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信中的民主/徐文立

读微信有感:有了微信,几亿中国人恢复了阅读;几千万人在各种群里发言或者转发自己认同的言论和消息;与官媒不一样的消息和信息后面的价值观像野火在干旱的草原上燃烧蔓延,势不可挡;赵家组织了几千只消防队,开辟了一大批防火道,但是风太大了,挡不住火势蔓延。

从前,中国人除了官媒和教科书,除了个体经验,认识社会的渠道很狭窄,由于缺乏民意测验和调查,不知道其他人在想什么;现在通过微信和几千万人的发声,我们可以大致了解这个民族的文化素养、思想水平和利益诉求了;归纳这些千千万万人的发声已经由微信或者微博大V的转载量所基本完成。

在这个基础上,人们可以讨论诸如从微信分析看中国现阶段人民大众的政治倾向光谱这类的题目了。

从民国初年政党政治开始,全国出现了几百个党,后来归为几个党;文革中出现了两大派和逍遥派;台湾有蓝绿阵营;这些历史来看,目前微信上的自由派和五毛党已经是未来中国两大党的雏形,还有广大的中间地带人群。这个国民性或者人民思想的光谱从悲观的角度来看代表着族群严重分裂和未来的内斗。

从历史的长程或者乐观的角度来看,民主的基础比100年前的民国初年要雄厚,那时北京有国会但是没有群众基础,几个军阀一发难就结束了。重点是中国经过了某党的几十年的忽悠和世界潮流尤其是台湾的比较后,时间在自由民主派这一边;而微信这样的现代科学技术的产物加快了历史进步的步伐。

改革三十年面目依然丑陋——任志强遭围攻官媒称只代表党不代表人民

 

改革四十年面目依然丑陋——任志强遭围攻官媒称只代表党不代表人民,围攻者一律化名 

(南早中文网讯)在中国地产界和社交网络都极具名气的任志强,近日因为批评“官媒姓党”而遭到内地官方媒体的连番攻击。

从北京市的千龙网指他“公然反党”开始,上海市的东方网指他是“8000多万党员的耻辱”、对党“忘恩负义”,共青团的中青网指他“用心险恶” “妄议中央”“违反<国家安全法>”,还有自称民间爱国网民网站的“察网”发表署名“崔紫剑”的文章,呼吁对任志强“依纪处理”,如有违法就移送司法。

2月19日,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先后到访人民日报社、新华社和中央电视台,提出党和政府主办的媒体必须姓党。

对此,任志强发表了两条微博。一条说,“人民政府啥时候改党政府了?花的是党费吗?”还称“这个不能随便改!”“别用纳税人的钱去办不为纳税人提供服务的事。”

任志强还指,“彻底的分为对立的两个阵营了?当所有的媒体有了姓,并且不代表人民的利益时,人民就被抛弃到被遗忘的角落了!”

这两条微博之后被删除。 2月22日,北京市委宣传部主管主办的千龙网指,任志强是在散播“反党”思想。

千龙网指,“以任志强为代表的资本翻天派,在攫取了大量的资本资源之后,妄图通过资本控制政权,走西方宪政之路,最终实现资本长期坐庄。那么这个过程之中,通过资本掌控媒体,再操控媒体为资本当打手成为关键一环,为他们的推墙行动做好舆论准备与铺陈”。

22日近中午时分,任志强发表微博称:“董事会受股东的委托代表股东管理、经营公司。但公司是属于股东的,不是属于董事会的。这是常识!”

但官方媒体针对任志强的声讨并未到此为止。

2月24日,共青团中央主办的中国青年网发表署名“王德华”的文章指,任志强“党民对立论”用心险恶。

习近平要求新闻媒体将“党性”和“人民性”统一起来,将党的意志,转化为人民群众的意愿行动。

“王德华”指,姓党就是为民,制造党民对立理论,是对中国政体的根本解构,任志强显然是妄议中央,意在消解党对意识形态的领导权,本质是动摇党的合法性基础,言论危及国家政治安全,违反《国家安全法》,是西方宪政民主那一套。

“王德华”还引用网民言论说,有网民呼吁严肃党纪、从查处“任志强们”开始。

同在24日,自称民间爱国网民网站的“察网”发表署名“崔紫剑”的文章,作者说“我不愿意称任志强'同志'”。

作者说,任志强是改变了思想的人,实际上已经脱离了精神入党的基本要求,变成了一个仅存一副驱壳的精致利己主义者。另外,任志强的言论在网络上比比皆是,如果说没有违反党的政治纪律,没有破坏党的政治规矩,“这个地该怎么洗?”

文章暗示,任志强的言行违反了“党纪第二编分则第六章第四十五条、第四十六条、第四十八条、第四十九条、第五十一条、第五十二条、第五十三条、第五十七条、第六十二条”,“如果他主动和组织交代清楚经济情况,然后主动退党,或许还会好一些”。

“崔紫剑”说,“到底处理到哪个层面我才算满意”,“依纪处理就可以了,如果有违法问题,建议移交司法机关”。

2月25日,上海市的东方网也加入了“讨伐”任志强的行列,发表署名“毛开云”的文章,指任志强是“8000多万党员的耻辱”。

作者认为,任志强出生高干家庭,从军生涯表现优异入党提干,应该对党充满感激,对党员身份充满自豪,而且任志强是典型的“红二代”,在党的阳光雨露下成长,在党的英明领导和正确路线方针政策指引下发家致富,但是,任志强不知道党性是什么,忘恩负义,“病入膏肓”,偏偏要走独木桥,而且是大有一条黑路走到底的意味。

“毛开云”列举了任志强过去的言论,“特别是十八大以来”,“利用自己政协委员和大V的身份,不断发出反动言论”,“尤其是习近平总书记发表关于新闻舆论工作的讲话后,任志强丧失党性甚至人性、理想信仰宗旨动摇和践踏公共道德底线的本性暴露无遗”。

作者预言,任志强的结束很可能是在人们对他从8000多万党员中被开除出去的叹息中。

2月25日清晨,任志强的新浪微博上连续发了三条一样的文字信息。

他说:“不知道并不可怕和有害。任何人都不可能什么都知道,可怕的和有害的是不知道而伪装知道。一列夫.托尔斯泰”。

任志强:请团中央不要用愚昧来毒害年轻人!

2016.02.24博主 忍者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以景临之名,发表了(与任志强先生榷)的文章。心平气和的倒了一大堆脏水。赠送了我一顶"郑重其事的反对共产主义理想"的大帽子。也许这个笔手根本就没认真看过我的长微博。或许团中央应该聘用个更明白些的枪手。

改革开放之前中国大多数人都是无产者,但今天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从无产者变成了有产者。但制度改革中,还有许多人仍处于贫困之中。(也有非法利用权力贪污腐败的有产者)这恰恰是要靠改革解决的问题。对现行的制度提出批评,恰恰是为了推动改革!

不改革不但实现不了共产主义,连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也无法跨越。甚至可能落入中等收入陷阱之中!

团中央的文章中极端错误的将共产主义的目标理解为“反映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政党”的胸怀和远见,更是一种否认历史的无知!

“共产党宣言”从来就不是中国的。是来自西方,来自国际的。共产主义理想也不是来自于中国的。团中央不致于连这点基本常识都不知道吧?至少不能连自己立足的根都不承认了吧?没有了“共产党宣言”这个老祖宗岂不是忘本了?

中国共产党成立之时,是在共产国际的领导与帮助之下成立的,是共产国际的中国支部。一开始就不是代表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政党的,而是融入于多个民族,多个国家,多个政党的。花的经费中也多数来自共产国际援助。连党徽都是外来的。

共产主义在有中国共产党的那天就不是只属于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共产主义天生就是个国际的主义!能不能实现也决不是一个政党,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事。

中国确实需要先解决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问题。如果中国不能向世界各国证明制度的先进性,实现民富国强,人人享有充分自由的民主权利和财产权利,如何能让世界认同,又如何实现共产主义呢?

如果中国不通过改革先解决好自身存在的诸多问题,连中国的人民都无法信服,又哪来的为“更加广泛的人们的自由和全面的发展而努力”的基础?

建立一个以一次分配为主的经济制度,才能从根本上打通上升的通道。党的文件中已经明确了建立市场经济的体制,让市场决定资源的配置,让市场决定价格。但改革的滞后,还没有实现这一制度。而要实现这一制度就必须将权力关进笼子。如果权力在笼子之外就永远不会有市场决定的权利。

没有合理的经济制度又如何实现“老有所养……”的目标?也许只是一句空话!

十三亿中国人在盼着改革能建立新的制度,解决社会中现存的各种问题。而不是在未解决眼前存在的各种问题时,空谈接共产主义理想的班。全世界也都在紧盯着中国的改革。

十三亿中国人不需要空谈什么共产主义,更希望看到的是如何跨越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不是不要一个伟大的理想追求,而是要脚踏实地的走好当前的每一步。否则不但理想不能实现,连现在已有的成果也会丢失。

改革只能前行而不能后退,早已是十三亿中国人的共识。视目以待的中国共产党如何领导中国人建立一套良好的政治与经济制度,冲破中等收入陷阱,进入经济发达的国家行列。

仅以此回复团中央的榷文。千万别用愚昧来欺骗年轻的共青团员们了!

黑幕:生命人寿董事长张峻被协助调查事涉多人

来源:陆网博客

张峻被抓当天已经供出干部60多人,有部级、局级、处级,仅送冬虫夏草累计几亿元,金条上亿元,房子、美女极多,涉及到相关部委、地方省市近20个。张峻平时过着帝王般的生活,有专门的模特公司、影视公司给他选妃,和用来送金钱、美女。据闻相关部门已将涉及到的人员名单、资料上报,这将会成为未来打虎事件的储备库。许多人感叹没见过这么软骨头的人,为了早日获得自由,几十年的老朋友都出卖。因为张峻没上过学,所以送礼小账,包括一瓶好酒,都记录在随身小本子上,小本子已被相关部门查获,其上所列人员就达几百名,可知张峻送礼的惊人程度。张峻被抓,已经引起了许多部门、许多官员的恐慌。
  张峻是潮汕地区人,未上过学的一个小混混。早年靠摆摊起家,后来在深圳做房地产,再之后收购了“生命人寿”。“生命”的几千亿保费已被他挥霍掉近一半,报表全是假的。最近又投资700多亿举牌“浦发银行”而闻名;又收买东北某省领导欲控股“都邦保险”、信托、农商行;还在西部某省新批寿险牌照,都在进一步放大金融风险。
  张之“生命人寿”以喜欢高调介入纠纷而闻名,如介入“佳兆业”,亏得惊人;介入“金地”管理层不欢迎,介入“农产品”巨亏……张峻在业内被称为就没有做过赚钱生意的罕见奇人,主要以送礼、送钱、送金条、送虫草、送美女“五送”而闻名。据行内人讲,张经常在自己会所内请各类高官喝大酒,所有去喝酒的高官都被张峻安排留下有关录像,是另一个天津的“赵晋”,据讲录像带已被查获!
  这对于张峻那些保护伞、后台是很强大的威慑。据闻有关部门正等待“有人”来讲情,以发现更多腐败份子。审讯张的情况每天都要上报最高层,现已上报几十位。张供认了他的小本子以及现场录像。张为了早日出来,每天交代不完,办案人员想让他休息一会再讲都停不下来。为了立功、张已经连续讲了十几个小时,仍有新情况不断上报,有关部门非常高兴,尽管加班,但大家觉得是春节最好礼物,又可以为党、为国再立新功。
  所有去过张峻首都机场附近会所的部级领导已被上报给最高层;张和模特以及一些官员淫乱的视频也已上报给最高层。

好笑:动了五毛的骨头会怎样?

 

近日关于停建并陆续开放封闭小区的话题在网上讨论极其火爆。微博上比较受关注的莫过于花千芳和周小平因“拆墙”公开对立,被民间戏称“打起来了”。他俩在网上口碑极差,被民间公认是自带干粮的五毛,即官方御用文人。
23日,花千芳就封闭小区拆围墙话题,发微博说:“好多人反对停建并陆续开放封闭小区政策,可以理解,花了大钱买一份‘特权’,如今居然要丧失掉,不生气那是骗鬼的。但我认为逐步消除‘特权’是大势所趋, 虽然封闭小区业主的‘特权’很小。不管怎么说,基层政权应该交给居委会,而不是小区的物业公司。对于公共安全的担心,扩招警察比雇佣保安更有效。”
花千芳的观点在微博上招来一片骂声,其中山东高速交警总队女民警“无敌饼干姐”也反驳花千芳,开骂“狗屁特权!那是我们交物业管理费买的服务和空间啊。”“ 业委会是居民自治,和基层政权没关系啊,基层政权本来就在人民手里啊。” 她还骂花千芳为官方洗地。
花千芳指责“无敌饼干姐”忘记自己的职业,双方在网上吵了起来。这时候,周小平出场公开站队说:“支持饼干姐。有些交通主干道地区以后不再建封闭社区是对的。占道影响交通的超大院应该划分出几片来,疏通交通。已经买了封闭小区,又不怎么影响交通的普通居民楼不能拆除社区,这是百姓权益,不是官员特权。(意见里也有提到)”
就周小平公开站在花千芳的对立面,网络看不惯这些人的网友纷纷表示开心并猜测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山东烟台网友表示,他俩也开始了,这下有趣了。四川大学教师彭谨表示,有一种可能长鱼侯(周小平)在小区买房了,但是花千芳没买,还是宅基地……
河南网友表示,显然是带鱼侯(周小平)混得好有房子,花公公混的差,暂时还没住上封闭小区。至于警察姐姐,想来是有房子了,所以才会在这次坚决反对党中央。
新浪的“如月林檎”分析,两种情况:第一,上面对这事也有分歧,长鱼侯(周小平)提前站队了;第二,长鱼侯活腻了。
有建筑公司的负责人“石间田”恶搞说:“支持花千芳勇挑五毛窝!王小东周小平饼干姐这些个平时表忠心表得肉麻,可一旦触及自己利益马上就站到中央重大政策反面。拆墙才是试金石!”
有网友评论,花千芳这水平真是难上台面,连物权和特权都分不清。湖南研究院的工程师饶冰青回应表示,和周小平齐名的,你还能对他有多大的要求?

俄罗斯——貌合神离的伙伴?

席佳琳(英国《金融时报》驻莫斯科分社社长)

雷戴军(音)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真的来到了这里。站在莫斯科红场上,这位来自中国中部的74岁退休教师惆怅地凝望着克里姆林宫的高墙、著名拱廊式古姆百货商场(GUM)富丽堂皇的外观以及姜饼风格的莫斯科国家历史博物馆(State Historical Museum)。半个多世纪前,作为中国一名学习俄语的学生,雷戴军曾惊叹于在教科书中看到的这些景象。如今,他终于来到了俄罗斯,在妻子、两个女儿、一位女婿、外孙子和外孙女的陪伴下,用两周时间游览莫斯科和圣彼得堡。

九岁的外孙女尤倩(音)摆姿势拍照的时候,雷戴军正全神贯注地听着身边走过的俄罗斯游客讲话。“我完全听不懂他们在说什么,”他失望地说,“当初上大学的时候,我可是精通俄语。虽然一开始很难,我还是掌握了这门语言。但现在,全都丢了。”

像数百万同时代的其他中国人一样,雷戴军接受的教育极大地受到了苏联文学、电影及音乐的影响——苏联是当时北京最亲密的盟友。但上世纪50年代末这两个共产主义大国间爆发的意识形态分歧,在后来的几十年间一直困扰着两国关系。如今,由于陷入了与欧洲和美国的愤怒对峙,俄罗斯已经明显转向东方。自2013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选择俄罗斯作为首个出访国家以来,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Vladimir Putin)与习近平已经会晤了十多次。去年,在俄罗斯纪念打败纳粹德国70周年的庆典活动中,坐在普京身旁的正是习近平。普京还表示,俄中关系在向前发展,正处于历史最好时期。

像雷戴军这样上了年纪的游客的经历——他们终于来到了孩提时被教育要热爱的国度——反映了俄中两国在寻求建立一种超越政治宣言的友好关系时,不得不克服两国曾经关系破裂的历史事实。毛泽东与中国共产党在1949年开始掌权时,雷戴军只有8岁。苏联书籍和电影几乎是当时他们这代人唯一可以找到的外国文化产品。上了年纪的中国人仍津津有味地谈论尼古拉•奥斯特罗夫斯基(Nikolai Ostrovsky)1932年创作的、描写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How the Steel Was Tempered),他们中许多人对汉语版的《喀秋莎》(Katyusha)——俄罗斯一首描写一位女孩思念参军男友的战时歌曲——都耳熟能详。

1962年毕业后,能说一口流利俄语的雷戴军回到了中国西南四川省南充市的家乡担任俄语老师。但两年后,政府下令停授所有俄语课程。雷戴军被分派改教英语。“我不太懂英语,但不得不凑合着教,”他说。他的俄语教学生涯成为了高层政治的牺牲品。1956年,在当时的苏联领导人尼基塔•赫鲁晓夫(Nikita Khrushchev)公开批评前任约瑟夫•斯大林(Josef Stalin)实行独裁统治之后,苏联与中共关系开始破裂。1961年,北京谴责苏联为“修正主义国家”,两国大部分关系中断。到1969年,两国间的紧张关系演变成一场乌苏里江(中国东北与俄罗斯最东端狭长领土之间的分界线)上的公开边境战争。直至毛泽东1976年去世,两个政权不断地通过恶毒的宣传相互谴责。尽管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莫斯科与北京寻求和解,但这段互不信任的记忆仍挥之不去。

虽然两国政府正在推动建立一种有时看似准同盟的关系,但历史的阴影仍笼罩着两国关系。普京与习近平都希望通过建立一个多极世界来遏制美国作为唯一超级大国的地位——两国都试图扮演领导角色。在从中东冲突到互联网治理等一系列问题上,北京与莫斯科经常对彼此的外交政策倡议表示支持。例如,在叙利亚内战问题上,俄罗斯与西方国家存在分歧,但与中国的看法一致。俄中两国都希望强化多边组织的作用,如金砖国家(BRICS,包括新兴国家经济体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及南非),以及由中国发起创建、包括若干中亚及南亚国家的上海合作组织(SCO),该组织成员国已举行过多场联合军事演习。

经济方面,莫斯科希望获得中国的贷款和投资,以填补吞并克里米亚后欧盟与美国制裁带来的资金缺口,而北京也试图利用俄罗斯的融资需求从后者获得更多资源。根据2014年5月在隆重仪式下签署的协议,北京同意未来30年从俄罗斯购买价值4000亿美元的天然气。俄罗斯国有能源集团——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Gazprom)称之为该公司历史上最大一笔协议。俄罗斯还表示,愿意在油气勘探项目中给予中国投资者多数股权。一家中国财团有望以提供俄方急需的融资计划为交换,拿下一项大合同——建设连接莫斯科与南部城市喀山之间的高铁。

然而,尽管有来自高层的强烈政治意愿,两国关系仍显得异常地空洞淡薄。几个月前在圣彼得堡的一场商务会议上,俄罗斯中国总商会会长蔡桂茹对与会者说:“我们知道你们喜欢我们的资金,但你们并非真正喜欢我们。”“我们一直试图改变这种状况,我们不会放弃。”她的发言引发了台下俄罗斯听众尴尬的笑声,但没人反驳她的说法。

去年8月一个炎热的周日下午,一群中国记者在黑龙江同江市附近的一处建筑工地走下一辆大巴。他们来这里是为了报道一项规划已久、通往俄罗斯的铁路大桥——首座跨越界河(中国称黑龙江,俄罗斯称阿穆尔河)连接两个大国的大桥。这座大桥(差不多9年前首次提议建设)本可以成为两国友谊日益增进的象征。但中方在自己一侧延伸至远超过江中的巨型混凝土立柱上已经建好了钢架,而俄罗斯一侧的建设却仍未开工。当一名中国摄影记者对着杂草丛生的对岸拉近镜头时,他只看到了一座摇摇晃晃的瞭望塔,一个身穿军装的稻草人在顶部平台上放哨。由于缺乏规划和融资,人们并不认为这座大桥最早将在今年年底前完工。

在俄中两国过去两年宣布的大型合作项目中,很多都同样进度缓慢。例如,“西伯利亚力量”(Power of Siberia)管线正在进行建设,但落后于预定计划(2014年,普京与习近平在双方还没最终敲定价格之前推动通过该协议)。

华盛顿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旗下卡内基莫斯科中心(Carnegie Moscow Center)研究员亚历山大•加布耶夫(Alexander Gabuev)表示:“此类延期的首要原因在于大宗商品价格变动——如此低的油价使许多项目可能变得不再可行。”中国的反腐运动也拖累了已规划的俄中合作,因为中国国有石油企业受反腐影响尤其严重。“许多几年前曾与谢欣谈判的人现在都进了监狱,”加布耶夫说。伊戈尔•谢欣(Igor Sechin)是俄罗斯国有石油企业——俄罗斯石油公司(Rosneft)首席执行官。

中国投资者抱怨称,虽然莫斯科承诺向他们敞开大门,他们还是要面对来自俄罗斯政府官员的猜疑和敌视。随着许多分析师预计俄罗斯经济在油价暴跌冲击下将连续第二年陷入衰退,加上中国经济放缓将搅乱全球市场,用俄罗斯的资源换取中国资金的简单合作模式已变得更为复杂。在去年9月俄罗斯东部城市符拉迪沃斯托克召开的一场投资会议上,俄罗斯副总理尤里•特鲁特涅夫(Yuri Trutnev)驳斥了中国代表对俄罗斯银行不贷款给中国投资者的抱怨。他表示,如果中国人想到俄罗斯做贸易或投资,他们应“带上自己的资金”。特鲁特涅夫还说,中国需要做的“不仅仅是考虑中方的利益,还应考虑俄方的利益”。

一方面问题在于,除了外交领域,其他领域的双边合作仍很稚嫩,能使合作伙伴关系运作——不论是在建筑工地还是在董事会会议室——所需的日常关系如今才刚刚开始建设。“俄中经济合作的结构不会真正带来广泛的人员交流,”政府支持的智库俄罗斯国际事务理事会(RIAC)理事长安德烈•科尔图诺夫(Andrei Kortunov)说,“在我们与意大利、德国等国的交往中,大量中小企业在俄罗斯设立机构,雇用很多俄罗斯人。多年来,多层次的人员交流伴随着文化交流、跨国婚姻一直在扩大。而在与中国的交往中,这种情况很少出现。”

考虑到两国的地理和历史,这种现象并不奇怪。虽然两国的陆地边界超过4200公里(居世界第六),但两国的发展却各行其道。两国接壤的边疆地区都并非各自的历史或经济核心区。尽管中国东北各省拥有逾1亿人口,但与东部、南部地区相比,这一地区像一潭死水。黑龙江省(与俄罗斯接壤边境最长的省份)的年轻一代很多人都离开家乡到北京找工作。

另一方面,俄罗斯很长时间一直在努力将其对与中国接壤地区的控制由专注获取原材料的殖民地统治风格转变为一种更加现代的治理模式。在沙皇和苏联时期,当局都不得不通过诉诸武力或提供高额奖励让民众迁移至该国的亚洲部分。俄罗斯最靠近中国边境的地区覆盖着广袤的森林、沼泽,这里的冬天甚至比其欧洲部分更加严酷。这里还是众多劳改营的所在地之一,囚犯们被发配到这里劳动,直至累死。让人们在此定居的唯一其他方法是无偿分发耕地——普京政府去年恢复了这一19世纪的政策。即便现在,俄罗斯远东地区的居民数量也不过500万人(相比之下,生活在大莫斯科(Greater Moscow)都市区的居民估计有1700万),而且他们中许多人还都想西迁。

这种人口的不均衡分布——加之对1855年俄罗斯侵占原本属于中国的领土的记忆——一直让俄罗斯人担心,日益强大的中国有一天可能重新控制俄罗斯远东的部分地区。2008年,在两国彻底解决一起旷日持久的边界争端时,莫斯科与北京一致坚称,历史的这一章已经过去。但两国的普通民众仍心存警惕。“我们知道现在不应该讨论这件事,我们还不够强大,但时机成熟时,这些土地必须归还我们,”谷小梅(音)说。谷是中国电力工程有限公司(CNEEC)的一名管理人员,曾在靠近中国边境的俄罗斯城市比罗比詹(Birobidzhan)的一处建筑工地工作。生活在这一地区的俄罗斯人表示,中国人日益控制当地农业和建筑业让他们感到担心。“他们当然可以来这里参观,但应该进行一定的限制,”在比罗比詹一家酒店工作的帕维尔•葛罗米柯(Pavel Gromyko)说。

在拥抱东方方面,俄罗斯精英实际上并未作出表率。许多精英像沙皇时代的俄国贵族一样认为自己应牢牢地植根于欧洲——尽管普京经常愤怒地抨击西方。包括普京密友根纳季•季姆琴科(Gennady Timchenko)在内的俄罗斯寡头们在伦敦、日内瓦、圣特罗佩等城市都有房产。高级政府官员纷纷将子女送到西方接受教育。克里姆林宫一名高级官员称:“说我们不是欧洲人简直太荒谬了。”去年9月,一家俄罗斯国有企业在符拉迪沃斯托克的会议期间举办了一场奢华晚宴,所有食品——从沙拉到甜点——都是从西面9000公里之外的莫斯科用两架飞机空运过来的。

除了地理和历史因素,俄中在改造本国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方面采取的不同路线也使两国社会渐行渐远。在北京,共产党政权仍牢牢地掌控着权力,而在莫斯科,共产党政权差不多25年前已被推翻,这或许会让许多西方人想当然地认为俄罗斯会实行市场经济,而中国仍实行计划经济。然而,相较于俄罗斯,中国超过35年的市场化改革已将其与全球经济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中国2001年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WTO),比俄罗斯早了10年。此外,有两代中国人都依靠为世界市场制造西方品牌的产品谋生,而俄罗斯缺少这种与全球经济的联系,因为俄罗斯经济主要依赖原材料出口。自2014年以来,西方的制裁迫使俄罗斯与全球经济进一步脱节。

与此同时,中国独生子女家庭多年的财富积累使得数百万家庭能够送自己的子女到西方留学,这有助于在中国与欧洲和美国——而非俄罗斯——之间建立文化和私人联系。那些到俄罗斯留学的中国学生大都是成绩不够好或者父母不够富有。生活在靠近中国边境的巴罗夫斯克市(Khabarovsk)的25岁的吴鹏(音)说:“我没能通过可以让我得到赴欧洲留学公共奖学金的英语考试,所以只好来这里学习俄语。”

一张1955年宣传中苏友好的明信片

俄罗斯专家告诫称,中国年轻一代对西方国家(主要是讲英语国家)的偏爱对俄中两国建立友好关系是一项严峻挑战。“我们有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建立的文化联系作为基础,”俄罗斯国际事务理事会理事长科尔图诺夫说,“但那个年代培养的一代人如今在中国已不是主流。”

雷戴军一家就是一个恰当的例子。尽管他对俄罗斯有着50多年的深厚感情,但他的子女已经越发受到美国——俄罗斯的地缘政治对手——的吸引。雷戴军的小女儿雷卿(音)最终促成了父亲的俄罗斯之旅。雷卿是上世纪80年代第一批到美国留学的中国人之一,而且她还留在了美国。父母整个旅行的费用都由她支付。俄罗斯官员希望,这样的观光之旅可以进一步拉近两国的距离,的确,雷家正是越来越多到访俄罗斯的中国游客的一部分。2014年,访俄的中国游客数量增长了11%,达40.9817万人次,超过德国游客数量——首次成为访俄人数最多的外国游客群体。

但雷卿和姐姐雷瑾(音)略微有些失望。跟父亲一样从事教师职业的雷瑾说:“这里没人说英语。”对她的两个孩子来说,这是他们第一次出国旅行。她12岁的儿子尤青峰(音)觉得,莫斯科看起来比起他在电影和照片中看到的美国穷好多。“这里一切都很旧。他们说地铁很漂亮,但是太旧了!”

吴鹏来自中国东部江苏省的一个企业家家庭,是一个开朗、有志向的年轻人。他回忆起来俄罗斯头两年的痛苦经历,但表示自己很快就振作了起来。如今,他可以说一口流利的俄语,并表示想在俄罗斯再呆5年多赚点钱。自2012年大学毕业以来,他曾担任一家新加坡制泵商的代表参加莫斯科的商品交易会;现在,他为在俄罗斯远东地区承包建筑工程的中国国企提供驾车和翻译服务。但当我问他是否感觉像在家乡一样、有没有俄罗斯朋友时,他停顿了一下。“没有。工作之外,我与俄罗斯人没有任何接触,大多数时间我都感到无聊,”他微笑着说,“对我们来说,俄罗斯跟西方一样都是异国他乡,而且还没有那些好处。”

韩青(音)是一名来自中国古都西安的医生,现在在莫斯科的一家中医诊所工作。他说,俄罗斯患者让他觉得完全就像谜一样。“通常情况下,我们要望、闻、问、切,”他说,指的是传统中医使用的4种诊断方法——观察患者的气色、辨别体味、询问症状以及给患者把脉。“但这里的人肤色如此之白,我从他们脸上看不出什么。而且,他们喷的香水太多,我无法辨别任何气味。我也完全听不懂他们说些什么,所以,只能靠把脉了”。

亚历山大•奥辛和妻子张风华(音)

然而,有迹象表明,情况或许正在发生变化。“谁能想到两国关系会变得如此紧密?”娶了中国东北媳妇的53岁俄罗斯人亚历山大•奥辛(Alexander Osin)说道。他说,当他7年前第一次见到自己的妻子时,他们是奇特的一对儿。奥辛是一名在瑞典和挪威受过培训的语言学家,曾立志成为一名外交官,而他的妻子张风华(音)是一名敢于冒险的女商人,她为在俄罗斯的其他中国人代办签证和工作许可证。“我们这一代人曾受过西化教育,”奥辛说,“我本以为自己将成为一名政府官员,但后来苏联解体了,我的愿望也落空了。但现在,我感觉与中国非常亲近。中国人就像我们自己人一样。”

他的妻子说,上世纪90年代作为一名俄语进修生来到莫斯科时,她感觉俄罗斯人瞧不起自己。“但现在不一样了。俄罗斯人对我们的看法已经变好。他们看到了我们取得的成就、我们工作多么努力、我们的国家取得的进步,”她说。

这不仅仅是某个人的印象。过去一年,加强俄中经济联系的政治推力激起了很多俄罗斯服务公司以及专业人士对中国的兴趣,几十家莫斯科律师事务所、翻译服务及公关公司已经向中国派驻代表,并在北京、上海或香港设立办事处。民调显示,俄中两国居民对彼此的好感度正不断增加。美国研究机构皮尤(Pew)的数据显示,对中国持正面看法的俄罗斯人的比例已从64%上升至2015年创纪录的79%。俄罗斯所做的民调也反映了这一趋势。尽管皮尤的民调发现,对俄罗斯人持正面看法的中国人的比例从2014年的66%下降至去年的51%,但中国社会科学院(CASS)所做的定期调查显示,自2011年以来,俄罗斯在中国的受欢迎程度每年都超过美国。

“从最基本的来说,经济方面的看法已经在发生变化,”剑桥大学(Cambridge University)研究俄中边境问题的人类学家卡罗琳•汉弗莱(Caroline Humphrey)说,“虽然俄罗斯人过去看不起中国人,但如今他们开始以羡慕的口吻谈论中国人。另一方面,中国人也绝不会再将俄罗斯视为苏联时代的老大哥。”

然而,两国关系要发展成真正的友谊,这或许还不够。“俄罗斯对中国的需要超过中国对俄罗斯的需要。俄罗斯已经别无出路,”卡内基莫斯科中心的亚历山大•加布耶夫说,“但两国总体关系还远未达到官方宣传想让人们相信的高度。俄罗斯精英现在才开始意识到,如果想吸引中国人来,将不得不参加一场淘汰赛。”

一些官员和学者指出,相对于西方民主国家,俄中两国政府更有机会改变国民态度。俄罗斯国际事务理事会的科尔图诺夫说:“在其他政治制度中,这些事情通过公民社会进行,但俄中两国有很特殊的公民社会。”取而代之的是,这一进程更多地受到上层的引导。俄中两国政府官员与政治学家表示,他们正在努力克服造成两国隔阂的无知和历史积怨。

同样供职于俄罗斯国际事务理事会、并在中国东南地区的厦门大学(University of Xiamen)任教的拉里莎•斯米尔诺娃(Larisa Smirnova)说:“在中国,(俄罗斯的形象)非常刻板僵化。提到俄罗斯,中国人首先想到的就是普京和美丽的俄罗斯姑娘。”她告诫称,中共长期以来一直在利用苏联解体以及俄罗斯上世纪90年代经历的经济和政治动荡作为警世寓言。许多到访俄罗斯的中国人都震惊于俄罗斯比中国落后的基础设施。

“俄罗斯的道路坑坑洼洼,机场破旧不堪——我们的确已经超过他们,”谷小梅说。另一方面,俄罗斯学者表示,中国人对俄罗斯文化、自然风光或建筑景观知之甚少。“中国人为自己的古代文化感到自豪。我们也有必要让他们了解我们的文化,更多地利用好俄罗斯文学、艺术等资产,”斯米尔诺娃说。

要培养两国年轻一代之间的相互理解,她呼吁中俄两国的高等教育系统必须走向步调一致,促进学位互认,推动更多的大学合作关系和联合研究项目。另一个办法是引导媒体。“只要停止不断地进行口诛笔伐,很多不信任和偏见就会消失,这种转变正在两国显现,”她说,“俄罗斯长期以来都存在仇外的问题,有些人热衷于传播‘黄祸’论,但如今这种论调已经在俄罗斯媒体上消失。”中国实行严苛的审查制度,而俄罗斯对媒体的控制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严格,因此,这种方法或将被证明非常有效。在近期俄罗斯的一场会议上,中国副总理汪洋对俄副总理特鲁特涅夫说:“我们必须限制负面的报道。”

构建共同叙事的一个比较容易的主题是两国对军事英雄主义行为的喜爱以及被西方误解的共同感受。去年,斯米尔诺娃与她的中国学生一起观看了2015年俄乌合拍电影《女狙击手》(Battle for Sevastopol)——一部讲述二战狙击手柳德米拉•帕夫里琴科(Lyudmila Pavlichenko)的历史片。其中一幕表现的是这位年轻的女狙击手试图劝说美国加入对抗德国的战斗,她说:“我25岁,击毙了300名法西斯分子。”斯米尔诺娃说:“我的学生绝对喜欢这部电影。”作为中国人的妻子,她坚称,虽然俄中两国人民必须克服重重障碍才能走到一起,但一旦做到这一点,他们之间的私人关系将比与西方人的关系更加深厚。

“这两个仍试图在世界上找到自己位置的国家有一些共同点。两国都有着共产主义背景,两国的未来都存在很多不确定性,”她说,“在西方,人们通常认为他们的生活方式就是其他所有人应该遵循的标准。俄罗斯人与中国人可以一起出去喝醉,做错事,扯淡。我们可以建立非常强大的心灵互通。”

梁效之流复活是悲剧还是喜剧?

作者:蔡慎坤    2013-10-14

 

梁效是谁?或许今天许多年轻人并不不知道梁效为何人,但在疯狂的文革时期,梁效是红得发紫又祸害无穷的一个名字。实际上,如今活跃在媒体上的任仲平、单仁平以及新近冒出来的周小平、王小石等都是梁效的变种,无论他们以何种面目出现,其扮演的角色就是文革中的梁效,只不过幕后人各异,文风却相同。

文革之后,善良的人们才知道梁效是北大、清华奉旨组建的秘密写作组,成员均是当时的学界精英,包括哲学史家冯友兰、历史学家周一良、文学史家林庚、语言学家魏建功以及范达人、何芳川、汤一介、叶朗、胡经之、冯天瑜等等文史哲高人。

这些人拼凑在一起,为了效力于当时的专制领导人,梁效共撰写了219篇文章,公开发表了181篇,其中三十多篇成为当时从上到下的学习文件。署名梁效的文章一经发表,全国各地大小报刊必须优先转载。那些文章常常出现在《红旗》杂志、《人民日报》、《北京日报》、《光明日报》,《北京大学学报》、《历史研究》等重要喉舌的显赫位置,因而当时流行一种“小报抄大报,大报抄梁效”的说法。”

在谎言重复一千遍就是真理的时代背景下,梁效所发挥的作用是巨大的也是险恶的,对于文革浩劫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文革之后,由于官方并未认真总结文革的经验教训,梁效的阴魂常常游荡在神州大地。这是中国当代史也是几千年中国历史上一个奇特悲剧性的人文事件。梁效忠诚祖国和民族,狂热地卷入了宫廷内斗之中,认定党内国内还有很多坏人恶人,而只有他们才是真理的化身!

梁效继承了千百年来中围知识分子的秉性,在那场浩劫到来之时,他们不加思考,当然现实也不允许他们思考,便义无反顾地投身到为歪理邪说辩护喝彩之中,他们的所作所为无不彰显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先天性缺陷,即从来没有形成独立的思想和人格,更没有基本的良知。

在权贵和真理面前,他们更容易倒向权贵而远离甚至咒骂真理。当一两个骨头硬的知识分子想要独立思考时,不是死亡就是被管制,于是沉默便是非常时期知识分子的最好抉择。

当年掀起的针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也是提出知识分子必须人人洗澡、人人过关,否则将丢掉“饭碗”。有文章曾描写这样的情景:“在清华大学,冯先生(冯友兰)已作了几次检查,群众反映很好,但领导还认为他‘问题严重’、‘不老实交待’。金岳霖跑去安慰冯先生,好心劝他说:‘芝生,你问题严重啊!你一定要好好检查,才能得到群众的谅解'。冯先生接着说:‘是、是、是,我问题严重,问题严重......’。这时金先生向前几步,抱住冯先生。两个白发苍苍老人的头紧紧地依偎在一起,眼泪和鼻涕齐下。”
他们的哭,内涵应该是很丰富的,或忏悔、或迷惘、或重生。还是同一个冯友兰,经过脱胎换骨的改造,在文革中他建议说:“秦始皇使用了政治上的威力,焚书坑儒,在意识形态领域内实行全面的地主阶级专政,巩固了地主阶级的政权。这个历史经验很可以作为无产阶级的借鉴,这也是古今对照,古为今用。”这就是明确表明"焚书坑儒"好得很,今天还要搞。冯友兰究竟是进步了还是退步了?我们是应该责备他还是应该铲除制造这种语言的环境?

勿庸讳言,令人窒息的政治环境,人们尤其是知识分子很难扛得过去。但能不能不主动去配合那些恶人去害人?能不能缄默不语?是的,张志新、遇罗克、顾准毕竟是少数,但主动依附政治陷害无辜的罪恶值得后人彻底反思。

遗憾的是,中国并没有反思这段历史,对于梁效的问题,北大党委曾给出结论:这些同志到梁效,是组织上派去的,他们个人是没有责任的;他们在梁效期间写过一些错误文章,应该以历史条件加以解释;希望他们放下包袱,为教学科研作出贡献。

正是因为从上到下都默认回避了文革的灾难,才有今天一些人对文革的怀念,也才有梁效之流的复活。

那些怀念文革的人,一个重要的观点就是:“文革时代没多少腐败”,“文革”是“最本质的反腐”。尽管文化大革命是一次官员和平民百姓都付出巨大代价,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双输的空前文明灾难。可今天仍有许多人认为文革是“有利于自己”的运动,至于那些文革后出生的群体,因为没有经历过文革的伤痛,大脑被谎言教育体制成功“格式化”,更倾向于相信文革是一次反官僚反资产阶级维护社会公平的“民主运动”。当然也有人因为对现实的强烈不满和渴望改变现状,“文革幽灵”在朝野拥有相当广泛的民意基础。

“文革”期间,且不说多少冤假错案,在数不清的“武斗”和镇暴中惨死的红卫兵就有多少?如果真把今天在风调雨顺中长大的年轻人放回“文革”社会,那样的日子恐怕连一天都过不了。为什么居然有人怀念一度让这个国家几乎毁灭的“文革”?原因很简单,他们不知道“文革”究竟发生了什么。作家秦牧曾这样评述文革:“这真是空前的一场浩劫,多少百万人颠连困顿,多少百万人含恨以终,多少家庭分崩离析,多少少年儿童变成了流氓恶棍,多少书籍被付之一炬,多少名胜古迹横遭破坏,多少先贤坟墓被挖掉,多少罪恶假革命之名以进行!”

也许有怀念文革怀念过去的人,怀念的并不是文革和过去本身,而是怀念文革和过去所代表的时代以及被埋葬在记忆深处的许多青春故事。比如知青们怀念下乡的时代,不能说下乡就是美好的,美好的原因不是下乡,而是那个时代代表着的自己的青春以及跟青春有关的许多回忆。更多的人怀念文革是因为对文革有幻想,一些人沉湎于扭曲的历史观,对并不遥远的沉痛教训一无所知,进而在无力改变的腐败、不公和挫败面前,一厢情愿地幻想通过非民主、非法治等非常规手段来治理社会。

今天,当远离文革的西方文明国家因为害怕犯同样的错误,而纷纷开设文革纪念馆时;深受文革毒害的中国人却还想重回文革?我们已经错失了很多历史机遇,今天运载我们的是“现代文明最后一敞末班车”,只能前进不能后退,后面是万丈深渊。下一个巨坑就在我们的脚下,一旦跌下去就会万劫不复,或者按习的说法是颠覆性的错误。

经济学家、教育家、《资本论》译者王亚南文革中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惨遭迫害,死前对朋友说:我并不怕死,只是想在死前看看这出戏的结局,看看那些丑角的下场,否则,我死不瞑目。他说:“专制制度下只有两种人,一种是哑巴,一种是骗子,我看今天的中国就是少数骗子在统治多数哑巴。”其实不完全这样,应该是四种人:骗子、傻子、哑巴还有说出真相的人。多数情况是少数骗子骗昏了一群傻子。更让人不可思议的是,傻子把说出真相的人都说成是汉奸、资本家的乏走狗、卖国贼等等。

风骨——民国大师们的清贫生活

作者:言恭达

    阅读“五四”学人史,最令人感动的就是这些学术大师们安贫乐道、逢苦不忧的那种纯粹、素朴的精神。别的不说,只要看看他们在生命最后时光中如何对待身后之事,便能知晓一切。

蔡元培,一位被称为是“学界泰斗、人世楷模”的大师巨匠式人物。辛亥革命后,蔡元培曾任国府委员、司法部长、教育总长、大学院院长、中研院院长、北京大学校长、北京图书馆馆长等多重职务,可谓“位高权重”。可是你能想像得出吗,如此伟大的一位人物竟然也会贫困交加。蔡元培晚年旅居香港,生活极端拮据,生病后无钱请大夫,常常苦熬支撑。但是即使如此他仍不忘周济别人。1940年3月3日晨,蔡元培起床后刚走到浴室,忽然口吐鲜血跌倒在地,继之昏厥过去。两天后,医治无效,溘然长逝。蔡元培死后无一间屋、一寸土,且欠下医院千余元医药费,就连入殓时的衣衾棺木,都是商务印书馆的王云五先生代筹,其清贫叫人落泪。

胡适,一位在中国现代史上开多个领域风气之先的箭垛式人物。胡适说:“金钱不是生活的主要支撑物,有了良好的品格,高深的学识,便是很富有的人了。”这话可看作是他一生对物质金钱的态度。胡适在任驻美大使期间,居然要靠借债过日子。当时他经济压力很大,不得不从各方面节省开支,连给妻子买东西,也尽量托人捎带,以节约邮资。大使有一笔特支费是不需要报销的,但胡适没有动过一分,全部上缴国库。大使卸任后,胡适旅居美国,为生计所迫,他时常要拿着两个纸袋亲自上街去买菜。1962年2月24日,胡适参加中央研究院第五次院士会议时,因心脏病猝发倒地逝世。胡适死后,秘书王志维清点遗物时,发现除了书籍、文稿、信件外,胡适生前留下的钱财只有135美元。

傅斯年,一位被称为是“老虎”、“大炮”的强势人物。傅斯年向来以霸气著称,但他也有英雄气短的时候。1950年12月20日,傅斯年因脑溢血病逝。逝世前几天,他曾在一个寒冷的冬夜为董作宾先生刊行的《大陆杂志》赶写文章。原因是想急于拿到稿费,做一条棉裤。他对妻子俞大綵说:“你嫁给我这个穷书生,十余年来,没有过几天舒服的日子,而我死后,竟无半文钱留给你们母子,我对不起你们。……你不对我哭穷,我也深知你的困苦,稿费到手后,你快去买几尺粗布,一捆棉花,为我缝一条棉裤,我的腿怕冷,西装裤太薄,不足以御寒。”几天后,董作宾把稿费送到傅家。俞大綵双手捧着装钱的信封,悲恸欲绝,泣不成声。此时傅斯年已命归黄泉,再不需要棉裤了。

梅贻琦,一位被清华人誉为是“终身校长”的谦谦君子。1955年11月,梅贻琦从美国回到台湾考察创办清华原子科学研究所及台湾清华大学,由于他掌握着数额巨大的清华基金,所以台湾的各县长、市长纷纷接近他,企图趁机捞一把油水。可是他们哪里知道,此时的梅贻琦却因为经济拮据,不得不将已62岁的太太韩咏华留在纽约依靠打工独自生活,自己只身一人赴台。当有人告诉梅贻琦“师母在那边生活太苦。必须设法给师母汇钱,或接她来台湾”时,梅贻琦说自己在台薪金微薄,无法汇钱照料。1962年5月19日,梅贻琦病逝于台大医院,享年73岁。梅贻琦生前随身携带一个手提皮包,住院后一直放在床下一个较为隐秘的地方。两星期后,在各方人士监督下秘书将皮包启封。当包打开时所有人都口瞪目呆。原来里面装的是清华基金账目,一笔笔清清楚楚地列着。睹物思人,在场者无不落泪。

“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与这些大师的精神操守一比,今天那些前赴后继的大富巨贪们的种种表现又是何其的卑微。(纪兴良:以上几位大师都是1949年不愿意留在中国大陆而选择去了台湾的反共人士。)

 

外一篇

西南联大:在战争与清贫中治学

(纪兴良:以下几位凡是活到‘反右’、‘文革’等政治运动的都受到不同程度的批斗或牢狱之灾。1957年‘反右’锣鼓一响,吴晗便一马当先,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批判章伯钧罗隆基,从而火线入党,不久被提拔为北京市副市长;但他一家最终成了‘文革’的殉葬品。)抗日战争时,物价飞涨,通货膨胀,联大师生生活十分困难。1937年上半年,一个教授的平均月薪约为350元法币,到了1943年下半年联大教授的每月平均收入为3697元法币,物价比1937年上半年上涨了405倍,因此教授的3697元收入只等于1937年的8.3元!依靠这仅值8.3元的每月薪水,又如何能维持一家几口人的生活呢?

联大学生贺祥麟目睹了一件事情:有一天晚上去当时最繁华的商业大街正义路一家拍卖行闲逛时,居然见到联大法文专业一位首席教授拿了师母的游泳衣去卖。闻一多先生则每天上午在联大授课,下午在中学兼课,晚上批改学生作业后,半夜还得开始为别人刻图章卖钱!

吴晗先生(纪兴良:吴晗是戏剧《海瑞罢官》的创造者,该剧曾受到‘最高批判’。毛泽东说,‘《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1959年我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就是海瑞。’)呢?当时抗日战争已经胜利,但吴先生因妻子久病,医药费和去上海的旅费无法筹措,乃于1946年4月写报告给校长梅贻琦,向学校借钱。报告说:“九年困境,债台高筑,旅费、医药费及最少5个月之生活费,一无着落。”只好提出先向学校借款,然后以自己的16大箱书籍变卖还债。再以法律系费青教授为例,费教授长期患病,经济极为困难,只好请求学校收购他多年来的德、英、汉三种文字的全部藏书。

吴大猷是西南联大两位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和李政道的恩师,早年留学于美国密歇根大学,东西方许多物理学家们在走上诺贝尔物理学奖领奖台时,常会不约而同地想到这位从未去过斯德哥尔摩的东方物理大师。吴大猷的妻子患有严重的肺病。早在美国留学的时候,吴大猷听说喝牛肉汤可以治这种病,便每天到菜市场买牛肉来熬汤,送到女生宿舍给他这位女友当药喝。吴大猷的执着打动了病中少女的芳心,回国后两人结为终生伴侣。然而到了昆明,吴大猷的薪水,再也无法每天买牛肉熬汤了。为了病妻的身体,有时吴大猷不得不化装成贫民,到菜场去捡拾剩余的牛骨头,回家给妻子熬汤。当地的回民得知此事很感动,常常将一些牛骨头替他留着。

1942年,校长梅贻琦家里有时也连青菜汤都喝不起了,只能用辣椒拌饭吃。校长夫人韩咏华想找份工作,但作为当时中国第一校长的梅贻琦,不肯利用职权为妻子谋利。教务长潘光旦的夫人给她出了个主意:“咏华,你做的米糕,我们家大人孩子都喜欢吃。我看你不如到大西门卖米糕算了。”袁复礼教授的夫人也点头赞成。三人真的做起了卖米糕的生意。韩咏华说:“如果不是为了抗战,我们何苦受这份罪。这糕叫定胜糕,这是个吉祥的名字。我们瑞在糕上写点字吧。”袁复礼夫人总有办法搞到当时紧俏的廉价碎米,由潘光旦夫人把米磨成米粉,把赤豆做成豆沙,再由梅贻琦夫人亲手调制蒸熟,用红糖浆写上“一定胜利”四个字,夫人们自己提着篮子到街上叫卖。定胜糕在昆明街头销路很好。开始的时候,韩咏华不愿别人知道她是西南联大校长的夫人,每次上街都摘掉眼镜,脱下旗袍,换上从农民手里买来的蓝布装。可白皙的皮肤、鼻梁两侧深陷下去的眼镜凹印,还有那明显带有北方口音的昆明话,都瞒不了人。久而久之,不仅联大校园里的人,而且昆明街市上的市民,都知道了这位走街串巷卖米糕的女人正是大学校长的夫人,而定胜糕的名称也就此传开了。

费孝通的女儿是在凌晨寒风中降临人世的。那一夜,费孝通憔悴了许多。日寇的飞机就在那夜埋葬了他所有的家产,已身无分文的他用自己惟一的一件西装裹着初生的女儿靠农民从家里凑来的小衣小褂给孩子御寒。他们真心诚意地对费孝通说:“穿百家衣长大的孩子,今后长得结实。”

然而,就是在如此极端难苦的情况下,竟然出现了这样的“奇迹”:1942年10月联大有25位名教授,全部是各系的系主任,联名致函校领导,拒绝教育部发给自己的特别办公费(所谓“特别办公费”,翻译成我们今天的术语,就是系主任的“岗位津贴”)。正是在这种家庭生活极端贫困的情况下,联大25位担任系主任的教授,毅然拒绝接受特别办公费,真是高风亮节,彪炳万代,正气凛然,令人景仰!

