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时五年的石牌保卫战

 

抗战时期,湖北大部分领土都已经被日军占领,为什么日本人没有能够西进重庆?因为他们被阻挡在了宜昌石牌。石牌保卫战从1939年3月设立江防军开始,到1943年6月石牌决战取得胜利止,历时5年,不下百场战斗,战线铺漫整个鄂西。

石牌是个不足百户的古镇,在宜昌县(今宜昌市夷陵区)境内,位于长江三峡西陵峡右岸,距离宜昌城30多里,扼守长江天险,历来都是兵家必争之地。日军侵占宜昌后,石牌便成为拱卫陪都重庆的第一道门户,也可以说是唯一一道可以称作“天险”的门户。石牌一旦被攻陷,在日军的水陆空配合下,重庆将无险可守,中国将无险可守。

中日双方都看到了这里的重要性,中国海军于1938年冬就在石牌设置了第一炮台,安装大炮共10尊,配备漂雷队、烟幕队和100余名官兵,用于封锁长江。1941年3月上旬,日军以重兵从宜昌对岸进攻石牌正面的平善坝,并以另一路进攻石牌侧翼之曹家畈。两路日军当时都遭到我守军的严重打击,惨败而归。吸取教训的日军不敢贸然从正面夺取石牌要塞,于是,1943年5月,日军采取大兵团迂回石牌背后企图攻而取之。

蒋介石不止一次地给六战区陈诚、江防军吴奇伟拍来电报,强调确保石牌要塞。5月22日,蒋介石又电令十八军十一师师长胡琏:“石牌要塞应指定十一师死守。”

 1943年5月25日,日军逼近石牌要塞。双方的兵力对比如下:

日军:两个师团、一个旅团,一共10万兵力直面扑来。

国军:胡琏率领的十八军第十一师驻守核心阵地,第十集团军第九十四军主力掩护右翼,空军战机协同作战,并对日军后方实施轰炸,切断敌之增援和补给。

在此关键时刻,从重庆传来蒋介石5月26日颁行的手令。蒋公指出,石牌乃中国的斯大林格勒,是关系陪都安危之要地。并严令胡琏等诸将领,英勇杀敌,坚守石牌要塞,勿失聚歼敌军之良机。接到手令的胡琏当即立下遗嘱,决心与石牌共存亡,并把师指挥所推进到离火线很近的虫客蚂包,亲临指挥。

5月28日,日军第三、第三十九师团开始向石牌推进,向我第十一师第一道防线南林坡阵地发起攻击。同时,右邻之十八师阵地也受到日军的袭击。至此,一场争夺石牌之战在西陵峡展开。战斗之激烈,为八年抗战中鄂西战事所绝有。

第十一师三十一团三营驻守的南林坡阵地是日军主攻目标,在九连、八连相继打光之后,七连坚守阵地四天四夜,没有后退一步,在对方的飞机、直射钢炮和数十次冲锋的进攻下,仅存70余人奉命撤出战斗,迫击炮炮手全部牺牲,重机枪排死亡惨重,技术兵幸存无几。

5月29日,日军第三十九师团主力分兵两路向我十一师阵地大举进犯。日军为了攻占主峰大松岭,在飞机支援下,向我坚守主峰阵地第十一师的一个连发起数次冲锋。终因众寡悬殊,该连亦伤亡过半,被迫撤离牛场坡。由于失去屏障,5月30日朱家坪被敌攻占。

与此同时,日军第三师团另一部越过桃子垭,向桥边南之天台观一线我十八军暂编第三十四师阵地进犯。天台观是我军这一带的制高点。这天,日军沿点心河从天台观背面向我攻击,企图夺取天台观。当敌进至点心河时,即遭到我军阻击,一举毙伤敌300多人。日军无奈遂转攻王家坝,又遭我军分头迎击,无法进展。这时,第三师团的中火田部队前来驰援,卡断了天台观与大军的联系。守卫天台观的暂三十四师一排战士与敌顽强拼搏。日军几攻不下,又调来飞机助战。我一排战士聚集在冬荆树下坚持战斗,飞机竟把冬荆树炸成秃桩,山头土翻几层,一排全部殉国。

日军攻下天台观后,骑兵队突入窄溪口,又遭到我龙家岩阵地守军迫击炮的攻击,迫使敌骑落荒后撤。不久,日军步兵在飞机掩护下强行通过窄溪,向八斗方我十一师二线阵地突进。

石牌要塞保卫战打得非常艰苦,一方志在必得,一方拼命死守。5月29日,胡琏对团长们发令:“从明天起,我们将与敌人短兵相接……战至最后一个,将敌人枯骨埋葬于此,将我们的英名与血肉涂写在石牌的岩石上。”自日军进入我石牌外围主阵地后,由于这一带丛山峻岭,其步兵仅能携山炮配合作战,抵挡不住我军之打击。于是便用飞机轰炸以代替炮击,每天保持9架飞机低飞助战。到了5月30日,越来越多的日军突破外围防御,开始强攻石牌要塞。敌在空军掩护下,分成若干小股向我阵地猛攻,只要有一点空隙,日军即以密集队伍冲锋,作锥形深入。当敌我双方都以不惜生命为代价摧夺着石牌前沿的阵地时,战区总司令陈诚上将曾给胡琏打过电话:“守住要塞有无把握?”胡琏斩钉截铁地回答:“成功虽无把握,成仁确有决心!”其英雄气概可见一斑。几个小时之内,国家的命运就要被决定,而胜利的天平似乎又在向日本方向倾斜。越来越多的中日两军士兵开始上刺刀——他们已经近到能够清晰地看到彼此的面庞了。在这个时候,成千上万中日两军的士兵正端着刺刀冲向彼此。

我十一师官兵在胡琏指挥下奋勇作战,在曹家畈附近的大小高家岭上曾有3个小时听不到枪声,这不是双方停战,更不是休息,而是仗已经打到无法开枪的程度了,敌我两军扭作一团展开肉搏战,他们在拼刺刀,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规模最大的白刃战就此爆发。

攻击三角岩、四方湾之敌1000余人,为争夺制高点黔驴技穷,一度施放催泪瓦斯弹。我军无防化设备,用血肉之躯与敌相拼,竟奇迹般将敌歼灭殆尽。八斗方之争夺,是这次战斗最为激烈的地方。敌每一寸土地之进展,必须付出同等血肉之代价。两军在此弹丸之地反复冲杀,日月为之黯然失色。我军浴血奋战,击毙日军近2000人,阵地前沿敌军尸体呈金字塔形。

中央社向全国播发消息称:“宜昌西岸全线战斗已达激烈.每一据点均必拼死争夺。”这是当时战役的真实写照。《中国国家地理》曾这样描写在这场白刃战中战死的少年:“那时候,中国农民家的孩子营养普遍不好,十六七岁的小兵,大多还没有上了刺刀的步枪高。他们就端着比自己还长的枪上阵拼命。如果他们活着,都已是七八十岁的老人了。他们也会在自家的橘园里吸着小口的香茶,悠闲地看着儿孙,温暖地颐养天年。可他们为了别的中国人能有这一切,死掉了。”

在那个残酷的午后,无数壮士的鲜血浸透了长江南岸的土地。三个小时没有枪声的拼杀后,白刃战落下了帐幕,1500名中国士兵静静地躺在中国最美的江山中。他们曾英勇地战斗,此时却安静、腼腆,犹如他们短暂生命中的大多数时间那样。中国军队的阵地没有丢失,败退的是日本人。

为配合陆军作战,保卫石牌,我空军和美国盟军战机频频出动,在战场或战场附近对日军进行攻击,断敌增援和补给。5月29日,我空军攻击了宜昌城,炸死、炸伤日军30余人;30日又攻击了宜昌东之日军土门垭机场,炸死日军2人,炸毁飞机1架;5月31日,在石牌大战的最后时刻,我空军与地面部队联合作战,同日军飞机展开激烈的空战,击落敌机6架。空军出动,大振了我军士气。石牌要塞的海军官兵,除不断向长江江面布放漂流水雷,阻止日军舰船溯江西上与陆军协同外,他们坚守炮台战斗岗位,沉着应战,任凭日军飞机、大炮猛烈轰击,临危不惧,决心与炮台共存亡。

由于守军意志坚决,日军久攻石牌不下,损兵折将惨重,士气和信心完全丧失。到了5月31日夜晚,战场上的枪炮声突然沉寂下来,进犯石牌之敌纷纷掉头东逃。石牌要塞虽历经烽火,但仍屹立在西陵峡之滨,固若金汤,如同一座铜墙铁壁。此次石牌大战,我军打死打伤日军达7000人。

石牌保卫战从1939年3月设立江防军开始,到1943年6月石牌决战取得胜利止,历时5年,中间发生不下百场的战斗,战线铺漫到了整个鄂西宜昌辖区。尤其是1943年5月5日至6月18日决战期间,中国军队以第六战区司令长官陈诚为指挥,形成石牌三条重要防线,与日军第十一军军长横山勇率日军第3、第13、第39师团展开殊死决战。(封号频繁想读此类好文章请加微信:18824153691)战至6月2日,中国军队全线反攻,日军溃不成军,节节改退,取得了以“太史桥大捷”为标志的石牌保卫战主战场的彻底胜利。

这场决战,中国军队投入兵力15万人,日军投入10万兵力,日军伤亡兵力25718人,损失飞机45架,汽车75辆,船艇122艘;中国军队仅伤亡一万余人取得胜利。

胡琏及第十一师都做好了杀身成仁的准备。大敌当前,恶战在即,胡琏当夜修书五封,以与家人作别。

写给妻子的一封:“我今奉命担任石牌要塞守备,军人以死报国,原属本分,故我毫无牵挂。仅亲老家贫,妻少子幼,乡关万里,孤寡无依,稍感戚戚,然亦无可奈何,只好付之命运。诸子长大成人,仍以当军人为父报仇,为国效忠为宜。……家中能节俭,当可温饱,穷而乐古有明训,你当能体念及之……十馀年戎马生涯,负你之处良多,今当诀别,感念至深。兹留金表一只,自来水笔一枝,日记本一册,聊作纪念。接读此信,毋悲亦毋痛,人生百年,终有一死,死得其所,正宜欢乐。匆匆谨祝珍重。 ”

写给父亲的一封:“父亲大人:儿今奉令担任石牌要塞防守,孤军奋斗,前途莫测,然成功成仁之外,并无他途……有子能死国,大人情也足慰……恳大人依时加衣强饭,即所以超拔顽儿灵魂也……”

余习广:文革道县大屠杀实录(二)

来源:天下大同

8月22日,小甲公社召开了一百多人的“革命会”,各大队、生产队主要干部参加。公社武装部长廖龙九有感于已落后形势,号召“杀人要越快越好”。当晚,洞仂口大队即反馈信息,该大队计划杀5人。大队党支部已开会研究,同时打电话向公社请示,公社秘书杨庆基接到电话,当即答复可以。得到批准后,洞仂口大队民兵将这5名“四类分子”押到村囗,用鸟铳、锄头打死,丢进一眼废红薯窖中。
同日,蚣坝区主要负责人王盛光坐镇兴桥,下令民兵封锁所有道路渡囗,严查行人,不准放走一个“阶级敌人”;并于当晚召开宣判大会,叫民兵五花大绑了杨贵清,谎称要将杨押送道县公安局劳改。押到上关河边时,民兵杨飞吉按照指示,从背后一马刀将杨贵清砍死,抛尸潇水河中。
当晚,王盛光打电话给区武装部长兼区“红联”司令何昌学,要他以区委和区“红联”的名义打电话给小甲和蚣坝公社,指示每个大队选一两个“罪大恶极、调皮捣蛋”的四类分子宰掉。何昌学于当晚和第二天把这个指示下达给了蚣坝和小甲两个公社。
紧接着,全区三个公社和几乎所有的大队都相继召开了杀人部署会。到8月30日,小甲公社的13个大队已有12个大队杀了人。但小甲大队行动不力,公社副书记杨盛芳和武装部长廖龙九几次向该大队负责人打招呼,进行教育,仍然不见成效。
8月30日,杨盛芳和杨盛芳和召开全公社总结表彰大会,表扬了洞仂口等几个“行动快、成果大”的大队,重点批评了小甲大队。会后,派出一个排的基干民兵,带着枪支、马刀、炸药,进驻小甲大队。当天,将12名地富分子及子女,用一根绳索捆起来,捆成一团,中间放上一大包开山放炮用的炸药,点燃导火索,将这12人坐“土飞机”炸死。
8月23日,柑子园公社成立了“贫下中农高级法院”,先后共开庭审讯了13人,其中8人被判死刑。公社武装部长敬反修、公社贫协副主席“贫下中农高级法院”院长梁域指示下,27日,艳旗大队杀7人,28日,红旗大队杀6人。
8月29日,柑子园公社召开各大队支书、贫协主席民兵营长等基层干部会议,传达解放军47军制止杀人的电报,强调不准再杀人,谁杀谁负责。但紧接着党委书记胡化维讲话,却表扬了那些杀人多、行动快的大队,点名批评了那些没杀人的大队。挨了批评的那些大队很不服气,散会后,东风、胜利等大队回去后就杀了15人。会后,梁域召集卫星大队的几个主要干部碰头决定,当晚杀掉了朱用进父子等4人。
8月26日,蚣坝公社河滩大队将各个生产队推出的21名青壮年“四类分子”五花大绑,由手持马刀、梭镖、鸟铳和锄头的民兵和积极分子押解至葫芦岩的洞囗,大队文革主任、“最高法院”负责人何兴盛代表“贫下中农最高法院”,宣判这些人的死刑。他叫一个名字,牵一个到洞囗边,由负责行刑的民兵用马刀或梭镖、棍棒之类杀倒或打昏,丢下岩洞。有人被丢进洞里后,居然没有死,在里面拼命呼救。何兴盛在洞囗边窜来窜去,急得直跺脚。他叫民兵不停地往洞里扔石头,又叫人搬来成捆稻草,点燃扔下天坑去烧。最后,他还是不放心,又打发人跑回村里,拿来一大包炸药,挂上导火索,点燃丢进洞里。随着“轰隆”一声沉闷的巨响,葫芦岩岩洞内重归寂静。
随后,何兴盛回到大队部摇电话,向区里和公社汇报请示。得到区委主要负责人之一叶成虎“全部杀掉”,公社党委书记“一个个都给我搞掉!”的指示后,当晚,何兴盛指挥民兵,将31个人赶上一只业已准备好的大木船,每人身上吊上一块大石头,将船飞快地划到河的深处,然后,一个一个下馄饨一样丢进河中。
其中最大的74岁,最小的才56天。张秀华一家6口,丈夫、婆婆、3个儿子被杀。贫农光棍蒋癞子是杀人积极分子,在杀害她才56天的小儿子后,苦苦请求组织,得到允许, 强逼张秀华与他成亲。当晚,该大队成立了“财产清理小组”,对被害人家中财物进行分财。并从被杀人家中拖出几头肥猪杀了,又杀鸡宰鸭,在晒谷坪上召开庆功大会餐。
8月25日,油乡公社武装部李部长严厉批评跃进大队行动慢,拖了全公社的后腿。27日,跃进大队党支部书记何方前指挥各队干部、民兵和积极分子,召开大会,将全大队地富分子及子女64人,绑捆得结结实实,押往石头山水库。有两个地富分子年岁太大,走不动,要人拖,大大影响了队伍前进的速度。押到何家河边时,几个民兵拖得不耐烦了,请示何支书后,用鸟铳将那两个老的打死,扔进河里。到达石头山水库后,因陋就简地开了个群众大会.大队贫协主席代表“贫下中农最高法院”宣布了何光美、左南方等62人的死刑。然后验明正身,分别推下三囗窖内。又将稻草浇上煤油点燃,投入窖里,熏后,掩土活埋。成为全县杀人最多的大队。
在道县大屠杀中,被杀的人大多是满门抄斩,有的大队甚至株连族人。8月24日,杨家公社金狮庵大队以刘代修为首的大队“贫下中农最高法院”杀了李念德家4口;就在47军6950部队进驻道县制止杀人后,8月29日,刘代修对抗禁令,又杀害了他家9囗人。李念德一家14口,只剩下他自己逃脱性命。
大坪岭公社土地塘村蒋汉正全家和同村几十人,被杀人团的凶手作为反革命一齐赶下岩洞,摔得半死,然后活活饿死闷死在岩洞里,据该村的老百姓说,凄厉惨烈的哭叫声持续达两天两夜,令人闻之丧胆。洪塘营公社的杀人团,把两百多名反革命绑到附近的矿坑旁边,杀人团的李波清等先用枪打,然后不管死活,一律推下矿坑活埋。

(资料来源:零陵地区“处遗”材料;《零陵地区志》;章成:《公元一九六七年夏末秋初湖南道县农村大屠杀纪实》;林可:《都庞岭下 旷世奇冤》)

选自:余习广主编'战乱中华:文革重大武斗血案集'.湖南卷

县城里的江湖——底层社会生存法则

 

2015-12-29 国民内参

一个小县城有几十万人,但真正有权有势的就那几百号人。这几百号人里面大概有两三百个科级以上干部,然后有几十个较有影响的各行各业的老板,再有就是几个有头有脸的江湖人士。

黑社会不是单个犯罪集团,而是由众多犯罪个体、松散的犯罪团伙、有经营头脑的组织者整合而成的体系;黑社会与正常社会之间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它必定嵌入在市场社会、人情社会、权力网络之间,并从中汲取营养。因此,一个完整的黑社会体系,必定有一个联系色谱:黑、灰、白等成分都有。犯罪集团生存的秘诀在于,它努力保证其底色是灰色的,而不是黑色或白色。

 

县城里有头有脸的人

 

一个县域社会有几十万人口,但真正有权有势或许只是几百个人。这几百个人里面大概有两三百个科级以上干部,然后有几十个较有影响的各行各业的老板,再有就是几个有头有脸的江湖人士。

笔者在县城调研,感触非常深的是,这几百人实际上构成了一个熟人社会网络,相互之间即便不熟悉,也大致了解各自的底细。身处网络中的一个人,如果碰到什么事需要找到网络内的任何一个人,一定可以不费力地找到对方。事实上,我们的调研之所以较为顺利,恰恰是因为获得了这个圈子里的几个关键人物的支持,以至于可以不用过于费力地找到想要访谈的对象。

公安局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地方,它是权力的交汇点,也是信息集散地。说它是权力的交汇点,这很好理解,因为它是县城里面唯一合法掌握并可施展暴力的机构。县政府如果要强力推行某项工作,就必定需要借重公安局的力量;而社会中的各方势力如果要顺利活动,也必须有公安局的保驾护航。说它是信息集散地,是因为公安局是唯一可以毫无阻力地接触社会各个角落的机构,它本身就是一个情报中心。

在这个意义上,黑社会的一些情况不可能不被公安局知道。我们访谈了多个公安局的中层干部,在掌握信息上绝对是专业的。关键在于,信息要呈现为无可辩驳的证据。事情就复杂在这里——怎么明确的界定黑社会的犯罪事实。

一般情况下,黑社会老大不会以犯罪分子头目的脸面示人,他们都注册有公司,或从事一些正当职业,许多老大都是跨行业经营。也因此,这些老板交游甚广,他们肯定可以进入这个县的经济经营的圈子,和正经生意人相熟;他们也会因为从事经济活动的缘故,和地方政府领导、公安部门相熟。事实上,仅仅从生意的角度上说,黑社会老大也必须嵌入到地方权力精英网络中。看这类文章请添加小编私人微信号(zczytzr1989),小编私人朋友圈更多猛料劲料!

 

游走于垄断企业之间

 

黑社会生存的基础当然是暴力,但是,纯粹以暴力为生的黑社会,则几乎是不存在的。因为,黑社会的终极目的仍然是获取利益,而暴力获利的成本实在是太高。黑社会要长期存在,必须有赖于产业支撑;只不过,其产业利润很大程度上来自于由暴力威胁所维持的垄断市场。

从我们的调研来看,在地方社会中,黑社会从事的产业具有一定特点。

黑社会基本上都是草根出身,不太可能出自大资本,也没有多少文化知识,这就注定了这些黑社会组织只能从事一些低端产业,比如经营宾馆、娱乐场所,从事建筑等行业。这些产业基本上都是劳动密集型产业,也需要和各方打交道,黑社会因此具有一定优势。

比如,宾馆、娱乐场所往往是黄赌毒等黑色产业的聚集地,一般生意人不愿意冒风险。排除干扰的最好办法是,和那些有势力的地方力量合股经营。再如,这些年城市资本开始大举下乡,各个县城都在搞房地产、工业园区,实力雄厚的老板们做一些资本运作,进行产品营销即可,也不在乎低端产业的一点小利益;但这些高端行业要在地方社会顺利进行,又少不得低端产业的配套。典型如碰到征地拆迁问题,大企业当然不愿意碰这个矛盾,而将相关业务“转包”给那些具有黑社会势力的“拆迁公司”是最保险的做法。我们调研的这个县还没有星级宾馆,但有名的一家宾馆就是一个有名气的混混开的;在征地拆迁过程中,必定有黑社会主动或被动地介入其中。

黑社会从事的产业大多具有一定的垄断性,这个垄断产业或者是由于地域闭塞造成的,或者是由于产业单一性造成的,抑或是由资源稀缺性所形成的。总之,只要稍微耍点暴力威胁之类的手段,黑社会便可以方便快捷地控制这个产业。

我们调研的这个县,存在黑社会控制的产业大致有三个:长途班线、米粉批发、土石方工程。

长途班线的营运需要交管所颁发客运许可,这就决定了每条线路可营运的客车数量是相对固定的,客运利润非常有保障。交通局当然只能把客运许可颁发给具有营运资格的客运公司,可绝大多数客运公司自己并不投资购买客车统一营运;而是让一些大大小小的老板 " 加盟 ",客运公司获取管理费,而客车老板则自负盈亏。有资金实力营运客车的老板不少,但能够有效管理线路的老板却不多。为了避免被滋扰,绝大多数老板都愿意和黑社会势力合股。他们之间分工明确,台面上的老板负责规范经营,黑社会势力维护垄断市场秩序。

2010 年,该县交通局引进了十多台出租车,但营运没多久,就被庞大的三轮车市场挤垮了,大部分出租车司机改走长途,尤其是从县城到市区之间的线路。很显然,这对长途客车市场是个巨大冲击,这几年,两个行业之间的冲突不断。我们调研的第一天,就发生了出租车司机围堵县政府大楼的群体性事件,原因是一位出租车司机被一位客车乘务人员打了。很多人都心知肚明,这位“乘务人员”的行为是当地黑社会势力授意的。

米粉批发也为黑社会所控制,这多少让人奇怪。不过,仔细分析却也符合常理,因为米粉市场太适合黑社会势力介入“管理 ”了。我们调研的这个县喜欢吃米粉,尤其是早餐市场,米粉的销量极大。可以想见,米粉虽然不起眼,但利润却可观、有保障。然而,全县大部分米粉都来自于县城几个较为大型的批发店,这就意味着,只要控制了这几家店的米粉销售,全县米粉的垄断利润就容易获得。这就为黑社会势力创造了空间:当地黑社会势力派几个混混上门给这几家店的老板“做工作”,要求每斤统一提价 2 毛钱,这 2 毛钱的额外利润给黑社会。2 毛钱的差别,对老百姓而言几乎没什么影响,批发店的老板也没什么损失,黑社会却不知不觉中获取了可观利润。于是,当地一些见多识广的人都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该县的物价和周边县没什么区别,唯独米粉价总是要高个几毛钱。

