部分中国律师就被禁止出境事宜致北京市公安局联合公开信

北京市公安局、王小洪局长:    

促使我们联合致信的原因是:近期,我们这些律师在欲出境旅行、学习时,均被各地边检机构拦截,边检机构称是北京市公安局认为我们“出境可能危害国家安全”,进而做出禁止我们出境的决定,由他们执行。虽然拦截时各地边检机构均没有向任何被他们拦截的人出具过任何书面文件,但我们姑且相信他们的说法,即我们被禁止出境的原因是你局做出决定并通知边检机构执行。    

首先,需要特别强调的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境入境管理法》第十二条第(五)项之规定,以“出境可能危害国家安全和利益”为由禁止公民出境的,其决定权在“国务院有关主管部门”,而你局显然不是“国务院有关主管部门”,故你局无权以此为由决定禁止任何公民出境,而边检部门执行你局的通知,亦为非法。    

其次,你局做出禁止公民出境的决定,是涉及公民人身自由的重大决定,但是你局并没有向我们任何一个人有过任何方式的告知,我们均是被边检机构以非常不正式、极端不严肃、也很不负责任的“口头告知”和直接的拦截才知道自己被你局剥夺了自由旅行的权利。    

第三,我们是中国执业律师,我们的所有行为均是在中国法律不禁止的范围,我们没有违反任何中国法律,你局也没有告知过我们有涉及任何案件,我们所言所行,均是在履行法律所赋予律师的“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维护法律正确实施,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之职责。当然,我们也依法享有和履行着中国公民应当享有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如果因为我们履行律师职责和公民及政治权利而认为我们“出境可能危害国家安全”,那是你局对“依法治国”的错误理解,对中国法律的歪曲执行。    

第四,对中国政府有国际公约约束力的《联合国关于律师作用的基本原则》第16条规定:“各国政府应确保律师(a)能够履行其所有职责而不受恫吓、妨碍或不适当干涉;(b)能够在国内以及国外旅行并自由地同其委托人进行磋商;(c)不会由于其按照公认的专业职责、准则和道德规范所采取的任何行动而受到或者被威胁会受到起诉或行政、经济或其他制裁。”你局禁止我们出境,是对上述国际公约的直接严重违反,影响了我国的国家形象。    

最后,我们希望你局及时纠正错误,撤销禁止我们出境的决定,并通知边检机构。作为知法守法、无权无势的普通公民,我们深知要求改变傲慢与偏见的艰辛,但是,我们又是一群不畏强权、不怕困难的执着律师,我们将以各种方式坚决捍卫自身合法权益,直到你局撤销错误决定为止,为维护我们自由旅行的公民及律师权利,我们会将维权进行到底。

特此致信。

 

湖南湘军律师事务所律师 蔡 瑛

北京搴旗律师事务所律师 陈建刚

广东律成定邦律师事务所律师葛文秀

广东安国律师事务所律师 葛永喜

湖北典恒律师事务所律师 黄思敏

北京搴旗律师事务所律师 李国蓓

北京道衡律师事务所律师 梁小军

山东成思律师事务所律师 李金星

北京瑞风律师事务所律师 李方平

北京瑞凯律师事务所律师 蔺其磊

广东安仁律师事务所律师 刘正清

广东翰泰律师事务所律师 庞 琨

北京来硕律师事务所律师 燕 薪

重庆者羽律师事务所律师 游飞翥

北京同翎正函律师事务所律师张 磊

北京汉鼎联合律师事务所律师张庆方

湖北朋来律师事务所律师 张科科

     二O一五年十一月十二日

文革,如何由梦魇变成一些人的“梦想”?

近年不时读到一些有关“知青”的回忆或叙事,其中不少总使我心头不禁微微一震:最多才一代人的时间,一桩并非只与极少数人有关、因此决非扑朔迷离的“秘史”,而是涉及千家万户的历史事件,而且这千百万“当事人”现在还都“正当年”的时候,这幅历史图景竟如此迅速地“模糊”、甚至遗忘了。

 在文革中达到高潮的上山下乡运动,在近十年的历史中把数千万青年从城市“赶”到农村,在人类历史上的确是罕见的。在当时,这无疑是不得不为之举,是“没有办法的办法”,“没有出路的出路”。因为文革的巨大浩劫使当时的经济已濒于崩溃,根本无法容纳这些不断增长的就业人口,虽然不得不自欺欺人地将此说成是为了“反修防修”。对绝大多数人来说,是被迫到农村去的,甚至连选择插队地点的自由都几乎没有。这种强制性政策异乎寻常地严厉,反对、抵触就是“破坏伟大战略部署”,罪可入狱;若“情节特别严重”,甚至有杀身之祸。对涉及到自己终身命运的如此至关重要的问题,自己居然没有丝毫发言权。人,对自己人生道路最基本的选择权就这样被残酷地彻底剥夺。因此,这也是当时政治上专制到极点的体现。这一“运动”改变了无数青年本应光明顺直的人生道路,牵涉到千家万户,造成的人间悲剧难以胜数……只有根据这方方面面具体的历史内容,而不是根据某些自欺欺人的“说法”将具体的历史事实、内容抽空,才能对这一运动作出正准的定位与评价,才可能使人对历史进行深刻反思,警惕悲剧的重演。
 然而,现在不少文章却都“好了伤疤忘了痛”,在热烈地讴歌当年的所谓“理想”、“火热的场面”,大谈“青春无悔”、“青春的梦想”……其实,离城前诸如手捧“红宝书”在领袖像前宣誓、表决心的“火热场面”都是精心安排的,更多的是亲人间生离死别般哭成一片。而且也并非后来回城时才你争我抢,开始,每届毕业下乡前还都有百分之几的留城或参军名额,为争这微乎其微的名额就已经达到不择手段的白热化程度。当然,只有家庭出身好的“红五类”才有争斗的资格。后来为了“好做工作”,除少数参军者外干脆“一片红”,一锅揣全下乡。下乡后,生活十分艰苦,精神普遍空虚苦闷,回城的争斗当然更加残酷,一些女知青甚至惨遭权势者凌辱。凡此种种,简直不堪回首。这不是青春的梦想,而是青春的梦魇。
然而,重要的是,“梦魇”如何变成“梦想”了呢?
 当这场梦魇刚刚结束时,“知青文学”勃兴,从文学的角度看或还稚嫩粗糙,但却真诚,并且几乎都可当作信史来读,竹林的《生活的路》、叶辛的《蹉跎岁月》、梁晓声的《今夜有暴风雪》都是其中代表。恕我多说一句,其实被称作“回乡青年”的广大农村青年命运更加坎坷,更值得详细描写,但他们更无“话语权”,除了路遥的经典之作《人生》,有关他们的小说确实少而又少。然而外在环境几经变化,“文革/知青”严酷面的表现受到的障碍越来越大,“文革/知青”纯情面的表现却畅通无阻;随着时光流逝,这些更加速了对严酷的遗忘、加强了对纯情的记忆,乡亲的淳朴、美丽的大自然、知青间生活中的互助……这些当然是永远使人感怀的美好事物。但一批批媚上又媚俗的出版物精明巧妙地利用此点,以此大大稀释甚至取代了更为本质的严酷的现实,终于营造出符合某种要求、且使后来者容易信以为真的“美丽的梦想”氛围。一些成功者得意于自己的“劫后辉煌”,全不在意这种成功是以千百万同代人的牺牲为代价的。多数知青经过种种斗争才得以返城,此时已老大不小,城市已无他们的位置。做的是最“卑微”的工作,许多人因与弟妹共挤一房而矛盾重重……最后,又早早下岗。然而,现在少数所谓“劫后辉煌者”的历史正在取代绝大多数普通人的命运,形成有关历史的“主流话语”。整整一代人的苦难,全都化为乌有,全都白白浪费……那些自鸣得意的“辉煌者”,实际是在拍卖苦难。对多数“知青”来说,也根本谈不上“青春无悔”,因为只有自己主动选择之事才足以言悔或不悔;对不能不选的“选择”,何悔之有?
历史能如此轻易地被忘却,被涂抹,着实超出了人们的想像。德国和日本对战争的不同认识,说明主流话语对人们遗忘什么、记忆什么的掌控力之强。近在眼前的当代史尚且如此,那千百年前的古代史又如何说得清,道得白?这样,我们不能不追问:历史是什么?以“求真”为鹄的之史学的根基何在,这“真”果真是求得到的么?那么,真、假、善、恶在历史中还有区别吗?再进一步说,史学家生命的意义又是什么?
倘谓“历史”本无真实,全凭各自心造,那我只能说,竹林的《生活的路》、叶辛的《蹉跎岁月》、梁晓声的《今夜有暴风雪》、老鬼的《血色黄昏》、王小波的《黄金时代》、李晶、李盈姐妹的《沉雪》等等,“文学性”虽各不相同,但都是令人敬佩的“良心”之作,愿其久久为人珍视。
 (责编:昀舒)

遗忘文革是民族之耻

 

一位网友总结的文革暴行录 

一切善于忘却的民族必有大灾难! 一上世纪九十年代,北京潘家园收藏品市场吸引了越来越多的“老外”驻足。他们不像中国富豪那样对那里的古董感兴趣,而是盯上了堆在屋角那些值不了几个小钱的文革“垃圾”,从即将化为纸浆的各类印刷品,不管是手写、油印还是铅印,不管是文字、照片还是绘画,不管是传单、小报还是通告;到造反队队旗、臂标和帽徽,总之,只要是“文革”遗物,纸不分大小,品不分精糙,统统买下,一样也不放过。他们买的方式也很特别,这一袋多少钱,那一堆多少钱,从不分张,亦不论份儿。这情景很自然使人联想起解放前洋人买我国古籍的情景:用文明棍一量,这一摞多少钱,那一摞多少钱。

有一位美国人居然一下抛下5万美钞,将一女老板经营的满屋子“文革”遗物买断,装了十几大纸箱全部带走。当中国人暗地里嘲弄“老外”傻冒、神经,有钱没处花居然高价买垃圾时,国外的留学生带回消息:某国某地建立起中国“文革”博物馆,某国某地建立起中国“文革”史料研究中心。紧接着,国外关于中国“文革”史料的版本目录性工具书也陆续编出来了,某地区出版过多少种“文革”小报、创刊何时、终刊何时以及创办者为哪一造反组织,简直记录得细致入微……直到这时国人才恍然大悟:原来老外狂敛文革垃圾,为的是最大限度地占有第一手“文革”史料。他们是站在历史研究的高度,将这些“文革”遗物视作了当代文物。可国人还是想不通:文革距今还不到四十年,“文物”至少得成百上千年,那些乱七八糟的垃圾能称得上“文物”吗?花那么大的代价建立起“文革博物馆”有商业价值吗?当光顾“文革博物馆”的中国人向老外提出这一疑问时:老外的回答再次令他们震惊:他们不惜花费巨资创建“文革博物馆”不是为了商业利益;更不是为了张中国之丑;而是要给国人提供警示教材:文革不仅仅是中华文明的灾难,也是全人类文明的灾难!所以文革的悲剧千万不能在其他国家再度重演。如果不让国人记住那些发生在异国不太久远的教训,他们国家极有可能在“不远的将来”换一幅面孔重蹈文革的悲剧……有些历史悲剧是永远也不能忘怀的;否则后世的人民会再度重蹈那些悲剧! 遗忘历史大悲剧的民族永远也不能吸取教训获得新生!中国人对历史大悲剧太容易健忘了;所以每隔一段时间就要把曾经发生的大悲剧重演一次。

经历过文革的人绝大多数已经把文革忘记得差不多了;文革后出生的一代人则根本不了解文革;不少年轻人还误认为文革是反贪反腐的民主运动?今天我们虽然没有搞红卫兵大串连和砸烂文化遗产;但不少社会思维和社会现象都折射出文革的影子,还有不少希望改变现状的弱势群体在为文革招魂……当远离文革的西方文明国家因为害怕犯同样的错误纷纷开设文革纪念馆时,深受文革毒害的中国人却在加速度地忘记文革? 二文革的历史教训是深刻的,我们没有理由忘记这段历史! 首先我们列举几则文革档案: 文革中被迫害自杀的人:

邓拓:北京市委宣传部长、《人民日报》总编辑和社长。1966年5月因“三家村”冤案受迫害,被诬为“叛徒”;5月17日晚,邓写下《致北京市委的一封信》和《与妻诀别书》后,于5月18日自缢身亡。

田家英:毛泽东的秘书,中央办公厅秘书室主任、中央政治局主席秘书、中央办公厅副主任。1959年庐山会议上受到冲击。1966年5月22日下午,王力等到中南海住地令他停职反省,交清全部文件,搬出中南海。第二天即自缢而死。

李平心:历史学家,华东师大历史学教授并当选为上海历史学会副会长。除历史学外,对生产力性质问题的研究也甚有影响。文革前夕即遭围攻和迫害,1966年6月20日自杀。老舍:

著名小说家、剧作家。历任全国文联副主席、作协副主席、北京市文联主席等职。代表作有长篇小说《骆驼祥子》、话剧《茶馆》等。1966年8月24日因不堪迫害投北京太平湖自杀。

陈笑雨:著名文艺评论家。历任《文艺报》副主编、《新观察》主编、《人民日报》编委兼文艺部主任。文革初期即遭批斗,因不甘屈辱,于1966年8月24日投永定河自尽。言慧珠:著名京、昆剧表演艺术家。言菊朋之女,梅兰芳之徒,俞振飞之妻。解放后曾任上海市戏曲学校副校长,擅演《玉堂春》、《游园惊梦》等。文革中遭批斗、殴打,肉体和精神均受到巨大伤害。1966年9月11日晚,接连写下三封绝命书后自杀身亡。

叶以群:著名文艺理论家。1932年入党,同时加入“左联”并任组织部长。解放后曾任上海电影制片厂副厂长、上海文联副主席、上海作协副主席等职。1966年跳楼自杀。

阎红彦:中国人民解放军将领,西北红军和陕甘革命根据地的创建人之一。历任四川省委书记兼副省长、云南省委第一书记兼昆明部队第一政委。因对“中央文革”所作所为强烈不满,于1967年1月8日凌晨吞服安眠药自杀。

李立三:中国工人运动杰出领导人之一。曾领导过著名的安源工人运动、五•卅运动。1967年6月22日,李立三在短短两个月中遭受14次无情批斗殴打之后,决心一死了之,当晚服安眠药自杀。

陈琏:蒋介石高级幕僚有“文胆”之称的陈布雷之女。1939年入党,历任林业部教育司副司长、全国妇联执行委员。文革开始后,造反派诬蔑她是叛徒、特务,并扬言要开除她的党籍。1967年11月19日,48岁的陈琏从十一层楼上跳楼自杀。

罗广斌:毕业于西南联大,解放前参加反抗国民党的地下斗争,是“重庆中美合作所集中营”的幸存者。解放后曾任共青团重庆市统战部长。与杨益言合作的长篇小说《红岩》影响巨大。文革中受到迫害,于1967年跳楼自杀。

严凤英:著名表演艺术家,以主演黄梅戏《天仙配》闻名。文革中被指为“文艺黑线人物”、“宣传封资修的美女蛇”,并被诬蔑为国民党潜伏特务,屡遭批斗。1968年4月7日夜自杀身亡。死后曾被剖尸检查,因怀疑她腹中藏着特务密电和微型收发报机。

杨朔:著名作家。历任中国作协外国文学委员会主任、保卫世界和平大会党组常委。文革开始后,杨朔被中国作协的造反派列为重点批斗对象,1968年7月底杨朔要求上书毛主席和要求与单位领导谈话,均遭拒绝。绝望中于8月3日吞服安眠药自杀。

储安平:九三学社中央委员,全国人大委员。1957年大鸣大放中出任《光明日报》总编辑,因所谓“党天下”言论被定为“右派”。文革中再次成为造反派折磨的对象,受尽人身折磨侮辱。1968年8月的一天投河自尽。

傅雷:著名翻译家,学贯中西,文学、美术、音乐、外语“四位一体”。1958年4月被划为“右派”。1968年8月30日,造反派上门抄家四天三夜;9月2日,

傅雷夫妇被揪到大门口站在长凳上戴上高帽子批斗,惨遭人格凌辱。9月3日傅雷夫妇双双自缢身亡。

翦伯赞:著名历史学家。有《中国史纲》等18部著作行世。曾任北京大学副校长、中国社科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北京大学学报》主编等职。文革中,因对前途绝望,于1968年12月18日偕妻戴淑宛双双自杀。

上官云珠:1920年生,江苏苏州人。著名电影演员,曾在《乌鸦与麻雀》、《早春二月》等片中饰演角色。解放后在上海电影制片厂工作。1968年跳楼自杀。周瘦鹃:1895年生,江苏吴县人。现代著名作家。曾主编《申报•自由谈》、《礼拜六》等,有长篇言情小说《新秋海棠》等,系“鸳鸯蝴蝶派”代表人物之一。1968年跳井自杀。

李广田:著名作家。历任清华大学中文系主任、副教务长、云南大学校长、昆明作协副主席。文革中因遭残酷迫害,于1968年跳池自杀。

吴晗:先后任清华大学历史系主任、文学院院长,后又任北京市副市长。1959年起先后写了《论海瑞》、《海瑞骂皇帝》和京剧《海瑞罢官》等,后遭批判。文革中受到残酷迫害,于1969年10月11日自杀身亡。顾而已:著名电影艺术家。执导过《小二黑结婚》、《天仙配》等影片。文革中备受迫害。1970年6月18日在五七干校自缢身亡。

闻捷:著名作家、诗人。曾任新华社新疆分社副社长、中国作协兰州分会副主席。文革一开始即遭批斗,1969年下半年获得“解放”后,又因人际交往问题遭诬陷,被张春桥说成是“阶级斗争新动向”。1971年1月13日晚写好遗书后开煤气自杀。十余年后,作家戴厚英据此写成长篇小说《诗人之死》。文革被迫害致死的各界知名人士:

国家主席刘少奇(1969);国务院副总理陶铸(1969);国防部副部长许光达(1969);国家体委主任贺龙(1969);海军参谋长张学思(1970);煤炭工业部部长张霖之(1967);作家田汉(1968);作家赵树理(1970);文学评论家邵荃麟(1971);文学评论家侯金镜(1971);国防部长彭德怀(1974);建筑工程部部长刘秀峰(1971) 民盟中央副主席章伯钧(1969)教育部部长何伟(1973) 第八机械工业部部长陈正人(1972) 监察部部长钱瑛(1973) 农业部部长廖鲁言 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刘仁南开大学党委书记高仰云(1966) 音乐学家沈知白(1967) 古典文学专家李嘉言(1967) 文学评论家胡先(马肃)(1968)文学评论家陶然(1966) 小说家孔厥(1966) 小说家陈翔鹤(1969) 戏剧评论家伊兵(1968) 小说家彭柏山(1968)美学家吕荧(1969) 著名新闻记者、新闻学家范长江; 著名文学史家刘绶松等。

文革中坚守良知,不放弃思考的小人物下场:

张志新:出身于书香世家,辽宁省宣传部干事。1969年给敬爱的伟大领袖上书提意见,善意指出毛泽东自大跃进以来犯有左的错误,被定为现行反革命关入监狱,在狱中受尽非人折磨且被多次轮奸。因拒不认罪被判死刑,于1975年4月4日执行。临行前为了防止她喊口号,几个冷血壮汉把她按倒在地,在颈部垫上一块砖头,在不打麻醉的情况下用普通刀子残暴地割断了她的喉管……

李九莲:江西赣州冶金机械厂学徒工,文革期间为赣州第三中学宣传股长,学生部长,第三中学卫东彪造反兵团负责人,参加了文革期间全国最早也最大规模的一次武斗。1969年2月给在部队服役的初恋男友写信,对国家的前途、命运提出质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到底是什么性质的斗争?”“我时常感到中央的斗争是宗派分裂,因此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产生反感。”……她的男友立即将恋人的信交给所在部队政治部。李九莲于同年五月以“现行反革命罪”被捕,在狱中受尽折磨,于1975年绝食73天,在被强制注射葡萄糖的情况下才免于一死。1976年12月文革结束后在狱中写成《我的政治态度》,被认定在服刑期间重犯反革命罪判处死刑,于1977年12月14日执行。临刑前为防范她在大众之前呼冤喊口号,竟灭绝人性地把她的下颚、舌头用一根尖锐的竹签穿成一体……

黎莲:和李九莲一样给在部队服役的男友写信质疑文革,被男友告发,被判死刑,1970年被枪决时年仅18岁。临刑前在囚车上被活体取肾,四个冷血的武警把她按在车壁上,衣服往上一撸,没使用任何麻醉药,一把锋利的手术刀就在她的右腰处划开一条半尺长的裂口,一个血淋淋的肾从里面摘了下来,然后匆匆往里面塞上一团药绵,纱布,来不及缝合就押往刑场执行枪决。同时一家医院的手术室里,一位大官正在等待种植这颗从血泊中掠夺来的肾……

被活体取肾的还有小学女教师钟海源,接受她肾的是南昌九十二野战医院的一位高干子弟,此人坚持要活体取下的肾,还说女肾比男肾好,尤其是年轻女人的肾更好……钟海源的尸体则被九十二野战医院拉去作了解剖标本。

…… 三文革的教训是多方面的,前面的人已经作了不少有价值的研究和探讨,本文主旨主要针对文革的灭天理绝人伦和对民族精神的深远毒害。人类文明的进程表明:文明的目标固然重要,但为实现目标采用的手段也一样不能忽视,反文明的手段会使原本很高尚的目标远离文明的轨道。文革的初衷或许有其合理进步的一面,反官僚主义就是文革最光辉灿烂的内核;但因为手段的反文明和灭绝人性,那点本来就少得可怜的亮点也被无边的黑暗重重围裹。文革中我们人为把一个群体划分为阶级敌人,并不择手段地把他们打倒在地。我们自信是革命正义的势力,阶级敌人则是没落反动的势力。但我们对付阶级敌人的手段野蛮残忍,在打击阶级敌人的同时也使我们的灵魂不同程度地被毒化。当我们陶醉于自己的暴行时,我们的灵魂已倒退到动物的状态。

下面有必要回顾一下大兴县屠杀事件:1966年8月27日至9月1日,北京市大兴县发生了集体屠杀“五类分子”(地、富、反、坏、右)的惨剧;县内13个公社,48个大队,先后杀害“五类分子”325人,最大的80岁,最小的才38天,有22户人家被杀绝。(见《“文化大革命”十年史》1986年9月“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大辛庄惨案是屠杀事件最血腥的一幕:1966年8月31日夜里,这个村一夜之间就杀了一百多人。杀人的方法五花八门,有用棍棒打的、有用铡刀铡的、有用绳子勒的,对婴幼儿更残忍,踩住一条腿,劈另一条腿,把一个稚嫩的生命活生生撕成两半……屠杀行动是经过精心策划的,各处方法都相似。先把要杀的人集中关起来,再一个个叫出去,出去一个杀一个,被关的人并不知情,直到杀光为止。中心大队的贫协主席,一人就用铡刀铡了十六人,自己也紧张得瘫倒了。铡死的人都塞进一口深井里,直到井快塞满了……屠杀的手段也倍极残酷:年纪大的“黑五类”用棍棒打死、婴幼儿“黑五类”劈成两半,青年“黑五类”则关起来慢慢折磨着“玩”。“革命队伍”把男青年倒背着双手,仅仅拴住拇指吊起来,然后施以各种刑法。女青年除了吊起来抽打外,还要施加令人发指的性虐待。晚上把他们放下来,让他们“休息”,目的是不要死得太快,好多受些罪。少年“黑五类”的下场更惨,先是几天不给饭吃,饿到一定时候,扔给这些少年几个茄子,看着他们争抢取乐,然后再折磨至死……“革命队伍”成了屠杀和迫害的机器,成了没有任何人性的冷血怪物。 如果革命的果实是革命者成了反文明反人性的野兽,这样的革命还有什么意义?就算那些“黑五类”真个是穷凶极恶的阶级敌人,也应该让他们体面地去死,不应该施以非人的刑罚,更不应该殊连到不知邪恶为何物的婴幼儿身上。更何况“黑五类”不是凶恶的敌人,他们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只是一个受尽屈辱根本没有能力作恶的弱势群体。大兴县屠杀事件在文革中并不是孤立的现象,全国各地都不同程度地发生过类似的惨剧。

“破四旧”时期,北京市的红卫兵在全城大肆抄家。所谓的“抄家”常常是没收和毁坏所有财产,即使是孤寡老人家里的一切也都要抢走,连碗筷、被褥都不剩一件。而且“抄家”还伴随“打人”,手段残忍至极。“抄家”时最常见的项目是“剃”“阴阳头”,尤其见了妇女更难放过。说是“剃”,其实是连剃带薅,有时甚至干脆就是一把一把地薅,连头皮都给撕下来。街上常见到耷拉着粉红头皮、淌着鲜血的老人被红卫兵押着游街。更残忍的还要给“洗”头,用浓硷水往伤口上浇。

东四一带的一对“资本家”老夫妇被“红卫兵”打得半死,又强迫儿子去打。上中学的儿子用哑铃砸碎了父亲的头,自己也疯了。在沙滩街上,一群男“红卫兵”用铁链、皮带把一个老太太打得鲜血淋漓;一个女“红卫兵”又在她的肚子上蹦来蹦去,直到把老太太活活踩死……一个本来应该很温柔善良的少女残暴成上文中的那个模样,我们无法想象那个时代毁灭人性的力量是何等巨大!在震惊北京的“栏杆市事件”中,崇文门附近的一个“地主婆”(孤身一人的寡妇)被一群红卫兵用开水从脖领灌下去,直到肉已经烫熟了还不肯罢手,几天后扔在屋里的尸体爬满了蛆。1966年8月下旬,北京市区有数千人被红卫兵活活打死……北京是中华民族的首都,是华夏文明的腹心地带,那里尚且发生如此野蛮疯狂的闹剧;我们无法想象那些远离文明的西南西北地区会发生怎样的血腥罪行。文革期间广西屠杀“黑五类”事件无论规模还是手段都远远超过北京,那些从河流上漂流下来的用铁丝连在一起的一家三代的尸体使大辛庄惨案看上去如同儿戏。

一个充满荒唐的年代,一出群体走向疯狂的闹剧和悲剧!当我写下上面那些沉甸甸的文字时,我的心涨满了难以克制的愤恨、悲凉。所以愤恨,是因为凶手也是中华民族的一分子,他们给全民族制造了难以抹去的耻辱;而且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迄今仍没有得到应有的惩罚。所以悲凉,是因为一大群无辜者的生命竟会这样轻易地被剥夺,谁能保证,下一个不会是自己?而且至今没有一个当年的凶手出来道歉或者忏悔;每个参与并制造文革悲剧的当事人都振振有词地声称自己是“受害者”。那些被众人记起并被指证的作恶多端的凶手也露出满脸委曲状,声称自己是秉承了上面的旨意,行凶作恶不是他们的本意,他们不过是制度的牺牲品……

我想起了德国纳粹党的历史,他们的命运是我们民族最好的借鉴。希特勒帝国覆亡后,一大批纳粹骨干被送上绞刑架,饶幸漏网者则逃亡到世界各地隐姓埋名,但一直不能摆脱被追捕的噩梦,每年都有一批纳粹党徒被送上法庭。从那时到今天,整整六十年过去了,幸存下来的纳粹党徒都已成了垂暮老人,并且是当地德高望重的老人,按理他们当年犯下的罪孽不用再追究了。但国际法庭并没有因此放弃对他们的追捕,他们对人类文明的犯罪必须被清算,无论他们逃到地球的哪一角,也无论他们年龄有多大,哪怕他们此后的行为善良公正,他们一样要为当年的罪孽付出代价!如果这些人不付出代价,就是对“恶”的开脱和奖励,作恶者就会滋生饶幸心理:既然作恶可以回避惩罚,可以用事后的善行来补偿,那么我先杀一个人或抢劫一笔钱财然后再去作好事不就可以将功补过吗?如果这个逻辑成立,人在作恶时的恐惧感就会大为减轻,原本不敢杀人抢劫的人就会毫不犹豫地举起屠刀,罪恶的概率就会直线上升。

如果纳粹党在中国,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可以逃避惩罚,因为作恶者可以把责任一古脑儿地推给希特勒身上,他们不过是奉命行事而已,就算犯了罪也是迫不得已。这样的逻辑貌似合理实则荒唐,心灵光明的人拥有在权钱诱惑和淫威面前坚守良知的能力,如果一眼就能看出是罪恶的命令仅仅因为来自可以决定你政治生命的上司,为了保住眼前的既得利益就去不折不扣地执行,你不是原凶也是帮凶,帮凶也一样要受到惩罚。如果下面有更多的人坚守良知,来自上面的罪恶也不会大范围长时间扩散;上司也不至于长期作恶而不自觉。中华文明自古就有“乱命不遵”的明训,当慈禧太后在癫狂状态下向世界各国宣战并命令各地督抚杀光境内所有的外国平民时,两广总督李鸿章、湖广总督张之洞、两江总督刘坤一就拒不奉命,使“庚子之乱”没有扩展到黄河以南,既保住了慈禧太后不致毁灭,又让中国再次逃过了被瓜分的噩运。不能惩恶,谈不上社会的稳定;不会忏悔,就没有进步的可能。最使我困惑的是,我们的民族真的没有自我更新的能力吗?那个时代的暴力不只停留在行动上,暴力的根须还伸进了我们民族文化的深层,毒化了民族精神,使中华民族在相当长时间内难逃其负面影响。 

我的启蒙教育正值文化大革命后期,有一天语文老师要我们用“心黑手辣”“造句”,还在黑板上写下了供我们模仿的“范句”:“我们对待阶级敌人决不能心慈手软,要心黑手辣!”中小学时唱在最多的校园歌曲是《象雷锋那样》,歌词的末尾是“对待个人主义像秋风扫落叶一样;对待敌人像严冬一样残酷无情!”。这首歌直到今天仍在部分中小学校园传唱。多么恐怖的异化教育!多么可悲的文化传承! 四 文革的历史教训突出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人的尊严和价值受到空前践踏;

2 人性被极大扭曲,全民“集体精神自杀”;

3 全民失去思考能力,并集体走向疯狂;

4个人崇拜甚嚣尘上,领袖被异化成“万能的神”;

5打击报复泛滥成灾,每个人都被迫在攻击和防范的夹缝中紧张战栗;

6 极端思维主宰一切,不是革命就是反革命;

7 人权被蹂躏,民主异化为暴民政治;

8残忍暴力决定一切,残酷斗争无情打击造就出野兽般的性情,灭绝天良的心灵。 …

“红卫兵”留给历史两个口号和极不光彩的行为:两个口号是“造反有理”和“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不齿于人类的行为是草菅人命的法西斯暴行,而且受害的大多是毫无反抗能力的、已经被无端压迫多年的弱者。我们民族的精神,经文革的折腾由百孔千疮而萎缩而一派散乱,被倡导、推崇、鼓吹的道德,都是反对生命本能的;爱国主义一样也被异化与扭曲,并在政治与法律处于混乱的情况下,已不同于以往的,甚至要以破坏程度去衡量一个人的爱国程度。大规模的怀有不良心态的反进化,明显的流露着莫大的无知与愚昧,而人们却乐此不疲,其动力可能来自于人们极其不正常与深重的嫉妒心理,并指引他们红了眼的去迫害,唯有把精神上高于自己的那一群人打倒,剩下的所有人的思想地位才大致处于同一高度,如此才有“团结”可言。这便是被改造与扭曲过的“人民民主专政”。我们一直对文革怀有“既已过去,与现在无关”的漠然感,其实文革并非必然的产物,它所内含的偶然性很可能再一次溜进我们的生活。如果我们忘记历史的教训,文革思维就会悄悄植根于我们的意识深层,类似的悲剧会换一幅面孔再度在中华大地重演,于是我们在不知不觉中重铸文革的悲剧。尽管那是一个成长中的民族永远也不能重演的悲剧!文革的毒汁在今天依旧在浸染着我们的意识,挤压着我们的精神。近几年青少年暴力犯罪呈急遽上升之势,并且大多是群体暴力犯罪,犯罪主体大多是中学生,当年红卫兵的主体也是中学生。每逢看到一群中学生用残暴致极的手段殴打落到他们手里已经失去反抗能力的猎物时,我的意识深层就折射出当年红卫兵在北京街头用皮带抽打地主老太婆的镜头,两者的手段之残忍是何其相似?如果这些青少年有朝一日执掌了侵害他人的权力;他们身上的虐待狂血质被一些别有用心的大人物所利用,中华大地极有可能再来第二次文革。今天的中华大地有太多的“形式主义”,它自始至终都在为激进、片面、扭曲的“民族自尊心”和“爱国主义”贡献力量,同时也制造了相当氛围的浮华气息,使各种可笑可悲的事件存在了发生的前提,尤其使人们焦忙于无任何现实意义的“形式”之中。形式主义和浮华气息是文革的主要精神特征,可以说今天的形式和浮华为文革的重来准备了肥沃的土壤。今天的中国有太多心怀不满的群体,他们都在热切地渴望改变现状。当改变现状的理性途径被封杀后,他们的精神难以躲避的受着种种折磨,出现种种创伤,意识深层就会滋长出难以遏制的报复情绪,会呼唤暴力和动乱。如果外界的条件允许,长期被压抑的委曲和愤恨一旦找到了突破口,就会象野火一样滋长蔓延。野火造成的毁灭是没有选择性的,所有的青草都会在烈焰中丧生,就象文革在反官僚主义的同时也把社会精英扫荡净尽一样。今天的中国面临民众集体信仰危机和品格崩溃。没有宗教信仰的群体容易滋生个人崇拜,信仰某位权高位重性格极端的大人物;品格崩溃就会不择手段。个人崇拜和不怿手段恰恰又是文革遗留下的两大祸根。当我们的民族在加速度地忘记文革,自信那样的荒唐丑剧绝不会在以后的历史中再现时,我们却在不知不觉中为文革的复辟准备了各方面的条件,缺少的只是一个可以作为崇拜偶像的“领袖”而已。当我们以如此不尊重,轻视,淡忘的态度对待文革时,也阻塞了我们从中本该进行的反思。今天的种种社会现象表明我们并未把文革思维隔离在那个年代里,仍给予了它向当代过渡与发展的机会。那些希望民众忘记文革的人们也许是基于“掩饰错误”和“家丑不可外扬”的心理;但如果掩饰的代价是“重复文革的悲剧”就得不偿失了。自暴其丑确然让人难受,但总比再来一次文革走向毁灭结果要好得多。两害相权取其轻,用忘记文革的方式来掩饰错误,等于是用自杀的手段来遮掩身上的伤疤!文革是民族公耻,集体遗忘文革,无疑是一种更深远的民族公耻。

中国国企究竟在为谁服务?