要学美国拆院墙,先学人人有把枪

 

党要拆围墙,网民献良策。
党的决定刚刚公布,网络立刻沸腾,各种议论令人耳目一新,现摘录几条共享:
1、支持中央决定,请中央率先垂范,把中南海的围墙先拆了!
2、人民日报的文章很深刻,最高法的解释更透彻,请以上两家先落实中央精神!
3、党啊,请你把互联网的墙也一起拆了吧!
4、要学美国的个个小区无墙,就要先学美国的人人手中有枪。
5、我就小声问一句:如果小区的墙都拆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往哪儿刷啊?

克雷森特城的教堂(图)

 

 

克雷森特城是加州北端的一座小城,德尔诺特县的县治,有七千多人口。

克雷森特城是一座基督教城市,全城大教堂不少十座,还有不少社区教堂和家庭聚会点。教堂中大多是基督教堂,还有一座天主教堂,两座摩门教堂。人数不少的耶和华见证人教派,他们的聚会点没有任何标志,外人看不出来。

礼拜日,除了沃尔玛和塞福威两间24小时超市和医院急诊部以外,所有店铺关门去做礼拜。

耶稣基督教堂

联合卫理公会教堂

恩典路德教堂

中国科研经费成寻租肥羊效率极低

口述 | 某省科技厅退休官员 整理 | 《中国经济周刊》记者 张伟

  科研经费一定程度上已经沦为了政府官员寻租的资源。

  一直以来,科研经费资源的分配特点是:分散,碎片化。为什么呢?便于寻租,分散的科研资金可以照顾到方方面面的关系。这个钱不是一个人掌握的,是一个“集团”掌握的。科技部门的处长和领导们都可以介绍关系来拿项目,权力最大的是某些厅级领导。处长把项目给了谁,厅长是知道的,因此厅长的关系处长也要照顾。

  以前,不同的人会打来电话要项目或说情,他们要照顾方方面面的关系,包括上级的领导以及有利益关系的部门。例如,编制部门的,你给我课题,我给你编制;甚至某些强力部门的领导也来要项目。

  这就变成了没有关系的基本上拿不到科研项目,有关系的可以年年拿,甚至可以一年拿好几个,从这个处拿了,又从另一个处拿。我们还有人专门帮人做项目申报书的,就是所谓的科技服务。你的项目我来帮你申报,肯定得。而你自己去申报就不可能得。就像食物链一样,每一个部门在食物链中都有它的一块利益。这条利益链,如果不改革或是不反腐,它是相对平衡的。钱就会这么分下去,大家皆大欢喜。

  科技部门虽然不是强势部门,但它有油水,全部是真金白银。一年十几个亿都是白给的。给了你以后,也不管你使用得怎么样,效益怎么样,照说是要管理的,但基本上都不管。因此,大量的项目逾期不结题验收,按时结题率极低。科技部的项目基本是委托各省厅进行管理,通过厅里申报,也由厅里负责结题验收。这种项目不结题的也非常多。

  即使很多项目通过了验收,但那也是假的验收。验收的专家都是管项目的人御用的,裁判员和运动员是一体的。

  有的项目从一开始申报到最后验收,一条龙都是假的。这当然是科技部门自己本身不作为造成的,最主要的是,科技部门自己的人就参与在这里边,里应外合,内外勾结,当然,还有上下勾结。

  为什么会这样,难道没有制度吗?不,制度是相对健全的,而且很严格,但基本不执行,没有人想要去执行。因为监管部门的人也在捞自己的利益,他怎么会去监管?于是,谁也不查,谁也不愿意查。

  这根本的原因就在于政府部门直接管项目,管理者把这个直接当作了寻租的平台。中央已经看到这个问题,2014年底,国务院下发了《关于深化中央财政科技计划(专项、基金等)管理改革的方案》(国发〔2014〕64号文)。该方案提出,转变政府科技管理职能,政府各部门不再直接管理具体项目,充分发挥专家和专业机构在科技计划(专项、基金等)具体项目管理中的作用。同时要求,科技计划(专项、基金等)项目全部纳入统一的国家科技管理信息系统和国家科技报告系统,加强项目实施全过程的信息公开和痕迹管理。

  但这个文件在地方受到了普遍的抵制。最主要的原因有两个:一是,政府不再直接管项目,而是交给专业机构管,这等于是革自己的命,断臂。要把决定资金分配的权力分给专业机构,他们哪里肯干。二是,要求对科研资金进行整合,科技部门的资金只是一部分,而且是小头,大头在各个部门,中央层面的整合就很难,各地方更没有人愿意整合。目前阻力很大,仅科技部门内部的阻力就非常之大。科技厅内部原来的科研经费都在各个处里,如果统一起来,各个处就没权了。而且,项目一集中,课题的数量就减少了,很多关系就照顾不到了。原来很多是为了项目而项目,很多课题做出来之后根本就没什么效果。

  从目前来看,科研经费的使用效率非常低。甚至可以这么说,相当一部分经费都进个人腰包了,或者被挥霍掉了,而没有真正用在科研上。

“吴英案”谜底水落石出涉楼忠福斯鑫良令计划周永康

政商秘闻

陆网文

2006年12月,吴英资金掮客杨志昂等将吴英绑架,强迫签署空白文件,吴英上亿元珠宝、银行卡被洗劫一空。绑架者制造假案金额达2亿元。金华中院离奇官司转移吴英资产。2009年底,以吴英非法吸收资金3.8亿余元判其死刑。吴英上诉,2012年1月,浙江高院维持原判。正是吴英案背后的多少离奇给人们留下难解之“谜”!

令计划-楼忠福-斯鑫良

1950年出生浙江东阳的斯鑫良,曾任东阳县副县长、东阳县委副书记兼宣传部长等职,后官至浙江省委组织部长省政协副主席。斯鑫良与楼忠福同为东阳人,两人同时起步于东阳。楼忠福事业随着斯鑫良一路升迁。楼忠福“出事”不久斯鑫良被调查。至此,笼罩在人们心头多年的一切悬疑引刃而解!显然,正是斯鑫良成为串联起楼忠福、令计划、周永康的关键链条!正是他们撑腰使浙江黑社会“刘汉”导演了亿万富姐“吴英案”!当然,牵扯其中的多少浙江高官和司法官员一定会逐步浮出水面!

“吴英案”谜题!

难解之谜一:东阳广厦集团董事局主席楼忠福涉嫌瓜分吴英财产!本色酒店被楼忠华以超低价拿下转手;吴英的博大花园被查封后重新开业楼家人参与其中;绑架吴英也跟楼家有关。楼忠华一直收保护费,因吴英不向黑势力低头得罪楼氏家族。浙江两级法院不惜冤杀吴英而媚权;这是公权力配合黑社会操纵下的公开“抢劫”。显然,楼忠福是浙江东阳的黑社会“刘汉”,是楼忠福蓄意谋杀“亿万富姐”吴英!在这场合谋的“抢劫”中,黑社会、富商、官场、司法何以如此默契紧密配合?楼忠福绝没有这样巨大能量?地方政府究竟有多少官参与制造吴英案?究竟是谁操纵了浙江两级法院?显然,这背后站着很强势的官员?其背后无形黑手究竟是谁?

难解之谜二:吴英欠账3.8亿元,吴英父亲认为吴英剩余资产达5亿多元。吴英一百多家商铺,现价应翻多少倍,却被公安机关违法处置缩水。吴英资产怎么竟由公安机关违法处置?而不是法院依法处置?

难解之谜三:吴英案一审前,东阳市政府十几名官员联名要求判吴英死刑,这些官员又联名要求高院维持原判。吴英案究竟与这些官员有什么牵扯?这些官员为什么竟然对吴英一片喊杀?这背后岂能没有人操纵?浙江高院判决不公引发民意普遍责疑!吴英案一再出现不合程序现象,吴英案怎么牵扯多少官员敏感神经?是谁操纵司法“杀人灭口”?

难解之谜四:吴英所借资金用于正常经营,吴英最大债权人林卫平认为吴英和他是正常的生意关系,从不认为吴英骗他。被害人、证人没有任何债权人认为吴英诈骗。吴英11债权人有本色集团高管,有其夫妇好友,这是向特定人群借贷,这是商界“借鸡生蛋”企业行为,并非非法占有。吴英若想非法占有,何必买拿不走的房产?民不告,官不究。吴英行为没有社会危害性就没有犯罪。人们颇为迷惑的是此案究竟是谁在起诉吴英?既然没有原告,吴英怎么就成为被告?

难解之谜五:吴英案引发数百学者、上百家媒体和亿万公众关注,舆论曾喷涌着对浙江高院判决质疑,社会精英们、学者、律师、企业家及许多社会名流,以各种方式为吴英求情。浙江企业家几乎无一例外地为她鸣不平。新华社呼吁为制度改良留条生路。中国律师界泰斗张思之致函最高院一级大法官张军,呼吁“吴案刀下留人”,吴英赢得舆论广泛同情。案件背后太多诡异之处?一起普通案件竟演变为一起法治事件?吴英最终引发最高层关注,2012年4月,最高法不核准死刑,吴英被改判死缓。

难解之谜六:更为离奇的是参与绑架吴英的杨志昂、吴小英被取保候审,未受任何司法制裁。撬动引发吴英案的罪魁祸首怎么这样被轻易放过?这一切只能是司法被高官任意操纵的结果。谁将法律玩弄于鼓掌之中?

难解之谜七:2014年12月22日,政协第十二届副主席、中央统战部长令计划落马。12月27日,广厦集团创始人楼忠福从澳大利亚回国即被从中纪委带走。媒体称这位浙江富豪与令计划家族来往多年,在数十年商业开拓中与该家族有紧密联系。显然,令计划有能力操纵司法,更因为令计划是周永康的人!或许,令计划对周永康打一个招呼就解决问题了!然而,人们不解的是楼忠福怎么搭上令计划这条线?谁是背后牵线人?这成为最后一个未解之谜!

小区围墙隔开的是欧洲与非洲

原创 :大雪冷饮

 “千里修书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赵薇在春晚的歌声刚落,“拆墙”的顶层设计就出台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工作的若干意见》,其中“已建成的住宅小区和单位大院要逐步打开,实现内部交通公共化,解决交通路网布局问题,促进土地节约利用”,引起广泛热议。

虽说《意见》要求“逐步打开”,但依我们以往的经验,上有好者,下必甚焉,地方官员,向核心看齐的心情迫切,说不定已经开始研究如何落实了。

我以为,这个《意见》与以往许多政策一样,动机貌似高尚,但没有经过充分论证,一旦贸然实施,不会收到预期的效果,只会引出新的乱子。

一、“意见”的法律效力

中国近年来把法治作为国家治理的重要目标。既然是法治,法律才是社会生活的根本准则。1989年,全国人大就制定了《城市规划法》,2008年实施《城乡规划法》,这是我国城乡规划的最高“规矩”。这部法律如果有缺陷或不足,应当及时完善。另起炉灶,搞一个《意见》,这与现行法律是什么关系?《城乡规划法》难道不是党领导下制定的?城市建设中,是按照法律办,还是按照《意见》办?《意见》连规章都算不上,怎能在社会生活中凌驾于法律之上?所以,这个文件的出台,尚未见到“解决交通路网布局问题,促进土地节约利用”的效果,但已看到法治又添了一道硬伤。

 二、“内部交通公共化”与业主物权

商品房住宅小区的围墙必然建在宗地红线之内,再说得明白一点,就是这整块地,业主已经买下来了。我国法律明确规定,建设用地使用权是业主共有的财产,这个财产比房屋的价值大得多。深圳的房价,十年涨了十倍不止,是房屋在增值吗?不是,房屋在折旧、老化,剩下的只是残值,值钱的是这块土地。把围墙拆掉,将小区内部分土地公共化,相当于政府卖一头毛猪给别人,等人家吃肉时,又拿大勺子到人家碗里抢,这置私人物权于何地?

不错,政府有规划的权力,城市交通属于公共利益,但政府完全可以在卖地的时候,就保留下市政道路,而不是一揽子卖掉。对已经建成的小区,则只能用征收的方式,把公共道路用地再从业主手中买回去,这才是守法讲理的做法。
        三、单位大院本来就是全民财产

 《意见》中提到“单位大院”的围墙,说到要害了。我们的城市中,最好的地段,最核心的位置,往往被党政军机关、各种事业单位所占据。除了办公大院,还有各种培训中心、教育基地,这些名义上属于全民的土地、房屋,绝大部分不对人民开放,实际上成了谁占有,谁受益,公共资源变相私有,这才是改革的重点。不首先解决这个问题,而是动不动就打老百姓的主意,真的很不好。“单位大院”的围墙不是要“逐步打开”,而是应当立即实施,这本来就是全民所有制的题中应有之义。

许多网友说,拆围墙,先从市政府开始。这话说对了一半。即使全市党政机关的围墙全都拆了,也没有拆居民小区围墙的理由。道理很简单,你那本来就是公共资源,早就该用于公共事业,而小区围墙/土地作为私有财产,任何时候都受法律保护。土地所有权是国家的不假,但业主的建设用地使用权可以对抗土地所有权,这是物权法的一条原则。

四、住宅小区为什么要有围墙

住宅小区并不是非要有围墙不可。事实上,许多开发商早就想摒弃小区围墙,建设“欧洲小镇”,但是行不通。万科在九十年代建设深圳四季花城,规划为全开放小镇,结果业主入住后,嫌周边闲杂人员进来太多,强烈要求封闭,开发商不得不加门加岗,高墙之上还要加铁丝网。

中国建不成欧洲小镇,是由于惊人的贫富差距。同在一个深圳,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住进了花园小区,而大部分人与之无缘,只能租住在城中村。于是,大家都想进来看一看“欧洲小镇”是啥样,各种开锁的、装修的、通下水道、小摊小贩……让身居“高尚住宅”的业主无比烦恼。
        深圳的城中村,据说住了超过一半深圳人。城中村没有围墙,实现了“街区制”,但政府又说人家“藏污纳垢”。住宅小区没了围墙,就会与城中村一个面貌。所以,围墙分开的,是不同的生活状态。只要社会存在贫富贵贱,就必然会有各种隔离的方法,让大家各安其分,这就是所谓的社会秩序。围墙与门卫,都是营造这个秩序的重要硬件。

小区内是欧洲,小区外是非洲,围墙怎么能拆得掉?什么时候城中村也实现了“高端”生活,小区的围墙自然就不需要了。

14k与胡须勇

内容源自《南方人物周刊》

真正的香港黑帮大哥潘志勇是14K教父级人物,从古惑仔到帮派三名掌门人之一,14K帮主空位多年,据说他不愿担任当“坐馆”,但没有他的首肯,其他人也不能;

他是香港黑社会发展的见证者,经历过李连杰经纪人被9枪爆头,刘嘉玲裸照风波等,40余年将自己拼成一块金字招牌。

220日,他输给了一生中自己最强劲的敌人——癌症,22:50在荃湾港医院病逝,终年68岁。江湖传闻,一众小弟曾筹钱,从俄罗斯花100万美元(约650万人民币)替胡须勇买了一支对抗癌细胞的补命针,但胡须勇的病情却反而急转直下,离开人世。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香港的黑社会成员飙升至三五十万,活跃着一百多个大大小小的帮派。作为14K掌门人之一的胡须勇,黑社会打滚五十年,经历的正好就是这个年代。

香港黑社会组织统称为三合会,说自己是三合会的人就相当于说自己是黑社会。三合会有完整的职位结构,即“六级八职制”,坐馆——揸数——山主(489)——副山主(438)——红棍(426)——白纸扇(415)——草鞋(432)——正式会员(49)——蓝灯笼。通常一个黑社会职员(一般是红棍)带领一群十多人或是数十人左右的核心成员,通过暴力控制某一地盘。

如同电影里看到的,主要通过从事控制卖淫,勒索保护费,高利贷,贩毒,走私香烟等谋取经费和利润,再把钱分散投资在正当生意上,例如餐馆酒楼卡拉OK等等。

香港有50个左右的三合会组织,最活跃的有十多个。其中分成四大派系,分别是“十四K”、“和记”、“四大”、“潮帮”,而潮州帮又有“新义安”(向华强父亲向前创立)、“福义安”、“义群”几大分支。

十四K,“14K” 原名为“洪发山忠义会”。1949年,国民党兵败,毛人凤授意下属秘密联络两广一带的洪门组织,为国民党撤退铺路。曾任国民党第93师连长的葛肇煌奉命到广州,把一些小的帮会改组合并为“洪发山忠义会”。 当时的开堂地点在宝华路14号,所以又称为“14”号的人。“14”号进驻香港开展反共活动,来香港后加上了一个“K”字(注:Karat的缩写,意为纯正坚硬)

广州解放前夕,葛肇煌带着各堂香主、心腹逃到香港,不久自己到台湾“归队”,剩下的人马便成为“十四K”的开山祖师。70年代初期,十四K扩展至欧美各国唐人街及东南亚地区。台湾黑社会大派系“潮帮”的执牛耳者,就是“十四K”成员;日本在1973年以后发现“十四K”组织;澳门黑帮势力中最强者亦为“十四K”组织。

短短几十年间,14K曾拥有20万成员,扩展成全球华人三大帮会之一,1990年更曾被喻为全球最大的黑帮。

最顶峰时公然与港英政府对抗,酿成香港史上最惨重的群体性事件——“双十暴动”。导致死伤400多人,300多家工厂、商店、学校被捣毁,直接经济损失3000多万美元,且港英政府紧急成立了“反黑调查科”,但14K却由此一举扬名天下。

除了胡须勇,14K的代表人物还有,澳门14K的龙头“崩牙驹”,曾涉及澳门多起暴力案件。

龙头葛肇煌于1953年去世,长子葛志雄继任。2010年葛志雄去世后,帮派中人推选胡须勇为香港十四K“坐馆”,以结束帮派松散的局面。当时已经身患癌症的胡须勇不愿意,没有他首肯,其他人也不能。足以见得他在帮派中有一定的地位。

胡须勇出生于佛山地主家庭。1949年随父亲逃难到香港。小学三年级成绩名列前茅,是班上的风云人物。父亲盼望他有朝一日成为社会精英,将他送入英文学校,却因为英文水平差,名次跌落到二十多。既然学业上不能出众,唯有用另一途径惹人注意,就是打架。很快他接触上了一个黑帮的大佬,开始跟着他作挂“蓝灯笼”(未正式入会的小弟),砍人逐渐成为家常便饭。父亲得知他不想读书后,将其痛殴一顿,他索性离家出走。

大儿子吸毒死去,连成绩最好的潘志勇都加入黑道,父亲终于接受了现实。17岁的胡须勇当了爸爸,曾收手打工养家。但由于上世纪70年代功夫的流行,以及前涂上的迷茫,多年后他再次重出江湖。

起初每砍一只手他拿20块港币,四五年后他发现老大自己收2000,“我要成为大哥”,成了他的信念,学过散打、咏春、泰拳各类武术。胡须勇原名潘志勇,为了树立霸气当大哥的形象,就在这时他蓄起胡子,从此江湖人称“胡须勇”。

有趣的是也正因为这个名字,张柏芝多年来背负出身黑帮的名声,因为她的父亲外号也是胡须勇,但这个胡须勇只是一个欠债被追的小混混。又传闻,小弟们看胡须勇爱惜名声,气不过招来张父,令其改名,强行剃去他的胡子,但很快,胡子又长了出来。

胡须勇真正成名于1970年代,电影里古惑仔拼杀的画面在胡须勇身上真切地上演过。那时候一群“大圈仔”到香港勒索打劫,连本地黑帮都不愿招惹他们。

大圈帮,三合会一样,泛指从大陆到港澳台或海外从事黑社会犯罪活动的组织。大圈帮当时更多活跃于海外,曾抢劫一家珠宝店之后在英国皇家飞虎队的包围下抽身逃离。2002年,澳大利亚警方查获一起上亿美元的贩毒案,结果发现有10名大圈帮成员涉嫌其中。他们不仅把越南裔的“5T党”赶出澳大利亚唐人街,也向当地白人发动了新一轮的鸦片战争。战果显赫!

香港第二大的九龙麻雀馆深受其害。1975年,胡须勇去帮老板看场,对老板说,“装上电动门,给我买30把砍刀。”老板答应。7天之后,带着小弟乱砍一通,麻雀馆的地上血流成河。

最后赶走他们,胡须勇获得每个月有七千五百元作看场费。从此他成为钵兰街一霸,奠定了江湖地位。

之后的一段时间,他过上了随时有可能丧命的日子。江湖二字,一横一直,在刀光剑影的生涯,胜者能站起来,败方随时死去。

两年后,他屹立不倒,对手开始与他讲和、结盟,证明他爬上了食物链的顶端。很快,他实现了大哥梦,正式入会成了十四K“毅”字堆的话事人,是香港14K黑帮最有权势的老大之一。

他离了婚,身边不断换女人。1990年代,胡须勇在深圳开桑拿店,那是最疯狂的十年,天天去夜总会唱歌跳舞,带着100多人走进夜总会,吃摇头丸、唱歌跳舞,人群把他架到肩上,齐声喊着“勇哥勇哥”。曾和一名老板聚会时,老板的仇家带人持长枪冲进房间,他的保镖也迅速掏出枪。最终成功脱险。

80年代,香港黑帮“产业升级”,纷纷寻找新出路。97年金融风波,他输掉了麻将馆的营业牌照。2000年,他将夜总会开到珠海试营业首日,百名警察冲进舞池,珠海店没开业便倒闭了,香港店也被终止营业。

2012年他高调接受香港《爽报》和《南方人物专刊》专访,被很多人认识。他回忆说,后悔没有进军地产业。在香港地价飞涨的年代,黑帮都介入房地产,黑社会成员排队买房的奇观一度占据着报纸的头版。

有人说1990年代,是香港娱乐圈最好的年代,也是最坏的年代。好在香港电影迅猛崛起,坏在因为有利可图被黑帮盯上,演艺界越是大牌越是受连累。

新义安的向氏兄弟(向华强向华胜)开始拍电影后。胡须勇也进入电影业投资,合伙人正是大佬蔡子明。蔡子明是富艺电影制作公司的老板,而胡须勇持有10%的股份。

1990年,刘嘉玲遭绑架被拍裸照,相传就是蔡子明所为。有一则传闻是:蔡子明的一部电影等着刘嘉玲开拍,刘迟迟不来,蔡子明大为光火,于是“派人教训了她”。

2008年,香港资深电影人文隽在博客中透露,刘嘉玲拍摄的电影《轰天龙虎会》是被人用枪指着脑袋去的,而这部电影正是蔡子明富艺公司的作品。

虽隐去了绑架刘嘉玲黑老大的身份,但被猜测就是蔡子明所为。

1992年的某一天,蔡子明被人在办公室门口枪杀了。据胡须勇透露,“两个假扮成保安的杀手往蔡子明头上打了9枪,就像电影一样。”死因不明,江湖众说纷纭,一是,他是荷兰的黑帮分子,与人结仇,别人千里寻仇杀他。另一说法是蔡子明为李连杰出头,且做了他的经纪人,许多视李连杰为‘摇钱树’的制片家,欲请他拍片不肯,于是怀恨在心杀人出气。

也是1992年,电影公司东主兼14k堂主黄朗维和梅艳芳唱卡拉OK发生争执,言语中发生争执,梅艳芳被人打了一巴掌后愤然离去。次日,黄朗维被枪杀,事件被指涉及新义安骨干成员陈耀兴。第二天,陈耀兴也被枪杀了。

蔡子明的被刺杀、黄维朗的遇害、成龙的车行遭劫、刘德华被枪逼着拍戏、刘嘉玲被拍裸照等等,1994年香港警方对黑社会组织进行大规模扫荡,香港演艺界就此步出最黑暗的时期。

胡须勇正是这一切的见证者。

生命的最后十年,胡须勇遇见了人生中最强劲的敌人——癌症。2006年他与朋友欢度除夕夜时腹部持续剧痛,擦了药油也不管用。数天后,胡须勇发现患上第三期结肠癌,要动手术。

以前他是江湖上的风云人物,天天见报,患癌后生活淡然,归于平静。2007年,胡须勇被指控自称三合会成员,被判入狱一年。

勇敢抗癌10年,癌细胞不断扩散,他不断治疗。割去了胆、一大段肠、四成肝,几乎整个胃。

前后化疗32次,每次持续四五十小时,全身体毛脱掉,皮肤糜烂起水,有两次差点跳了楼。辛苦到令他想过一次自杀:“化疗时望望窗口,就想跳落去一了百了。”但他凭着不服输的意志熬了过来,麻醉自己:“我叫胡须勇,我是超人。我不能可以死。”

2012年病情好转期间,他放下了西瓜刀转揸笔,用14k三名掌门人之一的身份为《南方人物周刊》写专栏,一年间成为中国当红的专栏作家。

2013年癌症复发,他为自己办65岁寿宴冲喜。有人说如果想看到香港大哥的真面目,就来胡须勇每年的寿宴。每年都会有半百的O记和西九反黑早已在现场“恭候”。

各大哥轮流上台和胡须勇高歌,歌声碰杯声中,有人狂笑有人落泪,每人都有一段刀光剑影的江湖岁月回味。

人生匆匆,胡须勇表面风光,但他对黑社会却是否定,100个大哥,99个没有好生活。

“回首往事百感生,几许兄弟早先行。命丧妻前刀下有,魂断异乡也几人。”

他说,命运有得选择,他说,不会再走入江湖。

他的是香港岁月变迁的历史侧影,也是只属于他们那个年代的江湖情怀。

(注:文章部分内容源自《南方人物周刊》)

人民需要一场正心诚意的改革

王涌(中国政法大学教授) 

中国的经济改革一直在“摸着石头过河”,有三块石头决定着中国经济改革的走向。

第一块石头是市场化,这是经济发展的引擎,不走市场化道路,经济与社会发展将呈现可怕的下行趋势;第二块石头是社会稳定,这是经济改革的前提;第三块石头是政权根基,这是经济改革的“红线”。

但时至今日,在如此重大的问题上,尚无清晰的理论,无法理性界定三块石头之间的界限。于是,臆想和谵妄取代理性,对改革伤害极大。一时的形势急所和决策领导的意志、见识,实际决定着改革走向,所以,中国经济改革的路线一直是摇摇摆摆,左左右右,曲折前行,潜伏着巨大的偶然性。

2013年12月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紧紧围绕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市场化被置于高度重要的地位,但迈向市场化的经济改革依然充满不确定性,甚至存在南辕北辙的可能性。

市场化最实质性的改革应有三项:一是国有企业改革,打破国企垄断,遏制国企腐败,让国企逐步退出竞争性市场,释放市场和民企的活力;二是金融改革,打破金融垄断;三是土地制度改革,促进集体土地流转。

三项改革,每一项都是一颗原子弹,都将引发社会经济的革命,带来巨大的改革红利。但三项改革是否可能发生?

人民需要一场正心诚意的改革,但正在进行的改革是真改革吗?

 

国有企业是政权的基础?

垄断国企必将害死市场,进而危及政权 。

目前,国有企业的改革基本乏善可陈,“国有企业是政权的基础”的论调再度泛起。

为什么国有企业应占经济主体?流行的“非官方”理论有两种,一是何新的保守理论,怀疑市场,相信国企解决失业问题,国企解决贫富分化问题;二是林毅夫的激进理论,同样怀疑市场,他说:现代经济增长是一个持续性的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的过程,应当由政府和国企主导。但都经不起推敲。

官方的理论则是:“国有企业是政权的基础“。据说,该提法最早出自李铁映,虽然具体理论语焉不详,但道出了真谛。

国企是政府投资的引擎,除此显性功能外,国企特别是央企和垄断性国企,还具有隐秘的政治功能,在于:一是通过垄断资源和垄断行业,攫取巨额利润,向政府输送,成为执政的经济基础;二是遮蔽和粉饰特殊的统治成本的功能,大量非正常的政治费用需要通过国企的平台转移和支付,国企成为非正常政治活动的小金库。

这两种隐秘的政治功能决定了国企治理结构的先天缺陷,主要表现为:一是政企不分,二是家长制,三是财务不透明。

国有企业公私融合(PPP)改革虽然热闹一时,但不是国有企业在战略层面上的改革。国有企业的严重腐败有目共睹,高层权衡利弊,依然不弃,仅以加强党在国企中的领导地位作为遏制腐败的药方。在国企改革上,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政权根基是改革不可触碰的巨石。

但是,所谓“国有企业是政权的基础”,这是一个相当简单化的论调,折射出一种危险的简单化的思维模式。垄断国企既为政权输血,也向市场和社会吸血,是一把双刃剑,必将害死市场,进而危及政权。

至于其他两项改革——金融与土地改革,以及社会法改革和民法典编纂,前景也令人担忧和疑虑。

 

金融垄断硬约束

股票发行注册制改革真伪辩

小政客的虚伪策略居然成为一个大国的政治原则

中国金融制度有诸多怪现象,一方面是国家金融垄断铁板一块,另一方面是民间集资诈骗风起云涌,例如最近骇人听闻的E租宝事件。其实,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根源在于金融垄断导致金融监管的结构性扭曲。为维护国家金融垄断,立法剥夺了民间融资的空间,刑法成为规制民间集资的唯一法律,所以,对于民间集资,我国没有“过程监管”机制,只有“结果监管”机制,对于非法集资没有预警机制,必然导致集资诈骗大案频发。

改革的方向应当是,松动国家金融垄断,还民间集资的自由空间,同时以注册制和信息披露制为核心,建立起对民间集资的“过程监管”机制和预警机制。

改革的希望本寄托于《证券法》的修订,但它却真伪难辨。

《证券法》修订是2015年修法的重头戏,因为它要引入股票发行(IPO)注册制。所谓股票发行注册制,相对于审批制和核准制,起源于美国1933年《证券法》,它是指监管者强制申请公开发行股票的企业进行信息披露,企业只要进行了信息披露,并在证券监管部门注册,即可公开发行股票,监管部门无所谓许可与否之权。

IPO注册制表面上是证券发行的程序问题,但实质是一场釜底抽薪的金融体制改革。它的深刻意义在于:

第一,中国现行的金融制度,是以刑法“非法集资罪”为核心建构起来的金融垄断体制,企业没有融资自由,而IPO注册制将给予企业融资自由,因为在理论上,符合条件的企业都可以公开发行证券。 

第二,中国企业融资将逐步从间接融资转向直接融资,作为间接融资的中介——国有商业银行,对存款的垄断地位将被动摇,每年来自存贷款利率差的上万亿利润将被削减。

第三、由于商业银行对存款的垄断地位被动摇,必然波及依赖商业银行贷款的国有企业的生存,国有企业的资金垄断地位也将被动摇。此外,在IPO注册制下,民企和国企将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在资本市场上博弈,民企的活力将被大大激发,金融市场化才能真正实现。

中央高层认识到IPO注册制的“四两拨千斤”的深远意义,所以,将其置于本届政府改革清单中至为重要的地位。但IPO注册制的实施是一个复杂工程,需要全面修订《证券法》,需要相应的配套制度。配套制度包括:

第一,解除IPO注册制与挂牌上市之间的捆绑关系,否则,证券交易所自身的技术承受能力和监管能力的有限性将会限制注册制下IPO的容量,使得IPO注册制失效。

第二,建立多层次资本市场,使得IPO注册制下募集的巨量资本可以不限于在证券交易所中交易,可以进入更为广阔的交易市场,为IPO注册制释放巨大能量建构一个多元化的交易归宿。

第三,有严格的信息披露和法律责任制度。在今后很长时间内,中国企业仍然普遍具有资金饥渴症,欺诈具有强大的驱动力,加之社会诚信基础薄弱,无严刑峻法予以配套的IPO注册制必将是一场混乱,甚至灾难。

其配套法律责任制度至少包括:在刑事责任上,刑法第160条必须修改,第160条规定:“欺诈发行股票,数额巨大,后果严重,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它应当与集资诈骗罪同刑,设死刑,或最高刑期提至15年;在民事责任上,应当建立集团诉讼(class action)制,重拳打击欺诈行为。

但是,2015年《证券法》的修订,在IPO注册制上并无实质性的进展,在刑法的修改和集团诉讼制上毫无动静,在多层次资本市场的建构上,也无实质性的开拓。可见股票发行注册制缺乏全面布局,令人遗憾。

虽然2015年4月20日《证券法》(人大审议稿)专设第二节“股票发行注册”,但细读之,却无世界通行的注册制之实质。

首先,它未解开揭开IPO注册制与挂牌上市之间的捆绑关系。虽然审议稿第19条规定:“公开发行股票并拟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的,应当依照本节规定注册。公开发行股票且不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的,其注册条件和程序由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依照本节的原则另行规定。”但由于中国尚无发达的多层次资本市场,所以,IPO注册制必然与上市交易捆绑。

股票发行注册制与上市交易捆绑,虽然注册制仍可名之为“注册制”,但由于可以上市的公司数量的有限性,必然决定所谓注册制是“伪注册制”。

在注册制下,多少公司可以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交易,取决于交易所的容量。而所谓交易所的容量,由两项能力决定:一是硬件技术能力。如果上市公司的数量十倍扩容,现行的电子化交易系统可否承受?由于电子技术的高度发达,这不是问题;二是监管能力。如果上市公司的数量十倍扩容,现行的监管能力可否承受?这是有疑问的,仅信息披露的监管就是一个巨大的负担,将引发监管崩盘。

所以,将股票发行注册制与上市交易捆绑,或者客观上不可分,上市公司的数量虽有所增加,但增幅非常有限。

2015年12月9日证监会称:“注册制实施后,对新股发行节奏和价格不会一下放开,不会造成新股发行大规模扩容。”证监会说了一句实话,但问题是,一个不会带来上市公司数量大幅增加的所谓注册制,必然是一个“伪注册制”。

我在多个场合听有人侃侃谈:“什么是注册制?解释权在证监会,美国式的注册制不是标准定义。”其实,注册制的定义不分不分美国式和中国式,定义背后的法理是一样的。

当然,如果改革者无改革之诚意,仅以注册制为由头刺激民众想象,为政绩涂脂抹粉,所谓改革沦为概念游戏,以雕虫小技治理大国,真是不如“不折腾”。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批评闭关锁国者“小商人的卑鄙策略,居然成为一个大国的政治原则”,注册制的改革在中国也是相似的命运:小政客的虚伪策略,居然成为一个大国的政治原则。

注册制改革缺乏诚意,还有其它表现:

《证券法》审议稿第22条规定:“公开发行股票,由证券交易所负责审核注册文件。审核程序应当公开,依法接受监督。”本质上这是“权力下放到交易所”的核准制。由于在交易所层面,权力制衡更为薄弱,所以,交易所腐败风险将剧增。 

更赤裸的是,审议稿第23条规定:“注册生效不表明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对股票的投资价值或者投资收益作出实质性判断或者保证,也不表明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对注册文件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作出保证。”这完全是证监会的免责条款。这可能才是中国特色的股票发行注册制的“干货”所在。

即使是如此扭曲的股票发行注册制,《证券法》的修改也是步履缓慢,以至于国务院无法忍受和等待。

特别是2015年6月的“股灾”,滞缓了《证券法》修订的进程,并全盘打乱了改革的步伐。一是严重冲击国务院的“全民创业”计划的实施,股市低迷,“天下暂无馅饼”,如何刺激创业者的创业热情?二是严重影响国有企业改革,在股市的高价位上推出部分国企产权社会化改革的设想,也化为梦想。

2015年12月9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通过了拟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的《关于授权国务院在实施股票发行注册制改革中调整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有关规定的决定(草案)》。在《证券法》修订之前,赤膊上阵,只争朝夕,这在改革史上还是很罕见的。但如果这是一个伪注册制或裸注册制,即使提前实施,意义何在呢?不过是一场“说走就走”的裸奔而已。

 

集体土地真的会流转吗?

土地流转不是法律技术问题,而是“政治风险”问题

中国的集体土地所有制存在严重的弊病,症状主要有三:一是土地利用效率底下,二是集体组织腐败严重,三是农民利益无充分保障。土地私有化是一种可以考虑的改革方向,但工程浩大,也非意识形态所能容忍,所以,以集体土地流转作为改革的突破口是现实的选择。 

2015年3月10日,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将《农村土地承包法》的修订列入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今年的立法计划,目前,全国人大农业与农村委员会正负责修订工作。

目前农业的生产经营方式正发生重要变化,各种新型经营主体——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等大量涌现,土地流转和规模经营速度加快。此次《农村土地承包法》的修订工作面临的主要问题,就是如何使农村的土地承包制度与农业的生产经营方式相适应。

为实现这一目标,法律如何构造一种新的权利结构?部分学者提出了“三权分置”方案:“近几年来我们国家开始试验在土地分布条块小型化、分散化的情况下想办法把土地合并,建立家庭农场,甚至是城市人到农村去做规模化的农业。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因为要长期的建立农场,就需要确定农村土地新的权利。把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概念在法律上固定下来,对于以后新出现的权利,设为耕作经营权或者耕作权,构成三权分置。”

建议是可行的,在法理上,该方案本质上是对已经类型化的权利(土地承包经营权)中的权能(耕作权)再类型化,这样在同一土地上就存在三层财产权结构:所有权——土地承包经营权——耕作权,虽然繁复,但符合财产权法定主义原则。

农村集体土地三层财产权结构非常接近于永佃权。耕作权与收租权相分离,田面权与田底权相分离,农民变相成为“地主”,中国农民的经济地位将因此项改革发生重大变化,也面临风险。

但是,是否采纳?取决于高层的政治权衡。最大的政治担忧是,农民是否可能因此将失去土地,引发政治风险,危及政权基础。这显然不是一个法律技术问题,而是一个政治问题。

 

慈善法还是伪善法?

若无减免税,慈善法就是一部瓷法

慈善法是2015年立法中最令人期待的一部法律。慈善法的历史源远流长,英国17世纪就颁布《慈善用益法》,但社会主义中国却一直没有慈善法,立法现状与国体性质实不相谐。

我国政府为什么对慈善组织和非营利组织长期采取保守的态度?原因无非两项,一是政治原因:控制民间组织,防止“敌对势力”渗透,挑战政府权威,保障社会稳定;二是经济原因:防止借慈善组织之形式避税。当然,后者是次要的,前者是主要的。但是,这种保守的态度带来的问题也是严重的,中国慈善业的种种怪相正源于此。

虽然慈善具有强烈的伦理本质,但慈善事业所具有的深刻的经济意义被政府严重忽视。慈善的经济意义主要表现在:

第一,慈善组织虽不以营利为目的,但仅表现在不分配利润和剩余财产,慈善组织依然可以营业,慈善组织的营业活动也是一国GDP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二,慈善组织将解决大量人口的就业。

第三,慈善事业将缩小贫富分化,使得社会经济结构更趋合理。 

第四,最近,政府试图通过减税的方式促进经济发展,但发展慈善业本身就是一种减税,因为慈善法的本质就是一部“慈善免税法”。 

在《慈善法》起草之时,应当大胆提出“慈善经济”概念。

显然,中央高层高度重视慈善立法,慈善立法的节奏之快,前所未有。2014年全国人大启动慈善立法,由内务司法委员会负责起草。2014年12月,内务司法委员会邀请各方专家在济南郊区骏腾宾馆召开一周的封闭会议,广纳善言。今年春节后,内务司法委员会即完成慈善法草案,在内部征求意见。 

2015年10月,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七次会议初次审议了《慈善法(草案)》,并将草案在中国人大网公布,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目前草案已转至全国人大法律工作委员会作最后打磨,预计在2016年3月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审议通过。

《慈善法》将给予慈善组织怎样的红利?用一个简单的比喻,就是“一个篮子,三个苹果”。谁有志从事慈善事业,国家将给予一个篮子,即慈善组织的设立。篮子中有三个苹果:第一个苹果是享有以慈善之名活动的权利,第二苹果是享有公开募集善款的权利,第三个苹果是享有国家免税或减税的权利。这就是慈善法的基本法理结构。

在篮子的授予上,慈善法草案非常的开明。草案第十条关于慈善组织的设立,采准则制,与《公司法》中公司的设立一样,只要符合法律规定的条件,即予以登记。

草案第114条则更为开明,规定:“以开展慈善活动为宗旨的非营利组织即使没有登记,也可以开展力所能及的慈善活动,但应当遵守本法相关规定,并依法享受相关权益。”可与英美国家的开明立法相媲美。

但是,重要的问题在于,如果国家不给予第三个苹果,即慈善事业若无实质的减税和免税权利,所谓慈善法是一部伪善法,是一部瓷法,仅仅妆点门面,而无实用。但是,在草案中,没有具体的税收减免规定。未来慈善组织能否有实质性的减免税的优惠?目前,财政部和国税局的保守态度是令人担忧的。

 

住房公积金制度改革无诚意

最大的受益人是国有商业银行

在社会法领域,除慈善法外,《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修订也是一个重大事件。

截止2015年7月底,全国住房公积金缴存职工1.1亿人,缴存总额8.31万亿元,提取总额4.34万亿元,缴存余额3.97万亿元;累计向2300多万户职工家庭发放个人住房贷款4.75万亿元,贷款余额2.88万亿;沉淀金额在1万亿元以上。金额巨大,这是一个需高度重视的制度。目前,条例修订中争议最大的问题是增值收益的归属。

根据现行条例第29条的规定:“住房公积金的增值收益不归缴存人所有,提取管理费用和风险准备金后,归政府财政,作为城市廉租住房建设的补充资金。”该条规定在实施中引发了广泛的批评。在该条的修订讨论中,反对修改的力量主要来自政府部门,但恶法终究不得人心。

目前,国务院法制办公布的条例征求意见稿第三十一条对此做了重要的修订,废除了“归政府财政”的规定,修改为:“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应当将住房公积金的增值收益存入在受委托银行开立的住房公积金增值收益专户,提取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的经费后,全部用于建立住房公积金风险准备金,不得挪作他用。”

显然,该条的修订具有很大的隐蔽性。一方面,它没有规定增值收益的最终归属,更没有明确规定增值收益归缴存人;另一方面却规定:增值收益全部用于住房公积金的风险准备金。其实,是为今后政府收走住房公积金增值收益打下伏笔,瞒天过海,此为缓兵之计。 

现行住房公积金的真正受益人是国有商业银行,每年上万亿元的住房公积金以极低的存款利率2.33%存入国有商业银行,商业银行利用公积金的存款对外进行商业放贷,利率约6%-8%,每年从住房公积金上获取存贷差利润至少在500亿元以上。然而,此次条例修改已经酝酿十年,却无实质变革,“商业银行是真正受益者”的格局将纹丝不动,令人惊诧。

这是一项极无诚意的所谓改革。

 

民法典还民结社自由权

民法典是因循守旧,还是改革创新

2015年民法典的起草工作集中于民法典总则的起草,《民法总则》预计将于2017年颁布。法人制度事关公民的经济自由和结社自由,意义重大,所以,法人分类成为民法典总则起草中的争议最大的问题。

目前,全国人大法工委《民法总则》初拟稿采营利性法人和非营利性法人分类,令人关注。

营利性法人和非营利性法人的分类是当前最急需解决的问题,也是最有实践意义的分类。其意义不仅仅是理论分类,更在于通过民法典将非营利法人创设为一种基本的法人形态,并制定《非营利法人法》作为配套法律。现有的社会团体法人、基金会法人、民办非企业单位(民办事业单位)等均采纳该法人形态。目前,尚无法解决法人资格的非营利组织,如现有的13.9万个宗教活动场所,无须另行立法,直接登记为该法人形态,即可解决法人资格问题。今后,出现新的非营利组织,都无须单独立法,直接纳入其中即可,对于国民结社自由和非营利组织在中国的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但是,如果立法者不单独制定《非营利法人法》,民法典上的营利性法人和非营利性法人的分类将无实质意义,必将继续沿用社会团体法人、基金会法人、民办非企业单位三元模式,新型的非营利法人在三元模式中将无法生根成长。这是一种极有可能的结果,所以,《民法总则》初拟稿采营利性法人和非营利性法人分类,给我们带来的可能只是一阵短暂的欣喜。

2015年改革中的虚虚实实、真真假假,让人雾里看花,眼花缭乱,难探其因。当然,中国的经济改革最终目标是建立更为市场化的经济制度,但如何把握改革的节奏?确实是一项复杂的工作。

2015年12月7日习近平参加中非论坛,同非洲国家领导人共进早餐时,习近平讲到治国理政。他说:“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就好比骑自行车,骑得太慢不动会摔下来,骑得太快也容易栽跟头。只有明确目标,根据不同的路况,把握不同的速度,才能骑得又快又稳,掌握平衡。” 

这也许是中国经济改革曲曲折折前行、左左右右摇摆、虚虚实实呐喊的原因之所在,因为改革要在市场化和社会稳定、政权根基之间保持一种平衡。 

如果仅仅是平衡,希望犹在,因为毕竟是真诚的改革。但令人担忧的是,硬约束下的改革,可能不仅仅是平衡问题,而是真伪问题。

根据作者2015年11月8日在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EMBA班的演讲和2016年1月17日在《中国民商》新春座谈会上的发言整理,原载2016年第一期《中国民商》杂志,本文为未删节版

资中筠:颂圣文化不改变,人种都会退化

 

 以中国“士”的传统而言,这六十年是“颂圣文化”一枝独秀,发展到空前规模。为什么这么快就达成舆论一律,多少硕学大儒否定自己积几十年学而思、思而学之所得,放弃“自由之思想,独立之人格”?在什么程度上是被迫,什么程度上是自愿?这种情况是怎样形成的?试从客观、主观两方面因素探讨: 

(一)客观形势

中国再一次出现大变局,产生了史无前例的“政教合一”的体制。政治领袖与思想“导师”合为一体。中国读书人失去了代表“道统”的身份,成为依附于某张皮的“毛”。这是最根本的变化。如果说新政权废黜百家,独尊“马克思主义”(加引号是因为实际上并不完全是马克思主义),那么对“马克思主义”的解释权不在学院,而在中南海。不但“朕即国家”而且“朕即真理”。过去天下士子考科举,需要熟读经书,而不是当朝皇帝的御笔批示。今之“政治学习”需要熟读的不是马恩经典著作,而是领袖言论。“导师”也说要建立“新文化”。若全盘“马克思主义化”果真能做到,那就是全盘西化。这当然不可能,要“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如何结合?一种外来思想需要嫁接到本土的思想资源上,结果不是嫁接到经过百年启蒙的已经初步建立以民主和科学为目标的新文化上,而是越过两千年嫁接到了秦始皇那里,自称是“马克思加秦始皇”,其实与马克思的学说关联甚少,而是“斯大林加秦始皇”。这里面多的是历代帝王的统治术加现代集权,少的是以民主宪政为核心的现代政治学。这是在执政之后,在取得政权之前是嫁接到陈胜吴广—李自成,“文革”期间则是二者的奇异结合。

以此为标准,进行全体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把对是非的判断权全部收缴上去,以一人之是非为是非。愚民政策臻于极致,读书人失去独立思考的权利,逐渐成为习惯,也就失去了思考能力和自信。“虽千万人吾往矣”是建立在“自反而缩”的基础上的,就是坚信自己是正确、有理的,如果这点自信没有了,无所坚守,自然再难谈什么骨气和“浩然之气”。于是“士林共识”没有了,一人一旦获罪,在亲友、同事中得不到同情和支持,在精神上也彻底孤立,这是最可怕的境地,犹如天主教的革出教门。过去中国的皇权体系,“政、教”相对说来是分离的,现在反而把对信仰的操控与政权合一起来,从世界思想史的角度论是大倒退。

做到这一点,端赖持续不断的对全体知识界贯穿始终的“思想改造运动”。最初首当其冲的是最高级的知识精英,即大学教授和科学院的高级研究人员。他们之中被认为有“历史问题”的,在之前的“镇反”运动中已经遭难,知名的如雷海宗、叶企荪等。1950年,燕京大学一位美籍教授回国,学生为之送行,送了一块“春风化雨”的匾,受到上面严厉批评,燕大的党支部做深刻检讨。借此,清华、燕京等与外国关系较多的大学展开了“肃清帝国主义思想影响”的运动。抗美援朝开始后,发展为反对“亲美、崇美、恐美”的运动。大规模的教师思想改造运动从1952年开始。各大学学识渊博、平时备受尊崇的教授们在大会小会交代历史、检查思想,批判和否定自己半生的著述。越是学术成就大、地位高的,越难“过关”。下面坐的多为自己的学生,他们的任务是“帮助”老师更加深刻地认识自己的“反动性”。紧接着“三反”、“五反”、文艺界批判电影《武训传》、“反胡风”、批判“红楼梦研究”,等等,再后来就是众所周知的“阳谋”,精神领域无一幸免。许多教授的自我批判被选登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报刊,今天看来,其自贬、自虐的程度惨不忍睹。刊登出来的是知名人士,实际上大小知识分子几乎人人都写过无数此类今天令自己汗颜的“思想检查”(笔者当然不例外)。从此独立人格荡然无存,不但是非标准,连审美标准也不再有自主权。

主要批判的内容,恰好就是支撑读书人精神的上述第二点传统——重气节。具体批判的重点为:“清高”(自以为不问政治,政治要来问你)、“骨气”(有阶级性,反对剥削阶级宣扬的反动“骨气”,对“人民”必须“折腰”)以及“旧道德”(家庭伦理、朋友信义等都以阶级划线,反对小资产阶级温情主义),乃至鼓励投(革命之)机(转变越快越好,不必怕落“投机”之嫌)。

另一条主线是追随苏联。第一次令高等院校元气大伤的改组,就是依照苏联模式,那一次的“调整”特点是高度实用主义,重工科、抑文科,甚至理科(纯自然科学)也服从于工科需要,许多社会科学的学科干脆取消。从此大学失去自主权,中西的通识教育传统都被扬弃,只生产“听话、出活”的工匠,再无独立思想可言。在自然科学界一个典型的例子,是苏联大肆宣扬李森科、米丘林时,中国生物学界亦步亦趋批判孟德尔—摩尔根遗传学,压制一切不同意见,不少知名科学家放弃科学真理加入批判队伍,而以谈家桢、胡先骕为代表的坚持科学良心的科学家遭同行的公开批判。但是苏共二十大前后,李森科在苏联失宠,于是中国科学界也奉命开始转向。当时的科学院院长竺可桢“代表有关方面”向他们道歉 。仅此一例,已可见即使在重实证的自然科学界,政治已经压倒科学真理,多数知名科学家也屈服于高压之下了。以后顺应政治斗争需要,科学泰斗公开发表文章肯定“亩产万斤”,原子物理学家发表文章论证大气中核试验的放射微尘于生物无害,也就不足为奇了。

有时恩威并施,或者领导层间或有较为开明的,最后都被压倒。1956年周总理作“关于知识分子报告”,在知识分子接受改造的前提下,表示尊重和团结知识分子,随后一批高知被发展入党。紧接着一场“阳谋”,知识分子又遭大规模洗劫。不少刚入党的又变成右派,开除出党,有的还来不及转正,就划归“敌人”了。在大饥荒尾声的1962年,陈毅副总理作著名的为知识分子“脱(资产阶级)帽”讲话,使知识界又升起沐浴皇恩的希望,奔走相告,额手称庆。但是紧接着就是“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等于否定了这次讲话,此后“阶级斗争”一浪高过一浪,卒至打入“臭老九”,相当于元朝的“九儒、十丐”。