土石方工程的利润上升,则与近些年来县城房地产热有直接关系。县城房地产除了一两家外来大资本,很大一部分由本地资本投资。而无论是本地资本,还是外地资本,其大多数下游产业土石方工程都由具有黑社会背景的公司承担。土石方有两个直接相关的垄断业务:河道砂石开采和拆迁。河道砂石开采是土石方工程的重要基础,之所以容易被垄断,与这一产业的资源稀缺性有关:它同样受到相关部门的严格控制,一般老板难以进入这一领域。至于拆迁业务,大家心知肚明,因为只有暴力才能“突破”钉子户抗争难题:在政府对于使用暴力越来越慎重的情况下,黑社会的非法暴力已经成为一些地产商的依靠。

 

出来混,迟早要还的

 

黑社会要长期生存、“发展”下去,需要解决几个问题:一是来自黑社会内部的斗争,团伙之间、老大之间,如果竞争失序,就有可能两败俱伤;二是来自精英网络内的变化,一个老大过于嚣张,或其保护伞意外落马,都有可能招来灭顶之灾;三是来自产业经营的能力,如果经营不善,也可能导致黑社会团伙难以为继。

一般而言,一个地方社会中,总会有几个相互竞争的团伙势力,他们之间呈现出不同的关系。如果只有一个老大,则老大需要处理其内部不同势力之间的关系,也需要审慎处理代际交替危机;如有几个势力相当的老大,他们很可能划界而治,不同的地域、不同的产业由不同的人马控制。

在我们调研期间,这个县的娱乐行业极为萧条,县城中心广场的几家娱乐场所都因生意不好而关门歇业。客观原因是,这两年地方政府严格执行八项规定,对于这个内陆县城的娱乐业而言,这无异于釜底抽薪。直接原因是,当地公安部门严厉打击黄、赌、毒,使得这个行业的风险极高。但一个较为重要的原因是,当地黑社会势力在前两年元气大伤,势力最大的团伙老大被抓,他们所控制的娱乐行业当然也再难成气候。

一般情况下,公安局的主要领导(局长、政委)都必须是异地任职,这会对黑社会势力的生存网络造成冲击。如果新局长实力雄厚,且很想有一番作为,当地黑社会团伙要么屈就,稍微收敛一些;要么就想尽各种办法,尽量与其勾连上关系。在我们的调研中,负责治安的干警和派出所所长就直言,他们刚上任的时候,都有团伙头目通过各种熟人关系前来套近乎,请吃饭。甚至有头目明确请求,每年自愿缴纳一定费用,但让其经营的色情场所少受检查。

一个管理得当的黑社会团伙,马仔们犯事一定不会供出其小头目,而小头目犯事也不会供出老大,大多数老大被抓进去了,也会尽力保护其保护伞。为什么?这得益于黑社会内部的组织保障机制。有经验的团伙成员都知道,供出其同伙很难减轻其刑罚,严守秘密却会得到“组织”的奖励:不仅其家人会受到团伙的优待,出来后本人也会受到重用。而老大们之所以不会供出其背后的保护伞,主要是基于维护团伙的生存网络考虑。老大们如果出来还要混,就不可能做出损人利己之事,否则有谁还愿意提供保护?因此,江湖义气并不仅仅是黑社会意识形态,更是团伙生存的技术要求。

前两年,该县最大的黑社会势力被端掉,某种意义上并不是团伙组织失败所致,而是黑社会生存网络巨变所致。这个团伙被端掉的导火索是团伙的一个小角色犯了命案,公安局掌握的证据无法指向团伙老大,但从逻辑上看,这个命案肯定是团伙的 “组织”意图。命案发生之时,刚好新市委书记到任,很快将此案件作为典型,掀起了打黑除恶的运动。市局和县公安局联合破案,花了很大精力将这个团伙所有犯过的案子整理出来,先以开设赌场的治安处罚为名将“老大”抓起来,然后放出风说这个老大因命案被抓起来了。被抓凶犯信以为真,终于招供了。至此,该黑社会团伙被连锅端掉。

不过,这个团伙的覆灭虽然不是组织失败的结果,却是技术失败的典型,因为他们破了这一行的两条“底线”:一是不要犯命案,二是不要影响地方政府的中心工作。

只要发生了命案,地方政府很可能将之从普通的刑事案件上升为政治案件来处理;而只要没有命案,就很难有这个可能性。从技术角度上说,黑社会团伙如果不犯严重的刑事案,安全性就会大大增加。

从公安局破案的内部视角看,案件的不同类型决定了破案力度的不同。治安案件和较轻的刑事案件一般由派出所和治安大队管辖,他们办案的技术条件有限,不可能深入追踪普通案件的背景。而如果让刑侦大队来主办案件,则可以非常方便地使用各种刑侦技术(如调取犯罪嫌疑人的所有信息,采取必要的监控措施),很容易掌握案件背景,并挖掘出案中案。理论上,只要刑侦大队不计成本地投入,绝大多数案件是可以侦破的。由于公众号很容易被封,看这类猛文请添加小编私人微信号(zczytzr1989),小编私人朋友圈更多猛料劲料!

因此,老道的黑社会团伙,一般都会尽力避免采用非法手段;即便不得已采用暴力,也会有效规制暴力程度,尽量不发生刑事案件。他们都知道,一旦出了人命,事情就会搞大,后果难以预测。

在我们调研期间,县委、县政府的主要领导正下决心把该县的一个黑社会团伙打掉。因为他们在园区建设过程中,干预征地拆迁工作,一方面怂恿村民做钉子户,另一方面又和乡镇政府接触,要求承包园区土石方工程,试图“吃了政府吃村民”。几个月后,这个黑社会团伙被端掉的消息不胫而走,传遍当地每一个角落。

——那些嚣张的黑社会团伙命数往往很短。

余习广:文革道 县大屠杀实录(二)(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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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习广:文革道 县大屠杀实录(二)


8月22日,小甲公社召开了一百多人的“革命会”,各大队、生产队主要干部参加。公社武装部长廖龙九有感于已落后形势,号召“杀人要越快越好”。当晚,洞仂口大队即反馈信息,该大队计划杀5人。大队党支部已开会研究,同时打电话向公社请示,公社秘书杨庆基接到电话,当即答复可以。得到批准后,洞仂口大队民兵将这5名“四类分子”押到村囗,用鸟铳、锄头打死,丢进一眼废红薯窖中。
同日,蚣坝区主要负责人王盛光坐镇兴桥,下令民兵封锁所有道路渡囗,严查行人,不准放走一个“阶级敌人”;并于当晚召开宣判大会,叫民兵五花大绑了杨贵清,谎称要将杨押送道县公安局劳改。押到上关河边时,民兵杨飞吉按照指示,从背后一马刀将杨贵清砍死,抛尸潇水河中。
当晚,王盛光打电话给区武装部长兼区“红联”司令何昌学,要他以区委和区“红联”的名义打电话给小甲和蚣坝公社,指示每个大队选一两个“罪大恶极、调皮捣蛋”的四类分子宰掉。何昌学于当晚和第二天把这个指示下达给了蚣坝和小甲两个公社。
紧接着,全区三个公社和几乎所有的大队都相继召开了杀人部署会。到8月30日,小甲公社的13个大队已有12个大队杀了人。但小甲大队行动不力,公社副书记杨盛芳和武装部长廖龙九几次向该大队负责人打招呼,进行教育,仍然不见成效。
8月30日,杨盛芳和杨盛芳和召开全公社总结表彰大会,表扬了洞仂口等几个“行动快、成果大”的大队,重点批评了小甲大队。会后,派出一个排的基干民兵,带着枪支、马刀、炸药,进驻小甲大队。当天,将12名地富分子及子女,用一根绳索捆起来,捆成一团,中间放上一大包开山放炮用的炸药,点燃导火索,将这12人坐“土飞机”炸死。
8月23日,柑子园公社成立了“贫下中农高级法院”,先后共开庭审讯了13人,其中8人被判死刑。公社武装部长敬反修、公社贫协副主席“贫下中农高级法院”院长梁域指示下,27日,艳旗大队杀7人,28日,红旗大队杀6人。
8月29日,柑子园公社召开各大队支书、贫协主席民兵营长等基层干部会议,传达解放军47军制止杀人的电报,强调不准再杀人,谁杀谁负责。但紧接着党委书记胡化维讲话,却表扬了那些杀人多、行动快的大队,点名批评了那些没杀人的大队。挨了批评的那些大队很不服气,散会后,东风、胜利等大队回去后就杀了15人。会后,梁域召集卫星大队的几个主要干部碰头决定,当晚杀掉了朱用进父子等4人。
8月26日,蚣坝公社河滩大队将各个生产队推出的21名青壮年“四类分子”五花大绑,由手持马刀、梭镖、鸟铳和锄头的民兵和积极分子押解至葫芦岩的洞囗,大队文革主任、“最高法院”负责人何兴盛代表“贫下中农最高法院”,宣判这些人的死刑。他叫一个名字,牵一个到洞囗边,由负责行刑的民兵用马刀或梭镖、棍棒之类杀倒或打昏,丢下岩洞。有人被丢进洞里后,居然没有死,在里面拼命呼救。何兴盛在洞囗边窜来窜去,急得直跺脚。他叫民兵不停地往洞里扔石头,又叫人搬来成捆稻草,点燃扔下天坑去烧。最后,他还是不放心,又打发人跑回村里,拿来一大包炸药,挂上导火索,点燃丢进洞里。随着“轰隆”一声沉闷的巨响,葫芦岩岩洞内重归寂静。
随后,何兴盛回到大队部摇电话,向区里和公社汇报请示。得到区委主要负责人之一叶成虎“全部杀掉”,公社党委书记“一个个都给我搞掉!”的指示后,当晚,何兴盛指挥民兵,将31个人赶上一只业已准备好的大木船,每人身上吊上一块大石头,将船飞快地划到河的深处,然后,一个一个下馄饨一样丢进河中。
其中最大的74岁,最小的才56天。张秀华一家6口,丈夫、婆婆、3个儿子被杀。贫农光棍蒋癞子是杀人积极分子,在杀害她才56天的小儿子后,苦苦请求组织,得到允许, 强逼张秀华与他成亲。当晚,该大队成立了“财产清理小组”,对被害人家中财物进行分财。并从被杀人家中拖出几头肥猪杀了,又杀鸡宰鸭,在晒谷坪上召开庆功大会餐。
8月25日,油乡公社武装部李部长严厉批评跃进大队行动慢,拖了全公社的后腿。27日,跃进大队党支部书记何方前指挥各队干部、民兵和积极分子,召开大会,将全大队地富分子及子女64人,绑捆得结结实实,押往石头山水库。有两个地富分子年岁太大,走不动,要人拖,大大影响了队伍前进的速度。押到何家河边时,几个民兵拖得不耐烦了,请示何支书后,用鸟铳将那两个老的打死,扔进河里。到达石头山水库后,因陋就简地开了个群众大会.大队贫协主席代表“贫下中农最高法院”宣布了何光美、左南方等62人的死刑。然后验明正身,分别推下三囗窖内。又将稻草浇上煤油点燃,投入窖里,熏后,掩土活埋。成为全县杀人最多的大队。
在道县大屠杀中,被杀的人大多是满门抄斩,有的大队甚至株连族人。8月24日,杨家公社金狮庵大队以刘代修为首的大队“贫下中农最高法院”杀了李念德家4口;就在47军6950部队进驻道县制止杀人后,8月29日,刘代修对抗禁令,又杀害了他家9囗人。李念德一家14口,只剩下他自己逃脱性命。
大坪岭公社土地塘村蒋汉正全家和同村几十人,被杀人团的凶手作为反革命一齐赶下岩洞,摔得半死,然后活活饿死闷死在岩洞里,据该村的老百姓说,凄厉惨烈的哭叫声持续达两天两夜,令人闻之丧胆。洪塘营公社的杀人团,把两百多名反革命绑到附近的矿坑旁边,杀人团的李波清等先用枪打,然后不管死活,一律推下矿坑活埋。

(资料来源:零陵地区“处遗”材料;《零陵地区志》;章成:《公元一九六七年夏末秋初湖南道县农村大屠杀纪实》;林可:《都庞岭下 旷世奇冤》)

选自:余习广主编'战乱中华:文革重大武斗血案集'.湖南卷

 

余习广:文革道 县大屠杀实录(三)


杀人凶手们不但杀父奸女、杀夫霸妻,还对受害人妻女进行集体轮奸。8月26日晚,田广洞大队贫协主席陈登义指挥民兵,在大队部打死陈高肖和另外两个地富子弟,用马刀砍下来3人脑袋,以示其革命坚决。
陈高肖妻子吓得逃回娘家,大队民兵营长义正希闻讯带着民兵追到朱家湾,又把她押回了大队部。陈高友决定让参加屠杀的人“开大锅饭”。他解释是:“朱家湾、倒水洞一带,地主婆都给贫下中农开了大锅饭,我们这里为什么就不开呢?”“杀都杀得,哪里还有搞不得的道理。”陈锡位招呼民兵们,“大家吃饱些,攒足精神开大锅饭啦。” 陈登义率11位民兵在大队部里吃饱喝足了,就把陈高肖的妻子拖了出来,对她进行了集体轮奸。还从女人的衣袋里掏走了20元钱和4丈布票。次日,他们将气息奄奄的女人抬到老单身陈高月家,强迫她嫁给这个贫下中农。当晚,她又饱受陈高月的蹂躏。女人恢复神智后,乘人不备,逃回了娘家。后来,腹中胎儿早产,产后十天死亡。
杀人凶手不仅是为了执行任务,还为了从中获取报酬。在大屠杀风潮中,当时的“行情”是:每杀一人,报酬一般是二、三元或10斤谷不等,酬金由大队或公社开支。
在杀人的高峰期,零陵军分区曾将道县杀人的情况上报,湖南驻军47军转发了这份电报。电报称[表情]各方反映和部份查证,道县近来四类分子活动嚣张,散发反动传单,凶杀贫下中农,进行反攻倒算,组织反革命组织,阴谋暴动。在县武装部和公安机关瘫痪的情况下,广大贫下中农惟恐四类分子翻天,有的主张采取行动。各地从七月以来,特别是从八月二十二日以来,据不完全统计,他们用鸟铳、锄头、扁担等,共杀死四类分子(包括少数四类分子子女)207人,其他县区也有类似情况。我们认为,对杀人凶手和四类分子中作恶多端、活动嚣张、企图翻天的可以依法惩罚外,四类分子不宜滥杀,四类分子子女不应视为四类分子,必须按照政策团结教育,不能混淆专政对象和非专政对象的界限。这样才便于争取四类分子,如杨家公社与宁远交界处有77个四类分子(包括少数子女)因怕杀或企图暴乱,外逃集结上山顽抗……
8月27日,解放军6950部队一个连队进驻道县“支左”,做两派组织的团结工作。
道县杀人的消息传到长沙,当时的省革委会筹备委员会同支左的47军派出刘兆丰副参谋长于8月30日,赶赴道县,召开各区各公社干部会议,宣布命令停止杀人,敦促他们立即赶回去制止屠杀。熊丙恩在散会之后示意这些干部故意在路上拖延时间,有的甚至在路上打电话通知刽子手抓紧时间,在一天内把该杀的人杀光。
祥林铺区区长袁礼甫得知要停止杀人的消息后,立刻召开会议,谋划、布置祥林铺区立刻召开会议,谋划、布置祥林铺区来个“大扫除”!祥林铺区的基干民兵被紧急集合起来,召开杀人誓师大会。会上,袁区长作总结发言[表情]“这次任务光荣又艰巨,我相信同志们一定能圆满地完成……三天后,上来会师,我们等待同志们胜利的消息!”
会后,杀猪劳军。在震耳欲聋的锣鼓声中,袁礼甫带领几名区社干部为120名雄赳赳、气昂昂的民兵送行。三天后,这120名民兵,遵照指示,准时回到了区指挥部汇报战果[表情]三天内共杀569人。
8月30日,“红联”和“革联”又在县城南发生大规模武斗。“红联”方面指挥失当,被“革联”打死2人,打伤7人,俘虏360余人,被缴枪支120余条,梭镖、大刀、棍棒丢弃无数。并开枪打死支左部队指导员郭学高。“红联”总指挥部再次迁往清塘区。9月23日,两派又发生武斗,当场打死若干人,打伤数人,进一步导致城乡混乱。武斗的加剧,使已趋缓和的道县农村杀人有所激化。8月30日,“红联”召开400人的追悼会。清塘区武装部长关有志、“红联”前线指挥部头头贺霞等人在会上声称,“四类分子胆敢翻天,就斩草出根!”
9月1日清晨,47军军用飞机在道县上空撒下制止杀人的传单。9月2日,飞机又撒传单一次。传单上以醒目的大字印着[表情]“禁止杀人!”“杀人犯法!”“要文斗,不要武斗!”“不要群众斗群众!”6950部队也分散到农村,开始了艰难的制止杀人的宣传工作。
9月23日,“革联”将冲入二中的“红联”打死12人,打伤多人。这无疑又激起了“红联”派的愤怒,将仇恨再次转移到农村那些无辜的弱者身上。这也使得部队制止杀人的工作更加困难。
9月15日、22日,6900部队两次向广州军区和中共中央、国务院报告,提出制止杀人的措施。9月22日,经中央批复,6900部队和湖南省革筹小组向零陵军分区发出电报:“要采取措施坚决制止杀人,对组织杀人头头要严加追查,对贫下中农最高人民法院必须坚决取缔”,发出严禁打砸抢抄杀的通告,并用飞机将电报和通告在道县撒播。
9月27日,47军和湖南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就以上事件联合发出紧急通告,称[表情]最近道县、江华、江永、东安、南山等县的一些地方不断发生杀人、破坏通讯和交通运输的现行反革命事件。为了……保障人民的生命安全……特就上述事件,发出以下通告[表情]一、必须坚决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国务院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三日“关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加强公安工作的若干规定”,……坚决制止任何杀人、破坏通讯和交通运输的事件发生。二、目前道县、江华、江永、东安、南山、零陵等县农村成立所谓“贫下中农最高法院”是非法的,必须坚决取缔。对少数杀人坏头头及主谋者,要严加追查,依法惩办。三、对各县保守组织手中的武器,必须迅速按照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共文革小组一九六七年九月五日命令,立即全部收回上交当地人民解放军陆军第四十七军所属部队。在保守组织手中的武器收缴以后,掌握在革命造反组织手中的武器亦应封存上交。四、……凡被迫离开本单位的 群众、干部一律保证返回原单位参加斗批改,不准以任何借囗对其进行围攻,殴斗甚至杀害。对于沿途所设的关卡,要立即撤消,并严禁拦路搜身,保证行人安全和邮电、交通运输畅通。(此公告可在各公社、大队、生产队张贴)
与此同时,6900部队增派6950部队、6952部队进驻全区各县。直到10月17日,道县非法杀人之风才停止下来。至10月25日,零陵地区杀人风潮被制止。
据零陵地区“处遗”材料称:以道县为中心的非法杀人事件造成了极其严重的恶果。全区11个县都程度不同地发生了非法杀人事件,造成大批人员死亡、伤残。特别是道县,全县11个区、1个镇、36个公社都发生了非法杀人事件。被杀的人大部分是当时的“四类分子”及其子女。非法杀人期间,有一批被占用、变卖或损坏,一批生活用具被查抄。一部分因怕被杀而外逃。
这次严重事件,政治上造成了极坏影响,尤其给遗属造成了极重的伤痕,经济上也造成了很大的损失。
据零陵地区在“处遗”中查明:从1967年8月13日到10月17日,历时66天,涉及10个区,36个公社,468个大队,1590个生产队,2778户,共死亡4519人,其中被杀4193人,逼迫自杀326人。受道县杀人事件影响,全地区其余10个县市也在不同程度上杀了人。全地区(含道县)文革期间非正常死亡9093人,其中被杀7696人,逼迫自杀1397人;另外,致伤致残2146人。死亡人员按当时的阶级成份划分[表情]四类分子3576人,四类分子子女4057人,贫下中农1049人(大多数有不同程度的历史问题),其他成份411人。其中未成年人826人。
被杀人中,年纪最大的78岁,最小的才10天。与杀人事件有直接牵连的有14,000多人) 。
杀人手段总计108中,可基本归纳为10大项[表情]1、枪杀(含步枪、猎枪、鸟铳、三眼炮等)。2、刀杀(含马刀、大刀、柴刀、梭镖等)。3、沉水(沉潭和沉河,沉河又称“放排”)。4、炸死(又称“坐土飞机”)。5、丢岩洞(一般都辅以刀杀)。6、活埋(基本上是埋在废窖里,故又称“下窖”)。7、棍棒打死(含锄头、铁耙、扁担等)。8、绳勒(含勒死和吊死)。9、火烧(含熏死)。还有许多妇女被奸杀,孩子被活活摔死。
杀人团不但杀本地人,外地人也不能幸免。出差的、探亲访友的、做生意的,都一一盘问。查出身、查观点(是湘江风雷派还是红高司派)、查组织、查到道县来的目的,查探访什么人。查出嫌疑,不问青红皂白,交由贫下中农最高法院登记注册,拉出去就枪毙了。谓之格杀勿论。这些被杀的外地人就达七百多人。
当时对道县惨案进行过三次统计。第一次统计,共杀4500人;第二次统计,共杀6500人。第三次调查是由47军刘副参谋长负责,由原检察院检察长阎维胜任组长。调查结果显示,确切数字是两万人,包括本地和外地立案注册的人和本地和外地失踪的人。这最后一次调查因为是由军队的代表负责,同时还有原来就反对杀人的阎维胜等人参与,应该是比较接近事实的。
就在道县大屠杀接近尾声之时,道县的有良知者阎维胜、周志清、蒋良信、何适、王恩昌、周家丰、周贤维、刘香喜等8人,冒着生命危险,走访了一百多名当事人和目击者,走遍了道县的村村落落,含着热泪听那些孤儿寡母叙述他们亲人惨遭杀害的经过。最后写出了道县屠杀经过大事纪三百多页,记录了有名有姓的六千多名死者的全部材料。前后半年,用多种方式向湖南省委和党中央汇报,控诉熊丙恩等杀人魔鬼的罪行。
中央着令湖南省委调查上报,湖南省委又批转零陵地区,零陵地区又批转道县县委。材料就象一个皮球一样被踢来踢去,最后又回到了被告熊丙恩手上。熊丙恩和道县县委向零陵地区报告:死人是实,是两派群众组织武斗时被打死的。零陵转报省委,省委再转报中央,皮球按照原来的路线又转了一圈。一个圈的时间是整整一年。
而8名上书者则遭到程度不同的残酷迫害:阎维胜,因为姓阎,又是北方人,被扣了一顶阎西山特务的帽子,关押了一年,在监狱里受尽了毒打和折磨。周贤维、周家丰两人,曾任大屠杀专案调查组副组长,被长期关在牢里,先后受迫害死去。蒋良信,则被定为现行反革命分子,判刑劳改10年。刘香喜,被判死刑,后改为20年徒刑,在牢中被打得死去活来。
前面几位,在粉碎“四人帮”之后先后获得平反,但刘香喜至今没有得到平反。历史应永志他们的英名。
1968~1974年,道县对群众反映强烈的121中挟嫌报复和强奸、轮奸后杀人的罪犯判处了有期徒刑。
1980年12月22日。胡耀邦视察湖南,专程去零陵,听取了道县杀人的情况,明确指示[表情]“对没有处理完的要处理完,主要是对受害者要安置好。”1982年春,时任中国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的江华回故乡时,也曾对道县杀人事件作了明确指示[表情]“要严查惩办。”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按中共湖南省委处理道县“文革”杀人问题的指示精神,做了大量工作,政治上为被 害人平了反,经济上为遗属解决了一些急需解决的问题。
从1984年6月~1988年底,零陵地委按照中共中央关于处理历史遗留问题的基本方针和和中共湖南省委1985年12号文件(《关于道县“文化大革命”中杀人问题处理意见的批复》)提出的指导思想、政策和原则,对“文革”杀人事件的遗留问题进行了相应处理。一是广泛进行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教育和法纪教育,清除“左”的思想影响。二是由下而上,逐人、队、由公社到县,全面进行清查,彻底查清杀人事件的来龙去脉,核实情况。三是清理、清退财产,按统一标准逐户做好善后安置工作。四是对在“文革”中非法杀人犯罪和犯错误的人,在落实材料的基础上,按中共湖南省委1985年12号文件提出的原则和实事求是、宽严适度、处理适当的要求,作出了如下处理:清理、清退财产,安置与抚恤遗属。凡死者,每人按150元标准发给遗属。对罪犯,全区判刑的201人,其中死刑13人,1952人受到党纪、政纪处分。
(资料来源:零陵地区“处遗”材料;《零陵地区志》;章成:《公元一九六七年夏末秋初湖南道县农村大屠杀纪实》;林可:《都庞岭下 旷世奇冤》)
选自:余习广主编'战乱中华:文革重大武斗血案集'.湖南卷