盛洪 为FT中文网撰稿

在今天有关“国企”的讨论中,有一个最大的概念错误,就是有关“国”的概念。把持国企的那些人似乎因为有了“国”字,就理直气壮地拒绝改革,而批评“国企”的人则似乎是来自“非国”的群体。

实际上,所谓国有企业的“国”显然是指国家,而根据中国宪法,这个国家是人民主权的国家,因而“国企”是指“全民所有制”企业。这意味着全国国民都是国有企业的所有者,而今天张嘴闭嘴所谓“国企”者,实际上是指国企的管理集团。因而,当涉及国企之“国”时,应是指作为企业资产所有者的全体人民,而企业管理集团则是相对于“国”的受托管理者,是一群私人。

无论是根据国家理论,还是根据产权理论,有关国企的这两部分人的关系应该是这样的:所有者委托管理者运营所有者的资产,以期获得回报;而由于存在着代理风险,存在着管理者与所有者的目标的不一致,所有者有权对管理者进行监督,包括后者使用所有者资产的效率,也包括他们是否利用管理之便侵占和损害所有者的利益。

在现实中,以十三亿所有者之众去监督国企管理集团是不可操作的。因为十三亿分之一的权利不会使任何一个所有者有动力去监督,更何况监督所要耗费的制度和技术成本非常高昂。在现有制度结构中,我们委托了国资委去监督,但结果是令人失望的。我们没有看到它在履行监督职责。我们没有听说在央企挖出的那么多贪腐分子哪一个人是国资委揭露的,它反而差点让一个大贪腐分子坐稳它的主任交椅。如果周永康及其“石油帮”明目张胆的巨额贪腐都没有监督出来,那些小一点的隐蔽一些的问题更无从谈起了。

在这时,天则所作为一个非营利性机构,它的成员同时也是亿万所有者之一,在2011年写出《国有企业的性质、表现和改革》报告,就是在履行自己的股东职责,也代为履行其他亿万股东的权利。我们要看一看我们拥有的这些企业的管理者表现得怎样,是否为我们赚了钱,是否在我们不注意的时候贪占了我们的便宜。今年我们又对这个报告进行的更新,将一些数据更新到了2013年,对我们拥有的企业进行了追踪监督。

作为股东,我们的第一个问题是,国企到底给我们赚钱了吗?从账面看,成绩很不错。2001年到2013年,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累计获利约12万亿元的利润,净资产收益率高达9.1%。然而,股东又是所谓“追求利润最大化”的人。我们接下来就要问,这么多的利润是否是国企管理层交出的满意答卷呢?经济学有机会成本之说。我们发现,同期的非国有工业企业平均的净资产收益率高达15.7%。也就是说,这些资产放在国企,相对于民企损失了6.6%的净资产收益率。很显然,作为股东,我们不满意。

第二个问题是,即使如此,管理层交给我们的账面利润数字是真实的吗?我们已知,国有企业免费使用国有土地且无偿占有国有土地的收益,以低于市场平均水平的利率获得贷款,以很低的矿区使用费(royalty)获得资源开采权,还经常得到财政补贴。在此之外,不少国有企业还享有垄断权。很显然,管理层的真实成绩,应是在与其它竞争者同等条件下的成绩,而不应是在各种优惠和补贴下的成绩。我们很自然的想法就是,如果把这些应付未付的成本、政府的额外补贴和垄断收益扣除,国有企业的成绩是什么样的呢?

我们的报告《国有企业的性质、表现和改革》主要就是做的这项工作。在这篇短文里,我主要引用该报告经过搜集数据和计算得出的结论。如有朋友对数据来源和计算过程感兴趣,可以看我们的报告(http://www.china-review.com/xiazai/20150916.pdf)。需要强调的是,由于数据条件较差,我们的不少结论是通过对间接数据计算得出的,如有人有更为准确和直接的数据,希望能够提供。如果发现我们的计算中有问题或参数采用得不对,也希望能够指出。

2013年,国有工矿企业应交未交的工业用地的地租约为4503亿元;从低利率贷款中获得的好处约为9519亿元;少交的矿区使用费约为1153亿元;获得的各种政府补贴约为3298亿元(《国有企业的性质、表现与改革》(第二版),天则经济研究所,2015,第三章第四节);将这几项从名义利润15194亿元扣除,得-3278亿元。也就是说,是亏损的,净资产收益率为-2.51%。经过还原,2001年至2013年,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累计亏损12166亿元,平均的真实净资产收益率为-1.75 %。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从2001年到2013年的名义的与真实的净资产收益对比如下图。

为了更直观,我们用饼图以工业增加值份额的形式来表达上述的名义利润与扣除。根据国有工业企业的账面利润,2001年至2013年工业增加值的饼图如下。其中“营业盈余”相当于利润,约占工业增加值的21.3%。见下图。

扣除应交未交的地租(7.71%),矿区使用费(1.96%),低利率好处(10.05%)和补贴(3.03%),原来的“营业盈余”就不见了,还有相对于工业增加值1.65%的亏损(天则经济研究所,2015,第四章第一节)。

这样的扣除是否过于苛刻了呢?应该指出,这是采用保守的数据计算的。例如,我们只计算了国有工业企业占用的工业用地地租,按每平方米700元的地价的3%计算地租,而没有将商业服务业用地的地租计算进来。后者显然是更大的一块。按照我们的估计,加上国有企业占用的商业服务业用地,近些年国有企业应缴的地租应在每年万亿元以上。

另一方面,这些扣除中除了石油垄断价格收益,没有包括其它行业,如银行和电信的垄断收益。我们在后来的《中国行政性垄断的原因、行为与破除》(天则经济研究所,2015b。http://www.unirule.org.cn/xiazai/2012/20120803.pdf)中估算,2013年银行业得自垄断利率差的收益(下限估算)约为9706亿元(详见天则经济研究所,2015b,分报告之四);电信业的垄断收益(下限估算)约为125亿元(分报告之一)。

经过这样的还原,我们作为股东知道,管理层给我们的成绩单是一份假的成绩单。我们委托他们经营的国有企业资产(据说约100万亿元)不仅一分钱没赚,还吃掉了我们的其它资产(如土地、自然资源等)的收益。他们还要以这份假成绩单向我们邀功,说他们做得很成功。这种行为比单纯的亏损还严重。说得轻点是向股东提供虚假信息;说得重点,就是“欺君之罪”。当然这里的“君”就是人民。

至于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成绩,倒不出我们的意料。因为虽然已有的改革使国有企业的管理稍有改进,但国有产权从来就没有根本解决激励问题。更加上这些年管理层发现了一个“改进成绩”的秘诀,即向政府要各种优惠政策,包括垄断权。比起在市场中竞争,他们更深谙此道。如果不进行市场努力也能获得成绩,为什么要努力呢?对国有企业低效率的一个侧面的描述,就是严重冗员。例如,与销售额相当的荷兰皇家壳牌石油公司相比,中石化的员工人数是前者的9.6倍。反过来,荷兰皇家壳牌石油的人均销售额(人均生产率)就分别为中石化和中石油的10.5倍和18.5倍。

第三个问题是,即使有虚假信息,现在的账面利润上交给我们股东了吗?简单的回答是,1994年到2007年,一分钱没有交;2008年到2013年,虽然名义上上交了一些利润,但也几乎等于没有。为什么?是因为国企上交的利润又投回到了国企。

上表告诉我们,将2008年到2013年的国有资本预算收支加减合并,余额仅为298亿元,这与六年11万多亿的账面利润(财政部口径)相比,简直就是微不足道,而且还随时可能投回到国有企业。我们基本上可以认为,我们托付的100万亿国有企业资产,再加上其它国有资源的投入,管理层自1994年到现在,基本上没有给股东回报。

第四个问题是,没有上交的利润哪里去了?应当承认,尽管没有经过股东批准的正当程序,且效率低下,究竟有不少利润用于了企业的再投资。从2001年到2013年,国有工业企业的净资产从35385亿元增加到了130598亿元,增加了约9.5万亿。不过仔细看一下就会发现,这与这些年12万亿的利润总额对不上。更何况,企业资产还包括不少无形资产,如土地使用权和采矿权等,这些都随着资源价值的上升而上升。实际投资额远远小于企业净资产的增加。利润去哪了呢?

我们发现,2001年有一个重要的文件,即《关于深化国有企业内部人事、劳动、分 配 制 度 改 革 的 意 见》(国经贸企改〔2001〕230号),其中提出,“企业职工工资水平,在国家宏观调控下由企业依据当地社会平均工资和本企业经济效益自主决定。”这实际上就给了国企管理层自行决定工资奖金的权利。我们都知道,工资奖金与利润之间是此消彼长的。取消对国企工资奖金的上限,就等于发放了一张挤占利润的通行证。

我们在国家统计局和国资委网站上看不到国企人均报酬的数据,因为国企报酬大量采取了工资之外的住房、保险和其它物质奖励的形式,经常隐而不见。不过我们采用了迂回包抄的方法,将工业增加值减去“固定资产折旧”、“生产税净额”和“利润”,得出“劳动者报酬”,再除当年从业人数,得出2013年国有工业企业人均报酬约为19.1万元,是当年非国有工业企业的3.3倍。根据这一方法,我们计算了从2001年到2013年的相关数据。下图显示,国有工业企业人均报酬与非国有工业企业相比的倍数,从2001年以后如脱缰野马,一路上升到3.3倍。这正是上述2001年那个文件的效果。我们的利润到哪去了不是很清楚了吗?

现在我把我们的身份扩展一些,不再仅仅是国有企业的股东,而且是中国的公民。我们的第五个问题是,国有企业管理层取得这样的“成绩”,是否还以损害社会其它集团利益为代价?具体而言,是中国公民,就是国有土地的所有者之一,我们要问,土地收益哪去了?是消费者,我们要问,为什么让我们承受垄断价格?资源产地的民众和政府要问,本地资源的矿区使用费哪去了?民营企业要问,把我们排斥在行政性垄断领域之外,损失的投资和经营机会谁来弥补?银行储户要问,银行的垄断利差导致的存款利率过低的损失谁来弥补?

具体就不讲了。如果需要了解这些数据是怎么来的,可以看我们的报告《原油与成品油市场放开的理论研究与改革方案》(http://www.china-review.com/eat.asp?id=32232)。值得说一下的,是成品油的价格。一般人认为中国的成品油价格不高,这是因为中国的燃油税率比较低,只有每升1元;而欧洲国家多是高达近100%,最高达300%;而且欧洲用的是欧V标准,中国大多数地区用的是国三标准,品质差很多。把这两个因素剔除,中国汽油的税前价格比同等品质的世界主要国家平均的汽油税前价格高出31%。当然这张图只是针对石油领域的,其它垄断领域也是类似的。

第六个问题是,知道了国企管理层的成绩单有那么大水分,且又靠挤占社会其它集团的利益而获得的,我们还能假装认为他们是市场竞争中拼搏出来的管理者,按这个成绩单奖励他们吗?我曾说过,傻子有了垄断权也能赚钱。在这场股东与管理者的博弈中,如果我们真按那个假成绩单给他们奖励,谁是真正的傻子呢?如果我们认为这种模式不仅很好,还要“做大做强”,谁更不可救药呢?

第七个问题是,如果国企管理层辩解说,因为他们是“共和国的长子”,“执政党的基础”,所以我们股东就应该把那个假成绩单吞下去,我们能接受吗?尽管我们知道“共和国长子”是一种政治撒娇的说法,但估且承认他是“长子”,他也没有理由获得父母的偏袒。在中国家庭文化中,“长子”从来就不是要分得更多财产的儿子,却应承担更多的义务。谁见过老大撒娇?“共和国长子”的错误,不仅是多吃多占兄弟们的利益,而且是让父母不能做好父母。真正的好父母,应该公平对待所有的儿子。偏袒一个儿子必然对其它儿子不公。国企的存在,就是让政府不公的一个重要原因。

所谓“基础”之说也是如此。当说某些人是执政集团的“基础”时,就是在说其他人不是“基础”,那么“基础”不是更多了,而是更少了。说为了“巩固基础”而向“基础”倾斜,就必然要损害其他人的利益,也就是使他们不成为“基础”。当一群人说因为某种原因,国家要向他们倾斜时,他们就是在颠覆国家的基础。因为国家是大家的,国家之所以值得信赖和依靠,是因为它的公正性。以损害国家公正性而为自己牟利的集团,还能是国家的基础吗?

第八个问题,反过来,如果我们真的给了他们希望的偏袒和倾斜,他们会更忠诚于国家吗?一个国家,如果值得人们用鲜血和生命去捍卫,不是因为国家给了他们额外的利益,而是他们相信这个国家在道义上的力量。而用金钱是买不来政治忠诚的。我们给他们钱,他们不会感激涕零,只会偷着乐。而且金钱从哪来?无非是从别的社会成员那里掠来。后唐末帝李从珂许诺自己的嫡系凤翔兵,打下洛阳后每人赏钱一百贯,但事成之后,尽管搜刮民财也只能给凤翔兵每人二十贯。结果不仅民怨沸腾,也招致凤翔兵的不满,悔不该“除去菩萨,扶立生铁”。这也是没有多久,李从珂就垮台的原因之一。

今天的国企管理层利益集团也是如此。以周永康为首的“石油帮”从国企中贪腐了巨额财富。我们可以推想,周永康的近一千亿贪腐金额大多数来源于他曾任职的国企。这些钱显然是他在国企任职的私人“进贡”所致。而这来自国企的钱又显然是他们打着“长子”和“基础”的招牌,高喊着“做大做强”获得的。这些人是更忠于周永康呢,还是更忠诚于国家?周永康拿了这些钱,是更忠于国家了呢,还是更有害于国家?事实再一次证明,不公正的偏袒和倾斜,不会买来忠诚。

第九个问题是一个严肃的问题,即“国家”是什么?国家是一个神圣的字眼。按蒋庆先生所说,国家是一个超越世代的文化生命体。她是一个有着共同传统、共同历史、共同文化人群的社会共同体。她有超越任何成员个人的生命和意志。为了使国家有效运行,为了提供国家所需的公共物品,国家的成员委托一部分人组成政府。但政府不是国家,而只是国家这个超级生命体的一个当下有限部分。这是因为,政府是由具体的个人组成,而任何一个人都是凡人,他们是有限的,会犯错误的,甚至会利用担任公职的便利以权牟私。

所以,一个政府有可能做对国家有利的事情,也可能做有害于国家的事情。这又全赖这个政府是怎样组成的,按什么样的规则运行,是否能够受到委托他们的人的监督。而有否有效的监督,首先取决于明确区分“国家”、“政府”与“官员”。反对监督的人,则会竭力模糊这三者的区别。多年来,他们把“官员”等同于“政府”,把“政府”等同于“国家”。当有人批评政府时,他们说“不爱国”;甚至当有老百姓揭露官员侵权时,也竟有官员说他们“卖国”。

至于国有企业管理人员,他们离“国”字更远。他们只是国有资产的委托管理人。然而这些年,他们也是将自己与“国家”等同起来最为成功的人。只因“国有企业”含有“国”字,他们就把自己贪占国家与民众利益的所有行为都合法化为国家行为,而要让中国人民接受。有些人还真的以为是这样。有人说,“出门坐张家开的地铁,去李家的连锁加油站加赵家的汽油,晚上开灯用王家发的电”,将是什么滋味?这当然可以理解。然而更可悲的是,老百姓以为他们用着的“国家产”其实不是国家的产品。例如这些年我们都以为我们用的是国有企业生产的汽油,实际上这些所谓国企是被操控在周永康等“石油帮”手里,大量收益涌进周永康及其同党的腰包,而民众没有获得丝毫利益。殊不知他们按垄断高价购买的汽油不正是“周家油”吗?

如果有一群资产所有者委托一些人管理他们的资产,而这些管理者只因资产的名字叫所有者的名字,就说自己是所有者,摇身一变成为了资产的主人,而真正的主人竟浑然不知这个变换戏法的关键所在,还连叫“好好好”,这难道不是天下最大的骗局吗?这群所有者不是天下最蠢的所有者吗?若大一个中国,如果亿万所有者中没有人出来拆穿这个骗局,岂不是中华无人?

第十个问题,如果我们知道国有企业的问题所在,我们应该怎么做?当然要改革。怎样改?曰:国国,政政,官官,企企,管管。即国家要像国家,政府要像政府,官员要像官员,企业要像企业,管理者要像管理者。不像就是缺位,不像就是僭越。具体的改革方案,我们在《国有企业的性质、表现和改革》,《中国行政性垄断的原因、行为与破除》和《原油与成品油市场放开的理论研究与改革方案》都有详细论述,在此不再赘述。

那么不改呢?后果不仅是让这个骗局继续下去,而且会影响到整个国家的发展。我在前年曾在一篇文章中指出,“垄断国企占有了全国资源的很大一个比例,却不能提供对应的产品与服务,国有企业和行政性垄断的问题就不再是原来认为的微观的企业层次的问题,或中观的产业层次的问题,而是对宏观经济有着显著影响的问题。”我们估计,如果国有工业企业2012年的净资产收益率真能达到6%(实际上只是-0.67%),GDP的增速就会少放慢2.9%。

今天的经济形势给了我们更为直观的结果。今年中国经济有明显减速。今年上半年,GDP增速等于低于7%的八个省市都是国有企业比重较大的地区,尤以东北三省和山西垫底。我们知道,东北三省国企在工业中的比重一直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而山西省则是全国国有企业比重最高的地区之一。国企不仅以其低效率和不公正拖累经济增长,而且以其生存方式毒化我们的社会风气。这种生存方式使市场拼搏者输,恃宠而娇者赢,增长焉可持续?这说明改革国企的问题已经不是理论上的争论,而是一个迫在眉睫的现实问题。

第十一个问题是,既然国企管理层及其变身的行政官员反对改革,这样的改革可能吗?答案是,当然可能。因为这样的改革有百利而无一害。因为垄断国企管理层侵害了几乎社会的方方面面,所以绝大多数人会支持打破垄断、取消优惠和国企退出的改革。顺应这样民意的政治集团才会获得更广泛的政治支持;领导这场改革的人才能巩固领导地位。

甚至国企管理层内部,支持改革的也大有人在。国企中本来藏龙卧虎,但长期的垄断和倾斜政策已使他们武功渐废;他们中间也有真正的企业家做出了自己的成绩,却被埋没在垄断恶名之下;如同社会痛恨国企享有的不公正分配一样,他们也憎恶国企内部的不公正分配规则。改革甚至对那些暂时占了便宜的人也有好处。从长期看,不义之财不是财富。它不仅是通向监狱之路,而且也让子孙不知什么叫“取之有道”。把国企管理层及其他员工从现有缺少竞争压力、从而缺乏创造性,且按权力分配的环境中解放出来,将那些潜在的贪腐分子从犯罪深渊边缘拯救出来,难道不是改革国企的又一个重要目的吗?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作者原题为《“国”字僭称,“企”图何为?》。责编邮箱bo.liu@ftchinese.com

周其仁谈中国经济走向

来源:2015-11-02 正和岛 

我是1978年开始学经济的,我学经济学的时候并不知道经济学家是一个很危险的工作。因为经济学立志要研究人的行为,但人的行为很不容易研究,人常常有很多想法和要求。你看这次来讲话我也很纠结,把话讲的准呢,有时候不大好听;要讲的好听呢,就不大准。所以我下面的话可能有一部分讲的不够准,有些部分呢就不够好听,要请各位宽容。

总体来讲全球经济的走势就是下行,准确讲,是高位下行。2007年第一季度的时候,美国金融经济危机还没有发生,中国GDP的季度增长折成年率是15.2%,到今年三季度是6.9%。换句话说,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增长速度去掉了一半以上。自全球经济危机以后,全球很多经济都下行。日本也下行,但日本本来就很慢。可是我们原来很快,这么急速下来,这个挑战要比低位下行难度要大。上山容易,下山难。上山很累,但是不容易失去控制;下山容易,不容易掌握好平衡。所以这是对中国经济很大的一个考验!

我刚学经济学的时候,当时在做第六个五年计划,我记得那时定的目标是争取年增长5%,保证实现4%,“增五保四”。现在听来这个数啊,包括今天说中国“增五保四”,全世界不知道会闹成什么样子。因为对我们来说,7、6就是非常低的,因为过去有十几的增长。但是中国怎么能从“增五保四”到了10%的平均增长速度?高线可以到15%以上!

 

第一波是包产到户。高位的由来其实很简单,就是邓小平的改革开放。过去为什么增长不了?因为有克服不了的瓶颈。80年代初我们上大学的时候,10亿人口,8亿农民,穷的饭都吃不饱。20%的人搞工业,搞城市建设,谁来买你的产品?这是当年的困难。怎么突破的?就是改革开放。包产到户是第一波。包产到户劳动力多了,允许办民营企业,允许往工业走,允许把城市门打开,这是我们高位增长的第一个奠基之石。前几天,杜润生先生去世,引起很大的反响。很多从来没有见过杜老也表示很沉痛。许多农村来的孩子和我讲,要是没有杜老当年挺的农村改革,我们不可能有今天。

第二波是邓小平南巡。放活的经济经过80年代末的风波,还要不要坚持改革开放?这是当年很大的问题。邓小平回答了这个问题,坚持改革开放,而且要坚持市场经济,就是只有市场才能把各方面放活的力量组织起来。  

第三波是加入WTO。这一波最重要,就是在我们自己改革的基础上,加入WTO,以政府和世界主要国家政府协定为保障,把不适应中国和全球市场连接的障碍系统地去掉。  

这三波重大的改革开放,就把中国国民经济从“增五保四”,推到了高速增长的领地。这里面最重要的就是开放,这是国家真正成功最根本的一条。

这个世界就是两个海平面,中国在底部,人均不到200美元,而1980年美国人均GDP就到了12500美元,两国的分配结构不同,我们储蓄率高,落到中国人民口袋里的钱与美国落到人民口袋里的钱差80倍到100倍。如果不开放,美国在高海平面,我们在低海平面,会维持很长时间。邓小平的厉害,就是打通两个海平面。

打通通道之后,发生了人类历史上少见的一次对流。资本技术为什么会来?这里面有一个规律:资本技术越多的国家,它的收益率越低;对于资本和技术越稀缺的国家,资本技术来一点,收益率就非常高。过去不开放,资本技术来不了,一开放,改善了投资环境,资本技术就“哗哗”地来。邓小平当年力主开放,主要看中这一条。我们要是完全靠自己积累,那得到猴年马月。没有想到的是,我们这个海平面还有大量的产出。经济学家李嘉图早就讲过比较优势,任何国家再落后,也有某些东西不那么落后。中国一开放,穷就是竞争力。同样的产品,别人会做,我们也能做,而且价格低。

 

我们的GDP从1979年到2004年平均增长将近10%,2009年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贸易增长年平均16.3%,2010年我们成为世界最大的出口国,2013年我们成为世界最大的贸易国......更重要的不是这些数字,是这场经济革命显著改善了普通中国人的生活质量。

这种高速增长本身带着挑战,首先要弄清楚,我们到底靠什么?

第一是借了全球的力。我们不是完全靠自己,不是完全靠中国人的优秀和苦干。中华民族一直很优秀、很苦干。我们是借了全球的力。

第二是成本优势,廉价劳动力。你凭什么借了全球的力啊?不完全是你工资低,因为没开放之前工资更低、更穷。中国的成本优势不是单向的要素优势。过去我们是人很穷,体制成本很贵,很多事不能干。中国真正的秘密是劳动力价格很低,长期贫穷形成数目巨大的廉价劳动力。

第三是改革急剧降低了中国制度成本,开放使中国参与国际竞争。过去我们的制度组织成本很高,改革开放是把制度成本降下来了,这是中国真正成本优势的由来。

第四是中国人善于学习,人力资本投资增长迅速,观念、知识、技能和产品质量的进步。中国人肯学习、重视教育,重视技术。这是中国人自古以来的传承,再穷孩子也要念书,不能混。

改革开放让我们的体制组织成本急速下降,然后学习曲线上升,质量开始提升。我们主要靠成本优势,这是我们的主打的武器。成本优势是由以上几项条件的配合,大体从1990年代中期开始,中国经济在世界经济舞台上显示国际竞争力。这是我们在世界舞台发力的主要原因。

 

4中国经济:高位增长的代价

理解了高位增长是从哪里来的,我们还要看到高位增长给我们带来的代价。

 

不差钱的宏观环境

出口、创汇、全球投资往中国来,我们曾经是很长时间内全球内吸引外资最多的国家,这是好事!我下乡到农村时,我的师傅告诉我:人没有遭不了的罪,但常有享不了的福。你说没外汇很辛苦,朱镕基到北京的时候,中国外汇180亿美元,搞了个并轨,一年涨了350亿,达到500亿美元。到现在3万亿外汇储备,这是好事!

问题是受得了吗?外汇进中国你不能花吧?要换成人民币就得跟商业银行换,商业银行跟中国人民银行换,中国人民银行拿基础货币换。所以外资来的越多,顺差越多,我们的基础货币投放也越多。

而且为了出口导向,我们要维持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不能大幅上升。如果人民币对美元升了,出口的成本就要上升,为了维持出口优势,人民币的汇率就不能轻易升值。不能轻易升值是什么意思?进来1块美元,8块人民币要投出去。所以顺差越大,外来投资越大,货币投放量就越大。所以就很快形成了不差钱的宏观环境,钱少了不行,多了更麻烦。如果货币的投放量超过一个市场商品和服务的供应量,商品和服务的价格就会起来。不是所有东西的价格一起起来,有些东西起的慢,有些东西起的快。这个力量是了不得的!因为它会让相对价格发生显著改变。

价格发生变化,我们的消费行为就会变化,更重要的是投资行为也会变化。为什么现在流行找风口,因为这些年出现太多风口了。大量的钱投到有限供给的环节,价格就会起来,价格一起来,人就会形成预期,认为它还会涨,追涨杀跌,你看好它,它证明它会涨,大家再把钱投进去。金融的危险就在这里,因为它会自我证明、自我强化。

这个游戏全世界很多国家都玩过。过去我们是没机会玩,没机会见价格疯涨,现在土地、房屋、古画、钱币、邮票价格很高,就是这个道理。

我曾经到新疆看过一头羊,叫刀郎羊,比普通新疆羊高一倍,价格很高,最贵的种羊卖1400万。我问维吾尔族一个老实的牧民,价格什么时候开始涨的?从06、07、08年以后,上门问价的人很多,价格跳跃的程度连羊的主人都不能适应。首先是5千元,2个礼拜后,5万,15万卖不卖?50万卖不卖?牧民来不及反应,说不卖,不卖就涨。

为什么把这么多精力从实体经济引走啊?就是货币的力量,就是我们成功带来的副产品。出口不好吗?赚了钱不好吗?创了汇不好吗?问题是创了汇,还有一个货币机制要跟上去。我们基础货币要跟着增加啊,基础货币从央行发到商业银行手里,还有乘数在起作用。商业银行借给企业,企业再存到商业银行,银行再借出来。1块基础货币要顶好几块,加到一起就是一个宏观环境的巨大变化。

我给大家描述这个流程:这是外汇,无论投资来的还是顺差来的,进到中国,基础货币就得动。你想维持不升值,来1块,8块就要输出去。输出去,这个钱就要进中国国内市场。资产价格,特别是那些供应有瓶颈的价格就会上来,上来以后投资热情就会转移,人力资本的配置就会发生方向性、结构性的变化。像任正非这样有定力的企业领导不多,扛得住这个资本力量的真是不多。没有办法,前后左右哗哗挣钱,那钱可是真的!他赚钱赚到你心里动摇。很多人开始都怕,金融、股票都是不干的,最后由不得你不干。很多人为什么冲进去啊?是前后左右都赚钱了,连小学同学都赚钱了,念书比他差的都赚钱了,凭什么落下我呢?一圈一圈的人转到这些资产游戏里去。一不小心会冲到生活必需品上面,那就是通货膨胀,那就需要调控,这就是我们这些年走过的路。

 

养成快赢与跟风的思维模式

我们有4万亿外汇储备,很强大,但它的派生产物就变成在经济当中,我们整个产业界、企业界、社会喜欢快赢,喜欢顺着风就往上冲,成了一个流行的思维模式,这就是我们高速增长带来的一个代价。

 

5下行是市场的常有的道理

差额只是价格现象

我们的广义货币就是M2,所有的现金、存款放在一起算,你看增长多少!8年来,广义货币绝对量增长了将近54万亿,同期GDP增长不到28万亿。差额到哪里去了,差额就变成价格现象了,它又不是平均分配,它是一重一轻分配。但哪一点是真在创造财富?