早在1958年,领袖已经为“一穷二白”踌躇满志。“穷”者,全民皆被剥夺,私营工商企业完全消灭,农民失去土地,再无人有恒产;“白”者,中华民族几千年深厚的文化底蕴和近百年的文化革新都被洗刷一空,五色斑斓的瑰丽画面变成一张白纸,供一人在上面狂书乱画。到“文革”开始,连十七年的教育都被否定,中小学教员都被认为是“国民党培养出来的资产阶级分子”,以至于掀起学生羞辱、殴打、肉体摧残直至杀害老师的史无前例、惨绝人寰的高潮。在“与一切传统决裂”的口号下,一切基于人性的道德伦理荡然无存,善恶是非以“政治路线站队”划线。古今中外的文化都“扫入历史的垃圾堆”。最后,文化教育领域只剩下八个样板戏、一个作家、一个白卷英雄。斯文扫地、文明退向野蛮,除少数清醒者惨遭杀戮外,全民进入蒙昧时期,中华民族文化浩劫于斯为最。

哈耶克对计划经济导致“思想国有化”有透彻的论述,他指出:极权主义宣传摧毁一切道德的一个重要基础,就是对真理的尊重。在这种社会中,道德中的大部分因素——尊重人的生命,尊重弱者和普遍尊重个人等,都将消失 。这一论断已经为事实所证明。这是新的道德沦丧的起源。

(二)知识分子接受改造的主观因素

当然达到文化专制的前提是“武化”统治。胜利者挟雷霆万钧、横扫玉宇之势,君临天下,手无寸铁的“秀才”们不由得不为之慑服。但是简单地把一切归之于高压下的恐惧,完全是人趋利避害的本性导向人格卑下,既不全面,也不公平。深层次的还有以下一些因素:

1.“家国情怀”的延续。中国人,特别是其精英,百年来最深切的感受是民族屈辱,最大的诉求是国家统一、民族兴旺。这一诉求高于个人荣辱。所以,一句“中国人从此站起来了”的话,足以使无数男儿热泪盈眶,下决心委身于新政权、追随新领袖,其他的都可以放弃和牺牲。这是真诚的、发自内心的。1949年,化学家傅鹰在美国正在犹豫是否回国,读到解放军炮击英国“紫石英号”军舰的消息,他根据以往经验,以为仍将以中国政府道歉了结,没想到新政府对英国态度如此强硬,大受感动,于是决心回国。这种心情是有代表性的。所以,多数知识分子拥护新政权,首先是满足了外抗强权的要求。即使接受了西方教育的知识分子,仍未摆脱寄希望于“明君”的传统。革命领导的个人魅力、传说中的长征英雄事迹,都产生巨大的吸引力,也足以使没有参加革命的人自卑。另外,新政权开始正处于“其兴也勃”的时期,与溃败前的旧政权成鲜明对比,令人对它能扫荡旧社会的污泥浊水升起无限希望。在这种形势下,个人显得十分渺小,不知不觉间接受政教合一的道统并不感到太勉强。

2.二战后的世界形势和潮流。当时两大阵营的对立,非此即彼。选择留在大陆等于选择留在一个“阵营”。二战之后,国际知识界左倾也是一种潮流,因此不少知识分子相信“这边”代表未来,急于跟上世界潮流,怕为时代所抛弃,作“向隅而泣的可怜虫”。特别是朝鲜战争之后,中国与西方多数国家是敌对的关系。政治上的选择与意识形态的“站队”无法分开。思想上有任何个人主义或自由主义倾向,就有“里通外国”之嫌。国家的敌人与思想的敌人相重合。尽管公开宣布的“政策”有“将思想问题与政治问题区别开来”的说法,在实践中却难得分开,稍一不慎就落入政治罪人,人人自危,只能兢兢业业接受“改造”。外部“敌人”的存在被统治者充分利用。所以1962年七千人大会之后,眼看自己在中上层干部中一贯正确的威信有所动摇,领袖曾布置高级干部学习柳宗元的《敌诫》。用外敌的威胁转移对内政缺失的注意力,用以巩固其权威,是统治者常用的手法,在特定的环境下,对中国知识分子特别有效。

3.知识成为原罪。1949年以前受过高等教育者,多半非工农子弟,伴随着对阶级斗争理论的认同而来的是无法摆脱的“原罪”感,“阶级烙印”有如罪犯的金印。“书香门第”不是荣耀而是耻辱,这是对几千年传统的逆反。即使贫寒出身的子弟一旦受了高等教育,也被认为“变质”。除了少数已是“左派”的知识分子外,多数对“马列”理论不熟悉,所以许多饱学之士都有一种自卑感,真心诚意愿意重新学习,用新的理论来审视自己过去的学问。有意思的是,很多人都开始学俄文,却很少人学德文,可见实际目标还是学苏联而不是马恩经典。

4.“颂圣文化”的延续和大发扬。如前所述,“颂圣”本来就是传统文化的一大特点,无论大儒或白丁概莫能外。所以偶像崇拜、领袖神化、歌颂太平盛世,都有深厚的土壤,在新的气候条件下推向极致而很少遇到质疑和抵制。在历次政治运动中不论受到怎样的不公平待遇,乃至家破人亡,都被要求“正确对待”,还是“臣罪当诛兮,天王圣明”的延续。后来冤假错案得以“平反”,则感激涕零,“天王”更加圣明。“文革”之后,还有人发明了“娘打孩子”之说,一切罪责一笔勾销,就此对绝非外患造成的民族灾难心安理得地拒绝反思。

以上几点是最初阶段接受“改造”的“自愿”因素。以后,一轮紧似一轮的“阶级斗争”使强制的成分日益增加,但已无退路,衣食住行的厚薄有无,以至婚姻、亲情、友谊的自由一切操之于“组织”,想要“归隐”也无可能。同时又被示以“出路”,只要努力改造,达到“脱胎换骨”,就有希望被接纳。这是一种漫长的修炼过程,或可比作经过炼狱达到天堂之路。有人将之比为“温水煮青蛙”,每次政治运动是一次加温,但又对不同人群有所选择,所谓打击5%,团结大多数,于是人人争相加入那95%,直到“文革”95% 都被“横扫”。

当然每个人的阅历与处境不同,思想轨迹各有差异。每一轮的整人运动裹挟一大批人进一步丧失自我,同时另一些开始怀疑、有所觉醒的人数也在增加。“文革”的狂飙使全民陷入疯狂与愚昧,而混乱失控的局面又无意中提供了某种自由思考的空间,那种达于极致的荒谬反过来唤醒了许多人的理性和良知,心中的“神”一经动摇,人性就从混沌中开始寻找回归之路。这种情况在部分知青中尤为突出,在无人指导的情况下,“乱读”了许多“禁书”,无意中大开眼界,吸取了迥异于官方教条的知识营养,成就了新时期脱颖而出的一代文化骨干,有的后来进入高等院校,有的散落民间,成为今之颇有成就的“自由撰稿人”。

以1979年真理标准的辩论为标志,打破“两个凡是”,可以说是一次再启蒙,对三十年蒙昧的祛魅作用有划时代的意义。长期被压抑的理性爆发出来,借此冲破牢笼,封闭的国门再一次打开,中国人与百年前的先辈一样,又一次“睁眼看世界”,又一次受到震撼。长期视为不可动摇的教条和权威在理性面前失去力量;原来不能想象的都可以成为现实。是非观念又回归常识。幸而长寿的老一代学人,劫后余生,又焕发新的活力,恢复自信,在学术上仍能有所贡献。恢复高考初期入学的青年学子有幸得到这一代老先生的亲炙,在某种程度上,薪火得以传续。新时期的第一个十年虽然没有出现百家争鸣的局面,但是思想空前活跃,在精神上充满活力,为1949年以来所仅有,涌现出一批好学深思、勇于探索的中青年学子,如果有机会发展下去,有望继承“五四”的传统,对在新时期重建新文化有所作为。

但是,这场思想解放与“五四”前后的新文化运动不可相提并论。其致命的弱点在于收放仍在“如来佛手心”。掌权者为特定的政治需要服务,给予一定的鼓励,但不打算作彻底的反思和清算,基本体系不容突破,旧势力的阻力十分顽强,所以在前进中道路迂回曲折——镇压“民主墙”、反精神污染、反资产阶级自由化、反人道主义……知识分子仍然动辄得咎,心有余悸,没有安全感。这一轮新的启蒙仍以“武化”手段结束。以此为分界线,文化思想再一次逆转。在“思想上保持一致”的口号下,实际上恢复了“两个凡是”,以在位领导的是非为是非。1992年的“南巡讲话”,挽回了经济倒退,而对政治思想却反其道而行。一方面是毫不放松的思想钳制,另一方面是拜金主义、商业大潮和恶性市场竞争,这两面夹击对思想文化起到“逼良为娼”的作用,知识分子进一步犬儒化,文化进一步低俗化。当前,尽管以言获罪之事仍不断发生,但比前三十年环境已相对宽松,也存在体制外的其他出路,但是自觉地揣摩上意的风气却更盛,说一些常识性的真话者竟成异类,或者被誉为特别“勇敢”。颂圣文化又一次抬头,而且随着国力的加强愈演愈烈。

再以前面所列“士”的三点传统来看今之知识分子的主观世界:

家国情怀、忧国忧民,和对“道”的承载,依然存在于一部分人中间,现在转化为对严重的时弊和改革倒退的忧虑、对普世价值的追求,还有拒绝遗忘,追寻和揭示历史真相的努力。这些在进入耄耋之年的老人中特别强烈,同时在中青年中仍不乏有志者。主流媒体以外的报纸、杂志以及论坛,如雨后春笋,此起彼落,前仆后继,承载了当代优秀思想和探索,加之网络对冲破禁锢、活跃思想的作用,构成一道闪闪发光的文化风景线。

但是毋庸讳言,多数青年学子的家国情怀日趋淡薄。其原因是现在个人命运不一定与民族国家紧密联系,可以“用脚投票”,而且出路与才能成正比。合则留,不合则去。人才国际流动是大势所趋,无可非议。同时,正义感与理想也为现实的功利所淹没。如果说,前三十年的思想改造主要是为威武所屈,那么现在有话语权的上层精英多为富贵(名利)所淫,而多数尚未站稳脚跟,忙于为稻粱谋者,则可以说是为贫贱所移。多数人并非良知全泯,但感到无力和无奈,而抗拒则立即失去很多,于是选择与种种明知非正义的“潜规则”或“明规则”妥协。自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中叶的留学生主要是“偷天火”,企图回国进行启蒙,改变黑暗、落后的现状;今之留学生则是主要为自己找更好的出路,如果选择回国来发展,大多不是改造社会而是被改造,一部分甚至成为维护现状的吹鼓手。士林已无共识,即使有,也各人自扫门前雪,形不成道义的压力。少数有所坚守,进行了抗争的,受到迫害时往往孤立无援。有识者所忧虑的社会危机都是长远之事,至少目前还能在歌舞升平中苟安于一时,何苦自寻烦恼?

至于主流文化,一切新老传统的特点中唯有颂圣文化如鱼得水。当下的“颂圣”不一定表现在直接颂个人,而是颂“盛世”。在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因经济增长迅速而国际地位空前提高,相当多的知识分子在收入和社会地位上是得利者。在此情况下,直接或间接“颂圣”表现为新特点是:以各种“理论”维护现有体制,否定必要的改革,为显而易见的弊病——特别是当前严重的社会不公和弥漫性的腐败——辩护。一部分所谓“文人”在因颂圣而名利双收中不但堕落到无耻的地步,而且已经超越了起码的人道底线。以至于汶川地震中出现“纵做鬼,也幸福”和“含泪劝家长”那样的“作品”丑闻,此举招来网上一片骂声,但是并未引起“舆论哗然”,他们感受不到任何压力。那位文化明星依然为主流媒体所追捧,频频以“大师”面貌亮相。实际上这种“颂圣”充斥于媒体乃至日常生活,人们对此习以为常,已经麻木,只不过那两位的言论发生于国殇之际,特别引人注目而已。

古之颂圣还有真诚的一面,出于对某种纲常的认同。今之“颂圣”多数言不由衷,明知其非。在大会、小会上一本正经地说,大小笔杆子成本大套地写的内容,在茶余饭后私人之间却是讽刺讥笑的话题。人人都做两面派,丝毫没有歉疚感。古之欺君是大罪,今之“君”似乎有意需要被欺。古来帝王还相信以史为鉴,可知兴替,所以史官还有一定的写真事的空间。今之官史不但不发扬“以史为鉴”的优良传统,却着力于屏蔽真相,伪造历史,拒绝反思。这一点对青年一代毒害尤甚,使他们对当代事、近代史完全无知,对古代史严重误读,重新陷入蒙昧。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进入21世纪以来,或者更早,各种版本的极端国家主义思潮大行其道。有的表现为“国学热”,有的表现为直接排外、仇外,有的借近几年经济增长之力自大狂,真以为中国可以拯救世界;有的重新肯定古今一切“传统”(例如所谓三个传统——儒家、[1949年以后]前三十年、后三十年——一并继承,就是不提1840年以后那一百年),有的公然倡导“政教合一”,还有赤裸裸地恢复已经被拉下神坛的领袖的神话和崇拜,大造神像,等等。极端国家主义否定了百年来洒满无数先烈鲜血的谋求民族振兴的道路,甚至否定近三十年的改革。所有这些论调,殊途同归,落脚在质疑或反对普世价值,把“社会主义”嫁接到专制皇朝,通过美化古之帝王(包括暴君),颂今之“盛世”。

百年近代史上,每逢改革到一定程度,需要向民主、宪政的道路转型的关键时刻,总有以“国粹”抵制“西化”的思潮出现,以“爱国”为名,反对社会进步,行祸国之实。而这种言论总是有一定的迷惑力,因为它能打动国人一种敏感的情结——即“五千年辉煌”与“百年屈辱”,把一切不满转向洋人。所以,以“反洋”为旗号的,无论理论上如何不合逻辑、如何歪曲历史,无视客观现实,在表面上却常占领道义制高点,同时为当局所鼓励,至少默许。在位者以“××亡我之心不死”(过去是“帝国主义”、“帝修反”,现在是“境外敌对势力”)来掩盖施政的缺失,压制国内的不平之鸣;摇旗呐喊者以虚骄的对外的“骨气”,掩盖实质上与权势的默契和“颂圣”。上述“含泪劝家长”一文,用的借口也是家长维权讨个说法,就要为“境外敌对势力”所利用,罪名吓人。这种论调动不了国际霸权主义一根毫毛,只能掩护国内的贪腐权势集团,误导善良的爱国者,抵制改革,阻挠中华民族走人类共同的进步道路。此种思潮再次进入主流文化,则改革头十年思想解放的成果又将遭毁灭性打击,社会不进反退,中华民族可能付出沉重的代价。

有鉴于此,当前我国急需开启民智,掀起一次再启蒙,打破新老专制制度造成的精神枷锁,否则民族精神有日益萎缩之虞。在这方面,号称“知识分子”者责无旁贷。有人认为“启蒙”是某些人自以为高明,高高在上教育别人。其实如康德所言“启蒙就是……有勇气运用自己的理智”,就是用理性之光照亮蒙昧的心智。在长期思想禁锢的制度下,每个人都需要而且可以自我启蒙,也可以相互启蒙。当然不能讳言“闻道有先后”,先觉者有义务与他人分享自己之所悟。首先,知识分子需要自己解放自己,争取人格独立,减少依附性,坚决抵制颂圣文化,摆脱祈盼或仰望“明君”的情结,努力面向公众,理直气壮地弘扬普世价值:人权、法治、自由、平等、宪政、民主,这可以说是今天的“道统”,是自救与救国的需要,无关“西化”或外部压力。不断撑开文化专制的缝隙,见缝插针地做一些扎实的启蒙工作,继承百年来先贤未竟之业,建设以民主和科学为取向的“新文化”,假以时日,经过几代人的努力,民族精神振兴或许有望。

本文选自资中筠公开出版的《士人风骨》一书

袁隆平:中国最大的劫难已无法避免

微销报

一、没有比人们的吃饭更大的事情。尽管中国的危机很多,比如政治危机、经济危机、信仰危机、领土危机、社会危机等等,但只要军队稳定、老百姓还有饭吃,任何危机都可以克服,或者都在保持有序的情况下有办法克服。但吃饭的危机是个例外。如果老百姓没有饭吃了,或者食物短缺了,那么就天下大乱了,政治也好、道德也好、经济也好、良心也好,一切、所谓一切,包括政府,都会在食物危机面前荡然无存,不足挂齿。

二、中国不是新加坡,不是汶莱,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大国,有13亿人,这样的国情就决定了,世界上没有任何国家可以养活中国,中国的吃饭问题只能够靠自己解决。

三、同样,食物的供应只能多,不能够少,哪怕是刚好也不行,也会大乱,除非实行计划经济,凭票按人头供应,但现在还可能吗?

四、然而现实的情况是:中国的粮食自给率已经只有80%出头,中国的食用油的80%以上都依赖进口原料加工。据网上资料,仅去年一年中国的进口黄豆就多达6000万吨,按中国13亿人计算,折合到每个人头上是一年将近100斤,这是多么大的数字啊。这里还不说它是转基因黄豆,更不说转基因还对生育能力有害。

五、中国市场上的食物看起来还很丰富。但哪里来的?内行人都清楚,这不是自然生长的食物,是激素催大催长的食物。喂猪,正常喂养要一年,而市场上供应的基本上都是三个月长大的激素猪;喂鸡,正常要半年,现在市场上的鸡肉几乎都是28天长大的激素鸡。还有我们吃的蔬菜,也要靠激素化肥催大。这样的东西毫无疑问,是对身体有害的,不是有很多儿童性早熟的报导吗?三岁女孩就正常来月经了,乳房也丰满了,为什么?吃了父母地里种植的草莓的缘故,而父母地里种植的草莓,都是用激素催大的。还能够整治吗?做做样子安抚老百姓可以,认真可不行。只要认真,市场立马萧条,立马大乱,立马要饿死人,大规模的饿死人。为什么?很简单,只要认真,市场将会无物可供,到哪里去找那么多的、天然健康无害的食物?

六、还有就是种子问题。现在农民手中已经很少有可以自然留种的种子了。以前种子都是在各家各户的农民手中,农民年年留种,这家没有那家有,是安全的。现在不是了,都是年年去种子公司购买,种子公司购买的种子只能够种一季,是不能够留种的,否则长出来的是草。种子公司的种子会出问题吗?只有天知道。但真出问题了,农民哪怕有地也没有种子下地了,多么恐怖!更何况,据报导,我们国家的种业公司一半以上都被控制在外资手里,或被控制在洋人手中。

七、在中国,现在已经是老老实实按自然规律生产食物不但发不了财,就连生存都很困难。比如蔬菜,老老实实按自然规律种植,要三个月,并且还不好看,生虫子。但你多打激素,多打农药,一个月就够了,好看并且不生虫子。更不要说喂鸡、喂猪了,除非是自己吃。还有海鲜、鳝鱼、王八、大闸蟹,几乎都是人工饲养的,激素催大的。

八、农民更没有积极性种粮了。为什么?是同样的道理。老老实实种粮不但发不了财,连生存都很困难。所以,有的地方到处都是荒地,年轻力壮的都外出打工去了。以前,一斤稻谷的国家收购价格可以买4到5斤一般小蔬菜,现在多少?恐怕一斤对一斤也很难买了。今年国家稻谷的收购价格是每百斤120到140元,市场上的小蔬菜至少都是一元多一斤,更有好几元一斤的。谁还种粮食?那是傻瓜。也只有中国还有那么一些老实本分的傻瓜农民,还在种点粮食自给,但不是为了卖钱。农药、化肥、种子等农业生产资料翻着跟头涨价,那么粮食价格能够上去吗?上不去,无解。为什么?很简单,比如稻谷收购价涨到5元一斤(这是所值的下限),那么大米价格就至少要卖到7元一斤以上。城市里的人受得了吗?不暴动才怪!所以,全国都在任意宰割弱势的农民、吃农民、坑农民。俗话说: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虾米吃泥沙!中国农民是生活在当今社会最低层的弱势群体,是连小虾米都能将其作为任意尽享的口中美味!但愿社会的现实不是如此!

九、那么国家粮库里还有多少粮?我不知道,我不是统计局的。但我知道,这么多年来我们年年吃的都是新粮,我也知道就是农民家里也不留储备粮了。因此合理的估计是,粮食的生产周期是一年,我们的粮库里面,粮食也就最多是一年左右。也就是说,我们的粮食储备,不具备任何抗风险的能力。

十、种子会出问题吗?但愿不会,包括转基因种子。国际市场会有源源不断的低价安全粮食供应中国吗?但愿一直都有。农药激素的东西吃了对身体会无害吗?但愿无害。

十一、然而,我看到了农村,只要不是色盲都会发现,农村里面很多小生命小生物都灭绝了,或者快要灭绝了。螺头很少看到了,鳝鱼也很少看到了,野生的鱼虾已经很少了,我家乡的小米虾已经灭绝了,就是池塘、水坝也是混黄的,已经不张水草了。就是以前一下雨打雷,就是漫坡的地皮菌,也在我家乡灭绝了。为什么?只有天知道。  但我们吃的食物真的没有出问题吗?理性告诉我,已经出大问题了,并且很难逆转了。那些灭绝的小生命、小生物,不也是和我们在同一环境下,吃食同样环境下的生物食物吗?他们出了问题,我们还会远吗?

十二、国家,我之国家;人民,我之人民;家园,我之家园。呜呼!我只有一声叹息。我眼前浮现的分明是一片混乱、人相食、饿孵遍地、流离失所的情景,随时都可以发生,并且已经不可避免。还有比这更大的危机吗?没有。位卑未敢忘忧国,但愿我是杞人忧天。

李禄俊: 国民党还没有完成向现代政党转型

陆微信群 

         政治学理论告诉我们,在现代社会里,任何重大方针政策的出台必须经过反复地酝酿辩论。只能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方针政策才能贴近人民,赢得人民群众的尊重。可国民党不是现代政党,马英九政府没有出台倾听人民呼声的决策机制,热衷顶层设计,搞精英政治,许多重大政策的出台没有经过反复的酝酿、辩论,严重脱离社会实际,结果造成民心离散,搞乱了台湾社会,使支持者大量流失。

  如,一直以来,台湾岛内油价都得到台湾当局的补贴:如果国际油价涨了8元,当局将补贴4元给“中油”,消费者只承担4元的涨幅,此谓“减半涨价”。因此,台湾民众长期享受低廉油价的优惠。2012年4月1日,台湾经济部突然宣布实施“涨全涨,跌减半”的政策:国际油价涨多少,台湾亦涨多少;但下跌则不然,若国际油价跌8元,台湾只跌4元,希望借此把以前所亏损的油钱补回来,并在当天调涨了10%。在油价调涨10%后,岛内电价也亦步亦趋。不仅因为燃油发电是台湾重要的发电方式之一,更因为电价长期没有调整,台电损失已逾千亿元,因此涨幅更甚油价:住家用电涨价逾10%;商业用电涨价10%至20%;工业用电涨幅20%至30%。由于电价对工商业造成的成本上升更为直接,波及的行业不胜枚数。

  油电调价双涨,不仅成为百物腾贵的导火线,更是引爆民怨的“压力锅”。岛内打工族的薪水升幅如牛步,但物价却如坐了直升飞机似的快速上升,积累已久的民怨终究会如压力锅里的气,一发不可收拾。从事后披露的资料来看,这项影响全台湾人生活的调价政策竟然只是马英九政府高层几个人与“中油”、“台电”老总们商议的结果,是他们的顶层设计,根本没有听取基层和老百姓的声音。1月14日在台南,一个国民党的台南市议员对我讲,油电究竟该不该调价?肯定应该调,但关键的问题是马英九政府不该一次调到位,应该分次微调,考虑社会的承受能力。而且在调价时机的选择上,马英九政府也犯了兵家大忌,台湾人民刚刚才支持你当第二任台湾地区领导人,你就马上对人民涨价。

  又如2012年5月马英九政府决定从2013年1月1日起在证券市场征收“证所税”。何谓“证所税,即对证券交易获利部分征税。即台股在8,500点以下,股民按现制缴纳3&permil;的证交税即可,无需再纳证所税;而台股在8,500点以上,股民需按大盘指数,额外缴纳0.2&permil;-0.6&permil;不等的证交税,这部分额外缴纳的证交税,可等同于缴纳证所税。证所税提高了投资成本,大户、散户怨声载道,消息一传出,台股市值在短短两个月内就蒸发了两万多亿新台币,投资者因证所税而产生恐慌心理,抛售台股,台湾股票市场成交量大幅萎缩,财政损失严重。到了2015年11月,因临近2016年大选,国民党政府又以在立法院的优势人数,通过废除了证所税的法案。鸿海董事长郭台铭曾炮轰马英九说,为了一年区区百亿元的证所税而劳师动众,完全得不偿失!马英九政府就这样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制定“证所税”政策。特别令人不解的是,政策推出前,在马英九办公室,马英九征求前台湾地区副领导人萧万长等五人的意见,萧万长和另一名经济学家两人明确反对,马英九竟然全然不顾。

  由于国民党不是一个现代政党,造成马英九政府对这些政策可能出现的问题全然无感。这些问题看似是马英九先生自身的问题,实际上是国民党内的一大顽疾,长期迷恋于精英政治,顶层设计,缺乏紧密联系人民的决策机制,没有向现代政党转变,严重脱离人民。

  三、 国民党缺乏党内民主

  台湾有今天这样的民主成就与国民党人过去20多年的开明、努力、带领是直接分不开的。但是,只要将国民党与民进党比较一下,你就会很惊奇地发现国民党自身的党内民主并没有随着台湾民主的发展而同步发展,相反,国民党的党内民主远远落后于台湾民主的发展。国民党现在依然不是现代政党,缺乏党内民主。

  很有意思的是,台湾地区领导人从1996年起就改成了人民直接选举产生,但国民党的党主席却是2000年3月国民党大选失败后才进行直接选举,党内民主进程才开始启动。主席综理全党党务,为“全国代表大会”、中央委员会及中央常务委员会的主席,在主要决策上拥有最后的决定权。现在国民党的党主席是由全体党员选举产生,但国民党的中央委员、中央常务委员会委员却是间接选举产生。它是先由基层党组织选出党代表,由党代表参加全国代表大会,在全国代表大会上选出210人的中央委员会,由中央委员会选出31人的中央常务委员会。从形式上看,国民党的领导机构也是经民主选举产生的。但是国民党县市党部主任委员基本都是由自上而下“空降”任命的,这就造成国民党的党代表基本也由县市党部主委属意的党员担任。基层组织这样的不民主,最后就造成党内贿选成风。谁能拉拢县市党部主委谁就可能出任党代表,谁能拉拢县市党部主委谁就可能出任中央委员,谁能拉拢中央委员谁就可以担任国民党的中常委。相反,民进党县市党部主任委员多由自下而上选举产生,这样就相对保证了中央领导机构产生的民意性和纯洁性。由此可见,党内民主不能是部分民主、局部民主,必须是从下到上的全民主,民主必须体现在党的各个方面。

  另外,国民党在各级选战中推出的候选人一般由党部指派和征召,党内缺乏候选人出线的党内民主机制。2015年的“九合一选举”,国民党的“官二代”候选人连胜文、吴志杨纷纷落马。有人认为这是选民讨厌官二代。这个说法没有触及问题的实质,实质不是特定人选,而是产生人选的机制。几个大佬密室磋商出来的人选,不是官二代也没用。经过公平初选考验的人选,就是官二代也不一定有问题。2015年、2016年的两场选举,我们看到民进党里当选的候选人就有不少官二代,例如谢长廷的儿子谢维洲、苏贞昌的女儿苏巧慧,没问题,选民认可。关键是机制问题,通过党内民主机制产生的人选,无论什么出身,都有较大的正当性和战斗力;未经党内民主机制产生的人选,无论什么出身,正当性和战斗力都不足,还没有上选举战场,已经先矮人一截了(本段引用中央编译局研究员赖海榕的观点)。

  再次,只有党内民主才能解决党内矛盾。1993年赵少康、王建煊等人从国民党分裂出去组建新党,1999年宋楚瑜等人再次从国民党分裂出去组建亲民党。为什么会分裂?分裂的主要原因是什么?我觉得分裂的主要原因就是国民党缺乏党内民主,不能用党内民主来解决党内矛盾。1999年国民党内连宋相争时,李登辉凭自己的个人喜爱和个人权威将宋楚瑜排斥在外。假如当时国民党内有健全的民主机制,让全体党员来决定连战、宋楚瑜谁来代表国民党参选2000年台湾地区领导人,难道会有后来的亲民党吗?这实际上就是没有党内民主的表现。相反,我们看民进党内虽然派系林立,内斗也很厉害的,但是党内民主机制健全,一旦党已决定,各派系都能相忍为党,精诚合作。只有党内民主,才能让赢者、输者口服心服,才能真正实现党内团结。

  最后,只有党内民主才能让全体党员找到归属感,才能激发党内人才辈出,才能加强与人民的密切联系,才能真正制定出人民欢迎的方针政策。

假如未来国民党不建立党内民主的制度机制,就永远解决不了党内团结、理想信念缺失、习于官场文化、不知民间疾苦、人才断层严重的党建问题。党内民主制度的建立是关键,只有这样,国民党才能从一个传统的威权政党转变成一个适应民主社会的现代政党,国民党才可以焕发曾经有的朝气和活力。

  四、依然迷恋于传统竞选方式

  随着民主的深化和国际互联网的迅猛发展,要求政党在民主社会中必须转变竞选方式。这次我们在台湾观察大选时发现,民进党、时代力量在竞选方式上与过去的台湾政党的竞选方式上有很大的变化,而国民党不是现代政党,依然迷恋于传统竞选方式。

  首先民进党、时代力量的立委候选人非常注重宣传自己的政策主张,不随意抹黑选举对手。特别是时代力量的立委候选人黄国昌令人印象深刻,竞选对手就在他竞选总部外20米处刷抹黑他的竞选标语,他坚持不回应、不反驳、不解释,而是更加努力的宣传自己的政见,最终赢得选民认同。相反,多数国民党立委候选人经常是炮火连天,宣传自己的政见不够,但攻击对手口不择言,最后令选民失望被抛弃,如林郁方。实际上随着民主政治的发展,选民日益成熟理性,用过去那种激情攻击和抹黑的竞选方式很难再获得选民的支持和认同。

  其次,在募集竞选经费上,民进党、时代力量等政党主要是用自己的政策主张吸引选民,用自己的服务感化选民,用小额募捐和出售纪念品的方式筹措,而国民党的候选人习惯于以党中央拨款为主,自己筹措为辅。由于国民党的庞大党产是威权政体遗留下来的,这使国民党为其他政党所诟病。事实上,正是因为国民党有庞大党产,使国民党人不思进取。选后在高雄,一位深蓝背景的企业主告诉我,在选举前很长一段时间,民进党、时代力量、亲民党都多次通过电话、电子邮件邀约他参加他们的某某候选人的募捐餐会,恳请支持。他说,我曾经是国民党党员,后来因为办企业才变成了无党派,我就从来没有接到过国民党候选人的募捐电话,说明国民党根本不差钱。

  再次,国民党在竞选组织上,习惯于固桩、造势、游街、拜票,打所谓的传统战、阵地战,对运用新媒体、自媒体竞选研究不够,不积极开拓网络世界,完全丧失了新媒体话语权和网络话语权。而民进党、时代力量主动在网络上建论坛、建俱乐部,积极与年轻人互动,拓展网络渠道,引领网络舆论和网络议题,使年轻人有共鸣感。台湾现在的年轻族群基本都使用facebook,蔡英文现在facebook上的粉丝超过100万人,而朱立伦在facebook上的粉丝只有10多万人,简直就不在一个数量级。而且线上线下相互影响,使国民党在年轻人中的影响日渐式微。1月13日下午2:30在台南,一位热心的台南企业家带我去观看国民党立委候选人谢龙介的造势大会,只见国民党的支持者几乎全是清一色的50、60、70岁的老年人,以眷村家属居多;晚上7:00他又带我去观看民进党立委候选人王定宇的造势大会,那感觉就不一样了,他的支持者几乎全是40岁以下的年轻人。失去青年就失去了未来。国民党必须建立自己的网络话语权。

  最后,国民党在选举的文宣上必须开拓创新。2016台湾大选前的最后几天,我们在网络上看到了几支国民党和民进党的竞选广告。你看民进党的竞选广告,画面非常唯美,语言非常柔美,能触动选民心中最柔软的地方。相反,你看国民党的竞选广告,感觉缺乏创意,就像一位老人在不停地告诫你一定要投票给他。

  实际上,国民党存在的这些问题在马英九当国民党主席前就已经存在了,但遗憾的是马英九当了两次国民党主席,特别是在2008年执政后,集行政权与党权于一身长达5年多的时间,竟然没有痛下决心改革国民党,让国民党从一个威权政治的传统政党向适应民主社会的现代政党转变,反而让问题越演越烈,这才是马英九先生最大的政治失误。

林彪专机的黑匣子找到了,内幕很惊悚

 

来源:演义吧
在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东亚图书馆的一个大会议厅里,讲台上有一个桌子。桌子后面坐着何仁义和一个头发花白的男人。会议厅坐满了听众。其中有记者,学者,中国留学生,和海外华人。
何仁义:“9.13事件有三个重大的疑问。
第一,林立衡在9月7号就知道了叶群和林立果有带林彪去香港躲避的计划。林立衡在9月7号就把这个计划告诉了林彪的警卫刘吉纯和李文普,并要求他们阻止这个计划。所以当时的中央领导人在飞机出事的5天前就知道了叶群和林立果会采取激烈的行动。问题是当时的中央领导人对此做了什么应对计划?采取了什么措施?”
何仁义:“第二,专机机长潘景寅在起飞前为什么没有叫醒两位副驾驶,领航员,和通讯员这四个人?为什么潘景寅要一个人飞?” 
何仁义:“第三,专机升空之后往南飞了一阵子。然后专机转了一个非常大的弯才把方向转成往北飞。为什么专机起飞之后不马上转弯?为什么专机要转一个那么大的弯?是不是因为潘景寅不想让飞机上的其他人觉察到他在转弯?” 
何仁义:“等会儿我会放飞机上谈话的录音。飞机上有机长潘景寅,三个机械师李平,邰起良,和张延奎。乘客有林彪,叶群,林立果,小舰队成员刘沛丰,和林彪的司机杨振刚。刘沛丰把小舰队的电台带上了专机。录音的话筒在刘沛丰的衣服口袋里。在北京的黄永奎把电台里传过来的声音都录在录音带上了。由于在 12号晚已经服了安眠药,林彪在飞机上一直都在他自己的舱里睡觉。这段录音从俄罗斯绝密档案馆解密,里面记录了飞机坠毁前最后5分钟的事情。大家请听吧。” 
何仁义在桌子上的一个电脑上点了一下,当年的录音就从讲台上的两个音箱里播出来了。
 
256号林彪专机,夜晚 
林立果:“几点了?” 
刘沛丰:“两点27分。” 
林立果:“我们到哪儿了?” 
刘沛丰:“我去问问。” 
刘沛丰走进驾驶舱。 
刘沛丰:“老潘,我们到哪儿了?” 
潘景寅:“我们在湖南。”
刘沛丰:“还要飞多久才能到广州?”
潘景寅:“再飞半个小时就可以到了。”
刘沛丰回到普通客舱。
刘沛丰:“老潘说在湖南。再过半个小时就到广州了。” 
林立果起身进林彪的贵宾舱,向叶群汇报。
突然一声爆炸声,飞机剧烈地晃动了一下。
林立果:“怎么回事?”
刘沛丰:“好像起火了!”
林立果:“右机翼起火了,老潘!”
潘景寅:“是吗?会不会是敌人导弹打过来了?”
林立果:“你说什么?什么敌人?”
潘景寅没有回答。这时叶群,杨振刚,李平也开始说话。潘景寅开始让飞机转弯。刘沛丰,林立果,叶群三个人走进了驾驶舱。
叶群:“怎么回事?”
林立果:“老潘,你怎么转弯了?为什么要转弯?”
潘景寅还是没有回答。
叶群:“我们现在在哪里?”
潘景寅还是没有回答。
林立果:“你说话呀,老潘!”
这时飞机又剧烈地晃动了一下。
潘景寅拿起一个话筒带著哭腔喊话:“王主任!王主任!请回答!”
杨振刚在驾驶舱门口急了,大嗓门的吼起来:“机长,你在跟谁讲话?”
潘景寅还是不说话。
林立果突然说:“刚才的响声是定时炸弹爆炸。有人要谋害首长。”
这时飞机开始往下冲。
潘景寅:“糟糕!糟糕!”
刘沛丰拿出手枪顶著潘景寅:“到底是怎么回事?”
潘景寅:“我们在蒙古。现在在往国内飞。”
刘沛丰:“蒙古?”
林立果:“蒙古?”
潘景寅:“起飞前,王主任给我打了电话。要我把专机飞进蒙古。然后等他命令。可是他已经不和我联络了。”
刘沛丰:“你为什么不叫上两个副驾驶?”
潘景寅:“王主任说这是特殊任务,不需要他们参加。”
林立果:“我们进蒙古多久了?”
潘景寅:“我不知道。大概有10分钟了。”
叶群:“进了蒙古,我们就都成叛徒了。”
林立果:“我们死在这里,叛徒的帽子就永远地戴上了。”
潘景寅:“我真傻啊!叶主任,我对不起首长。”
(这时飞机还在继续往下冲。)
潘景寅对著话筒说:“机务舱,把三个引擎全关了。”
潘景寅:“速度还是减不下来。减速板已经失灵。说不定已经脱落了。襟翼控制也失灵了。”
林立果:“赶紧迫降。”
潘景寅:“已经失控了。有人对飞机做了手脚。”
杨振刚:“机长,我不能死。我还有老婆孩子啊!”
潘景寅尽量压制着心里的悲痛,但还是哭了。
过了几秒钟,潘景寅对著全飞机广播:“飞机马上要著陆了。大家赶紧回座位坐好。扣上安全带。把鞋子脱掉。是死是活就看老天的了!”
景寅泣不成声地对著全飞机广播:“林副主席,小潘对不起您哪!”
东亚图书馆,下午
音箱里传出一声巨响。然后就没声音了

 

春晚吕生为什么牛,原来因为她


春晚团队照:照片第一排左起第一位名叫郝婧,她是今年春晚的总撰稿。左起第二位,名叫丁雪玲,她负责今年春晚宣传。第一排中间那位是吕逸涛,出任今年猴年春晚总导演。第四位名叫彭丽娟,是今年春晚运营总监。赵越,主要负责今年喜剧语言类节目的创作的总导演。

央视猴年春晚落幕后,导演吕逸涛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自己对春晚打100分,认为基本按照导演组的规划和设计进行,交出了一份满意的答卷,又指对观众好的建议可以吸纳,不好的建议可以置之不理。
央视也刊登“央视春晚直播收视率超去年,获媒体、网民齐点赞”的报道,引述官方新华社、《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报道,称央视春晚传递中国正能量,反映百姓生活的温馨讲述,给处于历史新坐标的“大家庭”以更多希望与勇气。
虽然官方对自己一手炮制的春晚赞不绝口,但百度一个你对猴年春晚满意吗?的民间投票显示,11万参与者中,高达86%的人选择了不满意。而央视的自夸也立即遭到民众集体炮轰。
有网民嘲讽道:八万评论八万骂,还自评100分,还忽悠民众是齐点赞,你媒体太不要脸。还有网民说:彭丽媛的妹妹彭丽娟是这次春晚的制片主任。这下大家知道吕逸涛为什么会给春晚打100分了吧?这100分是给彭姐妹的!
面对汹涌而至的批评,吕逸涛及央视春晚两者微博账号都关闭了评论功能。
广州作家徐琳2月9日接受本台采访时表示,由于官方宣传意识形态受阻,才会动用所有的方式强行洗脑,包括将一台联欢晚会办成了“新闻联播”,但这样的做法只会令民众更加反感,“正因为社会上人们对他们这一套很反感,看不上他们那些东西,所以他才不得不动用各种手段来进一步加强洗脑,加强他们的宣传。如果一切都好的话,自我感觉良好的话,何必把春晚搞得这么恶心?一个文艺节目还要搞得这么政治化、党性这么强。平时大家已经很反感他了,再这么搞的话,大家更加觉得他虚伪。”

新国骂:你才看春晚!你全家看春晚!

白天 为FT中文网撰稿

隔壁老王家的熊孩子,幼儿园学了个节目,专门排练给邻居看,吃年夜饭的时候,跑跟前表演,结果呢,不好看不说,还倒了胃口,你说他两句吧,老王不干了,把家里门一关,还撂下一句,不好的意见我们置之不理。你说这事儿闹的。

我可没敢说今年的春晚。

既然提到了,咱就说说春晚。民意裹挟,强烈要求猴王上。谁当家谁有做主权,你在旁边指手画脚,你行你上啊。动不动就全民请愿,引发公共秩序严重混乱,转够了500次有你好看。(网传吕姓导演微信:你信不信我查你?——知道什么来头了吧?)

照你们的逻辑,猴年猴王,龙年敖广,狗年哮天犬,马年小白龙,鸡年昴日星君?没看康康选美选了半天,白吃了俩腮帮子,落个猴赛雷,连个镜头都没混上。

不过也得说说春晚这孩子,老大不小了,都33岁了,不跟你提结婚,不问你工资,连盒饭有没有肉都不问,就问问,你咋这么难看

要说你也是开枝散叶了,以前吧,支个圆桌一个主持,顶多俩,后台放个录音机。现在发达了,主持人一大帮,各地有分会场,可为啥还是那几件花红柳绿的衣裳?

打小就听说地主家过年都穿花衣裳,现在电视大,动不动就糊满屏,抢一手红包抬头一看,嚯,吓一跳。灯光是门艺术,颜色是门学问,可没说让混搭当调色板用,说好的格调呢?

微信圈里,还有家庭主妇们在等待赵本山,也难怪,残存的几个小品,非得在萝卜地里拔出一个蹿天雷,看着都内伤。

这春晚也是怪,各有特色的演员,这舞台一上,自动春晚化,似乎每个人身上都背着根正苗红三观清的三座大山,让你深深怀疑后台有个标准化生产线。

这满满中国特色的表演艺术,在自残自损的基础上,糟蹋自己取悦别人,不搞笑我不怪你,能不能不膈应人?

天雷滚滚的革命歌曲呦,你说你多不争气,大过年的忆苦思甜,狮子吼般的一开场,手机都给吓掉地上,捡起来确定了下,是2月呀,离7月还远。

好的说教是潜移默化消散于无形,差的呢,就是这种家长作风,听不听是你的事儿,反正我得说。

沉浸在自己世界里的,还有几个主持。在这个颜值当道的年代,卖萌也得看脸,卖不好就是东施效颦。可就连主持人都标准化一个,这春晚也是发射功力强大。

小侄女一直在找,三个男孩组合怎么还不来,等了半天才发现,导演给起了个新名字,加油男孩,到现在也没琢磨明白。听说嫦娥以前叫姮娥,和汉文帝刘恒的名字冲撞,从那以后改名了。加油男孩,你们还不谢主隆恩?

节目过半,段子手们已经沸腾了,毕竟这绝好的题材在落寞的长假可以调侃上好几天,比如考研题目大集结,众口难调终得一致,还有人坐等春晚熔断。

突然,我是说突然,所有的吐槽消失不见,连国民老公的吐槽也被秒删。

次日的新闻也直接忽略了各种声音,直接给出了大获好评,说有多少多少人点赞,你说这么大人,生生分不出好赖话。

关了评论,删了网贴,不管是网上还是电视上,好像面前有张巨大的幕布,不管你说塌鼻子还是高颧骨,我都说自己好看。传说中,我们接触到的信息背后都有个把关人,这人谁啊,出来走两步看看?

圆桌还在,难忘今宵还在,请几位草根代表向全国介绍还在,上春晚依然是种荣耀,不管是台下的观众还是台上的演员,谁上谁知道。

不能说春晚没有发展,和观众的审美、认知一样,春晚也在变,以前导演道歉,现在导演进化了自我满分功能,双方不是平行的也不是逆行的,而是两根相交成X的射线。

所有的吐槽其实一句话就够了,晚会好不好,观众说了算。

大学同学在群里抱怨了两句春晚不好看,一群人“围攻”:你居然看春晚?逼得对方赶紧发一条语音,扫了两眼,就两眼。你才看春晚,你全家都看春晚……

本世纪最大谎言!日本经济失去20年实为创新20年

作者:悦涛

来源:深圳经济观察(ID:shenzhenjingji)

 

在汤森路透评选出的《2015全球创新企业百强》榜单里,日本以40家高居榜首,力压美国的35家。而中国内地无一入围。

在中国媒体上,我们见到的日本是“失去的20年”,经济衰退、创新能力丧失。

但在我们唱衰日本的时候,他们正在“为未来投资”。

经济实力的比拼,从来不靠GDP。而是技术话语权和产业链掌控力。从这一点上,中国的骄傲来得越早,未来会摔得越重。

这些年,全球都在货币放水,也就是用债务刺激经济。但拿日本和中国来对比:

日本放出的水流进了产业整合、重组、创新、研发环节;

中国的放水流进的大多是地产、基建和“城市化”。

简单总结:日本的债务附着的资产是“技术产能”,中国的债务附着的是“土地产能”。

二十多年前,日本也经历过疯狂的地产泡沫,给日本经济造成了巨大创伤。但即便跟那个时候的日本比,中国当前情况也不可同日而语。

日本当时已经构建了世界一流的技术体系,建立了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中国并没有充足的技术储备作为后劲。

这些年来,无论在地产基建方面,还是产业发展方面,中国都在想通过投资的大跃进实现“跨越式升级”。这些投资,有多少真正流入了创新研发环节,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

但是接下来,中国要面对的正是地产泡沫的残局和老龄化的到来,中国拿什么来应对?