余习广:文革道县大屠杀实录(一)

 

1967年8月~10月,湖南零陵地区道县“抓革命促生产领导小组”和武装部负责人发动的“发动群众专政、狠狠打击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运动中,以“红联”派和农村基层组织掌握的民兵、积极分子和普通民众为主,在全县进行的大规模屠杀“阶级敌人”的惨案事件。又称道县大屠杀,道县非法杀人事件。
1967年2月以后,道县的群众组织围绕着“保石(秀华,道县原县委第一书记)反熊(炳恩,原县委书记处书记)” 还是“保熊反石”问题,形成“保熊反石”的“红联”派;和“保石反熊”的“革联”派。“革联”得到县城多数工人、学生和市民的支持,“红联”得到县“抓革命促生产领导小组”和县人武部的支持,因此拥有现实当权者和几乎整个乡村政权的支持。熊炳恩在军管后出任县“抓革命促生产领导小组”组长。
1967年中央文革“二•四”批示后,“湘江风雷”被打成“反动组织”。县人武部在镇压“湘江风雷”同时,对“革联”派以大力打压。“湘江风雷”在5月以后又重新复出,并与“革联”联合反熊。“革联”派在县城得到发展。
5月以后,两派不断发生武斗,6月以后,开始在县城和郊区进行派性武装割据。随即,双方的武斗规模不断扩大。在“你死我活”的武斗中,两派都在标榜本派的革命性,编排对方的罪名,以致其于死地,消灭对立派。
8月5日,县“抓革命促生产领导小组”召开全县各区负责人参加的“全县抓革命促生产”紧急会议。熊炳恩在作会议总结时,列举了阶级斗争的种种表现。提出:对于阶级斗争的新动向,同志们一定要提高革命警惕,万万不可掉以轻心。我们要狠抓阶级斗争这个纲,绷紧阶级斗争这根弦,对于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要严厉打击;对于不服管制的四类分子,要组织群众批判斗争,发动群众专政;对罪大恶极的,要整理材料上报,依法惩办,狠狠打击。熊炳恩是要为在日益紧张的派性斗争中,找将对立派和“四类分子”一视同仁进行镇压的借口。
会议号召全县狠抓阶级斗争并严厉打击四类分子。 而各区、社负责人回去后很快就掀起了大屠杀高潮。
8月8日,道县“革联”冲击县武装部,砸烂了武器仓库的大门,抢夺了武装部的库存枪支弹药。第二天,又把武装部埋在地下和藏在天花板上的枪支弹药全部抢走。“八•八”抢枪后,“革联”用抢来的武器,迅速装备其武斗队伍。其势力在道县县城大张。
8月9日,“红联”召开骨干紧急会议,决定把“红联”总部由县城迁到郊外的营江公社,“走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道路”。
“红联”的失势使得熊炳恩感到紧张。他提出“革联”的行动,是地富反坏右及“二十一种人”向新生革命政权的猖狂进攻。因此,要进行民主革命补课的杀人运动。
8月10日,熊在县委新楼召集“法院”头头开会,会上他说:“现在上面瘫痪了,我们不能耽误。杀人的问题是民主革命的补课。地富反坏右以及二十一种人现在都活动起来了,正在向新生的革命政权猖狂进攻,再迟疑我们共产党人就会像四十年前在武汉长沙那样被国民党反动派屠杀。你不杀他,他就要杀你。……农村杀人,只要贫下中农讨论通过就可以了。”
会后,道县城镇居委会一夜之间准备好了两千条绳子。并把记录在案的二十一种人全部看管起来,只等攻下道县二中,就全部处决。
8月11日晚上,“红联”在清塘公社营乐园大队部召开各区武装部长会议。会议决定,第二天集中各区基干民兵(持枪民兵)攻打“革联”总部所在地道县二中。由六区(即清塘区)武装部长关有志等人组成前线指挥部,关有志任总指挥。后勤支援和情报工作由“红联”头头负责。会上强调,必须加强管制四类分子,建立巩固的“后方根据地”。
与此同时,县武装部长刘世斌、县委副书记熊炳恩召开全县各区、社“抓革命、促生产”小组组长电话会。熊炳恩布置了各区、社抓紧抢收中稻抢栽红薯任务之后,告诉大家:县武装部和县公安局的枪被抢了,阶级敌人要翻天了。他愤怒地敲着麦克风说[表情]“各地要发动群众采取果断措施,加强对阶级敌人的专政,要把民兵组织起来,保卫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保卫好‘双抢’。”从而确定了以“打击阶级敌人”为名,针对“革联”派和“四类分子”的镇压运动,在道县开始发动起一场大屠杀。
8月13日,“红联”进攻道县二中的“革联”总部的战斗失利,被打死2人,打伤多人。“红联”举行抬尸游行,高呼“血债要用血来还!”而“革联”派大有实力,手中有枪,占据了武装割据的地盘,又有造反派的名头,有力量击退“红联”派的进攻和屠杀。至于那些身份为“无产阶级专政对象”的“阶级敌人”,在毫无反抗能力和可能的情况下,就不可避免地做了道县大屠杀的刀下之鬼。当日,熊炳恩对四马桥的王甫昌、一区的武装部长刘善厚、七区副区长宛礼甫,以及由县里派去大坪铺的张望耻和其他各区的“贫下中农最高法院”的负责人说:“告诉下边,一队可以先杀一两个。”
8月13日上午,寿雁公社召开各大队干部会议。公社文革主任兼公社 “红联”司令的徐善明,根据寿雁区“抓促”小组组长陈智希的指示,与公社武装干事何建锡私下交换意见,决定“搞掉”历史反革命分子、曾经当过军统特务的朱勉。会上,公社武装部长又在他的讲话中,重点点了朱勉的名,说他与“革联”有联系,搞反革命组织,要杀贫下中农等等。
当晚,寿雁公社下坝大队召集四类分子训话会,趁机找岔子将朱勉拖到山上,将朱勉打死。朱勉成为道县大屠杀第一个被害人。从此,道县大屠杀迅速发动和开展起来。
8月13日,祥霖铺区的宛礼甫在上渡公社召开杀人大会,杀掉了7人。紧接着,他又成立了一个百人杀人团,分赴各个公社和大队,组织更大规模的屠杀。被杀的有的是从床上拖起来的,有的是从田里叫上来的。从8月13日到8月底半个多月的时间里,据宛礼甫上报的杀人名单中,一共杀掉了一千多人。屠杀的方式骇人听闻:用自制的土枪崩、沉河、断头、截肢、开膛、腰斩、投窑火烧、集体爆炸,年轻的妇女则集体轮奸后杀害。据全道县统计,屠杀的方式共有一百零八种。
在四马桥区 “红联”副司令、杨家公社公社“红联”司令蒋文明的策划和指示下,8月15日晚上,杨家公社郑家大队民兵营长郑会久、党支部委员、联络员郑逢格主持召开召开四类分子(含子女)训话会。又以历史反革命郑元赞的老婆钟佩英串联一些地富子女去宁远参加了“湘江风雷”,要“组织反革命暴动”,“杀害大队干部和贫下中农”的罪名,杀害了钟佩英和她的两个儿子。
8月17日上午,蒋文明又主持召开了各大队支书、大队长、治保主任、民兵营长会议,再一次高度赞扬了郑家大队贫下中农的“革命行动”。散会后,各大队急起直追,很快就在合作、塘坪、早禾田、陈家、三角河等大队先后杀了31人。
钟佩英一家被灭门后,滥杀之风很快蔓延全县。据中共零陵地委处遗工作组的陈述[表情]杨家公社杀掉钟佩英母子三人后,消息很快传开。同时,全县普遍流传“四类分子要造反,先杀党,后杀干,贫下中农一扫光,中农杀一半,地富作骨干”。加之在这个时间里,有四个区搞出了七个反革命组织(假案),逼供出一个“纲领”,即“八月大组织,九月大暴动,十月大屠杀”,气氛十分紧张。
在当时无政府主义泛滥,法制遭到严重破坏的情况下,从8月17日开始,清塘、清溪、梅花等区,先后召开社队干部会议,动员部署杀人。
在道县杀人事件中,区级范围内策划部署杀人的有六个区[表情]清塘区、祥林铺区、清溪区、蚣坝区、梅花区、寿雁区,占全县总区数的55%;公社一级范围内策划部署杀人的有16个公社,蚣坝公社、上关公社、富塘公社、杨家公社、柑子园公社、洪塘营公社、桥头公社、唐家公社……占全县公社总数的47%。
8月17日上午,清塘公社清塘大队俱乐部礼堂召开清塘区生产队以上干部紧急会议。会议由区武装部长、“红联”营江前线总指挥关有志主持。在会上,他强调:道县“革联”为了达到反革命政变的目的,八月八日抢了武装部的枪支,公开散发反革命传单,要血洗道县。8月13号又开枪打死我们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我们区也发现了“农民党”和“新民党”,八区伪县长郑元赞的小老婆为首组织“反共救国军”。现在公检法都瘫痪了,阶敌人如果拿刀杀我们,我们就要杀他们,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向与会者布置杀人任务,并要求成立“贫下中农最高法院”,行使生杀大权。
会后,久隹公社的公安特派员蒋白举,带领久隹与会人员约三四十人,冲到唐玉的家。众人扑上去,一阵乱棒将其打死,然后丢在禾坪边的水塘里。在这次会议结束后,久隹、新塘两个公社的5个大队迅速行动,行使起“贫下中农最高法院”的权力,4天内杀了13人。
凤成洞、中文洞大队杀了四十多人,当数字报给熊丙恩时,他顿时凶相毕露,厉声斥责道:“你们那里就那么清白?你们的阶级立场到那里去了?”于是,这些地区的干部为了保住自身的平安,只好回去补杀人课。
蚣坝区是道县杀人最多的区。8天时间共杀人1054人,全区50人中就杀了1人;占全县杀人总数的四分之一强。

(资料来源:零陵地区“处遗”材料;《零陵地区志》;章成:《公元一九六七年夏末秋初湖南道县农村大屠杀纪实》;林可:《都庞岭下 旷世奇冤》)

选自:余习广主编'战乱中华:文革重大武斗血案集'.湖南卷

四野后代聚会纪念李作鹏百岁诞辰

小道消息

 邱路光:父亲邱会作说自己后半生吃了“共产党”的苦

我们这个会是很真情、很友情、很亲情的聚会,请老大哥、老大姐和父亲老领导、老战友的子女来参加。我和冰天的父亲百周年了,我们认认真真做了《画册》,表示对父亲的怀念,尽个孝心吧。把画册赠送给大家,使大家对我们的父亲的一生有一个了解。

我父亲生前常说:你看天上的星星这么多,中国革命是群星灿烂的,我只是颗小星星。那些革命的领袖人物,那些老首长、老领导,那些老上级、老战友,他们过五关、斩六将,出生入死、建功立业的故事多的很,我自己没有什么好提的,在革命的队伍里成长前进。在这个队伍里我有名字,并不算有“名气”。不过我这一生是努力工作、努力学习、努力奋斗的。

父亲说他的历史很简单,参加革命穿军装,被打倒脱军装;前半生享共产党的福,爬雪山过草地那么艰苦但也是享福,后半生吃“共产党”的苦,他一直坚信他的问题会实事求是地解决,但这一天他没有等到。他常说,他是以革命为职业的人,失去了革命工作就失去了一切。他的后半生过得非常艰辛,非常坎坷,甚至非常屈辱,连做人的尊严都没有,真是困难重重(他的暮年陕西省委干休所对他很好)。但我父亲很豁达,很努力,他在西安上了老年大学,并认真认真写回忆录,坚持了近20年。不论在顺境还是逆境,他都无怨无悔、矢志不移地热爱毛主席,热爱共产党,热爱我们的革命事业。

父亲一直很怀念我们革命队伍的领袖,怀念自己的老领导、老首长、老战友。在他困难的日子里始终有老战友在关心我们,从胡耀邦、赵紫阳两位总书记,到许许多多老战友。借此机会我代表全家向培养、教育、关心、帮助我父亲成长进步的老领导老首长老战友表示深切的怀念和敬意。向在困难时期帮助过我们的老领导、老战友,老朋友、新朋友表示真诚的感谢!(邱路光系邱会作之子)

林豆豆:对革命的历史遗产应当有更深刻的思考

今天很高兴能参加这个会,向大哥大姐及弟弟妹妹问好,我刚从南方回来,在广州、珠海、深圳见了很多四野的后代,都是经过了革命战争以后的,凝结了深厚的感情。所以今天到会的都带着这种感情来的,一进门就感到了这种氛围,就一直在激动。我想我们的社会及我们的人民都非常关注我们党的这段历史,我们党经过了很多的苦难,取得了辉煌,但是,就像东进大哥说的:也有着深刻的历史教训,也有沉重的包袱。所以今天我们纪念李叔叔、邱叔叔,都能够看到他们后代作出了这些画册,这都是很珍贵的历史财富,我想我们不止停留在举行活动、出书、制作铜像等。我这次去了黄陂,当地准备做湖北籍的元帅、将军铜像,这都有是好事情,但还应有更深刻的内涵、更深刻的思考。

我想以此次勉励大家。谢谢。(林豆豆系林彪之女)

余习广:北京大学六八年三次大规模武斗

这是1968年3月~7月,发生在北京大学的“新北大公社”和“井冈山兵团”两大派造反组织之间的三次大规模武斗事件。

1967年底至1968年初,北京大学“新北大公社”和“井冈山兵团”两大派造反组织不断发生磨擦和冲突,武斗一步步升级。
为了吃掉对方,两派都成立了武斗指挥部。
“新北大公社”由聂元梓和“校文革”操纵,设立了东线和西线武斗指挥部,形成了对以28楼为据点的“井冈山兵团”的包围圈。
从1968年3月至7月,两派发生了三次大规模的武斗事件。
1968年3月29日,北京大学“新北大公社”和“井冈山兵团”两大派组织进行了第一次大规模的武斗事件。
“新北大公社”和“井冈山兵团”两大派组织,在北京大学校内长期抗衡,聂元梓决心要以“新北大公社”的强大力量,把“井岗山兵团”赶出北大校园。
3月29日凌晨,“新北大公社”的头头们经过精心策划、周密部署,决定首先对31斋发起有组织的突袭,然后各个击破。
以聂元梓手下的大将高云鹏为首,用扎枪、柳条帽、黄色军棉袄统一装备的“新北大公社”武斗队,先行切了31斋男生宿舍的电源,向睡梦中的“井岗山兵团”一派的学生发起武装突袭。在四层楼内,由北向南,逐屋、逐层地驱赶对立派学生。
这次武斗,从3月29日凌晨一时起,“新北大公社”和“井冈山兵团”的武斗人员开始武斗,持续了五个多小时。“井岗山兵团”师生被迫奋起还击,保住了28斋、36斋等6座宿舍楼,打退了“新北大公社”武斗队的轮番进攻。
在这场武斗中,双方受伤的有一百多人,公私财物遭到严重损失。
从此,“新北大公社”和“井冈山兵团” 两大派,在北京大学开始了四个多月的武斗局面。
“井岗山”一派占据的六座楼,只有37斋(文革后改称37楼)紧靠马路,校园围墙已被“三'二九” 武斗事件中夺路而逃的学生推倒,是唯一进出校园的通道。各楼之间的通行被“新北大公社”武斗队封锁,他们用整条自行车内胎做的大弹弓袭击行人,很多无辜的人被打得头破血流。'井岗山'派把学生宿舍的双层床排列起来,形成一条封闭走廊,勉强保证了楼间的行人安全。
4月26日,双方为争夺36楼,发生了第二次大武斗。双方出动全套人马,全力拼斗。
孙蓬一、高云鹏任武斗现场指挥。孙蓬一手拿“语录”大叫:“为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冲啊!勇敢的不怕死,怕死的是胆小鬼!”
这次武斗,持续了五个多小时,双方有200余人受伤,公私财物遭到严重损失。
“四'二六”武斗以后,“新北大公社”一方占领了17至24楼、26楼至27楼,形成了对28楼的包围圈。
为了对“井冈山”施加压力,“新北大公社”的头头们决定,对28楼断水、断电。
“三'二九” 武斗后,绝大多数“井岗山”一派的师生,因宿舍被对方强夺,而离开北大,只有少数人坚持据守。
为了生存,他们试图从马路边高压电网接电入37楼时,结果导致发生了7月22日大武斗。
“新北大公社”为了组织他们接通电源,出动数千人的武斗队,以矿工头盔、铁网面罩、薄钢板盔甲、两米长的无缝钢管扎枪全副武装起来,向几百人的“井冈山兵团”的武斗人员发起进攻。
双方互相发起冲击和反冲击。并以大批自制的燃烧瓶,投掷对方的武斗人员。
而面对“新北大公社” 数千人武斗大军的封锁围困、停水断电、绝粮断炊,“井冈山兵团”的几百人奋力抵抗。
从西直门到颐和园的32路公共汽车(现332路),经过北大南大门和37斋。“新北大公社”武斗队强迫32路车停驶,摘下拖车,当作装甲车推着前进,全副武装的武斗队在拖车的掩护下向37斋逼近。拖车突然就地转圈,藏在车后的武斗队一下暴露在对方的大弹弓射程内,被打得东躲西藏。
此时,守楼学生把黄豆撒在马路上,“新北大公社”武斗队一个个滑得人仰马翻。“井冈山兵团”的武斗人员乘胜出击,喊声震天,一鼓作气打退了进攻。两个物理系学生趁机把路边一万一千伏高压线与楼内早已准备好的变压器及配电设备联接起来,恢复了供电。
这次武斗,一直持续到深夜。不仪造成了双方人员的伤残,还使332路汽车停驶,造成了恶劣影响。
武斗期间,地质地理系学生刘玮、地质学院附中学生温家驹、无线电系学生殷文杰没有参加战斗,却被无辜地活活打死。
这以后,“新北大公社”多次组织武力强攻井岗山学生驻守的地盘,均无功而还。最后,他们采取封锁37楼出口的策略。企图以断绝粮食给养,困死饿死对立派楼里的师生。“新北大公社”日夜监视37楼出口,不许一人进出,抓捕所有出楼人员。
在“新北大公社”的强大攻势和围困下,“井冈山兵团”的武斗人员,居然坚守达四个月之久。
“新北大公社”和“井冈山兵团”两大派为争夺北京大学的控制权,在北大进行的长期多次武斗,造成了非常严重的损失。北京大学的许多楼房被毁。其中17、20、28、37、40等十一幢楼的门窗、玻璃及部分楼顶瓦面被捣毁。一些楼内的暖气照明设备被拆除,暖气管道做了武斗工具。许多楼房之间挖了地道。大量家俱被损毁。
仅据部分统计,被损毁的就有:双层床3000多张,四屉桌600多张,留学生楼大衣柜200多个等。
更重要的是造成了大量的人员伤亡,许多师生员工流离失所,有家不能归,人心惶惶,造成心理上的严重创伤。
(资料来源:北京大学档案材料;北京大学“揭批查”材料;理胜:《忆北大文革旧事》) 

陈丹青惹批短语集

 