 

金融危机的根本是心理问题

钱一多,相对价格发生变化,金融预期下面就是行为。乱投资,你挡也挡不住,人理性的时候很理性,疯狂的时候很疯狂,它会让人进入到集体无理性,羊群效应。等醒过来后谁都不信的事在那个时间谁都信。这个事情不是一天发生的。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美国经济学家对他们的经济进行反思,说“次贷”怎么烧了这么大一个窟窿,怎么形成的。IMF研究部主任写了一本书叫《这次不一样》,他根据金融史上800年数据研究发现,人类经常是犯了错误就忘掉,重复的犯,除了忘掉的没有任何新鲜的,他最后解释金融危机的根本是心理问题,人的心理有放大客观存在的倾向,好的时候觉得会变得更好,差的时候觉得会变得更差。

 

理解市场经济的两面性

举个例子,北方的一个地级城市,因为有煤炭资源,煤价格好的时候,该市人均GDP能超过香港,政府有钱了就开始各种建设,要建世界的中心。于是水泥、钢筋、贷款、劳动力都扎进去了,但有收益吗?这个资产投资能回来吗?什么叫过剩产能?这些年所有的企业都在铺摊子上项目,别光以为市场经济是非常温柔的,它说翻脸就翻脸。看看美国,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到现在一万亿美元的“次贷”窟窿都没有烧完。市场经济有两面,因为它是由人组成的活动,人的心理天生有点不成熟,好的时候把它看的太好,经济下行了以后,人人捂紧口袋,不花钱不投资,于是产生萧条。这是市场的常有的道理。

 

水落石出

中国经济从奇迹回归常态

1经济下行的四个拉力

全球金融危机收缩外需  

高速增长里头隐含着下行,我们是依赖出口,美国一出事,怎么可能不受影响,你怎么可能一枝独秀呢?我们出口每年都是百分之二三十的增长,2007年以前,2008年危机显现效果,我们来不及笑话美国,我们的出口警报就来了,下跌20%。沿海不少省份的经济、财政的收入就依赖出口,立即就下去了。美国市场出问题,美国政府去救,靠什么救的市?靠放债。政府的公共债务出了问题谁救?包括欧债的问题到今天还没有收场。欧美都出问题,我们整个出口市场这个地基就不能支撑我们的高速增长,这是第一个下行拉力。

  

迅速丢失成本优势 

第二个,高速增长也让我们比较优势成本迅速丢失,丢失的非常快。原来以为差80、10倍,为了支持中国高速成长的30年,就靠比较优势成本,结果高速增长也是我们成本迅速抬升的年代。我们独到性优势还未形成,我们手里有什么东西,全世界非买你不可呢?开始有,但很少,两头够不着,然后你在放眼全世界,印度、越南、朝鲜也开放了,他们比你的东西还便宜,他在你底下又拖了一条线,我们叫“全球三明治”,我们已经不是成本优势最显著了,我们的创新优势独到式优势还不明显,我们夹在中间,这是把我们拉下来的第一个理由。

  

“不差钱”侵蚀企业家精神  

另外就是这些年形成的“不差钱”思维。不要光看官府奢华,我们整个企业界产业界也够奢华,根本不知道我们自己到底几斤几两,到底能挣钱挣多久。我们花钱有的是本事,这也侵蚀我们企业家精神。为什么华为值得我们首肯,因为“居安思危”,坚持“奋斗者为本”。长期的艰苦奋斗,什么意思呢?你得弄清楚中国靠什么站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没有洋洋自得的底气,我们只不过是机缘巧合,穷了几十年后邓小平改革开放,它有一个憋久的水位释放的思维,但是“不差钱”把我们引到了另外一条路上,正经的事情不做,慢活不做,工匠精神逐步消失。如果一个企业老板带头奢华,他会侵蚀到他周围人,他最后会侵蚀到我们的员工。这个力量是把我们拉下的一个原因。

 

真实利率急升,引发“债务型通缩”

最后一条是市场的力量。你看资产价格居高是我们是最大的危险,我不是说投资房产不好,投资房产没关系,投错了就错了。最大的麻烦是,当发现资产价格好的时候,你会产生一个需求,很容易懂的,我借钱投的,杠杆原理,借钱有个利率,我投资的资产,无论地或者什么项目,它有预期,如果预期很高,借钱的需求就会高,这些年都验证过了,谁买了房,家庭资产就上去了,问题是这个游戏永远是确定的一个债务,应对于你想象的未来,万一未来一变化,你就会发现你欠了很多钱,那个利息就会把很多人逼死,而且大家看好的时候通货膨胀,通货膨胀会把增生利率拉低了,你跟银行借钱20个百分点挺高的,突然增加10个点,等到物价一下来,我们现在已经有40个月物价指数往下行,银行利率是不变的,真实利率大大提高,那你过去借钱越多的,现在财务成本就把你吃死。现在很多地方政府的挥霍过后,就知道当家痛苦,一个地方现在几百亿不算稀奇,但利息有多少?现在天天发愁四处盘钱还利息,不还利息就会坏账,就会追究责任,现在很多人打着算盘拆东墙补西墙,只要在任期内不爆出来就行。这个力量在企业界也是同样的,我们整个企业的资产负债率,当然首推我们的国有企业,很容易借到钱,但是对不起,真实利率包袱已经变重。

 

2三块“石头”浮出水面

这四个力量就把中国的经济往下拉,拉下来会怎么样,水落石出,这次华夏基石十月论坛的主题叫“谷底重生”,谷底是什么?谷底是几块硬硬的石头,对付不了这几块石头,经济是上不去的。

第一块石头是成本

收入即成本,高速增长等于高速推高成本。好的时候,一块地都要抢,这个地价格不起来吗?原料、能源、材料、技术。你花钱买过来,就是你的要素,等市场一下去,硬硬的石头顶人。比如我们HR不能光学会怎么招工,你会不会裁人。我们企业现在有多少消化成本的手段,收入就是成本,今年的收入就是明年的成本,这是经济学的铁律,所以收入涨的越快,就是成本长的越快,市场一翻脸,麻烦了。我们现在很多钢铁企业都快被库存给急死了,进了很多原料,以为钢价还会涨,市场一翻脸你买的东西是你买的,会不会消化,会不会处理?

第二块石头是债务  

通胀和负利率刺激借贷需求,普遍推高负债率。好的时候杠杆是对的,你不利用杠杆很难把你的资产表做上去。问题是拐点到的时候,你应对的了吗?为什么那么多企业界朋友要跑路,要跳楼。他不明白自己为什么借了这么多钱,好的时候预期撑着,借多少钱放进去只能变更大的财富,为什么会借,拍拍手,几个短信就几千万,几个亿这么来往,这是好的时候。翻脸的时候,市场是会翻脸的,支持市场现实价格的不但是真实的预期,真实的要素,还有人们的想象,想象是会变的。

第三块石头是产能过剩

现在什么企业最困难?他卖的东西价格已经不行了,跟他卖同样的东西的企业产能逼着他要降价,他买的东西还没有相对降很多价,很多企业就是这样死的。因为企业都是投入产出过程,最难处理的是这个东西,你相信只要下行,所有要素价格都跌了,问题你能撑到它跌下来的哪一天吗?

 

3体制成本最坚硬

这个成本分两类:一是市场竞争形成的成本;一是由政策、法律等体制规定的成本。

有的成本不完全是企业自愿付钱形成的成本,我把它叫做体制成本。从1995到2012年,名义GDP(不是去掉价格指数的)长了8.6倍,工资总额长了8.8倍,税收长了16.7倍,政府收入长了18.8倍,社保缴纳增长了28.7倍,土地出让金长了64倍,还没有算上管制审批和被贪腐的。

李克强上任以后,就是抓这个事。砍掉了很多成本项,后来他一看还是不少。这是哪来的,没有多少是计划体制留下来的,都是高速增长为了维持平衡导致。你看看社会管制成本、腐败成本增长了多少倍?没有统计数,经验估值至少比GDP长的快。这都是中国产业界承担的成本,导致中国企业整体竞争力的下降。

 

两个突围方向

要么成本领先,要么与众不同

1支点:中国人可靠的韧性

30年市场化改革,一部分人尝到先富起来的甜头,曾经沧海难为水。但我们不可忽视我们这个民族特性。

我曾经遇到一对企业家,他们做了一辈子的生意,退休后我观察他们的生活,他们最开心的事,就一件事,回想当年谁跟他竞争的时候失败了,这是人一个非常重要的动力,何况你还有超越的动力。中国人有韧劲,我对我们这个民族观察很多年,中国人是好的时候表现很差,差的时候表现好。

中国五千年,谁也不能把我们灭了。

 

2两大市场机会

品质与便利

我们不要被所谓的过剩产能吓着,我们晃晃荡荡做生意的人太多,所以过剩。我们这么多人出国买东西,你到海关看看,全是中国游客,海关免税商店挂一个大牌:“白色恋人”限购5盒,就是一个饼干,多少人去抢。只要精心做产品品质,精心做服务,市场空间还是巨大的。

为什么我们喜欢买德国的和美国的产品?是过剩产能?我们有多少水龙头是关的紧,多少门窗关的严的?拿一个德国“双立人”指甲刀比一比,我们指甲刀产量吓人,便宜也吓人,不是没有市场,而是我们东西不够不如外国质量好。  

国内经过高速增长,已经形成了中产阶级,形成了对品质有要求。为什么苹果那么贵在中国卖的好,我们这方面是供不应求,不是产能过剩。我始终认为我们要把好字放到前面。不好,你要吗?从这个角度我们产品的品质有一个巨大的上升空间,不要说你在发明新的东西。  

再就是我们对便利性有越来越高的要求。服务业就是解决便利问题的,我们差的远。旅游这么好的市场,看看我们的旅游服务,和国外比真的是差距非常大。不要说中国没有市场,20年高速增长形成的国内需求,现在每年10个点的社会零售商品额的增长,里头有大量商机,问题是有多少人在认认真真做产品。我看会有“新一波进口替代”革命发生,海淘、外购,出国大妈去买这买那,一定会刺激国内产业界做出靠近品质的东西,形成又一波产业替代,产品替代,市场替代,这一条看我们的前景是非常巨大的。

所以,我们需要的是以材料、工艺、流程、产品品质与品类、服务便利与商业组织方式的创新,以持续提升的人力资本驱动生产率进步。

 

全球依旧是大舞台

国际市场怎么样?我刚才讲了美国现在也不稳,升息为什么落不下来,因为美国的复苏还不稳,欧洲看不到名堂,日本就没起来过。全球不行了吗?

2007年全球发生一个最重大的变化,全球总需求当中发达国家的份额下降,新兴市场的份额上升,7个发达国家2007年占全球总需求68%,现在降到48%以内,但是我们整个的出口,我们的外向经济,我们国人脑子里的世界观主要还是发达国家,我们没有多少力量在新兴市场去攻城略地。

我们去访问法国,一家电子产品公司,法国老总出面接待,他拿一个名片,我一看名叫赵国华,我以为是中国人。我问他为什么叫赵国华,他说对中国市场有兴趣,他让他手下中国的雇佣花很长时间,才找出这么个名字来。我们反过来要反思我们对人家有没有兴趣。我们经历了漫长的农业文明,还有“天下中心”后遗症。你到印度去看看,那个市场很大,有多少人在那边攻打,我访问过几趟印度,一家公司只有老板的屋里有空调,我们空调的产能过剩,我们为什么去攻印度市场?生活习惯不同,语言不同,法律、人文不同,我们要学会去适应,要像华为那样真正走出去。

我今年去访问南美,主要看到的只有华为、银联这、联想三个企业的logo。世界很大,市场空间很大。我们制造能力强,但是市场能力与之不匹配,所以不要说没有机会。

国家“一带一路”战略挺好,但是需要地面部队,没有地面部队,这个宏伟的战略是很难落地的,得一个个市场去开辟,一个项目一个项目去接,一个单子去攻。不能说我们没有发展空间,不成立。

总而言之,中国与发达国家平均收入差距还有10倍,人均收入不过全球第85,尚有不小的比较优势;在新的全球格局中,中国可开拓新市场的潜力巨大;中国开放所累计的人力资本、先行者经验,还有释放、放大的余地。只要我们的外向经济出现升级,也一定能支持经济转型,形成利好。

 

3以色列的启示

把产品做好了,还要加上创新。未来的成本还会升,如果再没有独创性优势,就会遇到印度,越南、东盟国家的挑战。中国的成功唤醒了很多国家,不就是改革开放吗,那我也改革开放。越南我还没有机会去,但听去过的人回来讲,他们聪明、苦干、能干,越是过去体制成本太高,降下来以后,他们的成本优势比我们显著,我们唯一的办法是往上打。

以色列我是跟正和岛的一帮朋友一块去的,深受触动。以色列才多少人?800万人,自然资源匮乏,整个国土面积比北京市还小,而人均GDP3.5万美元,是除美国、中国之外在纳斯达克上市最多的国家。创新的力量中国如果不发力,不跟随着增长,不把这个力量积累起来,将来靠什么在全球立足?

 

4两个突围方向

毛巾拧水出成本  

中国经济的方向就是两个方向,一个方向,成本曲线上升了,国家靠改革把体制成本降下来了,企业要好好练内功,毛巾拧水出成本。  

学学人家华为,把流程改造做到了世界一流水平。很多企业我去访问过,那是什么水平?我们要把所有废余动作去掉,错误的环节去掉,消化成本永远都有可为。何况是信息技术给我们企业节约成本。下降成本是一个主攻的方向,消化债务,处理好不良资产。  

打仗哪有不伤兵的,哪有不死人的,所以你得处理伤兵。我们要交流处理伤兵,掩埋尸体的经验,你不处理伤兵,以后谁给你打仗?我们现在好了,伤口流血化脓,换件新衣服,穿件新军装,假的!伤口你要包上,尸体得埋掉。陈毅没有参加长征为什么能当元帅?留守部队,不能走、拖不动的伤兵,全部交给陈毅,所以他有战功。我们企业里面有陈毅同志吗?光看好的,光看战略,光拿那个大的,背后的事情难活有人干吗?  

石头就是石头,宏观上松一松,放点水,石头被盖住了,但是它还是石头。

  

成本曲线新空间推移

成本总会上升,人均收入提高是趋势。如果顺利,2020年中国会变成高收入国家,成本总会上去,那你生产更高价值的东西,你得把这个成本曲线移到新的空间去。苹果的雇员没有10万以下的,它有能力进入新的发展空间。

讲来讲去就是当年商学院的两句话,“你要么成本领先,要么与众不同”。你真能与众不同,你成本上差一点也没关系。你如果还没有与众不同的能力,你要把重点放在成本的控制上。如果既不能成本领先,也不能与众不同,那我们就要与这个伟大的经济时代告别。

很多时候我们咬咬牙,熬一熬,就会在未来5年、10年的增长当中有一席之地。今天我讲的不知道有没有价值,仅供各位参考。

百姓:微信中的裸中国

 

一、中国40岁以上官员中,超过80%与原配常年没有性生活,他们又不准备离婚。老百姓亲切地把这种现象称为“一不做,二不休”。

二、香港的媒体如果不报导真相就会丢饭碗,我们的媒体如果报导真相就会丢饭碗,这就叫一国两制。

三、海军某首长带二奶在海边散步,指着远处的军舰说:“我在你身上花的钱都能买这艘军舰了吧?”二奶笑骂:“死鬼,那你怎么不说在我身上放的炮,都能解放钓鱼岛了!

四、2012年“敢动中国”和“中国敢动”名单新鲜出炉:

敢动中国奖获名单:

1、日本、2、菲律宾、3、朝鲜、4、韩国、5、泰国、6、帕劳、7、印尼、8、缅甸、9、索马里海盗、10、尼日利亚。

中国敢动获奖名单:

1临时工、2拆迁户、3外来务工人员、4乡村医生、5流动商贩、6游行群众、7薄熙来、8捐款、9公积金、10养老保险。

五、在中国最牛逼的事情:

1、车“超载”了,车胎没爆,桥却压塌了。

2、出动万人,击毙一逃犯,数百人立功。花18亿,塌一大桥,无一人负责。

3、据说在中国能安全过桥的只有云南米线了!

4、每个倒塌的桥面上,必然趴着数不清的蛀虫。管你塌不塌,捞完走人。

5、过个车大桥坠毁;打个雷高铁追尾;下个雨满城泡水;开个会全国戒备;生个病债台高垒;读个书全家受累;眨个眼肉价飙飞;上个访有去无回;喝个奶时间不对;摆个摊城管砸毁;炒个股终生后悔。

六、记者:“大娘,您捡垃圾幸福吗?”老人:“啥?”记者提高声音:“您幸福吗?”老人:“我耳聋你大点声。”记者声嘶力竭:“您幸福吗?”老人继续:再大点声!记者无奈离去。老人自语:“早tm听见了,累死你个龟孙!钓鱼岛和腐败的事你不问,拎个破JB玩意满大街问穷人幸福吗?我83了还在捡破烂你说我会幸福吗?

 

周立波:

我国11名船员被杀,政府没有表态;

利比亚丢掉400亿,政府不敢讲话;

韩国海警先打人,政府没有力争;

联想到:

美国护照中写着:

“不管你身处何方,

美国政府都是你强大的后盾”。

在中国护照中写着:

“请严格遵守当地的法律,

并尊重那里的风俗习惯。”

 

美国说:

出去了有人欺负你,

招呼一声,咱修理他!

中国说:

出去了老实点,

听人家话,

少给老子惹麻烦!

 

美国总统说过,我们不知道,哪辆校车里的孩子,将来会是美国的总统。所以校车安全性是中国的40倍。

中国领导人知道,不论哪辆校车里的孩子,都不会是中国将来的主席。因为领导的孩子,不会坐校车。

几万元的校车,装60多个学生。

几十万元的公车,装一个领导干部。

 

他们对医疗不重视,

因为他们有高干病房;

他们对教育不重视,

因为他们的孩子留洋;

他们对食品安全不重视,

因为他们有特供食品;

他们对堵车不重视,

因为他们出行警车开道;

他们对国家未来不重视,

因为他们妻儿已经移民美国!

他们对维稳很重视,

因为他们怕失去这些!

这就是我们的领导!

 

能买光全世界的飞机,

却买不起一辆校车;

能把卫星送入太空,

却不能造一座小桥;

能给别国花数亿,

却不肯多几所小学;

能给外国人免费教育,

本国小孩却无钱读书;

一年能吃掉几十艘航母,

却逼着孩子捐出午饭钱;

能给马其顿捐赠豪华校车,

却不能给国内学校补充完备校车。

资中筠:中国教育不改变人种都会退化

来源:校友微信群

作为一个教师,深刻地感受到,整个教师阶层都在奴隶化,已到了十分严重的地步,已到了不得不说的地步。
我们知道,整个中国社会奴性化非常严重。但其中最严重的,却正是中国国民灵魂的塑造者——中国教师。
在教师中,奴性化尤其严重的是广大的中小学教师,高校教师稍为好一点,但并非没有。
下面分三个层次来讨论中小学教师的奴性化问题。
首先,中小学教师是制度上的奴隶。
这个制度便是高考制度(对初中教师而言,便是中考,而小学教师以及幼儿园教师,则被高考与中考的余威所驱使)。在这个制度下,中国的中小学教师最大的用处便是一个传声筒的用处,成了传送教参知识与报答案的一个工具。失去了一切能动性。也许有人会反驳说,教师在这个过程中也能发挥自己的能动性啊。不错,我们是可以发挥一点点,但也就一点点而已。稍不注意,离开了教科书的内容,不仅是学生会有意见(学生都很现实,一旦所讲的内容与考试无关,虽然他们当时表现出很高的兴致,当你一转头,他们就很可能已经跑到校长室去反映意见去了),家长也会有意见,领导也会有意见。最后的结果只能是吃不了兜着走。
中国的中小教师的价值确实相当于一个传声筒。下面举一个例子:
何为教学?翻阅现代汉语词典1996版,发现它是这样定义的——教学:指教师把知识、技能传授给学生的过程。
但翻阅最近的一期《教学与管理》(一份在教育界算高档次的期刊)时,发现在一篇题为《教学教育 教学的教育性》文章里,作者是这样定义教学的:所谓教学,是指教师将一定的教材内容通过一定的手段传播给学生。这个作者真有眼光,取消了教师的能动性,赤裸裸地把教师表述为一种工具。
而今,这种教师的工具化倾向更严重了。因为教师职业“铁饭碗”被打破了,大多数学校都实行了聘任制,有的学校还实行末位淘汰制,实行所谓的优胜劣汰,而孰幼孰劣的标准只有一个:就是看哪个教师教的班级的考分成绩好。考分成绩好了,这个教师就是优秀的。考分成绩差了,这个教师就是差的。再没有别的标准了,其他的如一个教师的人品、气质、人文修养、道德修养全都是扯蛋。
俗话说:身正为范,艺高为师。在当今的制度下,那些“优秀”的教师并不需要身正(尽管办补习班好了,尽管多收费好了),也不需要艺高,而只要你教的班级考分高。至于你是用暴力手段逼出来的,还是用心理战诱骗出来的,还是用题海战役得手的,这,没人来管。即使来管,也是过过场。你还是一个优秀的教师。
而如果你教的班级考分不高,那你就是一个差的教师。不管你有多少理由为你自己辩解。
其次,中国教师是校长负责制统治下的奴隶。
现在绝大多数的学校都实行校长负责制,而校长负责制显然是一种权利失衡的制度。由于校长掌握了一切权利:教育管理权;人事权:招聘权、续聘权、提升权、撤免权、解雇权;以及财务权。广大的教职工根本没有发言权。虽说工会与党组织有监督权,但由于没有实在性的内容,这种监督权只能是空的。并且,由于校长不是广大教职工自己选上去的,而是上面任命的,校长也就没有一种为广大职工谋福利的紧迫性,在他的意识里,也就不会有替广大教职工负责的观念。结果只能是,大部分的教职工在校长面前失去了发言权,而只有保持沉默的权利。只有逆来顺受的权利。人格,精神,日益萎缩。
第三,教师是学生和家长的奴隶。
人们都以为学生是教师的奴隶,却不知道教师也正是学生的奴隶。现在实行学生打分制,一旦学生觉得教师上课上得不好,这个教师就倒霉了。而学生的打分也并非总是公正。教师唯一能避免这一厄运的方法就是把考分提上去,当你考分够了,即使学生的打分再低,学生也奈何不了你。
因为家长会支持你。现在的家长只有一个唯一的要求,就是子女的分数高。
这就是一切。假如你做不到,家长就会从原先恭敬如奴仆的脸换成一张恶主人的蛮横的脸。所以说,教师也是学生与家长的奴隶。他们时刻在监督着你,是不是在认真上课,是不是在讲一些与考试有用的内容。
正如商品社会人与人的关系是金钱关系一样,现在的教师与学生之间也是一种赤裸裸的分数关系。学生分数考得好了,就会对教他(她)的老师有好感。反之,则差。
老师也一样,喜欢分数高的学生。
在这样的制度下,学生与老师都成了一种工具。一种为分数拼搏的工具,当一个人成了工具以后,他(她)离奴隶也就不远了。
从某种角度说,正是生存资源的紧张,导致工作机会的稀少,正是工作机会的稀少,导致高考竞争白热化,正是高考竞争的白热化,导致了分数的极端重要性。分数是如此重要,以至于其他的一切在它面前都相当于无。
再说大学里的教师。虽说不用受制于分数,但他们现在也早已失去了儒雅的风度,他们被划成了不同的等级,如浙大,教师分成九等,每等的教师工资都不一样。而把教师分等的主要根据就是看教师发表了多少论文,何等级别。结果,大学教师们都在那里忙着互抄论文,对上课马马乎乎。学生在一所著名大学里学了四年,看到大多数的教师都是拿着一些半黄不白几十年不变的讲稿在上课,就像当官人做报告似的,既无生气,更无激情。
他们已经成了职位、级别、名利的奴隶,在他们身上,也同样找不到人格魅力,找不到人生的闪光点,再无激情与生气可言。
教师,作为人类知识和人文精神的传播者和创造者,本来应该是最有人性味的、最有人文思想、最有人格力量,最起楷模作用的,但由于这个社会制度和伦理精神的畸形化,教师已毫无精神优势可言,毫无楷模意义可言。
而中小学教师则已完全蜕变成了一种教学工具,失去了主动性与能动性,除了传送教参知识这一价值以外,再无别的价值。

中国的教师,再也不是道德的楷模了,再也负不起传播人文精神的重任了,因为这个社会已经势利到这个地步,以至于再也不会有哪个家长会打听你的人品道德如何如何,因为这个社会已现实到如此地步,以至于人们除了考分外再也想不出别的东西去衡量一个教师与学生了。

7.5亿还是15亿——关于人口的旧闻与新闻

来源:信力建的博客2012-03-23 09:38:50

按语:本文将用官方数据侧面证明中国只有7.5亿人,数据才是破除谎言的利器。

上次有个网友在我文章背后留言说,中国大陆人口普查数据造假,中国大陆人口没有13.5亿,中国大陆人口最多只有10亿左右。道理很简单,为了某种目的心虚呀,印度这个在大陆人眼里一文不值的国家都知道用 虹膜和指纹技术来进行人口普查。而大陆偏偏用最不科学的原始方法来搞人口普查,花上百亿弄出一虚假数据有意义吗?就好像有桥梁大道不走,偏偏要摸石头过河一样。就如同两军交战,有这么SB的军队,放着飞机导弹不用,偏要用小米加步枪去打仗吗?为什么不能学习印度启用智能符合识别软件,采用虹膜和指纹数据防止造假呢?

我一直认为中国人口在10亿到11亿之间。我最大胆推测是中国人口在9.5亿,没有到网络转帖爆料中国人口只有7.5亿人,实在大大超出我的推测。这个国度真的是很奇怪,63年没有撒谎的人民日报可以刊登亩产粮食几十万卫星新闻,有什么理由不让统计局把7.5亿人吹气球吹到13.5亿呢?

或者有些网友会认为中国人口总数7.5亿是谣言。

究竟是不是谣言,人口统计数据可以造假,但是与人口密切相关的数据却是无法造假的。让我们用官方新闻镜头去佐证一下。让我们通过新闻镜头让计生委和统计局的数据走向破产吧。

新闻镜头一:小学数量巨减80年代每个村都有小学,走路上学就可以,但计划生育减少生源,五六个村才能设一所小学,需要坐车才能入学。

凤凰网教育 > 新闻 > 截至去年(2009)年底,我国小学总数为28.02万所,这个数字“躲”在《2009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里,并不显眼。对比1992年的公报,我国那时有71.3万所小学。17年来,小学数量每年都在缩水,一共减少了43.28万所。

17年内小学减少43万多所 未来中高校生源将减少,

我在读小学,以前有800人,现在只有60多人。

小学数量剧减可以证明统计局13.5亿人口数据在造假。

新闻镜头二:中国农村数量巨减可以证明统计局13.5亿的人口数据在造假。

马勇:作为市委市政府的领导班子的成员之一,深入基层调研不仅仅是上级的要求,也是我们自己履职、做好工作的基本前提,我下基层的时间不会少。

益阳市从3400个村减到1700多个,乡镇现在还有90多个乡镇。领导干部我认识一大批,但要一下子把名字说出来,有点困难,我试着回答你:

新闻点评:农村数量的减少可以佐证统计局13.5亿的数据在造假,居然人口数量在增长,农村数量数量应该增多才是,为什么会减少呢?不要告诉我,农村人口都转移到城市去了,不要忘了,中国的城市是没有贫民窟的。这个马勇书记很邪恶:“益阳市从3400个村减到1700多个,乡镇现在还有90多个乡镇。”。益阳市农村减少了一半,这个书记不仅担心,反而还担心益阳人口太多,居然还说乡镇现在还有90多个,是不是没有乡镇了,马勇书记就高兴了?是不是马勇书记就可以向赵白鸽邀功,我马勇消灭了益阳市所有人口。我马勇有功于国家,我马勇帮助国家减排,我马勇是功臣,请让我马勇当国家主席吧。

新闻镜头三:给省计生委主任的一封信

您好!

我是一名社区计生专干,自从省里搞了全员人口信息采集工作以来,我们基层计生专干可以说是基本上就没休息过,可以说是“加班日常化”。从去年9月份开始全员人口信息的采集到录入电脑,再到过年后的以现居住地为主,进行重复人员的删除、移交。省里也花了不少钱搞这个全员系统,我们也辛苦了好几个月,本以为做好了这个工作,是为了今后工作打下了一个好的基础,也为今后人口管理有了个好的平台而高兴,毕竟以现居住地为主的管理是符合现实工作实际的。哪知道我们的辛苦努力最后都是白费劲,因为统计口径的变化,以现居住地管理为主,我们在移交工作中,移交、删除了不少人员,导致总人口和育龄妇女数的减少,这时上级领导又不肯了,又改变口径,一定要我们将总人口数、育龄妇女数提上来,要和去年年报数一样,一个都不能少,以为我们个个都是张艺谋啊。和去年年报数一样,不就没有一点变化了。也不知这口径是省里领导改的还是市里领导改的,接下来又是加班加点,围绕数字做文章,不管是哪里的,管他重复不重复,证件类型用个其它先保存再说,真是创造了一个又一个计生工作的“奇迹”啊!好不容易完成上级领导要求的数字任务,本以为这个周末可以休息了,又来新任务了,要求已婚育龄妇女数要达到总人口的20%,怎么可以要求我们都达到?我所在的社区是个典型的老龄化社区,一年的出生远赶不上死亡数,2010年这过去的7个月,我社区的出生才12个,死亡已经有29个了,要我社区达到20%的已婚育龄妇女数那就只有做假。反正我们已经在增加总人口时脱离了社区的实际人口了,育龄妇女也就是造假出成绩了,看样子,转了一大圈又回到了原点。我们只有将“造假”进行到底了……

新闻镜头四:虽说2010年的冬季征兵已圆满结束,可从事征兵工作的同志们越来越感觉到现在的征兵工作难做,尤其是今年,表现得相当突出。面临严峻的征兵形势,民兵连长个个叫苦,专武干部个个急得团团转。认真分析,农村兵员减少也不乏主客观原因。

一是长期以来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导致农村人口锐减。现在留在农村的青年是少之又少,只要深入田间地头就可以发现,基本上是见不到青年人。据统计,上世纪90年代末,秭归县归州镇每年的新出生人口在500人左右,可现在只有200人左右,十年来全镇的人口总数基本稳定在25000人左右。全镇仅有的一所初中—归州中学,2003年的在校学生是1600多人,可到了今年,在校学生只有750多人,七年间减少了近900人。

推测总结:我查了一下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的资料。资料显示那时城市人口接近3亿,农村人口是8亿多一点。流动人口数量约为1982万人。到2009年,统计数据表明城市人口接近5亿,(注,这5亿人口是严重注水的,实际最多才4亿人口)。这5亿人口中,有2亿是流动人口。根据新闻镜头一数据显示农村小学数量少了六成,新闻镜头二马勇书记罪行呈堂证供,新闻镜头三,新闻镜头四都证明农村人口从1990年8亿减到2009年4亿以下,或者更低。整整20年中国农村人口就消失了4亿,其中有2亿流动了城市,还有两亿到哪里去了?希望读者们不要问我,最好问一下以消灭中国人口为己任的大陆官员。

接下来就要推测城市的人口数量了。不要忘了一个前提条件大陆的城市是严格的一胎化城市,20年间,假如没有农村的人口充入,就算城市的医疗卫生条件比较 好,大陆城市人口也会从三亿降到2亿。

该是我们粗略地加一下2009年的人口总数的时候了。2亿城市人口+2亿的城市流动人口+4亿的农村人口=8亿大陆人口总数。实际上这个数据还忽略了其他的因素,还是理想状态下,大陆才会有8亿人口。扣除理想因素,大陆人口只有7.5亿才是符合逻辑的数据。

结束语:通过数据对比,你们还认为中国人口总数只有7.5亿是谣言吗?为了和谐出数字的统计局可以解散了,希望为了中华民族,也一起解散计生委吧,同时给予计生委的人特权,让它们免门票进寺庙,让它们去赎罪。历史将证明它们是有罪之人,如果不让它们进寺庙去赎罪,它们的列祖列宗一定会在地狱里面把它们这些残害中华民族的败类再打入十八层地狱。

本震惊世界的秘密:中国只有7.5亿人!

中国连续执行了严格的一胎制计划生育政策40年左右,人口不可能在35年中大幅增加一倍左右,按照常理应该减少才对。1976年中国人口8亿左右,其中城市两亿农村6亿。那时人均寿命在68岁左右,目前在73岁左右,如果忽略寿命的微小变化,把人均寿命大概看成70岁左右进行计算,经过35年正常死亡应该在四亿左右,出生应该在两亿左右,这样中国目前应该只有大概6亿人口,其中城市1.5亿农村4.5亿。但我们知道中国农村有个政策,也就是如果第一胎生的是女孩容许生二胎,这样农村就可以多生0.75亿人口达到5.25亿,如果考虑到人口的寿命增加5岁,又可以减少死亡人数几千万,同时中国少数民族没有实行一胎制,因此他们的人口有数据说增加了2500万,另外中国的部分富裕农村曾经超生严重,因此农村人口大概可以达到近6亿,城市人口略多于1.5亿,为了计算的方便我们认为原来的城市人口现在大概还剩下1.5亿左右,而原来的农村人口现在还保持在6亿左右,这样中国的实际人口应该在7.5亿左右。即使有误差也不会超过5千万。因为升学等原因而在城市就业而取得城市户口的人大概在5千万左右,这样目前城市户口的人口大概在2亿左右,还有大概5千万城镇人口变成了新兴城市的居民,但他们依然是农村户口,另外还有大概2.5亿的农民和少量的家属在城市打工居住。

因此目前的人口结构是,老城市里有城市户口的城市人口2亿;有0.5人亿是新兴城市的永久居民但他们依然是农村户口,有2.5亿农村人因为打工暂时在城市居住,目前农村还有2.5亿人。

 那么事实上的7.5亿人是怎么变成13.5亿人的呢?这得感谢我们的统计局的创意。统计局是这样统计人口的:

在城市统计城市人口=在城市实际居住的人口总和=2亿城市居民+0.5亿新兴城市居民+2.5亿打工仔=5亿。5亿城市人口这个数字听着是不是耳熟?因为曾经公开报道过目前城市人口就是5亿。

在农村统计农村人口=在农村一查户口发现有6亿农民。

在城市统计在城市居住的农村户籍的人口=2.5亿打工仔。

最后统计局发现中国一共有如下人口:5亿城市人(查城市实际居住人口)+6亿农村人(查农村户口)+2.5亿城市打工仔(查城市暂住证或查打工仔人头)=13.5亿。

哇塞中国的13.5亿人就这样诞生了,可以说经过了35年的一胎制人口居然能翻翻,应该说这是个奇迹,你们信不信,反正我是信了。呵呵。。。

至于统计局这么做对谁有好处都有什么好处,只有他们知道只有上面知道,我们不好妄加猜测。

(来源:凯迪猫眼看人)

退休工人鸣不平求各位转!

