什么地方创造价值,你在什么地方赚到钱,不要一窝蜂跟随潮流。

为什么说P2P不创造价值,因为P2P没有解决金融的关键问题——信用问题,信用的基础是什么?为什么这个企业申请贷款,我不敢给他,因为他的信用风险不好把握,这是什么意思?信息不对称,这家企业的经营状况我不清楚,他自己清楚,但又不会把真实的信息告诉我。这是金融最困难的地方,由于信息不对称,使得银行无法判断这些潜在客户的信用风险,这是金融的实质。

要想准确评估企业的信用风险,必须解决信息不对称的问题。P2P有没有解决信息不对称的问题?没有!P2P只是把企业和银行拉在一起,只是把借方和贷方拉到一起,最多相当于一个婚姻介绍所,他把男女拉到一起,至于婚姻成不成,介绍所不管。他最多就是创造了一点点价值,把男士女士拉到一起去。但是能不能成,他不知道,也不关心。

可是我们做金融必须要关心能不能成,不是把借方、贷方拉到一起就完了,我还要关心他们能不能成,如果不能成,失败了就是坏账,就是损失。所以,做金融虽然像婚姻介绍所,但是对它的要求比婚姻介绍所高多了,要想确保贷款成功,你要想办法降低银行和企业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你如果不能够在这方面做出贡献,你就没有创造价值,你没有创造价值,哪怕你今天赚钱再多,你也无法持续。

为什么无法持续?因为你没有解决信息不对称的问题,所以连续出现坏账,出现了坏账太多了,你的平台信誉就垮掉了,你还做什么?你没法做了。很多做P2P的人根本不理解金融,他们不知道金融的要害是什么,搞了一个网站出去,左边拉理财投资人,右边拉资金的需求者,拉上来之后,交易两天,甚至贴点息,热闹过了以后就垮了,因为坏账太多了。

这个案例说明什么?说明你要是不创造价值,企业就没有一个能够活下去的商业模式,没有一个可靠的商业模式,创业就要失败。为什么对P2P这么不看好,很多网络公司现在全都上网络金融呢?为什么?阿里为什么在上网络金融?他难道不知道信息不对称吗?不知道金融的要害问题在哪里呢?阿里为什么做金融?但是我支持阿里巴巴,为什么?因为阿里有数据,他通过长期在淘宝、天猫上交易的数据,他利用这些数据分析潜在的贷款客户的信用风险,所以他有资格有条件做互联网金融。

而你没有,因为你没有数据,你没有帮助金融机构克服信息不对称问题,阿里可以这样做,腾讯可以这样做。但是这些数据,说老实话,质量很低,还不足以评判一个客户的信用风险,还需要其他的数据才能够解决借方和贷方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

这才叫创造价值,只有创造价值,解决了商业中的核心问题,企业盈利才有基础,企业发展才有可持续性。

如何创造价值?这要提到多次我们提过的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企业要思考的问题是如何建立和强化自己的核心竞争力,利用核心竞争力去创造价值,从而立足于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之上。所谓的核心竞争力就是你独特的竞争优势。刚才我已经讲了,阿里金融和其他P2P相比,他的核心竞争力在什么地方?大数据,而且他还有一套技术可以把这些大数据转换为贷款申请人的信用评级,这也是他的核心竞争力,这是其他P2P公司没有的。其他P2P公司没有数据,更谈不上把这些数据如何转换为信用评级,来控制信用风险。

那么,核心竞争力不仅仅是你特有的竞争优势,而且核心竞争力还是你竞争对手难以模仿的优势。你不能说我有一个竞争优势,我今天把这个新产品一推出,明天我的竞争对手全仿制了。这不是核心竞争力,这只叫竞争力,不能叫核心竞争力。核心竞争力是什么?你的竞争对手看到了,他也没法模仿。比如说手机,过去我们做简单产品的时候,做这个麦克风,我不会做没关系。我把最强的麦克风全收进来做很多碎的再把它组装起来,我照样可以做。这就不叫核心竞争力,或者说你这个产品的技术壁垒太低。核心竞争是技术壁垒非常高的优势。你的竞争对手不花个三年五年,不投个千百万上亿的研发资金就没有办法模仿你,这叫核心竞争力,或者说核心竞争力就是具有技术壁垒的技术产品或者商业模式的优势。

你把苹果手机拿回去,拆开了,把零件搞清楚了,你还是不会做,因为它有很多软件你看不见,你无法模仿,它是核心竞争力。你做麦克风你没有,别人都会模仿。小米的手机可以被模仿,因为他的手机大家都知道怎么做,而苹果、华为、三星的手机都是自己研发的,其他人模仿不来,当然也有一些模仿,总体来说,必须有自己的创新。什么手机容易被模仿?现在还有锤子手机,他的那个档次的手机为什么容易被模仿,因为技术简单,没有什么技术壁垒。

所以我们企业现在要思考的什么问题?

现在企业家要思考自己的核心竞争力到底是什么,在市场竞争中立足,凭的是什么。中国有句谚语,“没有金刚钻不揽瓷器活”,你的“金刚钻”是什么,要把这事搞清楚。德国那么多的中小企业,不靠规模,不靠市场份额,不靠产品售价,正好相反,这些中小企业的产品售价往往都偏高,因为生产批量小,成本高,他靠的是“金刚钻”,有了这金刚钻在市场上具有一定的不可替代性。

你们看BMW,BMW底下的协作厂家上千家,为什么他自己不去做呢?因为他做的没有那些小企业好,它不具备小企业掌握的关键技术,所以他也认了,我不可能做所有的事,干脆包给你。

我们要思考的不是把企业做大,而是做强做精,在起码一段时间内的市场上,具备不可替代性。企业不仅获得订单,更重要的是获得定价能力。

由于我的不可替代性,你只能从我这儿买,你就获得了定价能力。一旦获得定价能力,就不怕成本提高,成本提高可以传递到终端用户那去。我的终端用户即使不高兴,但没办法,在市场上他找不到比我更好的供应商。

核心竞争力的目的就是定价能力。在成本不断上升的情况下,我可以把一部分成本的上升转移到终端用户,定价能力可以保护毛利率,让我可在这个竞争的环境中活下来,寻求发展。

在当前我们经济形势发生变化的时候,企业要思考我的核心竞争力是什么,如何围绕核心竞争力来构建商业模式,在市场上取得独特地位。

下面我想讲讲互联网。对于互联网,我是外行,但最近看了些案例,拜访了些企业,做了点研究。

在互联网上,我是一向倾向于“泼冷水”的,这可能跟性格有关,老扫人家兴,凡是“发烧”了,一阵风什么的,我就跑过去“泼盆冷水”。并不是不看重互联网,我认为互联网是非常有效的工具,但只此而已,不要提高到思维的层面上。

互联网只是人类过去200年间,自工业革命以来诸多技术创新中的一项,不是最后的一项,也不是终极的技术创新,将来还会有比互联网更厉害的技术出来。我百思不得其解,在过去的技术创新中,没有见过这思维那思维,现在就突然冒出来互联网思维。

从历史意义来讲,现代经济最重大的创新莫过于蒸汽机。蒸汽机是人类第一次利用非自然力量进行经济生产活动,在蒸汽机之前,人类使用的都是自然能源:风能、水能、人力、畜力,这重大意义只有普罗米修斯发明火才能与之类比,但我们从来没有听说过蒸汽机思维。铁路是伟大的创新,我们也没有听说过铁路思维。最近的技术还有电脑,我们也没听说过电脑思维。偏偏就有互联网思维,中国的学者生造词汇,以示高深,把大家说得越糊涂越听不懂,越显得他学问大。

对于企业来说,如何利用互联网降低成本,开发新的产品和新的服务,也就是如何利用互联网来创造价值。互联网只是企业转型的工具,不是神器。

从刚开始对互联网的漠视,转变为对互联网的盲目崇拜,好像不上网就死,上网就活。互联网思维的种种提法,大多数不是互联网特有的,是早就被人们总结出来的。

有些提法甚至是错误的,比如单品海量。这不是互联网之后才有的新东西,我们课堂上讲过,单品海量实际上就是规模经济效应,没什么新东西,我们早就知道了。除了单品海量以外,我们还有另外一种商业模式同样可以成功,那就是多品微量,多品微量照样可以利用互联网成功。

这都是把互联网带来的一切变化绝对化了,神圣化了。其他的很多提法,“客户体验第一”“找到痛点”“快”等等,这都是商业常识,跟互联网没什么关系。产品做到极致、客户体验极致,“极致”这就是个错误的提法,在商业经济中,我们不提极致,只提效益和成本的平点更合适。任何产品品质和客户体验的提高都是有成本的,把品质做到极致,也就意味着成本上升到极致,这是损害客户利益。因此我们的思维方式不应该做到极致,而应该做到效益和成本的平衡,这就可以了。

至于羊毛出在猪身上等等,我们时间没有展开,我想强调的是这些提法是商业常识,没有什么新颖之处。在互联网出现之后,这些原理的表现形式更加鲜明和突出,但是互联网没有改变经济学原理,没有改变商业的本质,只是提高了商业的效率。

我刚才讲的互联网金融,从本质上来说是金融,解决信息不对称的问题,控制信用风险,互联网应用只不过使我们克服信息不对称的成本下降,互联网应用只不过让我们更好的控制信用风险,但是互联网并没有改变信息的不对称,这是金融业的常识。

互联网是定语,主语是金融。本质是金融,不是互联网。电商的本质是商,不是电,电商的本质是零售业,不是互联网。因此对于口号,我总是持怀疑态度。我本人经历过大跃进,经历过文革,知道群众运动的后果是什么,搞企业、经济的发展是不能靠群众运动的。凡是市场上流行起来的群众运动式的口号,我们要保持高度的警惕,要经过自己的思维才把它接受下来,对于市场上广泛流传的互联网+,我提出一个观点是+互联网,不是互联网+,传统行业+互联网,不是互联网+传统行业。

因为传统行业的商业本质没有因互联网改变,必须遵循传统行业的商业原则和规矩,在这个基础之上,我才来考虑互联网的应用,而不是我有了互联网就把商业和金融的本质颠覆了。

我本人不反对互联网+,我只是说在互联网+和+互联网之间,我们要自己独立思考,看哪一种方式对企业的发展最有利的,看哪种方式能够提高企业的效率,能够进行创新。我在企业调研的时候,倾向于认为,对于大多数企业来说,应该是+互联网,而不是互联网+。

当然了,最后的结论是每个企业自己思考,自己做出判断,而判断分析就是经济学中的成本效益的分析方法。

我想强调一个观点,这个世界上没有成功的秘诀,也没有必胜的法则。猫有猫道,鼠有鼠道,你是老鼠就把老鼠的道做精,不要左顾右盼,看猫吃得多好;你是猫,就把猫道做好,世界上最悲惨的事儿是猫做了鼠道,鼠做了猫道,自己要有独立思考的能力,自己要有定力,自己要有内心的世界,做企业不是为了在社会上出人头地,不是比同班同学赚钱多,比过去的同事住的房子更大,不是比邻居更加富裕显赫,做企业是为了自己内心的追求。
只有内心的追求,才能支撑我们独立进行思考,才能支持我们进行创新。

朝鲜战争因何没能升级为世界大战

                                                                                                                 朝鲜战争,不仅仅是一场亚洲的余震,从一开始,它就具有前一场战争在最后阶段所具有的强破坏性特点。三年里,据称有多达300万条生命死亡,18个国家出兵打仗。但就像第二次世界大战那样,大多数伤亡者都是平民,空袭——主要集中在平壤和汉城之间——是造成平民死亡的主要原因。我们面临的挑战,是要理解:是什么阻止了这场战争像以前的地区冲突那样不断升级为另一场世界大战?

这场世界战争是什么时候结束的?也许,最好的答案是1953年7月27日签署停战协定结束朝鲜战争的时候。为何这场冲突会逐渐地平息下来,而不是升级为一场超级大国之间的全球性冲突?一个颇为引人注目的解释是,第一颗原子弹试验,其毁灭性威力呈指数增长,大大提高了战争的风险,以至于不允许两个超级大国之间发生全面冲突。在广岛和长崎使用了原子弹以后,杜鲁门亲自表态非常不愿意再次使用原子武器。“人类的动物性……现在必须改一改,”他在1946年写道,“否则,人类面临的,将绝对是完全的毁灭,也许昆虫,或者空气稀薄中的植物,也会比人的寿命长”。在这一点上,他和斯大林都是一致的。后者在1949年说道,“原子武器”,“一旦使用,便意味着世界的末日”。

尽管在朝鲜战争时相对于苏联美国拥有巨大的优势——美国有369颗可投入使用的原子弹,而苏联不会超过五颗,但杜鲁门拒绝以中国为目标使用原子弹。随着美国决定发展热核“超级炸弹”,爆发核战争的可能性进一步减少,因为从核裂变到核聚变所产生的威力,使核风险提高了几个数量级。1954年3月1日试验的氢弹,威力是15兆吨当量,爆炸威力是广岛原子弹“小男孩”的750倍。现在只需要一个武器,就可以摧毁300或者400平方公里,并产生大量致命的放射性沉降。双方都理解,一个全面的热核战争,能“使整个地球上的生命无法存活”。 五角大楼估计,假如苏联首先发动进攻的话,在1953年会有大约300万美国人死亡,到1956年,他们提出的伤亡人数,预计占整个美国人口的65%。矛盾的是,这个现实使双方都对这样的进攻望而却步。发射物的目标对准城市,一场有限的核战争根本就不应该存在。这是“确保相互毁灭”的逻辑。

然而,至少有过一次,这个世界如此令人绝望地近乎于要爆发核战争,以至于技术上的、战略上的解释,尽管说起来都头头是道,但最终都不能令人信服。而且,很显然,美国高级政治和军事人物都认为,使用原子弹和氢弹的后果,并不是不可想象的。在20世纪40年代末就主张对苏联发动一场先发制人的战争的,是民主党参议员布赖恩·麦克马洪(Brien McMahon)和“遏制之父”乔治·凯南(George Kennan)。在其他也渴望“打破俄罗斯五颗原子弹的老巢”的人中,有美国空军战争学院的指挥官奥维尔·安德森(Orvil Anderson)将军,战略空军司令部首席指挥官乔治·肯尼(George Kenney)及其继任者柯蒂斯·勒梅(Curtis LeMay)——对东京进行空中轰炸的主要负责人。即使在美国的核技术垄断终结之后,仍有许多人都渴望再次使用原子弹。麦克阿瑟迫切希望在1951年初对中国使用原子弹,在这一点上,他和海军部长和国防部长持同一种观点。他们的意见遭到否决,理由一是美国在欧洲的地位使它看起来容易受到苏联的攻击,二是因为仍是华盛顿最重要盟友的英国工党政府持强烈的反对态度。当欧洲在军事和政治渐趋不稳定时,不排除美国在1952年或1953年使用原子弹的可能。杜鲁门本人就曾认真考虑过使用核武器,作为打破朝鲜僵局的最后通牒。艾森豪威尔(Eisenhower)也考虑过“足够大规模地”使用原子武器,以结束这场冲突。这样做并不会不得人心。当被问及“如果停战谈判破裂的话”是否赞成“对共产党部队使用原子弹时,56%的受访美国人表示赞成。当中国向台湾海峡中的金门、马祖发动进攻时,美国考虑过发起核打击的计划。艾森豪威尔极其认真地对待美国首先发起核打击的主张,这是著名的“日光室计划”运动的基础。在他看来,保持足够大的核武力以阻止苏联首先发动进攻所带来的强大压力,可能证明是令人无法忍受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将不得不考虑我们是否出于对后代的负责而不在最合适的时刻发动战争……”作为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海军上将阿瑟·雷德福(Arthur Radford)批准了空军这样一场先发制人的战争策略。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作为一个公共知识分子,因为在《核武器和外交政策》(1957年)中提出了一场有限的核战争可能爆发的主张而赢得了声誉。直到1959年,艾森豪威尔本人也在扪心自问:美国是否应该“现在就开始打仗”,而不是“安静地坐以待毙”。

在英国哲学家伯特兰·罗素(Bertrand Russell)看来,两个超级大国以一种鲁莽的、幼稚的方式,都被吸引到打破核僵局上来:

“边缘政策”是改编自一项体育运动的政策。有人告诉我,这项运动是一些年轻的堕落者玩的。这项运动……先要选择一条很长的直线道路……并开始从两端发动两辆汽车,相互对开,开得飞快。……当他们快要相互接近的时候,相互的毁灭就越来越近了。

美国究竟是个什么东西?

美国究竟是个什么东西?

王缉思

陆网文,供参考。王辑思,共体制内智囊人士。

《光荣与梦想》这套书,讲的是1932-1972年这40年美国历史。说是光荣与梦想,实际上很多笔墨着落在了危机、暴动、死亡等时代黑暗面上,更像是在写耻辱与梦魇。1972年到现在,40多年又过去了,如果有人要写这40年的美国,会是怎样写法?

总体来说,这40年,美国基本保持政治和社会稳定。把今天美国跟1942年、1957年、1972年或者2001年的美国相比,美国硬实力没有下降,不但没下降,而且还上升了。

这40年中,让美国人自己感到骄傲的事情,有如下几件。首先,美国赢得冷战胜利。不是靠与苏联进行“战略对抗”而赢,而是依靠国内政治经济各方面进步而赢。冷战结束后,美国成为当时世界上唯一超级大国。其次,发动海湾战争。美国自己出兵,顺带让盟友日本、欧洲出钱,这场战争最终以美国完胜告终。第三。“9·11”后打赢两场战争。美国先后出兵阿富汗和伊拉克,打赢了,但美国自己损失也不小。从那之后,美国本土没有再出现大规模恐怖袭击事件。最后,美国经济从危机中复苏。虽然2008年金融危机的影响,至今都没完全消散,但美国经济还是复苏了。

这40年,美国实力顶峰应该是在克林顿政府的后期,即上世纪末。那时,美国军事实力绝对世界第一,军费开支大概相当于其他国家军费总和。当时,美国经济总量占世界的30~33%。今天,大概降到20~22%之间。同一时期,中国经济总量在世界总量中占比由4%上升到12%。相对于中国,如果说美国实力下降,这倒也没有错,但话说回来,如果拿中国作为参照物,世界上所有主要经济体力量都在下降,比如日本和欧洲,可是拿它们跟美国相比,美国实力还是在上升。

美国的实力没有下降,那么它是靠什么维持自己的强大?首先是法治保障政治。美国是法治国家,一旦什么事情上升为法律,那就神圣不可侵犯了。在美国,违反宪法是最大的罪。美国的法治传统保证了它的政治稳定。

在美国,比较容易理解什么是rule of law,以法治国。行政、司法、立法三权分立,法律由国会和各州的议会来制定,司法部门负责确定一件事是不是违反宪法和法律。一旦出现法律上争执,不管是小布什和戈尔谁合法当选总统,还是同性婚姻是否合法,都由最高法院来做最终裁定。政府部门只是执行部门。

举例来说,2000年,小布什和戈尔的选举争议,最高法院判决结果是5:4,5个倾向保守的法官对4个比较自由的法官。最后,保守派法官赢了,等于直截了当地说他们是支持小布什的,所以小布什赢了。那么,人们会不会认为法官不公正?不会,民意调查并没有显示美国人认为最高法院大法官不称职,或者他们应该被罢免,或者他们有什么私心,这就是法治精神。

其次是宗教信仰和价值观。美国法治精神和法治传统的形成跟什么有关系?我想,大概是宗教信仰。也就是说,如果美国人不信神的话,那么这套法治观念大概就会被消解掉很多东西。

一个人想成为美国公民,他就必须宣誓服从美国价值观,理解并且自觉执行。美国是个移民国家,把美国人凝聚在一起的,不是一个种族概念,不是一个宗教观念,也不是一套社会制度,而是一整套的价值体系,这包括:自由、民主、法治、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市场经济、政教分离等等。如果只用一个中心词来概括这套价值观,美国人最愿意接受的词是“自由”(freedom or liberty),这是最根本的东西,其他的则是一个个圆环,一环套一环地套在一起。

1942年时,美国黑人还没有选举权。二战后,美国黑人为权利和自由而斗争,很多白人也支持他们,再加上反对文化专制,反对单一宗教或者单一族群把持美国政治命脉的各种思潮,逐渐形成了今天的美国,多元文化主义的美国。

在全球化过程中,美国种族构成也越来越复杂,但美国移民大多来自墨西哥和南美洲一些国家,在宗教信仰和语言方面都比较接近,因此,多元文化主义就容易在美国立足,但又没有使美国产生过深的种族矛盾。

如今,多元文化主义在美国稳稳站住了脚跟。它意味着,不同种族、族群、不同宗教信仰、不同文化观念、不同语言、不同性取向的人群都是美国人,都必须相互保持宽容。所以,宽容也是美国价值观的重要组成部分,就是toleration。

多元文化主义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多元宗教。《光荣与梦想》中已经提到,伊斯兰教在美国黑人之间很盛行。在美国,也有很多人信仰佛教、印度教、犹太教。基督教里面有天主教、东正教等不同教派。

不管哪个美国总统,在发表国情咨文或就职演说时,最后总要加上GodBless America。我们总习惯把它翻译成“上帝保佑美国”。其实,对于多元宗教的美国来说,这句话译成“神佑美国”会更贴切。God不一定是指基督教里的上帝,而可以是伊斯兰教里的真主,或者是其他宗教里的神。

实际上,在美国人中也是有守旧派的,而且人数也不少。塞缪尔·亨廷顿写了本《我们是谁》。他认为,白人基督教主流文化才是美国人应该维护的,越来越多移民令美国不再是美国。

不过,亨廷顿的想法如今很难占到主流地位。最近一个例子是联邦最高法院宣判说,各州不应该制订法律不允许同性恋结婚。美国大公司纷纷站出来说,这个判决很好。在美国,什么都要宽容,在这里可以自由自在的存在。这是一种招牌,国家拿这个做招牌,公司也要拿这个做招牌,就是diversity,ethnic diversity,religious diversity,发展到性取向也可以diversity。下一步也许是废除死刑。欧洲人老是在非议美国现在还执行死刑。不过,有一件事,美国人的态度就是很难改变,那就是枪支,美国人说,拿枪是我们的自由。

所以说,美国既有变化,又抓住根本宗旨,其主流价值观、核心价值观、社会价值观从总体来说是不变的,不变中间又有变,变中间又有不变。不变的那些,都是以自由为核心的,既然个人是自由的,那么只要我没有妨碍到你,都是可以的。大家都崇尚自由,那么“我们就都是美国人,我们为此而感到骄傲”。

美国自由主义价值观分为两种不同类型。一种是比较保守的自由主义,从美国建国初期开始就有。它认为,国家应该是小政府大社会,政府管得越少越好。里根就说过,政府是一种恶,是无法摆脱的恶,政府不应该管得太多;另一种则比较“进步”,认为政府要起到更大的作用。克林顿说,政府要稍微多管一点。奥巴马也说,政府要作为平衡器,去消除不公正,消除或者减少贫富差距。这两种自由主义都是自由主义,它们在永恒的争论中寻找平衡,最终还是自由主义价值观。这比欧洲很多国家都要自由,或者说都要“右”。有两个英国人写了一本书,叫The Right Nation,“正确的国家”,或者“右翼的国家”,美国比欧洲还要右。

其三是公民社会。美国民间组织、社会组织非常发达,人们自由结社,表达自己的诉求。发达的公民社会如今已成美国的一个重要特征,它保护了弱势群体,也促进了这个国家经济的社会发展,缓解一些社会压力,并成为有效的纠错机制。

在《光荣与梦想》这本书里,作者讲了很多激进的东西,但像法国大革命、俄国十月革命这样的暴力革命、巨烈的社会动荡,却不大会发生在美国。这主要就是公民社会发挥的平衡器作用。今天的美国人也是这样。你可以反对很多东西,但要解决好个人的问题。哪个方面有问题,都有相对应的社会组织求助。让这个社会自己来管理,这是美国的一个诀窍。

除此之外,还有技术创新。技术创新跟前三点联在一起。没有知识产权保护,你弄技术创新干什么,你弄完了别人偷走了,不值。除了法律保护,还得比较有钱。钱从哪来?公民社会,结社自由,弄个基金会,有慈善机构,有人支持你。所以,技术创新是美国前进的很大动力,直到今天,前几年很重大的事,现在说来还很有意义。美国页岩油、页岩气技术,一下就把美国变成最大的石油生产国、最大的天然气生产国,天然气超过俄罗斯,石油超过沙特阿拉伯,世界第一。美国以后用不着大规模去海外找油了,中东不那么重要了。这些当然就靠着技术创新。

美国人产权非常分明。这对技术创新很有好处。有很多创新技术以后,产品的成果和利润如何分配,法律上清清楚楚。这就是美国前进的巨大动力。

技术创新还要以制度创新为基础。比如美国智库,它们与我们“智库热”的那些产物不是一回事。美国智库在制度、技术、法律上有一系列保障。技术创新的根本还是人。美国技术创新靠什么人?靠外国人,靠把世界各地科技精英吸引到美国去。于是,中国人去了,日本人去了,印度人去了,欧洲人去了,都为美国人服务,这是美国人强大的地方。

托马斯·弗里德曼写了畅销书《世界是平的》。他经常在各种场合说,中国现在很厉害,没有石油,没有丰富的矿产资源,就靠双手成了这么强大的国家,美国如果再不努力,将来美国的孩子就都要学中文了。我就对他说,他是在故意夸大中国的力量,拿这个来警示美国人。

美国习惯于夸大对手的力量,然后战而胜之,增强自己的内部凝聚力,这是美国的一个特点。1957年,苏联发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刺激到了美国人的神经,然后,美国大干快上,很快在航天技术方面超越苏联。一个外部竞争对手,对美国来说是必需品。过去是苏联。苏联解体后,这一项空缺,所以内部凝聚力似乎有所下降。

亨廷顿说过:“最理想的敌人,就是意识形态上与美国对立,经济上跟美国竞争,军事上逐渐有机会超过美国。”放在今时今日,想来想去,这不就是中国嘛。所以,总有些美国人非要把中国说成是敌人,这并不等于他们真的想跟中国开战,那么说,只是他们需要激励自己而已。

不过,奥巴马上台有个口号“不干蠢事”,英文叫Don’t Do Stupid Stuff,简称叫“DDSS”。那么,谁干过蠢事?当然是小布什。伊拉克战争和阿富汗战争,美国虽然是胜利者,可是,值得花那么大代价吗?现在的美国人,不想再像以前那样去管外国的闲事,有人把这叫“新孤立主义”。用中国人的话说,美国人是“力不从心”。实际上,我认为,应该说是美国人“心不从力”,出兵外国打个胜仗的实力,美国人还是有的,但他们就是不想打了。

美国人思想开始有一点点变化,那就是,外部世界并不像美国人想象那么黑白分明:不是民主,就是独裁。在他们看起来很独裁的国家中国,经济地位居然能够上升那么快,这对他们的思想是极大冲击。

冷战结束时,好像全世界都在走民主化道路,所谓第三次浪潮。现在回过头看,美国人有点恍惚了,若再以过去标准看世界,可能会遇到更大挫折。

 

共识网载共中央党校文质疑官二代接班合法性

 

原题:王长江:靠什么化解干部任用上的社会质疑

来源:学习时报

 

因为信息传播日益发达的缘故,近几年,越来越多的消极腐败现象被揭露出来。如果大体划分一下类型,其中一大类最为人诟病的现象是官二代接班。不时有消息见诸报端:某书记的公子当了副县长,某市长的女儿当了副书记,某主任的女婿当了常委,某部长的外甥成为科长等等。这些信息有一个共同的作用,那就是,它们严重地解构着我们党的执政合法性。

  理性地说,从政中体现某些家族性的特点,其实也不算个别现象。如果说,我举菲律宾阿基诺家族的例子,举印度甘地家族的例子,举巴基斯坦布托家族的例子,往往会使人们同缺乏民主联系起来的话,那么,我若举美国布什家族、克林顿家族为例,举韩国朴正熙、朴槿惠父女为例,大概不会有多少人会认为这是封建主义在起作用。

  为什么?问题不在于具体谁进入官职,而在于他们进入官职的程序。人们确定对公权力分配结果是否接受,通常基于两个基本方面,简单概括,一是合法性,二是科学性。

  所谓合法性,就是人们普遍接受的那套道理。这套道理,可以是民主的,也可以是不民主的,但起码要自圆其说。例如,在王朝统治下,完全可以强调世袭。这个国家属于皇帝,皇帝当然要掌权,当然有权决定谁来帮他行使方方面面的权力,包括各级政府的权力,当然可以堂而皇之地把最高权力传给他的兄弟姐妹,传给下一代,这和家庭财产继承是一样的道理。在民主政治下,你要强调人民是权力的主人,那就真的要让人民感觉到自己在选择掌权者,决定大事,能就那些重大问题表明自己的意见。

  所谓科学性,就是要考虑到在权力交接过程中可能发生的问题,制定大家都接受的规则,按照规则来防止权力交接可能进行不下去的情况。例如,君主的权力既可以交给兄弟姐妹,也可以交给自己的子女,还可以交给自己兄弟姐妹的子女。在这种情况下,不规定一个先后顺序、选人的标准,不明确谁说了算,可能会发生混乱。于是就需要设计一套合理的、大家都接受的程序和制度,当然也包括谁来执行、谁来监督等等,统统都要设计好。如果是民主制,由于没有一个大家都绝对服从的自然人,更需要大家参与,制定大多数都认可的制度、程序、规则,以保证权力的顺利交接。

  最可怕、最危险的就是既缺乏合法性,又缺乏科学性。我们靠枪杆子打下了天下,这是我们掌权合法性的初始来源。对中国的老百姓来说,打天下者坐天下,这似乎很合逻辑、天经地义。但是不能忘了,和封建王朝不同,我们的合法性既不是靠“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而来,也不是靠梦白蛇“斩蛇起义”而来,更不是“金刚转世”变成共产党人,从此共产党人自然获得了统治的资格。恰恰相反,我们是靠高举民主大旗,在否定所有这些神秘主义说教的基础上获得掌权合法性的。没有“老百姓翻身做主人”这面旗帜,老百姓当初不可能跟你走。因此,尽管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我们可以依据老百姓深信不疑的“跟共产党走翻了身,说明让共产党做我们的领路人是正确的”这个逻辑,作为人民的代言人、领导者,把党定义为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的代表,用计划经济要求“个体利益服从整体利益,眼前利益服从长远利益”,但这些都不是长久之法,归根结底要回到“人民如何当家做主”上来。万事都由全体民众当家作主自然做不到,但由他们选择他们认为放心的人去做,这已经是最低限了。遗憾的是,前面的事实却告诉我们,我们现在有资格选人的不是老百姓,而是掌权者。掌权者不但自己选自己(所谓“由少数人在少数人中选人”),而且现在索性就在自己的儿子、孙子、亲戚、朋友中选。不是说官员的孩子不能为官。如刚才所举,即使在西方国家,为官也往往少不了家族背景。关键是,我们有些选择方式有问题,我们有些用人制度有缺陷。我们高举的民主大旗,本来是我们执政合法性的强大来源,但在实践中有时体现不出来。结果是,每错误地做一次,人们就用大旗上那两个灼人的字眼质问我们一次;每错误地做一次,我们就会因理论上不能自圆其说而备感尴尬,执政合法性也就会随之下降一点。执政合法性是极其稀缺的资源,是经不住这样大手大脚地付出的。

  对这种现状,采取维持的态度肯定是不行的。维持和谐可以,但维持矛盾,则等于在深化矛盾。维持现状不是承担责任,而是逃避责任。所以必须深化改革。

  这或许正是为什么那么多人呼吁深化改革的原因。不是因为主张改革者有什么特殊偏好,把他们看作“麻烦制造者”更是荒谬。而是因为看到,党和政府的公信力在不断消解、融化,所有有点责任感的人都深感忧心忡忡。冰山融化,雪线升高,那是要造成洪灾的。

  怎样改革?我们看到,最大的问题不是对执政合法性重视不够,而是我们用以作为执政合法性的依据本身存在深刻的矛盾。我们关于坚持和强化共产党的领导、党的领导地位不可动摇的宣传不可谓不多,但效果甚微,边际效用甚低,就是因为这个矛盾在起着自我消解的作用。因此,当务之急是消除这个矛盾。

  消除矛盾有两种方法。一是否定民主。否定了民主,不再强调人民当家作主人,直截了当地把党作为人民的代理人,党作主等同于人民当家作主。这样一来,一切由党说了算,包括由什么人掌权都由党说了算。我看到一些研究者在做这方面的工作。他们千方百计论证民主的缺陷,论证在中国推进民主发展于国情不合,是误入歧途,并且试图以否定西方民主来导出中国可以不要民主的结论。但是在我看来,这种努力不可能成功,因为这里面有一个难以解开的死结:这是不是意味着,共产党当初高举的大旗、为自己设定的目标是错误的?这样一来,我们党就等于从历史上否定了自己存在的价值。不但如此,我们还会落得个不讲信用、背信弃义的骂名。

  二是坚定不移地高举民主的旗帜。不是别人举,我们就不举;而是别人举,我们比别人举得更高。为此,要痛下决心,清除一切背离民主的思想、理论、体制和做法,尤其是用人制度中那些打着“党管干部”旗号、实际上在不断剥夺老百姓和普通党员权利、败坏党的声誉的做法。不是不可以讲党的领导,不是不应“党管干部”,不是不可以一党长期执政,但所有这些都应在符合民主基本规则的范围内运行。毫无疑问,这样做起来,党的活动肯定会比过去受到更多的限制,例如,各级党组织不能再对政府组织直接发号施令,党在真正保证民众对官员选择权的前提下向公权力输送自己的精英,甚至短时期内,在个别地区,相当数量的共产党官员会被贴上不信任的标签等等。但是,以接受约束取信于民,获得更多的执政合法性,使党的公信力止跌回升,这样的好事,又何乐而不为?这样,至少和否定民主的选择相比,逻辑更顺,可行性更大,风险更小。

 

中越战争的历史意义(三)

 

来源:观点

疑为假托外国人的中国作品,有删节,供参考

 

 

   (七)苏联被拖下水淹没

   邓小平一直在说对越作战是在教训东方的古巴,这话听着话里有话,恐怕只有苏联和美国才知道邓小平这样讲是什么意思。1962年的古巴导弹危机让美国和苏联跟1979年时的中国和苏联一样,差一点兵戎相见。苏联人在1962年栽了面子,被迫在美国的压迫下让步,赫鲁晓夫因此在国内外声名扫地,不到2年就被勃列日涅夫搞下台。但是赫鲁晓夫还没象勃列日涅夫那样输得那么惨,他还是强迫肯尼迪作出了决不入侵盟友古巴的保证,古巴不仅在美国的眼皮子底下继续作威作福,而且永远免遭越南那样的军事打击。而勃列日涅夫则让自己的盟友越南被打得皮开肉绽,自己却连反击的机会都没有,尽管中国的力量比美国弱得多,但是邓小平短平快的行动比肯尼迪破釜沉舟的恫吓让苏联栽的面子更大,苏联在全世界面前遭到了更严重的羞辱,所以中越战争对苏联的打击程度远远超过古巴导弹危机,它不仅损害了苏联在全世界的声誉,而且加深加快了东方阵营内许多小伙伴的离心步伐。可惜的是世界媒体对中越战争的关注程度远远不如古巴导弹危机。

    中越战争后苏联阵营里第一个反叛者是埃及。埃及早就对自己的主子心存不满,1973年第四次中东战争后已经对苏联产生了离心倾向,但慑于苏联的强大一直没有采取实质性的行动。1977年11月,埃及总统萨达特主动访问耶路撒冷,与美国在中东的代言人以色列总理贝京进行谈判,但没有取得任何进展。1978年9月,萨达特与贝京在美国签署了戴维营协议,答应与以色列结束战争状态,和平解决争端。但那仅是非正式的一纸意向,并不能象真正的合约那样具有实际效果。由于国内及整个阿拉伯世界的强烈反对,苏联的强大压力,萨达特没敢如约在3个月后签署正式的和约。但中越战争后萨达特的胆子就壮起来,仅过了10天,即1979年3月26日就与以色列签署了正式和约,埃及毅然决然地背叛了整个阿拉伯世界和苏联,与以色列结束了30多年的战争状态,美国立即慷慨地给予大量的经济和军事援助。尽管阿盟绝大多数国家立即与埃及断交,萨达特2年后也被刺杀,但这丝毫不能改变埃及已经加入西方阵营的现实,苏伊士运河这个战略要地牢牢地进入了美国的掌控中。

    紧跟着埃及反叛的是阿富汗,1979年9月,受中越战争及埃及成功反叛的影响,阿富汗政府内亲美的阿明干掉了亲苏掌权的塔拉基。但是阿富汗的地理位置不如埃及,她紧邻苏联,所以阿明的反叛引得苏联在同年12月27日出动10万大军进行干涉,推翻了阿明政权。苏联的过激行为被外界认为是对越南遭受中国攻击自己支持不力的一种补偿,也是防止阿富汗变成第二个埃及。从阿明闹出动静到苏联出兵,中间间隔了3个月,远远超出邓小平对苏联军队反应速度的估计,但是无论如何,苏联在阿富汗跟在越南一样误判了形势,他们还没有意识到全球力量对比正向不利于自己的一面快速发展。美国人不失时机地迅速采取行动,给阿富汗的反苏游击队提供大量的金钱和武器,这些援助没过多长时间就让苏军在阿富汗陷入泥沼。

    苏联在越南、阿富汗的接连失误很快引起了全局的被动和战略性危机:在西亚,苏联失去了将更重要的伊朗拉入阵营的绝佳时机。本来在中越战争爆发前6天,紧邻苏联的伊朗爆发了伊斯兰革命,推翻了亲美的巴列维国王,如果苏联人抓紧时间拉拢,霍梅尼很可能倒向苏联。那样的话苏联进入印度洋、波斯湾更容易,比走阿富汗近得多。但由于中越战争及阿富汗战争的掣肘,苏联人始终没有时间对伊朗采取行动,结果美国人抓紧时间武装萨达姆。1980年9月22日,萨达姆在美国的挑唆下向伊朗全面进攻,挑起了旷日持久的两伊战争。奇怪的是苏联对脱离美国的伊朗不仅不支持鼓励,反而在某种程度上向着伊拉克。两伊战争经过几次拉锯后,终于向不利于伊朗的方向发展,孤立无援的伊朗最后被打得遍体鳞伤,不得不求和。美国通过伊拉克教训了背叛的伊朗,同时有效吓阻了阵营内其他还想背叛的小伙伴,而苏联不仅失去了与中东大国伊朗结盟的机会,也失去了借道伊朗南下印度洋、染指波斯湾石油的可能。

    在苏联心脏的东欧地区,苏联对阿富汗、越南的大量投入以及之前在世界其它地区的无限扩张,不仅让苏联人民苦不堪言,也让经济基础本就薄弱的东欧各国雪上加霜。最不安分的波兰最先起来发难,1980年8月14日,波兰爆发全国性的罢工,抗议物价飞速上涨,格但斯克造船厂的电工瓦文萨组织了东欧历史上第一个反政府的政治团体——团结工会,专门跟苏联作对。勃列日涅夫一连撤换了两任亲苏的执政党总书记,并调50万大军到苏波边境集结。波兰可不象越南那样非要用鸡蛋碰石头,闹腾到1981年12月13日,新上任的雅鲁泽尔斯基拘禁了瓦文萨,宣布全国进入战时状态。这虽然避免了苏联的军事干涉,但是波兰与苏联之间的裂痕已无法弥合,随着时间的推移,不光波兰,整个东欧对苏联的离心倾向都越来越明显。

    在远东的中越边界,勃列日涅夫并没有象赫鲁晓夫在古巴导弹危机后那样成功地阻止敌人继续欺凌自己的盟友,邓小平在1979年撤军时故意占领几块有争议的领土,继续对越南保持压力。等看到苏联在阿富汗、中东和东欧都陷入了危机,邓小平马上叫嚣准备给越南“第二次教训”。越南被迫在北部边境维持了一支近100万人的大军,防止1979年那样的悲剧再次发生。以越南那样的小国保持100多万的正规军后果不堪设想,庞大的后勤工作就让越南几乎没剩什么劳动力,越南少得可怜的那点儿重工业在中越战争中又遭到全面摧残,所以只能全靠苏联维持如此庞大的军队。苏联每天给越南的援助在200~250万美元,这也让苏联不堪重负,而且大批苏联的物资都要经过海路、空路的长途运输,惊人的运输成本和损耗当然也得苏联割肉。再加上越南专业技术人才几乎为零,越南北方本已非常薄弱的基础设施在中越战争中又遭到全面摧毁,所以大量先进的苏联援助在偏远的中越边境根本施展不开。

    正是看准这一点,邓小平在中越边界不断进行武装挑衅,他非常明白,在中越边界打仗比在中苏、中蒙边界直接跟苏联人对抗更能有效地打击苏联,而中国一方的战争成本和风险都降到了最低。1980年10月,中国人节外生枝,夺取了有争议的罗家坪大山。1981年5月,在广西和云南方向几乎同时又夺取了法卡山和扣林山。越南的反击都遭到失败,伤亡超过中国的5倍。1984年4~5月,中国人又攻取了有争议的老山和者阴山,越南实在无法承受中国无休无止的骚扰,被迫以全国、全军之力在地形不利的老山跟中国人展开大规模的争夺。越南这样的小国打正规阵地战本来就非常吃亏,再加上中国军队经过彻底改革战斗力已今非昔比,而越南军队则完全丧失1979年本土作战的优势,所以越南人在老山承受了比1979年还要悲惨的战斗。1984年7月12日,越南在老山的大规模反击遭到失败,一天当中扔下3700多具尸体,而对方只死了70多人。1985年5月31日~6月11日,越南人成功地夺回A6b高地(中国人称211高地),并打退中国人的反击,根据自己惊人的弹药和人员消耗量,判断消灭中国军队至少1个师,而实际上中国方面只死了122人。现代战争天文数字般的物资消耗让越南人根本吃不消,所以A6b高地在同年9月8日又被中国人夺回。到1986年7月黎笋死时,老山地区的战线已经推进越南一方好几公里,越南方面完全丧失了排以上规模的反击能力,士气低落,几乎每支部队都出现了逃兵。而邓小平则在筹划空地协同、导弹攻击、机降作战等新的作战模式,准备开辟第二、第三个老山战场。1988年更是在南中国海制造事端,把冲突从陆地扩大到了海洋,甚至准备派海军攻取越南中部的昏果岛,从海上掐断贯通南北的越南铁路交通大动脉。

    中越边界战争至此完全成为套在越南人脖子上的枷锁,但是苏联却不能眼睁睁地看着越南垮台,她为越南付出的血本太多,越南的崩溃就意味着苏联在东南亚的既得利益全部丢失。所以苏联只好牙齿打落了往肚里咽,嗬上老本继续援助越南。中越边界战争因此也成为苏联不断淌血的深深伤口,只要她继续支撑越南,血就会没完没了地继续流。

    在柬埔寨,波尔布特借助中越战争及中国源源不断的援助死灰复燃,在柬埔寨偏远的农村和山区继续跟越南人进行着他创造的那种残酷的作战,稍有不利中国人就会在北方搞出动静。越南在柬埔寨的10万大军始终不能给红色高棉象样的打击,双方很快也陷入谁也吃不了谁的烂仗中,越南死不撤军,波尔布特死不改悔,相互在仇恨中死扛着看谁更能挨揍。越南在柬埔寨的战争消耗也是全靠苏联,虽然柬埔寨的战争规模远远小于中越边界,但它仍然成为苏联躯体上不断淌血的另一道伤口。

    在地中海东岸,苏联在第四次中东战争后拥有的某种优势在埃及反叛后被从根本上削弱,美国在中东豢养的猎犬以色列趁机冲出栅栏咬人。1982年6月,以色列无所顾忌地发动第五次中东战争,出动10万大军攻进黎巴嫩,黎巴嫩、巴解组织、叙利亚相继战败,苏联在中东好不容易扶植起来的力量遭受了一次全面的摧残。第五次中东战争、两伊战争与阿富汗战争一起,让苏联在整个阿拉伯、伊斯兰世界威信扫地,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影响几乎完全丧失,而西亚和中东这一世界的能源中心从此又重新回到美国的掌控中。

    在非洲,苏联的处境也越来越不妙。本来,苏联人1975年借助越南战争的胜利在非洲大陆进行了成功的渗透,安哥拉、莫桑比克、埃塞俄比亚都建立了比较稳固的亲苏政权。但是中越战争和阿富汗战争以后,原先不想作为的美国在里根上台后信心大增,开始在非洲大陆进行大规模的反击。美国人用大量的资金和物资不遗余力地支持非洲大陆上的反苏势力,原先毫无悬念的安哥拉、莫桑比克内战,突然之间变得猛烈而又旷日持久,埃塞俄比亚境内的厄立特里亚独立武装也变得除之不尽。这三个国家逐渐也演变成美国和苏联角力的战场,战争的残酷性远远超过中越边界和柬埔寨,差不多有200万以上的人死亡,这样的损失连阿富汗战争都望尘莫及。可悲的是非洲三国跟越南一样毫无工业基础,所有的战争费用也得苏联买单。所以,苏联在阿富汗、柬埔寨和中越边界以外又不得不背上另外三场战争的长期消耗。

    局势发展到这一步已经对苏联极为不利了,苏联没想到对越南的慷慨援助在极短的时间内就让自己的阵营爆发这么多的叛乱,还一下子触发6场反对自己的猛烈战争,而且中东和东欧随时还可能爆发第7、第8场战争。6场已经开打的战争除了阿富汗战争以外,其余5场都跟苏联远隔千山万水,不仅代价一个个奇高,而且都看不到取胜的任何希望,因为苏联面对的对手实在太强。6场战争中的4场(阿富汗、安哥拉、莫桑比克、埃塞俄比亚)其实是苏联跟美国在角逐,2场(中越边界、柬埔寨)其实是苏联在跟中国角逐,尽管中美没有签署书面的同盟协议,但实际发生的事情就是中美在联手对抗苏联,苏联毫无取胜的希望。这样的局面苏联能选择的出路只有一条,那就是象古巴导弹危机后搞掉赫鲁晓夫一样迅速搞掉勃列日涅夫,不管是政变还是谋杀,越快越好,然后寻求与中美达成某种妥协,这样兴许还能保住苏联的世界帝国地位。但是苏联这样的国家搞掉赫鲁晓夫那样聪明的人非常聪明得力,对付勃列日涅夫这样愚蠢的人则非常愚蠢无能,大概上帝就是想让苏联消亡,勃列日涅夫在克里姆林宫稳坐钓鱼台,继续竭尽全力地维持这场对苏联越来越不利的对抗,从而有条不紊地把苏联一步步推向坟墓。

    1982年11月,心力交瘁的勃列日涅夫病逝,他只活了76岁。不到4年,黎笋也撒手人寰,他也只活了79岁。两人都是被自己狂妄而又愚蠢的政策拖累死的,死也没有得到本国人民的原谅。接替勃列日涅夫的两个苏联老人也不能跳出勃列日涅夫思维的桎梏,仅仅2年多也先后在拚命维持勃列日涅夫留下的烂摊子中活活累死。等1985年3月戈尔巴乔夫上台时局势已无法挽回,苏联再也不可能有赫鲁晓夫那样的人来力挽狂澜了,乳臭未干的戈尔巴乔夫在内外交困中苦苦挣扎了6年,最后还是眼睁睁地看着苏联崩溃而毫无办法。在越南,接替了黎笋的长征想从根本上改变黎笋的战略,无奈黎笋长期执政产生的惯性太大,心力交瘁的长征不到半年就被迫下台,2年后也含恨去逝,越南只好在血泊和眼泪中继续挣扎。好在越南领导层还保留了一些赫鲁晓夫式的人物,1991年,摆平了内部纷争的阮文灵北上中国求和,重新又回到了中国的怀抱。越南虽然屈辱地放弃了柬埔寨和老挝,但是也成功地避免了国家再次分裂。时隔16年,越南又回到了1975年国家刚刚统一时的位置,这个冲动的少年多年来的不理智几乎把自己搞残,等他柱着拐杖好不容易重新站起来时,打败美国时的豪情壮志已荡然无存,为争取独立自由而赢得的世界性尊重也随风而去,他再也不去做什么取代中国的美梦了,而是老老实实地躲到地球的角落里抚平身上一道道深深的创伤。

    越南以外的苏联其他卫星国、小伙伴也是树倒胡狲散,东欧国家在苏联崩溃以前就已经纷纷推翻各自的亲苏政权,迫不及待地加入了西方阵营。阿富汗、非洲的亲苏政权也一个个塌台,不是倒向西方就是陷入分裂。整个苏联东方集团土崩瓦解,连苏联自己也开始四分五裂,随着苏联的消失,冷战作为一个名词也进了历史档案袋。

    谁也没想到世界局势在1991年发生如此天翻地覆的变化,但人们依旧只注意结果不追究原因。其实苏联崩溃的最直接原因是对外战略的失误诱发了国内各种矛盾猛烈爆发,在大规模援助越南以前,苏联的对外政策是非常谨慎的,斯大林在柏林危机、朝鲜战争中,赫鲁晓夫在第二次中东战争、非洲独立风潮、古巴导弹危机中,勃列日涅夫在越南战争、第三、第四次中东战争中,都不敢在境外豪赌,苏联就象一只刺猬缩成一团,不仅美国无从下口,自己内部出现问题也好解决。但是越南战争胜利后苏联就失去了原有的冷静,不仅在世界各地到处扩张,挤占美国人收缩后空出的地盘,而且想用越南挤压中国的活动空间。这只北极熊让一连串眼花缭乱的诱惑搞昏了头,跳出自己冰天雪地的老巢,跑到热带草原上抢肉吃了。她身躯还不够强健,热带的阳光和风雨让她气喘吁吁,但她仍霸着抢来的肉冲不远处的两只雄狮(中国和美国)呲牙。这可都是两只雄狮家门口不远的肥肉,北极熊焉能不被撕散架?!

    越南就是两头狮子最先开咬的地方,可笑的还是越南先去招惹其中的一头狮子。尽管这头狮子个子比较小,但是却更狡猾,动作更灵敏。所以,苏联在管不住越南的情况下又对越南大量援助,无论对己对人都是极不负责任的行为,以后的苏联就是在徒劳地堵越南人桶出的天大娄子,把越来越多的负担强压在国内人民头上,还让他们看不到尽头。最终,忍无可忍的苏联人民起来造反,苏联帝国随之轰然倒塌。仔细回味一下苏联倒塌的全过程,就会发现一个关键的转折点就是1979年邓小平发动的中越战争。如果邓小平当年没有对越南下黑手,全世界的人恐怕到现在也不会相信苏联和越南原来如此虚弱,不仅美国不会那么快下决心跟苏联死磕,苏联阵营里那些心怀鬼胎的小伙伴更是不可能跳出来冲主人舞枪弄棒。没有中越战争,冷战很可能到现在还在持续,直到将来另一个邓小平发现苏联的另一次重大失误。所以说邓小平似乎就是为苏联灭亡而生的,他用16天的短促战争就把苏联这个伟大的帝国撬上了冲向悬崖的不归路!

   (八)中越战争的历史地位

   1997年2月,邓小平去逝。2004年6月,里根去逝。这两个心照不宣地对抗苏联的战友都活了93岁,两人与勃列日涅夫和黎笋是同时代的人,却比后者多活了10几年。两人联手终结了冷战,并且分别让各自的祖国受益匪浅:中国实现了经济腾飞,在世界重新崛起;美国独霸全球,达到了历史的鼎盛。现在的中国和美国不客气地说仍在享受邓小平和里根留下的老本。今后的历史学家怎样评价邓小平和里根不得而知,不过相对而言,邓小平的魅力肯定更大一些,他在对越战争中表现出来的智慧、眼光和胆量是里根不具备的,里根在很大程度上是在搭邓小平的顺路车,他缺乏邓小平那样的创造性思维。是邓小平创造了中越战争这种新的国际斗争模式:集中全部力量在极短的时间内尽可能多地消灭对方人员,毁坏基础设施,然后迅速撤回,选取几块于己有利、于敌不利的地方继续给对方施加压力,迫使对方在极为不利的情况下长期跟自己拚消耗,直到把对方彻底拖垮。这种模式在小的战术要点上是短促的、极端猛烈的,而在大的战略层面上则相对温和一些,不以一次性彻底压倒对方为手段和目的,而是用套住对方慢慢勒紧绳索的办法,迫使对方内部发生嬗变,主动向自己求和。相对来说,这是一种比较人性的征服。

    有人说邓小平的对越战争是在模仿毛泽东17年前对印战争的策略,但是仔细对比一下就会发现毛泽东对印战争的战略战术远不如邓小平的完备丰富,中国的对印战争只是做了邓小平前半段做的事情,以后在边境并没有继续对印度保持压力,所以中印战争的收效远不如中越战争,印度仍然无所顾忌地发动两次印巴战争拆散巴基斯坦,中国对此则无可奈何。也有人说邓小平是在模仿以色列的第三次中东战争,但是以色列人在1967年比邓小平贪得无厌得多,占着阿拉伯的大片领土就是不撤,结果以后在阿拉伯人的反击下差点亡国。所以邓小平的战略战术跟以色列人的也有天壤之别。这种新的战略战术有着严格的时间、地域限制,超出这一限制,事情的发展就会走向反面。以色列人1982年发动的第五次中东战争,美国人1986年出兵利比亚、1991年发动海湾战争,俄罗斯人2008年出兵格鲁几亚,多多少少都是在模仿邓小平的战略战术,均取得重大成功。但是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中美国人突破这一时间地域限制的尝试就遭到了失败,美军攻进伊拉克就长期赖在那里不走了,结果在遭受了一连串的打击后还是灰溜溜地撤了出来。事实证明,美国人冲进去自己把萨达姆活捉后干掉的办法,远不如邓小平在外面把黎笋活活搞死高明。邓小平对付越南的战略战术有着丰富的内涵,可谓开辟了一个新时代,21世纪的大战略家应该好好研究。

    可惜的是现在西方的学者和专家对邓小平和中越战争完全持一种漠视态度,没有看清现在的世界正是1979年邓小平的一意孤行造成的。他们除了喧宾夺主、连篇累牍地赞扬里根、老布什、斯瓦茨科普夫及海湾战争、伊拉克战争以外,极少量关注中越战争的宣传就是在宣扬中国在局部遭受的那些无关痛痒的挫折,拚命向全世界暗示中国在战争中遭到了失败。但是这样的宣传在被他们无限吹捧的越南人那里都得不到共鸣,如果时间还能倒流,越南人是绝不会再去尝试中越战争那样的“胜利”的,而中国人则会100%地再来一次“失败”。西方人忘了,1979年战争开始以前,全世界(包括越南)都认为中国军队不是越南军队的对手,在这种氛围下邓小平对越南发动那样规模的战争所具有的胆略,是西方没有的,或者说全世界只有邓小平一个人看清了越南的份量有多重。以后的事实证明邓小平判断准确,而其他所有的人都看走了眼。无奈曲高和寡、第一只从地上站起来看世界的猴子会被同伴杀死,西方媒体带头顽固地坚持:所有人看错的事不可能是错事!中国人打败让美国吃败仗的越南?纯粹一派胡言!

    中越战争是中国第一次越过国际公认的边界线主动攻击一个主权国家,而且取得了完胜,这对中国和世界都不是一件小事,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回顾20世纪中国的对外冲突,无论中日战争、朝鲜战争、中印边境战争,中国都是在被动地应付,没有主动出击的能力和勇气。可是中越战争就完全不同了,这是第一次中国强加给别人的战争。就战争的代价和收效说,前三次战争跟中越战争都不在一个等级上:对日战争让中国境内遭受历史上最严重的一次破坏,中国人自称伤亡3500万人,结果只不过是将侵略者赶走,中国并没有得到相应的补偿;朝鲜战争中国军人死亡超过18万人,虽然可以说胜了美军,但是并没有动摇美国在世界上的地位,也没有打破美国对中国的封锁和包围;中印边境战争虽然以微小的伤亡把印度人完全击溃,但是中国人并没能收复失地,也没能阻止印度在南亚次大陆坐大。但是中越战争就完全不同了,不管越南人如何宣染自己,西方如何贬低中国,中国在这场为期28天的战争中死亡的军人也不可能超过1万,就是加上以后10年的边境冲突,中国的死亡人数超过1万。但是这场战争给越南造成的损失却是惊人的,越南因此永远失去了在中南半岛和东南亚的主导发言权。另一个更大的收获是,中国把自己最大的威胁——另一个超级大国苏联挑下了马,这可是拿破仑和希特勒毕其一生、倾尽全力都没能做到的事情!

中越战争的历史意义(二)

来源:观点

疑为假托外国人的中国作品,有删节,供参考

 

   (四)稚嫩的越南的幼稚

   被中国断了奶的黎笋开始了极其荒唐的行为,他仍以打败美国的最大英雄自居,到死都没认识到越南战争其实就是越南人用身躯替中苏跟美国人较量。1977年11月,高傲而又幼稚的黎笋跑到北京,以恢复中越关系为交换条件,要求中国继续提供大量的军事援助。老奸巨滑的邓小平可不稀罕什么恢复关系的空话,他发现黎笋要的军援对付红色高棉绰绰有余,真给了恐怕倒霉的不仅红色高棉,连泰国、缅甸、马来西亚、新加坡甚至中国自己都得遭殃。邓小平进一步肯定了周恩来两年前的判断,拒绝了黎笋的全部要求,黎笋访华遇到了国际关系史上少有的冷遇。现在的史学家仍然不明白1977年黎笋为什么访华,既不是去求中国,也不是去试探中国,而是去把自己的底牌全抖落给了中国,除了加快越南的灾难外什么都没得到。选择这么一个幼稚、狂妄、顽固、不知深浅的人当国家领头人,实在是越南这个国家的悲哀!更可悲的是黎笋竟然认为邓小平是中国领导人里唯一对越南友好的人,根本没看出邓小平礼貌客套背后的杀机,以这样的见识还在领导越南取代中国,简直是整个越南民族的奇耻大辱!!所以中越战争还没有开打,胜负就已经命中注定!

    从中国碰壁回来后,黎笋决定换一个靠山,转而向苏联寻求大量的军事援助,因为这时越南的战略举措已然启动,刹不住车了。而苏联这时并没有仔细考虑答应越南对自己意味着什么,她仍然认为中国是一个应竭力打压的对象,越南这个原先中国的重要盟友脱离中国投入自己的怀抱,这无疑对中国是一个重大的打击和羞辱,符合苏联的利益。但是苏联人没有认识到,邓小平扶植红色高棉可以有效打击越南,而自己扶植越南则不可能同样打击中国,勃列日涅夫对中国有可能因此倒向西方严重估计不足,他好象没想过这一局面对苏联的致命性。苏联的力量明显弱于美国,以美国那样的国力在两掐一的情况下还险一险崩溃,苏联要是处于同样的境况,无疑会更加危险。再者,苏联援助越南也让越南自己身处险境。越南与苏联之间隔着中国,直线距离超过5000公里,越南有事苏联不可能提供实质性的帮助。而且越南还是个小国,几乎没有国家赖以存在的重工业,中国想要收拾成本太低,出动1/30~1/20的兵力即可,而苏联想要同样收拾中国一番,非出动1/2以上的兵力不可。所以,中国想要教训越南轻而易举,而苏联想要回敬中国则势比登天,苏越要是结盟无论对越南还是苏联都是一项糟糕透顶的选择,越南不可能在自己最需要的时候得到苏联的温暖,而苏联则很有可能被越南拖进冰冷的地狱。

    但是1978年时的苏联并没有看出这种危险,她几乎是不遐思索地答应了越南的全部要求,大批苏联军事技术装备源源不断地运抵越南,同年8月,以沃罗比耶夫为首的苏联军事技术顾问团120人抵达河内,帮助越南军队装备先进的苏式武器。同年11月,黎笋应邀到莫斯科与勃列日涅夫签定了《苏越友好合作条约》,苏联跟越南正式结为盟国。可以肯定,勃列日涅夫是被越南军队打败美国的光辉业绩迷惑了,但是中国人可没把这种宣传当真,邓小平对越南军队到底几斤几两心里一清二楚,苏联再怎么援助也不可能把越南军队援助成苏联军队那样的水平。这就象一个瘦弱的孩子,每天大鱼大肉尽情吃,也不可能一周之后就象成人那样强壮!所以只要有机会邓小平仍会毫不犹豫地向越南开战,越南军队打败过美国还是不丹,他才不关心呢!果不其然,在勃列日涅夫和黎笋举杯相庆仅仅106天后,邓小平就挥军打进了越南。

    不过1978年仍是越南人历史上最得意的一年,他们沉浸在苏联军援的极度喜悦中,苏联的武器装备比中国的数量多、质量好,而且苏联的援助没有任何附加条件,不象中国那样给了东西就指手画脚,越南可以用这些先进的苏式武器干自己喜欢干的事情,不受任何限制。有恃无恐的越南立即跟中国翻脸,从1978年夏季开始,几十万在越南的中国侨民被越南人赶出家园,驱逐出境,这些人从陆路或海路逃到了中国或者西方,凄惨无比。其实这些人都是土生土长的越南人,身上的越南血统比中国的还要多。越南的举动实际上是在割裂自己的肌体,不仅增加了中国的仇恨,进一步加快了中国的战争步伐,而且也增加了越南社会内部相互之间的仇恨,这对越南这个国家的整体实力来说,无疑是一种严重的削弱。但是越南人当时还没有意识到这些,他们仍在为实现“印支联邦”而努力奋斗。要说越南人的工作效率还是很高的,不到1年的时间就把战争机器由中国造换成了苏联造。

    1978年12月25日,借着苏联给的战争机器,越南迫不及待地对红色高棉发动了战略性的毁灭进攻,14天后,越南军队无任何悬念地攻下金边,推翻了早就该倒台的红色高棉。这是越南人摆脱中国后单独进行的第二次重大军事行动,又取得了出乎意料的重大成功。但是越南的辉煌成就里隐藏着致命的设计缺陷,而且这一缺陷还是战略层面上的,不是战役战术层面的,所以越南的重大成功不久就给自己带来了极大的损害。首先,越南出兵柬埔寨的时机非常糟糕。与希特勒闪击波兰时英、法事先毫无准备、事后不想作为不同,中国在越南出兵前1个月已决定对越开战,许多军队已经开到边境集训,不可能对越南的举动做不出反应。这就好比一头狮子(中国)已经扎好架子要扑向一只猎狗(越南),而那只猎狗却莫名其妙地转身扑向一只兔子(柬埔寨),把后背留给了狮子。猎狗在咬住兔子的同时肯定会被狮子从背后撕下一大块肉,而且由于猎狗的注意力全在兔子身子,狮子想怎么咬就怎么咬,想撕多大一块肉就能撕多大一块肉。当然,猎狗以为狮子背后有北极熊(苏联)盯着,狮子不敢对自己造次。但他不知道到北极熊离得太远,还天生迟缓,等北极熊挪过来抬爪攻击时,狮子早撕下一块肉跳到一旁了。

    其次,越南出兵选择的时间更是糟糕透顶。越南在柬埔寨闹出那么大动静中国不可能没有反应,作为越南应该让这种反应规模尽量小,时间尽量晚。如果越南考虑周密一些,中南半岛的气候条件是能够帮助越南实现这一目标的。因为每年3月底4月初中南半岛就进入雨季,大规模的战争行动到时根本不能进行,所以越南象中国那样选在来年的2月中下旬进攻柬埔寨,中国人在1979年就没有时间进行后来那样的大规模战争。当然,中国人有可能先对越南动手,但只要越南没有在中南半岛大举行动,中国人在边境搞出大动作就毫无必要,最多也是进行一些攻下法卡山、老山那样的小战,不会对越南造成那么大的损失。但是越南人选在1978年12月进攻柬埔寨就完全不同了,中国人一下子有了3个多月的时间调兵布置,能够从容实施一场大规模的战争,原计划1980年以后才打的大仗完全可以提前到1979年,这无疑对越南极为不利。所以越南进攻柬埔寨在战术上虽然极其成功,但在战略上则愚蠢至极,使用了下策中的下策。从越南人火候把握的极不成熟可以看出他们刚开始独立操纵自己命运时表现得多么幼稚,幼稚得将自己30多年来无尽的鲜血好不容易换来的世界性地位转瞬间全部抛弃扔掉!

    被江青攻击为机会主义分子的邓小平是绝不会放过这样的好机会的,他从最初的惊愕中一回过味儿来,立即决定扩大对越战争,几乎1秒钟都没耽搁。他下令调9个野战军的部队准备攻击越南,远远超出原计划的2个师,而且运去了大量的作战器材。邓小平明白,对越南这样鬼迷心窍的国家除了放血根本没办法,而且血放少了还不起作用。现在越南人自己在柬埔寨妄开战端给了邓小平机会,这个时候杀向越南比越南全力以赴、严阵以待的情况下杀伤力大不知多少倍!邓小平当然不会心慈手软,仗能打多大就打多大,这种只赚不赔的买卖血流得越多中国得的实惠就越大!

    邓小平一点也没浪费越南人留给自己的机会和时间。在他的撮串下,1979年1月1日,中国跟美国正式建立了的外交关系,彻底打破了尼克松访华后中美关系的沉闷局面,这离越南出兵柬埔寨仅仅7天。紧跟着,邓小平马不停蹄地出访美国,这是邓小平一生中最重要的一次出访,也是美国历史上第一次迎接共产党中国来的高官。邓小平把自己出兵越南的意图全盘透露给美国总统卡特,希望美国跟自己一起分割吃肉。但是卡特脑子迟钝,没看出一场饕餮盛宴正等着美国,他以为邓小平疯了,傻兮兮地劝介邓小平别忘了美国在越南的教训。邓小平见卡特不开壳儿,当即表示不管美国态度如何,中国都要坚决打一仗。当时的邓小平就象在牌桌上偶然看到庄家不小心露出底牌的赌徒,不顾一切地将兜里所有的钱都掏出来拍到牌桌上,根本不管周围一群人莫名其妙、目瞪口呆的眼神。2年后,接替了卡特的里根被赚得盆满钵满的邓小平搞得眼热心跳,冲上牌桌比邓小平玩得更大,从而为美国赚到了更多更大的红利!

   (五)残忍的教训

   1979年2月17日,邓小平调来的30万军队越过边境全部打进越南,另外30万军队也在边界附近完成集结,随时准备接应。这样的部署几乎没给越南留下任何反击的可能。越南人根本没估计到中国会发动这么大规模的进攻,直到炮弹打过来还以为中国人不过是又在打中印边境那样的小仗,顶多两个师打过来。自以为成竹在胸的越南人为此做出了许多近乎荒唐的举动,在通讯联络没有被中国人完全切断之前,甚至向一些部队下达了击败敌军攻入敌境的命令。最可笑的是越南的王牌316A师,竟然得到了向黄连山省进犯的中国军队不过2个团的混帐通报,该师为此冒着暴雨般倾泄的炮火往前奋勇推进了10公里。等他们发现自己是在向4个中国师进攻时为时已晚,急忙回撤的316A师的4个团被中国人撕得七零八落,尽管没有全军覆没,但也折损大半。316A师的回撤使其东面的345师陷入另3个中国师的重围,345师比316A师差之千里,很快便全线崩溃,几乎全军覆没。345师东面的346师表现相当出色,给当面进攻的中国军队相当大的杀伤,中国军队的伤亡一半以上都是在346师防御的高平地区。但一周后,346师也陷入重围。尽管该师化整为零,进行了英勇的抵抗,但最后还是象345师一样全军覆没。最可怜的是346师东面谅山地区的第3师,该师忠实地执行了越共中央“一线决战,一线取胜,决不放敌人进国境线”的作战方针,在西面的防线已经完全崩溃的情况下仍在同登、谅山一线死守不退,结果所属部队被中国最凶猛的55军象铁锤砸甲虫一样一个个砸得血脓遍地,第3师不仅丢了谅山,自己也死亡殆尽。在4个主力师之间宽大的空隙地带,越南以营、连为单位布置了大量的地方部队、公安部队,还有数量庞大的民军,这些人合起来虽然数量惊人,但是分散在1000多公里的边境线上就都显得单薄无助。面对潮水般过境的中国军队,越南人既不命令他们迅速后撤,也不给他们有力的支援,结果这些部队大部分也象4个主力师一样陷入合围。被围的越南士兵在各自的工事、岩洞、山沟、丛林里都进行了广泛持久的殊死抵抗,但面对绝对优势的敌人,这些抵抗到最后往往演变成惨不忍睹的屠杀!

    中越战争的残忍血腥到现在仍让人心惊胆寒,双方在极短的时间内尸积如山、血流成河,当然,这些尸体和鲜血大部分都是越南人的,因为战争的优势始终在中国人一方。中国人用30万人打越南10万人,而且由于越南人战术呆板,死守固定的要点,所以在具体攻击时中国人往往能调来5~7倍的兵力围攻越军。火器弹药中国人更是占有压倒性的优势,由于飞机、导弹、坦克没有在战争中唱主角,大口径火炮成了双方最有效的杀人武器。战争中中国人先后有48个炮兵团进入越南境内,动用的大口径火炮超过2880门,而越南人能与之对抗的仅9个炮兵团,充其量324门大口径火炮。中国人发射的82毫米以上的炮弹达883381枚,日均发射量超过朝鲜战争中的6倍!而越南人回击的同样炮弹可能连1/10都不到。虽然越南人小口径火炮拥有数量上的优势,但由于通讯落后,弹药补给困难,部队过早分散,所以也没有发挥出数量上的优势。铺天盖地的炮火让一线的越南部队守不住任何一个要点,也使二线的越南部队根本不能给一线提供有效的支援,被迫分散的越军到后来也成为分散配置的中国大口径火炮的靶子。中国在炮火方面的优势在很大程度上免除了其步兵的战斗,如果没有炮兵的有力支持,中国比朝鲜战争中素质低得多的步兵几乎可以肯定不是越南步兵的对手。

    不可否认的是,越南人在战争中并未一味挨打,经验丰富、久经战阵的越南士兵在开战的头3天曾让中国军队伤亡惨重,10名中国师团级军官陨命,超过整个战争中师团级军官陨命人数的一半,尤其是在高平地区,越南的游击队把中国的后勤运输部队打得非常狼狈。越南人的伏击、偷袭战术也曾经给进攻的中国部队造成相当大的混乱,13军、43军、54军等中国的作战部队甚至发生了中伏时军官扔下部队逃跑的事件。战争行将结果时,中国的50军更是发生了团级军官带着士兵投降的丑闻,50军被围的1个营有219人被越军俘虏,而越南军队任何1个团都没有被俘那么多人。经历了对法、对美战争磨练的越南军队借助本土作战的优势,多多少少给自己挽回了不少面子,但是那些胜利都是局部的、暂时的,根本不能改变越南全局被动挨打的局面。中国一共有297个营(不含炮兵)的作战部队进入了越南,除了50军的那个营,其余296个营越南只俘获了20人,由此可见这场战争基本上是一边倒,中国只是在局部偶尔吃了点小亏。

    越南的失败在于他们根本没有应付如此大规模进攻的思想准备,他们犯了中东战争中阿拉伯国家一样的错误,过分地相信后台老板苏联人的决心和勇气。越南人始终认为有苏联在北面看着中国,中国不敢对自己大动干戈,最多也是师团一级的中小规模入侵,凭越南军队的战斗力完全可以在一线挡住那样的进攻,只要拖到苏联在北面向中国出兵,越南还可以反过来攻进中国境内。过分的自以为是使越南人根本没有认真考虑中国大规模出兵的可能,也没有仔细揣摩中国领导层的意图,连邓小平在中国政坛的作用和地位都没搞清。当邓小平在美国向越南发出战争警告时,黎笋还以为邓小平是在违心地应和中国其他领导人做表演。越南人在边境布置的10万人也不是用来对付集团军一级规模的进攻的,其落后简陋的通讯系统在战争的头一天就让河内跟前线完全失去了联系,所以越南在前线的部队基本上是在各自为战,后方的增援部队也象没头的苍蝇一样到处乱撞。直到一周后坐飞机风尘仆仆赶来的苏联通讯部队紧急接管跟前线的通讯联络,越南才逐渐恢复了跟前线部队的联系。等他们最终搞清楚攻过来的中国军队的规模时,猛然发现在首都以北驻守的部队数量根本挡不住中国军队,在苏联顾问的建议下,越南急忙把在柬埔寨的一些主力部队如304师等紧急调往北方,但远水已经解不了近渴,越南只好眼睁睁地看着一线部队一个个陷入重围而无法救援。好在越南急忙下令308师、312师等二线部队停止增援,马上回撤,这才避免了越南第一王牌和第二王牌也象316A师那样飞蛾扑火,从而给首都河内留下了宝贵的守卫力量。不然,河内就象个一丝不挂的新娘,任凭已经冲过来的成群的中国恶狼肆意蹂躏。

    为了给河内的守卫部队争取时间,越南不得不断臂割腕,残忍地下令308师、312师等以外的部队继续填进火海,同时给陷入重围的部队下了死命令,不惜一切代价拖住敌人,哪怕在阵地流尽最后一滴血!命令被不折不扣地坚决执行,但是越南糟糕的后勤供应却让这些英勇的部队雪上加霜。由于对战争的规模严重估计不足,越南事先储备的粮食弹药非常有限,等大批中国军队攻过来,拚命抵抗的越南部队两三天就粮弹告磬,但越南少得可怜的后方储存及交通工具根本无法有效补充,前方英勇的越南士兵只好饿着肚子拚命节省弹药。而对面见了血的士兵已经开始用疯狂的射击进行报复,中国的弹药供应无穷无尽,这种情况下越南士兵面临的是一种什么样的悲惨境遇可想而知。现代战争打的是钢铁、后勤还有指挥,不是过去的经验,先天的不足已经让越南在钢铁、后勤方面取胜的机率大大降低,后天思想上准备的不足,情报失误,组织混乱,一线取胜的作战方针,更是让越南在指挥方面取胜的机会大打折扣。各种不幸几乎都砸在了越南头上,高素质的越南士兵基本上发挥不出特长,他们的老练、顽强及有效抵抗,恰好给了对方士兵泄愤的机会,越方军民所遭到的杀伤,基础设施所遭到的破坏,无形中大了许多倍,战争也不可避免地向能多残酷就多残酷,能流多少血就流多少血的野蛮方向发展。当然,这些残酷和鲜血基本上都是越南人在承受。

   (六)充满血腥的代价和不可逾越的限制

   战争打到第16天,中国人将越南北方的重镇谅山彻底摧毁后占领,从而打开了通往红河平原的大门,造成了威逼越南首都河内的形势。看到越南人剩下的部队都已经退到河内周围,实在找不到新的肥肉下嘴,邓小平在第二天下令撤退。回撤的中国军队继续对陷入重围的越南游击队实施残酷的清剿,又干掉了越南上万人。12天后,除了50军的那个营,其他296个营都安然无恙地返回中国境内,血腥的中越战争至此告一段落。28天的冲突让中越双方都伤亡惨重,越南的战报说消灭中国军队3万多人,由于越南一直不能掌握战场,所以只能笼统地估算到万位数。近年来中国透露出来的数字跟越南人说的差不多,一共减员31139人,精确到了个位数,其中死亡(包括战死、伤重不治死、病死、事故死亡)、失踪8531人,这些数字除了作战人员外还包括民工、向导、翻译等非战斗人员,伤亡确实惊人!中国人说消灭了越南军队57152人,也精确到了个位数。乍一看中国人没占多大便宜,但是这57152人中有46837人是中国人数到的越南士兵的尸体,2173人是中国人捉的俘虏,中国人看到确认打伤的越南士兵只有8142人。这根本不可能是越南人的真实损失,因为在密林草丛深处中国人没有发现的尸体,被炸塌的工事、岩洞中(如着名的鬼屯炮台、大青洞、二青洞、法国炮台等)活埋的越南士兵,以及在后方医院伤重不治而亡的越南士兵都不在此数内,大量受伤后隐蔽撤下来的越军伤兵,还有目视距离以外被远程火炮打死打伤的越军士兵也不在此数之内,由此可见中国人对数据的统计是严谨的、残忍的!朝鲜战争中中国人公布的歼敌数字就比美国人、韩国人自己说的还要少!所以邓小平说越军的死亡人数至少超过5万,而近年来跑到法国的越南民运分子则说越军死亡人数超过7万!不过越南士兵的受伤人数大大低于死亡人数也是肯定的,因为越南人战前一线取胜的战略,战争中死守一线的命令,以及越南后方糟糕的医疗救护条件,都让大批受伤后本可以活下来的伤兵丢了性命,所以许多网络资料认为越南士兵死者与伤者之间的比例应该在2:1~1:1之间!而不是国际上通常认为的1:3~1:4之间!10万越军驻守一线的部队,以及数万增援后死战不退的二线部队几乎全部伤亡,完好无损撤下来的人员极少!

    除此以外,大量不穿军装的越南武装民军和百姓的伤亡也不在中国人的战果统计里。这些人基本上由退伍回乡的越南老兵组成,单兵作战经验和能力比越南的正规军还强,人数也超过越南在边境一线布置的10万军人。在战争的中后期,这些人甚至成为抗击中国军队的主力,邓小平后来增调50军、54军和20军58师加入战场,主要就是对付这些武装民军和百姓,没有这些人的羁绊,邓小平早就推进到河内城下了。但由于缺乏统一指挥,分散作战,得不到有力的支援,越南的武装民军和百姓在中国人的围攻下也伤亡惨重。而且由于这些人的有效抵抗,中国人开战没几天就开始不分青红皂白地对平民大开杀戒,所以越南平民的伤亡比军队还要大!越南人说在战争中超过5万的越南平民丧生,这又是一个非常笼统而又模糊的统计,这里面有多少是武装民军和百姓,有多少是真正无辜的平民,越南没有明说。在朝鲜战争中军人与平民的损失之比为1:5,越南战争则上升为1:10,所以中越战争中越南平民死亡5万人基本上是不可信的!具体的数字越南人和中国人出于各自的目的恐怕永远也不会透露,不过越南民间说他们是用10个人换中国1个人的说法还是有依据的,这样推算越南在1979年的中越战争中军民合计伤亡应在30万人以上!