大国党媒“求是网”刊文《高校宣传思想工作难在哪里》,文中特别点名陈丹青,批评其言论抹黑中国,误导青年。

1.在中国,鲁迅和马克思各有分工:鲁迅专门负责诅咒万恶的旧中国,马克思专门负责证明社会主义的必然性。
2.人文艺术教育表面繁荣,扩招、创收、增加学科、重视论文等等;实则退步,学生“有知识没文化”、“有技能没常识”、“有专业没思想”。
3.所有人在这几十年里都活明白了一个道理,那就是赶紧多捞,赶紧安顿好自己的生活,不要管这个社会。你是救不过来的,你真的到下面走走,就知道,完全一个赤裸裸的丛林社会,大家都信奉丛林法则。
4.文凭是为了混饭,跟艺术没什么关系。单位用人要文凭,因为单位的第一要义是平庸。文凭是平庸的保证,他们决不会要梵高。
5.中国连真正的公共空间还没出现,哪里来的“公共知识分子”?进入公共事务时,偶尔有像我这样的傻子出来说几句真话大家就很愿意听,这是一件很可怜的事情。
6.您对中国的大学教育很满意吗?您对野蛮拆迁很满意吗?您对目前的医疗系统很满意吗?假如您诚实地告诉我:是的,很满意!很开心!我立即向你低头认罪:我错了,我改,我脑子进水了,我对不起人民,我要重新做人,封我的嘴,然后向你们好好学习这样行吧?
7.将当今教育体制种种表面文章与严格措施删繁就简,不过四句话:将小孩当大人管,将大人当小孩管;简单的事情复杂化,复杂的事情简单化。
8.蔡元培任北大校长,胡适任中国公学校长,徐悲鸿任北平艺专校长。搁现在,第一条入党,第二条凑够行政级别,然后呢,领导看顺眼了或把领导捋顺了。于是一层层报批、讨论、谈话、任命,转成副部级、部级之类……这样的“入世”,有利益、没担当。今日大大小小教育官员除了一层层向上负责,对青年、对学问、对教育、对社会,谁有大担当?
9.我每讲演,年轻人就上来要签名,要拍照,我只好陪着耍,不然伤了年轻人的自尊心。现在容我说句重话。真有出息的青年,不做这类事。
10.城市景观,全毁了。有哪个古老国家这样义无反顾地糟蹋自己的帝都,抹杀自己的历史?开罗?马德里?罗马?巴黎?京都?奈良?彼得堡?没有。没有一个古老的都城像咱们的北京这样持续毁容,面目全非,恨不得把北京的模样全给改了。
11.《建党伟业》是一部向北洋政府致敬的电影,该片用生动的镜头,精彩的案例,温馨的细节,为我们描绘了这样一个时代:报纸可以私人控股,新闻可以批评政府,大学可以学术独立,学生可以上街示威,群众可以秘密结社,警察不能随便抓人。权力有边界,法律有作用,人权有保障,穷人有活路,青年有理想。
12.我们今天出了个所谓“五讲四美”,层次很低,不过是要有礼貌,守规矩,走横道线,别随便吐痰,说明什么呢?无非说明我们的社会五不讲,四不美。
13.开发房地产是一回事;盖更多的房子给人住,又是一回事,别给弄混了。
14.明星挺好,有个别人猖狂,欺负人,但决不会比贪官更猖狂,更欺负人。……哪位明星使一回性子,众人就吐口水,要他道歉。中国人到了欺负弱者,欺负站在明理的人,立马个个义正词严。我讨厌中国人对明星的心态,复杂、阴暗。从古到今都是这样,对戏子的心态,暗中巴望人家出事儿,心理上满足。
15.年轻人仍然所见极有限,又迷失在太多讯息中。讯息不等于眼界。
16.什么叫做救自己呢?就是忠实自己的感觉,认真做每一件事,不要烦,不要放弃,不要敷衍。哪怕写文章时标点符号弄清楚,不要有错别字这就是我所谓的自己救自己。我们都得一步一步救自己, 我靠的是一笔一笔地画画,贾樟柯靠的是一寸一寸的胶片。
17.学生也被权力化,年纪青青,接受的都是权力教育,事事认同权力,以后出来到社会,国家就交给这样的学生。
18.中国种种考试积弊久已生成畸形的“考试文化”、“考试人格”,在我到过的十多所全国或各省市重点艺术学院,不曾遇到一位外语和艺术相得益彰,同样优异,并对二者充满热情与信念的学生,满目所见,是不知所从而不得不从的集体表情,那是被考试怪兽过度强奸后的“无表情”。
19.以我的阅历和记忆,民主实现之日并非太平世界,一如革命成功之时,世道尤为难测 。我在乎人群的德行,社会的常态,是否失去底线。
20.我嚷嚷半天,临到离开,发现我全错了:哪有教育问题啊,都是权力问题。

于幼军曝“文革”部分内部数据

 

于幼军在中山大学讲课时曝光了文革期间部分内部数据。

迫害人员方面,于幼军给出的数据是,据不完全统计,230万党政官员被“立案审查”,约占“文革”前全国官员总数——1200万人的17.2%。

近3万人国家机关各部委官员被“审查”,占部委官员总数的16.7%。其中中央副部级和地方副省级以上的高级官员,被审查或遭打击迫害的高达75%;军队8万多人遭诬陷迫害。

经济上,十年动乱使国民收入损失5,000亿元,相当于1949年后30年全部基本建设投资的80%,超过30年全国固定资产的总和。

“文革”十年,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缓慢,几乎没有增长。如1966年人均粮食379斤,食油3.5斤,猪肉14斤,1976年依次分别为381斤(只多了两斤),3.2斤(下降0.2斤),14.4斤(上升0.4斤)。

于幼军也提到了文革期间被迫害死的张志新等人。

“文革”害死 2,000万人 1亿人被迫害

1966年5月到1976年10月,长达10之久的“文化大革命”,期间制造了数以百万计的冤假错案,不仅迫害死了无数无辜的知识分子和中国群众,而且各级官员也难逃其难,包括上至国家主席,下至普通官员很多也惨遭迫害致死。

据叶剑英在1978年12月13日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闭幕式上的讲话披露:“文化大革命”中,死了2000万人, 1亿人被迫害,占全国人口的九分之一,浪费了8000亿元。此外,“文革”还使中国几千年以来的优秀传统文化遭到了毁灭性的破坏,其负面影响,恐怕几代人也难以消除。

著名作家秦牧曾感慨:“这真是空前的一场浩劫,多少百万人颠连困顿,多少百万人含恨以终,多少家庭分崩离析,多少少年儿童变成了流氓恶棍,多少书籍被付之一炬,多少名胜古迹横遭破坏,多少先贤坟墓被挖掉,多少罪恶假革命之名以进行!”

“文革”摧毁了中国传统文化

“文革”,最为严重的是,摧毁了中国5千年文明,几乎把5千年文明破坏殆尽。决策者提出的所谓“破四旧”、“批儒”等运动,全国大量文物受砸毁,古迹被破坏,甚至祖辈遗物在“破四旧”的口号下被红卫兵砸烂,对中国,以至人类文化遗产造成了严重的损害。

颐和园万寿山顶的千尊琉璃浮雕佛像,1900年曾遭八国联军的洗劫。但决策者犹嫌破坏不够彻底,又派出红卫兵小将去“破四旧”,凡是在八国联军战火中幸存未毁的他们一一毁掉。并称之为铲除“旧文化”,园内佛香阁中的大佛塑像也这样被摧毁了。园内的三百米长廊及无数亭台楼阁中的精细壁画,凡是画了人物的,一律用白漆涂刷覆盖。

新疆吐鲁番附近火焰山的千佛洞内,有很多珍贵的壁画。二十世纪初,俄、英、德等国贪婪的商人曾盗割洞内壁画,卖到西方。红卫兵“破四旧”时,将剩下的壁画中的人物的眼睛挖空,或干脆将壁画用黄泥水涂抹得一塌糊涂。作家阿英(钱杏村)说:“过去帝国主义劫夺我们的文物,我曾痛心疾首,梦想有朝一日全收回来。现在我倒想通了,如果让这些不肖子孙毁灭了,倒不如让外国人保存起来,总不至于毁灭,还能留存在人间。”

“破四旧”中,全国一千万户人家被抄,散存在各地民间无数的珍贵字画、书刊、器皿、饰物、古籍都被销毁!

上海首富、永安百货公司原老板郭琳爽珍藏的百余件名贵玉器,在红卫兵眼里是“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玉器被通通砸毁无遗。

北京名学者梁漱溟家被抄光烧光。文革过后,他回忆道:“他们撕字画、砸古玩,还一面撕一面唾骂是‘封建主义的玩艺儿’。最后是一声号令,把我曾祖、祖父和我父亲在清朝三代为官购置的书籍和字画,还有我自己保存的……统统堆到院里付之一炬。……红卫兵自搬自烧,还围着火堆呼口号。……当红卫兵们抱出两本大部头洋装书《辞源》和《辞海》时,我出来阻止了。我说,这是两部谁都用得着的工具书,而且是一位外地的学生借给我的,如烧了我就无法物归原主了。红卫兵不理我,还是把这两部书扔进了火海,还一边说:‘我们革命的红卫兵小将,有《新华字典》就够了。’”

南京著名的书法家林散之珍藏多年的字画,以及他自己的作品全部被毁之一炬后,被赶回到了安徽老家。

当时在上海居住的画家林风眠家被抄家、画被焚烧,又在风声鹤唳中自己将留存的作品浸入浴缸、倒进马桶、沉入粪池。

名满天下的上海书法家沈尹默是中央文史馆副馆长。八十四岁的他担心“反动书画”累及家人,老泪纵横地将毕生积累的自己的作品,以及明、清大书法家的真迹一一撕成碎片,在洗脚盆里泡成纸浆,再捏成纸团,放进菜篮,让儿子在夜深人静时悄悄带出家门,倒进苏州河。

文革破坏国家文物的例子罄竹难书.....

文革摧毁最珍贵的文物遗产部分名单

有民众整理了一个文革中被摧毁的珍贵文物的列表,令人触目惊心;而这些与全部被摧毁的文物古迹相比,不过九牛一毛。

1.炎帝陵主殿被焚,陵墓被挖,焚骨扬灰。

2.造字者仓颉的墓园被毁,改造成了“烈士陵园”。

3.山西舜帝陵被毁,墓冢挂上了大喇叭。

4.浙江绍兴会稽山的大禹庙被拆毁,高大的大禹塑像被砸烂,头颅齐颈部截断,放在平板车上游街示众。

5.世界佛教第一至宝,佛祖释尊在世时亲自开光的三圣像之一八岁等身像被捣毁面目。最大的道教圣地老子讲经台及周围近百座道馆被毁。

6.孔子的坟墓被铲平,挖掘,“大成至圣先师文宣王”的大碑被砸得粉碎!庙碑被砸碎了,孔庙中的泥胎塑像被捣毁。孔子七十六代孙令贻的坟墓也被掘开。

7.和县乌江畔项羽的霸王庙、虞姬庙和虞姬墓,香火延续两千年至今日,“横扫”之后,庙、墓皆被砸成一片废墟。文革后去霸王庙的凭吊者,见到的只是半埋在土里半露在地上的石狮子。

8.在横扫一切的风暴中,霍祛病的霍陵也遭了殃。香烛、签筒被打烂之外,霍祛病的塑像也毁于一旦。

9.颐和园佛香阁被砸,大佛被毁。

10.王阳明文庙和王文成公祠两组建筑包括王阳明的塑像,全部在文革被平毁无遗。

11.古城太原的新任市委书记三把火,第一把是砸庙宇。全市一百九十处庙宇古迹,除十几处可保留外,通通毁掉。他一声令下,一百多处古迹在一天之内全部毁掉。山西省博物馆馆长闻讯赶到芳林寺,只捡回一包泥塑人头。

12.医圣张仲景的塑像被捣毁,墓亭、石碑被砸烂,“张仲景纪念馆”的展览品也被洗劫一空。“医圣祠”不复存在。

13.河南南阳诸葛亮的“诸葛草庐”(又名武侯祠)的‘千古人龙’、‘汉昭烈皇帝三顾处’、‘文韬武略’三道石坊及人物塑像、祠存明成化年间塑造的十八尊琉璃罗汉全部捣毁,殿宇饰物砸掉,珍藏的清康熙《龙岗志》、《忠武志》木刻文版被焚烧。

15.书圣王羲之的陵墓及占地二十亩的金庭观几乎全部平毁,祗剩下右军祠前几株千年古柏陪伴书圣失去了居所的亡魂。

16.文成公主当年亲自主持塑造的松赞干布和文成公主二人塑像,千年来一直安放觉拉寺,被捣毁。

17.合肥人代代保护、年年祭扫的“包青天”墓,也毁于一旦。

18.河南荡阴县中学生将岳飞等人的塑像、铜像,秦桧等“五奸党”的铁跪像,连同历代传下的碑刻“横扫”殆尽。

19.杭州革命青年砸了岳庙,连岳飞的坟也刨了个底朝天。岳武穆被焚骨扬灰。

20.阿拉腾甘得利草原上的成吉思汗陵园被砸了个稀烂。

21.朱元璋巨大的皇陵石碑被拉倒﹔石人石马被炸药炸得缺胳膊少腿﹔皇城也拆得一干二净。

22.海南岛的天涯海角,明代名臣海瑞的坟被砸掉,一代清官的遗骨被挖出游街示众。

23.湖北江陵名相张居正的墓被红卫兵砸毁,焚骨。

24.北京城内名将袁崇焕的坟被夷成了平地。

25.黎平故里安葬的是明末名臣何腾蛟,他的祠堂中的佛像被扫了个一干二净,而且把黎平人最引以为荣的何腾蛟的墓给挖了。

26.吴承恩的故居在江苏淮安县河下镇打铜巷。他的故居不大,三进院落,南为客厅,中为书斋,北为卧室。几百年来,曾有无数景仰他的人来此凭吊此故居和他的墓。可文革中《西游记》成为“封、资、修”(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修正主义)里的 “封”,吴氏故居也就“被毁为一片废墟”。

27.红卫兵掘开蒲松龄的坟,教书匠蒲松龄真穷,墓里除了手中一管旱烟筒、头下一迭书外,只有四枚私章。他们对蒲氏私章不屑一顾,弃之于野。尸体被捣毁。

28.建于一九五九年的吴敬梓纪念馆在文革中被铲平。

29.山东冠县中学红卫兵在老师带领下,砸开千古义丐武训的墓,掘出其遗骨,抬去游街,当众批判后焚烧成灰。

30.张之洞的坟被刨开。张是个清官,墓里没一点珍宝,红卫兵将张氏夫妇腐烂的尸体吊在树上。张氏后人不敢收尸,任尸体吊在树上月余,直到被狗吃掉。

31.北京郊区的恩济庄埋有同治、光绪两朝的宫廷大总管李莲英的墓,凿开的墓穴里,只有头骨,不见尸骸,衣袍内满是珠宝,后不知所踪。

32.河南安阳县明赵简王朱高燧的墓被挖毁。

33.黑龙江黑河县有座“将军坟”,“因为属于‘帝王将相’,也遭到严重的破坏。

34.宋代诗人林和靖(967~1028)的墓也在被毁之列。

35.清末章太炎、徐锡麟、秋瑾,乃至“杨乃武与小白菜”冤案中的杨乃武的墓,都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口号声中作了牺牲。

36.一位年轻的中学老师领着一帮初中生以“让保皇派头子出来示众”为由,刨开康有为墓,将他的遗骨拴上绳子拖着游街示众。革命小将们一边拖着骨头游街一边还鞭挞那骨头,好像相信康氏灵魂附着在骨头上似的。游完街,康氏的头颅被送进“青岛市造反有理展览会”,标签上写道:“中国最大的保皇派康有为的狗头”。

37.浙江奉化县溪口镇蒋氏旧居,蒋介石生母的墓被上海的大学生领导的宁波中学生掘开,其遗骸和墓碑都被丢进了树林。

38.南漳县为抗日名将张自忠建造的张公祠、张氏衣冠冢和三个纪念亭均被破坏。

39.杨虎城将军,虽被国民党处决,仍是红卫兵眼中的“国民党反动派”,墓及墓碑都砸毁。

40.新疆吐鲁番附近火焰山上的千佛洞的壁画,曾被俄、英、德等贪焚商人盗割,卖到西方。但那运到国外的壁画毕竟被博物馆珍藏,并未毁掉。而中国人自己干的“破四旧”却重在一个“破”字:将剩下的壁画中的人物的眼睛挖空,或干脆将壁画用黄泥水涂抹得一塌糊涂,存心让那些壁画成为废物。

41.山西运城博物馆原是关帝庙。因运城是关羽的出生地,历代修葺保养得特别完好。门前那对高达六米的石狮子可能是全国最大的。如今,那对狮子被砸得肢体断裂,面目全非﹔母狮身上的五只幼狮都砸成了碎石块。

42.安徽霍邸县文庙,雕梁画栋、飞檐翘角,龙、虎、狮、像、鳌等粉彩浮雕皆为精美的工艺美术品。“房饰浮雕在文化大革命中统被砸毁。”山东莱阳文庙,“大成殿雕梁画栋、飞檐斗拱,气势雄伟……文化大革命期间,大成殿被拆除。”全国四大孔庙之一的吉林市文庙,“破四旧”中严重受损,荒废多年,文革后历时五年方修复。

43.唐代高僧褒禅结芦安徽含山县花山,死后弟子改山名为褒禅山。宋王安石游览此山,作《游褒禅山记》后,褒禅山遂名扬四海。因是‘四旧’,褒禅山大小二塔被炸毁。

44.宋代大文豪欧阳修的《醉翁亭记》经另一宋代大家苏东坡手书,刻石立碑于安徽滁县琅山脚当初欧阳修作文的醉翁亭,至今已近千年。前去革命的小将不仅将碑砸倒,还认真地将碑上的苏氏字迹凿去了近一半。醉翁亭旁堂内珍藏的历代名家字画更被搜劫一空,从此无人知其下落。

45. 1966年11月28、29日连续两天,10万人聚集曲阜召开“彻底捣毁孔家店大会”。大会向毛泽东发去“致敬电”,汇报一个激动人心的消息:“敬爱的毛主席:我们造反了!我们造反了!孔老二的泥胎被我们拉了出来,‘万世师表’的大匾被我们摘了下来。……孔老二的坟墓被我们铲平了,封建帝王歌功颂德的庙碑被我们砸碎了,孔庙中的泥胎偶像被我们捣毁了……”

46. 孔府、孔庙、孔林,共计有一千多块石碑被砸断或推倒,烧毁、毁坏文物六千多件,十万多册书籍被烧毁或被当做废纸处理,五千多株古松柏被伐,二千多座坟墓被盗掘。文革后国家花费了三十多万元,才收回一部分为盗墓者私藏的金银财宝。

47. 山西大学的学生到山西五台县佛教胜地五台山去扫荡四旧,除了砸庙宇外,将大多数和尚、尼姑斗争了一通。学生走后,当地下令,将289名僧、尼、喇嘛逐出山门,强制遣送回了原籍。五台山曾有一位和尚刺指咬舌,以毛笔蘸血,花了四年时间写下了一部75万字的《华严经》。抗日战争期间日本人曾借到东京展览过半年,并按期原物归还。而今开到五台山的红卫兵将它劫走,这部人间难得的血写的经书就从此消失,再也无人知其下落。

毛泽东周恩来尼克森基辛格密谈记录面世

 

 

尘封了二十余年的美国与中共在七○年机密的谈判记录,包括尼克森、基辛格和毛泽东、周恩来等人的对话全文大白于世,定以《The Kissinger Transcripts》《基辛格秘录》)为名出版。名记者、《中国时报》驻华盛顿特派员傅建中透过特殊管道,已先取得该书的最精彩部份,在《中国时报》(一九九九年一月十日)刊出。《中国时报》是台湾第一大也是最受欢迎的中文网站。

傅建中认为,《基辛格秘录》收录了从一九七二年二月下旬尼克森首次去中国作历史性的访问,他本与毛泽东、周恩来以及后来基辛格和毛、周等多次秘密会谈完整的记录。由于采对话方式,极为生动,读来有如身临其境,尼、基、毛、周等人的尔虞我诈、纵横捭阖一一呈现读者眼前。

以毛泽东和基辛格关于台湾的对话为例,问题可能要一百年才会解决,但新的文件则透露毛告诉基,台湾还是暂时由美国代管好,中共即使收回台湾也管不了,因为岛上的「反革命份子」太多了。

又毛对基说,要送一千万中国妇女到美国,这是老毛的一计,因为这样可使美国多生小孩,损害美国的利益和元气。

《基辛格秘录》能够问世,是附设于乔治华盛顿大学的国家安全档案馆的专家学者们,经由六年的努力,利用美国会通过的资讯自由法(FOIA),迫使美政府将原先列为高度机密,乃至只能目视的「Eyes Only)美中关系正常化的文件解密,没有解密的文件,则由前述专家们分头去从尼克森、福特总统的文献、国务院档案以及曾和老基共事的官员们私人文件中搜求,整个过程的神秘诡异,据主编此一秘录的波尔博士说,就好像侦探办案一样。波尔是位精研外交史的史学家。

《基辛格秘录》除了收录了尼、基和其他美政府高级官员与中共领导人的谈判翔实记录外,还有和前苏联领袖如布里兹涅夫、葛罗米柯、驻美大使杜布里宁等人的谈话纪要,从这些文献中可以看出,七○年代美与中共为对付苏俄,已形同结盟,美向中共提供了大量关于俄在中苏边境军事部署的情报。

这套近五百页的秘录,是基辛格本人交代国会图书馆藏之高阁的孤本外最完整和最权威的版本。基氏的孤本目前仍列为绝对机密,非经他本人特许,外人不得借阅。老基还规定他的秘录必须等他过世五年后才能解密,公诸于世。但乔大国家档案馆编辑的基辛格秘录出版后,基氏在国会图书馆的秘笈就无秘密可言了,就此而言,波尔博士和其同僚的贡献非常了不起。

《基辛格秘录》是纽约的一家出版公司印行,今年一月中旬起在全美各地的书店发售。

网罗新闻社台北报导,《中国时报》(一九九九年一月十日)刊出的部份如下:

世说新语今编三则

 

吾国治霾方法

第一,在机关报上发文《坚决打赢治霾的攻坚战》,罗列十八大以来中央各次会议关于环保问题的重要部署;
第二步,组织京津冀环保部门负责人、部机关司局长开会学习三严三实,贯彻落实讲话精神;
第三步,部机关领导到相关单位考察调研,作出重要指示;
第四步,等风来。
第五步,收治霾费。
第六步,删帖。

 

矿泉水瓶装茅台

天津市医药集团原党委书记张建津,他常常以商务接待为名,频繁出入高档酒楼,组织和接受公款宴请,每餐“燕鲍参翅”等高档菜肴必点,茅台、五粮液、特供保健酒必上,而且一般茅台酒不入口,要喝就喝15年、30年的年份茅台酒。

遇到风声紧、查得严时,就事先叮嘱人把茅台酒倒入矿泉水瓶,改头换面后带到饭店,冠冕堂皇地摆上酒桌。

 

一公司装加拿大空气北京卖助战雾霾

参考消息网报道,加拿大的初创公司正从中国的雾霾天气下获益。英国广播公司网站12月22日报道称,该公司将新鲜空气装罐运往中国。对于清洁空气,中国市场有着强烈的需求。北京的全职妈妈李天琴就为自己和孩子买了一罐。李天琴对BBC记者说:“孩子出生后,我更觉得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中,对家人和孩子的健康都是个威胁。”所以她决定试试所有能帮助净化空气的东西。有研究显示,中国每年因空气污染死亡的人数高达160万。

 