 

请各位从今天开始行动起来,将我们的诉求通过各种方式转发出去,让倡导公平正义的中央看看低下的真实情况;也让那些“立党为私”的大小官员们亮亮他们是怎样绞尽脑汁设计出这种缺德的养老金发放规则的和死后。死后丧葬费的补助,也有很大的差别的,公务员死后家人可以拿四十个月的工资,事业单位的可拿二十个月的工资,企业的只能拿十个月的工资。公务员一个月的工资是八千的话拿下来就是32万。企业退休人员一个月拿两千元工资的话死后只拿两万,这是多大的差距?这公平吗?合理吗?
不平!不公!触目惊心!天理何在?!这些年来咋就把退休的工资收入差距拉的这么大呢!难道企业退休职工就该享受不公待遇吗?!这是谁之罪?又是谁之过?要说明这事首先要明白~什么是退休养老金的替代率?养老金的替代率~即劳动者退休时养老金领取水平与退休前工资收入水平之间的比率。目前机关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的退休收入替代率已经超过80%,甚至达到90%左右。而养老保险制度改革以来,由于种种原因,企业的养老金替代率却呈现逐渐走低的趋势,从改革初期的60%逐年下降至现在的40%甚至更少。有一条要注明~机关事业单位本身在职时工资就高于企业职工收入几倍~退休后的替代率又高出一倍,这岂不是越富越多!越少越贫吗?昨遇二位女同胞,都是2007年退休,一是事业单位现领退休金5700多元,二是企业单位现领退休金2300元,今年的退休金前者长近800多元,后者只长不足300元(人均210元)!习主席和现任中央领导的本意是想让所有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但这些办事人员竟违背席主席和中央领导的意图,掩埋我们退休人员实际情况,在他们的鼻子底下给我们退休人员退休金今年比往年加得更少,且物价立马涨!国家希望我们健康长寿,你们这些基层办事人员却尅扣我们,难道这么大的国家有困难就摊在我们这些企业退休人员身上?我们这一代,没有体会过双休,没有拿过高薪,没有网络没有高科技通讯设备上班哪能公私兼顾有忙有闲?有的却是一颗红心拼命工作,甚至加班加点不计报酬,为国家创造效益,没有过一点舒坦的日子!为党为国家工作了30多年啊!为何老了退休了收入还是越差越大?所加的钱远远抵不上物价上涨,我们企业职工承受着这般委屈和漠视!我们要公平公正,我们要呐喊!要讨个说法!有同感的退休职工转!转!转!

十年来被进化的30个中文词

 网文

 1.小姐:从尊贵到低俗;

 2.美女:从惊艳到性别;

 3.老板:从稀有到遍地;

 4.鸡: 从禽类到人类;

 5.同志:从亲切到敏感;

 6.校长:从榜样到禽兽;

 7.表哥:从亲戚到贪官;

8.干爹:从长辈到情人;

9.专家:从缜密到胡说。

10.教授:从师长变叫兽。

11接轨:由衔接变接鬼.

12.和谐:从温馨变喝血。

13.奶粉:从食品到毒品;

14.大虾从海鲜到计量单位。

15.足球:由激情到伤心。

16.饭局:由用餐到设局。

17散步:由休闲到民生。

18.太极:由体育到攻略。

19.红十字会:由救人到骗人。

20.美债:由财富变笑谈。

21.游轮:由游轮变游魂。

22.旅游:由游玩到历险

。23.久经考验的领导到酒精考验的领倒。

24.研究生到烟酒生。

25.空调:从家用电器到工资改革。

26.先生:由前辈到爱人。

27.梦:由身体本能到国家宏图。

28.鞭炮:从炸鬼到炸桥;

29.房事:从个人隐私到大众痛苦。

30.打炮:由军用术语转为民用。

 真理1:我们为了活命吃东西,为了保命又不敢吃东西;

真理2:交话费的时候才发现自已的废话那么值钱;

 真理3: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就是面对面坐着却在玩各自的手机;

真理4:婚姻是爱情的坟墓,更可悲的是,小三还要来盗墓。
 

一位老板对比中美制造业的真实成本惊呼可怕

作者:智能制造

浙江省慈溪市江南化纤有限公司成立于2000年,是同行中最早开拓海外市场的企业,一直位居国内同行出口的前二位。目前,公司占地7.9万平方米,500名员工,5条自动化生产线,年产10万吨。
去年,“江南化纤”在美国南卡罗莱纳州投资办厂,成为首家在美国建立再生聚酯短纤维制造工厂的神州企业,一期计划投资2500万美元,二期计划投资2000万美元。“江南化纤”反映,去美国投资办厂,主要原因是国内综合成本连年攀升,颇感吃力。“江南化纤”测算比较了创办相同规模企业的中美成本,并提供了部分成本构成对比表。
1、土地成本:神州是美国的9倍
国内地价是美国地价的9倍,并且美国是永久性产权,我们是50年产权。例如,2000年浙江省慈溪市工业用地价格是18万元/亩,目前美国地价仅为2万美元/英亩,相当于2万元人民币/亩,如果按照现在许多县城工业用地100万元/亩算,是美国的50倍。
2、物流成本:神州是美国的2倍
国内物流成本是美国物流成本的2倍。以油价为例,神州的油价是美国的2倍,油价高,物流成本也就高。何况神州还有全世界少有的过路费、过桥费,物流成本能不高么?
而美国的物流成本主要由三部分组成,一是库存费用,二是运输费用,三是管理费用。比较近20年来的变化可以看出,运输成本在GDP中比例大体保持不变,而导致美国物流总成本比例下降的最主要原因是库存费用的降低。
3、银行借款成本:神州是美国的2.4倍
最便宜的国内借款成本年利率6%,是美国成本年利率2.5%的2.4倍。按每吨7000元人民币或美国1100美元资金、4个月一周转,国内借款成本年利率6%和美国成本年利率2.5%分别计算公司运营资金财务成本:国内是7000元*4*0.06/12=140元、折合22.58美元。美国是1100美元*4*0.025/12=9美元,国内比美国高出1.5倍。
这还是正常的银行借款,如果资金来自年利率超过10%的银行理财产品、年利率15%的私募基金、甚至是年利率20%的民间高利贷、企业不堪重负。
4、电力/天然气成本:神州是美国的2倍以上
国内能源成本是美国能源成本的2倍以上。美国除开夏威夷的电价特别贵外(海岛地区没办法),其他州的电价都不贵,以德州为例,其电价折合人民币才2毛钱。
由于我国对电力、天然气直接定价的原因,企业用电用气用油价格居高不下。按国内每吨耗电450度、电价0.76元/度计算,单位生产成本342元,折合55.16美元。美国设备自动化程度较高,单位用电量相应增加10%,每吨至500度,按照电价0.05美元/度计算,单位生产成本25美元,国内比美国高出1.2倍。
5、蒸汽成本:神州是美国的1.1倍
还有蒸汽部分,国内用热电厂蒸汽,按每吨消耗蒸汽1.6吨、单价190元/吨计算,单位生产成本304元,折合49.0.美元,美国用天然气锅炉自制蒸汽,按天然气价格为0.48美元/therm、单价14.52美元/吨计算,单位生产成本23.23美元,国内比美国高出1.1倍。
6、配件成本:神州是美国的3.2倍
国内配件成本是美国配件成本的3.2倍。国内设备性能略差,工人操作习惯不良,每吨单位配件成本约100元,折合16.13美元,而美国生产线设备性能较好,工人操作习惯好,每吨单位配件成本5美元,国内比美国高出3.2倍。
7、税收成本:美国税收优惠力度大
在神州,各种税收不断,把企业压得喘不过气。广州一家物流公司,运送一批货物到海南,总收入为1.9万元,但利润仅有216元,其中上税需要1260元。
而美国的州政府最看重的是就业,常常给予企业优惠的税收政策,比如房产税优惠30年内有效,如果公司达产,30年内将给予3000万美元的税收减免。
8、清关成本:美国无需支付进出口清关成本
在美国投资办厂无需支付进出口清关成本。国内企业原料均进口,假设进品环节费用不含内陆运费、关税、增值税、仅各类手续成本约为3500元/柜,每柜按20吨装计,则为175元/吨,折合22.58美元/吨。
国内企业成品出口,假设出口环节费用不含陆运费,仅各类手续成本约为1600元/柜,每柜按20吨装计,则为80元/吨,折合12.9美元/吨。如果加上运费等,成本还要大幅增加。
9、人工成本:神州成本优势趋弱
尽管美国劳动力成本是国内劳动力成本的2.57倍,但美国自动化程度高,用工少。国内两条月总产量为4500吨的生产线用工250人,美国设备改进,同产能两条生产线才用工180人。
按照目前国内工人工资上涨趋势,如考虑国内5年工资再翻倍、10年工资翻两番计算,那么神州在人工成本上也占不到任何优势了。
10、折旧成本:美国是神州的1.7倍
美国折旧成本是国内折旧成本的1.7倍。同产能设备及土地厂房,国内生产线投资9000万元人民币、美国生产线投资2500万美元、按15年折旧年产50000吨计分别计算吨折旧成本:国内9000万/15年/50000吨/年=120元/吨,折合19.35美元/吨。美国是2500万美元/15年/50000吨/年=33美元/吨,高出国内1.7倍。
11、厂房建设成本:美国是神州的4倍
美国厂房建设成本是国内的4倍,但十年以上二手厂房价格根据年限则是新厂房的1/8-1/2,而且普遍性能良好。
综合以几点来看,随着国内环境成本,人工成本等持续攀升,神州制造成本已经和美国制造成本相当,在一些行业将会超过美国制造成本。“江南化纤”是个案,但国内制造成本的连年大幅攀升是不争的事实。神州制造已经“未强先高”的问题,必须引起高度警觉,想方设法降低制造成本,努力提升“神州制造”的竞争力。(来源:财富杂志,互联网思想)

到底是谁挑起朝鲜战争?

 

原苏联国家档案资料有部分解密,关于金日成等人如何策划发动朝鲜战争的经过终于泄露出来。原来侵略者并非「帝美」李承晚匪帮,而是金日成、斯大林。但是由于信息封锁,至今多数人仍沿袭过去的思维模式,认为朝鲜战争是「美帝」挑起的。

  1、朝鲜战争爆发前,中国知情不?

  1949年,金日成奔走于莫斯科和北京之间要求合伙发动「解放」南韩的战争。在金日成的殷切要求下,中国人民解放军朝鲜族的三个精锐师在1949和1950年初调入朝鲜,编入朝鲜人民军,供金日成调遣。(见鲁南生:《斯大林、毛泽东与蒋介石》)这三个师原来归四野林彪统率,他们曾身经百战。这样一来金日成手下的兵力增加了一倍,而且增加的都是精兵强将。在这种情况下,金日成放胆在1950年6月25日,有计划、有准备地发动了入侵南韩的战争,因为有备而来,一鼓作气三天之内就攻下韩国首都汉城,世界为之震惊。所以,金日成出兵南韩,中国是先是知道的。

  2、关于抗美的宣传

  朝鲜战争爆发后,当时国内的宣传一致认为是美帝指挥南朝李承晚发动的战争,全国很多城市举行声势浩大的大游行,开大会声讨“美帝国主义”。细想一下,如果是南韩发动战争,他们乘势而来,怎么会三天之内,就丢了自己的首都汉城呢?在当时声势浩大的宣传运动中,人们是不会思考这些问题的,因为那时的人都不过是行尸走肉罢了(当然,现在的绝大多数中国人也是),所以只能跟着反对“美帝”侵略。

  3、朝鲜战争死亡人数

  朝鲜战争是二战之后最残烈的一场战争,造成了500万人的死亡,(平民死亡300多万,军人死亡100多万)。中国志愿军死亡人数,现在还没有准确的统计数字,很多战士死得悲壮凄惨。志愿军夏天入朝,本想冬天之前结束战斗,没有想到拖了三个冬天,后勤补给跟不上,很多战士冻死。根据美国人写的回忆录提到,曾经有一段时间,志愿军和联合国部队之间的阵亡人数是14:1。在这场战争中除了造成人员死亡之外,还耗费了中国的大量财政开支。1951年中国的财政出支有50%是用在朝鲜战场上。(见毛选五卷P66)

  4、失败的第5次战役

  1950年冬天,志愿军已经打到朝鲜的三八线,彭德怀主张暂时不过三八线,因为军队损失已经很严重,而毛否定了彭德怀的意见。结果是:仓促发动的第四次战役,并没有取得预想的结果。相反,美军抓住志愿军不具备一周以上连续作战能力的弱点,大举反击,使志愿军遭到入朝作战以来的第一次挫折。不仅损失了5万多人,放弃了刚刚占领不久的仁川和汉城,而且全线被迫后退了100多公里,又撤回到了三八线以北。(见《斯大林、M泽东与蒋介石》P877)第五次战役目标开始决定主要在三八线地区打击敌人,到后来却发展到要打回三七线以南去了。第五次战役开始不久,美军掌握了志愿军的作战规律,利用其机械化程度高和火力强等优势,使志愿军无法发挥运动战的特长。结果,志愿军全线被迫后撤约40公里才勉强阻止住敌人的推进,且损失严重。仅此战役,志愿军就有1.7万人被俘,占整个朝鲜战争中志愿军被俘人员的80%还多。」(见《斯大林、M泽东与蒋介石》P877

  5、谁是朝鲜战争的胜利者?

  战争是否取得胜利的标准是甚么呢?这要看战争是否达到预期目的。

  金日成:策动这场战争的目的,十分明显是要在南韩建立统治。或者用他的话来说是「解放」南韩,是要用武力统一朝鲜半岛。而结果呢?花了三年时间,朝鲜死亡了无数人,最后的结果又回到了三八线,南韩还是在李承晚的领导之下。

  中国:联合国通过决议谴责中国是侵略者,中国在全世界受到孤立,在那以后美国有理由对中国实行经济封锁。中国也失掉了「解放」台湾的机会。中国志愿军被俘人员是2.08万,是美英两国战俘的4倍还多。在战俘遗返时,中国战俘有1.6万人不愿返回中国,(占被俘总数的三分之二)。(数据见《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唯一的收获是落下了敢与美帝叫板的名声(当然这也只是针对中国老百姓宣传的)。

  美国人:捍卫了南韩的主权,但也没有推翻金日成政权,损兵折将,又回到战争爆发前的状态。

  苏联人:没吃亏,相反还卖了不少武器。直到60年代,中国还在偿还苏联的军火费。

  日本人:占了大便宜。在战争中接了美国不少定单,建立了经济崛起的基础。

  美国首都华盛顿的越战纪念碑,是一个相当出名的设计作品。今天的建筑系学生,在学到当代纪念碑设计的时候,恐怕都会接触到这个设计范例。在中国,有不少介绍美国的文章,都提过到青草坪上,刻满了阵亡者姓名的这个黑色花岗岩墙。一方面,人们当然是被它别具一格的设计思想和表现手法所吸引;另一方面,人们也好奇地注意到,纪念碑的设计者林璎是当时刚二十出头的一个华裔女孩,她当时还是建筑系的大学生。更何况,她和中国似乎有著丝丝缕缕的关系,追根溯源,她原来是中国著名建筑师梁思成的夫人林徽音的一个远亲。这样,就有了一点传奇色彩。也使美国越战纪念碑的在中国的知名度,远远超出了建筑系大学生的范围。可是,在中国很少有人知道,就在这个著名的越战纪念碑近旁,还有一座与中国关系更为密切的战争纪念碑,那就是美国的朝鲜战争纪念碑。

  这实际上不止是一个纪念碑,而是一个小小的纪念园区。走进这个园区,首先相遇的,是19个与真人尺度相仿的美国军人雕塑群。这些不锈钢雕塑是写实的。大家都知道,以写实的战士塑像作为战争纪念碑的组成部分,这已经是一个古老得不能再古老的设计手法,似乎了无新意。可是,这个纪念碑以最传统的设计方法入手,却能够赋予参观者一种特殊的感受。作为对一个设计作品的分析来说,它的突破点在哪里呢?朝鲜战争纪念碑的设计者,并没有按照通常的做法,把这些雕塑集中在一起,而是将他们一个个拉成散兵线,撒开在一片长满青草的开阔地上,“搜索前进”。他们头戴钢盔,持枪驱前,表情显得非常紧张。它和一般纪念碑设计另一个不同之处是,这些塑像都没有高台底座。他们不是高耸的英雄,而是普通士兵。他们的脚就结结实实地踏在这片开阔地上。这么一来,士兵脚下的这块土地就自然地融入,成了雕塑群的一部分,战场也就因此而被生生地移进了这个纪念园。当烈日炎炎,当狂风扫过,当暴雨倾注,当皑皑冬雪覆盖在这片开阔地和士兵们的身上,这时,设计者甚至将整个气候和环境都引了进来,成了这个雕塑群最真切的背景和注释。于是,战场的严酷和士兵危在旦夕的生命,作为一个战争片断,整体地走进了纪念园。传统的写实群雕就这样被新颖的设计思路所突破,产生了与众不同的视觉效果和感受。按照建筑界的行话,这确实是一个非常有“想法”的作品。南面是一座黑色的花岗岩纪念墙。在这座墙上,还隐现著浅浅蚀刻的许多士兵的脸部,这些形象不仅是写实的,甚至可以说是真实的。因为所有这些脸部,都是根据朝鲜战争新闻照片中美军各个兵种的无名士兵的真实记录,临摹刻摹的。纪念墙的花岗岩是磨光的,开阔地的塑像群因此而映射在墙上。随著我们的脚步移动,两组形象便流动地,互为背景地融合在一起。战场的引入,新闻照片的应用,都表明著设计者在刻意寻求一个历史真实的感觉。而正是设计者的这个追求,让走入纪念碑园区的我们,不无困惑。

  我们当然是困惑的。因为我们从小唱著“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长大;我们熟读课文《谁是最可爱的人》;我们看了无数遍电影《英雄儿女》;哪怕是在美国打工,我们只要一张嘴,都会不假思索地唱出《上甘岭》的插曲。在我们出生出世长大成人的每一天,我们最崇拜的艺术家们,就是以他们最卓越的才能,以最优美的旋律,最动听的歌喉,向我们讴歌这场战争和战争中的英雄。以致我们在一生中有过多次痛恨自己生不逢时,没有生在朝鲜战争的前十八年,没有最后一次赶上报效祖国的机会。我们根本不需要思考就能推出天经地义的逻辑:我们的父辈跨过鸭绿江,就是“保和平,卫祖国”,就是“保家乡”。至于为什么要跑到鸭绿江那头去“保卫”,是因为唇亡齿寒。美帝国主义醉翁之意不在酒,他们挑起朝鲜战争,就是要利用朝鲜半岛作为“跳板”,企图将刚刚诞生一年的新中国,扼杀在摇篮里,就象要杀死一个天真的婴孩一般。为此,我们的爱国主义绝不是干巴巴,而是血肉丰满的。既充满对侵略者的仇恨,却又伴随著诗意无限的对祖国的热爱。这与我们青少年时代的浪漫和激情实在很合拍。就象《上甘岭》的主题歌《我的祖国》一样,“一条大河波浪宽,风吹稻花香两岸”的柔情,和“若是那豺狼来了,迎接它的有猎枪”的激昂,能够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浑然一体,天衣无缝。因此,我们向来不认为自己接受过什么说教,那是一种已经化为血液流淌在胸中的感情。这样的感情是如此难以割舍,它不仅会伴随我们从小到大,而且也会伴随我们越洋过海。我们就这样毫无思想准备地突然“踏入敌阵”,走进了美国朝鲜战争纪念园区,蓦然面对“行进”在朝鲜战争的开阔地上的,那19名疲惫艰难的美国士兵。我不由自主地说,这就是被我们打败了的“美国野心狼”了。关于这些美国士兵,园区内只有一句短短的碑文:“我们的国家以它的儿女为荣,他们响****唤,去保卫一个他们从未见过的国家,去保卫他们素不相识的人民。”在读到这段碑文的时候,我们才恍然大悟,我们眼中穷凶极恶的“美国鬼子”,却也是美国人民心中的“英雄儿女”。我们停在这只有一句话的碑文前,不由有些发愣,就愣在“保卫”这个词上。美国兵千里迢迢去朝鲜,他们凭什么言称“保卫”,他们又究竟去保卫了什么?这是一场跨越了半个地球的战争。我们也想到,在有著信息自由法的美国,政府不可能对于这样一场战争,向他们的士兵和家属隐瞒重大历史情节。这个朝鲜战争纪念碑是在1995年6月27日才揭幕的,远在1982年揭幕的越战纪念碑之后,那么,在经历了对越战的不断重新认识之后,美国人在建立这个朝鲜战争纪念碑的时候,为什么还能够保持整整半个世纪的自信,坚信这样一个远征是正义的呢?这时,我们才意识到,这是我们此生第一次站在这样一个位置上,站在交战双方的边界。我们感到奇怪的,不是上面的这段碑文和疑问,而是我们怎么直到站在这个“敌营”的纪念碑前,才第一次产生这些疑问,我们怎么直到今天,才想到有必要了解和知道,我们当初战场上的敌人,他们又是怎样看待和解释这场战争的。

  “自由不是无代价的”

  很难在纪念碑上直接找到彻底的答案,因为这个纪念碑园区的文字非常少。除了上面这段碑文,另外,就只有一句话的碑文了,那是用银色的字,镶镌在一座同样简洁的黑色花岗岩纪念碑上的。纪念碑座落在一个圆形的水池中。它是整个朝鲜战争纪念碑的主题:“自由不是无代价的。”虽说提到“自由”这样一个“主旋律”,可是整个设计基调仍然是低沉的。和越战纪念碑一样,它强调的仍然是“代价”,是战争对于生命的摧残。因此,作为对主题的诠释,在围起这个水池和纪念碑的石块上,我们看到刻著参与朝鲜战争的联合国军的伤亡记载:阵亡美军54246,失踪美军8177,被俘美军7140,受伤美军103284。我们从未接触过这些战争数字,不由自主地感受到它的分量。在这些数字里,我们也发现了自己对历史事实的无知。我们一向以为,在朝鲜战场上,美军只是打著“联合国军”的旗号而已,战场上都是“美国狼”。而从以上数字表明的事实,与我们原来的印象差异很大。美军在联合国军中的比例,远远低于我们的想象。我们于是想知道,当年志愿军的敌人,究竟是些什么国家。我们终于找到了这个园区的最后一点文字。那是当年所有加入联合国军,参加朝鲜战争的国家和提供医疗支持的国家的名单,他们是:希腊,法国,埃塞俄比亚,丹麦,哥伦比亚,加拿大,英国,泰国,瑞士,南非,南朝鲜,菲律宾,挪威,荷兰,新西兰,卢森堡,印度,意大利,澳大利亚和比利时。

  只有三八线依旧

  我们一向被告知,中国人民必须打这场战争,不打就会亡国。我们一向被告知,连美国高级将领也承认,他们在朝鲜“打了一场错误的战争”。现在我们才知道,当时的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五星上将奥玛尔·布莱德利确实说过类似的话,但是,他的原话是,假如因为朝鲜战争,“我们就打入中国的话,那么,我们将是在一个错误的时间,在一个错误的地点,与错误的敌人,进行一场错误的战争。”这段话和我们原来理解的意思,实在差得太远了。我们读完这段历史的史实,就再也没有兴趣探究在三年的朝鲜战争之后,到底是谁把谁逼到谈判桌前,争了这最后的一口气。因为,基本事实在是太简单了:战争之前,是和平,是国际公认的,南朝鲜和北朝鲜也承认的,划分它们边界的三八线;战争之后,恢复了和平,维持了同一条三八线。三年的时间,唯一被改变的,是上百万生命的丧失,几百万人致残,无数和平的家庭被毁坏。我们从华盛顿回来,从一大堆照片中,抽出一张装进了镜框,放在桌子上。照片的上端窄窄的一条,是那座黑色的纪念碑,隐隐可以看到那句有关自由与代价的碑文,照片的大部分是纪念碑下的水池,水池里,一只飞来的野鸭正把嘴****翅膀,静静地享受著和平温暖的春日阳光。

  朝鲜战争的结果是:

  留下了一个无耻的、独裁的、虚伪的、专制的、封闭的邻居!!!

树立了一个强大的、民主的、自由的、开放的、包容的对手!!!

共产主义失败源于本身错误

 

以下摘自哈佛大学历史系讲座教授、俄国史专家Richard Pipes的著作《共产主义实录》一书。

“马克思主义是二十世纪最大的幻想。”

现在,我们可以来回答在本书《序言》中所提出的那个问题了:“共产主义的失败,究竟是由于人为的错误,还是由于这一运动本身所带来的难以克服的弱点?” 历史事实昭然若揭:共产主义的失败,原因在后者。共产主义之所以失败,不是因为主义好而只是做错了,而是因为共产主义本身就是错误的,它只是一场很糟的空想。

自1917年布尔什维克党人在俄国取得政权之日起,世界各地发生了多次革命,都是要按照共产主义的原则来建立新社会的。莫斯科方面曾慷慨地用金钱、武器来支援这些革命,并为之出谋划策。实际上,这些革命都失败了。而最后,共产主义在俄国也垮台了。时至今日,共产主义只在少数几个国家——中国、北朝鲜、越南、古巴——中残存了下来。即使在这些国家里,共产主义也在日益消蚀下去:共产党人只是不惜对资本主义作出巨大让步,才得以把政权撑持下来。我们回溯这段令人沮丧的历史,便可以合情合理地认为:或者是共产主义的基本理论错了,或者是共产主义的政治纲领错了,或两者全都错了。

让我们就从苏联解体说起吧:苏联原为第一个共产主义国家,并且是在世界各地策动共产主义运动的原动力。自从1991年苏联解体以来,出版了许多研究报告,对这一惊心动魄的大事提出各式各样的解释:或者说是由于苏联经济停滞不前,或者说是由于苏联公民接触外国讯息太多了,或者说是由于苏联在阿富汗用兵的失败,或者说是由于苏联在军备竞赛中负担太重,无力应付,如此等等。苏联国内异议蜂起,政府无法制止;而像波兰团结工会那样的运动,弄得苏联领导人心力交瘁。苏联原以为:在越南那场旷日持久的战争中失利后,美国将厌倦再搞冷战,退回到孤立状态中去。但是,里根总统却奋力整军经武,向共产主义挑战,这就使苏联政府更加为之沮丧。毫无疑问,以上所说的每一项,都曾在苏联解体中扮演过作用。不过,如果苏联是一个健全的机体,这些因素也不能就颠覆一个庞然大物的苏联帝国。正国为苏联这个机体已经是百病丛生,所以这些因素就发生作用了。

马克思主义是共产主义的理论基础,而马克思主义本身就带有使其毁灭的种子,因为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资本主义的论述是错误的。马克思主义是建立在一套虚假的历史哲学上面的,也是建立在一套空中楼阁的心理学理论上面的。

马克思主义有一项基本论点:认为它所竭力要废除的那个私有财产制,只是一个过渡性的历史现象 (即介于原始共产主义与高度发展的共产主义之间的一段插曲)。这个论点显然是错误的。所有的史料证据都表明:自古以来直至近世,为财富之主要来源的土地,除掉为君主所专有者外,总是属于部落、家族或个人的。土地上孳生的牲畜、商业和资本,无论何时何地,总是掌握在私人手里的。由此可知:私有财产制决不是一个过渡性的现象,而是社会生活中一个永恒的主题,因此,也就是坚不可摧的。

还有一个同样严重的错误: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性是可以无止境地予以改造的,因此只要把惩治和教育结合起来,就可以造就出一批毫不利已的新人,甘愿投身到社会中为社会服务,实现柏拉图在其《理想国》中所描述的那种社会:“在社会生活中,完全没有私人或个体之分。”即使共产主义政权为达到此项目的而施行的高压政策能够收效,这种效果至多也只是暂时的,转瞬即逝:就像那些驯兽师所知道的那样,兽类经过精心设计的驯练,可以玩出各种各样的花招,但只要离开了驯练,不要多久,它们就会把所学到的东西忘记得干干净净,恢复其原来的动物本性。再者,后天所获得的性格是不能遗传的,那么,每一代新出生的人,都会给世界带来许多非共产主义的生活态度,其中最强烈的肯定就是要活下去的谋生之道。共产主义不能改变人的本性,这就注定它最后必将失败。墨索里尼甚至在其转变为法西斯党揆以后,还对共产主义抱有某种同情。他在1920年曾断言道:

“列宁是个艺术家。其他的艺术家是用花岗石或金属作为素材来工作的,而列宁这个艺术家是把人作为素材来工作的。然而,人比花岗石还坚硬,而且也不像铁那样可以任意加工熔铸。所以,至今也没有能拿出一项杰作来,列宁这个艺术家是失败了。事实证明,这项工作他是无法完成的。”
实际情况如此,这就迫使共产主义政府要用暴力作为进行统治的常用手段。要强迫人们把他们私有的东西交出来,并且要他们放弃个人利益来服从国家的需要,这就要求公务机关须享有无限的权力。列宁给 “无产阶级专政” 所下的定义,正是如此。他说:“无产阶级专政的权力是一种不受任何约束的权力,不受法律条文的约束,绝对不受任何规章制度的束缚,它完全是以暴力为基础的。”

历史经验表明,这样的一种政权倒也真的行之有效:它曾经强行于俄国及其附庸国,强行于中国、古巴、越南、柬埔寨,以及非洲和拉丁美洲的一些国家。然而,它的代价是惨重的,那还不仅是无数人所遭受的种种苦难,而且是这些政权所为之奋斗的那个目标,即人人平等,也完全消失了。
在为这种以武力镇压为基础的政治体制进行辩护时,列宁总是说这种政治体制是暂时的,一旦完成了它的任务,这种以镇压为务的国家就要消亡了。然而他竟然不顾这一事实:“国家” 是个集体的总称,它是由众多具体的个人集合起来的。这些个别的人,不论其历史使命为何,总也要关心其切身利益的。尽管照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说法,国家仅仅是为其主人翁服务的,它本身没有什么利害关系,但实际上,那些掌管国家事务的人,很快就形成一个新阶级。那个宣称要开创一个新时代的“作为先锋队的党”,也就根本变质了。

国家 (或者更正确地说,共产党) 除了要安置这个新阶级以外,别无选择,因为它是要倚靠这个新阶级来巩固其政权的。在共产主义统治下的国家,官僚机构总是飞速增长的。其所以如此,原因也很简单:因为国家把包括经济在内的国民生活各部门都拿了过来,它需要有一套庞大的官僚机构来管理这些事。每一个共产主义国家,总爱把官僚机构的膨胀当做替罪羊,却没有哪个共产主义国家能离开这套官僚机构而还可以撑持下去。在苏联,在布尔什维克取得政权的头几年内,政府就给它的领导干部提供种种特殊的优惠。日积月累,那些领导干部就形成“高干”,一个可以世袭下去的特权阶层。这就是说,那个要做到人人平等的理想没有了。于是,为了要推行财产权的平等,却必须先规定出权利的不平等,将之制度化。这就造成共产主义中目的和手段的矛盾,共产主义所采用的手段,是和它的目的相悖的。在所有那些由国家控有一切生产资源的国度里,也都有这种矛盾。
是的,那些共产主义国家曾不时采取一些措施,想来消除这种官僚体制对国家和社会所造成的不良影响。列宁和斯大林是用清洗的办法,而在斯大林统治时期,这种清洗就演变为大规模的屠杀。毛泽东则是发动“文化大革命”,想以此来摧毁那盘根错节的党领导干部的特权。这些措施,没有一项是成功的。到最后,还是那些高级干部胜利了,因为缺了他们,政府就寸步难行,什么事也办不成了。

想要用民主方式来实行共产主义,也总是失败的。正如阿兰德当政时期的智利所显示的那样:要在一个有相当多的****、有独立的司法机关、有民选立法机关的国家里触动私有财产,那是不会成功的。因为这里不像那些“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可以无情地镇压反对党。在这里,反对党有机会把反政府的力量组织起来,一等到人多势众,力量壮大,就可以轻而易举地把那个革命政权推翻掉。1990年,在尼加拉瓜,那个信仰共产主义的桑狄尼斯塔 (Sandinistas) 解放阵线满怀信心,以为民众会拥护他们,让民众投票表决,结果民众就投票把他们轰下台了。

共产主义国家中衍生出来的那一套官僚机构,也造成经济上的种种失败。这些失败,或者是促使共产主义国家垮台,或者是迫使它们不得不放弃共产主义的一切内容,只保留一个共产主义的空名。把那些生产资料收归国有,就是要把那些生产资料的管理权交到那些官僚手里去。而那些官僚,却既没有能力也没有什么物质刺激足以使他们能有效地去经营那些生产资料。于是,必不可免的结果就是生产不断下降。再者,那种集中管理所带来的墨守成规的刻板性,使共产主义经济很难受到技术革新之赐。这就说明为什么苏联虽然有高水平的科技,却错过了某些当代最重要的科技发明所带来的变革。正如菲德烈·海耶克 (Friedrich Hayek) 所指出:只有自由市场,才能够敏捷地察觉到经济的变动,并作出反应。只有致富的前景,才能鼓励人们在忙于日常生活之需以外,再努力上进。在共産主義制度下,缺乏有效的物質鼓励:事實上,辛勤工作的人反而吃虧。谁若是完成了生产指标,结果他的生产指标就会立即加码。