    除了人员伤亡惨重以外,越南在北部边界的基础设施也损失惨重。战争结束后,到中越边界采访的一些外国媒体就曾经报道,中越边界越南一侧纵深20~80公里范围内的所有军事设施和人工建筑都被中国人摧毁,在谅山,中国人连一间房子都没留下!许多军事观察员因此断言越南已经失去了再次向中国大规模挑衅的物质基础。越南在北方仅有的一点重工业也被中国人破坏殆尽,一些技术专家看后认为要恢复到战前的水平至少需要10年!这又给战后越南经济建设的恢复带来无穷的困难。

    无疑,越南人在人员和物资损失上都遭遇了一场浩劫,但是越南人并未输得一败涂地,他们用大量的鲜血挺过了中国人的猛烈袭击,又用巨大的代价迟滞了中国人的推进,越南最精锐的主力(如308师、312师)基本上都跳出了中国人的包围圈,成功地与从柬埔寨北上的增援部队汇合。等邓小平打下谅山时,河内以北以308师、312师和304师为主体的新的防线已经形成,若中国人继续前进,将面临越南举国的以死相拚。狡猾的邓小平没有让自己大占便宜的部队再去啃硬骨头,他明智地放弃了进攻河内的打算,把部队撤了回来。正是基于这一点,越南人始终坚持自己取得了1979年战争的胜利,起码逼得大批凶恶的中国军队不敢进攻河内,保住了国家的独立。但是邓小平停止前进的主要原因谁都知道不是越南人的拚死抵抗,邓小平确实讲过干掉对方4万多人,才抓了2千俘虏,越南不可小视、不可低估的话。但是越南以这样的代价给中国造成的损失也是毫发之失,离伤筋动骨远矣!邓小平真要想打下河内,越南人是挡不住的。之所以邓小平没打河内,并不是他惧怕越南设立了新的防线,而是已经没有时间了。不仅雨季马上就要来临,真正让他害怕的是等他打下河内,身后的北极熊会挥爪打过来。他非常清楚,自己的成功有相当大的偷机性,不仅钻了越南经验不足的空子,更是钻了苏联准备不充分的空子。苏联在战前对这场战争的规模和突然性也认识不足,她压根儿就没想到中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就对自己原先的盟友下手,而且这么狠!她不知道邓小平为这场战争已经筹划了4、5年了。苏联军队根本没做对中国开战的准备,在中苏、中蒙边境部署的54个师,没有1个是战时满员师,只有1/3达到满员的70~80%,1/3只有满员的50~60%,剩下的1/3都是只有4000人左右的架子师。美国人及时将这一重要信息透露给邓小平,邓小平据此估计苏联要想大规模进攻中国,至少要从欧洲调100万人过来,仅凭那条单薄的西伯利亚铁路,完成上述调兵至少需要半年,就是部署中等规模的进攻最快也得2个月。这个估算出的时间差是邓小平下决心对越开战的主要依据,也是他进行战争不能逾越的时间红线,如果苏联人没给他这个时间差,也象中国人向中越边界调兵那样向远东大规模增兵,邓小平还敢不敢对越开战就不好说了,最起码他不会发动那么大规模的进攻。

    现在的公开资料表明,邓小平在开战之前和战争进程中主要精力是用在如何应对苏联的反应上,对越战事完全委托给了许世友和杨德志两个部下,他根本没插手。苏联超强的军力让邓小平不敢小觑,中国对付得了越南但绝对对付不了苏联,这也是越南料定中国不敢大动干戈的主要原因。但是邓小平比越南人更了解苏联,他跟苏联人打了几十年的交道,深知支撑苏联帝国的基础在欧洲不在远东,苏联向远东大规模调兵不仅成本浩大,而且还会造成老巢东欧地区兵力空虚,美国绝不会对此不屑一顾。要是再弄出匈牙利、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那样的危机,苏联就可能丢掉东欧,这个损失苏联承受不起。所以邓小平料定勃列日涅夫绝不会用东欧任何一个国家去换越南,大规模进攻中国苏联肯定不敢。

    其次,邓小平认为中越战争那样中等规模的进攻苏联也不会实施。因为这需要在中国的东北或新疆地区对面集中2个集团军规模的兵力,至少得10个满员师,跟中越战争中国在广西或者云南方向布置的规模差不多。这对苏联同样十分困难,中苏边界不论东端还是西端,都是人迹罕至的高寒地区,每年二三月份大雪弥漫,气温零下30~40℃,几十万的人和装备在这种情况下集结开进是不可想向的,真打起来庞大的后勤供应也会要苏军的命。再说,10几个师的规模顶多也是象中越战争那样打进去几十公里,这样的打击对越南这样的小国管用,对中国这样幅员辽阔的国家则毫无意义。所以邓小平基本也排除了苏联中等规模进攻的可能,但是他仍然命令中国北方的沈阳军区、北京军区、兰州军区和新疆军区的部队进入一级战备,做好应对苏联中等规模入侵的准备,这些军队在装备和人员素质上都高于南方正跟越南打仗的部队,目的就是防止苏联在绝境下出险招。

    再次就是苏联小规模的入侵,这是邓小平1979年最担心的地方,也是他花心思最多的地方,尤其是中国西部的新疆地区,邓小平估计会有苏联武装的6个哈萨克族还乡团打过来,邓小平为此都进行了细致入微的准备。中越战争期间邓小平的眼睛一直盯着北面,中苏、中蒙边界任何微小的动静,哪怕是风吹草动都得向他汇报。

    事后证明,苏联连小的入侵也没搞,为此,有人说苏联人本质是懦弱的,从拿破仑战争以后,苏联(包括以前的帝俄)从未主动向一个大国发动战争。还有人说苏联没有行动确实是象邓小平分析的那样有无法克服的困难,但更重要的是苏联对越南并不真心,这个从别人那里背叛过来的小伙伴苏联还信不过,这么短的时间就让苏联为了这个新的小伙伴去跟人以命相搏,苏联绝对做不到,也没那个意识。苏联跟越南的苟合是为了互相索取,谁都没真心为对方着想,这样的苟合地危难时刻当然是各顾各,苏联不会马上为越南火中取栗。当然,邓小平的严阵以待也是让苏联人不敢轻举妄动的重要原因,他也让苏联人掂量出为越南两肋插刀需要付出的沉重代价,所以苏联方面更是在犹豫中迟迟下不了决心。如果邓小平象黎笋那样对自己的“头号敌人”掉以轻心,在北面象征性地摆上10万军队就南下专注打仗,苏联会不会冒险在中国背后动手就两说了。

    苏联的存在使邓小平不可能无限制地对越南施以暴力,就是在北面准备再充分也不能把南面的战争拖到苏联的战争机器开动。所以邓小平说对越战争是有限制的,他把战争的时间严格限制在两星期以内,到了时间不管战果如何都要撤军。尽管5月份冰雪融化之前苏联不可能发动中等规模的进攻,但是两周以后苏联发动小规模的入侵还是能办到的,中国北方的边境地区已经发生了边民内逃事件,长期绷紧神经对中国也不利。邓小平估计越南那样的国家扛两周的猛烈打击已经够了,继续放血纯粹画蛇添足。最终,越南人的抵抗让邓小平的撤军推迟了2天,但并没有影响邓小平的全盘战争规划。所以邓小平没有进攻河内是担心苏联在北面搞动作,并不是害怕越南的誓死抵抗。当然,越南人粉碎邓小平再撕下一块肉的企图也是成功的,因为依邓小平这个赌徒的性格,如果越南人真是烂泥糊不上墙,给了邓小平继续冒险的时间,他在两周之内真敢打河内!

 

解密中国资本外流的真相:人民对人民币的不信任

 

中国的外汇储备去年6月一度达到4万亿美元左右,到今年8月底已降至3.56万亿美元,花旗集团(Citigroup)的数据显示,在截止今年6月底的四个季度里,中国资本外流总额超过5000亿美元(不含债务偿还部分)。

不少分析指向在美联储加息在即、中国经济疲软、加之人民币贬值预期的背景下,热钱外逃使国内外汇储备持续减少成为趋势。巴克莱此前预计如果按照目前外汇储备下降的速度,中国央行将在今年下半年将流失14%的外汇储备,纵使坐拥3.7万亿美元外汇储备也支撑不了多久。这一观点在国内引起轩然大波。

但这类观点可能忽视了中国资本流出的构成,导致对前景过分悲观。
“关于资本外流,我首先想澄清一点,中国的资本外流和一般理解的典型的新兴市场国家的资本外流不一样。”野村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赵扬本周三表示,98年东亚金融危机因很多外资提前进入这些原本高速增长的国家,一旦经济恶化,外资撤出国家导致货币和国内资产价格崩溃。

而中国资本外流的现象更多的是国内居民主动持有更多的外汇资产造成的,并不是外国热钱撤出。赵扬表示,过去二三十年间中国对外资管控一直比较严格,大部分国际资金以FDI类型的长期投资进入中国,长期投资不会也不能很快撤出中国。尽管从国际收支平衡的角度看都是资本外流,但本国居民持有外汇资产和外资大举进入又大举撤出的原理和后果都差别巨大。

“因为本国居民的资产配置不可能是一个无限的配置。”赵扬表示,另外,从企业角度看,尽管因人民币贬值,现在卖出产品收到美元后结汇意愿降低,但长期看企业在国内的运营仍然需要人民币,持有外汇资产规模和时间长度都将有限。

据此分析,中国的资本外流,更像是一种“体内循环”,即国内居民与企业需要美元资产对冲人民币贬值风险,但这些美元资产除了少数会流向境外股市与金融产品,多数依然留在境内银行金融体系。从统计角度来看,如果企业和居民不把外汇卖给央行,那么即便这些外汇仍留在中国,在央行资产负债表里外汇储备依然会下降。

 “严格意义上,中国的资本外流,应该是外汇储备从国家向居民、企业转移的过程。”赵扬认为,基于多数外汇储备依然留在境内银行金融体系,资本外流的实际规模并不高,因此人民币的贬值空间相当有限。

野村预计人民币的汇率今年至明年可能在6.5~6.7之间波动,距离当前6.37左右的水平贬值空间有限。

野村的分析与中国央行本周二对外储下降的解读类似。央行认为最近企业和个人外汇存款持续增加,金融机构外汇流动性也十分充裕。其他境内主体持有外汇资产的增加意味着企业、居民和金融机构的资产配置更加丰富,央行认为这是中国“藏汇于民”战略的体现,有利于促进国际收支平衡。

赵扬认为国内近期“资本外流”趋势加强还存在一个结构性原因,即过去中国经济长期高速增长且人民币稳定升值的情况下,内资“走出去”的意愿不强,私人部门持有外汇资产比例不够。随着上述预期在近两年内逆转,私人部门增持外汇资产也是自然而然的结果。

不过,这类资金中也有部分属于投机性配置,赵扬认为,如果央行能够稳定人民币汇率,这类资金最终还是回来。

因从收益来看,中国现在的经济增长虽然在放缓,但野村预计长期的增长速度可以达到5%,这一数字仍然好于大部分国家,如果追求投资收益的话,在中国相对其他国家机会更多,所以未来资本外流的幅度可能不会非常大。

最后,市场上也有不少人担心热钱可能悄悄通过非法“地下钱庄”外流,关于这个问题,赵扬对华尔街见闻表示,地下钱庄大部分资金转移是不过境的,即资产转移方的资金并不是换汇出国,而是仍留在钱庄的境内账户,资产转移方境外账户收到的外汇多数是想进入中国的另一资金方所打入,即内外是平衡的,并不会产生资本外流的效果,也不会对人民币汇率产生影响。

美国围堵中国——一个近乎真理的谎言

 

Chindian

全文转自网络
摘要: 中国的特权与垄断集团为什么需要这个谎言,因为只有通过谎言才能激起中国人民的反美情绪,而激起这种激烈的反美情绪的幕后有一个不为常人所知的阴险的目的:反美,连同美国倡导的自由、民主、平等一同反掉。 
美国是个什么国家,美国的经济力量占世界的百分之三十二,它的军事开支比世界其它前十个军事强国的开支总和还多,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的宪法是以美国宪法为蓝本,美国在航天、军工、信息、生物等几乎所有重要的科技领域都保持世界领先地位。
  美国曾帮助中国打败了日本,并让中国成为了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在上个世纪未,美国将苏联拖垮,为中国解除了来自北方的巨大威胁,使中国得以集中精力进行改革开放与经济建设。
  长期以来,总有一种奇谈怪论,说什么美国在围堵、灭亡中国,美国不希望中国强大。美国为什么要围堵、灭亡中国,从地缘政治的角度考虑出发,美国需要一个统一的强大的中国来制约世界上两个最野蛮、最强悍的国家即日本、俄罗斯,这也是为什么罗斯福总统不顾斯大林与邱吉尔的坚决反对而坚持使中国成为常任理事国的原因。阻止一个国家强大的最好办法就是进行贸易制裁,可二十多年来美国一直采取促进中美贸易的政策,并且那么多年来一直默认了巨额的中美贸易逆差。可以说,改革开放来,正是依靠与美国以及美国控制下的日本的贸易中国才完成了自己的原始资本积累,才得以在工业化的道路上迅速前进。如果美国真正要扼制中国,不与你贸易就是了,何必要花那么多资源来围堵你。
  此外,如果奥巴马政府执行的是围堵、灭亡中国的战略,他怎么可能让三位华人进入他的核心决策层,即使奥巴马会那么傻,美国两党的国会议员也不会那么蠢,要知道,二战期间,在美国的日本人可是全部集中在集中营里统一管理的。
  在已有的人类历史中,一个国家要阻止另一个国家强盛几乎是不可能的,除非是你自己不争气。一战后,法国与英国还要怎能样控制德国呢,最终阻止了德国的崛起吗,没有。尤其是在现行的世界贸易体制下,要阻止一个国家的强大更加不可能。务实的美国人不会不清楚这一点。二千多年来的历史可以证明,中国人与俄罗斯人,与日本人相比,要文明得多,也比他们更爱好和平,更习惯通过自己的劳动而不是侵略来获得财富,难道美国的历史学家不清楚这一点。
  已有的历史告诉我们,凡与美国保持友好关系的国家,几乎都繁荣强大起来,人民也都过上了自由、民主、文明、富足的生活,这是有目共睹的。而那些与美国对抗的国家有几个有好下场?中国也不例外,义和团运动失败后,正是美国的帮助,中国才避免了领土被列强瓜分,日本全面侵华后,也正是美国政府的财政支援才使中国的抗战得以坚持下来,最后又是美国人帮我们收回了满洲与台湾。
  罗斯福总统本来还要将琉球还给我们,是我们自己不要。越南仗着苏联大肆屠杀我华侨,如果不是邓小平与美国搞好了关系,我们敢去教训它吗,现在印尼大肆屠杀我华侨为什么不去教训教训。中国1976年以前的苦难当然有自身体制的原因,但与美国对抗也是重要原因之一,如果我们与美国保持了友好关系,我们就不会与苏联绑在一架战车上,就不会与战后世界大发展及战后技术革命失之交擘。
  中国要解决台湾问题,要维护南海的主权及华侨的利益,要夺回被印度占领的领土,要与俄罗斯重新谈判领土问题,首先要自身强大,其次就是要与美国搞好关系,中美关系是纲,中俄关系、中印关系、中日关系、台湾问题、南海问题、华侨问题是目,纲举才能目张。一个国家是需要几个真心朋友的,日本在日俄中为什么取胜,因为它当时获得了英国的暗中帮助,英国阻止了俄国舰队通过苏伊士运河,迫使它绕道好望角,并且不断将俄海军的情况告诉日本,使日本海军得以设伏将俄国海军歼灭。英国为什么能战胜德国,中国为什么能战胜日本,都是由于得到了美国的帮助。
  看一看我们的身边,还有谁可以成真正的朋友,俄罗斯?日本?印度?印尼?没有,一个都没有。
  美国不是上帝,也不是天使,但不管是从地缘政治,还是从历史恩怨、民族习性或是战略利益考虑,美国都是中国唯一可以成为盟友的大国。意识形态的冲突终究是暂时的,更何况美国所要求的民主也是中国人民的追求。民主不就是由选民来决定国家及地方领导人吗,民主不就是要由选民通过法定程序选出来的代表来制订国家法律与重大政策吗,民主有什么可怕的呢,民主是洪水猛兽吗?在中国害怕民主的是少数人,是那些既得利益者,一个不贪、不偷、不抢、不受贿、不诈骗、不搞特权、不搞专权的人怕什么民主。马克思从来就没有说过共产主义不要民主,更没有说过社会主义就不能搞多党制。我们的先烈们其实就是在自由与民主的感召下走上革命道路的。我们的宪法与党章不是也载明要把中国建设成为民主的国家吗。

  美国试图围堵、灭亡中国,这是一个谎言,一个中国权贵阶层为了继续甚至永远维系他们的特权与垄断地位而制造的谎言,一个因为被重复了一百遍而被千千万万被奴役者视为“真理”的谎言。
  中国的特权与垄断集团为什么需要这个谎言,因为只有通过谎言才能激起中国人民的反美情绪,而激起这种激烈的反美情绪的幕后有一个不为常人所知的阴险的目的:反美,连同美国倡导的自由、民主、平等一同反掉。
  1950年代那位二号领导人说过:抗美援朝有利于解决国内问题。
  1950年到现在已经过去六十年,六十年后还需要依靠谎言来维系政权,这是一个国家多大的悲哀。

周其仁:为什么中国的体制改起来特别难?

 

不久前我问过一个问题,为什么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了,讲起改革来还是颇为沉重?再进一步问,为什么我们这个体制,改起来那么难?这里有不少感慨。不是吗?中国这个要改革的体制,从1952年国民经济开始恢复,到1978年,总共也不过就是26年。其实在1958年之前,很多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元素还在,农民要入的是基于土改而成的劳动者私产的合作社,在理论上还可以退社。农户自留地的面积蛮大的,此外尚没有搞政社合一,没有城乡户籍控制,也没有从这个产业到那个产业,这不准、那不准的那一套。

换句话说,权力高度集中的计划命令体制,应该是在1958年到1978年期间形成的。总计20年时间,搞成了那么一套管得死死的体制。可是要改这套体制呢?从1978年算起,到2013年已经35年了,人们还在呼吁改革、讨论改革、建言改革。这么一个现象里面,必定有一些道理。为什么我们过去形成的那套体制,改起来特别难?

现在一个认识是,维系老体制的既得利益太顽固。这个说法当然有道理。改革以来国民经济壮大了多少倍,所有既得利益也一起壮大了。现在一件事情,背后都是多少亿、多少亿实实在在的利益。即得利益很大、很顽固,于是改革就难了。

但是,哪个国家在哪个历史时代都有既得利益问题。一套体制就是一个即得利益格局,从来如此。改革要改游戏规则,也就是要改变经济竞争的输赢准则。游戏规则改了,原先的赢家不一定继续赢,当然不可能高高兴兴就退出比赛,总还想维系老规则,继续赢下去。这是人之常情,天下都一样。所以要问的,是中国的既得利益为什么显得特别严重?

我的看法,计划命令体制不是从实践中自发建立起来的。它是按照一种理论构想、按照一个理想社会的蓝图构造出来的体制。如把整个国民经济作为一家超级国家公司来处理,那完全超出了所有人的经验。发达国家的市场里是出现过一些大公司,但要让公司大到覆盖国民经济,以至于可以消灭全部市场关系、完全靠“看得见之手”来配置一个国家的经济资源,那还是要差十万八千里。但是一旦把这么个超级国家公司说成是“社会主义”的唯一形态,谁能随便改一改呢?明明行不通,一改就碰上“主义”的大词汇,碰不得,只好拖来拖去,把毛病越拖越大。

所以恐怕还不是一般的既得利益,而是包上了“大词汇”的既得利益,才特别顽强,特别难触动。谁也碰不得,一碰就成了“反社会主义”——50年代的中国还有一个罪名叫“反苏”——本来是怎样搞经济的问题,非常实际的事情,水路不通就走旱路,高度依赖经验和实践效果。要是意图老也实现不了,不妨考虑改一改方法吧。但是“大词汇”当头,点点滴滴改进的难度骤然变大,一静一动之间好像都触犯了制度底线,既得利益就变得很僵硬。

推进改革,首先就要回到经验的基础上来,也就是确立“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社会主义的理想要坚持,但究竟怎么在中国一步一步实现,要根据实际情况来决定,也要根据实践效果来调整。非要人民公社,非要政社合一,非要搞得种田的人吃不饱饭,才叫“社会主义”?久而久之,人民对那套“大词汇”就不会有信心,也不会有兴趣。

其实世界上各种经济体制,互相比赛一件事情,那就是纠错能力。哪有不出错的制度?资本主义了不起,《共产党宣言》说它创造了超越以往一切时代的革命性的经济成就,但为什么老要闹经济危机呢?还不是那个体制会出错?过去以为搞了计划经济就可以消除了危机,实际上无论在前苏联还是在中国,经济决策同样也会出错,否则为什么隔几年就来一次“调整”?经验证明,出错不可免,问题是纠错能力强不强。权力高度集中的体制,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是个优点,但前提是决策要对。决策错,又集中,那错误也大,且纠错比较困难。

改革无非是系统性地纠错。这里存在一个悖论:计划体制本来就是因为纠错能力不够强,非积累起很多问题才需要改革。但打出改革的旗帜,我们体制的纠错能力就自动变强了吗?实践中还出现了一个新的偏向,千难万难,改革好不容易取得了一些进展,也因此取得了一些经济成就,有一种舆论就认为我们的体制是全世界最灵光的体制,再不需要改了。

既然改革这么难,那么干脆不改了行不行?干脆宣布中国已经建成了新体制,再也无需改革,行不行?想来想去,答案是不行。因为改了一半不再改,大的麻烦在后面。大体有三个层面。

第一,不继续在一些关键领域推进改革,不继续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方向的改革,不推进健全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的政治改革,很多社会矛盾会呈现连锁爆发趋势。

浏览最近新闻,刘铁男案、刘志军案、东北四天里的三把大火,还有延安城管的暴力执法,看得心情不能不沉重。当然也可以说,这么大个国家,总有负面新闻,也总有偶发因素、纯个人的因素。不过个人感受,这些新闻事件还是反映出高速经济增长的中国社会机体里,带有令人不安的体制性疾病。中国是比过去富了很多,但富得不很健康,到处可见富态,也可见病态。

以高官贪腐案为例,涉案的金钱数目巨大,本身就够刺激。更要害的地方是,那可不是抢银行得手的巨款,而似乎是“正常工作”的副产品。“利用职权”能带出如此数目巨大的非法收益,不能不判定现行的职权利用体制存在着巨大的漏洞。仅办贪官,不改体制,老虎、苍蝇生生不息,没完没了。

一个国家粮库,一次过火面积就是几万吨存粮。网上议论,向着“天下粮仓”的方向去破案。究竟如何,要看调查结果,是什么就是什么。我不过以过去的经验推断,仓储存粮数目过于巨大,与价格机制被严重干扰总有某种间接的联系。现在财政对粮食的补贴,到每户农民头上的还不算多,但总量已经不小。这对粮食总供求当然有影响。不补贴呢,粮食生产和农民收入似乎都有麻烦——是为两难。出路之一,是适度提高粮食种植经营规模。为此需要进一步厘清土地承包权、发展农地转让权。就是说,需要土地制度方面的进一步改革。延缓地权改革,只靠粮食补贴,财政能力是一个问题,补来的粮食压库,社会成本过大,管理负荷过重,怕是过不长久的。

还有吉林那把大火,工厂里面工人在干活,但车间门被反锁,着火了人也跑不出来,活活烧死!经济发展当然要支持民营经济,但民营企业也一定要保障工人权益。这些不同权利之间的平衡,不可能仅靠各方自觉就可以自动实现,要有政府来充当履行市场合约的第三方。可是平时管东管西、查这查那的很忙,偏偏人命关天的环节就没检查、没监督。说此案暴露“政府缺位”,总不冤枉吧?问题是缺位了怎么着?用什么机制来监管政府,使之不再缺位呢?

管也不能用延安城管那样野蛮的办法。众目睽睽之下,身穿国家制服,跳脚猛踩小商户的脑袋——这样的官民关系,离“官逼民反”不很远就是了。说是“临时工”所为,可事发整整七天之后,延安城管局长才现身道歉。他到底忙什么去了?官员不忙正事,老百姓也奈何他不得,如此官制不改,就不怕国将不国吗?

联系到当下的经济形势,总特征是高位下行。老话说,“上山容易下山难”,就是下坡时容易出问题。很多的矛盾在高速增长时被掩盖,但往下行时,平衡的难度就加大了。所以现在论改革,还不是摆开架式做最优的顶层设计,或慢慢摸到石头再过河。很多问题久拖不决,正派生出更多的问题。我写过“接着石头过河”,就是挑战一个接一个飞过来,逼你出手招架。这是第一层次。

第二个层次,更年轻的人群成为社会的主体,他们对体制、政策以及自己所处环境的评价,有不同于上一代人的新参照系,也有他们对理想社会更高的预期。比如说,对经历过1959~1961年大饥荒,经历过人民公社、文化大革命的这代人来说,看中国改革开放之后的变化,再怎么说也觉得进步巨大。但是,对80后、90后来说,他们的参照系生来就有所不同。他们生活在较开放的中国,对世界的情况有更多的了解,认为这个世界本来就应该是这样的、那样的,要是不达标,他们就不满意。

现在社会人口的主体,也就是产业结构中最活跃的人口,消费结构中最活跃的人口,文化活动中最活跃的人口,他们的参照系究竟是什么,他们的预期值又是什么?他们对社会公正、对现代文明的标尺是不是比过去更高了一点,对改革不到位带来的负面现象觉得更不可容忍?要看到,中国经济总量已是全球第二位。也正因为如此,人们对自己国家的期望,就比过去更高。我们不能动不动就讲改革前怎么样,更不能讲解放前怎么样,老靠“忆苦思甜”来维系人们的满意度。

一个国家有希望,一定是一代一代对自己社会的期望值更高。所以改革还要和正在成为主流人口的期望值相匹配。要是改得过慢,跟不上年轻一代人对社会的期望,也会出问题,也可能让失望情绪弥漫,那就无从动员一代代人面对问题、解决问题。

第三个层面,现在很多制度性的变量改得过慢,老不到位,正在激发越来越多的法外行为、法外现象。现在很多事情,法律上说一套,本本上说一套,人们实际上另做一套。不少人不在法内的框架里,而在法外的世界里讨生活。

看到这类现象,人们习惯于批评中国人有法不依,没有尊纪守法得好习惯。这个问题存在。但有得情况下,也实在是因为我们不少的法,定的不合理。我举过一个很小的例子,民航客机落地时,广播里一定说请大家不要打开手机。可是前后左右,差不多人人都在开手机。可是搭乘香港国泰或港龙的班机,人家一落地就广播说现在可以打开手机了。我的问题是,要是落地之后开手机没啥不良后果,干嘛不痛痛快快让大家开手机得了?这是说,有的情况下,改一改法或规章,不难做到有法必依。现在不少经济管制,或曰法规或曰政策,根本就很难执行,弄来弄去大家非得不守法,才容易过日子。

不少城市都有“黑车”,为什么?常常是“白车”经营的门槛过高、负担太重。凡白车服务不到的地方,黑车常常应运而生。再看所谓“小产权”,法律上没地位,现实中有市场。单单天子脚下的北京,有多少法外物业?还有早就过时的人口控制政策,催生了多少“黑户”?挺大一个小伙子,交谈几句就告诉你他是被罚了几十万元才来到这个世界的。他们对我们这个社会,会怎么看?金融改革讲“利率市场化”,讨论很热闹。可走近生活,哪种利率模式现实里没有哇?所以,法外世界很热闹,到处都是“中国式过马路”。

 

讲到这些现象,“小道理”盛行——这个不让碰,那个不让改。但似乎忘了一条大道理,那就是要让绝大多数人的绝大多数行为,在合法的框架里进行。在一个变化很快的社会,改革要提升制度化能力,也就是化解法外行为,把对他人与社会无甚损害的法外活动,尽可能地纳入法内框架。否则,越来越多的人另起炉灶,“不和你玩了”,那才叫最大的制度失败。

改革本来就难。站在当下这个时点,改起来更难。但是拖延改革,不是出路。现实的局面,改革不但要跟腐败或溃败赛跑,还要和越来越年轻的社会主体的期望值赛跑,并有能耐把大量法外世界的活动,吸纳到体制里来。在这三个方向上,要是跑不赢,大麻烦在后面。

中越战争的历史意义(一)

 

来源:观点

 

疑为假托外国人的中国作品,有删节,供参考

                                                                                              

        在此中越战争爆发35周年即将到来之际,向中越双方在战争中死难的10多万军人和平民表示深深的哀悼!向亲历这场战争的中越双方数百万军人和平民表示深深的慰问!

    中越战争——冷战的转折点

   冷战的转折点其实就是1979年的中越战争,这场规模有限,时间短促,方式落后的战争当时虽然引起整个世界的震动,但不久就被人遗忘,没人会想到从这一年开始,仅12年整个苏联东欧集团就彻底崩溃。而在此之前的34年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想尽各种办法削弱苏联,都收效甚微,苏联在1979年反而达到了其扩张的巅峰。

    (一)中国在冷战中的特殊作用

   苏联在这么短的时间戏剧性地崩溃,出乎所有人的预料,尽管苏联崩溃22年来各种各样的评论层出不穷,已经发表的着作和政论文章可谓汗牛充栋,但其中的一个关键的因素却论述不多,那就是中国在以苏联为首的东方集团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集团之间发生了战略角色的转换:中国从苏联名义上的盟国变成了美国事实上的盟友,而完成这一转换的标致就是1979年的中越战争。

    1945年以后的世界是美国和苏联分而治之的世界,但不论对美国还是苏联,中国的态度无疑都非常重要,中国在这个世界上的地位和份量不是美国和苏联以外的任何一个国家能够替代的,不论中国加入苏联和美国的哪一方,另一方都会受不了。从1945年往后的40年里,以苏联为首的东方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都有一些卫星国或小伙伴背叛,苏联方面是阿尔巴尼亚、南斯拉夫、匈牙利、波兰、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埃及等,美国方面有古巴、法国、委内瑞拉、伊朗、尼加拉瓜等,这些卫星国或小伙伴要么加入了对方的集团,要么游离于东西方之间,要么重新又回到了主子的怀抱,但不管他们采取什么措施,都没有撼动苏联或美国的世界地位,也没有影响冷战的整个格局,这些国家的离开或加入对美苏双方来说都可以忽略不计。但是中国就不同了,中国在冷战的前期加入了苏联为首的东方,美国跟着就开始倒霉,险一险崩溃;中国在冷战的后期脱离苏联又加入了美国为首的西方,苏联跟着也开始倒霉,最终走向了崩溃。

    冷战前期中苏联盟的标致是1950年2月毛泽东到莫斯科与斯大林签定了同盟互助条约,中苏正式成为盟国。当时的美国总统杜鲁门并没有看出这一联盟的危险性,他把中国仍当成南斯拉夫、波兰那样无足轻重的次要角色。同年6月,在没有深思熟虑的情况下杜鲁门贸然出兵朝鲜,4个月后中国也向朝鲜出兵,朝鲜于是成了中苏共同对抗美国的战场。以美国的力量当然不可能同时对付中苏两个巨人,尽管美国在朝鲜苦苦挣扎了3年,但最后还是力不从心,不得不跟明显弱于自己的中国签定了停战协定,这对自诩为世界领袖的美国来说,无疑是奇耻大辱。

    跌了跟斗的美国并没有认真吸取教训,而是急于在别的地方重新找回面子。那时的美国还没有完全认识到自己力量的有限,所以12年后,即1965年,美国在越南又介入了一场跟中苏的对抗。尽管中苏当时已经公开决裂,但在越南共同对付美国这一大事上,却是一心的。1965年时的苏联和中国当然跟1950年时不可同日而语,所以美国在越南遭到了比在朝鲜更大的失败,不仅美国军队被迫全部撤走,而且亲美的南越也被亲华亲苏的北越整个吞并。

    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是美国建国以来遭受的两场最大的挫折,前者被世界公认为美国的失败,后者更是美国自己都承认的失败。1973年美国从越南撤军时,美国的民心、士气都跌到了历史的最低谷,整个国家也处于分裂的边缘。切肤之痛让美国深切认识到不能再在以一敌二的劣势环境中继续硬挺,不然强大的美国一定会走向崩溃。中国是个不能小看的独立对手,既然美国不能同时打倒两个巨人,那就得想办法把他们拆散,各个击破。由于当时美国的主要威胁还是苏联,中国又跟苏联接壤,联苏击华只能让苏联人得实惠,所以美国人经过考虑自然就选择了联华击苏。高傲的美国人于是放下架子开始向中国示好,而在此之前中苏之间的分裂、论战以及边境武装冲突也为美国战略目标的转移创造了契机,1972年2月,尼克松访华,中美这对不共戴天的敌人开始化敌为友。

    就在美国人向自己的既定目标一步步迈进时,苏联却仍然执迷不悟。斯大林在1945年的雅尔塔会议上跟罗斯福一样没把中国当回事儿,5年后他也不知道自己与毛泽东签定了一项什么样的条约,那是苏联走向世界帝国的根基,苏联在冷战期间所取得的种种优势都跟中苏同盟有关,所以苏联的世界战略应该是千方百计地拉住中国这个最有份量的盟友,其它的事情都应给巩固中苏同盟让位。但是斯大林却把中国当成了一个不听话的讨厌跟班,连美国对英国那样的尊重都没有。斯大林之后的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也没能跳出这种惯性思维的桎梏,仍然象对待南斯拉夫那样对待中国,疏不知中国可不是南斯拉夫那样的小国。斯大林、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对中国的态度很可能是俄国人历史上对中国满清政府和国民党政府极端蔑视的一种自然延续,这种态度美国同期的罗斯福、杜鲁门、艾森豪威尔、肯尼迪、约翰逊多多少少也有,但是朝鲜战争后美国人的态度已经开始转变,到了越南战争后期则彻底改变,重视和尊重起中国来,而这时的苏联人还是老样子,1975年苏联人对中国的态度跟1945年时没有什么本质上的差别,而且直到1985年戈尔巴乔夫上台以前,苏联人还是不习惯美国以外的国家跟自己平起平坐。从美苏对中国不同的认识和态度上,可以看出苏联人思想的顽固、思维的滞后和眼光的狭隘,以这样的思想、思维和眼光当然不能引领世界,这也是苏联最终失去中国这个最重要的盟友,在冷战中失败的主要原因。

    不过从20世纪70年代前半期的形势讲,苏联还有机会不陷入与中美对抗的泥潭,因为当时中苏同盟条约的期限还没有到期,尼克松访华也没有形成事实上的中美联盟,双方还处于初步的试探中,而且两国内部都有强烈反对中美接近的声音。不久尼克松因此深陷“水门”,而中国的“四人帮”也兴风作浪,如果苏联人这时抓紧时间改变策略,完全可以避免以一敌二的战略窘境。但就在这千钧一发的关键时刻,越南人的弄巧成拙却让苏联最后一丝希望化为泡影,而美国则晕头转向地接受了梦想成真的现实。

   (二)越南的悲愤和梦想

   越南紧邻中国,是中南半岛的大国,但是在亚洲只能算中小国家,放到全世界这个范围更是地地道道的小国。小国的战略视野一般比较狭窄,对世界大局作用有限,但在特殊情况下也会产生问鼎世界政治的幻想。中国周边的小国多多少少都有取代中国的梦想,一有机会就死抓住不放,而且不惜一切代价,敢冒任何风险。日本在19世纪70~90年代就曾经成功尝试了一次,收获颇为丰厚,不然这个遍布火山、经常地震的贫瘠岛国现在谁知道它在哪儿?尽管日本人最后尝到了原子弹爆炸的恐怖,但这并不能完全浇灭中国周边小国的那个梦想。在日本人初次开始行动整整100年后,国土轮廓也呈长条S形,跟日本的轮廓极其相似的越南又开始了大胆的第二次尝试。

    对越南来说,在1975年时她似乎有这个本钱。毕竟她是人类历史上连续打败两个强大的白人国家(法国和美国)的唯一有色人种国家,其中美国还是世界头号强国,这一点日本人和中国人都没做到。越南的战争努力没有象日本那样落了个亡国投降的下场,就是跟中国相比成就也远远超出:美军在越南的伤亡人数是在朝鲜的2倍半还多(36万/14万),况且朝鲜美军的伤亡有相当一部分还是朝鲜人民军造成的。越南人在其最自豪的奠边府战役中全歼了1.6万名白人正规军,而中国人则没有在一个地方围歼5000人以上白人军队的战例,其最自豪的上甘岭战役也不过是将白人击败赶走。所以,越南人信心十足地认为自己比中国人更胜一筹,她才是黄种人最优秀的代表。而当时的中国经过10年的内乱虚弱不堪,经济凋弊,政局不稳,作为国家支柱的人民解放军,更是深受政治挂帅的毒害,装备、训练废弛,军官只会喊政治口号,士兵拿锄头比拿枪还熟练。越南的一些将军利用当时的同盟关系到中国军营实地观察,回来后认为久经战阵的越南士兵1个能顶中国30个。种种迹象表明当时的中国正处于共产党执政以来最容易被打倒的时期,取代中国别的国家不敢想,越南则认为时机千载难逢。尽管中国曾经在抗法与抗美战争中给予越南大量无私的援助,但取代中国这个前景实在诱人,最终还是战胜了越南人的感恩心理。

    越南的行径在外人看来很有些背叛和忘恩负义的味道,但是站在越南的角度,却另有一番悲愤的合理性。越南人在长期的战争中损失实在太大,从1945年~1975年的30年时间里,超过500万的越南人死于战火,这么惨重的代价让越南人觉得应该得到补偿。但是1972年2月的尼克松访华却让越南人觉得自己成吨的鲜血都被中国人拿来跟美国作了交易。同年12月,尼克松的B-52几乎将越南首都河内从地球上抹去,但是中国的表现却并不给力,越南人被迫在来年的1月跟美国签订了巴黎协定,以承认越南南北继续分裂来换取美国全部撤军。巴黎协定让越南人觉得自己第二次被出卖了,他们没有忘记,1954年奠边府大捷以后,也是由于中国人不支持越南乘胜追击,越南才被迫接受了南北分裂的政治格局。1954年时的越南对中国还敢怒不敢言,但1973年他们已经有能力反抗了,不仅越南自身的实力今非昔比,中国在“文革”中糟糕而又荒唐的表现也让越南觉得中国不配再来领导亚洲。同年3月29日,美军全部撤走,越南统一的最大障碍被搬除,出于以往的教训和当时中国万分虚弱的现实,越南当然要尝试一下在亚洲取代中国的战略。

   (三)周恩来的警觉和邓小平的对策

   越南取代中国的尝试准确地说是从1974年开始的,当年中越边界有了一些小的摩擦和纠纷,越南此举是在试探中国的反应。不幸的是越南的举动立即引起了中国的警觉,中国跟苏联不同,已经拥有了一批世界大脑级的战略家,尽管有第一夫人江青的骚扰,老辣的周恩来还是很快就嗅出了越南想反叛的气息。周恩来拥有遍及世界的情报网,而且运转效率非常高,源源不断给他提供各种准确的信息。周恩来根据他掌握的至今都没有公开的一批高级间谍的情报,十分敏锐地觉察到越南人在走100年前日本人的老路:整整100年前的1874年,日本人冒险在台湾制造纠纷,试出了当时中国满清政府虚弱和无能的本质,日本据此判断自己的扩张挑衅不会招致中国大规模入侵的报复。第二年,即1875年,日本便出兵朝鲜,将自己的影响大胆地锲入中国传统的势力范围——朝鲜半岛。10年后,即1884年,日本借中法战争进一步巩固和扩大自己在朝鲜的地位。又过了10年,即1894年,日本更是以朝鲜为基地向中国全面开战,最终打败中国取代了中国在亚洲的地位。以后中国遇到了什么周恩来用不着去翻历史书,中国在20世纪前半叶的悲惨遭遇使他准确判断出越南象日本当年一样,萌生了控制中南半岛的野心,只要中国不作为,越南统一后下一步就会把老挝、柬埔寨、泰国、缅甸、马来西亚、新加坡一个个纳入势力范围,这些国家在如狼似虎的越南军队面前简直绵羊不如。然后越南就可以以中南半岛为基地,瞅准机会与苏联南北夹击打败中国,取代中国在亚洲的地位。尽管周恩来知道这只是某些越南领导人头脑中笼统的想法,他还不完全相信越南人真会付诸实施,但他清楚越南一旦有了这个非分的想法,全世界除了中国以外没有谁还能阻止她,美国不会为中国火中取栗,苏联则巴不得越南这样干。周恩来跟越南人打了几十年的交道,深知越南取代中国的野心被压抑了千年之久,一但释放会象日本那样爆发出惊人的力量。周恩来不会忘记,1874年日本人开始向中国挑衅时,不光李鸿章,连日本的许多高官都认为是在找死,但是不受抑制的日本人为实现梦想爆发的能量实在惊人,20年后日本不仅没有死,反而差点把中国弄死。历史的教训让周恩来不敢象李鸿章那样对越南不屑一顾,必须赶快采取措施浇灭越南人头脑中不切实际的邪火,如果无动于衷,以后的代价中国恐怕承受不起。

    当时还在内乱的中国没有能力对越南斥诸武力,周恩来最初的策略是不战而屈人之兵。首先,他想通过高层会晤把越南拉回来,重温“同志加兄弟”的旧梦,但很快发现这不过是中国方面的一厢情愿。周恩来于是故计重施,想象1954年奠边府战役后以及1972年尼克松轰炸河内时那样,限止对越南的军事援助,并停止推翻威胁胡志明小道的柬埔寨亲美政权,以此来逼越南回头。从1974年开始,中国对越南的军事援助不再那么慷慨,并通过基辛格转告美国,支持在柬埔寨建立一个非共产党的政权。但是这些象大人威胁不听话的小孩儿的办法对越南已经不起作用,越南早已不把中国当成一个有权威的家长了,在阴谋被周恩来看穿后,更是直截了当地叫嚣中国就是越南的“头号敌人”。周恩来的举措非但没有震慑住越南,反而刺激越南加快了行动的步伐。

    1975年3月,越南违背巴黎协定发动了统一南北的战争,这也是越南违背中国的意愿第一次单独进行的战略性行动,具有极大的冒险性。可没想到南越阮文绍政权的100多万军队一仗未打就全面崩溃,原计划几年的战事,仅55天就大功告成,这么快的速度使深陷“水门”的美国和深陷“文革”的中国都无力干涉。超乎寻常的冒险成功进一步印证了越南摆脱中国,走自己道路的正确性。21年前奠边府大捷后,黎笋就制定过长驱直入西贡,一举统一南北的计划。由于中国的阻挠,黎笋的计划直到1975年才实施,它的成功一下子摧毁了中国人25年来在越南所做的一切。中国人1954年说的越南统一条件不成熟的话顿时成了谎言,中国在越南的声誉一落千丈。看着北越坦克冲入南越总统府的新闻纪录片,周恩来知道,越南已从听话的孩童变成了危险的少年,不采取非常措施已经制止不了这个少年的叛逆心理了。

    周恩来去逝前就越南问题给自己的接班人邓小平交待了什么不清楚,不过从后来的情况看,邓小平对中越战争早有思想准备,不是他自己说的经过两个月的考虑就下了决心,那两个月很可能是邓小平向中国的决策层讲述他以前跟周恩来的密谋,并说服他们接受两人早就决定的事情罢了。所以中越战争的决策应该是在1975年甚至是1974年,而不是中国人自己说的1978年底。中国的保密制度让我们无从知道事实的真相,不过邓小平很可能是4年以前甚至是5年以前就接受了周恩来中越早晚有一战的教诲,不然1979年邓小平不会那么胸有成竹、从容不迫。中越战争是邓小平一生命运的转折点,因为邓小平1977年复出时在中国的威望还不是很高,他真正在中国树立权威是在中越战争以后,也可以说是越南人帮助邓小平掌握了实权。中越战争在中国历史上也是一个不能替代的重要拐点,打不打这一仗决定了以后100年甚至更长时间中国的命运,不妨作这样的假设:如果1979年邓小平没有调军队打进越南,现在的中国周边很可能出现第二个日本;再往前推100年,如果1879年日本吞并琉球时李鸿章也把战火烧到了日本,现在的日本跟越南也不会有什么两样。在威胁与挑衅面前敢不敢作为,是中国在1979年走进光明、在1879年走进黑暗的关键。而在这个历史的紧要关头,邓小平毅然决然帮助中国选择了战争,这是邓小平的幸事,也是中国的幸事,邓小平跟中国因此前途都一片光明。然而,几十年后回过头来仔细想想,这么有眼光的战略决择邓小平不可能灵光一现就拍板,他不是幸运垂青的赌徒,也不是法眼通天的神仙,没有长时间周密的思索和高人的不断指点,邓小平不可能作出这么英明的决断。所以,邓小平4、5年以前就开始考虑要不要打中越战争?怎么打?应该是可信的。

    对越南来说,如果当时有头脑清醒的大战略家,就应该在邓小平复出后就立即放弃对中国的挑衅,毕竟越南所处的时代和条件跟日本完全不同了,日本成功的前提是因为他们处于100年前,当时统治中国的还是个女人——慈禧太后,而100年后想统治中国的另一个太后级女人——江青,已经被邓小平的密友叶剑英关进了监狱。1976年江青的倒台标志着中越开战的障碍已经消除,如果越南人象日本人那样继续挑衅,邓小平绝对不会象李鸿章那样无动于衷。当时的越南已经在中南半岛出击,所以中越之间对越南来说最好不打,即便打也是规模越小越好,时间越晚越好。反之,中越之间打一仗对中国有好处,而且规模越大越好,时间越早越好。如果越南这时候也有一个邓小平式的人物,他一定会为越南作出明智的选择。可惜的是越南培养不出邓小平,他们的思维还停留在孩童般的幼稚上,许多事情只有事后大量流血他们才知道危险。所以,小国培养不出世界级的大人物,也是中越战争必然爆发的一个客观因素。

    复出后的邓小平对付越南的最初策略便是扶植红色高棉,本来周恩来在世时并不想让红色高棉在柬埔寨掌权,因为红色高棉的行为十分极端,周恩来不想让它替代朗诺。但由于美国的软弱,红色高棉攻下金边比越南人攻下西贡还要快。朗诺跟阮文绍两个亲美政权闪电般的垮台比1991年前后亲苏的东欧政权快得多,这种相似的情景不能不让人浮想联翩,如果当时没有中国这样的角色,美国用什么办法制止自己阵营里即将发生的类似东欧巨变那样的多米诺骨牌式的倒塌?柬埔寨、南越以后亲美的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能独善其身吗?本身就四分五裂的缅甸能安然无恙吗?结论谁都不敢打保票的。但是邓小平在波尔布特跟黎笋之间插了一杠子,就让这道多米诺骨牌停止了连索倒塌。

    波尔布特跟黎笋的反目成仇跟两个人的性格有直接关系,但是邓小平的火上浇油也是个不可或缺的因素,没有邓小平对波尔布特的煽风点火,越南跟柬埔寨不会那样打得彼此头破血流。不过,红色高棉执政后的种族灭绝政策确实臭名昭着,但是作为一个大战略家,邓小平不能只看眼前的残忍而不顾眼后的恐怖。红色高棉毕竟已经掌权,它跟中国之间隔着越南,干掉它对中国来说不仅十分困难,就是干掉了也只能便宜越南。更重要的是红色高棉夺取政权让波尔布特发了疯,而越南统一也让黎笋发了疯,对邓小平来说,波尔布特疯了还不可怕,黎笋疯了才可怕,用疯了的波尔布特牵制疯了的黎笋,在当时条件下对中国来说是能够选择的上上策。

    从1977年开始,柬越边界发生了大量的流血冲突,其程度比同期中越边界的凶狠100倍都不已!波尔布特把自己畸形变态的残忍毫无保留地都用在了跟越南人的斗狠上,难怪越南人到现在还说跟中国人打仗还不算残酷,跟高棉人打仗才残酷。对于这些冲突,越南人说是红色高棉受了中国的挑唆,红色高棉说是在反抗越南吞并柬埔寨的企图。双方的观点都没错,但那都是站在各自狭隘的立场上作出的,很难分清孰是孰非,从更高层次的简单层面看,这场冲突其实就是一个野蛮而又冲动的孩子(红色高棉)不想听另一个自命不凡的少年(越南)的胁迫,在旁边一个成人(中国)的鼓励下,冲上去与少年搏斗,而那个成人觉得那个少年很不听话,也想教训教训他。

    国际纷争其实就是这么简单而又残酷,小国只要有一点非分的企图,不是被大国抑制就是被大国利用。1977年中国对越南的援助已大为减少,相反,对红色高棉的援助不减反增,越南人突然发现没有了中国的援助自己对付不了红色高棉。他们忘了自己对法、对美的战争机器基本上都是由中国人提供和开动的,苏联人只是到了对美战争的后期才开始发挥作用,但在1978年以前还没能替代中国在越南的位置。与朝鲜战争中中国军队的独立性完全不同,越南士兵从上到下所有的穿戴和装备,整个军队的运转,包括粮食弹药油料的供应,后勤组织,战场通讯,医疗救护,战略战术的规划,甚至连大的战役指挥都得仰仗中国人,越南人只是不停地用鲜血给这部机器润滑罢了。这个里里外外、从硬件到软件都靠别人组装起来的战争机器当然不可能围着越南的意志转,中国人想让它转它就能转,想让它停它就得停,这是周恩来以前控制越南屡试不爽的紧箍咒,也是黎笋一直忌恨中国人的根本原因。这样的机器越南用来对付法国人、美国人当然高效运转,一但用来对付红色高棉,立即就被掐了电源。

    邓小平这一对红色高棉不断输血打气,对越南死掐脖子、釜底抽薪的战略实在阴狠损毒!越南开始为自己的梦想付出惨重的代价:在没有中国鼎力支持的情况下,黎笋倾其所有向红色高棉发动的两次战役级进攻根本不能摧毁对方,那样的进攻对阮文绍有用,对波尔布特则毫无作用。以后黎笋借助苏联的帮助才吞并了弱小的柬埔寨,但时间至少被推迟了2年!这2年对中越双方来说性命悠关,越南在疲于奔命中消耗了大量精力,而中国则平稳地渡过了江青倒台后的政局动荡期,并为即将到来的对越作战赢得了宝贵的备战时间。如果越南人在1977年1月而不是1979年1月就吞并了柬埔寨,现在的东南亚、亚洲甚至整个世界的局势肯定不是这个样子。

润涛阎:从宋朝的灭亡谈习近平对毛泽东的军队建制改革

陆网文,供参考

宋朝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国富反而被外敌欺凌的朝代。宋朝的经济发展在当时的国际水平上是无他国所能比的,然而“极度恐外”的特征与它的经济规模成为一个非常有趣的反差。很多史学家都是从腐败杀岳飞等角度解读宋朝灭亡的原因。润涛阎从另外两个方向来阐述宋朝灭亡的根本原因。

腐败的确是宋朝灭亡的原因无疑,然而,把宋朝的灭亡全部归于腐败是省脑筋的事儿,而且很难遭到反驳。而事实上,宋朝灭亡的根本原因有两个:

一是王安石的均贫富改革(类似于毛泽东思想)与司马光的为发展经济而牺牲社会公平(等于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邓小平理论)两种截然相反的理论体系占据全体国民从朝廷到民间的大脑。本来既得利益集团把王安石的改革经过阻扰与转向到了老百姓那里时已面目全非,后来又被司马光彻底抛弃,王安石的改革以失败告终,但王安石的改革思想并未被朝野双方彻底丢掉。人们头脑里有两种截然相反的理论,是大乱的思想基础。同理,坚持均贫富、杀地主资本家、斗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毛泽东思想)与坚持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黑猫白猫、无官不贪、贫富悬殊(=邓小平理论)的两套完全对立的思想同时在整个国家理论体系中存在,是共产党未来灭亡的思想基础。旧作里提到,习近平为了讨好薄粉毛左以及既得利益集团右派,不得不提出毛泽东思想与邓小平理论两个都不否定,乃权宜之计。如果此权宜之计持久坚持下去,宋朝灭亡的前车之鉴就差外敌发动战争这一条了。而战争,必然涉及到下面的话题。

二是宋朝的军队建制。

今天只谈第二个原因:宋朝的军队建制与毛泽东的军队建制

赵匡胤是通过掌握军权而黄袍加身篡夺了帝王之位,他也就做梦都害怕他人有样学样,始作俑者岂无后乎?这个道理他非常懂。为了不让他人有样学样,他当上皇帝后立刻来个杯酒释兵权,把有资格的老军头们解散。另一方面,他着手改制。他清楚,铲除军人想搞暴动的想法是很难做到的,唯一能做的是让有野心的军人想搞但不能搞,那就要在军队建制上来个互相掣肘。那时的军队非常简单,都是冷兵器,军队大体分为两项,一是拿着兵器玩命的,一是供应粮草的。用现在的语言来说就是战斗部与后勤部。赵匡胤便把这两项内容分开:管打仗的不能管粮草;管粮草的不能管打仗。在这之前,虽然管粮草的与管打仗的也都是用不同的人才,但两拨人马都在同一总兵的领导下,能做到军队未动,粮草先行。宋朝建立的这个军队建制,皇帝就选择军队里的对手,比如张三跟李四合不来,就让张三带兵让李四管粮草。这样,军人想通过暴乱打天下的路就给堵死了。

这条路虽然让大宋避免了军人搞内乱,但一旦与外敌打仗,体制的缺陷立刻暴露出来了。后来到了被外敌灭绝的当口,大宋才允许“家军”的出现,也就有了“岳家军”、“杨家军”等无数有管打仗与管粮草双重权力的军队将领。然而,宋朝皇帝对此非常提心吊胆,岳家军刚有起色便被帝王绞杀。道理在于这些家军有管打仗的权力也有管粮草的权力,有这两个权力,在宋朝的帝王眼里就是改朝换代的最大威胁,超过了外敌的威胁。对外敌,可以送给他们领土以维持小朝廷;对可以篡权的内敌,丢的不仅仅是一部分领土,而是皇帝的脑袋。消弱了有掌兵权、粮草权的家军权力,被外敌欺负直至亡国也就无法避免了。

别说金兵多么了不起,在冷兵器时代,大宋的军人并不必然输给金人。有人说大宋的指挥官不行,其实根源在于建制。同样的建制,就是让军神指挥也打不了胜仗。如果真的能打胜仗,那指挥官就会被皇帝杀死。当岳飞把军队建制恢复到战争建制,战斗力立刻显示出来了。这也是大宋皇帝最害怕的地方,必须在岳飞直捣黄龙之前杀掉他。道理很简单,岳飞的军队打的旗子不是赵家军也不是大宋,而是岳家军。更要命的是他的军队建制是战争建制,与大宋朝的军队建制格格不入。这样的军队建制,直捣黄龙后杀回马枪便可让大宋的江山姓岳。不管岳飞本人是否这么想过,赵构肯定是这么想的。

熟读历史的毛泽东打下天下后,军队建制一部分采纳苏联的模式,一部分取自宋朝的模式。也就是说,在名称上采纳苏联的模式,在内核上则是宋朝的模式。显然,靠军队打下天下的毛泽东也时刻担心在战场上拼杀出来的将军们有不安分的,何况中共自来都有派系,比如张国焘的四方面军,毛泽东并不放心。彭德怀对这样的机制有看法,因为把军队供应单独拿出来归总后勤部,战争来了,外敌打入了,双方各怀鬼胎,怎么办?毛泽东说,一旦战争打起来了,立刻恢复到解放前的战争年代的军队建制。所以,当彭德怀去朝鲜时,他并不担心后勤与打仗两部分会发生对立,因为他立刻把军队建制恢复到了解放前打仗时的战争建制。志愿军回国后,军队建制立刻改成国内的军队和平建制。

所以,在毛泽东时代,不论多么乱,包括文革,都不会发生部队暴乱。这在军队建制的体制上得到了保障。因为各大军区的子弹炮弹等军火都是由总后勤部控制的,即使像性格暴烈的许世友这样的大军区司令员在遭受批斗时也无法带领军队起事,因为他没有军火供应,他最多拿着手枪带一部分人上山,是表演给毛泽东看的。

军队建制的重要性怎么夸大都不过分,即使练兵出身的袁世凯,由于在和平时期采取的是战争建制,蔡锷都可以跟他死拼。到了蒋介石时期,尤其是日本进关后,蒋介石就一直在战争建制与和平建制中徘徊。他总做梦彻底实行和平建制,一切都由他直接控制,这是他打不过战争建制的日本也打不过战争建制的共产党的根本原因。那些贬低蒋介石的军事才能拔高毛泽东的军事才能者,基本上都是奴才溜须拍马落井下石者的成王败寇思维。毛泽东还没打下天下过,没有机会搞军队和平建制。而蒋介石早已当政,搞军队战争建制有军阀混战的危险,而搞军队和平建制,无法与战争建制的军队对打。以润涛阎之见,蒋介石的难处在这里。宋朝的灭亡根源也在这里。

韩复渠因逃跑而被杀,也是军队建制的原因。当初他是想拼命守住他的山东,那是他的地盘。在国民党时期,地盘丢了,什么都没了。可是炮兵不在他的管辖范围,他跟蒋介石提出要炮兵到山东参战,蒋介石答应了他。可当仗打起来的头天,前去增援的炮兵跑了。韩复渠认为是蒋介石玩弄他,想让日本鬼子借机杀掉他,所以下令把炮兵调走了。他决定以牙还牙,当即逃跑。炮兵不是他的管辖范围,他也就想让炮兵打头阵。炮兵指挥官也不是吃闲饭的,你我在山东顶住了日本军队,功劳和地盘是你韩复榘的;败了,损失最大的是我们炮兵。而我们炮兵给你当炮灰,你又对我不是毕恭毕敬,我为何为你火中取栗?

习近平现在在搞军队建制的改革,目前还不清楚改革的范围与程度到底如何。从媒体曝光的资料看,有靠近美国军队建制的迹象。这只是表面上或者名称上从苏联的军队和平建制往美国的军队战争建制上靠拢,内容上是否能达到战时军队建制,还不得而知。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习近平的军队建制改革有从毛泽东“和平建制”(军队建制建立在没有外敌入侵、最担心的是害怕自己人暴动)转移到“战争建制”(与外敌作战随时可能发生)的趋势。这有两方面的原因,一个是东海南海局势紧张,有战争威胁;另一个是习近平没有毛泽东一辈子当皇帝而且死后也要把权力交给毛远新的打算,何况习近平连儿子都没有。即使他有儿子,他也不会做梦让儿子接班。所以,习近平的军队建制改革有逐步走向美国战争建制的思考。如此改革才能提高军队战斗力,尤其是在建制上做好随时打仗的准备。道理很简单:习近平不想当亡国之君。在这一点上来说,习近平是最爱国的中国人,没有之一。在人们成王败寇思维的专制制度下,最爱国的是皇帝本人。亡国之君就是历史的笑话,哪怕得到了乐不思蜀待遇的刘禅也是历史笑柄。

军队改成战争建制的优点是肯定的,那就是对外战争时效率高,掣肘少。属于战争建制的军队,外敌也不敢轻易发起战端。它的缺点也是可怕的,有集团军暴乱夺取江山的建制上的担忧。

战争建制的美国军队攻打阿富汗如入囊中取物,可和平建制的前苏联军队打阿富汗就暴露了军队建制的软肋,一下子进入泥沼。苏联红军的威望在苏联人民心中一下子从天上掉到地下,制度自信没了。阿富汗战争是苏联最终解体的重要原因。至少是苏联共产党解散时没有人出来反对的原因之一。此时人人都看不起这个外强中干的党领导的军队了。在共产党领导下的政权,军队是核心的核心。胡锦涛当十年窝囊废,就因为他没得到真正的军权。邓小平敢撤销三个总书记,因为他手握军权。习近平能反腐,靠的不是王岐山,而是他把军权从江泽民手中夺回来了不少。

习近平清楚,现在的导弹部队(二炮)就等于韩复渠时期的炮兵。假如中美战争明天打起来了,假如在前线的47军和54军分别要求二炮往某地发导弹,二炮的指挥官考虑的是支援哪一个对自己更有利。人都有个人利益的考量。如果跟47军军长有过节,他就想方设法不支援该军。别说个人利益了,就算他们没有私心,不会贪污腐败,不会让家人发财,时时刻刻为国家着想,由于战争中对战役的决策不同的指挥官有不同的看法,二炮的指挥官也可能认为某军的战术是胡来,他就不赞成用导弹支援而耽误战机。为了提高战争的效率,习近平现在考虑的是把二炮取消,把导弹部队划入各野战军,等于把和平建制改成战争建制,就等于在韩复渠面对日本在山东登陆时炮兵属于韩复渠了,韩复渠就极可能为了保护他的地盘而与日本入侵者开战。

然而,习近平需要考虑的是:在今天导弹制导非常精确的和平年代军队改用战争建制,集团军有了能发导弹的权力,如果外敌入侵之前而某野战军集团涉入了高层的政治斗争,那就非常危险了。在民国军阀混战时期,炮兵想对对方斩首很难,因为用大炮轰炸某人的结局是炸烂了整个城市也难保证实现对个人斩首。可今天,如果某集团军司令被习近平的政敌拉拢过去了,要跟习近平火拼,一发精确制导导弹就可把中南海习近平的住房炸掉,而让张德江在中南海的住房不受损失。

面对东海南海危机,尤其是美国重返太平洋战略,习近平感觉到时刻面临着战争的威胁。如果用现在的军队和平建制,无法跟外敌对打。只有采用与美国一样的战争建制,才能提高战争效率,也可起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目的。

美国是民主选举总统(三军统帅),不用担心这样的军队建制会导致军队暴乱而夺权。总统没必要有军队经历。然而,这样的高效率打仗的军队建制,对没有军队经历的文人当专制制度下的总书记(军委主席)来说,一旦发生高层内讧,很容易发生军阀混战。国民党时期发生的蒋冯阎大战,哪怕都是国民党员当各大军头,也难避免四分五裂,因为蒋介石在军队实行战争建制与和平建制之间苦苦挣扎,有的权力他能收回,有的则不能。

所以,习近平的军队建制改革能走多远才能适合既能高效率跟外敌作战,又能防止军队介入高层内斗时兵戎相见,是不小的可探讨的课题。一句话:用民主制度下的高效军队战争建制,而服务于和平时期的专制制度,到目前地球上还没有成功的范例。对专制制度来说,高效的军队战争建制,只适合夺取政权时期的暴乱军队打天下,而不适用于打下天下后的和平时期的专制政权。

这不是说习近平的军队建制改革一定不行,只是说社会体系往往是一个配套工程。晚清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讲的内容主要还是西学指的是技术与兵器制造,而军队建制已经超出了技术与兵器范畴。

如果习近平真的把二炮解散,纳入各野战军编制,类似的军队改革以提高战争效率,那么,有两个结局习近平需要考虑:

一个是:习近平的军队建制改革能接近美国的军队建制以达到高效打仗功能,最终倒逼高层搞政治体制改革,以结束绞肉机内斗专制制度。也就是说,国家从专制绞肉机体制走向现代文明政治体制,先从军队建制改革入手。

一个是:专制制度不变,军队建制与政治体制不配套,导致军队在介入高层内斗时各行其是而造成民国时的军阀混战。

俗话说,甘蔗没有两头甜。习近平不能两头都要。习近平面对的难题在于:不改革军队建制,无法应对外敌。宋朝被外敌欺负其根源便于此。而外敌对此非常清楚。你越是没有能胜的军队建制,你就越害怕战争,外敌就越是得寸进尺。如果改革毛泽东建立起来的适合专制制度的解放军和平建制以提高与外敌作战的战争效率,就必须改革政治体制以结束绞肉机内斗,使军队不再为政权服务。而是军队国家化,不参与政治斗争。否则,军阀混战的局面必然出现。换言之,不改革军队建制,就有被外敌欺负的威胁,步晚清的后尘;改革军队建制,则需要政治体制改革相配套,否则有由绞肉机内斗发展到军阀混战的危险。

习近平必须考虑军队建制不改革与改革的后果。军队建制不改革,晚清的命运、前苏联的结局都是前车之鉴。军队建制改革,必须与政治体制改革配套,否则民国的军阀混战就是镜子。

宋朝灭亡与军队建制的关系我曾在旧作里讲过了,今天是更具体些而已。下面谈的是从明朝灭亡的角度看习近平的改革。

本国的历史,是一面纵向的镜子;外国的历史,是一面横向的镜子。因为人类,不论肤色与地域,其思维都遵循着同样的逻辑。思考的大脑细胞差异不大。差异最大的是文化以及由文化支撑着的制度。

(待续)

 

 

 

张效雄:不必要日本人道歉

 

陆网文转载

 

第一,哪有强求别人道歉的?道歉必须是自愿的。德国总理诚挚一跪,是其自然的表现,代表的是一种精神,代表的是一种觉悟。日本人有这种精神吗?近一百年里,日本人从来就没有觉悟过。这不是一个天皇的问题,也不是处置几个战犯的问题。人家思想上不通,不是一两个人思想上不通,即便是某个人物勉强道歉了,那有什么意义!形式上的道歉,有没有,一点也不重要。

第二,不要强调人家说什么,而是要看人家在做什么。言行合一,是中国人历来推行的理念,或者说是儒家的教条之一。但外交上有什么言行合一?德国人不是和苏联人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吗?这比说的唱的还正式些规范些吧?结果还不是一纸空文!希特勒不宣而战,横扫苏联大地,教训是很深刻的。日本这几十年里,也有政府首脑说过几句道歉一类的话语的,但他们转背就去参拜靖国神社去了,他们说的话算数吗?他们说的话可信吗?二战以后,德国人真的放下了武器,走和平发展之路。日本人一天也没有放弃过从东洋列岛扩张的愿望,总是在周边国家挑起事端,从这一点看,那就知道了他们在做什么。

第三,关键是我们自己要强大起来。李鸿章说过,弱国无外交。这是一条铁律。美国人凭什么横行霸道?实力使然。人家没有两把刷子,怎么当得起太平洋警察。美国佬可从来不要求别人道什么歉,他们的口号,在国际上从来就是真理的代言。咱们不强大,也只能在一边说三道四而已,人家照样想怎么打就怎么打,谁能奈何!中国最大的政治就是要把自己强大起来。强大了,小日本敢不道歉?天皇敢不向我们低头?

如今庆祝九三70周年,全民要有个共识:少打点嘴巴仗,把精力集中在把经济搞上去,让国防强大起来。

回首民国教育,深感今不如昔

 

据网载,抗战前曾任川康省军政首脑的刘文辉,说过一句狠话:“政府的房子比学校好,县长就地正法。”这话有个来历。1939年1月1日,国民政府正式任命刘文辉为西康省主席。同年,影视教育大师孙明经到西康拍摄纪录片《西康》,他发现西康学校校舍大多坚固宽敞,政府机构则破烂不堪。孙明经就好奇地问一个县长:“为什么县政府的房子总是不如学校?”县长答:“刘主席有令,政府的房子比学校好,县长就地正法。”刘文辉这句话以及他的所作所为,凸现的是他对教育的重视,做到了“再穷不能穷教育,再苦不能苦孩子”。政府楼堂馆所哪怕岌岌可危,也要保证孩子们在安全明亮的教室里上课。

其实,这在民国期间并非是刘文辉的“个人之举”。1935年,蒋介石主持的国民党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通过决议,要在10年期限内普及义务教育。重视教育不能光靠嘴说,需要实实在在的行动,尤其是看得见的、真金白银的财政支持。自抗战爆发后,由于军事开支的不断增加和沿海发达地区陷落,关税收入丧失,国民政府财政赤字极其严重,在这样的情况下,国民政府仍然不放弃对教育的投入。

随着日本侵略不断扩大,大批高校不得不被迫西迁,如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等都于1938年4月迁至昆明,改称西南联合大学。这些大学生逃到大后方后,失去了经济来源,为了确保他们继续学业,国民政府教育部颁发《公立专科以上学校战区学生贷金暂行办法》,用贷款的办法支持学生上学。经盛鸿先生说,仅自1938年3月起至1939年止,教育部就津贴各高校贷金达10万至14万人左右。“由于通货膨胀等因素,这些贷金以后并未偿还,这等于政府向学生无偿提供了学费和生活费,因此贷金制随后改成了公费制。”对于中等教育也是如此,教育部于1938年2月建立贷金制度,贷款给家庭陷入战区的中学生,1940年底教育部又颁发《国立中学战区学生贷金暂行办法》,到后来国民政府实行公费制,为教育完全兜底。

抗战期间,由中学到大学毕业,完全依赖国家贷金或公费的学生,共达128000余人,这其中就包括了“两弹一星”元勋钱骥、姚桐斌、邓稼先、程开甲、屠守锷、陈芳允、任新民、朱光亚、王希季等9人,还有李政道、杨振宁这两位未来的诺贝尔奖获得者。抗战期间教育经费在国民政府的财政支出中仅次于军费,居政府财政支出的第二位。

由于政府对教育真金白银的投入,在战火纷飞的情况下,硬是为学生放下了一张安静的书桌,学生不减反增。学龄前的儿童入学率从抗战前的43.4%上升到了胜利前的76%,初等学校学生数量几乎是战争爆发后的2倍。在职业教育方面进步更加明显,在校学生人数由战前的7000人增长到了25000余人。

 

现在有一种说法,民国出产大师,回头看,在即将亡国灭种之际,在长期抗战,国家财政濒临沽竭的时期,仍然“对教育的投入,战时要当平时看”(蒋介石语),再穷不能穷教育,再苦不能苦孩子,是没有理由不产生几个大师的。

在中国,大学教育开始于19世纪末年满清政府,当时就有北洋大学堂、京师大学堂和南洋公学等设置。辛亥革命以后,我国正式建立了现代意义上的大学。20世纪20-30年代,我国的大学主要集中在北京、天津、上海、南京、苏杭、广州和一些通商口岸等地区;大学和规模逐步走向现代化、正规化。此后20年间,我国各大学先后培养出了几十万名大专毕业的专门人才,成为社会进步的中坚力量。从此,进入大学校园读书,成了每一个平民子弟的梦想。

通常认为,在所谓“旧社会”,上大学几乎是富家大户和贵裔子女的专利,一般劳动人民无力负担那样昂贵的学费,因而对于大学校门难以问津。其实,这并不是事实。在30年代,我国的大学分为三大类:国立大学,私立大学,还有教会大学。学费最便宜但是也最难考取的,是清华、北大、北师大、交通大学、中山大学这样一些主要由国家教育专款支撑的国立大学;而被称为“贵族大学”的协和、燕京、辅仁和上海圣约翰、沪江等等,这些具有西方(特别是美国)背景的非常洋气的教会大学,近乎为外国大学的分部,学费特别昂贵;另外一些借助捐赠和基金会补贴的私立大学,如天津南开大学、北平朝阳大学、中国大学、中法大学、上海复旦、大同、大夏、光华大学等,学费介于两者之间。

 

1930年代我国各类大学需要多少学费呢?史料准确地给出了答案

1932年修订的《国立北京大学入学考试简章》,其中第14条明文规定:北京大学学费每年银圆20圆,分两期,于每学期开学前交纳:第一期自9月至次年1月,交10圆;第二期自2月至6月交10圆。又,体育费每学期银圆1圆。这就是说,北大学生每年交费共22块银圆。宿费全免。1930年代清华大学以及北平医学院、工学院、法商学院等等的学费跟北大基本一样。国立上海商学院、国立上海医学院等,学费都是每学期10银圆,每年20银圆;但此外须交宿费12圆。铁道部所属的交通大学(总部在上海、而在北平设有分部)的学费为每学期20银圆,每年40银圆。

1936年制订的《国立北平(北京)师范大学学则》规定:“本大学不收学宿费”,“入学新生除办理注册手续外,须交纳保证金20圆”,“本大学学生所交纳之保证金于毕业(或病故)时发还,但自请退学或因故由学校令其退学者,已交纳之保证金概不退还。”

 

全国各地的师范学校一律不收学宿费。

1934年修订的《燕京大学本科教务通则》中关于纳费的规定:“本大学学生,每学期须于注册时,依照下列费用表纳费:本科正式生学费55圆;特别生附习生学费每学分5圆(学生以学分为交学费标准者,每学期至少需交学费15圆);宿舍费(电,炉,水等)20圆;医术费(药费另计)2圆;体育费2圆;杂费2圆”。这就是说,1930年代燕京大学本科正式生的学费每学期银洋81圆,每年162圆。此外一些著名的教会大学,如北平辅仁大学、上海圣约翰大学、沪江大学,以及广州岭南大学的学费,跟燕京基本上一样,每年大约160银圆。

私立天津南开大学的学费,据吴大猷教授回忆:“南开的经费,学宿费为一主要来源。学费每年60圆,宿费两学期30圆(每年共须交费90圆),这与国立大学(如北大)之学费每年约20圆钱,自是很高的;但与教会大学(如燕京岭南等)比较,则是平民化的了。”北平市私立平民大学学费第一学期26银圆,第二学期25银圆,每年共51银圆;私立北平铁路大学(私立铁道学院)学费每学期29圆,每年58圆。

1934年制订的《私立中法大学组织大纲》规定:“本大学本科学生每年应该纳下列各费(甲)学费全年30圆,分两学期交纳,每学期各15圆;(乙)实验费每学期5圆,不足补交,有余退还。此外,须交纳保证金10圆。”这个学校是由留法预科改办的,不必住宿,所以学费比较低,合计大约45圆。

1933年制订的《北平私立朝阳学院学则》规定:各科系学生每年纳费如下:学宿费52圆,讲义费10圆,图书费2圆,制服费2圆,体育费2圆,新生入学费2圆,杂费1圆,共计交费71银圆。

1934-1936年上海市最著名的四所私立大学,被公认为学费比较昂贵,(因为当时上海市生活程度为全国最高):复旦、光华、不同、大夏,所收学费如下:上海复旦大学每年学费100银圆;上海光华大学每学期学费50银圆,每年100银圆;上海大同大学每学期学费60银圆,每年120银圆;上海大夏大学每学期学费45银圆,每年90银圆(以上如住校另收宿费)。

总之,在30年代我国的大学收费情况大致分为3种:国立大学每年约22-40银圆,师范类甚至不收学费;私立大学每年约45-120银圆不等,中间数约为90银圆;教会大学每年约160银圆。

那么,当时一个普通家庭为了培养一个大学生,需要负担多大的代价呢?1930年代我国民众各阶层的收入情况又是如何呢?根据1929-1930年进行的社会调查报告《上海市工人生活程度》所提供的数据,30年代初,一个典型的工人4口之家每年平均生活费为454银圆。当时普通工人的月工资通常为16-33银圆之间,平均约为22银圆;每个家庭必须有两个人同时做工方能维持生计。所以,一般民众家庭若要供一个孩子上大学,只能是国立大学,如北大、清华、交大、北师大等等,或免费的师范院校。1930年代北京大学、交通大学、清华大学和北师大有许多大学生来自普通家庭,这已经是众所周知的史实。

而私立大学或“贵族化”的教会大学,对于工农子弟来说确实是上不起的。

1930年代,国立大学的学费占平民百姓家庭生活费的份额大约5-10%,或者相当于一个工人一两个月的平均工资。而贵族化的“教会大学”的学费占平民家庭生活费的份额为35%,即三分之一;或者说,教会大学的昂贵学费相当于一个普通工人年工资的三分之二。当时有人说,教会学校是培养“高等华人”和“精神贵族”的温房;而北大、北师大则洋溢着“平民意识”。

1930年代大学毕业生的起点月薪一般为50银圆;待遇高的可以拿到80银圆。一般从事脑力劳动自食其力的知识阶层,如中学教员,工程师,记者,编辑,职员等等,月薪在100-200银圆之间。大学教授平均月薪为350银圆;一级教授最高月薪可达500-600银圆。这些人群组成社会的“中产阶级”,而当时我国的大学生们多数来自这个阶层。原因之一是这个阶层热爱知识,并且以他们所掌握的知识为社会服务;原因之二,是他们的劳动所得能够保障子女从小学到大学的全部学费,一般说来,大学学费不高于他们一个月的薪金。他们中间,收入稍低的可以把子女送入国立大学,收入较高的可以把子女送入私立大学。

为便于将不同历史时期的社会经济生活作定量比较分析,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们早就提出了“生活费指数”、“生活程度”、“物价指数”和“货币购买力”等科学概念。有学者由统计数据计算出:1930年代银圆1圆对于日常生活用品的购买力,约相当于2009年的人民币100元。举几个形象的例子:1930年代,上海的米价恒定为每旧石(178斤)6银圆,1银圆可以买30斤大米;猪肉每斤1角2分-1角3分钱;1银圆可以买8斤猪肉;这时“一块钱”约折合1990年代中期人民币45-50元;折合现人民币120元。读者很容易把这些价格与今天的情况作一参照。如此说来,在1930年代国立大学每年约22银圆学费,相当于2009年人民币2200元;私立大学每年约90银圆的学费,相当于2009年人民币9000元;“贵族大学”每年约160银圆的学费,相当于2009年的人民币16000元。

那么,人们只要回忆一下2009年公立大学的年收费数目,就知道当年民国政府是如何重视教育,也就明白现在的大学教育为何成为压在老百姓头上“三座大山”之一。所以,才会有今不如昔只感叹。

施一公:中国教育导向出了大问题

 

网文 

如今我们的GDP已经全球第二,但是看技术革新和基础研究的创新能力,作为一个国家我们排在20名开外。我不知道在座的哪一位可以心安理得的面对这个数字。我们有14亿人口,我们号称我们勤劳勇敢智慧,我们号称重视教育、重视科技、重视人才。我们改革开放三十多年,还可以找各种各样的理由,我们还是刚刚起步,“文革”刚刚结束三十多年,但无论怎么样,我希望大家能有这样的意识,就是我们的科技实力、创新能力、科技质量在世界上排在20名开外。

有的人或许会怀疑,认为我说的不对,会说我们都上天揽月、下海捉鳖了,怎么可能创新不够,我们都高铁遍布祖国大地了,怎么可能科技实力排在20名开外。我想说的是,你看到的指标和现象,这是经济实力决定的,不是科技实力决定的。我们占的是什么优势,我们占的是经济体量的优势。请大家别忘了,1900年我们签订《辛丑条约》赔款九亿八千万白银的时候,中国的GDP也是世界第一,但大不代表强,这是我们面临的一个沉重的现实。

我在海外的时候,只要有人说我的祖国的坏话,我会拼命去争论,因为我觉得我很爱国。我四月份在瑞典皇家科学院年会上领奖,在晚宴的时候,跟一位瑞典的知名教授聊天,谈到中国的科技发展,他很不屑一顾,我觉得很委屈、很愤懑,但是我轻描淡写地说了一句:“不管怎么说,我们国家登月已经实现了,你们在哪儿?”但他回敬了一句,让我说不出话。他说:“施教授,如果我们有你们中国的经济体量,我们能把五百个人送到月球上并安全回来。”

在国内,我觉得自己是个批判者,因为我很难容忍我们自己不居安思危。我们对国家的科技实力和现状应该有一个清醒的认识,怎么发展,怎么办也要有清醒的认识,并形成一定的共识,而不是仅仅停留在争论来争论去的层面。

首先我想讲,大学是核心。中国的大学很有意思,比如我所在的清华大学,学生从入学开始,就要接受“就业引导教育”。堂堂清华大学,都要引导学生去就业,都让学生脑子里时时刻刻有一根弦,叫“就业”,我觉得非常不可思议。

我想讲的第一个观点就是,研究型大学从来不以就业为导向,从来不该在大学里谈就业。就业只是一个出口,大学办好了自然会“就业”,怎么能以“就业”为目的来办大学。就业是一个经济问题,中国经济达到一定程度就会提供多少就业,跟大学没有直接关系。大学,尤其是研究型大学,就是培养人才的地方,是培养国家栋梁和国家领袖的地方。让学生进去后就想就业,会造成什么结果呢?就是大家拼命往挣钱多的领域去钻。清华70%至80%的高考状元去哪儿了?去了经济管理学院。连我最好的学生,我最想培养的学生都告诉我说:老板我想去金融公司。

不是说金融不能创新,但当这个国家所有的精英都想往金融上转的时候,我认为这个国家出了大问题。管理学在清华,在北大,在整个中国都很热,这是违背教育规律的一件事情。专科学校办学的理念,是培养专业人才,为行业输送螺丝钉,但大学是培养大家之才,培养国家各个行业精英和领袖的地方,不能混淆。

学不以致用。你们没听错,我们以前太强调学以致用。我上大学的时候都觉得,学某一门课没什么用,可以不用去上。其实在大学学习,尤其是本科的学习,从来就不是为了用。但这并不意味着用不上,因为你无法预测将来,无论是科学发展还是技术革新,你都是无法预测的,这个无法预测永远先发生,你预测出来就不叫创新。

大学里根本的导向出了大问题,那么怎么办?其实很简单,教育部给大学松绑。大学多样化,政府不要把手伸得太长,不要一刀切,不要每个学校都就业引导,每个学校都用就业这个指标考核领导,这对大学有严重干扰。

我对基础研究也有一个看法。我们国家非常强调成果转化,现在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加强转化”。但我想问一句,转化从哪儿来。我们的大学是因为有很多高新技术没有转化成生产力呢,还是我们根本就不存在这些高新技术?我认为是后者。我们的大学现在基础研究能力太差,转化不出来,不是缺乏转化,是没有可以转化的东西。

当一个大学教授有了一个成果,无论是多么基础的发明,只要有应用前景和产业转化的可能,就会有跨国公司蜂拥而来,我就是个例子。我十四五年前,有个简单的、我自己都没意识到的发现,就被一家公司盯上了,主动来找我。这些公司就像那些缉毒的狗一样不停在闻,在看,在听,他们非常敏感,不可能漏掉一个有意义的发现。

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是什么呢?是鼓励科学家创办企业。大家没听错,今年在人大会议我听到这个话后,觉得心情很沉重。术业有专攻,我只懂我的基础研究,懂一点教育,你让我去做经营管理,办公司,当总裁,这是把我的才华和智慧用到了错误的地方。人不可能一边做大学教授,一边做公司的管理人员,一边还要管金融。我们从领导到学校,从中央到地方,在鼓励科技人员创办企业,这是不对的。我们应该鼓励科技人员把成果和专利转让给企业,他们可以以咨询的方式、科学顾问的方式参与,但让他们自己出来做企业就本末倒置了。我想这个观点是有很多争议的,但是我笃信无疑。

我可以举个例子,Joseph Goldstein因为发现了调控血液和细胞内胆固醇代谢的LDL受体,获得1985年的诺贝尔奖获得者。他是美国很多大企业的幕后控制者,包括辉瑞,现在非常富有,应该说是最强调转化的一个人。他两年之前在《科学》周刊上写了一篇文章,抨击特别强调转化。他说转化是来自于基础研究,当没有强大的基础研究的时候,如何能转化。他说,当他意识到基础研究有多么重要的时候,他就只是去做基础研究,转化是水到渠成的,当研究成果有了,自然转化是非常快的,不需要拔苗助长。他列举了他在美国国家健康研究中心,九位学医的学生做基础研究从而改变了美国医疗制药史的过程,很有意思。

 

我们一定要看看历史,不仅仅是中国现代史,也要去看科学发展史,看看各个国家强大的地方是如何起来的,而不是想当然地拔苗助长。

创新人才的培养,也跟我们的文化氛围有关。我问大家一句,你们认为我们的文化鼓励创新吗?我觉得不鼓励,我们的文化鼓励枪打出头鸟,当有人在出头的时候,比如像我这样,特别是有人在攻击我的时候,我觉得很多人在看笑话。当一个人想创新的时候,同样有这个问题。什么是创新,创新就是做少数,就是有争议。科学跟民主是两个概念,科学从来不看少数服从多数,在科学上的创新是需要勇气的。

三年前,我获得以色列一个奖后应邀去以色列大使馆参加庆祝酒会,期间大使先生跟我大谈以色列人如何重视教育,我也跟他谈中国人也是如何地重视教育。他笑咪咪的看着我说,你们的教育方式跟我们不一样。他给我举了原以色列总理ShimonPeres的例子,说他小学的时候,每天回家,他的以色列母亲只问两个问题,第一个是“今天你在学校有没有问出一个问题老师回答不上来”,第二个“你今天有没有做一件事情让老师和同学们觉得印象深刻”。我听了以后叹了口气,说我不得不承认,我的两个孩子每天回来,我的第一句话就是问:“今天有没有听老师的话?”