铁流老人最新证言


……中国公安無法無天,控管言论,隨意抓人。管你有罪無罪,先抓来关起再说。只要一进看所就是罪犯,人格受到侮辱,自由受到限制。呼吸不到自由空气,看不到兰色的天空,每天沒有热水洗澡,更喝不到鲜开水,事事喊報告,处处要求情,出监室要戴黑色头罩,审訊不分白天黑夜,坐铁椅戴手銬,必,须按照预审员提的问题回题,还得按固格式在笔录上签字,仍其骂,仍其训。预审达不到目关着不放,指控找不到根据就更换罪名。非要你认罪服罪,不然不命放你。我一个82岁的老人,与二三十岁年轻人关在一起,一样吃一样住受得了吗?一个不足十五米的监舍关二十五六人,空气龌踀得根本無法睡,不挤死也憋死,有病住医院还要戴脚镣手銬!公安的强制措施就是刑訊逼供,就是估打成招。残酷至极没丁点人性。他们就靠這个办案,就靠這个证!那是依法办事,是白肉生釘。我就這样被关了165'天,简直是生不如死!他们怎样说我就怎样回答,还保证不上诉。高瑜小我十岁,多关了近一年,放出来成了白毛女!我要关上一年肯定立进横出,非死不可。五十岁的小蒲关了一年七个月,精神大不如从前,他毕竟小三十岁啊!
……我呼吁,我強烈向国人呼吁,向世界人权组织呼吁:凡因言论、观点、思想与当局不一致的良心犯、政治犯,公安绝不能采取先抓人后取证的所谓“強制措施”,這是反联合国宣言的人权做法,中国政府应严格尊守!
……我判了,我根本無!判我是明目张胆的构陷。先誣我寻衅滋事,再强,行我承认“非法经营”。我经营了什么?不就是自己出资、出力、出房、出設备,开办了五七右派老人的血泪口述历史复印资料,免费赠阅的“往事微痕”,一沒有卖,二沒有进入流通领域,三没有盈利分文,更無非法所得!他们为了整人害人,强封老人之口,用恶法判我,强囚成都,不准许我回归住了三十年的北京,更不准许我出境。你们到底什么?中国无起码的人权!連一个老人都构陷的政府,是个什么政府?
……我不懂法律程序,我的事到底怎么办?希望全国有胆量的律师,敢于主持法律公平正义的法律界人士,为我伸冤鳴不平!我很快就年滿83岁了,与万岁爷毛泽东一样的年龄了,有什么怕的?又怕什么?!为了给中国法治打开一条光明的通道,我愿意千刀万剐,以血舖路!
……希望全国活着的七五难友站出来,勇敢地站出来,为“往事微痕”讨回法律的公道!!!
……我宣布:从现在起我接受国内外一切媒体采访,告诉此案的内幕……

世说新语今编二则

鲁豫采访精神病院院长
问:“怎样确定病人是否治愈?”
院长:“其实很简单,把浴缸注满水,旁边放一把汤匙和一个小脸盆,看他怎么把浴缸淘空。”
鲁豫惊奇:
“这也太简单了!我都不用想就知道该用小脸盆。”
院长语塞5秒,
答:“正常人和已治愈的人会把浴缸里的塞子拔掉。”[呲牙][呲牙]

 

宋鸿兵被打以后的江湖帖子

刚刚看到宋鸿兵被打的消息,就有人发了下面的帖子:著名野生经济学家宋鸿兵先生,于太原征收智商税期间遭暴力抗税,罗斯柴尔德家族表示对此次袭击负责。路边社消息称,被打断一条腿的他,将改名宋鸿乒或宋鸿乓继续行走江湖。一月后改为宋鸿丘,两月后改为宋江丘……

斯大林对蒋经国狡辩谈为何要割走外蒙古

2015-12-13 蒋经国 水煮历史

本文系蒋经国对1945年夏随宋子文赴苏联谈判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回忆

1945年2月,美国因为要苏联参战,提早结束对日战争,罗斯福总统与斯大林订了《雅尔塔协定》。我们当时为着要打退压境的强敌-日本,只好委曲求全,根据《雅尔塔协定》,和苏联政府谈判,签订了中苏条约。

1945年,美国还没有把《雅尔塔协定》公布以前,我们政府已经派员到莫斯科去进行中苏谈判,我也参加。这次的交涉,是由当时的行政院长宋子文先生领导的。

我们到了莫斯科,第一次和斯大林见面。起初他的态度非常客气,但是到了正式谈判开始的时候,他狰狞的面目就显露出来了。我记得非常清楚,当时斯大林拿一张纸向宋院长面前一掷,态度傲慢,举止下流,随后说:“你看过这个东西没有?”宋院长一看,知道是《雅尔塔协定》,回答说:“我只知道大概的内容。”斯大林又强调说:“你谈问题,是可以的,但只能拿这个东西做根据,这是罗斯福签过字的。”我们既然来到莫斯科,就只好忍耐着和他们谈判了。谈判中间,有两点双方争执非常剧烈:第一、根据《雅尔塔协定》有所谓“租借”两个字眼。父亲(指蒋介石)给我们指示:“不能用这两个字。这两个字是帝国主义侵略他人的一贯用语。”第二、我们认为,所有问题都可以逐步讨论,但是必须顾及到我们国家主权和领土的完整。后来,斯大林同意不用“租借”两字,对于中东铁路、旅顺、大连这些问题,也肯让步;但关于外蒙古的独立问题──实际就是苏联吞并外蒙古的问题,他坚持决不退让。这就是谈判中的症结所在。谈判既没有结果,而当时我们内外的环境又非常险恶。这时,父亲打电报给我们,不要我们正式同斯大林谈判,要我以私人资格去看斯大林,转告他为什么我们不能让外蒙古独立的道理。

当见到斯大林时,他问我:“你们对外蒙古为什么坚持不让它‘独立’?”我说:“你应当谅解,我们中国几年抗战,就是为了要把失土收复回来。今天日本还没赶走,东北、台湾还没有收回,一切失地,都在敌人手中,反而把这样大的一块土地割让出去,岂不失却了抗战的本意?我们的国民一定不会原谅我们,会说我们‘出卖了国土’。在这样情形之下,国民一定会起来反对政府,那我们就无法坚持抗战,所以,我们不能同意外蒙古归并给俄国。”我说完了之后,斯大林就接着说:“你这段话很有道理,我不是不知道。不过,你要晓得,今天并不是我要你来帮忙,而是你要我来帮忙。倘使你本国有力量,自己可以打日本,我自然不会提出要求。今天,你没有这个力量,还要讲这些话,就等于废话!”

他当时态度非常倨傲,我也就开门见山地问他说:“你为什么一定要坚持外蒙古‘独立’?外蒙古地方虽大,但人口很少,交通不便,也没有什么出产。”他干脆地说:“老实告诉你,我之所以要外蒙古,完全是站在军事的战略观点而要这块地方的。”他并把地图拿出来,指着说:“倘使有一个军事力量,从外蒙古向苏联进攻,西伯利亚铁路一被切断,俄国就完了。”我又对他说:“现在你用不着再在军事上有所忧虑,你如果参加对日作战,日本打败之后,他不会再起来,他再也不会有力量占领外蒙古,作为侵略苏联的根据地。你所顾虑从外蒙古进攻苏联的,日本以外,只有一个中国,但中国和你订立‘友好条约’,你说25年,我们再加5年,则30年内,中国也不会打你们。即使中国要想攻击你们,也还没有这个力量,你是很明白的。”

斯大林立刻批评我的话说:“你这话说得不对。第一,你说日本打败后,就不会再来占领外蒙古打俄国,一时可能如此,但非永久如此。如果日本打败了,日本这个民族还是要起来的。”我就追问他说:“为什么呢?”他答道:“天下什么力量都可以消灭,唯有‘民族’的力量是不会消灭的,尤其是像日本这个民族,更不会消灭。”我又问他:“德国投降了,你占领了一部分,是不是德国还会起来?”他说:“当然也要起来的。”我又接着说:“日本即使会起来,也不会这样快,这几年的时间你可以不必防备日本。”他说:“快也好,慢也好,终究还是会起来的,倘使将日本交由美国人管理,5年以后就会起来。”我说:“给美国人管,5年就会起来,倘使给你来管,又怎样的呢?”他说:“我来管,最多也不过多管5年。”后来他不耐烦了,直接地表示:“非要把外蒙古拿过来不可。”

谈话一直继续下去,斯大林又很正经地向我说:“我不把你当做一个外交人员来谈话,我可以告诉你:条约是靠不住的。再则,你还有一个错误,你说,中国没有力量侵略俄国,今天可以讲这话,但是只要你们中国能够统一,比任何国家的进步都要快。”这的确是斯大林的“肺腑之言”,他所以要侵略我们,还是害怕我们强大起来,因此,只顾目的,不择手段,千方百计来压迫、分化和离间我们。

接下去,他又说:“你说,日本和中国都没有力量占领外蒙古来打俄国,但是,不能说就没有‘第三个力量’出来这样做。”

这个力量是谁?他先故意不说。我就反问他:“是不是美国?”他回答说:“当然!”我心里暗想,美国人订下了《雅尔塔协定》,给他这许多便宜和好处,而在斯大林眼中,还忘不了美国是他的敌人!

最后,经过许多次的谈判,《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终于签订了。不过,父亲当时对于签订这个条约,有个原则上的指示:“外蒙古允许‘独立’,但一定要注明,必要经过公民投票,并且要根据三民主义的原则来投票。”这原则,斯大林总算是同意了。

我还记得,在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时,苏方代表又节外生枝。他的外交部远东司的主管同我商量,要求在条约上附一张地图,并在旅顺港沿海一带区域,画了一条黑线,大概离港口有20海里的距离,在这线内,要归旅顺港管辖。照国际法的观点,公海范围是有一定的规定,就是离开陆地有一定的距离,俄方此一要求,显然是不合理的。为了这一问题,争执了半天,从下午四点半到晚上两点钟,还没有解决。我很不耐烦地说:“你要画线,你画你的,我是不能画的。”他说:“不画这个线,条约就订不成!”我说:“订不成,我不能负责,因为我没有这个权力。”他说:“我是有根据的。”我说:“你有什么根据?”他拿出一张地图,就是沙皇时代俄国租借旅顺的旧图,在这张地图的上面是画了一条黑线的,并且指着说:“根据这张图,所以我要画这一条线。”

我觉得非常滑稽,因此讥讽他们说:“这是你们沙皇时代的东西,你们不是早已宣布,把沙皇时代所有一切条约都废止了吗?一切权利都全部放弃了吗?你现在还要拿出这个古董来,不是等于还承认为你们所打倒的沙皇政府吗?”他有点着急说:“你不能侮辱我们的苏联政府!”我说:“你为什么要根据这个东西来谈判呢?不是等于告诉全世界说:你们还是同沙皇政府一样吗?”他说:“你不要吵闹,你的火气太大。”我说:“你要订约可以,但无论如何这一条线是不能画下的!”

经过一番力争之后,这一张地图,虽附上去了,可是那一条线始终没有画出。由这件事看来,我们完全了解,斯大林原来就是沙皇的再世。

 

美国南北战争以后的社会如何和解

在美国南北战争的时期,南方军队的统帅李将军也算是美国的名门之后了。21岁就成了华盛顿养子的乘龙快婿。他的爷爷理查德·亨利·李,是1776年提出起草独立宣言的动议,并在《独立宣言》上签字的弗吉尼亚代表。应该说,他的先辈都是美国功勋卓著的开国者。

可李将军却为什么成了分裂事业的战神呢?这得从美国的制度说起。美国是一个“合众国”,是通过宪法凑到了一块的“联邦”。加入这个联邦是各邦通过投票表决同意的。在这个被叫做合众国的地方,历史学家横竖是写不出华盛顿统一了美国这样的故事。
既然各邦的“来”是自由的,为什么想“去”就不能自由呢?要知道,根据当时的美国宪法,林肯倒是没有向要脱离联邦的各邦宣战的权力,而《独立宣言》却有言在先:政府的正当权力来自被统治者的同意。而现在南方不再想跟北方在联邦里一起过了,难道南方就没有这样的自由吗?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说,与其说李将军是简单的背叛,不如说也是为自由而战。
起先,联邦是要任命他为统帅10万大军的少将,但遭到了他的拒绝。布莱尔曾经问过他,谢绝职务是否跟可能失去家中的奴隶有关。李回答说:如果美国的400万奴隶都归他所有,为了避免一场战争,他也会欣然让他们全部获得自由。
他不是为保全奴隶制而战。他早就认为:“蓄奴作为一种制度,在任何国家中都是一种道德上和政治上的罪恶。”行动胜于雄辩。作为继承人,李将军遵照岳父的遗嘱,1862年释放了所有的奴隶,并親自为自己过去的奴隶们签发了通行证,让他们越过防线投奔北方。
一个人不能将自己的剑指向自己的家乡。即使是整个南方,也不能简单的说独立只是为了保全奴隶制。因为奴隶主只是南部白人中的少数,只有5%的白人拥有奴隶。美国历史学家就说,战争爆发时,“南部人民在争取独立上几乎是万众一心的”。一个不能抓壮丁的地方,政府要开动战车是需要足够的民意基础。其实李是热愛联邦的。在给姐姐的信中,他说弗吉尼亚退出联邦的行动是错误的。但是,他也忠诚于弗吉尼亚:“尽管我如此热愛联邦,可我却无法下决心举起拳头去打我的親戚、我的孩子、我的家。”
不过,无论李将军的愿望如何,都无法改变这样一个事实:他为之浴血奋战的土地是和奴隶制联系在一起的。随着1863年1月1日解放宣言的发布,李为之战斗的事业在人类历史上永远的失去了道义的制高点。
在《美国国内战争史》里,英国艾德蒙斯将军称李具有“伟大的军事天才”,而李的天才意味着联邦的灾星。他指挥的杰克逊将军在第二次布尔伦河战役中,打败了波普将军率领的联邦军队,就连林肯都跌坐在椅子上,喊彻底完了。而钱瑟勒斯维尔战役中,李将军的邦联军队以少胜多。李又一次林肯感叹“不足6万饥寒交迫的叫花子把13万精兵杀的丢盔弃甲”!但南部邦联还是在一步一步的走向了穷途末路。
到了1865年,忠于他的士兵们已经是只能用野洋葱、野草、去年的烂土豆和所有只要能吃的东西充饥了。大势已去,继续流血只会是无谓的牺牲。李将军知道,该让战神歇息了。1865年4月,他下令打起了白旗。李将军在他起草给战士们的最后一份文告里说:“只是因为感到英勇和忠诚是无法补偿继续战斗所招致的损失,所以我决定避免无谓的牺牲。”
李将军尽力了。投降未必不英雄。
李将军在去格兰特军中洽谈投降事宜前,对手下说:“我可能要成为格兰特的阶下囚了,我想我必须使自己的仪表尽可能好一些。”败,也要败的有尊严。
1865年4月9日,北军总司令格兰特将军和南军总司令罗伯特.李将军与随从们先后骑马来到弗吉尼亚州的阿波马托克斯镇。他们在一个叫迈克林斯家的二层红砖楼里签署了有关投降的协议。
李将军提出,败军不受辱,必须充份保证南军将士的人格和尊严不受侵犯。格兰特的助手奥特将军还特地提醒他的上司,应该在停战协议里写上,所有接受投降的南军军官可以随身携带他们的手枪和佩剑。格兰特将军接受了它。在谈判中,李将军希望他的骑兵和炮兵能够保留那些属于他们自己的马匹。而格兰特则回答:“如果这些士兵没有现在所乘马匹的帮助,就很难收获下一季的庄稼,养活家中老小过冬,我会这样安排的。”那些马匹曾经是战争的工具,但格兰特和李都没有忘记,美国需要和解。
一俟签字仪式结束,败军之将罗伯特.李即起身告辞。格兰特将军親率随从降级相送。当李将军一身戎装,如一尊雕像含泪离开时,在场的北军将士全体肃立,举帽致敬,目送了一个悲剧英雄的最后谢幕。
格兰特胜利了,但他能给昔日兵戎相见的敌人以体面。李的军官们依然还可以保留自己的随身武器。没有绞刑,也没有押着俘虏举行胜利游行。
硝烟在散去。但仇恨并没有随着战争一起结束。在有些人眼里,叛乱者应该受到严惩。要知道,在这场战争中,共有62万人丧生。大约每60个美国人里,就有一个死于战火。照常理来说,总得有人为这场残酷的战争负责。
当新总统约翰逊问格兰特什么时候能审判李和杰斐逊·戴维斯这些人时,格兰特认为决不能审判,除非他们违背了自己的誓言。他说他宁可辞去司令之职,也不愿去执行要他逮捕李的命令。从此,一个联邦大团以叛国罪对李提出起诉的事,也就没有了下文。
毕竟政治问题和法律问题不是一回事。一个知道区分政治问题和法律问题的国家是幸福的,一个理解政治问题和法律问题不同的民族是理智的。美国内战没有产生战犯,也没有一兵一卒在未来的岁月里因为“历史问题”而遭到清算和迫害,胜利者更没有用笔墨掀起一场丑化运动以便将反叛者扫進历史的垃圾堆。
南部邦联总统杰斐逊.戴维斯1889年去世,活了81岁。副总统斯蒂芬斯则战后不久就被佐治亚选为联邦参议员,死后墓碑上居然还刻着“一心为公”,他生前没有被人改造,死后也没有谁去鞭尸扬灰,尽管他至死都坚信奴隶制比工资奴隶制更有人性。即使是1865年4月14日林肯被同情南方的布思刺杀,美国也没有因此疯狂,来一次彻底干净肃清南部残余的斩草除根运动。美国始终是一个“不彻底”的国家。
战争结束了,李从此远离尘嚣,也远离仇恨。他拒绝了一家保险公司年薪一万美元的聘请,在1865年9月就任了华盛顿学院的院长,工资一年只有1500美元。这所规模很小,名气也很小的,破了产的学院,地处偏僻的列克星敦山区。
在南北战争结束后的三十余年里,昔日南部邦联的一些大人物们,用回忆录和文章继续着往日的战斗,而这位善于辞令的院长,却什么也没有写。
李致力于学院的教育事业,他说自己非常喜欢这美好的平民生活。
在1870年——李生命的最后一年,他带着女儿安妮到南方休了两个月假。所到之处,迎接他的是鲜花、欢呼和敬意。在哥伦比亚,南部邦联老战士冒着倾盆大雨,列队走到车站欢迎;在奥古斯塔,数千人向他致敬;在朴次茅斯,人们为他鸣放礼炮……,南方的人民用凯旋者才可能获得的仪式迎接这位过去的败将。
1870年,李将军则长眠在了华盛顿学院的小教堂之下。在那里,他的塑像依然身穿南部邦联军装。
美国没有官方教科书,出版历史著作不用官方审查,谁也没有权力向国民强制灌输某种被认为是惟一正确的答案。对领导南方军队的李将军和 平叛的格兰特,美国人可以同表敬意。
这就是美国。

 

八老垂帘小史

从80年代初到90年代初,以邓小平为首的8位元老在政治上拥有实际决策权力。“八老”是谁?有两个版本:一个是指邓小平、陈云、杨尚昆、薄一波、彭真、李先念、王震、邓颖超;一个是指邓小平、陈云、杨尚昆、薄一波、宋任穷、万里、习仲勋、邓颖超。前一个版本比较接近当年的历史情况。在1982年前,“八老”是在各自职位上行使着自己的权力,还没有形成所说的“八老治国”或者“议政”的情况,但也已经开始显现他们因对经济和政治改革看法趋同的聚合。

在“八老”等老干部重新回到领导岗位后,邓小平看到回到领导岗位的老干部大都年高体弱,精力不济,干部队伍呈老化趋势;另一方面,随着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路线的确立,需要一批年富力强、有专业知识的干部进入各级领导班子。邓小平提出:老同志要退让,要有意识地选拔一批德才兼备的年轻同志来接班;要趁老同志还在时解决这个问题,这个问题早解决比晚解决好。

1979年11月2日,在中央党、政、军机关副部长以上干部会上,邓小平就培养接班人问题的紧迫性,讲了几条“对高级领导干部来说不是那么愉快”的看法。他说:“确定了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目标还不够,还要有人干。谁来干?反正靠我们坐办公室画圈圈不行,没有希望。我们老同志的经验是丰富的,但是在精力这个问题上应该有自知之明。”“对于我们的老同志来说,第一位的事情就是要认真选拔好接班人,要让路,要准备交班,其他的日常工作,是第二位、第三位、第四位、第五位、第六位的工作。现在的庙很多,每个庙的菩萨也很多,老同志盖住了,年轻人上不来。我们一定要认识到这是一个关系到我们党和国家长远利益的战略问题。如果我们在三几年内不解决这个问题,十年后不晓得会出什么事,我们这些老同志就向党和人民交不了账。”

1980年2月23日至29日,十一届五中全会在北京举行。全会讨论了党章修改草案,提出了废止领导干部职务实际存在的终身制;还决定成立中央书记处,胡耀邦当选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会后不久,中央政治局会议又通过了《关于丧失工作能力的老同志不当“十二大”代表和中央候选人的决定》,目的是为一批年富力强的干部进入中央领导阶层腾出位置。1980年9月10日,在五届人大三次会议上,邓小平、陈云、李先念、徐向前、王震、王任重一起,辞去国务院副总理职务。1982年1月13日,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谈到老同志让路、让中青年干部上来的问题时把它喻为“一场革命”,并疾呼:“这场革命不搞,让老人、病人挡住年轻、有干劲、有能力的人的路,不只是四个现代化没有希望,甚至于要涉及亡党亡国的问题,可能要亡党亡国。”

1982年7月30日,十一届七中全会举行前夕,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即将向“十二大”提交的《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改草案)》。经过修改的新党章草案规定:中央和省一级设顾问委员会,以发挥许多富有政治经验的老同志对党的事业的参谋作用,邓小平在会上说:“这次党章有些问题没有完全解决。比如领导职务终身制的问题,已经接触到了,但没有完全解决,退休制度的问题也没有完全解决,设顾问委员会是一种过渡性质的。”9月1日至11日,中共十二次代表大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改草案)》,正式宣布在中央和省级设立顾问委员会,并规定了各自的性质和权限。“党的中央顾问委员会是中央委员会的政治上的助手和参谋”,“中央顾问委员会在中央委员会领导下进行工作,对党的方针、政策的制定和执行提出建议,接受咨询。”大会根据新党章的规定,选举了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172人。9月13日,中顾委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选举邓小平为顾问委员会主任。会上,邓小平就中顾委的性质和任务做了重要讲话。他说:“这是解决我们这个老党、老人的实现新旧交替的一种组织形式。目的是使我们的中央委员会能够逐步地更年轻一些,同时也就能更妥善地使我们一些老同志在退出第一线之后,还能继续发挥一定的作用。”是“干部领导职务从终身制走向退休制的一种过渡”。

从中共十二届领导人组成看,中央政治局常委排名为胡耀邦、邓小平、赵紫阳、李先念、陈云。“三老”在政治局常委之列。胡耀邦(党的总书记)和赵紫阳(国务院总理)年轻,在第一线工作。

从1982年以后,“三老”之间对国家改革开放的看法并不完全一致,邓算一方,陈云、李先念算一方。因为有这样的分歧,政治局常委不再开会,年轻的胡耀邦和赵紫阳需要在两边进行协调:既要执行邓的指示,也要听陈云、李先念的意见。这样“八老”就基本上退出了前台。

在这样一个过渡时期,从中央(“八老”)到省部级形成一个老人治国或者议政的局面,顺理成章,而且也是一种历史性的进步——总比毛时代一人说了算好;更重要的是,废除了领导干部终身制。

三、邓小平设计和创建了中央顾问委员会,他自己出任主任,实际上是当了老人们的“头儿”。用通俗的说法,邓小平可以说是“抓老”。这样,新老交替之间的各种矛盾和冲突,都要邓小平来处理。客观上,邓小平就成为各种力量的交汇点,也是制衡点。而邓小平也在制衡中确立了在“八老”中的最高领导地位。

四、陈云主持中纪委的工作。前面说过,中纪委是中共最高纪律检查机关,中央组织机构以及人事安排在陈云通盘考虑下总其成。所以,陈云实际上主持着干部培养的工作;1982年,在他建议下,中组部成立了“青年干部局”,培养年轻干部。所以,用通俗的说法,陈云可以说是“抓小”。他对中共组织队伍的建设和后备干部的选拔付出极大努力。

五、1983年6月,中央书记处以书面通报的方式告知中顾委:“现在有些省反映,住在省里的中顾委委员,对省委作的干预较多。这种现象应该引起重视。请中央顾问委员会研究一下如何恰当地解决这个问题,做到他们既能发挥‘余热’,又不至于干扰省委的工作。”这是说的地方的情况。而从中央的情况来说,1984年,总书记胡耀邦在一次讲话中说:“不要老是讲‘发挥余热’了,有时候发挥得别人都受不了啦!”