共产主义的经济政策处处失败,在农业方面,其所造成的后果最为惨重。几乎所有那些受共产党人统治的国家,都是以农业为经济基础的。没收私有土地,搞农业集体化,这就一定要打乱世代相传的耕作方式,造成空前严重的饥荒。苏联,中国,柬埔寨,埃塞俄比亚,北朝鲜,都曾发生过这样的大饥荒。在这些国家中,每一个国家都有数以百万计的人死于这种人为的饥馑。在共产党人统治下的北朝鲜,直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后期,还有一大部份儿童因为营养不良而罹致体质上的残疾。在北朝鲜,仅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后半期,估计就有二百万人死于饥饿。北朝鲜的婴儿死亡率是每千例生育中有八十八例死亡,而南朝鲜的婴儿死亡率是每千例生育中只有八例死亡。北朝鲜男性的平均寿龄是48.9岁,南朝鲜男性的平均寿龄是70.4岁。北朝鲜国民每人每年的平均生产总值是 $ 900,而南朝鲜国民每人每年的平均生产总值是$13,700。

共产主义没有能提供生活上的富裕,也没有能做到它所企求的人人平等。而共产主义的内在矛盾还远不止于此,它没有自由。马克思原是说,共产主义社会的最终目的,除了生活富裕和人人平等以外,还会有广泛的自由。然而,把一切生产资源都收归国有,这就是把所有的公民都变成国家的雇佣人员─—换句话说,就是把所有的公民都变成政府的附庸。在这种情况下,公民就没有任何有效的保障来限制国家的权力。历史事实证明:只有在财产权得到坚定不移的保护时,个人的自由权利才有保障。因为,财产权构成一道最有效的壁垒,可用来抵御国家的干涉。国家承认其臣民对他们的财物有所有权 (并表示要尊重这种所有权), 这就等于承认国家的权力是有限度的。只要财产权是个法律的概念,是要由法院来强制执行的,这也就是庄严承诺,国家是受法律约束的。这就说明:共产主义所为之奋斗的那个目标,废除财产私有制,必不可免地会使人们丧失自由,丧失其法律的依据。把生产资源收归国有,远不是象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想像的那样,说是可以把人们从物质的奴役中解放出来。正相反,它把人们变成统治者的奴隶。而且,由于物资经常短缺,人们就变得愈来愈重视物质了。

关于那些企图在各自国家范围内实行共产主义的情况,已经说得不少了。想在国际上搞共产主义活动,情况亦复如此。因为马克思主义者把资本主义看做是世界性的,所以他们坚持必须在全世界消灭资本主义。1848年发表的《共产党宣言》,提出“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的口号。后来,各国的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也都采用这一口号,总以为工人们的团结是超越国界的。
事实证明,这种团结是虚构的空话。不管人们对其所属阶级的情谊如何,无论何时何地,人们忠于本土、忠于本族的心情总是更为强烈的。每当人们遇到外国挑衅時,阶级的差距就消失了。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各国的社会主义者都领会了这一教训。当时,那些参加第二国际的各国政党,几乎毫无例外地都违背其信誓旦旦的承诺,转过去支持各自的“资产阶级”政府,投票赞成参战了。1920年,列宁又一次领会了这一教训:当苏俄红军侵入波兰,说是要把波兰的工人和农民从被剥削的苦难中解放出来时,波兰的工人和农民却同仇敌忾,群起保卫他们的国家,抵御红军的入侵。这样的事例,在历史上屡见不鲜。

这样的事例,并非只有在所谓阶级社会里才会发生。甚至那些由共产党人掌权的国家,表面上像是没有阶级之分,总是不甘心老受苏联的控制,只要一有机会,就要从这种控制中挣脱出来。这样的事,首先发生在南斯拉夫,但最令人惊心动魄的却是发生在中国的那场斗争。中国共产党人原是把苏联当做模范和老大哥的,但中国共产党人掌握政权还不到十年,就认为他们有权去实行并传布他们自己的那一套马克思主义,而且为了坚持此项主张,几几乎要与苏联开战。红色高棉则走得更远,它要完全自行其是,坚决认为它那一套共产主义完全不同于俄国的共产主义,也完全不同于中国的共产主义。甚至当苏联势力鼎盛之际,那些搞“欧洲共产主义”运动的人士也同样要求多元化 (即主张“多中心主义” )。

莫斯科方面要遏制共产主义国际运动中这些离心离德的势力,唯一的办法就是使那些别国的共产党保持弱势,并因此必须完全倚靠苏联。因为,一旦那些别国的共产党发展壮大起来,它们就会自行其是,甚至完全独立。于是,共产主义国际运动便处于进退两难的窘境:或者是让那些别国的共产党孤立下去,势单力弱,做苏联的驯服工具,但对苏联又没有多大用处;或者是听凭那些别国的共产党日益强大,举足重轻,这又会使它们挣脱苏联的羁绊,破坏共产主义运动的国际团结。二者必居其一,****是没有的。

共产主义运动中这些本质的缺点,有许多共产党人是明白的,于是就产生了各式各样的“修正主义”。然而,某些共产主义的忠实信徒,却认为共产主义的失败并不是因为主义本身错了,而是因为推行这种主义的手段还不够毒辣无情。这就证明了哲学家桑塔耶纳 (Santayana) 对“狂热者”一词所下的定义是对的:人们如果忘乎所以,就会以加倍的疯狂来行事。他们会用极其残酷的手段来滥杀无辜。共产主义制度下发生了一次甚过一次的血流成河的大屠杀,从列宁到斯大林,从斯大林到毛泽东和波尔布特,愈演愈烈。

总而言之,共产主义之所以失败,而且注定了要失败,至少有两个原因:第一,共产主义的主要目标是要做到人人平等,但为了强迫达成这种平等,又必须建立起一套享有种种特权的暴力机构,这就使平等之旨荡然无存。第二,无论何时何地,那种忠于本族、忠于本土的情谊,当其与阶级属性发生冲突时,总是会战而胜之的。那种忠于本族、忠于本土的情谊,会把共产主义和民族主义混合在一起,这就是为什么共产主义容易和“法西斯主义”打成一片的缘故。因为认清了这一事实,所以在1990年以后,那个继承苏联共产党的俄罗斯联邦共产党,就放弃了那个号召世界各国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口号。

那位德国—意大利籍的社会学家罗伯特·迈可斯 (Robert Michels), 预见到这些历史发展的进程,曾正确地预言道:“社会主义者可能会掌握政权, 但社会主义却决不能成功。”

这里还有一层很特殊的原因,那是和共产主义国家的政权结构有关的。列宁所设计的共产主义国家的那一套政权结构,使共产主义的理想无从实现。列宁认为资本主义即将在世界范围内完全崩溃,所以他就按照军事体制来组织他的政府。苏联的共产主义体制,以及那些模仿苏联体制的共产主义国家,都把政治体制军事化了,使之服从中央的统一指挥。这一套政权结构,能调动所有一切的人力物力,在抵御直接威胁其统治的暴力挑衅并向外扩张其势力方面,是很有效的;然而,在对付那些不是武力所能解决问题的挑战时,就显得效果很差,甚至是软弱无力了。那个预期中的世界革命并没有发生,于是苏联的那一套政治体制就僵化了。确实,它是僵化了,当其遭到内部困难的威胁时,诸如民众的冷漠,消极怠工等等,它都无能为力。民众的冷漠和消极怠工,致使经济不断下降,而军事力量亦随之低落。这些困难,只有政府放松其管制才能得以解决。

但是,政府放松其管制,就会使整个共产主义体制为之动摇。这个高度集中的机构,各部门均听命于中央,牵一发而动全身。戈尔巴乔夫要对这种体制进行改革,一开头,体制内就出现了裂痕,而不久就四分五裂了。从这一事件看来,共产主义体制是不可能加以改革的。这也就是说,共产主义体制不可能进行调节以适应变动中的环境。共产主义体制这种固有的墨守成规的刻板性,导致了它的倾覆。

在共产主义运动史上,有一项争论不休的话题,那就是思想意识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究竟起了多大的作用?──特别是那个标榜为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思想意识,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究竟起了多大的作用?某些学者认为:共产主义运动及其所缔造的共产主义政体,都是由思想意识推动的。因此,他们就把苏联以及毛泽东统治下的中国称做“主义政体”,即受思想意识统治的政体。
当然,这一点是确实的:如果没有马克思所设想的那一套理论以及那些关于“黄金时代”的神话传说,如果不是列宁首先把这套理论付诸实施,那么就不会有什么共产主义运动了。这就为人们提供了一套策略,即如何到马克思、列宁的著作中去寻章摘句。不过,我们承认这一点,并不等于承认共产主义政体就是一种“主义政体”。那是因为:各种思想,不论其为政治思想或经济思想,一旦付诸实施,就形成一种权力,而这些思想就迅即成为这种权力的工具了。例如:资本主义经济是把亚当·斯密 (Adam Smith) 的《国富论》奉为经典的。但就没有人真正认为:在过去的二百多年中,资本家都是受亚当·斯密的影响,由其所说的“那只看不见的手”指引着,或按照其学说中的其他主张来经营业务。只因为亚当·斯密的思想正适合资本家们的需要,所以他们就拿过来利用了。

我们有理由相信,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命运也就是如此。那种认为千百万共产党员和国家公务人员全都信仰那位十九世纪德国经济学家马克思的学说,肯定只是一种书生之见,其中有些人似乎相信人类是受思想支配的。共产党在成立之初,通常都是人数很少,而且经常受到迫害。党员要冒生命危险而绝无利益可图,因此当时大部分的党员是有高尚情操的,他们是由于思想意识的动机而参加党。然而,一旦共产党人掌握了政权,有生杀予夺之权,这样的执政党便招来一大批新党员。这批新党员,大都只是在口头上说是信仰那居于统治地位的思想意识。1922年,苏联曾对其共产党员的状况做过调查,结果表明:其中只有0.6 % 的人是大学毕业,只有*** % 的人有中学毕业文凭。根据这种情况,有位俄国历史学家就断言:党员中有92.7 % 的人是没有什么工作能力的 (不识字的文盲占4.7 %)。对于这种情况,列宁感到很痛心,曾于1921年发动第一次“清党”,要把那些“投机分子”从党员干部中清除出去。但这是徒劳的,不能遏制那必然之势。由于共产主义国家把各色各样的任务都抓过来,干部队伍不断扩大,投机分子便蜂拥而至。就投机分子说来,党员资格就意味着安全,意味着名利双收。权力成了争夺的目标,自保才是真诠。这时,思想意识只不过是一片遮羞布,用来掩饰这个政权的真面目。漂亮的口号高唱入云,而实际上却在追求最世俗的东西,干着最肮脏的勾当。

有件事是很有意思的:当苏联政府在1991年解体时,那些照理说来是要保卫马列主义思想纯洁性的保卫者——身居高位的高级干部,却都不战而溃,争先恐后地去抢国家的自然资源和工业设备,巧取豪夺,在“私有化”的口号下将之据为已有。如果苏联政府真的是忠于马列主义的思想原则,那么这种事就根本不会发生了。

还有一个有趣的例子,足以说明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意识在共产主义国家的政治生活中并没有多大的作用:尼基塔·赫鲁晓夫继斯大林之后,是1953年至1964年这十一年间苏联的统治者。他的儿子谢尔盖,替他写了一部传记。这位小赫鲁晓夫,在为其父所写的传记中有这样一段话:
“从我的学生时代起,我就一直努力探索,想知道共产主义究竟是个什么样子,但却一直茫然无获…… 我一直想请老爸给点启示,弄清共产主义的性质,但直到现在也没能得到一点明白的回答。我懂得了,连他本人对这个问题也是不太清楚的。”

若是连那位共产主义集团的首脑、竭力宣称共产主义即将在全世界取得胜利的领袖人物都不能对他的儿子说明共产主义究竟是个什么样子,那么,谁又能指望那些基层干部能对共产主义有什么言之成理的了解呢?

那是一种自我中心的意识 (有个人的自我中心,也有国家的自我中心), 驱使着共产主义国家前进,同时也就抛弃了它那要求做到人人平等的理想。苏联的领导人和中国的领导人,只要有利可图,便会背离马克思主义的教条。这样的事,还不够多吗!还不够离经叛道吗?在1917年,列宁让工人们接管工厂,让农民们分得土地,尽管这些无政府主义的行径是违背马克思主义的。及至1921年,列宁又恢复农产品的自由市场,并允许在消费品方面可以用资本主义的方式来经营。斯大林给集体农场的农民留一块自留地,自留地的产品可以按议价出售。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斯大林鼓动在国外搞“人民阵线”,那就是叫共产党人与他们的宿敌社会民主党人通力合作。赫鲁晓夫放弃国际上的阶级斗争,而代之以“和平共存”。 毛泽东宣称人的意志可以战胜客观实际,而他的接班人却鼓励人们去发家致富。所有这一切,都是用共产主义的名义来进行的,都说是为了要实现共产主义。但每一项措施,都是为了党的最高利益而牺牲思想意识方面的要求,至少是暂时地牺牲了思想意识方面的要求。而党的最高利益却是永远不变的,那就是:无论何时何地,都要维持并扩张那个不受任何限制的政权。

为了实现共产主义这个乌托邦而进行的种种活动,代价是十分惨重的。这些活动,造成了千百万人的死亡。根据《共产主义黑皮书》编者斯蒂芬·柯尔多瓦的估计,全世界因为共产主义而死亡的人数,在八千五百万人至一亿人之间,那比两次世界大战死亡人数加起来的总和还要多出一半。有人想出种种理由来为这些巨大的损失作辩解,诸如引用那句谚语,说是“为了做美味的煎蛋饼,就不得不先把鸡蛋打碎”。在这里,除了不能把人命和鸡蛋相提并论以外,更可悲的是:共产主义运动是打碎了鸡蛋,却没有能做成美味的煎蛋饼。

那些活下来的人,也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共产主义国家为了要做到举国一致,舆论一律,它们用高压手段把那些不随便附和的人予以放逐、囚禁,或剥夺其发言权。而那些人,往往都是最聪明能干、有远见卓识的。于是就产生了逆向淘汰的作用。那些最庸碌无能、唯唯诺诺的人,最能左右逢源地活下去。而那些有远见卓识、忠心耿耿、大公无私的人,倒反而无法存身。就是这样,共产主义国家丧失了最优秀的人才,只能相应地贫弱下去。

俄国试行共产主义的时间最久,创巨痛深。共产主义在俄国所遗留下来的影响之一,便是使民众丧失了独立自主的精神。因为在苏联那种政治体制下,一切公务都必须按照上面发布的命令来办理,自作主张就是犯罪,于是人们就丧失了当机立断的能力,事无大小,都是等待上面的命令来照辦 (只有刑事案件可以例外)。在一阵短暂的要求实行民主的热情迸发出来以后,又故态复萌,渴望有个强有力的领导人来领导。这个国家已经欲振乏力,难以决定自己的命运。然而,共产主义给俄国所造成的伤害还远不止此,而所有那些长期受共产党治理的国家也都和俄国相似。在这些国家里,共产主义也使人们丧失了职业道德,丧失了对社会的公德心。
物质占有欲是出于本能,而要尊重别人的财物却必须经过学习。这个道理,从儿童心理学里就可以懂得了。由此可知,如果某人发觉别人 (不论是政府或社会大众) 不尊重他的财产权,那么,他也就会不尊重别人的财产权,而且更滋长其贪得无厌的本性。苏联共产主义体制崩解后所发生的情况,正是如此。这种情况,阻碍着俄国转型为真正的市场经济,因为市场经济是以尊重财产权为基础的。

马克思曾认为:资本主义因为其内在的无法解决的矛盾,是注定要灭亡的。其实,资本主义是一种凭经验办事的制度,能随机应变,灵活运用,每一次都能想方设法来克服它所遇到的危机。而另一方面,共产主义却是刻板的教条——那是一套伪科学转化为伪宗教,再具体化为一套僵化的政治体制。事实证明,共产主义不可能放弃其所信奉的那些错误观点,不可能抛开那个共产主义的幻影。如果共产主义还会东山再起,那就是逆历史潮流而动,一定会遭到另一次惨重的失败。那样的行动,将类乎狂人的愚行,那就是反反复复做着同样的事,却异想天开,指望会有什么不同的结果。

不列颠空战中的科技战

 

科技发展最重要的推动者就是战争,如果没有战争,人类科技远远发展不到今天这种程度。战争中拼的不仅是一个国家军人的素质,还要拼科技的实力。今天说的两件事情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德国在科技领域犯下的严重错误。
我们先讲不列颠空战,不列颠空战的成败跟科技有很大的关系,一方面是英国有雷达,德国没有;另一方面是英国有强大的战略轰炸机——有四个发动机的大型轰炸机,而德国没有。这两个科技要素可以说对最后的战局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不列颠空战开始之前,德国在世界战场上几乎是所向无敌。它在二战正式打响之前就占领了奥地利、捷克等,还和苏联签订了共同瓜分波兰的条约,开战以后先是不费吹灰之力地把波兰灭亡,紧接着又打败了法国、荷兰、比利时、挪威等数个欧洲国家,所以当时纳粹正是处在士气最高昂的时候。而英国当时的处境是孤立无援,它只有为数不多的几个盟友,就是波兰、荷兰以及比利时、法国这些国家在伦敦的流亡政府,几乎等同于依靠一己之力来面对占领了大部分西欧大陆的强大德国。

但是就在这个危急存亡的关头,英国人民迎来了一位伟大的政治家,同时也是坚毅的战争领袖——温斯顿·丘吉尔。丘吉尔在国会发表了非常激昂的演讲,就是说我们决不投降,我们要保护祖国的天空、海洋、沙滩、村庄,以及城市的每一个地方,我们要抵抗纳粹。这个演讲也是丘吉尔一生之中最重要的演讲,使当时的英国人民有了一股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勇气。举国上下开始以高昂的士气准备独自对抗纳粹的入侵。当时的形势非常严峻,因为英国的陆军刚从敦刻尔克撤退回来,把几乎所有的重武器都丢了,所以其战斗能力根本无法与纳粹相比。幸好英国有欧洲最强大的海军,这是德国所不具备的优势。意大利的海军虽然实力也比较强,但是远远不能跟英国海军相提并论,并且意大利海军的士气相对低落,让他们离开地中海跑到大西洋来挑战英国,那是绝对不可能的。所以德军在进攻英国的时候,如果想要把他们强大的陆军运到英国的土地上来,肯定不能走水路,那么唯一的办法就是动用本国强大的空军,首先获取制空权,然后再以强大的空军去打垮英国海军,夺得制海权,从而控制整个英吉利海峡,为德国陆军创造登陆的机会。当然,双方都心知肚明只有这一条路可走,所以彼此之间也没有什么可隐瞒欺骗的。当时英国那些经验丰富的空军将领早已经预料到了这一点,以至于在法国战役的时候,他们违抗了丘吉尔首相的命令,坚决不把主力空军放到法国去,而把大部分战斗机留在英国,因为大家知道在这里与德国人必定会有一战。英国当时甚至还制订了飞机生产、飞行员培训等很多紧急计划,从英国、加拿大、新西兰甚至澳大利亚等很多国家招募飞行员,还有一些热爱英国的美国飞行员也自愿来到英国参战,再加上当时流亡到英国的捷克、波兰等国的飞行员,各个国家的人团结在一起,就等着纳粹来的那一天。最后在1940 年的这一天,德军进攻英国,不列颠空战爆发。这在当时是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空战,当然二战后期因为美国、苏联的参战还爆发了更大规模的空战,但是在当时,在不列颠空战中,一天之内有上千架飞机在空中作战,这在之前的人类历史上是从来没有出现过的。

英国还有一个优势,它是世界上第一个研发并使用雷达的国家,当时在英国的东南海岸雷达已经被广泛使用。雷达有一个非常大的好处,就是它可以侦察敌机的方位。如果没有雷达,就要派出战斗机前进到至少二百公里以外的地方去巡逻。大家知道用于战争的资源毕竟是有限的,如果在没有敌军来袭的情况下,派出战斗机在空中飞,不仅会浪费大量的燃油,还会消耗飞行员的体力和精力,很可能得不偿失。而如果采用雷达,一个最大的好处就是不用再派出那么多战斗机去巡逻了,可以极大地节省资源。战斗机就停在机场,如果雷达发现敌机,就可以直接起飞应战,而且雷达能够非常精准地确定方位,无须飞行员自己再去搜索。当时英国在飞机的数量、质量和飞行员的素质上,跟纳粹德国相比还是有一定差距的,但雷达恰好极大地缩小了这个差距。当然作为当时世界上科技最先进的国家之一,德国其实早已经有科学家在研制雷达这个东西了,但追随希特勒的那些空军头目,像戈林等,很多人都是情商特别高,但在科技、文化方面素质不是很高,希特勒本人也是,所以他们在这场空战里并没能把握住使用雷达的机会。

在这场长达几个月的激烈战争中,有时候一个飞行员一天要出动很多次,回来都不下飞机,直接躺在驾驶舱里睡觉,技术人员就趁这个机会赶紧给飞机维修、加油、装弹等等,然后再起飞去继续战斗。在不列颠空战中整个英国空军,包括飞行员、机械师等在内,一共有不到一万人参战。所以最后胜利的时候,丘吉尔说了那句非常著名的话,就是“在人类战争的领域里,从来没有过这么少的人对这么多的人做过这么大的贡献”。他所说的“这么多的人”不光指英国人民,还有全世界所有坚定地反对法西斯的人,其中还包括远隔万里、在亚洲战场上与日军浴血奋战的中国人民。
最终在连续进行了一个月的轰炸后,德国发现依靠他们现有的装备是没办法战胜英国的,英国当时有强大的装备了四个发动机的战略轰炸机,能直接去轰炸德国的首都柏林,而德国没有。德国当时因为纳粹上台时间太短,所有的军备计划,包括武器的研发、试验计划,在短时间内还不完善。大家知道一种武器研发出来,如果没有经过一两年的实践,是没办法投入实战的。所以纳粹当时的武器实力还没有英、美这些国家强,德国的坦克是轻型坦克,飞机也是轻型战斗机,航程很短,而英、美都有很多强大的重型战略轰炸机。希特勒上台时也没有想到那么长远,制造的陆海空装备大部分都是战术武器,适用于近距离战斗,没有太多的战略武器。所以不列颠空战时,德国既没有像英国的兰开斯特那样配有四个发动机的重型轰炸机,也没有后来美国的B-17、B-24、B-29 这些重型战斗机。他们那些所谓的重型轰炸机其实在英国、美国都成了中型轰炸机,载弹量不大,航程也短,飞到英国上空,最多战斗十分钟到十五分钟,所以这就要求德国空军的飞行员有更高的技术才能弥补这个缺陷。

德军在武器装备上吃了大亏,最后发现他们的元帅戈林是个只会吹牛说大话的家伙。戈林这个人在战争中吹了很多次牛,第一次是在英军从敦刻尔克撤退的时候,他吹嘘说德国不用出动陆军,只用空军就能消灭沙滩上的三十多万英法军队,结果最后不但没消灭,还让人家撤走了。这次戈林又吹牛,说德国海军力量太弱了,只用空军就行了。当时德国海军实力也确实非常弱,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了,而空军比较强大。但是整个空军上下弥漫着一种骄傲的气氛,这种骄傲达到什么程度呢?就是在开战前,战斗机飞行员请求轰炸机飞行员在攻打英国空军的时候给他们放两架喷火式战斗机过来,让他们打一打,让他们也当一回王牌飞行员。然后轰炸机飞行员说,估计你们都没机会了,英国那些飞机恐怕都没能起飞,直接就被我们消灭在地上的机场了。当时纳粹空军已经膨胀到这种程度,所谓骄兵必败,结果遭到了英军的迎头痛击。

最终希特勒发现是赢不了英国的,于是转而进攻苏联,英国获得了这场战役的最终胜利,这也是在二战中对希特勒德国的第一次胜利。

李承鹏:台湾的主人

 

我流窜台湾,饱食终日、无所事事。我两眼放光,因为又发现一件好玩的事情:每天傍晚七点左右,我住的小酒店旁边那个巷口就会准时涌出不少男女,拎着制式相近的袋子站在路边,秩序井然、蔚成建制,仿佛在等待一件重大的事……等我吃完便当返回街口,人们退潮般忽又不见了。训练有素、每天如此。我一度在“快闪行动”和“传销组织”中做着大胆选项。后来才明白,这其实是居民们在排队倒垃圾。

这就是著名的“垃圾不落地运动”。我曾很奇怪台北街道很干净,为什么却看不到什么垃圾桶?原来,台湾不仅随地扔垃圾被人鄙夷,每个人也必须是垃圾的第一个处理环节,台北规定市民须用专用垃圾袋把垃圾自行分类,分“可回收”“不可回收”“厨余垃圾”……在指定地点、时间直接交给垃圾车收运,连马英九都亲自上阵示范。由于垃圾袋需付费,更由于民众已建立减少垃圾制造的自觉意识,仅台北就由上世纪90年代中期每日掩埋2501吨减少到现在的每日掩埋55吨。垃圾焚烧量大大减少,空气质量大为好转。

想像2300万人口的台湾,每天傍晚固定时间,成千上万的居民在路口整齐划一分类和运送垃圾,风雨无阻,这画面实在有些震撼。差不多同一时段,不少的大陆居民正守看疗伤节目,或大跳广场秧歌,骂环境污染,然后一地垃圾……也挺震撼。

肯定有人要夸台湾民众就是素质高。可是,大量的历史图片和文本记忆表明,过去的台湾也垃圾遍地、蝇蚊成群。你要是批评餐馆老板乱扔厨房垃圾,他还会瞪眼睛。又有人归功于台湾保留了中华传统文化和美德。也许吧。就在大陆发动“文化大革命”时,蒋介石针锋相对地发起“中华文化复兴运动”,大力宣扬传统道德文化,每一间教室都挂上了“礼义廉耻”。可是如果你不那么诗意化,就会发现这项运动推行了一、二十年之久,台湾仍旧肮脏不堪,官商勾结、警匪沆瀣一气。人们互不信任,对公共利益漠不关心。

为什么传统文化和美德二十年不显灵,忽就大放异彩?我问过很多台湾人。他们也莫衷一是,有的甚至奇怪地看着我,反问:爱护环境不好吗,待人礼貌不好吗。当生活已习以为常,置身其中的人们倒忘了最初的原因。

一名台湾学者说:解严之前,政府也投入过上亿巨资治理污染,但效果不佳。1996年,台湾第一次开始直接民选总统;1997年,全民参与的垃圾不落地行动,大获成功。另一名曾因上了国民党“黑名单”十年被禁止回台湾的教授说:过去台湾人也凶巴巴的,1990年我回国以后发现,人们忽然变得讲礼了,制度变了、人心就会变。

对于他们的答案,我没有答案,我甚至怀疑这太偏于政治诠注。民主并不能直接带来美德,南非打劫、印度轮奸的事也并不少见。我不得要领,仍然每天看到人们拎着大包小包在路口等待垃圾车响起那标志性的音乐,低声交谈、邻里融洽的样子。有一天,我忽然有个阴暗想法,忍不住问一名卖“面线”的摊主:“既然专用垃圾袋需求量这么大,有没有商家生产更便宜的仿冒垃圾袋,商家赚钱、居民省钱,反正收运垃圾的人员也不会仔细检查是否正版垃圾袋。”他显然没准备充分,眼神直直地看着我,想了一会才说:“这袋子卖的钱用来做环保的,我们买假冒商家的,政府怎么有钱做环保。”我又问:“政府又不是什么好东西,你悄悄得点好处就可以了。”他看着我,有些恼怒地说:“要什么好处,这里就是我的家,这样子做对不起自己啦。

“这里就是我的家”,我曾访问过的方荷生也这么说过。我被触动到了什么……台湾过去垃圾遍地,也许他们并没有意识到这里就是他们的家;现在台湾全民参与垃圾不落地,其实是在参与一场每天进行的社会管理。

当台湾在独裁时代,即使独裁者真心诚意进行道德建设、呼吁社会责任,但一切由独裁者决定,民众不会认为这是他们的家园,他们无权参与管理社会,也就无意公共道德。垃圾遍地、同流合污成为常态……当台湾转型,哪怕并不十全十美,可这里就是他们的家园,他们主动配合,其实是保护自己的权益。人性就是这样,参与度是与道德感成正比的,无权利、无义务,无参与,也就无责任。

我本还想问那摊主一句:“不怕那些垃圾袋的钱被官员贪污了吗?”但是没问。我想起那天在台北市议会,我问“有没有市民跑来告官。”工作人员带我到一间大办公室,说:“这就是告官的地方,议员接到投诉就可以发动质询。”想不到台湾也有上访办,联想到于建嵘先生的经历……

我就问:“要是议员包庇官员怎么办?”他说:“怎么会?议员巴不得有斗官的机会呢。”我又问:“要是官员贿赂他,怎么办?”他说:“多少红包能堵住他的嘴啊,下次选民就不选他当那个选区的议员了,他就亏了。”我继续追问:“要是红包大到让他无法抵挡诱惑呢。”他耐心地解释:“就算这名议员私结官员,民众还可以找其他议员,那些议员正愁没有出名的好机会呢。”我近乎耍赖地问:“要是这个官足够大,把其他议员都买通了呢。”他奇怪地看了我一眼,说:“多大的官,陈水扁的官够大了吧……”

这样奇怪的眼神,我已很熟悉了。有一天逛马路,我心血来潮地问陪同:“如果老人摔倒路边,你们敢不敢扶起来?”她看了我一眼,回答“当然会快快扶起。”我追问:“如果老人说是你撞倒的怎么办?”她眼神震惊,问:“老人为什么要这么做?”我都觉得自己有些阴险了,但坚持问:“要是老人没钱治病……”她斩钉截铁回答:“不会啦,所有老人都有健保计划,为什么要诬赖别人。”

台湾的全民健保(也就是我们说的医保),曾被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克鲁格曼称为“台湾奇迹”。它获得的盛誉就不用说了,总之它是以个人所得横向转移,高收入者向低收入者转移,从而真正实现了社会共济,很有点社会主义的味道。可是它也常被诟病。比如有的老婆婆没病也要一个星期跑几次医院,有的人明明在美国工作,却坐飞机回台湾看牙齿……由于政府补贴太多,台湾民众就批评政府用纳税人的钱在养懒人。

睹此现状,大陆官员也忧心忡忡地指出:“台湾全民健保有种种弊端”。原来,这些年官员们一直在帮我们享受免费医疗的种种弊端。

体制内还是有好心的官员。我知道一个叫朱幼棣的人,曾任国务院研究院社会发展司司长,多年来一直坚持调查中国的医改问题,仗义执言。退休后他写了一本《大国医改》,讲过一些故事:有一天,他到北京肿瘤医院附近的地下旅馆采访,那儿住满了求医的病人。他遇见一个穷困潦倒的癌症病人,因为工厂改制,医药费无处报销,四处借来的钱也很快用尽,这个绝望的老工人将全部希望放在一块170元、青白发亮的石头上。朱幼棣问有用吗。老工人说:“疼时按一按,痛苦似乎就减轻了”。相信石头能治病……朱幼棣说,这一幕至今历历在目。

有一次在医改会议上,朱幼棣提出政府是否应该为公众提供一部分“免费药”,让底层患者得到一些必要救济。社保部的专家当场就表示反对,他警觉地表示:“这样搞,边境上的农民就会排队领取免费药,然后倒卖到国外去”。

朱幼棣沉默了一会儿……然后告诉这位专家,与中国接壤的越南、泰国早已推行免费药。就连同样人口众多的印度,都能为低收入群众提供免费药。

这个故事的悲伤,其实还不是民众看不起病,而是有些官员和专家,习惯性把看不起病的民众当贼看了。

不好意思跑题了。回到台湾健保,台湾民众时时防贼一样防着马英九,他们说这个总统力挺健保,其实是为捞政治利益、攒民意。马英九只得解释:过去五年世界动荡、金融危机,但台湾的社会安全网之所以一直发挥效果,这与完备、低廉的健保有绝大关系。他重申,健保对“病”和“穷”的民众,是很重要的保障。在台湾,民众才是真正的主人。

说实话,台湾也问题多多,两党之争影响效率,失业率上涨,在大陆这个巨大经济体面前,它那么寒酸,一个项目的上马得吵好多年。台湾转型并不完美,可是走在街上,每个人长着一张从容不迫的脸,每双眼睛里都透有主人的尊严。他们配合“垃圾不落地”,这是他们的家园。他们不怕官,自己才是这座岛最大的官。老婆婆不讹路人是因为她有“健保”,很多超市门口会有一个捐发票的爱心箱,人们买完东西就自觉把发票投进去,最大限度保证发票中奖的彩金能锁定病穷群体……他们投票的动作一向这么熟练,表明这已是生活的一部分。

传统很容易消失,道德也不太靠得住,台湾人并不比大陆人更有道德,他们从容不迫地活着,只是因为没有被当贼,他们确知台湾不属于蓝也不属于绿,确信自己才是家园的主人。

 