我们有一千四百万中小学教师,我们虽然口口声声希望孩子培养创新、独立思考的思维,但我们的老师真的希望孩子们多提一些比较尖锐的问题吗?这和我们的部分文化,和师道尊严又是矛盾的,所以我们在创新的路上的确还背负了沉重的文化枷锁。

我想,我今天的意图已经达到了,但我想说,我并不是悲观。其实,我很乐观,我每天都在鼓励自己:我们的国家很有前途。尤其是过去两年,我真切的看到希望。现在无论是在政治领域,还是在教育领域,深层次的思考和变革,这个大潮真正地开始了。在这样的大潮中,我们每一个人做好一件事就够了,实事求是地讲出自己的观点,在自己的领域内做好自己的事情,就是我们的贡献。这样,我们的国家就会大有前途。

中国为何没有“贵族”的传统

 搜狐网文

主持 | 王雨佳

嘉宾 | 梁小民 清华大学EMBA特聘教授;何德章 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张鸣 中国人民大学政治系教授

 

自唐以后,中国古代的世家大族,从发迹到衰落,大都描画着相似的曲线:为政权立下功劳-获得爵位、官位-传到后代-逐渐边缘化-后代良莠不齐-继续边缘化-毫无影响……如同“富不过三代”的魔咒一样,中国贵族、世家的传承也颇为短命。相比之下,倒是欧洲至今尚有众多余存的世家大族。

中国历代,贵族的力量有多重要?贵族是中国发展的阻燃剂,还是助推剂?反思这些,对于理解现代社会中的一些模糊现象,或有帮助。

 

贵族在古代

 

主持人:古代,大多数中国式的贵族家庭都循着同样的曲线,盛极而衰。你是否认同?

 

梁小民:对比古代的中国和欧洲,贵族的发展曲线完全是相反的。中国历来是公有制,中央政权最强,只有皇帝才真正掌握一切,皇帝可以把好东西赐给有用的人,也可以随意剥夺。一个家族想要大富大贵,就要靠近权力——要么自己当皇帝,要么获得皇帝的首肯,有权才有一切。

而欧洲的贵族是靠自己的财产、领地立身。欧洲大家族的兴起首先要创造自己的财产。这个财产可能是打仗获得的,或者如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美地奇家族,靠经商获得。有了财产家族成员才能进入政界,获得权力。家族成员失去官职,身后还有领地与财产。而且,欧洲的私有制法理传统比较强。德国有一句话,叫做“风可进,雨可进,皇帝不可进”,意思就是贵族的领地、财产所有权,皇帝无权干预。所以,演进到现在,西方国家的民主制度是轮流坐庄模式,政府决策也是协商决定。

 

何德章:在中国古代,如果皇室之外的家族长期保持财富与特权,那就会和中国的专制集权政体不相容。皇权必定要遏止贵族势力的过度膨胀。

汉武帝时,就规定资产300万钱以上的家族必须迁离家乡到京城附近居住。汉代“世族”、魏晋南北朝“士族”,凭借文化垄断而长期富贵,“王谢”家族就是如此。唐宋之后,经济发展,印刷术普及,社会底层的人得以学习精英文化,并可以通过科举跃升到上层社会,世家大族元气至此大伤。

 

张鸣:我倒是认为,中国没有“贵族”的传统。在中国古代,皇帝更多的是希望天下每个家庭都能自给自足,不要有太大势力。但是皇帝需要有人做事,做事的代价就是给这些人一些利益,于是这些人就成了贵族。从“皇帝”这个称号出现之后,皇帝就一直在和各式各样威胁其统治的势力博弈,贵族只是其中之一。

明清时期,皇室家天下的法理基础深入人心,知识分子和全社会都心甘情愿维护皇室统治,一旦有贵族做大,全天下都口诛笔伐。如果家族势力稍微强大,皇帝随便找个借口就可以抄家,甚至满门抄斩。正是这套制度,让明清两代王朝都延续了两百年以上。

 

权贵资本在近代

 

主持人:1840年以后,中国逐渐走向现代化,资本的力量逐渐强大,商业势力兴起,贵族缘何仍然不能长久?

 

梁小民:近代,“权贵资本”概念产生。胡雪岩、盛宣怀,包括孔祥熙、宋子文这些人都属于这个范畴。这些家族的兴起和衰亡基本上也是和政治紧密联系的,所谓“成也政治,败也政治”。

即便在现代社会,一个家族要大富,必要条件就是要官商结合,靠自己的奋斗是不可能一步登天的,全世界都是如此。

官掌握资源,成本最低。但是,完全靠官也很危险。晋商票号辉煌的顶点就是搭上慈禧太后这条线。于是,清政府给西方各国的战争赔款,最终全部由地方政府交到晋商票号,由票号交给外国银行。晋商票号还借给清政府很多钱。但清政府一倒台,借出去的银子都成了坏账,晋商票号从此衰落。同样,胡雪岩真正大富靠的是左宗棠,左宗棠一倒,胡雪岩必然要倒。

 

张鸣:实际上,权贵资本的势力增强也有其偶然性。从民国成立到抗日战争之前,民营资本的势力一度非常强大。那时候,从中央到地方,政府的工作效率并不太高。一纸批文就赚大钱的事情很难实现,因为政府没那么大能力。后来,抗战爆发,随着政府对各类资源加强控制,权贵资本势力才得以急剧膨胀。

 

贵族的魔咒

主持人:中国贵族无法长久富贵的根本原因在于什么?

 

梁小民:原因有外部的,也有内部的。

外部原因是,中国社会的确没有贵族生存的好土壤——集权制度太厉害,导致私有财产得不到保障。所以,一个家族要想成为大贵族,一定是要进入所谓的核心权力圈。但是,政权在不断更新,代代都能留在核心权力圈的难度很大。如果家族离核心圈越来越远,必然走向没落。

内部原因是,一个家族的长久富贵,对这个家族的后代有很高的要求。要承认,引导家族发迹的一代人都是冒着很大的风险,把脑袋拴在腰带上,才进了核心权力圈,他的能力确实比一般人强。而家族的后代基本不用付出辛苦就可以得到一切,所以,他们的能力往往在退化。

 

主持人:贵族有没有长盛不衰的法门?

梁小民:权力好比一根拐杖,当一个家族靠它成功以后,就对它有了依赖,如果他们最终能把拐杖甩掉,靠自己的经营能力站住,就能长久富贵。比如罗斯柴尔德家族,靠权力发迹以后,战略眼光不凡,做金融,铁路,然后又做资源。如今,他们对权力的依赖性已经很弱了。权力并不能够保证一个家族的长久繁荣。尤其进入资本主义时代以后,官的权力应该越来越小。(来源:搜狐)

 

 

中共老党员认为苏共亡于全社会人人自危

 

    苏联解体,苏共垮台,本人(应为中共人士)在海内外至少发表过两篇文字,现看到新说,再做一则。

  苏共刚垮台时,中国大陆没什么动静,好像什么都不肯说,一没埋怨戈尔巴乔夫,二没提叶利钦,三也不说“西方敌对势力”,不知是否因为当时只想着如何搞改革开放还是终于翻然醒悟,抑或那一会儿我们也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都难保。不仅如此,印象中当年还是在邓小平领导下,说的反而是:那是苏联人民的选择,中国人民尊重他们的选择。

  说起来很奇怪。几年前,也就在苏共垮台二十周年纪念时,中国大陆一些人忽然像睡醒了似的,敏感起来,甚至开始替这个已经被“肢解”的“老大哥”找原因了。苏共为何会垮台,本来毫无悬念,因为不论是人是物,但凡到了“除死无大灾”的地步,即使上帝也救不了。可到了我们有些人那里,通过二十年的“研究分析”,得出结论,一是埋怨戈尔巴乔夫太软弱,二是痛骂叶利钦葬送社会主义,三是斥责“西方敌对势力渗透”,甚至认为如果没有西方敌对势力,“人类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也就不会被“颠覆”,苏共也就不会垮台。后来有人对此更是感慨不已,感叹两千万苏共党员,竟无一人是男儿。

  是啊,按说,人都是有“血性”的,估计苏联人加入苏共时大约也要进行“入党宣誓”,那么眼看着自己的党要完蛋了,怎么就没有一个苏共党员尤其是党的中高层领导“挺身而出”,“抗争”一下呢,这岂不是人类政治史上最可笑、也最不可思议的吗?

  那么,苏共当年为何竟没有一个男儿?尽管有戈尔巴乔夫的“软弱”说,有西方敌对势力的“渗透”说,可真正让人信服的却是另外的说法,一是造假,二是恐怖,而这一切又都缘于这个国家实行的是专制独裁制度。

  先说两年多前,文化老人周有光先生在108岁时接受媒体采访,跟记者谈到了苏联的问题,说是德国有个《明镜》周刊,这家杂志连载了文章,公开了东德、西德时期的一些档案,说明俄国历史完全是另一个样子。我们不知道真相,俄国人知道。在今天的俄罗斯教材里,过去说的“十月革命”已经改成了“十月政变”。革命是进步的,因为它追求实现民主。政变是反动的,因为它要恢复专制、独裁。

  周有光还告诉记者:俄罗斯已经出了一部书,叫《二十世纪俄国史》,把历史真相说了出来,但是还没有翻译出来,据说连英文译本都还没有,所以一般读者还看不到。里面说到了俄国革命是被德国皇帝操纵的,有史料证明。德国特务机构写报告给德国皇帝说,那里发生的被称作“十月革命”之类的事情,都是按照您的意思做的。作者用档案来证明发生过这些事情,与过去的说法构成一百八十度大转弯,是要恢复历史真相。中国读者有一天知道这些,会觉得震惊,是因为过去长期被假历史蒙蔽。(参见2013年第4期《中国民商·周有光:108岁放谈中国和世界》)

  两年后,也就是今年三月三日,中国大陆当代一位老杂文家,一个老共产党人,曾任南方日报第一任社长、人民出版社原总编辑的曾彦修(杂文作品署名严秀)去世。大陆一家网站似乎早有准备,很快整理出这个老共产党人的一些言论,其中在谈到苏联解体时,曾彥修是这么说的:

  “苏联的垮台,就垮台在老百姓没有安全感,任何老百姓没安全感。所以宣布苏联结束时,没一个人出来讲话,没一个人出来反对,共产党内也没一个人出来。在一个国家生活,如果丝毫没有安全感,生活在恐怖气氛中,这个是最可怕的。苏联的垮台就垮台在这个上面。所以我们最要接受的教训就是,苏联垮台是垮台在恐怖统治,始终不放,不改。我们绝对不能学它任何的东西,包括我们的公安部门,情报部门,不能学他这个东西。”

  在这位老杂文家、老共产党人看来,实行“恐怖统治”,且大半个世纪“不放,不改”,这才是导致苏共垮台苏联解体的真正原因。由此可见,凡把苏共垮台苏联解体归结为戈尔巴乔夫软弱,归结为叶利钦葬送,尤其归结为“西方敌对势力的渗透”,都不过是信口开河,胡说八道,要不,就只能说是一种阴谋,为的是既得利益,为的是苟延残喘。

 

杨鲁军:阅兵四忧

 

先后在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国际研究所、上海经济研究中心、中国企业发展研究所、和平与发展研究所等多家研究机构担任研究员的中国著名经济学家杨鲁军对这次大阅兵以及后大阅兵的中国外交政策提出“四忧”。

一忧中国与美国交恶、为敌。美国是世界反法西斯最强大的堡垒和民主世界的旗帜。法西斯的天敌是民主和自由。纪念反法西斯胜利却与美国叫板、较量,与民主生气与自由龃龉,这是无论如何都说不过去的。更况亲美亲西方乃邓公遗产和改开前提,中国不能再回到与美国为敌的旧时代一一要么一面倒地倒向俄国,要么拉一批亚非拉穷哥们撒钱买个点赞。

杨鲁军提出的二忧是担心枪杆子里面出集权、出专制。杨鲁军担心在阅兵后,“中国的明天还会有不同的声音吗?百官噤声、千士缄囗、万民消音、举国诺诺一一如果这就是中国梦,那中国人民将长梦不醒……"

 三忧不能正视历史,不能还原国民党领导抗战、国军是抗日主体的历史真实……杨鲁军先生认为,如果“纪念一段并未完全还原真相和主体的历史,其公信力与现实意义是要打折扣的……

杨鲁军先生的四忧是国家治理不能总是靠办盛典盛会来它个"一俊遮百丑"啊……阅兵无限好,能不忆天津?集中力量办大事办盛事的体制决定了天朝的官员好大喜功重面子轻里子。杨鲁军针对这种“光鲜抢眼的活儿争着干,隐蔽工程的活儿忽悠着办”偏重政绩工程的官场现象反问道,“如果天津政府能把阅兵训练那种一丝不苟精益求精一个简单动作要练上千百遍的精神用到危险品剧毒品的管治上去,那惨烈的津爆还会发生吗?————

周蓬安:多少高官“假博士”?官场之耻!大学之耻!社会之耻!

 

震惊中外的“8·12天津滨海新区爆炸事故”发生刚刚一周,可围绕杨栋梁的个人命运却发生了根本性逆转。8月15日,中国企业家杂志发布消息,“据本刊记者独家获悉,国务院已针对天津港爆炸事件成立了国务院安委会事故调查小组,由国家安监总局党委书记杨栋梁担任组长,目前成立程序已获得国务院高层批复。”可三天后,中纪委监察部网站消息,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局长、党组书记杨栋梁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组织调查。

看了一下杨栋梁的简历,发现这又是一名来自于天津的“假博士”。1954年1月出生的杨栋梁,1972年10月成为工人,初中、高中应该是在“文革”中度过,本身没有多少文化基础,工作后没有经历过任何全日制教育,其间仅有1995年9月—1998年1月在中央党校在职研究生班政治经济学专业学习的经历,却在任天津市副市长期间,经过2004年9月—2007年1月在中国政法大学国际法学专业学习,神奇地获法学博士学位。我在想,那些经历20来年寒窗之苦的博士们是多么憋屈?

同样在天津任职期间获得博士学位的天津市政协副主席、市公安局局长武长顺被查后,有人在网上晒出了他的博士论文——《人-车-路交通安全系统动态控制模式与策略研究》,笔者在《武长顺获工学博士,令同济大学颜面扫地》一文中提到,仅该论文复杂的函数,及随后的英文版,绝非一般受过系统高等教育的朋友能完全读懂,武长顺根本就没有能力诵读一遍整篇论文,更不要说撰写这篇论文了。这篇论文,一定是由他人“捉刀”,论文答辩更是“扯淡”了。

现在看来,天津官场还是相当重视学历的。昨天看了下天津市政府8名正、副市长的学历,那种豪华程度也是令人咋舌。除排名最末的孙文魁系中央党校研究生学历外,其他7人均为博士。其中:市长黄兴国为管理学博士;另6名副市长中,段春华系经济学博士、尹海林系工学博士、曹小红为农学博士、王宏江为工学博士、何树山为工学博士、阎庆民系经济学博士。我希望这7名博士都是能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具有真才实学的真博士,而不是像武长顺、杨栋梁这样的“假博士”。

有意思的是,与天津毗邻的河北省“十八大”之后遭查处的三名常委全都是博士。其中河北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梁滨系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的管理学博士,河北省委常委、秘书长景春华系天津大学管理学院“管理科学与工程”博士;而作为“班长”的周本顺,1953年2月出生,中学是在“文革”中度过,基础也不可能太好,但他不仅于2003年“知天命”时获得湖南大学管理学博士学位,3年后又获得武汉大学法学博士学位,成为学术界都稀有的“双料博士”。

其实,在“十八大”之后遭查处的高级干部中,“假博士”可以说比比皆是。仅凭笔者观察,除天津的杨栋梁、武长顺,河北的周本顺、梁滨、景春华外,至少季建业、金道铭、沈培平、武长顺、梁滨、景春华、余远辉、乐大克、谷春立等人的学习经历,根本就没有可能靠学识获得博士学位,说直白点,这些人其实都是“假博士”。

在“落马”的这80多名高官中就有这么多的“假博士”,那么仍在台上的中高级干部中,究竟还有多少“假博士”?也值得大家关注。

一些网友质疑我总是抓住官员“假博士”问题不放的意图,其实道理很简单,这些中高级干部在职时取得的硕士、博士学位,很多都需要花费不菲的公帑,作为纳税人难道不感到难过吗?更为重要的是,如果官员连学历都造假,你还指望他们有上等的个人品格,还指望他们带着大家共同建设一个诚信的社会?

张鸣:没有反思就没有人性的复苏

 

 众多期待再次文革、再次施暴的民众的存在,不能不让我们感到一丝寒意。不反思文革的社会,也许还是一个食人部落。这样的部落,无论人们的外面多么光鲜,采用多么现代化的文明果实,终究还是没有人性的食人部落

文革结束都30多年了,但它似乎还没走。现实中,网络上,呼唤文革的人,比比皆是。年轻的有,年纪大的也有。一次打车,跟年龄大的司机师傅聊起来,他恨恨地说,再来一次文革,可不会轻饶了那些当官的,非剥了他们的皮不可!

文革在官方文件里被彻底否定了,但对文革的回忆、记录甚至反思时常被禁止。相反,对文革十年的肯定乃至称颂却悄然而起,好像,文革和文革十年,是可以截然分开似的。在20世纪的人类历史中,任何国家,有过我们这样的文革吗?唯一可以比拟的,就是德国的纳粹时代。然而,迄今为止,我们却连个像样的历史回顾、像样的反思都没有。

从今天的角度看,文革最触目惊心的,是对人和人的尊严的践踏。羞辱人、打人、杀人、虐杀,成了家常便饭,秩序混乱时如此,重建之后也好不到哪儿去。

文革的群众专政的风格,一直延伸到重建的公检法里。不管什么人,只要进了“局子”,挨揍是当然的,被揍死也是活该。文革中发生广西大屠杀、道县大屠杀、大兴大屠杀,你还可以说是特例。但各地武斗,两派动用扎枪乃至大炮机枪的厮杀却是普遍的。至于整个十年里没有间断过的揪斗、群众专政、虐杀和逼死人命,什么地方没有呢?任何人都没有作为人的起码尊严,黑五类如此,走资派如此,根正苗红之辈也如此。我亲眼所见,前一天还在死整别人的打人凶手,忽而就被打倒,马上被请君入瓮,打得半死。下跪、喷气式、阴阳头、挂破鞋……这样的羞辱和虐待,在整个文革十年,就没有断过。

有的人很奇怪,怎么十几岁的中学女生,能够抡起皮带,把自己的老师活活打死?老红卫兵“西纠”,把一些毫不抵抗的老人、妇女和孩子,活活用皮带抽死,用开水浇死,扔到厕所里淹死,甚至活着就把人割碎?有的地方,比如广西,打死人之后,还吃掉人的心肝,在那个地方,这样吃人的事居然还相当普遍!

解释只有一个,那些被羞辱被虐待和虐杀的人,都是阶级敌人。文革,是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战争,阶级敌人就不是人。所以,杀多少人、怎么杀,都是合理而且正当的。问题是,当时并没有战场,所谓敌对的一方,只是老老实实呆在家里,即使被拖出来,也没有丝毫的反抗。无论如何,对方也是人,能把毫无抵抗的一个人活活打死,虐待致死,无论怎么用阶级性来解释,施虐者的人性已然夹失。这样的阶级战争,即使按最严格的革命原教旨的说法,也只能算是强者对弱者的施暴。

每个被施虐的对象,都是在愤怒群众的喊打声和声讨中被虐待、被虐杀的。这样的虐待和虐杀,都是以绝对正当的名义实施的。很多人跟着喊打喊杀,其实只是为了自保。不表示自己的义愤,也许下一个被打被杀的就是你。这样的革命,斗争对象经常会变换,今天是座上客,明天就变成阶下囚。在座上之时,气壮如牛;在阶下之日,忍气吞声。革命初期气吞山河的“红二代”,转眼就变成了“黑五类”,尽管只是暂时的“黑五类”。总之,在革命的疯狂中,没有人可以期待被同类当人来对待。

但是,当年的6亿中国人,都是人,今天的13亿中国人,也是人。是人,总该有人性。今天的中国人,有人虐猫,都会引发愤怒的声讨,却怎么可能还期待再来一次文革呢?但这种期待,却是真实的。同样一个人,可以对被踩死的猫一掬同情的泪,但这不耽误他们呼吁文革再来,文革再来的话,他们会把当权派剥了皮。

当然,渴望再次文革的人,也许有诸多误解文革之辈,他们并不了解真实的文革,以为文革就像新左派说的那样,就是大民主,就是斗争走资派。

不可否认的一个事实是,很多中国人,包括经历过文革的中国人,人性并没有复苏。

一个研究广西大屠杀的研究者感到非常奇怪,他所访问的当年的那些食人者,没有一个忏悔的,众口一词地说,当年就是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如果他不杀那些人,那些人就会杀了自己。其实,他们杀的人,大部分都是所谓“黑五类”,即使被杀被强奸被轮奸,也毫无抵抗。他们被虐杀,而且心肝还被吃掉。如果他们有灵魂的话,绝对想不到,施暴者过了30多年,进入了21世纪,仍然理直气壮。不消说,这些人的人性,没有复苏。这样理直气壮的虐杀者,比起文革中他们的另一些同类,也许还算好的,他们至少对自己干过的事还认账。某些当年杀人如麻的凶手,居然脸一抹,全不认账。北京臭名昭著的“西纠”,居然成了正义和秩序的维护者,他们不仅声称没有提倡过血统论,甚至还是血统论的反对者。我真的不知道,他们怎么解释他们当年发布的动辄“杀无赦”的布告,怎么面对那些死者的家属和目击者呢?

世界已经进入21世纪,当年的施暴者,有些已经垂垂老矣。他们乐意带着自己没有人性的躯体走进坟墓,这是他们自己的事。但众多期待再次文革、再次施暴的民众的存在,却不能不让我们感到一丝寒意。不反思文革的社会,也许还是一个食人部落。这样的部落,无论人们的外表多么光鲜,采用多么现代化的文明果实,终究还是没有人性的食人部落。经历了文革,国人没有反思,就走不出食人部落,人人就都可能食人,人人也都可能被食。(来源:中国青年报)

 

股市大跌三板斧救市抓人是根本?

 

太平洋评论

 

由人操控的股市,出问题当然在人。

证券业龙头老大中信证券的执行委员会委员,董事总经理徐刚在近一波股市大跌后,被司法部门带走调查。徐刚原负责中信证券经纪业务和研究业务,中信证券已于8月18日安排原负责资管业务的刘军代替徐刚接手经纪业务。

不愿具名知情人士表示,中国本周目前为止暂停了在股票市场上的干预,决策者正权衡规模空前的救市措施的利弊,及下一步举措。其中一位知情人士称,部分领导人认为股市规模相较于整个经济体太小,不足以导致危机,同时也认为救市措施成本太高。

但中国试图以直接入市以外的手段,如增加流动性,打击证券从业人员违规操作,打击地下钱庄等来影响股市。

在未有明显干预的情况下,股市地量反弹,动能不足,难说是否可以稳定下来。

 

 

1、降息降准、养老金入市,预期为股市增加13000亿流动性

中国央行决定,自2015年8月26日起,下调金融机构人民币贷款和存款基准利率,以进一步降低企业融资成本。其中,金融机构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下调0.25个百分点至4.6%;一年期存款基准利率下调0.25个百分点至1.75%;其他各档次贷款及存款基准利率、个人住房公积金存贷款利率相应调整。同时,放开一年期以上(不含一年期)定期存款的利率浮动上限,活期存款以及一年期以下定期存款的利率浮动上限不变。同时,为进一步增强金融机构支持“三农”和小微企业的能力,额外降低县域农村商业银行、农村合作银行、农村信用社和村镇银行等农村金融机构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额外下调金融租赁公司和汽车金融公司准备金率3个百分点。华泰证券(12.57, -1.40, -10.02%)金牌分析师罗毅对新浪财经表示:此次降准有望释放7100亿元的流动性。

此前宣布的养老金入市方案,预期维股市增加6000亿流动性.

 

2、查处金融证券违规

[中信证券、《财经》杂志社、中国证监会有关人员被公安机关要求协助调查]中信证券徐某等8人涉嫌违法从事证券交易活动,《财经》杂志社王某伙同他人涉嫌编造并制造传播证券、期货交易虚假信息,中国证监会工作人员刘某及离职人员欧阳某涉嫌内幕交易、伪造公文印章,已被要求协助司法调查。

8月25日,继海通证券、广发证券之后,华泰证券、方正证券也公告,因涉嫌未按规定审查、了解客户身份等违法违规行为,被证监会立案调查。

海通证券在港交所公告称,因本公司涉嫌未按规定审查、了解客戶身份等违法违规行为,中国证监会决定对海通证券进行立案调查。

广发证券8月25日晚间公告称,公司于8月24日收到中国证监会《调查通知书》(鄂证调查字2015023号)。因涉嫌未按规定审查、了解客户身份等违法违规行为,根据证券法的有关规定,中国证监会决定对公司立案调查。

 

3打击地下钱庄

  近期以来,公安部、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外汇管理局等部门组织开展了打击利用离岸公司和地下钱庄转移赃款专项行动,广东、上海、辽宁、浙江、新疆等地连续破获一批重大案件,捣毁地下钱庄窝点66个,涉案金额达4300余亿元人民币。

地下钱庄情况复杂,不但涉及金融、证券领域,还成为各种贪腐及犯罪活动转移赃款的通道,一些“灰色资金”通过地下钱庄跨境流入流出。

 

专制环:把人送进秦城的人最后都成了秦城的囚犯

  

……一个国家是由反对者和支持者共同组成的。好比一辆车,有油门,也有刹车。如果没有刹车只有油门,那就只有一个结果:车毁人亡。反对者就是国家的刹车.善待反对者,是为了保护你自己!


尘封历史,历史让人纠结!

年逮捕第一个文人反革命胡风的是罗瑞卿,65年第一个被关押又跳楼的也是罗瑞卿;

57年第一个跳出来批章伯钧的是吴晗,67年第一个自杀的也是吴晗;

58年批刘伯承、萧克的是彭德怀,59年第一个被批斗的也是彭德怀

胡风事件中最卖力的是周扬,后首先被批斗的文棍也是周扬;

66年最早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是陈伯达,70年九大后第一个被扫进秦城监狱的也是陈伯达;

66年起草第一张大字报的是康生,78年被第一个开除党籍的也是康生;

66年第一个从局长级提升为政治局委员的打手是江青,80年第一个被押上审判台的也是江青;

延安整风中最卖命最受益的是刘少奇,69年被整得最惨酷最要命的人也是刘少奇。

66年拼命整死接班人刘少奇的是林彪,71年接班人林彪又被主人整死了;

是报应还是圈套?或许有的是报应,有的就是这么设计的,有的是命中注定的,究竟为何?只能靠各位自己去猜想了。

悍匪张军临死前对文强说:有一天,你的下场和我一样!

文强临死前也对王立军说:有一天,你的下场和我一样!是因果?还是巧合?……

監製巴士底獄的人和監製秦城的人最後都是巴士底獄和秦城的囚犯。

 

于泽远:越维越不稳

 

陆网博文  

虽然在人力、物力、财力投入上逐年增多,但中国一些地方维稳压力仍然越来越大。面对压力,个别地方相关部门不惜借维稳之名打压上访者、干扰司法、违法行政等,一不小心就掉入“越维越不稳”的怪圈。维稳渐成一些地方政府和相关部门的最大烦恼之一。
  官方人民网下属的《人民论坛》近日一项调查显示,造成“维稳是个筐,什么都往里装”这一怪现象的最根本原因在于维稳目的和方式出现了异化,70%的受调查者认为一些官员维稳“只保自己官帽,不管群众疾苦”,79%的受调查者认为一些地方政府借维稳名义不作为或乱作为现象较严重。
  对于如何走出“越维越不稳”的怪圈,77%的受调查者认为应该“提高用制度化方式解决矛盾和冲突的能力,法律应在权力之上”。
  但北京有关学者对本报说,在人治大于法治的政治现实下,“法律应在权力之上”只是一个美好愿景,要实现这个愿景必须进行大刀阔斧的政治改革,而与改革开放之初相比,中国各级统治阶层已成为既得利益集团的中坚力量,普遍丧失了推进政治改革动力和勇气。
  人民网、腾讯网、《人民论坛》联合推出的这份网络问卷,共采访、书面调查地方党政干部478人,总计调查人数9234名。调查显示,79%的受调查者认为一些地方政府借“维稳”名义不作为或乱作为现象“较严重”,仅有6%的受调查者认为此类现象“不严重”。结果表明,一些地方部门曲解稳定,借“维稳”名义不作为已经引发民众的强烈不满。

  在不久前出现的两起热门新闻事件中,“维护社会稳定”成了官方的辩解:一起是湖南金浩茶油事件,今年2月份金浩茶油就被查出致癌物苯并芘超标,但是消息一直没有公之于众;另一起就是出现蜱虫疫情的河南商城县,当地主管政法的一名乡干部说,之所以没有公开疫情,是出于维稳需要。
  近年来,借维稳名义滥用权力、胡乱作为的现象不断见诸报端。一些地方搞非法的暴力拆迁,动辄就动用警力,也称之为是“维稳”;浙江紫金矿业瞒报污染,也是出于考虑“维稳为重”;公民发帖批评县委书记,除了被公诉犯有“诽谤罪”之外,也被指“破坏全县稳定发展的大好局面”…… “维稳”成了一些地方非法行政的借口。
  对于“哪些不稳定因素最可能诱发群体性冲突”,人民论坛调查显示,78%的受调查者选择“一些部门和官员公权私用、特权腐败、权力不作为和乱作为”,列所有选项第一位,比列第二位的“社会贫富差距拉大,社会不公正、不公平现象增多”多出7个百分点,比列第三位的“因征地、拆迁、农民工工资拖欠、劳工权益受损等引发冲突”多出19个百分点。
专家:社会矛盾激化都和公权私用相关
  人民论坛引述专家说,目前中国一些社会矛盾的激化都和公权私用、政府部门不作为等相关,而一些当事官员遇到问题作为不当在不同程度上激化了社会矛盾。要维持社会稳定,地方官员及相关部门首先要做的便是依法行政,不滥用手中的权力。
  有受调查网民指出,网民对于真相的渴求大有掘地三尺之势,到底是维护民众利益,还是将维稳当做挡箭牌,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
  据人民论坛报道,在公众对维稳异化深感不满的同时,不少地方官员也大倒苦水,感慨基层维稳压力大,常常是费力难讨好。
  在维稳“最大的难点是什么”的选项中,69%的受调查者“总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缺乏维稳系统策略”;44%的受调查者认为“一票否决”机制使地方不少工作常常围着维稳转;39%的受调查者认为“因体制、机制问题,地方官员常常两头受气”,分列前三位。
  报道指出,当前个别地方政府维稳思维的一个最大误区,就是将民众的利益表达与社会稳定对立起来,把公民正当的利益诉求与表达视为不稳定因素。同时,一些地方政府的维稳是治标不治本,常动用警力等专政工具来压制和牺牲弱势群体的利益表达,以实现一时的社会稳定。
  报道引述专家说,社会冲突并不必然导致社会不稳定。中国日益开放和民主化,社会稳定也必将过渡到动态平衡型。在社会冲突敏感期,不仅需要执政智慧,更需要和社会发展阶段相吻合的新的稳定思维。

宋胜利:正常的国家,人民不需要伟大的领袖

 

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没有什么“伟大领袖”,曾经有“伟大领袖”的国家只有那么几个。现代革命的基本目的,就是为了消灭特权,实现社会平等。领导这些革命的领袖,一旦变成了“伟大领袖”,就意味着革命已经失败了,因为,一个至高无上的,可以恣意妄为的新特权又产生了。

一个现代国家的领导人拥有古代帝王一样的特权,最好的办法就是不择手段地把自己变成“伟大领袖”。因此,一个国家如果出现了伟大领袖绝不是什么好事情,它意味着这个国家的老百姓肯定要倒大霉了。

一旦成为伟大领袖,他就至死不需要交出权力,他的话就是真理,像圣旨一样,所有人都得对他忠心不二,他看谁不服气,动一个小指头就可以让你下地狱。“伟大领袖”就是现代帝王的代名词。

真正具有高尚情操的现代革命领袖,绝不可能容忍别人把自己捧上天,更不会不择手段地自己把自己捧上天。这是现代革命领袖与个人野心家之间的根本区别。

政治领袖如果在位的时候就被尊为伟人,那他绝不是真正的伟人。民国成立之初,孙中山乘军舰往福建视察。舰泊马尾,这时孙中山发现,聚集在一起欢迎他的许多小船,大都悬挂标语,称他“万岁”。

孙中山说:万岁一词,是封建帝王要臣民这样称呼他的。我们为了反抗这个“万岁”,许多革命同志抛头颅、洒热血。如果我接受这个称呼,对得起先烈吗?他要求撤掉这些标语,否则决不登岸。

至今世界上发展很好的国家,从来没有什么“伟大领袖”。最典型的对比就是韩国和朝鲜,从来没听说韩国有什么伟大领袖,而北朝鲜的伟大领袖已经伟大得没有边际了。发展的结果大家都看的很清楚,同样的土地同样的民族,天壤之别。北欧是目前世界上贫富差别最小的地区,是最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地区,从没听说北欧的哪个领导人是什么伟大领袖。

以平等为基础的民主制度和以平等为基础的价值观远远胜过伟大领袖的英明和各种雄伟壮丽美妙动人的主义或思想。

残酷的历史经验证明,领袖越伟大,人民越渺小,领袖越伟大,法制越无效。革命领袖一旦变成伟大领袖,他就不再是人民的救星,而会变成人民的灾星。

革命领袖居功自伟是可耻的,老百姓盲目崇拜是愚昧的。民主法制,自由平等,限制公权,保护民权,这才是现代社会公民应该追求的美好制度,拒绝这种制度,永远不会成为受世人尊重的先进的民族,这个民族也不会有任何光明的前途。

 

查建国:十论民主转型(二稿

 

http://www.cdp1998.org/file/2015082101.htm

 

 

目录
一论民主转型的时代背景 
1,两个时代划分 2,本质未变 3,统治手段变 4,主要矛盾
二论民主转型的路径 
1,蒋经国路 2,国共第三次合作路 3,暴力转型路 4,福音路 5, 渐进改良路 6,颜色革命路
三论民主转型的性质 
1,性质即颜色革命 2,颜色革命四前提 3,颜色革命三特征 4,渐变突变关系 5,突变期表现 6,突变渐变多回合 7,改良与革命 8,政改无方案 
四论民主转型中的暴力与非暴力
1,改良革命与暴力非暴力关系 2,何为非暴力 3,对暴力五点看法
五论民主转型中的动乱
1,三次大动乱 2,三种动乱 3,两种稳定 4,批“动乱恐惧症”
六论民主转型的动力
1,动力源于人性 2,两个错误观点 3,民主转型十大标志性事件 4,有多少动力角色 5,合力作用 6,民主转型50战法
七论民主转型的对象与目标
1,对象与对手 2,三层面讲有无敌人 3,游戏规则与游戏人 4,研究一党制的四个重点 5,一党制对经济发展的十个负能量 6,一党制下无解的七个矛盾 7,习近平 8,对平反8964的认识 9,毛派 10,对话与良性互动 11,民主转型目标
八论民主转型与国家统一
1,台湾民主 2,两岸统一方针 3,台独非战争 4,藏疆问题 5,联邦制九论民主转型中香港的作用
1, “831方案”假普选 2,香港作用 
十论民主转型的国际环境
1,三大极端主义 2,世界大格局 3,中国民主转型与世界人权全球化 4,海外民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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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论民主转型的时代背景

1,当前中国大陆处于后极权时代。中共1949年建国至1978年是极权社会,即毛泽东时代。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是转折点,进入后极权社会至今,即邓小平时代。
2,极权本质未变。在极权时代,毛的个人崇拜是时代特征。毛泽东指鹿为马一言九鼎,似神似皇, 其政教合一,用暴力和谎言、党文化、毛思想对几代数亿中国人“洗脑”, 其人多疑善变擅用权术,其个人崇拜已危及统治集团,使上层内部人人自危,天怒人怨,抛弃毛个人崇拜成为必然。在后极权时代个人崇拜变成党崇拜。一党极权制即党的权力神圣化、全能化、垄断化、永久化。普天之下,莫非党土;率土之滨,莫非党臣。“反党”依然是高悬中国国民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中共从高度意识形态党变成权贵集团利益代表(中国大陆现时形成了一个由各级党政特权官僚官吏、国企高层、靠官权发起的私企主、御用文人组成的既得利益集团),但万变不离其宗:一党极权本质未变。对外极权未变,对内领袖独裁本质也未变(虽达不到毛神化的程度了)。从邓的“垂帘听政”、 到江退仍干政、到习“小组集权” 一脉相承。专制党党内专制是没有集体领导、没有普选制中少数服从多数原则的。何为专制?就是多数服从少数、服从个人。
3,统治手段在变化。邓理论就是“两个坚持”,即坚持改革开放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两个坚持不是对等的,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重点、是核心利益、是从毛开始的三个“三十年”一脉相承的党的宗旨、命根子。(党不是革命有功、执政有错、文革有罪、改革有绩,而是九十年专制一贯制 )坚持改革开放是为四项基本原则服务的,是救党的后极权时代特征,这个改革中没有政体改,是跛脚的。经体改也因此是有限的、终被异化的。在后极权时代,统治手段从大规模政治运动整人变为只镇压少数异见人士、维权人士;互联网出现,打破了言论垄断,一言堂变为言论有禁区;枪杆子笔杆子又加了钱袋子;进行了不彻底的经济体制改革,命令经济转为国企垄断、政府多干预的半市场经济;国际外交强硬对抗、推销革命变为合作与对抗结合。这些变化从历史发展上看是有“进步”,从统治者角度看却是“被迫让步”,是维护其“核心利益”的救党之举。救党非救国,只有废除“四项基本原则” 才是救国。江、胡、习都秉承邓“两个坚持”的基本方针,故都是邓接班人。极权时代是党权以个人迷信形式走向极端、巅峰的时代,后极权时代是退缩、改良救党、极权走向没落的时代。后极权时代也是民主转型时代。
4,主要矛盾。执政党专权与广大国民维权是贯穿后极权社会的主要矛盾。维权重点是维政治权利,这些权利宪法列条保护,但无具体法落实保障,在国民政治生活中名存实亡。中国人权记录一直很坏。狭义上讲访民上访、群体事件是维权,广义上讲组党组社团是维结社权;写涉禁区文章、网络舆论是维言论权;法轮功、西藏密宗、基督教家庭教会、抗议拆十字架是维信仰、宗教自由权;上街举牌抗议是维游行、示威权;争真普选是维选举和被选举权;要求修宪是维公民对国事、对立法的建议权;同城聚会是维集会权;律师死磕是维律师辩护权。维权与专权的矛盾表现在各行各业,社会、经济、政治、文化、教育各个领域中,贯穿后极权时代,影响其它一切矛盾的走向。

二论民主转型的路经

中国民主转型至少有六条路经之争:
1,蒋经国路。盼明君、寄望于朝庭。可惜在中共内产生蒋经国式人物的主客观条件都没有。蒋经国深受俄共之害,回国后又受益于中国传统文化和三民主义,其盟国是美国,其作为是结束“戡乱戒严期”而顺势走向民主之路。既使如苏联出现救党的戈尔巴乔夫,也会被灭党的叶利钦取代。党的自我革命代表人物只有在民间求民主的压力大于党内顽固派时、党生不如死时才可能出现。
2,国共第三次合作路。中国近百年史的一条主线就是国共之争,也是西方马列主义与中国三民主义之争。“十月革命一声炮响,送来了马列主义” ,这是在中国“走什么路?”的历史关节点上,错误的革命事件送来了错误的暴力阶级斗争思想,它与孙中山倡导的三民主义进行了近百年的博奕,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无数的血与火的悲剧。国共之争大体可分四阶段。第一阶段是国共第一次合作到破裂。这阶段共产党最大作为是苏区割据、杀富济贫。国民党最大作为是北伐统一中国、剿共。第二阶段是抗日时期。今年借抗日胜利70周年海峡两岸都搞阅兵,其看点之一即是双方争夺对抗日史的解读话语权。争论的焦点是抗日的领袖、主导力量、主要战场、贡献大小。忘记历史意味着背叛,歪曲历史意味着可耻。历史不能成灰,真相还在争鸣。第三阶段是三年内战。讲国民党不容中共挑起内战,但换位思考,中共掌权执政就能容忍另一党地方割据、掌一支本党军队吗?第四阶段是一国两府两岸分治,一边一党独裁、一边多党普选。两党都在讲为人民要民主,事实胜于雄辨,近百年之争已见真相、已分高下。中国近代百年两个最有代表性、影响最大的政治人物即蒋介石和毛泽东。俩人斗了一辈子,前半辈子蒋败毛胜,源于国人对毛认识不清,且蒋阵营离心离异者、降将甚多。后半辈蒋胜毛败,三民主义战胜马列主义,两岸体制泾渭分明。
国共两党之争之斗是百年不变的主线,合作只是斗争中的插曲、手段。现在已经没有了国共再合作的动力与条件。共产党不会同意与国民党合作搞民主、革自己的命。国民党也已不是台湾唯一政党,现在已经不是国共两党主宰中国命运的时代了。现在台湾任何政党都不会、也不敢与中共谈统一。台湾民主是对大陆民主转型的支援正能量,但不起决定作用。大陆将在辛亥革命孙中山建第一共和,抗日胜利后蒋介石建第二共和后,由新的大陆民主力量在大陆建立第三共和,在这之后迎接在台湾的中华民国回归。
3,暴力转型路。时代不同了,靠暗杀、鼓动军队起义、上山打游击等学中共“枪杆子里出政权”的路不通了,此论鼓吹者乃“口水党”( 光说不练)或网上愤青。另外流氓式维权、私刑维权、滥杀无辜维权、过当防卫维权都是既使占理也不占法,不可取、不可褒赞。
4,福音路。宗教是人类重要文化现象,多文化多宗教并存是人类社会自由发展常态。宗教者为信仰自由而战是民主转型正能量,是民主派中重要部分或民主派同盟军。但以神为本来解释一切、推动一切,妄图以某一教来一统天下、以传教代替民运、以福音化代替民主化则不现实。共产党错不在无神论,而错在对有神论信仰自由的压制,错在要宗教组织为党所控、为党所用,错在把自己神化。一神教的绝对权威的思维方式与马列毛的绝对权威思维方式异曲同工,科学是自由的,怀疑一切的,宗教反之。我们是反对神本主义的人本主义。人性有善恶,人把自己对善恶的认识提升造出了神,再反过来用神指导人的善恶博奕。人的世界有什么,神的世界就有什么。中国民主转型的路决不会是某一宗教一统天下,其转型结果必是中国传统文化(去其专制糟粕,留其精华)与本土、外来多种宗教、多种文化并存、自由发展的格局。
5,渐进改良路。这条路在官方、民间均有很大市场。可惜上层救党改良的手段、方向与下层求自由民主的手段、方向不同,双方矛盾的积累、激化必葬送改良。清末皇室内阁的改良便是一例。民主派中有人鼓吹“告别革命” ,幻想不需要、不经过突变,仅靠渐变改良完成中国民主转型,这么做的前提是执政党愿意并主导民主转型,而幻想这个前提成真则是当前民主派中少数人的误判了。
6,颜色革命路。非暴力颜色革命是渐进与突进的结合,是中国民主转型唯一的成功之路,是中国民主转型挡不住也躲不过的宿命。执政党对此心知肚明,全力防之。

三论民主转型的性质

1,民主转型的性质即是颜色革命、是和平非暴力推翻专制的革命。世界第三次民主潮的特征即颜色革命。
2,颜色革命前提有四:一是事件频发、矛盾激化;二是民众觉醒、异见群体迭出;三是经济危机、决策失误;四是上层分化、国际压力。温度到了,加最后一把柴水就沸腾了。我们现在的工作就是不断添柴拉风箱给水加温。现在水大概有70度吧。
3,颜色革命特征有三:一是网络化、扁平化、青年化;二是大规模街头政治,民变、军变、政变;三是突发性、广泛性、深刻性、不可避免性。几个德高望重的领袖——领导核心集团——强大秘密党——外围组织——工农运动的金字塔式共产党发动革命模式已是旧思维了。
4,颜色革命是渐进与突进的螺旋式交替前行的过程,渐变是量变、是突变的准备、前提,是长时间的。渐变期少数民主派前仆后继,冲锋在前,多数人沉默。突变期谎言被真相戳穿、民势压倒恐惧,虚肿的假象瞬间被危机推入断崖式崩塌,多数人爆发改变历史。突变是渐变的结果,是渐变的中断,是短时间的,是大质变、是飞跃,是人民狂欢的盛典。突变是决战,没有决战就没有飞跃,就没有战局的根本改观。
5,在突变期,领袖式人物如泉水般涌现、各类民间组织成千上万冒出、海外民运人士整体回归、各种资源、人员空前流动、各类信息爆炸式以光速传播、国际人权力量全面强力支援、公民政治权利充分展现、中国各派政治势力大洗牌,网络经济新常态演化出网络政治、民主转型新常态。政局瞬息万变一日千里,届时谁能提出最切实际、最抓住人心的口号、方针,谁最领风骚。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
6,民主转型不是渐变到突变一个回合即完成的。第一个回合解决有无民主的问题,之后将又面临四个历史任务,(1)防止倒退、巩固民主成果;(2)改良提高、成熟发展:(3)稳定社会秩序、发展经济、改善民生;(4)国家统一、地区自治提到日程。如俄罗斯等民主转型不到位或倒退的国家,还会有第二次颜色革命。在民主转型过程中突变的作用巨大,但不是毕其功于一役,民主社会是一个人类社会不断探索、纠错的动态过程,永在前进。
7,与革命对立的是改良。何为“改良” ?百度搜索:“去掉事物的某些缺点,使之更适合要求”。谷歌搜索:“在现有的基础上修改,不包括推翻重来”。从两个角度讲改良:(1)从目标角度讲,改良是不伤筋动骨,不改变基本政治框架的改革,这即是当前中共主流派口中的“政治体制改革”( 邓小平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讲话就是在对文革反思后,要求改善党领导,进而延续一党制命的改良。而就是这种改良也因“波兰团结工会事件” 而夭折);(2)从路径角度讲,改良派只讲渐变,不讲突变,只求稳妥,害怕动乱。与“改良”经常对立使用的词是“革命”, 革命是对旧体制根本性的变革。“革命” 一词被共产党玷污了。革命本质是激进的,但实际进行中也是温和与激进的结合。“改革” 是中性词,革命者和改良者都在从自己理解的角度使用它。中共已从过去的“暴力革命派” 变成用暴力维持的改良派。其镇压对手的帽子已从“反革命罪”变为名“颠覆政权罪” “煽颠罪” “非法聚会罪” “寻衅滋事罪”,实“革命”罪、“反党罪”。
8,政改无方案。热衷渐变改良的朋友们总爱积极上书,提五花八门的政改方案或称突破口。如:(1)“先党内民主,后党外民主”;(2)“先形成两党局面” ,中共主动分出一党或中共先容忍另一反对党存在,这以若干时期内不动中共专权为条件;(3)“先实现司法独立、司法改革”、共举【82宪法】大旗(【82宪法】一方面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一方面讲公民的各种政治权利,这种内在的重大原则冲突被社会各派各取所需进行宪法博奕,修宪成为重大课题);(4)“先搞新闻法实现言论自由”;(5)“先进行教育改革”实现高校教授治校、学术自由;(6)“先基层后上层 逐级实现独立民主选举”;(7)“从财政体制改革入手,先实现人大独立拨款权”; (8)“建立政治特区”,派有志政改人士去主政, 给政改特殊政策;(9)“各省逐步推行香港化”;(10)“增量改革” ,旧的维持、新的变革;(11)“党主立宪”, 党虚君、实权在民主议会;(12)重返新民主主义路(毛的“新民主主义” 是对三民主义的共产党化)。这些都反映出提方案人的焦虑、浮浅、不切实之心态。这些方案如视为一种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挑战、施压、斗争的策略、手段,无可非议。但若是真想实现,真想成为统治者能接受并能实施的政改方案,则统统为书生议政。专制者深知:千里之堤溃于蚁穴,深知真进行政体改,是搬起石头砸自己脚,其党速亡,苏联戈氏一个公开化口号即亡党的教训给中共极深震撼。稳定压倒一切,消灭一切不稳定因素于萌芽之中。每到交班期,政体改反倒退,人权记录现寒流。民主派应知牵一发而动全身,单军突进没有可行性。现实过程是:极权无改良、政改无方案,各尽所能(或各领风骚一段时)、全面冲击、积蓄力量(积人力资源、政治经验之力)、以待时机、以求大变。

四论民主转型中的暴力与非暴力

1,改良或革命都是暴力和非暴力混杂的。暴力和非暴力都有可能成为历史发展的正能量或负能量。
2,我是非暴力主张者。我讲的非暴力就是和平革命、颜色革命。非暴力原则是合法斗争原则,即是国民用宪法保障的公民选举、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权利积小变为大变,去推动政治体制变革。非暴力原则体现了“博爱” 的普世价值,用此来建立我们的道德高地,来重塑统一我们的信仰。非暴力原则扬我之长攻对手之短,用我们非暴力的意志与行动去切断憎恨之链,去中止那恶的循环,去停住那暴力的轮回。非暴力原则中的“坚忍平和” 心态可提升我们的力量,用它包容一切,任何事情都会发生改变。非暴力原则的丰富表现形式使我们找到胜利的路径,滴水穿石水到渠成,到达胜利的彼岸。暴力处处客观存在,不可避免,但和平演变终是主流,在渐变或突变期均亦此。
3,我对暴力的认识是:(1)国民有权利用暴力推翻暴力专制,但视客观条件也可有权不用;(2)专制者怕国民暴力,但却视暴力为自己的护家法宝,靠此夺权保权;(3)对国民和平革命,专制者必用暴力镇压。对此,国民用暴力反暴力的正当防卫不可避免,也合理合法;(4)在民众奋起和平抗争时有少数人过激而使用暴力,这或是火山压抑过久的喷发,或是鱼龙混杂的骚乱;(5)网络语言暴力不可取,但不可怕,这是少数人天性中暴力倾向的宣泄。

五论民主转型中的动乱

1,中国近代史上有三次大动乱。一是民初军阀混战,原因是军队私人化争霸一方。现在党若分化,军队必倒向占大势的民众一边。民主派内斗,各方也因均无军队而多限于文斗;二是国共两次内战,原因是中共地方割据,向中央政府夺权。现在是党要不不倒,一旦树倒猢狲必散,如第一个列宁党“竟无一个男儿郎”;三是文革,原因是执政党最高领导为保权和实行空想共产主义实验而发动。这种超强个人意志操纵亿万大众的闹剧已被世人深恶痛绝。这三次大动乱的成因已不存在。动乱不可避免,但大动乱的历史不会重演。
2,动乱有三种。一是民主社会中多元政治的合法常态地展现,如民主社会几十万人上街游行、天天有人示威、舆论炒作、反党反政府的和平言行都是民主正常秩序似乱非乱,而中国大陆当局视访民法院前十几人举几分钟标语即动乱;二是对民主正常秩序冲击的动乱,如中国三年内战、美黑人打砸抢烧的骚乱、恐怖组织动乱;三是打破专制秩序的动乱,如颜色革命。颜色革命必然打乱旧秩序,革命高潮时的动乱不可避免。动乱有痛,但长痛不如短痛
3,一个社会的稳定有两种:一是专制下的稳定。这个稳定是官稳定、民不稳定,是压制不稳定因素,遮掩矛盾,使矛盾推迟解决,积小变大、积缓变暴,这是一种表面的、虚伪的、暂时的、高压下恐民防民的稳定;二是民主制度下的稳定。这个稳定是平等自由下的、动态的稳定,它是积极面对矛盾,使矛盾在法治框内自由、积极地博奕,化大乱、大变为小乱、小变,是民作主、民自主不断由无序转为有序,不断打破旧平衡形成新平衡的稳定。因而它才是长治久安的、真正的稳定。
4,千古一枭雄毛泽东对革命造反动乱有一名言,大乱带来大治,破字当头立在其中,我们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不看成因和结果而一概反对、害怕动乱的“动乱恐惧症”竟成中国各派通病。“稳定压倒一切”是反革命口号,说动乱必历史倒退、血流成河、新专制者必上台都是当权反革命者吓唬百姓的宣传,或是民主派有人错误总结历史,不相信民众害怕民众的懦弱表现。时代不同了,因国人人心不愿大乱,世界不愿中国大乱,逐步壮大的中产阶级求变但不愿大乱,因此有乱也是短时的、局部的、低烈度的、可控的,必付的代价。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我们没有别的选择。

六论民主转型的动力

1,民主转型的动力不是源于上帝的旨意、安排,不是源于民主派“打天下坐天下” 的私利,不是源于“境外敌对势力” 的干涉,也不是源于高深的理论或少数人的蛊惑,而是源于多数人的良知和常识,是来源于自由、平等的人性。人人都追求幸福人生(这是无须论证的公理),对“幸福” 多元的解读应是自由的,对追求幸福“路经” 多元的选择应是自由的,而这两种自由人人都要平等俱有。限权力维权利的宪政民主就是基于这自由、平等人性之上的制度安排。全人类无论何时何地都不约而同地基于人性而走向民主,其势浩浩荡荡顺者昌逆者亡。
2,有两个观念相辅相成反对民主转型,一是“中国离不了共产党”、 二是“中国人素质低” 。前论是奴才当惯了,对自己没有了信心,认为执政党少数人内定的国家领导人比亿万选民选出的要强。后论则过高评估民主必备的素质门槛。我们讲“素质达标论” ,即现时大陆公民的政治素质已达到能进行多党普选的民主标准了,至于干中学、边干边提高则是每一个民主国家常态。

3,民主转型十大标志性事件。(1)57民主潮。在1956年赫“秘密报告” 冲击下,北大学生57年发起“5·19” 学运。毛“引蛇出洞” 整风转向,打出55万“右派” 。(2)反抗文革志士。以林昭、张志新、遇罗克、李九莲等为代表的民主志士鲜血染红了反抗文革的悲壮史。
(3)“四五” 运动。76年初数百万民众拥向天安门广场,借祭周,反毛反“四人邦” 反文革, 被毛利用工人用大棒镇压 。
(4)民主墙运动。78年末到81年初,以北京西单民主墙为代表,扩展到几十个城市的街头大字报、民办刊物、民间结社的民运终被邓以大肆抓捕而结束。民主墙运动的不少中坚人物现已成当今海外民运领军人物。
(5)86学潮。86年底到87年初,100多所大学近百万学生在17个城市游行,要求民主、自由、人权、反官倒、反腐败。方励之、刘宾雁、王若望等人以“资产阶级自由化” 为罪被处理。胡耀邦也因此下台。
(6)六四民运。89年之春,上千万民众走向几十个城市街头,祭胡反邓、反贪腐、求民主,北京学生在天安门广场绝食要求与党中央对话。邓调动几十万军队开枪镇压,彻底撕毁了邓和中共“为人民”的假面具,将自己永刻历史耻辱柱。
(7)98组党。98年全国二十几个省“民主墙” “ 学潮”“ 六四民运”各时期的民运人士重新集结,公开组建政治反对派——中国民主党。被江用“百人千年刑” 镇压。现民主党在海外继续发展(8)法轮功活动。99年法轮功万余学员静坐中南海门前,请愿练功自由,终被打成“邪教” ,几百万练功者被残酷镇压。江泽民真是搬起石头砸自己脚,硬是把一个练功组织逼成了政治反对派。
(9)《08宪章》。以自由派知识分子为中坚万人签名《08宪章》,要求中国大陆启动民主宪政进程。其代表人物刘晓波获诺和平奖,至今仍在牢中。(10)胡习执政期维权运动。访民维权、同城聚会、网络舆论、藏疆求自治、香港争真普选等维权活动接连不断、高潮迭起、全面铺开。习中央“稳定压倒一切”, 对维权活动保持高压打击态势。
4,推动民主转型有多少个角色?中国13亿人,人才济济。在这民主转型期,在这中国三千年未有的历史转折的重大关头,争取民主转型的多种角色都在表演,真是丰富多彩!从大方面讲:有统治集团主流派中的改革派、有民间的民主派、有独立的宗教人士、有为实现真自治而斗争的民族人士、有社会上各类弱势群体、有港台同胞、有全球华人支援大陆民主的组织。从小方面讲,如“民间民主派”中还可分执政党中已离休的,主张民主改革的老干部群体,如“两头真” 老干部(前“真” 是讲有为民报国真诚之心,但对自己献身的俄式革命是“不清”的,后“真” 是为民报国真心不变而大彻大悟)、“57右派”维权群体、自由派知识分子﹑体制内的讲真话记者、维权律师、访民群体、以“铁窗志士”为核心的民运异见人士群体(分境内外)等等。
5,演员有高低角色无大小,好戏由多角色合力促成,民运同理。各角色各有自己的“圈子”, 有交叉可合作,如《08宪章》万人签名就是大合作的典范。各角色不应从自己的作用、长处出发苛求别人求同、贬低别人作用, 承认各角色、温和与激进均有各自作用,合力推进民主转型。那种追求建立全国统一的领导核心、统一的大组织、大平台、大一统运动的企图都不现实,脱离实际的“冒进” 和好大喜功、急功近利心态与作为都不可取,从小事、实事做起积微成著。
6,民主转型50战法。(1)举报;(2)上书建言;(3)民间呼吁与抗议;(4)上访;(5)司法诉讼;(6)法庭博奕;(7)“被谈话” 博奕;(8)传询、羁押期斗争;(9)坐牢;(10)成立热点事件关注团调查团;(11)成立个案法律后援会或调查团;(11)捐款救助;(12)集会游行示威;(13)组建社团政党;(14)出版民刊;(15) 印制个人免费发送出版物;(16)在官媒发出独立声音;(17)网络舆论;(18)手机微信圈;(19)拍纪录片微电影;(20)文学艺术作品;(21)行为艺术;(22)佩带自由标志;(23)印发政治内容名片;(24)串连交流交友;(25)散发传单;(26)开研讨会;(27)举办讲座;(28)办展览;(29)自由教学;(30)历史事件追真;(31)社会调查;(32)爆料;(33)质询;(34)要求修宪和其它立法修法建议;(35)基层公民教育;(36)独立选举;(37)罢工;(38)绝食;(39)家庭教会等宗教自主活动;(40)“三退” 活动;(41)正当防卫;(42)接受外媒采访;(43)境外出书带回大陆;(44)参加境外人权听证会;(45)定期出人权报告;(46) 向访华外国政要发出专项呼吁、要求;(47)境外流亡政治人士申请或闯关回国;(48) 协助境内受政治迫害人士及其家属出国;(49) 建立专项基金会;(50) 设立颁发各类人权奖。

七论民主转型的对象与目标

1,一党制是民主转型的对象,维护一党制的中共则是民主派的对手。一党制是中国所有问题结症。当今中国政治界百家争鸣,毛派、邓习主流派、民主派之争是主流(现中国政治派别不是左右派之分,毛派不是左倾冒进,而是倒退。民主派不是右倾保守,而是走在时代前沿的弄潮儿)。现在救党理论繁杂、镇压政治反对派不留情,中国民运进入低潮。对执政党来说不政改是等死、慢死,政改是找死、快死,最后结果是暴死。越南党主导政改大大走在了中共前面,但成功否还要看。中共难学越劳动党,因其背负的历史包袱太重,一旦如越放松控制,极易失控失稳,中共领导敢冒此险吗?没有本党下台准备是不敢搞政改的。我们反对盲目乐观派的“江派政变论”“ 几年内发生巨变速胜论”“ 临近崩溃论” “揪出虎王搞改政论” “挺习批刘论” 等种种政治误判, 也反对悲观派的中国民主转型要几十年、上百年,离了中共必大乱的说法,我们不是算命先生,凡到某某年会发生某某事的预测都不可靠,历史不可设计和精准预测。
2,从三个层面讲“有无敌人”。刘晓波在法庭上讲,“我无敌人”引发争论。何为“敌人”?《现代汉语词典》定义为“有利害冲突不能相容的” 人。我以为可从三个层面分析:一是精神层面。在宗教层面,在对人的终极认识层面,凡生物皆我友,何况人乎?万物因缘生,事事无常,哪有“不能相容”之人之物?二是政治层面。政治斗争对立面之间有斗争,但可分化、可转变、可交友、可妥协、可合作(如在经济、环保、民生、体育等领域) ,虽斗争可能甚剧,但仍称“对手”更准确。三是战争中的战场上有你死我活的、不能相容的“敌人”, 但对放下武器的战俘仍要实行非敌的宽大政策。 所以战争可悲啊!人类终究要实现世界和平,永绝战争!
3,鉴于历史教训,我们深知改变游戏规则重于改变游戏人。老是有人问我:“你们到底主张什么?”我答:最简明易懂一句话:“老百姓选谁谁干”, 若共产党连选连任,好呀,你有合法性继续干,但若有一天选不上呢? 而共产党主张是:选前法定永远我干,谁反对我抓谁。听我讲这话者无人反对,多数默然,这是游戏规则之争。当然,在某一游戏人成为改进游戏规则的阻力时,突破这个阻力即当务之急。尽管中共坚持对所谓“敌我矛盾”暴力镇压, 并在其建党建国过程中罪行累累,但在历史翻开新的一页后,我们仍持对事重批判,对人轻处理, 首恶必办、胁从宽大的方针,求全民大和解、向前看、向前走。
4,对一党制的反思、研究重在四方面:(1)反思其指导思想。理论反思不是因“歪嘴和尚念错经” 而正本清源、拨乱反正,而是对“歪经” 本身的寻根刨底。要批判马克思从剩余价值论(即剥削论)为基石到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到空想共产主义的整套“科学社会主义” 体系;批判列宁从“薄弱环节论” 到“帝国主义论”; 批判毛泽东“马克思加秦始皇” 的思想;批判邓小平“两个坚持” 的救党理论。(2)探索其历史真相。从中共建党、湖南农民运动、苏区割据、抗日、延安整风、三年内战、土改、公私合营、农业集体化、改造知识分子、镇反、韩战、反右反右倾、三面红旗大跃进、大饥荒、文革、六四风波、法轮功、镇压维权等等九十年中共党史中探索真相、揭穿谎言、翻案追责、摸准历史脉搏,以史为鉴;(3)研讨中共代表人物。从陈独秀到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林彪、邓小平、胡耀邦、赵紫阳、江泽民、习近平等人物的历史、政见及对中共之影响;(4)研究一党制体制结构与特征、党文化、时局认识与发展趋势预测。

5,一党制对经济发展的十大负能量。

(1)市场经济既法制经济。一党制下司法腐败,不独立。没有严格执法的保驾护航,市场以潜规则运行,没有经济合同的权威,丧失经济诚信之底线。
(2)腐败是经济发展的毒瘤。一党制绝对权力绝对形成腐败使国家资产大量流失,使权贵结合,行政垄断,少数经济暴发户完成原始积累,分配不公、穷富扩大、人心尽失。(3)政府职能转变是当前中国经济增长模式改变的重中之重。一党制下的超强政府使政企、市场关系错位,形成庞大的政府自身经济利益,政绩工程难禁,经体改异化。
(4)弱化新闻媒体对市场经济监督作用。一党制钳制舆论,侵犯言论自由,弱化对市场违法事件,突发事件的监督。商品流通不公开不透明不对称。
(5)一党制使知识分子处于压抑状态,丧失创新的环境。自由是市场的灵魂,专制是扼杀自由灵魂的刽子手,宽松是创新的路径,专制是处处设防的关卡。(6)市场经济发展靠人才,人才培养靠教育。一党制使大学行政化,只有大楼鲜有大师。北大蔡元培式的自由包容教育精神及自由学术环境荡然无存。人才难留难引进。
(7)一党制影响经济民主决策。对经济制度改革、经济政策修改、国家经济大项目上马、宏观经济调控等经济活动,党委一把手拍板造成其失误概率大大提高。
(8)马克思的“剥削论”成为所有制改革、减少社会仇富心理的意识形态负能量。也是,依马氏主义,今日让你私企发展,来日无偿剥夺你剥削所得,无产者革命万岁!
(9)三农问题是中国经济发展瓶颈。一党制是消除特权,保障公平,保障农民话语权、农村治理民主化、土地私有化的最大障碍。(10)一党制影响中国经济与世界发达国家高科技和军事技术交流、商业兼并活动。影响中国文化事业的自由发展。造成中国在世界大格局中不利地位,军费维稳费高据不下。
一党制对经济发展的某些作用将减退下降,其负能量将不断凸出,这一趋势必对中国今后走向产生重大、深远的影响。

6, 一党制下无解的七个矛盾。

(1)党魁独权与高层集团无权的矛盾。党内专制必使党魁独裁,习用如“中央文革小组” 式的几个组就把党政军经财外交,甚至足球发展的大权都通通独揽在手了。全国主旋律即学习“系列重要讲话” 。集团领导无权后果就是一言堂,看你独舞,这暗藏杀机,政局似稳实不稳。上行下效,下面各级“一把手” 说了算无制约的现象必愈盛。
(2)官专权与民维权的矛盾。公检法在党官手中,民告官难于上青天。
(3)中央集权与地方(边疆港澳)自治的矛盾。西藏一百多人自焚抗争惊天动地,新疆维稳成座大兵营。香港“占中” 空前但不绝后。民族、宗教因素前首先是一个自由民主的问题。
(4)国企垄断与民企发展的矛盾。国企行政垄断所有生产要素市场,它成了贪官、红二代的淘金窟。国进民退在争夺着有限市场空间。国企争夺一切有利润的市场真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啊!
(5)思想专制与互联网的矛盾。“七不讲” “三不许”加强高校政治思想阵地。强化党对报刊电视领导,连央视春晚都因“政审” 而成鸡肋。网警竟设警务站,可挡不住、封不尽、压不下的是互联网。科学为自由拔刀相助,纵你删除、封杀手段万万千, 但魔高一尺道高一丈。
(6)党文化与普世价值的矛盾。党的利益、党的权力高于一切,党神圣不可侵犯,听党的话与党中央永远保持思想、政治、组织高度一致的党文化,与自由、平等的普世价值对抗。党文化源于“丛林规则” 的兽性,普世价值来源于人性,兽性能战胜人性吗?
(7)自创模式与国际主流的矛盾。中国特色模式即邓的“两个坚持” ,其核心是“坚持共产党领导” 。这与国际自由民主的主流在意识形态、政治体制上对立,这进一步扩大了中国的孤立和地缘政治不安全因素,影响中国对外交流。
纵你再勤政, 再多反贪办好事,这七个矛盾如无解, 那也是杯水救不了大火。
7,习中央执政以来对其一直存在不同评价和预测。现在习以自己两年多执政表现在统一民主派对他的认识。胡是急于“击鼓传花” 软着陆 ,习是要有作为了。习反贪立威已巩固了自己的权力,开始实行强人政治。对增速不断下滑、实体经济维艰、人民币汇率、股市、楼市泡沫破灭的经济困局,用强政府权力干预、做大做强行政垄断的国企、大投资“铁公基” 等饮鸩止渴的计划经济旧套数维稳,对社会危机强力压制,大肆抓捕异议人士、维权人士,收紧政治思想阵地,以“钦差大臣” 形式人治反贪(党纪委先查再交司法,典型的知法犯法、党比法大),以毛式手段整党,四面出击,既有战功也潜伏着危机。主流媒体都在“三个自信” 地以为凭着“中国模式” 中国正在崛起,实际三十年虽然靠经济市场的“资本主义方式” 经济总体有较大较快发展,但人均收入仍列世界后位,体制、文化、科技等软实力仍无竞争力、吸引力。习大志是让红色江山代代传,但在毛思想、邓理论、江三代表、胡科学观后,中共领导是一代比一代江河日下,失去理论创新的能力,到习只能做“中国梦” 了。
8,老是有人幼稚地以为习中央会为8964平反,并为此上书建言。习中央不会为8964平反的原因至少有四:一是平反后追责问题,邓江胡执政合法性都将动摇,邓的“两个坚持”基本路线将动摇;二是平反后会“放虎归山”,因8964流亡的海外民运人士归国,胡赵两案平反;三是平反后8964中两大反抗形式“合法化”、正常化,将为颜色革命铺路。这两大反抗形式是(1)大规模街头政治;(2)如“高自联”“工自联”式的群众团体自发产生,这无疑开放党禁;四是军队再不会上街镇压抗议民众,统治者失去最后杀手锏。平反8964必引发风暴,即民间“举一反三”追击产生8964的体制,党内强硬派重新集结。视访民法院前举牌、祭奠胡赵活动、家庭六四讨论会如虎的当局能平反8964让局面失稳、失控吗?“六四惨案”制造者自己不能主动平反,那历史将用第二次“六四” 为其平反。
9,毛派是原教旨的毛泽东思想坚持者,他们反对邓派对毛的某些否定,不理解邓派救党苦心,视邓及其接班人为正在走的走资派。毛派也抨击时弊,但开出的药方与民主派南辕北辙。他们攻击民主派丑化毛,要走西方资本主义民主路。他们要恢复毛的权威、恢复毛时代铁腕的统治、恢复毛时代所谓的“工人阶级领导地位”、恢复毛时代大锅饭的命令式计划经济。他们在现时民间弱势群体中有一定影响力。毛派与邓派有共主、有共同一党制宗旨,因而比民主派有更大表现空间。我们奋斗的目的就是不能让他们梦想成真、不能让历史倒退。
10,执政党因意识形态和既得利益视一党制为其核心利益。为保这个核心利益党可反腐、发展经济、改善民生,但专权与维权的主要矛盾不会消除,而只会随维权意识的提高而更加激化。对专权者护权的坚定性、残酷性不能轻视,任何幻想都将走偏路、说错话、带来损失。一厢情愿地要与执政者朝野对话、良性互动不现实。对话是在平等态势下博奕的一种方式,妥协是双方共同实施的心态与策略,清算是法律正义,宽恕是胜者、强者的胸怀。
11,转型目标。多党制、民主大选、权力制衡、军队国家化、新闻自由这五大标准是贯穿多元民主政治模式(美式、欧式、亚州式、民主社会主义、伊教民主国家)共同的一条底线。自由、平等、民主、法治、人权是贯穿多元文化并存的共同一条价值观底线。这政体标准底线和价值观底线是普世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寸步不让的转型目标的标准。对中国民主转型前景而言,不是邓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就是符合上述五大标准的民主宪政,没有第三条路。颜色革命既是政治革命也是思想文化革命、也是多元社会形成的社会革命、也是国民素质提高的公民教育,但当前转型的瓶颈是政治革命。政治制度变革是重点应先行,是纲举目张之“纲”。 远离现实政治搞公民教育事倍功半。

八论民主转型与国家统一

1, 台湾民主在发展。台湾实现了多党普选、权力分立制衡、司法独立、军队国家化、地方自治、新闻自由、人权保障、多文化多宗教并存。台湾民主给大陆做出了榜样,给说因“中国特色” 不能搞“西方民主” 的谬论以最有力的回击。台湾人民应给大陆民主转型助力。只有大陆民主转型才能使台湾地区长治久安、繁荣昌盛,才能告慰中华民国先辈。
2,对两岸统一,我提出过“十六字方针”,即“一国两府、平等谈判、和平民主统一中国”。 “一国两府”是承认现状,“平等谈判”是统一和现时两岸交往的路径、手段;“和平民主统一中国”是大原则,是目标。大陆不民主、两岸无统一。对两岸而言没有“一国两制” 可能,只有“一国一制” 即中国民主制。大陆“一中同表” 不可能,“一中各表” 的“各表” 也仅为口头话,现实中 互不认可,无“共识” ,因而不成统一基础。一党制是祖国统一最大障碍,也是台独势力和台湾本土化发展一大原因, 但台独及一切分裂中国的言行都是民主转型的负能量。因此我也提出过“两面作战”方针,既一面反台湾台独、一面反大陆专制。民主统一即是大陆与台湾两岸的所有政党平等竞选执政党地位。最有可能的现实是:维持现状、缓和局势、发展交流,在大陆民主转型后和平民主完成统一大业。
3,2005年3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反分裂国家法】。该法第八条【非和平方式的采取】“台独分裂势力以任何名义、任何方式造成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的事实,或者发生将会导至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的重大事变,或者和平统一的可能性完全丧失,国家得采取非和平方式及其他必要措施,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该法解释空间过大,发动战争程序门槛过低,已形成“台独既战争”的法律依据。我的观点是台湾既使公投独立,海峡两岸也不开战,即“台独非战争”论。因为两岸开战必血流成河,死伤无数,中华民族大悲剧矣!人权高于主权,生命重于泰山。所谓正义战争只应发生在一种情况下:即反侵略(含反恐怖分子的非典型战争),这是用小牺牲、短痛避免大牺牲、长痛,两害相权取其轻。君请看看中外历史,看看外蒙独立,韩德分裂,欧州大陆分分合合之历史与现状,即可理解“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中国古人之大智慧也!两岸战争爆发必危及世界和平,影响大陆民主转型。既使大陆速胜,也难治理公投独立后的台湾(在台湾民主制下,独立只有公投这唯一路径),也是一个极权政府吞并一个民主政府,好事焉?
4,藏疆等民族地区的少数民族争取地区自治、宗教信仰与管理自由的斗争从未停止,它与内地民主运动、维权运动是一体的,互相支持,共胜利。达赖喇嘛是一个睿智、宽容的宗教者,但因他与西藏藏人命运相连,因而又成了一个政治代表、政治符号。这个政治就是“两自”,即自由与自治。不独立、非暴力、求宗教信仰与管理自由,大藏区高度自治(即“中间道路”),这是达赖喇嘛与藏人和中国民主派共同追求的目标。这个目标主要障碍是“一党制”,因而这个目标的实现只能是在中国大陆民主转型之后。达赖喇嘛转世问题将成为下一个双方博奕焦点,也可能成为藏传密宗一劫难。在实现民主转型后,藏疆地区可能面临一时混乱、困难局面。因为藏疆地区不象台湾地区仅是政治问题,还有民族和宗教问题。解决民主与专制矛盾,并不代表民族宗教矛盾也顺势解决。解决此类问题,一般不外两种模式:暴力专制或和平民主博奕。我们当然是自信地走和平民主博奕之路,欢迎达赖喇嘛及所有流亡者回国,参与和平民主博奕。对和平民主博奕的任何言行永不镇压,但慎行民族自治公投,反对一切暴动、骚乱、恐怖活动。中国领土寸土不让,一个中国不容分裂(包括与外国领土划分之争) ,国家不分裂的凝聚力在民主制度和地方自治。但若和平民主博奕失败,天也塌不下来,继续理智地和平博奕,谋事在人成事在天。
5,对民主转型后国体是否实行联邦制,有分歧可争论。如联邦制有利台藏疆等地区的统一,则可实行。但若届时台藏疆港澳与内地各省市都共同实现高度自治,则不实行联邦制也与实行联邦制无异了。联邦制有一特点是各联邦地区如要脱离联邦主体去独立法律门槛低,如苏联解体。

九论民主转型中香港的作用

1,“831”政改方案是假普选方案。选举有三个环节:一是候选人产生,二是选民对候选人投票,三是选举结果确认。“831”方案第一环节候选人只能在少数人的、被北京所控的提名委员会中产生,第三环节中共对选举结果有一票否决权,因这两环节违背了公平、自由普选原则,故为假普选。内地各级政权几十年就是这样的“一人一票”假普选。否定假普选方案是正确的。普选方案必须是可讨论、可修改、可选择的,不是只能有唯一方案的。假普选方案的实质是香港普选必须在中共可控之中,也正因此,假普选方案通过前不会修改,通过后或未通过也不会修改。
2,香港争真普选是香港争自由民主的集中表现,是中国民主转型的一部分。中国幸亏有香港。香港因有言论、结社、集会、游行等自由和法治传统,而成为中国民主转型的前沿阵地。香港与内地要互相支持、同呼吸共命运,斗争同漫长艰巨,胜利一起来。任何认为香港经济比政治重要、香港与大陆无关的认识都是短视的。

十论民主转型的国际环境

1, 国际近代史有三大极端主义危害。一是民族极端主义,这前有法西斯主义,现有俄国
干涉乌克兰等现象;二是宗教极端主义,这以伊斯兰教原教旨派“伊斯兰国”“ 基地组织” 为代表;三是阶级极端主义,这以马列斯毛、世界社会主义阵营为代表。
2,二战后世界大格局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原法西斯侵略国德意日战败却走向了民主制度,战后七十年成为世界和平民主正能量。而二战时反侵略的中(大陆)、苏、朝、越、东欧等国却走向了专制社会主义道路。这些国家内压民众、外销革命,成为世界和平民主负能量。随着苏东欧巨变社会主义阵营大为削弱,但历史没有终结。当今世界大格局表现在,(1)普京俄国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仍要撑起半边天与美为首的民主国家对抗;(2)宗教极端恐怖组织与美国领衔的世界反恐力量对抗。新的两军对垒代替了二战时旧的两军对垒。如中日紧张关系的本质原因不是历史、也不是小岛之争,而是在新大格局中不同阵营的对垒。我们认可日本历届政府对侵略战争反省道歉的政治态度,并绝然断定德意日不会重走二战路,支持德意日成为正常国,发展自己应有的军事力量。日本铭记历史教训最大作为应是以积极和平主义参与美国为首的反专制、反恐怖组织的阵线,从思想、经济、军事各方面尽责,而不是躲在别人保护伞下过好自己的小日子。我们不会忘记二战史,但不会要求战败国对二战无责任的子子孙孙后代人不断道歉。不忘历史还意味着更要不忘记战后七十年中国人民饱受专制之害的历史。中美关系、中日关系、中俄关系等多边关系的利害之争、力量消长都要放在当今世界这个大格局中去观察、去考量、去决定我们中国民主派的态度、言行。

3,中国大陆当局以美“霸权主义” 为主要假想敌,有合作、有妥协、有对抗,在人权、意识形态、体制方面中美斗争激烈。个人人权是国家主权的起点和归宿,人权高于主权,主权为人权服务。中共对领土纠纷既有扩大以转移国内压力的动机,也有怕扩大纠纷增大国际压力的担忧。我们反对党国一体政国一体的国家观、民族至上的偏激民族主义、自我孤立的狭隘爱国主义,不为它们添柴浇油。我们认识到独裁者总是把爱国主义、民族主义扭曲成自己的力量,而爱国主义、民族主义的大旗要由民主派高高举起。我们为我们的祖国自豪,热爱祖国的大好河山、悠久历史、民族文化、父老乡亲。我们的爱国主义最大表现就是和全世界民主力量一起,将中国民主转型进行到底,在中国实现个人自由、国家民主宪政。这也是对中国安全、世界和平的最大贡献。中国民主转型事业是全球与阶级极端主义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人权全球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民运人士与世界各国民主政府、人权组织以各种方式相互支持。世界自由民主、人权力量对中国民主转型的支持、帮助不可缺少、颇有影响、意义重大。现时的国际环境对中国民主转型总体有利。

4,中国民运在国内艰难发展,大批民运人士被迫流亡海外,他们在一些自由民主的国家形成了愈趋壮大的海外民运。但海外民运也遭受维持生计、共特渗透、内争困扰、所在国对中共绥靖政策的不断地考验和有家有国不能归的痛苦。他们在介绍中国人权状况争取世界舆论、用各种方式支持声援国内民运、传播信息启蒙国人、积蓄锻炼队伍等方面贡献极大,是国际支援中国民主转型的桥梁,是中国民主转型的重要力量,是中国民主转型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希望海外民运各派、各“山头”互相多对话、多合作。民运“内斗”正常,既不可避免,也非全弊。提“内斗五原则”(1)出于公心心态平和;(2)严以律己宽以待人;(3)立足事实讲理有节;(4)语言文明少扣帽子;(5)求同存异维护团结。斗争促进步、宽容是胸怀、团结是力量,海内外民运共成长。


后记:

修改完此稿竟又想到再去坐牢。我们不想坐牢,但我们随时有这个准备(他们无数次在用这个警告、提示我),不就是换一个生活方式吗?坐牢使我们不能做很多事,但起码可以用我们坐牢这个“行为艺术”对民主转型的事业再做一次微薄贡献。坐牢者最对不起、最惦挂的是家人,我们只有默默地、长期地忍受这个痛苦。坐牢对个人讲是牺牲,牺牲自由、欢乐、健康,但我们坦然地对待这个牺牲。我讲过,如再坐牢我不配合审讯、法庭不发言、不上诉、不申诉、不自杀、不认罪、不上电视、不听外面一切声援,默默地去把牢底坐穿。整天去想如何锻炼身体(不是为了出去多干事,而是为了在狱中减少疾病的痛苦)、如何与狱警与同室犯人相处好、如何既遵监规又保住自己尊严的底线、如何调济生活——看武侠书、下围棋象棋、分配好自己可买的小食品(每月200元)。如果这就是我的宿命、这就是中国民主转型少不了的一部分,那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鹰在昏暗、燥热、令人恐惧的夏空遨翔、呼啸: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

查建国 2015年8月18日64岁生日于北京南郊寓中修毕二稿。

 

查建国:若说蒋毛本质一样中国几十年的历史就没有是非了

 

夏钧先生好。谢谢您能耐心地看完我的长文,谢谢您提不同意见。您提的两个不同认识我简复如下:

(1)您讲蒋毛都是独裁者不是主义之争。蒋是执行孙中山建国大纲的训政期政策,因中共存在而无法实行宪政。但蒋除不容共(因共是灭蒋匪的)外,是容党外有党党内有派的。看看现在大陆政协中的“民主党派”哪个不是蒋在大陆执政时成立的?毛执政后还有新党成立吗?国民党内多少反蒋派别能存在,这是毛能做到的吗?毛是搞的中国化的马列,蒋是不容共的三民主义,他们之间没有主义之争吗?(2)您讲:"我的思维逻辑是:存在的,不一定都是我们现在知道的。"不错,咱俩差别在凡现在不知道的我都持怀疑态度,你是既使现在不一定知道,但现在就坚信一定存在,如神。这种"思维逻辑"差别可存异。查建国

你如果认为蒋允许党外有党党内有派也是独裁,与毛本质一样只是程度不同,那我们只能存异了。蒋毛本质一样,那中国有几十年的历史没有是非之争了。共的杀富济贫政策不代表农民,联合国位置掉换也与民主无关,否则更不民主的大陆为何进去了?对于神的问题更复杂,你举美国例,那别人也可举基督教在中世纪之恶、举伊斯兰国之恶等无数信神的害之例。神有好神坏神之分吗?神有时好有时坏吗?还是信神的人有好有坏吗?若此那也恰恰证明你的间接了解论多么不靠谱。查建国

毛泽东:日本侵华是好事不用对中国道歉

 

1964年7月10日,日本社会党委员长佐佐木更三偕委员黑田寿男来北京,与毛有下面一段对话∶

 毛∶“我曾经跟日本朋友谈过。他们说,很对不起,日本皇军侵略了中国。我说∶不!没有你们皇军侵略大半个中国,中国人民就不能团结起来对付蒋介石,中国共产党就夺取不了政权。所以,日本皇军是我们中国共产党人的好教员,也可以说是大恩人,大救星。

佐佐木∶“今天听了毛主席非常宽宏大量的说话。过去,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给你们带来了很大的损害,我们大家感到很抱歉。”

毛∶“没有什么抱歉。日本军国主义给中国带来了很大的利益,使中国人民夺取了政权。没有你们的皇军,我们不可能夺取政权。这一点,我和你们有不同的意见,我们两个人有矛盾。”(众笑,会场活跃)。

 

佐佐木∶“谢谢。”

 

毛∶“不要讲过去那一套了。日本的侵略也可以说是好事,帮了我们的大忙。请看,中国人民夺取了政权,同时,你们的垄断资本、军国主义也帮了我们的忙。日本人民成百万、成千万地醒觉起来。包括在中国打仗的一部份将军,他们现在变成我们的朋友了。”                                    (摘自《毛泽东思想万岁》,第533至534页。)

1972年中日建交,日本首相田中角荣向毛道歉:“啊,对不起啊,我们发动了侵略战争,使中国受到很大的伤害。”

毛:“不要对不起啊,你们有功啊,为啥有功呢?因为你们要不是发动侵华战争的话,我们共产党怎么能够强大?我们怎么能够夺权哪?怎么能够把蒋介石打败呀?他感谢田中角荣。我们如何感谢你们?我们不要你们战争赔偿!”