说到“八老”治国,基本上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1982年到1986年,邓小平和陈云领衔。第二阶段是1987年到1992年,形成了以邓小平核心。先说第一阶段。1982年中共十二大后,“八老”治国的模式以中顾委的方式确立后,“八老”在中央的格局也基本上形成:邓小平倚重胡耀邦和赵紫阳,在中央形成了一个“邓胡赵体制”,邓小平有什么想法直接找胡耀邦、赵紫阳谈,让他们去执行,基本上是总揽政治和经济的总布局。陈云以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书记的地位,他倚重乔石和宋任穷,管组织。

1987年中共十三大,把邓陈两条共识归纳为“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成为“党的基本路线”。“一个中心”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两个基本点”是“改革开放”和“四项基本原则”。在整个1980年代,贯穿这段历史的一个重要线索是,“两个基本点”如何统一的问题。常常出现的情况是,在这个年份,强调前一个基本点;在下个年份,强调后一个基本点。所谓邓力群总结的:单年反右,双年反左。与之相随的是,所谓的“八老”治国,基本上是邓小平和陈云“两老”领衔的双年和单年的格局。

在这个格局下,“八老”中,邓颖超在政治上基本上不说话;彭真在主持宪法及法制建设,算是单列。杨尚昆,作为中央军委副主席听命于军委主席邓小平;薄一波,作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务副主任主持工作,主任是邓小平;陈云、李先念观点一致不隐瞒,在经济和政治改革上都有自己的看法;王震,经济改革是邓的支持者,政治上侧重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因此,他在前一个“基本点”支持邓,后一个“基本点”上,他支持陈云和李先念。在这样的格局下,那时中国的政坛,常常出现后人比较困惑的画面。王震,自称 “粗人”。他或许从未想到,自己有朝一日会成为中共中央党校的校长,在意识形态领域也有发言权。譬如,1983年的“清除精神污染运动”,最早就是王震在讲话中公开提出来的。

1983年3月17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中央财经领导小组汇报工作,邓小平、陈云参加,参加会议的还有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国务院总理赵紫阳,书记处书记胡乔木、邓力群。会议刚开始,陈云发言,拿出稿子念10条意见,大体上是针对总书记胡耀邦的。邓小平和胡耀邦感到很突然。邓小平说这些事以后再议吧,给总书记胡耀邦解了围。不过,会后邓力群却主动传达,将中央高层的分歧暴露给地方。

1986年,在筹备中共十三大召开时,由薄一波牵头,成立“十三大人事安排小组”。薄一波由此抓中央平时的干部调动权,并向赵紫阳表示,十三大以后,还要长期保留这个小组,以便控制干部管理。

1988年4月8日,第七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选出杨尚昆担任国家主席。这一年,杨尚昆81岁;上一届的国家主席是李先念,这一年,李先念79岁。81岁的人取代79岁的人担任这一职务。另外,引人瞩目的是,这一届人大,还选出了王震担任国家副主席。

1987年中共十三大以后到1992年中顾委机构撤销。这时的“八老”,年事已高,无论是全退还是半退,都基本上不再公开露面。

其时,在中国政坛高层格局中,遇到重大问题时,八老依然是决策分子。譬如,1989年5月18日,邓小平召集八老中的大多数成员开会,做出了戒严和撤换总书记的决定。5月20日上午,邓小平在住地同陈云、李先念、彭真、杨尚昆、王震、李鹏、乔石、姚依林、宋平等开会,提议江泽民任总书记。

义和团杀的98%是中国人

过去一般著述谈到义和团,都视为晚清社会上“反洋教”斗争形成的最高潮。但从辛亥时起,一直有人认为庚子拳民的“奉旨造反”是另有主因的。近年来这种声音逐渐成了主流。例如最近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的集体大工程十卷本《中国近代通史》第四卷,对义和团运动的整个叙事就不像过去那样前面大讲一通反洋教运动,从西林教案、天津教案、巨野教案一直带出义和团,而是从庚子前一年的“己亥建储”讲起,把戊戌政变、己亥建储、庚子国难、辛丑国耻清楚地连接成一个逻辑因果链。

戊戌政变慈禧太后镇压了康梁改革派,为了防止后者东山再起,慈禧曾动过废黜光绪帝之念,但列强既出于维护其在华利益的私心,也确实在价值观上同情变法,因而明确地干涉清朝的内政,阻止废立图谋,慈禧不得已改为立守旧派控制的储君“徐篡大统”,而国内改革派舆论则在列强支持下抗议清廷“名为立嗣,实则废立”,这就是“己亥建储”。这一切严重激化了慈禧的反西方情绪。但是她又不敢公然与列强决裂,于是希望借“民心”来为她火中取栗。而义和团就是她选中的工具,“义和团之所以在那么短时间里迅速发展成长,除了官方的纵容、默许、支持外,也与官方试图将他们‘官方化’有关。”这就导致了“庚子国难”,并继而使列强有借口发动大规模入侵,导致辛丑国耻。

说到“反帝”,义和团究竟消灭过几个“洋兵” 不管是进攻被围的使馆区与教堂,还是阻击进攻的八国联军,史料中记载的列强军人伤亡量之少不说,仅有的伤亡还基本都是清朝官军的战果。尽管许多今人著述笼统地宣传义和团“英勇抗击”洋鬼子,史料中也确实有大批团民死于洋鬼子炮火下的记载,但是除了1900年5月18日廊坊车站义和团与联军作战中击毙4名意大利兵外,实际并无一条义和团歼敌的具体材料。相反,初期团民战而不效,中期以后则普遍避战怯战的记载却很多。见于敌方的如“环绕予等之外者,但有中国之军队,不见拳匪之影。见于清方者,如“日以仇教为名四出抢掠,并不以攻打洋兵为心”,“交战之先约彼相助,乃借口时尚未至,或云日干不利,任意推诿,已非一次。即至进战,……义和团已不知去向”,“其素称为团首者,迄今多日,终未见来。逃遁无踪,无从再为整顿今人的研究也指出“义和团与联军的正面冲突并不多。”如后所言,出现这种情况并不能苛责团民,清廷对之也实在不仁不义。但无论如何,义和团的战绩并不足称道。

义和团仇视一切与洋人有关的东西,毁电线、毁学校、拆铁路、烧洋货、杀洋人……凡沾点洋气的物和人,必彻底消灭而后快。有用洋物者,如纸烟、小眼镜、洋伞、洋袜,必杀无赦。曾有六位学士路遇义和团,因身边带有铅笔一支、洋纸一张,便被乱刀拿下。还有一家因有一根火柴被搜出,结果一家八口全部被杀。

1900年6月……八国侵略军2000多人,由英国海军司令西摩尔率领,从大沽经天津向北京进犯。义和团拆毁从天津到北京的铁道,奋起狙击侵略军。侵略军在廊坊一带被义和团包围,死伤多人,狼狈逃回天津。”如此说来,拆毁铁路不过是抵抗侵略者迫不得已的措施。实际情况怎样?  

1900年5月28日(阴历五月初一),直隶总督裕禄致电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二十九夜(5月27日)先闻涿州至琉璃河一带猝被拳匪将铁路焚毁,讵今早由琉璃河至长辛店一百余里沿途铁道车站桥梁并局所洋房,均有拳匪蜂起焚烧”。与此同时,各地纷纷告急:“刻下电线又阻……至长辛店线阻,由琉璃河至涿州线,被匪徒砍断,所有电均被阻滞。”他们破坏这些设施完全出于对外来事物的敌视,而不是为了抵抗侵略者不得不采取的应急行动。同时,这类行动波及各地,不是局部性的偶发现象。也就是说,这是蓄意破坏财产的罪行,而不是某些史家说的抵抗侵略者的功勋。从时间看,西摩尔军从出发到被迫撤回天津是6月10日至26日之间的事,而在此之前拆毁铁路、电线,焚烧车站、抢掠财产的急报,已纷至沓来。义和团烧杀抢掠、敌视和肆意摧毁现代文明在前,八国联军进军在后,这个次序是历史事实,无法也不应修改。

6月16日,“是日九点中,团匪烧大栅栏德记药房,延烧粮食店、灯市街、观音寺、珠宝市……共计店铺四千余家,火至天明未息。匪禁水会救火”。这个京师最繁华的地区于是毁于一旦。总的说来,“京师盛时,居人殆四百万。自拳匪暴军之乱,劫盗乘之,卤掠一空,无得免者。坊市萧条,狐狸昼出,向之摩肩击毂者,如行墟墓间矣。”这是所谓义和团“革命”的后果之一。

受害最烈”的北京,当时有关人士留下不少实录:1900年6月18日“城中日焚劫,火光连日夜……夙所不快者,即指为教民,全家皆尽,死者十数万人。其杀人则刀矛并下,肌体分裂,婴儿生未匝月者,亦杀之残酷无复人理”。“法国天主堂在西安门内西什库,刚相(刚毅)尝督兵攻之,亦不能破,拳实不敢前,哗噪而已。拳匪既不得志,无以塞后意,乃噪而出永定门。乡民适趋市集,七十余人悉絷以来;伪饰优伶冠服儿童戏物,指为白莲教;下刑部一夕,未讯供,骈斩西市。有妇人宁家,亦陷其中,杂诛之,儿犹在抱也……毓鼎上疏力争之,谓:‘谋乱当有据,羸翁弱妇,非谋乱之人;优装玩具,非谋乱之物……’疏入,狱已具”。

1900年7月,义和团进攻聚集在宋家河教堂的教民。先是用炸药包炸毁围墙攻入,杀死了所有修女,然后对困在教堂中的1000名男女老少施以焚烧,最后只有50人从窗口逃出。再看看义和团的所作所为吧。前人早已指出,不能把所有参加义和团的民众都视为匪徒,他们不少是盲从的愚民,但混迹其间的确实不少是土匪和流氓。总计在义和团事件中,全国各地1900年6月24日~7月24日期间,被杀外国人231名,其中儿童53名。他们大都死于义和团之手。至于中国的教徒(教民)和所谓“二毛子”被杀的,更是没有算清的糊涂账,其中绝大部分是被义和团杀死的,官兵也杀了一些。仅山西一省,就有中国天主教徒5700余人被杀。奉天(辽宁)全省“教民人命千余”。“而直隶(河北)全省杀人焚屋之案,几于无县无之。其杀人多者,一县竟至一二千名口”。甚至浙江亦“抢劫、焚毁教民家室至一千余家之众”。

在1900年2月的李鸿章手记中,提到了他对义和团的看法:义和团反对所谓的洋鬼子,这种行为对中国无一利而有百害,我的这个观点几乎没有给太后留下多少深刻印象。赶洋人出去是不可能的,但最重要的是我们的国家因为洋人撤资却在许多方面更加贫穷。我最后一次在北京时,一直努力地对朝廷说这些观点。太后显然有时倾向这些。

义和团把传教士称为“毛子”,教民称为“二毛子”,通洋学、懂洋语、用洋货的依次称为“三毛子”、“四毛子”直到“十毛子”,统统都在严厉打击之列。

李鸿章任两广总督时,曾多次电奏朝廷,反对慈禧的“联拳灭洋”政策。当朝廷向洋人宣战的消息传到广东后,李鸿章公开表示“粤不奉诏”,义和团也明确提出要杀“一龙二虎三百羊”。“一龙”即光绪皇帝,“二虎”即李鸿章和庆亲王奕劻,“三百羊”是朝廷中支持对洋人主和的众官员。

《 泰晤士报 》驻华记者濮兰德说:“恭亲王的死是一件严重的事……如果他还活着,或许不会有义和团乱事。”

邹容在其著作《 革命军 》中说:“有野蛮之革命,有文明之革命。”“野蛮之革命有破坏,无建设,横暴恣睢,知足以造成恐怖之时代,如庚子之义和团,意大利加波拿里,为国民添祸乱。”

1900年,慈禧向十一国宣战后,刘坤一、张之洞、李鸿章和闽浙总督许应、四川总督奎俊、山东巡抚袁世凯,与各参战国达成协议,称为“东南互保”。他们宣称皇室诏令是义和团胁持下的“矫诏、乱命”,因此拒绝执行。

美国1913年出的《 李鸿章回忆录 》中,说到了义和团的隐患:“据李鸿章说,他当时是两广总督,1900年年初他已经预见到中国将有一段时期因为义和团同外国的矛盾而成为社会主要问题,或者说北方将主要以拳头来对话。”
教科书没有只字提及义和团敌视现代文明和盲目排斥外国人以及外来文化的极端愚昧的行为。

即使义和团真的立下了“扶清灭洋”的所谓“功勋”,也不能回避它的这些反文明、反人类的错误,何况正是这些罪恶行径给国家和人民带来莫大的灾难!这些都是众所周知的史实,也是中国人不能忘记的国耻。(来源:南方周末)

胡耀邦:让中国回归“常识”

胡耀邦:让中国回归“常识”

2015-11-20 加右 平说

■他跑了 1600多个县,如果当地生活落后,胡总是不开心。而看到当地农民生活不错,胡高兴地抱起身边的孩子,喊秘书说,“有什么吃的,给孩子拿点来!”

■在女儿满妹的回忆中,胡曾经打算“成为党内首先自觉退下来的一个”。

■有人给胡带话说,“理论问题要慎重”,胡当场反驳说,“理论问题要勇敢。”

1981年6月的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上,胡耀邦当选为中央委员会主席,叶剑英、邓小平、陈云等为副主席。他在会后跟中央委员们谈话时说,“我有责任向全会说明,有两条没有变:一是老革命家的作用没有变;二是我的水平也没有变。今天的胡耀邦,还是昨天的那个胡耀邦。”

1980年,初任中共中央委员会总书记的胡耀邦面临着即将到来的权力顶峰,他被邓小平和叶剑英提议,担任中共中央委员会主席,以接替时任主席华国锋。

经过十几次的拒绝后,胡最终接受了这一职务,但有一个条件:“这个主席,只能当到十二大召开,作为一种过渡。如果要继续干下去,要改主席制为总书记制,以确保党的集体领导和团结统一。”
从“文革”中走过来的胡,希望中国今后能避免类似的灾难。“集体领导”,是他所支持的,另外还有“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在女儿满妹的回忆中,胡曾经打算“成为党内首先自觉退下来的一个”。
回顾胡耀邦在改革开放前后的作为,更多的时候,是使这个党以及这个国家能够“正常”起来。他主持“平反冤假错案”和“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希望能 改变中国不正常的“运动整人”的政治逻辑并破除“思想迷信”和“个人崇拜”,这为改革开放扫清了道路。而他此后对改革的种种观点,更多的是尊重常识,从人出发,回归正常。

解放思想,解放人:到中组部上任,有人放了鞭炮

1977年3月,胡耀邦出任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这并不是一个特别引人注意的职务,不过要胡复出的叶剑英说,“在那里是可以搞出点名堂来的。”

此时的中国正笼罩在一片混沌之中,“四人帮”被打倒了,不过政策并未为之一变。华国锋提出“两个凡是”,以维护毛泽东的权威。这年初夏,胡对朋友说,诸如“一句顶一万句”这样的话,禁锢了民族的创造力。

混沌中才有缝隙,这个缝隙被胡抓住了。

此后的过程在日后被反复追忆:1978年5月10日,中共中央党校的《理论动态》率先发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第二天,《光明日报》发表此文。

胡是有准备的,《光明日报》的总编辑是此时已为中组部部长的胡调任过去的杨西光。胡为了避开因审稿带来的阻碍,还让《光明日报》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发表此文。

反应比胡耀邦预料的更要激烈,有人说这是公然提倡去怀疑毛的指示,是“砍旗”。有人给胡带话说,“理论问题要慎重”,胡当场反驳说,“理论问题要勇敢。”

思想解放者等到了期待已久的讨论,另一些人则被彻底激怒,争论最终演变成了“真理标准大讨论”。地方上纷纷表态,不过是站在胡的一边。

叶和邓也表态支持,精神“枷锁”打开了,最重要的是,它破除了“思想迷信”:如果“文革”是错的,那么改弦易张就是必然。

胡并未停歇,他正忙于打破另一个“枷锁”,平反过去的冤假错案。

胡到中组部上任时有人放了鞭炮,这自然是一种“有声”的鼓励,因为胡确实太难了。当时中组部的统计说,全国脱产干部有1700万,因为政治运动的“无情打击”,立案受审查的约17%。

胡耀邦说,凡是不正确的结论和处理,不管是什么人定的、批的,都要改正过来。有人说,那毛主席批的案子呢?胡回答,只要证明是错的,都应该平反。

到1984年底,中国最终平反纠正了300万干部的冤假错案。

胡同时“改正”了“反右”运动中的55万“右派分子”。有人说改正得太多了,胡回答,当初抓的时候,为什么不嫌多?

人们日后评价胡的上述两个举动:第一是解放了思想,第二是解放了人。对胡来说,他所做的,是让这个国家的人们能正常地思考,且不会因此被冤案所系。而被解放了思想和身心的人,最终汇成了改革的洪流。

政治生活正常化:“党内不许残酷斗争”

和邓小平一样,胡同样是桥牌高手,而且叫牌积极,从不犹豫,这与他的处事风格类似:敏捷,明快。

此前的1980年,刚刚当选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的胡就在思考如何避免“文革”这样的灾难,“这就要从我们党和国家的制度上想办法……尽可能堵塞漏洞。”

他决心建立一套完整的党内生活制度,防止正常的党内意见分歧演变成不正常的党内政治斗争。这年11月,他作了《做一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的报告,对个人崇拜进行了严厉的批判。他在当年的宣传工作会议上说,毛的功绩要讲透,错误也要说透。

1981年的春天,在胡的推动下,《关于党内生活的若干准则》正式公布,重点在于“坚持集体领导,反对个人专断”。

《若干准则》中一些针对“文革”流弊的条文在现在看起来依然“触目惊心”:“党内斗争,不许实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反对某个同志的某个意见,不等于反对这个同志……更不等于反党”。

然而这还不够,另外紧迫的是,如何实现正常“交接班”的问题。胡的目光放在了废除“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和加紧选拔年轻干部上——这也是邓的主张,在1979年,邓便说,“老同志要让,要认真地选接班人”。胡坚决地支持了他。
胡耀邦说,中央书记处的11个书记加起来718岁,岁数太大了。他还说,“干国家主席干一辈子,干到最后一口气,怎么能不产生个人崇拜……”
这一年的中共十二大,废除“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被明确地写入党章。兴奋的胡准备自己去实践它,“十二大一散会,他就跟我说,十三大后,他就退下来。”胡生前的秘书李汉平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也是在这次党代会上,中共有步骤地实现了高级干部的新老交替。在当时选出的348名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中有112人年龄在55岁以下,其中有江泽民、李鹏、李瑞环、尉健行、罗干等等。而最年轻的胡锦涛,只有39岁。

胡想让老人们放心,在十二大结束的当天,39位年轻的新当选的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们被特意安排和邓小平、陈云等元老见面。胡在旁边鼓励说,“胆子大一点,站到前面来。”

 “左、右”周旋:推动小平视察特区

卸磨杀驴?替中共打江山的高干和将领的悲惨下场

2015-11-16 刺鸟工坊2

彭德怀:元帅,八路军、解放军副总司令,一野总司令、志愿军总司令,文革中的铁窗生活和无情折磨使彭德怀患了直肠癌,于1974年11月29日14时52分病逝。

贺龙:元帅,八一南昌起义总指挥,红二方面军总司令,八路军第120师师长。由于文革中政治上的陷害,精神上的折磨,生活上虐待,医疗上限制、拖延,于1969年6月9日15时04分病逝。

林彪:元帅,四野司令。与毛泽东反目,谋害毛泽东的阴谋败露后,于9月13日0时与妻子叶群、儿子林立果乘飞机外逃,凌晨3时在蒙古人民共和国机毁人亡。

许光达:大将,装甲兵司令员,1969年6月3日晚死于关押室的马桶上。

徐海东:大将,国防委员会委员,长征中1935年9月率红25军最早到达陕北,红军改编后任任115师344旅旅长。1970年3月25日含恨逝世于被强行“疏散”到河南省的郑州。

陈光:广东军区副司令员兼广州警备区司令,曽参加朱德领导的湘南暴动,曾任代理红一军团长,代理八路军115师师长。1950年7月23日被软禁,1954年6月7日清晨的一次火灾中莫名其妙的离开人间。

阎红彦:上将,中共云南省委第一书记,陕甘晋红军早期主要领导人之一。1967年1月8日凌晨四时吞服了几十片“眠尔通”自杀身亡。

张经武:中将,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办公厅主任,文革期间遭到迫害,1971年被打成重伤惨死于秦城监狱。

陶勇:中将,东海舰队司令员,1967年1月21日遇害身亡(55岁生日)。

汤平:中将,总后勤部副部长,1968年1月28日受迫害含冤逝世。

傅连璋:中将,总后勤部军医,1968年3月29日凌晨5时左右屈死在监狱中。

袁子钦:中将,总政治部副主任,1968年2月23日在非法关押中含冤逝世。

刘培善:中将,福州军区第二政治委员,1968年5月8日晚22时到23时之间,在北京某部的锅炉房中上吊自尽。

文年生:中将,广州军区副司令员,1967年6月7日在广州因批斗引发心脏病逝世。

肖向荣:中将,中央军委副秘书长,1976年3月23日含冤逝世。

谭甫仁:中将,昆明军区第一政治委员,1970年12月17日凌晨遭反革命分子枪杀(中国军事百科全书上的说法),延至中午12时逝世。

吕炳安:少将,武汉军区政治部副主任,1967年1月21日在武汉自尽。

唐金龙:少将,武汉军区副司令员,1967年1月21日在武汉自尽。

杨文安:少将,空军高炮指挥部副司令员,1967年6月中旬在北京自尽。

张子珍:少将,兰州军区政治部副主任,1967年6月19日含冤逝世。

安志敏:少将,广州军区空军副司令员,1967年7月23日含冤逝世。

张和:少将,总后勤部工厂管理部部长,1967年7月22日被迫害致死。

王其梅:少将,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1967年8月15日被迫害致死。

李呈瑞:少将,海军航空兵政委,1967年9月22日受迫害含冤逝世。

齐勇:少将,南海舰队副司令员,1968年7月1日在北京含冤逝世。

刘善本:少将,空军学院副教育长,抗战中功郧累累的他于1946年开创国民党空军驾机投降的先例,在其影响下先后有有100余人驾42架飞机投降,朝鲜战场上任航空兵某师师长亦战绩卓著。1968年3月10日在刑讯逼供中被活活打死。