美国民主党、共和党全国委员会及其总部

雾谷飞鸿 

美国是民选政府,虽然有上百个大小政党,但民主党、共和党的实力最强,政府、国会基本上由民主党、共和党轮流执掌。不过,从党的组织结构上看,与世界上许多政党不同的是,民主党、共和党并无一套从中央到地方的统一管理体系,也没有所谓的“党魁”。民主党、共和党各有自己的常设机构全国委员会(National Committee),许多人误以为全国委员会就是“党中央”,但其实两者间有很大的差别:全国委员会没有任何政治权力,不但不能领导政府,也不能领导本党党员。比方说,全国委员会与各州的本党组织并非上下级关系,各州党组织领导由本州党员自己选举产生,并非由全国委员会任命。这个特点与联邦政府与州政府的关系有点类似。

民主党与共和党虽然是两个政党,但两党全国委员会的主要职能则大同小异,综括说有三:一是制定、推行本党政纲;二是负责政党筹款和竞选战略;三是负责组织、筹备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从上述职能看,全国委员会的主要功能就是为本党候选人赢得选举出谋划策、募集经费。到了大选期间,全国委员会则负责组织全国代表大会的举行,由全国代表大会确定本党总统、副总统候选人参与竞选;同时,全国委员会也为各地的本党公职候选人筹款以及安排选举战略协调等事宜。

民主党全国委员会现有447名委员,其中执行委员64人。全国委员会现任主席是黛比·沃瑟曼·舒尔茨(Debbie Wasserman Schultz),她从2011年当选迄今。黛比·舒尔茨同时也是现任国会众议员。全国委员会还有5名副主席,也是由选举产生。除了主席、副主席外,全国委员会还有司库、秘书长、财务长等。

共和党全国委员会现有168名委员,由各州及特区推举男女代表各一人以及州党部主席参加;执行委员会有28名委员;现任全国委员会主席为雷因斯·普列巴斯(Reince Priebus)2011年上任迄今;莎朗·戴(Sharon Day)为联席主席,此外,还有司库、秘书长等职位。

民主党、共和党全国委员会的总部都设在首都华盛顿市区,离国会不远。民主党全国委员会总部地处一条僻静的小街,对面就是停车场,这是一栋三层大楼外带一个半地下室,看上去与一般的办公大楼无异,正门入口处的大厅面积很小,给人的感觉很朴素,没有那种高档大气豪华楼宇的气派。一般人都可以随便进出,但要到里面办公室参观的话,就需要与工作人员联系好,才能进入。

共和党全国委员会总部离民主党全国委员会总部只有几步之遥,但地点就热闹一些,周围有餐馆,住宅、公共汽车站等。共和党全国委员会总部大楼是一栋四层的大楼,看上去比民主党全国委员会总部大楼气派一些,入口处有一个会客大厅,墙上挂满了共和党总统画像,包括里根、小布什的画像。这里也与民主党全国委员会总部一样,可以随便进来参观,但要到办公区去的话,则需要有工作人员陪同。

到美国首都华盛顿旅游的人,在参观国会的同时,也可以考虑到两党全国委员会总部看看,这样可以更多地了解美国政党政治的特点。

 

官多养不起了-金融街大战地方官

来源:成都金融圈

找钱,成为中国地方政府最为重要的关键词。在仅有的几条找钱之路上,手握钞票的金融机构们与地方官员展开了斗智斗勇的漫长故事。

“要是债发不出来,市长、县长们可真要跪了。”接连几个月,跑遍了湖南、内蒙古、江西,见了十多位市长、县长、区长之后,一家券商投行部的高级经理郭松(化名)不禁感慨道。

从2013年8月1日起,国家审计署开始了对地方债务第二次全面摸底,而且审计范围前所未有地扩大到包括乡镇在内的五级政府、四万多个审计单位。无论是中央,还是地方,甚至全世界,都在屏息等待这次摸底结果。

然而,资本市场已经提前亮起红灯,风向标就是地方政府用以融资的重要工具城投债——2013年7月,城投类企业债发行规模触及年内单月发行量最低点,仅发行351亿,而在年初,这个数字都突破千亿。

不仅是城投债,在地方政府的每条融资道路上,金融机构们都正在小心地“排雷”。

 

金融圈排雷

“你以为政府不会借高利贷?逼急了啥钱他们都敢要。”

2013年,郭松总是在出差,“虽然忙,却忙不出几单。”据他描述,大环境不好,一些平台公司出现了兑付问题,让城投债骤然紧张起来。最近的风声更紧了,公司甚至利用晚上的时间,加班加点地给一线员工加强风险控制培训。

希望摸清家底的不光是审计署,多家金融机构也私下对地方政府风险进行排查,例如平安证券就曾会同平安信托、平安证券的固定收益部、风控部门,集体把脉。

据南方周末记者了解,已经有信托公司对政府基础设施类信托项目的规模进行额度控制,达到额度的地方不得新增项目,要等到空出额度才能继续做。

城投债和基建类信托项目是过去几年地方政府融资的重要渠道。

这种模式源于1991年。当时国务院进行第一轮政府融资体制改革,要求地方政府不再直接负责基础设施建设,而是将其公司化运作。地方融资平台,即城投公司,自此成为地方政府重要的借债主体。

政府用土地的未来收益作为担保,通过城投公司发债等方式募集资金支付征地补偿费、进行基础设施建设,将“生地”变成“熟地”后再出售,获得财政收入,然后通过财政补贴或返还等方式注入城投公司用于还债。

在这个链条中,城投公司的偿债资金主要来自地方财政,而地方政府的债务究竟有多少,城投公司成为外界观察的一个重要窗口。

“有的县级城市,经济体量不大,但资金需求饥渴,风险明摆着,大家要保持足够警惕,不能光顾着管理费高些,让银监局整天盯着。”一位信托公司的风控部老总如此总结。

郭松的工作任务因此增加了很多,每到一个地区,他都得想方设法和当地银行的人交上朋友,因为银行对当地的融资信息最了解。此外,他还要到处打探,当地是否在通过社会集资等方式融资,甚至短期拆借高利贷。“你以为政府不会借高利贷?逼急了啥钱他们都敢要。”他说。

承诺到期做的事情没有做到,履约和偿还条件没有坚持,都会马上引起市场警觉。

例如,九江市财政为城投债设立专项偿债基金账户,每年从市财政预算内收入中逐年提取,用于保障还本付息。2012年九江市没有将资金打入约定的监管账户,评级机构也因此下调了评级。

事实上,未来两年,尚未到城投债的偿付高峰,中诚信国际发布的数据显示,城投债到期偿付主要集中在2016至2020年。

一方是缺钱想找钱,一方是有钱想赚钱,地方政府和金融机构于是开始了斗智斗勇的旅程。

离中央越近的地方越安全

平台公司的级别高低,是资本市场判断钱给谁的第一要素。但现实是,越是级别高的地方,找钱的方式越多,而越是“不安全”的地方,越需要钱。

“离中央越近的地方受中央救赎的可能性就越大。”中诚信集团董事长毛振华说。在我国现行财税制度下,省级政府享有对下级政府财政收支的裁量权,因此级别越高的政府,往往财政收支状况越好,能支配的财政资源、政治资源更多。

这便成为资本市场上判断钱给谁的第一要素。

也就是说,平台公司的级别高低,是金融圈里首要的考虑。省级(直辖市)大于副省级大于地区(地级市)大于区县级。在区县级里,百强县前五十名以及经济财政实力与这个标准差不多的区则会被优先考虑。

越是级别高的地方政府,找钱的方式越多,而且一旦出现风险也容易找到接盘的银行、资产管理公司等。

但另一个现实却是,越是不安全的地方政府,借债的越多——市级以下的政府性债务余额增速要高于市级以上地方政府,这是因为,级别越低的地方政府,对融资平台的依赖性更强。

一些信托公司已经将政信业务重点下移到百强县前70名左右,75名之后则一律不考虑。

根据国家审计署2011年6月发布的审计公告,2010年中国的广义政府债务率(中央政府债务+地方政府债务)为59.2%,低于国际通用临界点——90%。

但根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副部长魏加宁的计算,地方政府性债务占所有政府债务的比重水平却高于美国、法国、英国和日本等国家。地方政府最宽松计算(省、市、县债务+乡镇债务+养老保险隐性债务+公路债务)的债务余额占我国政府全部债务的一半以上,最保守的算法(省、市、县债务)也达45.11%。

宏源证券(000562,股吧)分析师邓海清长期跟踪地方政府债务数据,他统计,2012年,从资产负债率来看,天津、北京、陕西和四川的城投公司的整体债务风险最大,整体资产债率均超过65%。

中融信托的一位信托项目经理说,“西部地区的风险要大得多。西部地区虽然有矿产资源,但都是央企控制,地方插不上手,收资源税不如卖地来得快。”

据一位信托经理透露,目前最受青睐的平台项目往往是那些国家级开发区,或者省级重点开发区。这些都是地方政府的宝贵资源,即使出现风险,地方政府一定会力保,因为这种信用损失会成为政府班子的责任,且远远高于违约风险。

 

碰都不能碰的地方

这样的“高危之地”,在金融机构的名单上越来越多。

一些地方,被金融机构们划为“碰都不能碰的高危地区”:目前市场上平台公司融资成本约在11%-12%,优质的地方融资平台可以到10.5%。如果平台的融资成本达到13.5%-14.5%,便会引起信托公司的警惕,收益越高意味着风险越大。例如天津、重庆以及一些融资规模较大的县市,都是让大家神经绷紧的地方。

以浙皖交界的安吉县为例,一位信托公司的风险部高级经理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平均融资成本已经达到14%。

据他们了解到的情况,安吉县从2012年开始,密集发行信托和有限合伙基金。目前,通过公开信息查到的存续信托和有限合伙融资规模就有28亿元,这还不包括银行贷款,以及没有公开的有限合伙基金和单一信托。这些融资会集中在2014年兑付,那年要偿还的债务本息至少超过32个亿(2012年安吉县财政收入仅为21亿)。

这样紧绷的状况,让大的信托公司纷纷撤出那里。

类似这样的“高危之地”,在金融机构的名单上越来越多。

2013年上半年,评级机构下调了重庆交通旅游投资集团(以下简称重庆交旅)、石家庄城投集团、新疆投资发展集团、内蒙古高新控股、广州建投公司的主体评级。

比如,评级机构发现,重庆交旅下属的二级公路已于2009年5月起取消收费,相关债务的还本付息由中央及当地财政拨款承担,并以公司储备土地的出让收益作为重要资金保障。然而,政府注入重庆交旅的储备土地绝大部分为不可利用的土地。

国家审计署三次“把脉”地方政府性债务。

 

小心萝卜章

在找钱的路上,地方政府挖了各种各样的陷阱。

与地方政府斗智斗勇,于是成为金融机构们最近的主要工作。

最让机构提心吊胆的是地方政府使出的瞒天过海大法,这也使得地方债的未来偿债能力充满了不确定性。

2012年末,四部委联合出台《关于制止地方政府违法违规融资行为的通知》(463号文)。这份文件规定,地方政府将土地注入融资平台公司必须经过法定的出让或划拨程序。以出让方式注入土地的,融资平台公司必须及时足额缴纳土地出让收入并取得国有土地使用证。

不过,地方政府挖了各种各样的陷阱。在郭松参加的风控培训中,让他印象最深的是针对地方政府的违规担保的提醒,特别是对政府文件的法律适用专门做出说明。

“地方政府出了兜底函或者差额补足协议,有的还有人大文(所谓的人大文是指由人大常委会出具的项目融资的认可),但是大家千万不要将此作为尚方宝剑。”

他提醒,根据担保法的规定,政府机关以及事业单位不能进行担保。因此,资金偿还无论是有“人大文”还是“财政函”,在法律上都站不住脚。即便偿还的来源列入财政预算,也要看是否纳入本年度预算,因为每年的预决算都需要人大审议,而信托项目的存续期基本上在一年以上。

担保函、承诺函、安慰函等直接或变相担保协议,自此变成了台面之下的“抽屉协议”(地方政府承诺到期回购)。“大家对此不能有依赖,依靠这些萝卜图章风险很大。”

一位券商人士考察山东项目的时候就发现,地方政府把林权注入地方融资平台,但实际上山坡上只种了几棵树,明显注水。

一些地方政府为了做大地方融资平台的资产规模,会将国有企业变为融资平台的子公司。但真到了无法偿债的一天,平台和国企是同级单位,想要处置国企的资产变得非常困难。

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公司的评级人员就曾发现,被合并的国企根本不知道上级变成了融资平台,工商登记是伪造的,也没有去国资委办过手续。

毛振华说:“民营企业可以用诈骗罪追究责任,地方融资平台用公家的名义借钱,敢于违法,却不受追究。”

即使是看起来最为稳妥的一类——有土地抵押的,风险也无处不在。上述承销城投债的券商人士向南方周末记者表示:“虽然有土地抵押,但是什么土地,就不敢深究了。”

例如,注入的土地很多没有经过招拍挂,即所谓的“一块钱土地证”,手法通常是地方上下串通,弄一套假的土地出让合同以及收付凭证。或是没缴纳或不足值缴纳土地出让金以及相关税费,需要在拍卖过户的时候补交。

在地方政府的地盘上,一旦遇到兑付风险,便会更加麻烦,想要通过司法途径拍卖土地,往往是下下之策。

“跟地方政府打官司,会被拖死。即使打赢了官司,过户办手续还是要地方政府批,得罪了地方政府,土地挂出去,也没人敢接。老虎屁股摸不得。”这位人士说。

不过,南方周末记者采访的多位资本市场人士都对地方债问题并不担心。

“已经发生过几次风险事件,最后都由地方政府兜底。神话没有破,大家的胆子就更大了。”一位保险(放心保)公司债券交易员说。

农业可能再成为风险源头

冉学东网文

 

10月16日,《华夏时报》发表了一篇署名“金微”的关于粮价问题的深度报道,题为“中国三大主粮收购价全线下跌,农民收入恐损千亿”,看后令人震惊。

1、近期国内市场上出现了玉米、小麦和水稻价格同步下跌的局面,近年来极为罕见。其中玉米跌幅较大,超过20%;小麦价格跌幅在8%左右;水稻在局部地区出现了收购价的小幅下跌。

2、粮价下跌可能让全国农民今年减收1000亿元,对GDP的影响约有1个百分点。

3、农民耕种一亩小麦,2014年的平均利润是87块钱,今年只有33块钱。

4、虽然国家采取了托市政策,但无奈全球通缩,国内粮食库存较高,今年粮食丰收。目前国际大豆、玉米、小麦、大米价格分别比国内价格每吨低1175元、923元、626元和1143元。

通过上述事实,我们大概可以明白以下几个件事:

第一、当前国内粮价的异常走低,不是中国独有的现象,而是美元加息背景下全球通缩造成的。不仅全球粮价走低,大宗商品价格也都走低。中国通过关税和补贴等政策,对国内农民、粮价有一定的保护。但鉴于WTO 的条款,可以操作的空间不大。

第二、农民在丰年减收,显然会影响他们的种粮积极性。但全球通缩同样打击了中国制造业,加上房地产出现拐点,农民外出打工的机会也在减少。在这样的年份里,国家应该更加重视三农问题。否则,就不仅仅是降低农民消费意愿,拉低GDP的问题。对策可以是,增加农村社保的保障力度等。

第三,中国粮价长期高于国际市场。如果中国加入美国、日本主导的TPP(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实施零关税,则中国农业面临的冲击将更为巨大。事实上,日本也面临类似的问题。所以,中日两国都面临着农业转型。

第四,中国粮价长期高于国际市场粮价,是因为我们仍然在很大程度上维持了粮食生产的“小农经济”,成本太高。为什么中国没有实现农业现代化?因为我们的实体经济不发达,工业化程度不够,社保体系不健全,必须把耕地保留给农民充当他们的失业保险、养老保险,为他们的生活“兜底”。在遭遇经济危机的时候,农民工可能会大量失业,这样可以给他们预留一个去处,一个饭碗。但这种制度设计,随着新国际贸易体系的形成,已经很难维持下去。

第五,今年的粮价危局再次提醒我们,土地制度改革的重要意义。中国农民之所以穷,尤其是最近10多年跑不赢通胀,最重要的原因是在这个“印钞票的时代”,农民很难分享城镇化带来的地价红利、房价红利(城中村和郊区的农民例外)。目前国家对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有预定的设计方案。但问题是,一方面推进迟缓,另一方面改革力度还有待加强。

第六,农村问题的解决,绝对不能只从农村、农业上想办法。最关键问题,还是建立真正的市场经济体制和法治社会,管住权力,这样全社会才能有活力、创造力,农村问题的困局才能自然而然解决。说白了,中国只有全面改革,才能实现真正的充分就业,农村的“小农经济”才能结束其历史使命。

我们发现,对于农业方面的很多措施是矛盾,比如最近俄罗斯媒体报道,俄罗斯与中国2015年将计划签署有关俄罗斯向中国出口小麦、玉米、大米、大豆、油菜检疫要求的议定书,并对其规定进行协调。今年前半年中国向俄罗斯进口粮食就开始飞速增长。5月份中国从乌克兰进口玉米381,806吨,从俄罗斯进口6,968吨,同比增长22.9倍;从美国进口4,370吨,同比减少93.23%;从老挝进口2,711吨,同比提高48.99%;从缅甸进口7,291吨,同比增长23.79%。俄罗斯粮食的进口刚刚开始,因为前期普京曾经下达俄罗斯粮食禁止出口令,现在俄罗斯卢布大跌,外汇储备吃紧,今年前半年中国向俄罗斯大量进口粮食才刚刚开始,这个协定签订后,俄罗斯粮食将大量涌入中国。

事实上,在农业方面,由于中俄关系的蜜月期,中国进口俄罗斯粮食,对于实施一带一路等战略具有巨大的推动作用。俄罗斯一年的粮食产量超过1亿吨,而其人口只有一亿多人,人均740公斤,粮食出口潜力巨大,再加上其广袤的国土和水资源,粮食生产潜力非常大,其可以成为世界粮仓。

由于外交方面的原因,中国和美国的交往,往往也以进口粮食作为筹码。比如,最近就除了采购美国大量飞机外,还有大豆。外媒报道,中国代表团可能将在9月24日爱荷华州举行一个仪式上签署“数百万”吨大豆采购协议。有些媒体的报道是数千万吨。消息人士称,包括国有食品加工商中粮集团、中储粮和黑龙江九三集团在内的20多家中国企业将加入中方代表团。曾是中国最大大豆进口商的私营企业晨曦集团也在代表团之列。

事实上,采购美国大豆最近几年成为中美关系的一个保留节目,2012年中国代表团签约购买了逾1200万吨大豆,创一次性购买的最高纪录。几年前,由于美国对人民币升值压力很大,中国为了缓解这个压力,每次领导出访,都采购大量美国大豆。

不过,现在中国的农业可能已经不能在过于牺牲。媒体报道,由于大量进口,以及中国农业丰收,今年三大主粮价格大幅下挫,农民损失可能达数千亿元。 比如,今年玉米收购价低于往年的20%-30%。除了玉米,小麦的价格同样出现大幅下滑。水稻也有不同程度的下跌。

粮食价格下跌直接受损者是种粮的农民和种粮企业,粮食加工企业受损也比较大,连带会影响土地制度的改革。比如最近几年推行的土地流转制度,许多大户把农民的土地租过来种,合同是按当时的粮食价格签的,现在粮价大幅下挫,农业大户亏损,他就没有资金去向农民支付租金,进一步影响农民的日常生计,而且土地流转的积极性也就不高了。

十八届三中全会后制定的土地改革政策推行很缓慢,土地流转也是极为有限,主流观点认为,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是最后的保障,如果土地真正流转出去,农民没了土地,城市打工无着落,会引起混乱。这个政策死死的把农民控制在几亩土地上不说,导致农业很难集约化发展,农业生产力底下,小块经营,根本不是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等农业国的对手。

这些国家农业生产力发达,人均生产效率高,粮食虽然很便宜,但是人均收入也高,其粮食大量出口,对中国这样生产力底下的农业构成极大冲击。

按照目前世界粮价,中国农民几亩地根本养活不了,于是农民大量弃荒土地,种粮积极性不高,而政府为了鼓励农民种地,就进行托市收购,实际上就是补贴,而这又引发中外巨大的粮价差异,让国际粮商进入中国,赚取了差价,事实上补贴大部分被这些粮商所得。最后的结果是,政府用税收补贴了国际市场。

中国农业粮食政策的矛盾之处很多,最大的风险是未来农民和农村不能协调发展,教育经济等发展不起来,农民文化素质和城市居民越来越大,最终形成的社会差距和裂痕,可能在很多方面会体现。

逃离北上广只是一个传说

 

中国流入人口仍高度集中在三大都市圈。

人口流入超过100万的13个城市,三大都市圈就占了8个,长三角有沪苏,珠三角有广深莞佛,渤海湾有京津。

长三角上海+苏州+杭州+南京+宁波+无锡+常州=流入863万人。

珠三角广州+深圳+东莞+佛山=流入796万人。

渤海湾北京+天津=流入684万人。

流入速度非常凶猛,以这个速度,2020年左右,上海就将拥有3000万人口,北京也将突破2500万人口,天津将拥有1800万人口,广州和深圳将分别突破1500万和1300万人口。

长三角7大城市将合计拥有8000万人口,珠三角4大城市将合计拥有4800万人口,京津合计将拥有4300万人口。

放在全世界来说,这三大都市圈所拥有的人口数量都将是进入前三名的。

第二,非都市圈人口,流入集中在五大枢纽城市。

流入人口超过100万的城市中,只有郑州、成都、重庆、厦门、武汉五大城市不在三大都市圈。

其中的成都、重庆、武汉,这三大城市是近年来GDP快速增长的明星城市,分布在长江中上游的枢纽位置,既是国家规划中成渝都市圈、长江中游城市群的核心,又得益于近年来沿海产业转移的东风,出现在榜单上一点都不意外。

意外的是郑州和厦门。

郑州的GDP不高,经济水平并不瞩目,但是其周边巨大的农业人口数量,和作为省会城市、铁路交通中心所拥有的得天独厚优势,使其产生了巨大的吸引力。五年时间里,这座城市吸引了185万人口流入,以这个速度,五年之后就将追上武汉,成为中部第一大城市。

郑州近几年比较引人关注的,一个是吸引了富士康落户,光这个工厂招聘的工人就超过了30万,二是李博士发起的郑东新区建设,大手笔的一挥,就划了100平方公里的建成区,早年间曾经是著名的鬼城,不过现在的入住率已经有了很大的提高,发展前景还是不错的说。

另一个是厦门。在一片巨无霸城市中,厦门只能算是袖珍级的。不过近年来,福建经济发展的不错,得益于最高层的亲切关怀,引入了一大堆石油化工厂,湄洲湾和古雷半岛现在都已经是国内排名前列的石化炼油基地了。经济吃了伟哥,自然能够吸引大量人口流入,五年时间厦门人口增长了50%,速度也真可谓惊人。

与人口迅猛流入相伴的,就是近几年来厦门房价的节节攀高了。数据显示,厦门2011年房价只有1.3万元,2015年中已经去到了2.7万元的水平,足足翻了一倍。

第三,其他二三线城市,人口流入速度缓慢,甚至停滞。

35个主要城市合计流入3778万人,其中前13个大城市就流入了2832万人,后面的22个二线城市,则只流入了946万人,相当于总数的25%。

事实上,这22个二线城市,基本上都是各省的省会,或者经济中心,那么可以想象,省会以下的三四线城镇,人口的停滞或者流失将不可避免。

我们算一下,2009年中国人口133174万人,2014年人口136782万人,累计增长了3608万人。以上35个一二线城市合计流入人口3778万人,超过了中国的人口增长数。

换言之,在这五年间,三线及以下的城市已经进入人口萎缩阶段。

并且进一步观察二线城市中排名最后的,长春、哈尔滨都是属于东北,这完全符合我们的常识。

资源价格暴跌,东北经济塌陷,人口大规模流失,几乎已经是老生常谈了。

嗯,怎么办呢?其实也没有什么好办法,只能是逃离吧,找一个更有生机活力的地方去安家。

那么,是否是人口越多的大城市越适合安家呢?

并不完全如此。

35个一二线城市中,流入缓慢的有人口千万级的石家庄和哈尔滨,流入快速的也有中等规模的东莞、佛山、厦门。

但是,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从都市圈的角度而言,确实是人口越多的大“城市”,越适合生活。

因为在这三大都市圈里,城市与城市之间紧密联系在一起,互相叠加,专业化分工协作,经济效率更高,工作机会也会相应的变得更多。

 

都市圈功能

一个城市总是存在缺陷的,但是一个都市圈,综合了以下所有这些功能,基本上就是无敌了。

金融:北京的银行总部和新三板,上海的证交所,深圳的创业板和香港的金融中心。从经济联系的角度而言,香港和澳门在珠三角发挥着巨大的影响力,没有人能够忽略。每次证监会暂停A股的IPO,大堆的民营企业们就会蜂拥去香港上市,由此可见一斑。

科技:北京的中关村,上海的张江与杭州的阿里,深圳的南山,基本上聚集了中国的所有科技巨头。

交通:北京、上海、广州,是三大航空公司的总部,也是三大铁路枢纽。

物流:天津、上海、宁波、深圳、香港、广州,都是全球排名前列的港口。

媒体:北京的央视和互联网媒体,杭州、南京、上海的三大卫视,深圳QQ和广州微信的朋友圈公众号,已经牢牢控制了我们的眼睛。

文化:北京的先锋话剧、音乐演出、电影,上海杭州横店的古装偶像剧,广州深圳的动漫,香港的电影和流行乐。

教育:北京的清华北大,上海的复旦上交,杭州浙大南京南大,广州中大华工,香港港大科大。香港的教育资源与深圳的科技创新活动联系越来越紧密,无人机行业龙头大疆的创始人来自香港科大,就是一个例子。

专业服务:各种会计师事务所、律师所、管理咨询公司、设计、策划、广告、媒体传播公司都聚集在这里。

另一方面,覆盖越来越密集完善的轨道交通,也将会让我们的城市变得更舒适便利。

关于轨道交通

 

京津都会圈

根据政府的规划,到2020年,北京地铁将拥有30条线路,总长1050公里;天津将有14条线路,总长513公里。两地轨道交通连接起来将有1563公里。

沪宁杭都会圈:

2020年,上海将拥有21条线路,总里程800公里;杭州10条线路,375公里;南京9条线路,300公里;苏州7条线路,282公里;无锡4条线路,105公里;常州4条线路,132公里;宁波5条线路,173公里。七大城市合计2167公里。

广深都会圈

2020年,广州将拥有15条线路,总里程558公里;深圳11条线路,434公里;东莞4条线路,218公里;佛山3条线路,155公里。4大城市合计1365公里。

五大枢纽城市

成都,2020年将拥有13条地铁线路,总里程500公里;重庆,18条线路,820公里;武汉,17条线路,400公里;郑州,5条线路,167公里;厦门,4条线路,137公里。5大城市合计2024公里。

根据公开资料,中国目前在修建地铁的城市有39个,运营里程2764公里,至2020年规划修建地铁7300公里,合计将拥有10064公里的地铁里程。而三大都市圈+五大枢纽城市合计拥有的地铁里程数将达到7119公里,占全国总里程数的70%。

地铁只是一个侧面,在将来,包括教育、文化演出、休闲娱乐、医疗……各种各样的专业服务和资源都将向这三大都市圈+五大枢纽城市集中。工作在都会圈核心,安家在城市郊区房价较低而又有地铁可以通达的地方,周末通过轨道交通出行娱乐,慢慢的将会成为大部分中国人的生活方式。

到2020年,生活在3大都市圈+五大枢纽城市的中国人将达到2.5亿,到2050年,生活在这些地方的人口将达到5亿,而那时候,人口经历萎缩之后的中国,或许将只有10亿人。

相对应的,生活在三线及以下中小城镇和农村的人口,将会从目前的11亿,缓慢下降到2050年的5亿人左右。

生活在这些地方,你将不得不面对以下情景

1,农村里的老人去世以后,超过一半的农村将再无人烟,水土恢复,重新成为野生动物的天地。

2,学校合并,你的孩子将要到更远的地方上学。

3,人口减少,消费市场萎缩,开个小餐馆、小商店的生意额都将日渐零丁。

4,房价也将不可避免的下跌,你的财富与大都市圈的同龄人差距越来越大。

5,小城镇被撤并,当公务员的名额也要减少。

6,娱乐还是日复一日的打麻将,最终你还是将忍无可忍的选择逃离。

断子绝孙的“伟大事业”

来源:第一爆料集网友贴

我们古人常说“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即使对于今天的中国人来说,也肯定没有比骂别人“断子绝孙”更恶毒的诅咒了。然而,当今中国人正在从事的“伟大工程”就正是“断子绝孙”。前天偶然从 @环保董良杰、@邓飞 等先生的微博上,得知山东、河南、华北、华东、华南、华中、东北、西北等地,许多无良企业连续一二十年来向地下排工业废水,许多工业废水有多种重金属,有些重金属是强烈的致癌物,属于能致人于死命的剧毒金属。由于肆意向地下排工业污水,催生了一个中国特有的奇怪行业

——打枯井、挖渗坑。南方无良企业除了打井向地下排污以外,还将工业废水直接排入地下溶洞,肇因就因为一家企业向溶洞排污,导致广西龙江河严重镉污染事件。地上的水污染能见到和闻到,地下的水污染很难被发现。中国长江以北地表水已经枯竭,这些地方的城市和乡村都是吃地下水,山东、河南、江苏等地的网民,纷纷向邓飞和董良杰先生反映,他们家乡十几户人家的村庄,往往十几个甚至几十个人患上癌症,许多婴儿一生下来就是畸形。我们存入美国的外汇中不知有多少人民的血泪,我们高楼大厦脚下不知有多少死于癌症的冤魂。下面是各地网民在微博上给公益人士邓飞、董良杰先生的来信——

@何兵:收到私信说,如果你们开展地下水污染调查,请来菏泽吧。菏泽生产总值靠大小林立的化工厂带来的,但这里没有一个正式的污水处理产。把污水打入地下已实行10多年了。我老家距市有30多公里,没有自来水,一直饮用地下水。水质苦涩已经好几年了。老百姓不懂这些背后的危害,帮帮我们吧!

@北京江荣生:20年前做投资咨询公司,跟不少地方官员打交道,谈及染织行业的污水处理,潍坊官员说:埋到地下!那个场景历历在目!

#我的父亲死于血癌#:飞哥,本人老家山东省新泰市,家乡附近几个化工厂污水直排河里,废气排防更是肆无忌惮,附近村里癌症是最大的致病原因,村子里随便走百米,必有一家有人因癌症死去。老父亲前年血癌去世,本人做环保,深知看不见的空气水污染最可怕,但是屁民无力改变。

#一封临沂来信#:飞哥,我是撸省临沂人,小时河水清澈见底,摸鱼扣螃蟹是儿时最美记忆!到了2002年河水变脏,经常有死猪漂浮,后来又抽沙,河床变低,河水深不可测,里自来水现在也不供水了,家家户户都打了井,可是烧出来的水一层渣渣!味道也不好!村子里现在死的人大多是由于偏瘫和癌症!很可怕!

@doric的:山东莱州,一条我小时候经常下水游泳,鱼虾丰美的珍珠河。由于上游大量小化工厂排污及沿途各种垃圾污染严重,用当地老人的话讲“河里细菌都活不了”,地下水已经不能饮用。下游出海口附近海水都被污染。

#一名网友来信#:邓老师,今天看见您发起的关注地下水污染,眼泪掉下来。我少小离开家乡,在上海打拼,我的亲人依然生活在潍坊与平度交界处,如今几乎每家都能讲述一个关于癌症的凄凉故事,我妹妹的公婆在去年同时被查出癌症,公公已去世,婆婆尚在治疗中。我代表世代生活在那片土地上的乡亲叩谢您。春玲

@大龄伪摇滚青年:早在6,7年前,就知道山东淄博有一些村办化工厂,塑料加工厂打深井向水下排放化工污水,家乡从春秋时代就是著名的粮食产区,水土肥美,结果如今变成了村里统一发放桶装水,癌症患者比比皆是,连老家人给稍来点面条都不敢下锅的毒村……这样作践土地是要遭天谴的。

这些大多来自山东网民,其实全国各地的情况差不多,下面几条微博发自江苏和河北的网民——

@執著上路的文艺青年:邓老师,你太没见过世面了,河北诚信化工生产氰化物,直接污染周边数十村庄,你可以实地来暗访。我发这条微博都是冒着被灭口的危险发的。

#中国水污染独立调查#:别说山东了,就在首都的城根地下河北省石家庄、辛集国内比较大的毛皮市场,大家都知道洗毛皮用的水污染程度多厉害。这种打两口井,一口抽水一口排水的事不知道多少年了,潍坊都是在这学的吧。全国的癌症发病率咔咔往上涨!唉,国人啊!