 

(翻译摘自《田中角荣传》日语原版)

 

同参加在日本召开的第十一届禁止原子弹氢弹世界大会后访华的外宾谈话1964年8月22日

 

毛:“美国在日本的广岛和长崎投了两个原子弹,损害了日本人民。因此使美国在世界大部分人民中间的名声不好。……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政府是强迫日本人民进行侵略战争的,但后来起了变化,遭到了美国的原子弹之害,所以日本人民,包括某些政府人士也反对战争。”

 

1955年10月15日同日本国会议员访华团谈话

 毛:“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把我们的关系改变了,刚才已经讲到,你们是处于很好的地位,处于理直气壮的地位。过去你们欠过人家的帐,现在你们不再欠帐了,而是有人欠你们的帐。你们现在很有政治资本,我们也有政治资本,向美国讨帐。它欠了我们的帐,这一点,我想我是根本没有讲错的。你们现在是轻松愉快了,与第二次世界大战时不同了,理由抓在你们手里,是不是?对不对?对你们过去欠的帐再要来讨帐,这是没有道理的。你们已经赔过不是了。不能天天赔不是,是不是?一个民族成天呕气是不好的,这一点,我们很可以谅解。我们是你们的朋友,你们对中国人民看得清楚,不是把你们当作敌人看待,而是当作朋友看待的。

 

毛会见日本社会党议员黑田寿男等人时的谈话 1961年1月24日

 毛:“日本皇军过去占领了大半个中国,因此中国人民接受了教育。如果没有日本的侵略,我们现在还在山里,就不能到北京看京剧了。正是因为日本皇军占领了大半个中国,让我们建立了许多抗日根据地,为以后的解放战争创造了胜利的条件。日本垄断资本和军阀给我们做了件'好事',如果需要感谢的话,我倒想感谢日本皇军侵略中国。

以上文献均引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和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合作编辑的《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

 

高洪明:八.一五前我看中日两国关系之状况

                                                            

网文
再过两天就是2015年8月15日了,70年前的今天,日本天皇裕仁宣布向美英苏中为首的同盟国无条件投降,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了。
1945年8月15日,已经过去70年了,美英苏中及日本各自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让人们熟视无睹了。
试看今日:美国仍是当今世界不可撼动的第一强国,英国无可奈何地成了世界二流国家,苏联解体只剩俄罗斯一枝独秀,中国独立自主地正在走向世界强大国家,日本已经成为未加冠冕的世界强国。
本人作为一个中国人,深知中日两国关系:源远流长,一衣带水;铁血洗礼,百年情仇;70年了,仍未了断;反正中日两国谁也躲不开谁。在此,谈谈自己对中日关系的看法。

 

 一、中日两国历史旧账情未了


中日甲午战争,中国战败,日本战胜;中国人身心疼痛了120年,日本人身心快乐了120年;中日甲午战争情结,中日两国人民至今都不会忘记。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中国人虽胜但不气壮,日本人虽败但不服气;原因是中国人借了美国人苏联人的光。
中华民国政府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都先后免除了日本政府的战争赔款,但中国人民从来没有免除过日本政府战争赔款;原因是国民党的民国政府与共产党的共和国政府都为了各自党争利益,而免除了日本政府对中国人民的战争赔款。


  二、中日两国当下纠结难解


日本向中国谢罪问题,日本政府极不情愿难出口,中国政府屡屡施压逼迫说;这个问题中日两国政府都认为极其重要,因为它关系到中华民族与大和民族各自的荣誉和脸面。
日本政要参拜靖国神社问题,美国政府不在乎,俄罗斯政府不在乎,中国政府最在乎;原因不是中国政府最要面子,而是中国人没有亲手打败折服日本人的气势。
日本侵占中国钓鱼岛问题,这是美国政府给中国政府设下的圈套和陷阱,让中日两国政府与人民对钓鱼岛都耿耿于怀,念念不忘;为钓鱼岛开战,虽不现实,但也不是神话。
中国东海划界问题,海洋地理告诉中国要以冲绳海槽为界,日本偏偏要以东海中间线为界;东海划界问题,是中日两国生存空间及资源之争,哪个后退都难。
中国南海问题,中国对南海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是坚定并完整捍卫的,这与日本无干;但日本在中国南海问题上指手画脚,说三道四,是在和中国较劲、找事、找不自在。
日本修宪及通过安保法问题,这是日本内政,美国不管,中国不愿意白搭,别国反对无用;中国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发展强大自己,何惧他人?

 

 三、中国要向日本学习


日本战后70年,已经发展成为世界经济强国、科技强国、教育强国、文化强国、民族传统强国,现在正在走向政治大国、军事强国。
中国要向日本学习,学习日本民主政治制度及法治,学习日本地方自治制度及治理,学习日本市场经济制度及管理,学习日本绿色环保制度及治理。
中国要向日本学习,学习日本发达的高科技及管理,学习日本实用的企业管理制度及经验,学习日本精细的工艺流程及规程,学习日本精湛的实操技术及手艺。
只有如此,中国才能赶超日本,才能摒弃媚日、恐日、仇日之心理,才能与日本共存共荣,才可能称雄世界东方。


 四、中国要与日本竞争当下


中国要与日本竞争当下,中国要坚定无畏地捍卫中国钓鱼岛主权及其附属海洋权益,要坚定无畏地捍卫中国东海划界及其附属海洋权益,要坚定无畏地捍卫中国南海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这是中华民族生存空间及资源之争,这是货真价实的中日之争。
中国要与日本竞争当下,中国要与日本竞争政治、竞争经济、竞争军事、竞争科技、竞争教育、竞争文化、竞争民族传统;中日两国这种全面竞争才是中日两国综合国力竞争,它将决定中日两国未来。

 

五、中国共产要向日本自民党学习


中国共产党敢不敢向日本自民党学习?
中国共产党要学习日本自民党“党外有党,多党竞争”;“党内有派,公开竞选”的现代国家现代政党制度;唯有如此,中国政府才能融入国际主流社会,中国人民才能贯通普世价值,中华民族才能弘扬优秀民族文化;否则,中国赶超日本是很难很难的。
                                               

深思!二战前一个日本参谋的中国考察报告



    程万军 政商内参

    本文原载凯迪社区,经作者授权发布。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日本精英群掀起了一场“寻梦中国”的热潮。在来中国寻梦的日本精英人群当中,有一位陆军青年军官格外引人注目,他就是后来的日本关东军“大脑”、参谋石原莞尔。这位年轻的日军战略家,为本国设计的第一个方略,是联合中国,代表东方去博弈西方。

    1920年春天,带着联合中国抗击欧洲的东方梦,他来到了熙熙攘攘的武汉。三月的武汉,枯水期已经结束,扬子江黄金水道又恢复了勃勃生机,一艘接一艘的江轮来来往往挤满了航道,大型运输船蜂拥而至,码头上川流不息。年轻的石原莞尔穿着旧棉袄,和两位同伴一起来到汉阳码头,打扮成码头上寻找工作的苦力。

    在码头,他看到了一个现实中国。

    码头工经常遭到码头警察的欺压与盘剥。那些警察当然不知道他是日本人,日本干什么都认真,石原装码头苦力装得很像。一次警察把盘剥的目光放到他身上,让他上贡,他拒不表示。把警察惹怒了,他们还从未发现敢反抗的苦力,于是一拥而上,扒光了石原的衣服搜身,抢走了他身上最后一个铜板。

    中国警察抢走了石原的钱,也浇灭了石原的“中国心”。和他一起来的伙伴见此情况都回国了,觉得这个样子的中国没有联合的必要。但石原却继续中国之行。之后,他用一年多的时间跑遍湖南、四川、南京、上海、杭州等地,形成了自己的“中国观”。

    那是怎样的“中国观”呢?

    石原的考察报告写下了这样结论:

   中国官乃贪官、民乃刁民、兵乃兵痞是一个政治失败的民族

    离开中国后,石原莞尔去了德国。

    在德国,他看到的完全是不一样的民族。1922年7月,他踏上德国领土,虽然此时德国一战战败不久,但从国民精神状态上看不到一点下降。

    历史上的德国数次被打倒,又数度重新崛起。一战战败后,德意志民族的意志并没有消沉,反而变本加厉地燃起民族烈焰。《德意志报》等报章不断出现知耻后勇的警示:“德意志民族,不要忘记这件事情……德国的荣耀被送进坟墓。不要忘记这件事!德国人民将以不懈的劳动,奋勇前进,重新夺得其在国际上应享有的地位。到那时,洗刷1919年耻辱的时候就到了。”

    “这个国家必须以精神的力量来弥补躯体的损失。”

    石原很佩服德国,但是德国人佩服的却不是日本。

    我们看后来日本全面侵华、南京大屠杀的影片中,救护中国人的国际人士,有不少德国人的身影。很多反映南京大屠杀的影视剧都忽略不了这样一个事实:国际友人对水深火热的中国难民伸出援救之手,其中表现较突出的,除了美国人,便是德国人。从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主席拉贝到德国驻华使馆的法尔肯豪森,这些挽救中国无辜百姓性命的友人,竟都是德国人。

    日本频频向德国暗送秋波,后来还结成轴心国,可是,德国人为何不帮日本而帮中国?

    因为他们和日本一样,也曾做过中国梦——联合中国,统治世界。

    他们的“元首”对中国人具有天生好感。1925年,德意志第三帝国元首希特勒在他出版的自传《我的奋斗》中,表达了对中国人的好感:中国人并不能等同于靼鞑人和匈奴人,他们是特殊的人种,是有一些文明的人种。

    后来,即便与日本“手拉手”,但希特勒还是不能忘怀对中国的好感,2003年,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贾存德根据选译的档案,曾发表《孔祥熙和希特勒的历史密谈》一文,公布了当时会面照片。希特勒在接见中国国民政府行政院长孔祥熙时,说了些很动情的话,可作为希特勒“中国情结”的佐证。

    但是,个人的好恶毕竟不能取代现实的国家利益诉求。虽然德国元首对日本人不感兴趣,更愿意和中华民国合作,但远东的现实、中日力量的对比,使他最终还是选择和日本组合。因为此时世界,唯有大和民族与日耳曼民族以强悍傲世,不分伯仲。

    一战中,中国是战胜国,德国是战败国。但结果却似乎相反。日耳曼人充满激情,而华夏人却精神不振。虽然日耳曼民族和大和民族,后来都被军国主义者利用走上歧路,但是民族精神不亡,很快又让他们屹立于世界强林。

    世界上的两个最强悍的国家,都曾做过中国梦,但最终又放弃了中国。这似乎告诉人们这样一个真理:一个民族的尊严,只能在不亡的精神中产生。

    据相关史料称,当石原莞尔从武汉码头归来时,就改变了他的“联华抗欧”战略,而变为“吞华抗欧”——吞并中国,去占领统治他们,利用他们的广袤资源,做大日本,然后与西方较量。

    石原莞尔为日本吞华找到了这样理由:我们与你是同文同种,但我们一步到位就变成了强国,而你们却迟迟不能崛起,甚至看不到这种可能。那么,既然你不争气,就都交给我们吧,我来带领改变你们的命运。

    对于占领中国,他有十足的信心,理由是:“中国的官府对民众实在太苛刻,民众决不会和官府站在一起。”

    而在日本这边,有石原类似想法的不止是军界。彼时逐步迈向军国化的日本,从军界到学界,普遍传递出对中国咄咄相逼的论调。如内藤湖南,把中国比喻成没有灵魂的腔肠类动物,即便切割也不会有剧烈反应:中国恰似蚯蚓这种低级动物,把一段身子给切断了,其他部分能没有感觉,仍然能够继续活着。

    另一个学者加藤虎之亮对“中国人的民族性”进行“盖棺论定”,认为汉民族是注定没有凝聚力的民族:中国的统治阶级和下层民众的关系很淡薄,作为国家组织的朝廷,实际是君主和百官结为一体,休戚与共,而他们的国家却与下层民众没有关系,就好比海水,君与臣是表面的波澜,虽然波浪起伏,但底层却是什么动静也没有。

    无论这是不是一个侵略者的借口,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如果当时中国北洋政府给予民众基本政治权利,中国人足够团结,没有一盘散沙的景象,那么石原“吞华”的念头即使萌生,也未必能实现半步。

一些经常听说却不知道意思的著名定理

 

一:

  1、蝴蝶效应:

上个世纪70年代,美国一个名叫洛伦兹的气象学家在解释空气系统理论时说,亚马逊雨林一只蝴蝶翅膀偶尔振动,也许两周后就会引起美国得克萨斯州的一场龙卷风。

  蝴蝶效应是说,初始条件十分微小的变化经过不断放大,对其未来状态会造成极其巨大的差别。有些小事可以糊涂,有些小事如经系统放大,则对一个组织、一个国家来说是很重要的,就不能糊涂。

2、青蛙现象:

把一只青蛙直接放进热水锅里,由于它对不良环境的反应十分敏感,就会迅速跳出锅外。如果把一个青蛙放进冷水锅里,慢慢地加温,青蛙并不会立即跳出锅外,水温逐渐提高的最终结局是青蛙被煮死了,因为等水温高到青蛙无法忍受时,它已经来不及、或者说是没有能力跳出锅外了。

  青蛙现象告诉我们,一些突变事件,往往容易引起人们的警觉,而易致人于死地的却是在自我感觉良好的情况下,对实际情况的逐渐恶化,没有清醒的察觉。

3、鳄鱼法则:

         其原意是假定一只鳄鱼咬住你的脚,如果你用手去试图挣脱你的脚,鳄鱼便会同时咬住你的脚与手。你愈挣扎,就被咬住得越多。所以,万一鳄鱼咬住你的脚,你唯一的办法就是牺牲一只脚。

  譬如在股市中,鳄鱼法则就是:当你发现自己的交易背离了市场的方向,必须立即止损,不得有任何延误,不得存有任何侥幸。

4、鲇鱼效应:

以前,沙丁鱼在运输过程中成活率很低。后有人发现,若在沙丁鱼中放一条鲇鱼,情况却有所改观,成活率会大大提高。这是何故呢?

原来鲇鱼在到了一个陌生的环境后,就会“性情急躁”,四处乱游,这对于大量好静的沙丁鱼来说,无疑起到了搅拌作用;而沙丁鱼发现多了这样一个“异已分子”,自然也很紧张,加速游动。这样沙丁鱼缺氧的问题就迎刃而解了,沙丁鱼也就不会死了。

5、羊群效应:

头羊往哪里走,后面的羊就跟着往哪里走。

  羊群效应最早是股票投资中的一个术语,主要是指投资者在交易过程中存在学习与模仿现象,“有样学样”,盲目效仿别人,从而导致他们在某段时期内买卖相同的股票。

6、刺猬法则:

两只困倦的刺猬,由于寒冷而拥在一起。可因为各自身上都长着刺,于是它们离开了一段距离,但又冷得受不了,于是凑到一起。几经折腾,两只刺猬终于找到一个合适的距离:既能互相获得对方的温暖而又不至于被扎。

  刺猬法则主要是指人际交往中的“心理距离效应”。

7、手表定律:

手表定律是指一个人有一只表时,可以知道现在是几点钟,而当他同时拥有两只时却无法确定。两只表并不能告诉一个人更准确的时间,反而会使看表的人失去对准确时间的信心。

  手表定律在企业管理方面给我们一种非常直观的启发,就是对同一个人或同一个组织不能同时采用两种不同的方法,不能同时设置两个不同的目标,甚至每一个人不能由两个人来同时指挥,否则将使这个企业或者个人无所适从。

8、破窗理论:

一个房子如果窗户破了,没有人去修补,隔不久,其它的窗户也会莫名其妙地被人打破;一面墙,如果出现一些涂鸦没有被清洗掉,很快的,墙上就布满了乱七八糟、不堪入目的东西;一个很干净的地方,人们不好意思丢垃圾,但是一旦地上有垃圾出现之后,人就会毫不犹疑地抛,丝毫不觉羞愧。

9、二八定律(巴莱多定律):

19世纪末20世纪初意大利的经济学家巴莱多认为,在任何一组东西中,最重要的只占其中一小部分,约20%,其余80%尽管是多数,却是次要的。社会约80%的财富集中在20%的人手里,而80%的人只拥有20%的社会财富。这种统计的不平衡性在社会、经济及生活中无处不在,这就是二八法则。

  二八法则告诉我们,不要平均地分析、处理和看待问题,企业经营和管理中要抓住关键的少数;要找出那些能给企业带来80%利润、总量却仅占20%的关键客户,加强服务,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企业领导人要对工作认真分类分析,要把主要精力花在解决主要问题、抓主要项目上。

10、木桶理论:

组成木桶的木板如果长短不齐,那么木桶的盛水量不是取决于最长的那一块木板,而是取决于最短的那一块木板。

 

 

二:

  1、鸟笼逻辑

  挂一个漂亮的鸟笼在房间里最显眼的地方,过不了几天,主人一定会做出下面两个选择之一:把鸟笼扔掉,或者买一只鸟回来放在鸟笼里。这就是鸟笼逻辑。过程很简单,设想你是这房间的主人,只要有人走进房间,看到鸟笼,就会忍不住问你:“鸟呢?是不是死了?”当你回答:“我从来都没有养过鸟。”人们会问:“那么,你要一个鸟笼干什么?”最后你不得不在两个选择中二选一,因为这比无休止的解释要容易得多。鸟笼逻辑的原因很简单:人们绝大部分的时候是采取惯性思维。所以可见在生活和工作中培养逻辑思维是多么重要。

  2、破窗效应

  心理学的研究上有个现象叫做“破窗效应”,就是说,一个房子如果窗户破了,没有人去修补,隔不久,其它的窗户也会莫名其妙的被人打破;一面墙,如果出现一些涂鸦没有清洗掉,很快的,墙上就布满了乱七八糟,不堪入目的东西。一个很干净的地方,人会不好意思丢垃圾,但是一旦地上有垃圾出现之后,人就会毫不犹疑的拋,丝毫不觉羞愧。这真是很奇怪的现象。

  心理学家研究的就是这个“引爆点”,地上究竟要有多脏, 人们才会觉得反正这么脏,再脏一点无所谓,情况究竟要坏到什么程度,人们才会自暴自弃,让它烂到底。

  任何坏事,如果在开始时没有阻拦掉,形成风气,改也改不掉,就好象河堤,一个小缺口没有及时修补,可以崩坝,造成千百万倍的损失。

  犯罪其实就是失序的结果,纽约市在80年代的时候,真是无处不抢,无日不杀,大白天走在马路上也会害怕。地铁更不用说了,车厢脏乱,到处涂满了秽句,坐在地铁里,人人自危。我虽然没有被抢过,但是有位教授被人在光天化日之下,敲了一记闷棍,眼睛失明,从此结束他的研究生涯,使我多少年来谈虎变色,不敢只身去纽约开会。最近纽约的市容和市誉提升了不少,令我颇为吃惊,一个已经向下沉沦的城市,竟能死而复生,向上提升。

  因此,当我出去开会,碰到一位犯罪学家时,立刻向他讨教,原来纽约市用的就是过去书本上讲的破窗效应的理论,先改善犯罪的环境,使人们不易犯罪, 再慢慢缉凶捕盗,回归秩序。

  当时这个做法虽然被人骂为缓不济急,“船都要沉了还在洗甲板”,但是纽约市还是从维护地铁车厢干净着手,并将不买车票白搭车的人用手铐铐住排成一列站在月台上,公开向民众宣示政府整顿的决心,结果发现非常有效。

  警察发现人们果然比较不会在干净的场合犯罪,又发现抓逃票很有收获,因为每七名逃票的人中就有一名是通缉犯,二十名中就有一名携带武器,因此警察愿意很认真地去抓逃票,这使得歹徒不敢逃票,出门不敢带武器,以免得不偿失、因小失大。这样纽约市就从最小、最容易的地方着手,打破了犯罪环结(chain),使这个恶性循环无法继续下去

  3、责任分散效应

  1964年3月13日夜3时20分,在美国纽约郊外某公寓前,一位叫朱诺比白的年轻女子在结束酒巴间工作回家的路上遇刺。当她绝望地喊叫:“有人要杀人啦!救命!救命!” 听到喊叫声,附近住户亮起了灯,打开了窗户,凶手吓跑了。当一切恢复平静后,凶手又返回作案。当她又叫喊时,附近的住户又打开了电灯,凶手又逃跑了。当她认为已经无事,回到自己家上楼时,凶手又一次出现在她面前,将她杀死在楼梯上。在这个过程中,尽管她大声呼救,她的邻居中至少有38位到窗前观看,但无一人来救她,甚至无一人打电话报警。这件事引起纽约社会的轰动,也引起了社会心理学工作者的重视和思考。人们把这种众多的旁观者见死不救的现象称为责任分散效应。

  对于责任分散效应形成的原因,心理学家进行了大量的实验和调查,结果发现:这种现象不能仅仅说是众人的冷酷无情,或道德日益沦丧的表现。因为在不同的场合,人们的援助行为确实是不同的。当一个人遇到紧急情境时,如果只有他一个人能提供帮助,他会清醒地意识到自己的责任,对受难者给予帮助。如果他见死不救会产生罪恶感、内疚感,这需要付出很高的心理代价。而如果有许多人在场的话,帮助求助者的责任就由大家来分担,造成责任分散,每个人分担的责任很少,旁观者甚至可能连他自己的那一份责任也意识不到,从而产生一种“我不去救,由别人去救”的心理,造成“集体冷漠”的局面。如何打破这种局面,这是心理学家正在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

  4、帕金森定律

  英国著名历史学家诺斯古德·帕金森通过长期调查研究,写出一本名叫《帕金森定律》的书。他在书中阐述了机构人员膨胀的原因及后果:一个不称职的官员,可能有三条出路,第一是申请退职,把位子让给能干的人;第二是让一位能干的人来协助自己工作;第三是任用两个水平比自己更低的人当助手。这第一条路是万万走不得的,因为那样会丧失许多权利;第二条路也不能走,因为那个能干的人会成为自己的对手;看来只有第三条路最适宜。于是,两个平庸的助手分担了他的工作,他自己则高高在上发号施令,他们不会对自己的权利构成威胁。两个助手既然无能,他们就上行下效,再为自己找两个更加无能的助手。如此类推,就形成了一个机构臃肿,人浮于事,相互扯皮,效率低下的领导体系。

  5、晕轮效应

  俄国著名的大文豪普希金曾因晕轮效应的作用吃了大苦头。他狂热地爱上了被称为“莫斯科第一美人”的娜坦丽,并且和她结了婚。娜坦丽容貌惊人,但与普希金志不同道不合。当普希金每次把写好的诗读给她听时。她总是捂着耳朵说:“不要听!不要听!”相反,她总是要普希金陪她游乐,出席一些豪华的晚会、舞会,普希金为此丢下创作,弄得债台高筑,最后还为她决斗而死,使一颗文学巨星过早地陨落。在普希金看来,一个漂亮的女人也必然有非凡的智慧和高贵的品格,然而事实并非如此,这种现象被称为晕轮效应。

  所谓晕轮效应,就是在人际交往中,人身上表现出的某一方面的特征,掩盖了其他特征,从而造成人际认知的障碍。在日常生活中,“晕轮效应”往往在悄悄地影响着我们对别人的认知和评价。比如有的老年人对青年人的个别缺点,或衣着打扮、生活习惯看不顺眼,就认为他们一定没出息;有的青年人由于倾慕朋友的某一可爱之处,就会把他看得处处可爱,真所谓“一俊遮百丑”。晕轮效应是一种以偏概全的主观心理臆测,其错误在于:第一,它容易抓住事物的个别特征,习惯以个别推及一般,就像盲人摸象一样,以点代面;第二,它把并无内在联系的一些个性或外貌特征联系在一起,断言有这种特征必然会有另一种特征;第三,它说好就全都肯定,说坏就全部否定,这是一种受主观偏见支配的绝对化倾向。总之,晕轮效应是人际交往中对人的心理影响很大的认知障碍,我们在交往中要尽量地避免和克服晕轮效应的副作用。

  6、霍桑效应(Hawthorne effect)

  心理学上的一种实验者效应。20世纪20-30年代,美国研究人员在芝加哥西方电力公司霍桑工厂进行的工作条件、社会因素和生产效益关系实验中发现了实验者效应,称霍桑效应。

  实验的第一阶段是从1924年11月开始的工作条件和生产效益的关系,设为实验组和控制组。结果不管增加或控制照明度,实验组产量都上升,而且照明度不变的控制组产量也增加。另外,有试验了工资报酬、工间休息时间、每日工作长度和每周工作天数等因素,也看不出这些工作条件对生产效益有何直接影响。第二阶段的试验是由美国哈佛大学教授梅奥领导的,着重研究社会因素与生产效率的关系,结果发现生产效率的提高主要是由于被实验者在精神方面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参加试验的工人被置于专门的实验室并由研究人员领导,其社会状况发生了变化,受到各方面的关注,从而形成了参与试验的感觉,觉得自己是公司中重要的一部分,从而使工人从社会角度方面被激励,促进产量上升。

  这个效应告诉我们,当同学或自己受到公众的关注或注视时,学习和交往的效率就会大大增加。因此,我们在日常生活中要学会与他人友好相处,明白什么样的行为才是同学和老师所接受和赞赏的,我们只有在生活和学习中不断地增加自己的良好行为,才可能受到更多人的关注和赞赏,也才可能让我们的学习不断进步,充满自信!

  7、习得性无助实验

  习得性无助效应最早有奥弗米尔和西里格曼发现,后来在动物和人类研究中被广泛探讨。简单地说,很多实验表明,经过训练,狗可以越过屏障或从事其他的行为来逃避实验者加于它的电击。但是,如果狗以前受到不可预期(不知道什么时候到来)且不可控制的电击(如电击的中断与否不依赖于狗的行为),当狗后来有机会逃离电击时,他们也变得无力逃离。而且,狗还表现出其他方面的缺陷,如感到沮丧和压抑,主动性降低等等。

  狗之所以表现出这种状况,是由于在实验的早期学到了一种无助感。也就是说,它们认识到自己无论做什么都不能控制电击的终止。在每次实验中,电击终止都是在实验者掌控之下的,而狗会认识到自己没有能力改变这种外界的控制,从而学到了一种无助感。

  人如果产生了习得性无助,就成为了一种深深的绝望和悲哀。因此,我们在学习和生活中应把自己的眼光在开阔一点,看到事件背后的真正的决定因素,不要使我们自己陷入绝望。

  8、证人的记忆

  证人,在我们的认识里,通常都是提供一些客观的证据的人,就是把自己亲眼看到、亲耳听到的东西如实地讲出来的人。然而,心理学研究证明,很多证人提供的证词都不太准确,或者说是具有个人倾向性,带着个人的观点和意识。

  证人对他们的证词的信心并不能决定他们证词的准确性,这一研究结果令人感到惊讶。心理学家珀费可特和豪林斯决定对这一结论进行更深入的研究。为了考察证人的证词是否有特别的东西,他们将证人的记忆与对一般知识的记忆进行了比较。

  他们让被试看一个简短的录象,是关于一个女孩被绑架的案件。第二天,让被试回答一些有关录象里内容的问题,并要求他们说出对自己回答的信心程度,然后做再认记忆测验。接下来,使用同样的方法,内容是从百科全书和通俗读物中选出的一般知识问题。

  和以前发生的一样,珀费可特和豪林斯也发现,在证人回忆的精确性上,那些对自己的回答信心十足的人实际上并不比那些没信心的人更高明,但对于一般知识来说,情况就不是这样,信心高的人回忆成绩比信心不足的人好得多。

  人们对于自己在一般知识上的优势与弱势有自知之明。因此,倾向于修改他们对于信心量表的测验结果。一般知识是一个数据库,在个体之间是共享的,它有公认的正确答案,被试可以自己去衡量。例如,人们会知道自己在体育问题上是否比别人更好或更差一点。但是,目击的事件不受这种自知之明的影响。例如,从总体上讲,他们不大可能知道自己比别人在记忆事件中的参与者头发颜色方面更好或更差。

  9、罗森塔尔效应

  美国心理学家罗森塔尔等人于1968年做过一个著名实验。他们到一所小学,在一至六年级各选三个班的儿童进行煞有介事的“预测未来发展的测验”,然后实验者将认为有“优异发展可能”的学生名单通知教师。其实,这个名单并不是根据测验结果确定的,而是随机抽取的。它是以“权威性的谎言”暗示教师,从而调动了教师对名单上的学生的某种期待心理。8个月后,再次智能测验的结果发现,名单上的学生的成绩普遍提高,教师也给了他们良好的品行评语。这个实验取得了奇迹般的效果,人们把这种通过教师对学生心理的潜移默化的影响,从而使学生取得教师所期望的进步的现象,称为“罗森塔尔效应”,习惯上也称为皮格马利翁效应(皮格马利翁是古希腊神话中塞浦路斯国王,他对一尊少女塑像产生爱慕之情,他的热望最终使这尊雕像变为一个真人,两人相爱结合)。

  教育实践也表明:如果教师喜爱某些学生,对他们会抱有较高期望,经过一段时间,学生感受到教师的关怀、爱护和鼓励;常常以积极态度对待老师、对待学习以及对待自己的行为,学生更加自尊、自信、自爱、自强,诱发出一种积极向上的激情,这些学生常常会取得老师所期望的进步。相反,那些受到老师忽视、歧视的学生,久而久之会从教师的言谈、举止、表情中感受到教师的“偏心”,也会以消极的态度对待老师、对待自己的学习,不理会或拒绝听从老师的要求;这些学生常常会一天天变坏,最后沦为社会的不良分子。尽管有些例外,但大趋势却是如此,同时这也给教师敲响了警钟。

 

 

为什么他们齐声说坚决不搞西方那一套? ——请看中共高级干部部分退休待遇

 

 

 

中央级离退休干部待遇:

1、购房补贴按建筑面积标准220平米。

2、配专职司机兼警卫,配医护。

3、一年四次国内休养,每次三周,家属不限。

4、飞机头等仓或商务舱二至四个座位,火车软卧,配三辆轿车或两辆旅游车,机场一般需配合起飞时间。

5、酒店高级套房,餐饮实报实销。

6、医疗特供全免费。

 

离退休正省、部级干部待遇:

(1)配备专职司机兼警卫、专职工作人员,身体差(七十五岁以上)增配医謢人员;

(2)一年享有四次国内旅游、休养,每次三周,带家属、子女人数不限。乘坐交通:飞机头等舱或商务舱二位至四位,火车则软卧房一间。地方交通:配备三辆轿车或两辆小型旅游车。住宿:四星级或五星级酒店(宾馆),租住二间高级套房,住宿期间的餐饮实报实销。

 

离退休副省、付部级干部待遇:

(1)配备专职司机兼警卫及工作人员,身体健康差(八十岁以上)增配兼职医务人员;

(2)一年享有四次国内旅游、休养,每次两周,带家属、子女人数以五人为限。乘坐交通:飞机头等舱或商务舱以两位为限,火车则软卧舖二位;健康差,行动不便的凖包软卧房一间。

地方交通:配备两辆轿车或一辆小型旅行车及一辆轿车。住宿:四星级或五星级酒店(宾馆),租住一间高级套房。

住宿期间的餐饮,本人及家属,每天的标准为三百元,随行工作人员二百元,实报实销。

 

除以上的福利之外,正省部级级:每人平均一年的福利、津贴等(不包括退休金、级别待遇开支)一百一十二万三千多元。

 

副省部级:每人平均一年的福利、津贴等(不包括退休金、级别待遇开支)九十三万七千二百多元。

 

全国省部级干部退休人数共计三千七百四十二人,副省部级干部共计二万七千四百三十五人。

 

这些离退休官员长期住在风景区的珠海、深圳、上海、苏州、杭州等地。光广东省每年付出退休的副省部级干部的轿车费就达到一亿一千二百三十多万元。

 

看到这里我终于明白,为什么他们异口同声说千万不能搞西方那一套。

 

南加州洪秀柱後援會會長專欄

 

批評與回應:高金素梅很有資格罵蔡英文

原住民很了解民進黨分化族群的伎倆--結合次要敵人,攻擊主要敵人。原住民對民進黨的「關愛」,明顯的感到不舒服。原因是民進黨是個企圖在台灣建國的黨,但原住民族的存在,卻讓他們很多的論述沒有合理化的基礎。所以他們處處要淡化原住民是這塊土地的原始主人的事實,而刻意強化以閩南人為主的台灣人充當「混有原住民血統」的台灣人,才是台灣被遺忘的原住民。以此建立「台灣民族意識」,但這叫混水摸魚,偷梁換柱。

此次,課綱的爭議,就看出為何民進黨反對稱原住民為原住民族的原因了。他們當然不希望,在「台灣民族」成立前,就有個原住民族先出現。這是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

 

 

批評與回應:台灣是誰的?

 

原住民說是他們的,因為他們最早來。

閩南人說是他們的,因為他們人數最多。

中國說是他們的,因為在他們的版圖內。

其實,大家都對。

差別只在於小圈圈,大圈圈而已。

正如台灣也是世界的,地球的。

這樣說,有人會覺得這不是廢話嗎?

是的,所以老是問台灣是誰的,也是來亂的。

 

台灣有歷史,今天變成這樣,也有過程。

台灣經歷的每一個階段都有所謂的「主人」。

原住民雖然是最早來,但是只停留在部落組織,並沒有發展成熟的統治技術。

於是西班牙人,荷蘭人,鄭成功,清朝,日本人相繼的成為這個島的主人。幸運的是,他們也都留下了政績,也都有意無意的建設了台灣,台灣的現代化就是這麼一步一步的過來的。政治上你可以怎麼辯解如何又如何,但事實就是事實。這就像日本曾經佔領過滿州,找了溥儀當了幾年的傀儡皇帝。很荒唐,但你不能說滿洲國不曾存在。

 

那現在是誰的呢?你問。

我說現在是中華民國的。無論你要怎麼辯解,你只要看一下你的「國民身分證」或「護照」,答案就清清楚楚地寫在上面。很多人會因此向我丟石頭,但事實就是事實。中華民國政府的的確確有效的,合法的在統治台灣。

 

「台獨」是個非常有爭議性,撕裂性的議題,但在怎麼樣它就只是個主張,就像「廢核」,「廢死」,「去中」一樣,都是主觀的主張,它們對台灣的未來,能否真的讓台灣更好,都缺乏說服力。

 

若為台灣好,能拿多少選票真的不是重點。台灣人民以擁有投票權為傲,但歷史上把自己的前途投丟了的例子,也不在少數。你若仔細觀察各國的發展,你會發現「投票可以掌握自己的前途」的想法,其實是個迷思。納粹德國的政權是文明的德國人給的,不是嗎?選票如水流,可以載舟,也可覆舟。我建議台灣人也拿來煮粥,比較實際。

 

我們何不承認,台灣的現狀並不像其他的國家一樣。國家的安排比較複雜些,需要費心思了解,但並不像化學那麼難懂,對吧?台灣人團結在現有的國家基礎上,繼續找機會為台灣創造更好的條件,這才是務實的,穩定的國家發展策略。蔣經國以及他們那一代的官員那麼讓人懷念,不也就是因為他們以「退此一步,即無死所」務實的建設了台灣嗎?還記得「台灣錢淹腳目」的時代?就是我們專心發展台灣,愛拼的結果。

 

你要注意那些成天吸引吮你的選票的政客。今天靠著選民的情緒贏得選舉的主張,明天可能就可能成為政治上的燙手山芋。政客輸不起選舉,政治家卻可經由一場選舉喚起人民的共識。

 

 

黃智賢世界:國民黨就是這樣丟掉天下的---課綱篇

 

部長,你難道是在認錯嗎 ?

如果你沒有錯,為什麼要步步退讓 ?

明明課綱的內容和程序都是對的。

你為什麼竟要自打嘴巴,步步退讓 ?

 

繼一再讓步之後,教育部今天宣布對所有暴力攻佔教育部的人,撤告。

警方逮捕33人,23個是大人,只有10個未成年。

原本你不是說, 要犯錯的人道歉,你才會撤告。

如今人家根本不認錯,你還不是自己乖乖撤告。

反課綱者得意洋洋。

你還說,要讓高中生一起審查新課綱。

 

教育部被朝野協商訓斥,要檢討沒有錯的新課綱。

被民進黨羞辱,說教育部一切都是錯。

 

民進黨耀武揚威,說13個執政縣市,會 "協助高中選擇教科書"。

依法, 課綱由中央決定, 全國學校只接受教育部命令。

縣市長憑甚麼做政治表態 ? 用政治力強逼學校聽話 ?

台北市選新課本的學校有七成,民進黨立刻嗆聲,說要嚴格審這些學校的預算。也就是會秋後算帳。

這樣血淋淋的思想審查,正在進行。

民進黨全盤獲勝,台獨思想教育大獲全勝。

 

反課綱者還是不退,因為東西還沒要夠。還不夠爽。

 

讓人痛心。

 

爾愛其羊,我愛其禮。

如果你真的堅持教育的理念。

為什麼坐視孩子們,羊入虎口,被獨派利用洗腦至此 ?

坐視國高中的思想,被獨派一元化 ?

坐視學生學到,必須夠暴力,夠野蠻,才能得勝 ?

要讓對方怕你, 要用謊話, 不擇手段贏取勝利 ?

 

這是你要學生學到的價值 ?

 

因為整個執政者,如同鐵達尼號,讓敵對者如海水般,摧毀這艘船。

還不認為自己是錯的。

還妄想可以用妥協, 換得平安。

不知道退讓,只會換來更多羞辱,和更多軟土深掘。

民進黨已經大贏。

 

教育部其實在6月1日,就幾乎全面退讓了。

新舊課本並用,讓老師自己選課本,有爭議的不考。

結果被反課綱的人,立刻發現教育部立場軟弱,當然軟土深掘。

 

所有的違法和暴力抗爭,都是在教育部退讓以後,才開始的。

當你合法,合程序,並且合於教育的本質,只是對民進黨的台獨教科書,做極其微不足道的修正。 

諸如把慰安婦加 " 被迫 " 兩個字。 

日本殖民統治台灣。

結果遭到獨派銅牆鐵壁,團結一致的抵制。

合法的,違法的,全力對抗, 抵制你。

說謊,違法也要野蠻反對你。

 

即使民意多數是支持教育部的。

但總統府,行政院和國民黨,都讓吳思華一個人孤軍奮戰。

而吳思華並不是政治人物,不會明白獨派和民進黨的大戰略。

也不會懂得政治操作,更沒有獨派人物的狠勁。

結果教育部一路退敗,一敗塗地。

沒有錯, 卻像做錯事的孩子,一路挨打。

 

如今被立院朝野協商吃豆腐,說成是他們才決定讓老師自己選課本的。

被民進黨的謊話混淆是非,說錯的是教育部,要嚴加看管教育部,如何檢討新課綱。

 

新課綱到底哪裡錯 ?

吳思華你是在跪地求饒認錯嗎 ?

 

王金平和蔡英文都出來撂狠話,羞辱教育部。

反課綱者居然好像是對的 ?

 

反課綱者耀武揚威,步步進逼分毫不退讓。

他們是對的。

因為堅持越久,教育部讓步越多。

反課綱者幾乎完勝。

連今天壹週刊寫明白了,是因為他們霸凌林冠華,而造成林冠華心理壓力太大。

也沒關係。

因為嫁禍給吳思華就可以。

霸凌,指控,孤立,鬥爭林冠華的人,在林死後,口口聲聲罵吳思華是殺人兇手。

真是令人作嘔。

 

可是,是這樣的人,步步勝利。

馬英九難道是在告訴我們,他是一個不值得尊敬尊重的政府?

民主原來是要耍狠。

暴力才會贏。

原來法治只是笑話。

敢利用未成年,敢洗腦的人。

敢攻打官署的人,才有說話權。

不要臉的人,才會贏。

我哀,我的中華民國。

 

 

 

沈志华:令人震惊的前苏联70年腐败史

 

1922年到1991年,苏联在人类历史上存在了整整70年。这70年里,干部集团的腐败,始终如附骨之疽。苏联70年腐败史,对后世是一个沉痛的历史教训。

源:节选自《一个大国的崛起与崩溃》。

自1922年到1991年,苏联在人类历史上存在了整整70年。这70年里,干部集团的腐败,始终如附骨之疽。苏联70年腐败史,对后世是一个沉痛的历史教训。

 

列宁时代:防范干部特权,但特权已经泛滥。一般说来,政权初建,气象一新,必有一段励精图治,腐败现象会相对较轻。但事实却并非如此,早在列宁时代,苏联(俄)的腐败问题就已相当严重。

  早在1920年俄共九大上,许多党代表就曾愤怒指责党内的严重腐败“无论对于谁都不是个秘密”,“中央和地方的‘共产党员’允许自己那样的奢侈,他们的行为丝毫不比老牌的资产阶级逊色,工人和农民对他们敢怒不敢言”。这些腐败的种类主要包括:公车腐败、住房腐败、饮食腐败、医疗腐败、贪污受贿、权钱交易、盗用公款。

  当然,最高当局也不是没有采取过防范腐败的措施。十月革命后,列宁就对领导干部的工资和待遇作了严格规定,要求一切公职人员的薪金“不得超过熟练工人的平均工资”。列宁率先示范,其作为国家最高领导人的工资是500旧卢布,而铁路员工的最高工资是510旧卢布。1919年制定的35级工资表,党政领导人的工资大大低于工人的最高工资。

但问题在于:领导干部们很快就不靠工资生活了,在工资之外的其他方面,享受特殊待遇的领导干部们与群众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

 

  斯大林时代:公然将干部的特权腐败制度化、合法化。斯大林建立起了一整套保证领导干部层特权的制度。这个官僚特权阶层主要享有如下特权:(1)宅第权。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官员均有一处或几处别墅。凡是名胜地、风景区、海滨、避暑胜地,几乎全部被大小官员的别墅所占据。(2)特供权。各级党政机关均有特设的内部商店、餐厅、冷库等供应网络,按照官职大小、地位高低享受特殊供应。(3)特教权。凡是高级官员的子女,从幼儿园到大学均有培养他们的专门机构或保送入学的制度。高级军官的儿子则直接送军事院校培养。(4)特继权。官员特别是高级官员可以免费为自己的子女留下豪华住房和别墅,供他们终身享用。(5)特卫权。花在高级领导人身上的费用,达到无法核算的程度。(6)特支权。位居金字塔顶端的官员在国家银行有敞开户头,即户主可以不受限制随意提取款项的户头。

法国作家罗曼·罗兰1935年到莫斯科访问,惊讶地发现连“伟大的无产阶级作家”高尔基也置身于深深的特权腐败之中,在金碧辉煌的别墅里,为高尔基服务者多达四五十人。

 

赫鲁晓夫时代:向干部特权腐败体系发起首次攻击。赫鲁晓夫上台后,向斯大林一手建立起来的干部特权腐败体系,发起了苏共历史上的第一次主动攻击。在他的命令下,很多官僚特权被取消,如“信封制度”、免费早餐午餐、免费别墅、专用汽车等。官员们在斯大林时代的高薪也被大幅度砍削。但这些都不足以从根本上消灭干部特权腐败——— 列宁时代就是个例子,这些官僚特权在当时是非法的,但这些官僚特权仍然兴盛不衰。所以,赫鲁晓夫采取了另一种“釜底抽薪”的方式,即实行干部任期制与轮换制。最后,这些丢掉特权的官僚们下决心要赶走赫鲁晓夫,成了勃列日涅夫的“政治盟友”。

 

勃列日涅夫时代:苏共腐败干部们最幸福的黄金期。勃列日涅夫的上台,很得力于“在赫鲁晓夫手里失去腐败特权”的干部们的支持;作为回报,勃列日涅夫为这些干部们创造了苏共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极好的腐败环境。不但恢复了被赫鲁晓夫取消的所有干部特权,还增加了新的特权项目。

勃列日涅夫始终冲在腐败的最前线。他任总书记之后,任用了大批亲信,包括自己的许多亲属。如勃氏的女婿丘尔巴诺夫,仅10年时间就从一个普通民警一跃而成为内务部第一副部长,在1976-1982年间大肆贪污受贿,酿成震惊全国的“驸马案”。整个勃列日涅夫时代,“苏共的许多书记、州委书记、边疆区委书记、中央委员都卷入了肮脏勾当”。高级领导人彼此勾结、滥用权力、贪污受贿的案件层出不穷。除个别案例外,大多数腐败案件都是勃氏去世后才被揭露出来。勃氏个人的贪婪在这场腐败盛宴中起到了强烈的“示范”和“带头”作用。

 

 戈尔巴乔夫时代:全面腐败下的经济改革只能是悲剧。在经历了短暂的安德罗波夫和契尔年科时期后,苏联迎来了戈尔巴乔夫时代。苏联历史上著名的“共青团经济”,就是在戈氏的改革中利用特权腐败发展起来的;国家职能部门被取消变成股份公司后,部长们大都成了公司的总裁,股份则大都在部门领导人之间被瓜分……总而言之,改革前谁是管理者,改革后谁就成了占有者和所有者。结果是,“国家官员、党的职能人员、共青团积极分子成为最初类型的俄罗斯企业家、20世纪90年代初的第一批百万富翁和‘新俄罗斯人’”。

史伏初:对南方老人的回应

 

“南方老翁”再次发文与我们这些党外知识分子交流思想,我认为,如果党内外民主人士感到对当前政治有类似看法,是可以系(原文如此)手前进的。所以转发此文供网友参阅。

我的印象,马、恩还有学者风度,早期他们主张暴力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晚期主张民主社会主义,取消无产阶级专政,认为只当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充分发达后,才能联合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列宁把马克思主义向左修正,利用阶级斗争论,在没有资本主义成分的贫穷、专制国家,搞夺权和专制、掠夺。他不是为人民的福祉考虑,是想利用革命,自己登上帝位。社会主义社会就成为现代专制的一种,社会主义革命就成为复辟帝王专制的倒退。参与其中的人被利用、愚弄。入党的理想美丽,实践结果是帮他人作嫁衣嫦,帮野心家实现做帝王的梦想,真是可悲。现在拖着全党奔向死亡。难道无路可走?否,趁现在还有权力在手,抛弃暴力社会主义,改走民主社会主义,华丽转身,另创民主中国,为民立功,可以流芳百世。真正有志为人民造福的党内民主派,真还有为民立功的机会。

“南方老翁”认为官僚队伍没有我估计得那样多。可能遗漏计算了。共产党统治覆盖全社会,若把在事业、企业、群众团体、街道、农村、民主党派里的党员“领导”计入,人数就几倍于公务员了。目前处在大变前夜,站队期间,变化很快很大,不能肯定任何数字和比例。

 

南方老人:关于反改革联盟

 

改革开放的30多年,由于体制的弊端,对国家权力监督的缺失,加上治国方略上的错误,终于培植了一个权贵贪腐集团。习近平总书记上台以来,雷厉风行地整顿党风、打击贪腐犯罪,让权力关进法治的“笼子”里,很得人心。我记得,十八大前后,党内外许多有识之士,纷纷替新一届领导班子出谋划策,几乎不约而同的第一个策略就是:“反对和打击腐败,以收拾民心”。三年过去了,反腐倡廉取得辉煌战果,达到了凝聚民心的良好效果。

随着反腐斗争的逐步深入,党内外反改革联盟的反扑也越来越嚣张。这场斗争,关系到国家前途和共产党的命运。凡是关心国家和人民前途命运的人们,无不对于这场战斗的进程和结局,给予无比的关心。

史先生对于反改革联盟的组成和实力的分析,是有点夸大的。显然不能说:两千多万官僚中百分之九九是反改革联盟的成员。我的分析是:根据公务员法的规定,我国现有各级公务员总量为1100万人。我曾经在许多部门工作过,对于党政机关的编制结构,总结归纳为四个层次:决策层(核心层),利益层,工作层,外围层。这四个层次的数量关系,如果以一个县团级单位为例。那么,决策层大约是10人左右,利益层大概是100人左右,工作层大概是600-700人,外围层则有500人左右。总共是1300人。不难看出,你不能把这1300人都看成是官僚集团,也不能把六百到七百人的工作层,统统看成是官僚集团。实际上,能够说得上官僚集团的,也就是那一百多人。因此,可以得出结论:官僚集团的总数不过是公务员总数的十分之一,即110万人左右。我记得,辛子陵先生两年前有一篇文章,曾经提到过官僚集团人数的问题,大概也是200万左右,包括他们的家属在内,大约500万人。其中真正构成贪污犯罪的,还需要打一个折扣(七折,还是八折?)。中下层的官僚集团,最大的能耐,无非就是消极怠工,设置反腐和工作障碍;上层官僚集团是最危险的,因为他们可以罗织罪名、设置陷阱、制造混乱,置改革派于死地!

军报为什么要诋毁我们的民族

 

晨辉2015-04-19 16:15

最近军报接连发表关于英雄的文章,诸如《有英雄却不知爱惜敬重的民族不可救药》,还有什么《军报抨击诋毁邱少云言论:不懂“军人生理学”》、《军报公号再论“军人生理学”:中国军人的意志打不烂、催不垮》之类。读后的感觉是相当不舒服。该文针对的是一些人,对于过去传说当中的一些英雄,有所质疑,该文给人家扣上的大帽子,叫做“诋毁”。关键的关键是,这所谓的诋毁,或者说,不敬重,是不是我们民族的全部或者说大部分人?你如果说,有英雄却不知爱惜敬重的人不可救药,还勉强、稀里糊涂地说得过去,为什么要把我们整个民族都给带上,说我们整个民族不可救药呢?我认为,这比毕福剑所谓的诋毁毛主席要严重得多。因此我也要郑重地要求写这篇文章,如此诋毁我们民族的人,也要诚恳地向我们民族道歉。至于发表这样观点的军报,是不是也应该严肃地处理处理呢?这篇文章,还振振有词地说什么,一个没有英雄的民族是不幸的,一个有英雄却不知爱惜敬重的民族是不可救药的。乍一听好像义正词严。可仔细一分析,其实全是胡说八道。没有英雄的民族就一定是不幸的?要我看,英雄太多的民族,才一定是不幸的。且让我们来稍加分析。这军报里所涉及的英雄是战斗英雄。这样的英雄越多,说明战斗越惨烈,被杀与杀死的人越多。难道这样的民族,倒是幸运的?那些一二百年都不用打仗,因而也没有产生所谓的英雄的民族,却是不幸的?这是什么逻辑?这样看问题,又是多么地缺少深度,多么地肤浅?

又想起了关于邱吉尔的故事。我们都知道,就英国人甚至整个世界而言,邱吉尔肯定是一位二战英雄,而且还应该是一位大英雄,伟人级的英雄。可能有许多人不知道,这位战斗英雄,不仅仅在战斗中表现神勇,他同时还是一位获得过诺贝尔文学奖的大文学家。然而就是这样一位文武全才,在英国人民取得二战胜利以后,邱吉尔踌躇满志地以为自己本来应该理所当然地得到人们的敬仰,因而任英国首相的时候。他却被英国人民给无情地抛弃了。英国人民认为,一位会打仗的英雄,未必就一定可以治理好国家。所以,他们把自己的选票,给了另一位战功远不如邱吉尔的人。按照我们的军报的理论,英国人如此不知爱惜敬重这举世公认的英雄,是不是英国民族也就不可救药呢?

别扯得太远,我们还是往回来说。前边列举的几篇军报文章,在“驳斥”人们的质疑的时候,居然又大谈什么“军人生理学”。这种陈词滥调,又让我们想起了文革时的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想起了唯意志论的荒谬。我们都知道。朝鲜的课本上一直有这样的文章,讲什么金日成用步枪打飞机,甚至还有金正日用石块击落敌人卫星的故事。这种故事,恐怕在全世界,除朝鲜之外的任何地方,都是笑话。然而,按照我们这种唯意志论的观点,如果有人质疑金正日用石块打卫星,是不是朝鲜人也可以用军报的逻辑,说什么,你们不理解金正日生理学。他有着与正常人不同的构造。所以,他用石块打落卫星,也是真实的,可信的呢?在我们的自己的1958年,我们的报纸上乃至全国各地,动不动就会放出亩产多少万斤甚至几十万斤的大卫星。今天的人,如果有人怀疑、不信的话,是不是你又可以说,这些人不懂得农民生理学。我们中国的农民,是用特殊材料制成嘀,因而也是“打不烂,催不垮”的。又想起了当年的义和团。据说,义和团当年曾经吹嘘他们自己是刀枪不入的。我想,正常人都应该知道,这刀枪不入,肯定是违反人类基本常识,违反物理与化学、科学的基本原理的。然而,是不是任何人一怀疑一质疑,按照咱们的军报的逻辑,又可以说什么,义和团的那些人,有着特殊的军人生理学,因而“打不烂,催不垮”,刀枪不入,自然也就是可信的呢?

军报写这样文章的,包括组织写这样文章的那一帮人,逻辑水平其实是非常地欠佳。这样的文章,也如同韩寒所说,这世界上有两种逻辑,一种是逻辑,一种是中国逻辑。因此这文章,表面上好像气势汹汹,大棒飞舞,实际上却是胡搅蛮缠,不堪一击。比如,人家一质疑这个国家点什么,他就说你不爱国,如何如何。而实际上,质疑的人,并不是不爱国,而只是爱国的逻辑和你们的不同。脑残们的爱国逻辑,就是忠君,谁当最大的官,谁就是国,就得无条件地爱他,他说什么就是什么,就是他们所说的爱国。而这些人的爱国,实际上和古今中外的那些著名的爱国者的逻辑,是全然不同的。比如说,屈原、杜甫、李白、岳飞、陆游的爱国,哪有一个是皇帝说什么,就跟着喊万岁的爱国呢?再比如说这里提到的对英雄的敬与不敬。其实,那些对所谓的英雄有所质疑的,也并不是就真的不爱英雄。只是,他们爱的是真正的英雄,不惨水分的、符合逻辑的英雄。这些年来,无论是他们还是我们,我们上过多少当,受过多少骗?我们只是不想再这样被骗,这有什么错吗?

这些年来,上了很多当,被骗过无数次,这话说起来确实不好听,可是这难道不是铁的事实吗?当我们全中国人民都饥肠辘辘,穷得叮当三响的时候,上边告诉我们,全世界还有三分之二的爱苦人。这是不是事实。明明人家国军是抗日战争的主力、主战场,我们却硬生生、几十年如一日地说人家不但不抗战,而且一直破坏抗战,这是不是事实?抗美援朝。明明是朝鲜人打响了朝鲜战争第一枪,我们却昧着我们的良知,硬说是美国人侵略朝鲜,甚至还以朝鲜为跳板来侵略中国,这是不是事实?这都是大事。再说一些小的。文革期间有个很著名的保卫大桥的“英雄”,名字好像叫刘学保。这位英雄的所谓事迹,在文革之后被证实,完全是子虚乌有。你说这样的英雄,该不该质疑?是不是一质疑这样的英雄,就是不可救药了?再想想现在,我们的电视剧上充斥着手撕鬼子的英雄。而面对这样的所谓英雄,是不是我们就只有拍巴掌的份儿,而没有质疑的权力,一质疑就是诋毁英雄,就是历史虚无主义?是不是我们也可以说,你们质疑手撕鬼子?一般人,当然没有手撕鬼子的能力。但我们的中国军人,中国老百姓,具有特殊的军人生理学,所以,手撕鬼子,也是完全可能的呢?

再回来说说邱少云。看到一篇名叫《军校学生称邱少云牺牲违背生理学排长讲诉当年火烧过程》的文章。这篇文章,照例对人们的质疑,先进行一番上纲上线的批驳,什么各种奇谈怪论层出不穷、泥沙俱下之类。然后就又请了一个当事人,进行一番讲解。但是坦白地说,这种讲解,完全没有解释人们的质疑,而只是把所谓的真相,又给再现一番。然而我仔细读这篇文章,又实在不能不疑云重重需要解释。比如说,这文章说,我们派出52个人,埋伏在敌人的眼皮底下,要准备却抢占由敌人的一个加强营守卫着的391高地(52个人,而且后来又牺牲了好些个,能不能抢下由一个加强营守卫着的高地?据说一个加强营人数至少在700以上。这是我的第一个疑问)。第二,进入敌人阵地,要埋伏24小时,而且一动不能动(这可是文章原话)。可这24小时,难道就不需要吃饭吗?一动不动能吃饭吗?24小时不吃饭的军人,这仗还能打吗?这是第二。还有第三。文章说,要在敌人眼皮底下埋伏24小时,当时天是下着雪的。从这下雪来看,朝鲜那边已经是冬天了,战士们在完全不可能有取暧设施的冬天的户外,坚持24小时,而且肚子里还没有粮食,他们到底穿的是什么衣服,可以这么长时间地抗拒严寒,严寒之后还能保持战斗力呢?还有第四。这文章说,一颗燃烧弹落在了邱少云身体旁边。邱少云被烧着了。讲故事的“我”就趴在离邱少云五米远的地方。我们都知道,火这玩意,并不会定点地去专门地去烧谁的,一个能把邱少云烧死、烧焦的火,这火肯定小不了。在这种情况下,这样的火势,可以只烧邱少云一个,就不会蔓延到这个讲故事人这里?这可能吗?还有第五,这邱少云是去打仗的。他身上肯定带着很多的子弹、手榴弹之类,说不定还带着炸药包呢。这样的大火,难道不会把邱少云身上的弹药引爆?这么多的疑团,你用不着跟我讲什么军人生理学,你只要把我的这些疑团,一个个地给我解释清楚,可以吗?

再说一遍,我们确实上过很多次的当,我们也真的受过很多次的骗。所以,你们真的没有理由,让我们,你说什么我们就信什么。我们有理由质疑,这样其实对谁都有好处。而甘愿做一个被骗的人,或者说,吃一百个豆都不嫌乎腥,都永远不吸取教训,这无论对我们自身,还是对我们国家本身,都没有任何的好处。如果说不可救药,这样的民族,才真正的不可救药呢!

最后我还想说两句的是,质疑是人类社会滚滚向前的基石。不仅世界需要质疑,中国更需要质疑。当年布鲁诺,因为质疑几百年来被奉为经典的地球中心说,而被活活烧死。过去了这么多年,这样的悲剧,就不能给我们一些启发吗?

 

芦笛:给中共的建议:为理论家们扫盲的任务刻不容缓

 

2014-09-18 芦笛 醉心聊

近年来国内一个怪现状,就是党国理论家们频频在网上搞笑出丑,专闹文盲笑话,“释放负能量”(能量似乎是标量而非矢量吧?有正负么?),给中国的国际声望造成了难以估量的损失,令我这忠党爱国的老同志无比痛心,不得不出来向敬爱的党中央建言,提请中央重视这个问题。

文盲理论家们最先引起我的注意,乃是世界历史上独一无二的“反宪政”闹剧。他们竟然在党报党刊上痛批宪政,以此开创了人类历史新纪元。我实在看不下去,乃写了篇短文告诉那伙文盲:所谓“宪政”,就是“严格按宪法治国”的意思。世上有各种各样的宪法,自然也就有各种各样的宪政,民主宪政只是其中一种。您实在要批,就批民主宪政得了,岂能不分青红皂白一锅熬?这不是公开声称《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不过是个欺骗百姓的幌子,我党绝不会按它治国么?这是何等的反动宣传!可惜言者谆谆听者藐藐,直到有人出来说,毛泽东当年也曾是“宪政研究会”会员,“批宪政”的闹剧才算姗姗落幕。

此后理论家们又出来痛批“历史虚无主义”。我只能向他们沉痛地指出,要批这,就一定会批到伟大领袖毛主席头上去,盖他不但在党的八大会议上首倡“厚今薄古”,盛赞“秦始皇是厚今薄古的专家”,更在文革初“大破四旧,大立四新”,把几乎所有的中国文化遗产都当成“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加以无情毁灭。无数珍藏民间的国宝、文物、字画、庙宇、道观因此化为轻烟,远远超过了他宣布的“超过秦始皇一百倍”。此后他老人家又发动批林批孔,将孔孟程朱乃至中国历史上几乎所有的“地主阶级知识分子”一网打尽,统统划为阶级敌人。虽然此后的评法批儒运动给少数历史人物诸如秦始皇、曹操等人落实了政策,摘了帽子,但那主要是四人帮干的。为毛主席亲口肯定的,两千年历史中似乎就只有陈胜、吴广、洪秀全等寥寥几人。

这种“历史虚无主义”,可不是个别学者写的几篇无足轻重的论文,而是以无产阶级专政的强大威力在全国推行了几十年的治国实践。它造出了整整几代对中国历史、世界历史一无所知的文盲(包括理论家们在内,of course)。莫非我党理论家们准备清算这罪恶?如果不是,除了它,世上哪还有什么货真价实的“历史虚无主义”?

接着又是新华社指控谁谁“谣翻中国”的笑话。我再次忍无可忍,撰文告诉那群文盲,如果中国能轻易被几则谣言“谣翻”,那政权也就到了岌岌可危、朝不保夕的危急地步了,比列宁同志对沙皇警察说的“这不过是一堵朽墙,一推就会倒的”的情况还严重万倍。真要到了这种危急时刻,需要的不是拿捏几个无足轻重的“造谣者”,而是立即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

所以,这种宣传,完全是无视中国空前强大的综合国力,抹杀中国数一数二的经济超级大国地位,蓄意在民众中制造恐慌,动摇人民群众对我党制度、理论、道路的信心。

然而文盲实在太多,笑话擢发难数。刚才在网上爬,又赫然看到两则。

第一则是《搜狐新闻》的报道:“目前,我国认定和明确的邪教组织有14种。其中,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文件明确的有7种,公安部认定和明确的有7种。”

我简直无法相信自己的眼睛:政府不能裁判宗教事务,否则就是搞政教合一,这应该是最起码的文明常识吧?裁判宗教的正邪,既不在中央办公厅与国务院的职权范围内,也不是公安部能管的。“邪教”根本就不是个法律用语。在司法面前,没有什么信仰的正邪,只有是否犯罪的问题。我还从未听说过“加入邪教”能作为一种用于起诉的罪名,更不用说那犯罪性质居然是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确定的!中国这第五大发明,当真是开创了人类历史新纪元。

我不是质疑这些组织是否有犯罪行为,这是司法机关的事,不是我的事(当然也不是中央办公厅与国务院的事)。我只是想告诉文盲们:公安部可以宣布某某组织是犯罪组织,但不能宣布它是邪教组织,因为这是中世纪欧洲宗教裁判所的专利,不是司法部门的。由中央办公厅这种党务机关、国务院这种行政机构来作出这种判决,就更是荒谬绝伦。

更何况据《搜狐新闻》,好几个被判定的“邪教组织”的主要罪行似乎就是“宣扬世界末日”。这算什么低级笑话?

凡有点中学文化的人都该知道,“宣扬世界末日”乃是所谓“亚伯拉罕宗教”(Abraham Religions,包括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在内)的核心教义。这三大教门都宣称,世界末日即将到来,而所有的人包括死者在内届时都将被拎起来,接受所谓“最后的审判”。它们就是靠这核心教义来招揽信徒、规范其行为的。如果“宣扬世界末日”成了邪教的判据,则这三大宗教也是邪教了。

当然,老芦也骂过这三家宗教就是邪教,但我不过是个无权无势的草民,那些话只反映了个人好恶,与具有法律效力的政府行为完全不可比。

最后一则笑话就是引起戴旭大笑极度亢奋的“敌对势力渗透”。据报道,中央纪委驻院纪检组组长、院党组成员张英伟10日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讲话中指出,目前社科院意识形态的主要问题体现在四个方面:第一、穿上学术的隐身衣,制造烟幕;第二,利用互联网炮制跨国界的歪理;第三,每逢敏感时期,进行不法的勾连活动;第四,接受境外势力点对点的渗透。

这真是堪入《文盲笑林广记》了。什么“学术隐身衣”,什么“跨国界歪理”,什么“不法勾连活动”,这类“宇宙真理”过于高深,我辈非文盲不懂,就看那“境外(敌对)势力渗透”吧。请问,那是“组织渗透”,还是“思想渗透”?

如果是前者,那就是反间部门的事,轮不到“社会科学家”兼“御史”开口。如果是后者,那就是文盲笑话——世上哪有“反渗透”的科学?离开“渗透”与交流,何来科学的发展?莫非这位张科学家连一次学术讨论会也没参加过?

而且,真金不怕火炼。既然中国的社会科学家们掌握的是“宇宙真理”,还怕什么思想交锋?为何不敢“让思想冲破牢笼”,把“旧世界打个落花流水”,让“鲜红的太阳照遍全球”,却要打造个针插不进、水泼不入的铁笼躲进去,如伟大领袖毛主席批评的那样,“把自己关在小房子里,自吹自擂,称王称霸”呢?

60年代,《毛主席语录》在西方到处自由发卖,从未遭到禁止。就是如今,也没听说中国在世界各地开设的孔子学院吓坏了哪个神经衰弱者。张科学家这种危言耸听,我看跟“谣翻中国”论制造者一般,完全是蓄意暴露我党彻底缺乏“道路自信,制度自信,理论自信”。

凡此种种,暴露了如今的理论家们真是一代不如一代,愧对他们的前辈。其实老一代理论家们诸如陈伯达、艾思奇、胡乔木、陆定一、周扬、张春桥、姚文元等人也都只有中学学历,也就是点知青底子而已。但在我记忆中,他们可从未闹过这种文盲笑话。这说明与民国相比,现代文科教育的水平已经低劣到了何等惨不忍睹的地步。

目睹这种种令人痛心的荒唐现象,我不能不斗胆向中央建议,迅速加强对理论家们的教育。若有可能,应及早安排他们到中学去回炉补课,务必在短期内使他们获得最低限度的文明常识、法治常识以及文化知识,以尽快结束 “文盲管宣传”的外行领导内行的可悲局面。

 

基督徒殉道者传略(三)

 


五十八、罗马大圆戏场
罗马大圆戏场是罗马最宏伟的古迹之一,也是古代罗马人最大的圆戏场。起初是用木头
建筑的,以后拆毁,改用石头建筑。公元七十二年开工,八零年竣工。它 的外面本来只有三层,但在一百六十年后加上一层。它的中央是一圆形的沙场,沙场外面有一圈一圈的看台。皇帝和议员的座位围着中央露天的圆形沙场,特别座位 后面便是普通座位。在沙场和座位底下设有关禁野兽的洞穴。这所圆戏场连坐带站可容观众十万人。罗马人常到这里观看人与人决斗,野兽与野兽相咬,活人被野兽 吞吃。罗马帝国大逼迫基督徒时,曾把千万个基督徒放在圆形的沙场中,活让野兽吞吃。但在十五世纪时,圆戏场开始被人大加破坏,拆下石头,搬去建造房子。时 至今日,只剩下一个空的壳子。杀害基督徒的圆戏场已归乌有,基督徒却是越发增多,越发蔓延。


五十九、尼罗逼迫教会
初期教会首次遭遇罗马帝国的大逼迫,是在尼罗作王的时候(主后五四-六八年)。尼
罗性情十分凶暴,弑了亲母,又杀了妻子和胞妹。主后六十四年,他吩咐 部属纵火焚烧罗马城,自己反登塔顶,玩琴吟诗,豪语在他死前,要见万物毁灭净尽。九昼九夜火光冲天。高楼大厦尽付一炬,数千人民葬身火窟。这事触犯众怒, 引起极大的反感。尼罗怕百姓罪已,乃捏造谣言,将纵火的罪推在基督徒身上。逼迫从此开始。尼罗发明许多新刑:有的被缝在兽皮内,丢给狗玩弄,直到气绝, 有的被迫穿上腊油浸透的内衫,绑在木杆上,晚间点燃,充作花园灯光。迫害蔓延全国,基督非但不消灭,反更兴旺。主后六十八年,尼罗被国人讨伐,畏罪自杀。


六十、豆米仙逼迫教会
罗马皇帝豆米仙(Domitian 主后八一-九六年),性情凶暴,杀兄篡位。他迫害基督徒,
并吩咐杀尽大卫后裔。因他误解基督再来, 辖管万国,以为基督要来夺他的王位。虽经主的兄弟犹大的两位孙子讲明基督乃是天国之王,他仍闷闷不乐,意不能释。他抢夺许多基督徒的财产,有的信徒被充 军,有的被处死。将使徒约翰放逐拔摩海岛,又将罗马议员的女儿弗兰维充军本都。他制定一条残酷的律法:“基督徒一进法庭,除非反悔,无可免刑。”国内遇有 饥荒、瘟疫,或地震,一概加罪于基督徒。很多人被利所胜,起来诬告无辜者,使之丧命。凡不肯起誓,或承认自己是基督徒的人,都被处死。采有刑罚有:监禁、 拷问、火烫、热烙、火焚、鞭打、石击、绞刑等。绕红的铁钳撕裂了许多人的皮肉,野牛的角挑死不少的人。被害人的朋友不准收埋尸体。此为罗马帝国第二次大逼 迫。主后九十六年,豆米仙被朋友和部属杀害。


六十一、他乍奴逼迫教会
他乍奴(Trajan)登基后(主后九八-一一七年),立志兴国定乱,基督徒一时得以相安
无事。迨哲学家皮尼就任庇推尼巡抚,见基督徒人数众多,既不 赴庙宇,又常受人民控告,于是上奏:“臣不能明指基督徒有何为非作歹之事,只知道这些人意志坚定,无论如何不变初衷。今后对于信道的人,是否遂行判刑,或 须有其他罪名才罚之。”作乍奴覆论:“勿无故追搜基督徒,但若有人指控,应即查办。”帖士琏听到皇谕,就说:“哦,这种矛盾的谕旨!既承认他们无辜而禁止 追搜,又判令处刑如同犯法的人。”因着这个谕旨,第三次大逼迫的门户洞开,从庇推尼逐渐蔓延全地。不久,他乍奴又指令耶路撒冷的官吏灭尽大卫的后裔。他乍 奴崩,赫地安(Adrian)继承,逼迫的事并未减少。殉道的人数超出万名。罗马教会的监督亚力山大(Alexander)和二位执事,亦在此时殉道。许 多基督徒被钉在亚拉腊山上,头戴荆棘冠冕,肋旁被枪扎,重演当时加在基督身上的苦楚。罗马著名的将军犹推草(Eustachius)在庆祝他胜利的大会 中,拒绝参加向偶像献祭,竟被判处死列,全家殉道。赫地安鼻孔流血而死,崩于主后一二九年。


六十二、奥地留马可逼迫教会
奥地利留马可(Marcus Aurelius)接承罗马王位(主后一六一-一八零年),第四次大逼
迫教会,许多信徒殉道,在法国和亚细亚一带,尤其众多。奥氏乃斯多亚派的大哲学家, 对于任何事都不动心。因为不服信主的人热诚扬溢,也不信永生之道,遂仇视教会。奥氏本人虽然不信鬼神,但是身为罗马国王,见基督徒不赴庙宇,认为有损尊 严,加以信徒常说属天的国定胜属地的国,误认近乎叛逆,于是任人迫害教会。当时所用的暴刑,常使旁观的人战憟,而惊奇受苦者的勇敢,有人被迫用受伤的脚行 过荆棘、利殻和尖钉,有的惨被鞭打,直到筋脉毕露。

六十三、赛维罗逼迫教会
赛维罗(Severus)于主后一九二年登基,执政至主后二一一年。某次害病,曾得一位基
督徒的医治,因此对于教会颇有好感,甚至准许一位女基督徒作 他儿子的保姆。可惜王的意志十分薄弱,容易受人鼓动,反对的人屡次控告基督徒不拜偶像和王的像。当王铲灭东方仇敌,献功于庙宇之际,信徒均未参加。王怒勃 发,转而迫害教会。火烫、剑戮、兽噬、监禁、各种暴刑,一齐施行。甚至信徒的遗体亦从坟墓掘出,加以种种侮辱。此为罗马帝国第五次大逼迫。但是福音并不因 此枯萎。帖士琏生长此时,曾说:假若基督徒集体离开罗马境界,整个帝国的人口就要大大减少。


六十四、玛西摩逼迫教会
教会在罗马皇帝亚力山大任内享受平安。不久以后,他的军长玛西摩(Maximus)篡位(主后二三五-二三八年),一反前王的施政,第六次大逼迫于焉 开始。焚烧聚会所,逼迫基督徒,毁夺他们的产业。在盖贝多西亚(Cappadoica)时,逼迫尤其厉害,千方百计铲除信徒。
某罗马军人,拒戴王所赐的花 冠,坦白承认自己是基督徒,因此遭受鞭打,禁闭,及死亡。罗马教会的监督傍天纳(Pontianus)反对拜偶像,遂被放逐撒迪尼亚 (Sardinia),在彼殉道。继承他的监督安提罗(Anteros),是希腊人,为着收集殉道史迹,引起当局嫉恨,仅作四十天监督,就舍身殉难。罗马 议员潘玛基(Pammachius)和他全家并同道,共有四十二人,同日被斩示众。复有主的仆人迦利波底(Calepodius)受到各种惨无人道的虐 待,又被拖曳游行,最终头系磨石沉入河底。在这次大逼迫中,无数的基督徒未经审问,就被处死。有时五六十人合埋一穴。


六十五、抵先逼迫教会
抵先(Decius)登基(主后二四九-二五一年),可怖的第七次逼迫发生。当时外邦庙宇
门可罗雀,而基督徒聚会的场所却有人满之患。抵先因此妒忌教 会,决心灭尽基督徒的名字。
主后二五零年,抵先颁谕:全国人民必须入庙敬拜偶像和王像,否则逮捕,监禁,处以极刑,或充公财产。凡不愿拜像的人,可以自由 离境,家产全部没收,以后不得重返。抵先认为只要作此全面有系统的搜查和迫害,不难可把教会铲除。当时教会已有许多错误偷偷引入,教会领袖俨然自大,争夺 政治地位,有名无实的基督徒日益增多。由于此次逼迫,教会反而因之澄清。


六十六、非利连逼迫教会
非利连(Valerian 主后二五三-二六零年),在位初四年,非常宽待尊敬基督徒。迨主
后二五七年,埃及术士玛克利摩(Macriamus)得王 宠幸,多方挑唆,王遂下令逼迫教会。
先是禁止聚会,没收墓田,贬黜教会领袖,后见徒禁无益,乃下召将各地教会监督、长老和执事概行杀戮。大臣中有信主的, 罢免其职。设不反悔所信,杀无赦。尊贵的妇女放逐四夷。此为第八次大逼迫,继续有三年六个月之久,殉道者的数目多得无法统计。迦太基教会的监
督西比爛就在 这次迫害中殉道。这个长久逼迫信徒的非利连帝结局遭遇极其悲惨。他与波斯王所弗来(Sophores)交战,中计被擒。波斯王将他掳回本国,竭力侮辱,叫 他跪在地上,形同最卑贱的奴隶,用他作上骑的脚凳,并且大言不逊说:“这种姿势乃胜利的最大明证,较比所有罗马美术家所绘画的,更加生动。”他受这种虐待 有七年之久。当他八十三岁时,双目都被挖出,这样报复尚嫌不够,时隔未久,将他活活剥皮,用盐磨擦伤口,直到气绝。这就是一代暴君的收场。


六十七、奥利连逼迫教会
主后二七四年,奥利连(Aurelian)登基,立刻开始第九次大逼迫,下令禁止信徒聚会,
逼迫教会领袖,或驱逐出境,或用刀杀害。他部下兵士抢夺教 会所用物具,毁坏聚会所,掘挖尊贵人的坟墓,盗取财宝。当时著名的殉道者有罗马教会的监督腓力斯(Felix)。他作监督未久,即被斩而死。又有一个青 年,名叫阿加彼特(Agapetus),变卖家产,周济穷人,因此被认出是基督徒,遂遭逮捕,受到虐待,然后枭首示众。这次逼迫十分短暂,因为奥利连在位 不久,就被人暗杀。


六十八、代欧盔仙逼迫教会
第十次大逼迫乃古今最惨烈的逼迫。代欧盔仙(Diocletian)登基(主后二八四-三零五
年),初时对于教会颇有好感。迨迁都小亚西亚的尼哥米底 亚城(Nico-mendia),于主后二八六年派玛西缅(Maximian)居罗马城为次帝,局部逼迫开始发生。有一支底本(Theban)的军团,共 有六千六百六十六人,全部都是基督徒。他们原驻东方,奉玛西缅的命,进军加拉,协助平乱。玛帝举行大祭,吩咐全军陪祭,并立誓效忠,助灭在加拉的基督徒。 底本军团无法遵命。王大怒,命令每十人抽一人处死。结果存活的人不变初衷。第二次十人抽一。
全军团依然站住,且上奏称:“设王令和主令互不抵触,我们乐意 顺服,且常顺服。但若遇有抵触之时,我们必须顺服全能的主。我们愿意效劳,然而我们不能手染基督徒的血。人若不能向神赤忠,怎会向王尽忠。你吩咐我们搜查 毁灭基督徒,此事无须执行,因为我们就是基督徒,且以此名为荣。我们眼见同伴被杀,他们毫不抵抗,也无怨叹,他们为基督的缘故殉难是愉快的。无何能够激动 我们,举手反抗君王。我们宁愿死在人的恶待下,以求无辜,不愿活在罪恶的重压下。我们愿意接受任何王命之苦。我们公开承认自己是基督徒,因此不能迫害同 道。也不能向偶像献祭。”王大发雷霆,杀戮全军,不留一人。时在主后二八六年九月二十二日。主后二九二年,代欧盔仙另选格利留(Calerius)为该 撒,助理东方政事。次帝玛西缅另选康士坦徒(Canstantius)为该撒,治理英国、西班牙和法国三省。格利留受他母亲的唆使,劝诱代欧盔仙逼迫教 会,复称国家软弱,全因基督徒之故,不如除灭他们。迨主后三零三年,王听信谗言,颁谕毁灭各地礼拜堂,焚烧圣经和有关基督教的书籍。复下令剥夺基督徒的公 民权,不得担任任何重要职守,也不能得到法律保障。逮捕教会领袖,禁囚监内。凡不拜偶像的,格杀勿论。王谕张贴全国城市。有一勇敢的信徒,将告示撕破,结 果被焚而死。格利留心仍不甘,私下遣人放火,焚烧王宫,把罪名加在基督徒身上,作为残暴迫害的借口。凡是基督徒,不分老幼男女,一概杀戮。又纵火烧屋,许 多信徒全家葬身于火。有的被大石系头,赶入深海。逼迫蔓延全国,在东方尤其厉害。这样继续有十年之久。殉道的人数多得无法统计,殉道的方式多得不能尽述。 有些巡抚甚至请求停止屠杀,因为“居民血流,使城市污辱,民屠杀,使帝国毁誉。”主后三零五年,代欧盔仙逊位,且强迫玛西缅辞职。帝国由康士坦徒与格利留 分治东西。康氏人品高贵,性情温柔,而且善等基督徒。后主三零六年将国位传太子康士坦丁(Canstantinuns or Constantine the Great)。康氏受到母亲赫里拿(Hclena)的劝导,心中倾向基督。西方迫害遂告结束。至于东方,格利留另选其甥玛西岷(Maximinus)为该 撒,治理叙利亚,埃及二省。玛氏生性凶暴,继续逼迫信徒,且伪造“彼拉多行传”攻击基督,下令学校采用当作课本。主后三一一年,格氏患有恶疾,医生束手。 他认清这是神的惩罚,乃忏悔过去罪恶,颁旨停止逼迫,而且重修礼拜堂,并嘱基督徒代为祷告。除了玛西岷所辖的叙利亚和埃及外,东方的迫害亦告终止。

 

六十九、拉拿瓦罗逼迫教会
非洲马达加斯加岛女王拉拿瓦罗拿,极力逼害教会,焚毁基督教书籍,驱逐外国教士出
境,搜捕本国信徒,施以酷刑。曾在一次逼害之中,十八人被处死刑,一 百十七人充当奴仆,六十四人丧失家财,一千六百四十三人轻罚开释,判处死刑者四人被焚毙。其中有一孕妇,临刑之前还生孩子,婴孩也被抛给身在火焰中的母 亲。木柴因雨受湿,火势不猛,丧命迟慢。但当火焰齐膝,四人同声赞美神。另有十四人被人带到高山,缚于悬崖顶上,先问是否愿意舍弃耶稣,却无一人愿意,结 果割断绳索,全部堕落山崖,粉身碎骨。但在这种逼迫之下,多人反而蒙恩。其中一位即是女王的独生儿子黎各多。一天,黎各多看见三男二女从皇家监狱赴刑场。 他们外貌清秀,沿途歌唱,并喊基督。黎各多看看他们,不象犯罪之人,于是进宫问母,欲知究竟。女王躇踌片刻,方才回答:“他们受刑,乃因受了外来的教士引 诱,相信事奉基督,离弃本国的神。”黎各多就说:“可是他们虽被绑赴刑场,还是喜乐歌唱。”
女王忍受不住,不许儿子再说。黎各多想要明白底细,于是从事探 访。后经从仆米迦之介绍,参加一处信徒秘密的聚会,就在一个聚会当中,王子受感,跪下祷告,喜泪涌流。女王发现儿子大有改变,却寻不出原因。终被国务大臣 获悉,但因他是女王独生爱子,不敢对他怎样,更不敢奏告。女王因见逼迫无效,怒命王臣进宫,质问原委。大臣方才战战兢兢说出:“陛下,你的儿子也作了基督 徒。”女王起初非常愤怒,慢慢沉静下来,徐徐说道:“阁下,让我的儿子去作他所喜欢的事,即使他要作个基督徒,也随他的意思。”更向海外发表文告,召回被 逐教士,信徒骤增数千人。


七十、心跳比平常快就不要信神
瑞士有位殉道者,当其被判处死刑,赤脚站在柴塔之上,正待用火焚烧之时,他对监刑
的人说,请你来到我的身边。他说:“我快要被烧了,请把你的手放在我 的心房上,如果它跳得比平常更快,那就请你不要信我的神。”法官十分震惊,将手放在他的胸怀上,居然那样平安宁静,一点不象将要被火烧死的情形,而是如同 要去安睡的人一样。这就是“神所赐出人意外平安”的能力。


七十一、牛皮缠身曝晒
印度青年基督徒辛加达潜入西藏传道。西藏人警告他说:“你若留此不去,我们就要处
你死刑”。辛氏回答说:“我不怕死。”他们只得把他捆绑,押送出境, 严厉警戒他说:“如
果再来,必杀无赦。”辛氏却是紧跟押送之人的脚踪又回西藏。藏人果又把他捉住,残酷处死,用剥下的牛皮缠裹他的全身,放在烈日之下曝 晒,四昼四夜不给水喝,牛皮干燥紧缩,全身骨断筋折,如钳相夹。辛氏在此四日,见证主的大爱,临终告诉人说:“我见天使赐我一顶殉道的冠冕。”并为逼害他 的人祷告,许多人受感归主。


七十二、罗节用火焰洗手
英国著名的殉道者罗节约翰(John Rogers)是英文圣经钦定本的第一个译者。他活活被
火烧死。将被焚时,主教吴律(Sheriff Woodrofe)问他是否改变他的信仰。他回答说:“我所信所传的,我也要我的血来证实。”吴律说:“你是异端。”罗节说:“谁是异端,到基督审判台 前,就要显明。”吴律说:“我不替你祷告。”罗节说:“我却要替你祷告。”即
在那天,主后一五五五年二月四日,罗节被吴律带到西密埠(Smith field)。他的口里念着诗篇五十一篇。众信徒为着他的坚强大大欢喜,赞美感谢神。于是当着皇室的代表们,主教们和大众的面前,把罗节放在火上。火焰渐 起,烧到他的两脚,又烧到他的两臂。他非常安静,好象不觉得痛苦,反用火焰洗手,如同用水洗手一样。最后他举目望天,向天伸起两手,直到火焰把他烧尽。

七十三、搜毁圣经
当欧洲大逼迫的时候,圣经每页皆要被搜出来,送去烧毁。那时在法国,有一个爱慕圣
经的家庭,他们什么都没有也可以,但是不能没有圣经。可是圣经若是保 存不够严密,就会被人搜去,还要定罪。若是把它埋在地下,又怕受潮,藏在墙内,又嫌拿出不方便。他想了一个顶好的方法,把圣经放在凳子板底下,再用一块抽 板盖住。这样,若把凳子翻过来,拉开抽板,便可阅读,抽板盖好,将凳子再翻过来,便可当作座位,如此既查不出,又可天天阅读。他把凳子随便放在房子里面, 听人随便来坐在其上,看来如同平常凳子一样。有一天,天主教的神甫,来到他家搜查,各处找遍,没有找到。找的时间长了,神甫就毫不介意的坐在那张神秘的凳 子上,揣想圣经到底藏在何处,他始终没有找到。后来这家人听说美国可以自由读经敬拜神,便带那本圣经和妻子搬到美国去了。圣经与福音就这样传到美国去了。
在美国有一本圣经是在面包炉中和面包一同烤过的。这本圣经现在斯克博先生手中,是
他的祖母遗留下来的。当他祖母在欧洲时,罗马教皇颁 布一条命令,凡人民所有圣经都须交给神甫,一齐烧毁。如不照办,全家性命难保。神甫挨家搜查,一天查到斯克博祖母的家中,可巧是烘面包的日子,祖母一听神 甫来了,连忙把她宝贵的圣经用面糊包裹起来,和其他面包一起放在炉中烘烤。神甫找得满头大汗,都未找到。神甫走了,她把圣经从炉中取出,一点也没有损坏。 后来迁居美洲,便把这本圣经带到美国去了。

 

綦彦臣:二〇一五,旧冷战彻底结束的一年

 

   可以预言,本世纪下半叶有重要历史学家续写或重写世界文明史时,一定会认为二〇一五年非常之重要。它重要,是因为美国与古巴时隔五十四年,结束了敌对,恢复了外交关系。显然,一九九一年的欢庆早了一些。那时,人们认为冷战完全结束了。但是,好像是产生集体遗忘,忘了危险的一九六二年十月的十三天,古巴导弹危机险些引发核战争。

   说那次可能发生的核战争毁灭人类,或许夸张了,但它是冷战的顶峰无疑。今天,我们应该为旧冷战的结束而举杯庆贺。尽管古巴不太容易在政治制度方面发生根本变化,或者说它那里的政治演进还带有极大的不确定性,但是,变化,实质性的变化开始了。与这个在文明史上有重大意义的事件相关联,越南作为美国的宿敌,开始主动与美国缓和关系。它的真正掌权者阮富仲在二〇一五年七月份访问了美国。

    如此变化,让我想起《圣经·新约·保罗书》上的一句话:And we know that for those who love God all things work together for good,for those who are called according to his purpose.这句话的简化说法是“神让万物互相效力”。恰是万物之间互相效力,且世界是往更加符合人性的方向演进,那么,“存在的就是合理的”的黑格尔名言就有了神学依据。

    假定一种存在(可以命名为“α”)在另一种存在(可以命名为“β”)看来或者对比来,是不合理的,那么,β试图改变α的不合理也是一种合理,所以,在一定时期内,α和β能够并存。其趋势合理改变历史合理的过程,是演进,是趋向善的实质性合理。在这个意义上来讲,也可以回到《圣经·旧约·创世纪》去看问题。其中有言:And God saw everything that he had made,and behold,it was very good.在此次“神看这一切都好”之前,还有神看具体一个创造结果是好的,发生了四次,尽管世界因为第二天的“不好”而不完美。

世界总体是好的,细节上或个别部分有不好的,可以容忍或忽略,因为世界总是:第一,让α和β具有时间交集;第二,让β实现α的本质合理化替代。如此之趋势,其重大节点发生在五十年前,与今天的美古、美越实质性地改善关系可以相提并论,其为一九六五年的美国《选举权法》的通过。此后,对黑人的歧视还有,但它绝对不可能在法律上站得住脚。从这一点上来说,美国作为一个完整的民主国家其历史也只有五十年。

从一九六五年之后的世界五十年,是非常值得文明史家关注的。可以仔细书写的地方太多了,甚至可以写一部《人类五十年史:从一九六五到二〇一五》。这中间,不应该忽略的不仅仅是马丁·路德·金的作为——而这个忽略在许多被称为有影响的世界史书写中是存在的,更有一九六一年五月四日的一次象征性的种族团结行动——七位美国黑人和六位美国白人联手示威,和平的,从华盛顿乘上灰狗长途车,奔往密西西比州的首府杰克逊市。这个和平而有意义的联合抗议暨旅行,针对的是乘车及候车室里的种族隔绝。

人性上的平等比任何平等都要重要。所以,美国白人警察在枪杀黑人之后,上街抗议不仅仅是黑人,不仅仅是中国社会里的“当家户族,侄男老女”那种情形,是完全的社会上没有利益关系的人。有黑人,有白人。如果说上街的人们有什么共同利益的话,只有一项:伤害人性,就是伤害不分种族、肤色的所有人。

从一九六五到二〇一五,短短的五十年,人类进步何其之大!在神学意义上,世界的美好与内在的演进,完全彰显出人类在合理性方面的进取能力。在狭义的地缘政治学方面,新的冷战或许已经发生,但旧的冷战之彻底结束发生在今年,二〇一五。还有,伊朗核问题得到了缓和,尽管不是彻底解决。伊美伊关系趋向和解,无疑会对全球地缘政治发生非常积极的影响。这也是二〇一五年值得纪念的一件人类文明史上的大事件!