我们了解一下日本是怎么做的。

 

日本的创新方向正在发生巨大变化

第一财经的王珍曾分析,在全球消费电子领域地位的衰退,让人怀疑日本企业的创新力。但实际上日本的创新方向正在发生巨大变化。虽然日本电子企业在大众市场衰退,但在上游核心部件和商用领域里的话语权却在提升。而且,这种优势随着新技术的普及,将会转化为大众消费市场的竞争力。

 

电子业:为“创造未来”而投资

虽然日本电子企业在B2C市场衰退,但如果以为日本企业已经失去了竞争力,那是错觉。

日立、东芝是较早向B2B(商用)领域转型的日本电子巨头,它们向智能电网、电梯等基础设备等领域转型,业绩平稳增长。松下近年从B2C向B2B转型的力度也很大,已经扭亏为盈。去年,松下的汽车电子、住宅相关业务成长迅速,家电业务的收入贡献只占23%。

如今,日本企业依然在核心零部件、上游化学材料方面保持优势。夏普、JDI(Japan Display)的液晶面板,松下的锂离子电池,索尼的摄像头,旭硝子的面板玻璃……许多明星零配件,隐藏在智能手机、超大屏幕电视、平板电脑、电动汽车等产品里。

中国制造商多数采购日本高端零部件,产品线涵盖范围广泛,从显示屏到WiFi模块,再到微小的储能电容陶瓷等不一而足。拿中兴来说,该品牌部分手机的显示屏购自日本夏普,镜头组件则交由索尼生产。

比起苹果或者三星,中国智能手机中使用的日本零部件更多。

靠核心零部件赚钱“保留火种”后,下一步日本电子业将为“创造未来”而投资。

为了扩大汽车电池和能源业务,松下2014财年(截至2015年3月31日)将投资1090亿日元,包括在北美与特斯拉合建电动汽车电池的超级工厂,第一批产品预计在2017年下线。

索尼宣布将投资350亿日元,提升积层型CMOS影像传感器产能,将索尼的影像传感器生产能力由目前每月60000片晶元提升至68000片晶元,增强对智能手机、平板电脑等移动终端的部件供给。10月,索尼又推出用于车载摄像头的影像传感器,将积极拓展车载市场,新产品计划于2015年12月量产。

避开终端市场竞争激烈的“红海”,扩展上游高附加值核心部件的“蓝海”,日本电子业正在从亏损的泥潭中抽脱出来,积累资本为未来而投资。按松下的中期规划,2015财年(截至2016年3月31日)运营利润率要达到5%,经营现金流要达到6000亿日元,之后可以为未来进行大力的投资。

技术储备已经在推进。松下电器社长津贺一宏称,为了解决环境问题,预计各国在氢气、水、空气三个领域的投资,到2030年达到100兆日元的规模,松下已展开相关课题。第一个是氢能源利用技术,“现在,安全并且高效的氢气贮存、释放器件的开发正在进行。如果能够实现,氢能源将用作汽车燃料,这会有助于加速普及所谓的‘终极环保型汽车’”。

第二个是跟安全饮用水生产相关的技术。现在正在开发的是将地下水的有害物质用太阳光净化的技术。一旦实现,将能够降低安全饮用水的生产成本。第三个是有关柴油机废气净化的技术。柴油汽车传统的净化触媒需要使用贵金属,而松下开发了不用贵金属的新触媒,新触媒既成本低,又有效削减PM2.5。

除了向B2B领域转型,日本电子企业的文化正从封闭走向开放、合作。从夏普引入三星、鸿海、高通的战略投资,到松下与特斯拉合作,再到索尼音乐也向苹果iTune平台开放。松下将于2015年废除员工序列制,而夏普也在改革激励机制,激活“百岁”的机体。

机器人应用:从产业到服务
日本在机器人领域的领先,是通过几十年的研发积累下来的

日本的机器人也越来越多地活跃在中国工厂的生产线上。据了解,日本在全球产业机器人市场中所占份额已经超过50%。

如今,日本机器人产业已从工业机器人,向服务机器人扩展,以适应老龄化社会的需求。同时,积极扩张包括中国在内的海外市场,把握制造业升级的机会。

日本安川电机是全球四大机器人企业之一。主要机器人产品包括焊接、点焊、喷涂、组装等各种工业机器人,尤其在汽车、电机和半导体相关行业。安川拥有机器人伺服器等核心技术,2013财年的累计出货量达29万台。

除了日本总部,安川还在泰国曼谷、中国成都设立了海外中心,提供本土化服务。除了工业机器人,安川电机还在发展用于医院等领域的服务机器人,并从日本扩展到欧美市场。

当前,日本1.27亿人口中,每4个人就有1个是65岁以上老人。养老看护需求迅速扩大。在这种严重老龄化的情况下,仅靠人力完成看护工作既不可能亦不经济。为此,日本打算将机器人技术广泛应用于养老,一方面解决市场需求,另一方面培育先进的家用机器人产业。

例如,运用机械外骨骼技术,可以研发出病人和老年人“穿戴”的机械外衣,用以辅助病人和虚弱老人行走活动;运用人工智能和动力设备改造老人常用的购物小车,可以使购物车能够自行伴随老人活动,甚至辅助老人行走;家中的看护机器人还可以通过视频监控、智能识别和分析系统,判断出老人是否跌倒摔伤或突犯疾病,并且立即通知医护人员。

 

要实现这些功能,不仅需要先进的技术,还需要大量医疗看护经验和数据的积累。

同时,这期间研发的技术除了用于家庭,也同样可以用于产业机器人甚至其他方面。例如,机械组成的“外骨骼”不仅可以帮助虚弱的老年人恢复活动能力,也可以成为打造“未来战士”、使士兵力量倍增的工具;而对人体行动的识别、判断和分析,则显然具有广泛的产业和军事潜力。

日本原本在机器人领域就有较好的产业基础,根据日本政府统计,截至2011年,日本的产业机器人在国际市场的份额在50%~57%之间(根据不同计算标准有所区别)。目前,家用机器人尚未形成有效的国际市场,但随着技术进步,消费级的机器人总有一天会走入人们家庭。届时,日本在此领域的先发投入,就有望带来超额回报。

参考:正视中国与日本发展的巨大差距

作者:刘应杰,国务院研究室综合司司长

来源:《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2.10上

 

通过在日本的访问、考察、接触和了解,我们深深地感受到,对日本发展的看法和评价不能简单地被中国经济总量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的表象所掩盖。总体上,日本经济社会发展已经进入高度发达文明的程度。与此相对照,中国在现代化的道路上与日本还有相当大的差距。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中国发展的定位,抓住机遇加快发展自己,高度重视日本泡沫经济破裂的深刻教训,更加重视生态环保和社会发展,全面提高我国的国民素质。

近期,我们组团到日本进行21天的考察调研,围绕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题,到有关政府部门、企业、大学、研究机构访问交流,听取专家学者的意见,到东京、大阪、福冈等地参观考察。总的感受是,虽然日本经历了20多年的经济低迷,被称为“失去的20年”,但日本经济社会发展已进入到高度发达文明的阶段,中国在现代化道路上与日本还有巨大的差距。我们必须时刻自省自警自励,学习借鉴日本的长处,抓住机遇加快发展自己。

 

正视中国与日本发展的巨大差距

日本三菱综合研究所和野村综合研究所是两家知名的民间智库。我们访问交流时,学者们都对日本的经济发展有一种强烈的危机意识。横井正配是野村综合研究所的中国区域担当部长,他一半时间在中国,一半时间在日本,他说感觉两边落差非常大,中国的发展是朝气蓬勃,日本则是死气沉沉。中原丰是三菱综合研究所的副社长,他比喻说,日本是一个“日出的国家”,但现在却是太阳下山的国家,而中国则是太阳当空的国家。我们深刻地感受到,日本许多有识之士都对国家和民族的发展抱有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他们在研究日本面临的问题症结,并寻找着重振日本雄风的未来。

访日之前,我们研究了中日经济发展的对比,可以说中日经济发展经历了一个彼消此长的过程。1991年日本泡沫经济破裂,此后进入了长期的经济低迷时期,被称为“失去的20年”,深陷经济的泥潭中不能自拔。过去20年,中国经济年均增长达到10.5%,而日本只有1.1%。1987年,日本GDP超过前苏联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日本经济占全世界经济总量的比重从1994年最高峰时的17.67%,逐步下降到2010年的8.7%;中国经济占全世界经济总量的比重从1991年的1.83%,逐步上升到2010年的9.3%。1994年日本经济总量相当于中国的8.55倍,达到战后以来的历史顶峰,随后中日经济差距迅速缩小,1997年日本GDP降为中国的4倍多,2002年降为中国的2倍多,2006年降为中国的1倍多,2008年之后两国GDP已比较接近。1990年中国居世界经济第10位,1995年超过巴西、西班牙、加拿大上升到第7位,2000年超过意大利居世界第6位,2005年超过法国和英国居世界第4位。2007年超过德国居世界第3位,2010年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按照目前的发展速度,今后几年,中日之间的经济差距将进一步拉大。世界各国公认,中国的崛起不可阻挡,中国长达30多年的高速增长创造了世界经济发展史上的奇迹。

正是由于中国经济发展的辉煌成就和日本经济的长期低迷不振,使得国内外许多人看好中国,而看衰日本,甚至有不少中国人也认为,中国即将全面超越日本。

 

到底应该如何看待中国和日本的发展?这是访日前后始终萦绕在我们心头的问题。通过在日本的访问、考察、接触和了解,我们深深地感受到,对日本发展的看法和评价不能简单地被中国经济总量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的表象所掩盖,日本的经济社会发展不像有些人所认为的那样“深陷泥潭”,相反日本经济运行总体还比较平稳,经济社会发展都进入到有序运行的轨道,经济和社会管理的各个方面都达到了精细化的程度。日本的就业相对比较充分,人民生活比较富足,国民心态比较平和,社会秩序安定和谐,城乡地区之间发展比较均衡。总体上,日本经济社会发展已经进入高度发达文明的程度。与此相对照,中国在现代化的道路上与日本还有相当大的差距。

 

第一,经济实力方面存在巨大差距。

虽然中国的经济总量超过日本,但中国的国土面积是日本的25倍,人口是日本的10倍多,反过来日本的人均GDP是中国的10倍。2010年,日本人均GDP是42150美元,而中国只有4260美元。日本在世界上的高收入国家中名列前茅,而中国仅排在第120位左右。日本经济方面的巨大优势突出体现在三个方面:工业制造、金融实力、技术优势。这是日本维持世界经济霸权的三大支柱。

一是强大的高端工业制造能力。日本三菱综合研究所的中村裕彦先生说,日本为什么能够成为世界上的高端制造大国?因为日本没有多少资源,能源自给率不到20%,粮食自给率只有28%,要维持日本人的生存,满足能源和粮食的进口需要,就必须发展具有强大竞争力的制造业,这是日本的生存之道和生命线所在。日本正是以这种深刻认识和进取精神,牢牢占据世界制造业的高位。工业实力和强大的制造能力成为日本最重要的王牌。工业制造业的高度自动化,使日本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机械设备和工业机器人制造大国。世界500强企业中,日本共有68家跨国企业上榜,仅次于美国而居世界第二位。日本产生了一大批世界知名公司和品牌,如丰田、三菱、日产、索尼、东芝、松下等,其产品技术含量和质量精益求精,享誉全球。在日本工作的中国教授告诉我们,日本产品很少有质量问题,更不可能有假冒伪劣,同样的产品各地价格也相差不多,顾客尽管放心购物。日本制造成为品牌、技术、质量的代名词。

二是强大的金融实力。日本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确立了世界金融帝国的地位,后来虽然受到泡沫经济破裂和金融危机的冲击,但金融实力依然强大。日本一直是世界上最大的债权国,2010年,日本的海外净资产总计为3.07万亿美元,相当于其国内生产总值的55.8%。

三是强大的技术优势。永远保持技术领先优势,这是日本手中的核心王牌。日本提出“技术立国”战略,在研发领域始终保持世界至尊地位。日本的研发投入占全球研发投入总量的20%,而其人口只占全球的2%。日本的科研投入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3.4%,其中77%来自企业,而经合组织成员国的平均水平只有2.3%。全球十大发明型企业中,有八家在日本。其专利发明集中在电子、机械、精细化工、纳米新材料、能源与环保等高科技行业。在可见的将来,日本的技术领先地位难以动摇。

第二,日本处在现代化的领先地位。

访问日本期间,最直观的感受就是日本完善的基础设施,特别是发达的综合性立体交通体系。日本全国近1.28亿人,居住在面积只有37.78万平方公里的列岛上,而且还主要集中在本州岛上,但到处的交通都很通畅,包括东京这个国际化大都市,几乎看不到长时间堵车的现象。主要是因为,虽然日本汽车工业发达,居民家庭汽车拥有率很高,但大城市地下铁路、地上高架轻轨构成了一个立体交通网,到任何一个地方都很方便,人们出行首选的是轻轨和地铁(日本人都叫电车),很少有人会开车上班,甚至一些大公司的经理、政府的高官也都乘坐地铁。我们在东京的几天活动,充分体验到了地铁和轻轨的方便之处。日本人很为他们完善便捷、节能环保的基础设施自豪,并认为日本在基础设施的规划、建设、运营和管理方面具有向其他国家出口的优势。

日本在城乡、区域发展方面已达到了比较均衡的状态。从南到北,沿途所见,各地区发展都很现代化。日本的农村一样能够享受现代化发展的成果,交通便利,服务设施比较完善,生活水平与城市差别不大。与此相对照,中国的城乡、区域之间还存在着很大差距。特别是中国还处在农村劳动力向城市大规模流动的阶段,仅消化吸收这庞大的农村人口,最终达到城乡之间的相对均衡,恐怕就需要两三代人、几十年的时间,这就充分体现了中国与日本现代化的差距。

第三,日本在生态环保方面的突出成就。

日本虽然是一个地域狭小、自然灾害频发和多山的国家,但生态环保做得非常好。人们具有非常强烈的环保意识,每个人都自觉地保护环境。穿行在日本的城市之间,高速公路许多时候是在山洞和桥梁之间通过,所见山峦到处都是森林覆盖,一片郁郁葱葱。日本的森林覆盖率达到64%,是世界上森林覆盖率最高的国家之一。日本非常重视绿化,即使在繁华的东京,高大的树木、整齐的草坪、大片大片的绿色也尽收眼底,似乎有土地的地方就被绿色的植物所覆盖。

访问日本真正地感受到什么是整洁干净。无论是城市还是乡村,给人的第一感觉就是干净,这大概是我们中国人到日本的强烈感受。据介绍,日本是世界上垃圾分类管理最严格的国家,家家户户自觉对垃圾进行分类,按时定点收集,甚至街道上的垃圾筒也不多,人们出门都自觉地带着塑料袋,把准备扔的垃圾保存起来,放在有收垃圾的地方。在任何地方,都看不到乱扔垃圾和随地吐痰的现象,也没有如美国纽约地铁乱写乱画的问题。

日本更是十分强调节约的国家,全民具有强烈的节约意识。日本的饭菜都份量较少,刚好够一个人吃即可,即使是大家一起聚餐,所点食物也是够吃就好,不会出现吃不完浪费的现象。日本人认为,他们的资源和食物有限,虽然现在已经非常富裕,但视浪费为犯罪,良心上感到不安。对比中国人餐桌上的巨大浪费,真使我们感慨万千。这次东日本地震海啸和核辐射,造成电力普遍紧张,日本人更是感到了能源的紧缺,提倡和推行各行各业和全社会节能,办公室、家庭和许多公共场合都只开一半的灯,虽然没有强制,但人们都非常自觉地实行。日本一些企业都配备有能源管理师,负责落实节能标准。交通节能也是日本节能的一大领域,政府大力发展公共交通,国民自觉不开汽车,现在骑自行车在日本又流行起来,既节能,又减少污染,还可以锻炼身体,受到人们的普遍欢迎。日本是世界上节能减排做得最好的国家,其能源使用效率相当于中国的15倍之多。

第四,日本是世界上最和谐有序的国家之一。

日本社会给人的第一感觉是有序。交通人流都在无形中听从一个指挥,就是都遵守规则。在大城市的街道上很少能看到警察,各个路口只有红绿灯在指挥交通,绿灯亮时发出一种“啼嘟啼嘟”的声音,提醒盲人可以过马路。汽车和行人都严格遵守交通规则,无论是市内还是市外的车流,看不到如中国常见的不断强行并线、超车、夹塞、甚至进入逆行道往前超车等违反交通规则的情况。据说日本发生交通事故的概率很低,在世界上也是交通事故率最低的国家之一。从表面上就可以看到,日本是一个很守规则的社会。

在日本访问旅行,中国人经常会问,这里安全吗?东西会丢吗?在日本人的心目中这都是不成问题的问题。日本是世界上犯罪率最低的国家,安全根本不是问题。陪同我们的人说,他在日本生活二三十年,基本上没有碰到过丢东西的现象。中国人总是说,你帮我看着东西。可日本人不明白,东西你看它干嘛。在日本的机场、饭店、宾馆等各个地方,经常可以看到放着没人看的行李,旁边人来人往,并没有人觉得东西不安全。陪同的人告诉我们,在日本没有人家装防盗门,窗户上也没有防盗网,因为他们不担心会被盗。我们专门看了街上停放的自行车、摩托车,有些是上锁的,也有不少是不上锁的。这也印证了日本社会的安全。我们感到,在日本真使人有一种“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感觉。

日本还是世界上最公平的国家之一。日本朋友甚至开玩笑说,我们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国家。人们不管是从事哪行哪业,工资收入差别不大,而且非常透明,没有工资外的灰色收入。要知道日本人的收入很容易,只要知道他大学毕业时间和年龄就可以了。一般来说,大学刚毕业每月收入20多万日元,相当于人民币1.6万多元;30多岁的人一般收入30万~40万日元,相当于人民币2.5万~3.3万元。据日本的教授讲,一般资历比较高的教授的收入与日本首相相当,都是一年1200万日元左右。日本实行严格的个人所得税和遗产税,遗产税率从10%到70%,这些都成为调节收入分配的有效手段。因此,日本的基尼系数比较低,大约是0.285,属于世界上收入差距最小的国家之一。

日本还是世界上最廉洁的国家之一,一直处于最清廉的前30个国家之列。日本还是世界上人均寿命最高的国家,女性的平均寿命为85.33岁,男性为78.33岁,均创下全球最高纪录。

第五,日本具有很高的国民素质。

人们普遍承认,日本的国民素质很高。这首先与日本的教育水平高有很大关系。高中毕业的学生大多数都可以上大学,受过大学教育的人数占总人口的一半左右。日本人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有几点特别突出:一是讲礼节。对人非常有礼貌,赴约非常守时。日本人的鞠躬世界闻名,商场、宾馆、饭店总可以看到服务人员对客人鞠躬致谢。在日本几乎看不到无礼的举动或粗鲁的行为举止。二是重信用。日本人诚实守信,在商业买卖中几乎不会发生欺诈行为,坑蒙拐骗的事情绝少发生。日本的企业也以讲究信用、产品质量精良著称于世。三是严格自律。日本人的口头禅是“不给他人添麻烦”,每个人都把自己的事情做好,并尽力做到尽善尽美。在日本看到街上的小汽车,都是擦得干干净净,每家每户每个商店门前也都是收拾得干干净净,这也是“不给别人添麻烦”的具体表现。在日本的大街上、地铁里,看到的上班族都是西装革履,日本人喜欢穿西装是一种自律的文化要求。令我们惊奇的是,出租车司机也都是西装领带,和公司白领没有差别。日本人工作负责,讲究效率,勤勉敬业,精益求精,工作中加班加点成为常态,而且都是人们的自觉行为。四是团结精神。在日本,给人的感觉,这是一个高度一致的社会,根本没有如其他国家那样的不同民族、种族、语言、文化上的差别,更没有这些方面的社会冲突。日本人具有一种团队精神,大家都融入到集体行为之中,为了集体的和社会的利益,甘愿放弃自己的个人利益。日本民族始终有一种强烈的危机意识,有非凡的适应能力,有不屈不挠的奋斗精神,这些都是日本取得卓越成就的重要因素。

 

日本经济发展对中国的镜鉴和启示

通过中日发展的对比,更加深了我们对我国发展的认识,提出以下几点思考:

第一,清醒地认识中国发展的定位。

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来的发展,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影响力空前提升。中国的发展引起全世界的惊叹,也令我们感到自豪。现在到国外去的中国人越来越多,到处都可以看到中国人,到处都可以看到中国制造的商品。中国人的消费能力也引起世界各国的重视,许多国家和地区都在想方设法吸引中国游客。特别是随着中国经济总量超过日本居世界第二位,中国成为世界第一出口大国,中国拥有的外汇储备世界第一,等等。世界对中国的看法正在改变,中国人也在改变对自身的看法。国外有不少媒体报道,中国在许多方面已经具备了发达国家的特征,应该承担更多的责任和义务。在有人宣扬“捧杀论”的同时,也有人在鼓吹“崩溃论”,认为中国经济即将崩溃。作为中国人,应该冷静清醒地看待中国自身的发展定位。总体上看,中国仍然并将长期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国家大、人口多、底子薄、发展很不平衡的基本国情没有改变,我们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几代人的差距,我们的目标是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本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要赶上发达国家的水平,中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目前还处在艰难的爬坡过坎阶段。我国人均收入刚刚进入中等收入国家的较低水平,要迈过“中等收入陷阱”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还必须付出长期不懈的艰辛努力。

第二,抓住机遇加快发展自己。

“知耻而后勇。”看到与日本发展的巨大差距,我们更应该自省自警自励,奋起直追,埋头苦干,紧紧抓住中国发展难得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加快发展自己。虚心地学习借鉴别人的长处和经验,创造性地为我所用,走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要在国际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必须痛下决心提升中国产品的科技含量和品牌质量,加快中国制造由低中端不断向中高端攀升。中国必须在世界高端制造中占有重要位置,成为世界制造强国。这里要特别提到日本的企业家精神,他们骨子里追求自己制造产品的完美品质,为达到在同行和客户眼里的称誉,而不惜把99.99%的精力用在0.01%的产品提升上,真正做到精益求精。日本公司老板一般不会整天待在办公室里,而是经常身穿工作服在生产第一线解决问题。中国企业家和中国制造业还缺乏这种精神,而又特别需要具有这种精神。同时,我们要加快建设现代化的基础设施体系,特别是综合性的公共立体交通体系。由于人多地少的基本国情,中国不可能也不允许大量发展私人汽车,否则将出现一场“汽车灾难”,一些国家的前车之鉴值得我们高度警惕。

第三,高度重视日本泡沫经济破裂的深刻教训。

中国在现代化过程中,保持经济长期平稳较快发展至关重要,而最大的危险在于泡沫经济。导致日本泡沫经济破裂有几个关键因素:一是日元短期内急剧大幅升值,造成国家财富迅速膨胀和放大;二是过度宽松的货币政策,造成金融泡沫扩张;三是房价急剧大幅上涨,造成严重的房地产泡沫。结合这次国际金融危机的教训,更使我们深刻认识到,对国家宏观调控来说,管理好通货膨胀十分重要,而管理好资产泡沫更具有决定性的意义。我们要牢牢把握发展实体经济这一坚实基础;要积极稳妥地推进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按照主动性、渐进性、可控性的原则,逐步增加人民币汇率弹性,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基础上的基本稳定,防止人民币短期内大幅升值引起热钱过度炒作;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切实加强金融审慎监管,始终注意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进一步加强房地产市场调控,坚持住房“民生+消费”的基本属性和发展定位,限制住房的资本属性和投资需求,防止和消除房地产市场泡沫,促进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

第四,更加重视生态环保和社会发展。

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二氧化碳排放量最多的国家,能源资源消耗多,环境污染严重,节能减排面临着严峻的形势。我们要学习日本的经验,高度重视节能环保,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中国应该成为一个十分注重节约而不再是一个浪费的国家,使节约成为深入人心的观念和国民的自觉行动。对比日本的节约,中国的浪费令人痛心。尤其是中国人大吃大喝的浪费,讲摆场比阔气的浪费,贪大求洋不计成本的浪费,需要痛下决心加以治理。中国要在植树造林和绿化方面下一番大功夫,并将其作为各地官员政绩考核的重要标准。我们要建设和谐社会,首先要有良好的社会秩序,要把社会安全放在突出位置,增强人们的安全感与社会的和谐度。收入分配已成为关系中国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的大问题。借鉴日本的经验,必须下决心解决中国收入差距急剧扩大的问题,特别是部分社会成员不当过高收入的问题,加强国家对收入分配的宏观调控,真正建立起促进社会收入分配公平的机制。

第五,全面提高我国的国民素质。

随着中国对外开放不断扩大,入境游和出境游快速发展,中国国民的素质越来越引起国内外的广泛关注,其不文明的行为也为许多人所诟病。全面提高我国的国民素质,已经成为我国道德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的重大任务。我们要从最基础的抓起,首先是讲诚信,其次是守规矩。诚信是道德的基础,守规矩是法治的基础。一个人没有诚信,一切道德无从谈起。一个人不守规矩,法律也就成了一纸空文。人们常常感叹,中国在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道德滑坡,坑蒙拐骗、制售假冒伪劣产品等行为严重污染和败坏了社会风气。因此,我们要在加强法治建设、依法严厉打击各种违法行为的同时,进一步加强道德建设。建议制定《国民道德建设基本纲要》,重新进行一些最基本的道德普及性工作,比如,如何走路开车、如何礼貌地与人相处交往、如何讲实话不讲假话、如何工作学习,等等。中国的许多交通事故都与不守规则有关,要从遵守交通规则抓起,培养中国人的规则意识。要下大力量抓中国的国民素质教育,加快与国际接轨步伐,提高中华民族的文明水平。

第六,中日经济合作具有巨大的空间。

中国与日本经济处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具有很大的互补性。日本拥有先进的技术、管理和人才优势,中国拥有广阔的发展前景、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和不断发展的国内市场,这些都提供了中日经济合作的巨大空间。节能减排、生态环保、技术创新这些方面,都是重要的合作领域。应该将中国的市场优势与日本先进的节能环保技术和管理更好地结合起来,推动两国的经济合作不断拓展。日本近年来出现了新的产业转移趋势,一个基本的考虑是产品设计研发必须靠近市场需求,这样才能更好地设计出满足市场需要的产品。因此,日本企业的研发中心出现了向中国等国家转移的趋势。我们应该抓住这一国外产业转移的新机遇,加快提升中国经济发展的整体水平。

王五四:对着春晚的脸:啪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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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过年好!
微信老有人问什么时候写写今年的春晚,真是不好意思写,写了很多朋友会说,你居然看春晚,而且还评价了,那意思就像你不但吃屎了还写食评,真的很丢脸。我的确看了春晚,但真没时间写,因为当时我在忙着写入党申请书,2016年的春晚或者说是2016年中央电视台曲艺版新闻联播,激发了我内心深处潜在的党性。党性不强的人欣赏不了这届春晚,因为看上去这届春晚最大的赞助商是马云,其实是马克思,多少年轻人看着看着就找来了纸笔开始写入党申请书。
这届春晚无疑是段子史上最黑暗的时刻,往年段子手们卯足劲尽情嘲笑文化课代表,没想到今晚是政治老师监考,大家槽点满满,但在如此宏大和一本正经的政治气氛下,无言以对,春晚不再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不再是当年那个犹抱琵琶半遮面的意识形态宣传工具,今晚它就像朝鲜刚发射的那枚火力十足的火箭,来势汹汹,但却显得可笑。据不完全统计,今天有超过1亿人盼着李谷一老师早点出来唱《难忘今宵》。
没有哪一年春晚像这届一样,主题生肖被如此淡化,猴年春晚,猴子戏份并不重,反而多了些妖魔鬼怪,后来一想我才明白,这届猴年春晚不是演猴戏给你看,而是把你当猴耍。不仅生肖主题的淡化属首次,就连讽刺节目也在春晚彻底消失,有人说这只是春晚堕落的第一步,言重了,从来就没高尚过哪来的堕落。以往有几届春晚不管是否批判,但总能反映些当年的现实,今年的春晚则彻底反映了这个国家从上到下完全处在一种不知所云、狂妄自大的虚无之中,它不是向外界展示自身的强大,更多的是向国内炫耀武力和继续蒙蔽,它不是像朝鲜那样向外界发射了一枚火箭,而是在国内放了一百万枚钻天猴。
对于此次春晚大家不需过多惊讶,更不必由此引发对比称赞往届,一样的臭味只是今年更浓郁。早在去年九月份,央视台长就对春晚工作提出了明确要求,“春晚是党和国家交给中央电视台的一项重大政治任务,要以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抓紧推进2016年春晚各项筹备工作。”,所以说,春晚从来不是农村庙会的大舞台,它是一项极其严肃的政治工作,对于观众而言它是一枚药丸,让你笑只是药丸表面的糖衣,你们不仅没资格有任何抱怨,反而要感谢他们在如此宏大而严肃的场合,给你穿插了相声和小品节目,让你更为顺畅的服药。
对于普通人而言,春节总是承载了太多的个人情感意义,而春晚作为春节的重头戏,编排者总要强加赋予你更多的集体概念和政治要素,春节对于个人而言是家,但他们希望你想到的是国,各种怀旧与抒情、各种歌颂与赞扬、各种看上去的朴实与乡土,都是合成主旋律必备的各种元素的杂糅,再加上那些为了登上春晚舞台而产生的三四级利益勾兑,使得整台晚会既不真诚又令人生厌,春晚开场演出的刘雨欣,她那张整容脸,就是对整台春晚最好的概述。
每个人都需要温情和真诚,尤其是从远方千里迢迢回乡过年的游子,对于春晚,个人当然可以寄望,但这样的环境里,要清楚没有什么是单纯的,或者说任何一样由官方推动的事件都不可能是单纯的,你可以小粉红,但不要强逼别人相信,小粉红们最爱说的就是,你们知道准备一场春晚多不容易吗?要提前几个月准备,很多人为了表演不能跟家人团聚,带病坚持彩排,放弃了休假,你们却在这说三道四,你们就不能安安静静的看一场春晚吗?这些小粉红们的意思大概就是,你知道食物变成屎要经历多么复杂的工序吗?你们别抱怨了好好吃吧,实在不行吃的时候可以不学我们吧唧嘴。大过年的,抱歉这么比喻……。
春晚总导演吕逸涛说自己对这次春晚很满意,他会打一百分,我的评价其实也差不多,对于这次春晚,导演我会打一百分钟。以前的春晚是媚俗,现在则是媚上,以前尚有审美争议,现在则直接跌入审丑比拼,从网上大面积的吐槽和一边倒的差评来看,这届春晚终于成功地让南北方观众统一了认识,或许这届春晚将是一个分水岭,早已勃起的意识形态通过春晚的舞台正式向全国人民拜年:我们不再含情脉脉。接下来我们将避之不及,嬉皮笑脸将不被允许,春晚的节目将不再好笑,春晚本身会更可笑,但我们或许不再敢笑。

李娜:脏话都形容不了你们的卑鄙!

被删网文

 

尊敬的孙晋芳阿姨:
  你好!
  看到你谈到的关于我的新闻,我很失望。我崩溃?什么叫崩溃?如今大桥垮塌叫侧滑,收入下降叫负增长,我的失败叫崩溃?网路编辑就差点把标题取成李娜失败源于缺调少教?

  对我的非难,从奥运会开始一直到现在。孙阿姨,我想问您:如果我的失败叫崩溃,刘翔的那一幕叫什么?国家体育总局提前知道吗?您知道吗?我想请你说句实话,您可以不说。
  说实话时要记住:如果你说了实话,你的官位会不会崩溃!你能不能承受崩溃?中国的记者也很无良。李永波的团队至今不为让球事件道歉,体育总局不见处理,我没见几个记者非议。也许是上峰有令不得非议。这些无良的记者便把一切污水泼向我一个女人身上。
  不要以为我不会说脏话,我只是想有时脏话都形容不了你们的卑鄙与无耻。直到现在。中国的媒体有欺负女人的习惯,只不过今天,这些人瞄向了我。
  我能承受的住,我必须承受的住,你们从来不是一个人在战斗,我从来都是一个人在承受。我从小失去了父亲,遇到难事没人能替我扛,遇到委屈我能向谁说?不到30岁的我经历了全国媒体的口诛笔伐。
  那份心痛,谁能了解我?但我没有崩溃。有全国网友的支持,有老公姜山的支持,我没有崩溃,我很庆幸,今天的网路媒体,我能看到支持我的人,这些人在新华社的媒体从来找不到。
  正如,在政府的涨价听证会,你找不到反对涨价的人。只有姜山才是我的依靠,我只有在姜山怀里才能痛快地哭一场。有人说我不懂得配合体委的领导,我不是不懂得配合,我在体育圈里呆了这么多年,我见了太多的丑恶与不堪。有人说奥运冠军在香港亲民,在内地不亲民。
  到底是谁唯利是图?是我吗?运动员为什么不在内地亲民,因为内地给不了他们钱。这些运动员,在教练和领导眼里,只不过是赚钱和升官的工具而已。这些运动员也习惯了当工具,只有当他们伤痕累累退役的时候,才知道下场多么惨。

说实在的,我希望每个中国参加奥运会的运动员都拿一块金牌,否则那些没有拿到金牌的运动员退役后人生太惨,太惨!他们就是药渣,当年汉武帝后宫的女子闷闷不乐,东方朔开出一副药方,壮男若干,不到一星期,宫女们个个容光焕发,汉武帝视察后宫时,发现一些男人累倒在地上,皇帝问那是什么?东方朔说:回皇帝,那是药渣,臣马上差人扔掉。

有人批评我,在奥运会出工不出力,这是胡说八道,按你们说我爱钱的逻辑,我肯定要在奥运会拼命打,我胜利了,会有更多的广告找我。

 

我是一个不到30岁的女子,我体会到了60岁的人生,我领教中国媒体那份无耻,什么心情?打个比方,当年刘少奇看到人民日报批他是大工贼的心情。贺龙元帅被红卫兵人殴打时的心情?其实,我不怪这些媒体记者,这些记者很悲哀。

  我知道,我离开圈养的中国运动员体制,变成散养运动员,我取得的成绩微不足道,但让主持圈养运动员的领导们,心里不舒服,他们之前极力给运动员们灌输:没有我们的举国体制,你们连饭都吃不上。让我们听他们的话,不能有半点不服从,广告都得给他们提成,明明是我们运动员用自己的血养着他们,他们还要我们感谢他们。
  但我打破了他们的神话,我只是成功了养活了我自己,我的团队,他们便把我视为怪物,明里或暗里,让记者写文章批判我。

不要以为我不会说脏话,我只是想有时脏话都形容不了你们的卑鄙与无耻。没事,我能承受得住,不管我今天的运动生涯如何,我已向圈养的运动员证明:姐妹们,我们能!我们行!

  据说皮划艇的教练和官员们喝茅台,却没有钱给运动员买好的装备。孙阿姨,你应当管管这些,而不是我的崩溃。另外,还请孙阿姨,多看一看桑兰,她活得太不容易了,因公负伤后,我们的媒体极尽冷嘲热讽之事,尤其对跨洋官司。你想一想,一个小姑娘从16岁,就要开始在轮椅上的人生,这是多么的残酷!
  一个小姑娘为了后半生的生活费用,迫不得已打跨国官司,看***媒体记者那份无耻。也许只有这些记者被车撞成瘫痪的人,才能理解桑兰的无助。我从此都不再信中国的媒体记者原因。

  不要以为我不会说脏话,我只是想有时脏话都形容不了你们的卑鄙与无耻!(来源:每人娱)

和平转型


   《揭露》发表   作者:史伏初   2013年11月1日

三种民主转型

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上形成经久不息的民主转型大潮,转型方式有三种:革命转型,和平转型,移植转型。中华民国、罗马尼亚、埃及等属于革命转型,由本国民众起义推翻专制后实行民主宪政;台湾、前苏联、缅甸等属于和平转型,专制政权主动废除专制改行宪政;日本、阿富汗、伊拉克等属于移植转型,专制国家被民主国家占领后强行民主宪政。和平转型成本最小,深得民众青睐,今就小议此题。


现代专制
    十八世纪英美法等国废除专制,创建民主制度。民主制国家的科技、经济、民生、国力均有飞跃进步,成为世界列强。到二十世纪,封建帝王专制基本灭亡,或被民主革命推翻,或行君主立宪。
    民主制度建立初期,政治、经济等各种制度尚未成熟和完善,民族、民主、民生等问题尚来不及很快解决,民众心情急噪不满,为政治野心家阴谋家提供了窃国的机会。这些政治流氓挖空心思,从理论到实践,研究、探索、创造在世界民主潮流条件下如何重建新版专制,以实现他们复辟专制的美梦。这种新专制就是“现代专制”。 与古代专制公开反民主不同,现代专制也讲民主,也有宪法,也搞选举,在他们自定的宪法中规定他们永远独霸政权,用假选举欺骗人民,用假民主作幌子,保留专制实质。现代专制有多种类型:军阀专制,法西斯专制,共产专制,宗教专制,一党专制,家族专制等。民主转型,就是如何从现代专制转变为民主制度的问题。
和平转型的必要条件
    有些人以为,只要专制政权的王者愿意,他一声号令,就可以立即使专制改变为民主制了,被人津津乐道的有蒋经国、戈尔巴乔夫等。这种观点是幼稚的,实行和平转型必须满足四个最基本的必要条件:第一,专制政权出现长期的无法挽救的深刻的制度危机,体制内外多数人认为该专制无药可救,只有转型才有出路,且民主革命正在酝酿或已经爆发,倒逼民主转型;第二,专制政权出现一个一言九鼎的强势独裁者;第三,这个独裁者富有政治远见,有民主思想和“求万世名”的雄心壮志;第四,民主转型后于独裁者个人及其家属有利,也于原统治集团有利。
和平转型的操作特点
    绝大多数专制政权的独裁者是杀人魔王,只有极少数成为和平转型的英雄。初登大宝时,几乎没人能预知他的真实意图,直到条件成熟,时机合宜,他才突然宣布转型,并且雷厉风行实施,那时就无人可以阻挡他的决定。操作和平转型就是创造必要条件废除旧制度(变天),故操作极具神秘性,但也不是毫无踪迹可寻,大致分三阶段:第一阶段,刚登大位时,是其地位最脆弱之时,他必须表现为专制的忠实捍卫者,多说“左”话。否则“皇族委员会”可以随时废除他另立新君。第二阶段,建立自己的独裁地位。他会牢控枪杆子和笔杆子;开展整官运动,以各种理由大面积清除不服从自己的官员,换上忠于自己的人,压制反对派的反叛;调整权力结构,集中权力于一身;搞经济改革,解决民生问题;平反冤假错案,扩大人民权利,拉拢民心;树立个人权威甚至个人崇拜。第三阶段,独裁地位确立后才可以选择政治道路,想当暴君就向左转,想当民选总统就向右转。经济改革若遇保守派强大阻力而失败,正是开启政治改革的理由和契机。若真有志搞民主转型,就推行理论右转,开放党禁、报禁、言论、出版、结社、集会、迁徙等公民自由,修改或重订宪法和法律,军队国家化,……。转制过程可能是渐进式,也可是突发式,但是,正式发动转制前,通常保密,守住主动权。具体的转制过程,因每个国家的具体情况不同而各异,不具重复性,不可简单复制。
    就以蒋经国和戈尔巴乔夫为例分析和平转型。


台湾的和平转型
    国民党信奉孙中山的三民主义,遵循军政、训政、宪政三阶段执政理念,由于国共内战和抗日战争的干扰,在大陆执政一直滞留在训政阶段,到1948年才匆忙实行宪政和大选。1949年退守台湾后,因军事防守,又退回“一党专政”。总结大陆执政教训,主要有二大失误:一没有及早实行民主宪政,二没有实现“耕者有其田”的土地改革。历史证明,共产党只能夺取专制政权,不能夺取民主政权。如果大陆在1927年北伐胜利后,即实行民主宪政,共党就不会得势。迟迟没搞土改,为共党提供了取之不尽的兵源。因此,退败台湾后,蒋经国已有实行民主宪政的思想,后来的一切作为,就是为此创造条件。台湾进行了和平土改后,蒋经国搞经济起飞,成为“亚洲四小龙”之一,进行十项行政革新和八项社会革新,大量启用台湾本省籍官员,积极推行“本土化政策”。政经改革缓和了官民矛盾,提升了人民权利,为日后的制度转型准备了条件。他于1988年去世的前两年开始民主转型,解除“戒严”、开放党禁和报禁,实行“民意机构改革”等,推行民主宪政。25年来,台湾的民主制度已经比较成熟,证明中国人是有民主素质的。
    蒋经国对下属说:“我要用专制结束专制。”先要成为独裁者,以后宣布转型时,才可打败体制内的反抗。
    蒋经国何以突然决心放弃“一党专政”改行民主宪政而且进行得很顺利呢?主要原因有二:1、实行民主宪政是国民党的终极目标,所以宣布民主转型时,党内只有少许疑问,而不象苏联和平转型时发生反叛;2、1949年时,美国曾有“放弃”台湾让它自生自灭的意图。1972年,美国承认中共国并与中华民国断交,让中共国占据了联合国的位子。只因台湾是专制政权,美国才无保卫台湾的责任心。蒋经国明白,他死后,台湾将无强人领导,专制难以维持。而大陆开始经济改革,实力增强,如武力攻台,美国又无心保卫,台湾很可能被统一。这是真正的深刻制度危机,就加强了他原先实行宪政的决心,毅然进行民主转型,使台湾成为世界民主阵营的一员,美国即肩负起保卫民主基地不可推卸的责任,转型是为台湾久远计的最聪明一着。现台湾已纳入美国导弹防御系统,大陆不再提武力“解放台湾”,皆缘于此。
    民调显示,蒋经国是迄今为止最受台湾民众拥戴的一位领导人,蒋家后代被民众谅解,二蒋坟墓受到保护和民众瞻仰,国民党依然受台湾民众拥护,得以再度执政。台湾的和平转型非常成功。


苏联的和平转型
    苏联的民主转型,与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密切相关。十八世纪末,欧美多数国家完成向民主制度的过渡,十九世纪初,欧洲就出现以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学术研究。他们分成两派,以巴枯宁、考茨基为代表的“民主社会主义”派,认为应当在继承资本主义开创的民主制度和自由市场制度的基础上,实现社会主义理想:自由、平等,均富,福利,……。 民社派在西欧取得若干成功,瑞士、瑞典、挪威等国成了民主社会主义的样板,社会民主党至今依然是欧洲各国的重要政党。以卡尔•马克思为代表的一派,认为私有制是社会不平等的根本原因,只有没收全社会有产阶级的财产为公有(共产),社会才有公平。这个“共产主义派”主张暴力夺取政权,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改造全社会为公有制,以计划经济取代自由市场经济。因巴黎公社失败,共产革命主战场转向俄国。俄国革命亦分成两派,以普列汉诺夫为首的一派,主张民主社会主义,称孟什维克。以列宁为首的一派,主张暴力社会主义(也自称科学社会主义),称布尔什维克。1917年,布尔什维克取得“十月革命”胜利,建立起第一个“党国体制”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二次世界大战后,终于有了十几个“社会主义国家”,组成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与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冷战对抗,到达共产主义运动的峰顶,以后就走向衰落。到1989-91年,社会主义阵营彻底崩溃,大多数废除了共产专政,改为民主制度。少数改弦更张搞“改革开放”:坚持共产专政,党员瓜分公有财产为私有,培植官僚资产阶级维系政权,转型为官僚垄断资本主义。
    马、恩、列都曾预计到内部必然会出现彻底否定原教旨(暴力社会主义)的“修正主义”。原教旨若非行不通,后代何必要“修正”呢?“修正”一词本意为改革,无权者修正,被斥为修正主义,有权者修正,被誉为创造性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实际上,修正主义有左、右两种。左、右修正主义必然交替出现,斯大林左,赫鲁晓夫右,勃列日涅夫左,安德罗波夫右,切尔年科左,戈尔巴乔夫右。左修右修,始终修不好,人人明白,这个制度无法修好,只能弃之不修,自动倒台、解体、转型。
    1991年12月17日,戈尔巴乔夫及叶利钦在取缔苏共的文告中宣布:“马列主义这一套荒谬绝伦的邪说经过俄罗斯七十年的试验,从理论到实践都彻底失败了,并用历史事实证明马克斯主义是彻头彻尾祸害人类的谬论邪说。……为推行这个极权暴力恐怖的社会制度,给不少国家造成内战、饥荒与极大的罪恶和灾难,世界任何角落只要出现共产党,就把烧杀、掠夺、暴乱、篡国夺权、血流成河带到哪里。……”这是无法挽救的制度危机,苏联党和人民毅然抛弃它就很自然了。有些人把苏联的民主转型归罪于戈尔巴乔夫及叶利钦,是唯心主义的错误历史观。如果一二个人的意志就可任意改变国家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其实是说这种制度极度脆弱,毫无根基,只是少数人用暴力强加的,当然要倒台。
    电影《苏联亡党亡国20年祭》如实反映了苏联和平转型的过程。人民热烈参与这一过程时,苏共内部发生了严重分裂,有八“男儿”成立“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发动“8·19”反革命政变,俄国人民在叶利钦领导下打败了政变。经最后一次苏维埃全会表决通过,宣布解体苏联。莫斯科市区布满坦克的三天,是人民选择国家前途的唯一机会,人民选择了民主宪政,宣告共产专制灭亡。
    共产专制的最后阶段——官僚垄断资本主义,打倒原来的地主资本家,抢过并瓜分了他们的财产归己有,取而代之当起地主资本家来疯狂掠夺工农,是公然的盗匪行径,曝露了共产革命的终极目的,还挂“社会主义”招牌,徒增历史笑料而已,最终失败和转型绝对无可避免。
    共产专制公开主张专政,反对宪政,所以和平转型时必定会有激烈的反抗,戈氏虑不及此,大意休假,致遭反改革政变之难,转型的胜利果实为叶利钦摘取。戈氏本人都靠叶利钦救出,政治上还有什么主导权呢?但是戈尔巴乔夫荣获世界各国人民的崇高赞誉,现在日子过得很舒坦。
    苏共是“8·19”政变的组织者,受到民主政权的惩罚,被宣布为“非法”,后来重组“俄罗斯共产党”,在历次竞选中都失败,再也没有机会重新执政,与国民党的命运截然不同。这是原执政党在转型过程中所起作用的必然报应。
    由上述两例可知,和平转型并非仅取决于独裁者个人的良心,最根本原因是这个专制遭遇长期无法克服的深重危机,应时而出的聪明独裁者经过深思熟虑和充分准备,选择转为民主制度,使统治集团罢脱了毁灭危机,使自己和家族利益、安全得到保障,并留下“万世美名”。


中国的未来
    专制危机必然导致民主转型,中国将来走肯定会走民主宪政道路,所不确定者只是转制方式与时间。三种转制方式中,基本可以排除移植转型,只可能发生革命转型或和平转型。现在内外交困,制度危机已病入膏肓,专制的腐败、内斗使之日益衰败。知青增多,电脑普及,民众觉悟飞速提高,民主革命迫在眉睫,革命正在与改革赛跑。中国到底将走和平转型还是革命转型道路,无人敢断言,不过,可以预言,十年之内中国必有大变。习政权的真正危机和机遇在2017年,若能渡过此劫,前途光明。

西方教育在宽松中偷偷完成了社会分层

 

——还迷信“素质教育”你就傻了

金融五道口

来源:草色有无中的博客

大多数刚到欧美发达国家的国人,通常会感慨其教育的宽松——隔三差五的假期、三点钟就下课的学校、近乎于游戏的课堂教学以及老师们体贴耐心的鼓励,似乎只要孩子表现得不那么弱智,就可以轻松得到老师的肯定。作为一个家长,你会情不自禁地觉得,在欧美读书太轻松了、太容易了、太简单了。大多数在欧美短期待过几年的家长,都会把这种印象带回国内,作为他们与朋友们闲聊时的重要谈资。

可是在这些印象之外,还有其他的一些故事。

我在联合国机构工作的时候,曾经有一位特别不喜欢当地的美国同事,每天都在计算回家的日程,几乎是熬着过日子的节奏。我好奇地问他:为什么不回国工作呢?

他告诉我,在这里熬着的最重要原因,是联合国能为其雇员报销三分之二的子女教育费用,而他回国只是一个普通教授,很难负担起孩子上私立中学所需要的学费。我又问道,“那为什么不去免费的公立学校呢?”这位同事笑笑的表情像极了国内到处借钱买学区房的家长。

几年以后,我去了美国,发现当地小学下午3点放学,但是只有黑人邻居的孩子跑跑跳跳地回家了,而在这个时候,大多数白人和华人的孩子,都背着书包、拿着乐器,去了各种辅导班。

欧美的中小学的确与中国的中小学存在巨大不同,在那里,学生可以不承受任何压力。然后在快乐几年之后,大多数的孩子也就这样了,他们或者去社区大学再混几年,或者直接去找些底层的体力工作度日,或者直接开始拿失业补助,在街上闲逛。

在美国,一个不去辅导班补课、不花大价钱去学习才艺参加社会活动去丰富自己履历的孩子几乎没有可能进入名牌大学。欧洲的情况好一点,因为当地的社会福利较高,很多学生能够较容易地进入好大学,可是这不并意味着在公立中学没有打下良好基础的他们能顺利毕业。

我在鲁汶时曾惊讶于大学生天天狂欢,一位教授冷冷地告诉我:“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不过是来这里吃喝几年,体验一下生活。有三分之二的学生是拿不到学位的。”

坦率来说,在西方社会,孩子们的确可以有一个开心、幸福的中小学,但“更少的学习、更多的游戏、更宽松的管理”实际上意味着如果想要跻身社会精英,你需要更自律、更多的课外辅导与公立教育之外更多的社会资源。

与中国教育以显性的应试来划分学生群体不同,西方教育实际上通过一个宽松的过程,偷偷完成了社会分层。大多数老百姓的孩子在这个温水煮青蛙的过程中,自然而然地被沉淀了下来。

说到底,中国教育与西方教育的不同,绝不仅是方法上的不同,而是教育功能定位上的不同。中国的教育是底层向上攀登的阶梯,平民子弟要想成为精英,就必须吃苦受累。而西方的教育则是一个分层机制,它的大众教育只提供基本、有限的教育,要想成为精英,就必须从市场上另行购买教育,买不起的人则自然而然地被淘汰了。

在BBC的纪录片中,英国学生的顽劣,似乎再次印证了中国学生在基础教育阶段更为出色的惯常判断。这种判断又总是引发“为什么中国学生在大学阶段后劲不足、创新不足”的老问题。而有关讨论,最后往往会被聚焦到“中国的应试教育不鼓励创新”这一结论上。

然而很奇怪的是,这样一个“常识”似乎完全忽略了我们近邻日本与韩国的情况。作为近几十年来世界上最引人注目的两个创新大国,这两个国家的教育体制,恰恰是以“应试”为鲜明特征的。如果我们仔细了解一下韩日中学的自杀、高考复读现象,去他们考场外看看各种“请神符”,我们就会发现:他们的应试甚至比中国还要残酷。为什么他们的应试就没有妨碍创新呢?

其实原因很简单,那就是中国学生在基础教育阶段的相对优势,是一种不恰当比较得出的结果。

在BBC的记录片里,英国学生的确跟不上中国老师的进度;但不能忽视的是,英国公立中学与中国公立中学虽然名为“公立”,实质却相差甚远。来英国教书的这几位老师,基本上都来自中国优秀的公立中学。在大多数中国城市,小升初的环节已经相当激烈,能够挤上重点公立学校的孩子往往都经过了非常良好而严格的教育。这意味着,这几位老师在英国中学采取的教学方法与标准,其实是针对中国精英学生的基础与天赋而形成的。

然而,英国的公立中学与我国的不同,它比较严格地贯彻了学区制度,在13-14岁这个阶段,它的学生处于一个鱼龙混杂的自然状态,基础较差的孩子跟不上中国老师的教学进度是一件正常的事情。

虽然都被冠以公立的称呼,但西方的公立教育是大众教育,中国的重点公立中学是精英教育。两者比较其实是拿我们的上马比英国的下马。以此来判断谁的基础教育更好,其实完全偏离了真相。与自由散漫、福利过度的公立教育不同,西方私立精英学校的风纪严格、学业压力巨大,要想跟上其教学进度绝非易事,在许多地方甚至比中国的重点中学还要残酷。坦率而言,如果中国老师遇上这样的学生,可能展现的将会是另一个效果。

在近十年来,中国的教育无论是在大学还是在中小学,都经过了一系列深刻的变革。这种变革既出于中国教育对中国社会快速变动的回应,也在很大部分出于向西方学习的目的。一些人常拿英美公立学校来做素质教育的模板,强调快乐学习,强调减负,结果造成了公立教育在内容上的缩水,质量上的下降。这实际上逼迫着家长们在课外时间投入更多的资源,而无力购买教育资源的孩子则越来越难以通过自己的勤奋在课堂上弥补这种资本上的差距。

国外一些嬉闹散漫的所谓现代公立教育,其实不过是政府提供的最低标准公共产品。我们不能把这些标准当做中国教育改革的方向,也不能把这些标准当做西方教育的真相。中、日、韩等儒家文化圈的国家,在公立教育上往往都显得比西方社会要残酷,但这恰恰也意味着,这些国家的公立教育更能让平民子弟实现向上的流动。一旦所谓素质教育的改革,让贫富的差距进一步拉大,那么用更加残酷的平民教育来填补差距就成为了必然,而这恰恰是超级中学出现的根本原因

周远游:换上江启臣蒋万安如何?

网文

愿题:江启臣还是蒋万安 谁是国民党中兴少主

  国民党改选主席,虽然闹得沸沸扬扬,但是不管洪秀柱还是郝龙斌,不管是陈学圣还是吴敦义,恐怕都不会是国民党的下一位。

  在2016年大选还在开票时,笔者就说,局势很明显,国民党未来少主,不是蒋万安,就是江启臣。

  2012年选举马英九连任后,一般认为马英九自己属意的人选是江宜桦,党内大佬们比较喜欢吴敦义,而蓝营群众比较喜欢朱立伦。可是,随着马英九民调低落,吴敦义也跟着遭殃,虽然他也没干错啥,但民调始终低迷不振。2014年的太阳花学运,把江宜桦的形象搞砸了。朱立伦又因为换柱和阿附王金平,也彻底得罪了蓝营基本盘,这次大选又惨败300万票。可以说,蓝营有实力选领导人的人,基本已经没了。

更可怕的是,2014的九合一选举前,国民党的接班梯队被寄予厚望的连胜文,吴志扬败选。随后“立委”补选里,政绩不错也比较年轻的前彰化县长卓伯源败选。今年的“立委”选举里,本该是台北市长最佳候选人的丁守中败选,新北市多个蓝大于绿选区的“立委”,如吴育升,林国春,张庆忠等败选,桃园的孙大千,新竹的郑正衿等也都败选。换句话说,国民党的二线梯队这次也被民进党团灭。

  这次选完,马上就是2018年县市长选举,国民党的人在哪里?如果那次选举国民党不能扭转颓势,很多地方就会被民进党彻底绿化,那么国民党恐怕就只能转进太平岛了。

  不过这次“立委”选举,有两个人也算是逆境中打了一场漂亮的选战。一个是台中丰原选区的江启臣,一个是台北市的蒋万安。这两个人值得说说。

  个人在此大胆预测,江启臣和蒋万安,是国民党未来最有机会接班的人,也是唯二有可能替国民党拿回政权的人。笔者在观察者网的文章大家可以去看看,是不是总是最先预测,且毫不含糊不留余地的明确,笔者最早讲了国民党2016的大溃败,也最早讲了国民党席次不到40,也最早讲了朱立伦并不靠谱而且一定机关算尽反算了自己。

  先说江启臣,这次他“立委”选举选赢,是非常了不起的。他所在的台中第八选区,一直是绿大于蓝。2012年选举,蔡英文在这个选区大胜马英九一万票,当初小马哥人气可还是很高的。而江启臣却反过来赢了民进党对手一万票。而且要知道,那次选举,国民党是分裂的,这个选区有亲民党陈青龙和国民党的车淑娟参选,各自分走一万票,江启臣这种逆境还能赢,其实力可见一斑。16年就不必说了,民进党可以说倾全党之力也想要拿下这一席,除了蔡英文多次去辅选外,蔡英文自己在丰原有房子,选前之夜住在这里,但这种情况下,江启臣依然奋力突围,可以说完成了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笔者在2012年就注意到了江启臣,当时他能选赢,就很看好他可以去选台中市市长,因为当时的国民党“立委”,唯有江启臣能在绿大于蓝的地方选赢,但可惜14年还是让老胡连任,结果胡志强在这里大输特输。如今形势,江启臣应该是国民党2018年挑战林佳龙的不二人选。首先,江启臣足够年轻,现在才44岁,比林佳龙小8岁,而且也是名校博士。其次,林佳龙政绩不佳,人和不好,18年如果给国民党光复台中,马上就可以跻身天王级别。毕竟18年,国民党很可能丢掉新北市,因为朱立伦实力太差,如果江启臣拿下台中,朱立伦这种60后就彻底出局了。第三,江启臣也算相貌堂堂,要知道,国民党选民是看脸的,不像民进党,长得什么样都行。李敖先生说过一句有趣的话,说“国民党最多人面兽心,不像民进党兽面兽心”。

  当然最近,有消息传出说江启臣在国民党危难之际,有意直接参选国民党主席,甚至2020年就和蔡英文捉对厮杀。个人认为,江启臣是本土出身,和洪秀柱选也算有胜算,但直接和蔡英文对决,恐怕没有胜算。江启臣当初也只做过新闻局长,没有做过地方首长,缺乏执政经验,直接对决寻求连任的蔡英文难度太大。对江启臣比较理想的是先拿下台中,然后蔡英文之后,不管是光环退去的赖清德,还是柯文哲,都胜算不小。

另外一个要说的是蒋万安。蒋万安这人是蒋经国的孙子,但和连胜文这种草包不一样,蒋万安是名副其实的美国名校出身,拿到了美国的律师执照,在台湾也形象良好。这次选举,蒋万安先在初选干掉了4年前打败他父亲蒋孝严的罗淑蕾,然后正式选举也轻骑过关。目前的局面是,国民党最有资格选2018年台北市市长的丁守中意外落选,费鸿泰赖士葆太过深蓝,蒋乃辛岁数太大,2018年,蒋万安几乎注定披挂上阵,和柯文哲对决。

  仔细看,蒋万安的条件,打败柯文哲也很有可能。首先,蒋万安的外省血统和出身,对残存的国民党铁票有无与伦比号召力。讲白一点,台湾的外省人是看血统的,94年李登辉提名本省黄大洲,输给外省的赵少康,98年外省马英九打败陈水扁,06年外省郝龙斌选赢,并且初选打败了本省的叶金川,10年郝龙斌连任。连胜文在13年痛骂马英九大明王朝而支持王金平,是不可能得到国民党铁票的支持的。其次,蒋万安虽然是权贵出身,妙就妙在生活简朴,不像连胜文吃个盒饭就快700块,而且蒋万安是实打实拿到美国律师执照不是连胜文那样草包。第三,蒋万安是素人,不像连胜文要背负一堆包袱。虽然说以柯文哲目前的人气,蒋万安要赢也得很拼,但可以肯定的说,派别人来,一定输。

  蒋万安现在39岁,就算18年选输,只要得票不错,2022,绿营恐怕很难有人是他对手。他和江启臣,一个外省一个本省,其实非常互补。如果这两个人齐心协力,扭转国民党老旧陈腐的气息,国民党倒是也有垂死挣扎的机会。

  只是,那些七大公八大佬们,那些专门扯后腿的王金平的手下们,会放手吗?