#一名江苏同学的来信#:邓飞老师,我的老家徐州市丰、沛县交界的地方,我的爸爸、村里居民好多人刚过不惑之年的人都死于癌症。请您做个癌症高发地区的调查吧!官方已经不可信了。叩谢。王浩。

这一条条滴血的微博让人觉得世界末日即将来临,这些令人发指的行为要是日本侵略者所为还好理解,可它们偏偏是我们自己的同胞干的。山东、河北、江苏、河南等地,那些企业老板都知道本地人靠地下水为生,可他们昧着良心向地下强排致癌废水,这不是明目张胆地谋财害命?如果说这些败类为了暴利丧心病狂,为什么各地政府任他们肆意妄为呢?那么多企业向地下排污,在官员眼皮底下怎么可能不会看到?唯一的答案只能是:官员和老板绑在同一条利益链上。

古今中外,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时代,官商关系没有像今天中国那样亲密无间。至今还没有一个老板因向地下排污而判刑,甚至没有一个老板因向地下排污而罚款。谁都知道,在所有国家向一个人下毒是罪犯,在我们这里向全民族投毒却是“精英”——政府指望他们纳税,贪官仰赖他们行贿,所以达官贵人都向他们陪笑脸;二奶指望他们包养,小三指望他们宠幸,所以不少美女向他们抛媚眼。

各级地方大员都追求短期经济效益,经济指标越高他们的乌纱帽就越高,所以,当地的环境,百姓的性命,子孙的未来,都抵挡不住GDP的追求,都抵偿不了官员的前程。去年我到一个经济欠发达省份开会,从该省记者朋友那里才知道,该省各县主要负责人的子弟都朝外国留学或移民。污染企业越多,工业总产值就越高,他们的工作业绩就越好,他们在官场上就提拔得越快;企业污染得越厉害,企业老板向他们行贿数额就越大,他们口袋里的钞票越多,他们在国外小孩的生活就越好,他们自己的未来也更有保障。不管当地污染到什么程度,不管当地百姓多少人死于癌症,这都不是他们工作的评价指标,更不会影响他们步步高升。官升得越高,离本地就越远;官升得越快,在污染地呆的时间就越短。这样我们就能理解为什么那么多官员,为官一任,祸害一方。

目前,中国的空气无气不毒,中国的水无水不臭,中国的土地无地没有重金属。

前年我们外交部向美国驻华使馆提出抗议,不要人家公布“PM2.5”数据,指责别人“干涉中国内政”,批评别人的“数据不科学”。在巨大民意压力之下,中国环保部门才发布自己的“PM2.5”数据。过去,国家公布的北京空气质量90%以上是良好和优秀,现在中国人才明白自己是在什么样的环境中煎熬。日本驻华大使馆称在北京这种地方生活,人都成了“实验动物”。前天我发了一条微博说——

正是那个烦人的“PM2.5”,剥夺了我们的自豪感和幸福感,美国佬要多讨厌就有多讨厌!原先官方总是说空气质量良好,现在我们才明白不是中度污染便是重度污染;夜晚散步从原先的快乐变成了一种折磨,清晨开窗从原来的舒适变成了提心吊胆——在天朝,幸福只能来于无知,自豪则必须依赖谎言!

去年末看到一篇文章说,国家于六年前就启动土地重金属污染调查,调查在二年前就已经结束,可污染数据一直对公众讳莫如深,各省的土地重金属污染成了“国家机密”。所有参加土地污染调查的人都要签订保密协议书。到底哪些地方的粮食和蔬菜有毒,我们这些草民一直蒙在鼓里。昨天我看到陕西省环保厅一则《关于加强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数据保密管理工作的通知》,通知要求各地环保局对本省土壤污染数据保密。今天又看到一篇一文章称,国家两部门要求对重金属污染地区的蔬菜和稻米保密。据“中国证券网”今年1月30日一篇文章说:“中国1.5亿亩耕地受重金属污染”,长三角、珠三角、环渤海等地区污染最为严重,“调查显示,华南地区部分城市有50%的耕地遭受镉、砷、汞等有毒重金属和石油类有机物污染;长江三角洲地区有的城市连片的农田受多种重金属污染,致使10%的土壤基本丧失生产力”。 2009年,湖南浏阳发生镉污染事件,不仅污染了厂区周边的农田和林地,还造成500余人死亡和中毒。该文还说每年在重金属污染土地上生产了1200多万顿粮食,更生产了成千上万顿蔬菜。我现在最关心的是这些毒粮毒菜,它们都流向了哪些地区?最后被端上了哪些人的餐桌?想起来十分后怕!

@环保董良杰 一条名为“#污水灌溉#”的微博说:“照片是华东主产区的污水灌溉,里面的重金属和有机毒素含量之高,甚至都不应有任何接触。为什么眼里常含热泪?因为看见大批农田污水灌溉。为什么出现大批的癌症村?因为污水灌溉污染了粮食和饮水。为什么农民用污水灌溉?因为他们别无选择。http://t.cn/zYbSnCM” 这怪不得那些可怜的农民。许多地方农民用工业废水灌溉水稻,在重金属严重污染的土地上播种蔬菜,“丰收”后全部卖到城里赚钱。城市将污染企业迁到农村污染农民的土地,农民在污染土地上种庄稼毒害城里人——这就是我们这个礼义之邦的“礼尚往来”。 @凤凰视频 一条微博说:“【中国蔬菜之乡深陷农残疑云菜农不吃大棚菜】中国蔬菜之乡山东寿光,由于大量施用化肥、农药、激素等,病虫害加重、土壤理化现状恶化、土壤次生盐渍化等问题严重。知情人士称,运往外地的蔬菜,经检测的不超过10%。当地人从不吃大棚里的菜,而是单独留一个菜园子给自家人食用。”问题是,菜农可以不吃有毒的蔬菜,他们能不喝有毒的饮料?能不吃有激素的猪肉?能不用剧毒的药片?在一个相互毒害的社会里,谁都在下毒,谁都在吃毒——除非你高贵到可以享受特供,除非你富有到可以移民滚蛋。

我们从小就向往“江南水乡”,我们来看看 @水乡网 官方微博发出的一条微博:“长江以南浙江境内的杭嘉湖平原、宁绍平原和江苏境内的苏锡常平原,河网密布、雨量充沛、风景如画,这里由此有了一个诗意的名字:“江南水乡”。而如今,由于大量水资源遭到工业污染等原因,如梦江南正面临前所未有的缺水困境。河水浑浊,污染物遍布,鱼虾死尽,水草不生。”这些年来,国家环保部门一直在告诉公众:国家天过去蓝,水比过去绿,山比过去青,民间人士董良杰先生的微博戳穿了这一谎言:“@环保董良杰:【地下排污:减排天大谎言!】各地官方统计,废水减排数据很漂亮,还沾沾自喜地吹嘘,就像PM2.5公布之前吹嘘蓝天。与此同时,各地疯狂地下排污,造就一个打旱井产业,导致中国城市地下水源90%污染,且每况愈下。看看遍地癌症病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政策再也混不下去了。”

如果国家再不悬崖勒马,如果不迅速停止这种自杀式的发展方式,如果对于环境污染还是自欺欺人地掩饰美化,绝对要不了多长时间,神州大地上的空气不能呼吸,淡水不能饮用,食物不能充饥。虽然中国正处在第三次向西方的移民浪潮之中,但能够移民的永远只是少数,世界也容不下这么多难民。

从前城里污染了会考虑迁到乡下,现在乡下溃败污染得更加厉害,我想起了一部美国电影——“无处藏身”。

我们的后代将来怎么办呢?我们民族还会有后代吗?我们国家还会有未来吗?唉!(转自网络)

这样的北京,我们和我们的后代再也见不着了

 

林语堂

使得北京成为理想的居住城市的因素很多,我撮其三条是:第一,它的建筑;第二,它的生活方式;第三,它的百姓。

使得北京如此迷人可爱的是它的生活方式与妥帖布局,紧邻繁华闹市的人,也能生活得安详宁静。生活耗费不高,人人欢乐愉快。达官富翁可以聚餐于大饭馆,而贫苦的人力车夫,也可以用两个铜板买到烧菜所需的油盐酱醋,外带些有风味的菜叶。无论在什么地方,民宅附近总会有家杂货店和茶馆。
如果你有闲情逸致,你可以在城内的九个公园中任意游逛,坐在杉树下的竹椅上或藤椅上,整整一下午喝你的茶,而所费不过两角五分,你放心,你不会遭白眼,那些茶役总是和蔼客气。
或者在夏天的下午,你可以去游什刹海,那里半是稻田半是荷池,你可以去那里与劳动农民分享闲暇,观看拳击和戏法。或者你可以出西直门,乘着柳树的凉荫,信步在通往颐和园的御花道上。

但是北京最迷人的是住在那里的百姓,他们不是圣人和教授,而是人力车夫。从西城到颐和园,路程五英里,车费一元左右,你或许以为这很便宜,这的确是便宜,但车夫欣然收之。一路上,人力车夫自个儿喋喋不休,笑谈不止,笑话别人的不幸,你会被他们的兴致所迷惑。

 

张恨水

北平的五月,那是一年里的黄金时代。任何树木,都发生了嫩绿的叶子,处处是绿荫满地。卖芍药花的担子,天天摆在十字街头。洋槐树开着其白如雪的花,在绿叶上一球球的顶着。街,人家院落里,随处可见。柳絮飘着雪花,在冷静的胡同里飞。枣树也开花了;在人家的白粉墙头,送出兰花的香味。北平春季多风,但到五月,风季就过去了。市民开始穿起夹衣,在不暖的阳光里走。北平的公园,既多又大。只要你有工夫,花不成其为数目的票价,亦可以在锦天铺地,雕栏玉砌的地方消磨一半天。
北平的房子,大概都是四合院。这个院子,就可以雄视全国建筑。洋楼带花园,这是最令人羡慕的新式住房。可是在北平人看来,那太不算一回事了。北平所谓大宅门,哪家不是七八上下十个院子?哪个院子里不是花果扶疏?这且不谈,就是中产之家,除了大院一个,总还有一两个小院相配合。这些院子里,除了石榴树、金鱼缸,到了春深,家家由屋里度过寒冬搬出来。而院子里的树木,如丁香、西府海棠、藤萝架、葡萄架、垂柳、洋槐、刺槐、枣树、榆树、山桃、珍珠粤、榆叶梅,也都成人家普通的栽植物,这时,都次第的开过花了。尤其槐树,不分大街小巷,不分何种人家,到处都栽着有。在五月里,你如登景山之巅,对北平城作个鸟瞰,你就看到北平房屋全参差在绿海里。这绿海就大部分是槐树造成的。

郁达夫

不逢北国之秋,已将近十余年了。在南方每年到了秋天,总要想起陶然亭的芦花,钓鱼台的柳影,西山的虫唱,玉泉的夜月,潭柘寺的钟声。在北平即使不出门去吧,就是在皇城人海之中,租人家一椽破屋来住着,早晨起来,泡一碗浓茶,向院子一坐,你也能看得到很高很高的碧绿的天色,听得到青天下驯鸽的飞声。从槐树叶底,朝东细数着一丝一丝漏下来的日光,或在破壁腰中,静对着像喇叭似的牵牛花的蓝朵,自然而然地也能够感觉到十分的秋意。说到了牵牛花,我以为以蓝色或白色者为佳,紫黑色次之,淡红色最下。最好,还要在牵牛花底,教长着几根疏疏落落的尖细且长的秋草,使作陪衬。
北国的槐树,也是一种能使人联想起秋来的点缀。像花而又不是花的那一种落蕊,早晨起来,会铺得满地。脚踏上去,声音也没有,气味也没有,只能感出一点点极微细极柔软的触觉。扫街的在树影下一阵扫后,灰土上留下来的一条条扫帚的丝纹,看起来既觉得细腻,又觉得清闲,潜意识下并且还觉得有点儿落寞,古人所说的梧桐一叶而天下知秋的遥想,大约也就在这些深沉的地方。
秋蝉的衰弱的残声,更是北国的特产,因为北平处处全长着树,屋子又低,所以无论在什么地方,都听得见它们的啼唱。

还有秋雨,北方的秋雨,也似乎比南方的下得奇,下得有味,下得更像样。

在灰沉沉的天底下,忽而来一阵凉风,便息列索落地下起雨来了。一层雨过,云渐渐地卷向了西去,天又晴了,太阳又露出脸来了,穿着很厚的青布单衣或夹袄的都市闲人,咬着烟管,在雨后的斜桥影里,上桥头树底下去一立,遇见熟人,便会用了缓慢悠闲的声调,微叹着互答着地说:

“唉,天可真凉了—”(这了字念得很高,拖得很长。)

“可不是吗?一层秋雨一层凉了!”

 

老舍

北平在人为之中显出自然,几乎是什么地方既不挤得慌,又不太僻静:最小的胡同里的房子也有院子与树;最空旷的地方也离买卖街与住宅区不远。这种分配法可以算——在我的经验中——天下第一了。北平的好处不在处处设备得完全,而在它处处有空儿,可以使人自由地喘气;不在有好些美丽的建筑,而在建筑的四周都有空闲的地方,使它们成为美景。每一个城楼,每一个牌楼,都可以从老远就看见。况且在街上还可以看见北山与西山呢!
是的,北平是个都城,而能有好多自己产生的花、菜、水果,这就使人更接近了自然。从它里面说,它没有像伦敦的那些成天冒烟的工厂;从外面说,它紧连着园林,菜圃与农村。采菊东篱下,在这里,确是可以悠然见南山的;大概把“南”字变个“西”或“北”,也没有多少了不得的吧。像我这样的一个贫寒的人,或者只有在北平能享受一点清福了。

好,不再说了吧;要落泪了,真想念北平呀!

冰心

人家说想北平大觉寺的杏花,香山的红叶,我说我也想;人家说想北平的笔墨笺纸,我说我也想;人家说想北平的故宫北海,我说我也想;人家说想北平的烧鸭子涮羊肉,我说我也想;人家说想北平的火神庙隆福寺,我说我也想;人家说想北平的糖葫芦炒栗子,我说我也想。

北京,多少人曾爱你青春美好的时辰!遗憾的是,这样的京城我们只能在书里看到了。

冯骥才:古城已完蛋,别再祸害古村

 

     “每一分钟,都有文化遗产在消失。再不保护,五千年历史文明古国就没有东西留存了,如果我们再不行动,我们怎么面对子孙?”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冯骥才说。
       严酷的事实是,中国的古村落在最近几年里几乎全部沦陷了,继齐鲁大地的古村落全部被拆毁后,作为中国文化博物馆的山西古村落也将消失殆尽。曾经的近百座古村,原居民都在“新农村建设”运动中从原来的深山搬出,住到了山脚下平原小镇的多层住宅小区里,这怎能不让人忧心忡忡……

       杨柳青即将在“新农村建设”中消失
       杨柳青镇是天津市最大的卫星城镇,历史渊源久远,文化积淀十分厚重,尤以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木版年画而闻名遐迩。这次拆迁的镇南南乡三十六村,是历史上杨柳青木版年画重要的集散地,曾经有上百家老字号的画店。如今,这个年画艺术区,即将在以“新农村建设”为由的城市化进程中消失。
       从改革开放至今的三十多年间,在现代化和城市化的藉口下,中国的600多座城市都经历了旧城改造和重建,其结果是每座城市的样貌严重趋同,变成了同一模样。原来的历史文化街区,无一例外都变成了CBD中央商务区、商业区、写字楼和高层住宅区,原有的街道、胡同、大院和那里的原住民,全都销声匿迹了。
       更早消失的是那些中小历史文化名城。“我举两个城市的例子,南方的浙江嘉兴和北方的山东德州,这两个城市在发展和建设当中,城市里面的历史街区板块(德州除去一个文化性的遗址之外)基本上完全消失了。它们曾经是中国历史上非常著名的文化名城,现在连历史建筑几乎都没有了。我担心将来中国人会在自己的城市里迷路。不论哪个城市,满眼全是现代建筑,所有文化旧址、胡同、街道,都被房地产开发商的推土机铲平,建造起来的楼盘基本上都是一个样,原有的城市个性和特点全都消失了。”冯骥才说。

保护老城不能只讲政绩
       2000年,时任山西省灵石县县长的耿彦波给冯骥才打了一个电话:“我是灵石县的县长,我在文化保护方面的很多想法是跟您一致的,是按照您的想法做的,我特别希望您到我这边看看。”
       但在老城保护和修复上,冯骥才和耿彦波有分歧。大同老城历尽沧桑,城墙里长了很多野树,当时,耿彦波提出要拿砖包起来,冯骥才认为不妥,如果拿砖包起来的话,老城看起来就变成新城了。冯骥才希望大同能够原汁原味地保留几段城墙,甚至把崩塌处用玻璃做一个博物馆或旅店,人可以进去,里面也可以喝咖啡,用现代人的生活方式把历史与现代连接起来。
       冯骥才说:“我最近又去了大同,发现政府更大的兴趣是恢复那些北魏时期的城墙,重建了很多老建筑,准备进行商业开发。我觉得他们做来做去,仍然是那些旅游景点似的东西,还是要急功近利追求政绩,要把投资通过商业运作挣回来。我不希望他们把老城最后搞成了遗址公园,为了收门票,人流众多,商业气息太浓,历史的感觉反而没有了。”
       但是,这样的问题在古城改造中屡见不鲜。云南的大理和丽江向来被视作古城保护的典范,因为它们吸取了北京的教训,在古城外另建新城区。然而,在冯骥才的眼里,大理和丽江的历史传统没有了,灵魂也就没有了,剩下的只是一个躯壳。“它们完全是一个商业化的城市,原有居民大量迁走了,原有的城市记忆没有了,它原有的生活形态没有了,原有的民俗和生活丢失了,原有的文化深层的魅力也没有了,居民和游客都是外来人,小店里的旅游纪念品在南方、东北的景点里都有卖的,游客看到的歌舞也是表演性的东西,村民在那儿挤眉弄眼,真正内涵的东西消失了。”
       冯骥才比较欣赏的是浙江的西塘古镇。他觉得和周庄、乌镇等江南六镇比起来,西塘的模式最好,它保留了原住民,没有大规模的商业化,保留了原有的生活形态。周庄本地人大部分都搬空了,全是外地人进驻做生意;乌镇也是把原住民全部赶走,结果变成了一座死城,一个古镇的生命力丧失了。


请别再祸害古村落了
       冯骥才现在最担心的是中国那些远离城镇的古村落。因为地处偏远,远离高速公路,在城市化突飞猛进的三十年里,它们得以幸存。但在最近这几年的“发展小城镇,建设新农村”运动中,一批保存了数百年的古村落,正被有组织、有计划地拆掉,建设成新城镇和高层住宅小区。
       十年前,冯骥才曾带领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同仁去山东普查,发现齐鲁大地上有许多不为人知的古村落,有的村庄占地庞大,有城墙围绕,护城河和内河、池塘纵横,还有学堂、孔庙、祠堂、仓库、戏楼、钟鼓楼,街道、水井齐整,民居规划工整,非常美丽。
       冯骥才痛切地回忆道:“我们当时还能看到山东的一些古村落,我们想做古村落的调查,把好的古村落确定下来,然后向建设部提一个名单,这些村落像北京的胡同一样先别动,去年我们的队伍深入调查下来,结果发现齐鲁大地上一个古村庄也没有了。山东经济发达,城市化速度也快,地方政府为了追求政绩,已经把它们全部消灭掉了。”
       对于那些已经商业化的古村——如山西王家大院、周庄那样的旅游景点,它们的未来也令人忧心忡忡。它们往往是把村子围起来,把几个道口都变成了售票处。在冯骥才看来,这些古村就是为商业服务、为游客表演的一个平台,跟文化没有关系,充其量就是地方官员手掌上的一个玩具。
       即使是那些已经入选世界文化遗产的古村,冯骥才也很担心它们的未来。在江西赣南地区和福建闽西地区,分布着3万多座土楼。在它们成为世界文化遗产以前,很多土楼里的牌匾和摆设的文物,都被文物贩子收购到了北京,流失到国外。后来申请世界文化遗产,地方政府花钱请来专家学者做申请文本报告,做规划、保护方案,看上去煞有其事,着实忙碌热闹了一番。结果,土楼定为世界文化遗产之后,那些保护方案就被束之高阁,统统变成了摆设。
       冯骥才说:“原来每座土楼实际上都是一个博物馆,后来在‘文革’中毁了一批,‘文革’之后又卖了一批,所以很多土楼都空了,也有少量土楼里还有些东西,但这些土楼里现在没有人住,风吹雨淋,破败得很厉害,那里只是动物和植物的天下。中国应该学习欧洲的经验和政策,制定出台完善有效的法律和管理机制,包括尝试让富人们使用居住,系统化地对土楼进行保护,切实延长它的寿命。”
       对古村的未来,冯骥才显得很悲观。“现在城市的悲剧正在向农村转移,打着城镇化发展和新农村建设的口号,大批的房地产商把城市的土地开发完之后,正在转向农村,因为相对来说农村还有大量的土地。这一波,如果我们控制不了,千姿万态的中国村落就会变成一堆堆建筑垃圾。”


       对于古村落文化遗产的保护,如今最令人焦虑的情况是重申请,轻保护。保护谁? 用什么办法保护? 由哪个部门保护? 这些统统是空白,每一级政府完成政绩以后,就再也没人过问这事了。
       冯骥才说:“十年以前,我提了一个概念,叫文化自觉。我认为到了当今这个时代,我们应该有一个文化自觉,因为时代转型了,我们要有一个自己的文化特色。后来费孝通先生也专门写过关于文化自觉这方面的文章。最近几年,国家开始文化自觉了,比如确立国家名录,确立非遗文化,传统假日放假,确立文化遗产日等等,另外温家宝总理也讲,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精神和灵魂,深刻影响着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甚至于更久远。由专家提议到国家层面的文化自觉,我觉得这一条线上是顺畅的。但是一个国家只有国家的文化自觉是不够的,还必须变成全民的文化自觉,这个社会才能文明,才能进步。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认为出现了许多问题。
       现在有很多文化遗产,在我们确定完非遗项目的传承人之后,很多传承人就去世了。我觉得这是自然现象,因为每一代艺人到岁数了都要消失。但是问题在于,这个项目被确定为国家非遗之后,它在我们的生活中,在一个城市里面,在一个地区里面,一个乡村里面,它的价值是什么?它仅仅是一个商业资源吗?它仅仅是一个地区的招牌吗? 它还是一个地区独特的文化和审美的表现吗? 是独特的精神气质的表现吗? 是老百姓应该引以为荣的一个地方的文化创造吗? 然而,现在几乎没有老百姓认为非遗是他们的骄傲。”
       当有记者问道:“怎么看待老城改造中大量拆除民居,只保留帝王将相和名人宅院这一现象”时,冯骥才认为:“我觉得许多政府官员并不是从这个角度来看,他们主要是从商业价值来衡量,还是看那个房子的贵重程度,建筑物本身的物质价值,而不重视它的文化价值。所以,他们喜欢“新天地”的改造模式。我们现在660个城市,基本上没有历史板块,要么被商业开发了,变成一个旅游景点,或者是变成一个风情街、酒吧街,在景观上还存在一点东西,作为地标存在。
       我认为代表一个城市真正有魅力的,是它的街区生活和文化,它们往往并不是那些皇家、宗教的建筑,比如说故宫,它是象征性的建筑,但并不代表北京真正的文化。真正代表北京文化的,恰恰是那些四合院和胡同所组成的历史街区。我觉得中国必须要有一个国家文化发展基金,应该由专家来管,而不是文化部管,也不应该是中宣部管。”

 

孙立平:共识已经不可能

 问:最近的局势好像有点扑朔迷离。最直接的,网上的对立越来越明显,气氛也越来越火爆。甚至共青团好像在整体加入这场混战。这个问题怎么看?

  答:首先说明一点,在社会转型的关键时刻,社会越来越情绪化,并在情绪化的氛围中对立和分裂进一步加深,绝不是好事情。导致这种趋势的原因,既有种种客观情境的因素,也有人为引导的因素。但不管怎么样,本着对这个社会负责的态度,应当减缓而不是加剧这个趋势。

  在这种情况下,一种冷静而理性的态度是非常重要的。是非当然要分辨,但不能由此变成全输全赢的战争。我们过去吃亏就吃在这个地方,总是把事情想象为一方全对一方全错,然后就是一方彻底战胜另一方。特别是在有人想把水搅混的情况下,就更是如此。

  使讨论理性化的最好办法,是不断回顾本原的问题,争论和分歧是从哪里开始的?我们本来是要争论什么问题?最初的分歧是什么?而不能随着争论中产生的泡沫走。从讨论一个问题中的某一句扯到另一个问题上,再接着往下扯,中间再加上攻击和谩骂,只能使事情弄得越来越糟。最后是整个社会付出巨大代价。

  问:从目前情况看,确实是一场混战。这种混战不是说阵营不清楚,也不是说问题不清楚,而是什么问题都能给搅得一片混乱。问题的实质在哪里?

  答:我觉得,几乎现在所有重大分歧,都来自于两个互相联系的根源,一个是上一次改革最后那段时间形成的断裂社会,一个是最近五年左右时间形成社会变革基本共识的失败。

  本世纪初,根据上个世纪最后一段时间中国社会演变的情况,我提出断裂社会的概念。其后,又指出社会中出现上层寡头化下层民粹化的趋势。这就是当前社会日益分裂的源头。

  对于文革,我当然持批判态度,但我并不同意说一些使用文革语言表达自己意见的人都是所谓文革余孽。应当承认,上一次改革走到最后,已经走样变形。当时我就说,改革正在成为财富掠夺的战争。在那场改革中,一部分人的利益受到损害。他们对改革持有某种否定和批判的态度,是可以理解的。对他们来说,除了熟悉的文革语言也没有别的语言可以使用。但人们不应当仅仅根据其使用的文革式语言忽视其所表达的正当利益诉求因素。

  上次改革后期形成的种种弊端,权贵集团的兴起,以及由此形成的社会分化乃至分裂,使得新三十年形成关于社会走向基本共识更加困难。我们过去老说共识这个词,但现在看起来共识已经不可能。但说共识不可能,并不意味着社会一定走向分裂。最大的公约数还是有可能的。

  但这就需要有一种更有想象力和超越性的理念,来作为新三十年的价值目标。我们前几年一直倡导公平正义的理念,就是基于这种考虑。但现实中提出的则是全面深化改革的理念。实践证明,这个理念已经没有这样的潜力。

  于是,在另外一些因素加入之后,就演变成了现在的局面。

来源:作者微博

千疮百孔的中国农

来源:"金融投资家俱乐部"

这10年的生态农业实践中,中国农村的污染问题不但没有改观,反而越来越严重。由于普遍采取了违背自然规律的生产模式,同时城市垃圾大量进入农村,发达地区淘汰的产业在落后农村落地,因此,农村中出现了多种污染。

  自2005年以来,身为中国科学院博士生导师的我,带领一批批研究生一直在自己的家乡山东省平邑县卞桥镇蒋家庄进行生态农业实践,承包了约40亩低产田,办了一个生态农场。我们目睹了中国农村的很多变化。其中印象最深的是,这10年的生态农业实践中,中国农村的污染问题不但没有改观,反而越来越严重。由于普遍采取了违背自然规律的生产模式,同时城市垃圾大量进入农村,发达地区淘汰的产业在落后农村落地,因此,农村中出现了多种污染。本文章所反应的问题,是我们通过调查发现的真实现状。

  调查之一:令人窒息的臭味

  2015年7月,山东几省连遇高温,部分城市达到40度。在这样高温天气下,一些化工厂、养殖场散发的臭味令人窒息。

  在我的生态农场西北角,两年前出现了一个非法养殖场,属于工厂化养鸭,鸭子从蛋壳出来到长大25天即可以出笼。在其上游就有一个规模化的屠鸭厂。屠宰后的鸭子进入到南方城市,被一些不知情的消费者吃掉了。经济发达的地方,为转移污染,将工厂化养殖场和屠宰厂转移到了经济相对落后的沂蒙山区。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里恰好位处水源地上游,这里的污水与生产的垃圾食品又回到了他们的餐桌。

  臭气来自养鸭场的鸭子粪便,平时气味就很大,再遇到到高温,臭气浓度增加几倍,臭气熏天。尽管政府规定畜禽粪便要干湿分离,不准冲洗,但这些黑心养鸭场不管不顾,照样用水冲,不仅严重污染了周围河流,在冲洗过程中还添加了大量火碱,这样的鸭粪不仅不能肥地,还会烧死庄稼。

  之所以25天鸭子就能够出笼,得益于大量使用饲料添加剂,各种重金属、抗生素、激素都添加到饲料里面,让鸭子异速增长。不要说这样的鸭肉存在严重的质量安全问题,就连粪便都存在严重的环境污染,长期在鸭场工作的农民也有健康隐患。

  最近临沂市在铁腕治污,希望借此春风,对于存在偏远农村的严重违背自然规律、严重污染生态环境的养殖场予以清理,早日还沂蒙山人民久违多年的绿水青山。

  调查之二:地下水不能喝了

我们在农村调研,发现买水喝的农民越来越多了。最早发现农民买水喝是2013年春节前后,今年村民发现买水喝已成为普遍现象。沿沂蒙山金线河两岸的十几个村庄,当年都是到河边沙滩取水喝,或者每个村里都有井,喝的就是浅层地下水。如今,河里的水早就不能喝了,现在井水也不能喝了,连镇上供应的自来水也几乎不能喝了。

  有条件的家庭花钱打深水井,打井变成一个产业。

  河水不能喝是沿河工业尤其屠宰业、工厂化养殖业造成的,河水已严重污染,成了劣五类水;浅层地下水不能喝是农业污染惹的祸,农民为图省事,减少向土地上投入,使用大量的化肥、除草剂等农药,最终导致了赖以为生的地下水不能喝了。原本喝水不要钱的农民,今天尝到了花钱买水喝的苦头——那水是要天天买、顿顿买的啊。

  水是从山上买的,村庄的上游就是蒙山,蒙山由于植被覆盖好,少农田,所产生的水干净还有一丝丝的甜味。然而,几年前我去考察,发现那里的水源也面临着污染隐患。由于游人增多,山上遍布各种农家乐餐馆,餐饮业的废水直接排放到水源中去。

  农民向环境中使用了多少化肥农药?一般一亩地三四百斤化肥,两三斤农药,这些化学物质,能够被利用庄稼或保护庄稼的,占10%~30%,也就是说大量化学物质是用来污染的,污染的比例高达70%~90%。大量化肥、除草剂等农药、地膜造成土壤污染和土地肥力的严重下降,土地肥力下降又带动了农药化肥产业兴旺。政府在源头补贴化肥、农药、农膜等,以至于这些化学物质非常便宜,使用起来连农民都不心疼——农民除一亩杂草,除草剂的费用仅为2.1元!