写下这样一篇短文,理性地颂扬我们的世界以及我们这个物种;写下这样一篇短文,热切地为本世纪下半叶的文明史家提供一条思路。

基督徒殉道者传略(二)

 


三十一、裘曼尼葛被野兽噬害
裘曼尼葛(Germanicus)是个青年的基督徒。他被扔给野兽噬害。他的勇敢激励了旁观的人,使数人悔改信主。因此触怒了百姓,群起呼叫“除尽恶人,快捉玻雷卡”。结果士每拿教会的监督玻雷卡和十二位其他的信徒,不久亦名录殉道者的册子上。


三十二、玻雷卡焚身见证
士每拿教会的监督玻雷卡,他们把他拿住了。因为他已八十六岁,所以不忍处死他,特别宽待他,只要他说一声我不认识拿撒勒人耶稣,就可释放。但他回答 说:“我不能否认祂。我已事祂八十六年,在这八十六年中,祂从没有亏待我,我怎能爱惜这身体而否认他呢?”他们把他抬到火里去烧。当他下半身已经烧枯了的 时候,他还能说话,他说:“感谢神!我今天有机会能够被人烧在这里,用我性命来作见证。”


三十三、腓力西他母子同殉道
腓力西他(Felicitas)是一位尊贵的罗马主妇,品德高尚,信道虔诚。她有七个儿子,个个都受她的良好教导。国内发生地震、饥荒和水灾,谣言纷 传,说这些灾害,乃因基督徒不敬鬼神所致,群起攻击信徒。腓氏和她的众子因此被捕。王命巡抚波里审问他们。巡抚先从母亲着手,以为只要说服母亲,余者自然 跟随。虽经利诱,恫吓,腓氏信心仍然坚定不移。巡抚乃转移目标,分别审问她的众子。他们的信心坚强,意念相同。于是下令全家处死。长子鞭打后用重量压死, 次子,三子被木棍击死,四子被推下山谷跌死,其他三个幼子被斩首。母亲亦被枭首示众。


三十四、吉司丁被鞭打斩首
吉司丁(Justin Martyr)是一位著名的哲学家,原籍撒玛利亚的尼波立(Neapolis),生于主后一零三年。曾受当时的最高教育,并且游学埃及。在亚历山大,他获 悉编译圣经七十士译本的人员的一切事迹,参观过他们工作的小房间。他爱慕真理,是个博学鸿士。他研究斯多亚(Stoic)和巴黎培载底派 (Peripatetic即亚里斯多德派)的哲学,尝试过毕赛古利(Phthagorean)的制度(即轮回学说)。后又转攻柏拉图 (Platonics)的哲学,迨主后一三三年,当他三十岁之时,悔改归主。他曾写过一篇优美的通启,劝告世人,归服他新近所得到的信仰。他的生活十分纯 洁,堪称基督徒哲学家。他也用他的才智劝导犹太人。他常游行各地,最后寄居罗马城,在那里开办学校,教育多人。当外邦人开始逼迫基督徒的时候,他上书罗马 皇帝,替基督徒申辩。结果王降旨缓和逼迫。不久以后,他与克利新(Crescens)发生辩论。克氏乃讽刺派的著名人物,为人不修品行。吉司丁的理由十分 有力,对方无法驳倒,于是克氏毒恨在心,极思报复。当时适有夫妇二人住在罗马,都是不良之徒。后来妇人悔改信主,设法挽回她的丈夫,多次尝试均告无效,乃 请求离异。这样激怒了丈夫,上告妇人乃基督徒。经妇人苦求后,丈夫收回控诉,但竟迁怒引领妇人信主的托拉米(Ptolemeus)。托氏被判死刑。另有一 位罗西(Lucius)亦同被处死。吉司丁写第二篇申辩文,辨说刑罚太过残酷暴烈。克氏就乘机进谗言,以致吉司丁和他的六个同伴一起被捕。他们因拒绝向偶 像献祭,又不肯反悔所信,遂被鞭打而后斩首。时在主后一六六年。


三十五、里昂信徒受逼迫
罗马皇帝奥利留马可时,里昂信徒遭遇逼迫。那时著名的殉道者有亚葛特(Vetius Agathus)他是一个少年人,为所信的真道竭力申辩,并且承认自己是基督徒,结果被处死列。许多人受他勇敢的激励,大胆承认主名,以致与他遭受同样结 局。有一位体质孱弱的姊妹,名叫白兰第娜(Blandina),得到天上的特别力量,竟能忍受刑罚多时,使执刑的人又惊奇又疲倦。当维也纳 (Vienna)教会的执事赛脱司(Sanctus)上刑之时,他十分镇定,只喊叫说:“我是一个基督徒。”烧红的铜片放在他身体的幼嫩部份,使他的筋肉 消缩。但他坚忍不拔,乃重新下监。数日后从狱中提出来,施刑的人希奇他的伤痕竟已痊愈,体力亦已复原。又重新上刑,仍旧不能治死他。于是再度下监,禁闭一 时,最后被斩而死。又有一个软弱胆怯的女子,名叫皮白利(Biblias),曾经惧怕死亡而反悔所信,但是后来重新承认主名,十分忍耐的接受痛苦。至于在 里昂其他的信徒,有的被迫坐在烧红的铁椅上,皮肉炙裂,有的被缝在网里,丢给野牛撞死,凡囚死狱中的,都扔给狗吃。在里昂的殉道者大约有四十八位。时在主 后一七七年。


三十六、沸沥青浇头
奥利根的父亲梁乃达,因着基督徒的名被斩。受刑以前,儿子写信鼓励他说:“父亲,请勿为了爱惜我们的缘故,改变你的决心。”许多听奥利根讲道的人亦同 样殉难。拉士和她的母亲姊妹都被先以沸沥青浇头,然后用火烧死。监刑官巴西利见到她们镇定,受感归主,并因拒绝指着罗马偶像起誓,被判死刑。

 

三十七、裴百秋被牛闯剑刺
裴百秋(Perpetua)是一位二十六岁的青年女子,有钱财,且有学识,怀中尚有乳儿。她的父亲非常疼爱她,在她被捕后,常到禁闭的地方探望安慰, 多方劝诱,想要叫她反悔。她的信心坚定,不为所移。因此激怒老父,把她毒打一阵,数日不来探望。她在牢中受浸。方伯审问之时,吩咐她向偶像献祭,她抗不遵 命,乃判下地牢,且不准携带乳儿。两位看顾受难信徒的执事设法使她每日得到数小时呼吸新鲜空气的机会,趁此哺乳她的婴儿。她自知不久人世,转托母亲照顾外 孙。老父重来探狱,苦劝求她背道,态度柔软恳切,真使铁石心溶。但她深晓必须撇弃一切跟随基督,因此回覆一句话:“但愿神的旨意成就。”老父闻言,五脏俱 裂,悲惨离开,听凭天命。裴氏在受审时,显出非常的勇敢和坚强的意志。审判官请她慎重考虑老父的眼泪,幼儿的无倚,和她自己生命的危险。她胜过一切天然的 感觉,不顾精神和肉体上的痛苦,决意牺牲所有人的关系,来换取基督所赐的永生。无论人怎样诱惑,她毫不动心。老父知她必死,不觉动了慈心,想要把她抢走, 结果反被重击,这事使女儿的心悲痛万分。她重新下监,与其他的基督徒一同受刑。当时与她同受监禁的,另有一位怀孕的姊妹,名叫腓力西他 (Eelictias),法官劝她爱惜自己的生命。她回答说,她决不接受任何拜偶像的建议,也不以性命为念。在牢内生了一个女孩,由一位信主的姊妹代为收 养。受刑的日子到了,她俩被人带进戏园,听任野牛撞死,凶恶的野牛被放出来,直闯裴氏,使她昏晕,后又抵触腓氏,使她重伤。最后执刑的人用剑刺死她们。时 在主后二零五年三月间。


三十八、亚历山大信徒受逼迫

罗马皇帝西摩崩后,教会暂享十年平安。至主后二四九年,迫害重新在亚历山大地爆发。一个异教祭司出来煽动,百姓群起攻击信徒,冲入他们的家,又抢劫又 毁坏,并且谋害性命。闹得满城风雨,到处听见喊声:“焚烧他们,焚烧他们!杀死他们,杀死他们!”当时有一年老可敬的基督徒,名叫美德(Metus),因 他不肯亵渎他的救主,被人带时庙内,坚不跪拜偶像,就被倒曳拖过尖石,鞭打后投石击毙。又有一位未婚的姊妹,名叫阿波路拿(Appolonia),承认自 己是基督徒,乱众用拳击落她的牙齿,恐吓要活烧她。火已点着,她被缚在杆上,她要求解开捆绑,众人以为她要反悔所信。不料,一经解开,她即纵身火中,葬于 其内。


三十九、菲便被枭首示众
罗马皇帝抵先在位时,罗马教会的监督菲便(Fabian)首先蒙难。他深得前王信任,受托管理银库。迨抵先接位,见库藏未如他所猜想的丰富,因此迁怒菲便,于主后二五零年元月二十日将他枭首示众。


四十、犹廉被投深海
犹廉(Jutian)是西力西亚人(Celicia),因是基督徒,遭人逮捕。虽然不时受刑,但他信心坚定。一年之久,他被押解各城,备受群众侮辱。任何方法都不能使他反悔所信。后被带到法官面前,衣服剥光,重重鞭打,然后装在满了毒蛇蝎子皮袋里,投入深海。


四十一、阿加太被烙撕
阿加太(Agatha)是一个才德的女子,容貌非常美丽,西西利巡抚贵顿(Quintain)一见倾心,多方设法勾引。她知巡抚是个放荡顽固的人,于 是出城避居。不幸被人发现,押返城内。她切切祷告,将自己交托给全能的神,祈求速死。巡抚想要满足他的贪欲,将她交给一个淫乱的妇人,利用各种诡计,诱她 入网,但是所有方法都归失败。巡抚计穷,恼羞成怒,决意报复,命人将她鞭打,再用热铁烧烙。尖钩撕裂。她勇敢忍受一切。最后她被放在火炭和碎玻璃上,抬回 监狱,离世归主。时在主后二五一年二月五日。


四十二、西利愉快走向刑场
西利(Cyril)是哥滴拿(Gortyna)教会的监督,被捕之时,已达八十四岁高龄。巡抚劝他服从王谕,向偶像献祭,免得延祸己身。老人答说:他 无法遵行这种条件。他在过去指人永生的路,现今亦应思想自己的得救问题。巡抚对他束手无策,遂下判决:“西利神智昏迷,胆敢反抗我们的神道,兹判令火 葬。”这位可敬的监督闻判,面不改色,愉快走向刑场,毅然殉道。旁观的人无不惊奇,有人因此信主。


四十三、巴比拉被斩
安提阿教会的监督巴比拉(Babylas)满了智慧和热心。因为当面抵卸王,在谋害人命之后,进入基督徒的聚会所,致被斩首。先时王与邻邦媾和,执邻 邦王子作质,讲明对他必定善待。未久背约,处死邻邦王子。事后起意参观基督徒聚会场所。巴比拉把守门口,拒不接纳。王勃然大怒,下令逮捕。唆词严责,命令 他向偶像献祭,以赎前过。他坚决拒绝,遂被铁链重重捆绑,禁囚牢内。他和他的三个青年学生同时受刑,赴法场时,他喊说:“看哪,我与神所给我的孩子。”他 盼望死后,能与捆他的铁链同埋。主后二五一年,他被斩首。照他所望,与铁链同葬。


四十四、姊妹两人用血证明所信的道
罗腓拿(Rufina)和西肯大(Secunda)姊妹二人是罗马名流阿泰利(Asterur)的女儿,美丽且有学问。她们都已许配尊贵的罗马人。当 逼迫临到时,她们的未婚夫为着保留财产,否认了他们的信仰,同时劝诱这两位姊妹背道。但是她们信心非常坚定。为了安全起见,她们离开罗马。为料她们的未婚 夫见计未遂,起来密告她们。结果被捕,押至罗马巡抚面前,用她们的血了所信的道。时在主后二五七年。同时罗马教会的监督司提反被斩殉道。


四十五、撒抖尼纳被绑牛尾
图罗士(Thoulouse)教会的监督撒抖尼纳(Saturninus)遭受暴徒攻击,被人诬告。因他不肯向偶像献祭,受到种种野蛮对付。后又双脚 被缚野牛尾上,命令一下,野牛被赶,疯狂下了庙宇台阶,因之头骼破裂,脑浆直流。城内少数信徒许久未敢收尸。最后,还是两位姊妹前来运走尸体,葬在沟渠之 内。


四十六、劳伦第关铁器内焙烧
劳伦第(Laurentius)是罗马教会的重要执事。当继随司提反作罗马教会监督的塞斯德(Sextus)殉难时,他伴送至刑场。塞斯德预言三日后 必要与他主前相会。劳伦第认为这是他殉道的暗示,乃召集贫穷的信徒,把教会托他管理的财物分给他们,免得落入别人手中。逼迫的人获悉,立刻把他抓住,要他 向王说明教会的帐目。他答应照办,要求一些时间清理。在三日内,他召集许多老人,无告,和赤贫,把他们引到官长面前,指着他们说:“这些就是教会的真财 宝。”巡抚大失所望,认是侮辱,吩咐人鞭打他。他被铁棍拷打,又被置在木马上,四肢脱节。他用坚忍的心接受一切毒刑。后被关在一只铁的焙器里面,用阴火慢 慢烧
他。他的面容严肃,态度镇静。以致旁观的人十分钦佩基督道理的真实和神圣,许多人立刻悔改归主。在焙器内烧了一会,他向王喊说:“这边已热,堪作食 物,供人享用。”执刑的人把他翻转过来,又过了一个更长的时间,他尚有余力和灵力,严肃的报告王,现在已经熟透了,只等上菜了。于是双目望天,愉快安详的 把灵魂交托全能的主。这件事发生在主后二五八年八月十日。


四十七、乌地加三百信徒同跳火窑
在殉道史上最恐怖的事件之一,发生在乌地加(Utica)。有三百位基督徒被押送石炭窑,站在烧着的窑四围。有一碟木炭和香预备着,方伯吩咐他们向偶像进香,否则扔入火窑。他们一律拒绝进香,勇敢跳入窑内。


四十八、阿尔本被斩
英国的第一位殉道者阿尔本(Alban)原是一位异教徒,为人乐善好施,藏匿福音使者爱裴巴勒(Amphioalus)在他家里。爱氏的品行和劝导深 深感动了他,使他悔改归主。当人搜寻到他家里时,他因爱友心切,与爱氏交换衣衫,使他逃循。兵士抵达寓所,他挺身而出,冒名顶替。及至来到巡抚面前,真相 立刻发觉。巡抚命他就近祭坛献祭。他勇敢承认自己是基督徒,所以无法遵命。鞭打不过加增他的决心。主后二八七年六月二十二日他被斩首。


四十九、西巴新被箭射毒打
西巴新(Scbastian)为人十分圣洁,生在加拉,在米兰(Milan)受到基督道理的薰陶,后来升任禁卫军军官。他保守自己清洁,不受宫廷荣华 的迷惑,不被四围恶习所沾染。深得上司信任,同伴敬爱,下属羡慕。直到逼迫剧烈之时,有的假弟兄将他出卖,密告罗马市长。市长慑于他的地位,不敢遂然加 刑,乃转禀于王,王将他召来,责他不忠,甘作帝国偶像和王的仇敌。西巴新答称,他所信的,与王所指责的完全不同,他决无危害王和帝国的可能。他的忠诚可由 一事加以证明,就是天天向独一真神祝祷王和帝国兴盛。王大大发怒,吩咐把他押送营地,乱箭射死。这个命令立刻执行。有几个基督徒前往收尸,发现他尚有气 息,就把他移到安全地点,小心看护,直到恢复健康,准备二次殉道。当他力能步行之时,王赴庙宇,他在途中挺身而出,严词斥王,不该无故虐待基督徒。王惊定 之后,下令逮捕,带到王宫附近,毒打至死。尸体投入渠沟,免得有人前来收尸。可是有一姊妹,名叫路西拿(Lucina),
设法运尸,移葬地下墓所。


五十、维特十二岁殉道
维特(Vitus)出身西西利望族,从小接受福音。他的德行随着年龄生长。他的信心坚固,使他胜过各种危险和试炼。父亲海拉(Hylas)是个异教 徒,发现保姆应用基督的道理培养他的儿子,就用种种方法诱他反悔所信,然而一切利诱恫吓都属无效。父亲天良沦灭,竟然走告巡抚非利连 (Valerian)。维特被捕之时,年方十二有余。巡抚小看他年轻,以为只要略予恐吓,就可使他背道。于是命人重重将他鞭打,然后送他回家,认为就此解 决了。不料他仍坚信不移。父亲心地昏迷,想要杀他献祭。他得讯逃跑。不久被捕,与他保姆,和陪他逃避的弟兄一同殉道。时在主后三零三年六月十四日。


五十一、维托被欣脚轧碎
维托(Victor)属于马赛(Marseilles)望族,晚间常常探望受苦信徒,坚固软弱的,并用财物周济贫穷的人。他的善行被人侦知,因此被捕 受审。官长劝他重归异教,切勿为一死的人(他们这样称呼基督),丧失君王的宠幸。他回答说,他宁愿事奉一位从坟墓里复活的神子,不愿接受王的一切恩惠。他 是基督的精兵,决不容让地上的地位干预他向天上君王的责任。因着他的地位高贵,官长只能解他到王面前。王命令他向罗马偶像献祭。他不听从,遂被捆绑,沿街 拖曳而行。乱众给他种种侮辱。但他毫不动摇,反而说道:“基督的门徒乐意为着祂的名忍受任何苦难,并且欢迎一切可耻惨痛的死亡,这就是他们满有盼望的明 证。他
愿以身作则,证明他所说的。”他被置拷问台上,多方受刑。但他双目望天,求神赐他忍耐的心。在牢内,他引导三位禁卒归主。这事被王知道,立刻将那三 位禁卒枭首示众。当他第三次受刑时,有一小祭坛摆在面前,要他上香。他大胆走近,用脚一齐踢翻祭坛和偶像。王大怒,吩咐吹断他的脚,丢他在石臼里轧碎。石 臼损坏,他重被拖出,遍体创伤,被斩而死。


五十二、罗马纳被绞死
罗马纳(Romanus)是巴勒斯坦人,该撒利亚教会的执事。当代欧盔仙逼追的谕旨传达安提阿时,许多信徒怕死,竟然委曲求全。他责备了一些人,以致 被告遭捕。他被带到法官面前,承认自己是基督徒,甘心接受任何苦痛。人就将他鞭打,放在拷问台上,用撕裂身体,用刀割皮,面上刺花,牙齿脱臼,头发连根拔 出。但他转向巡抚,安祥的感谢巡抚,替他开了许多口,可以传扬基督,因为“每个创伤是一张嘴,唱出主的尊荣。”他请求巡抚试验他所信的道,可以询问任何孩 童,因为他们天真,他愿遵照孩童的判语而行。有一七岁的孩童,从人群中随便被挑出来,问他照他看来,人当敬拜一位真神就是基督呢?抑或崇拜许多神。他回答 说,他想神只有一位,而基督就是神,因为“我们小孩无法相信许多的神。”巡抚又惊又气,称他判徒恶棍,问他是谁教导的。他答:“是我母亲进行教导的。在我 啜乳之时,就已吸收这个教训,我必须相信基督。”巡抚命人将他毒打,甚至旁观的人都不禁流泪,然而孩子的母亲却无一滴眼泪,反而责备孩子不该要求水喝,应 当渴慕伯利恒的婴孩所饮的
杯,叮嘱他记得以撒甘心献上自己,死在父亲手里。正当母亲谆谆教导之时,执刑的人拔掉孩子的头发,甚至连皮拔起。母亲鼓励着说: “我的孩子,你虽在此受苦,不久就要与主同在,祂要将那永远荣耀的冠冕戴在你这光秃的头上。”孩子听话,向母亲和执刑的人微笑。不久,罗马纳被绞死,孩子 被斩首。时在主后三零三年十一月十七日。


五十三、提摩太夫妇并钉十字架
摩里德尼亚的执事提摩太结婚未过三礼拜,就被逮捕,押至提佩斯总督亚里安纳面前。
总督知道提摩太藏着圣经,当即下令交出焚毁:“要是我有子女的话,情 愿交出他们来牺牲,却不与神的话分离。”总督一听此言,勃然大怒,令人用烧红的铁棍把他的眼睛挖出,并说:“你现在不能看书了,圣经对你也无用了。”这种 刑罚不能使他屈服。此时他的新婚妻子摩拉,不忍见他这样受刑,婉言劝他表示屈服。可是当他口中所塞东西取去之后,非但没有依从妻子的劝告,反而痛责妻子误 解爱情,并且宣誓,称他业已准备为主捐躯。他的新婚妻子大受感动,决定效法他的忠贞勇敢,共同进退。总督欲使提摩太之妻改变宗旨,命人施以毒刑,结果无 效。最后和提摩太并排钉死十字架上。


五十四、甘为基督被杀
罗马皇帝逼迫教会,大肆杀戮信徒,差派军长率兵驰往伊撒得城,嘱他预先侦察基督徒
聚会所在,然后出其不意,一网打尽,通通杀光。军队赶到,军长先行进 城,途中遇一妇人携带小孩行路,就问她说:“到哪里去?”妇人答道:“往基督徒聚会所聚会去。”军长惊讶的说:“你岂未闻皇帝派兵前来,捕杀基督徒么?” 妇人答:“我们基督徒都已知道此事,特往素常聚会之处,甘为基督被杀,荣耀主名。”军长听了,大受感动,不但未予奉行杀害基督徒的命令,反而自己悔改归 主,作了基督徒。


五十五、四十个殉道者四十个冠冕
古教会史上记载一个事实:有四十个可爱的兵丁,因信耶稣,被罗马的官兵捉去,定了
死刑。他们都赤着身子被带到一个结冰的湖面上,让他们冻死在那里,但 许可他们反悔。在那生死关头的夜间,若肯改变信仰,即可上岸,到监刑官那里说明,就得免刑。那天晚上,站在岸上的哨兵看见一队天使飞翔在那殉道者的上空, 在他们每一个人头上,放一个冠冕,并接他们上天。登时满天歌声:“四十个殉道者,四十个冠冕。”最后一齐都升天去了。只有一人的冠冕仍旧悬在高空,似乎无 人接受。忽然那个哨兵听见一个人的脚步声。举目一看,乃是那四十人中的一个,走近他的身旁,这个人逃避冰湖,不愿殉道。那个哨兵惊奇望他,即将自己的衣服 徽章脱下,递给他说:“蠢汉,如果你看见我今晚所看见的,你决不会舍弃人的冠冕,现在来,你站在我的岗位上,我愿意去承受你的福分。”他马上赤着身子走上 冰湖,就那荣耀之死。停了很久的唱诗,又续奏那“四十个殉道者,四十个冠冕”。


五十六、什么来和基督比较
有个姊妹,在受逼害时,他们只要她向亚底米偶像鞠躬,就可释放。她说:“你们叫我
拣选基督呢?还是拣选亚底米呢?第一次我拣选了基督,现在要我再拣 选,还是拣选基督。”结果她被杀了。还有两个姊妹在那里说:“有许多神的儿女已被拖去殉道了,我们为什么还留下来呢?”因此她们就被拖去关在监里。她们看 见许多人都被丢给野兽吃了。又有两个姊妹说:“许多人用血作见证,为什么我们只能用口作见证呢?”这两个姊妹中,有一个已经出嫁,另一个也已订婚,于是她 们的父母、丈夫、未婚夫都来苦劝她们,甚至把亲生的孩子抱来求她否认主。但是她们说:“你们想拿什么来和基督比较呢?”结果她们也被拉去,丢给狮子吃,她 们一面走,一面唱诗,直到被狮子撕碎。


五十七、一一都在火中为主舍去
亚的利(John Ardley)将要为主殉道之时,施刑的人告诉他说,被火烧乃是一件极其难受
的事,意思要他否认基督,就可免去痛苦。但他慷慨的说:“若我有象头发那样多的生命,
我要一一都在火中为主舍去。”

 

基督徒殉道者传略(一)

 

 原载《福音文摘》

 

一、彼得倒钉十字架


从阿披安通往罗马路上,有一教堂,名叫:“主啊,你要往哪里去?”乃是纪念这一件
事。据说就是彼得遇见主的地方。当基督教初期受到大逼迫时,罗马的基 督徒力劝彼得暂时逃避。彼得起初不愿离弃羊群,独自逃命。后来没法再延,便在清晨,顺着那条大路逃去。走不一会儿,突然明光高照。他定心一看,不是别人, 正是他的主向着罗马走来。彼得就问:“主啊,你要往哪里去?”基督面带愁容的说:“因你离弃我的羊群,我要前往罗马再钉十字架。”彼得立即转回罗马,不久 被捕。据传人要把他钉十字架时,他要求倒钉,因为他说:“我不配与主耶稣同样钉死。”时为尼罗王五十四年。

二、安得烈十字架上教导百姓
使徒安得烈在亚细亚许多国家传扬福音。当他行到伊第沙,受到巡抚伊奇士的恫吓,不准他破除迷信。但他不为所胁,继续传道,以致被判死刑,挂在十字架 上。他却毅然告人,若他怕钉十字架,就不会传扬十字架的光荣。临刑又称,他热恋十字架,渴慕拥抱它。人用绳索把他绑在十字架上,最初不用钉钉,意思是要延 长他的痛苦。他留在十字架上有二日之久,不断教导百姓。

 

三、雅各感动诬告人
使徒雅各是十二使徒最先殉道的一位,当被判处死刑之时,他的镇静感动了诬告他的人,反而使之归服基督。这事越发触怒当局,下令两人同时处死。

 

四、约翰被充军
使徒约翰经罗马皇帝豆米仙(Domitian)下令逮捕,解送罗马。先拟把他投在油锅里炸死,
后又改刑充军,送到拔摩海岛。他在岛上得着圣灵感动,写 了启示录。豆米仙崩,他返回以弗所,写了约翰一、二、三书。据说他年迈时,步履维艰,坐轿赴聚会,常这样说:“小子们,你们应当彼此相爱。”他活到将近百 岁,平安去世。


五、腓力被拷打钉死
使徒腓力先在上亚西亚工作,后往弗吕家,直达希利波里。眼见居民迷信偶像,甚至跪
拜巨蛇,他引导多人归主,并设法将巨蛇治死。因此触怒官长,被捕下监,经拷打后钉十字架。时在主后五十二年。


六、巴多罗买被钉斩首
使徒巴多罗买将马太福音译成印度文,并亲自在印度传道。最后那些拜偶像的人抗拒他
的教训,重重拷打他,钉他在十字架上。从十字架取下,尚有奄奄一息,乃予斩首。


七、多马被矛刺死
使徒多马,希腊文称为低土马。他也曾往帕西亚及印度传道。异教祭司因此嫉妒,将他用矛刺死。

                      
八、马太被戟刺死
使徒马太在主升天以后,继续在犹太各地传道达九年之久。因着准备前往外邦工作,就用希伯来文写了一本福音书,专供犹太信主的人阅读。这本福音后由主的 兄弟雅各译成希腊文。他曾赴埃提阿伯,在那里设立教会,并使多人信主。后赴帕西亚(Parthia),得到圣灵同样的祝福。当他重返埃提阿伯时,在乃旦巴 (Nadaba)城被戟刺死。时约主后六十年。


九、达太被钉十字架
使徒犹大,别名达太,在伊第沙行了很多神迹,使许多人归主。因此触犯当局,被钉十字架。时在主后七十二年。


十、西门被钉死
使徒西门即奋锐党的西门,在毛力担拿(Mauritania)工作,极有成效。后赴非洲,甚至英国传道。最后在英国被钉死。时在主后七十四年。


十一、马提亚被石击斩首
使徒马提亚原是七十门徒中的一位,后因犹大丢弃他的职分,被选填补犹大的遗缺。他在耶路撒冷殉道,先被石击,后又斩首。


十二、保罗被斩
使徒保罗在罗马被囚二年,后经释放,遍访希腊和罗马各地教会,并往法国和西班牙传扬福音。返罗马时,重遭尼罗逮捕,被斩而死。


十三、老雅各被推落地
主的兄弟雅各,被称为教会的柱石,时常跪着祷告,以致膝盖的皮磨得硬厚,如同骆驼的皮一样。主后六十二年,他九十四岁,被人带到屋顶,推落于地,再用棍石击打,为主殉道而终。


十四、路加被挂树上
医生路加,乃是路加福音和使徒行传的作者,他随保罗前往罗马,并在许多地方宣传福音。结果他被希腊教的祭司挂在橄榄树上而死。


十五、亚波罗为主名被杀
亚波罗大约生在亚力山大,以后迁住罗马城。当该撒轲模督在位时,被人所捉,交给罗马城宰拍仁尼斯审问。经过两次讯问,拍仁尼斯极力劝他改变信仰,献祭 给诸神,并独尊轲模督像。亚波罗未为所屈,在他面前辩驳偶像假神之虚妄,并见证创造天地万物又真又活的神,和救主耶稣基督。遂被定了死罪,为主名被杀。


十六、马可被倒曳焚尸
马可用希腊文编写福音,以应罗马信徒的需求。他先往埃及工作,后赴利比亚(Lybia),领导多人悔改。当他返回亚历城时,有些埃及人因着嫉妒,决意把他治死。先绑住他的双脚,沿街倒曳而行,后又收入内监,第二天火焚其尸。


十七、提摩太劝民被杀
提摩太在保罗殉道后,重返以弗所,在那里殷勤服事教会,直到第一世纪将告结束的时候,某次,居民举行庙会,各戴面具,手中持杖,肩抬偶像,环街游行。提摩太劝勉他们回头,离弃虚妄,敬拜真神。百姓不听,反用棍杖乱击,以致重伤,两日之后,他在主里睡了。


十八、以拉都被虐待而死
以拉都本是哥林多城里管银库的,由保罗引导归主。他决心跟随使徒,辞去职务,陪伴保罗游行各地,后被留在马其顿工作。他在腓立比被人虐待而死。


十九、亚里达古被斩
亚里达古生在帖撒罗尼迦,信主后常与保罗作伴。当以弗所城大乱时,他被拥进戏园,受尽羞辱,但他毫无怨叹,反而以善报恶。后又跟随保罗赴希腊等地工作。最后护送保罗至罗马,遭尼罗逮捕,被斩而死。


二十、特罗非摩被斩
特罗非摩乃以弗所人,经保罗引领归主。常随保罗游行各地,宣扬福音。保罗被解送罗马城,彼亦随往,殷勤伺候。彼曾目睹保罗殉道,后亦被斩而死。


二十一、约瑟被侮辱杀害
约瑟又称巴撒巴,一生竭力传扬福音。人常迫其饮下毒物,但未受害。他受到犹太人多方侮辱,最后又遭犹太地的外邦人杀害。


二十二、亚拿尼亚殉难
亚拿尼亚是大马色的信徒,曾按手在保罗身上,使他能看见。他是七十位门徒中的一位。最终在本城殉难。


二十三、丢尼修被斩
丢尼修乃亚略巴古的官,精通希腊文学。曾往埃及研究天文,并观察日蚀。其时适逢救主被钉十字架,天地黑暗,太阳掩蔽。返雅典后,备受荣誉,升为议员。他听保罗讲道,受感信主,后作雅典教会的监督。他被斩首殉道。


二十四、西缅被鞭死
罗马皇帝作乍奴(主后98-117年)在位时,有犹太教派的人起来控诉西缅(Simeon)。他是耶路撒冷教会的监督。他被带到方伯阿太留面前,忍受多日的鞭打,而后坚定的殉道,使方伯和群众都感惊讶。那时他已一百二十岁了。


二十五、款待捉杀他的兵丁
罗马皇帝尼罗性情凶暴,极力残害基督徒,火烧、锯锯、喂狮、用尽各种酷刑,许多信徒因而隐居。有一老年信徒,隐居穷乡僻壤,开一牧场,饲养许多牛羊家 畜。他有一个习惯,凡过路的,无论何人总请他们在他那里歇息一下,给他一杯牛奶,一块干饼。日子多了,各处知名。尼罗王听见,就说那人必是一位基督徒,不 然怎有这样的爱心,于是派了四个兵丁,去杀这位老人。四兵当晚经过那地,恰巧住在老人家中。老人尽情款待他们。他们并不知道这位老人就是他们所要捉杀的基 督徒,就把来意告诉老人,问他说:“你知道这位老人住在什么地方么?”老人回答说:“这位老人我认识,明天我带你们去。”老人为兵丁铺好床铺,就到后院, 挖了一坑,跪下祷告。天亮时候,就去唤醒四兵说:“你们所要寻索的人就是我。”

兵丁面面相觑,不忍下手。他们觉得老人非常慈爱,很受感动,约他一同逃跑, 大家都作基督徒。老人说:“尼罗势力遍布全国,我们无处可逃,如果被他捉住,五人势必一同丧命。你们若是真实爱主,请即把我杀死,将头交给尼罗王,身体埋 在院内坑中,你们出去传扬基督。我已年老,在地之日不多,死不足惜,你们年纪尚轻,正是主所大用之时。”四兵丁不得已,流泪祷告,忍痛杀死老人,交上人 头,了结差事,辞去职务,为主作了忠心的传道人。


二十六、任凭把我骨头咬碎
易尼提阿斯(Ignatius)是第一世纪教会的长老。当他受逼迫时,被带到君王面前,判决死刑,要丢给罗马圆戏场的野兽吃。他不愿在罗马的圣徒,为 他辩护,向王求免死刑,就写信给他们不必这样作。信上写着说,火与十字架来吧!大群野兽来吧!任凭把我的皮肉撕裂,把我的骨头咬碎!魔鬼凶残的苦害来吧! 只要让我到耶稣基督那里,我一点都不怕。我的心已经被主所夺,虽在大患难之中,亦能泰然自若。


二十七、尼哥米底被鞭死
尼歌米底乃罗马城内著名的基督徒。大逼迫临到教会,他服事受难的弟兄不遗余力,安慰贫穷的,探望被囚的,勉励动摇的,坚固信实的。因着他的善行,至终被捕,鞭打而死。


二十八、富葛被沸水烫死
富葛(Phocas)是本都教会的监督,因为拒绝向偶像献祭,被扔入火窟,再拖出来,投在沸水里烫死。


二十九、母子八位一同殉道
辛弗沙(Symphrosa)姊妹是个寡妇,那时教会正在罗马遭遇厉害的逼迫,国王命令她和她的七个儿子向偶像献祭。他们抗不遵命,大大触犯王怒,将 她带到庙宇之内,用她发髻悬在梁上,重重鞭打后,再用大石击头,扔在河里。她的七个儿子则被绑在七根木柱上,又用滑轮拉吊,四肢脱节。但是这种酷刑不能摇 动他们的信心。结果,长子被王破喉,次子扎胸,三子剖心,四子破脐,五子刺背,六子刄腰,七子锯裂,一一为主殉道。


三十、基督徒的神实在伟大
当罗马帝国三次逼迫基督徒的时候,法斯丁和乔维他两位弟兄毅然决然的为主作见证,甘心忍受各种暴刑,赤忠到底。旁观的人罗西利司钦佩万分,不禁出声喊说:“基督徒的神真伟大!”因此他也被捕处死。

凡有利穷人的事,中国都不与国际接轨

 

八零后视界

 

改开后的中国,叫的贼响的一句口号,就是“与国际接轨”,这也成了改开推行种种改革措施的一个口实,可就在改开者大力、不断、恶狠狠地,实施各种与“国际接轨”中,老百姓渐渐从自身的痛苦指数中,对这个与“国际接轨”,越品越不是个滋味,越看越不是个东西,越琢磨越感到蹊跷。咋与“国际接轨”的,都是野蛮剥夺老百姓的;而能给老百姓带来好处的,咋都不“接轨”?

1、油价咋不与“世界接轨”? 2014年上半年原油每桶100美元,现在跌到40多美元,发改委才羞羞答答的把油价降了几毛,可财政部紧接着在半个多月,就两次上调1元消费税把税!这一年就可多收1000多亿。连央视都问:美国油价仅相当于每升3.61元人民币,并还将降低23%,消费者可省下1000亿美元。而中国的财政部上调消费税的理由,竟是与发达国家收消费税接轨,可发达国家是在低油价的绝对前提下收高消费税,2014年12月,中国的油价是美国的1.84倍。或者说,增加了高税收仍然是低油价。另外,低油价咋不与发达国家接轨?而且,中国是发展中国家,为什么收税不与发展中国家接轨?世界低油价,中国高油价,这无疑是抢劫百姓;高油价又高税收,这不是二次抢劫?!

2、“四大福利”咋不与“世界接轨”?“四大福利”是当今文明社会的底线,俄罗斯搞私有化一度物价上涨2900倍,国民经济全面崩溃,社会制度根本改变的情况下,也没取消“四大福利”。尤其,高福利已成发达国家的一个重要标志,从“摇篮到坟墓”,几乎无所不包,甚至失业都是“带薪休假”。德国失业工人得到失业救济、住房补助等,超过低收入者收入。瑞典失业者领的失业津贴,相当本人原工资90%。咱中国穷,中国的老百姓都是懂事的孩子,体谅国家困难,不奢求“高福利”,只希望能有基本的“四大福利”。毛泽东时代就实行的“四大福利”,改开竟然作为改革的伟大成果,将“四大福利”改没了,全推进市场了,这造成多少悲惨的世界?

3、就业保障咋不与“世界接轨”?现在全世界用工的“国际惯例”,都以签订无固定期限合同为主,仅日本2002年,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就占89%(占比高于毛泽东时代),因各国对雇主解雇工人都作了严格限制,雇主随意解雇员工的国家并不多见,基本实行终身雇佣制,失业也有高福利。

签订无固定期限合同,相似毛泽东时代的“铁饭碗”,毛泽东实行“铁饭碗”,是为保障工人的就业权,而无数工人以主人翁的责任心,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在勒紧裤带的坚忍中,在自力更生奋发图强下,全力投入到建设新中国,他们托举起新中国那一轮朝阳初升。可改开一面砸碎了“铁饭碗”,将7000万工人被下岗,被赶出工厂;一面对实行终身雇佣制的“国际惯例”视而不见,工人随意被解雇!

4、土地收入咋不与“世界接轨”?以征收不动产保有税作为地方政府主要税源, 这是现代发达国家的通例。可中国的改开以廉价出卖土地,催肥了无数富豪。1998 年国家启动住房商品化改革以后,土地开发市场化,房地产开发商各显神通拿地。那时开发商只要一手拿到工厂单位或城郊集体出让的土地, 一手公关取得城市规划部门许可, 只支付极少土地出让金, 就可拿到开发土地。这种关系拿地、官商勾结、囤地暴富严重到相当程度。

为改变廉价攫取土地财富流入个人,国家2004 年出台了开发土地出让,一律要由政府收储,实行土地招、拍、挂的政策。可土地收入是全民的,不是政府的收入,政府不能支配,这是国际惯例。而中国土地拍卖的收益, 都进了地方政府的腰包, 从而形成了政府日益膨胀的土地财政。2009年中国的土地财政1.59万亿,2010年土地财政2.9万亿。

5、向富人高征税咋不与“世界接轨”?在国外,向富人征收财产税和遗产税,30%高收入群体缴纳的个税,要占75%的税收比例,这是“国际惯例”。对个人全部财产课税,美国:对拥有2500万美元以上财产,遗产税税率50%,遗产额在60万美元以下者免征遗产税。日本:最高税率70%。继承税税率分13档。德国:实行7级超额累进税率,税率从7%到50%不等。这些国家和地区的遗产税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注意保护穷人的遗产不征和少征税。

改开以来的中国税收,一面挖空心思、变着法、创造性的,向百姓巧立名目收税,每年70%的个税都是中低收入群体所交;一面不知是遗忘,还是有意保护富人,只征房产税和契税,竟不征财产税和遗产税。富豪们不管财产如何增加,除房产税和契税外,一概不做征收。而房产税和契税,也基本是向中低收入者征税。中国大富豪的财产增加,极少与房产税和契税有关。不征富人的财产税和遗产税也罢,可自改开以来,各级政府又五花八门地为富人,出台了多少优惠税收政策、免税政策、补贴政策?中国的税收只注重保护和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造就出世界第一多的富豪,也造就中国贫富差距世界第一。这是社会主义应有的税收政策?这连资本主义的税收政策都没接轨!

6、“阳光法”咋不与“世界接轨”?世界通行的“阳光财政预算”,对政府的开支,细化到买个茶杯都要列支。中国的预算则是个“暗箱预算”。这是造成大面积腐败的重要原因,领导肆意挥霍公款,盲目决策造成惊天浪费等等。以致习近平都痛斥:财政厅、局长当领导家的“账房先生”,领导的“钱包”。在国外,官员财产公示制度被称“阳光法案”或“终端反腐”,现全世界已有近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将“官员财产公示制”入法。要求实行财产申报制度,这是社会长久的呼吁。可自1994年全国人大常委会曾将《财产收入申报法》正式列入立法规划,至今20年未见动真格的。可见其阻力极大,利益集团的反对力量极大,“阳光法”为什么不与“世界接轨”?

7、旅游门票价格咋不与“世界接轨”?门票价格在美国和西欧,一般平均不超过月收入1%,美国所有城市都有不少免费开放的城市公园,如,著名的纽约中央公园、旧金山金门公园等。中国是个第三世界的国家,现在全国130家

旅游已成民生重要需求,景点门票飞涨已成民众痛恨的热点,大多数景区都带有公益性质,都是国家公共资源,是全民的财富,不能百分之百成商品。即使旅游景点的管理权归地方政府所有,门票也不能说涨就涨。很多地方政府门票乱涨价,变着法盘剥百姓,几近胡作非为,他们怎么不“与世界接轨”?

8、社保缴费费率咋不与“世界接轨”?缴纳低保费,获高社会福利是世界惯例。可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缴纳社保费之高,在全球181个国家排名第一!根据清华大学教授白重恩的测算,中国五项社保法定缴费之和相当于工资水平40%,有的地区达50%;我国社保缴费率在全球181个国家排名第一,约为“金砖四国”其他三国平均水平的2倍、北欧五国的3倍、G7国家的2.8倍、东亚邻国的4.6倍。

且缴费基数还在涨! 2015年天津用人单位和职工缴纳城镇职工基本养老、城镇职工基本医疗、失业、工伤和生育保险费基数的最低和最高标准分别为2812元和14058元。社保缴费基数下限上调282元,上限上调1278元,涨幅分别为11%和10%。根据上一年“社会平均工资”确定,福建、江西、广西、湖北等地社保缴费基数年年上浮。以致 新华社发文四问:为何缴费费率偏高,缴费基数还在涨?涨了之后负担是不是更重?是不是普遍上涨?(2015年1月7日新华网)。

更可恶的是,英媒:中国地方政府纵容外资不给工人缴保险。1997年,中国开始实行全国性的养老金制度,公司应根据薪酬总额缴纳养老金,但许多公司以不包括加班工资为计算基数。工人通过加班得到的收入是基本工资的几倍。对此,政府一直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它不希望给工厂太大的负担,因政府需要外资(2014年5月8日参考消息)。

9、公路收费咋不与“世界接轨”?当今世界绝大多数的国家公路免费,德国实行客车免费,只对12吨以上货运卡车分类计费收费。英国高速公路绝大部分地段不收费,只有个别桥梁隧道及伯明翰附近的几十英里私营路段收费。即使收费的国家,收费公路占道路总里程一般不超过1%。如,美国收费公路仅占公路总里程的0.1%,费用也很便宜,一般为2-20美元。

我国1978年收费公路为0公里,现在收费公路有400万公里公路,虽只占总里程的4%,但包括350万公里的农村路,95%的高速路、61%的一级路都是收费公路。全世界收费公路不过14万公里,竟有10万公里在中国,全世界82%的收费公路在中国,收费公路总里程及所占比例世界第一。而且,不仅收费,更滥收费,拦路抢劫的收费,不说人力收费的凶狠霸道,仅那“电子警察”就狠过“车匪路霸”,收费让公路成了政府的印钞机。

10、其他的不与“世界接轨”数不胜数。至于工会职能的“国际惯例”,是在宪法规定范围内维护行业工人的权利,调整劳资关系,甚至组织工人全线罢工。而中国的工会由行政供养,工会官员由组织部任命,简直就是个衙门。“工会法”还没“罢工”一说,更看不见工会维护工人利益。几千万工人被下岗,工会发声了吗?无数女工被迫当妓女,工会发声了吗?现在连国际劳工组织,都不承认“中华全国总工会”是工会。

至于中国的人口政策和世界接轨了吗!全世界哪个国家有中国只生一个孩子,这样灭绝种族性的人口政策来发展经济?一个人口无法取得增长的国家可能面对毁灭,而中国实行30多年的晚婚晚生,几乎就减少了一代人口,又只剩一个孩子,已经让一半家庭断子绝孙,改开吃光了毛泽东时代的人口红利,百姓未富却提前进入老龄社会。说什么中国的国情是资源少,养不了太多的人口,全是胡扯!公款吃喝一年消耗多少?贪污浪费一年是多少?全国又养了多少条狗?还养了多少计生干部?2万亿元超生罚款又干了什么?中国社会科学院2014年度《经济蓝皮书:2015年中国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中国目前的总和生育率只有1.4,远低于“国际惯例”的2.1更替水平,已非常接近国际上公认的1.3“低生育陷阱”。过去政府有手段不让生,现在让生都不生,政府能有什么手段?

至于在国外买房,“国际惯例”是买到永久产权;可在中国买房,穷人倾尽一生的心血,只买到70年产权。

至于发达国家绝无政府的强拆强迁,可中国的强拆强迁是家常便饭,甚至政府勾结黑社会实行强拆强迁,并屡屡夺人性命!

至于资本主义国家工人为不断要求上涨工资,而不断举行大规模罢工游行,这是“国际惯例”,而绝难听到资本家拖欠工资,特别是政府拖欠工人工资的新闻,外国若有政府的工程拖欠工人工资,那这个政府就要倒台。可在中国大规模拖欠农民工工资,特别是政府和国企拖欠农民工工资,是改开以来一道不能愈合的伤口,简直让人匪夷所思。

至于世界惯例要保护公民财产权,都没有单双号限行这一说,可中国的政府老拿老百姓的车当软柿子,很多城市单双号限行已经常态化……。

总之,需要你时,说“群众的眼睛雪亮”;不需要你时说“不明真相的群众”。当外国的事物对政府权贵有利,就与“世界接轨”,一从百姓身上刮油,就讲和发达国家接轨;当不利时,就说“要符合中国国情”,就拒绝和发达国家接轨!30多年了,各地与“世界接轨”,有多少不是宰杀和剥夺老百姓?!老百姓对与“世界接轨”怎能不心惊肉跳?有能甘心被宰杀多久?!

后记:改开以来的与“国际接轨”已成了陈年积疴,已成了积重难返,已让老百姓对改革丧失了信心。而令人看到希望和感到振奋的是,习近平正在扭转乾坤,正在大力改变这种令百姓恐怖的与“世界接轨”!

诸如,中国将对境外公民开征个人所得税!中国大批富豪通过在英属维尔京群岛注册成立神秘的离岸公司,转移大量财富的做法行不通了。那些常年生活在非洲或拉丁美洲的广东商人也不能再享受免征所得税待遇了。中国国税和地税机关将开始向移居境外,但仍持有中国国籍的公民征税。

诸如,针对“暗箱预算”这一长久存在的腐败源头之一,去年9月26日,国务院出台《关于深化预算管理制度改革的决定》,为打造“阳光预算”明确了四个问题:充分认识深化预算管理制度改革的重要性和紧迫性看;准确把握深化预算管理制度改革的总体方向;全面推进深化预算管理制度改革的各项工作;切实做好深化预算管理制度改革的实施保障工作。财政厅局长当领导家“账房先生”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

诸如,2014年8月15日公布《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征求意见稿)》出台,2015年3月起实施《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

还有,追讨海外贪官的“猎狐行动”,整治“裸官”的《配偶已移居国(境)外的国家工作人员任职岗位管理办法》出台和实施,官员财产申报13部门将联动核实,“限薪令”也动真格了,用死人器官移植也禁止了等等,这些才是老百姓希望的与“国际接轨”!

中国公路,让纽约人来管理,如何?

 

记得第一次知道高速公路的时候,是90年代初,百姓之间口耳相传:高速公路一定要非常平整,有一个小坑,就会翻车。在那个对于绝大多数中国人,去美国还是天方夜谭的年代,高速公路无疑就是高科技的代名词。

今天,中国的高速公路里程已经世界第一。绝大多数人也知道,一个小坑不会让汽车翻车,但是高速公路却成为了中国社会的一个大坑,让整个社会翻车:年年亏损!刚刚交通部又出面说明了:高速公路即使收费三十年到期,还要继续收费,因为……

懒得看这种胡言乱语。其实很简单:老囘子就是要收钱!何苦找那么多的理由呢?新西兰羊毛产业发达,我去游历的时候,拜访农场主,比我们中国人慈祥多了,毕竟是讲究人|道的国家熏陶出来的老头。但是,领着我们看剪羊毛的环节的时候,二话不说,逮着头羊就咔嚓咔嚓地。没有见他跟羊解释,为什么要咔嚓它的羊毛。新西兰有句古话,是源于中国的:羊毛出在羊身上,剪羊毛的老头带着枪。看起来,老囘毛就是剪羊毛的,一句“剪刀底下出羊毛”(其实中国类似的话很多,你懂的),就解决了羊毛不属于羊的问题。

中国交通部的解释,对于一般人来说,实在是画蛇添足。中国的情况,在羊毛不属于羊的情况下,多说无益。

我说说美国。我居住在洛杉矶,总共就只看到过两段收费的高速公路。对,是两段。就是在市区部分,有那么10公里的距离,收费。但是那个收费,让中国人的羊看起来,一定要抱怨:那特么是收费么?收费的最高额度才是$2美刀。那时纽约还更便宜!

后来到了大陆,看到司机动不动就掏出百元大钞支付过路费,就特么地瞧不起美国纽约政囘府:和中国政囘府比起来,美国真特么小家子气啊,至少也让老百姓掏50元美刀,才对得起帝国的荣耀不是。

但是中国的高速公路还是亏损!而美国的却运转良好。所以,看到中国交通部那么苦口婆心地对民众解释继续收费的理由,我就特么不怀好意地想:既然这是个烂摊子,中国交通部出力不讨好,还不如干脆就让纽约人来管理吧。

要知道,纽约人不是美国人,他们是国际人。所以,把路权让给纽约人管理,牵涉不到国与国之间的荣辱问题。至少,不能说交通部丧权辱国了。联合国总部的治安、道路,都归纽约人管呢。而以纽约人的小气——这是我为什么不推荐洛杉矶人的主要原因——就是亏损,估计也是按照硬币数量亏损,不至于动辄以千亿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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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收费公路亏损1571亿,全世界的人都笑了!

 

文/维扬卧龙 

新京报6月30日报道 交通运输部30日发布了2014年全国收费公路统计公报。公报显示,到2014年底,全国收费公路里程16.26万公里,占公路总里程3.6%,累积建设投资总额61449亿元,债务余额38451.4亿元。全国收费公路通行费收入3916亿元,支出5487.1亿元,收支缺口达1571.1亿元。

我国有世界最长的公路里程,同时也建有世界最多的公路收费站,我们国家共有86053个公路收费站,终年累月的收着过往司机的过路费,怎么还会亏损呢?说这个亏损那和梁山土匪年终盘点说自己亏损了有什么区别呢?强盗做的是无本买卖,年终盘点亏了就是因为一百单八将形成规模后,他们把七大姑八大姨都弄到梁山来吃公粮!现在我们的收费公路亏损了,是不是也有类似的原因?

按理来说,国家每上马建一段公路,都应该进行科学的论证、严谨的施工、合理的运行,纵有偏差也不会大,怎么可能会有上千亿的出入呢?2014年度,全国收费公路通行费收入为3916.0亿元,全国收费公路支出总额为5487.1亿元,收支缺口为1571.1亿元。那除了国家报上账的重大节假日减免车辆通行费473.7亿元,其他的支出情况有明细表么?

美国也有部分收费高速公路,不过他们的收费很低廉,有些路段每公里不足1美分,而我们国家放眼望去地图上是密密麻麻的前方500米减速慢行收费站,一年能收入近四千亿,无论如何都不可能不够花的!如果出现不够花的情况,那只能说其中的猫腻太多了!国外的公路一旦修好,很少今天下雨就塌了明天刮风就散了需要三天两头的修,而我们国家却频繁的维修,这不值得反思么?

交通部说我们国家的高速公路是贷款修路、收费还贷,然而银行贷款期限一般都是低于收费站收费年限的,我们的收费站收费年限一般都是25年到30年!交通部还称修路款项不仅来自银行贷款还有民间集资,因此收费站年限要长。那问题又来了,在准备贷款和动工修路时,做过预算没有,财务费用的分摊和集资款的使用合理没有?建设一条公路非是一朝一夕,那款项的安排是不是做到了财务成本最为节省?施工是否保证了质量?

再由,总计534亿元占总支出4.5%的运营管理费,也是一笔惊人的支出,这笔钱到底花在了什么地方?支出透明账能经得起查证,那才能发现费用支出是否合理,为何不亮账本只报个总数就说亏损了呢?还记得前日广东省交通运输厅发布的《2014年广东省收费公路统计公报》收入为452.3亿元,支出为481.1亿元,总计亏损28.8亿元,平均每天亏损约789万元。一受质疑,第二天神奇的由亏损28.8亿元逆转为盈利3.9亿元。这样的随意报账,怎么让人放心?

国外政府的消费明细都要报账,总统多买一束花都能被公众查出来质询,我们国家成千上万亿的账,公众两眼一抹黑就听有关部门这么随嘴一说,这不是开玩笑么?没有透明就没有说服力,就不会有信任!每次报账引来的一堆质疑也是在情理之中,要想获得百姓的真心拥戴,那就请透明账簿开始!

 

是谁把咱们中国人害苦了?



正想找个题目做文章,恰巧题目来了,这要感谢央视主持人毕福剑。
关于毕福剑的新闻已经闹得沸沸扬扬,大家已经知道了,为了文章的需要,还是简单地讲一下:
前不久,毕老爷在一个私人宴席上,用样板戏《智取威虎山》调侃了一下,当唱到“共产党毛主席指引我们向前”插了句:“别提那个老逼养的,可把我们害苦了。”后面还有一句;“斗倒地主把身翻”时,又插了一句“地主招惹你了?”谁知被某个别有用心的小人用视屏传到网上,这下捅了娄子,事情闹大了。如是,央视停播了毕福剑主持的《星光大道》,这对我们倒无所谓,只是可怜了那些眼巴巴等着上《星光大道》节目的演出者,须知他(她)们好多人这是靠这个节目出人头地的(如大衣哥)。当然,这个对当局并不重要,我们中国人向来是政治工作压倒一切的。
现在我们要谈的问题是当局为什么要停播毕福剑的节目,他倒底做错了什么?以前我并不常看他主持的节目,而这次他在酒席上说的几句话,我真对他刮目相看了。可以说,虽是调侃,却句句闪烁着真理的光辉。这两句话,可以让文人写一辈子。
毕福剑说毛把我们害苦了,这本来就是个大实话,这还有什么值得疑义的?难道非要把毛执政二十多年做的那些祸国殃民的事述说一遍吗?在这方面我已写得很多了,不想再费笔墨了。凡是稍有良知的人就不会睁大眼睛说假话,除非他是一个受虐狂。
有人说,毕福剑恶毒攻击开国领袖,美国人攻击华盛顿同样要遭到惩罚。听了这样的话只会哑然失笑,毛泽东能和华盛顿相比吗?有可比性吗?一个是民主宪政的开拓者,一个是封建暴君。说近一点,华盛顿害死了多少美国人?毛害死了多少中国人?一个三年饥荒饿死3750万,再加文革死了多少,加起来算一算。
我感到悲哀!我悲哀我们中国到如今还不能成为一个正常社会,这个社会让恶人受到惩罚;让对人民犯了罪的人受到应有的清算;这个社会让人民敢说真话,不说假话。说真话的人应得到嘉奖,说假话的人遭到唾弃。然而遗憾的是,说真话的人反而受到惩治。毕老爷说真话了,他受到惩处了。
一个国家,不让人民说实话,说了实话就遭到惩罚,那么,人民很自然地去说假话了。

 

专制才是谣言的制造者

 

当信息自由越来越成为传播过程中群体的规范内容时,对信息传播的阻碍也就越来越成为反规范的内容,反规范的宣传效果也就越来越差。当局在言论自由方面的阻碍越强烈,它得到的信任也就越低;当局对某事的传播越阻止,它得到的回应也就越不利。

李普曼认为,人的行为是对信息环境的反应,反应的结果并不作用于这个拟态的信息环境,而是作用于反应发生的现实环境。人们对于当局的质疑,并不作用于这种质疑的来源——在信息环境中对于当局的不信任,而是强烈地作用于现实——对当局的反对,其表现就是各种谣言和暴力。

人们的判断和决定,并不取决于一时的宣传和传播,而是更多取决于他们的“政治既有倾向”。在中国,个体对于民间事件的判断和倾向,很明显地受到他们对于当局的既有看法的影响。用理中客批判这种影响是无意义的,当局在每个事件上的舆论失败,都在确证着一件事:人们对当局的既有倾向表达越来越强烈。

对于“某事”的确证,属于技术范畴;对于“某类事”的判断,属于理性范畴。用技术的确证来要求人们对于各类事件的判断与之相符,这是对人们一贯理性的挑战。在当前的中国,乃至在全人类的历史当中,“对政府的不信任”,就是最高理性的表现。

“一贯的理性”无助于人们在某一具体事件中得到确切的结果,它只是表明,在判断的过程中,这一事件的确切结果被部分忽略了。“确切结果”与“类型判断”结果越背离,说明人们对于类型的认知越强烈。在特定情况下,人们对于当局的罪恶认知强烈到足以反对确切结果的程度。

谣言是另一种真相。它真正表达的不是语义本身,而是对此语义内容的期望、判断、情感等。批判谣言的语义真实性是容易的,但是如果看不到它背后的内容,尤其是与当前政治相关的谣言,那就只不过是在维稳。

比如谣言范例“网上传闻有人被爆震弹炸死,肠子都炸出来了”,这在语义上很容易被揭穿,因为爆震弹不会造成这样的伤害结果。它想表达的意思是:当局的镇压群体运动时是不择手段的、没有底线的,它的残暴超乎人们的想象。

那么为什么谣言制造者不这么说呢?有几个可能的原因:1.他想引起更多的关注;2.他在想象一个残酷的场面来说服自己和他人;3.言论和信息是不自由的。无论是哪一种原因,单纯否定谣言本身都不足以消除这些原因,也就不可能消除谣言的存在。

自由、开放的信息环境,依然无法杜绝、制止谣言,更不用说专制、封闭的信息环境了。专制对自由的压迫越强烈,人们出于对专制的厌恶和痛恨,被迫使用谣言的动机也就越强烈,谣言也就越丰富离奇。

只有自由开放的信息环境,才能让人们具备对谣言充分的辨识力,才能使谣言的边际价值无限趋近于零,才能使造谣者无利可图、受众无人相信和传播。所以,专制才是谣言的制造者。

杜光:“党比法大”是许多冤案的主要根由

陆网文

 

据首都各大报发表新华社消息,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于5月30日联合发布两个重要文件,一个是《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另一个是《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这两个规定的共同指向是证据,其中明确规定,要坚持认定案件事实应有相应的证据,没有证据不得认定犯罪事实;刑讯逼供等非法手段取得的证据,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

   其实,关于刑讯逼供的非法性,有关法规早有明确规定。1996年经过全国人大修正后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四十三条明文规定:“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1998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十一条进一步明确指出:“严禁以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凡经查证确实属于采用刑讯逼供或者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的方法取得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被告人供述,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但是,在实际生活里,刑讯逼供的行为却时有所闻。前几年的佘祥林案,最近的赵作海案,都是刑讯逼供下的冤案。如果不是被“杀害”的人出现,他们就只能冤沉海底了。

刑讯逼供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在皇权时代里,刑讯逼供是专制统治的常态,所谓“屈打成招”的成语就很能说明问题。这个专制传统加上对破案率的追求,使刑讯逼供成为新时期的屡见不鲜的非法行为。

   赵作海一案真相大白后,舆论界和民间普遍注意到刑讯逼供在冤案形成过程中的作用,希望政府能够采取有力措施,遏止这种给无辜公民造成精神和肉体双重伤害的犯罪行为。最高人民法院等部门联合发布的两个规定,符合于民众的期待,希望它对扭转刑讯逼供的罪恶现象,能够发挥积极的作用。

   但是,从赵作海一案来看,刑讯逼供虽然为冤狱的形成提供依据,却还不是导致冤狱的主要根由。据《广州日报》5月16日报道,赵作海1999年在刑讯逼供下被迫承认杀人后,案件移送检察院,检方公诉人发现案中疑点很多,一直拖着不肯起诉。直到2002年,商丘市政法委召集公检法举行专题研究会,决定“20天内提起公诉”。检察院的公诉人虽然提出四点疑问,但不敢违抗党委的决定,只好硬着头皮起诉。法院也发现有问题,判案时“留有余地”,判成“死缓”。

   这个过程说明,检察院和法院对刑讯逼供所取得的“证据”,是抱有怀疑态度的。检察院拖了三年不肯起诉,法院判决留有余地,都说明了他们对案件性质的保留。如果按照宪法规定,法院和检察院能够“独立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这个冤案是否能够形成就很难说了。可是,就在检察院拖了三年之后,中共商丘市委政法委出面了,他们把公检法召集在一起,以无可辩驳的权威,决定“20天内提起公诉”。这样一来,赵作海的冤案就不可避免了。

  上世纪八十年代有人曾经提出“法大还是党大?”在报刊的讨论中,当然都承认宪法和法律的至高无上地位,“法比党大”,《中国共产党章程》也在总纲里明确标明“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但在实际的政治生活里,却到处都是党组织凌驾于宪法和法律之上,党的领导人毫无顾忌地干预司法工作,表现出事实上的“党比法大”。记得1987年在一次邀请部分省市的法院院长和检察院院长座谈政治体制改革的会议上,有人发言说:现在的冤假错案,百分之八九十是党委办案的结果,当时有好几位参加者点头称是。因为许多党委领导人一般说来既缺乏法律知识,又掌握着不受制约的绝对权力,习惯于独断专行,一旦介入司法工作发号施令,就很难避免会造成冤假错案。

   赵作海冤案的形成过程,再一次证明,党委干预司法工作弊大于利,甚至是有弊无利。要使司法工作走上正轨,真正起到维护公民权利的作用,就必须严格遵守党章和宪法的规定,“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让法院和检察院“独立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为了做到这一点,应该破除“党比法大”的观念,杜绝“党委办案”的传统,党组织和领导人(特别是政法委书记)不再干涉司法工作。这是保证司法独立、避免冤假错案的最基本的条件。当然,针对实际存在的问题,制定一些法规,就像这次颁布的两个《规定》,也是非常必要的。但这只是治标的办法,彻底放弃“党比法大”和“党委办案”,才是治本之策。

 

中國進入“美麗島時代”?——我对余杰文章的质疑

中國進入“美麗島時代”?——我对余杰文章的质疑

 

作者:程惕洁

纵览中国首发

 

最近,中国股市大起大落,散户股民损失惨重,怨声载道, 谣言四起。当局极度紧张,一方面动用警察等强力手段,人为托市,刺激股价上涨;另一方面,在全国统一行动,抓捕几十位维权律师,制造新一轮白色恐怖。迄今为止,尚不知股灾和抓捕律师之间,有无内在关系,但不排除当局未雨绸缪,防止律师替股民维权,出谋划策,组织抗议行动。

 

流亡作家余杰先生,为此在《中国纵览》网发表一篇评论,题为《中國進入美麗島時代》(原文参见http://chinainperspective.com/ArtShow.aspx?AID=49205,以下简称余文)。通读该文,发现其中有些说法不妥。有鉴于余杰先生在海外媒体影响较大,有可能误导读者,造成不良影响,为此,笔者不揣冒昧,提出质疑,以此就教于余杰和各位读者。

 

余文开头写道,他對股灾 “一點也不關心,因為在我看來,所有的股民,在某種意義上都是共產黨政權的共謀和幫凶,是斯德哥爾摩綜合症患者,妄圖在中共權貴的人肉盛宴中分得一杯殘羹冷炙,結果黨國賞了他們一碗地溝油,吃得他們上吐下瀉,這是咎由自取,絲毫不值得同情”云云。用如此刻薄而恶毒的语言谩骂受害的中国股民,不像一个基督徒应该说的话。对此,提出两点反驳:

 

第一,这次受害股民数目庞大,据说数以亿计,并非可以漠视的小众群体。除去极少数“关系户”靠内线大赚之外,绝大多数散户都损失惨重(平均每户损失30多万元?),许多斗升小民,连最后一点养老积蓄都搭了进去,甚至欠下一屁股债。其后果,会导致许多人倾家荡产,妻离子散,加上跟他们利害相关的亲属,受害人数应有几亿之众。对百姓群体的惨痛损失毫无悲悯情怀,哪像关心民主疾苦的民主精英?

 

第二,不错,许多股民多少都带有 “赌徒心态”,因此,做为讲授《博彩社会学》的教师,我向来批评赌徒,劝诫人们不要嗜赌,最好远离赌场。但我会同时也说明,从本质上说,股市不同于赌场,因为任何健康股市,都跟实体经济相连,因此,股市的财富总量会随着经济发展而增加,而赌场的财富总量,只会转手,永不增加。所以,我鼓励人们把储蓄用于股市投资,特别是长期投资。当然,中国股市并不健康,缺点弊病众所周知。在大多数国人无法投资海外健康股市的情况下,投资中国股市,也是一种无奈选择。如今受病态股市误导,或者受股市大鳄欺诈,也算通过亲身经历而吸取惨痛教训。鲍彤先生最近在《自由亚洲电台》有篇文章,专谈大陆股灾,立论更为客观公允,建议余杰读读。你自己不同情小股民的损失也罢,何必要用“共谋”、“帮凶”之类的恶毒语言,再次往他们的伤口撒盐?

 

余文的更大失误,还不在于他对股民的态度,而在于他把大陆这次抓捕律师事件,简短等同于七十年代末台湾发生的“美丽岛事件”,认为这次抓捕,预示重大的历史转折。余文写道:“這個‘黑色星期五’(2015年7月10 日)標誌着中國正式進入了自己的‘美麗島時代’,在平行的時間軸上,中國的民主化進程比台灣晚了整整三十六年。但是,它終於來臨了。” “美麗島之前的台灣和美麗島之後的台灣,是兩個截然不同的台灣:前者是無盡的黑暗,後者是即將來臨的天明。”

 

对余的乐观断言,我难表认同。在我看来,问题远没那么简单。首先,小蒋时代的台湾跟习近平时代的大陆,差别非常之大。如果说,国民党也曾经专制过,那么,其专制程度和政权性质,跟共产党难以相提并论。因为国民党无论多么专制,它也从来不敢公开否认民主自由的正当性,更不曾跟普世价值对着干。只是鉴于国情,需要经过军政、训政之后,最终才能“还政于民”。因此,它的专制从来没有像共产党那样完全彻底,理直气壮。从老蒋到小蒋,一直都有不同程度的反对派或者反对党,更没有彻底封杀过独立媒体和民间社会。否则,共产党怎么可能生存壮大?在比较两岸社会转型的时候,对两党性质的根本区别,岂可忽略不计?