 

胡绩伟口述:胡赵新政失败深层原因

 来源:中华文化传人

按:改革开放初期,《人民日报》总编辑、社长胡绩 伟就“党性和人民性”问题提出一系列的看法,认为“人民性高于党性”、“党性来源于人民性”、“没有人民性就没有党性”。结果在1983年清除精神污染运 动中被整肃,辞职转任全国人大常委。六四期间,他征集了近30名人大常委签名,要求提前召开人大常委会紧急会议。因此获罪当道,遭撤职、留党察看六年处 分。胡绩伟晚年提出“胡赵新政十年”的说法,以其亲历亲见亲闻,为充满生机和希望的80年代做了新的解释。本文系原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研究员姚监复根 据胡绩伟多次谈话和他起草的初稿整理而成。
正文:

对于胡耀邦、赵紫阳的十二年新政,我已经写了多篇文章回忆与论述。被誉为中国社会的黄金时代的“胡赵新政”,为什么会失败?被邓小平扼杀而夭折的深层次原因是什么?值得认真研究。

我考虑,主要是邓小平仍然坚持列宁、斯大林、毛泽东的 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路线,坚持“四个凡是”的“四项基本原则”;而胡耀邦、赵紫阳的新政实际上是重建新民主主义社会,坚持的是新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 路线,这两种不同的理念与路线,产生了邓小平与胡赵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一系列重大问题上的分歧与对立。最后邓小平以党内太上皇的地位,以军力为后 盾,依靠保守的元老集团将不盲从的胡耀邦、赵紫阳两任总书记赶下台。胡赵新政不幸夭折。

一、胡赵新政失败的直接原因

邓小平继承了毛泽东掌握权力的关键:紧紧抓住军权不 放,一定要担任中共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可以放弃国家主席职位,让给刘少奇当。但是至死仍为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军权绝不撒手,调动任何一支小部 队都要经过军委主席批准。邓小平可以让胡耀邦、赵紫阳担任总书记,把名义上的党内最高职务放弃,但是,邓小平紧紧抓住军委主席职务不撒手,胡耀邦、赵紫阳 实际上只是“大秘书长”,调动不了任何一支部队。这样,以军力为后盾的军委主席邓小平,可以利用毛泽东培养出来的一批顽固的元老集团,几个老人一开会,就 把胡耀邦、赵紫阳罢黜了。邓小平用军力实力为后盾的强大政治压力,使胡赵十年新政过早地结束了。

毛泽东夺得党权、军权以后,还掌握了“重大问题的最后 决定权”,俨然拥有垄断一切、判断是非、敌我的最高决定权。特别是确定和否定接班人的大权,从高岗、刘少奇、林彪、王洪文到周恩来、邓小平的上上下下,直 到最后选出华国锋,都是毛泽东一个人说了算。邓小平继承了毛泽东的这一套传家法宝──以军权为后盾垄断所有大权,因此,华国锋、胡耀邦、赵紫阳以及江泽 民、胡锦涛在接班人位置的上上下下,都凭邓小平的一句话,他一个人说了算。

因此,毛邓的凌驾于党章、宪法之上的军事独裁、政治垄断的专制统治的中国特色政治制度。是胡赵十年新政失败的客观、直接原因。

二、胡赵坚持新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路线

胡赵新政的理论根据和方针路线、政策、措施,是上世纪 三四十年代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与建设新民主主义社会的理论与实践,同时在新的历史条件上继承、发展和新的创造。突出的表现在 胡耀邦坚决主张为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派运动”平反,实际上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政治路线平反。因为一九五七年当时定为右派分子的主要罪名是“反党反社会主 义”,胡耀邦等为反右派运动和右派分子平反,等于承认右派分子反对共产党、反对社会主义无罪,因为《共同纲领》确定了中国是新民主主义社会,不是社会主 义,共产党也是各民主党派之一,与其他党派在政治上是平等的,可以互相监督,相互批评的。胡耀邦说:“我们是执政党,如果连群众一点意见或反对意见都听不 进去,都视为反党,又怎么能领导好、建设好这么一个大国呢?定成“右派”,一下就是二十年。有些知识份子,恰恰是爱独立思考,有见解的人,不愿意唯唯诺 诺,不喜欢说一不二。而我们国家需要的是人才,不是奴才啊。”(《胡耀邦思想年谱》上,第194页)一九七七年胡耀邦就认为:“毛主席讲,中国的民主革命 是新式的、特殊的、资产阶级性质的,纲领没有超过反帝反封建,是无产阶级领导下的人民大众的革命。当时只能分两步。两步并一步走,就是王明路线。不是那些 人不愿意,而是历史的进程不允许.主席要我们分两步走,但落得过资产阶级民主派。这是胡说八道,混淆资产阶级革命和资产阶级性的特殊的新式革命。有没有新 民主主义社会,主席是讲过的。”(《胡耀邦思想年谱》上,第78页)

而邓小平坚持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理论、坚持毛泽东的 “六条政治标准”和他自己的“四项基本原则”,核心就是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在一九七八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他的发言稿第一稿,还坚持毛泽 东文革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认为“四人帮”是走资派。这种从政治路线上一贯反右派的邓小平理论,必然会继续反右派,要反对资产阶级民主主 义革命的普世价值和思想文化,从批判《苦恋》、清除精神污染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反对新自由主义,直至悍然调动国防军镇压学生运动。

胡耀邦“从来就反对在学生中打右派”,要为全部右派分子、为反右派运动平反。而邓小平认定“反右派斗争是必要的正确的”,顽固坚持他为副帅(毛泽东自封为主帅)和反右派斗争五人领导小组组长的历史错误,拒绝为反右派斗争平反。

邓小平、胡乔木、邓力群提出清除精神污染,搞“反对资 产阶级自由化”,认为周扬、夏衍、巴金是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带头人,又要批王若水、胡绩伟、苏绍智、王若望、刘宾雁等一大批知识份子,遭到了胡耀邦、赵紫 阳的抵制,被胡耀邦称为“文化小革命”的清污运动只搞了二十八天就收场了。

邓胡之间在政治路线方面的原则分歧不仅突出反映在反右派斗争的平反之争,也贯穿在整个胡赵新政期间的政治生活之中。

当邓小平认为胡耀邦“想树立自己的形象”时,意味着军委主席决心罢总书记的官了。邓小平与胡赵政治路线的斗争,只能以胡赵新政的失败告终,因为中国是“枪桿子里面出政权”。

三、胡赵坚持实事求是思想路线;邓小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唯心主义

胡耀邦、赵紫阳的新政,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各个方面都是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胡耀邦亲自发动、具体组织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冲破了“两个凡是”的思想牢笼,才能大规模地平反毛泽东制造的大批冤假错案、解放了思想和人──最重要的生产力。

相反地,邓小平同华国锋一样也是“凡是派”,不过邓小平提出的“两个凡是”论点,比华国锋早三十年,一九四七年六月二十一日在晋冀鲁豫干部会上他就曾经说过:

“凡是自己思想与毛主席相抵触时,要无条件承认自己错了,因为历史证明毛主席是绝对正确的,没有一点不对。

凡是地主与农民发生纠纷,不用调查,要首先承认农民是对的,地主是错的,这是立场问题,要无条件提倡。”(何方:《何方自述》,第178─179页)

邓小平在一九七八年表面上支持胡耀邦批判“两个凡 是”,因为这个批判有利于为一九七六年“天安门事件”和“邓纳吉是后台”的错案平反,也有利于他把华国锋打下台,自己取而代之,担任党中央军委主席要职, 成为精神领袖,揽大权于一身。到了一九七九年中央理论务虚会上,邓小平就提出“四项基本原则”的“四个凡是”取代了华国锋的“两个凡是”。邓小平用“坚持 四项基本原则”的大棒打倒了胡耀邦、赵紫阳两任总书记,发动清查、整党、反自由化等运动,把胡赵贯彻执行的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抛到九霄云外,又回到毛 泽东的一言堂,他公然讲:“毛主席在,毛主席说了算;我在,我说了算。什么时候,你(江泽民)说了算,我就放心了。”这样,邓小平暴露了他的封建专制帝王 思想,同胡赵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根本不同,这种思想路线的矛盾,决定了必然出现分歧,胡赵新政也不可能在邓大人的这种帝王思想领导之下维持更长久。

四、在清算毛泽东极左路线方面,胡耀邦批“五人帮”,邓小平只准批“四人帮”

胡耀邦认为对文革后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的斗争中, 不能提出批“五人帮”,要考虑许多老干部对毛泽东的心理承受能力,但在实际工作中,他是同意批评和纠正毛泽东的路线错误的,只点“四人帮”名的批判文章, 实际上也是批毛泽东.为“反右派斗争”平反,实际上是纠正毛泽东的严重错误和犯罪行为,因为一九五七年还没有“四人帮”。而邓小平处处为胡耀邦设置障碍, 限制矛头针对毛泽东的揭发批判。例如,为刘少奇平反的《人民日报》社论题目,报社送审稿,建议用“还历史本来面目”,胡耀邦同意,而邓小平反对,他坚持要 改成“还毛泽东思想本来面目”,似乎是毛泽东最后又为刘少奇平反。邓小平拒绝为反右派斗争平反,胡耀邦只能为右派分子“改正”,邓小平只承认反右派扩大 化,一定留下几个右派分子,以证明毛泽东为主帅、邓小平为副帅领导的这场政治运动是必要的正确的。而胡耀邦认为:“多少年来,“四人帮”歪曲我们解放以来 的党史,把开国后的历史,说成是资产阶级进攻,右派进攻,右派是资产阶级的一部分,讲得杀气腾腾,是为了讲党内斗争不得了,搅乱人心,乱中夺权。搞得不好 上当。”(《胡耀邦思想年谱》上,第71页)

胡耀邦建议对高岗、饶漱石等人平反,也遭到邓小平的拒 绝,因为牵涉到毛泽东先是暗示高岗反刘少奇,后来又抛出高岗的阴谋诡计。而且邓小平当时也扮演了密告和主持批判饶漱石的不光彩角色,从此以后他便青云直上 至中共中央常委、秘书长,成为接班人候选人之一。正因为几十年来,毛泽东的一系列重大错误决策是由邓小平具体执行的,许多重大冤假错案是邓小平协助毛泽东 制造的,邓小平才被毛泽东封为他的副帅。文革结束后,邓小平缺乏正视自己助纣为虐的历史性错误,不敢进行深刻的自我检讨,因此,不愿意、不支持、实际上反 对胡耀邦等人批判、揭发毛泽东错误路线。而胡耀邦清醒地做了深刻的总结:“从一九五七年反右以来发动的历次政治运动、阶级斗争,也是建立在错误分析形势和 情况的基础上,犯了阶级斗争扩大化、尖锐化、人为化的错误.是封建独裁、个人专断、家长作风、唯意志论的体现.”(《胡耀邦思想年谱》上,第312页)以 至于到了二○○九年,中国共产党还没有对毛泽东的历史错误进行彻底的清算和准确的评价,毛泽东的思想阴影仍然控制了邓小平的接班人的头脑,他们继续执行着 一条错误的政治路线,对于邓小平罢黜了胡耀邦、赵紫阳,制造了一九八九年天安门事件的冤案仍然未能平反,延误了中国的政治进程。

五、邓小平坚持一党专政,反对三权鼎立;胡赵坚持建立民主政制

胡赵十年新政的重要内容是真正推进中国党政机构的政治 体制改革,建立民主的政治制度,而邓小平按他的“四个坚持”要把斯大林、毛泽东无产阶级专政的一党专政的垄断集权独裁政治制度继续顽固地坚持下去。这两种 对立的指导思想,必然出现邓小平与胡赵的分歧与斗争,最后是邓小平把胡赵打下去,罪名是“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不力”。

在政治体制改革的关键──废除干部终身制方面,邓小平 是口头革命派,他死死抓住中央军委主席不放,对“太后专政”或实际上的领袖大权至死也没有放手,在邓小平身上真正体现了毛泽东一样的领袖终身制。邓小平当 然注意到了胡耀邦多次强调废除干部终身制,说了不少在邓小平听来相当刺耳的话,包括:胡耀邦强调民主,他说:“什么叫无产阶级专政?实际上这个问题没有弄 懂。只有充分民主才能有效专政。离开了民主就是法西斯专政。人民民主是基础.我们靠民主,专政才正确.”(《胡耀邦思想年谱》上,第123页)“中国从来 没有经历过资本主义社会,不可能“复辟资本主义”,江青之流要复辟,只能是复辟封建主义,搞封建法西斯主义.”(《胡耀邦思想年谱》上,第31页)

胡耀邦说毛泽东建国以后才几年,“他也不大谨慎了,许多事情都是他一个人说了算,别人不能说不同意见,说了就倒楣。我想,一个是脱离实际、脱离群众,一个是民主生活不健全,这两条教训实在值得很好记取。”(《胡耀邦思想年谱》上,第37页)

胡耀邦认为,“四人帮”以假乱真,“打着红旗反红旗, 先把你的思想搞乱,同时结帮篡党,实行法西斯专政。简单说是两条,一是愚民政策,一是恐怖手段。没有这两条,他们三个月也维持不了。”(《胡耀邦思想年 谱》上,第48页)针对一九七七年的中央文件称“四人帮”是“正在走的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胡耀邦说:“在思想政治或者其他领域,到底应该反对资本主 义,反对修正主义,还是反对封建专制主义,反对流氓无产阶级?”(《胡耀邦思想年谱》上,第55页)“在“四人帮”身上表现得最突出的一个东西就是农奴主 的封建专制思想。”(《胡耀邦思想年谱》上,第85页)

胡耀邦最早主持为老干部平反,支援他们出来工作,同时 坚决主张废除干部终身制,是说到做到的真正革命派,与邓小平的口头革命派完全不同。胡耀邦早在一九七七年就说:“我相信自然规律。人老了,生理是会有变化 的,身体和机能也都会发生变化,人都一样。所以,我在想,人趁着头脑还清楚的时候,退出领导岗位和决策层是明智的。这对个人、对国家、对人民,都有好 处。”(《胡耀邦思想年谱》上,第3页)一九七八年四月他又说:“干部管理制度要改革。配备班子,要发现优秀的青年干部,五十岁、四十岁,今明年做准备, 老同志带一下。一九八○年之后的第二步,要产生一些五十岁左右的第一把手。中央组织部几百人在几年内能找出几百个四十岁左右的干部,二十年后人们还会怀念 我们的。”(《胡耀邦思想年谱》上,第160页)“老同志最重要的任务是为党发现和培养中青年干部,搞好传帮带。”(《胡耀邦思想年谱》上,第243页)

胡耀邦的有些话,说者无意,听者有心,可能邓小平极不 高兴.如一九七八年胡耀邦讲:“我们党内不能制造迷信,不要突出宣传个人。这是非常错误、非常危险的东西。”“我们党内的阴谋家就是要制造迷信,好去搞阴 谋.”“有些人不重实践,总说毛主席没有说过呀!……什么砍红旗,是你砍旗还是我砍旗?你参加砍旗,砍了多少年了;你还瞎说八道,还以为自己高明,老子天 下第六:马、恩、列、斯、毛、我。摆教师爷的架势,老子天下第六不好哇。总说自己是最革命的,最最最,三个最还嫌少。”(《胡耀邦思想年谱》上,第 270、267、253页)事实上,胡耀邦的批评成了准确的预言,官方不是编了“马恩列斯毛邓论XX”之类的小册子吗?!胡耀邦支持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二十 一日《人民日报》发表《人民万岁》的文章,指出“如果人民能够真正行使宪法规定的各种民主权利,“四人帮”又怎能对天安门广场群众採取反革命暴力手段,使 人们付出血的代价?”“我们的国家还存在反人民、反民主的势力,人们的民主权利经常受到这样或那样的侵犯。因此,进行争取和保卫人民民主斗争,就成为一项 长期的极为重要的政治任务。”一九七六年和一九八九年的天安门事件,证实了这些判断是符合中国国情的真理。

胡耀邦坚决主张改革干部体制,并从自己做起,落实废除 干部终身制的决定,早在一九七九年他尖锐地指出:“干部体制不改革,要亡党亡国。”(《胡耀邦思想年谱》上,第376页)还具体指出:“一定要坚决地、有 步骤地实行中央所提出来的改革党的干部制度,包括建立和完善对干部的考试制度、考核制度、监督制度、奖惩制度、罢免制度、轮换制度、退休制度,将来加一条 学习制度。……我放了好几次空气了,主张许多老同志不任实职工作,拿出有生之年来写革命回忆录。……不任实职的同志也可以为党多做贡献.”(《胡耀邦思想 年谱》上,第40页)“中央委员会这一届的平均年龄五十九岁,比较合理的也许是五十五岁,满期是六十五岁.上限是七十五岁,下限三十五岁.任何职务都不是 终身制,这是不能变的原则.”(《胡耀邦思想年谱》上,第783页)“我希望我们的国家也能有华盛顿,我一定只干一届,到七十岁就退下来,成为党内首先自 觉退下来的一个!设想:今后我们党委要做个规定,七十岁以上的同志一律不再担任高级领导职务。”(《胡耀邦思想年谱》上,第790页)“我们的老同志,特 别是六十五岁以上的老同志必然瞭解,我们是很难工作到九十年代的,因此必须诚心诚意支援年青人上台。”(《胡耀邦思想年谱》上,第827页)一九八四年胡 耀邦对李锐说:“自己准备一九八七年下来。”(《胡耀邦思想年谱》上,第967页)

胡耀邦一九八○年四月同意大利贝林格谈话时,引用了邓 小平的话:“人到八十岁,一般地讲,脑子僵化了。有功绩的人当然要尊重他,更重要的是,要强调集体领导。少数人掌握国家大权效果不好,”他并说:“作为执 政党,要防止文革这样的灾难,必须从党和国家的制度上想办法,一定要把党和国家的根本制度搞好,要制定一整套适合执政党的党规党法,要发展和健全民主。” (《胡耀邦思想年谱》上,第492─493页)一九八○年四月二十三日中央政治局通过决定,“凡年事已高、丧失工作能力和生活自理能力的老同志,不当党的 十二大代表和中央委员会候选人”。(《胡耀邦思想年谱》上,第497页)胡耀邦还说过:“要认真负责地妥善地安排一大批对党和人民有贡献的年老体弱的同 志,退居二线或第三线。”(《胡耀邦思想年谱》上,第501页)“不能把个人凌驾于党之上,不许一个人说了算,不许搞干部职务终身制,一定要搞集体领导, 重大问题要经过党委集体讨论。”(《胡耀邦思想年谱》上,第532页)

胡耀邦、赵紫阳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特别是取消干部终身 制,关于老同志退居第二线、第三线的意见,这些对于喜爱揽权于一身、一个人说了算的邓小平等人来说,是很刺耳的。认为是抢班夺权,有人说是“要夺小平的位 置,逼小平下台。”(《胡耀邦思想年谱》下,第1317页)邓小平採取的对策是先下手为强,把胡赵打下去是必然的。

六、“胡赵新政”的悲剧和结局及胡赵的分歧

早在一九八四年六月二十八日,邓小平与胡启立谈话,邓 小平说:“今天找你来,主要谈谈对耀邦同志的意见。耀邦同志有弱点,不仅是对郭罗基等人的看法上,最主要的是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问 题上,表现比较软弱。而作为党的总书记,这方面的软弱是根本性的缺点。如果我直接找耀邦,似乎过于严重了,同你谈,你同耀邦比较熟,可以随时注意提出你的 意见和建议,耀邦是会重视的。”(《胡耀邦思想年谱》下,第1016页)据赵紫阳回忆,邓小平的批评原话是:“对自由化採取这样放任软弱的态度,是作为总 书记的根本弱点。”邓小平及一些老人对胡耀邦完全丧失了信任。(《胡耀邦思想年谱》下,第1309─1310页)一九八六年十二月三十日邓小平对胡耀邦摊 牌,加上政治罪名。邓小平说到上海、合肥学生闹事时说:“如果破坏社会秩序,触犯了刑律,就必须坚决处理。凡是闹得起来的地方都是因为那里的领导旗帜不鲜 明,态度不坚决。这也不是一个两个地方的问题,也不是一年两年的问题,是几年来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旗帜不鲜明,态度不坚决的结果。应该说,从中央到地 方,在思想理论战线是软弱的,丧失了阵地……领导态度坚决了就闹不起来了。……传说是因为党中央里面有个保护层。”(《胡耀邦思想年谱》下,第1298 页)公开表示了对胡耀邦的严重不满,实际上认为胡耀邦不适宜担任总书记是有根本性缺点,意味着“胡赵新政”将面临悲剧命运,唇亡齿寒。胡耀邦倒下去,赵紫 阳独臂支撑也难持久。更令邓小平愤怒的是,一九八九年五月赵紫阳抗命不从,不同意戒严出兵镇压学生运动,敢于不参加戒严大会。“六四”以后,赵紫阳一直拒 绝检讨,使邓小平处于尴尬处境,把这个制造“六四”惨案的后台老闆的真实面目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因此,对赵紫阳採取了极为严格的软禁十六年的惩罚,只有 蒋介石、蒋经国对张学良的处理手法相似,超过毛泽东对王明的处理。李登辉还对张学良放了一马,邓小平、江泽民一直把赵紫阳软禁到临终,又恨又怕,简直恨之 入骨。

因此,从以上列举的部分事实及初步分析看来,邓小平要 把胡耀邦打下去是早在一九八四年六月就表了态,作为总书记有“根本性的缺点”、“最主要的是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问题上。”赵紫阳的一 九八四年五月二十六日就党的领导体制问题致邓小平信,不是导致胡耀邦被罢黜的“最主要的”、“根本性的”原因。相反地,胡赵两人在反对胡乔木、邓力群的 “清污”等问题上是一致的、相配合的。至于某些政策问题上和在经济发展速度、个人批条子列专案等具体问题上,胡赵之间在工作上有不同意见,在同志间是正常 的,也证明当时党内还有民主气氛。赵紫阳说在批判胡耀邦会上,没有落井下石,也没有帮他说话。其正面后果是没有让总书记位置落到邓力群手上。这是赵紫阳从 大局与后果考虑而採取的一种政治斗争方式,是政治智慧,也有利于全党。不必过分夸大胡赵之间工作上的分歧,而忽视胡赵与邓小平之间的不同路线的斗争。应当 说,重建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十年新政,证明胡赵在重大路线斗争中是一致的、团结的、配合得很好的。

至于在历次党内斗争中,根据最高领袖表态认定某人为右 倾分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全体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跟着违心地转向,批判之、处分之、开除之,如一九五九年对彭德怀的处理、一九六九年对刘少奇的批判 与处理(只有陈少敏没举手),没有一位中央委员(包括彭德怀)投反对票,因为害怕扣上分裂党的罪名,宁可违背事实与良心,宁可思想、政治路线上违反实事求 是的原则,犯历史错误,也绝对不在组织路线上犯错误。这是中共、苏共和共产国际遗留下的悲剧性的传统,也是苏共、中共肃反扩大化、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内部 的不同意见的同志的历史,教训了所有中央委员。政治上自我保护的本能,使人恐怖的政治统治手段比坚持真理、实事求是更为重要。同时,应看到在这一类的政治 斗争中被批判者的命运(如一九五九年的彭德怀、一九七四年的周恩来、一九八七年的胡耀邦、一九八九年的赵紫阳)已经被最高领袖所确定,但是,参与批判者的 不同态度可以相当程度上决定自己的命运有很大不同,例如一九五九年张闻天、黄克诚为彭德怀辩护,最终被毛泽东打入“反党集团”、“军事俱乐部”;而林彪对 彭德怀无限上纲,刘少奇说彭德怀“里通外国”,则高升或保住职务。同样地,一九七四年毛泽东抛出周恩来,批判周恩来外交上的投降主义时,周的悲剧命运不可 能改变了,但是邓小平对周恩来的尖锐批判,当一把手“别人可望不可即,你(周恩来)既可望又可即”,深得毛泽东之心,毛泽东说“我早就知道他会说话的”。 于是邓小平得以复出,委以重任。证明了,批判者的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被批判者的命运掌握在最高领袖手中。因此,一九八七年赵紫阳批判了胡耀邦,确实使中 共总书记的大权没有落入邓力群手中,而是与胡耀邦合作的赵紫阳被邓小平指定为代总书记。胡耀邦的命运掌握在邓小平手中,下台是邓早已决定的。但是继任者是 谁,邓小平还在观察、考验,在这种激烈、複杂的政治斗争中,赵紫阳不可能选择同胡耀邦并肩战斗、对抗邓小平的立场,而是策略性地批判胡耀邦,包括为不少人 诟病的将来合作不好“只有辞职”这类划清界限的言词,特别是薄一波在批胡会上抛出的一九八四年五月二十六日赵紫阳一个人签名的信,信中建议邓小平、陈云 “为我们党制订必要的领导制度”、“保持国家根本的稳定性和连续性、根本的首要的是在党的领导体制上着力,才能真正解决问题。”有人误认为,赵紫阳的这封 信是导致胡耀邦下台的重要原因。实际上,从前面的分析来看,邓小平同胡耀邦的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组织上一系列根本问题、路线问题的分歧是主要的深层 次的原因,是邓小平深谋熟虑的内心中早已作出决定的既定方针。胡赵之间的不同意见,以及赵紫阳的一封信不是决定因素,胡耀邦与陆铿谈话也不是他下台的主要 原因,只是邓小平的一个发动批胡的藉口和合适时机而已。但是,赵紫阳在这场批胡斗争会上的表现,包括赵说胡批资产阶级自由化不力,不听招呼,确实使邓小平 比较满意。因此被邓小平选中为代总书记,让邓力群坐了冷板?。赵上台后,得到邓小平同意,还撤销了邓力群把持多年的中央书记处研究室。不过,赵紫阳对胡耀 邦的批判使他自己内心有些不安,认为被人误解,在软禁期间为此对一些人作了相当多的解释说明,对不当总书记无所谓,而对批胡没有为他讲话,也没有落井下石 并不是无所谓。实际上,不论赵紫阳批判不批判胡耀邦,对胡耀邦的命运是不起作用的,决定权在邓小平手中。只是唇亡齿寒,胡耀邦下台,意味着“胡赵新政”衰 亡,预示着赵紫阳悲剧的开始。胡赵接连下台,是邓小平编导的历史悲剧的上、下集。

七、“胡赵新政”能否选择第二条道路?

“胡赵十年新政”在历史上除了夭折之外,有没有可能选择第二条道路,使重建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新政得以延续生存、不断发展呢?

我想过,如果按党章作为党的最高领导人的胡耀邦总书 记,坚持不辞职,正式提出召开中央委员会讨论总书记的去留问题,是否会是另外一个局面?当年,莫洛托夫在苏共中央政治局会上发难,要把赫鲁晓夫赶下台时, 莫洛托夫拥有多数票支持。而赫鲁晓夫为了摆脱在政治局处于少数的被动状况,提出第一书记的去留要由中央委员会决定的意见,国防部长朱可夫派军用飞机把中央 委员们迅速接来,在中央全会上,赫氏变少数为多数,转危为安,反而把莫洛托夫打成反党集团。一九八七年的胡耀邦,如果也採取这种做法,就得先串联一些同志 一起提出建议,而胡耀邦考虑的是为了“大家”和小家,保护一批干部,也为了保护这个家,而检讨,(《胡耀邦思想年谱》下,第1370页),避免遭到党内斗 争历史上多次出现的追查、清洗“反党集团”的悲剧命运,希望尽可能少地使好同志受到牵连。他清楚,如果搞得不好,将付出更大的牺牲,宁可自己受些委屈,违 心地检讨;因为中国的党和党内残酷斗争的传统,更甚于苏联共产党。

如果赵紫阳在一九八九年五月採取坚决果断的措施,贯彻 他的与学生对话方式,在民主与法制的轨道上缓解矛盾,拒绝镇压在学生运动的武力办法,会出现什么后果呢?赵紫阳本人担心,会出现内战局面。因此,他本人接 受了撤职的处理方式,并未採取任何“分裂党”的措施。反而,邓小平以“分裂党、支持动乱”的罪名,软禁赵紫阳十七年,清查、处分了许许多多的干部和群众。 邓小平莫须有地给赵紫阳加上“分裂党”的罪名,也封住了正直的党中央委员的嘴,不敢公开为赵辩护了。

我也想过,在一九八○年中央讨论修改宪法,改善中央领 导体制时,如果提出实行一九五四年的“五四宪法”或《共同纲领》。实行人民民主专政,特别是县以下普选,县以上间接选举,组成新的人民代表大会,选出新的 执政党、国家主席和解决军队国家化问题。很可能还是共产党执政,邓小平可能担任主席。这样的好处至少在邓小平独霸军权上可能有所限制。但是,这真的有可能 实现吗?胡耀邦当时是思考过这个大问题的。他同法国等外国党领导人谈话中和派出了考察组赴瑞典,想瞭解社会民主党执政状况,证明他正在考虑这个问题。他后 来同于光远讨论过中国的新民主主义社会是一个历史发展阶段问题,也证明他在思考中国的过去与未来的政治制度问题。但是,在关键时刻,他不可能採取与邓小平 对抗的其他激烈行动。在胡耀邦哥哥报告故居要倒了时,胡耀邦的回答是:“年代久了,倒就让它倒吧!”这是他对老家旧故居的一种心态,也可能是一种对中国特 色的政治的心态。

八、胡耀邦:我死了,不想去八宝山

胡耀邦在文革中的一九七二年回京赋闲时和一九八八年被迫辞去总书记职务后,都曾借历史的苍凉,以诗词抒发心中的苍凉,反映出乐观、达观的胡耀邦的心态中有深沉悲愤的另外一面。

一九七二年胡耀邦曾抄写昆明大观楼的长联,其中写道: “数千年往事,注到心头。把酒淩虚,歎滚滚英雄谁在?”“伟烈丰功,费尽移山心力,尽珠帘画栋,卷不及暮雨朝云,便断碣残碑,都付与苍烟落照。”他抄写辛 弃疾的词:“虎踞龙蟠何处是?只有兴亡满目。……东山恨晚,泪落哀筝曲。几辈功名都付与,长日惟消棋局。”胡耀邦还抄写了可能是心境写照的《哀筝曲》: “为君既不易,为臣良独难。忠信事不显,乃有见疑患。周旦佐文武,金滕功不刊。推心佐王政,二叔反流言。”(参见《旧文参考》二○○九年二月二十六日, 《西安商报》社编)

一九八七年胡耀邦被邓小平打下台后,又再次借诗明志。一九八八年一月胡耀邦为万毅题赠:“赤胆忠心,无私无畏。钢筋铁骨,长命百岁。”

一九八八年六月为吴西回忆录题:“夜看酆城气,回首蛟龙池。齿鬓己自料,意深苦陈词。”八月又题诗赠林萍:“内乱难逃鬼蛇罪,苹梢能辨东西风。此身只合蓬莱老,青松明月照苍穹。”

一九八八年九月胡耀邦为贺晋年墨竹画题诗:“直节生来劲,高标老来刚。流莺恣大笛,吹散鬓边霜。”并赋诗相赠:“伏枥年华老却龄,拼付铁骨付丹青。丹青特爱梅和竹,赚得清香满玉庭。”

一九八八年九月胡耀邦去“山东养马岛”,传说为秦始皇东巡养马之处,现为人民日报社休养所。胡耀邦即兴赋诗《戏题养马岛──拟赠胡绩伟同志》,九月十日改就。

“辇从秦皇下沧蓬,雷鸣电击辘肠空;

宝岛觅得幽憩处,岂料伯乐踵相踪;

伯乐爱马不爱人,牧人一夜变秋翁。”

一九八八年九月五日胡耀邦作词《戏赠于光远同志。调寄渔家傲》:“科学真理真难求,你添醋来我加油,论战也带核弹头。核弹头,你算学术第几流?是非面前争自由,你骑马来我骑牛,酸甜苦涩任去留。任去留,浊酒一杯信天游。”

于光远对此词解读道,胡耀邦对有些事情有牢骚,不过讲得比较含蓄。他有酸甜苦涩,怎能同骑着高头大马的人争自由?但是,也相当尖锐地充满义愤地质问“核弹头”:“你算学术第几流?”(《胡耀邦思想年谱》)

胡耀邦生前向夫人表达了安排后事的心愿:“我死了,不想去八宝山。”在他去世后,李昭遵照胡耀邦“不去八宝山”的遗愿,将耀邦安葬于江西鄱阳湖畔的富华山。

对于胡耀邦含蓄地在诗词中透露出的和没有说出的“苦涩”究竟是什么内容?什么政治背景?为什么胡耀邦不愿去八宝山?什么样的政治环境使他的心境出现悲凉与悲愤?……在本文中我试图从邓小平扼杀、腰斩“胡赵新政”的角度作一些解析,提供一些背景材料,希望有识者指正。

九、结语

总之,在世界历史上,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社会是几十年、 几百年了。胡赵新政只有十二年,在漫长历史中只是弹指一瞬间,但又是流星一样的闪耀着极为明亮的光辉的十二年。胡赵在各种阻扰不断袭来的困境中,步步维 艰,不断跋涉前进,推动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巨轮。能够希望他们在这样短的时期内解决这么大的根本问题吗?美国、法国也是在几百年中几经挫折和反覆,逐步 前进的。我想,不能苛责于胡赵。

胡耀邦早在一九八二年十月就已经认识到:“我个人认 为,所有社会主义国家都在两个方面、四个问题上走了弯路……,第一方面是国内问题,国内问题是无产阶级专政问题;第二个问题是经济问题。在专政问题上,我 看是曲解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概念。抓了很多人,甚至杀了很多人。我们也犯过这个错误。我们没有认真考虑社会主义民主问题。”又说:“你们法国 党、意共、西共,都不赞成提无产阶级专政,我们现在也不提无产阶级专政。我反覆说:无产阶级专政,包括人民民主专政不要多讲,把社会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法 制结合起来就好了。”(一九八二年十月十四日胡耀邦同法国共产党乔治·马歇谈话,《胡耀邦思想年谱》上,第800页)赵紫阳接过了胡耀邦政治体制改革的设 想,组织起草了政改方案,向党的十三大提出了报告。胡耀邦、赵紫阳为中国改革开放献出了自己的全部智慧、心血、生命和可贵的自由。

应当公正地说,胡耀邦、赵紫阳在政治上和性格上是有弱 点和缺点的,人们正在还将作出各种评说。我想,项南批评胡耀邦“没有顶住”、“一味退让未必是好事”的意见是有道理的。一九八六年十二月十日胡耀邦约见项 南,“项南表示:一个乡镇企业出问题,就要直接处理省委书记,我无论如何不能接受!胡耀邦说:你在福建的工作要全面肯定;谁能无过失,我自己过失还多些。 项南说:有过失是一回事,像你这样不顾事实处分是另外一回事!胡耀邦表示赞同项南的意见,主动提到一九五八年把项南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批判和处分,自 己没有顶住。项南说:你在压力下,这次又没有顶住。耀邦同志,我对你没有别的意见,就是觉得你有时候肩膀不够硬,许多拥护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同志都受到不同 程度的打击,举了胡绩伟、王若水、李洪林等人的例子。胡耀邦歎道,现在我自己的日子也很难过。项南理解他的苦衷,知道他处境困难,但是认为一味退让也未必 是好事。”(《胡耀邦思想年谱》下,第1296页)二十天后的一九八六年十二月三十日邓小平指出,中央有个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保护层。胡耀邦当总书记的日子 从“很难过”变成了“不准过”,被迫辞职、检讨、下台了。在邓小平的高压下赵紫阳在处理“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难题时,同样地和胡耀邦一样“肩膀不够硬”、 “没有顶住”。客观地说,胡赵也不可能顶住邓陈李三个婆婆的强大军政压力。

赵紫阳在“六四”之前,只能口头讲“民主”、“法 制”、“对话”,同胡耀邦一样“肩膀不够硬”,“没有顶住”也不可能顶住军委主席邓小平的强大政治、军事压力,同样地被赶下台,被撤销了总书记的职务。只 是赵紫阳最后採取了中共党史上罕见的勇敢行动:拒绝检讨认错,对邓小平是一点面子也不给。有人认为赵紫阳是考虑以个人道德伦理为重,忽视了责任伦理。如果 赵紫阳学习邓小平作“永不翻案”的假检讨,等待时机,韬光养晦,也许能保护一些人。但是,那么赵紫阳也就不是赵紫阳了。万里说过,赵紫阳最后的选择很不容 易,以前的就不用讲了。赵紫阳总书记选择的是陈独秀总书记拒绝检讨的值得讚颂的态度,因此遭到了邓小平的严惩:遭到被软禁十六年的不人道的待遇。总之,胡 耀邦、赵紫阳是中共历史、中国政治史上光辉的双子星座。历史将给他们应有的评价。

我想,如果胡赵新政不要说很长,如果再继续给他们二十 年时间,能够继续沿着胡赵路线,在重建新民主主义社会的道路上,带领全国人民走向富民强国、民主自由、平等的幸福的未来,那么中国的现实是什么样呢?十二 年的政绩是如此辉煌,那样了不起,那么坚持三十年后会如何呢?这是可以想到的。至少是国强民富,而不是“官富”吧!将不是到了二○○八年底有人写个文章 (宣言或声明)就被抓捕、软禁、抄家,而是更民主、更自由、更有人权的政治局面吧!

中国共产党八十年的经验教训明确表明:共产党军事独裁 垄断的一党专政已经走入穷途末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路线,既然已经证明是大错特错了,像苏联坚持了七十年后,仍然瓦解消失了。胡赵十年新政重建新民主 主义社会的辉煌成果,重新点燃了中国人的希望,又被邓小平腰斩了。希望十七大以后,党的新一代领导人能鉴往知来,迷途知返,走向正道,老老实实重新走上胡 赵重建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光明大道。历史的机遇转瞬即逝,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希望不要逆时代潮流而动,也不要听天由命。至于是顺应历史潮流做一代伟人,还 是做一个历史上匆匆来去的过客,那就让他们自己去选择吧!

 

國黨議去中國孰料黨名竟成香饽饽

近來,有新生代提出將原黨名“中國國民黨”改為“國民黨”,希望以此來吸引更多支持。剛宣佈參選國民黨主席的台“立法院副院長”洪秀柱表示“非常反對”,認為“改了黨名會忘掉以前的歷史”。新黨發言人王炳忠則建議,新黨應即刻正名為“中國國民黨”。

  據台灣《聯合晚報》20日報導,國民黨黨內新生代組成推動黨內改革的“草協聯盟”,其成員徐巧芯、李正皓20日接受廣播專訪時提出,黨內可以考慮將黨名從“中國國民黨”改名為“國民黨”,並召開臨時“全代會”辯論黨的路線,黨應該在台灣主體性上再做更多論述。同時受訪的國民黨前發言人楊偉中主張黨名應該恢復為“國民黨”。他表示,孫中山當年建立中華民國之后,第一次的黨名就是“國民黨”,后來國民黨路線偏向財團精神,應該重新回復到孫中山的偏左派路線,重視工農運動、中下階層。

  據台灣“中央社”報導,洪秀柱21日在台北飛碟電台接受主持人唐湘龍的專訪,唐湘龍詢問,近年來提到“中國”二字,就被高度污名化,中國國民黨需要改名嗎?洪秀柱说:“我非常不以為然,而且甚至非常反對,你看中國國民黨的歷史背景,中國兩個字怎麼去掉?”

  台灣《聯合報》21日報導稱,將黨名刪掉“中國”二字的建議引發黨內嘩然。國民黨中常委姚江臨说,這個主張讓人感到沉重、傷心;國民黨中常委李德維反問,改名就能去掉國民黨的歷史嗎?李德維還炮轟楊偉中稱,選舉開票當晚就棄黨離去,現在站在國民黨外说三道四,根本是靠駡老東家賺車馬費。國民黨前任文傳會副主委殷偉21日在臉譜上發文稱,對傳統的國民黨支持者來说,“改名不是一般的議題,必然先帶來國族認同與兩岸定位的爭議與疑慮”,但這不是優先議題。他引用莎士比亞的名言,“名又如何?玫瑰不稱玫瑰,甜香如故”,建議應優先討論“什麼樣的經濟、社會、文化政策路線,能夠讓在野之后的國民黨重新贏回人民的信任”。

  新黨發言人王炳忠則建議黨主席郁慕明即刻將新黨“正名”為“中國國民黨”,因為中國國民黨已名存實亡。王炳忠说,“中華民國”已被“台獨”借殻,“中國國民黨”不能再被拿去“掛羊頭賣狗肉”,所以新黨一定要收藏好這個殻,“23年前中國國民黨的一縷正魂寄居新黨,現在就讓魂體結合,名實合一,故曰‘正名’”。王炳忠還解釋说,新黨不是介入國民黨的“家務事”,提出這一要求的前提是“所謂的中國國民黨已名存實亡”。如果中國國民黨的“實”復活了,這個建議便可作廢。

此外,應對前一陣國民黨改名提議,大陸旅美民運人士曾節明宣布籌組“中國國民黨”以繼承國民黨百年黨統,在全中國推行三民主義。這個提議受到了民國複興運動組織有條件支持。該組織稱,已向數百位民運人士提出建議,如果中國國民黨易名成爲事實,建议聯合推動曾節明這個提議付諸實行,在大陸及海外建立中國國民黨組織并继承百年黨统,成爲推動中國大陸民主轉型的反對黨。

中南海的老爷们,你们的正效果又在哪里?


老王社长

又有家官方报纸来个社评,说是:“不必夸张“帝吧出征”的两岸负效果”。
真扯蛋了!什么“负效果”?难道网上两千多万90后青年,是为了你的什么“效果”而“征战”的吗?
人家要自由表达自己的反台独意志,他高兴玩什么玩什么,高兴怎么骂怎么骂,与你的“效果”,有哪里一毛钱关系?
“负效果”?一副高高在上的官老爷腔调和做派。好似今日中国民众运动的一切,都还必须听命你的调度,都还必须配合于你的“伟大战略部署”,否则就“干扰了”你的“伟大战略部署”,就成“负效果”,老爷们只洪恩浩荡,“不必夸张”而已。这一来,假惺惺宽容的面具之后,实际,就已坐实今日两千多万90后青年犯下了罪状:反台独负效果
你长谁的志气,灭谁的威风?
滚你个妈的吧!
两千多万90后青年“帝吧出征”,要的,是他们自己的效果。他们惊人地火山爆发般地展示了自己新兴一代的爱国意志和力量(有如当年全球保卫奥运火炬),完全是正效果。他们宣言了:台湾,是全中国人民的台湾,不是什么“两千万台湾人的台湾”。台湾主权,是包括台湾人在内的全中国十三亿人民的主权。两千万台湾人哪怕你百分之百地主张台独,也绝不能容许,否则,就是非法和野蛮剥夺了推翻卖台的清廷继以对日抗战胜利所获果实的全中国十三亿人民和其无数亿后人对台湾的主权权利。
中南海的老爷们,你们责骂网上两千多万90后青年反台独“负效果”。你们的正效果又在哪里?正是你们既要“和平”赎买又要“一国两制”颟顸不堪的荒唐政策,正一步步葬送中国主权的台湾,成就“皇民”的台独事业。你们责难忍无可忍挺身而出的青年一代们“负效果”,透露了你们还要沿着这错误荒唐的道路走下去。看,“一边一国”已在眼前。“地动山摇”?你动一动给人民看看!你摇一摇给人民看看!你们哪里肯动上一动,摇上一摇!你们再如此祸国下去,数千万中国青年和十数亿中国人民,决将义旗回指,网上网下海涛般的愤怒直扑中南海,势必将你们这群腐朽不堪的老爷连同祸国的改开政府,席卷而去!
2016年1月16日

中国第一座大饥荒纪念碑

—— 《粮食关纪念碑》导演胡杰访谈录

作者:依娃 来源:新浪微博“水边小草”

2004年中国河南省光山县十里乡高店大队吴围子村农民吴永宽,自筹资金,为本村在大饥荒中饿亡的74位村人修建了两座纪念碑,以慰饿魂,以昭后人。是中国土地上竖起的第一座纪念碑。2008年,独立制片人胡杰根据这一事件所拍摄的《粮食关纪念碑》,又是第一部用镜头竖起的大饥荒纪念碑。2008年,此片曾在纽约纪念大跃进50周年和改革开放三十周年的大型国际研讨会上放映。

采访人:依娃 作家

受访人:胡杰 独立纪录片 导演

采访形式:电话交谈

时间:2012年1月30日晚

依: 胡杰先生,感谢你答应采访,请先做一个自我介绍。

胡:我1958年生于山东济南,15岁开始习画,1977年从军,1986年毕业于上海空军政治学院,1989年入解放军艺术学院油画班进修两年。1992年在军队转业。1993年在圆明园画家村生活,1995年开始独立拍摄纪录片至今。

依: 怎样定义独立制片人?可不可以说在中国是一个新的行业?大概出现了有多少年?

胡:近年来,国内出现了一批职业的独立制片人,他们的创作完全没有商业化和播出的压力,往往是出自于一种良知和信念。他们的作品相对我们熟悉的主流媒体的电视记录片,无论是题材、内容,还是形式上都更为真实、尖锐,更为独到、深刻。就是所谓独立思考,自由表达。

可以说我是第一批独立制片人。大约出现在一九九五年,当时的社会开始允许人们比较自由的流动,可以不完全依靠单位的铁饭碗吃饭。在技术上,当时日本出现了一种家用的H8小型摄像机,这就解决了摄像问题。面对那个时代,创作者有热情,有独立表达的要求,这是独立记录片能够产生的一个土壤和条件。那时我所知道的有五、六位独立记录片制作人。

我当时在圆明园画家村画画,第一部作品是《圆明园的艺术家》。我就觉得记录片可能能更直接更真实反应社会的真相,因为我本身就是研究视觉艺术的,所以我觉得拍摄纪录片是兴奋地一件事。

依: 作为一名记录片独立制片人,你有那些主要作品?

胡: 从九五年到现在,我完成了二十六部记录片。 我的作品主要分三类,一类是现实题材,比如《圆明园的画家村》《远山》《媒婆》《平原上的山歌》《在海边》等。第二类是历史题材,我拍了《寻找林昭的灵魂》《我虽死去》《国营东风农场》,《我的母亲王佩英》《粮食关纪念碑》《塔园》等。第三类是和广州中山大学艾晓明老师合作拍摄的维权方面的记录片,《中原记事>《天堂花园》《关爱之家》等。我最新的一部作品是《祭高华》,记录《红太阳是如何升起的》史学家高华先生。

依: 众所周知,大饥荒一直是执政者刻意隐瞒的一段黑暗历史。在你的青少年时期,有没有听大人听邻居谈论过此事?你那时对大饥荒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

胡:我出生在山东济南一个军人家庭。我在青少年时期几乎没有听大人们说过大饥荒的事情,非常少。他们也就是说那时食物非常紧张,说地上掉一个饭粒都会有人赶紧捡起来塞进嘴里,你手里拿一个馒头或者一个烧饼就会被人一把抢走,如果在食堂烧饼上掉一粒芝麻,多少人都会盯着,等着去捡。母亲主要是为了教育我们珍惜粮食。后来,等我对全国的大饥荒有了全局的了解后,我问过父亲:“你们当时是怎么回事情?”我父亲回答:“我们知道农村有人饿死,当时是不敢说,一说可能会马上被开除公职,可能被逮捕,招来大祸。”部队更是敏感的地方。我父亲就举例,那时我爷爷从山东五连县汪胡公社的农村逃出来,说老家没粮食吃,吃草吃树皮,饿死人了,非常惊慌恐惧。我父亲就对爷爷叮嘱:“你出了门千万什么都不要说,到这里有口饭吃,能活下来就行了。”一家人的粮食均着吃,爷爷算是逃过一劫。所以父母那一代人多少年就不敢说,一说就是政治问题。我小时候是根本不知道这方面的信息。

依: 你是通过那些途径逐渐的了解到大饥荒真相的? 你最初的感受是什么呢?