  调查之三:害虫越杀越多

进入7月,调查区平邑县卞桥镇石桥、南安靖、卞桥、西荆埠、黄埔庄等几个村子的农民开始忙碌起来。农田里爆发了一种钻心虫,专门啃食玉米芯,即顶端的幼叶,吃完后就钻到植株下面的部位,非常难以治理,农民恨之入骨。

  农民每年都要向地里打多遍农药,加上播种期用农药拌种,使用农药四五次属于正常,如果种植果树,每年打药的次数高达20多次。

  现在的农田充满了杀机,害虫几乎都是经过农药洗礼的,农药越用越多,而害虫似乎也越战越勇,在过去一百多年的人虫大战中,化学对抗的胜者似乎是害虫而不是人类——医院里癌症病人越来越多,而害虫繁殖速度依然成倍增长。

  害虫在农药胁迫下,会出现进化,这个进化是在农药诱导下产生的。据说有些害虫泡在农药原液里也毒不死。这类害虫进化出来了一层隔离液态的蜡质毛。如果有人研究农药诱导的害虫进化机理,应当有很好的科学发现。农民不知道其中的原理,每年继续有成吨的农药倾倒在农田里。

  有些虫害是农药商和农药贩子人为制造出来的恐慌,为了吓唬农民,其目的是兜售其农药,他们不关心农民是否治住了害虫,他们关心的是农药的销售量。

  当农田出现的害虫的时候,仅仅是每亩出现2~3头害虫的时候,植保专家就建议农民喷洒农药,还推荐他们使用哪一种农药。如果不打,农民们经常听到的是下面的话:

  你不打农药吗?不打庄稼都毁了。

  一些政府官员也成了农药商的传话筒:“不打农药,产量会减少70%,甚至会绝产。”

  现在农药的名称越来越奇怪,如“一步绝”、“一月无虫”等,既充满了对害虫咬牙切齿的恨,又充满了对农民的诱惑——不怕你不来买。

  调查之四:河流变成臭水沟

山东省平邑县卞桥镇蒋家庄村的东面有一条小河,叫金线河,是沂河的上游。沂河是淮河流域泗沂沭水系中较大的河流,从江苏入海。在没有自来水的年代,沿河十几个村庄的村民就是靠这条小河生活,无论是地表水还是地面水都能喝,不需要进行水处理。这条河至今也是临沂市以及沿线城市的水源地,但需要进行各种水处理措施。

  过去村里还没有空调的时候,这条河就是天然的避暑地。在炎热的夏季,忙碌了一天的人们,就是用这条河去除身上的热气,男人在上河洗澡;女人在下河洗澡,但男人的权利是白天和黑夜都能洗,而女人只有在晚上才洗。

  村里人对这条小河有着很多的回忆:

  河里有很多的鱼,夏天发洪水时可以在浅滩上抓到几十斤重的大鲤鱼,鱼是从上游水库里跑出来的,水流平缓时也能看到一些鱼儿在浅浅的水底下静静地呆着。有一种鱼,我们叫它“沙里趴”(学名沙鳢,鳢科鱼类),用手就能抓住,至于深水里的螃蟹、虾米、青蛙、泥鳅等就更多了。孩子们用笊篱就能捞虾,手巧的还会织渔网,并织成簸箕的形状,绑在长杆上,就可以抓到更多的鱼。小河再往远处流便是密不见人的森林,胆小的孩子是不敢走进去的。森林里有一种叫小黄雀的鸟,羽毛金黄,小而灵活,孩子们的弹弓很难打到它。一到夏天,数不尽的知了响彻整个森林,天气越热,叫得越欢,这时候,孩子们最高兴的事就是一下课就去粘知了,拣知了皮,逮知了牛(也就是金蝉,金蝉是蝉的幼虫,脱壳之后就成了蝉)。

  今天,这条小河已经严重变臭,不能游泳,更不能喝了,水里的鱼虾没有了,沿河的芦苇荡没有了。这条河每天都要负重将各种污染物搬运到下游去,再经过沿线的城市,最终流向大海。

  据村里人介绍,河水变质是从砍伐当地森林开始的,这个过程大约发生在1982年前后,首先是分了集体林,将多样化的当地森林卖掉分掉,然后种植上清一色的杨树。随后,人们发现了发财的机会——卖沙子。由于城市急剧发展,大量需要沙子,金线河的沙子被层层截挖,这里的沙子被制成混凝土,撑起了一座座城市。

  后来,人们沿河疯狂建各种养殖场,大都是工厂化速生养殖场,养鸡养鸭,污水直排金线河;鸡鸭多了之后,于是就沿河建起了屠宰场,屠宰废水基本没有经过处理就进入了金线河。

  还有其他大小工厂,以及农田里排放出来的化肥、农药、地膜的碎片,下雨的时候也随着地表径流进入了金线河。

  这条曾经美丽的金线河,早在20年前就已经名存实亡了。现在山东乃至整个内地省份,已经很难找到沙子了。而底泥中的重金属等物质也需要专门的处理恢复,其代价的是昂贵的。

  调查之五:垃圾包围农村

调查发现,农村中垃圾严重增多了,尤其白色污染。

  倒退三四十年,乡村是很少垃圾的。那个时候没有塑料袋,也没有农膜,主要是动物和人的排泄物。勤快的农民都要将这些排泄物收集起来,放在猪圈里作为肥料。当年有一种农活就叫拾粪,几乎每一个农户家里都有拾粪的工具,沂蒙山人管一种棉槐条编的农具叫粪箕子,就与这种农活有关。

  如今,人和动物的粪便明显比过去少见了,但严重增多的是各种垃圾。

  首先,农田的地膜残留物就是一种。每年农民种植经济作物如西瓜、花生、土豆等都需要大量使用地膜。这些地膜非常薄,没有回收利用价值,收获庄稼后农民就将地膜捡起来放在地头,一些残留的农膜留在地里。有时候地头上杂草多了,农民在烧杂草的时候,一把火也将地膜焚烧了,释放出严重的致癌物。

  其次,是各种农药、化肥的包装物。它们几乎都是塑料类制品,有些为塑料袋,有些加工成塑料瓶。

  第三是各种食品的包装物。饮料瓶、矿泉水瓶、牛奶瓶,方便面袋,薯条袋,几乎村民从商店里买来的所有食物都是用塑料包装的,即使香烟,外面也有一层膜。

  第四是各种塑料袋。城里人的超市对塑料袋实施限塑令,但那些被限制的塑料袋全部进入乡村,现在农民赶集卖东西,根本没有带包带筐的习惯了,到处都提供一次性塑料袋。集市散场后,地面上的垃圾塑料袋遮盖地面,由于乡村没有专门的环卫人员,这些垃圾袋借助风或雨水的力量,就会进入河流或沟渠。

  第五是村民的各种生活垃圾。旧衣服烂鞋袜,废旧的塑料桶,墩布头与塑料把,加上烂菜叶与废纸片,这些垃圾有些就手被村民倾倒在沟渠内,刮风下雨后再冲到下游去。

  调查之六:得癌症的多了

  蒋家庄的村民,第一次听说癌症这个词,是20世纪70年代。1976年1月,周恩来总理去世,因患癌症医治无效去世,县有线广播里传来这个消息。村民们悲痛之余,私下互相打听,癌症是什么样的病,那么厉害,连国家都治不好。可见,40年前,癌症对于村民完全是很新的名词。

  如今,村民们因病去世的多了,而更多的病,都是在医院里查出的癌症。先是村民感觉某个部位不舒服,疼痛难忍,送去医院检查,往往都是癌症后期。后来这样的事情多了,谁家发现有人疼痛,就很自然地猜想是不是得了癌症。

  癌这个字里有3个口字,病从口入,癌症也多是吃出来,喝出来的,更有空气中致癌物,通过呼吸进入人体。村民们得肺癌、食道癌、肠道癌的多,就很可能与空气、水和食物污染有很大的关系。

  村民们常年接触农药、化肥、地膜,这对人体的伤害很大。村民们告诉我说,打除草剂的时候连窗户都不敢开,气味很难闻;打农药时有时浑身红肿,洗澡都不管用;他们在田间地头焚烧地膜时,点着火走了,但空气中的二恶英致癌物却进入了大气,上百年不能降解,对于这一点,村民是不知晓的。

  蒋家庄的会计那里保留了村民死亡的较完整记录。过去有记录的19年中,总死亡人数为109人,其中男性56人,女性53人。

  调查中得知,农民死亡原因中,90%以上为各种疾病,其中以癌症为主。最近10年来,除了写明服毒、上吊死亡、事故外,该村农民死因多为癌症,而自然死亡的比例很小。

  进一步分析发现,该村庄农民平均死亡年龄65.73岁,除去自杀等意外因素,平均寿命70.63岁,其中,男性69.95, 女性70.99岁。过去20年中,中国人平均寿命中,男性为72.05,女性为75.35。与全国平均值相比,该村庄男性寿命下降了1.42岁,女性下降4.36岁。女性寿命下降超过男性,可能与农村妇女生活压力增大和替代男性从事有污染的农业劳动有关。无论哪种分析,该村农民的寿命已低于全国平均寿命平均值。女性寿命高于男性是不争的事实,但女性寿命下降高于男性,更应当引起重视。

  调查之七:尴尬的农村殡葬制度

在蒋家庄,原来有块公墓林,过去都实行土葬,埋葬的都是蒋家庄去世的农民,以蒋姓为主,外性也允许。我们叫这片墓地为老林。老林里种植了很多树木,以侧柏为主,坟头上长满了草,小时候几个胆大的小伙伴经常进老林拔草。在农业学大寨运动中,这片老林被平整,如今变成了良田。

  然而,老林被平整后,没有来得及划出新的墓地,就赶上了家庭联产责任制,就是分地单干。当时,村集体并没有将所有的土地都分掉,尚保留了5%的集体土地,、这些土地成了村民埋死人的首选之地。后来,这些集体土地也被承包了出去,这样村民就不能随便到别人家的承包地上埋棺材了,只要在自家的承包地上就地掩埋,客观造成了坟头遍布农田的奇观。

  中国城乡实行丧葬改革40年以来,虽在城市减少了死人占地,但在广大的农村,尤其华北平原上的农村,似乎收效甚微。继火葬后,农民重新恢复土葬风俗,他们将骨灰盒放置在棺材中下葬,这样就造成了对待逝去亲人的新做法:火葬+土葬。

  火葬与土葬二者只能择一,而农民却将其二合一。由此带来的新的问题是:火葬增加环境污染,还增加了农民经济负担;土葬因无固定的农村墓地,农民随地埋葬,不仅占用大量耕地,还造成因无规则土葬行为,造成坟头遍布农田,对机械耕作带来困难。

  可见,农村殡葬制度需要进行新的改革,或者是借鉴城市的做法,恢复家族墓地,实现严格火葬,仅留骨灰和排位,减少占地;或者根据中国农村实际情况,恢复土葬(不经火化),但需要严格不留坟头,农民自己记住位置,到重要的纪念日祭祖。后者不占地,农村土地可永久耕作,农民不受平坟之痛。

  调查之八:勤劳未必能致富

  勤劳致富,这个亘古不变的道理放在今天市场经济大潮下的农村有些不灵了。由于农民的生产是为市场而生产,他们生产的粮食或肉蛋奶,都是用来交换的商品,且没有定价权,谁老实巴交种地谁就吃亏。

  蒋家庄村民蒋坚强是村里最早富裕起来的农民。他是当地有名的种地能手,同时也是一名非常熟练的拖拉机手,还会养猪、养牛。20世纪70年代末,农村联产承包刚开始的时候,曾辉煌一时。他1978年初中毕业就回村当了农民,由于会经营土地,1979年就买上了拖拉机,1980前后就有2万多元的存款,是当年村里最早的万元户。30年来,他一直靠自己的勤劳伺候土地,非但没有像那些头脑灵活的农民那样过上好日子,还背了20万元的债务,已基本没有能力继续发展生产。

  我们了解到他返贫的原因如下:

  一是坚持务农。当村里很多人外出打工,收入远比在家种地高的时候,他一直坚定地守在农村生产第一线。他将父母的土地还有农民不愿种的土地接过来经营,继续开拖拉机挣钱,同时养猪还养牛,积累了一个价值17万元的大院子。然而,不幸的是,他的辛苦努力并没有使他银行里有多余的存款,而是经常入不敷出。其主要原因是,农产品价格并没有像城里人的工资那样成百倍地增长,而是几十年来变化相对很小。35年以来,小麦玉米价格仅上升了5倍,远不如货币贬值的速度快,而期间城市工作人员的工资上涨了几百多倍!那些聪明的农民将土地撂荒,进城打工每年可得到2万元~3万元的净收入,相对于在家农民经营10亩地的收入。而前者要轻松的多,后者则非常辛苦,一年到头都不能休息,还不能生病。

  二是医疗风险。农民长期经营有一定风险的农业,不生病不出事故是不可能的。蒋坚强就因搭建牛棚摔断胳膊进了医院。为治好胳膊,他花了近5万元。祸不单行,他的儿子在外面打工做电焊工,火星迸进了眼睛,治眼伤花了3万多元。

  三是孩子结婚与生子。农村给孩子定亲办婚事的费用越来越高,低俗的攀比之风直接造成了费用升高。以见面礼为例,20世纪80年代末为1007元,其寓意为“千里挑妻”,到20世纪末就变成了10001元(“万里挑一”),翻了10倍;到现在干脆上升到30003元了,又翻了3倍,美其名曰 “三生有缘”。如果男方拿不出见面礼“三生有缘”,女方扭头就走。盖房、定亲、结婚、一直到生子,费用最低15万元。蒋坚强就一个儿子,孩子从定亲到生子,将其所有的积蓄都搭上了还是不够。

  四是养猪赔钱。蒋坚强去年养殖了50头猪,本来想发一笔,不料遭遇猪瘟,大部分猪死亡,净赔3万元。

  五是为银行挣钱。由于医疗、孩子娶亲、加上那场猪瘟,蒋坚强为了在经济上翻身,只好冒着更大的风险去贷款,年息高达12%,以不动产做抵押,同时还要有亲戚担保。为了还银行利息,只有起早贪黑地干。这样,其收入的一大部分要还银行利息,等于为银行打工,贷款越多利息就越高。

  以上原因不但造成了当年万元户蒋坚强的返贫,也造成了许多相信勤劳致富、坚持务农的农民沦落为今天的欠债户,勤劳致富被逆淘汰。

  那么什么人在农村能够致富呢?据调查,下述3类人在农村是赚了钱的:

  一是牺牲生态环境搞规模化养殖的农户。20多年前,有一家村民就在村头搞起来蛋鸡养殖场,养殖的废水直接冲进金线河,散发出来的臭味遭到村民暗骂。该蛋鸡场引进所谓的科学技术,让每只鸡一年可产400多个鸡蛋,常年不见阳光,抗生素、激素不断,他们生产的这种鸡蛋,自己也不吃,都被蛋贩子卖到城市里去了。这种牺牲他人生存空间的人能够赚钱,牺牲他人健康的人能够赚钱,更奇怪的是,有关部门竟然将这样的人树立为典型,这不是鼓励农民赚黑心钱吗?

  二是侵占集体公共资源的人。村里没有什么工业,不料,原本不值什么钱的沙子却值了钱,由于城市迅速发展,大量需要沙子作为建筑材料,沙子的价格很快上涨。有聪明人将集体的河道承包了去,雇铲车和捞沙船向河道要财富,于是原本有净化能力的金线河变成了臭水沟,但承包河道的人个个都发了财。

  三是能说会道的人。这类人衣着光鲜,上骗政府,下骗村民乃至亲戚父母,完全是不劳而获之徒。由于国家对农村的各项补贴,都是县级政府掌控的,这些人就使出了全部骗术,包括对官员行贿,竟然空手套白狼,争取到了200万的大沼气工程,可见政府的涉农补贴很多是没有用到真正的地方了。

  可见,当今农村勤劳致富已成过去式,许多农民被逼离开农村进城谋生,留下了的所谓有头脑的人,将德道良心和生态环境都变成了商品,发了财。而国家不得不投入更多的资金对受损的生态系统进行治理。这是一种恶性循环。

  来源:《环境教育》作者:蒋高明

TPP让中国必须重新审视国企改革与亚太战略的

作者:储殷

来源:微信群

 

TPP,全称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rans -Pacific Partnership Agreement),也称“经济北约”。12个成员国的谈判已有5年之久,最初不被看好,但就在中国人放松的国庆节期间,它以一种意外迅捷的方式达成了协议。对中国而言,强烈的对冲感迎面袭来。

其实,以“中国野路子”的高明而言,TPP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并不令人畏惧。然而,随着这个泛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网的建立,中国亚太战略遭遇挤压却是毋庸置疑。这种挤压不仅让亚太主导权再次倾向美国,同时又对中国的应对提出更高要求,因为美国的这一战略举措实际上对中国的国家政策产生了某种微妙的倒逼效果,并可能引发一系列并不局限于经济的后果。可见,TPP将促使中国内外同时发生变化。

TPP把中美博弈带入新阶段

当地时间10月5日,美国等12国经贸部长发表联合声明,宣布历时5年多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谈判结束。包括美国、日本、文莱、智利、新加坡、新西兰在内的12个成员国在美国佐治亚州亚特兰大举行的部长级会议上达成基本协议,同意进行自由贸易,并在投资及知识产权等广泛领域统一规范。

TPP真实目的不是要遏制中国的经济,而是要避免中国用经济手段把亚太据为己有。

对比WTO追求降关税,TPP追求的是自由贸易。TPP言称对所有国家敞开大门,但中国却是跨不进这道门槛的国家。TPP的高要求,诸如贸易和服务自由、货币自由兑换、税制公平、国企私有化、保护劳工权益、保护知识产权、保护环境资源、信息自由,这些准则中国目前还远远达不到。很明显,撇开中国、重新整合亚太国家的力量,形成更高层面的贸易组织已是既定格局。早在TPP商讨之初,中国人也清楚看到了这一点,最近几年,中国的经济决策人员一直在忙碌一件事,就是争取和越来越多的国家签订自由贸易协定。而另一方面,美国人则忙于尽早与成员国达成此协议。

在经历了5年艰苦而漫长的谈判之后,TPP在许多人并不看好的情况下以一种意外迅捷的方式达成了协议。虽然,还要面临各国国内政治程序的考验,总的来说,泛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的确立已经成为了一个即将到来的现实。这个现实是,以美日为轴心的一个巨大经济圈即将形成,而这个经济圈在总量上达到了全球经济总量的4成。TPP奉行着高度统一且中国在较长时间内难以适应的规范。因此,许多人甚至将其视为经济冷战的信号。

然而问题在于,在今天全球经济高度一体化的现实背景下,对中国的经济冷战是缺乏操作性的,TPP真的具有针对中国的意图,它也过了最佳的历史时期。在中国崛起的大背景下,TPP可能成为某种对冲中国经济影响力的工具,恐难以起到对中国经济的根本遏制。从其实质上判断,TPP更接近一种地缘战略上的选择。

今日世界很难形成封闭的生意圈

尽管很多人担心TPP最后将形成一个中国无法进入的经济圈子,但实际情况是,中国与TPP12国中的所有国家存在极为密切的经济关系。在近几年,随着中国资本的输出与企业、人员大量的走出去,这种经济关系已经不再是十几年前的那种可以替代的简单的进出口贸易,而是资本、企业、人员高度粘合的一体化经济。中国与TPP12国中的8个国家有自贸区协定,其中与澳大利亚、智利、新加坡的自贸区水平已经相当接近TPP中的零关税水平。更重要的是,中美关系的一体化程度也达到了相当的高度,在近些年随着中国经济向中高端水平迈进,中国企业在海外兼并重组日趋活跃,美国已成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第三大目的地。在2012年、2013年和2014年中国对美投资分别为93亿、156亿和170亿美元。在2014年中国企业在美共完成152宗投资交易,并购交易数量达92宗,创历史新高,其中民营企业已经成为了中国对美投资的主体。

尽管很多人把TPP描述成杯葛中国的共同价值观的经济体,但坦率而言,权威体制的新加坡、族群政治的马来西亚、社会主义的越南和拉美传统的智利、墨西哥能有多少共同价值可言。在全球经济的雨林里,金钱就是最大的普世价值。

如果说美国搞TPP是想把中国排除在未来的亚太经济圈之外,那么它几乎注定会失败。但是如果TPP的主要效果是放在对冲中国在亚太地区的经济外交,巩固美国在亚太的盟友体系上,那么它很可能将取得比较明显的效果。

就TPP12国而言,日、澳是美国的军事盟友,马来西亚、新加坡是马六甲的要冲,而越南则可能成为东南亚对中国形成军事抗衡的唯一国家。如果考虑到未来可能加入的泰国、韩国,TPP实际上是一个环中国的亚太防御链。在美国重返亚太之后,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中国的经济影响力正在迅速地改变着亚太的格局。伴随着中国与东盟、韩国、澳大利亚的自贸区建设,中国的大周边正在逐步对美国的亚太秩序形成挑战。尤其是一带一路中的海上丝绸之路更是可能从根本上改变美国在冷战以来在亚太地区的战略布局。

尽管我们通常认为,TPP是美国确保经济话语权的一次主动出击,但实际上在经济上,美国与日本所获得的好处相对有限,反而是越南、马来西亚等相对落后的国家更可能成为获益者。对于美国来说,最重要的收获其实是在经济之外,巩固自己在亚洲的战略布局。

北京被迫迁府印证了梁思成的遗言

悦知道。

如果著名建筑专家梁思成的建议被採纳,北京古城会成为令中华儿女骄傲的建筑博物馆。而今天北京只能被迫迁府。                         

北京,古今名城,多朝帝都,城市历史几可追溯至3000年前。图为明朝中期所绘的〈帝都图卷〉。(维基百科)

如果著名建筑专家梁思成的建议被採纳,北京古城会成为令中华儿女骄傲的建筑博物馆。而今天北京只能被迫迁府。“50年后,历史将证明你是错误的,我是对的。”半个世纪后,验证了梁思成对彭真说的话,“古城”北京已面目皆非。

北京,古今名城,多朝帝都,城市历史几可追溯至3000年前。秦汉以来,北京一直是中国北方重镇,自春秋战国时期被燕国立为国都始,先后称蓟城、燕都、燕京、大都、北平、顺天府等。辽、金、元、明、清等帝统时代,及民国北洋政府时期至49年后,北京均为都城。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化,皇家古建、四合院、胡同、京剧、特色小吃……让北京为世界留下自己的独有面孔。

2015年7月11日起,媒体已经证实,北京市委、市政府、市人大、市政协4套机构将于今年10月1日起,从市中心迁往北京市东部郊区通州办公。一石激起浪千层。政客、专家、学者、商贾、百姓纷纷发话,对北京迁府一事多角度解读。历史学家、建筑学家、城市学研究者也追忆起,1949年建政时关于北京规划的争论。大家特别注意到最终建言失败的著名建筑专家梁思成先生痛心疾首的预言:“在这些问题上,我是先进的,你是落后的”,“50年后,历史将证明你是错误的,我是对的”。这是梁先生50年代初对北京市长彭真说的话。

50年早已过去,很不幸,梁先生一语成谶。如今的北京,沙漠逼近,河湖干涸、地下水枯竭、阴霾沙尘蔽日、交通令人绝望、人口畸形膨胀,古迹大量减少,文化不断消失,城市功能低弱……北京后人来到这里,几乎已认不出父辈口中的家乡。

让我们回溯到1948年。11月中央中央认为“蒋介石的国都在南京,他的基础是江浙资本家。我们要把国都建在北平,我们也要在北平找到我们的基础,这就是工人阶级和广大的劳动群众。”在1948年3月王稼祥向中央建议几个候选城市被否决后,北京最终成为首都。当时,梁思成作为北京市规划委员会副主任,极力反对“苏联专家”以天安门为中心改造北京,建议完整保护北京古城,中央政府应搬到西部办公。但是,这不可能!

梁思成护京梦碎

专栏作家马鼎盛曾经撰文称,49年建政之初,市长彭真站在天安门城楼上对梁思成说:“毛主席希望将来从这里望过去,要看到处处都是烟囱。”梁思成大吃一惊,他认为北京是古代文化建筑集中的城市,不应该发展工业。最好像华盛顿那样,成为政治文化中心。

后来,梁思成与南京中央大学建筑系教授陈占祥共同完成长达2.5万字的〈关于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区位置的建议〉,内容主要有两条:一是主张全部保存城区所有的房屋,不同意在北京内城、外城建设新楼房和新工厂,旧城完全按原貌保存,使它成为一个历史博物馆;二是建议北京新行政中心建在月坛以西、公主坟以东一带,以五棵松为中心建设一个新北京。形成一个多中心又有限制的市区,既保护了旧城,又促进各自区域内的职住平衡,降低长距离的交通量。史称“梁陈方案”。

方案受到“苏联专家”的强烈反对。1949年刘少奇访问苏联,请斯大林派专家帮搞市政建设。苏联人9月就来到北京,以莫斯科市苏维埃副主席阿布拉莫夫为团长来了个17人的大团,其中有建筑、水利、下水道、道路方面的专家。

苏联人对美丽古城北京和完善的古代市政设施称赞有加,一再说要保护、利用和发展古城。但他们却在选择北京政权行政中心设计地点上和梁、陈发生严重分歧,贊同建筑师朱兆雪、赵冬日的意见:以天安门为中心,向四周逐步扩建。称,你们的党中央和政务院已经在中南海了,天安门这一带已经设了重要部门,高等法院、公安部、重工业部都在东交民巷,外交部在东单北边,天安门已经是你们新的行政中心了。

苏联人还担心“北京没有设计力量,施工力量很小,只会盖平房和修房,盖不了楼房”。甚至抬出斯大林:“莫斯科市的建设规划和莫斯科行政中心是红场,是斯大林亲自规划、亲自定的。当年在苏联也有争论,当时有人主张保存旧莫斯科,在城外另建新的中心,受到斯大林的严厉批评。”

当时的北京市召集市政负责人和专家开会讨论苏联人建议,除梁陈等少数人之外,竟得到一致通过。

于是,1950年2月,毛泽东批准了“苏联老大哥”提议改建、扩建北京旧城的方针,自此,古城北京浩劫开始,梁思成护京梦碎。

半世违建京畿毁

北京历史可追塑到汉朝的钟楼。

梁思成痛心疾首,却不甘心,“上计”不成只好取其中,利用自己名声和关系四处奔走,试图让没文化苏联专家下手轻点。不要拆毁几百年的古城墙、古建筑、王府、牌楼、四合院、街巷胡同等和北京历史文化有关的一切。但最终,这位耶鲁大学教授、纽约联合国总部大厦设计谘询委员会的中华民国代表,平津战役中热情帮助绘制北平古物保护地图免受炮击的爱国者,只留下“梁思成哭古城墙”、“梁思成哭牌楼”被责骂的辛酸故事。

1953年11月,北京市委决定,“要打破旧的格局给与我们的限制和束缚”,行政区域要设在旧城中心,并且要在北京首先发展工业。自此,北京古建筑开始被大规模地拆除。

当年梁思成认为,城门和牌楼、牌坊构成了北京城古老街道的独特景观,可以通过合理规划加以保留。因此曾在国务院办公会议上,和北京副市长吴晗争得面红耳赤。最后吴晗竟站起来说:“您是老保守,将来北京城到处建起高楼大厦,您这些牌坊、宫门在高楼包围下岂不都成了鸡笼、鸟舍,有什么文物鉴赏价值可言!”气得梁当场痛哭失声。

强拆北京旧城古建择要

1952年8月,北京市各界代表会议召开,谈拆除天安门旁边两侧长安左门与长安右门的提案,梁思成与众多委员发生激烈争论。

主张拆除的理由是这两门妨碍交通和游行队伍。会上,有关部门找了很多三轮车夫来控诉三座门的血债,说他们多少人在这里出了交通事故,一定要把三座门拆掉。并说梁思成保护长安左门、右门的建议是“影响人民利益与首都建设”。结果经集体表决拆除二门。

1959年打通时,长安街已有600年历史。原来的街宽仅15米。1954年要拓宽长安街不少于100米。最终划定为120米。梁思成说:“短跑家也要11秒,一般的人走一趟要1分多钟,小脚老太婆过这条街就更困难了。”北京市规划学会理事长赵知敬还道出了一个祕密:“当时处于抗美援朝后期,从战略上考虑,长安街被定为一块板的形式,必要时可以起降飞机。”

内部知情人回忆:对于城墙,梁思成主张全部保留,它是国宝,不能破坏。梁思成建议在城墙上建花园,人们可以上城墙游玩,观看北京四周美丽的风景……

1954年,中央政府决定拆除北京城墙,彭真非常慎重,没急着拆。1958年1月南宁开会时毛问彭:“开封城墙拆了很好,你们北京什么时候拆?”彭说:“我回去同市委合计合计。”彭回来后因故又往后拖了。1963年北戴河会议时,河北发生特大洪灾,死伤很多。河北官员汇报说,有的县城城墙没拆,城门一堵,洪水就没淹进县城。毛一听说:“看来城墙不仅在战争中起到防御作用,还有防洪的作用。城墙没有拆的,以后也可以不拆。”这样北京城墙又保存两年。

但北京古城墙终究在政治第一的作用下没逃过厄运。1965年,因为搞战备,需要修地铁,一期工程拆了内城城墙的一部分。“文革”期间,地铁二期内城城墙基本被拆除。改革开放后,修建二环路时,除保留正阳门、前门箭楼、德胜门箭楼和东便门角楼等几座城门楼外,全部城墙惨遭拆除

王军在《城记》中痛述,二战美军轰炸日本时请教梁思成。梁划出京都、奈良和大坂,标出古迹的方位,说这是人家的古城,别炸。于是京都三千宫殿寺庙,大大小小至今完好。建筑大师梁思成救得了日本的京都却救不了北京的老城墙。它在战火中奇迹般保存下来;然后在和平建设时期却被毁掉。

中国文物学会会长罗哲文说:“如果这一片古城可以存留至今,那将是世界上惟一得以完整保留,规模最宏伟、气势最磅礡的历史文化名城,就连今日之巴黎、罗马也难以企及。”

1953年5月,北京开始酝酿拆除牌楼。梁夫人、著名建筑师、诗人林徽因当面指着吴晗的鼻子怒斥。那时她肺病已重,喉音嘶哑,但其神情与真心令在场者动容。林徽因还对彭真说:“你们拆掉的是800年的真古董……有一天,你们后悔了,想再盖,也只能盖个假古董了!”

1954年,因西单到新华门段路窄,影响游行队伍通过,决定将金代建成的矗立于几百年风雨之中的庆寿寺及双塔夷为平地,原址上建起电报大楼。据说拆双塔寺也有苏联专家的意见。

北京西长安街街景老照片。照片中右侧的双塔玲珑秀丽,相挽而立。这就是曾矗立在西长安街电报大楼位置的双塔庆寿寺。(网路图片)

双塔存在的往昔,人们形容:早晨太阳似出似不出的时刻,站在西单牌楼东南角老长安戏院门外朝东看,就会看到两座塔,一在路南,一在路北。这个因光学作用所造成的景像便是“燕京十景”之一的“长安分塔”。

当时梁思成曾劝说:“像西长安街上金代的庆寿寺双塔,为什么一定要把它拆掉?为什么不能把它保留下来,作为一个街心小绿地看一看。”

双塔庆寿寺分别建于1257、1258年,是两位高僧海云、可庵的灵塔。九级塔称“天光普照佛日圆明海云佑圣国师之塔”,七级塔称“佛日圆照大禅师可庵之灵塔”。1267年修建元大都南城墙的时候,因与双塔庆寿寺发生冲突,元世祖忽必烈下旨:西南转角城墙南移,“远三十步环而筑之”,把双塔庆寿寺保留了下来。

双塔寺见证北京城从金、元、明、清,到民国袁世凯执政……史称先有双塔寺后有长安街 。明朝同科进士毛鹏、顾睹、刘题、田伦等四人在双塔寺结盟,京戏《四进士》流传至今。

据统计,上世纪80年代初还几乎保存完整的3000多条北京古城胡同,到90年代仅剩1200余条。后来胡同消失的速度更快。仅2007年9月,北京就有361条胡同同时在拆。胡同与四合院骨肉相连,胡同的消失就意味着四合院的消失。老舍儿子、作家舒乙说,胡同是北京的第二城墙。胡同的消失使得北京的古都风貌底色渐渐褪去。

 

北京后英房元代住宅遗址復原。目前能够考证到的最早的北京四合院只能追溯到安定门附近的后英房元代遗址,建筑界将它视为元代北京四合院的典型。

元灭金后元世祖忽必烈放弃金中都,将都城的位置北移,改名为大都,从此开始了北京城大规模的城市建设。清代建都北京以后,大量吸收汉文化,基本上承袭了明北京城的建筑风格,对宫殿、城池、街衢、坊巷等都未作大的变更。清代可以说是北京四合院发展的巅峰时期。1990年至1998年,北京市进行了大规模的旧城改造,共拆除老房子420万平方米,其中大部分是四合院,并且不乏保护完好者,许多被拆除的四合院构造之精美、质量之坚固,令拆迁工人都啧啧称奇。

 

“文革”浩劫,是北京四合院罹难最严重时期,院中精美的砖雕、木雕、石刻、彩绘等传统装饰构件被荡涤一空。图为一位老人坐在历史可以追溯到明朝或清朝老四合院。(AFP)

1949年后,北京传统四合院、清代留下的王府、宅院由私产变为公产。普通住宅用的院落,变为人员復杂、 多户居住的大杂院。“文革”浩劫,是北京四合院罹难最严重时期,院中精美的砖雕、木雕、石刻、彩绘等传统装饰构件被荡涤一空。无数价值连城的艺术品,或被砸成碎片,倖存者为数寥寥。加上所谓“备战”全民挖洞运动,进一步破坏了四合院的原有格局和排水系统。

 

尴尬迁府尝苦果

明成祖朱棣定都北京后修建紫禁城,在不远处为加工宫殿基座设了个材料厂,取名“台基厂”。到清代,台基厂那条路上被几位皇亲占据建了几座王府,从1949年后到60年代起,北京市委、市府几十年间一直坐在台基厂,半个世纪后的今天,其被迫迁往通州。不知意味着什么?也让人想起“早知现在,何必当初”

忆古思今,如果不是1949年后认同斯大林派来的苏联人的无知计划,如果爱国弱者梁思成的所有建议都被採纳,北京古城会成为令中华儿女永远骄傲的旷世古都和建筑博物馆。而今,却要被迫迁府。

然而,历史无法復原。1972年,梁思成于贫病之中撒手人寰。生命弥留之际,他还重复着这样的话:世界上很多城市都长大了,我们不应该走别人走错的路,早晚有一天你们会看到北京的交通、工业污染、人口等等,会有很大的问题。别忘了,那仅仅是70年代之初!

半个世纪后,事实还是无情验证了梁思成的泣泪警告——“古城”北京,已经被糟蹋得面目皆非。(转自:今闻解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