 

其次,两蒋时代,对于公众舆论与国际舆论,特别是美国压力,极端看重,非常在乎。蒋经国在美丽岛事件之后不久,只所以废除戒严,说到底是内外交困下的无奈选择。当然,也跟他一夕尚存的民主理念不无关系。如果他一意孤行,未必没有镇压可能。可是他说,“由他们【党外】组党去吧,世界上从来没有永久的执政党”(大意如此)。对比今天的大陆,难道已经具备这样的内外条件吗?有人或许指出,在江、胡两朝治下,曾经有过人质外交先例,方励之、魏京生、徐文立、吴宏达等流亡海外,都是中美互动的产物,是从美使馆或者监狱直接登上专机或国际航班的,说明中共并非全然无视美国压力。对于这类反驳,我只能慨叹:那毕竟发生在江、胡时代。如今的北京今非昔比,已经财大气粗,自我膨胀到目空一切。而且,的确也尝到了谁也拿它没办法的“甜头”,今后是否还有人质外交,我不敢乐观。否则的话,许志永、郭飞雄、高瑜、刘晓波夫妇等良心犯,也不至于继续遭受人间炼狱了。

 

第三,当年台湾司法体系的相对独立和有限透明,也是今日大陆难以企及的。为美丽岛受刑人辩护的台湾律师们,多数并未因辩护而危及自身安全,反而因义正言辞而受到媒体追捧和选民拥护,为他们日后从政积累了资本。而如今敢于主持正义的大陆律师,早已成为高危行业中的高危人群。如果按照余杰说法,“美丽岛事件”之后,长夜将尽,曙光在前,那这批遭受迫害的中国律师,将顺理成章成为民主化进程的功臣。从长远发展趋势看,这种说法也许不错。只不过,请不要忽略另一种更大的、无法令人乐观的可能性,即黎明前的极度黑暗。不但余杰所期待的美丽岛效应应迟迟不来,反见镇压的深度和广度与日俱增。虽然高层权斗不止,已经成为“新常态”,甚至有媒体放风,说习、王斗垮江、曾之后,就会启动政改(见辛子陵最近对澳洲媒体发表的谈话)。更有“爆料”,说什么江、曾要政变,罢黜习、王,另立新君云云,耸人听闻,刺激神经。对此类传言,我向来不信。有向媒体爆料的“政变”吗?我宁可相信正规媒体和正式文件,自己动脑筋,从中挖掘蛛丝马迹。在我记忆中,自从胡耀邦、赵紫阳两任总书记被清洗之后,无论高层内部分歧多大,在镇压异议人士上,向来高度一致,而且行动迅速,立竿见影,没有所谓“改革”与“保守”之分。如果今后真有规模失控的大规模街头抗争出现,再开杀戒的可能性仍然无法排除。既然能抓判高智晟、郭飞雄、许志永、浦志强等维权律师,天没塌下来,也就能抓判更多维权律师。在目前形势下,迫害几个跟迫害几十个、几百个,只有量的差别,没有质的区分。因此,余文说的美丽岛“新纪元”,我虽然希望它美梦成真,但不敢盲目乐观。说轻了是言过其实,说重了是一厢情愿,画饼充饥。

 

最后,余文还提到一个戏剧性情节,说习近平向普京讨教维稳妙计,普京陰險地微笑着回答:“抓人吧,抓更多的人,人民就怕你了”。我孤陋寡闻,不知道这个情节出处何在。网搜结果,还是来自这篇余文,只好权当是余杰编写的一个政治笑话。这里再次借用,无非提醒读者,中国大陆的社会转型,远比台湾难度更大。对此缺乏充分准备,只怕还会再次跌破眼镜,吃亏上当。我的感觉恰好相反,抓捕律师,也许是另一次镇压高潮的前奏。与其说是“暗夜”终结,不如说另一场“暗夜”刚刚开始。或者换句话说,“美丽岛时代”降临之前,恐怕先要经历一个“二二八时代”。如果大规模的暴力和流血再度发生,那很可能是老邓和王震阴魂不散,想再次搬用“杀几十万人保几十年稳定”的老逻辑。如果不幸言中,我建议把普京的原话修改一个字,只修改一个字就够:“杀人吧,杀更多的人,人民就怕你了”。

 

当然,我跟余杰的区别,不在于事实认知,只在于如何判断未来趋势。究竟是光明在前,前还是黑暗在前?是“美丽岛时代”降临,还是“二二八时代”降临?谁是谁非,用不着旷日持久等待。相信一年半载,甚至数月之内,就可能看到比较明确的答案。

 

 

(作者为退休社会学教授) 

 

——《纵览中国》首发 —— 转载请注明出处

 

毛泽东拒日赔款的18个莫名其妙 轰动世界

 

金鑫 四海承风

 

1972年中日建交前夕,周恩来将经过毛泽东同意的中方方案即拟议中的《联合声明草案》八项向日本公民党中央执行委员长竹入义胜作了披露。其中包括“放弃向日本要求战争赔偿的权利”,这个条款不仅日本颇为震惊,同时也震惊全世界。作家金鑫在《毛拒日赔款的18个莫名其妙轰动世界》一文中提出“18个莫名其妙”。

 

一个现代主政者,行事理应通情达理。然而,毛泽东的重大决策往往令人莫名其妙,1972年轰动世界的拒绝日本战争赔款事件正是这样。

莫名其妙之一,国家战争赔偿是一笔巨款。1946年国民党行政院赔偿委员会估计,日本赔款不下620亿美元(按当时价格计算),1972年为1,200亿美元,21世纪初约合6,000亿美元——也就是说,中国人均近500美元!

莫名其妙之二,战后进行战争赔偿是世界史惯例。请注意:二战结束后,只有几百万人口的犹太人从德国获得600亿美元的赔偿。

莫名其妙之三,有国际法作依据。1945年2月,英美苏首脑举行雅尔塔会议时,便制定了要求德、意、日法西斯国家给予盟国战争赔偿的原则——这是符合国际法的,甚至对于追随德国与盟军作战的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匈牙利、芬兰四个帮凶国也提出了赔偿要求。

莫名其妙之四,亚洲各参战国都得到了日本的战争赔偿。根据国际法的规定,战败国的赔偿对象是参战国。亚洲各参战国以各种方式获得的日本战争赔偿如下:缅甸1.4亿美元,菲律宾5.5亿美元,印度尼西亚2.23亿美元,柬埔寨15亿日元,老挝10亿日元……需要指出的是,缅甸在二战中的地位很特殊:一方面国土受到了严重破坏;另一方面,反英独立运动又投靠日本,给亚洲主要的侵略者提供了极大的帮助,使反法西斯同盟——特别是中国,受到了极大伤害。更需要指出的是,越南先后要了两次战争赔偿:未统一前南越要了3900万美元,统一后又要了85亿日元。

莫名其妙之五,未参战国也得到了日本的战争赔偿。马来西亚2,500万新元,韩国3亿美元。需要指出:韩国李承晚政府自1952年初开始索要赔偿,日本政府援引国际法一直置之不理:1961年朴正熙上台后继续索要,不依不饶,1965年终于如愿以偿。

莫名其妙之六,中立国也得到了日本的战争赔偿。瑞士11亿日元,西班牙20亿日元,瑞典5亿日元,丹麦7亿日元。

莫名其妙之七,日本的帮凶国——泰国也得到了战争赔偿。二次大战前,亚洲只有三个独立的国家:中国、日本和泰国。中日战争爆发以来,泰国一直宣称严守中立,虽然泰国表面上中立,但实际上亲日。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泰国和日本签定了“日泰同盟条约”;1942年1月25日,泰国在日本之后也向美英宣战,后来日本战费不足,泰国政府还借给日本一笔巨款;作为报酬,日本将占领的英国殖民地缅甸、马来亚的一部份土地割让给了泰国。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泰国政府在1945年8月16日宣布:“1942年1月25日的泰国对美英宣战宣言无效”。尽管如此,泰国也得到了150亿日元的战争赔款。

莫名其妙之八,外蒙古也得到了战争赔偿。二战时期,外蒙古尚未独立,还是国际社会公认的中国领土的一部分,日本一向不承认外蒙古索要赔偿的资格;但外蒙政府坚持不懈,终于获得了50亿日元赔款。

莫名其妙之九,强找理由的新加坡也得到了战争赔偿。新加坡政府以日军在新加坡屠杀中国人为借口,持之以恒地索要赔偿,1967年获得日本2,500万新元赠款。

莫名其妙之十,最大的受害国——中国却拒绝了赔偿。1953年到1977年,日本政府和20多个国家签署了与战争责任有关的54项协议,共赔偿了约5,000亿日元。其中,恰恰中国是受战争创伤最惨重的国家——第二次世界大战一共不足7年,而中国被日本侵略却长达14年!

莫名其妙之十一,1972年的日本非昔日可比,具备雄厚的赔偿资本。应该说,中国的毛泽东时代极其幸运,1968年日本已经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强国,到1972年中日建交谈判时,已经具备了完全赔偿的超强能力。

莫名其妙之十二,日本政府已经做好了理赔的准备。1972年5月,美国总统尼克松访问中国大陆为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开辟了道路,一时日本国内要求中日友好的呼声空前高涨,于是田中内阁应运而生。上台伊始,田中角荣便将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复交当做外交第一要务,自然战争赔偿是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当时,日本已经做好了赔付的一切准备,朝野异乎寻常的一致。为此,田中特意委托日本公明党委员长竹入义胜充当信使,试探中国政府意图。7月25日竹入访问中国大陆,结果竹入喜出望外,田中闻讯也欣喜若狂——因为毛泽东拒绝了日本赔偿。

莫名其妙之十三,难道中国对日本有什么愧怍吗?中日交往数千年,直到十九世纪中叶以前,中华民族一直是大和民族的学习榜样,只有恩德,没有歉疚。

莫名其妙之十四,战争赔偿不是强盗的恩赐,而是中国自己的损失。按1972年价格计算,在日本侵华14年期间,中国直接损失1,200亿美元,间接损失5,000亿美元。

莫名其妙之十五,战争赔偿不是强盗的恩赐,而是中国人民的血肉代价。侵华14年,日本强盗杀死中国军民2,100万!致伤致残1,400万!还有难以数计的中国妇女被奸淫!——这是一笔用金钱无法偿还的血肉账!

莫名其妙之十六,死于日本军刀之下的2,100万中国人,只能得到一句免费的“反省”。两位死于法国戴高乐机场坍塌事故的中国公民,获得了400万元的赔偿。

莫名其妙之十七,对毛伟人的“英明”决策,连少数正直的日本人都感到匪夷所思。日本学者TOTSUKA指出,中国拒绝日本国家赔偿不合情理,也不合法理。

还有最大的莫名其妙,如此重大国是,为什么毛泽东一人独断专行?

“一人做主,中国老百姓白让人欺负,是谁在出卖国人的利益?卖国兴党天理不容啊!!!”

 

战士之歌并苏中杰步秋野先生《战士之歌》韵

战士之歌

叶(严)先生:

您好!多谢赐稿。您对本人“歪诗”的评价及您痛打“落水狗”的“正诗”都已在寒网发表。铁流老先生是中共的阶下囚,是被伟光正打下水的。欢迎您代表正能量对老人家落井下石/痛打狠揍,使出全身解数对寒网围剿。寒网早已做好迎接如张鸣/金复新/余樟法之流攻击三民主义/诋毁中山先生的战斗准备!

秋野复

 

血泪年轮不老翁
峨眉金顶立青松

良心发现赤屯耻
正气开明黄泽荣
往事微痕留信史
今声巨吼撼危宫
民魂笔挺红毛惧
虎齿偷磨白羽容
政腐难存补天石
志强定撞修墓钟 

黑幕山云遮不住
铁流浩荡贯长虹

                                                 

苏中杰步秋野先生《战士之歌》韵

 

权贵门前卖唱翁

跪乞哪可算青松 

常亲臭脚不知耻

盛赞赤魔反为荣

所作所为留宦史

一言一语记自宫

迷依强权心无惧

讨好上皇未被容

争做红朝补天石

可怜黑狱伴暮钟 

小丑出台挡不住

烟尘过眼非长虹

 

杨奎松访谈:谁说毛时代没有特权没有腐败?

 

夏雨推荐提供 來源:電子郵件

 

很多人误以为今天的贫富差距拉大、收入分配不公、官员贪污腐败盛行等问题,都是改革开放带来的。在他们看来,只要注重分配平等和公众福利,很多问题就可以得到解决。殊不知,这些问题说到底都是现行的有待改革和完善的制度造成的。而这些制度多半早在建国之初就已经确立了。不设法对制度本身进行改造和完善,是不可能真正解决问题的。

 

大院中的等级制体会

 

:今天,贫富差距扩大、收入分配不公问题引起越来越多的议论。有些人因此怀疑今天的种种政策,甚至把这一问题的产生归咎于改革开放,认为改革开放从开始即犯了方向性错误。我们注意到,您在最近一期《历史研究》发表了一篇长文,详细考察了1949年前后,中共党政干部收入分配制度从比较平均的供给制,转向差距较大的职务等级工资制的历史经过。我们想了解,您做这一考察是想说明些什么呢?

 

杨奎松:说来话长,我早年在北京“大院”里生活过一段时间。在机关、军队的大院里生活,包括在尽是干部子弟的学校上学,你会强烈地感受到等级制所带来的种种影响。我们还在很小的时候,就知道谁的爸爸是多少级,多少级的干部住多大的房子、配什么级别的轿车,多少级以上的干部可以购买普通干部买不到的“特供商品”等等。父辈级别的不同,甚至会影响学生之间的交流,级别相差太大,就会“话不投机半句多”。孩子常常会按家庭出身和级别的高低,在学校里分成不同的交际圈子。“文革”开始后,虽然没有人公开声讨这种等级制度,但是,“文革”初期我们耳闻目睹的许多反对“官僚主义”的所谓“革命行动”,其实矛头所指,就有对等级制的不满

 

坦率地说,过了这么多年,读了那么多书,跑了那么多国家和地区,比较了许多社会,包括旧中国的历史情况,尤其是亲身经历了改革开放后中国社会的巨大变迁之后,大概没有几个人会认为当年的那种差距有多么不得了。然而我还是有些耿耿于怀,想弄个水落石出。我一直不明白:为什么从来都高举社会主义和平均、平等大旗的共产党人,会建立起这样一套权利和分配都非常不平等的等级制度?为什么迄今还有不少人坚持认为贫富差距扩大、收入分配不公,只是改革开放以后才有、以前从不存在这种问题?

 

:您所说的情况让我感到有些意外。我们从小所受到的教育是,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我们国家的分配制度是世界上最平等的。即便知道过去等级森严,也往往习以为常,从来不会去把它和等级制度联系起来。

 

杨奎松:这是因为你比我年轻许多。我们这一代,是最典型的“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的一代,这代人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头脑中的社会主义观念根深蒂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什么?最根本的就是分配公平。记得“文革”期间我看得最多,也是研究得最深入的书,就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人谈论社会主义的著作文章,像《哥达纲领批判》、《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国家与革命》等等,不知道读了多少遍。受这些著作的影响,大学毕业后,我最初选择的研究方向,也是中国近代社会主义思想史,想了解中国人何以会那么容易地接受社会主义并最终选择了社会主义制度。

我发现,其实对社会主义理想着迷的,不仅是共产党人,也不只是我们这些生长在新中国的人,可以说旧中国绝大多数知识分子都对社会主义抱有好感和幻想。中国的政治家,从康有为,到孙中山,甚至蒋介石,其实都不那么赞同资本主义。蒋介石1943年出版《中国之命运》,把资本主义批得一塌糊涂。

为什么中国人多数都那么排斥资本主义?一个根本的原因就是:那个时期资本主义严重贫富悬殊的形象,让生活在小农经济环境下、习惯了小康生活的多数中国人都感到难以接受。因此,大家都或多或少地期待主张经济平等、分配公平的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这也就是为什么,虽然明知共产党在大刀阔斧地用暴力均贫富,众多深受西方民主思想熏陶且家境充裕的知识分子,最终还是抛弃了跟西方走得很近却因贪污腐败造成分配严重不公的国民党。

 

抗战中的供给制

 

:记得邵燕祥讲过,陈伯达的一本《中国四大家族》,几乎就宣布了国民党在政治上的死刑。

 

杨奎松:不错,共产党里没有孔祥熙、宋子文那样的大富豪,更没有阎锡山、张学良那样的大地主。毛泽东在抗战期间曾相当自豪地宣布:我们的县长、区长、乡长,每月两元津贴,又民主,又能艰苦奋斗,又能帮助老百姓;而国民党的县长呢?每月拿180元的薪水,只会娶小老婆、打麻将、抽鸦片,甚至还贪污、刮地皮,压迫老百姓。两者对比,优劣立判。当然,毛泽东这里讲的中共干部每月两元的津贴,指的其实是除组织供给的伙食、被服以外另外发给的零花钱,并不是说他们每月只用两元养家糊口。但即使加上伙食、被服和其他日常工作用费,中共干部当时的收入,依然比国民党的县长少得多。抗战时期中共虽然也实行了一些带有等级制色彩的分配办法,如在伙食上划分大、中、小灶,在着装上规定干部服区别于士兵服,另外还开始按级别为资历较深的干部每月提供从一斤到八九斤猪肉钱不等的保健费等。但比较而言,在实行集体供给制的情况下,高级干部与普通干部收入分配的差距,一般情况下不超过10。在当时条件下,中共的这种收入分配办法还是比较符合其政治主张的。

 

从供给制向工资制的转变

 

:有些学者可能不大同意您的看法,在他们看来,延安时期就已经开始形成了一种“上下尊卑的等级差序制度”。您怎样看待这样的观点?

 

杨奎松:等级制在中国是有深厚的文化传统渊源的。梁漱溟讲过:“中国人看见西方全没个尊卑上下之分,没有不奇怪的。”因为几千年来维持中国社会安宁的就是尊卑大小四个字,人们习惯了按照三纲五常来思考和行事,习惯了把人分成治人者和治于人者,相信如果谁也不卑、大家平等,那便谁也不能管谁,一定天下大乱。因此,共产党虽然最讲平等,官兵常年穿同样的衣服并在一个锅里吃饭,但是,相信必须有拿主意的与听话的,下级必须服从上级的心理,却是一样的。这也和中共组织上奉行集中制,以及常年处在战争环境下实行半军事化管理有关。但严格说来,这时上位者与下位者在权利义务方面的这种失衡,由于受长期宣传的平等观念的影响,还尚未全面制度化,因而也才会有王实味等人的强烈质疑。

 

:能否这样认为,从农村转入城市,从革命党变成执政党,对中共在既有的传统文化的氛围中逐渐官本位化和等级化,具有极大的催化作用?从您的论文中可以了解到,1949年后很快就废除了平均主义的分配办法,改行差别很大的职务等级工资制度。

 

杨奎松:改行工资制有一些客观原因。比如供给制的办法每个单位都要搞一套生产后勤运输机构,人力、物力浪费太大;其次,城市生活不同于农村,只靠几块津贴应付不了各种开销。再者,进城干部靠供给制,留用人员和新参加工作者则实行工资制,两种制度并行也带来许多问题;最后,进城后各级干部大权在握,各单位又都有生产营利部门,与私商自然发生大量权钱交易,贪污腐化的情况难免到处滋生。这些都不能不迫使中共废止供给制,改行工资制。很难认为这种改变本身有什么错。有问题的是,这种改变从一开始就没有尽可能地按照平等、平均的革命原则缩小等级之间的分配差距,反而通过拉大分配与待遇、扩大等级差别的办法,全面强化了本应极力去削弱的官僚体制。

 

:您能否简要介绍一下这方面的情况?

 

杨奎松:1950年4月,中共出台了一个《中央级行政人员工资标准(草案)》,规定党政人员最高一级的工资收入可以是最低一级的28.33倍。这个草案在广泛征求当时各级领导人意见后,除了将原定27个级别缩小为25个之外,没做什么修改便颁布实施了。受此影响,当时并行的供给制标准,也进行了大幅改变。比照等级工资标准,小灶的津贴平均一下子提高了约19倍;中灶的津贴平均提高了4倍;大灶的津贴只提高一倍。各级政府供给制工作人员,从中央人民政府主席至勤杂人员,暂分为10等24级,工作人员执行哪个津贴标准,按其职务评定。如此大幅度地拉开收入差距之后,最高一级的收入分配较最低一级扩大到了21以上。

1952年7月,鉴于两种收入分配标准仍有差别,政务院进一步出台办法,将供给制标准和工资标准统一起来。调整后的两种分配标准均统一为29个行政等级,其最高最低的收入分配差距,即级差最大系数,也都统一为25.88∶1。

值得一提的是,新标准更加注重等级的细划与待遇的区别。如原标准中国家正、副主席与政务院总理、副总理同等待遇,新标准则改为国家主席、副主席为最高等,政务院总理、副总理等为次一等,等等。到1955年8月,新政府最终取消了供给制,统一实行职务等级工资制。新标准进一步提高了高级干部的工资待遇,将工资等级进一步增加到30个级别,最高一级560元,最低一级仅18元。这样,最高工资加上北京地区物价津贴16%后达到649.6元,最低工资仅为20.88元,两者工资差距扩大到了31.11倍之多。此次工资改革,13级以上干部,除行政1级外,平均增幅达14.35%,而14级以下干部平均增幅仅2.26%。如果从绝对数来看,低级工作人员最少的月收入增加只有0.23元,而高级干部增加最多的达到95.67元,相差几近416倍。

由于这次工资改革出现了一些问题,次年,即1956年国务院又颁布了新的工资标准。这次工资调整注意提高了一般工作人员的工资收入标准,如将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中最低一级工资从18元提高至20元,1-13级干部最小增幅为0,最大增幅为12.9%,平均增幅6.9%;而14-30级干部最小增幅为7.1%,最大增幅为13%,平均增幅达10.36%。这样就使得标准工资最高最低之差略有缩小,减少为28倍。但连同这次调整在每一行政级别中细划出的11个档次算下来,最高收入和最低收入之差仍然达到了36.4倍。

 

: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呢?

 

杨奎松:为了便于读者了解这种倍数的问题所在,这里介绍一下国民政府时期的薪俸标准情况。以1946年国民政府颁布的标准,除总统和五院院长等选任官外,文官共分为37个级别,最高一级的收入是最低一级收入的14.5

我们还可以比较一下那个年代西方国家政府工作人员的工资收入情况。在资本主义各国中,除极少数国家外,英、法、德等国的公务员,包括行政长官在内,最高最低工资差,均在8-10倍左右,美国、日本差距较大,也只有20倍。而且,它们差距之大,多半只是总统或首相个人的工资较高,有时会高出下一级行政主管一倍以上。可知资本主义国家政府官员高低之间的收入差距,多半远小于新中国官员的收入差距。

 

比工资收入的等级制更严重的

 

:看您的文章,这里面的问题还不止于工资收入的等级差。

 

杨奎松:这正是最值得注意的一个问题,我们的等级差更多地还不是表现在工资标准上。

记得“文革”前夕,听到“九评”苏修的文章,一直深为中国没有像苏联那样形成特权阶层而自豪。这种印象在“文革”中逐渐破灭,并渐渐了解到欧洲一些国家政府官员很少特权的情况。但是,当1986年得知瑞典首相帕尔梅在街上行走时被刺身亡的消息时,还是感到相当吃惊。从当时的报道和随后相关的考察报告中,我们发现了一个完全不同于我们过去印象中的“资本主义”政府:“政府的大门前不设警卫。首都斯德哥尔摩的市政厅,楼下的湖滨花园设有长椅,是市民们的游憩之地。他们的议会开会时要发广告,百姓可以自由旁听。除了国王、首相配备警卫人员,大臣们皆没有。他们上班是官员,下班就是平民、普通老百姓,有的上下班骑自行车来往。……瑞典的官员们即使公务出行,也没有前呼后拥警车开道那一套,他们没有任何特殊之处。”

 

2003年,瑞典再度发生惨剧:女外交部长在商场买东西被杀,但瑞典政府仍旧公开声明,决不因为惧怕暴力就放弃他们长期以来为之自豪的开放的民主政治,将继续保持政治家的平民化和亲民作风与传统。实际上,欧洲许多国家的政府官员不仅收入不高,差距不大,而且所有担任公职时国家提供的服务,都只能限于公务范围,一旦参加非公务活动或离任,便不得使用这类服务。

相比而言,我们在实行职务等级制度之初,不仅全面拉大官民距离,而且严格官阶差序标准,通过把其他各种职位行政化,比照官阶规定相应待遇,建立了一套官本位体制。不同级别的干部在工资以外的待遇和享受标准,极为细致复杂。几级以上可以配厨师,几级以上可以配勤务,几级以上可以配警卫,几级以上可以配秘书,可以享受何种级别的医疗和疗养,包括对不同级别的干部可以住多大面积和何种级别的房子、可享受何种档次和牌子的专车等都有具体规定。

 

:您有没有大致计算过,如果加上种种特殊待遇方面的花费,当时社会收入分配最高和最低之间的差距可能会达到怎样一种数字?

 

杨奎松:我想,这种计算可能没有太大的意义。我们只要知道今天贫富差距拉大的原因,并不纯然是改革开放政策造成的,知道收入分配不公有制度上的根源,就足够了。

我们今天需要特别反思的是,为什么早年以改变不合理的社会财富分配制度、创造一个人人均等的社会为理想的共产党人,建国之后却没有建立起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呢?一个基本的原因是因为当年一切学苏联。苏联是共产党国家中最早实行职务等级工资制并对高级干部实行特殊化待遇的。因此,中共当时也一切照搬。但问题是,1848年马克思、恩格斯发表《共产党宣言》的时候,就很明确地反对当时在欧洲国家中还十分盛行的等级制和官僚制,认为共产党人必须坚持“所有官员的薪金没有任何差别”的政治要求,以求最大程度地限制因等级制所造成的种种流弊。马克思后来在《法兰西内战》中又特别提出:一旦无产阶级能够建立自己的政权,所有公职人员应当一律实行低薪制度,只能领取相当于工人工资的报酬。从前国家的高官显宦所享有的一切特权以及公务津贴,都应随着这些人物本身的消失而消失。

值得注意的是,几乎所有共产党国家都没有照此实行。相反,战后欧洲众多资本主义国家,因为社会党、工党起作用的结果,它们反而在很大程度上努力去限制等级制和官僚制的种种流弊。比较这两者之间的历史条件,我们能够注意到的一个重要的区别就是,绝大多数没有在这方面做出努力的共产党国家,都是落后国家,这些国家革命前基本上处于专制体制的统治之下。由此可见,很多新制度的选择与变异,并不完全取决于政治家或政党的理想和目标,既有的制度与社会文化传统往往会潜移默化地左右着一切。

 

四野中的日军、苏军及大量美式装备

 

网文仅供参考

 

根据日军官员回忆录:“八路”在60万关东军中搞了个百分比,要求日本人用留下小部份人的代价换取大部份人的遣返。1948年9月28日,日本外务省调查局局长加藤松平召开了记者招待会,向外界公布:日本前关东军官兵及其家属,一共有14万人或被迫留在东北中共军中服役,或滞留在中共控制区内生活;加藤局长肯定地认为,据他们周密调查,起码有6万名日本军人直接为中共军于前线工作,有教授士兵开炮打枪的,有教授飞行技术的,有跟随部队做出战术指导的,也有驾驶坦克和国军直接交战的。以上记录见诸于1948年9月29日的《纽约时报》。不过这只是一部份,被苏军俘虏关押在苏联境内的日本关东军还有近五十万部队,当中共林彪部最危急的时候,已经被国军撵的快逃进苏联国境,苏联在联合国和美国一起通过一项决议,让国軍立即停战,国共双方搞谈判。谈判当然只是苏联一时的缓兵之计,等国军发现上当了再次发起进攻,发觉打不动了,林彪的部队好像个个吃了蚁力神,大力丸之类的仙药,战斗力不但大增,武器也焕然一新。

在东北,中共的技术兵种几乎都是外国人,因为培训起来需要时间,而从山东带过来的十万土八路几乎都是文盲,给他们扫盲都需要大量时间,不要说让他们去开飞机驾驶坦克,操作野战火炮。刚好日本关东军的素质就相当高,于是改编了一大批,其中还有几万中共最早的铁道兵。但消灭东北国军的主力,还有大批苏联红军的参与。
在东北,几十万国军主力的覆灭,苏军出了大力。“辽沈战役”,作战计划早在半年前在莫斯科就制定了出来,6月,以科瓦廖夫为首的二十一人苏联专家小组启程到达中華民国东北。表面看廖是铁路运输部门负责人,实际上他是苏联任命的东北最高军政长官,也是“辽沈战役”的战场总指挥,受命指挥所有中苏共部队。
这时战场上的形势已经逆转,从装备上、人员数量上共军 辽沈战役准备阶段,更悲剧的是,苏联把美国通过租借法案支持苏联130亿美圆武器中的40 亿美圆的重型武器,全部装备了四野,于是出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国军因为美国武器禁运政策导致所用的美式武器缺乏弹药,不得不拿起库存的日本三八大盖,推出了日军的山炮搞防守,而四野清一色美式装备——美国坦克、装甲车、美国榴弹炮,美国四轮卡车。而且为了方便指挥全军,苏联顾问配置到四野营一级单位,所有顾问直接听命科瓦廖夫的苏联作战指挥部,这些人都是久历苏德战争的苏联军官。都远远优于国军。来看一组数据,从二战开始的 1938年到1949年,美国各种类型援助总和30亿美元。而其中对中華民国政府武器援助只有8亿美圆,而且这些武器装备大部份都用于二战中对日战场。1946年6 月26日,中共叛亂導致戰後中國大陸戰火紛飛。1946年底,美国政府在马歇尔停战建议下对中華民國政府实施军火禁運,直到194811月才解除武器军火禁运,而解除武器禁运后,首批少量武器运抵中華民国港口已经是半年过後的事情,也就是19496月,而共军渡江在194962日结束。

看完悲惨的国军,来看看共军方面:在1937年至1940年期间,莫斯科通过外蒙和新疆为中共秘密运送了数万支枪械。苏联红军于1945、1947年又两次将日本关东军的70万支枪械(其中20万支来自驻朝日军)交给了中共。据原抗联领导人彭施鲁回忆,苏联还曾将在欧洲缴获的部份德造武器和捷克造武器交给中共。这些来自欧洲的枪械是通过北韓运进东北,最繁忙时,东北车站里德制军火堆积如山,往往一车卸完另一车又接着进站。从1942年至1949年,美国通过援助,为中華民國國軍一共纔武装了45个步兵師;但从1945到1948年之间,中共依靠苏援枪械却组建了210个步兵师。
不过斯大林还是不放心基本是文盲组成的林彪东北野战军的战斗力,命令苏联红军直接参战。“辽沈战役”是苏联将领亲自指挥,以苏联军队为主体的加中共军队的混合军队完成的战争。胜利的基本原因,就是苏联的精锐的步兵、空军、装甲、炮兵,甚至海军的全面参战,导致中華民国國軍被击败。

以后苏军又混编进四野,一路打进关去,被俘的国军天津警备司令陈长捷的贴身卫士在牢中交待说他在被押到城墙上的一路,从共军攻城的尸体中惊讶地看到技术兵种中有很多穿着共军军服的黄头发的苏联阵亡士兵。14万日军,10万朝鲜军,10余万关内干部,30万伪满军。好一只日俄联军哦。

外籍教授认为中共“既不共产主义也不是一个政党”应当改名

 

 

北京清华大学哲学系外籍教授贝淡宁(Daniel Bell)日前为英国《金融时报》撰文,建议中国共产党应该改变名称,有关文章中文版发表之后,立即引起了不少中国网民的评论。

贝淡宁教授本身是加拿大人,自2006年就开始在北京清华大学哲学系担任教授及博士生导师,此前他也先后在新加坡国立大学和香港城市大学任教,并曾著有《中国模式》一书。

贝淡宁在文章中表示,中国目前的政治体制不会崩裂,而中共即使“消亡”也只可能是“名亡实存”。因为这个组织现在“既不共产主义也不是一个政党”,更像一个英才统治组织。

他还预测到了2035年时,在中国执掌大权的仍是中国共产党,但这个执政党会改叫别的名字,例如“中国精英联盟”。

贝尔指出,在组织结构 和党统领国家这个意义上,中共属于“列宁主义”,但它不具备“列宁主义”的其它一些重要特征,而且,列宁主义式的政治动员在中国早已成为历史,故此,中共坚持把自己叫做共产党似乎令人费解。

不过,作者也同意,中共现在可能还没有到要改名的时候, 因为这个类似“精英联盟”的组织现在还需要从中共历史中汲取意识形态合法性。

此外,作者觉得,中国的儒家文化强调尊老,因此仍然需要对革命先烈前辈有足够尊敬。但再 过几十年,老一辈革命英雄们辞世之后,中共不改名的理由就会又少了一条。

BBC中文网日前在《英媒看中国》栏目中也曾摘要介绍过贝淡宁的这篇文章,也引起了不少读者的强烈反应。

网友评论

英国《金融时报》在中国社交媒体上转发了这篇文章的中文版,随后就有不少中国网民发表意见。

一些网友赞成贝淡宁的建议,认为中国共产党应该改名,甚至有网友建议改为“复兴党”、“社会党”、“劳动党”或“民主党”。

其中一位网友表示,“支持改名,别再玷污了共产党这个名了”。另一位网友则认为,“不是共产主义在中国引起普遍反感,而是特色党披着共产党的外衣,打着社会主义的旗号走资本主义道路,这才是最令人普遍反感的。”

不过,也有不少网友对中共改名一事不以为然,但理由却各有不同。一位网友指出,“只有一党制,改什么名字也没用。出台政党法。”另一位网友评论说,“相当犀利,不过国人现在的态度基本上是看透就好不用看透。”

读者反馈

改名叫中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

Mara, winnipeg

狐狸豺狼改了名字,依然是狐狸豺狼;撤旦改了名字,依然是撤旦。中國當下須要的不是改名,而是改朝換代!此刻正是:『不須放屁,試看天翻地覆。』

孟光, Hong Kong

有几个名称都很适合中共:“斧头帮”,“大独党”,“伟光正”,“贪腐党”,“通奸党”,“会多税多党”,等等。

叫什么党都是独裁

黨政分離,把共產黨分開成為獨立的二黨,黨籍以自願選擇為原則,如一黨為共和黨,另為產業黨,共和黨是以憲政,自由,民權,平等為主旨。產業黨以民族社會主義為旨,以眾人利益為主,用稅率來解決貧富之差。務必建立一個人人都能活的社會。那麼一來,中國即可轉成為二黨政治,中國在任何一黨執政下,也是在共產黨領導下,沒有亡黨,也一迸解決了非你死我活的政治鬥爭,把轉換政府引渡入兩黨良性競爭,讓人民去選擇何黨上臺。這樣也避免了下臺就要入牢的宿命。於人於己都是善舉。

未署名

就跟英国女王已经不是昔日的全权国王了但还是叫王,有什么奇怪?英国女王又没改名叫英国摆设。

 

从翻船事故看中与美巨大差距

自由评论    

              

这几天的长江翻船事故,牵动着全体中国的人心,也占了全世界新闻媒体的头版头条,本来只是一次愉快的旅行,竟然变成了一次大灾难,死亡人数尽管官方还没公布,但我认为基本可以说是全军覆没了,在水底泡三天多,都是老人,没有氧气,又没任何潜水设备,不用我说法,每个人都基本知道结果了,在此我也为那些不幸遇难的人深深默哀吧今天我写这文章的出目的就是讨论下中国目前的救缓技术方面与发达国家的差距。这次也不例外,翻船事故暴露中国海上救援能力极为落后!落后与否是相对的,如果中国跟朝鲜和缅甸比水上救援能力,中国肯定是比他们先进,但如果与美、英、日本,俄等“帝国主义”比较,中国确实很落后,这主要是体现在救援大型设备上,和救援方法上。各位可能都看到,不过是一次翻船事故,竟动员了全国的潜水员来参与救援。虽然潜水员来了很多,但是依靠人力救援的效率极低,效果也不理想。这次翻船事件发生在内河航道,而且离岸边相当近,涉水也不深。即便如此,中国的救援设备依然无法进行有效救援。因为没有大型浮箱,也没有大型打捞船。 
现在区区一千吨的打捞船在现场,这样的打捞船就算有二十艘也没有用。大家可能都看到了,本次救援军方起主要作用,但主要力量是潜水员的人力,而不是设备。从视频上看,好多人站在旁边无能为力。士兵虽然勇敢,但人的力量毕竟有限。事故发生都三天多了,救援团队依然没有找到一个有效救援办法。直到现在为止,还在研究准备在船体露出水面的部位开个孔,所有的这些都只是在研究可行性阶段。为什么救援团队面对大型沉船会束手无策?为什么非要在露出水面的那部分开孔?为什么不在水下面位置割开几个孔?可能有人会说:在水下如何使用焊机?这就是中国设备落后之处了。中国人认为水下无法切割,所以拿这船没办法。

其实,国外早就有水下切割设备。也不是什么狗屁激光,只是用可然气体加液态氧,与地上的氧焊切割原理相同,只是国外早几十年就注意到向水下切割发展。中国人没见过那些设备,当然也想不到世界上会有这类设备。所以,在这起翻船事故中,还只能沿用土办法。参与救援的人再多也没用,因为只能倚靠潜水员。这还只是风平浪静的内河,而且旁边就是岸,如果发生在巨浪涛天的大海里,还有这么好的救援环境吗?
今后中国海军如果作战,舰船不可能没有损伤沉没,如果都以这种慢吞吞的方式救援,能救出几个人?2008年汶川地震,中国军方连挖掘机都不能空投,士兵只能空手徒步进入灾区,中国空军的飞机只能搭载十几个士兵,而且还有一架坠毁。空中运输能力极低,造成大量伤员无法运到外界,只能躺在空地等待打通陆地交通线。公路崩塌让外面前来救援的医护人员也无法进入灾区一线,无形中浪费了最宝贵的救援时间。汶川地震抢险时,指挥部在无奈紧急情况下,从深圳中海石油调飞去几架商用直升机,直飞到四川参与救援。这些商用直升机,本是中海石油员工平时前往海上石油钻井平台的通勤飞机。后来又从俄罗斯租用了两架米格26重型直升机为灾区空投挖掘。从那次地震之后,中国军方才发现部队真正的空投能力实际为零。不但不能全天候运作,也无法进行有效空投。设备落后老旧,数量少,另外驾驶直升机的飞行员,全军也没多少。
而美国在二战时,除了生产了22万架军用飞机,还培养了近百万的飞行员。这都是中国与人家的差距。正是由于汶川地震之后,中国才开始上马研制军用重型运输机、重型直升机项目。举个例子,苏联在解体前八十年代生产的安225重型运输机载重可达250吨。而汶川地震时,中国现役的军用运输机,想运100个士兵都费劲。如果没发生那次汶川大地震,中国军队依然在迷糊中。即便到今天,中国空军依然无法空投、坦克、重炮、装甲车、折叠桥。如果铁路线被摧毁,装甲集群根本上无法实现远程奔袭。号称民主国家兵工厂的美帝,自二战中从珍珠港被日军偷袭的1941年12月7日算起,在不到四年的时间里,一共生产了22万7千架军用飞机,战前还生产了大约4万架军用飞机。美军飞机庞大数量的一个零头,都比德国和日本、苏联加起来的还多。地面武器方面,美国一共生产了60万多军用吉普车,4万辆坦克、240万辆军用卡车,重炮、装甲车、折叠桥这些更是不计其数。在海军方面,美国一共生产装备了314艘潜艇,近200艘航母(?),其他的驱逐舰、战列舰、巡洋舰加起来更是超过万艘。战争后期,美国六个月就可以造一艘航母,2个月之内可以改装一艘航母。除了巨大的工业生产能力,美军还培养了与之配套的几十万飞行员,上百万操控各种装备的专业技术人员,而美军参战才不过四年。

这就是中、美军事,软件和硬件上的各方面差别。一起翻船事故确实可以证明中国士兵很英勇,值得钦佩。但是人海战术早就过时了,现在不是毛泽东时代。在钢铁大机器面前,还要倚靠新式现代装备才能更有效的解决问题。船翻了,我相信总理和救援团队真的很着急。但是,我真的没看出他们有什么好办法把人弄出来。因为他们连一台水下液氧切割机,一台先进的打捞设备都没有。
事实证明,在中国吹牛皮也可以当专家。当然,我写的这些不是小看我们中国,而是就事论事,爱国不是到街上打砸日货,网上骂美帝和小日本,而是我们要找出与人家的不足,努力发展提高自己,缩小和别人的差距才是王道,不然天天关在窝里YY是没有出路的。

贫富悬殊、腐败横行的根源是拒绝普世价值

 

资中筠

 

 

前些时发表了一篇关于读书人与道统的文章,承蒙诸好友关注。本想歇息一阵,躲进斗室,效古人“如今但欲关门睡,一任梅花做雪飞”。但是本性难移,仍免不了忧思不断。
方今“盛世”之颂不绝于耳,在不少国家挣扎于经济低迷的阴影中时,似乎“风景这边独好”,连洋人都艳羡。倚仗“举国体制”无节制地耗国库,奥运之后是“60大庆”,“大庆”之后是世博,世博之后是亚运。身处京、沪、穗这些大城市,只见一片流光溢彩,真个是“烈火烹油之势,锦绣繁华之乡”。然而在主流媒体一片颂歌之外,长叹息之声绝非出自我一人。官方宣传与民间的感触反差之大,似乎说的不是一个社会。那么,是宣称“天下已治已安”者非愚则谀,还是我辈杞人忧天,危言耸听?

所忧何来?

首先是改革形势的倒退。改革开放30年取得成绩有目共睹。同时已经到了社会转型的拐点,进一步制度的改革已经滞后,刻不容缓,这也是普遍的认知。然而在经济上只见国进民退,国家垄断日益加强,权钱勾结日益加剧。

在体制上,前一阵朝野皆言“政改”,公众翘首以待,不但没有盼到,却忽见权威喉舌重弹“姓资姓社”的老调,甚至有现行制度是“核心利益”之说,实际上完全否定了政改的需要。当年因决策者明智地摒弃“姓资姓社”之说而迈出了改革的步伐,如今从某些主流言论来看,似乎忽然倒退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直逼“文革”中的论调。言论不但没有放宽,反而“敏感”话题越来越多,难道这是“盛世”的气度?

然则,坚持不改是否可行?“中国模式”是否可恃?

经济发展模式之不可持续早已有多位专家从理论到实践予以充分论证,不必赘言。一般人只从常识观察:资源浪费、环境破坏、低工资、低人权、上下交相追求的GDP中,不但含水分泡沫,且含血量极高;社会财富总量越增而贫富悬殊、社会不公越严重…凡此种种,何以为继?还有为求城市表面光鲜而野蛮拆迁中之各种家破人亡悲剧。在人命关天面前,执政官竟发出“没有强拆就没有新中国”的骇人之论。如此“新中国”是谁的中国?

当前出现新的一轮财富与人才外流潮,普通人没有安全感,用脚投票。既得利益集团的巨富、权贵们在高歌形势一片大好的同时,有几人不汲汲于把财富与子女送到国外?甚至孕妇出国生产以使后代取得外国国籍,以至于促成一种利润丰厚的畸形产业。人之趋利如水之就下,果真“风景这边独好?”唱颂歌者自己相信吗?

更有一种悖论:当提到政治改革,则搬出“社会主义”,以拒斥普世价值,拒斥所谓“资本主义民主”,理由是社会主义民主更加公平,人民享有更广泛的权利(从理论上讲,本该如此);但是面对严酷的现实——弥漫性的腐败、贫富差距(基尼系数)扩大、社会保障大面积缺失、生产安全条件恶劣造成灾难频发,党政机关的豪华办公楼和大小官员的豪宅与百姓的陋室成鲜明对比,以及其他种种众所周知的严重不公,在被认为是“资本主义”的国家中也实属罕见…

至于对外关系,话题更为“敏感”。不宜多言。只是我记忆犹新,上个世纪曾经有一度我国与几乎所有国家为敌,只以意识形态为基础,剩下的“友邦”只有两三个喂不饱本国人民、赖我国“无私援助”而维持“战斗友谊”的小国。

赖中美解冻以及随之而来的30年开放改革之力,我国打开了融入国际社会、良性互动的大好局面。即使在1989年的风波之后,当时在位的国家领导人也一再公开表示,我们不以意识形态为国际关系的基础,国家关系不受社会制度的影响(大意)。这一明智的决策,在当时情况下没有使我们的国际处境进一步恶化。我只能衷心希望,当前的对外关系理念至少能从中华民族利益的现实出发,守住这条线,而不倒退到上世纪60年代。

老夫(妇)耄矣,无能为矣。不论人们怎样津津乐道今日中国出现耄耋老人勇于直言的风景线,一个民族的希望只能寄托于年富力强、朝气蓬勃的中青年。所以我每见到好学深思的年轻人,读到有见地的文章著作,特别是在方今熙熙攘攘之世仍有人有所追求,有所坚守,不计利害、安危,执着地为百姓的权益鼓与呼,破谎言、求真理,为社会正义、民族振兴脚踏实地、见缝插针地做着有益的事,都感到欣慰,升起希望,乃至肃然起敬。而这样的人却往往不见容于权势,屡遭横逆迫害,令我扼腕。

一个好的国家,好的社会,应该做好事易,做坏事难;好人得好报与恶人得恶报的概率高。如此则人心向善,正义公平得以发扬。从近期看,政府公信力强,社会得以稳定;从远期看,足以振兴民族精神,优化民族素质,这才是长治久安之道,特别是在当前矛盾迭出的转型期可望避免大动乱,实现和平过渡。

而现实情况正好相反:做好事难,做坏事易。即便当前官民共同大力提倡的“慈善事业”,有善心做善事为弱势群体雪中送炭者,往往遇到重重阻力,甚至也因行善而遭整肃。青年人入社会,要保持清白,守住道德底线,不但难以生存,且须随时准备作出牺牲。而与贪腐同流合污、向黑暗势力低头妥协则顺风顺水。以这样的社会矛盾和“被和谐”的民怨,一旦经济发生动荡,恐怕难有今日我们所讥笑的他国民众的承受力。则我辈衷心企盼的和平过渡恐怕又一次失去机会。

何况,今日之中国已非昔日封闭的老大帝国,而是身处21世纪,不可能自外于浩浩荡荡之世界潮流。现在流行的最简便的说辞是一切归咎于“境外敌对势力”。我想借用一句论语:“吾恐季孙之忧不在颛臾而在萧墙之内也”。

呜呼!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我个人温饱无虑,别无他求。所求者惟国泰民安,善用百年来国力最强盛的时机,力求以和平方式越过这一不可避免的门槛。正因为如此,每见种种悖理伤道之事,忧思难解,悲愤不已。我宁愿不做贾谊式的预言家,我宁愿落杞忧之讥。

“文革”对中国人人格影响研究简述

 

 

来源:共识网

 

 

  早在1980年代,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的沙莲香教授就曾深入调查过“文革”对中国人人格特质的影响(见表1和表2)。她的研究发现,在“文革”前,中国人最具备的人格特质依次是勤俭(所占比例为20.5%)、仁爱(所占比例为17.0%)、忠孝(所占比例为13.5%)和气节(所占比例为5.0%),中国人最缺乏的人格特质则依次是理智(所占比例为13.5%)、进取(所占比例为12.5%)、功利(所占比例为6.5%),以及私德和屈从(二者所占比例均为5.5%)②。进一步讲,在“文革”前,中国人最具备的人格特质都属于肯定性评价,中国人最缺乏的人格特质则既有肯定性评价(理智和进取),也有否定性评价(功利、私德和屈从)。这意味着,在被调查对象的眼里,虽然“文革”前的人们不够理智和进取,但也不算功利、自私和屈从。总的来看,中国人在“文革”前的人格多勤俭,缺理智。

表1 “文革”前后中国人最具备的人格特质变化情况(n=1838,单位:%)

 

  资料来源:根据沙莲香《中国民族性(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96页的相关资料整理。

表2 “文革”前后中国人最缺乏的人格特质变化情况(n=1838,单位:%)

 

  资料来源:根据沙莲香《中国民族性(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96页的相关资料整理。

  在“文革”中,中国人最具备的人格特质依次是屈从(所占比例为15.5%)、欺瞒(所占比例为11.5%)、中庸(所占比例为10.5%),以及私德和功利(二者所占比例均为6.0%),中国人最缺乏的人格特质则依次是理智(所占比例为19.0%)、仁爱(所占比例为15.0%)、气节(所占比例为10.5%),以及忠孝和进取(二者所占比例均为5.0%)。进一步讲,在“文革”中,除中庸外,中国人最具备的人格特质都属于否定性评价,中国人最缺乏的人格特质则都属于肯定性评价。值得一提的是,屈从和欺瞒成为中国人在“文革”中最具备的人格特质,既反映了人们对中国人在“文革”中人格的低评价,也体现出了人们对“文革”的不满意。总的来看,中国人在“文革”中的人格多屈从,缺理智。

  在“改革开放”后,中国人最具备的人格特质依次是进取(所占比例为19.0%)、实用(所占比例为17.5%)、功利(所占比例为14.0%)和理智(所占比例为9.5%),中国人最缺乏的人格特质则依次是勤俭(所占比例为22.0%)、仁爱(所占比例为13.5%),以及气节和忠孝(二者所占比例均为10.0%)。进一步讲,在“改革开放”后,中国人最具备的人格特质既有肯定性评价(进取和理智),也有否定性评价(实用和功利)。中国人最缺乏的人格特质则都属于肯定性评价。总的来看,中国人在“改革开放”后的人格多进取,缺勤俭。

就中国人在上述三个历史时期的人格表现而言,中国人在“文革”前的人格相对比较良好,在“改革开放”后的人格次之,在“文革”中的人格最差。当今社会具有普遍性并且日趋严重的诚信缺失和道德沦丧曾经长期被视为“改革开放”后发展市场经济的结果。然而,从文化规制的角度来看,新中国建国后在较长时期内实施的以强制和暴力为特征的压服型文化规制,尤其是接二连三的各类“运动”给人们留下的深深的文化烙印恐怕才是更为重要的原因。这种文化规制模式不仅导致了整个中国社会的面从腹诽之风,而且由于长期高压迫使人们日渐深藏不露。因为这种“批判和压服”式的文化规制模式,一方面使得整个社会出现了具有普遍性的唯唯诺诺(“屈从”③所占比例为15.5%)、欺人瞒众(“欺瞒” ④所占比例为11.5%)、忍让求安(“中庸”⑤所占比例为10.5%)、损公利己和不择手段(“私德”⑥和“功利”⑦二者所占比例均为6.0%)之风,另一方面则使得整个社会在很大程度上丧失了理智(所占比例为19.0%)、仁爱(所占比例为15.0%)、气节(所占比例为10.5%)、忠孝和进取(二者所占比例均为5.0%)等优点和美德。

 

 

伪“哈佛教授托尼•赛奇之作”的网上之旅应该结束了

 

作者:李南央

我从电子《周末文刊》上看到王小宁的文章《坚决与污蔑毛泽东的人进行政治斗争》,该文共4838字,其中引用哈佛教授托尼·赛奇的话是1511字,占了全文的31%。在网上搜了搜,知道这篇文章原发在王小宁的新浪博客上,发文日期是2015年4月14日。4月24日,王小宁又以“西方政治家、学者对毛泽东的历史地位予以肯定”为题,在新浪博客上发表了另一篇文章,称:“我的文章《坚决与污蔑毛泽东的人进行政治斗争》发表后,影响非常大。……我的观点得到了大多数读者的支持。有人指出文中引用的美国哈佛大学亚洲研究中心主任、著名中国问题专家托尼•赛奇教授所说是伪作。我准备将文章略做修改,删去托尼•赛奇的名字,删去少量容易起异议的引文。但是我仍然认为假冒托尼•赛奇所说的文章是篇好文章。所以大部分仍然保留。”文中加黑和底线是我做的,可以说,这句话彻底毁掉了王小宁。

一个人要能够在学术界站住脚,要取得学人和读者的尊重,无论观点如何,学术的诚信是第一位的。明明知道了文章系伪造之作,“仍然认为”“是篇好文章”,还要“大部分仍然保留”,这就将自己自我驱逐出知识分子行列,一脚踏进了肮脏的流氓文人堆儿。

再看看王小宁所引的伪托尼·赛奇文章的内容,在有人指出是伪作之前,他竟然没看出来那些话绝对不会出自西方学者之口,他也真的是完了。不想多引,只举几处说明(楷体字为王小宁所引“托尼·赛奇之语”):

“目前中国对毛的肆意丑化已经超越了一个民族应有的理智界限”;“‘家丑不可外扬’出自中国,全世界都认可的哲理,而你们中国人现在却在违背。”

这里提到“中国对毛”,“全世界都认可”。西方学者不会有这种语境。他只会指名道姓地说“谁谁谁对毛”的哪条评论他赞同还是不赞同,不会笼而统之地大到说你们“中国”如何;他会说自己赞同或者不赞同的理由是什么,绝不会拿“全世界都认可”说事儿。首先,没有哪个西方学者敢断言某个“哲理”被全世界认可;其次,退一万步,若世界上真有个“哲理”全世界都认可了,西方学者也绝对不会因此而要求你们中国人不得违背,因为这悖佞了西方学者思想独立的治学规则。

“‘和平演变’首先就是要否定那个国家最有影响的人在群众心目中的形象和地位,” “以我观察,中国现在有三种人在污蔑毛泽东:……”

否定某个人“在群众心目中的形象和地位”在美国是一件天天发生的事情,没有哪一天的网络媒体,广播、电视里不出现对总统、对某个州长、对某个国会议员的批评甚至恶搞的。这些“最有影响的人”的形象和地位不是人民、更不会是学者所要保护的,人民关心的是自己的饭碗,学者关心的是国家走在什么路上。而保证政府的政策正确,最好的方式就是不断地挑战那些掌握着权力的人的决策,指出他的错误,没有人会将这种挑战,这种批评视为“污蔑”。

“无论我们承认与否,在我们西方的自由世界中,任何一个不带‘有色眼镜’的人都非常尊重你们中国的毛,……”

西方的学者只会说,也只敢说自己对某个人怎么看,如何评价,绝对不敢自以为可以代表“西方的自由世界中,任何一个不带‘有色眼镜’”如此浩大的一群人去表达对某个人的尊重。他清醒地知道:除了他自己,他谁也代表不了。

“中国的社会矛盾已经是越来越突出,毛的思想重新被更多的普通群众重视起来。”

在西方,当老百姓对现状不满时,他们绝对不会去怀念什么人曾经有过的思想。他们会说华盛顿那些开国元勋们是怎么做的,里根总统曾经施行过什么政策,马丁·路德金领导我们那么行动过……。西方学者不会以为普通群众会重视谁谁的思想,会以什么思想为武器。在德国,马克思的著作不过是一家的学术之说,只有在社会主义的前苏联和中国,才把它当成了神圣不可侵犯、永恒的真理。

被中国大陆宣传部门所接受,并能占据大陆网络媒体博客空间主体的写手的文章中,常常会出现“西方敌对势力的攻击”,“西方主流媒体的恶意诽谤”,“西方御用文人的无耻之言”……一类的话语;在大肆诋毁来自西方的声音的同时,又常常会有王小宁这样的人需要以“西方政治家、学者对毛泽东的历史地位予以肯定”来支撑自己对毛泽东的赞誉;更甚的是有人竟然伪造出一篇哈佛教授托尼·赛奇的文章,为无法自我圆说的论点站脚助威。而王小宁更更进一步地知其之伪,还要“修改”、“删去”继续使用。虚弱莫过于此!

我就自己对王小宁文引用托尼·赛奇文章之疑,给托尼发了一封电子邮件,请他澄清。2015513日他给了我以下的回复(为了怕我的翻译会不够准确,先将英文附上)

Dear Nanyang

 This fake interview has been circulating on and off for a number of years. It has become more elaborate over time and now often includes a picture. When the original version was posted, the university issued a warning to take it down. I have been asked by numerous people if the interview was genuine and I have replied to all of them that it is a fake. It is very frustrating and keeps reappearing. A number of people have posted online, including Wang Jisi, that it is false.

 I hope that all is well with you.

 Best wishes

Tony Saich

亲爱的南央:

这篇伪造的访谈已经被传来传去好几年了,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得越来越跟真的似的,最近甚至还常常附有照片。这篇文章的第一个版本出现时,哈佛大学曾经发出警告要求从网上删除。曾经不止一个人问过我这篇访谈是真是假,我对每个人都做了回答:它是假的。很多人都在网上贴了帖子,包括王缉思,指出:那是一篇伪作。可是这篇访谈不断地反复出现,令人非常恼火。

希望你这一向都好!

祝好!

托尼·赛奇

 

希望我的这篇文章可以给伪“哈佛教授托尼·赛奇之作”的网上之旅划上句号。别再让人笑话引者的水准“太凹”了!也盼有心的读者记住我在拙文中列出的那几个例子,以后再见这类“西方著名学者”的访谈或文章,即刻做出真伪判断。

李南央

2015.5.16.

共产党的内战胜利的主要原因是英美对国民政府的武器禁运

 

春风

 

解放”战争还是抗俄卫国战争? 中国大陆的教科书一个几乎人人耳熟能详的历史知识是“共产党依靠小米加步枪,在没有任何外来援助的情况下,打败了美式装备的800万国民党军队”,“蒋介石是共产党的运输大队长,中 共手中的美式武器都是缴获国民党军队的。”

真实的历史是这样吗? 苏联解密档案公布数据 (1) 苏联向中共提供了下列日本关东军的能武装至少100万军人的武器装备:步枪70万枝、机关枪14000挺、炮 4000门、坦克600辆、飞机860架、汽车2500辆、弹药库679座;在1947年以前又提供步枪30万枝; (2) 此外,按照斯大林的布置,驻朝鲜苏军把在朝鲜的日军武器全部向中共移交。 (3) 另外,从1946年开始,苏联把二次世界大战时,美国通过租借法案,支持苏联130亿美圆武器中的40 亿美圆的重型武器,全部支持了中共,而且直到1948年苏联依然在继续提供大量苏联、捷克武器。 (4) 而且苏联1947年初,苏联把10万主要是朝鲜人的,经过苏联军事训练,全副武装的军队全部交给了林彪的部队。 (5)在林彪的部队中有数千名苏联军事顾问。 “

蒋的失败不是运气问题,毛的成功也不是简单的民心所能解释,小米加步枪鬼才信。”“国民党经过经过八年抗战各精锐兵力已被日寇消灭精光,剩下的只有杂牌军,国军越打越少,共军越打越多,解放战争初期共军实力已在国军之上。”    

苏联的数量惊人的巨额军事援助和经济援助是毛泽东和中共取胜的唯一决定性关键因素!没有苏联的军事援助,毛泽东和中共取胜的概率为零!

而同时,在国共内战期间,英美等国对华武器禁运 二战后欧美国家政府民众普遍反战厌战,对于中国国共内战十分不满,一场针对中国的武器禁运拉开帷幕。

1947年,美国通过决议禁止向中国交战双方提供武器,从729日美国方面已拒绝签发向中国提供武器的出口许可,禁运开始生效了。美国武器禁运的同时,英国对南京国民政府实施军火禁运,拒绝了南京国民政府购买枪炮子弹、舰炮、飞机机架等请求。英国外交部宣称:“英国政府的政策是不鼓励中国现时的内战。为了这一目标,只要内战还在持续,我们就不向中国出口任何战争物资    由于美英在当时条件下巨大的影响力,没有一个武器出口国向国民党军队出售武器。

1946年7月 29日马歇尔宣布停止向国民政府提供美援。在蒋介石未做出相应回应的前提下,8月18日杜鲁门总统认可了这一禁令。这项为调停而设计的政策,并没有产生马 歇尔预期的影响。不过,它导致了国军军火供应的严重短缺。 中国当时交战双方的情况很清楚,国民党无法购买武器,共产党却得到大批苏联武器和军事援助,美英的决议实际上只捆住了国民党的手脚,掐住了国民党的脖子。国民党既失去外援,又无法继续购买武器,损失的武器系统得不到有效补充,而共产党却有苏联源源不断的军事援助,力量对比呈现此消彼长的特征,这成为国民党在短短三年即战败的决定性因素之一。  中华民国确实是输了,但是是输给了苏联,当时世界最强大的国家之一。环顾当时苏联四周,除非美国力保,有几个国家能逃过苏联魔掌? 综上,所谓的“解放”战争, 根本就不是什么国共内战,而是中华民族与苏联及其代理人之间的抗俄卫国战争!是中华民族为抵御外国势力、为保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抗俄卫国战争!可惜中华民族败了,从此沦入万劫不复之地!  

“复”巢之下,安有完“旦”

“复”巢之下,安有完“旦”

 

王开东

 

这几天比较热闹,男神黄晓明刚刚结婚了,女神范冰冰又“我们”了。美的更加牛逼——李有冰冰,我也有冰冰,美的超冷冰柜,让你享受冷风吹。
其实,遭受“冷风吹”的不仅有男神和女神的粉丝,还有中国的常春藤大学——复旦。
复旦本来是红光满面的,迈着方步,施施然准备110周年校庆大典,而且隆重推出了神级宣传片,4分多钟无尿点,让人惊叫连连。
在英文旁白下,宣传片讲述一个身穿飞行服的女生在教室醒来,漫步校园,走过图书馆书架、浏览古代文献、手术台边凝视、派对上跳舞、看到黑板上的手绘飞机最后脱下头盔,此时打出的一行字幕显示女生身份是2005级毕业生,现为国产大飞机试飞工程师。
人们不禁感叹,毕竟是复旦,毕竟是中国超一流大学,毕竟有110年的传统底蕴,石破天惊,出手不凡。
日月光华,旦复旦兮。
此情此景,就连高大上的《上海观察》也直接高潮了,独钓寒江雪,不管不顾的发嗲:《今天,你复旦了吗?》
但过尽千帆,所有的高潮过去,接着就是空虚,只是没想到被打脸。复旦的宣传片抄袭东京大学,人赃俱获,板上钉钉。天王盖地虎,宝塔镇河妖。感情《今天,你复旦了吗》,切口就是《今天,你抄袭了吗》啊。
尼玛,谁复旦了?我们才不复旦,你们全家都复旦。复旦只是“上海银”的复旦,与我们半毛钱关系也没有。
有人批判北大,皇城根太欺负人了,北大简直是北京人的大学。但是有谁知道,复旦比北大更狠。上海考生进复旦的几率,是山东考生的274倍、内蒙古考生的288倍、全国考生的53倍。这是赤裸裸的地方保护主义。
也许我们不但要感叹,时间都去哪了?还要感叹,老复旦的精神哪去了?“自强不息、兴学救国”的血脉怎么就断了呢?
其实,我们也不在乎复旦抄袭,在一个全民山寨,愣是把山寨整成了文化的国度,复旦又能好到哪里去呢?但我们在乎复旦回应抄袭的态度。
打脸之后,复旦本该反躬自省,唾面自干。孰料复旦官方的回应还言之凿凿,义正词严:“创作剧本的过程是独立的。” 
既然如此嚣张,为何不冷酷到底呢?而要在一夜之间,把宣传片全部下架,屁股洗得干干净净,自欺欺人,恍如什么事也没有发生,轻飘飘的,如同蒲松龄笔下的鬼故事。
覆巢之下,安有完卵?没有完卵,只有完蛋。
什么“创作剧本的过程是独立的?”不就是在玩弄文字游戏吗?什么叫过程?什么叫独立?解释权不都在你吗?
这些年,我们都被玩弄文字的害苦了。无业叫待业,失业叫下岗,贫穷叫后富……抄袭叫高仿。很多年前,孔乙己偷书被发现了,上大人孔乙己就辩解说:“不是偷,是窃,读书人的事,怎么能说是偷呢!”
别以为你是复旦,就能忽悠人民?就能愚弄人民?
“你可以欺骗所有人一时,你可以欺骗少数人一世,但是你不可能欺骗所有人一辈子。”假的终究是假的,抄袭终究是抄袭。
能上复旦的不是傻瓜,能承担这个任务的,肯定更是复旦中的佼佼者,那么,他们之所以肆无忌惮的抄袭,肯定不是无能,更不是无知,而只能是无耻。任何小偷都像小老鼠一样胆怯,只能在黑暗中讨生活,而复旦却高调宣传,多方铺垫,前戏充足。这哪里像是小偷?这分明就是侠盗罗宾汉。
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
复旦抄袭的背后是什么?
在社会舆论的强大压力,甚至是在复旦校友的强烈批评下,该宣传片的制片人已经承认:“摄制团队从2015年4月份开始拍摄,因题材类似,摄制团队比较多地参考了东大短片的叙事方式和表现手法。
至此,尘埃落定!一声叹息!一地鸡毛!
能够自己制作,为何还要冒着风险去抄袭人家呢?这背后到底潜藏着什么?
首先,确实技不如人。这不仅表现为想象力和创新精神不够,也包括对自身水平的怀疑。
早在18世纪,伏尔泰就指出,“中国人虽然心灵手巧、擅长手工艺,但也喜欢模仿。”
其实,模仿是创新并不矛盾,在科学发展的低级阶段,模仿某种程度上也是必要的,毕竟能够让我们短时间内,缩短与先进科技的差距,满足人民的生活需求。但你不能把模仿当饭吃,把克隆和山寨当成了一种文化,这就有问题了。你长得丑不是你的错,但你跑出来吓人就是你的不对了。
伏尔泰对中国人还算比较客气,美国共和党总统参选人卡莉•费奥里娜说得更加露骨,她说:“中国人考试没问题,但他们就不会创新,很缺乏想象力。他们不创业,他们不创新,所以他们现在来窃取我们的知识产权。”
我们尽管讨厌这样的言论,批判这种科技沙文主义,但我们是不是也有一种理亏?我们近代有没有给世界科技进步带来重大影响?在近代世界文明史上,有没有我们的立足之地?
其次,是我们太浮躁了。
大学,本来就是活力和创新精神最充沛的地方。怎么可能人才济济的复旦大学,连一个宣传片也要抄袭呢?一个重要的解释就是浮躁。因为浮躁,我们很难静下心来;因为浮躁,我们很难深入学习和思考。还因为浮躁,我们觉得外面的东西肯定比我们好,渐渐失去了创造的自信力。
浮躁的背后是什么呢?一是急功近利,二是不劳而获。
宣传片下架之后,复旦当晚就推出了新的迥然不同的宣传片。说复旦大学连一个宣传片都弄不好,不仅是不真实的,也是不负责任的。
其实,理性也好、创造力也罢,都源自一种执着的信念,即一种相信自己有能力认识和改变这个世界。但恰恰是我们这个东西丢失了。
这些年,在应试的教育磨折下,孩子们以机械学习和重复学习来应对考试,不仅没有生活的快乐,更要命的是找不到学习的意义,久而久之,孩子们就变得被动,变得麻木,变得现实,变得功利,很少没有变成分数的奴隶,他们目光浅陋,心胸狭隘,失去了理想和追求真理的想法和能力,活生生的人没有了,只有冷冰冰的分。
不管白猫还是黑猫,抓到老鼠的就是好猫。一方面是不择手段抓分数,一方面始终是接受性学习。靠着这样的一群人,不仅解决不了钱学森之问,而且还会一代代削弱下去。如资中筠说说,这种现状如果得不到改正,我们连人种也要退化。
几年前,撒切尔夫人在自己的著作中说:“中国很难成为超级大国!因为中国没有那种可以用来推进自己的权力,进而削弱我们西方国家的具有‘传染性’的学说。今天中国出口的是电视机,而不是思想观念。”
真的,我们没有“传染性“的学说,迅速蔓延到全世界,不说复旦大学的宣传片了,我们电视台的诸多综艺节目自己独创的有多少?连我们比较引以为豪的CBA,也几乎是全盘照抄美国NBA的赛制和文化。
好在复旦的校友们,这次非常给力,几乎一边倒的批评学校,他们爱母校更爱真理,让我们看到了一些微茫的希望。
本来教育学生的大学,反过来让学生教育自己,还屡教不改,讳疾忌医。这是什么节奏?但在我看来,这次事件,如同林森浩投毒黄洋,应该算是复旦的又一起投毒,如果处理不慎,说不定会毒死庞大的复旦。谁知道呢?

 

从北大微信群“传教死全家”言论谈中国人的至恶



张洵 Eric

在“北大证道”这个微信群里,一位活跃分子发出豪言:【传教者死全家】。
而此君在受到质疑时,还振振有词地回答:【既然你告诉我:“不信耶稣会下地狱”,我说“传教者死全家”何错之有?】继而,又挑衅地说,你们基督徒死后上天堂,说你们死全家不是满足你们的需求了么?有什么不好呢?(大意)
这是怎样的恶语?共产主义也没有要让信宗教的死全家吧?大概只有义和拳匪能够产生这样的想法。
尽管基督徒也是人,也充满了罪性,但是基督教的传教士们和广大基督徒带领人类走进文明,是毫无争议的事实。而以上的历史表明,基督教的传教工作充满了善意和爱,也为被传播的对象及其所在地文明发展做出了贡献。因为这样的善意,基督徒会告诫世人,顺服上帝,以免被审判和定罪。这样的劝告,就好比一个好朋友告诉你,过马路不要闯红灯,否则可能被撞伤甚至失去生命一样是出于善意。如果你的朋友劝告你𣎴要闯红灯,你应该让他死全家么?
劝人信主,是一个基督徒把他认为最好的给了对方(当然对方未必接受);而讲这样话的无神论网友,认为死是最坏的事情、诅咒别人死全家是最恶毒话了,而他却毫不犹豫地把自己认为最坏的事情、最恶毒的话,毫不犹豫地、一股脑地甩给了充满善意对方。什么样的深仇大恨啊?!
佛教讲,诸善奉行、诸恶莫做。而诸善中,把自己认为最美好的给予出去,是大善;而若同时愿意付出生命的代价,乃至善;而诸恶中,对至善者的敌意与仇恨,是大恶;而行大恶者同时还巧用逻辑形式的类似,来证明自己所言同至善者无异,則是至恶。可以说,说【传教死全家】的人,是我所见到的少有的至恶者。
人至恶则眼中无善,对任何善意都会抱有敌意甚至充满仇恨。义和拳匪的所作所为的动力即来自于此。百年余年过去了,此仇恨不仅仅没有减弱,此仇恨的载体已经从无知的农民升级到了受过高等教育的天之骄子,甚至毕业于号称“中国第一学府”的北京大学。
荣耀啊,中华民族!你的聪明才智用的真是地方!

一个医生对无神论者的忠告

 

一个人可能啥时候都可以说大话,唯独面对死亡时不行。作为外科医生,我不知道有多少次和患者家属一起对癌症患者隐瞒病情,以免患者本人知道后患绝症后精神崩溃,我们有时候也尝试着让患者知道患有癌症,让他有个精神准备,可结果是:大多数人知道了真的精神崩溃,本来能活半年,却只活了一个月。这里面包括很多平时高喊无神论,总给群众作报告,高谈阔论的老板干部。
可是在西方,这是绝对违法的欺骗行为,患者本人必须知道自己的真实病情,尤其是患有绝症的,必须知道自己还能大约活多久,那样他们才能更加有效地作一些自己人生最想做的事情,自己安排好剩下的宝贵时间。
西方人大多数是基督徒,他们对待死亡比较平静,相信死后灵魂去天堂或还有来世,面对死亡也不是惶恐。他们也常说:你没见过天堂,可能你觉得天堂不存在,可是,你也没有死过,你怎知人死了就没有灵魂去往天堂和地狱呢?
而我们国内的绝大多数人不敢面对癌症,更别说面对死亡,在生命的最后的日子里面几乎是在恐惧和迷茫中度过。尽管有家属和医生的善意的谎言,但面对自己身体状况的每况愈下他们的恐惧越来越大。
同样是死亡,有的人在恐惧和迷茫中死去,有的人在对天堂的憧憬和对来世的美好期盼中离开人世。

看着病人临死前的恐惧和迷茫,再看看那些基督徒们离开人世时候的安详,我知道:原来中国患者的最大痛苦不是身体上的,而是心灵上的。
我们被人问到信仰时候,大都说:“啥都不信,只相信科学。”还有人说:“信仰有啥用?能当饭吃吗?”
可是,作为医生,我真诚地问大家一个问题:“没有信仰,你能不能平静面对死亡?没有信仰,你拿什么来拯救自己和别人的灵魂?”
生死不是说大话,今天的中国人啊,我由衷地说句:“我们需要信仰,需要纯正的崇高的信仰。”

在人类的历史上,达摩一根芦苇渡江及耶稣用五饼二鱼喂饱千万信徒的记载说明神在世间留下了许多神迹。只是因为神佛在现代没有将这些历史事实再现,所以无神论者和许多世人都把这些神迹视为无法证实的神话传说。其实只要细心观察一下,就会发现神迹无处不在,只是世人无法用实证科学证实,全部把神迹看成了偶然发生的自然现象而已。
小时候听奶奶讲,在中国大陆三年大饥荒时期,她所在的村子里的人被饿死了一半以上。身强力壮的男人大部分五、六天不吃不喝就被活活饿死了,生命力较强的女人也很少有人活到第八天。然而村子里却有一位体弱多病的男性盲人在二十多天完全没有食物的状况下仍然顽强的活着,后来竟然依靠他弟弟送来的几根黄瓜和一点青菜恢复了元气,大难不死逃过了这一劫。这位盲人其实是一个非常普通的人,唯一与众不同的是他在那个所谓“反对迷信”的时代仍然坚持信佛。事后村里的人都说他能活下来真是一个奇迹,他自己则坚持说当时有神佛的护佑,二十多天没有进食也没有感到特别饿。
南亚大海啸过后,许多幸存者都将自己的大难不死归功于神明显灵。海啸来袭时,斯里兰卡的肯恩被困在海底,头上有水泥板压着、身体不断被大浪拍打,在即将缺氧之际,他祈求上帝救他。肯恩说,上帝等于是立即回应了他的祷告:突然间水泥板破裂,让他得以浮到水面。一名斯里兰卡旅馆业者则如此述说他的经验:虽然方圆数公里内其他东西都被摧毁,但他的旅馆却奇迹般的仅受到轻微伤害。他表示,这是因他过去十年来行善所积的阴德所致。
在泰南普吉岛拉莱海滩旁的一个约二千名居民的小渔村,这里的渔民通常每年八月都会举办敬海神仪式,以求海神保佑渔民的平安。这次海啸来袭时,靠着长者的指示,全村都逃过了这场海难,无人伤亡。在宗教信仰虔诚的斯里兰卡,大海啸仿佛刻意略过宗教性建筑物与象征的现象,令当地人加倍深信宗教的力量。虽然工程人员认为,宗教建筑物较为庞大,较一般房屋更能抵挡海啸的威力,但许多人仍坚信这些建筑物能够幸存,主要还是因为神明保佑的关系。

戈尔巴乔夫辞职演讲

 

亲爱的同胞们,朋友们:


作为最近建立独立国家联合体这一局面的结果,我宣布辞去我作为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总统的职务。我一直以来坚决支持国家的独立、自主和加盟共和国的主权,但同时我也支持维护政权联合,国家统一。
事态发展背离了初衷。即使我不能赞同的解体这个国家,分裂这个政局的政策仍然占了上风。在阿拉木图会议决议之后,我在这个方面的态度仍然没有改变。此外,我确信这一程度的决定应该建立在大众的期待和意愿的基础之上。
然而,我会继续尽我权力所能保证所签署的协议能成为真实可行的条约,同时能使社会摆脱危机和改革进程的困境。我以苏联总统的身份最后一次向您宣告,我认为对1985年以来我们经历的改革历程,尤其是对我关于这充满矛盾,浮浅和主观认识的历程的观点有必要作出解释。
命中注定当我作为这个国家的领袖时,这个国家的形势已经不容乐观。虽然我们拥有丰富的像土地、石油、天然气等自然资源,上帝也赐予了我们智慧与才华,我们的生活依旧远远差于发达国家,我们在落后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原因已经可以知晓:社会被命令和官僚主义的系统压制,注定为意识形态服务,同时也承受着沉重的军备竞赛的负担。国家已经到了它能力的极限。所有的尝试和许多不完全的改革,相继以失败告终。这个国家正在失去它的判断力。我们不能继续这样。一切都应该被根本地改变。
事实证明修复这个国家和根本地改变这个世界的进程远比我们所能预期的复杂。然而,已经发生的事应该符合预期,这个社会需要自由,在政治上和精神上解放自己,这是一个我们至今没有完全理解的最高目标,因为我们还没有学会如何运用自由。
不过,具有历史意义的工作已经完成,很多年前剥夺了整个国家繁荣和兴旺的机遇的极权主义系统已被终结。民主转型之路上的重大进展已经实现。选举自由、出版和宗教自由,代表机构的权力和多党制已经成为现实,人权被视为最优先的原则。
与过去完全不同的经济体制已经形成,各种所有制的平等已经建立,劳作在土地上的人民在土地改革的框架中开始了新生活,自由的农民出现,数以百万英亩的土地被给予那些生活在乡村和城镇的人们。

生产者的经济自由已经合法化,企业制、股份制和私有化势头渐强。在市场经济改革中,重要的是牢记这些都是为了个人而进行。在这个困难的时刻,更应该尽一切可能巩固社会保障制度,尤其是在老人和儿童方面。
我们生活在一个新世界。冷战已经结束,残害我们经济、公众精神和道德的疯狂的军备竞赛已经停止。世界战争的威胁已经消除。我想再一次强调,对我而言,为了保证可靠地对核武器的控制的一切工作已经在转型期内完成。
我们对世界开放自己,放弃对他人事务的干涉和境外军队的使用换来了信任、团结和尊重。
我们国家和国家的公民获得了真正的选择发展道路的自决自由。联邦制民主改革的探索使我们达成了建立新的独联体的最底线共识。这些改变带给了我们极大的焦虑。这种焦虑伴随着不断增长的来自旧势力的反抗,以种种尖锐的斗争表现出来。
旧的体制在新体制未能有足够时间运转之前崩溃,社会危机因此更加严重。
八月政变把社会的普遍危机待到了一个极限。这次政变最糟糕的后果就是国家的解体。今天我担心我们的人民失去了一个伟大的国家的国籍。这种情况也许对每个人来说都将意味着很艰难的未来。
我带着我的忧虑离开这个职位,但是我也带着希望,带着对你们的信心,这种信心来自你们的智慧和精神的力量。我们是一个杰出的文明的继承人,这个文明进入新的、现代化和有尊严的新生取决于你们每一个人。
一些错误完全可以被避免,很多事情可以做得更好,但是我确信或早或晚我们共同的努力会有结果,我们的国家会成为一个繁荣而民主的社会。
谨此向各位致以我最美好的祝福!

鲍彤:毛泽东给老百姓干了什么又给接班人留下了什么

 

(网文转载,未经核实) 

二十世纪有三个神话。希特勒和斯大林的神话早已破灭,毛泽东的神话至今仍在中国作祟。全面评价毛泽东并不难,看他到底干了些什么,就一清二楚了。
党史教科书说,毛泽东领导中国人取得了民主革命的胜利。那不是事实。所谓〝新民主主义〞,是毛泽东为了跟蒋介石争夺政权而发明出来的骗局,主要内容有:许农民以土地,许知识分子以自由,许工商业者以发展,许工人以领导权,许所有的中国人以〝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罗斯福的四大自由〞。直到1949年9月,毛泽东仍在努力,向各民主党派推出并终于达成以新民主主义为内容的《共同纲领》。等到政权到手,毛就断然撕毁了一切支票,速度之快,连他的合作者刘少奇和周恩来也〝跟不上〞:土改是变戏法,全体耕者最后的命运是统统无其田。知识分子所得到的是被改造。无产者得到的是不准罢工和不准自行组织工会。有产者得到的是〝自愿〞献出全部财产。全体中国人,集体得到了一个不准选举的〝人民共和国〞。以上合计,是谓〝民主革命的伟大胜利〞,这也正是有关毛泽东的神话的基础。
接下来的乐章是毛泽东本来不熟悉的社会主义,斯大林活着时,毛泽东不敢侈谈。斯大林一死,〝社会主义阵营〞的〝头头〞出缺待补,好机会来了。毛随机应变,废掉〝新民主主义〞,改做〝社会主义〞的梦。他要求全体中国人和他一起做梦。他要大家批判〝小脚女人〞。作为驱策,他不断发动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斗争。本来,他所知道的社会主义不外乎一本《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现在毛必须创造。东汉末年的五斗米道于是成了他梦中的新榜样。全民生产、全民战斗、全民学习毛泽东思想的〝五七公社〞是他新发明的组织形式。他的当前纲领是以大跃进超英赶美争第一,他的最终目标是当全世界革命人民世世代代的导师。私有制在中国,被毛铲除掉了,却被2007年的《物权法》恢复了。毛对社会主义的贡献,本来也许可以概括为〝等于零〞——如果几千万条人命和几亿人的灾难可以一笔勾销的话。
第三部曲文化大革命,本来不在毛的计划之内。1958年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的失败,使毛泽东的社会主义丢了脸。1962年初由中共中央召开的全国三级党委(省委、地委和县委)书记全部出席的〝七千人大会〞上,主流不再是对毛及其社会主义的的狂热,而是对毛心血来潮的〝三面红旗〞的普遍怀疑。连多年来一贯帮毛辩护的刘少奇似乎也流露了这种可怕的情绪。这使毛泽东非孤注一掷发动〝继续革命〞不可,哪怕它鱼死网破。作为天下第一赌徒,毛在这场豪赌中押下的赌注,与其说是他本人的灵魂和肉体,不如说是强迫整个国家为他殉葬。人们讲惯了〝文革十年〞,其实,毛在七千人大会后,一直在呕心沥血,他用了整整14个年头(在他统治中国27年中占了一半以上),策划和领导了这场以〝谁反对毛主席就打倒谁〞为唯一主题的大屠宰。在把一切对手打倒在地的同时,毛自己也倒下了。
有人把〝建国〞归功于毛,似乎中国本来〝不是〞国,〝没有〞国;又似乎只要有了〝国〞,不管这个〝国〞干了些什么,老百姓都应该感激涕零。本文不准备为此留出篇幅。
还有人把〝中国人站起来〞当作毛的天大德政。——〝你们说他在国内搞得一塌糊涂,至少,中国人站起来足以令我们扬眉吐气!〞我不想多费唇舌,指出四点就够了:第一,1945年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和1946年中华民国就任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已经意味着中国人站了起来。相反,1949年毛泽东宣布向苏联一边倒,以及奉斯大林之命〝抗美援朝〞(准确地说,应该是〝援金打朝〞)难道不意味着中国人重新趴下了吗?第二,毛泽东发明的〝超限〞外交战略,不是世界和平的稳定因素,中国人不值得为它骄傲。使毛泽东如获至宝的两弹,也不值得平民欢欣鼓舞,何况那是以大量出口口粮、饿死几千万同胞的代价换来的虚荣。第三,明明刘、周都跪下去了,除了毛泽东一个人,中国还有谁站得起来?
所以我说,弄清了毛替老百姓做了些什么,他的神话应该不难戳穿。问题的复杂性在于毛泽东还留下了使他的一部分接班人爱不释手的战利品。权衡利害,这些接班人当然非常乐意把神龛里的毛泽东永恒化,以便让中国人一代又一代地从娃娃开始,就把〝大救星〞的神话溶化到血液里。
说到毛泽东的遗产,至少包括:鸦雀无声的舆论;永不选举的政权;三权合作的和谐;设计和制造冤假错案的流水生产线等等。其中最最重要的,无疑是领导一切的权力,有了它,才有可能成为亿万劳动力和战斗力的占有者。权力就是真理,就是合法性,就是战无不胜的法宝,就是点石成金的摇钱树……。
所以认识难以统一,只能各抒己见。

难:美中冲突不可避免战争不可承受

 

美國偵察機昨日在南海飛越中國南海島礁上空時遭中國海軍發出8次警告,美國中央情報局(CIA)前副局長莫雷爾表示,中美這場抗衡顯示,美國和中國未來開戰的風險「絕對」存在。

據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NN)報道,中國以令人震驚手法在南海創造全新的領地,而且中國第一艘航空母艦已經服役,而中國正裝備多彈頭核導彈,並開發導彈摧毀美軍戰艦;並且在遠離其海岸建設軍事基地進一步推進軍事建設,恐怕是意圖挑戰美國在該地區的主導地位。

美國中央情報局(CIA)前副局長莫雷爾則警告,如果中國繼續下去,便存在真正的風險,當中美相對峙容易引發壞事情。他補充說,中國正在積極崛起,在一個更廣泛的趨勢暗示作為亞洲經濟超級大國將繼續擴大其影響力和實力,莫雷爾表示,這將可「絕對」導致美國和中國發生戰爭。

他又指,中國是一個正在崛起的力量,而美國是一個維持現狀的力量。雙方關係如何協調,這是美國下一任總統一個重要的問題。莫雷爾指出,戰爭不符合中國利益,同時也不符合美國利益,但是戰爭的風險絕對存在。

報道又提及,中國在南海軍事基礎設施的建設活動增加活動,在短短的兩年裏,中國這些島嶼已經擴大2000英畝。在P8A監控在視頻拍攝到,除了早期預警雷達、軍營、瞭望塔和足夠長的跑道讓中國軍機升降,甚至有人稱為這是中國的「不沉的航空母艦」。

南海局勢緊張之際,中國軍事戰略家劉明福出版新書《中國夢》,宣稱陸美將在21世紀進行大對決,加上美國對南海問題步步進逼,有美媒形容,情況有如正醞釀新冷戰。

據美國《世界日報》報道,華府與北京一旦發生冷戰,情況和往昔大不相同。最根本的不同就是北京的經濟力量,遠非昔日蘇聯所能比擬。中國已經是全球第2大經濟體系,並可能在10年內超越美國。

許多分析家認為美國處境較艱難。美國的軍事力量仍為中國望塵莫及,可是領先差距正在縮小。加上美國面對國內經濟問題,經濟成長低迷,如與中國陷於長期戰略競爭,能否維持其經濟優勢大有問題。

此外,中國已成為全球企業最重要的市場,北京能夠把國內市場作為地緣政治爭執的一種籌碼,藉此影響美國勢力強大的大企業,萬一地緣政治競爭惡化,華府就很難有施展餘地。

 

施明德竞选宣言

 

红衫军围城时,很多人曾期盼我占领总统府,基于对民主体制的忠诚,我拒绝了。今天,我却要谦卑地向台湾人民报告,我终做为殖民地的后裔,我的祖先当过“清国奴”,也被骂过“皇民、日本狗”。年少时我立志要结束台湾的殖民地命运,使台湾成为自由、平等、博爱的国度,因此走过悲壮的戒严统治,也曾经在民主化之后渴望我热爱过的党─民主进步党,执政后能建构民有、民治、民享的大社会。

然而我和许许多多台湾人民一样,失望了。

一次又一次的政党轮替,看到一批又一批背叛了理想的政客,他们让国家在撕裂中失去了方向,台湾没有了领导。权力与利益的盘算充斥社会,人民不再享有对黎明的盼望 。

台湾必须走出困境!国家不容再任由政客与财团蹂躏、争食、撕裂,最后被并吞。面对独裁恐怖,面对贪腐无能,我曾义无反顾地站出来。此时此刻,我想到犹太国的本古里安,西德的艾德诺,南非的曼德拉,中国的邓小平,南韩的金大中,当国家走不出困境时,他们不得不再奋起。如今我责无旁贷!