刘何:少将,炮兵副司令员,1969年4月3日在北京含冤逝世。

雷永通:少将,海军学院政委,1969年4月16日被迫害致死。

周长庚:少将,总后勤部政治部副主任,文革中期下放到四川射洪县农场劳动,1970年1月27日因突发心脏病,经抢救无效,在射洪县人民医院逝世。

张广才:少将,武汉军区副政治委员,文革中下放到湖北恩施农场劳动,1970年4月8日在恩施不幸逝世。

买买提依敏:新疆自治区人委会副主席,文革开始后受到错误处理,1970年5月17日含冤逝世。

张学思:少将,海军参谋长,张学良之弟,1949年4月创建新中国第一所海军学校。1970年5月29日,被迫害致死。

曾涤:少将,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文革中被撤职,下放到农场劳动改造,1971年12月14日在劳改中,因突发脑血管破裂,经抢救无效逝世。

索立波:少将,北京军区副参谋长,文革中受迫害,1972年含冤逝世。

桑颇.才旺仁增:少将,西藏军区副司令员,1959年西藏叛乱期间曾被分裂分子打伤。文革中被扣上“里通外国”的罪名,被撤职抄家,1973年6月在拉萨含冤逝世。

王良恩:少将,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兼政治部主任,1973年1月26日含冤自尽。

白天:少将,中国社会科学院领导,文革开始后,白天被扣上叛徒、特务的罪名,1973年11月18日含冤逝世。

胡秉权:少将,军事科学院干部,1973年10月含冤逝世。

李震:少将,公安部部长,1973年10月21日逝世,官方结论为畏罪自杀。

刘其人:少将,总政治部组织部部长、副部长(受谭政冤案牵连),1974年1月16日在济南含冤逝世。

袁也烈:少将,海军干部,水产部副部长,1976年8月8日含冤逝世。

贾陶:少将,炮兵干部,原东北军的一位副旅长,1939年率部起义。文革中被错误的开除党籍,1976年10月22日含冤逝世。

徐文烈:少将,总政治部离休干部,曾多次成功领导国军投降(如滇军60军、20兵团等)。1971年2月18日被错误开除党籍、军籍,3月被遣送回原籍,安置在云南省宣威县板桥镇歌乐村,每月只发60元生活费,1973年4月被子女接回北京治病,1976年12月28日在北京含冤逝世。

刘少奇:原国家主席,1969年11月12日死于河南开封监狱。

陶铸: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兼国务院副总理、中共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中央宣传部部长、中央文化革命小组顾问,1969年11月30日在合肥含冤病逝。

高岗:陕甘边革命根据地领导人之一,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受到揭发和批判后,于1954年8月17日自杀身亡。

饶漱石:原新四军的政委,首任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中组部长,和高岗一起当做是反党集团的首脑人物。最后二十几年在监狱里面度过,在贫病交加当中死去。

邓拓:《人民日报》总编辑、杂文家1966.5.17在子夜写下遗书,然后服下大量安眠药服毒致死。

吴晗:北京市副市长、历史学家1968.10.11狱中自杀,死前头发被拔光。

范长江:名记者,人民日报社长1970.10.23在河南确山跳井身亡。

金仲华:老报人、上海市副市长1968.4.3在书房上吊自杀。

李立三: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1967.6.21服毒身亡。

周小舟:前湖南省委书记,1966.12.25在广州被批斗后服安眠药自杀。

徐冰:中共中央统战部长,1968自杀。

张琴秋:中国纺织工业部副部长,1968.4.22被诬蔑为叛徒跳楼自杀。

陈昌浩:原中央政治局委员、红四方面军总政委、红军西路军军政委员会主席、马列学院副教育长、中央编译局副局长。1967年7月30日服大量安眠药自杀。

张霖之:煤炭工业部部长,文革中遭到残酷迫害,1967年1月22日被迫害致死。

贾拓夫:原国家计委第一副主任,“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受到诬陷和迫害,于1967年5月7日不幸逝世。

邹大鹏:中央调查部副部长,“文革”期间,遭到残酷迫害,于1967年4月不幸逝世。

刘秀峰:建筑工程部部长,1963年3月至11月,在“五反”运动中受到揭发和批判,在“文化大革命”中,又遭到游街批斗,后又患上结核性脑膜炎,未能及时治疗,致使病情恶化,于1971年3月29日在北京含冤逝世,终年62岁。

何伟:教育部部长,受文革冲击,于1973年去世。

陈正人:第八机械工业部部长,“文革”中,被大会、小会批斗,挂牌子游街示众,1972年4月5日,检查出冠状动脉供血不足,必须立即住院治疗,而且,身边不能离人。但住院治疗竟然成了不能解决的问题。当日深夜,仍趴在桌上写检查的他,心肌梗塞突发,剧烈绞痛,4月6日凌晨,不幸逝世。

钱瑛:监察部部长,“文化大革命”中被隔离审查,受到残酷迫害。1972年4月,确诊患了肺癌,住进北京日坛医院,“监护治疗”,不准任何人前往探视。后不准治疗,11月被“监护”出院,导致病情急剧恶化,于1973年7月26日含冤去世。

廖鲁言:农业部部长,“文化大革命”中受迫害,被关押。于1972年11月19日含冤逝世。

徐子荣:公安部副部长,“文化大革命”中受严重迫害,于1969年6月20日含冤逝世。

胡锡奎: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处书记,“文化大革命”中受诬陷和迫害,于1970年10月23日含冤病逝。

刘锡五: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副书记,。“文化大革命”中受诬陷和严重迫害,1970年2月28日在郑州含冤去世。

刘仁: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在“文化大革命”中受诬陷迫害,坚贞不屈。他被关押五年,身患重病,于1973年10月26日在北京含冤逝世。

曹荻秋:上海市长,文革中遭到迫害,隔离审查长达7年,1976年含冤去世。

傅连璋:卫生部副部长,1951年朝鲜战争时,奉毛泽东之命为林彪检查身体,却因此埋下祸根。1966年“文革”开始后,林彪便利用职权直接迫害傅连璋:殴打、游斗、抄家。生活上的折磨很快就摧残了傅的身体,1968年3月29日,惨死在监狱的水泥地上。

张国峰:山东省公安厅厅长,受迫害于1968年6月30日含冤去世。

高心泰:淮北市委书记,1967年5月25日在“文化大革命”中被“造反派”毒打致死。

刘国璋:宜宾地委组织部副部长,“文革”被迫害,于1967年惨死。

吴亚雄:南昌铁路局局长、党委副书记,于1968年被刑讯逼供致死。

田家英:毛泽东秘书兼任国家主席办公厅、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被安上“篡改毛著”罪名,于1966.5.23在毛泽东书房走廊上吊死亡。

 

北京拆迁大案倪玉兰案开庭,徐永海等软禁


(北京)徐永海
 
2015年11月19日上午8点
今天上午9点,北京维权人士倪玉兰大姐关于维权一案,将在北京西城法院开庭。
倪玉兰大姐,多年来,坚持真理,坚持维权,并在维权过程中帮助防民、帮助大家,如曾参加我维权的开庭,并出任我的法律代理人。 
为此,倪玉兰大姐时常受到不公正的对待。如多年来不得不时常搬家,并且搬完家还会受到刁难,如去年11月就受到不公正对待,为此倪玉兰大姐今日要走上法庭。
在多年的维权过程中,倪玉兰大姐受到极大的伤害,如双下肢瘫痪,离不开轮椅。为此她需要我们大家的帮助。
因此,今天的倪玉兰大姐的开庭,我是一定要去的。
可是一早,警察就来到我家的大院门口,给我上岗了,不许我出门,我被软禁了,我不能去参加倪玉兰大姐的开庭了。
 在此请朋友们,关注倪玉兰大姐。

 

倪玉兰案简介:

家住西城的北京维权律师倪玉兰,家被强拆,人被警察暴力殴打致瘫痪,失去工作,失去生活来源。她家房产,和微博上被实名举报的28号院内涉黑团伙同在北京西城西甚库大街上,所以她被欺凌就更显得方便了。公婆家可观的房产,从2002年至2008年遭五次强拆后被彻底拆毁。她在2002年拍摄警方强拆邻居房屋的场面时遭到警察殴打,导致“大小便失禁、多次昏迷”,之后因被关押而未能得到及时治疗最终导致双下肢残疾。后在上访时再度被警察殴打导致尾骨骨折,却被以“妨碍公务”罪判刑一年。

2011年2月11日,当时的美国驻华大使洪博培到住地探望过倪玉兰。之后倪玉兰夫妇被以寻衅滋事罪分别判刑两年半和两年。美国大使骆家辉、欧盟大使馆的官员都曾到监狱看望她。2012年07月27日,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敦促中共当局释放倪玉兰夫妇。

大陆各地强拆,一般都是有背景的拆迁公司、开发商和地方政府勾结在一起,形成一条利益链。贪官利用手中的权力,能实施暴力强拆,确保拆成。北京也一直在强拆,只是按潜规则,不许闹出太大的动静。北京维稳第一,考虑首都的面子工程,所以特别怕出官民冲突事件引国际社会关注,让外边抗议中国没人权。

上述非法强拆案,发生在吕锡文任职期间。从她滥权,与当地黑社会勾结,打压迫害拆迁访民看,其人不仅贪婪残忍,迫害良善心毒手狠,而且贼胆包天,敢在中南海红墙边上,屡屡生出这样的乱子。值得探究的是,谁给了她这么大的胆子?倪玉兰被迫害十年惊动海内外,吕锡文不但没事,反而晋升为北京市副市长,这说明上面有人挺她。

为恢复抗战胜利纪功碑原名致人大政协及代表委员的信

 

全国人大常委会、全国政协

重庆市人大常委会、重庆市政协

重庆市渝中区人大常委会、重庆市渝中区政协

各级人大代表、政协委员: 

我们是重庆市渝中区居民。 

在我们重庆渝中区中心邹容路与民族路(民权路)交叉口,现存一座享有独特历史地位的纪念碑《抗战胜利纪功碑》。她是在抗战胜利后1947年落成的,其前身为1941年卫国抗战期间建的木制“精神堡垒”。 

作为全国范围内唯一的一座抗战纪功碑,无论是当年的“精神堡垒”,还是后来的“胜利纪功碑”;无论在战时对全国抗日军民的激励和鼓舞,还是胜利后对中华民族反侵略功绩的纪念,其意义都是非凡和巨大的。

由于历史的原因,这座纪念碑在1950年被改成了现在的名字“人民解放纪念碑”。

抗日战争是中国近代历史上第一次胜利的反侵略战争,历时14年,中国军民付出了重大的牺牲,最终获得了成功。这是凝聚中华民族情感的重大事件。相比较下,全民族的卫国抗日战争更值得我们永久纪念。恢复《抗战胜利纪功碑》的原名,是中华儿女共同的愿望。

我们注意到,重庆市人大和政协,曾有代表委员提出过类似的提案,但意见一直未能被采纳。

为此,我们从今年9月中旬开始,在现场和网络上,已征集到168个签名,支持恢复《抗战胜利纪功碑》的名称。这里面,包括重庆市民,国内其它省市的人士,台湾、香港同胞,海外华侨华人。这一活动将持续开展下去,直到达成心愿。 

请各级人大和政协,各位代表和委员,讨论协商,采纳我们的建议。 

此致

 重庆市渝中区  谢丹  韩良

  2015年11月12日 

注:由于各级人大代表、政协委员通讯地址不详,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全国政协、重庆市人大常委会、重庆市政协、重庆市渝中区人大常委会、重庆市渝中区政协,将本信及附件统一印发各位代表委员。

附件1:《恢复抗战胜利纪功碑碑名的倡议书》

签名名单(第一批64人):

谢丹,重庆,13501680326        白和平,重庆,1336XXXX115      韩良,重庆,13308359959

胡成,重庆,1364XXXX853       谭作人,成都,1330XXXX863      张起,重庆,1869XXXX911

李大康,重庆,634XXXX37@qq.com      谭俊容,重庆,1343XXXX003      王耀明,重庆,1521XXXX386

郑晓戈,四川,1399XXXX062       唐海君,重庆,1339XXXX932       唐才龙,四川,1315XXXX192

姚林义,重庆,1319XXXX197       梁俊西,重庆,1332XXXX171      潘斌,重庆,1592XXXX746

赵安秀, 重庆, 1872XXXX300       罗亚铃,重庆,1572XXXX580      杨晓冬,重庆,1829XXXX881

杨世立,重庆,1330XXXX626      何复兴,重庆,1580XXXX731       钟志,重庆,1852XXXX603

张仁宁,重庆,1898XXXX959      汤双成,重庆,1862XXXX587       杨德民,重庆,1306XXXX992

侯世杰,重庆,1502XXXX734      邱山,重庆,1303XXXX642       陈启贵,重庆,1508XXXX592

曾朝春,重庆,1311XXXX052       湛浓美,重庆,155XXXX039       顾万久,重庆,1852XXXX698

张家瑞,湖南,1887XXXX053       张雪伍,湖南,1397XXXX004       欧彪峰,湖南,1860XXXX626

李小玲,广东,1392XXXX778       柴金元,湖北,1381XXXX770      沈艳秋,上海,1500XXXX084

刘士辉,内蒙古,1851XXXX964      卜永柱,广东,1353XXXX676      戴振亚,福建,1361XXXX610

黄雨章,广西,1869XXXX379       姬原,湖南,1378XXXX964       李蔚,北京,1326XXXX956

房繼尧,山东,1845XXXX911       王应国,广东,1360XXXX232      叶庆丰,重庆,1890XXXX925

张汝儁,上海,1356XXXX294       黄小芹,上海,1801XXXX439      郇建刚,新疆,1890XXXX613

杨勤恒,上海,1582XXXX901      顾晓峰,江苏,1380XXXX556      胡诚,江苏,1896XXXX858

陳瑜,民国,1381XXXX911        杜聪波,湖南,1887XXXX310      胡海波,广东,1392XXXX964

王法展,上海,1822XXXX752       甄江华,广东,1375XXXX000      李学政,上海,1862XXXX969

顾义民,江苏,1585XXXX877       李文涛,四川,1355XXXX364       陈建芳,上海,1502XXXX445

王定邦,上海,1362XXXX292       丁德元,上海,1872XXXX935      万文英,上海,1381XXXX905

孙洪琴,上海,1893XXXX679

以上为第一批签名(共64人)

签名名单(第二批104人):

任铭,广东,1382XXXX554          郭永丰,广东,1348XXXX544        李海霞,重庆,1361XXXX451

李瀛,重庆,1837XXXX573          赵悦,重庆,1361XXXX179          吕千荣,安徽,1531XXXX362

徐文立,北京(現居美國),xXXXX43@gmail.com                 严正学,北京,122XXXX317@qq.com

徐沛,四川(现居德国),bXXXXixupei@googlemail.com

王斌,辽宁(现居美国),wangbiXXXX2008@gmail.com            盛雪,加拿大,shenXXXX@gmail.com

张轶东,yXXXX3@hotmail.com       王智仁,153XXXX2101@163.com     马育忠,西安,1306XXXX722

付升,西安,1357XXXX329              方勇,湖南(现居洛杉矶),MarXXXXngyong@gmail.com

唐士六,四川,1898XXXX896        吕朴,lXXXX06@126.com          谌东荄,ccddgXXXX824@163.com

朱有道,香港,matXXXX6@gmail.com               费良勇,重庆 (现居德国纽伦堡),fXX@XXc64.de

谭爱军,广西,1867XXXX490        史宗伟,河南,1366XXXX386      袁其才,重庆,1352XXXX788

韓文光,加拿大多倫多,+1 416 2XX XX63;hanmXXXX@gnaill.com

孙维邦,山东(现居黎),003314XXXX523                薛啟昌,江苏省,xueqichanXXXX0@126.com

張良生,香港,zsyXXXX4@gmail.com   李忠公,重庆,1398XXXX471      高越农,浙江,1880XXXX280

查建国,北京,1366XXXX761         林于斌,福建,XXXX@live.cn      戈戎,贵州,1398XXXX406

章胜利,浙江,1300XXXX818         柯培忠,广东,1367XXXX615       徐小青,重庆,1399XXXX452

王俊贞,重庆,1582XXXX225         徐晓红,四川,0831XXXX535       南朵,重庆,1592XXXX911

章胜利,浙江,1300XXXX618         林木,四川,linmXXXX6@163.com    徐高金,江西,1369XXXX546

刘翼,四川,1808XXXX884           谭松,重庆,                     孟之飞,1376XXXX607

石齊,廣西(現居台灣),shihcXXXX7@gmail.com                       陈维健,新西兰

逹爾,新西兰,daeXXXX4@gmail.com   李勇,湖北,1897XXXX341         程向栖,四川,1582XXXX344

谢文凯,陕西,1399XXXX382          高军,河南,1594XXXX433         徐惠娟,上海,1391XXXX974

金方胜,贵州,1569XXXX887        李亚力,江苏,4456XXXX6@qq.com    周奕杏,江苏,1396XXXX624

蒋家彬,广西,937XXXX49@qq.com    邬廷木,四川,1351XXXX2613        宋宏,四川,1373XXXX864

徐定才,湖北,1270XXXX13@qq.com   何传安,四川,1303XXXX596        徐梓荣,广东,1831XXXX082

张云忠,四川,1590XXXX818         张保忠,江苏,1595XXXX879        白菲,上海,1872XXXX351

梁蔭權,广东,1367XXXX723         时俊海,山东,1330XXXX996        王述林,宁夏,1303XXXX328

李欢欢,河南省,1593XXXX317       黄丽清,广西,1857XXXX826        崔晟,河南,1589XXXX027

何娟,四川,1592XXXX478           李双德,四川,1351XXXX826        方言,河南,1500XXXX079

王喜春,山东,1866XXXX991         王健,江苏,1377XXXX880          陆伟萍,香港

李发旺,山西,1313XXXX588         李金龙,北京,1580XXXX640        向云赞,湖南,1380XXXX309

梅玉涛,湖北,1897XXXX043         万涛柏,湖北,1581XXXX641        鲁和生,安徽,1539XXXX716

陈金龙,福建(现居希腊),003069XXXX9345                           陈炳珍,广东,1392XXXX207

陈东亮,四川,1860XXXX538         高树峰,辽宁,1590XXXX073        刘忠峰,河北,1873XXXX238

岳山,浙江,1505XXXX756           吴金圣,河北,1871XXXX498        左森磊,安徽,1596XXXX894

王峰,山东,1815XXXX126           蔡家刚,1382XXXX247              余必,广东,1370XXXX781

谢周,湖南,1397XXXX460           郭吉茂,湖南,1397XXXX725        龚世权,河南,1393XXXX049

陳宗瑤,浙江,1380XXXX233         Justin,美国,+1 626 6XX XX03    殷允涛,山东,1510XXXX965

蒋文扬,重庆,023 68XXXX00        阳厚成,云南,1568XXXX279    曹云仓,安徽,1505XXXX515

穆家峪,重庆,1399XXXX618

以上为第二批签名104人(共168人)

递交恢复纪功碑倡议书经过

                                                                                                    

2015年11月16日上午,谢丹和韩良前往重庆市渝中区人大信访办,递交了《为恢复抗战胜利纪功碑原名致人大政协及代表委员的信》, 《恢复抗战胜利纪功碑碑名的倡议书》和168位海内外各界人士签名的名单。同时,相关文件也已寄往重庆市人大、政协和全国人大、政协。 

渝中区人大信访办三位工作人员接待了谢丹和韩良。看办公桌上的牌子,他们是樊龙、李洪其,第三位没有名牌。

我们详细介绍了今年9月份收来,倡议恢复纪功碑及征集签名活动的情况,还将《请叫我的真名纪功碑》MV放给工作人员看,赢得了他们由衷的称赞。

同时,谢丹还表达了对区人大常委会工作的批评意见。一是在互联网上找不到渝中区人大的网站,二是无法找到区人大代表的联系方式。对此,工作人员回答说,寻找所在选区人大代表,可以去街道办事处联系。但区人大的网站的事,却未给出令人满意的答复。

我们强调这封信和倡议书,应该印发各位代表委员。 

倡议人:谢丹(电话:13501680326上海号码,15213281040重庆号码)

        韩良(电话:13308359959重庆号码)

签名联系方式

短信,手机号:13501680326

邮件,邮箱:286692568@qq.com

签名格式:“姓名,地区,电话或其它联系方式”

2015年11月16日

 

綦彦臣封笔避祸?

不写博客了,不交往社会了。有时,看看电影,网上的。刚看完德国的《消逝在黑夜》。说的是柏林墙初建时的事儿。一个村子,五十多溜了。没死一个人。留下的有几个,老年牧师,坚决与教堂在一起;一位国安局线人,女士,也没走,但被没走的一个老太噼啪一顿耳光。

看完电影,到网易游箱看信。看到老友朱红彻底走的短文,先是想哭;稍后,想难道电影主题与老朱信的主题之巧合,不是神的安排?
在过上柴门杜客的日子后,圣经读得多了,以致限定自己每周只做一次笔记,免得贪多。笔记是记圣经英语原文,注释生词,而后背过经文原句。
很好!原来模糊的回归耶和华的想法, 清晰了。回归耶和华,就是以旧约为重点,深度理解神所赐予的道理。最大的收获,到目前为止,就是从神学上解决了存在即合理问题。发现历史合理与趋势合理的关系,也放到学术里面表述了。
随便写一点,算给挚友的回复,也算给我的施洗牧师前进弟兄的见证吧!

不写了,北京时间是凌晨一点零六分了,睡了。感谢上帝耶和华给了美好一天,像是雅各又得了肥羊。耶和华以勒!

胡耀邦女儿:那一刻我确实感知到了父亲的死

2015-11-13 亚太要闻

我在中华医学会工作,接受了组织派我赴美进修的安排,正在北京忙着交接工作。刚过完1989年元旦没几天,父亲的警卫秘书就打电话给我,谈到父亲多次问起满妹现在忙些什么,是不是很快就要出国了。

我知道父亲一定是想我了,便撂下手头已经办得差不多的工作,向单位请了几天年假赶往长沙,想在临行前再陪父亲聊聊天,散散步。

跟父母一起住了三天,我对父亲说:“爸爸,我得回北京了。出国前医学会要召开全国第二十次会员代表大会,我负责大会文件和会务组织;另外,也还有些工作要交代。”

没想到父亲居然一反常态,执意不让我走,竟说:“开会的人多得很,不缺你一个嘛!”转而问我,“你去过广西没有?”

我怔怔地回答:“80年代初去过一次。”

父亲笑了:“噢,那还是好几年前的事了,现在广西变化大得很,一起去看看嘛!”

其实,我又何尝不想多陪陪他呢!于是我和父亲商量,到南宁的当天下午我就走。

父亲一愣,诧异地问:“这么急?”他停了一下,又说,“好嘛,好嘛,要走就走吧!”