胡:从1999年开始,我通过拍摄林昭的片子知道了反右,知道了大跃进,知道了大饥荒,这是一个逐渐清晰的过程。如我所采访的下放到农村劳改的右派同学,还有天水《星火》反革命集团的右派,他们给我讲述了当年大跃进带来饿殍遍野的惨状。农民没有衣服,就把刚埋到地下的右派,挖出来剥去衣裳。《星火》集团的右派们还和其他地方的右派不一样,他们受到武山县县委书记杜映华的特别照顾,但他们受良知的召唤,依然在编写刊物,研究现实,为民请命。后来,和这个地下刊物有联系的和同情者有四十多人被捕,都判刑很重。同情右派的县委书记杜映华和《星火》的主要思想者之一的张春元被枪毙了。当年《星火》集团的幸存者谭蝉雪将两期的《星火》内容都收录进她和向承坚的著作《求索》中,这是那一代人思考和呐喊所付出的生命的代价。通过拍摄林昭这个片子,在探求真相的同时,我更想探究为什么?为什么会出现这么残暴到令人发指的事情?......最终我们知道是一个专制体制下酿造的大悲剧。

大饥荒的覆盖面是在全中国农村的每一个村村落落,政策相同,无一可逃。我最早看到的是一本关于大饥荒的专著是《人祸》,然后有西安交通大学的蒋正华教授,他是拿着国家的研究经费公开研究大饥荒人口问题的,他得出的数字是一千八百万。后来上海交通大学曹树基教授研究出来的数字是三千二百万,还有杨继绳先生的《墓碑》综合国内外人口专家的方法研究出来的数字是三千六百万。这些都是学术性的专著,比较可靠。据当时四川省的高层干部廖伯康文章揭露出来仅四川就有一千两百万人饿亡。最近一些中外学者统计出来的数字是五千万左右。现在官方还在说“自然灾害”“苏联逼债”等。 但是我关注的不仅仅是死亡的数字,我觉得作为一部记录片不只是反应发生了什么,而是去探索为什么?当时的县长、村干部、挨饿的农民他们是怎么想的。我想用具体的细节纪录那个时代,去感觉饥民们坐以待毙时的绝望,去抚摸他们空空的肠胃。让那场惨绝人寰的灾难变成可见可感的,让数字成为生命。每一个生命都是宝贵的不可替代的。

依: 你曾提到一个安徽保姆的故事,我很有兴趣,能不能很细致的讲一遍,让我记录下来。每一个家庭每一个个人所经受的苦难,特别是一些细节是档案中找不到的资料。

胡:有一次我在一个老先生家采访,他提到了大饥荒,他们家的安徽保姆,五十多岁的样子,在旁边忍不住就插话了。她说,60年初,老家已经没有任何东西吃了。她的母亲带着她出门去逃荒要饭,徒步往火车站走。当时正下着雪,走在半路上,她看到很多人横七竖八地躺在路边,有的人就卧在路中间。她妈妈说:“绕着走,绕着走,不要踩到那些人了。”她就问妈妈:“这些人为什么在雪里面睡觉?他们不冷吗?”她妈妈也不回答,只是拉着她的手说:“赶快走,赶快走。”后来她才明白了,这些人都已经饿死了冻死了,被雪掩埋了,也许有个别人还没有咽气,过路人也顾不上管。我想,对一个孩子来说,这个画面会记住一辈子的。

根据一些资料,最早发生饥荒的是云南陆良。我曾经遇到一个了解云南陆良的老同志,他介绍五八年初在陆良就饿死了很多人,省里的领导也很关心,就说为什么死了哪么多人呢?是不是有什么流行病传染病呢?就派专家医疗队去调查,他们解剖后发现死人胃里只有草,没有粮食,还有观音土之类的人不能吃的东西。人吃了这些能有饱的感觉,但不消化,吃多了排泄不了,就把人活活撑死涨死,那个痛苦的过程是不可想象的。还有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有一个人慢慢挪着步子扶着墙来看病,已经瘦得皮包骨头四肢如柴,没有几十斤了,看上去依然清秀。他是当地的一个民办老师,但还没有看上病,坐在哪儿就咽气了。医疗队很吃惊,就解剖了了他的尸体,解剖以后发现他的胃呀肺呀肠子呀几乎都找不到了,都变得很小很薄,透明、萎缩了。因为长期的饥饿,内脏器官被自己的身体吸收了,直到没有任何能吸收的地步,人就死掉了。他们做出判断,是营养不良。但他们不敢说出来。后来因为死的人多了,省里才向中央反应。听说毛泽东还表扬了他们敢于反映真实情况,但省里是不是反映了真实情况就不得而知了。。

依: 什么原因促使你产生拍摄《粮食关纪念碑》的想法?你想给观众表达一个什么样的观点?

胡:我听说过很多很多大饥荒中发生的故事和个人的遭遇。当我在网络上看到在河南,有这么一个老人叫吴永宽,他自费给村里在大饥荒中死去的村人修建了两座纪念碑,我觉得有这一件事情很重要。一个农民,做了这么一件事情,他是为千千万万被饿死被打死在这片苦难大地上的冤魂修建的第一座纪念碑。

惟一以纪念碑形式表达出来的民间记忆。我觉得非常有意义。因为传统上,一般农民都是为祖父母为父母修坟立碑,很少有人为一个群体这样做。我就觉得很了不起,是历史上的第一个人,特别有记录的价值。

我想告诉观众,有这么一个普通的农民,做了这么一件在他自己看来很平常的事,但我看来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件巨大的重要的事件,通过拍摄这件事情可以让观众了解,当时到底发生了什么,是怎么发生的。我采访了吴永宽和许多当地的农民,还有当得地的领导和干部。吴永宽现年快七十岁了,是村里年龄最大的长者。大饥荒的时候才十几岁,当时是一个中学生,他的父亲是村干部,当会计,因为不原意做假帐,被人殴打,最后饿死了,母亲和他都差点饿死。我要告诉观众,一个只有一百三十人的小村子是怎么一个个饿死了七十多个人的。通过一个小村庄,可以反应出大跃进年代整个国家五亿农民所遭受的苦难。那是一段不容掩盖不容狡辩的历史。

依: 你是哪一年拍摄的?你的资金从哪里来?是你一个人采访、拍摄、剪辑全部单干完成吗?

胡:《粮食关纪念碑》是我零八年拍摄的作品。我没有什么资金来源,都是打工挣来的钱再去拍片子。因为我不属于哪一个电视台哪一个机构,我都是一个人去找资料、联系、采访、拍摄、剪辑、整理。

依: 你选择去信阳事件中发生饥荒最严重的光山县去拍摄,那个小村子当年发生了什么?饿死了多少人?请详细介绍一下。

胡:刚才也谈了, 吴永宽所在的吴围孜村当时只有一百三十多人,却饿死了七十四个人,几乎是60%。五九年夏收把粮食全部上缴了国家,全村只有一个月的口粮,以后五十多天农民没有粮食吃,吃树皮、苜蓿、草根,吃的大便不下来,浮肿生病。稻子、豆子、红薯都被搜刮走了,就是农民从稻秸中抖出两三斤粮食都被抢走了,吴永宽的母亲捡到一点稻穗藏在墙缝里也被搜走了。当时的口号是“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浮夸风、假话盛行,明明亩产百来十斤,非要说亩产上万斤,各级干部邀功挣宠。谁说真话说实话就挨打,社员吴德金说:“粮食这么多,为什么不给社员吃?。就这一句话,被斗、被打几天几夜,直到斗死为止。副县长张福洪看到老百姓饿的躺在炕上等死,回到县上流眼泪,说:“下面老百姓的确没有粮食了。”就被县委书记马龙山批斗,活活打死。这么多年了,吴永宽提起张富洪还是泪水盈眶,因为他是当时极少数为老百姓说话的干部。

人们饿的不行,就开始吃死人肉了。不但吃别人的,还吃自己家人的,儿子吃父亲,父亲吃儿子。吃了人肉的人最后也没有保住性命。饥饿和求生让人性彻底野蛮化。五九年的粮食关,这个关怎么都过不去,每家都饿死人。五九年的《河南日报》头版头条是《今年我省粮食征购任务超额完成》,这个捷报喜讯下仅仅信阳地区就埋下一百多万饿魂怨鬼。

依: 那些被采访的农民会不会害怕?敢不敢面对镜头说话?他们知道不知道是伟大领袖和所领导的党一手造成的大饥荒?

胡:政治运动给中国人造成的恐惧心理是一下子消除不掉的。有些农民特别害怕,一有动静就惊慌的不得了,和我说话要关上门,声音小小的,唯恐招来祸灾或麻烦。也有的地方人比较敢说,要看当地改革开放的程度,对外界了解和接触的程度。他们基本上不知道是伟大领袖造成的大饥荒,例如河南大饥荒的第一责任人省委书记吴芝圃还在事后去各地开这些县委书记的批斗会,让灾民起来控诉公社和县领导的罪行。但也有例外。光山县靠近湖北省,属于丘陵地带,种植水稻,可以说是风景优美的鱼米之乡,是河南省的粮仓,是最富的地方。吴永宽先生读过一些书,在农村算是有点文化的人。他自己后来也是个会计,他对村里的村民人口很熟悉,谁家死了几个人他都很清楚,他把那些人的名字都一一回忆起来,写下来,刻在石碑上。有近四十个人都是绝户了的,没有后人。因此,这对这些亡灵不但是纪念,也是慰藉。吴永宽说:“这是中央的政策造成的,中央没有政策,吴芝圃也不敢搞?路宪文也不敢搞?马龙山是地区的红人。老百姓会想这些道理。我们也不是想翻案,就是想留给后代,记住教训。”这就是一个普通农民对这场大饥荒的认识。

我后来采访一些老干部,我就问发生了这么大的事情,老百姓为什么都不反抗,他们说中国的老百姓太好了,都相信共产党......。

依: 那些最底层的人,去搜括粮食的人,都是祖祖辈辈生活在同村的人,有些甚至是堂兄堂弟叔伯亲缘关系,怎么下得了手?怎么可以残忍到打死人的地步?

胡:我在拍《粮食关纪念碑》的时候就问了农民这个问题,为什么乡亲之间会发生这么残暴的事情?本性同村把人活活打死折磨死。吴永宽老人回答的很精辟,他说:“是政策,是形式把人逼的。”信阳事件有典型性,是因为被揭露出来了,定性是国民党复辟了。根据我们现在可以看到的资料,是县上的领导带着打手队,到公社逼粮,打你公社书记,公社书记就带着打手队去村里逼粮,打人,捆、绑、吊、跪。不打人的人就可能被人打。先下手为强,不惜以一切手段从农民手里抢粮。有些打人的人就仅仅为了吃上饭,不饿死,还能保住家人能维持生命的一点粮食。

当时暴力像瘟疫一样传染蔓延,中国人传统中的道德文明都被破坏。但是全国这样的事情是普遍的。

如果人性这个词是中性的,都 很难用人性理解当时人的行为。我听到这么一件事情,就是一个男孩子逃跑了,跑出去讨饭求生。他的父亲,是继父,当着一个队长,觉得自己的儿子逃跑了,脸面上过不去。儿子又很惦念妈妈,妈妈是亲生妈妈,他已经逃跑了好几天了,又跑回来看妈妈。被继父抓住了,当场一顿暴打,拳脚相加,直到打死。也许他想表现他是积极的打给别人看的。因为那时整个信阳地区各个路口围追堵截,不让饥民出去逃荒。这个讲述者是他的妹妹,她说第二天,我的哥哥就被人吃了,她的原话是“被人剥了”,就是剥皮吃肉了。后来,村里实在没有吃的了,这个队长继父也逃离家乡去投奔江西省的亲戚了。她讲的时候非常难过,她从来没有给人说过。他的孩子在旁边听,说我的妈妈从来没给我们说过这些事情,我们也不知道我妈妈有过这样的经历。因为他的孩子是一个政府工作人员,他不允许我拍摄。

依: 你有没有采访过村里的年轻人?他们知道父辈们所经受过的苦难经历吗?

胡:年轻人有知道的,但好像不多。我也和年轻人聊大饥荒的事情,问他们,他们都不太清楚。我去采访时,和他们的父母聊,孩子们站在旁边听,他们可以说都是非常吃惊的眼光,听父母说过去的事情,好像在听天方夜谭。

我到甘肃一些边远地区去采访,这些农民的孩子去上海打工,回来以后穿戴的非常光鲜,很时髦。他们都非常不能接受,不原意让家长说这些事情,好像把他们家的老底丑事给揭露出来了。年轻人不想让老人谈,也不想听。前段事件,在我们家楼下有一个磨剪子磨刀的老人,我就问他哪里来的,他说安徽来的,我就问他大饥荒饿村里家里死了多少人,他就回答饿死了多少人。我问他孩子们知道不知道,他说他的孩子根本不愿意听他讲这些,说你讲这些干什么,都过去的事情了。因为新闻和出版的封锁,对很多人来说,大饥荒就好像根本没有发生过一样。

依: 《粮食关纪念碑》在什么地方放映过?发行范围有多大?观众的反应怎么样?

胡:现在发行肯定是不可能的,而且由于正统教育的缘故,关注大饥荒的人目前还是非常少。有兴趣的人就会来要着看,没兴趣的人就不会看。而且,我的工作就是拍出来,谁看谁不看就管不了了。所以,我有时候做好片子,还要给人家东南西北的寄,朋友就会讽刺我,人家拍片子有人投资有人发行。你是自己做还要自己寄,做赔本买卖。但我相信口口相传的力量。

2008年,这个片子曾在纽约纪念大跃进50周年和改革开放三十周年的大型国际研讨会上放映,可以说是截止目前最正式的一次放映。

我每年都会在一些大学做一些讲座,根据学生的兴趣和程度,挑一些片子,这个片子我也放过,但是机会不太多。在大学放映,我的观众基本上是二十岁左右的年轻人。我的所有的影片,包括《粮食关》,他们看完后的反应都是相同的,一片沉默,没人说话,没有人提问,没有人讨论。他们反应说,太沉重了,影片的历史事件是沉重的,对这段历史他们是陌生的,他们插不上话,等于给他们一个非常陌生的东西,没法谈论,没有可以交流、对话、谈论的知识背景。在中国,一个小孩从小学到大学读了十几年书,应付考试应付升学,可是对自己国家的近代史的了解是空白的,这很可怕。

我的一个片子叫《国营东风农场》,是反右题材的,在北京的一个独立纪录片展示会上放映,那天我因故没有去。整个会场就畅所欲言,开始发言的就是一个小年轻人,一站起来就说:“我是八零后,我不喜欢这种电影。”紧接着又站起来几个:“我是八零后,我不喜欢这个电影。”也有观众奋起反抗,痛心疾首地抨击中国的教育非常“成功”,年轻人不关心历史不关心国家。有个年轻诗人说;要向前看,不要听一群怨妇在这里哭叫。(请参考文章后面的现场讨论)这种现象,可以说能反应出当代部分年轻人的一种状态,自我、物欲、实惠的东西太多了。但我们有责任给他们留下历史的记录。

从另一个角度看,我的作品并不是为了某一个个人去拍,为某一个党一个组织去拍。我是要把中国人集体所经历的巨大痛苦纪录起来。

依: 历时五年,和平年代死亡近五千万人,可谓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大灾难。但是已经五十年过去了,中国尚没有一部纪念反思大饥荒的电影,不能不说是电影人的羞耻和失职,你作为一名导演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胡:中国反思历史的电影基本上是受到严格限制的,即使是拍了也不会被观众看到,例如白桦的电影《苦恋》,我们只知道电影和本人都受到批判,但几乎没有人看过这个影片。目前在中国可以公映的电影都受到严格审查。王兵的《夹边沟》就是对那个历史的反思。但你不能指望党的宣传机构去反思。谈到羞耻和失职,就要看以什么立场衡量,站在党的立场恰恰没有失职。前不久,央视新任台长再次强调,他们是党的喉舌,他们都是为党工作的。所以基本上党的导演只有两种选择,一个是拍党片、一个就是拍娱乐片。如果他们想拍反思的话,他们就在单位混不下去了,要丢掉饭碗了。尽管这些记者们、摄影们、导演们都很有才能,也明白事理,但这一步要跨出来是艰难的。

(依补充:我觉得是第五代导演自己放弃了责任,他们本来是很有思想很有反叛精神的一代导演,出过《霸王别姬》《活着》等好片子,对大跃进和文革都有尖锐深刻的揭露。这些年随着艺术市场化,他们更关注的是大奖、票房、娱乐。张艺谋来美国在媒体采访时说:“不要要求我是个战士,总要总指望让我和当局对着干,我只是一个普通的电影工作者。”如此“谦虚”,当然就不必承担揭露和反思的重责。他们已经道德沦丧精神腐化,成了统治者的御用大师。可悲可怜的一代导演,没有承担起对中华民族苦难的记载和反思的责任,令人失望。我最近看到王兵导演的《夹边沟》就非常好。杨继绳、余习广这样的学者敢言敢书,已经担当起了他们的责任,希望反应大饥荒题材的电影不要让我们等待太久)

胡:我同意你的观点。

依: 你的《寻找林昭的灵魂》《我虽死去》《远山》《粮食关》等,都非常优秀,感人至深。你已经从一个艺术家走到了一个社会良知的角色。你怎么看待公共知识分子对社会责任和精神道义的承担?

胡:在历史上,许多有才华的人会跪倒在权贵的脚下,为享荣华甘做奴婢。但有一部分人是不畏权贵替百姓行道的,是社会的良心。其实,我从网上知道,中国有许多公共知识分子对社会的承担,非常优秀非常感人。他们不断的受到骚扰受到屈辱,例如我认识的王荔蕻女士,但是他们一直在勇敢地在承担,为社会承担责任、承担苦难、承担恐惧。到目前他们还没有被碾碎,也是因为社会的进步。政府里也有类似的有良知的人,他们都在为这个国家良性的发展尽个人之力。 我相信,每一个人都有一个保留良知居住的地方,这是我们人类赖以往前走,而不置于毁灭的一个前提。

依: 你以前是画油画的,画家应该是一个很“吃香的”职业。但你这十几年抗着摄像机,经常跑到一些条件艰苦,远离都市的地方,去拍摄生活最低层人的生活。你觉得镜头更能表达你想表达的思想、感情和立场吗?

胡: 艺术家是通过一种手段来表现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我是生长在一个非常正统的家庭,我父亲是军医,我母亲也曾是军人,我从小受到的教育也是非常正统的。我当过十五年兵,军队给我们灌输的,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什么是人民?就是社会大众。我的观念始终没有改变,就是为社会为人民去服务。当我看到人民没有被尊重,他们的权力被践踏,为他们呼吁的知识分子被判刑整死,我总觉得有责任去纪录。

我以前画一副画需要几个月的时间,也是苦思冥想地画。我现在抗着摄像机跑来跑去也是用几个月或半年,含义性质都一样,只是作品的形式不一样,但承载的精神都是一样的,都是通过一种艺术的形式,表达出来对人类苦难的关切。绘画比较小众,只有到了面前才能感受得到,而记录片能引起更多的关注,传播的方式不同。我依然在画画,绘画对于我是在视觉领域的哲学沉思,纪录片是我视觉领域的诗歌、传记和史诗,我的绘画和记录片互为营养。

依: 我不想称你是英雄,也不想说你是奇人。但你的确代表着一代中国良知,令人感动和钦佩。《粮食关纪念碑》是你用镜头筑起的一块大饥荒纪念碑,希望有更多的人观看。

我相信,通过更多学者专家艺术家们的辛勤劳动和持久努力,我们一定会为我们的骨肉同胞、大饥荒的数千万冤魂筑起一片墓园。

胡杰先生,非常感谢。

蓝营246万选民弃投

 

2012蔡英文得609萬票,
2016蔡英文得641萬票 , 
增加32萬票。


2012馬英九得689萬票,
2016朱立倫得326萬票,
減少363萬,就算宋的117萬,算進來亦減少246萬。


結論:
蔡增加32萬票,
藍方減少246萬,消失到那裡?

 

 2012投票率74.38%,

2016投票率60.59%,

答案很明顯,很多藍營选民未出來投票。

二二八领袖谢雪红事迹

一笑潭

我,我们这一代人,长期被进行过“万恶的国民党反动派”洗脑。欢呼的人群里面,有不少是我们这一代被洗脑的结果。我深深地理解他们。

中共反“台独”吗?真正的共产党人是国际主义者。现在我们来介绍一位共产党的“台独”先驱人物。

谢雪红,女,汉族,台湾彰化人,1901年9月出生于彰化。

1923年在台中参加台湾进步团体《文化协会》,1925年在上海参加五卅运动,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年底入莫斯科东方大学,1927年12月回国。1928年在上海参加组建日本共产党台湾民族支部,即老台共,任中央候补委员,旋回台湾进行革命活动,1931年因台共组织受到破坏而被捕,1939年出狱后经商。1945年日本投降后,曾发起组织人民协会、农民协会,任中央委员。

1947年台湾二﹒二八起义中,为台中地区的起义领袖,起义失败后,与同为中共党员的丈夫杨克煌转赴上海、香港,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11月参与发起组建台湾民主自治同盟,任主席。

1949年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被选为全国政协委员,1954年被选为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曾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委员,政务院政法委员会委员,全国民主青年联合会副主席,全国妇女联合会执行委员,台湾民主自治同盟第一届总部理事会主席

1970年11月因病在北京逝世。

 二二八领导二七部队与国军武力对抗的谢雪红,被喻为台湾第一位女革命家。事件满六十周年之际,中共政协副主席张克辉以谢雪红为主题的新书今天在台湾发表,中共高度肯定具台共身分的谢雪红,在二二八事件中扮演的重要角色。
  谢雪红向来被台独人士奉为「台独之母」,谢雪红率领二七部队在埔里和国军廿一师的交战,更被台独人士视作台独的重要战役,陈水扁总统还曾表示「埔里是二二八最后一战,我们不能忘记」。

所以,说国民党因反台独而和共产党勾结,不符和历史史实,不符合现实,也不符合常识。因为共产党不但不反台独,而且是台独的始作俑者。

文革广西全州县无底洞坑杀惨案

 

这是1967年10月2日~3日,广西全州县东山区三江公社黄天辉等人制造的坑杀“四类分子”及其子女的惨案。又称“黄瓜冲坑杀人惨案”。
1967年上半年以后,随着解放军“支左”,介入地方“文革”,实行军管等一系列行动的步步推进,支持广西区党委书记,广州军区第一政委韦国清的“联指”派,得到军队支持而“坐大”。支持“亮相干部”、广西区党委书记处书记伍晋南,即“支伍反韦”的广西的“四'二二”派,倍遭打压。两派武斗连绵,局势越来越乱。
到1967年秋冬,“联指”派开始在广西各地成批屠杀“四'二二”派,军队也开始直接出面镇压“四'二二”派。八桂大地到处出现乱抓、乱斗、乱杀的惨案,广西笼罩在腥风血雨的红色恐怖中,一些地方出现了乱杀人现象。特别是在一些农村,成立了所谓的“贫下中农人民法院”,随意抓人杀人即杀“四类分子”,也杀“四'二二”派。
1967年9月间,湖南省江华、道县等地以所谓“湘江风雷”派地富要暴动为藉口,开始大规模的屠杀“湘江风雷”派和“四类分子”及其子弟。这股杀人之风,很快刮到毗邻的广西全州县。
10月2日上午和晚上,全州县东山区三江公社民兵营长黄天辉两次召集会议策划杀人。在晚上的群众组织负责人和民兵班排长以上骨干会议上,黄天辉介绍湖南道县农村的“贫下中农人民法院”大杀“四类分子”的情况。
黄天辉煽动说:“湖南道县、江华的四类分子要暴动,群众起来杀了一些四类分子,我区斜水公社也在开始行动了。”他主张:“我们也要动手,先下手为强。要一扫而光,斩草除根,留下子女是个祸根。”但治保主任杨隆义却强调要讲政策和策略。
两种意见都有支付者,争论激烈。
黄天辉开始蛮不讲理,压服不同意见,说:“其余的地富子女给你们管,看你管不管得了!“最后威胁道:“哪个不同意(大屠杀),就是和地主有联系!”当有的干部提出打电话向上级请示时,黄天辉大包大揽:“我在区里开了会,难道连这点都不晓得?一切责任由我负。”
公社会计黄天爰又提出:“杀完就不行了。譬如有的贫下中农到地富家招亲的,也有地富及子弟到贫下中农家招亲落户的,杀了那恐怕不好,贫下中农有意见,会引起动乱的。”
最后议决分别对待:贫下中农到地富家的男女都不杀,地富到贫下中农家的女的不杀,男的要杀。最后,黄天辉公布了纪律:“不管是亲戚还是朋友,不能通风报信。谁走漏消息,走脱地主了,就要和地主一样对待!”他决定部署民兵连夜行动,要把本公社的“地主”、“富农”及其子女全部押送到黄瓜冲(地名),推进万深不见底的无底洞中杀死。
会上,曾有人对黄天辉的做法表示异议。但黄天辉等人一意孤行,压制不同意见,并强调要将“地主”“富农”斩革除根,全家杀绝。
10月3日凌晨,会议结束后,黄天辉即带领民兵到处搜家,把熟睡中的“地主”“富农”及其子女一一抓起来,然后押送到本公社的黄瓜冲无底洞。强迫被害者跳坑,有的不愿跳,被黄用棍打后推下坑。
地主出身的刘香元在坑口向黄求情,请求留一个小孩给贫农出身的爱人,说:“天辉,我有两个仔,到政府去判我也得一个,我老婆也有一个,我抱一个跳下去,留一个给我老婆”黄答:“不行”。结果刘被迫抱着两个小孩(大孩三岁,小的一岁)跳坑而死。
黄天辉亲自指挥和动手,残忍地将一批批双手被捆绑起来的受害者推进无底洞杀害,就连正在妇女怀中吃奶的婴儿也未能幸免于难。无底洞口哭声喊声连天,惨状目不忍睹。
从当天凌晨2点到下午3点钟,被黄天辉等人推进无底洞杀害的“地主”“富农”及其子女共达76人。其中男性44人,女性32人;“地富分子”21 人,“地富”子女55人;年龄最大的65岁,最小的不满1岁。有的一家9口被全部杀绝。另外还有2 人被迫自杀。最惨的唐正伯一户摔死9人。另有被迫上吊、投河自杀的各1人。
黄天辉等人制造黄瓜冲无底洞坑杀事件,滥杀无辜,手段残忍,惨无人道。1985年1月,坑杀事件的策划指挥者黄天辉被人民法院判处死刑。
其他对坑杀事件负有责任的人,也分别受到了严肃处理。全州县有关部门在处理“文化大革命”遗留问题工作中,对该事件幸存的遗属按政策给予了适当的照顾和安排。

任玉岭提议取消高级官员制度性退休腐败众网友发声支持

2016-01-11 11:08 来自QQ空间说说 

取消高级干部终身待遇:今年的政协会议上,全国政协委员、国务院参事任玉岭提交了一份“改革高级干部待遇终身制宜早不宜迟”的大会发言。任玉岭委员表示,高级干部待遇终身制,是解放后为安置戎马一生的开国元勋们的晚年生活留下的。而时至今日,仍然延续高级干部待遇终身制,不仅加重国家负担,还导致了官场作风的非凡化。任玉岭委员说,目前我国的一些高级干部退休了,还享受着秘书、警卫、司机、勤务、厨师、保姆、专车、住房以及非凡的医疗待遇等,这不仅违反了责、权、利相统一的分配原则,而且也造成了“官本位”思想的严重化。前不久,卫生部前副部长殷大奎引用中科院一份调查报告的数字称,在中国政府投入的医疗费用中,80 是为850万以党政干部为主的群体服务的。他还透露,全国党政部门有200万名各级干部长期请病假,其中有40万名干部长期占据干部病房、干部招待所、度假村等,一年开支数百亿元。“中国目前的卫生医疗服务体系存在着严重的不公平现象。”中国进行市场经济近30年,市场经济无非两方面,一是最大幅度开发产品,二是最大可能降低成本。高级干部终身制待遇,花的是纳税人的钱,是社会纯成本。假如取消这一块,将促进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加强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提高中华民族的整体能力和形象,这是与国与民的大好事。

网友:

极限母爱: 取消特权!

四爷: 我看行

芳草《2》 回复四爷 :

z-l-x: 应马上取消终身特权。

日月山上: 只要干部平民化医保钱就够用了。百姓看病能花多少钱呀。天天还有人在刮骨油。财政部长从来不会说领导用医保的钱太多了。

芳草《2》 回复日月山上 : 谢谢关注!

快乐无语: 不仅是促进经济发展,还可缓解百姓仇官情绪,促进社会公平

芳草《2》 回复快乐无语 : 说的好

laolu: 宜早不宜迟!诚哉斯言!

hong: 应该

芳草《2》 回复Andrea : 谢谢关注!早安!

天人合一: 早就应该取消高级干部终身优惠制了!在职时应是人民公仆,退休了平民百姓一个,这才是我党应该推崇和提倡的。我非常支持!

都能过得去 回复天人合一 :@天人合一 

不是东西: 这是遏制腐败的一种有效办法。很好!

S.X.M: 取消特权

平安是福: 取消特权

乐风: 立即取消!

领峰者: 同意取消,与国际上大多数国家接轨

老实人: 实行不了

高山流水: 与虎谋皮

488206332: 取消特权,减轻人民负担!

该忏悔的只有毛泽东吗?

天下大同

 

二战之后,德国人忏悔了,赢得了世界的宽容;日本人不自省,至今被世界人民揪住不放。
关键之处在于,不自省、不忏悔就意味着不知错,不知罪,就意味着那些非人道的做法可能卷土重来。
许多在文革中犯下滔天罪行的人,面对远去的历史,仍然没有深刻的反思和真诚的忏悔,反而在为自己的行为找着词语辩解,真是连万恶的日本鬼子都不如,无耻透顶。
“文革”过去了许多年,受害者捶胸顿足,至今不忘,我们有那么多受害者,你见过几个加害人?好像让万千生命泯灭、让山河染血的一场空前浩劫都是那四个人干的似的。
其实,许多当年的受害者,同时又是加害人,他们既没有对别人行为的宽容,也缺乏对自己行为的自省,只能冤冤相报。
随手翻到一篇随笔,讲的是“破四旧”,文中有这样两句:“破四旧,没有任何人敢于提出非议,实际上,当时的大多数人是给予相当支持的,而且这种支持具有很大的真诚成分。”
在公众的视野里,舒芜好像永远无法走出“胡风事件”。一提到舒芜,就是叛徒、犹大、告密者的代名词。导致这一恶果的,是在1955年“胡风反革命集团案”中舒芜上交胡风信件的行为。舒芜上交的信件,是定罪的证据之一。
事实真相是:早在舒芜交信之前一年的1954年,胡风就给党中央写信,引用私人信件和私人谈话内容,揭露舒芜恶毒攻击人民解放军、攻击毛泽东思想,是打进党的内奸,是叛党分子。
舒芜上交胡风信件,是属于被动,而胡风,却是主动检举揭发舒芜是叛党分子,这已经是在主观上要借助政治力量置对方于死地了。原因很简单,你舒芜是我胡风提携的,竟然投靠我的死地周扬,反对起我胡风来了,我胡风就要搞死舒芜的,揭发你是叛党分子,让你坐牢让你被枪毙!这就是历史的吊诡之处在于,如果是胡风告密成功,那舒芜就成胡风,胡风就成舒芜了。
现在一些文人,就是想把胡风塑造成最早的反毛者、最早的反对体制者。胡风一向自命为坚定的马列主义文艺战士,说他反毛,简直是个笑话。胡风是想去舔屁沟却舔到脚丫子上去了。
最近网上爆料:“聂绀弩的告密者,主要是像黄苗子这样的一些朋友。”
生存在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下,是一般人想象不到的惨苦,而聂绀弩每日每夜地面对这个惨苦。你说,他还有心思去“计较”别人吗?聂绀弩死前说的最后一句话,就是:我很苦。“圣朝愁者都为罪,天下罪人竟敢愁”(聂诗),他在世,坚不可摧,他死后,精魂不散。
聂绀弩去世后,出卖他的人写怀念文章,但那里面没有一点歉意。
据我所知,“文革”中受到迫害的人,相当一部分同时也迫害过别人。比如,被张春桥、姚文元打倒的陈、曹,也曾在市委书记处会上“一致同意”揪出周谷城、周予同等八个“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详见《马达自述——办报生涯六十年》,文汇出版社,2004年版。)
李井泉是较早被揪出的方面大员,其子李明清在北航被活活打死,遭遇不可谓不惨。但正是他,“文革”初期抛出了马识途,并且说:“这一次计划要捉二十万右派分子,叫马识途带着到大凉山去开荒吧!”(《沧桑十年》,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9年版。)
著名艺术家英若诚在他的自传《水流云在》中披露。他曾经为国家安全部门工作,专门监视与他交往的外国友人。白天他与外国友人把酒言欢之后,晚上他会和妻子写出一份长长的报告给安全部门。上世纪50年代,因为他的报告,一对在清华大学工作的美国夫妇被捕,受了四年的牢狱之灾。
英在晚年时被内心的负疚感所深深缠绕。他的哥哥在上世纪50年代时他还是一个积极要求进步的青年学生。在共和国建立之初的“镇压反革命”运动中,他检举了自己当过国民党军官的哥哥,致使哥哥被捕。他没想到的是,哥哥竟然被枪毙了。越到晚年,他就越被这件事所折磨,无法释怀。
吴法宪的回忆录揭示了,共产党员热衷于出卖灵魂、卖友求荣,那是一窝乘人之危、落井下石的家伙,奸同鬼蜮,行若狐鼠。譬如,那个貌似忠厚的少林寺和尚许世友,居然将三十年代上海报纸刊登的“伍豪启事”密呈江青,为中共高层权力斗争煽风点火。还是那个许世友,向林彪检举空军政委余立金在皖南事变时曾被俘叛变。报告上呈毛泽东过目后,余立金被打倒了。
还有,黄永胜的秘书李必达,听到黄吴李丘议论江青张春桥,便写小报告检举黄吴等人是“反江青同志的小集团”,然后透过他的老上司、副总参谋长温玉成呈交江青上奏毛泽东。不知何故,毛却将此密告信交给林彪又转黄永胜,于是,李必达、温玉成都遭了殃。
然而吴法宪善良吗?比如吴在斗争已经被打倒的陈再道上将时,居然还动手打了他,但吴在回忆录中对此没有丝毫的忏悔。

在迫害彭德怀时,刘少奇不够积极吗?
在迫害沈从文时,郭沫若不够积极吗?
在迫害王实味时,艾青不够积极吗?
在迫害罗瑞卿时,杨成武不够积极吗?当年杨成武整起罗瑞卿来时是多么的心狠手辣!
在迫害胡风时,周扬、巴金、吴祖光、丁玲不够积极吗?也别忘了,在批胡风中的吴晗——跳的最高;每会必发言,他的发言:最多,最带头,最激烈,最猛烈,最刻毒;对胡风最具深仇大恨!
令人悲叹的是:曾声称:“所有的人都可以平反,唯彭德怀不能平反”的刘少奇,最后却落得比彭更加悲惨的下场。
据说在关于刘少奇的处理意见上,周恩来就在上面赫然写着“此人该杀!”
谁能想到,彭德怀也以同样的方式整过别人,人称常胜将军的粟裕便是其中之一。彭德怀最早给粟裕的罪名是十二条,其中3条最主要:“将帅不和”、“告洋状”、“资产阶级极端个人主义”。粟裕夫人说:“对粟裕的打击都是来自革命阵营内部!”
在中共中央的档案馆里,有一份标号为“19660523”的会议纪录。此份文件记录了1966年5月23日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对朱德的严历批判。地点在人民大会堂河北厅,令人匪夷所思的是,主持人竟然是刘少奇。
刘少奇、周恩来、陈毅、薄一波、乌兰夫竟然轮番对朱德进行了责骂。这些人如果在世,想到此事,一定会昼夜不宁、惶恐不安、如坐针毡的。
刘伯承的长子刘太行说:刘伯承与李达、萧克等58年在军委扩大会议上,以“教杀主义”痛遭到邓小平、彭德怀等人的批判,几十年不给平反,根子都是邓小平,刘、邓之间的矛盾在进军西南以后就更处激化、且已公开化了。
李达、萧克在邓小平复出后,曾写报告给邓小平要求对历史事件给以平反,并让刘伯承在报告上也能签字。刘太行说:我爸爸对李达说:我一不签字,二不指望活着得到平反,你们是“蚊子叮菩萨”,找错了人!果然,李达的报告邓小平没有同意平反。
后来,杨得志、张震二人去找邓小平,要求给58年扩大会议受批评的人平反,结果碰了大钉子。邓小平说:你们找来找去都没搞清楚,58年是谁负责批刘、粟、萧、李等几个人的,那个会的组长、负责人是我!你们不要再找别人了!张震说:我们还能说什么呢,只有到此为止了。
人在阴影中呆久了,便成了阴影的一部分。有些东西靠生命和时间,是无法带走与冲洗干净的。即使抹去了,想必会在未来的某个时刻,以另一种形式与我们不期而遇。
摩罗说:“对于一位优秀人物来说,中国生活的千万个环节中,每个环节都杀机四伏。中国社会对于优秀人物怀着本能的仇恨和恐惧。在中国绵延不绝的政治运动中,互相揭发、互相诬陷、卖友求荣、卖亲求荣的现象是如此普遍。一个人只要受到权力的敌视或迫害,几乎马上就要从社会结构和伦理关系中开除出去,谁也不敢拜访你,谁也不敢跟你打招呼跟你握手跟你聊天,谁也不敢给你写信,谁也不敢喊你为老师为同志为父亲为叔叔。虽然还有人谈到你,但那是按着官方口径进行诬陷和诽谤,也许还有人来敲门,但那是为了宣布跟你划清界线。”
但是,想一想当时的情况,让刘少奇当头,让林彪当头,甚至让彭大将军当头,情况真的就会好多少吗?那些高层干部一个个都在那里抱怨自己在文革中被斗倒,他们在反右的时候斗别人怎么不说呢?
如果我们真的认为毛时代的一切悲剧都是毛泽东一个人的责任,那么也就意味着说,既然现在毛死了,中国就永远不会重复同样的悲剧了,是这样吗?!
神说:你们大家都忏悔吧!该忏悔的绝不仅是毛泽东一人。

余习广:杀了8万4千人的广西四二二武装镇压(1)


来源:微信群
针对广西两派武斗不断,并相继发生大规模的杀人放火、抢劫抗美援越军用物资等事件,5月17日,广西革筹小组向中央报告,说在广西“破获了一起蒋匪中华民国反共救国团广西分团的反革命组织”,“该反革命组织涉及南宁市及南宁、玉林、钦州、柳州等四个地区”,“发展组织的活动特点是:利用群众组织的派性,易地活动,钻进群众组织,互相串连,靠打砸抢补给经费,通过武斗掌握武器,总部设在南宁市解放路新风街(“四·二二”派的控制区),利用‘四二二’据点造反楼做联络站,与越侨有联系”。据“文革”后的复查,所谓广西“反共救国团”纯属子乌虚有,凭空捏造、为推卸乱局责任、镇压对两派而制造的冤案。
1968年7月中旬~8月上旬,广西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广西军区调动部队、民兵“联指”派武装人员,攻打广西“四·二二”派组织在南宁市据点的大规模军事战斗和流血事件。因双方主要战场在解放路,故又称武装攻打解放路事件,或称武装大军打南宁事件。
1968年5月~7月,广西武斗战火熊熊,大规模武斗流血事件和流血惨案连续发生。“四·二二”派处境艰难而仍然坚守其在南宁市日益缩减的武斗据点。
1968年7月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布了经毛泽东亲自批示的《关于解决广西“文化大革命”问题的布告》,又称“七·三”布告。《布告》措词严厉地谴责了广西地区发生的破坏铁路交通、抢劫援越物资、冲击军队、抢夺武器等事件。《布告》称:“最近两个月来,在广西柳州、桂林、南宁地区,以中国赫鲁晓夫为首的一小撮走资派及其在广西的代理人、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和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蒙蔽和欺骗一部分群众制造了一系列反革命事件。”中央要求广西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广大革命群众,在广西革筹小组领导下,在人民解放军驻广西部队支持下,努力实现停止武斗,保证运输畅通,交回抢去的援越物资,交回抢去的解放军装备,依法惩办杀人放火、破坏交通运输等现行反革命分子。并号召“广西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广大革命群众,驻广西的人民解放军全体指战员……向阶级敌人发动猛烈进攻”。“七·三”布告把“四·二二”派在“文革”中派性组织的普遍行为,定性为“反革命事件”来解决,这必然会造成严重的灾难和后果。
“七·三”布告后,广西区革筹和广西军区连续为镇压“四·二二”派做舆论准备。
7月12日,“联指”派和“四·二二”派在邕江大桥和朝阳路一带发生武斗,双方使用了步枪、机枪等武器,“联指”派在向“四·二二”据点进攻中,施放催泪弹。当日,广西区革筹和广西军区向中央报告,“自7月10日以来,南宁百货大楼、造反楼‘四·二二’据点多次开枪,打死群众2人,伤多人。12日上午,他们从解放路、华西路向北大路打催泪弹,有二三百人中毒。”
7月13日,南宁市革委会、南宁市警备区司令部和政治部联合发布了《关于恢复邕江大桥、朝阳路等全市交通的通告》,谴责“四·二二”在其控制区武装布防,阻断交通。
7月13日,《广西日报》头版发表社论,号召全区进一步掀起所谓对“敌”执行“群众专政”。从而在全区刮起了杀人的“十二级台风”的狂潮,从城镇到农村,到处发生大批乱杀人的事件和血案。

 

7月24日,《广西日报》头版发表社论《一定要做到深入人心,家喻户晓——六论贯彻执行毛主席亲自批示“照办”的中央〈七.三布告〉》。头版还同时刊登消息《南宁八十万军民集会热烈欢呼毛主席“七.一八”指示,决心掀起更大规模宣传贯彻〈七.三布告〉的群众运动》。这条消息发表后,全区进一步掀起了所谓对“敌”执行“群众专政”,大刮“十二级台风”的杀人狂潮。
7月15日上午,广西军区、广西区革筹在南宁在自治区体育场召开15万人参加的“南宁各界热烈欢呼、坚决贯彻、誓死捍卫毛主席亲自批示的‘七·三’布告大会”。会上,韦国清在动员报告中号召:严惩一小撮“现行反革命分子”,为自治区革委会成立扫清道路。会后,军队和“联指”派联手,在全区掀起镇压“四·二二”派的狂潮,以此迎接和祝贺区革委的成立。
“七·三”布告发表后,“四·二二”派的头头当时就明确认识到:“自知死期将至”,但“有对追随毛主席起来大造走资派的反,两年多来浴血奋战,流血牺牲,如今却被抛弃”,而“决不甘心”。决心在这场镇压与反镇压的生死决斗中,“悲壮应战”,直到“悲壮牺牲”。
在7月15日那天,参加大会的南宁市河南片群众经过邕江大桥时,遭到“四·二二”派控制的桥头据点的武斗人员的射击,当场打死2人,打伤2人。“联指”派武装人员和广西军区部队炮兵,向“四·二二”派据守的解放路据点进行了炮轰。“四·二二”派又向会场附近发射炮弹。大会主持人在会上宣布:这是一小撮阶级敌人对抗中央“七·三”布告,破坏“七·一五”大会的“反革命事件”。
“七·一五”事件前,区革筹和广西军区负责人就多次提出要“解决南宁问题”,指使“联指”派头头,要消灭“四·二二”派在南宁的武斗据点。为此,7月2日下午,广西“联指”总指挥颜景堂、副总指挥杨录等率人到南宁市警备区司令部,要求部队支援“联指”武器。得到同意,他们从警备区搬走了几十箱子弹、手榴弹和其他武器弹药,并在后来的攻打“四·二二”派据点前夕,又从警备区得到大批武器装备和军用物资。
“七·一五”事件发生后,自治区革筹小组和广西军区负责人召开会议,决定要有计划、有步骤地出动军队,对“四·二二”派进行“摧毁性打击”。并责成南宁市警备区用武力解决“四·二二”派在解放路和百货大楼及展览馆一带的武斗据点。南宁市警备区根据自治区革筹小组和广西军区的指示,召开专门会议,研究和部署用武力解决“四·二二”派据守的百货大楼、展览馆和解放路的武斗据点问题。会议形成的报告上报后,得到了广西自治区革筹小组和广西军区的同意。由此,广西革筹小组、广西军区就解决广西和南宁问题,给中央做出报告,得到批准。
广西区革筹、广西军区和南宁市警备区以贯彻七·三”布告为名,调动6912部队、6936部队、6966部队和广西军区警卫营、南宁军分区独立营等部队,及玉林、陆川、贵县、马山、邕宁、横县、崇左、武鸣、上林及南宁市郊的“联指”派武斗大军联合攻打南宁“四·二二”,即后来“联指”派称之的“九县一郊打南宁”。
广西“联指”为了趁机彻底打垮“四·二二”派,也紧张地调兵遣将,筹集武器弹药,并成立了“前线总指挥部”,对武力攻打解放路的“四·二二”派据点进行了策划和部署。
在1968年7月以前,南宁市形成“联指”派和“四·二二”派两派武装割据、军队和“联指”派已经将“四·二二”派分割包围的局面。南宁市百货大楼、展览馆和解放路一带,为“四·二二”派在武斗中剩下的在南宁市区的主要武斗据点和工事。
7月15日下午,广西“联指”总部在自治区人民政府大楼召开常委扩大会议,会上,总指挥颜景堂向到会的“联指”各常委和部分分片的头头,传达了广西军区对攻打“四·二二”行动的指示,对“联指”打头阵,军队跟进的作战部署进行了说明。会议决定成立前线指挥�%

 

丁晓宇博客2015-01-16 14:30

2014-12-22 點右訂閱▶▶ 周海滨

 

共体制内人的原说明:王沪宁这篇文章是2012327日,亦即是在薄被双规以后,经再次修改发表的第五稿,其中有许多内容都作了重大修改。当初我以为已经看过他前面写的稿子,就没有再看,更没有去前后对照,今天早晨看了大为吃惊。这简直是一篇当今政治改革的宣言,强调三权分立;但改革之初,还必须经历一个像蒋经国那样的独裁的时期(话说得极其隐晦)。以此文为导向,可以看到习领导今后改革的大致步骤和脉络,已经尽在其中了。王的身份虽然仍像过去一样,十分低调,仅仅是一个政治局委员和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而已,但实际上是习的首席高参,是战略层面的政策设计师。我想,这篇文章现在在网上流传,是有背景的:在各派政治力量的暗斗剧烈的当今,习自己不便出面,只能采用上述方式,向国内外表达他的治国理念了。

 

 

 

 

一个完善的、良好的政治体制应能阻止“文革”发生,因为文革的发动、组织、活动均超越了宪法和法律范围,但当时的体制没这种能力。1954年宪法建立的政治体制一下就被文革破坏,这值得仔细研究。

所以遵守宪法体制很重要,如果不按宪法和法律的规定就可以将公民带走,干涉他人的人身自由,或用暴力威胁其他公民甚至冲击学术活动而不受追究,就有文革死灰复燃的危险。二十年前,中国大地上发生了一场给中国人民带来深重灾难的“文化大革命”.十年前我们翻过了这沉重的一页。然而我们有理由不时反思那场内乱。以防止这样的灾难再次发生。

一个民族应该把自己最令人痛心的教训当作一面镜子,时时擦拭,时时映照,以便一代又一代的人不重犯历史性的失误,使整个民族能够持续进步。“文革”的发生不是偶然的。从观念上说,没有及时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在剥削阶级基本消灭的情况下继续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破字当头”等思想路线,是一个直接思想根源。然而,没有一定的条件,“文革”是难以形成的。除了历史、社会、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的原因外,政治体制不完善、不健全是一个不可低估的原因。

从政治体制的角度来反思“文革”,是总结文革历史教训的一个尤为重要的方面。近年来,人们从思想、意识形态、文化、经济等各个角度考察和分析文革,但从政治体制上来反思文革尚做得很不够。政治体制往往是在对一定政治动荡的反思中逐渐走向健全的。一种政治体制,不可能一建立就十全十美。它要在运转中、实践中和动荡中来不断认识自身中的欠缺、弊端和不足,然后来健全和完善它。如果没有这样一个渐进过程,政治体制最后便会积重难返。文革固然是一场大浩劫,但它也给我们考察我国的政治体制提供了依据。温故而知新,今天在我们着手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时候,从政治体制的角度对文革做深刻的反思,是不无裨益的,也是很有必要的。

应当说一个完善的、良好的政治体制应该能够阻止“文革”的发生,因为文革的发动、组织、活动均超越了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均不符合科学和民主的政治程序。但是,当时的政治体制没有这种能力。一九五四年宪法建立的政治体制一下子就被文革彻底破坏了。这是值得我们仔细研究的。其他原因暂且不论,我们从政治制度角度来对文革做一反思。从政治体制的技术角度分析,可以看到下面一些环节的结构和功能与文革未能被制止有一定关联:

一、作为国家政治生活领导核心的执政党内部没有形成一整套健全的民主制度。我们党领导中国人民浴血奋战、艰苦斗争,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形成了党在人民群众中崇高的政治威望,对社会政治生活行使着全面的领导权,这是适应我国发展道路的。但是,随着后来局势的变化和对社会主义条件下社会阶级关系判断的失误,当时党的领袖的民主观念逐渐薄弱,“主观主义和个人独断作风日益严重,日益凌驾于党中央之上,使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集体领导原则和民主集中制不断受到削弱以至破坏。”(《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样,到文革发动前夕,实际上形成了这样一种情形:党对社会生活有着全面的政治领导权,而党的领袖对党又有绝对的领导权威。所以,在党的领袖错误决定发动文革时,我们党内不少不同意这么做的干部和党员已无能为力。党内民主制度的不健全,致使我们党无法阻止发动“文革”的错误行为,结果给整个国家的政治生活造成了损害。

二、作为国家权力机关的人民代表大会不能切实有效地行使权力。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作为国家最高权力机关,按理对发动文革这样一场全国范围的政治运动应当有庄严的发言权和决定权。但实际上文革开始不久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以及各地人民代表大会就不起作用了,国家主席等国家领导人都被排挤到一边,有的甚至被迫害致死。国家权力机关对这场涉及中国前途命运的政治动乱没有任何制约和牵制能力。当然,这和没有严密的党政分工体制有关。由于党政分工体制不健全,政治体制中的权力制衡关系也没有明确建立起来。没有权力制约权力的机制,在一个方面发生偏向时,社会就会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

三、政治生活中缺乏有力的宪法保证。文革的发生和进程,实际上完全不符合我国宪法的精神和宪法规定。“文革”中的种种做法和手段也是完全不符合宪法的。宪法规定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地位和权限、规定了国家政治生活的基本程序。但“文革”不按任何程序地“打倒一切”、“全面夺权”使国家机关陷于瘫痪。宪法规定了国家主席、人大代表和公民的权利与地位,然而在“文革”中这些权利和地位根本没有得到保障。没有一定的专门的宪法保障机构,也是文革发生的条件之一。

四、在社会生活中缺乏一套独立的司法体制。“文革”当中,有许多违反法律的行为,实际上没有什么机构能加以束缚。这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缺乏行政诉讼系统,对政治机构侵犯公民权利和人身自由的行为无处申诉,“四人帮”极其爪牙控制的政治机构可以为所欲为,一般公民无可奈何。另一方面,“文革”破坏了一般诉讼体系,公民之间发生的侵害权益的也行为无处申诉,结果出现了一些人打、砸、抢,出现了严重的侵犯人权和人的尊严的行为。不仅如此,公检法机构甚至合而为一,被用来推行“文革”,完全谈不上司法独立。这样“文革”愈演愈烈。

五、政治体制上没有完善的纵向分权机制。建国以后,一方面由于历史的原因,由于我国政治、经济、文化长期落后的原因,另一方面由于照般苏联模式的原因,结果形成了高度集权的体制。这种体制对于促进一个不那么发达的社会经济发展有其有效的一面,但也给政治生活造成了潜在的可能性:即如果发生失误,则整个社会都会被卷入进去。地方没有相应的权限,对上级决策没有法定的自主性。如果给予地方一定的权力,这些权力由地方国家权力机关根据宪法规定来行使不受干预的话,那么在发生“文革”这样的内乱时,各地就有可能不被强行卷入一场错误的政治动乱中去,一般机构也无法强迫地方政府做出与宪法相悖的行为。由于过去缺乏这种机制,所以地方在发生“文革”时无能为力。

六、没有形成健全的国家工作人员制度。任何一个政治体制的活动,无论是合乎宪法的活动还是不合乎宪法的活动,均需要一定的人来作为活动的主体。“文革”发生时,由于没有严格和严密的国家工作人员制度,结果为“四人帮”打击迫害忠良、安插和提拔帮派人物提供了可能性。国家工作人员,尤其是担负一定政治责任的工作人员,应当通过一定的程序加以任命或罢免,不能象“文革”那样毫无程序地任命或罢免干部。国家相当一级的工作人员,都应通过权力机关来任命或罢免。如果干部制度能保证人民相信的干部担任政治责任,他们可以在某种程度上抵制“文革”.然而,这套体制在“文革”发生时没有牢固地形成,这样在稳定时期可能有效的干部制度,在内乱中却成了一个重要的不利因素。

七、政治生活中缺乏严密的制度来保障公民的权利。“文革”虽然是一场危及整个政治体制的政治动乱,但它实际上也是发生在人与人之间的一场灾难。“文革”能够发生的一个社会原因,是社会广泛缺少尊重公民民主自由权利和人权的传统。象“文革”那样的侵犯公民民主自由权利和人权的内乱,如果是在一个每位公民都坚信民主、任何侵犯公民民主自由权利和人权的行为均要受到法律制裁和社会谴责的社会中,这种情况是难以发生的。社会民众缺乏牢固的民主法制观念,政治体制有不能有效惩罚侵犯公民民主自由权利和人权的行为,为“文革”的发动提供了一定的社会条件。

诚然,即使从政治技术上考察,“文革”形成的条件也不限于上述几端,但上述几端为其中的基本。一个社会的政治建设和政治发展,可以视为一项工程——政治工程。政治工程为社会政治活动和政治关系提供有效的技术和设备,保证社会政治生活按照人们选择的原则和方式展开。一定的政治理想、政治观念和政治原则,均需要经过周密的政治工程建设之后才能切实有效地实现。没有一定的政治工程,政治原则是难以实现的。政治工程需求政治技术。经过对“文革”的反思,人们有了这样一个感觉,过去我们忽略了政治技术的开发和应用。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使人民民主专政获得了实现的基本条件。但长期以来我们忽略了如何从政治技术上来建设民主法制的工作,结果当“文革”发生时,没有健全的政治体制来控制和阻止它,反而自身顷刻之间就被内乱破坏了。这个深刻的历史教训是值得我们汲取的。

从十年前开始,我们就高度注重这一问题,采取了一系列建设性的措施来健全和完善政治体制。近年来又着重提出政治体制改革。通过上述分析,我们看到,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方向,就是要从技术上保证政治体制的各个环节能够合理有效地发挥作用,其中包括党政关系、各项权力之间的关系、宪法保证制度、司法体系、集权和分权之间的关系、干部制度和社会民主化等方面,通过系统的政治工程,使我国的政治体制成为一个高度民主、法制完备、富有效率的政治体制。

通过对“文革”这场内乱的反思,人们深切感到,为实现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应大力开展政治技术研究。一方面通过周密的调查研究和分析,发现和创造适用于中国国情的政治技术。另一方面,应当比较和借鉴世界上其他国家所采用的政治技术,对其中合理和科学部分应该加以引进,为我所用,包括社会政治制度相似的国家和社会政治制度不同的国家。在不同的社会政治制度下,有不同的政治原则,这一般是不能互通的。但是作为政治体制,每个人类共同体都会面临一些相似的社会性事物和要求,都会出现一些相同的矛盾和问题。为满足这些要求,为解决这些问题而采取的政治技术,有些往往是互通的。正象不同经济制度下的经济管理技术可以引进一样,不同政治制度下的政治管理技术部分也可以引进,或加以改造。当然,在不同的历史--社会--文化条件下,每个社会都有自己特殊的东西。只有研究并采纳了世界上一切科学合理的政治技术,才能建设一个完美的社会主义政治体制。

在“文革”之前,由于各个方面的原因,这方面工作没有进行。今天,在我国走向现代化的伟大进程中,我们有了一个明确的认识:要建立一个稳固的政治制度,充分实现社会主义的高度民主。只有这样,“文革”的悲剧才不会重演,我国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才会得到空前的发展。

如何实现党内民主,有没有方向?当然也有方向,马克思、恩格斯创立起来的第一国际、第二国际,基本路子是:分权制衡。然而列宁去世以后,斯大林以来,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包括俄国共产党都是走向集权制道路。集权制的结果是什么?结果可以概括为一句话:集权制害了共产党,害惨了共产党!