在革命的道路上,我曾闪过独裁者的刀锋,终于必须在选战中与政客对决了。 我向全国人民报告,台湾有急迫的六大问题必须举国一起面对。我们不愿面对,这些问题就会变成危机。我们必须诚实以对,我相信倾全国人民的智慧与勇气,我们一定能走出一条康庄大道。

一、社会大和解政治大联合

面对历史,我们都必须做诚实的小孩。我们必须承认在过去七十年间,台湾这块土地上曾经发生压迫、剥削,恐怖独裁统治,省籍对立,反抗和对立。虽然戒严令早已废止,我们早已走进二十一世纪,“外省后代”和“皇民后裔”哪个家庭没有这种血缘?但是政治的操弄,特别是选举的伎俩,台湾社会仍处处隐藏着“不是压迫者的敌意”和“不是受害者的仇恨”。这些仇恨和敌意如癌症因子般常常随机突发。

在我担任民进党党主席时,我深深觉悟:一个有仇恨的个人,不会有快乐的人生;一个有仇恨的社会,不会有希望的明天。我大力提倡放下仇恨,抛弃敌意,台湾社会应该大和解。当年,国民党和部分民进党人竟然都基于党利对我大肆挞伐、诬蔑。蓝绿恶斗从此更加激化,国家意志和国家政策完全无法理性形成。台湾一直只有党意和党策,政权轮替再轮替,局势依然如故。

现代台湾人民都有原生的血统,这种血统不应该成为原罪,背负历史的罪愆!没有人必须被如此对待!和解是台湾唯⼀一的路。

台湾必须有人领导走向和解,就像南非有屠图、曼德拉和戴克拉克。心中有恨、有敌意的人,不可能引领人民走向未来。囚禁四分之一世纪后,我深深体会到恨像两刃刀,给了你求生的力量,但也割裂你,痛撤心肺。恨是无形的心囚,有恨的个人,有恨的国家,都只会自囚,自我毁灭。个人和国家都必须解放、释放。

和解是台湾唯一的活路!

但是,和解不是口号。社会的和解必须全面展现在国家机器的权力和利益的分享共治。人才和利益属于国家,不归一党所有。如果我当选总统,我领导的中央政府及国营事业,将以政策和能力导向,聘请国民党、民进党、其他人士及三十九岁以下的菁英大约各占四分之一,共组一个包容各党各派和老中青世代的大联合政府。唯有全国人民同心合力才能把台湾高高抬起!透过大联合政府,引发各政党良性改造、重组,让台湾的政党呈现新风貌,彻底终结台湾有史以来“一党独治”的垄断统治,告别“一党总统”的时代,做真正的国家总统。

 

参考消息:陆网友戏说台湾政变

 

原文:

一党多派制 于 2015/5/19 23:33:35 发布在 凯迪社区 猫眼看人

  当两头牛顶到一起,你死我活时,只有第三方的介入才可能带来转机。
  老美很想做这个第三方,但他实在做不了,不恰当。新加坡等找人喝喝咖啡还可以,不能解决任何实质问题。
  于今,有一个最恰当的第三方和唯一有效的仲裁人:台湾军方。
  中华民族需要台湾军方承担更大的政治责任,只有台湾军方才有可能最终制止可能出现的兄弟相(残)。

  如果发生战争,台湾军方将首先直面生死,因此两岸的问题首先跟台湾军方息息相关,作为利益有关方,他有权发言,并参与,而不是被动地把自己的命运完全交给两岸的政治操作者。
   本人提出一个设想:
   1. 两岸首先承认台湾军方作为独立的第三方政治力量
   2. 由台湾军方坐中,两岸进行政治谈判
 这样反台独的任务就交给了台湾军方,因为独立导致战争,就是台湾军方的生命和流血,它们为了自己也要反独至于统不统,何时统,如何统,交给另两方去谈,不需介入。台湾军方同时要求对岸,必须谈,不谈就打,谁就是民族罪人。

国民党无男儿,洪秀柱:上!

 

网文

呜呼哀哉,国民党在马英九的英明领导下,居然到了无人敢于领军参选2016“总统”大选的地步, 真是令人匪夷所思,无法理解。 纵观国民党上下,所谓的热门人选,无非王金平,朱立伦,吴敦义。。。 这些所谓的党内台柱子,却是一个个充满了私心杂念,他们首先考虑的不是国民党的输赢,不是台湾人民的前途,不是两岸人民的福祉,而完全是个人利益第一。这些所谓的大佬,总是以所谓民调为根据,以自己的前途和名声为第一位,总怕因为自己一旦与民进党对决失利,影响了自己的从政前途。

国民党之所以到了今天的如此不振地步,不能完全归罪于马英九一个人,这个局面是整个领导层造成的。 首先,马英九和王金平的斗争连绵不断, 造成了领导层的分裂。 客观来说,王金平这次退选应该是帮了国民党一个大忙。 试想,如果王金平参选,党内无人能够阻止他。 王金平如果参选,他会失去很多深蓝的票,当然,他也许会拿到一些民进党的票,但是,他毕竟是代表国民党参选的,失去深蓝支持,只能导致国民党的失败。 所以,国民党应该感谢王金平不参选。 

再看朱立伦,按说,他的民调反应好,年轻力壮,正是为国民党为台湾拼天下的好时机,可是,看不到他作为新一代所应该具有的魄力和气势。

吴敦义是马英九的智囊人士,一生深受党国栽培,他在台前幕后为马英九出了很多力气。 但是也许他从政太久了,已经失去了锐气和拼力。

幸好,乱世出英雄。就在人们为国民党叹息之时,在台湾号称小辣椒的洪秀柱自告奋勇,置个人名誉地位和个人荣辱于脑后,愿意为国民党领军背水一战。 

国民党上一次九合一选举失败,不能说明民进党有多么好,只能说明国民党有多差。 国民党有行政资源,有一定的民心,只要能够团结一致,胜负尚难预料。 蜀中无大将,廖化当先锋。 希望洪秀柱一马当先,马到成功。洪秀柱: 上!!!

资中筠:唯有思想不能用钱买

 

来源:作者专栏

 

  中国号称“世界工厂”,也就是还处在为他人的创意加工的低端,离自己出思想找别人加工还差得远。如弗里德曼所说,唯有思想是不能用钱买的。民主制度与市场经济与人才相结合就能产生奇迹。

   近读《纽约时报》专栏作家弗里德曼文,题为“真正的美国梦之队”,说的是美国真正的竞争力在于人才,与笔者多年前发表的意见不谋而合。

   弗里德曼文章开头说他出席了一场隆重的晚宴,紧接着列举了一连串出席嘉宾的名单,从姓氏看,一望而知大多数是华人或印度人名。文章接着说,读者不要猜错,这不是中印友好协会的聚会,而是2010年“英特尔科学杰出人才奖”进入决赛的40名中学生参加的颁奖晚宴。从这些中学生中挑选10名上台讲述他们的发明方案,和成长的小故事。然后再选出冠军,奖金10万美元。这些多半属于亚裔的才华横溢的中学生谈起他们的科学创意时眼睛发光,意气风发,尽管外行的听者不见得能听得懂,但受到感染,被深深打动。

   弗里德曼自称是“狂热的移民支持者”。他认为美国保持领先于中国的关键,就是要确保合法移民源源不断流入本国,因为所有这些精力充沛、雄心勃勃的人才与民主制度和自由市场一旦结合在一起,就会产生“魔法效应”。因此他敦促美国改进移民政策,以便“在世界汲取智力精英的竞赛中总能保留第一轮的优先选择地位”。

   他说:“今天最重要的经济竞赛已经不在于国家或公司之间,而在于你和你自己的想象力之间。因为你的孩子个人想象出的东西能够以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远、更快、更便宜的方式付诸实施。今天,几乎一切都可以成为商品,唯一例外是想象力,迸发出新思想火花的能力。如果我现在有了一种新的创意,我可以在中国台湾找到设计者设计出方案,在中国大陆找到工厂制造模型,然后到越南批量生产,用Amazon网站订货,还可以通过freelancer网站招聘人员为我做网页和后台管理。所有这一切都可以以极低的价格做到。只有一样东西不可能,也永远不会成为商品,那就是思想的火花。而我出席的英特尔晚宴,就是我们最优秀的思想火花迸发者。”弗里德曼的结论是,只要美国保持大门打开,美国就能无往而不胜,这才是真正的“美国梦之队”。

   此文令我想起我在将近20年前一篇文章中的话,那是针对上世纪80年代后期保罗·肯尼迪的《大国兴衰》一书问世后掀起的“美国衰落”说而发的。当时此说颇为盛行,其依据是美国GDP在世界经济总量中的比例比战后最高水平下降,同时日本经济正蓬勃发展,特别是出口旺盛,于是有日本将取代美国之说。喊声最响的是美国人自己,确有危机感,还有知名东亚专家写出《日本第一》一书,风靡一时,犹如今之“G2”之说。

   本人当时颇不以为然,特别是认为日本绝对不可能取代美国。其他论点此处不赘述,只引上世纪90年代初出版的拙著《战后美国外交史》“绪论”中的一段话。由于这本书已经绝版,所以不妨在此多引一些:

   “一个常为论者所忽视的方面,就是美国的人才优势。如果说今后国际竞争主要是经济实力之争,而经济实力又取决于高科技和各种管理人才的话,美国吸引人才和发挥人才作用的优势仍将是一大强项。美国是移民国家,从一开始就有其独特之处。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的人口是从已经具备一定劳动力和技能的青壮年开始的。他们出生、成长的‘赔钱’阶段是由别国支付,而把最富创造性的年华和辛勤劳动贡献给建设美国。不仅是在立国初期和‘拓边’时期如此,这一进程贯穿于每个历史时期,至今方兴未艾。

   苏联解体后,美国在高科技人才方面有可望发一笔意外之财,其深远影响不可估量。在人才日益国际化的今天,无可否认的事实是,全世界人才的自然流向是美国。只要这种情况不改变,就说明美国的社会机制相对说来更能提供发挥创造力的条件。大批移民当然也造成许多社会问题,但美国可以通过调整移民政策来进行择优。人才状况不是孤立的,它预示着未来的竞争潜力,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前的相对实力。因为人才流动不可能强迫。一个对人才有如许容量和吸引力的国家很难说已经走上了衰落之路。”

   以上这段话与弗里德曼的文章相隔近20年,寓意大致相同。现在时过境迁,美国又经历了金融危机,“美国衰落”之说又起,这回与之相对应的国家不是日本而是中国“崛起”。我仍然坚持,从长远看,衡量发展走向的主要标准还是人才流向。不过与我20年前所依据的形势已有一些变化。我当时鉴于80年代出国潮中,“文革”后第一批脱颖而出的大学生、青年学者赴美一去不返,为之痛心疾首,所以认为各国(特别是中国)为美国付基础教育学费,美国“白捡”优秀人才。以现在的情况看来,尚未切中要害。

   如果说,当年像杨振宁、李政道他们是在中国小学到大学打下基础,到美国进一步深造的话,现在中国从小学到大学的教育体制已无法提供那样的基础教育,问题不是中国培养出优秀的种子到美国开花结果,而是同样智力的儿童在中国的学制下“学傻了”,创造力、想象力尚未发芽就被扼杀,而在美国的学校中却可以培养出像弗里德曼文章中所描述的那种“眼睛发光”的中学生。

   中国家长有一句常用语:“不要输在起跑线上”,实际上中国当前的教育体制就已经输在起跑线上了。那些在美国得奖的华裔学生大约已是移民的第二代,他们的父母不论是何职业,猜想多半都很重视子女教育,不过在美国教育子女是适应美国的教育方法,与在中国适应围绕升学率的制度自然不同。写到这里,又碰巧从一本杂志上看到一则报道:被誉为“高中诺贝尔奖”的“全美西门子科学竞赛”2009年度竞赛获奖名单中逾半数为华裔。

   这一奖项与弗里德曼说的不是一件事,美国大公司设的此类奖项大概不止一个,而这一个名单,碰巧又是华裔学生领先。如果承认“书香门第”有一定的文化传承的话,中国近代史上名人的后代遍布新大陆,不知有没有人做过统计,有多少书香之家、名门后裔百年来为美国的智力资源做出多少贡献?当前举家向国外移民潮方兴未艾,目标国家也很分散,但是从总的趋势看,高层次的科学、文化人才主要还是流向美国,或者较易在美国立足。

  

诚然,现在中国政府已经把吸引“海归”作为一项国策,而且近年来各高等院校以及企业、政府中也的确有不少“海归”。特别是最近美国经济发生问题,就业率下降,也促使一些人,甚至包括美国人,到中国来求职。国内可以给出的薪酬,已经与上世纪不可同日而语,某些职位的待遇在国际上已有一定的吸引力。不过这种现象被媒体大大夸大,有不少人其实是由跨国公司或国际机构派到中国任职的。从总体上讲,中国人才的流动还是大大出超的,特别是精英人才。即便是目前的小股“回流”能否持续也待观察。

   更重要的是,吸引创新人才主要不在薪酬,而在于是否提供“创新”的条件。中国号称“世界工厂”,也就是还处在为他人的创意加工的低端,离自己出思想找别人加工还差得远。现在有些人以为财大气粗就行了,似乎什么都可以用钱堆出来,包括所谓“软实力”。但是如弗里德曼所说,唯有思想是不能用钱买的。按照他的说法,民主制度与市场经济与人才相结合就能产生奇迹。所以高薪聘请“海归”是否就意味着能创新?除了要看聘请来的是否真正的“人才”外,还取决于能否有所作为的环境和条件。

   我忽发奇想,国人寄希望于“海归”的,首先不应该是立即有所发明创造,而应该是为改造环境和条件做出贡献,使之适宜于创新和培养能迸发思想火花的人才。“海归”如能为向这方面推动做些事,则功莫大焉。怕的是正好相反,一旦归来,以适应本土条件为名,与种种陈规陋习“潜规则”同流合污,甚或为之唱赞歌,则不论表面的“人才”流向如何,中国在深层次的创新思想竞争中要扭转颓势恐怕还很遥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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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葛陂小记 微信号

解读徐文立(之七):“正常化”是徐文立最有价值的独创



  在民运人士当中,徐文立是一个受孔孟影响很深的人,但他尊孔孟却不泥于孔孟,他肯定儒家独特的价值,却又明确地批判儒家的“教化唯一论”,以及它的不宽容倾向(即子曰:“非吾徒者,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但在明确批判儒家弊端的同时,徐文立又强调:再不能“治一经,损一经”,表明他对儒家的总体尊奉态度。这也体现出他的中庸之道。
  满脑子“科学民主”的人,容易耻笑徐文立的此种“陈腐”,我倒以为,儒家的修养,正是徐文立最具价值的地方。此种价值已经在他的社会交往中体现出来:徐文立是民运人士当中,与西方人士和政府交往最成功的人之一,而徐文立却不谙外语,此种外交成功的秘诀,除开徐文立的性格之外,就是儒家所强调“礼”和“信”——有儒家修养的人,能够自然流露出“礼”和“信”;而那些否定儒家的同辈人之所以在外交场合时常碰壁、路越走越窄(甚至沦为孤家寡人、老年公寓宅男),就是因为他们自然流露的东西是红卫兵、是毛泽东、甚至其言谈举止犹若康生再世。。。。。。

  可见中国儒家的修养,与西方绅士传统,有着某种相通之处,而与之最格格不入的,是“马列鬼子”和不要任何传统的“科学民主”禀性。

  但,徐文立对儒家的扬弃,有些地方是值得商榷的,如:

  他对孔子“攻乎异端,斯害也己”的否定,他认为这是文化专制主义的主张。我以为文立兄这是误解了孔子的本意,孔子所指的异端,应该不是正常情况下不同的观点,而应该是指那种有违常理常伦的极端、偏谬之论(所谓“离经叛道”之论),比如:那种认为同性恋比异性恋好之论、那种认为人口越少越好之论、或者如马克思那样,否定作为人类文明自然形态的私有制、否定人类道德、鼓吹阶级专政、号召消灭有产阶级。。。或者如某立异以为能的某文化买办、“基督徒”、“独评”人士那样,莫名其妙地咋呼:“屈原是垃圾”! 。。。。。。

  另就是他对孔子“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批判,认为这是愚民主张。然而由于中国古代没有标点符号,全凭上下文短句,因此对孔子的这段原话,历来存在重大争议,另一种解读是:“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如果孔子的本意是这一种,那么就不是愚民主张。我个人以为,这后一种意思,才是孔子的本意,因为如果愚民是孔子的本意,就与孔子的几乎所有其他主张相抵触,则孔子的学说就无法自圆其说。

 再就是徐文立注意到:一些有着儒家传统的国家和地区,直到当代还有着一种奇特的现象:每个人的家装修和维护得很好,但近在咫尺的公共地段却脏乱如垃圾场;徐文立认为这是“家国论”的弊端造成的。
  我以为,此种看法并不准确。例如,泰国不是一个有着儒家传统的国家,但我亲眼所见:此种现象在曼谷却比比皆是。这到底是什么原因?我认为:这主要是社会组织不发达、政府服务落后造成的,因为注重私人住所而忽略公共地段,是人的本性,这与有无儒家影响没有多少关系;日本、韩国、台湾、香港的例子证明,儒家对建立社会公益组织、改善政府服务没有妨碍,阻碍社会组织和政府服务的,是专制。
  除了对儒家的一些看法值得商榷外,徐文立对中国和西方历史,尤其是满清历史的解读,也有着失准、失当的地方,但这并不影响徐文立的独特价值,有道是:“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徐文立不仅饱读经书,书、画国粹,亦无师自通,作为随“新中国”建立而成长起来的“解放牌”一代,且常年生活于僵尸阴魂不散、满清鬼影幢幢的北京城人,能有此中国传统修养,对历史能有此把握能力,已经是出乎其类、拔乎其萃了。

  总体来说,徐文立是一个行动家,缺乏连篇累牍的思想著述,但这决不意味着他思想的贫乏,实际上徐文立思想的深度和独到发现,超过好些“民运理论家”。我以为,徐文立思想中最有价值的地方,是他针对中国转型,创造性地提出了“正常化”的概念。
  数月以来,在电邮和电话通话中,徐文立多次向我提起“归正”和“正常化”这两个概念,徐文立说:不要标新立异、好高骛远,中国现在迫切需要的是“归正”、是“正常化”。。。徐文立的提法,引起了我的深思:

  我现在想:脱离本民族的文化传统去追求宪政民主,能否成功?恐怕不能成功。这世界上没有一个宪政民主的国家,其政治体制是建立在对本国文化传统否定的基础上。脱离本民族的文化传统去追求宪政民主,就象脱离本国土壤,把一棵树栽栽种于花盆中一样,是注定长不大的。
  《河殇》作为“六四”运动的思想前导,全盘否定华夏文明(所谓“黄色文明”——大河型农业文明),把传统中国文化乃至文明与自由民主根本对立起来,在这种思想指导下的民主运动,一开始就打上了注定失败的标记。

  现在中国最缺什么?大多数异议人士都不假思索:最缺宪政民主!但如何建立宪政民主且能确保稳定和长治久安,这就众说纷纭了。对此,一个常识是:中国人容易适应的制度,容易稳定和长久;那么什么是中国人容易适应的呢?首先必须是合乎人性的;再则必要是合乎中国人的民族习惯的。。。向这个方向行进,就是“归正”、“正常化”。由此可悟,只有“正常化”的民主化,才不容易乱,才能民主化而有所成,那种抛开中国国情再行试验某种全套新主义、新学说的纯粹“科学民主”搞法,必然造成新的混乱、新的灾难——那种主张废除汉字代替以字母文字的“民主化”、那种主张以基督教文化全盘改造“劣等”中国文化的“民主化”、那种全盘移植美国政治、经济、社会制度于中国土壤的“民主化”。。。都是其中之一。

  虽然“改开”已近四十年,现在的中国仍是个不正常的国家,中国共产党在其马列主义实践彻底失败、共产意识形态完全破产的情况下,居然举着马列的破旗“挂羊头卖狗肉”大搞有专制特色的原始资本主义,凭此继续赖住政权。中国之不正常,就集中于“挂羊头卖狗肉”——政府说一套做一套带头搞假。
  而中国当今社会道德前所未有全面崩坏,主要原因就是政府“挂羊头卖狗肉”带头搞假,带坏和毒化了整个社会风气。试问,政府带头搞假、以身作贼,又怎能说服老百姓“八荣八耻”呢?又怎能指望官员廉耻自律呢?所以,习近平、王岐山的反腐倡廉一定失败!

  也就是说,中国要“正常化”,首先就要“名正言顺”,就必须去除马列的“指导”,去掉共产党的领导,就必须明确承认“普世价值”、保障私有财产——就必须停止诬蔑什么“宪政民主是资产阶级的民主”(谁是资产阶级?你习近平能代表无产阶级?)。。。这有两种方式:一是共产党自己改旗易帜、改党章、修宪法;二是共产党被人里应外合推翻,再启动“正常化”。
  我以为,“正常化”是“民主化”的必由之路:“正常化”不一定马上得到民主,但是“正常化”必将结出宪政民主的果实;而忽视了“正常化”一味追求自由民主(很大程度由叶利钦的“休克疗法”极端政策引发),即使暂时建立了宪政民主政府,也无法巩固和长久,必然招致动乱和专制的强烈反弹。俄罗斯就是例子。
  但话又说回来,现在俄罗斯尽管处于普京专制反弹当中,但她已经抛弃了共产党包袱、在付出了“休克疗法”的巨大代价之后,她已“归正”为正常化国家:俄罗斯普京政府并没有“挂羊头卖狗肉”,其法律保障私有财产,俄罗斯社会已经脱离苏联而回归人类正常社会形态,即便独裁者普京,在口头上也不能不承认宪政民主的价值;这是现今中俄的巨大区别,现今中国,仍全套保留共产时代恶法、宪法、政治体制,中共当局迄今在价值观上根本否定宪政民主。

  中国要想民主,首先必须“归正”,因此,“正常化”比“现代化”、“民主化”的提法都好。

  三十七年前,魏京生先生在民主墙上提出“第五个现代化”的目标——“政治现代化”,这是不朽的创举;今天徐文立先生提出中国“正常化”的目标,这是新的、划时代的创举。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徐文立的这一创造性提法,正来自于儒家思想——孔子的“人等而分之”论。徐文立认为:
  “1.孔子的“人等而分之”暗合了人类社会的基本结构;
   2.孔子的“人等而分之”契合了人类社会进行合理分工的实际需要。”(《人类正常社会秩序概论》之《九月一日家书》)

  也就是说,每一个人在人格上是平等的,但是人与人之间,存在能力和出身等方面的差异;因此,一个正常的社会,就必须是一个容许贫富差距和一定程度不平等的社会,反之,则是一个不正常的社会:
  无视人与人之间的差异性,人为地追求绝对平等(及至经济上的平均主义),必然导致极权社会;而人为地扩大贫富差距和人与人地位的不平等的社会,必然是一个专制独裁社会或权贵等级社会。
  这是徐文立对儒家思想最具智慧的领悟。

曾节明 写于2015年五月十二日下午于夏凉纽约州

曾节明: 解读徐文立(之四)

 

徐文立对中国明清政治解读的偏差 

       

       凭心而论,徐文立先生是“民主墙”一代人中,对中国历史洞察鲜有的深刻者,他敏锐地洞见:“儒家思想,不但对以农耕为主的中国社会奠定两千多年超稳定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同时也对中国专制社会的长期停滞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徐文立著《人类正常社会秩序概论》之《八月十七日来信》)”

  儒家对维持中国社会的巨大作用,徐文立看得很清楚:中国古代缺乏入世的宗教,如果没有儒家,中国人都是野蛮人,而且人丁不可能那样兴旺,以汉文化为特征的中华文明,必然早已在北方蛮族的冲击下彻底灭亡了。
  儒家的弊端徐文立也看得很清楚,他在《人类正常社会秩序概论》中,大力批判儒家秉持“教化唯一论”的价值观,在防止统治者作恶的制度设计上了无建树。也就是说,他把中国本土未能产生宪政民主制度,(很大程度地)归咎于儒家。
  我以为这种认识是片面的。的确,儒家自身有着歧视商人、歧视生产技术等弊端,但作为一种思想学说,哪一种是完美无暇的呢?徐文立失察的是:不是儒家导致中国社会停滞落后,而是野蛮民族入侵、统治者的倒行逆施(包括对儒家弊端的利用),导致了中国社会的停滞落后;而其中北方游猎蛮族对中国的征服,暨其暴虐、阴毒、落后的统治,在导致中国社会停滞落后方面,起了非常突出的作用。

  其实中国社会在历史上一直是充满生机的,把中国导向停滞落后的开端,是蒙古对中国的征服。蒙古军的屠刀,消灭了黄河流域90%的人口(从此黄河流域再也未能恢复元气),也严重破坏了江南的繁荣;蒙元完全消灭了宋朝的社会形态,赤裸裸地实行“四等人”种族歧视统治。。。蒙元对儒家的态度,除了忽必烈出于“维稳‘需要,历史上首次定儒家理学为官学外,除了元英宗短时期尊奉儒家外,其他蒙古皇帝对儒家其实根本不屑一顾:终元一朝基本上没有恢复科举制度,儒士地位很低,故元朝有“八娼、九儒、十丐”之说——儒者地步比娼妓还不如,仅比乞丐高一级。
  徐文立没有注意到:不尊儒学的元朝,为什么文明成就比尊儒的宋朝逊色很多?

  朱元璋在“恢复中华”之后,拒绝继承文明优容的宋制,厉行“以猛治国”,并把儒家中比较极端的理学,作为科举考试的唯一内容。这无疑是历史的倒退,“罢黜百家,独尊理学”的后果,就是大大助长儒家弊端的影响力,从此科举制度沦为中国社会停滞僵化的催化剂。

  满清入关后,其倒行逆施比明朝朱元璋倍有过之而无不及:在大规模屠城的基础上,厉行“薙发易服”文化灭绝主义二荏大屠杀,消灭中国八分之七的(明末)人口;满清全面继承明朝制度的弊端,外加上满洲族一族专制;满清大搞闭关锁国,其封闭程度空前(当然并不绝后);满清大兴文字狱长达一百五十之久——从顺治二年起,到乾隆死后才退潮,其残暴、严酷、阴毒实际上远超过秦始皇。。。这些多管齐下的鄙劣阴毒愚昧暴政,基本上消灭了明末时仍具希望的中国社会活力,这才是中国社会到“鸦片战争”之前,全面且远远落后于西方的主要原因!
  为什么中国虽历经大逊于宋朝的朱明两百多年统治,比西方虽有滞后,但落后不多;但经过由文字狱锻造出来的“康乾”一百五十年“盛世”之后,与西方的差距却陡然如天渊之别?这样急剧的衰落,满清防汉愚汉弱汉的(空前)下三滥殖民统治是主要原因,不能怪到儒家身上。

  惜乎哉徐文立前辈对此全然失察,并在此种失察的基础上,得出了满清统治比明朝统治贤明的大谬之见。

  徐文立充满钦佩地评价满清说:“清朝的统治者虽然发迹于东北一隅,可作为少数民族的满族(应为满洲族)上层人物却异常重视儒家思想在治国平天下方面的特殊作用。。。入关后,清朝统治者更加提倡儒家的君仁、臣忠、民孝思想;再加之清朝的每代皇帝几乎都非常勤勉朝政,曾把一个农耕社会的中国治理得兴旺发达。。。”
  而对明朝,徐文立颇为不屑地说:“中国的明朝不同于清朝的很重要一点就是,清朝的每一位皇帝相对而言都比较勤勉,明朝则不同,明朝除开国的二代皇帝朱元璋、朱棣和末代崇祯外,中后期的十多位皇帝,几乎个个是昏庸无能,个别皇帝的荒唐简直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

  在这里徐文立是只看表面,他完全是在重复满遗们的偏见。一个政权的好坏,并不取决于最高统治者的勤政程度,试问:列宁、斯大林难道不比沙皇勤政?毛泽东难道不比北洋军阀勤政?能够以此得出共产政权更好的结论?

  徐文立不懂得:满清皇帝勤政的比明朝皇帝为多,非但不能反映清朝比明朝进步,反而反映出清朝比明朝大为倒退。
  满清皇帝为什么勤政?原因决不是满遗清迷咋呼的:满人比汉人优秀云云,而是清朝不同于明朝的体制,决定了清朝皇帝不得不更加事必亲躬:

  明初,朱元璋借口胡惟庸案,倒行逆施废除了中国历朝一直延续的宰相制度,以图加强皇权专制,但很快发觉吃不消,因为皇帝一个人批阅全国政务,力不从心,于是从地方征调四名三品辅官辅助批阅奏章,但地方辅官对朝廷的典章范例不熟悉、处理中央政务也不娴熟,不久也搞不下去;到明成祖朱棣时,不得不抽调中央朝廷的文官,组成常侍班子,入宫辅助皇帝办公,名曰“内阁”,内阁刚开始地位很低,但到明仁宗时,发生了重大变化,内阁的职权和地位迅速上升,接近宋朝的宰相的御前会议,内阁成员均由大学士担任,其首辅大学士到明朝中后期,权力已相当于宰相,著名者有严嵩、徐阶、张居正、温体仁、马士英。
  明仁宗以后,明朝的内阁有参政、议政、甚至有否决皇帝主张的权力,明朝中后期,内阁有官员任免权,甚至有辖制军事的权力,如崇祯二年后金入关,袁崇焕蒙冤下狱,临危受命挂帅御虏抗敌的,就是内阁大学士孙承宗。
  由于内阁制度的完善和加强,到了明朝中后期,即使皇帝不亲政,高度完备的内阁制度,已足以维持国家的正常运转。同时,内阁制度也对皇帝的权力构成了一定的限制(虽然限制作用微小),比如:明朝中后期已经形成皇帝任免官员、决定大事须经内阁议处的规矩,有的事争执不下,还必须由内阁召集由重要大臣参与的“御前会议”,扩大议处(这可望成为议会的雏形),皇帝抛开内阁任命官员、决定大事是很不名誉的,被称为“乱政”。

  但是满清入关后,内阁制度完全失去了参政的职权,沦为摆设,万事由多尔衮个人说了算,保留内阁制度,对他来说不过是笼络汉官明朝降臣的手段;在顺治、康熙手上,内阁的职权比明朝也大为缩水;1730年,雍正帝为了进一步加强皇权专制,干脆削夺内阁权力,创设军机处,从此内阁在清廷消失,军机处一直存在至满清灭亡前夕。

  与内阁文官大不同的是,军机大臣们的工作只是在皇帝面前口头汇报、跪受笔录,沦为皇帝命令记录和传达的工具,而毫无参政议事权力,他们的身份其实已不再是大臣,而完全沦为皇帝个人的“奴才”(套用满语说法)。
  军机处非但只是皇帝的汇报和传达的工具,且其的运作不再向朝臣公开,完全黑箱作业。也就是说,国家大事非但进一步由皇帝专断,而且更加非透明化。因此,比起明朝,清朝的特务统治不仅没有收敛,反而大为扩张了。

  这比起明朝的政治,无疑是大倒退。

  军机处的创立,实现了皇帝的个人专权独裁的效率和省力,然而它是对中国政治负面影响深远的大倒退创举。自宋朝以后,明朝末年中国政治再次出现了虚君内阁制的苗头,但此种政治文明的苗芽,却为满清入关血腥地打断。正是在满清手里,东方君主专制实现了登峰造极。

  而登峰造极的君主个人专制,必然更要求皇帝事必亲躬。这就是满清皇帝比明朝皇帝“勤政”的真正原因。

曾节明 写于2015年五月八日于夏热纽约州

老粗毛左对骂集

 

有位朴实者,一出生就挨饿,一上学就停课,一毕业就下乡,一上班就下岗。偶然听到网上袁腾飞,说了点实话,却遭到“毛左”围攻,他实在气不过,自称“大老粗”,向毛左开骂。   

你们热爱毛主席,那是你们自由;袁腾飞有不同看法,那是他的自由。老毛有没有错误?有错误为什么不能批评?反毛怎么啦?你们谁不反毛?   

老毛前脚死,后脚老婆孩子,他提拔的造反司令,整人专家,都被抓起来,是不是反毛?那时候你哪儿去了?怎么不站出来?   

老毛以阶级斗争为纲,现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不是反毛?老毛看谁都不顺眼,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现在要建设和谐社会,要以人为本,怎么啦?你反对?   

你家过去有下乡的吗?毛主席教导你们,扎根农村一辈子,你却回城,是不是反毛?你家有挨过整的没有?平反时候你为什么不拒绝?是不是反毛?   

几年不搞文革,有劲没地儿使了是不是?收拾打砸抢“三种人”时候把你落下,趁机出来闹事是不是?还想当造反司令是不是?还想整人是不是?文革时代打棍子扣帽子,那一套过时了,知不知道啊?   

你说那个时候好,那是你的看法。那个时候没有腐败?把老婆孩子都弄进中央,弄进政治局,毛夫人,林夫人,少奇夫人,那算不算腐败?大官当到死,家天下,是不是腐败?   

一个普通列车服务员,你喜欢,就弄进中南海,副部级干部,这算什么?几个专门写批判文章往死整人的文痞流氓,你一句话他就进北京进中央,这算不算特权,算不算腐败?   

现在贪污腐败遍地,哪儿来的?五六十岁,六七十岁,文革之前过来的,手捧小红书长大的,毛思想教育的结果,文革罪孽没彻底清算的结果。   

说他们不贪?贪的东西不一样!现在你想往外国跑?那时国际环境,满世界连个像样的朋友都没有,朝鲜,越南,伟大的社会主义明灯阿尔巴尼亚,个个都是我们养着,等我们支援,你能跑哪儿去?逃得出去吗?还不如在国内享受终身特殊待遇,这个帐人家比你会算!   

不贪钱就是不贪吗?小贪贪财,大贪贪国,毛身后连一个稳定社会秩序都没建立,一部像样宪法都没有,连交接班都成问题!没有监督制约,公有制加特权,能不腐败?

老毛忽悠大家几十年,不允许反思一下?制造世界级假大空,亩产万斤,超英赶美。国内事情一塌糊涂,却要干涉别国内政,解放这个解放那个,把中国搞成孤家寡人,国际形象又臭又硬。   

老百姓连块豆腐都买不起,你却大手大脚支援亚非拉。那是国家的钱,纳税人的钱,人民公仆这么乱花国家主人的钱,大家不能问一问?   

自己爱读书,却不许别人读书,鼓动红卫兵到处抄家,把所有书籍都指为“封资修”,只能读他的小红书。国家批准正式出版物,说没收就没收,想烧毁就烧毁,古今名著,外国名著,各种经典,那都是省吃俭用花钱买的,凭什么烧毁?   工人不干活儿,学生不读书,每天早请示晚汇报,背语录跳忠字舞,一句话不顺耳就是反革命,就置人于死地,全中国就他一人有思想。出尔反尔朝三暮四,把几亿农民捆在土地上当二等公民,这就是人民当家作主站起来了?   

斗完国民党斗亲密战友,斗完战友挖古坟斗孔老二,斗小说里虚构的宋江,饱汉不知饿汉饥,吃饱了撑的拿老百姓当猴耍。一辈子迫害狂,煽动红卫兵打砸抢,不整人就活不下去。搞社会科学的你整,搞科学技术的你也整!眼看被整死,还得感谢你皇恩浩荡。   

看看跟他打江山的,将军元帅;看他自己培养的接班人,少奇、林彪,个个不得好死;看他身边工作的,办公室主任、秘书、保健医生,不是坐牢就是自杀。把事情做得这么绝,有点疑问不行么?   

按比例整人,被冤死多少?不能问一问吗?种棵花草,溜溜公园,女孩子打扮打扮,都不允许,都是封资修。什么领袖?见不得老百姓高兴,病态!   

全国民众只许读他的那几首诗词,只有他的才好,是光辉典范,别人都不许写,写了就是反动,就有文字狱等着。什么人格?嫉妒!   

毛选出版数千万册,语录印发两亿册,到1977年恢复高考时候,国家连印考卷的纸张,都拿不出来;成千上万吨造飞机的材料,用来造他自己的像章,满马路站着伟人挥手石膏像,有这样的“人民领袖”吗?   

打着民主旗号当皇帝,拿老百姓当傻子,折腾民众几十年,小袁替大家说说都不行吗?要求民主过分吗?当初是怎么承诺的?

现在房价过高?几十年不建设,人口基数大,都集中到这十几年,能不高吗?那时候一家三代二十平米,你敢说么?毛时代没有失业?两千多万知青,遣送到农村“接受再教育”,那也算就业?   

你不允许反毛,其实你最反毛!毛说知识越多越反动,大学从1966年停办六七年,现在你不是让子女上大学了吗?毛说资本主义水深火热,你不是送子女到美国,读博士去了吗?   

老毛最反感资产阶级腐朽生活方式,你刚才不是坐着奥迪、宝马来的吗?你这西服革履的成什么样子?你这是不是反毛?   

再看看你们这些老左,除了骂人,除了整人,还会什么?你们的张春桥姚文元之流,除了捣乱、夺权、喊口号,还会什么?你们这是反人类、反社会、反文明,知不知道?还想折腾是不是?

 

 

解读徐文立(之三):徐文立体察儒家安邦思想的不足之处


曾节明


  徐文立在其狱中所著的《人类正常社会秩序概论》中,以独到的眼光,比较系统地重估了儒家对维持正常社会的意义,其中的八月十七日家书,则是集中探讨孔子核心思想,对治国安邦的利弊。

  徐文立敏锐地看到:孔子思想的核心部分在《大学》,其中的代表语录是: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
  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
  徐文立认为:这段核心语录,“在表述上的逻辑美,是无与伦比,言简意赅、丝丝入扣。”他认为以此为基础,再结合孟子的学说,儒家从两个方面破解了维持人类正常社会的核心秘密:
  一是人性的善恶/教化——儒家主张人性本善,提出“入则孝,出则悌”
  二是人类社会的基本解构——儒家主张人等而分之。
  徐文立认为:主要是儒家的悌孝精神,外加上科举制度,维持了明清五百多年的社会稳定;徐文立并认为:清朝比明朝更富强,且比邻国日本、朝鲜更富裕(老徐认为),是因为清朝皇帝比明朝更提倡儒家,并且清朝皇帝非常勤政的缘故。

  我以为,文立兄对儒家安邦思想的体察,既敏锐,也存在着不足。

  首先,孔子在《大学》中的那段代表性的语录,虽则逻辑衔接流畅优美,也并非无懈可击:
  比如“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就失之于牵强,因为“致其知(即尽可能多地获得知识)”并非“诚其意(即心地坦诚)”的必要条件,现实中高知识却奸诈歹恶的人比比皆是,比如最近发生的斯坦福大学女博士生欧阳香玉,因嫉妒向多名同学投毒;2013年上海复旦大学博士生林默,也因为嫉恨毒死室友黄洋。。。这些都构成了充分的反证;而没有“致其知”的人,“诚其意”者也大有人在,如林肯只上过三个月学;瓦文萨只是一个电工;中国的千古明君赵匡胤,也不是饱学之士。。。
  而“家齐而后国治”也存在逻辑上的硬伤,因为“家齐”并非“国治”的必要条件:“家不齐”而“国治”的例子并不稀罕,如德国历史上著名的贤明君主弗里德里希二世,有着厌恶女人的怪癖(他可能是同性恋者),而故意长期与王后分居,他身后也没有留下子嗣,但他却把国家治理得蓬勃有序,普鲁士正在他的手上开始崛起,也正是在他治下,普鲁士成为当时欧洲极少数拥有出版自由的国家;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一世,终生未婚,也没有留下子嗣,但却把英国治理得百业兴旺、蒸蒸日上,一跃而成为为欧洲强国。“家齐”而“国不治”的例子就更多了,典型如崇祯帝和乾隆帝:子孙满堂的乾隆表面上很成功,也活得很长久,实际上空前闭关锁国、大兴文字狱,把中国搞得万马齐喑、空前愚昧贫弱。。。以致于死后仅五十年,曾经八旗兵铁蹄踏遍万里关山的泱泱大国清帝国,竟沦落至就被一个数万里外的岛国打到割地赔款的耻辱境地!

  当然,如果“家齐”是指老百姓的“家齐”,而不单是指统治者,则仍是深有道理的,因为老百姓的“家齐”了,则更容易安居乐业,此当然有利于“国治”。

  儒家认为人性本善,也是值得商榷的。人性究竟是善是恶?孔子没有明确说;孟子明确地说: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性乃迁。。。”因此,公认为儒家持的是性善论,此与佛教、犹太教、伊斯兰教、基督教等多种教派所持的“性恶论”相对。
  在这个问题上,徐文立搞了周恩来式的折衷,他说:“人世上没有绝对的善人,也不存在绝对的恶人,由于先天和后天两种复杂因素的共同结果,任何人都是善恶有之,只不过因人而异,多寡不同而已,以我观察,人群中善恶参半者居多数。。。大善小恶者、大恶小善者皆居少数或极少数。”
  应该说,这个折衷和观察都是很准确的。折衷是儒家中庸之道的表露,它使人可以在不确定的情况下,避免犯错误,或者避免大错。折衷,正是周恩来在那个大恶集团中,相对人性和良知未泯的具体表现。比如,周恩来搞的“二胎化”折衷计生,虽则也是侵犯人权,但比起恶狠狠一边倒的“邓计生”,其祸害显然小得多。
  那么,人到底性本善还是性本恶?徐文立存而不论。我以为,“性善论”和“性恶论”都有道理,也都有偏颇的地方:人性自私,所以人更容易作恶;另一方面,“恻隐之心,人皆有之”,此又是“性善”的表现。但总的来说,因为人性自私,而私欲是无限的,即所谓“欲壑难填”,所以人作恶的动力,要比行善的动力大得多,如果不加以教育、引导、修炼以达到“克己复礼”或看开来(更高的境界),人很容易为了私欲做出各种各样的坏事来,所以“性恶论”要比“性善论”相对更接近真相。
  秉持“性善论”,就容易指望统治者的个人贤明(即所谓明君、清官的期盼心理),而疏于制衡君主权力方面的探索,所以儒家在为制衡君权所作的制度设计方面,有所缺失,也了无成就;其根本原因不在于没有人才,而在于价值观的短板:既然人性本善,那么劝善就行了,那么就应该相信君主,而如何设立制度以防范君主作恶,就显得多余,甚至不是“君子”、“纯臣”所为,而儒家理学强调对君主的无条件愚忠,更是阻碍了限制君权的制度进步。
  中国在宋以后,逐渐深陷君主专制泥淖,虽然主要责任不在儒家(在朱元璋的倒退暨满清为维持其落后鄙劣殖民统治的需要),但儒家无所作为是显然的。

  但另一方面,“性恶论”在导向权力制衡和宪政的同时,也有“不信任人”的副作用。
  其一是:既然人性本恶,那么严刑峻法和严密的监控都是合理的,以人为本就是错误的、也是危险的;
  其二是:既然人性是本恶的,那么教化就是靠不住的,必要以严厉的制裁作为威慑,从而教化缺失,以致于人们重利害而轻悌孝;西方社会基督教的教化式微以后,就越来越依靠公民准则和法律条款来规范人,这是没有出路的状态,必然导致法律条款越来越多。。。
  其三是:既然人性本恶,那么对统治者的制衡就没有上限,以致于执政者越来越无所作为,政策没有连贯,政客沦为眼睛只盯着选票的短剧丑角。。。。。。
  由此也导致不近人情、不通融、缺乏人性化、偏重技术而忽视人等诸多弊端,以致于衍生文牍主义、日益繁琐庞杂苛严的法律条款、愈来愈严密的监督甚至监控(如当今出于“反恐”需要的种种特别措施)。。。从而人为多事,社会问题不减反增,甚至走向了宪政的反面(如英国军情系统对民权愈来愈深入的监控和侵犯),与此同时,政府越来越大、越来越强力,大步走向“小政府,大社会”和道家“无为而治”的反面,现在西方发达国家的政府,已经可以全面地监控个人的经济情况。。。。。。
  这是很少人注意到的弊端。更少有人注意到:当中国共产党政权穷途末路的时候,西方国家正悄然地、缓慢地滑向专制。

  既然人性本私,人的天性善恶皆有之,那么就不应该一边倒:声称人性本善和声称人性本恶,都是错误的。那么就既应当针对人天性中的善作出设计,也应当针对人天性中的恶作出设计,即:
  既要设立宪政民主的制度,以防统治者作恶,订立以宽严相济的法律,以制裁民众为恶;国家也要某种思想伦理价值观,以使人自觉向善,以趋向“无为而治”,“无为而治”才是高明的目标,而一再增加法律条款、一再加强监控、一再缩短统治者任期。。。是没有出路的。
  结合中国的具体国情来说:中国在建立适合本国民族性格的宪政制度的时候,最应当提倡儒学作为国学,只要在提倡儒学的同时,没有禁止其他宗教和学派,就不是意识形态专制。
  
  徐文立看得很准:自明朝开始,儒家的作为,是一种“教化唯一论”的模式:它成为明、清朝廷维持统治的意识形态支柱,产生了两个后果:一是令臣下的“犯上作乱”比前朝(宋以前)大为减少——如明清两朝权臣、宦官篡位现象绝迹;另一个后果就是帝王专断祸国越来越严重:如崇祯的刚愎自用、胡作非为,清初多尔衮、康熙、乾隆之流的大屠杀、滥施暴政和大兴文字狱。。。以及清末慈禧的专权(谋害皇帝、杀害大臣、轻启外战、纵容拳匪)祸国,对此,儒家皆无能为力。

  但徐文立对西方历史就有失水准了。徐文立认为:欧洲的中世纪,也是“教化唯一论”的世纪,他说:“教化唯一论”让西方人在中世纪吃了大亏,中世纪几百年的黑暗时期让西方人刻骨铭心,在这几百年当中,人们往往看到受人尊敬的君王、教主、僧侣在政教合一的统治下最不守规矩。。。”
  事实上,欧洲社会从来就不是“教化唯一论”的社会,也不是“政教合一”的社会,中世纪的欧洲,是一个教权、王权、贵族权三权分立的社会,教权对王权据有话语优势,而且拥有独立的武装,但教权并不能取代王权直接对俗世进行统治;国王虽然是世俗最高统治者,但他(她)只是一伙贵族中最大的一个,他(她)对别的贵族暨其领地,并没有类中国皇帝式的生杀予夺的无限权力。
  这种社会,既是一个宗教(基督教)意识形态专制的社会,但它不是政教合一的社会;它也是一种分权制衡的社会,而不是一个“教化唯一论”的社会:因为基督教对国王、贵族的巨大影响,决非仅限于儒家式的“教化”,而是利害攸关的分庭抗礼权力制衡!很明显,比起中国社会结构,此种社会结构更有利于节制统治者人性中的恶。

  这是历史欧洲国王无能象中国的昏君暴君那样胡来和祸国的根本原因。

  徐文立不明白的是:社会的自由,来自于权力的制衡;由于三权分立的社会结构,中世纪的欧洲有着比绝大多数古代中国王朝(宋朝是一个例外)大得多的自由缝隙,资本主义、宪政民主和工业革命为什么发端并壮大于西欧?这不是偶然的。
  现代的三权分立,恰恰诞生于中世纪欧洲教会、国王和贵族的三权分立:先是王权在近代战胜了教权和贵族权,企图搞王权集权专制;继而在分权制衡巨大惯性的作用下,新兴的资产阶级(“第三等级”、“新贵族”)起而制服或者推翻专制王权,创立了新三权分立的宪政民主制度。

曾节明 写于2015年五月六日于初夏纽约州

多嘴集

 

塞鸿秋

 

 

1三民主义之伟大

三民主义之伟大,在于它符合实际,符合历史,符合人性。它也许不是一个恢弘华丽的学说,但是它包含朴素的真理。真实,亲切,可行。

 

2戴高乐为什么如此说?

戴高乐说,意识形态是昙花一现,只有民族永恒。他说这个话,因为他亲历了历史,见到历史的深处,铭心刻骨。

希特勒、罗斯福、邱吉尔都反共,但他们成为不共戴天的敌人。而共产苏俄斯大林,却前后成为他们各自的盟友。所以意识形态不能超越民族国家。

 

3爱的逻辑

有人说,中国由专制者统治,所以中国人不能爱中国,爱中国就是爱专制,反中国就是反专制。这是什么逻辑?一个女子被强奸了,你能说爱她就是爱强奸犯吗?

错不在中国,错在专制。要反的是专制,而不是中国。

所以,这个说法是合逻辑的:搞民运、反专制是因为爱中国。如果不爱中国,就任由她被专制好了,没有必要搞什么民运。

总不能因为恨中国而在中国搞民运吧?那民主不就成了一个坏东西了吗?对于你的仇敌,当然不会给他好东西,对吧?

如果把专制和无辜的中国捆绑在一起反对,那恰恰是专制者最大的利好。不管你的动机如何,在客观上,你在帮助专制者。

 

4国破与家亡

国家和你有什么关系?有时没什么关系吧,有时有些关系,有时大有关系。

嘉定三屠,扬州十日,留头不留发,上海重庆大轰炸,南京大屠杀——这就是国破家亡。头都没有了,还谈什么人权,还有什么自由?

民族权是人权的一种,是放大的人权。这是脑袋问题,顶上的问题。

民族是个人的自然延伸,反民族主义就是反个人主义,就是反自由。

 

5毛泽东的问题

毛泽东讲了许多无理的话,疯狂的话,魔鬼的话,但也讲过一些真实的话,否则他不可能做那么大。如“先生为什么总是打学生”就是一句心里话。

毛早期狂热亲美,对美国民主的歌颂超过我们中的许多人。只以阴谋论来解释,怕未必尽然。人人都是罪人,一半人,一半魔鬼。

普京先生是不是现在也有同样的问题。

 

6红帽子

现在的中共,总体而言,实际上,已经一半离开共产主义了。

不要共产主义的共产党,还是共产党吗?半是,半不是。中共,是权贵党,是专制党,但不是原来那个共产党。

当今中国,是一党专制国,但不是共产专制国。毛时代、斯大林时代、苏联,才是。两者有联系,有区别,向左走,向右走都有可能。向哪面走对中国人,对世界比较有利呢?如果他往回走向共产主义,我们当然要坚决反对。如果他在走出共产主义,或者他可能走得更远,该如何呢?如果反共产主义而又反对中国走出共产主义,那不成了拥共(产主义)了吗?

 

7中俄结盟?

中俄不可能结盟。也未必。把话说透,把丑话说透,把酒喝透,就有可能。所谓结盟,就是人和人拜把子,和上梁山没什么区别。道理相同,当然结果大大不同。

把中俄推向结盟,当然不是一个好选项。相信也没有人会做这个选择。

 

8拧巴了

一老同学,1978级,大学时坚决反共。后去了澳洲。10年后回国。问,好像共产党现在干的还不错。既然干得不错,为什么不让他干下去呢?

其实她问错了。中国的发展,不是共产党的好,共产主义的好,相反,是离开共产,抛弃共产主义才得到的好。中国的成绩,不证明共产主义的成功,而证明共产主义的失败。离开共产主义,中国变好了;更加远离共产主义,中国会更好。没有共产主义才有新中国。

 

 

徐文立主持:个人权利及国家利益的冲突与抉择探讨系列(2)

 

主持人按语:我赞成,倡明新的价值体系和新的思维应是中国当前宪政民主运动的首要使命,不然我们总是在中共的遗毒中翻滚而不能自拔。当然,我们现在探讨的内容是不是新的价值体系和新的思维,不能由我们自己做最后评判;更需要众人拾柴火焰高。

但是,在这类讨论中请参与者:1,先仔细看清任何一方的文章和本意,请针对具体的文字和内容,再发表议论;2,请不要动不动就上纲上线和公开指责谁谁是“中共特线”等等。3,以据说话,以理服人。

                                            ——徐文立                                             

 

最新反馈

2015.5.2-5

 

1,

 

在 2015年5月2日 下午6:29,田家乐 ‪<tjl201203@163.com>写道:

 

我举双手赞成这样的宪政原则:个人权益(基本人权、财产、信仰等)排在国家利益之上

我也赞成:通过探讨与争论,倡明新的价值体系和新的思维

 

2,

 

在 2015年5月2日 下午9:39,吴金圣 ‪<wujins5661112@gmail.com>写道:

徐兄:这种讨论是建设性的,对未来自由中国来临后有绝对的指导意义,是一场真正意义上的思想大解放!吴金圣于燕郊

 

在 2015年5月3日 上午9:37,吴金圣 ‪<wujins5661112@gmail.com>写道:

对中国政界、学界、甚至国民来说,就是新思维、新价值!爱国从来就是流氓专制独裁的毒素,为爱国可以牺牲一切个人利益和生命,这是非常荒唐可恶的。其实他们的爱国主义宣传教育,目的就是为爱党服务,就是为流氓专制服务,爱国主义本质上就是爱党主义,爱独裁专制主义!为剥夺人权、迫害人权寻找到一个可靠的欺骗借口。自由民主是人权至上,没有人权就没有宪政民主自由。吴金圣

 

3,

 

在 2015年5月3日 上午6:17,jiaguo zha ‪<beijingzhajianguo@gmail.com>写道:

个人人权是国家主权的起点、归宿,人权决定主权、高于主权,主权为人权服务。国家公权力由公民私权利授予、割让,其方式即是真普选。公权力有恶一面,不限制则膨胀。承认、服从多数选出的政权和立的法,限制多数决定的公权,保障少数批评多数选出的政权与立的法的权利,保障所有个人的人权。固承认、限制、保障三者统一为宪政。国家公权、民族与掌权者不能划等号。固爱国爱民族与爱掌权者不是一回事,宪政与爱国爱民族不矛盾。当国被专制者窃取时,当国被外敌蹂躏时,爱国为国牺牲个人利益是维护国家主权,也是维护宪政,也是维护个人人权不被践踏。个体高于整体,但整体受损害也会损害其中的每一个个体,少数个体牺牲自己为了整体,为了所有个体的共利,永远是人类伟大之处。北京查建国

 

4,

 

在 2015年5月3日 上午2:04,f gdaef ‪写道:

价值观中是否尊重“个体权利”并以此为中心——是文明与反动的分水岭

 

在 2015年5月3日 上午4:23,f gdaef 写道:

 

看见文立转来一些文字。我深感,如果我们中国十几亿人哪一天醒悟到“个体权利”至上、神圣不可侵犯,那就是质的飞跃,才是真正的“崛起”。

所以,价值观中是否尊重“个体权利”并以此为一切的中心,是文明与反动的分水岭。

 

然而,爱国爱乡的高尚情感并不因为无赖野心家狡猾盗用其名而贬值。

 

---------- Forwarded message ----------

From: f gdaef

Date: 2015-05-03 17:50 GMT+10:00

Subject: 不必因為洗澡水髒了就連孩子也一起倒掉

To: xwl1943@gmail.com

 

A. 

“热爱祖国,这是一种最纯洁、最敏锐、最高尚、最强烈、最温柔、最有情、最温存、最严酷的感情。一个真正热爱祖国的人,在各个方面都是一个真正的人。 —— 苏霍姆林斯基

热爱自己的祖国是理所当然的事。 —— 海涅

谁不属于自己的祖国那麽他也就不属于人类。 —— 别林斯基”

 

 B.

 “国家是为人而建立,而人不是为国家而生存。 ——爱因斯坦

个人正义维护着国家正义,个人尊严组成国家尊严,国家惟一能让国人感到骄傲和安全的,就是它对每一个公民的利益所作出的承诺和保障。如果连这一点都做不到,国家还有什么尊严和荣誉可言? ——左拉”

 

C.

“爱国主义:一堆随时可以被任何野心家所点燃,去照亮他的名字的易燃垃圾。 ——安卜罗斯·皮尔斯

 

爱国主义是无赖最后的避难所。——塞缪尔·约翰逊

用爱国主义之拳打击思想自由是一种陈旧而不祥的狡猾行为。 ——史蒂文森”

 

5,

 

ZT锺国平:宪政民主与爱国救国的牺牲奉献精神根本就是冲突的 王一平 [23026 b] 2015-05-02 23:54:14 [点击: 131](1334405)

跟贴——

◦ 世界上任何国家包括美国,都提倡爱国。把爱国与民主对立是 徐水良 [79550 b] 2015-05-03 04:45:16 [点击: 66](1334416)

◦     中共特线制造用来曲线救中共的彻头彻尾的谬论。目的是把大卖国贼中共说成爱国者,帮中共坐实中共对反对派要卖国当汉奸的指控。

▪                   鼓吹卖国当汉奸的人绝不可能是真民主人士 徐水良 [77654 b] 2015-05-03 04:50:19 [点击: 62](1334417)

◦ 匪区老运运非要舍近求远绕一大圈子。 新大陆人 [335 b] 2015-05-03 01:29:44 [点击: 106] (1334407)

乌克兰人求宪政主与反俄反分裂的爱国牺牲是根本冲突的!? 新大陆人 [84 b] 2015-05-03 01:58:55 [点击: 84](1334409)

 

6,

作者: 徐水良   “汉奸总有一万个借口和理由打扮成爱国英雄。而汉奸捧汉奸则是常事” 2015-05-03 19:08:02  [点击:119]

真民运必然爱国,反对爱国的必然不是真民运。

你爱中国,希望中国好,你才来搞民运;你不爱国,不希望中国好,你来搞民运做什么?

7,

作者: 凌黎12   “此文把国家的概念与统治者的概念搞混了” 2015-05-03 15:15:21  [点击:141]

统治者不等于国家,爱国不等于必须爱国王。

 

 

查建国曾经说——

 

宪政保护人权也保护国家主权。人权是个位数的个人权利,国家主权是复位数的集体权利。人权高于主权是指人权是主权的起点和归宿,是不可剥夺、侵犯的。人权与国家、个人与集体应共存而不对立。当国家利益被别国侵犯,就是对本国国民人权的侵犯,这时的爱国主义很必要。有两种爱国主义不可取:一是狭隘爱国主义。这是排外损外利己的爱国主义。一国援助别国、难民都是符合本国国民人权利益的;二是扭曲的爱国主义。这是把国与党、与统治者混为一谈。国是民国非党国,为国从专制转为民主的奋斗或维护本国民主体制正是最大的爱国主义。

 

 

锺国平曾经说——

 

就我前一篇提到的,什麽三民主义救中国,搞民主,那纯粹是愚昧和自欺欺人。宪政很简单,就是人权高于国家的生存权和国家利益。任何"主义"、思想、信仰都不可以搭载宪政的顺风车,都别想当转换插座,否则都是在欺骗和自欺。任何打着高尚道德幌子搞什麽为民族奉献都不是追求宪政,而是追求专制仁政或开明专制,打着宪政民主的幌子就是可耻。宪政根本不要也不能要任何「主义」「思想」「信仰」与其他意识形态,如道德。说到底,宪政所坚持的不惜一切代价保护人权,它就是普世价值。普世价值是用社会契约和法治来保护的。思想意识形态属于个人的生活的一部分,若要坐上宪政的顺风车则必定导致专制独裁。中共的教训还不够吗?

给宪政上加载意识形态是违反宪政原则的。

 

锺国平曾经说——

 

这就是最可悲的。宪政历史已经告诉了我们:宁肯让国家灭亡、串通外国也要坚持人权。这就是说,人权与国家安全和利益是会有冲突的,在专制社会则是必然有冲突的。英美法的宪政历史都告诉我们:不要人权与自由就别说自己搞宪政、坚持各种主义者也别拿宪政这个幌子招摇,在专制社会,居然还要保卫「疆土」,拒绝承认国家利益与人权的冲突者,都不是搞宪政而是仁政专制,一种开明的专制。我不是说追求开明专制不可以,每个人都有追求自己的价值观的自由,但是不能谎称追求宪政。

 

徐文立主持:个人权利及国家利益的冲突与抉择探讨系列(1)

 

  

主持人按语:我赞成,倡明新的价值体系和新的思维应是中国当前宪政民主运动的首要使命,不然我们总是在中共的遗毒中翻滚而不能自拔。当然,我们现在探讨的内容是不是新的价值体系和新的思维,不能由我们自己做最后评判;更需要众人拾柴火焰高。

但是,在这类讨论中请参与者:1,先仔细看清任何一方的文章和本意,请针对具体的文字和内容,再发表议论;2,请不要动不动就上纲上线和公开指责谁谁是“中共特线”等等。3,以据说话,以理服人。

                                            ——徐文立                                             

 

原文:

宪政民主与爱国救国的牺牲奉献精神根本就是冲突的

——锺国平——

 

一、宪政民主是彻头彻尾否定爱国救国价值观的革命

 

人类文明中,宪政民主制度成为今天的主流,即使是专制暴政者、一党独裁者都不得不将自己伪装起来,弄些貌似宪政民主的假象,以避免被人民推翻。

 

人类社会的宪政民主制度起源于八百年前的英国大宪章,在1215年,英国的贵族们将国王约翰包围,要求国王承诺保障他们的人身自由及财产安全,并要求国王签署协议,确保贵族们提出的要求得到履行。国王在被逼无奈的情况下,与贵族们签署了这个协议,这个协议就是著名的《大宪章》。这就是人类历史中宪法的起源。宪法究竟是什麽法律?其实就是被统治者与统治者签订的协议,协议要求统治者(注意,是要求“统治者”而不是“被统治者”)必须遵守协议的内容,不能因为任何原因而违背它。

 

不知您是否会问,“如若统治者违背协议呢?”

在当年大宪章签署以后不久,罗马教皇表示由于国王处于被胁迫中签署的协议,因此该协议无效,而英国国王本身就不愿意遵守这样一份限制自己权力而保障贵族们权利的协议。因此,国王随即宣布大宪章作废。这时,已经回到各自封地的贵族们怒了,马上联合起来,发动一场内战,国王约翰死于内战时期,由亨利三世即位。即位后,王室颁布国王令,承认大宪章,并重新颁布修改过的大宪章。

 

在这里需要特别提示的是:这个大宪章作为人类第一部宪法性文件,它有三个含义:1、它是约束统治者的协议,与被统治者签订;2、它保障的是被统治者的个人权利与自由;3、如果统治者不服,那麽,对统治者来说,则“国将不国”。用中国的普通话来说,宪法不是用来救国的,不是为了使国家治理得更好的,而是用来保障被统治者权利的,在个人的权利、自由、财产和国家存亡之间,宪法选择的是前者。用最浅显的大白话来说,就是,如果被统治者的权利、自由、财产得不到保障,那麽,你就别想当国王,我们被统治者就让你的国家不存在。用今天的法律语言来表述就是,如果宪法不保障公民权利,那麽公民就摧毁你这个国家。

 

宪法发展到第二阶段也是更现代的宪政出现的年代,也仍然是在英国。17世纪的英国已经成为欧洲的强国,挑战着法国在欧洲的霸主地位。当时的英国已经脱离罗马天主教,实行英国国教,即新教。国王詹姆斯二世却秘密地改变自己的信仰,转信天主教,最后被英国人知道,大家非常气愤。而国王詹姆斯二世颁布法令,以“宗教信仰自由”为名,打击新教信徒,不允许新教信徒在政府任职。这次,英国贵族们再次联合起来,秘密与荷兰国王威廉和王后玛丽(詹姆斯女儿,英国公主)沟通,请他们派军攻击英国国王,拥戴荷兰国王及王后成为英国国王(对于中国的传统观念来说,这是赤裸裸的“卖国”)。1689年,威廉及玛丽打败詹姆斯国王成为英国的共同国王。同年,英国议会与新国王签署世界上第一份真正保障人权的《权利法案》。国王的权力从此受到极大限制,英国从此走向君主立宪的道路,史称“光荣革命”。

 

在此,再次总结一下光荣革命的逻辑:1、宗教信仰自由必须得到真正的尊重,否则你别当国王;2、你若打击异教信仰者并私下串通他国(法国,法国当时为罗马天主教国家)来损害我们的利益,那我们就串通他国(荷兰),用军事力量将你赶下台(当时贵族已经没有自己的武装力量了)。总结一下就是:为了捍卫信仰自由,就算没有武装,我“出卖”这个国家也要把你干下去。

 

从这两个历史事件看,我们无论怎麽解读,也解读不出“宪政”的出现是因为要拯救一个国家,更解读不出“哪怕牺牲自己也要救国家”的意味来。与此相反,宪政的出现是因个人权利受到威胁而导致被统治者胁迫统治者签订协议,即“社会契约”而成的。这里面没有爱国或忠于国家民族、牺牲自我、留取丹心照汗青、以死成仁等等的所谓“情怀”。宪政,从一开始就是人们为了捍卫自己的个人权利而与统治者进行殊死抗争的结果,这也确定了个人权益(基本人权、财产、信仰等)排在国家利益之上的宪政原则。

 

自1689年后的一个世纪,英国前殖民地(北美)十三个州宣布独立,为什麽?仍然是为了权利!有人说,是因为税收问题,对,确实因为税收问题。当时的宗主国英国刚与老对手法国打完一场可以被称之为“世界大战”的战争,虽然赢得战争的胜利,却也耗尽财力,于是将战争损失转嫁到殖民地,以各种课税弥补财政亏空。殖民地十三个州没有捲入到这场战争,自然不同意为宗主国买单。为了捍卫自己的财产权,弱小贫穷的十三个殖民地宣布独立。然而,我们多数人不知道的是,当时的大陆会议派遣年过七十的富兰克林赴法国,寻求金钱和军事帮助。如果没有法国出钱出力,我们不会看到今天的人类第一个共和制宪政民主国家——美利坚合众国。

 

如果用我们中国传统的价值观来评价,美国这帮人太不“爱国”了,就是“卖国贼”。自己的国家打了胜仗,自己没有参与已经应该愧疚了,怎麽还不能分担一下国家的负担呢?按照中国传统观念,纳税支持国王打了胜仗,这本身就应该是“义务”,这是最起码的“爱国救国”情怀,不是吗?然而美国人却为此喊出“不自由毋宁死”,不仅如此,还串通敌国法国对付自己的国家。这是十足的“卖国”与“背叛”,完全违背了应有的君臣道德和伦理。也就是说,一个自由的宪政民主国家原来是建立在被我们所不齿的“背叛国家”、“背叛道德”、“坚持个人利益”的反道德价值观基础上的。他们不仅不会牺牲自己的“小利益”去成全整个国家的大利益,他们不顾国家的大局,仅仅为了成全自己的“私利”,这在中国人看来,已经不是“大逆不道”可以去形容的了。

 

到此,我们是否应该知道,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发生冲突的时候,坚持个人利益而不顾或者说冲击破坏国家利益的人成就了他们的愿望,最终以宪政民主制度捍卫了他们的个人权利与自由。而这个宪政民主制度就是——被统治者逼迫统治者签订的社会契约或曰“宪法”,违反者,它的统治地位就被推翻。

 

宪政民主就这麽简单,没有那麽多的谎言、没有那麽多的伦理、也没有那麽多的装饰,其原因就是人们有权追求个人的自由与幸福,国家、政府无权要求我牺牲小我利益去成全“大我”利益。

 

在美国独立后不久,出钱出力帮美国的法国王室陷入破产的边缘,国王即使以最温和的方式希望向教会、贵族和平民收税以缓解财政危机,但是不仅失败,而且政权也随着法国大革命的爆发而灭亡。法国经过近九十年的混乱,终于确立了民主共和国家。没有人把国家的生死放在生命的首位,没有人去为朝廷分担他们的痛苦,没有人以捍卫朝廷的存亡而自豪,有上千年历史的法国,没有人去“救”,没人“爱国”!相反,当时的法国一位低级教士写了一本书,叫作《第三等级是什麽?》,这本书短短一个月发行量超过三十万,其作用相当于美国独立战争时期潘恩的《论常识》。书中说,第三等级是法国的国中之国,是法国的一切,而另外两个等级——贵族及教士,什麽也不是!这是一本完全破坏当时社会秩序的一本书,颠覆了整个社会对“历史悠久”对强大的法国的认知。这种“反爱国”思想总是在宪政民主成型阶段起着及其重要的推动作用。

 

宪政民主的胜利往往就是彻头彻尾地颠覆原有秩序、观念和伦理的一场思想上的大革命。

 

二、中国追求宪政的百年历史却源于“爱国、救国”的“高尚”情操

 

从清末到五四运动,直至今天,我们追求宪政民主都出于“拯救朝廷”、“拯救民族”、“拯救国家”的极端“高尚”的目的。我们期待的是:民族、国家的“进步”、“改变落后挨打”的地位、“坚决反抗”外族侵略、维护领土统一、绝不充当“亡国奴”等等等等。对于这段百年历史,更多的人比我清楚得多。甚至反对朝廷都不是为自己的幸福与财富,而是为了“民族”的利益。

 

但是请问:你不为自己的利益、不顾自己的自由与幸福,那你追求宪政干什麽呢?宪政从出生就是被统治者为了捍卫自己的追求幸福与自由的权利而逼迫统治者让步和签订协议(社会契约)的过程。宪法或曰社会契约,其本质就是要捍卫每个个人的自由与权利的,而且是不惜以牺牲国家的存在为代价而换来的。美国宪法的前言只有一句话,那就是,为了捍卫人民的幸福与自由而制定此法(大意,不是严格的翻译)。这里的人民,指的不是政府(中国政府总是自称人民),而是每个个人。

 

让我们看几个令国人吃惊与感叹的例子:

先举一个最近报道的一则新闻:日前美国政府正在军事法庭审判一位前士兵。该士兵被派驻阿富汗期间,擅离军营,遭到塔利班逮捕,受尽折磨。一年前,美国政府以五名塔利班将领换回该名士兵,由于其伤情严重,在医院接受了一年的治疗。上个月出院。由于擅离军营属于违反军法,因此现在军事法庭接受审判,根据法律,该士兵的罪行最高可判死刑,不过,新闻说,他的情况可能最多判终身监禁。

 

另两个例子,是生活中的。我在妇女庇护中心接触到两个中国女人,两人都是单身母亲,都有一个约7、8岁的女儿。她们一个是游客身分暂且称A女士,一个是失去合法身分的非法移民暂且称B女士。A女士带着女儿与男朋友来旅游,结果旅游期间遭男人殴打。女人报警911,没想她与女儿被接到庇护中心住下,吃住免费,去外面还有专车接送,男人被关监禁。由于女人有钱,不愿意耗着,最后自己申请回国;B女人失去身分后不愿回国,正遭移民执法局起诉,期间网上交了一名男友,男友以为遇着好运,卖了房产过来与她相聚,打算结婚,没想得知她生活并不检点且没身分,只希望非法做生意赚钱。男人不仅殴打她,且威胁她和女儿安全。母女被接到庇护中心,半年后,女人拿到了联邦工作许可,一边免费吃住,一边工作,再过了几个月,她拿到临时绿卡(可转绿卡的工作许可),约两年后她将成为永久居民!

 

若以中国人的眼光看来,一个是罪犯,一个是游客,一个是非法移民,如果政府不给予救助,中国人可能会认为是情理之中,而当中国人得知美国花费如此大的成本在罪犯、外国人、非法移民身上,是否会非常吃惊,甚至觉得根本不可信呢?但是我见到这样的类似的例子非常多。

 

问题就在这里:中国人认为美国政府是在损失国家利益去维护根本不是正常美国公民的利益。这在中国是万万不可能的,别说这些人,即使是正常的合法公民,政府若给予如此大成本的救助,那也是不可能的。

 

那麽,我继续问一个问题:如果中国也民主化了,那时的新政府会这样做吗?或者说,您认为新政府像美国政府这样做是合理的吗?多数可能,这个问题的答案是“不”。因为就中国人的观念,一个政府不可牺牲国家利益专门为某一个人服务,更不可为连正常的公民都不是的人损害国家利益,因为国家利益总是神圣不可侵犯的。

 

这就是问题之所在:国家利益总是排在个人利益之前——这就是传统的和正统的中国观念。在这样的观念指导下,你如果是立法者,你会制定出如此法律,让那些连正常公民都不是的人“鑽空子”麽?您是否认为这不是在保护人权,这是让那些根本“不配享有权利”的人鑽空子?

 

因此,一个最为严肃的问题摆在了我们的面前:凭我们现在的认知和我们的价值观,我们未来的社会契约会是怎样的?是维护“政府权益”的卖身契,还是以维护个人权利为首要目的的宪法呢?如果我们仍然装作很“高尚”、很“爱国”、很“忠于国家”、很热爱“传统”,那麽,我们在制定宪法的时候,必定想的是如何防止公民滥用法律给予的自由,如何保障国家利益为“神圣不可侵犯”的最高利益。若真的如此,请问这还能叫作宪政下的宪法吗?

有人可能说,要结合实际。中国特色论是被灌输给我们的被几乎所有人接受的藉口。为了救国、为了民族大义、为了领土完整等等等等,都可以成为我们要求宪政民主的藉口,但是,这些目的与宪政根本就是对立的。我想问:对立的东西真的可以统一起来吗?我自己来回答一下:那个从苏格拉底就开始的辩证法和辩证思维根本就是不符合正常逻辑的思维与思维方法,这不是我自说自话,自从实证主义方法论成熟以来,辩证思维就已经遭到彻底否定(除马列主义这种垃圾以外),因为它在根本上混淆了逻辑思辨与事实之间的关係(限于篇幅不详述)。总之,“对立的东西能统一”根本就是伪命题。

 

因此结论就是,如果要坚持民族大义、如果要打倒专制暴政,而同时又要坚持以国家力量来维护国家利益的话,那麽,你的选择不可能是宪政民主,而只能是专制仁政而已,也就是,你的诉求不过是回到中国历史特有的循环里去——暴政到仁政再到暴政。你若说新政权依法治国,那传统朝代也都依法治国,依法治国不代表就是宪政。

 

有人说,我这样太过于个人主义,我不否定这一点,因为个人主义是西方宪政民主的基石,正如私有制是西方经济学的基石一样。在个人权益面前,国家利益是排在第二位的。

 

三、关于西方民主国家的爱国思想

 

您或许会提出,美国也是提倡爱国的,为什麽中国不可以?美国的确有提倡爱国,我记得约翰·肯尼迪总统在就职演说的时候,讲过一句特别经典的爱国名言:“不要问国家为你做了什麽,要问你为国家做了什麽!”