有朋友说,如果我们有蒋经国那样的领袖人物来推动民主宪政就好了。但是不管有没有这样的条件,我们作为公民,都应当尽力去推动。现在的实际情况是全国上下包罗万象都由各级党委说了算。而这应该是全民来参与的。一个良好的环境,要靠相关人士(体制内、外的人士都包括在内)共同投入体制变革来争取,等是等不来的。

有人说,政治制度改革难就难在高层,其实世界上没有不难的事,高层也要靠老百姓来推动。

 一、关于党内民主

我想提个问题:党委归谁领导?有人说:是党委书记。实际上应该是“党代表大会”来领导党委、授权党委和审议党委的工作。有人只知道党委一元化领导,实际上党内民主要求三权分立。

党内民主有哪三权?

一是党代表大会行使决策权;二是党委行使执行权;三是纪律检查委员会行使监督权。国家机构的三权是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而党内机构的三权则是: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

马克思、恩格斯时代就是三权分立的,不是党委说了算,而斯大林之后包括毛泽东以来就是把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集于一身,大权独揽,毫无民主可言。这样做的后果十分严重。

破坏权力制衡,将生杀予夺大权集于一身的斯大林最积极从事的工作之一是排除异己、滥杀无辜。据统计,对十月革命进行过政治领导的全部24名党中央委员中,先后有14人被斯大林杀害;从军事上领导十月革命的60名军人中,有54人被斯大林杀害;第一届人民委员会共有15名委员,除了列宁和斯大林以外的13人中,有9人先后被以革命的名义处死;其他共产党员共有120多万人被逮捕,其中很多被处以死刑或被判徒刑。同样的问题是,毛泽东时代的中国没有三大权力的分立和制衡,却有三大人祸:1957年反右,打了三百多万右派;1958-1960年高举三面红旗打了三百多万右倾机会主义分子,饿死四千多万人;1966-1976年文革整了1亿多人,其中死了两千多万人。

一个非常重要但是经常被我们忽略的事实是:这些重大决策都没有经过执政党的最高决策机构——党的代表大会,而是由党中央委员会和毛泽东个人决策的,朕即中央,朕即党。

让我们发挥想象力,试问一下,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刘少奇四位领袖人物,他们之间有没有互相监督的制度呢?可惜没有。由于权力之间没有互相制衡,以致于像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文化大革命那样的错误,周恩来、朱德、刘少奇都无法制止,刘少奇甚至还被活活整死。如果毛、周、朱、刘不是集中在以毛为首的中央委员会中,而是分别担任党代表大会主席、中央执行委员会书记、中央军委主席、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主任,四套机构及四位领袖能够互相监督的话,毛泽东还能那么畅行无阻,让其妻子江青出任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要职,凌驾于全党全国人民头上作威作福吗?而三权分立、互相制衡的机制,不但不会妨碍决策的效率,反而会提高决策的科学性。简而言之,这种制衡能够实现,将是一种有利于“集中力量办大事”,而防止“集中力量办坏事”的制度安排。

现在中共有8500多万党员,如果所有党员都能说话,让党的代表大会充分发挥作用,那对全党和各地工作就会带来很大的起色。“党内无派,千奇百怪”,让党的内部多样化,互相争鸣、公平竞争,未必不是一件好事。

中国共产党自从“十二大”以来,尤其是十七届四中全会以来,在改进党的建设中已经取得很大成就。面对即将召开的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为了使党少犯错误、不辱使命,我们需要在系统总结国内外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推进党内分权制衡的改革。为此,我提出了一套党内改革方案,供研究参考。

建议落实党的各级代表大会为党组织的权力机构,县级以上(包括县,下同)各级党代表大会分别选举产生三个级别相同的机构:党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党的执行委员会、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它们各自的职责简述如下:

(一)决策权 县以上各级党代表大会实行党代表常任制(每届任期五年)和专职专薪制。党代表的薪金由相应一级党的组织发给。为了提高效率减少支出,党代表人数要大幅减少。全国党代表大会代表为500人左右,县党代表50人左右,省、市依此类推。

各级党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党代会常务委员会,为党代表大会的常设机构(负责筹备和召集党代会);其人数为党代会代表人数的1/10,并设常务主席1人、副主席1人,处理常委会日常事务和组织调查研究。各级党代表大会职责与现行党章规定大体相同,但要增加一项:每年举行一次大会,审议同级党的执行委员会的工作,督促其严格执行党代会的决策。遇有紧急情况,由党代会常务委员会召集党的非常代表大会。

党代会代表按一定程序对执行机构和纪检机构的主要领导干部有选举权和罢免权,但无权插手其具体业务活动,同时他们还受全体党员投票者的制约。这样的分权制衡恰恰有利于增强党的生命力和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影响力。

只要我们共同努力,这个前景是可以争取的。

(二)执行权 各级党代表大会选举产生7~9名委员,组成同级党的执行委员会,设书记1人、副书记1人。县以上各级党的执行委员会在人数和职权上大体相当于目前各级党委常委。目前各级党委的领导权实际上就是由常委掌握,普通的党委委员很长时间才参加一次全会,成了党内花瓶,不必再虚设了。

各级党的执行委员会对党代会负责并报告工作,接受审议。执行委员会的日常工作必须及时向同级党代会常务委员会通报备案。

党的执行机构并非单方面接受决策机构的监督和制约,它在执行工作中如果发现决策有误或不甚完善,可以对决策机构提出抗辩,并提请下一次党代表大会重新审议。这就使党的重大决策有了修改和完善的余地。

(三)纪律检查权 各级党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同级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由5~7名纪检委员组成,设主任1人、副主任1人。

纪检委员会主要职责是对同级党的领导干部(包括党代表大会代表、执行委员会委员等)进行纪律检查,但无权干预其日常工作;各级纪检委同时领导属下各级党的纪检委员会的工作。

大家想一想:纪律检查委员会的上级应该是谁?是党的执行委员会吗?不是的。各级纪检委员会向同级党代表大会负责并报告工作,重大问题可以向上级直至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报告。无疑,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应当独立于党的中央执行委员会,而向全国党代会负责并汇报工作。

现实生活告诉人们,执行权往往权力最大,滥用的可能性和危害性也最大。因此,改革的重点目标应是监督和制约党务工作的执行权。在我们的改革方案中,由于党的决策机构由虚变实,党的纪检机构升格独立,便有利于上述改革重点的实现。

三种权力既然要分立和互相制衡,那么,三个机构的成员就不得互相兼职,这是不言而喻的。党代表大会的代表中,如果有人被选入党的执行机构、纪检机构任职,在其任职期间,则应辞去代表职务,以免角色冲突。在过去的体制下,代表只是五年开一次会的虚职,搞点兼职似乎并无矛盾;但在党内领导制度改革之后,党的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三权分立制衡,党代表大会代表专职专薪,他再去兼任执委或纪检委,就很不合适了。

我们不妨设想一下,如果能够在党内做到分权制衡,那么一位领袖人物还能那么容易地去“集中力量办坏事”吗?而如果要集中力量去办好事,三权分立则可以使好事考虑得更细致、更全面,而严格的制衡可以保障各个权力按照合法程序去行事,从而防止“好事办坏”。

二、关于国家宪政

中国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不能不顺应世界宪政潮流;而要明确世界宪政潮流之所向,不能不对中外各国宪法进行比较研究。笔者有幸根据中国青岛出版社1997年版《世界宪法全书》所载中国和其他110个国家的宪法进行比较研究,颇有收获。愿选择部分成果,与有兴趣的朋友分享。究竟什么是宪政潮流?这虽然不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实物,却是可以推算出来的一种发展趋势。我选取了十八个问题进行考察,以110个国家为基数,计算相关国家所占的比重(%),主流便一目了然 .

1. 56%的国家宪法规定有公民投票;

2. 66%的国家宪法规定了法官的独立性;

3. 67%的国家设有宪法监督机构;

4. 69%的国家承认或不禁止双重国籍;

5. 69%的国家元首为总统;

6. 71%的国家元首兼任军队统帅;

7. 74%的国家宪法无序言;

8. 75%的国家实行地方自治;

9. 76%的国家议会(或代表机构)实行直接选举;

10. 85%的国家不把个人名字写进宪法;

11. 87%的国家不把任何主义名称写进宪法;

12. 91%的国家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和宗教活动自由;

13. 91%的国家宪法对新闻出版自由有保障条款;

14. 94%的国家实行三权分立;

15. 95%的国家实行公开化;

16. 95%的国家不承认任何政党有政治特权;

17. 98%的国家宪法保障人权;

18. 99%的国家宪法没有规定实行任何专政。

如果说,大多数国家在前述十八个问题上的宪法取向,反映了世界宪政潮流的话,我们可以说:2004年3月中国人代会通过宪法修正案,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33条中增加一款“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初步顺应了世界宪政潮流;而其他问题上,则显示了中国宪法与世界宪政潮流之间的差距以及中国宪政改革前进的大方向。

世界宪政潮流发端于十七世纪英国,成熟于十八世纪的美国与欧洲,流行已达数百年。宪政潮流的四大基本原则——三权分立、多党竞争、普遍选举、新闻自由,在国际社会逐渐深入人心,成为人们判断政治体制优劣进退的一面镜子。不是吗?上个世纪莫斯科两度易帜——1917年升起了红旗,1991年8月22日俄罗斯总统叶利钦发布命令,用历史上的俄罗斯旗帜(白、兰、红三色旗)取代了镰刀斧头红旗,重新作为俄罗斯的国旗。对此评价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按不同的标准,可以得出截然相反的评判。而用世界宪政潮流的四大基本原则来对照,就一清二楚了。

1、布尔什维克先后消灭了它的“兄弟党”:孟什维克、立宪民主党、社会革命党和左派社会革命党,从1921年开始,俄罗斯由多党制变为党外无党的一党制国家,显然是历史的倒退。

2、1917年以后的俄罗斯政权同分权制衡的宪政原则背道而驰,经历了由“一切权力归苏维埃”、“一切权力归布尔什维克”到“一切权力归党的总书记”的发展,形成了高度集权专制,红色恐怖笼罩全境。仅1935—1941年这六年多就有2000万人遭受政治迫害,其中700万人被枪决,平均每年杀100多万人。

3、前苏联宪法虽然载有普遍平等直接选举制,但实际上候选人均由执政党指定,然后交给选民去按等额投票,未列入候选人名单的人根本无法当选。选举成了年复一年、几十年如一日的愚民闹剧。

4、前苏联无新闻自由是举世皆知的,以致于前苏联最高领导人赫鲁晓夫下台之后,只能靠收听美国之音来了解新闻,这就是对否定宪政原则的绝妙讽刺。

苏俄反宪政潮流七十余年,终于陷入了天怒人怨的汪洋大海。最后时刻,苏共中央通过前苏联副总统亚纳耶夫等高官在1991年8月19日发动政变,试图挽救危局。然而,广大人民群众害怕重新回到那种一党一派垄断政权、草菅人命、控制选举、扼杀新闻自由的恐怖生活中去,因而都不支持“8·19”政变,政变三天就失败了。广大公民和他们的代表唾弃了反宪政潮流的政治体制,以致于共产党员占最大比例的苏联最高苏维埃1991年8月29日紧急会议以283票赞成、29票反对和52票弃权的压倒性多数通过决议:停止苏联共产党在苏联全境的活动。历史终于宣告,1991年三色旗在俄罗斯重新升起,是顺应世界宪政潮流的进步之举。循此思想方法,我们也就不难评估那个时代的东欧剧变,新世纪以来的格鲁吉亚、乌克兰、吉尔吉斯事变,以及未来还可能发生的此类事变。所以说,以宪政潮流为镜,可以帮助我们识别历史变迁。

无论在中国还是前苏联、东欧各国,对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的认识,都提到了相当的高度——“不改革,就会亡党亡国”.但是究竟如何改,以什么为参照系,对未来新的政治体制应当怎样设计和建设,则是一个需要深入研究的大问题。具体而言,中国要实行什么样的政治制度呢?据某人说,关键在于它要“植根于中华民族几千年来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广阔沃土”.中国几千年来的政治沃土是什么?谁都知道,就是封建帝制嘛!中国是全球历史上帝制最发达的国家,谁要以“皇帝”为题材做博士论文,非到中国考察不可。然而,封建专制主义沃土,并非中华民族的荣耀,恰恰是中国长期落后的政治根源。谁对称孤道寡感兴趣,就让他去沾沾自喜吧。这也许是某些人强调“特殊国情”的潜台词。但是绝大多数中国人并不喜欢帝制的阴影。如果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永远只能植根于过去几千年的落后惯性,那怎么能实现后来居上?那还谈什么国民革命、社会变革和“与时俱进”?袁世凯称帝和张勋复辟岂不是也有点道理么?

显然,后进国家的政治现代化,只能吸收人类政治文明的智慧结晶,像90%以上的国家那样,走分权制衡而不是集权专制之路。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认识世界宪政潮流,对我们启示多多。再譬如说,当今世界七成以上的大国实行联邦制,而非联邦制国家则七成以上实行地方自治,这对于中国国家结构的设计也颇有借鉴作用。如何处理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是中国千百年来的一个老大难问题。目前,许多人除了少数民族聚居地区自治以外,并不知还有一般的地方自治概念。借鉴绝大多数国家在这方面的丰富经验,认真探索和解决好地方自治,同时也有利于进一步处理好民族问题。因此,只有以世界宪政潮流为航标,我们才能拨开迷雾,看清前途,明白当代政治体制改革的真正需求,区分轻重缓急,去逐步争取胜利。

中国宪政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是保障公民的知情权。公民的知情权是公民权利中一项十分重要的“直接民主权”,它所对应的是国家信息披露和政务公开化的义务。现行宪法第二条第三款规定:“人民依照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不知情,谈何管理?不知情,如何评价委托管理者即国家机关公务人员的工作态度、工作水平?现行宪法第三条第二款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都由民主选举产生,对人民负责,受人民监督。”不知情,如何选举公民放心满意的人民代表;不知情,如何罢免公民不放心不满意的人民代表;不知情,如何监督人民代表的工作?

  公民是国家的主人,这是现代宪政民主不可动摇的基本原则。如果公民对国家政务——包括立法、行政、司法以及社会等各类“间接民主权”的信息不知情,如何做得了主人呢?

与公开化相对立的是保密,是神秘。马克思把缺乏公开化的国家机器斥之为官僚主义机构,他说:“官僚机构的普遍精神是秘密,是神秘。保守这种秘密在官僚界内部靠的是等级组织,对于外界则靠它那种闭关自守的社会性质。因此,公开的国家精神及国家的意图,对官僚机构来说就等于出卖它的秘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三○二页,人民出版社一九五六年十二月第一版)列宁讲得也十分明白:“没有公开性而谈民主制是很可笑的”.(《列宁全集》第六卷一三一页,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六年十月第二版)现在时至新世纪第二个十年了,中国没有任何理由不尽快实现政务信息公开化,将国家机关所掌握的全部信息(除极少数法定例外),一律向公民公开。

因此,国家应当从“直接民主权”的立场,充分保障公民对国家政务及其相关信息的知情权,同时还必须从“间接民主权”的角度,明确规定国家对信息披露和政务公开化的义务——公开是原则,保密是例外。当今世界绝大多数国家都将公开化原则写进了宪法,可见信息披露和政务公开化的重要性已经被普遍承认。我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就曾建议在宪法中规定公开化的原则和措施,并在此基础上,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信息公开法》,可惜至今尚未实现。一九八八年就已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密法》,可是只有保密法而没有公开法,形成的就只能是个偏瘫的制度。正是由于我国在宪政与法制层面上对于确立公开化原则缺乏足够的认识,因而在二○○三年上半年发生的SARS疫情中,受到重创。如果认真从那次SARS之灾中吸取教训,我们就会清楚地发现,在SARS疫情问题上,个别人的工作责任是次要的,关键还是在于信息披露和政务公开化制度本身不健全,从而导致疫情发生初期信息传递梗阻,防疫措施滞后,病毒传播迅猛,结果夺去了过多的生命。亡羊补牢,如果没有制度性的补救,今后老百姓和国家难免还将付出更高的代价。

公开化原则意味着:国家机关及公务人员有依法公开政务及披露相关信息的义务,除非是法律有明确规定在特定时间内需要保密的,才能保密。应当保密的不保密是违法,应当公开的不及时公开同样是犯罪。公开化不能仅限于国家机关对过时的保密档案解密,那只是信息披露和政务公开化中的一种情况。公开化更在于法定保密以外的全部信息必须及时地充分地向公民公布,尤其是那些关乎广大公民权利、自由、利益的重要事情和重大问题,毫无疑问在事先、事中、事后都要公布,不得有任何隐瞒,以便公民充分了解,并能进行广泛的讨论。

因此,无论是立法机关、行政机关还是司法机关,都应当建立信息披露和新闻发布制度,通过专门的公告以及报纸、电台、电视、网络等各种传播媒体,定期地或随时地向公民通报信息、发布新闻,帮助公民了解政务情况及其相关的信息,并向老百姓提供查询这些信息的便利条件。

以人民代表大会为例。根据公开化原则,应当在人民代表大会议事规则中作出相关的具体规定,如:第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都必须公开举行,如果需要召开秘密会议,必须经过法定程序批准。第二,人民代表在公开举行的各种会议上的发言记录,由秘书部门在三日内印发,并允许公民到指定地点查阅或索取;秘书部门负责定期将人民代表的发言记录汇集成册,公开发行。第三,公开受理公民、团体和社会组织旁听人民代表大会的申请。第四,正常情况时,定期举行人大新闻发布会,向公民通报人大工作;非常情况时,随时通报。第五,大会及各种公开会议均允许记者采访,允许电视台、广播电台录音、录像,现场直播或录播。

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总体目标是要顺应世界宪政潮流,建立宪政民主制度。现代民主的政党制度则是宪政民主制度的内容之一。任何政党都必须进行民主化改革,将自身建设成为现代化的民主型的政党。而作为当今中国的执政党,中国共产党首当其冲需要完成自身的改革任务,成为现代民主的楷模,才能切实提高执政能力,搞好中国的宪政民主建设。

总之,国家宪政建设与执政党内的民主改革密切相关,不可分离。所以说,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路径选择应当是国家宪政与党内民主改革双管齐下。

2012年3月27日第5稿

 

 


人骨雕花鬼筑台,

血缨枪下万千哀。


一朝物极阴霾散,

便有青天白日来。

 

来源:微信群

第一种死法:不正当竞争。

第二种死法:碰到恶意的"消费者"。

第三种死法:媒体的围剿。

第四种死法:媒体对产品的不客观报道。

第五种死法:主管部门把企业搞死。

第六种死法:法律制度上的弹性。

第七种死法:被骗。

第八种死法:"红眼病"的威胁。

第九种死法:黑社会的敲诈。

第十种死法:得罪某手中有权力的官员,该官员可能利用手中的权力给企业发展制造障碍。

第十一种死法:得罪了某一恶势力也有可能把企业搞死,比如说他在产品中投毒。

第十二种死法:遭遇造假。

第十三种死法:企业家的自身安全问题。

 

前证监会副主席李剑阁表示,监管部门人才危机是一个非常严峻的危机。

2016年第一周,市场跌宕起伏,各方震惊,集体反思危机。1月9日上午,《第一财经日报》记者在“中国资本市场:风险与监管”论坛上看到,李剑阁用简单的设问,直戳问题痛点,发人深省。

第一,1月4日、7日,熔断两次触发,但是导致市场下跌的原因,是早在2015年12月份已经人人皆知的事情,比如人民币汇率、PMI、减持大限等。那么,为什么股市在12月没有反应,却在1月份集中下跌?

第二,为什么每次股市危机当中,证监会都是在市场的逼迫下,在晚上临时做出政策调整。1月8日减持大限,为什么一定要在晚上临时做出说明?事先应该知道会恐慌,为什么非要等到那一天?

第三,在4天当中就暂停熔断机制,这说明去年紧急状态下出台的一些监管措施,是仓促的、粗糙的。“这次证监会也承认了这一点。”李剑阁说,那么想问一个问题,到今天为止,是不是也有足够的时间总结一下,去年出台的政策,还有什么是粗糙的、仓促的?

第四,如果不是市场一流的人才,市场能不能监管好?

李剑阁认为一个非常重要的危机,是监管部门的人才危机。

 

总结四个字,“外流”、“内耗”。

首先是外流,证监会前期曾出现大规模的离职潮。

“近期到某个沿海城市证券监管机构拥有的人才条件,大大超过了证监会的水平。”李剑阁说,到许多金融机构里面,很多是政府流失的官员,是海外华尔街回流的精英人才,还有些是在资本市场一直在里面摸爬滚打的本土专家。这些人的组合令人非常惊讶,反过来也体现出监管人才危机非常严峻。

 

另一方面,监管机构内部“打架”、损耗。“

2015年是监管机构被捕人数最多、被捕级别最高的一年,这种情况应该得到高度重视。”李剑阁表示,而这又是为什么?值得反思。

“我曾经在证监会当副主席,这次很多人都是我过去的老部下,我感觉非常痛心,他们中很多人十几年之前很勤奋也很优秀。为什么现在就变成正在接受司法调查的人?”李剑阁感叹,这是因为监管体制问题,对人才是一种腐蚀。

李剑阁透露,最近有学者提出证监会应该设立顾问团,以加强人才方面的补充。“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建议。”他透露,自己此前在证监会工作的时候,就曾想用社会力量来制约证监会,并聘用很多社会贤良参与。

但是事实上,导致会务成本越来越高。“没有一个好的监管体制,不取消过度审批,无论用什么办法,人的天性是一样的,一样会寻租。

第二个案例,是去年组织的国家队的救市。“当时被光荣选入国家队的人非常高兴。我在两个券商做过董事长,一个券商入选,非常骄傲,一个落选,非常郁闷。”李剑阁感叹,入选的结果是公司亏损,高管被边控。

“解决人才危机,顾问团不是好办法,还是要从内部机制来改革。”

李剑阁强调,如果监管部门人才危机不解决,中国股市的危机,可能还会一波一波的到来。
第一财经记者:杜卿卿 发自北京

 

自2015年12月28日,P2P监管细则征求意见稿问世以来,各地监管部门动作频频,纷纷开始对P2P等金融机构作出这样那样的限制。
北上深叫停注册! 史无前例的大清场悄然来袭

据媒体报道,深圳、上海、北京,正陆续叫停P2P等互联网金融公司新注册!昨日更是传出北京工商局要求下架所有P2P广告的消息,一场史无前例的大清场悄然来袭!

深圳叫停!

1月初,网上盛传一张深圳市金融办关于暂停互联网金融企业商事登记注册的公告图片,随后该消息被记者证实。

深圳则直接明确自2016年1月1日起,暂停新增互联网金融企业名称及经营范围的商事登记注册,并且短期内不会恢复!市金融办相关负责人表示,就“暂停”一事向市市场监管局发函,“暂停”是为了放缓我市互联网金融行业过于迅猛的发展节奏,与全国监管行动形成统一!

 

上海叫停!

1月10日,澎湃新闻报道称,上海近期也已暂停了互联网金融等金融类公司的注册登记,经营范围包括金融信息服务、金融外包等字眼的也被包含在暂停之列。

澎湃新闻从多家公司注册代理公司获悉,从2016年1月4日起,上海市工商局就已暂停互联网金融公司的注册。这些注册代理公司称,只要是经营范围里有“金融”、“外包”等字眼的注册,都无法得到批准。对此,上海市金融办在接受澎湃新闻询问时未作出正面回应。

值得一提的是,暂停注册新互联网金融平台,并不影响现存平台运作。

澎湃新闻采访的一家注册代理公司就明确表示,可以帮助收购一家现有的公司。上海一家互联网金融公司负责人也向澎湃新闻表示,听说暂停了新平台注册,但他们经营并不受影响。

据上海市金融办主任郑杨2015年12月29日披露的数据,目前上海大约有200家存活的P2P(网络借贷)机构,50家左右或多或少存在问题。郑杨当时表示,下一步会加强监测,密切关注。

显见的是,从2015年开始,全国各地均加强了对互联网金融及线下理财平台的管理。尽管正式的监管办法未出台,但在注册及广告方面均有所管制。比如,宁波去年9月就全面叫停了互联网金融及线下理财平台广告,11月份更是暂停受理企业名称或经营范围中含有财富管理、投资管理及咨询、资管管理等内容的类金融公司的登记注册,以及分公司的设立。

而在去年12月28日银监会就《网络借贷信息中介机构业务活动管理暂行办法(征求意见稿)》开始公开征求意见,明确网络借贷采用备案制管理,且管理权限下放地方金融管理部门后,各地均已开始梳理思路,研究如何监管。

分析人士称,各地暂停注册可能只是第一步,因为上述网贷管理办法列出了12条红线,并明确正式实施后会给现有平台18个月的过渡期。地方金融办在暂停注册后,可能就要提前展开摸底整顿,当地方监管意见出台后,就会放开注册,毕竟中央都明确是备案制,重点是要合规。

 

重庆拐弯叫停!

可见的是,重庆2015年12月29日出台了《关于加强个体网络借贷风险防控工作的通知》,立出十项军规,其中一条是现有平台需于2016年3月底前将自查自纠情况书面报告市金融办,就相关经营管理和风险情况做详细说明。上述通知明确:以前未开展P2P网络借贷业务的机构和新设的网络平台机构,在国家有关部门关于P2P网络借贷监管办法正式发布前,继续停止开展P2P网络借贷业务。这也相当于,重庆即便可以注册,也暂时不能开展业务!

由于相关政策从征求意见稿到正式落地还有一定时间,目前各地对于互联网金融企业暂停注册的动作也被部分业内人士解读为设立“缓冲期”。

 

北京叫停!

近日,据腾讯财经独家消息,北京市工商局已下发通知,要求各区级下架所有跟民间融资相关的广告,包括但不限于P2P、理财广告。北京的电视台、报纸、楼宇、互联网等广告形式均在禁止范围之内。目前北京市工商局已下达电话通知,正式文件也将在近期下发。如果平台不希望下架的,需要征得区以上级别金融办的同意。不过,在央视等国家级媒体上的P2P广告,不在北京市工商局的管辖范围之内。

另据澎湃新闻报道,北京某公司注册服务企业曝出一份2016年1月9日工商登记注册处下发的《关于本市范围内暂停投资类企业登记的通知》。

1.暂停核准“投资”“资产”“资本”“控股”“基金”“财富管理”“融资租赁”“非融资性担保”登字样的公司企业;

2.暂停登记“项目投资”“股权投资”“投资管理”“投资咨询”“投资顾问”“资本管理”“资产管理”“融资租赁”“非融资性担保”等投资类经营项目;

3.包含第一第二的外迁公司也暂停登记;

4.已经办理的仍可正常进行。

盈灿咨询数据显示,截至2015年12月,北京当地的P2P平台数量达302家。

来源:鸣金网、这才互联网金融  综合整理澎湃新闻、腾讯财经、新浪科技

 

戴夫--007 下午11:09
银川公交纵火案补偿敲定:遇难者一次性获补75万。马永平 讨30万工程款三年未果,为讨薪被欠薪人殴打,威胁自焚,被地方部门认定恶意讨薪拘留十天;各种途径用尽,受尽冷眼,陷入绝境,走投无路,彻底绝望。用极端方式发泄心中无比愤怒,公交纵火,致死伤惨重。十七人为其陪了葬,几十伤者被烧伤折磨,遭受肉体苦痛。银川各部门官员、执法人员的冷漠、推捼不作为、粗暴法是悲剧的根源。应对此次悲剧负主要责任,却逍遥法外,至今沒有追究他们的渎职、玩忽职守的行为。百姓用1275万元替他们买了单,加上17条生命。


本周要给大家撰写的周记,是要解释一个心理学的新名词:暴政创伤综合征。
暴政创伤综合征,又称舒曼综合征,是我为心理学创立的一个新名词,也是我为了纪念东德伟大的逃亡者舒曼而创立的一门新学问。这,是我对心理学体系的一场新学术贡献吧。它阐述的主要内容是,受过暴政伤害的人,即使逃往了西方的自由国家,其心理创伤仍然是难以在短暂时间内痊愈。西方社会的民主、自由、幸福、快乐、舒适的生活方式,反而更加刺痛了他们的神经,令到他们在回忆祖国的时刻里,夜夜失眠,生不如死。
许多逃亡者,在暴政国家里反而能够长期承受苦难,习惯成自然,自然即自由。但当他们逃到西方的自由世界时,反而无法接受垂手可得的民主、自由、幸福、快乐、舒适。他们无法适应新的社会规则,要么怀念暴政,怀念身为受虐狂时的美好的受虐享受;要么,宁愿自取灭亡之路,也不去好好珍惜和享受民主、自由、幸福、快乐、舒适。
许多年前,我就已经探索和发现到暴政创伤综合征(舒曼综合征)了。但我一直误认为,那是一些保皇党人的脑残行为。只要一旦逃往了美国,怎么也能把那些脑残医治好的。他们的心理创伤是可以痊愈的。然而,我万万没有料想到的是,我自己居然也是一个暴政创伤综合征的患者。
我是最近这几天发现我患上严重的暴政创伤综合征的。起因是这样的。现在,我居住在纽约的一个家庭旅馆里,与另一个中国民主党党员胡先生居住于一起。半个月前,胡先生的太太从中国大陆到美国探亲,也住进这家旅馆。谁知,这几天来,有两次,胡太太在与我们聊天时,怀念起祖国的美好生活来了。我一听到她在言谈里怀念祖国,马上破口大骂。这几天里,连续两次,我大骂了她:“回到中国,回到猪圈,陪猪睡觉。”
这不附合社会礼仪。俗语说,朋友妻,不可欺。胡太太是我的好朋友胡先生的妻子,我不应该骂她。然而,我还是忍不住了,骂了。虽然,胡氏夫妇不会跟我计较那么多。他们都视我为诗人气质,有时候会发神经。然而,这并不表示我有权辱骂妇女。
但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我不禁审视自己。然后,我发觉,你们永远也想不到,骂完胡太太后,会发生什么事?连我自己也永远想不到,骂完胡太太后,会发生这样的事。两次骂完她以后,我就是整整一夜的失眠。凌晨时分,实在睡不着了,我就起床抽烟、喝酒。待我半醉以后,我的胃又疼痛了,依旧睡不着,就这样熬到天亮。天亮以后,我要去上班了,在厨房里打杂,需要最佳状态的精力和体力来应付繁忙的餐饮业工作。我却宿醉未醒,头痛欲裂。在午晚餐的高峰期,我挥汗如雨,拚命工作。一天站着工作10小时,不断地干活。我已经年过半百,这种繁重的体力活动,却在睡眠不足的状态下做着,其疲惫的身心状态,令我痛不欲生。
这种生活感受,时有发生。在美国,我要开展全新的生活了,持久的喜乐和淡淡的哀愁,总是交缠着泛涌于我的心头。仿佛,一杯苦涩的咖啡加入了甜蜜的牛奶,我能享受到馨香隽永,韵味醉人。但是,有些人,就是永远不愿意品味香浓的咖啡。他们厌恶咖啡的味道,你有什么办法呢?
现在,大家终于明白到暴政创伤综合征的真相了。从暴政国家逃亡出来的人,只有三条出路。要么自觉地成为一个脑残,去怀念祖国的暴政,以及渴望享受被虐待的美好感觉;要么就逃避祖国的暴政,远离祖国人民;要么,就走上自我放逐的道路,去寻生觅死,去追寻自己也不认识的梦中幻象。
所以,大家也无须再责怪为什么有那么多的受虐狂移民美国了。他们既然要活下去,就只能依靠受虐时期的片片回忆度日。回想到昔日里受尽暴君糟蹋的日子,该是多么美好的青春年华啊!
太爽了!被暴君欺负,再被暴君活活饿死、打死、虐待至死,真的是非常美好的人生啊!
暴政创伤综合征(舒曼综合征),最典型的心理学案例,莫过于舒曼一案。1961年8月15日,柏林墙刚开始修建三天。那时,还只是一段铁丝网栅栏。西柏林这边的人们在街上高喊着:“到这边来!”18 岁的边防士兵康拉德·舒曼突然迸发了勇气,一跃而起,跳过了他驻防的边境铁丝网。从此,他成为了第一个逃离东德的叛逃军人。他当年的新闻照片,也成为了整个冷战的象征。
舒曼后来移居到了巴伐利亚,结了婚,在奥迪的流水线上工作了近30 年。但他却患上了抑郁症。1998 年6 月20 日,他的妻子发现他在附近森林的一棵树上自缢而死。
大家明白了吗?按理说,舒曼结了婚,有了漂亮的妻子,又有了可爱的孩子,已经过上民主、自由、幸福、快乐、舒适的生活方式了,他为什么还要死呢?
而且,他的幸福感是多么强烈啊!他在奥迪车厂工作,按理说,他已经拥有世界上最著名的奥迪轿车作为代步工具了。而且,他在自家附近的森林自杀,这就表明了,他的家,是一栋独立别墅,有花园,有草坪,有车库。大家想一想吧,他本来就是一个东德的穷鬼,一无所有,但到了西德,妻子、孩子、房子、车子,全都有了;而且,他拥有的,全都是世界上最好的东西,他干吗还要自杀呢?
嗯,他患上了忧郁症,夜夜失眠,流泪至天明,无法入睡。而暴政创伤综合征(舒曼综合症),与忧郁症、斯德哥尔摩综合征,互为姻亲,互为主客。是啊,人类与生俱来的苦难和忧伤,何其沉重啊!无论是什么样的物质生活,都解决不了人心的苦闷和迷茫。因此,自杀,是患上暴政创伤综合征的患者的人生出路之一。
按理说,他这么艰辛,冒着生命危险投奔自由,为的是追求幸福啊!然而,当自由和幸福到手时,他反而恐惧了!他想死了!那么,是他良心受到谴责了吗?他羞愧了?忏悔了?故国的父老乡亲都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他无力拯救百姓,不配生活在自由和幸福之中?又或者,他原本就是一个忠诚的奴隶,习惯被主人用铁镣捆绑了,习惯生活在痛苦之中了;如今,一旦获得了自由和幸福,他反而不适应了?想放弃了?
好令人唏嘘慨叹的人性啊!
因此,今天,所有从中国大陆逃亡至美国的中国人,在到达美国的第一天,感受到的不是人生的幸福,反而是一场彻底的精神崩溃。许多中国人在投奔自由以后,第一时间,就想到去死,去自杀。面对着遥遥无期的未来磨难,谁也说不准会发生什么事情。主宰命运的主人突然就失踪了,你叫这群奴隶该何去何从?该选择何种生活方式呢?太难了!--------类似的事例,我在美国看得太多。我与许多来自于中国大陆的新移民交谈过,他们最大的人生感受是,精神彻底崩溃,想去死。
然而,生活滚滚,逼人而来,容不得谁停下脚步回望过去。许多有钱的新移民,在经历精神崩溃以后,每隔两个月都要飞回中国休息两个月,如此这般,循环往复,直至两年以后才能平静下来,才有了定居美国的打算。但是,那些无钱的新移民,以及那些深受暴政迫害的新移民,已经无法再回到中国了,他们怎么办呢?难道,就这样去死吗?
尽管,我个人,在美国享受的,是完全的一种丰丰满满的生活。我真的感受到非常的自由、幸福、快乐、舒适。为什么别的中国人无法跟随着我一起享受呢?难道,在中国受到的迫害和虐待越是深刻和沉重,在美国的幸福感就越是强烈,越是充足?不是的。因为,我在美国看到了一些从中国大陆逃亡出来的良心犯,他们有些已经坐牢20年了,到达美国以后,却更加仇恨中共政权。他们会认为,是中共政权摧毁了他们的青春岁月。他们满怀戾气,全无欢颜,根本就无法在美国享受民主、自由、幸福、快乐、舒适的生活。他们一天到晚都是满脸愁云。
也就是说,暴政创伤综合征,仍然缠绕在他们的身心里,造成巨大的人生伤痛。他们走不出暴政的阴影,所以,根本无法享受到美国的民主、自由、幸福、快乐、舒适的生活方式。即使他们拿了绿卡,即使他们永远回不了祖国,他们仍然是中国人,不是美国人。
而我,今天,仍然没有拿到绿卡,但我已经自觉成为一个美国人了。我根本已经不再像是一个中国人了。
如今,我生活在纽约的华人圈里,朋友们都在揶揄我是外国人。我的衣着、饮食、行为、举止、尤其是笑容,全都似乎没有中国人的痕迹。那么,同样是患有暴政综合征的中国人,为什么我能享受人生的欢乐,他们就不能呢?
许多在美国的华人,依旧自觉自己是中国人,不认同自己是美国人;连他们的笑容,都无法表现出美国人应有的民主、自由、幸福、快乐、舒适。他们这种样子,怎么能去享受民主、自由、幸福、快乐、舒适呢?
那么,你们呢?你们这些准备从中国大陆逃往西方自由世界的准难民,你们到底在身心上做好准备了吗?你们到底能确信你们能学会享受美国的民主、自由、幸福、快乐、舒适吗?
所有我所认识的从中国大陆逃亡出来的朋友,我绝不愿意听到你们的死讯。我绝不愿意听到你们自杀的消息。因此,在下一周的周记里,我就要向大家提出医治暴政创伤综合征的方法了。
篇幅有限,到此为止。下周见。

陈士胜。
01/07/2016. 
New York.

 

日前,发改委价格司又有三名司级官员被带走,包括刚刚接替曹长庆担任司长的刘振秋,以及两位副司长周望军和李才华。加之不久前发改委价格司原司长曹长庆、副巡视员郭剑英被查,这个曾被称为“天下第一司”的国家发改委价格司,已超越山西省委办公大楼,成为最密集的贪官落马司
上述5名落马的司级官员,均直接或间接管过药品价格。刘振秋曾是发改委价格司副司长,分管医药等,今年5月原司长曹长庆退休后,刘振秋刚刚升任司长。副司长周望军,也长期分管医药,约一周前被查的郭剑英长期担任发改委价格司医药价格处处长,2013年担任价格司副巡视员。

在曹长庆、刘振秋、周望军、郭剑英等人主管中国药品价格期间,药价虚高、回扣泛滥、药品价格离奇离谱成为全社会最为深恶痛绝的问题,这一问题愈演愈烈,持续数年挑战社会神经的底线。

刘振秋、郭剑英等被检方带走了,等待他们的将是法律的判决,哪怕他们收受赃款的金额超过10亿、20亿,也不足以获得“全球最大的罪犯”之“殊荣”,这是因为他们所制定并维护的加价率管制政策带来的危害实在是大得无法衡量。我们不妨简单罗列一下加价率管制政策的滔天罪行:

滔天罪行之一:让中国的药价虚高几倍、十几倍甚至是几十倍,让老百姓付出了沉重的经济代价

仅仅是央视曝光的药价虚高案例就有:芦笋片价格虚高1300%,恩丹西酮价格虚高2000%,克林霉素价格虚高2100%,奈福泮价格虚高6600%,葡醛酸钠注射液价格虚高9137%,真是“没有最高,只有更高”!

2008-2012,国家投入了2万多个亿的背景下,个人卫生支出的金额不降反升,从2008年的5875.86亿元上升到2012年的9654.55亿元,增加了3778.69亿元,较2008年上涨了64.31%。

滔天罪行之二:倒逼药厂只能千方百计抬高药价,让政府药品集中招标采购成为一个罪恶的载体,重创政府公信力

我国自1999年开始进行药品集中招标的试点,由于当时执行的是只管药品最高零售价政策,不执行顺价加价15%的加价率管制政策,中标价也就是采购价越低,医疗机构获取的购销差价就越大,集中招标采购的头几年,医疗机构的药品实际采购价每年以20%的比率下降。

但是,药品集中招标中标价的持续下降戳穿了发改委所指定的药品零售限价虚高无比、离奇离谱的事实。正如原卫生部高强所言“尽管涨了几十倍,但你去查查,肯定没有超过国家的最高限价,也就是说,再贵也是合法的!”

为了部门权力和他们个人的利益,刘振秋、郭剑英们于2006年强制推行顺价加价15%的政策,让医疗机构的药品采购价越低、损失越大,低价中标的药品成为无人问津的死标,逼迫药品生产企业再也不敢低价投标了,倒逼药厂不得不找价格司寻求高定价。

为了生存,所有的药厂不得不改变投标策略,变低价投标为高价投标,让药品的中标价虚高离谱的情况频繁被媒体曝光。药企攻关形成的高价药不但让社会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而且让政府主导的药品招标行为成为损伤政府公信力的严重问题。

滔天罪行之三:医生收受药品回扣成为普遍现象,且愈演愈烈,毁了我们一代医生,让白衣天使成为谋财害命的白眼狼

芦笋片的回扣占到了零售价的37.5%,克林霉素磷酸酯的回扣占到零售价的35%,跨国药企葛兰素史克的贿赂成本占到了药价的20-30%……在央视曝光的福建漳州医疗腐败案中,全市73家公立医院100%涉案,95%的医生涉案,药价50%是用于贿赂。同样被央视曝光的高州医院腐败案中,有382名医务人员主动上缴回扣款,调查组共追缴违纪金额580多万元……一代医生被毁掉,白衣天使成为谋财害命的白眼狼。

滔天罪行之四:让过度用药泛滥成灾,每年致死人数是在医院死亡人数的四分之一

据国家发改委副主任朱之鑫介绍,2009年我国医疗输液104亿瓶,相当于13亿人口每人输了8瓶液,远远高于国际上2.5至3.3瓶的水平。作为溶媒的大输液泛滥成灾折射了抗生素、中药注射剂等回扣药品的滥用极为严重。据统计,由于医生的收入90%来源于药品回扣,在回扣的刺激下,我国每年过度用药造成的非正常死亡人数,占在医院死亡人数的25%。

滔天罪行之五:激化医患矛盾,暴力袭医案频发

在加价率管制政策的倒逼下,药企必须豢养大量的医药代表为医生提供回扣,公关并绑架医生,把医生变成了谋财害命的白眼狼,导致患者殴打、砍杀医生的案件频发且愈演愈烈。每年医患冲突案件高达9万起,世界罕见。2012年我国媒体公开报道的伤医、杀医事件高达16起,砍死医务人员5人。2013年1月发生4起暴力袭医案,其中2人直接致死。

滔天罪行之六:让医院的管理行为扭曲,医院成为祸害百姓的“狼窝”

在顺价加价15%和零差率政策下,医生拿药品回扣根本就不损害医院的药品加价收益,不拿白不拿,是“肥水不流外人田”,因此医院对医生收受药品回扣睁一只闭一只眼,医院的管理行为完全扭曲,医院成为祸害百姓的“狼窝”。

滔天罪行之七:让政府的巨额投入打了水漂

2009-2013年,全国财政医疗卫生支出累计30682亿元,年均增幅24.4%。但是政府海量的资金投入并没有降低老百姓的就医负担,而是流进了药厂、医生、医药代表的腰包。

根据卫计委的统计,五年新医改,各级政府投入达到我国卫生总费用从2008年的14535.4亿元上升到2012年的27826.84亿元,增加了13291.4亿元,较2008年上涨了91.44%。政府巨额投入的结果是事与愿违,让老百姓看病更贵更难,不但多花了钱,还丢了命。

滔天罪行之八:让大量安全有效的廉价药消失

在顺价加价15%和零差率政策下,有回扣的药品淘汰掉无回扣的药品,回扣大的药品淘汰掉回扣小的药品,大量安全有效、价格低廉的经典老药逐渐被赶出医院市场,从市场上消失。让大量的伪新药占领市场,这些伪新药价格虚高几十倍,副作用大,疗效差,摧残着老百姓的身心健康。

在低价药日益短缺的情况愈演愈烈,备受社会质疑时,发改委出台低价药目录,允许低价药可以在日均使用费用(化药3元、中成药5元)标准下自由定价,但是在加价率管制政策下,这些药品的价格即便是涨到极限,在现有基础上上涨10倍,回扣的空间也不具备竞争力,不会有什么销量。

滔天罪行之九:伪新药盛行,让每年两百亿的创新投入成为坑害老百姓的助推剂

在加价率政策的倒逼下,为了高定价,药品生产企业必须想尽一切办法搞所谓的“创新”近年来我国审批了1万多个新药,都是根据行政化全包体制下“高定价、大回扣”营销模式的需求设计出来的,都是来自于药品生产企业营销部门的创意,不是药学专家研制出来的,实际上没有几个是真正的新药,全是改头换面的“伪新药”,企业劳神费力申报“伪新药”的唯一目的就是为了定高价,类似的情况还有申报独家品规和名目繁多的科技奖项。

由于回扣的大小决定着药品销售的多少,医生明知是“伪新药”,也会大处方,这是“伪新药”大行其道的根本原因。这些“伪新药”国家每年还以“重大新药创制专项”投入几百亿元,巨额的财政投入都成为坑害老百姓的助推剂。

滔天罪行之十:让药品生产经营行为扭曲,破坏了我国药品生产行业的正常发展

在加价率政策的倒逼下,谁不高定价,谁就没有回扣空间,谁不搞回扣,谁就死路一条。在谋求高定价的过程中,药品生产企业可谓费尽心机,无所不用其极,甚至搬动了省长和书记。为了套取用于回扣的现金,药品生产企业普遍通过虚开原料、包材、餐饮、差旅、广告宣传、交通、会务等费用发票来洗出现金,偷逃所得税。药品生产企业的主要精力不是用于药品的研发和生产的管理,而是用于公关政府、贿赂医生,整个行业乌烟瘴气,极不正常。

滔天罪行之十一:让药品流通企业只能通过为医生回扣逃税洗钱,倒买倒卖税票、做两套账,让我国药品流通行业长期处于“多小散乱差”的状态。

在加价率管制政策的倒逼下,药品流通行业倒买倒卖税票、逃税洗钱极为猖獗,因为这种洗钱的方式比生产企业直接洗钱的成本要低很多。大量的药品流通企业,完全靠过票生存,这是我国药品批发企业数量多达13000多家、个个都能生存的原因。

尽管医药公司已有13000余家,但申请开张的医药公司依旧络绎不绝,因为巨大的隐性交易需要更多的医药公司来“经营”。我国药品流通行业的“多小散乱差”的状况持续得不到改变,归根结底是加价率管制政策造成的。

滔天罪行之十二:让医院的药品销售完全掌握在自然人(药虫子、药贩子)手上,他们让医生行为扭曲,坑害老百姓

为了定高价,药品生产企业成立专门的公关办,大搞伪新药,公关物价部门;为了套取用于回扣的巨额现金,药品生产经营企业或虚列巨额开支,或倒买倒卖税票,逃税洗钱。尽管医药公司已有13000余家,但申请开张的医药公司依旧络绎不绝,因为巨大的隐性交易需要更多的医药公司来“经营”。无证经营、挂靠经营的人数数以百万计,医药代表(居间人、自然人、药虫子等)的人数已经超过医生的人数。

滔天罪行之十三:让官场腐败成风

在顺价加价15%、零差率政策的倒逼下,“高定价、大回扣”成为药品生产经营企业唯一有效的竞争法宝。在“高定价、大回扣”的非法营销体系下,药品生产经营企业要疯狂的公关众多政府官员,包括但不限于发改(物价)机构官员、药监部门官员、卫生部门官员、人社部门官员、工商税务部门的官员,还有纪委和检察院的官员……重庆、广东、湖南都曾曝光了官员与药价虚高的腐败窝案……这一次,刘振秋、周望军、郭剑英们自己进去了,这一窝案,再一次极大的重创了政府的公信力。

滔天罪行之十四:将药品定价权置于自己玩弄的股掌之中,肆意妄为,有人“做工作”的品种,审定的价格可以虚高得离谱,没有人“做工作”的品种,审定的价格可以低得无法生产

在加价率管制政策的倒逼下,“高定价、大回扣”成为药品生产经营企业在竞争中取胜的不二法则,为了定高价,药厂的老板们挖空心思满足刘振秋、郭剑英等人的需求,投取所好,供其所需,想尽一切办法“做工作”。

凡是有人“做工作”的品种,经审定的价格可以虚高十倍、十几倍、几十倍乃至上百倍,如葡醛酸钠注射液价格虚高9137%;凡是没有人“做工作”的,或者生产同类产品厂家太多而无法“做工作”的,经审定的价格可以低到无法生产,例如,人血白蛋白注射液,作为临床急救用药,医生不可能不用,生产的厂家很多,没有人去价格司做工作,尽管该药品的生产成本早已突破400元/瓶(10g*50ml),但发改委的最高限价却一直维系在330元,导致患者不得不到药店去花600元购买该药品送到医院。

作为长期主管药品价格的官员,刘振秋、郭剑英等深知加价率管制必然倒逼药品生产经营企业选择“高定价、大回扣”的隐性交易竞争,深知药厂要想“高定价”就必须拜倒在自己的脚下,深知大回扣必然扭曲一代医生、导致医生的过度用药,深知医生过度用药必然让国家的财政投入打水漂并且严重危害患者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深知医生的过度用药必然导致医患矛盾的激化,深知回扣的泛滥必然淘汰安全有效的经典廉价老药、催生一大堆安全隐患极高的伪新药(如中药注射剂),深知“高定价、大回扣”的非法营销体系必然导致药品生产和流通的全行业扭曲,深知“高定价、大回扣”的非法营销体系不但要腐蚀整个医生队伍而且要腐蚀一大群政府官员……

可以这样说,刘振秋、郭剑英等等人比任何都更加明白加价率管制政策的危害远超任何一次世界战争,远超任何瘟疫,早已严重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但是他们不顾药物滥用所导致的亿万患者倾家荡产、人财两空,不顾药品回扣把几百万白衣天使腐蚀为吞噬患者血汗的白眼狼,不顾几万亿医改资金打了水漂,为了自己的那一点部门权力和个人的那一点蝇头小利,他们百般抵赖,否认事实,忽悠人民,欺骗党和政府,在顺价加价15%这一荒唐政策已经造成严重危害后竟然提出了一个更加荒唐的零差率政策,极力维护加价率管制这一荒唐的政策,天理何在?良心何在?