 

然而,不要忘记,这种爱国有一个基本前提,那就是他所说的国家是宪政民主国家不是专制国家。肯尼迪总统在就职演说以前,首先要宣誓捍卫美国宪法。而美国宪法明确规定,宪法的目的是要维护个人追求幸福与自由的权利,并且规定,任何宪法其他条款不得与人权条款发生冲突,否则为无效条款;任何法律条文不得与权利法案冲突,否则为无效法律。

 

而美国的爱国主义就是在这个基础上提出来的。然而即使如此,美国官方在正式的公共场合也不得宣扬某一个意识形态为官方的意识形态(意识形态指某种“学说”、“主义”或信仰,不是特定的价值观念,如人权、普世价值等)。为什麽?因为必定会有一些人的意识形态与官方宣传的相冲突。例如基督教,美国有约一半人信仰基督教,是否可以作为官方意识形态呢?当然不可以,因为还有其他一半人有不同宗教信仰及没有宗教信仰,因此,将任何意识形态作为官方意识形态,则意味着破坏他人的信仰自由及人人平等的宪法原则。

 

因此,爱国作为“主义”在中国流行,“忧国忧民”、“为国牺牲”、“顾全大局”等传统意识形态若具备官方认定的地位,那麽至少意味着我个人的利益受损。您或许会说,就你一个“个体”算得了什麽?然而,宪政保护的就是少数人的基本权利,否则就不是宪政,而是多数人暴政,即使一人一票也改变不了这种性质。

 

四、小结

 

宪政不倡导爱国主义,也不以国家民族进步为己任,它就是捍卫个人自由权利。如果要追求被改造过的、异化的宪政,那麽,我们不能称之为宪政,在这一点上,我们必须绝对地诚实。带着某种特定价值观念的追求,无论多麽高尚,如三民主义,那只是以结束暴政为目标,而暴政的结束并不意味着自动进入宪政民主时代。分水岭就在于如何看待个人与国家的利益关係,是否懂得个人主义意味着什麽。如果仅为推翻暴政,那麽就应当诚实地表示不是要追求宪政民主。撒谎的政治家是遭人鄙视的。

您或许会说三民主义就是捍卫个人自由权利的,那麽,我还必须补充一句:宪政民主不需要转换插座!任何真正的宪政民主国家都直白地将人权写进宪法,而不是找个别的概念性词彙去代替。中共在这方面是高手:任何事情,只要你做,就在概念性词彙前加上“非法”,然后为了维护国家利益和民族尊严,你就随时被犯罪了。例如,寻衅滋事、扰乱公务或社会秩序等等。因此,今天可以说三民主义就是指主权在民,明天就可以说,不救出那个罪犯完全符合三民主义,因为体现了人民的意志及权利。今天中共也照样说自己的政权代表人民意志,也是主权在民。总之,转换插座就是谎言的标志。

 

 

原文附文——

 

民族主义是一种幼稚病

 

肖雪慧

 

爱国主义是一个崇高的字眼。但惟其如此,它也容易被利用,被误导。何况,同一个“爱国主义”词汇之下,可能有着非常溷杂甚至截然对立的情感、心态、价值观和行事原则。当近年来“爱国主义”频频出现于政界要人之口,出现于大报社论、广电传媒和各类文章中之时,当爱国主义的宣传和某些事件的发生使得许多普通百姓也情绪亢奋之时,对它进行理性的审视和辨析是很必要的。其实,这种审视和辨析早就有人进行过,只是,此间以“爱国主义”要求于人的人从不声张这一点。然而,在这个问题上了解了解先贤们的见解是很有益的。

一、托克维尔和海涅如是说

托克维尔曾把爱国主义区分为本能的和富有理智的。他指出,本能的爱国主义把国家人格化,视君主为国家化身。这是一种轻率的激情,风行于旧秩序尚未受到怀疑之时,它能暂时激起强大的力量,却难以持久。富有理智的爱国主义来自真正的理解,在法律帮助下成长,随着权利的运用而发展,它坚定而持久。通过对富有理智的爱国主义所作的界说,托克维尔从国家与人民切身利益的关系上揭示了持久爱国心的真实源泉。今天,从那些以尊重每个个体生命的价值,保护每个公民的自由、幸福和安全为立国原则的国度,从那些到处都能使人感到有祖国存在的地方,我们很容易发现:无须宣传、无须灌输,人们身上自发的就广泛具有这样的爱国热忱。

德国伟大诗人和爱国者海涅则有过着名的法式爱国主义和德式爱国主义之分。他说,法国是个文明之邦、人道之邦、进步之邦。法国式爱国主义不仅在于爱自己的家邦,这种爱还及于整个文明世界。当德国把自己最优秀的儿女放逐在外,法国张开双臂接纳了他们;当德国老百姓不堪暴政之苦而大批逃离国境,途径法国前往阿尔及利亚或别的什么地方另寻生路时,流亡法国的海涅亲眼目睹了普通的法国人,包括老人和小孩怎样热情地向这些颠沛流离的难民队伍伸出援手、提供方便,连乞丐也把自己讨来的面包掰下一半给他们。这是一种使人温暖,使人心胸开阔的爱国主义。而德国式爱国主义在于仇恨法国人,仇恨文明和自由,它使人心胸狭窄、冷酷无情,滋长一种粗野精神。这种粗野精神卑鄙无耻地放肆反对人道主义,反对普遍的博爱精神,反对莱辛、歌德、席勒等伟大人物终身尊奉的世界主义。

二、狭隘民族主义的爱国主义及其变种

海涅说的两种爱国主义,前一种其实就是在历史上早已遗祸无穷的民族主义。鉴于近代以来民族主义反复引发战乱的历史事实,爱因斯坦有一个论断:“民族主义是一种幼稚病,是人类的麻风病。”这话很刺耳,但本世纪两次世界大战以惨痛代价提供了证明,当代世界那几个饱受战祸之苦的地区还在不断提供新的证明。

民族主义具有托克维尔所说的“本能的爱国主义”那种轻率的激情,但还多了一种使本民族发展滞后的护短情绪和向外宣泄的破坏性情绪--仇外排外。民族主义往往还具有“本能的爱国主义”那种把国家人格化,拿君主当国家化身的特点。轻率、护短、仇外排外,再加上把国家人格化和视君主为国家化身,极易被政治野心家及其文化附庸诱向一个危险原则:爱国就是忠于国家政权。这一原则把人民的权利典押给政权,使爱国主义蜕化为对现实的奴颜婢膝,因而成为使强权永久化的工具。此外,民族主义是依恋故土和本民族的朴素情感无限夸张和过度膨胀的产物,它具有团体自恋倾向和夸大自己的民族、国家的历史、文化特殊性的倾向。团体自恋使民族主义与批评性的自我分析不相容,而批评性的自我分析却是一个民族在失误中得以走出迷误的自我矫正力量,从而也是防止灾难的基本条件。至于夸大特殊性的倾向被政客强化,便有了置特殊性于普遍性之上,藉此拒斥公理的特点。

专制国家的当权者对这种爱国主义情有独钟。因为,当他们祭起这面旗帜时,自己勿需付任何代价,却可收获由它带来的一切好处。比如,他们既可以在自己已经丧尽人心,统治不能照旧进行下去时利用爱国主义口号来蛊惑人心,摆脱困境,又可以把自己打扮成民族代表和英雄,煽起民族主义狂热,让人民心甘情愿为他们的野心卖命。民族主义狂热在极权主义国家很容易煽起,这是因为它可以使地位卑下的老百姓在集体亢奋所造成的眩晕中暂时产生一种自我认知上的错觉,误以为自己是一个强有力的整体的一部分;还由于自己附着于一个庞然大物之上而产生一种虚幻的力量感,这种幻觉掩饰了他们在现实中面对强大的压迫机器时的软弱无力。而民族主义对公理的拒斥使它不能容纳人道主义的普遍价值,它调动起人类本性中的暴力倾向,把人从文明社会的共同道义标准的束缚下解脱出来,一旦指向了外族,密锣紧鼓的“爱国主义”宣传便成了大规模杀人的前奏。而为政者在无理性地摆弄国家力量挑起争端后,当情况变得于己不利时,还可以利用“爱国主义”的蛊惑在需要时拿人民作人质,作人肉盾牌。有鉴于此,当代一位思想家把当权者挂在口头的“爱国主义”视作政治流氓手中最后一张王牌。这些流氓用它去败坏国民,使国民白痴化,他们就正好从中捞取好处。

这种败坏人心的“爱国主义”有许多亚种,最常见的一种是官方的爱国主义。它直接派生于“爱国就是忠于国家政权”这一原则,并对这一原则作了绝妙的诠释:爱权势者之所爱,攻权势者之所恨。于是,官方的爱国主义者们吹捧权力,掩盖罪恶。无论这权力把国家糟蹋成什么样子,无论在其卵翼下崛起一股又一股无恶不作的势力,国家越来越成为恶棍加庸才的乐园,官方的爱国主义者都视而不见。不仅视而不见,还拿痈疽当宝贝,把分明导致国家衰颓腐坏的病灶夸耀得艳若桃花。当权势者作了恶,他们则小心地抹掉作恶的痕迹;当权势者屠刀高举,他们使暴力得到所需要的辩解,而他们攻讦的矛头却径直指向那些挑战黑暗的真正爱国者。官方的爱国主义好处太多,所以不乏有人去充当。在普希金时代,有个臭名昭着的“俄罗斯语言爱好者座谈会”,其成员就是这样的人。在他们的爱国主义口号下作出的着名爱国行动就是写了许多诗来赞美沙皇,写了不少密扎和檄文来密告和讨伐沙皇的眼中钉。像普希金这样思想自由、独立不羁的作家正是他们的攻击对象。他们的“爱国”行为换来了他们想要的犒赏:严禁结社的沙皇却承认和支持这个“文学团体”。

19世纪的德国在欧洲是政治上最落后最专制的。对于优秀的德国人来说,受迫害被放逐几乎成了他们的宿命。像海涅等继承了18世纪启蒙传统、对黑暗决不妥协的伟大诗人,遭受的不仅是放逐,还有断其生路的对作品的全面查禁。海涅的作品揭露了德国的腐败和堕落,讽刺了德国人的奴性,又致力于向德国人介绍法国的政治、社会、艺术和文学,致力于消除法、德两大民族之间的隔阂。而民族隔阂对于专制统治者来说,是赖以保持权力的堡垒。海涅遭到政府嫉恨是必然的。官方的爱国主义者们心领神会,千方百计诋毁流亡中的伟大诗人。他们就海涅青年时代崇拜过拿破仑而诋毁他“无祖国观念”,就海涅接受法国政府年金一事而诋毁他被法国收买,就海涅揭露德国的黑暗、讽刺德国君主而诋毁他污蔑德国的贞洁。对这些恶意中伤,马克思主义思想家弗兰茨梅林予以回击,指出是“官方的爱国主义者”出于他们的民族、政治和社会偏见而诋毁海涅,梅林说:“拿破仑从犹太人肩上卸下了使他们玷污受辱的枷锁,给他们打开了通往近代文化的大门,假如他们不去景仰拿破仑而去景仰普鲁士大王腓特烈威廉和其他德国君主,那他们真是傻瓜了”。关于海涅同欧洲其他许多流亡者一样接受法国政府的年金,梅林揭露是德意志联邦议会查禁了海涅全部着作,陷诗人于无计煳口的境地。他说:“假如一个德国诗人依靠法国政府年金为生是一种民族耻辱”,那么,这耻辱并不落在海涅身上,因为他没有义务“为哈布斯堡和霍亨索伦家族的荣誉而成为饿孚”,“耻辱也不落在对受到无耻迫害的人们加以保护的法国政府身上,而应归咎于作为德国君主走狗的德意志联邦议会”。至于海涅关于德国状况的诗文,任何一个有良心、有健全感悟力的人都不会感受不到字里行间搏动着诗人对故国的懮心和深沉的爱。

官方的爱国主义在我们身边也不乏表现。那些公款出国熘达过一遍又一遍的“公仆”,当他们在国外窥见了人家的公仆受到的重重制约,他们真的是很热爱对他们几乎毫无制约、并且使他们八面威风的条件。

三、与世界主义并行不悖的爱国主义

海涅赞扬的使人温暖和心胸开阔的爱国主义,是与世界主义相联系的爱国主义。在欧洲,这种爱国主义几乎是启蒙时代以来包括海涅在内的所有先进分子共同遵奉的。他们认为,每个人都具有双重身份,既是民族国家的一员,又是人类的一员。在这双重身份中,人类一员的身份是首要的和基本的。有这种双重认同的人热爱和忠实于自己的祖国,但在这种爱和忠诚之上还多了一份对人类的忠诚和对人类命运的关怀。

正是后一种忠诚和关怀使得对祖国的爱并不模煳他们的是非感,不削弱他们对公义的尊重。在这些人身上,爱祖国最深切地表现在对于祖国文明、进步的热望和致力于使祖国成为全体人民自由和幸福的保障。这种爱类似于托克维尔说的富于理智的爱,但又超越了它。因为,对祖国的进步、文明和人民生存状况的关注意味着一种更具责任感的爱。这种责任感要求对自己的民族、国家的历史和现状进行批判性自我反思的精神以及兴利除弊的决心。他们忠实地为祖国服务,而当国家处于停滞和衰颓之际,他们不顾个人安危地为革除形形色色使祖国蒙羞含垢的丑恶现象而奔走呼号;当国家沦为某些人的囊中私物而陷于黑暗之时,又是他们勇敢地揭露黑暗、撞击黑暗,并致力于唤醒酣睡中的主权者。

这方面,请想一想伏尔泰、狄德罗等启蒙思想家们为法国所做的一切,席勒、海涅们为德国所做的一切。扩大了的爱和忠诚也使他们注视着更广阔的世界,与所有人的命运发生共鸣。由于这种世界主义的胸怀,酷爱自由的潘恩宣布“哪里没有自由,哪里就是我的故乡!”诗人拜伦奔赴战场,为希腊的独立献出了宝贵的生命。而当自己的国家处于非正义地位时,出于对人类的忠诚,他们甘冒被同胞误解、孤立、围攻的危险起而反对。八国联军火烧圆明园的事件发生后,雨果愤然怒斥他的国家参与了可耻的暴行。当民族主义情绪弥漫法国和全欧,各国人民在战场上互相残杀,罗曼罗兰毅然决然发表“超越溷战”的政论,反对国与国的仇恨,指出,“以为热爱祖国就一定要仇恨别的国家”是野蛮而愚蠢的。他还向自己的民族、也向全世界发出尖锐的提问:“公正还是祖国!”“良心,即永恒真理还是祖国?”

无疑,所有这些都属于一种更高的爱国主义。无论像海涅那样称之为世界主义,还是如当代许多思想家说的对“公理和良心的共和国”的忠诚,今天,这种爱的存在对于到处泛起的民族主义狂热情绪是一种矫治,对于饱受其苦的人们是一种慰藉;而无论在各个民族国家还是在整个世界,这种爱也是一种抗击野蛮、遏制罪恶的力量。

四、不同的爱国主义者,不同的际遇

真正的爱国不是爱现存秩序,更不是爱权势人物,而是胸中装着祖国的命运、人民的疾苦;不是赞美病态,而是为着国家的前途向它们挑战;不是忠于哪个政权,而是忠于良心、忠于公理。这样的爱要不断的同偏见和利益集团作斗争,常常是沉重的,甚至需要付出惨痛代价的。为此,伏尔泰一生与巴士地狱和逃亡生涯结下不解之缘,海涅只能在异国他乡痛苦的遥望和思念故国,与群众性迷狂进行艰苦斗争的罗曼罗兰不得不承受误解、孤独和敌意。

与此相反,那些爱现存秩序,媚上媚权、戴着镣铐卖弄风骚的“官方的爱国主义者”爱国爱得十分轻松。他们无须为国家的前途焦虑,只要能捞到好处就爱;更无须为大众的生存状况懮心,他们经常挂在嘴里的无论“人民”也好,“群众”也罢,不过是只具统计意义的抽象数据。在他们那里,“爱国”成了邀功请赏的工具。而腐败份子的爱国则是对保护他们鱼肉乡里、蹂躏人民的机制的真情实意。至于专制者的爱国主义却是拿无数人的生命来作诠释的,在他们的“爱国主义”口号背后透着一股浓浓的血腥味。而需要流血的正好是那些被煽起狂热,把仇外排外当爱国主义的普通民众。

在这许多爱国主义中,前一种爱国主义不仅需要辩识是非的智慧,还需要极大道义力量的支撑。专制主义者的“爱国主义”需要的是权谋和视别人生命如草芥的冷酷无情。而另几种爱国主义只要有愚蠢或无耻就够了。

由于爱国主义种类繁多,善良的人民不能不留心有人拿它编织美丽的陷阱。

 

原载《联和论坛》

 

如何理解美国在中国民主化进程中的角色与作用?


张洵Eric

 

新近有民主群的人提出利用中国领导人即将访美期间,在美国组织活动,给美国施压。也有人认为美国往往会为了自己的利益出卖中国,所以施压没用,美国是靠不住的。我觉得这两个方面都没有说到点子上。
首先,我同意,现在给美国施压肯定没有任何作用,反而让中共拿回国做为证据宣传美国反对中国,让奴才们更加愚忠。
另一方面,美国人不是每每出卖中国利益,对中国的民主无动于衷。事实上,在美国,包括左派,都希望中国民主,都希望世界上所有的专制都滚开。
但是,现在你无论如何施压,美国人现在肯定是不肯帮忙。为什么?因为美国人认为,现在中国的转变是一个Mission Impossible(不可能实现的任务)。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美国人都是退而求其次:自己的国家利益。美国人是理想主义者,同时又是精明的商人,他们及时推行民主价值观,也不会做赔本儿买卖的。否则,美国人若按照支援亚非拉和“一带一路”的逻辑去推行民主,今天早就垮台了不是?
美国人民有足够的正义感,所以,一旦他们认为正义能够得到伸张,他们会毫不犹豫地,不惜牺牲国家利益,实现正义。比如,穆巴拉克是美国的老朋友,他在台上,不仅仅对美国有利,更对阿拉伯世界的局势有帮助。但是,如果人民起来反对他的专制和腐败,他们会毫不犹豫地支持人民将穆巴拉克赶下台。可以说,推广自由民主的价值观,是他们的最高目标。甚至,当小布什看到能够有机会拿下萨达姆时,甚至不怕背负骂名来行动。他心里认为,历史会感谢他的。
同时,美国人民也足够精明和务实,当他们看到最高目标无法实现时,就转而寻求其次,追求国家利益,让专制者为美国服务。这才有了美国人与天朝、沙特等专制国家经济关系的局面。但这纯粹是利益上的往来,而独裁者如果认为他们能够买通美国做任何事情,那就大错特错了。卡扎菲曾经用大笔的石油钱来买通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也确实得到了宽容,让他感到已经被西方接纳了。但是,当国内反抗起来时,西方毫不犹豫地抛弃了他,让他死的很惨。
因不懂美国这样的思维,人们往往觉得美国是双重标准,有时候反对专制,有时候助纣为虐。这也成为很多反美人士的借口,说:美国推行民主自由是假,取得国家利益是真,对他利益无关的,他们根本不会管你。这纯粹是与事实相反的胡说八道,却让很多盲从者轻信那些反美者对美国的诽谤。
所以,美国既不是无条件帮助中国的天使,也不是毫无正义感的吃货。美国帮助中国的唯一可能性,是中国本土反对力量达到临界点,此时,不仅仅美国会行动,而且美国的行动将很可能决定中国反对力量的成败。(现在)国内的努力是最根本的。

中共土改的目的及其后果


陈沅森

 

原题《为什么要杀那么多地主?》

从1927年秋收暴动,入井冈山搞武装割据开始,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一直是沿袭“打土豪”的办法,解决军粮军饷的。 他们每“解放”一个地方,便把那里的地主通通杀掉,夺取他们的财富充作军粮军饷。1949年后,财政危机相当严重。“土改”的第二大目的是:用地主的鲜 血,巩固新生的红色政权。自从“土改”将谋财害命、杀人越货,颠倒为备受赞扬的“正义事业”之后,人心涣散了,传统道德观念崩溃了,代之而起的是自私自 利,相互争斗,尔虞我诈,道德沦丧。请看今日之中国,人欲横流、物欲横流,追本溯源,“土改”难辞其咎。

……..


(四)发动“土改”的目的

1950年6月,中央决定在“新解放区(1947年之后“解放”的地区)”开展“土地改革”运动。一声令下,整个农村立马笼罩在红色恐怖、血雨腥风之中,200多万地主的人头纷纷落地。
为什么要开展“土改”,为什么要杀那么多地主?
《西行漫记》的作者——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曾说过这样一番话(大意):我曾追问毛泽东,井冈山时期,苏区的面积只有那么大,人口只有200多万,每年的税赋有限,你们是怎样解决几十万红军军粮军饷的?毛泽东“王顾左右而言他”,回避了斯诺的提问。
俗话说: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记者斯诺足迹遍布全世界,见多识广,具有独立思考能力,是个内行。
毛泽东为什么不直说呢?显然有难言之隐。
20世纪30年代,红军在井冈山五次“反围剿”,枪炮齐鸣,火光冲天,捷报频传……最后兵败逃窜。仗打得那么热闹,支撑热闹场面的军粮军饷、武器弹药补给……钱,从何而来?
“战士(农民)的鲜血”好理解,打仗要死人,死的战士都是农民;“农民的血汗”也好理解,打仗要消耗钱财,消耗的自然是农民的血汗钱
“地主的鲜血”是怎么回事呢?原来,从1927年秋收暴动,入井冈山搞武装割据开始,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一直是沿袭打土豪的办法,解决军粮军饷的。
他们每解放一个地方,便把那里的地主通通杀掉,夺取他们的财富充作军粮军饷。红区(共产党占领地区)大大小小的土豪打光,没得油水可捞了,便派出突袭队,趁月黑风高之夜,到白区(国民党占领地区)去打土豪,斩尽杀绝,掳掠一空……久而久之,白区靠得近的土豪也打光了,老百姓跑得精光,形成一条30多里宽的赤、白交界绝无人迹的阴阳地界”……

1949年后,百废待举,到处需要钱,入不敷出,财政危机相当严重。在军事方面,西边要进藏,南边要“解放”海南岛,东南准备攻打台湾,北边要抗美援,几百万解放军军粮军饷从何而来?……于是,历史上最大一次打土豪,掠夺最富庶的江南农村地主财物的土地改革运动,便应运而来了
1950年6月,中共七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八大任务”,其中第一项就是进行土地改革。毛泽东毫不讳言,要把“土改”列为“取得财政经济状况基本好转的首要条件”。——这就是“土改”第一大真实目的:夺取地主的财富,解救新生的红色政权的财政危机。
“土改”的第二大目的是:用地主的鲜血,巩固新生的红色政权。
中共建政后,国民党及其遗留、派遣在大陆的军政人员,反抗是相当强烈的。自发性的民间土匪,也十分猖獗,常常在某夜突然把一个乡政府“端掉”了。新生的红 色政权内外交困,随时有被颠覆的危险。这时,毛泽东认为,必须把“反革命”的嚣张气焰镇压下去……杀谁呢?不幸,历史选择了“地主”作为“儆猴”的这只 “鸡”。
“土改”时,批准杀人的权力在区一级,二十来岁的区长或区委书记掌握着全区十多万人的生杀大权。深夜,区、乡干部会议结束,大家劳累了一天,睡觉去了。年轻的区委书记(或区长)坐在煤油灯下,根据各乡上报的材料,勾画明日的杀人名单。
这时,如果这位年轻人心地比较善良,他手中的“朱笔”稍稍留情,对于可杀可不杀的人,尽量不划红勾,这些人就可能幸存下来。如果这位年轻人“阶级斗争”观 念比较强,杀红了眼,“朱笔”一路勾画下去,则明日刑场上便有十多位地主的天灵盖被打飞……要是这位年轻人打瞌睡,“朱笔”误点在某个原拟不杀的人的名字 上,醒来后又没有发现这一错误,这人明天也就完蛋了!
杀人的权力虽然在区一级,但实际上,某位乡干部要杀谁,甚至因私仇某位贫雇农要求杀谁,跟区委书记说一声,少有不批准的。
斗争地主的场面十分野蛮,拳、脚、鞋底、棍棒、皮鞭一齐上,打得皮开肉绽、口吐鲜血、伤筋断骨,惨叫哀号之声,不绝于耳。对于某些强加的罪名,跪在斗争台 上的地主想解释一下,战战兢兢刚开口,台下在积极分子的带领下发出一片震耳欲聋的口号声,淹没了地主那微弱可怜的声音;台上的积极分子立即抽耳光,拳打脚 踢,打得你根本无法开口……
在这节骨眼上,起作用的是“人性”。这位地主如果性情特别温和,待人十分宽厚,以前从来没有得罪过任何人,没人告他的状,也许能逃过一劫,留下一条小命。 如果几十年来因某件鸡毛蒜皮的小事,或说话不小心,得罪过某位贫雇农,在土改干部的挑唆下,贫雇农指控他是“恶霸地主”,就完蛋了。——只要有人说你是 “恶霸地主”,你就是“恶霸地主”,没得分辩的余地。
在贫下中农这一方,如果人性好,富有同情心,看到地主挨打挨斗被杀十分可怜,不记恨往日的小事,宽宏大量,什么也不说,这位地主的小命也许能保留下来。如 果是个生性嫉妒、幸灾乐祸的积极分子,见人受罪心里乐,看到杀人便兴奋,告状时添油加醋,无中生有,一个一个的地主,便死在他手中……也有经不住土改干部 反复劝说,说错一句话致使某位地主丧命的,事后这位善良的农民良心发现,一辈子追悔莫及!
杀地主,没有任何标准。每个村子都要杀,不杀是不行的,上面的政策规定:“户户(地主家)冒烟,村村见红”。假设那个村子里没有人够资格评上地主,就将富 农提升为地主;假设连富农都没有,就“矮子里面拔将军”,把某位倒霉的富裕中农提上去……总之,至少要杀一个,杀一儆百嘛!
当年杀地主是用枪顶着后脑勺,从背后斜着向上开枪。一声枪响,天灵盖便被打飞了,红色的鲜血、白色的脑髓,撒满一地……血腥、残忍、恐怖,目睹者不由自主 地浑身颤栗,甚至吓得好几个夜晚从恶梦里尖叫着醒来,掩面而泣……杀多了,吓怕了,反抗者都缩头了,新生的红色政权便巩固了

“土改”的第三大目的是:动员广大农民参军,上“抗美援朝”前线。

(五)地主的“罪恶”有几分真实?
带着政治目的,用文学艺术塑造的四大典型地主,是真实的吗?他们与现实生活中的地主差距有多大?
说实话,那些虚构的故事,可以哄哄一般人和小孩子,但绝对骗不了亲身经历者和历史的知情人。明眼人一看,便知道四大地主的故事中,有些情节是虚假的、编造 的,有些则是将许多坏人坏事集中到一个人身上。——无论古今中外,任何地方,将社会阴暗面发生的各种坏事堆砌在某一个人身上,这人也就十恶不赦了。
就拿姓周的小地主来说,他真的会半夜三更趴到鸡笼子里学鸡叫吗?不会的。要叫,躺在床上叫就是,声音可以传过去嘛。笔者小时候居住在农村,偶尔醒得特早的 日子,听到远处的雄鸡打鸣,叫声由远及近,最后,邻居家的雄鸡、自家的雄鸡都跟着叫起来……远远地学鸡叫,即使学得不十分准确,由于距离远,雄鸡听不分 明,可能跟着叫;趴在鸡笼子旁边学鸡叫,它听得分明,是人在叫,反而不会跟着叫了。——这道理是十分明显的。
课文里还描写姓周的地主打开鸡笼子,划火柴去照……这些愚蠢行动惊动了鸡,它也不会开口打鸣了。——只要稍微想一想,就知道这些细节是虚假的、捏造的:学鸡叫不必趴到鸡笼子旁边,也不用打开鸡笼子去看,熟门熟路要划什么火柴?
就事论事,即使你把长工们早早驱赶到地里,自己不跟着起早去监督,长工们躺在田头怠工,你有什么办法?
那时候的地主,需要雇佣几个长工的,一般先雇佣一个比较能干的“长工头”。总体任务交下去后,每天由长工头分配其他长工干活,根本不用东家操心。当然,长 工头的工价比一般长工高。笔者务过农,做过工,深深知道“活在手里”这句话的分量,如果“对着干”的话,工人和农民自有千百种方法可以消极怠工。因此,用 欺骗、压榨的方法,东家和长工是不能长期相处的,最终吃亏的必定是东家(田里没收成)。小气、吝啬的地主是有,但一定得适可而止,如果太厉害,吝啬的臭名 远扬,就没有人上你家来打工了。
那时候的地主,一般采用“笼络”的方法稳定长工,例如,初一十五“打牙祭”(吃肉),逢年过节送粮食 、衣物,有急事允许请假,年终结算时另外暗中给红包……用这些手段来挽留那些老实本分、肯干活的长工。

极左年代,许多中、小学的工宣队对学生进行“阶级教育”,请来当地“土改根子”当过长工的老贫农来学校作“忆苦思甜”报告。老贫农在讲台上讲着讲着,忘乎 所以,话题突然走偏,手舞足蹈地说:有人说地主坏,但我看也有好地主,我那东家对我就特别好,每年都送我十多斤腊肉过年,吃得嘴巴流油。不像1960年过 苦日子,饭都没得吃,差点饿死了……
工宣队一听,不对头,老农民在“忆甜思苦”,对他使眼色,制止不住,只好上台“救场”,抢过麦克风对同学们说:老贫农讲累了,下去休息休息,我跟大家讲一讲地主是怎样压迫剥削农民的……说着,便把老贫农撵下了讲台。
那个年代,如果是出身不好或有历史问题的人,在大庭广众之中说地主的好话,作“反动宣传”,会立即打成反革命,判刑坐牢,甚至还可能枪毙。但那老贫农是“土改根子”,讲的又是实话、真话,奈何他不得,只好不了了之。
那时候,许多地方闹土匪,地主们都吓得“鸡崽子”一样,小心谨慎,生怕惹祸。他们夹紧尾巴做人,“树叶子掉下来都怕砸破了脑袋”,哪里还敢欺压农民?他们 大多以慈悲为怀,乐善好施。叫花子来讨米,总是一碗碗米打发,绝对不让他们空手而去。不要小觑了叫花子,其中就可能有某股土匪的眼线,如果轻慢了,说不定 哪天晚上来一帮手执刀枪的蒙面大盗,把家里抢得精光……地主们连叫花子都不敢轻慢,哪里敢得罪长工?
2000年,历史学家笑蜀先生根据多年调查,写了一本《刘文彩真相》,还了刘文彩的真实面目。一般来说,地主都是集优缺点于一身,比较复杂的人物。他们的 个性、作风、处事方法,无一不与当时的时代背景、人文环境、风俗习惯息息相关。每一位地主身上,既有着许多儒家道德的传统优点,同时也沾染了不少社会流行 的恶习。拿刘文彩来说,他有着慷慨兴学的美名(斥资200万美金兴建了四川省最好的“文彩中学”),不少济困扶危的义举,但也有吸鸦片烟、讨几房小老婆等 当时有钱人的通病。根据笑蜀先生的调查,刘文彩家根本没有什么“水牢”、“地牢”、“行刑室”,那些都是极左年代,为了宣传“阶级斗争”,煽动人们仇恨地 主编造出来的。
总的来说,地主中有好人,也有坏人,但好人占绝大多数。共产党为达政治目的,编造四大地主的丑恶形象,以此代表所有的地主,是不公平的。平心而论,地主中 有人为非作歹,贫下中农之中何尝没有为非作歹之人?道理是一致的。不光四大典型地主是捏造的、虚假的,“土改”中绝大多数被杀的地主,都是捏造罪状,含冤 受戮的。

(六)“土改”的恶果及其后遗症

“土改”,产生了的恶劣的后果和严重的后遗症。
首先,土改人为地制造仇恨,摧毁了中华民族的优良道德传统,在人民中留下了深深的伤痕。
华夏大地本来是一个文明礼义之邦,尊老爱幼、相互礼让的儒家道德深入人心,各族人民世世代代和平相处。在农村,上下不相慕,贫富两相安,生产生活,秩序井 然。自从“土改”将谋财害命、杀人越货,颠倒为备受赞扬的“正义事业”之后,人心涣散了,传统道德观念崩溃了,代之而起的是自私自利,相互争斗,尔虞我 诈,道德沦丧。请看今日之中国,人欲横流、物欲横流,追本溯源,“土改”难辞其咎。
其次,土改破坏了农村的生产力。
本文第二节指出,农村中有一批勤劳俭朴、善于经营“田秀才”,他们上升为富农、地主后,代表着当时农村的先进生产力。他们农具比较齐全,资金比较充足,生 产具有一定规模;他们经验丰富,接受新生事物较快,有能力选择和改良作物的品种;他们的农、副业产量总是达到当地最高水平;他们先进的耕作方法给贫苦农民 起了示范、带头作用……如果让他们继续富下去,其子女留学美国归来后办农场,中国的农业或许会改变面貌,跟上世界前进的步伐。但不幸,土改中把他们打压下 去,杀的杀,关的关,管的管,生产资料瓜分得罄空……中国农业一条极有希望的出路被打断了。
世界上的人千差万别,有的人就是头脑不想事。许多贫下中农只能在别人的指挥下从事简单劳动,缺乏独立门户掌握全盘生产的能力。把土地分给这样的人,他们一 缺资金、二缺农具、三缺种子、四缺经验……明明分给他们是最肥腴的良田,就是种不出粮食。所以,土改后的第一年,生产总是倒退了。
更有一批懒汉,把分的东西吃光用光,分的田卖给别人(后来被制止,不准买卖土地),依然是个穷光蛋。
“土改”通过斗争和杀戮,把善于经营的地主、富农打压下去,农村中就更加缺乏经营型人才了;把已经集中了的生产资料,零星分散给不善于经营的单人独户,使农业生产力遭受到严重破坏。
第三,土改使农村基层领导彻底恶质化。

在科举时代,没有“功名”(未考取秀才、举人)的人是不允许进入地方领袖层的,因此,地方领袖素质较高,廉洁奉公,能真正为群众办事。
乡村地方领袖第一次恶质化,是从晚清1906年废除科举制度后开始的。由于大家都没了功名,谁可以当地方领袖。三教九流之辈见有机可乘,便凭借土地、资 本、祠堂、武力、公产、宗教和个人关系……纷纷钻了进来。这些人鱼龙混杂,良莠不齐,形成派系小集团,忙于争权夺利,置贫苦农民于不顾。这些人不受儒家道 德公益心的约束,不受政府控制 ,贪赃枉法,为所欲为。加上人口爆增(清朝初年,全国人口约1亿,“康乾盛世”后增加到4亿,抗战胜利后全国人口号称4万万5千万),人多田少的矛盾突显 出来,从此,农村社会开始动荡不安了。
“土改”利用“流氓无产者”(扒手、小偷、地痞、恶棍、无业流民……)打冲锋,斗垮地主、富农后,这批“苦大仇深”的“土改根子”纷纷入党做官,趾高气扬 地成为“书记”、“委员”、“主任”、“乡长”、“村长”……使农村基层领导 彻底恶质化。这些人大 多一字不识,居然洋洋得意上台作报告,开口第一句便是:“我是个大老粗,只晓得三担牛屎六箢箕……”——不因没有文化感到羞耻,反以为荣!
这些人自私自利、吹牛拍马,伪装积极,拉帮结派,任人唯亲,欺下瞒上,惟命是从……他们能力低下,不懂生产,却指手画脚瞎指挥,常常造成重大经济损失。农 村领导权落在这样一帮没有文化、素质低劣、目光短浅的人手里,农业生产怎么能搞得好?再加上毛泽东头脑发昏,“土改”后不久,一意孤行地加速合作化、人民 公社化、大跃进 ……到1960年前后,农业生产全面崩溃,饿死3500多万农民……
第四,1953土改结束,在政治、经济和军事上,全面达到了发动土改运动的预期目的,滋长了毛泽东的骄傲自满情绪,增强了毛泽东的绝对权威地位,为随后脑袋发热搞大跃进、人民公社埋下了祸根。
“土改”以及多变的农业政策(首先是单干,后来合作化;到80年代,又分田到户单干……),产生了严重的后遗症:农业生产停滞不前,长期处于落后状况,至今无法跳出小农经济的窠臼,远远落后于世界 农业发展水平。直至今天,农村依然贫穷落后,农民依旧苦不堪言。

高洪明:只有批毛,中国才能走向民主宪政

 

毕福剑视频事件,把能否批判毛泽东的话题公开摆到了中国官方与民间舆论面前,这是一件大好事。 

本人从不讳言,自己也曾经是毛的狂热崇拜者,但自西单民主墙运动,我就成了一个坚定的毛泽东批判者。 

一、毛泽东能不能批判?答案是肯定的,不言而喻。因为,毛泽东是人不是神,即使毛泽东是个圣贤、伟人,也有可褒贬之处,更何况毛是个对国人的迫害狂? 

二、为什么批判毛泽东?自“新中国”以来,在毛泽东个人独裁的27年里,他的罪过一是“反右运动”,二是“大跃进带来的大饥荒”,三是“文化大革命”;而毛最大的罪过是他建立了全方位的“一党专政”的意识形态与制度。这就是为什么要批判毛泽东的理由和根据。 

三、批判毛泽东什么?毛泽东把共和国异化为“党国”;把中国人民异化为“党民”;把中国军队异化为“党卫军”;把国民(包括农业、手工业、工商业一切生产资料所有者)财产异化为国家垄断财产;把社会媒体(电台、报馆和书局等)异化为“党的喉舌”;把宪法异化为领袖意志与党国政策;把司法部门异化为党同伐异的暴力工具;把民间各类社团异化为党国的奴婢;把其它政党异化为党国的花瓶摆设;把教育、文化异化为党国制造“驯服工具”和“螺丝钉”的工厂。 

毛泽东的“一党专政”意识形态与制度,限制和剥夺了中国人民的公民权利、政治权利、经济权利、社会权利和思想文化权利。这是毛泽东最大的罪过,是必须批判的。 

四、批毛不应有禁区。毛与党国是一个硬币的两面,所以党国把批毛划定为言论禁区。中国要走向民主宪政,必须冲破该罗网。当下,中国要宪政,人民要人权,这是历史潮流,一往直前;批毛也是历史潮流,不可阻挡。因为,宪政中国和人权中国,都是中国人民的不懈追求和百年夙愿。 

五、只有批判毛泽东中国才能走向民主宪政。毛的“一党专政”反宪政、反人权,与中国人民的追求和夙愿背道而驰。其不仅背离了早年共产党人的“追求”,更背离了中国人民的百年夙愿。 

毛泽东建立的“一党专政”的意识形态是中国走向民主宪政的绊脚石;其“一党专政”的制度是中国走向民主宪政的拦路虎。因此,结论只有一个,那就是:只有批判毛泽东,中国才能走向民主宪政。 

六、中国“毛左”的误区。某些“毛左”人士的爱国爱民的真诚和捍卫工农劳动者的决心,是值得肯定和褒奖的,但是他们以为毛泽东的“一党专政”意识形态与制度代表了中国人民,能捍卫工农劳动者权益,则是误区: 

1、毛的“一党专政”的意识形态,是对中国人民的蒙蔽与欺骗。毛讲“工人阶级领导一切”、“农民是可靠的同盟军”、“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等等,但是在其制度下,工人在国有企业中没有个人股权;中国农民没有土地所有权;中国人民没有言论自由权、没有选举权、没有自由结社权、没有宗教信仰自由权。中国司法不独立,人民甚至连人身自由和个人财产均得不到保障。如此等等,中国人民怎么当家做主呢? 

2、毛名义上给予中国人民“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权利,其实,毛泽东是运动人民、愚弄人民、役使人民,以此为他党内争权服务——“文革”即是最好的例证。 

3、在毛的统治下,工人仅得温饱,农民不得温饱,知识分子为五斗米折腰,党国官员人人自危。可谓国不得安,民不得生。 

因此,批判毛泽东,批判“一党专政”才是名副其实的中国左派,否则就异化成了“一党专政”的帮凶和喽啰。 

七、批判毛泽东是中国走向民主宪政的当务之急。毛“一党专政”的意识形态至今还是中国当局的指导思想,其扼杀中国人的公民意识,是国人行使公民权利的牢笼,因此,批判毛泽东是中国走向民主宪政的第一要务。 

八、铲除毛泽东的偶像与象征符号。中国要走向民主宪政,需要铲除对毛的崇拜,清除掉各种崇拜毛的雕塑、画像、碑文、颂词,包括将毛的画像从天安门城楼摘下,把毛的尸体从纪念堂搬出,等等。这些,即使当局不做,中国人民早早晚晚也都会做到的。 

本人当年曾上书华国锋和邓小平,也曾寄信给时任中宣部长的胡耀邦,建议:摘下天安门城楼毛泽东的画像,将毛的遗体从毛泽东纪念堂迁至湖南韶山,毛泽东纪念堂改为国魂堂,中共中央搬出中南海,自建中央党部。现在,我仍然坚持这些建议。 

 

应正视国际共运失败马列主义破产的严酷事实

 

袁  刚

 

马克思主义根本宗旨一是消灭私有制,二是世界革命,以在全球实现共产主义。中国改革早已放弃这两个根本,普京则庄严宣告百年共运实验已经失败。马列主义苏联模式被实践证伪成为改革对象,中共“打左灯,向右拐”,抛弃马列毛却不肯认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背离马列不搞世界革命是伪命题。社会主义本是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初级阶段”,“初级”中又“初级”,等于宣告共产主义根本实现不了,何日“中级阶段”亦无法回答。高调意识形态具有极大的欺骗性,毛泽东在文革高潮时就直言“放空炮”,苏共最高领袖也私下承认讲“空话”,是“骗老百姓”。既得利益守旧势力坚持原教旨钻“死胡同”,以教执鞭阻碍改革危害极大。改革势力应正视现实敢讲真话,务实求治大胆解开意识形态死结,以切实工作取代虚玄的主义,回归“人类文明的康庄大道”,引领中国改革成功。
 
一、中国改革的对象就是马列毛教条苏联模式

中国改革已进入历史性选择关口,一些问题的关结点想回避也回避不了,想模糊却模糊不了一世。中共十八大“第五代核心”习、李上位,三中全会发布“全面深化改革”公报,部署60项具体任务,提出“两个百年目标”,改革力度可谓空前。但从骨子里看,执政党的执政纲领与国家战略目标之间存在着巨大反差,说的与做的并不一样,搞的仍然是“经右政左”,即“打左灯,向右拐”,理论与实践相矛盾。在经济上进一步释放市场力量的同时,政治上竟看不到半点放松迹象,反而是竭力压缩言论空间,陷于毫无意义的意识形态纠结,陈年深层次影响全局的体制性问题不敢议改,内部潜伏着巨大危机。

中国35年改革的对象何在?其实就是马列毛教条苏联模式!这些东西长期被当作圣物不容置疑,实却害苦了中国人,且早已在世界范围破产被证伪,而一文钱不值!但在当今中国却不敢点破,当政精英也并非不知马列毛教条已过时不中用,却知行不一,采取驼鸟战术继续愚民。既得利益统治集团与意识形态相捆绑,政教合一,落后守旧势力阴霾不散死抱教条,以教执鞭,这正是中国改革最大阻力之所在。

文革后的所谓“拨乱反正”,其实质就是抛弃旧教旧制另寻出路,胡耀邦用三个字概括文革高调意识形态:“假、大、空”!改革开放用“四个现代化”的国家目标,取代共产主义的虚幻目标,却也不时要唱唱高调,采取“淡化”意识形态的办法。“打左灯,向右拐”的始作俑者,正是邓小平。这说明了什么呢?说明死抱旧政教(即旧体制旧观念)的反改革顽固势力,在当今中国仍异常强大,中国改革要前进,不得不拐弯绕过他们。习、李上台搞“全面深化改革”,再次强调“意识形态是极其重要的工作”,大抓意识形态,甚至重提共产主义理想,要回归祖宗马克思,其是真是假虽不得而知,是祸是福却颇费思量。

人们不禁要问:若果真回归马列讲共产主义,中国还有出路有前途吗?

 
二、普京庄严宣告:百年共产主义尝试已经失败


众所周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从1848年《共产党宣言》发表算起,至今已有一个多半世纪的历史。马克思宣言: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发动革命,推翻资本主义,建立平等无阶级的共产主义社会。并宣称:“共产党人不屑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他们公开宣布: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资本主义制度才能达到”。经过百年血与火实践的洗礼,被马克思寄予厚望并认定将首先建立美好社会的美、英、法等欧美工世化国家,根本就没有爆发共产革命。被马克思视为落后的俄国虽爆发“十月革命”,最后也以失败而告终,成为历史的过客。更落后而由苏俄“输出革命”克隆建立的共产党中国,虽硬撑着仍“坚持马列主义”,却大踏步后退宣布自已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改革开放另觅新途,搞“市场经济”,主动加入国际资本主导的WTO,“与国际接轨”,从而获得难得发展机遇,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的经济发展,就是破除马列教条的结果,改革开放后的中国与马列共产主义相去不是越来越近,而是越来越远。
本来,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真伪和国际共运实践的成败,作盖棺论定并非难事,历史真相事实都明摆着,但在中国却特别“敏感”,以至噤若寒蝉不敢发声。然而,俄罗斯总统普京却没有那么多顾忌,早在1999年底,他在新千年文告中就郑重宣告:过去百年来的共产主义尝试,已经失败!!!
普京还总结苏联惨烈的共运史,沉痛地说:“在即将过去的这个世纪里,俄罗斯有四分之三的时间是在为共产主义原理而奋斗的标志下生活的。看不到这一点,甚至否定这一时期不容置疑的成就是错误的。然而,如果我们不意识到社会和人民在这一社会试验中付出了那种巨大的代价,那就更是大错特错了。主要的错误是:苏维埃政权没有使国家繁荣,社会昌盛,人民自由。用意识形态的方式搞经济,导致我国远远地落后于发达国家。无论承认这一点有多么痛苦,但是我们将近70年都在一条死胡同里发展,这条道路偏离了人类文明的康庄大道”。
普京的声明振聋发聩,其反思客观而深刻,他没有否定社会主义苏联也曾取得“不容置疑的成就”,并多次举办盛大阅兵庆祝二战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对强大苏联的瓦解深表痛心。普京对俄罗斯祖国怀抱深厚的感情,当年叶利钦将帅印让给他时,嘱咐:“好好照看俄罗斯”! 普京不负众望,公示财产,铁腕执政,大刀阔斧强力改革,声言:“给我20年,重建一个强大的俄罗斯”。他颇具个人魅力,并不买美国人的帐。俄罗斯姑娘唱“嫁人要嫁普京这样的人”。但普京这样的硬汉,却对过去曾信奉的高调意识形态弃之如敝屣,公开承认列宁开创的苏维埃政权彻底失败,对马列主义没有丝毫的留恋。
普京也曾是共产党员,克格勃中校,奇怪的是,中共大骂戈尔巴乔夫是叛徒,却不敢说普京也是叛徒,相反,习近平还说与普京性格相象要巴结他。普京认为苏俄长达74年的共产主义试验,是“在一条死胡同里发展”,走了弯路,马列主义唱得好听,实践中却不中用,因为它违背人类普世价值,“偏离了人类文明的康庄大道”,给苏俄带来深重灾难,人民“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普京虽珍视以往,怀抱强国梦,甚至有些霸道,却把马列主义看得一文钱不值,认为是荒谬空洞祸害人民的邪说,已扫入历史垃圾堆。现在,俄罗斯虽还有共产党,也有些人打“镰刀锤子旗”信奉马列,但他们人数很少,且越来越少,谁还指望马列在前苏联东欧死灰复燃,都只能是痴心妄想。
苏联垮台并不是因为出了叛徒,而是自身体制落后混不下去。若在美国,即便是出百个戈尔巴乔夫,也丝毫撼动不了其体制。被中共骂为修正主义头子的前苏共总书记赫鲁晓夫,1959年出访美国搞“戴维营会谈”,也并不是去投降,而是豪迈地宣称:“我是来埋葬你们的!”提出“和平竞赛”,让先进淘汰落后。而其结果现已分晓,是美国“不战而胜”。马列共产主义被实践证伪已全面失败,红旗已倒这一客观事实,在前苏联东欧及东西方各国早就成为定论,是不争的事实。中国的马列主义既由苏联人“送”来,现开创者“老大哥”垮了,改旗换帜彻底服输了,而按苏联模式建立的中共,不但死不认帐,反而自称“先进性”硬撑,只能是自欺欺人。
当今世界还顽固地打马列主义旗帜的国家,中国以外还有朝鲜、古巴、越南等。而凡以意识形态立国,不允许思想自由政教合一的国家,大都专制落后。朝鲜金氏政权即是活样板,已全面充分地显露其落后性。只要不搞历史虚无主义,客观公正地反思历史,就应正视普京宣布的百年共运已失败的事实:俄国“十月革命”并未开辟人类历史新纪元,其首创的公有制加党政干部官僚治国的模式,是一个落后的模式。“走俄国人的路”,走错了,是走进了“死胡同”。
马列之路行不通,但中国改革开放却仍要挂马列主义招牌,我认为那是“明修栈道,暗渡陈仓”,也就是“挂羊头,卖狗肉”。名不正则言不顺,结果是造成假话、空话、套话连篇。当今中国是“礼崩乐坏”,危机四伏。路在何方?当局者迷,诸君还得多加思量。
 
三、高调意识形态具有极大的欺骗性


苏联体制是一个封闭落后的体制,却自吹先进要取代资本主义,具有极大的蛊惑力和欺骗性,中国人民深受其害。野蛮落后的苏联垮台是历史进步!现在马列主义的故乡德国、俄罗斯都不信奉马列,唯独中国、朝鲜等在坚守,这并不表明中国人聪明“先进”,反倒是愚顽落后,更确切地说是无奈。而中朝及前苏联东欧以马列立教立国,也是建立在长期强制性宣传灌输、钳制思想言论不允许反对基础上的,甚至大搞个人迷信,把马列主义当宗教以愚民。
然而,马列“真理”毕竟已被百年实践证伪,真坚守要吃亏饿死人,吃亏长智的中共领导人,只好偷梁换柱“打左灯,向右拐”,实质上也早已背离马列主义。
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马恩自已在《共产党宣言》中用一句话概括,即“消灭私有制”。 所谓共产,就是公有,否则,不叫共产党。其宗旨是以阶级斗争方式剥夺剥削者,建立没有人剥削人公有制的所谓人间天堂。《共产党宣言》虽有“自由人联合体”的表述,那也是以没有人剥削人的公有制作为前提的。马克思的目标是解放全人类,号召“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主张世界革命,所谓“一国建成”、“一国特色”,其实并不符合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有两项最起码的宗旨:一是消灭私有制,二是世界革命,终极目标是在全球建立共产主义。列宁主义则宣布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已垂死即将灭亡,为此不惜使用暴力和专政手段,建立社会主义苏联,并成立“共产国际”,向各国“输出革命”。共产主义运动曾烧红过半边天,在世界范围曾有过几十年辉煌,建立了欧亚大陆铁板一块的社会主义阵营,与美国为首“垂死”的西方资本主义阵营对抗,毛泽东曾论断:“东风压倒西风”。
百年共运起先的确是遵循马克思主义两项宗旨进行,即消灭私有制和搞世界革命,但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出现了逆转。
众所周知,列宁、斯大林在“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搞计划经济,消灭富农搞集体农庄,搞大型国企,即是“消灭私有制”。后来的追随者毛泽东、金日成、波尔布特等,也都不顾人民死活“破私立公”,“用意识形态的方式搞经济”,结果造成巨大“人祸”。苏联东欧变色后全面恢复了私有制,中国改革开放虽囿于意识形态扭扭捏捏,但一开始就倡导打破“大锅饭”,即破除苏式公有国家垄断,搞西式市场经济,引进外资办“三资企业”、办“特区”,主动加入WTO等,实际上是变换花样“破公立私”,实质是抛弃马列,回归“人类文明的康庄大道”。
另外,我们都知道马克思领导了“第一国际”,恩格斯领导了“第二国际”,列宁、斯大林领导了“第三国际”, 托洛茨基虽被放逐,却也成立了“第四国际”, 都是为了推行无产阶级世界革命。毛泽东更是不甘心只做中国人民的“大救星”,而要做“世界人民心中的红太阳”,中国“一穷二白”,毛却要打肿脸充胖子支援亚非拉,支援朝鲜越南打美帝,是不忘马克思“解放全人类”搞世界革命的宗旨。1991年苏联垮台社会主义阵容解体,非洲人穆加贝来北京“劝进”,但邓小平提出“不挑头,不举旗,韬光养晦”, 实质是放弃了世界革命宗旨。上山打游击的马来亚共产党陈平部众,由于再也得不到中共支持,只好缴枪投降,缅甸共产党则干脆解散干起了鸦片种植贩毒勾当。中共不敢成立“第五国际”领导国际共运,关起门来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等于承认国际共运失败了。
为掩盖修饰自已,中共也“与时俱进”以假乱真地“发展”马列主义,却毫无创新力,显得理论苍白无力。马列主义既是世界革命的理论,只管自已不管别国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不可能是马列主义,或仅是一个“伪命题”。且按照其逻辑,全世界一百多个国家将会有一百多个特色,那还有世界大同么?马克思主义既被称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理论上讲就绝不只通行于一国,不是中国的“专利”,因而不存在中国“特色”,也不存在朝鲜特色的“主体思想”。“三个代表”、“和谐社会”说,是很有意义的,却基本上是抄袭赫鲁晓夫的“三和两全”,因其本质上是反阶级斗争非马克思主义的,而不敢深入表述。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说就更加拙劣,众所周知,马克思《共产党宣言》所说的推翻资本主义后是要建立共产主义,然资本主义垂而不死,共产主义渺不可及,才有了一个短暂“过渡”社会主义的说法。社会主义本是共产主义“初级阶段”,现在我们成了“初级阶段”中的“初级阶段”,这能体现什么理论创新呢?不就是宣告共产主义实现不了吗!
中共早已不谈共产主义目标,代之以更切实际的实现四个现代化、奔小康、中国梦、“两个百年目标”等,这些新表述应该说更有号召力。然而,这些目标实现了,到中国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试问:还能老用“初级阶段”来骗人吗?是否该进入社会主义“中级阶段”?又何时达到“高级阶段”呢?到时还搞市场经济吗?或是按马克思所说取消商品货币关系?实现了“四化”中国梦,离共产主义是近了还是更远了呢?又何时结束“韬光养晦”,号召“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去“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资本主义制度” 呢?如果根本就不再提“消灭私有制”,再也不敢搞世界革命,那还能自称马克思主义吗?
这些问题,根本就没有人能回答!
毛泽东说“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邓小平说初级阶段理论“一百年不动摇!”说得都很玄乎。其实,这两位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了终身的“马克思主义者”,心里都明白:马克思主义不灵了,共产主义实现不了!邓“初级阶段”理论和毛“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实质都一样,都是承认共产主义在未可知的时间内实现不了,却又不肯认输,要变换花样继续努力,实际上仍然是昭示了马列主义的破产。而被实践证伪了的高调意识形态,再费劲去编织,也只能是欺骗!其实,中国完全可以不再去谈虚玄的马列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等,只谈实在的“四化”中国梦,诚如五四时期胡适所说:“少谈些主义,多研究些问题”。
早在文革高潮苏联貌似强大之时,中苏两国最高领导人对于国际共运失败马列主义破产的事实,都已心知肚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共曾就马列主义理论与苏共进行激烈论战,比谁马列主义大旗举得高,争夺国际共运领导权,发表过“九评”批修文章,林彪吹捧"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顶峰"。苏修也不示弱,标榜自己才是马列正统。但当时的苏共总书记勃列日涅夫在家里却对其弟弟讲真话:“什么共产主义?都是骗老百姓的,都是空话”。无独有偶,1972年中共领袖毛泽东也对来访的美国总统尼克松坦言:遍布北京的高调红色标语口号都是“放空炮”,不必当真!1989年苏共总书记戈尔巴乔夫来访,邓小平接见时也坦陈:当年中苏两国大论战,“双方都说了不少空话”。所谓“空话”,就是指挂在半天云中的马列高调意识形态,那些我们耳熟能详却不着边际的官话套话,如“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打倒……”等,实际上却联合不起来,喊了也打不倒,其功用只能是:“骗老百姓”。
既然中共苏共最高领袖都早已私下承认,高调意识形态是“空话”,那么,我们完全可以相信普京说的“实话”:共产主义世界革命的帷幕早已落下,马列主义破产了!这是我们不得不承认并必须正视的严酷历史与现实!
 
四、别拉着13亿中国人去为马列共产主义殉葬


马列主义破产共产革命失败的严酷现实,许多人无法接受,于是有人捡起所谓 “低潮、高潮”说,预言国际共运新的“高潮”必将到来,这不过是阿Q的精神胜利法,是欺人之谈。已获解放的前苏联东欧各国人民决不会再走回头路,中国加入WTO讲劳资合作也早已脱离共运轨道,欧美日各工业化国家虽不时会发生这样那样的经济社会问题,但其自我修补机制效能显著,又有谁还相信真会出现马克思所指望的无产阶级革命新高潮呢?社会主义终究将取代资本主义这条所谓“客观规律”,早已不客观了,已被历史实践证伪!
有人看到“只有社会主义能救中国”这句话不灵了,看到邓小平“猫论”、“摸论”盛行且卓有成效,于是提出“能救中国的就是社会主义”,讲实用主义。但原教旨死硬分子仍不服输,当中国搞市场经济提升了国力,马上就有人不失时机地提出“中国模式论”,竟别出心裁地提出:“能救社会主义的只有中国”。这是忘乎所以不自量力,别说中国尚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就是到了“高级阶段”,宣布一国建成共产主义,而欧美各国无动于衷,那也谈不上是社会主义战胜了资本主义。中国坚不坚持马列,已无妨世界大局,更何况其真假难辨,光说不练,在主义上再破费功夫,已经毫无意义。
但马列主义破产并不表明社会主义毫无价值,社会主义诉求公平,在世界上种类繁多,马克思之前就有社会主义运动。欧洲社会民主党至今仍十分活跃,并时常执政,他们不赞成马列革命暴力专政,与资本主义相得益彰。如英国工党主张社会主义,保守党主张资本主义,两党轮流执政,“封建遗留”的女王、贵族爵士等,不仅依旧存在而且发挥着作用。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封建主义三者在英国和睦相处,兼容并包,无须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不搞阶级斗争,而搞阶级调和,却消除了“三大差别”。王震将军初到英国,看到其社会和谐,生活富足,惊为共产主义。于是有人提出:“只有民主的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如果向工党社会民主党看齐,剥离马列,吸收一些儒学仁德,是可具备中国特色的,这样的社会主义也不失为一种有益的选择。
马列主义并不真正代表社会主义,其主导中国也并非中国人探索的结果,而在于当年苏联“输出革命”。梁启超当时就一针见血地指出:苏联把马克思当骗人偶像,用来渗透侵略中国。苏式马列能轻易征服中国,不是因中国人聪明而是普遍愚昧,是西学东渐大背景下中国人盲目向西方学习中所走的一段弯路,“走俄国人的路”,是上了苏联人的大当吃了大亏。如今苏联垮了,俄罗斯反思改帜了!马列之路被普京宣布为“死胡同”,中国人能误入岐途而独不知返吗?面对国际共运失败马列主义破产的严酷现实,中国再举马列破旗硬撑,又能撑几时?中国向何处去?假话、空话救不了中国!以期“打左灯,向右拐”,不如“开诚心,布公道”,中国完全可以象俄国人那样改旗换帜,回归“人类文明的康庄大道”,而这绝不是所谓“走邪路”。
改革需要新思维,要顺应时代潮流。睁眼看一看当今世界吧,到底是谁在主导世界格局?电视电脑互联网手机等高新科技,竟全是“垂死”资本主义美国的创造发明,形成庞大信息产业,惠益全人类。社会主义苏联又为人类作了那些科技贡献呢?落后中国就更谈不上了,马克思列宁根本就没有预见人类进入“信息时代”,共产党“镰刀锤子旗”所标志的其实是落后旧时代。试问:现在的欧美日本发达国家,还能有几个农民手持中世纪的镰刀劳作?抡大锤的工人还能有多少?拿镰刀抡铁锤的人到底具有“先进性”,还是“落后性”?他们能代表人类未来发展的方向吗?在美国举着“镰刀锤子旗”,去向开数控机床联合收割机的工人农民宣讲,人家会感觉你在招摇撞骗!
中国改革路在何方?所谓“不走老路,不走邪路”,正路又何在?“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打着早已落伍过时的“镰刀锤子”党旗,又能有多少自信呢?坚持马列,却又不敢“消灭私有制”,不敢搞世界革命,反倒要“打左旗,向右拐”,又能有多少出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剥离马列毛,只好说假话空话,连最高领导人也所在难免。这正是当今中国改革死结之所在!不打破意识形态死结,中国改革终难成功。
反改革的既得利益守旧势力,其拿手好戏就是操弄意识形态,以迫使当政者屈从于己。中国国力刚有提升,死硬分子就迫不及待要放弃“韬光养晦”,去迎击国际共运“新高潮”。他们以民粹主义、民族主义煽情,鼓吹“亮剑”开战,说什么和平时期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战时还是要以阶级斗争为纲。这样的“特色社会主义”,只能是“国家社会主义”法西斯。而困兽犹斗不服输,却并不能改变世界格局,只会危害中国形同自杀,是对国家对人民不负责,“是没有出路的!”执政党不能只顾自身眼前利益,应向历史高度负责,千万不要拉着13亿中国人,去为已经败亡的马列共产主义集体殉葬。主导改革的中国执政精英,应保持清醒头脑,认清形势,实事求是,正视并承认国际共运失败马列主义破产这一无可挽回的客观事实,以极大的智慧和勇气,断然告别马列毛,拥抱新时代。“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共产主义既实现不了,连过渡性的“初级”升“中级”也渺不可及,不如务实去虚,为实现“四化”中国梦而扎实努力。“中国梦”与“美国梦”既没有什么区别,就更没有什么必要在主义、旗帜上再费口舌了,应以务实求治精神,大胆解开意识形态这个死结。(2014.5.1)

 

胡释之:中国应单方面取消所有关税

 

 

 1国务院近日试点降低部分日用品进口关税,这当然是好事,更应单方面取消所有关税

2关税保护强迫消费者牺牲自己利益以维护某些厂商的利益,让国内的差企业作威作福

3高关税于自由贸易好比山体塌方,别人不搬自己先搬就吃亏,是愚昧的“公平”思维

4应不惧利益集团阻扰,继续大力减免关税,把全中国建成一个零关税的大自由贸易区

 

 

中国应成为一个零关税的大自由贸易区

高关税于自由贸易而言,危害好比山体塌方,我们应自行奋力搬除堵在自己这头的大石头,并推动搬除堵在他国那头的石头。认为别人那头不搬,自己这头先搬就吃亏,是“公平”思维到愚昧。

财知道:国务院常务会议近日部署对部分国外日用消费品开展降低进口关税试点。在回答李克强总理的追问“什么时候能开始实施?”时,有关部门负责人回答说,这一问题需要多部门沟通,8月或可出台。“太慢了!”总理当即摇头否决。他要求各部门“统一思想”,加快研究,6月底之前必须出台。你怎么看降低进口关税?

胡释之:这当然是好事,事实上中国应单方面取消全部进出口关税,这没啥好试点和拖延的,这是自己可以说了算的。别国取不取消不要紧,我们自己先取消,因为这对我们自己有好处。

这就好比山体塌方,把连接两个村子的山路两头都给堵了。我们应赶紧把堵在自家这头的石头给搬了。我们无需等别的村子把堵在他们那头的石头搬了才动手。认为别人那头不搬,自己这头先搬就吃亏了,是“公平”思维到愚昧了,愚昧到认为自己比别人脱离苦海早就是不公平的,而要同时脱离苦海才是公平的。

高关税于自由贸易而言,危害好比山体塌方,我们应自行奋力搬除堵在自己这头的大石头,并推动搬除堵在他国那头的石头。然,如果我们认为通路本身就是错的,那塌方自然是好事,堵路的石头也无需搬除。但若是一边认为通路是好事,一边又不愿意搬除塌方的石头,就是精神分裂了。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认识到闭关自守是自我伤害,积极打开国门,也积极实施过单方面减免关税。未来应不惧利益集团的阻扰,继续大力减免关税,把全中国建成一个零关税的大大的自由贸易区。这是已经经过无数次试点证明过的国民幸福和经济腾飞之路。

关税保护强迫消费者牺牲自己利益,以维护某些厂商的利益

通过高关税阻拦消费者买国外商品,显然是在破坏市场秩序,让好东西进不来,让消费者利益受损,让国内的差企业作威作福、无需进取。这就颠倒了市场秩序,不是企业为消费者服务,而是要消费者牺牲自己为企业服务。

财知道:降低进口关税对国内消费者自然有好处,但不少人认为这样会冲击到国内相关企业。你怎么看?

胡释之:所谓利益集团的阻扰就体现在这些地方。少数利益集团为了自己的眼前利益,不惜伤害整体国民利益。经济政策应从全局出发,以全体国民利益为本位,而不是被少数利益集团绑架,以少数利益集团的利益为本位。

开放的市场竞争不是丛林战争,一个企业冲击到另一个企业,靠的不是暴力伤害,而是它给消费者带来的利益更大。以全体国民利益为本位,就应该积极开放市场,让好企业好商品自由进入,让企业在自由竞争中不断提升经济效率和国民福利。在激烈竞争中,国内企业也能找到自己的比较优势,做出自己的那份贡献,而不是为生产而生产,生产那些自己没有优势、消费者也不青睐的商品。

消费者购物在乎的是东西好不好,性价比高不高,实际并不在乎具体是谁生产的。或者说之所以在乎是谁生产的,也是因为这决定了东西好不好,消费者他在乎的是自己的利益,而不是厂商的利益。也正因消费者是如此无情,才逼得企业必须奋力对消费者真好,消费者才会青睐于它,令其脱颖而出。这正是市场机制推动经济发展和生活水平提高的秘密所在。

诸如关税保护这样的干预市场行为则强迫消费者在乎某些厂商的利益,要消费者牺牲自己利益以维护其利益。消费者如果真的非国货不买,你让国外商品自由进入他也不会买。但通过高关税阻拦消费者买国外商品,显然是在破坏市场秩序,让好东西进不来,让消费者利益受损,让国内的差企业作威作福、无需进取。这就颠倒了市场秩序,不是企业为消费者服务,而是要消费者牺牲自己为企业服务。

说白了,如果不管国外有没有更好的商品,也不管国民是不是更喜欢国外商品,就是要强迫其购买国产的,那打开国门干啥呢?还不如关了,免得国民有妄想。

贸易保护是穷人思维

如果买别人的东西比自己生产更划算,那自然没有必要再自己生产。什么都只能自己干,不愿只干自己最有比较优势的人习惯了穷人思维。

财知道:难道不该对国内的弱势企业加以保护吗?

胡释之:生产本身是没有价值的,生产的价值在于有利可图。如果买别人的东西比自己生产更划算,那自然没有必要再自己生产。放弃自产改为外购是让自己变富。这也是有了贸易才有的好处,不然你只能进行昂贵的自产。而参与国际贸易就是为了让自己有更多这种无需自产的条件。

所以一边参与国际贸易,一边还对明显外购比自产划算的企业(所谓弱势企业)加以保护,会让人不可理喻,让人纳闷你为何要参与国际贸易呢?参与国际贸易不就是为了可以有条件不用全都靠自产吗?你既然那么喜欢自产,还参与国际贸易干啥呢?参与国际贸易是让自己有更好条件变富,这种所谓贸易保护岂不是在保护自己免于变富?

习惯了什么都只能自己干的人,习惯了穷人思维的人,猛然发现自己不用什么都干,而可以只干自己最有比较优势的,是有可能一时半会儿不太习惯这舒服日子的。这就好比一个习惯了带口罩出门的人,突然哪天雾霾没了,不用带口罩了,也可能会感到不适应。但这里需要改变的显然是他自己的旧习惯,而不是清爽天。要求在国际贸易中保护所谓弱势企业,是和要求维持雾霾天以保护口罩企业一般荒谬的。我们要像习惯清爽天一样习惯自由贸易,而不是横加阻拦自讨苦吃。要有自尊,相信我们配过好日子。

 

警世群言:千万不要和毛左一起吃饭

看你黑

 

大名鼎鼎的毕福剑“毕姥爷”,因为交友不慎,引狼入室,在酒桌上的调侃话,竟然被在场的一位毛左分子录像发到了网上,此人还声嘶力竭地要求有关部门对毕某人予以处理,这种卑劣的事情,即使是最下贱的人也做不出。由此可以看出毛左分子人性泯灭,天良尽丧,道德败坏得真是无以沦比。是啊,当年他们连身边的同志、战友、朋友甚至亲人都能出卖,又有什么坏事做不出来?
告密产生于专制时代,然而在现代社会却被毛左分子们运用得熟练无比,已经成为他们的本性,这种卑劣的行径,即使是在封建社会,也被一些明君所不齿。唐朝武则天统治前期,曾经重用酷吏、鼓励告密,但后来武则天发现了告密的弊端,史书上记载了这样一件事:因为笃信佛教,武则天曾下令禁止屠宰牲畜家禽,有个叫张德的人,职务是右拾遗,他生了个儿子,摆席宴请同僚,私下杀了一头羊。结果宾客中有个叫杜肃的家伙悄悄藏了一块肉,回来后就向武则天举报,说张德违反禁屠令。第二天,武则天见了张德说:“恭喜啊,听说你家生了一个儿子。”张德拜谢。武则天紧跟着问:“那肉是从哪里来的啊?”张德一听吓出一身冷汗,立即跪倒谢罪。武则天徐徐地说:“我的禁屠令,限制的是平常时候杀生,家有红白喜事的话不在限制范围内。我劝你一句,以后请客吃饭,你要好好选择一下宾客呢!”然后就把杜肃告状的表给了张德。杜肃从此抬不起头来,满朝文武都讨厌他。
从这个事大家可以看到,武则天在大是大非面前从来不含糊,禁屠令无关宏旨,而必须把奸佞小人晾出来,非如此无以整肃官场风气,所以说武则天是个做事极有分寸之人。封建社会的贤君和明主尚能如此,生活在现代社会的我们,应该做得更加大度和宽容才是,只有这样,中国才能发展,社会才能进步。
最后,奉劝各位,千万不要和毛左分子吃饭交朋友,否则你的一句调侃或者玩笑话,都有可能被他们当成所谓的罪证进行“举报”。构陷告密、卖身投靠、卖友求荣甚至出卖亲人朋友这样卑鄙无耻的事情,一般人还真干不出来,但毛左分子真的能干出来,试看当年的反右和文革,不就是如此吗?
毕姥爷,俺用当年武则天说过的话劝你一句:以后请客吃饭,你要好好选择一下宾客呢!请远离毛左。

陆网爆:冒死揭露太行发动机是一坨特大狗屎的绝密

 

今夜无人失眠 

 

 

提醒:放风文字,一般要反着看。莫非太行发动机已经很好了?

 

本意是不想写这些的,底层老百姓本来就很煎熬了,很多人水深火热之中,主要靠一些精神支柱强行生活着,寄托希望于未来,祈祷明天就能够阳光普照在自己身上。很多爱国的匹夫,生活在最底层,每人受着各种不公平待遇,难道却有一个主人翁的心态,希望国富民强。这种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精神力量支撑他们活下来。
    每当看到新闻,神舟上天了、航母下海了、龙芯又出新一代cpu了。他们苦闷的人生就会灿烂一点。特别是粪青心中的圣物太行发动机,每当谈到这黑又硬的巨物。他们就激动的无法言语,双腿颤栗,一股热流从小腹往下窜,不由的高呼“要硬起来了!!!”
    人家本来就够可怜了,如果把太行发动机是一坨特大臭狗屎的秘密揭露出来,是不是太残忍了一点?也许是吧,不过狗屎总归是狗屎,在怎么吹总有败露的一天。这是一个必然规律,粪青们也有春天来临,噩梦醒来恍然大悟的一天。

    航空发动机

    一航搞的这个太行,这个涡扇10,搞了二十几年,按他们的说法用了40个亿人民币科研经费。搞出这个东西,然后大呼小叫,说航空发动机是工业皇冠上的宝石,能够制造原子弹氢弹导弹的国家都不一定可以搞出。现在我们搞出来了,说明我们是真正的大锅强锅了!!!哈哈哈,我们强大了。

主要是因为他们这幅嘴脸,所以想和他们说道说道。

    第一点,航空发动机真的是逼格很高的高端大气的神器吗?
    一航的老板在成绩汇报总结会上说的:意思航空发动机被誉为“工业之花”,是一个国家科技、工业和国防实力的重要标志。目前世界上能够独立研制高性能航空发动机的国家只有美、英、法、俄等少数几个国家。在这个中国军工百花齐放的大时代,航母有了,四代机有了,反导系统有了,中国还缺什么?有一项重要技术没有掌握,中国迄今仍然为建造可靠的、高性能的飞机发动机而困扰。对,发动机这颗明珠!现在我们搞出航空发动机了,证明我们终于硬了。
    对于不懂行的人来说,这非常能够哄住一大批人,光听这名字就不得了,“涡轮风扇喷气发动机”,再看这东西的照片,密布各种管线,密密麻麻,看着就吓人,一看就是高的不能在高的高科技。。。
他们不是无所不能吗?这是要揭露的第一个绝密,因为60年来,他们从来没有制造出一台合格的航空发动机,为了掩饰某些人的无能,无奈之下把航空发动机的逼格抬的搞搞的,====这东西逼格如此之高,搞不出来也不能说明是我们无能了。
    涡轮风扇喷气发动机到底是个什么逼东西,如此牛逼?大伙不用迷糊,我5分钟就可以让你们精通。
 这个逼东西还真不是什么高端大气的玩意。二战之前德国就开始研究了,二战的时候就造出来很多涡轮风扇喷气发动机。还装备到飞机上。因为德国败的太快,还没来得及发挥作用。后来德国制作的发动机还有工程师被美国苏联抢走了。回去后,很快的造出各种各样的发动机。
 这东西原理非常简单。找一个长长的大铁管子,两头空空。管子前端进空气,管子后面喷油点火,火就往管子尾巴喷,产生推动力,这就是喷气发动机了,如此简单。和冲天炮一模一样的原理。这就是“喷气发动机”。
 管子前头按一个风扇,往管子里头扇风,这样火烧的就更大,这就成“风扇喷气发动机”了。
风扇需要电,飞机上没有电。于是在管子后头按一个涡轮,用一根铁棍子和前头的风扇连起来,当涡轮被喷出的火转动,涡轮就联动前头的风扇转动。这就是“涡轮风扇喷气发动机”。原理之简单令人发指
    所以当德国人发明的这种发动机原理被人知道后,很多国家都开始跟着搞,几个月之后就搞出了各种各样的发动机。1946年,美国很多飞机制造公司刚刚知道这东西,几个月时间就搞出了十几中型号。所以这东西根本就不是什么高不可攀的玩意。
    二个问题,搞出太行这个臭狗屎花了多少钱。一航说法是40个亿。注意,太行是1987年搞的,搞了十八年,那个时候房价才几十元一个平方,现在是几万了。1987年几千元就可以买集资房,一万元就可以买刚开始流通的商品房。1987年到2015年,通货膨胀了几十倍,再算上几十年的利息,40亿摊到十八年。相当于现在1500亿人民币,也就是二百二十亿美元。
    二百二十亿美元搞了一坨臭狗屎!美国f22上的F119发动机,科研费用二十亿美元。当然是1985-1995年这10年的币值。美国通货膨胀非常小。每年1%不到。同样算成2015年价值,远远不到四十亿美元。。
        人家四十亿美元搞出精品,某些人二百二十亿美元搞出狗屎。无语问青天!

    这是第二个问题。

    我为什么总说狗屎呢?多难听啊。这就扯到第三个问题了。太行到底什么玩意。
    太行的指标,最最重要的有两个硬指标。1,推力十吨。 2,推重比8(就是发动机不能超过1200公斤)。
 沈阳一航吹嘘的成绩,就是指他们这二个达标了。我主要就这两点,把他们的这个七寸敲一敲。
 太行是仿造苏联al-31发动机。苏联的这发动机主要用在苏27上,中国从1990年来说,花两百亿美元,陆陆续续引进了300多苏系列飞机。当时要求同时引进al-31发动机。苏联没同意。    
    1990年陆续花两百亿美元引进飞机,然而,飞机上用的发动机居然没能引进,世界上还有比这更大的笑话吗?还有比这跟荒唐可笑的吗?不引进发动机生产线,你花几百亿搞飞机生产线你有病啊!!!当然这个话题不是今天要议的。
    苏联不提供发动机生产线,只好硬着头皮自己搞,这个是太行发动机研发的背景。当然,太行是后来起的名字,当时1987年也没料到要引进苏27.等引进苏27后,太行发动机项目提速了。不加快不行啊,飞机搞回来了,玩意哪天苏联不卖发动机了,几百亿美元买来的飞机不成废铁了?
    所以太行(代号涡扇10)就是苏联的al-31 ,要求太行的尺寸要和苏联发动机一样,这样才能装到su27飞机上。推力要达标,要不然装上去后飞不起来。重量不能超过1200公斤,太重的后果是飞机从天上掉下来。
    如此硬着头皮搞了很多年,但是,难办啊。把苏联的发动机拆了,一个零件一个零件的测量,然后山寨,山寨货就是山寨货,怎么都没原装货好用,无论如何,两个硬指标无法实现。又过了很多年,红颜少女都变成几个孩子的大妈了,太行这东西还是憋不出来。然后他们就开始耍流氓想歪心思了。
    耍流氓的核心就是把发动机的工作温度提高50度。太行发动机的工作温度是15XX度。在推力油耗推重比等核心指标上全部狗屎成绩。温度提高50度就完全不一样了。
    把工作温度提高50度,也就是提高3%,推力要大幅度提高30%,油耗却下降25%,推重比也达标了,这下全好了!
    问题只有一个,工作问题提高50度是强行提高的,也就是说,原原本本完完全全本来就没有提高工作温度的余地!太行发动机工作温度15XX度已经是极限了,强行再提高问题,结果就是发动机寿命非常短,非常不可靠
    发动机寿命短了,可靠差了不要紧撒,关键是成绩汇报的时候,可以向领导邀功请赏,几个硬指标都合格了,天大的成绩啊!
    造出的发动机送到部队,部队不用,坚决不想要。

    一个飞行大队接受了8台发动机,,装在四架双发战斗机上。飞行员把飞机飞上天,结果在天上,发动机坏了,而且是两台都坏了。飞机是个二十吨的大铁陀子,全靠发动机推着才能在天上高来高去,发动机坏了,后果怎么样??只要发动机在天上坏了,那就是重大事故!两个发动机同时都坏了,双倍的重大事故啊!更加难得的是:4架装备国产发动机的飞机在一个月之内,全部都实现了两台发动机同时空中停车的壮举!

    美国发动机寿命4000小时。俄罗斯差多了,400小时。中国更差,40个小时。

    俄罗斯al-31 大修时间400小时,后来进过十年提高,,现在是800小时。太行诈称大修时间150小时。实践中也就40多小时。

    什么是发动机大修时间。很简单的概念, 比如太行发动机诈称的大修时间150小时。就是说,一个崭新的太行发动机使用150小时后,就要大修了,要把发动机拆掉,拆一个个的零件,然后每个零件都用仪器检测创伤,把损伤了的零件换掉。然后再安装起来。。让后可以用75小时,又要大修,这次大修后,就只能再用37.5小时了。每大修一次,大修时间就减少一半。。

    美国发动机用4000小时,也就是10年后才大修,大修之后可以再用2000小时,也就是5年,再大修后,又可以用1000小时,也就是2.5年。如此三次差不多二十年,飞机也就差不多淘汰了。就太行发动机这个大修的节奏,装备部队后的唯一结果就是飞机天天都在大修大修大修大修。 大修是很麻烦的,把发动机全拆了一个个测量,再拼起来,需要很多人干半个月哟。累死累活干了半个月,用上几个小时,又要大修半个月,这样的节奏就是神仙也要疯!


    如此狗屎,如此不好用也就算了,这个狗屎太特别的贵,贵到大伙完全无法想像!你们可能永远的无法想像太行发动机贵的什么程度。。
    俄罗斯的al 31系列发动机,最新型号的500万美元一台。。这已经是坑人的狗屎价了,但是比起太行,就真不能算贵了。太行发动机前头有10级风扇,是用来吸气的,太行发动机一秒钟需要吸130多公斤的空气参与燃烧。所以风扇要好用才行。偏偏这些人做出来的风扇不好用。  10级风扇,每一级风扇有50个扇片,总共要500个扇片。扇片要加工的很精密,才好用,胡乱加工出来的东西是不好用的。
    工程控制上的理论,工厂产品的精度是和管理密切相关的,影响产品精度最大的因素就是生产管理。 结果就是这些人生产出来的扇片很多不合格。只好把合格的留下,不合格的丢弃。问题是不合格的多了点!
    美国的废品率不到1%。也就是说,美国人只需要生产510个扇片,就可以得到500个合格的扇片。那中国呢?要得到500个合格扇片,需要生产50000个! 是的,生产远远超过五万个扇片,才能找出500个完全合格的!
    这里我把他们的良品率大大提高了,这才只需要5万个。实际上没这好。
    当然这个扇片的问题属于可以克服的问题。只要肯付出代价。
    为了体现优越性,比美国好无比,这个代价付出也值了!看看成果汇报上领导高兴的样子,真的值了。当然了,装备部队的时候就不能这样搞了,这样搞的话,亿万富翁也承受不了。那些马马虎虎过的去的扇片能用就用吧,反正飞机上的扇片飞着飞着就断了,折了,炸了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了。飞行员小心点就好了。
    这是付出代价可以克服的。那个工作温度的问题,就不是付出巨大代价就可以克服的了。
    这些逼人把发动机工作温度提高几十度,发动机里头的涡轮受不了了。涡轮时时刻刻被高温高速燃气冲击,已经非常辛苦了,还要提高实在受不了,随时随地断掉,炸掉。
    中国找不出好的高性能发动机,最最最最主要的因素是造不出这个涡轮。温度太高了,1500度,这个温度钢铁都化了。石头都变蒸汽了。
    最好的钢材在700度都会变成一滩烂泥,完全没有强度了。这个涡轮要承受1500度,世界上还没有任何材料可以。科学家把涡轮挖空,里面是空心的,把飞机外面的冷空气引到涡轮内部,用来降温,这样勉强可以工作到1500度。而且涡轮的材料还不是一般的钢铁钛合金等。是美国人发明的,一种单晶材料。所有的分子排列一摸一样,不是一般的钢材等分子是乱七八糟排的。这样排列整齐的材料才能承受高温。。用这个东西做的涡轮叶片才好用。
    总而言之,中国如果能做出这个合格的涡轮叶片,世界上的一切发动机都能做出来。
    
相反,搞不出这个合格的涡轮叶片,做出的一切发动机都是狗屎。  结局就是,他们做出一坨一坨的臭狗屎!
    发动机肯定不仅仅是涡轮叶片,涡轮叶片是最最最最重要的,其他当然也重要,只是没涡轮叶片显效。
    当然,太行在其他方面,也是狗屎一坨一坨的。发动机尾喷管,需要安装几十片导流片,排列整整齐齐,不让喷出的燃气泄露了,不能让气流紊乱了,做的好可以减少燃气损失。
    美国人做的很好,可以减少3%的推力损失。中国这方面又一坨狗屎。
    f-22两台发动机,3%的推力就是600公斤。600公斤推力可以多装备2个aim120中程空空导弹,或者4个aim9-x格斗导弹。
    仅仅就是尾导流片加工的精密一点,同样的飞机,同样的作战条件下,美国战斗机可以多装几枚导弹。这样的方面太多了。
    你非要问我太行发动机有什么缺点,我真说不上来。因为太行发动机浑身都是缺点。
    太行发动机这陀狗屎我真的服了它,我更服了造出这坨狗屎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