即便是他们的贪腐金额达到10亿,20亿,相比于全社会遭受的损失而言也不过是九牛一毛、沧海一粟,完全是微不足道。这是何等恶劣的行径?从这个意义上讲,把刘振秋、郭剑英称之为“全球危害最大的罪犯”一点也不过分。

更加恶劣的是,十八大三中全会后,党中央明确提出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凡是能由市场形成价格的都交给市场,政府不进行不当干预”的要求后,作为长期主管药品价格的官员,刘振秋、郭剑英等人比谁都明白,党中央的这些话就是针对他们而说的,就是说给他们听的,已经给他们指明了道路。

但他们在已经贪得盆满钵满的情况下,依旧欲壑难填,不思悔改,不愿收手,还是不甘心将权力交给市场,嘴巴上讲要学习贯彻中央精神,行动上却百般抵赖,迟迟不肯取消顺价加价15%和零差率的荒唐管制政策,搞阳奉阴违,搞软抵抗。现如今,他们被检方带走,这真是罪有应得,罪孽深重!来源:洛阳晚报

退休工人

财政部部长楼继伟在《求是》杂志发文提出,研究实行职工医保退休人员缴费政策,政策所指,退休职工是很明确的冤大头,也就是上文提及的参加“职工医保”的那部分人。这样问题就来了,笔者认为主要有三个非常严重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既为退休,何以按职工每月缴纳?

既然职工已经退休了,也就是说从工作岗位退下来了,自然属于没工作的人员,那么要缴费也只能参照没工作的标准来交了,既套用“新农合”或“城居医保”的标准?试问拿什么相关的法律法规,要退休职工去套有工作的职工标准——每月再交180元?再说了,一般的退休职工能有几个退休金啊?再去残忍地扣除8%,此举无异于“鹭鸶腿上劈精肉,蚊子腹内刳脂油”,这还要脸不?还亏堂堂一个国家财政部部长想得出来的!

退一万步讲,即使参照没工作的标准,也会遭遇很大的问题。因为一旦执行这个标准的话,那么也就意味着退休职工他们以前缴了二三十年的职工医保相当于白缴,那还真不如一开始就不缴,索性参加“新农合”或“城居医保”不就得了。更何况,现在又要开始延迟退休了,至于又要多交五年了。涉及到个人利益的账本难道老百姓不会算?一算心里只会骂娘,哪里容得一个财政部长明里暗里地坑老百姓的?典型地挖了坑把老百姓往里推么!

第二个问题:既为强缴,按何项法律规定执行?

退休人员医保缴费属于国家强制征收的性质,是为“五险一金”中的一种税收。一般而言,国家立税、立金、立费,都需要立法通过的,根据“税收法定”的原则,法定程序是应由通过人大立法来制定的——这跟财政部没什么关系的。难不成楼财神爷在为人大“种田”,要启动修法了?问题是,退休职工不缴医保费已写入《社会保险法》,其中第27条明文规定:参加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个人,达到法定退休年龄时累计缴费达到国家规定年限的,退休后不再缴纳基本医疗保险费,按照国家规定享受基本医疗保险待遇;未达到国家规定年限的,可以缴费至国家规定年限。

楼继伟说要研究职工医保退休人员缴费政策,明显与现行国家法律相违背的。习惯经验告诉我们:每当一个政策的出台,前期都会有一个预热阶段,说是研究,或许已经着手在做准备,当问题遇到法律干涉时,根本不想有一丝一毫社会契约精神,往往会选择将法律这块碍脚石移开,然后堂而皇之地继续他们的人治,这种行径绝非依法治国的理念。种种行为绝对是视法律不是儿戏,视民众不是乳儿!楼继伟开出这种不符合法律的强缴医保的馊主意,还真不如直接降低退休金发放标准来得更合法一些。

第三个问题:既为改革,何以频频向民众开刀?

刚刚媒体称社保缴费降低成定局,生育医疗保险将合并,殊不知十天之内,就突然来了个大变脸。而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的要让人民群众有“获得感”,余音未绝,听听也鼓舞人心,许多人差点又要感动得叫爹喊妈起来了。所谓“听其言必责其用,观其行必求其功”,然而,人们看到了是什么?社保之“养老”有缺口,强行通过延迟退休来解决;社保之“医保”有缺口,又打起让退休职工继缴医保的鬼主意,老百姓一而再、再而三地被改革的对象。改革的目的是什么?难道就是一而再、再而三地牺牲民众的利益?这哪里来的“获得感”,是再真切不过的“剥夺感”。

社会保障应随着经济的发展,逐步实现全民公费医疗,如今倒好,退休职工医保要改不缴费为缴费了,令人不禁要质疑:国家财政就不能为全民公费医疗担当一点吗?不是说国家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吗?这是一种社会保障的进步还是倒退呢?不减少政府庞大的开支,不堵住盲目的投资,而只专门盯着基层退休人员的口袋,想方设法多榨取一点是一点,总想着让老百姓做最后一根稻草?

这根本不是“挖潜”改革,完全蜕变成“挖坑”改革了,挖了一个又一个坑,将老百姓往来里面填。既然说到社保改革,不妨说说其中的改革逻辑。



  谢谢你们大家来参加今天的共产主义受难者纪念碑落成仪式。请各位就座。  爱德华兹博士,谢谢你的溢美之辞。还有兰托斯议员,再也没有比你更伟大的自由之友了;罗赫拉巴切尔议员,你也一样。捷克和匈牙利议会的议员们,大使们,尊贵的来宾们,更重要的是共产党压迫的幸存者们,今天,在这个历史性的日子里,能与你们在一起,我感到万分荣幸。(掌声) 
  此时此地,在曾经抵抗邪恶和帮助推翻一个帝国的人们的陪同下,我代表美国人民自豪地接受为共产主义受难者纪念碑落成仪式揭幕。(掌声) 
  20世纪将被作为人类历史上死亡最惨重的世纪载入史册。这一残暴时代的记录被铭刻在了这座城市的纪念碑上。然而,直到现在,我们国家的首都却没有一座纪念极权共产主义 — 这一意识形态夺走了估计高达1亿无辜的男人、女人和孩子的生命——受难者的纪念碑。因此,我们在此集会,纪念那些消逝在共产主义的手里的生命,并为这座将他们的苦难和牺牲铭记在全世界的良心里的纪念碑举行落成仪式,建造这座纪念碑花了十多年的时间,其在我们首都的落成是两个杰出的美国人热情和决心的确切证明。列夫· 杜布里亚斯基,他的女儿葆拉在这儿(掌声),请向你的父亲转达我们最良好的祝愿,还有李· 爱德华兹博士。(掌声)他们在前进的道路上面临挫折和挑战,但他们从未放弃,因为在他们的心中,他们听见了那些受难者的呐喊声:“请记住我们”。 
  这些声音对所有人呼喊,它们不计其数。那些死于共产主义名义下的冤魂的绝对数目骇人听闻,因此在很大程度上要确切的计算死亡人数几乎是不可能的。根据学者的研究估计,共产主义在中国和苏联夺走数千万人生命,在北朝鲜、柬埔寨、非洲、阿富汗、越南、东欧和世界其他地方,也有数百万人受难。 
  在这些数目字背后,隐藏着一个个家破人亡、梦想破碎的人性故事,他们的生命被那些追求极权主义权力的家伙无情地消灭。其中一些共产主义的受难者是世人皆知的,他们当中有一个名叫劳尔· 瓦伦贝格的瑞典外交官,他从纳粹分子的手里解救出了10万名犹太人,却被斯大林密令逮捕,投入莫斯科卢比扬卡监狱,在那儿他人间蒸发。他们当中有一个名叫波佩卢兹科的波兰神父,他让华沙的教堂变成团结工会地下活动分子的避难所,但最终他惨遭秘密警察的绑架、殴打并被淹死在维苏拉。
  这些牺牲者的幽灵常徘徊在历史当中 — 在他们背后,还有数百万或更多的籍籍无名的人死于共产主义的毒手。他们有在斯大林的大饥荒中活活饿死的无辜的乌克兰人,有死于斯大林清洗的俄国人,有将全部家当装上牛车背井离乡被流放到北极这一苏联共产主义死亡集中营的立陶宛人、拉托维亚人和爱沙尼亚人。他们有在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中死于非命的中国人,有在波尔布特的杀戮战场中被屠杀的柬埔寨人,有为了投奔自由试图挖掘柏林墙而被射杀的东德人,有在卡廷森林被屠杀的波兰人,有在“红色恐怖”中被屠杀的埃塞俄比亚人,有在尼加拉瓜桑地诺独裁政权中被谋杀的摩斯基多印地安人,有为逃离暴政而溺死在海上的古巴人。我们从来都不知道那些死难者的人的名字,但在这个神圣的地方,无名的共产主义受难者的名字将被祭献于历史,永远被铭记。
我们为这座纪念碑举行落成典礼,因为我们对那些死难者负有义务,去铭刻他们的生 命,尊崇他们的记忆。捷克作家米兰· 昆德拉曾经将反抗共产主义的斗争形容为“记忆对抗遗忘的斗争”。共产党政权不仅夺走了受难者的生命,他们还企图盗窃他们的人性,抹杀他们的记忆。随着这个纪念碑的落成,我们要恢复受害者的人性,恢复对他们的记忆。随着这个纪念碑的落成,我们记述了共产主义无辜的无名受难者,他们活在我们的心中,他们再也不会被遗忘!(掌声)我们为这座纪念碑举行落成典礼,因为我们有义务让未来子孙记录下20世纪的罪行,并保证未来不再重蹈覆辙。在这个神圣的地方,我们回顾冷战的重大教训,那就是:自由是宝贵的,不可随意被剥夺;邪恶是真实的,必须被反抗;如果再有机会,那些在冷酷和憎恨驱使下的家伙还会犯下磬竹难书的罪行,夺走成千上万人的生命。 
  我们回顾这些历史教训极其重要,因为给20世纪带来生灵涂炭的邪恶和憎恨今天依然存在于这个世界上。我们在2001年911事件中看到了这张面孔。同共产党一样,那些袭击我们国家的恐怖分子和激进分子都是冷血的意识形态的追随者,他们鄙视自由,压制异己,野心勃勃,谋求建立极权统治。同共产党一样,我们新的敌人相信,可以通过滥杀无辜来实现他们激进的目标。同共产党一样,我们新的敌人对自由人民不屑一顾,声称我们这些享有自由的人是懦弱的,声称我们缺乏捍卫自由生活方式的决心。同共产党一样,那些暴力的伊斯兰激进主义的追随者注定要灭亡!(掌声) 
  我们将坚定不移地推进自由的事业,我们将确保,未来的美国总统再也不会站立在今天这个地方,为21世纪被激进分子和极端分子谋杀的上百万人举行纪念碑落成典礼。 
  我们相信自由的力量,因为我们已经看见自由战胜了历史上的专制、暴政和恐惧。爱德华兹博士说里根总统去过柏林。他清楚记得里根总统的演讲。他说:“推倒这堵墙吧”,两年后,柏林墙倒了。中东欧的人民终于从令人窒息的压迫中解放出来。恰逢里根总统演讲20周年纪念之际,我们为纪念碑举行落成仪式,这座纪念碑反映了我们对自由力量的信心。 
  设计这个纪念碑塑像的人们完全可以为这个场地选择一个描述镇压的形象,比如曾隔离东西柏林的柏林墙复制品,或者冷冰冰的前苏联古拉格集中营,或者白骨堆砌的红色高棉杀人场。然而,设计者选择了一个希望的形象 — 一位女神手持自由的火炬。她让我们想起了共产主义的受难者,也让我们想起了战胜共产主义的力量。 
  正如同我们的自由女神像一样,她提醒我们,自由之火在每个人的心中燃烧,她是一盏再也不能被暴虐的恐怖主义分子或专制暴君扑灭的明灯。她提醒我们,只要屠杀上千万人的意识形态仍然存在,只要其仍在苟延残喘,那么与这股比死亡强大的力量作斗争将继续进行。(掌声) 
  她提醒我们,自由是我们创世主的礼物,自由是所有人类天赋的权利,自由将最终取得最后的胜利!(掌声) 
  我感谢你们每一个人为这座纪念碑,为自由事业作出的贡献;我感谢你们为保存死于共产主义恐怖统治的受难者的记忆作出的贡献。愿共产主义受难者的灵魂安息吧,愿那些继续遭受共产主义苦难的人们寻找到他们的自由,愿给予我们自由的上帝保佑这座伟大的纪念碑吧,保佑来参观她的所有人。 
  上帝保佑大家。(掌声) 
2007年6月12日 

 

公共汽车上的反贪广告

 

刘京生

今天在公交车里,看到CCTV播放一个"扬正气,促和谐"的公益广告。

广告中,拿红包给医生,医生说:"请别侮辱我![擦汗]"

拿红包给法官,法官说:"请别藐视我![嘘]"

拿红包给老师,老师说:"请别伤害我![流泪]"拿红包给警察,警察说:"请你尊重我!"

看完广告[右哼哼]我默默地对电视说:"请别恶心我!" 如果你也认可,就一起转发下去吧。 贪污的谁坐公交车?你演给谁看呢,广告做的比肾还虚………

 

中山装的五大内涵

中山装由于孙中山的提倡,也由于它的简便,实用;自辛亥革命起便和西服一起开始流行。1912年民国政府通令将中山装定为礼服,修改中山装造型,并赋于了新的含义。立翻领,对襟,前襟五粒扣,四个贴袋,袖口三粒扣。后片不破缝。这些形制其实是有讲究的,根据《易经》周代礼仪等内容寓以意义。

其一,前身四个口袋表示国之四维(礼、义、廉、耻),袋盖为倒笔架,寓意为以文治国。

其二,门襟五粒纽扣区别于西方的三权分立的五权分立(行政、立法、司法、考试、监察)。

其三,袖口三粒纽扣表示三民主义(民族、民权、民生)。

其四,后背不破缝,表示国家和平统一之大义。

其五,衣领定为翻领封闭式,显示严谨治国的理念。

 

苏联倒塌的原因

苏共的总书记权力不受制约和监督,层层听命于总书记或第一书记。苏共成了国家机关。随着干部任命制的发展,官僚主义和贪污现象也随之发展起来了。

干部处于优越地位,在斯大林时期建立和完善了一套官僚特权制度,如建立内部特供商店、餐厅、医院、免费别墅,干部根据级别享受不同的工资补贴、住房、医疗照顾以及其他的福利补贴。这一制度一直沿续下来,并在不断加强。官贵民贱的社会不可能在现代社会生存下去。


大吃一惊


  我国今年税收10万亿,可医保支出只有2000多亿;美国税收只有3万多亿,可是医保和社保支出就达到1.9万亿,我们交了那么多钱,最后这巨大的财富,都花哪儿去了,为什么没有钱给国人看病和养老?更让国民愤怒的是,在那2000多亿的医保支出中,有500多亿是240万人花了的,另外610万人花了1100亿,只有400多亿元是全国差不多12亿百姓花的!
  据中科院调查报告,我国政府投入的医疗费用中,80%是为了850万以局厅级以上党政干部为主的群体服务的,另据监察部、人事部披露,全国党政部门有200万名各级干部长期请病假,其中有40万名干部长期占据了干部病房、干部招待所、度假村,一年开支约为500亿元。干部病房原则上不接受进修、教学任务,每间房都是星级宾馆标准,还特配护士、技术熟练医生。他们看病不但不用排队,一些普通医保无法报销的药物等都可以报销。
  中国人民大学周孝正教授说:省部级以上的高干病房,一旦进入生命维持系统,一天的费用是20万,一年就是7000多万。国家的医疗资源大部分被金字塔顶端用掉了,所以全民医保遥遥无期。他们10%最多20%的人不用缴费就耗用了80%的医疗资源,政府不去管理他们,反而对已经退休的普通人,还要研究政策让他们再继续缴纳医保,这是想把民众往死里逼的节奏?
  俗话说,穿衣吃饭看来方,政府没钱摆谱,何必供养这么多的财政人员?据《大众文摘》披露,中国历史各时期的官民比例——汉代是17948人,唐代是13927人,明代是12299人,清代是1911人,1949年是1294人(一说是1600人),而今天是130人(一说是128人),有个别地方甚至达到了空前的19人(如陕西省黄龙县是9个农民供养1个干部)。如此臃肿的机构不去撤并精简,是要榨干民众么?


一剑飘尘

银川市纵火案嫌疑人马永平,因为要债被公安刑拘,纵火公交车,致死17人。
残忍!罪该万死!报复社会,你特么有种找个目标么,害平民百姓干嘛?
估计这是绝大多数人的认识。这个时候为马永平辩护,我也在找死。
但是,我觉得在一个不公不义的社会中,就没有无辜的人!因为:冷漠也是罪!马永平报复的不是社会,社会大着呢,哪只鸟都藏在里面。他报复的是“冷漠”。死亡的17个人是随机的吗?不是!他们是社会所有人的冷漠的牺牲品。
如果,马永平能够通过法庭要回他的钱,他不会报复。但是,看看那些在法庭中得不到公正判决而走上上访途径的人群吧。我敢保证,这死去的17个人中,没有一个曾经为这些上访者呼喊过一次的。
为什么我这么自信?因为我每天写了大量的文章,我一直在观察。我的亲朋好友,没有一个转发过我一篇文章的!他们和那17个人一样,是这个社会中冷漠的大多数!不要再用“沉默的大多数”装逼了,你们没有那么高冷,好么?你们就是“冷漠的大多数”,看到别人的苦难,无动于衷。因为你们有着还算稳定的工作,还算买得起一栋或者两栋房子。所以,你们冷漠地看着这个社会沉沦,却庆幸自己能够苟活。
当灾难降临到你们这些冷漠地大多数的头上的时候,你们才会呼号:不公平,凭什么不去报复政府,而来报复我呢?
原来你也知道是政府在作恶!原来你也知道马永平是有冤屈的!原来你也知道这个社会中存在着大量的不公不义!那么,你为这些遭受了社会不公的人呼吁过吗?你转发过一次相关的帖子吗?
冷漠是有代价的!因为它决定了你生活社会的人文环境。雾霾让人得肺癌,这是自然环境被破坏的代价。冷漠就是人文环境中的雾霾!不是每个人都会在雾霾中得肺癌,但是总有人会得。不是每个人都会在冷漠中被报复死,但是总有人会!

极度深思成因:他,原本一个辛勤的建筑工人,因拿不到自己的工钱,他四处奔波讨要,却因为相关部门不作为、推诿甚至腐败而包庇,他曾甚至用自杀的方式来讨要,只是工钱依然没有拿到,等待他的反而却是牢狱之灾。于是,他伤心了、他愤怒了、他绝望了,对于我们每个人也许都渴望生,但对于一个绝望的人也许是渴望死!最终,他用报复的方式来了解自己的心结,十多人为之陪葬,几十人为此受伤,人家悲剧再次重现,这些群众该为此埋单吗?不!他们只是乘客,他们只是平民百姓,他们只是恰巧坐上了这辆公交…他们当然是无辜的!但是,但是,又是谁逼马永平走上不归路的?又是谁逼这个原本热爱生活的人走向极端?又是谁逼他失去生活的希望?有人说是他自己,有人说是官员,有人说是体制……其实,从某种程度上说,也是我们每一个人,因为我们的沉默,因为我们的麻木,因为我们的自私…我们一直在纵容罪恶,我们一直在纵容黑暗,我们一直在纵容不公……最终,我们纵容了一个没有公平、正义、光明的社会,让人看不见希望和梦想的社会!此时,悲剧在暗中生长、培养、酝酿……丧钟为谁而鸣?其实,丧钟为每一个沉默的人而鸣!他制造的悲剧除了给那些受害家属带来无限悲痛外,但愿能在茫茫十几亿国人中或多或少唤醒一些冰冷的心灵!!

静静的顿河 下午4:17

2016-1-4

新年伊始,网络一片“赵家"词汇。自改革以来,被权力和金钱喂得脑满肠肥的赵家人,在末庄养尊处优,逸养天年。

众多阿Q,因原是赵的本家,也得以权借末庄栖身,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在一片和谐声中,再也听不到革命的枪炮声,就连辛亥年以揭瓦宣示革命的声音也听不到了。赵家人“闷声发大财",阿Q们各自搂着赵妈过着为生计奔波劳累的小日子了。就连末庄的狗狗们都懒得狂吠,只偶尔为几根主人赏的骨头而撕咬一番。真个是海清河晏,歌舞升平,被那些舞文弄墨的赵家文人称为又一个历史上的太平盛世了。
可是好景不长,好梦难再。曾几何时,竟有几个不甘屈居破庙的阿Q,喝了些浊酒壮胆,跑到赵家祠堂,公然向赵老爷子认本家。

于是,赵家的狗又叫了:“你也姓赵?你也配姓赵!这个末庄是谁的?这个末庄是赵老爷子的!这个末庄是我们赵家的!"

此语一出,惊醒众多贱民。原来以为是赵家本家的阿Q终于愤愤不平,自己不过是末庄的暂住居民,地位还不如那些看守末庄的狗狗。因此,就在赵家欢庆新年而张灯结彩之时,一片赵家词汇宛若大海波涛,在寒冬朔风的推波助澜之下,瞬间席卷赵家的末庄。

自鲁夫子驾鹤仙游,渐归沉寂的末庄忽然热闹起来。

我这个被吵醒的阿Q也不禁大发感慨曰:"赵家的天,赵家的地,赵家的山,赵家的水,赵家的草木,赵家的禽兽,赵家的毒食,赵家的毒奶,赵家的雾霾,赵家的地沟油,赵家的政府,赵家的帮会,赵家的军队,赵家的武警,赵家的公检法,赵家的银行,赵家的企业,赵家的公路,赵家的寺庙,赵家的报纸,赵家的书店,赵家的出版社,赵家的学校,赵家的幼儿园,赵家的唱诗班,赵家的和尚,赵家的道士,赵家的痞子,赵家的流氓……”

诶!不说了,总而言之,这小小末庄都是赵家的!

 

2016-01-02 我们的呐喊

 

国家药监局受贿窝案里第一个宣判的前药械司司长郝和平,嫌法庭把他的财物没收多了,“断了晚年的经济支持”,申请发还“积攒多年的100多万存款”.法院于是决定如数退还.退还他的财物里,除现金和存款以外,还包括“名贵手表六块,黄金工艺品一件”,都是给他做“晚年经济支持”用的.有专家立即告诉我们,这个判决乃是“人道主义文明司法的体现”。

寄人篱下的沈阳贫困少女黄娟,饿的难受时偷了一块面包被抓住,受到店主百般威吓羞辱,愤而吞药自尽,留下遗书说:“我知道我错了,但我当时真的非常饿.”

郝和平虽然已是“前”司长了,但是总还算需要上百万元才能安度晚年的上层人士,他那个圈子里面的“人道”总是很丰富的.黄娟身处社会最底层,即使“真的非常饿”,却受到如此非人的羞辱,如此难于沐浴到一丝人道的阳光.和一边是财富的积累,一边是贫穷的积累同步,原来还有一边是人道的积累,一边是羞辱的积累啊.今夜所见或是特例,可是如果人道不下庶民,羞耻不上大夫成了通例,我们还有救吗?

1935年,在纽约市的法庭上,审理一名偷窃面包的老妇人。老妇人嗫嚅着回答法官的审问:“我需要面包来喂养我那几个饿着肚子的孙子,他们已经几天没吃任何东西了。”法官冷若冰霜地对老人宣称:“我必须秉公办事,你可选择10美元的罚金,或者是10天的拘役。”判决宣布之后,时任纽约市长的拉瓜地亚从旁听席上站起来,脱下帽子,往里面放进10美元,然后向旁听席上的其他人说:“现在,请诸位每人另交50美分的罚金,这是我们为我们的冷漠付费,以处罚我们生活在一个要老祖母去偷面包来喂养孙儿的城市。”无法描述那一刻人们的惊讶与肃穆,每个人都认认真真地捐出了50美分。

寄人篱下的沈阳贫困少女,一个学习成绩优异,自尊心与上进心都很强的女孩子黄娟,饿的难受时私自拿了一个价值2元钱的一块面包被抓住,受到店主百般威吓羞辱,愤而吞药自尽,留下遗书说:“我知道我错了,但我当时真的非常饿.”老板,你干吗还如此的不依不饶,直至把孩子逼上绝路?听到孩子为此事而自杀时,你竟然还说的出死就死了呗。你怎么就没有哪怕一丝丝的同情心

诚如于丹所讲:“幸福与物质无关,关乎人的心灵。”但我们只能怀着满腔悲愤告诉于丹女士:你关于幸福的假说,那个小女孩去天堂实践去了。

黄娟,苦命的孩子,连尝一口面包都没有,饿着肚子就走了……在这种情况下,任何解释都没用。

冷漠,不但是个人的责任,也是社会的责任,更是政府的责任。

 

laz 上午6:49
昨日去农村,归来泪满巾。

田荒走野兔,不见种田人。

青壮搓麻将,翁妪带幼孙。

儿童留守多,未见爹娘亲。

偶见两书生,疯狂游戏中。

蓝天依旧在,碧水无处寻。

乡音虽未改,面容已陌生。

土砖青瓦没,沿路豪庭空。

父母今尤在,病痛缠枯身。

杀鸡温酒忙,待我如上宾。

偷拭双流泪,强忍哽咽声。

辞别送村口,嘱托一声声。

尾箱已塞满,全是故乡情。

深吸清新气,奔向雾霾中。

(转发一位未谋面的宁乡才女的诗)

2016-01-04 深之喉

作者:胡赛萌

来源:思想娱乐文摘

 

讲到俄罗斯,中国的网民对于这个邻居有着天然的好感,对于他们的强势领导人普京也是崇拜至极。有一个普遍的论点就是——对 于亡我之心不死的美帝,必须要联合俄罗斯。但是,中国与俄罗斯的联盟关系,却总是中国方面一心一意,俄罗斯方面三心二意,甚至还出现明里暗里使坏的情形。

俄国时期通过不平等条约分割中国领土,前苏联时期支持外蒙独立,60年代撕毁合同撤走专家等,二战以后,在清末时期分割中国的领土陆续归还,然而唯有被俄罗斯前身俄国侵占的始终没有归还,并在2000年的中俄边界确定后,正式从争议领土成为俄罗斯的合法领土。

抛开历史的恩恩怨怨不谈,但就苏联瓦解后俄罗斯时期,就不断针对中国做出很不友好的动作。

 

俄罗斯不断掠夺在俄华人的血汗钱

2009年6月莫斯科东部行政区区长突然宣布:“由于违反卫生规定,莫斯科最大的市场被临时关闭”,这意味着价值近20亿美元的华商商品将被没收,成了莫斯科政府的战利品。

“何止是20亿美元!6000个集装箱啊!每个集装箱货物的价值都在50万到100万美元之间,这次华商的损失是空前的。”俄罗斯中国浙江同乡会会长倪吉祥在接受采访时颇感无奈,“有人跳楼,有人自杀,这么多人倾家荡产,可至今什么问题也没有解决。”

有多名华商很气愤地透露,俄方称这些没收的商品是走私的、劣质的,但没收后却以低价在市场上倒卖。对于华商货物在俄罗斯被掠夺事件常有发生。

1998年11月,俄罗斯税警部门查抄“兵营”中国商贸中心,洗劫近200万美元,上百家中国商家通过“包机包税”方式运入俄罗斯的中国商品(主要为皮夹克),由于拿不出货物通关证明,全部被作为无主财产没收。

2000 年至2003年间,查抄事件上百次,给华商造成了巨大经济损失。2004年2月,俄罗斯内务部侦查委员会的10多名警察闯进莫斯科市区南部的大环公路旁的 “艾米拉”大市场,突击检查华商的身份证件。两天后,在荷枪实弹的警察弹压下,大规模查抄使华商蒙受了上千万美元的经济损失。

2005年7月,俄大批警察前往莫斯科市中心“39仓库”查扣中国鞋。总货值近千万美元,其中多为温州鞋。后经过多方努力,次日俄方同意华商交付约12万美元“罚金”赎回此批货物。

2008年10月,俄对莫斯科的阿斯泰市场进行突击检查,查封了华商在仓库里的鞋、服装、袜子等日用品,货物价值大约21亿美元。

 

俄罗斯击沉中国货船毫无说法

2009年2月份,又是在中俄欢呼俄罗斯承诺向中国提供3亿吨石油,以换取中国向俄两家石油公司提供250亿美元的贷款之际,一件令中国人想都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中国货船被俄舰击沉!大部分船员遇难!

2009 年2月14日,一中国货船“新星”号在俄罗斯海参崴附近海域被俄海军击沉,船上10名中国船员中有3人获救,其余7人失踪。据报道,“新星”号是遭到俄边 防警卫队炮艇的数次炮击之后,才最终倾斜沉没。被找到的是“新星”号上中国籍船员,于3月28日在日本本州岛沿岸被发现。

中国的唯一反应是在事情发生后的2月24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马朝旭在北京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中方对“新星”号货轮事件表示严重关切,对此事的处理高度重视,并期待俄方通报对此事的调查结果。事件后续发展不得而知,关于调查结果和赔偿事宜始终未见报道。

俄罗斯联手越南介入南海争端

2014 年上半年在中国与越南在南中国海交恶之际,俄罗斯竟然公开力挺越南。将一艘“基洛”级潜艇将移交给越南。这只是俄方交付越南军事装备的一部分,俄方还要帮 助越南建立所谓的“潜艇部队”。同时俄罗斯天然气工业公司与越南签署开采南海两个大型天然气田的协议。俄既想给中国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又积极介入南海,触 碰中国的核心利益。俄罗斯的这种做法,显得不地道,也不明智。

其实越南每年都从俄罗斯购买10多亿美元的军备,也因此跻身俄罗斯武器出口国 的前列。俄罗斯向越南提供的武器装备都是比较先进的,性能甚至超过中国所购俄制武器,大多为进攻性的,包括“基洛”级潜艇、“萤火虫”级巡逻艇、“闪电” 级导弹艇和“猎豹3。9”级护卫舰等。最有威胁的,就是俄罗斯向越南出口的 6艘“基洛”级柴电潜艇,性能先进,号称“大洋黑洞”,出奇的安静,配备了可攻击舰船和岸上目标的“俱乐部”导弹。

再就是越南向俄罗斯采购 的20多架苏-30MK型多用途战机,战斗力更为强悍,机载电子设备先进,载弹量大,相控阵雷达能同时搜索跟踪多个空中、地面和海上目标。攻击地面和海上 目标时,可以挂载“发射后不管”的电视制导导弹、反雷达导弹和反舰导弹等,具有全天侯和超视距作战能力,是三代战机中的佼佼者。

俄罗斯和越南的合作项目还包括帮助越南组建潜艇部队,培训潜艇水兵,建造潜艇基地、设施等。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越南所购武器的用途,主要就是为了防备中国。尤其是在中越南海争端愈演愈烈的大背景下,这些先进的武器装备,对于中国的南海舰队和石油作业船只,具有重大威胁。

俄罗斯在能源问题不断失信中国

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全体会议表示,俄罗斯石油公司计划25年内对华每年供应约4600万吨原油。以当前的市场价格评估合同的总金额约达 2700亿美元。对于这一消息,中国极度克制,因为如果俄国肯每年卖4600万吨原油给中国,我们当然喜出望外,怕就怕普京开空头支票,因为对于普京的能 源外交始终是放空话,言而无信。

两国之间谈了多年的中俄输油管道一事。谈也谈了,约也签了,但这个过程中俄罗斯却多次变卦不仅变卦,还把中国的死对头日本给拉进来与中国“鹬蚌相争”,大收渔翁之利。

早在2003年,霍多尔科夫斯基旗下的尤科斯曾与中石油达成意向,由尤科斯建设年输油量5000万吨的安大线,将俄罗斯原油源源不断地输往中国大庆。然而, 这个在当时十分富有想象力的计划却胎死腹中,霍氏也不得不远走欧洲。直至2009年,与安大线类似的中俄石油管道启动,但已大相径庭,不但输往中国的管道 变为了中国支线,而且输油量也变为了3000万吨。

对中国,普京采用的是“争取最高的资源输送价格”;同时,他调动日本和印度来争夺管线。 它既和中石油谈判确定管线,还和日本谈远东输油管道合作,还有兴趣进入印度的方案——印度提出了一个宏大的“伊朗-巴基斯坦-印度”计划。俄罗斯所做的一 切意在快速刺激出一个大区域性的天然气市场,最终形成一个世界性的市场。

俄罗斯为何对中国频频下黑手?俄罗斯一直关注的是利益而不是友谊,而我们却过于关注友谊而放松了防止小人使坏的警惕。在俄罗斯人眼中,友谊是最大限度地获取国家利益的基础;而我们却是为了维持友谊有时可以牺牲一些自身利益。

俄罗斯总统普京曾经说过这样一句意味深长的话:中国和俄罗斯一旦联合,全世界就可以安然入睡。

但是,中国睡得着吗?

共识人物

在争取了两三年后,今年十月,中央编译局副局长俞可平回到未名湖畔,履新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院长。学而优则仕的进阶逻辑,到俞可平这里被颠覆了。以下是俞可平接受媒体专访时的对话,"有问必答",对自己过去20多年亦官亦学的经历做一个总结。

本文转自《环球人物》,转载请注明来源。

《环球人物》:您热衷于将西方学术思潮的研究成果用于对中国现实的借鉴。在这个碰撞过程中,您发现了哪些问题?

俞可平:首先,人类共有的一些价值,如民主、自由、平等、法治、善治等,被当成西方特有的元素遭到排斥。其实,这些普遍价值在不同国家呈现出不同特点是很正常的,就好比一辆汽车,到了英国得右舵,到了中国得左舵,但无论右舵左舵,它终归还是汽车。不能因为西方先行一步,我们就不要民主、不要自由、不要法治了。在这一点上,我们教训深刻。

其二,一些西方特有的价值,被当成人类普遍价值受到推崇。比如,西方社会强调个体价值,但中国文化特别重视家庭和集体。举一个例子,西方写通讯地址从个人写起,由小到大排列,我们则正好相反,由大到小,最后才到个人。

第三,在将中西方的某些价值、理念进行对照比较时,忽略了社会的不同发展阶段,发生了历史性错位。福山最近在反思美国政治的衰败,认为一些西方发达国家的政府治理能力太弱,必须强化。我同意这一观点,但不同意将它移植到中国。我们党和国家的权力还太强大,社会力量还没发展起来,所以我同意习近平总书记、李克强总理提出的简政放权。

第四,任何理论都必须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才能开花结果。离开中国的现实土壤,再好的理论也可能产生消极的后果。在这一点上,我要特别提醒:有一些出国留学后选择在国外生活的"海外学者",虽然不乏指点国内改革的"热情",但如果自以为比国内学者更了解国内的改革发展进程,想成为中国改革的"国师",其"不着地"的观点最终将误导决策者。

 

《环球人物》:您的许多观点,在提出时都很出格。为什么愿意一路踩着禁区走过来?

 

俞可平:因为我特别希望能做一个思想者。思想者和学问家、理论家不同,学问家的研究往往与现实保持着一定距离,理论家虽有着强烈的现实关怀,但更多的是在为现实做注解和辩护,思想者则倾向于分析现实、谋划未来。思想者具有卓越的预见性、强烈的批判性,能基于对人类社会普遍发展规律的深刻认识,提出超前的判断,并透过其所处时代的本质,看到人类的未来和命运,再带着未来的眼光观察现实。一个民族、一个时代的伟大,需要伟大的思想,更成就于伟大的思想。我希望能为我们中华民族伟大的思想进步做出知识分子应有的贡献。

 

《环球人物》:历史上很多思想家的命运都比较悲惨。

 

俞可平:但我从未因为自己的言论承受什么压力。思想者的命运和一个国家的政治环境直接相关,我很幸运地遇上了改革开放,社会政治进步了,思想大大地解放了,学术环境也比过去更加宽松了。当然,最重要的是要看到社会进步的方向。我的很多观点,比如人权、治理和善治、动态稳定、增量民主、协商民主、市民社会或公民社会、全球治理等,刚提出来时的确引发了不少争议,现在却已经广为人知。你可能今天没意识到、不赞同,明天没意识到、不赞同,但只要它代表了社会前进的方向,总有一天会得到认同。

 

《环球人物》:您的一些观点被政府决策采纳,有人因此给您贴上"文胆""智囊"的标签。您对这两种身份怎么看?

 

俞可平:我向来否认自己是什么"文胆"和"智囊",也压根儿没想过要成为"文胆"和"智囊"。我认为,"文胆"是中国传统决策体系的产物,他们是皇帝的私人智囊,帮助皇帝出点子、做决策。现代政治应更多地依靠民主科学的决策咨询体系,像"文胆"这样的角色,不应当再出现于现代民主决策体制。

最现实的政治理想:善政、法治、增量民主、安全

 

《环球人物》:改革开放这些年,我国碰到了许多挑战。在您看来,我们目前面临的最大挑战是什么?

 

俞可平:社会的不公是最大挑战之一。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12年中国基尼系数为0.47,超过了国际警戒线0.4,西南财经大学公布的基尼系数更高,达到0.61。物质财富分配的不平等,势必导致社会其他领域的不公,比如,有钱人能享受高质量体检,穷人得了小病却不舍得去看,结果酿成大病;有钱人住的小区拥有24小时监控,穷人的住宅区却小偷小摸不断……我们做过不少调研,不公是目前造成老百姓对政府信任度、满意度下降的主要原因,从某种程度上说,政府正因此丧失公信力。

此外,我们虽在维护社会稳定、改善生态环境、加强法治建设、反腐败等领域做出了很大努力,但挑战依然巨大。

 

《环球人物》:说到反腐,党中央近年来加大反腐力度,查处了一批贪官,这是民主发展的必经阶段吗?该如何看待贪官频现给党的声誉带来的负面影响?

 

俞可平:这绝不是民主政治发展的必然,恰恰相反,是因为民主政治建设的制度还不够健全。我常说,一个水塘中死了几条鱼,可能是鱼本身有病;如果死了一群鱼,就一定是水有问题了。同理,如果个别官员腐败,可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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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争取了两三年后,今年十月,中央编译局副局长俞可平回到未名湖畔,履新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院长。学而优则仕的进阶逻辑,到俞可平这里被颠覆了。以下是俞可平接受媒体专访时的对话,"有问必答",对自己过去20多年亦官亦学的经历做一个总结。

本文转自《环球人物》,转载请注明来源。

《环球人物》:您热衷于将西方学术思潮的研究成果用于对中国现实的借鉴。在这个碰撞过程中,您发现了哪些问题?

俞可平:首先,人类共有的一些价值,如民主、自由、平等、法治、善治等,被当成西方特有的元素遭到排斥。其实,这些普遍价值在不同国家呈现出不同特点是很正常的,就好比一辆汽车,到了英国得右舵,到了中国得左舵,但无论右舵左舵,它终归还是汽车。不能因为西方先行一步,我们就不要民主、不要自由、不要法治了。在这一点上,我们教训深刻。

其二,一些西方特有的价值,被当成人类普遍价值受到推崇。比如,西方社会强调个体价值,但中国文化特别重视家庭和集体。举一个例子,西方写通讯地址从个人写起,由小到大排列,我们则正好相反,由大到小,最后才到个人。

第三,在将中西方的某些价值、理念进行对照比较时,忽略了社会的不同发展阶段,发生了历史性错位。福山最近在反思美国政治的衰败,认为一些西方发达国家的政府治理能力太弱,必须强化。我同意这一观点,但不同意将它移植到中国。我们党和国家的权力还太强大,社会力量还没发展起来,所以我同意习近平总书记、李克强总理提出的简政放权。

第四,任何理论都必须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才能开花结果。离开中国的现实土壤,再好的理论也可能产生消极的后果。在这一点上,我要特别提醒:有一些出国留学后选择在国外生活的"海外学者",虽然不乏指点国内改革的"热情",但如果自以为比国内学者更了解国内的改革发展进程,想成为中国改革的"国师",其"不着地"的观点最终将误导决策者。

 

《环球人物》:您的许多观点,在提出时都很出格。为什么愿意一路踩着禁区走过来?

 

俞可平:因为我特别希望能做一个思想者。思想者和学问家、理论家不同,学问家的研究往往与现实保持着一定距离,理论家虽有着强烈的现实关怀,但更多的是在为现实做注解和辩护,思想者则倾向于分析现实、谋划未来。思想者具有卓越的预见性、强烈的批判性,能基于对人类社会普遍发展规律的深刻认识,提出超前的判断,并透过其所处时代的本质,看到人类的未来和命运,再带着未来的眼光观察现实。一个民族、一个时代的伟大,需要伟大的思想,更成就于伟大的思想。我希望能为我们中华民族伟大的思想进步做出知识分子应有的贡献。

 

《环球人物》:历史上很多思想家的命运都比较悲惨。

 

俞可平:但我从未因为自己的言论承受什么压力。思想者的命运和一个国家的政治环境直接相关,我很幸运地遇上了改革开放,社会政治进步了,思想大大地解放了,学术环境也比过去更加宽松了。当然,最重要的是要看到社会进步的方向。我的很多观点,比如人权、治理和善治、动态稳定、增量民主、协商民主、市民社会或公民社会、全球治理等,刚提出来时的确引发了不少争议,现在却已经广为人知。你可能今天没意识到、不赞同,明天没意识到、不赞同,但只要它代表了社会前进的方向,总有一天会得到认同。

 

《环球人物》:您的一些观点被政府决策采纳,有人因此给您贴上"文胆""智囊"的标签。您对这两种身份怎么看?

 

俞可平:我向来否认自己是什么"文胆"和"智囊",也压根儿没想过要成为"文胆"和"智囊"。我认为,"文胆"是中国传统决策体系的产物,他们是皇帝的私人智囊,帮助皇帝出点子、做决策。现代政治应更多地依靠民主科学的决策咨询体系,像"文胆"这样的角色,不应当再出现于现代民主决策体制。

最现实的政治理想:善政、法治、增量民主、安全

 

《环球人物》:改革开放这些年,我国碰到了许多挑战。在您看来,我们目前面临的最大挑战是什么?

 

俞可平:社会的不公是最大挑战之一。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12年中国基尼系数为0.47,超过了国际警戒线0.4,西南财经大学公布的基尼系数更高,达到0.61。物质财富分配的不平等,势必导致社会其他领域的不公,比如,有钱人能享受高质量体检,穷人得了小病却不舍得去看,结果酿成大病;有钱人住的小区拥有24小时监控,穷人的住宅区却小偷小摸不断……我们做过不少调研,不公是目前造成老百姓对政府信任度、满意度下降的主要原因,从某种程度上说,政府正因此丧失公信力。

此外,我们虽在维护社会稳定、改善生态环境、加强法治建设、反腐败等领域做出了很大努力,但挑战依然巨大。

 

《环球人物》:说到反腐,党中央近年来加大反腐力度,查处了一批贪官,这是民主发展的必经阶段吗?该如何看待贪官频现给党的声誉带来的负面影响?

 

俞可平:这绝不是民主政治发展的必然,恰恰相反,是因为民主政治建设的制度还不够健全。我常说,一个水塘中死了几条鱼,可能是鱼本身有病;如果死了一群鱼,就一定是水有问题了。同理,如果个别官员腐败,可能是官员本身的问题,如果大面积腐败,就一定是制度环境有问题。我们一直忌讳讲制度的问题,深怕失去制度自信。其实,这里的制度并非宏观制度框架,更多的是具体的权力产生和制约机制。

查处这么多腐败官员,对党的声誉肯定会有负面影响。但不查处就不是负面影响的问题,而可能是亡党的问题了。而且,即使从党的影响和声誉来说,查处腐败官员也比放任腐败更能博得民众支持。严厉反腐恰恰是"重拾民心"的途径。当然,要从根本上遏制官员腐败,还是要做到中央强调的"三不",即让官员不敢腐败、不能腐败、不想腐败。作为一名政治学者,我特别看重如何让官员"不能"腐败,也就是构筑廉洁政治的制度屏障。这样,即便有些官员利令智昏、铤而走险,也有制度阻挡,使其贪欲难以付诸行动。

 

《环球人物》:您一直倡导国家的民主自由,并将它视作我国政治发展的根本价值。但有人担心民主化过程会对社会的稳定产生较大威胁,对于转型时期的中国来说,要做好哪些事情,才能有效应对这种威胁?

 

俞可平:第一,坚持走增量改革的道路,但在改革的各个关节点上,都必须有所突破,用突破性改革来防止突变,进而防止社会的大动荡。突破性改革难度很大,但必须去做。这次全面放开二胎生育政策就是一个突破性改革。继续坚持一胎政策,只会给中华民族带来灾难性后果。

第二,没有现成经验可供借鉴时,仍要"摸着石头过河";有发达国家的经验可供借鉴时,要善于"借桥过河"。其实,像生态恶化、贫富分化、社会动荡等问题,发达国家都有过惨痛教训,也有珍贵经验。我们批评他们,却并未吸取他们的教训,有些方面甚至更有过之。

第三,我国幅员辽阔,各地差异很大,社会经济发展阶段也不同,必须充分尊重这种差异,最大限度地发挥地方自主性。改革创新是维护社会长治久安的根本途径,若因为强调顶层设计而遏制地方自主创新,势必严重削弱地方的改革创新动力,最终影响社会的有序发展。

 

《环球人物》:您最现实的政治理想是什么?

 

俞可平:我最现实的政治理想有四个。

一是善政。这是我国千百年来一直追求的,古代称之为仁政,大体上相当于英语里所说的"goodgovernment(良好的政府)"。在全球化背景下,作为一个社会主义民主共和国的人民政府,善政应具备八个要素:民主、责任、服务、质量、效益、专业、透明和廉洁。

二是法治。中国古代,皇帝始终凌驾于法律之上,因此只有"刀治"(法制的制为立刀旁),"rulebylaw",却没有"水治"(法治的治为水旁),"ruleoflaw"。而现在,要让法律成为公共治理的最高权威。

三是增量民主。我们一定要不断地通过增量改革来逐渐推进中国的民主治理,扩大公民的政治权益,只有这样,才能为善政和法治提供制度环境。实现增量民主有三条现实的途径,一是选拔官员时引入更多竞争,以实现选优;二是从党内民主走向社会民主;三是从基层民主向更高层民主推进。基层民主可以让民众直接享受民主的好处,但高层民主决定国家的命运。

四是安全。我们现在讲中国梦,就是中国人民的幸福生活。没有安全,任何人都不可能感到幸福。这里说的安全有很多层次,最基本的是人身安全,包括温饱无忧、环境干净、食品安全、空气洁净等;还有秩序良好,走在路上不用担心被抢、被谋杀。再高一点是自由表达的安全,免于恐惧和压制,在法律框架内有自由表达权和公共参与权,不用担心有人来揪辫子、整"黑材料"。

 

《环球人物》:您最理想的政治现实又是什么?

俞可平:一是善治,它高于善政,除了政府好,整个社会的治理也要好。社会高度自治,政府就变得不那么重要,谁当领袖都无关大局。我们现在做不到,但我希望我们能做到。二是高度民主,直至实现"每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自由人的联合体"。这是马克思主义的最高命题,也是我的最大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