在火车上幸福地和父母晃荡了一天,到南宁已经是次日中午。看着大家安顿好都住下后,就到了向他们告别的时间。

至今我仍清晰地记得,那天父亲穿着深驼色的中山装,外面披了一件藏青色的呢子夹大衣。他和母亲一起出来送我,走在母亲和一群工作人员的前面。我们俩并排走着,他右手指间夹着香烟,无语地一直把我送到宾馆外院的汽车旁。一路上他都在微笑着,可眼神儿里却漾出我从未见过的伤感。就在这一剎那,我似乎感应到了某种无法诠释的人体信息,体内随之旋起一股黑色的悸动。在这股无形的力量推动下,我不由自主地转过身搂住了父亲的脖子,当着那么多认识和不认识的工作人员的面就哭了起来,泪水像溪水般不停地流出。

父亲静静地搂着我,一只手轻轻地拍着我的背,任时间分分秒秒地流逝,一句话也没说。

过了好一会儿我才克制住自己,哽咽着,不知为什么突然冒出了一句话:“爸爸……你,你可一定……一定要等着我回来啊!……”

父亲慈爱地说:“当然嘛,当然嘛!”

他看着我泪流满面地上了车,直到汽车开出很远,还在向我挥动着手臂。

突然间,我发现父亲苍老了许多,慈祥的脸上似乎有一丝抹不去的惆怅,单薄的身躯显得那样凄凉,流逝的岁月无情地蚕食了父亲那生动的表情和不倦的身影。随着汽车渐渐远去,我极力在视野里寻找着他,可离别竟是那样迅速。我暗下决心,一定要想办法尽快买一台摄像机,记录下日常生活中真实、热情和充满活力的父亲。没有想到的是,这样一个小小的心愿,竟没有在父亲在世时实现。

回到北京,我仍无法摆脱那种被称作心灵感应的阴影,它使即将在我面前展现的未知的西方世界变得兴味索然。出国前几天,我絮絮叨叨地挨个儿找工作人员以及有关的医护人员谈话,向他们介绍父亲的生活习惯、性格脾气和身体状况,拜託他们替我好好照料父亲。我甚至还特意叮嘱母亲和兄嫂们,要他们注意留心父亲的身体和起居,千万千万别大意……

至今我们还无法解释第六感,也无法破译这种人体信息,它实在太神秘,神秘得连它的存在都变得可疑。但我确确实实地感知到了。

我黯然神伤地飞向了大洋彼岸,却把一颗心沉甸甸地坠在了中国。

 

我在1989年3月3日抵达美国西北部的海滨城市西雅图,如约到健康和医疗服务中心(Heath&Hospi-talServices,后改名为PeaceHealth)进修。

根据中华医学会与这家中心的交流协议,医学会每年派出一名从事管理的女性,到那里进行为期一年的培训,学习医院和医疗管理。我是学会派出的第二名进修人员,住在拥有这家医疗服务中心的教会的集体宿舍里,和一群大多是退休的修女们生活在一起。

这所美国天主教会的慈善机构宿舍,坐落在风光旖旎的西雅图湖畔。那在微风中荡漾的蓝宝石色湖水,碧草间缀满五彩缤纷花朵的林间小路,蹑步轻行的现代修女,余晖晚照的湖边木椅……一切一切都浸透着滤尽尘世俗念的宗教式的静谧。

然而,它这有如世纪般漫长的宁静,很快就被我打破了。

那是当地时间4月7日晚上,我忽然心绪烦乱,坐在宿舍里读不下书,跑到起居室看不进电视和报纸;走进地下室的琴房,将一首首钢琴曲弹得杂乱无章;转到湖边散步,又感觉浑身倦怠……整晚都坐卧不安,神不守舍,惶惶然似不可终日。

当我漫无目的地走进餐厅坐下喝茶时,一位嬷嬷像云朵似的轻飘过来。她好像发现了我的失态,用圣母般温柔的细声问道:“亲爱的,最近家里来信了吗?”

这再平常不过的问候和轻柔的话语,不知道是怎么搞的,竟像一道开启了的闸门,使我一下子泪如雨下,止不住地哭了起来。

坐在其他桌旁喝茶的修女们见状,纷纷走过来劝我。可我还是控制不住自己,泪雨涟涟地居然哭了一个多小时,才神情恍惚地回到自己住的房间。进屋还没坐下,电话就响了。

我爱人操着尽可能平静的语调从太平洋彼岸告诉我:“爸爸病了,现住在北京医院。”

我马上截住他的话,急切地问:“是心脏病吗?是不是需要我马上回去?”

他没有正面回答我,只是说:“现在平稳多了,妈妈说,要你相信组织上会安排好父亲的医疗,好好学习,不要急着回来。”

或许是怕我再追问下去,他匆匆挂断了电话。我手里拿着忙音鸣叫的听筒,站着发呆,直到隔壁一位嬷嬷的挂钟敲了11响,我才从木然中清醒过来,放下电话,急匆匆提笔给家里写信。

记得我在北京医学院医疗系上大学时,内科毕业考试的最后一道题是“心肌梗塞的临床表现和抢救治疗”。那是最大的一道题,留了一页卷面的近1/4供学生回答。我答得极为详细,不仅把老师留在卷面的空白写满,还用了卷子的背面一整页。后来判卷老师告诉我们班同学,这道题我考得最好。

情急的思绪,竟像潮水般把数年前那次考试的答案翻涌上来。我趴在台灯下一口气写了四五张纸,直到夜深人静。我提醒家里人要严格遵守医嘱,谢绝任何探视,并根据学过的知识以及对父亲的了解提出了五个方面的注意事项,以保证配合治疗,早日痊愈。

那晚我几乎一夜没睡,不断猜测着在父亲身上可能发生的疾病及相应的治疗措施;也特别想回家,好守护在父亲身边,尽一尽女儿的孝心。可是我刚到美国五个星期,兜里总共只有在国内兑换的几十美元和才领到的第一个月的生活费,根本买不起机票;同时,也怕因私事回国耽误了公务而无法向组织和母亲交代。我只得勉强按住回家的念头,在心里默默地为父亲早日康复祈祷。

第二天一早家信发出后,我的情绪竟突然如这幽静的修道院般平静下来,直至14日黄昏。

那是西雅图一个景色秀丽的日暮时分,为了缓解一天学习的紧张,我像往常一样,饭后沿着湖畔散步。可是走着走着,那似曾相识的烦躁不安,竟鬼使神差地又出现了。我两腿痠软,顺势坐在草地上,泪水泉涌般夺眶而出。初春的料峭寒意,使无声的泪水像冰雪似的冷却着我的心;人也像被冻住了似的呆坐在落日的黄昏里,直到夜幕降临。

好容易平静下来,刚回到宿舍,我爱人的电话又来了。他急火火地说:“妈妈要你马上赶回来!”

当时正是晚上9点多钟,后来我换算了一下西雅图与北京的时差,那会儿正是父亲的心脏猝然停止跳动的时候。

如同千万只蜂蝇同时振动起它们的翅膀,我的脑子里顿时嗡声一片。刚来美国六个星期,母亲很清楚我的经济窘况,这次如果不是人命关天的大事,以她那惯常的克己奉公的思维方式是绝不会让我回国的。可是我依然怀着一线希望,紧张地试探:“爸爸……他……还活着吗?”

电话另一端闪烁其词:“你马上和旧金山领事馆联系,想一切办法尽快赶回来。外交部可能已经通知他们帮助你了。”

我顾不上再追问什么,当即拨通中国驻旧金山领事馆的电话,找总领事。

接电话的人嗓音倦怠,极不耐烦地说:“现在已是星期五晚上10点多钟了,你知道吗?都下班了!”

我解释说:“我是中华医学会的副秘书长,是受组织的委派赴美学习的。我家里出事儿了,希望能得到帮助,尽快回国。”

“自己想办法吧。如果每个回国的人都找我们帮忙,那领事馆就别干事了。”对方冷冷地答道。

我不知所措,忙问:“总领事什么时候回来?我能过一会儿再打电话吗?”

“不行!”

我生怕他挂断电话,赶紧又补上一句:“是国内让我与总领事联系的,你看我什么时候可以找到他?”

“你不知道周末不办公吗?星期一再说吧。”电话还是啪的一声挂断了。

似乎是昔日美丽温柔的太平洋瞬间掀起了无情的巨浪,铺天盖地地将我卷入了无底深渊。我第一次感到了时间、空间和距离带来的恐惧。愤怒和无助像一支利箭刺痛着我的心,也洞穿了我的泪腺,话筒还攥在手里就不由自主地失声痛哭起来。这下子惊动了整个修道院,修女们窃窃私语地传递着同一个消息:“李大夫家可能出事了。”

西雅图4月风雪初霁的夜晚,白雪茫茫,寒气沉沉。已经就寝的嬷嬷们一个个从床上爬起来,穿着睡裙,趿着拖鞋,三两相伴地来到我房间安慰我。住在别的楼的嬷嬷们不知怎么也知道了,不顾楼外寒冷,也过来看我,劝我。看看劝不住,她们又把住在湖边的医疗服务中心主席莫妮卡•汉斯修女找来。

莫妮卡轻轻扶着我的肩膀,柔声细气地对我说:“亲爱的,别难过,你需要回家就跟我说。你需要钱买机票,我可以借给你……你是这么好的一个人,我相信你的父母一定也都是好人。上帝一定会保佑你们。”

我摇摇头,无助地问:“上帝在哪儿啊?中国人受了那么多苦,也没有见上帝来帮助过我们!”

她似乎受了一个不小的惊吓,但缓过神来仍轻声慢语地安慰我,并询问身边的修女们谁有电话簿,说她要查查飞机时刻表,帮我订最早一趟飞往北京的航班。可是,当时已是晚上11点多钟,所有航空公司的售票处都早已下班了。

看着在雪地里来往穿梭的修女们,我为自己的家事惊动大家感到不安。看到莫妮卡那赤裸的被冻红了的双脚和不贴身的宽大睡裙,我不忍心看着她和这些修女们再为我忙碌,转而故作轻松地说:“这次我们可以看看到底有没有上帝了。”

莫妮卡宽厚地对我笑笑,说明天一早会再来看我,她要亲自帮我买票,并开车送我去机场。我推说还没想好,把她送出门外。

所有的人都走了。我冷静下来,猛地从床上跳起,挨个儿给我在美国的朋友们打电话,看谁能借钱帮我买张机票,同时打听西雅图最早飞往北京的航班。电话打了一大圈,最后总算有位公派常驻当地的西安来的朋友,答应用他的信用卡帮我买回京的机票。谢天谢地,我总算能回北京了!等我收拾好行李躺下时,天已经蒙蒙亮了。

大约迷煳了个把小时,轻轻的敲门声叫醒了我。开门一看,是莫妮卡端着早点来看我。当她听说我的机票已经落实,行李也已收拾停当,正等着朋友开车来送我去机场时,惊讶不已地说:“喔,你真是个了不起的女人!我想你父亲一定也很了不起……”

正说着,中国驻旧金山领事馆的一位官员打来了电话:“听说你需要帮忙,我们能为你做点儿什么?”他解释说,“对不起,昨天我们那位同志不了解情况,当时你也没提你的背景。”

本已平静的心,顿时像打翻了五味瓶,不知是酸甜还是苦辣。我强捺着性子,对着话筒没好气地慢慢答道:“有这个必要吗?难道我们在国外的中国人,非得有背景才能得到自己政府的帮助?”

他并未生气,问了我具体搭乘的飞机航班,接着说:“我马上给香港新华分社打电话,请他们接你转机。”这显然不是前一天晚上接电话的人。我还没来得及向他道谢,送我上机场的朋友就催我启程了。

那时还没有从西雅图直飞北京的航班,所以必须搭乘经香港或东京的航班返回北京。考虑到万一飞机晚点,不能按时换乘下一班飞机,又不懂日语,我选择了经香港转机的航线。

接下来是长达17个小时的漫漫航程,也是我人生旅途中最难熬的一段路途。

灰茫茫的大海一望无际,像是要把世间万物吞没;雾蒙蒙的天空黑云翻滚,像是要把整个飞机压烂。我呆坐在飞机上,耳边反复交替着两个声音:“父亲不会不等我回去就走,他一直是那样生动、那样年轻地活着!”“父亲肯定不在了,他负担得太多太重,已经走不动了……”我试图制止住这恼人的争吵,但这无休止的声音紧随着我,由小到大,扩展,扩展,竟然与茫茫的大海和滚滚的黑云连成了一片……

还没有到香港,飞机就晚点了。我没能赶上本应即刻飞往北京的航班,只好先飞广州,再转乘第二天广州至北京的头班飞机。

从广州白云机场到小岛宾馆的路上,我不时分别询问来接我的人:“我爸爸是不是已经不在了?”“告诉我,他还活着吗?”但是不管问到谁,他们竟是众口一词地回答:“你别着急,到北京就知道了。”

父亲还在吗?

就在这时,汽车上的收音机传来一阵哀乐,接着我听到了父亲逝世的讣告。尽管一路上已经有了思想准备,可是听到讣告时,我仍然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播音员的声音使我脑子里顿时一片空白,无声的泪水似乎洗掉了所有的一切。此刻只有一幅莫名其妙的“农夫与蛇”的画面,慢慢地,慢慢地,越来越大,越来越清晰地佔据了我的整个脑海和视野……

章立凡|历史从未宽恕过任何罪恶(三)

母女携手,化蝶双飞

母亲当年在中国公学读书的时候,有几位要好的女同学,其中一位名叫张为璇,我称她为张阿姨,她的女儿刘小迁,是我幼年的玩伴。
张阿姨戴着一副厚厚的深度近视眼镜,是一位胖胖的、和蔼可亲的知识妇女,一口吴侬软语。她也是个普通人,但其父张一麐却大大有名。
张老先生曾是袁世凯的重要幕僚,但因反对袁氏称帝,几与袁氏割席,被从大总统府秘书兼政事堂机要局长的职务上调离。晚年老先生定居苏州,父亲因“七君子案”被捕入狱后在苏州关押,他与李根源、陶家瑶等苏州耆宿,都曾予以声援和关照。“七君子”出狱时,老先生也是保人之一。“八一三事变”后,他与李根源、马相伯等组织“老子军”,誓死抗敌。抗战期间他是国民参政会的参政员,素以持论公正著称,受到周恩来的尊敬。
张阿姨家道殷实,夫君刘先生是一位工程师。女儿刘小迁是个白白净净的小姑娘,小我一岁,曾与我在幼儿园同学,常在一起玩“过家家”游戏,我当“爸爸”,她当“妈妈”,女儿自然是洋娃娃。小孩子还不懂得“家庭”是怎么回事,有一次到张阿姨家玩,我曾正式宣布将来要与小迁妹妹结婚,被母亲当场训斥,闹了个大红脸。
后来刘先生工作调动到邯郸,而北京市要将“复杂分子”通通清走,将伟大首都搞成“水晶城”,不允许张阿姨继续居留。于是她听从我母亲的建议,给周恩来写了一封信,母女获准移居苏州老家。小迁那时已是个身材高挑的少女,走后我再也没见过她。
张阿姨与母亲保持着通讯联系,“文革”爆发后,人人自顾不暇,音问中断。不久伟大领袖支持革命师生搞“大串联”,我因为“出身”不好,一直拖到1966年11月,才到学校“革委会”开出一份介绍信,揣上父亲给的二十元钱,挤上比沙丁鱼罐头还要憋闷的火车南下。
行前父亲要我去一下苏州,看望他的老朋友周瘦鹃;母亲则嘱咐一定要去看张阿姨,然后到上海看望舅舅以及她的另外两位同学。
在苏州下车,住进“革命师生接待站”后,立即梳洗一翻,准备去张阿姨家。我那时已处在模模糊糊的青春萌动期,想起马上要见到小迁妹妹,不知她如今出落成何等俏模样,心情多少有些兴奋。
张阿姨家原住在苏州城内吴殿直巷,老宅早已易主。她给母亲的信,都注明“苏州富郎中巷××号顾乃文转”,顾氏为当地名医,与张家是世交,张阿姨回乡定居,便成为顾家房客。到达观前街附近的富郎中巷时,天色已晚,我立在一座黑漆大门前怔住了——门上贴着红卫兵的大封条。
不得已向路旁一位小姑娘打听,孰料她竟嗲声嗲气爆出一条惊人信息:“顾——乃——文?——他死嘞!”我心知不好,赶快解释是找顾家房客。经一位好心邻居指点,我在附近的一座破院子里找到了张阿姨,但不见小迁,据说是随学校参加学农劳动去了。
顾氏为姑苏世家,宅第中亭台楼阁,曲径回廊,当然是抄家的重点对象。他不堪斗打侮辱,跳楼自杀了。张阿姨虽是房客,但因为家中陈设讲究,又是名人之后,连带着也遭抄没,如今已是家徒四壁。
张阿姨做了蛋炒饭给我充饥。她现在全靠丈夫寄来的工资,维持母女生活。谈起北京家中情况,我据实相告,她说人活着就好。张阿姨谈吐乐观,我觉得可以放心向母亲复命了,不过没能见到小迁,心中多少有些惆怅。
我在苏州打听周瘦鹃下落,很快得知这位鸳鸯蝴蝶派作家兼盆景名家,当红卫兵摧毁了他呕心沥血培育的盆景之后,便殉了那些至美灵物,在自家花园投井自尽,落了个“人琴俱亡”的结局。
上海的舅舅平安,但母亲的两位同学皆遭抄家。行至杭州,“革命师生接待站”设在“南屏晚钟”的净慈佛院大殿里,庄严佛像已荡然无存,仅发现一尊雕工精美的汉白玉观音,横倒在后院的山坡上,但已经没有了头。接待站的伙食很好,但每天烧饭的燃料,是一箩筐接一箩筐的佛经雕版······。到南昌后我无心再走,折回首都。
张阿姨与母亲的通讯时断时续,到了“清理阶级队伍”的1968年,突然消息全无。母亲得到一个不确切的传闻:张阿姨和小迁一同上吊自杀,但始终不肯相信。她们既不是“黑五类”更不是当权派,没有必死的理由。
“文革”结束后,人们开始寻找在浩劫中下落不明的亲友。我在董竹君、许宝骙两位前辈的热心帮助下,辗转找到了张阿姨在北京的弟妇。当向这位老太太说起我母亲是张为璇的同学时,她平静地回答:“我还记得令堂,可惜为璇早已不在人世了。”这本是我心中预料的答案,但还不甘心,又问小迁妹妹下落。老太太一下子痛哭失声:“为璇把她也带走了!”
原来“清理阶级队伍”时,刘先生被圈禁审查,工资被扣,音讯全无。张阿姨生活来源顿时断绝,这意味着将失去最后的自尊。她不能过那种四下哀求“嗟来之食”的生活,毅然带着爱女走上不归路。待到刘先生解除审查,已经家破人亡。
与周瘦鹃先生一样,张阿姨属于那种极有教养、斯文安逸的苏州人,一辈子从未伤害过任何人,也禁不起任何伤害。母女两代闺秀,象两件洁白细薄的精巧瓷器,任何震动都可能是致命的。
我这位儿时玩伴,十七岁的花季少女,就这样无声无息地牵着母亲的手,象蝴蝶一样从这个疯狂的世界上悄悄飞走,消失得无影无踪。她比我晚一年来到这个世界,但生活还没有开始就已经结束。除了亲友的哀痛之外,甚至没有给社会留下任何记忆。
多年来一直想不明白,是什么样的母亲,能忍心让女儿殉葬?我不敢想象当晚母女相对投缳的细节。今天忽然醒悟:“质本洁来还洁去”,是女儿自愿选择追随母亲,保持做人的尊严。
行文至此,悲泣不能自抑······
所有这一切,都是以一场“大革命”的名义进行的。
法国大革命的殉难者罗兰夫人说:“自由自由,多少罪恶假汝名义而行!”将“自由”换成“革命”,有什么区别吗?
鲁迅笔下的狂人,从千年礼教的煌煌典籍之中,“仁义道德”的字缝之间,好不容易解读出“吃人”二字。那场“光焰无际”思想照耀下的“大革命”,省却了无数繁文缛节,直接张开血盆大口,不但当场吞噬活人,更吞下一代人心。
我不断忏悔曾经对师长的伤害,我不再记恨任何无知者的伤害。人们可以相互原谅以往,但历史从未宽恕过任何罪恶······【编者按:本文据网络,作者章立凡,特此鸣谢。】

于浩成访谈录(一)

于浩成先生20151114日)350分去世了,享年九十一岁。

来源:朱学渊先生邮件

《大师》:您是满族人,父母都是旗人,请先讲讲家族身世对您的影响。 
浩成:我们家姓董,董鄂氏,是镶红旗,我的母亲姓关,瓜尔佳氏,过去我在《风雨鸡鸣》书里面弄混了,我说我们家是镶蓝旗,我母亲那会儿是镶红旗,正好相反。趁现在纠正一下也好,书里写错了。 
我父亲是五四时期的一个学生领袖,父亲也好,我也好,对于辛亥革命是完全拥护,因为我们是主张民主反对专制王朝的。在我小时候,市面上歧视旗人。比如说有这样一个笑话,“你是什么人,我是旗人,骑人就要打,后来我说是在旗,你再骑我就再打。”我就很不高兴,甚至那时候就有念头要成立满族党之类的,当然很可笑了。 
《大师》:您父亲曾任燕京大学国文系主任,和老舍是好朋友。他是如何走上革命道路的?他对您的影响有哪些? 
于浩成:我父亲五四以后主要在教育界,到抗战前期大概是1935年、1936年,就跟北京的地下党组织发生一些联系。我哥哥董易是民族解放先锋队队员,后来被发展入党。我小时候不懂事,常听他们两个人在家谈CP、CY什么的,我知道他们谈这些事情,我哥哥后来就到新的联大去了。 
1941年12月8日珍珠港事变,燕京大学被日军接收,很多教授被捕,我父亲倒没有被捕,被软禁在家里。大概是1942年初,我家获准搬出燕园,回到城里老宅。后来担任北京市委第二书记的刘仁,当时是晋察冀边区北方局城工部部长,他是我父亲在师大附中任教时的学生,过去俩人关系就很好,他是四川人,当时家境贫穷,我父亲还资助过他。刘仁派人和我父亲联系,1942年秋天我父亲就去了晋察冀边区。同时我也参加地下工作,1943年7月去晋察冀边区。 
《大师》:您是受到父亲的影响走上了革命道路? 
于浩成:我父亲或者是我哥哥的影响。那时候读了很多书,特别是鲁迅的,也算是左倾,另外就是斯诺写的《西行漫记》,还有艾思奇的《大众哲学》。当时很多学生投奔大后方,就是到重庆到昆明去。可是我和父亲一样,走上延安这条革命的道路。 
《大师》:到延安后,当时您知道整风运动吗? 
于浩成:当时没有认知,在北京时我也看一些敌伪杂志,上面有所谓的共区情况,比如说江青过去叫蓝苹,周恩来八面玲珑,党内一些斗争也都讲了,但是没有讲到延安整风。1944年初,我在晋察冀边区参加完反扫荡以后,整个抗大二分校回到陕甘宁边区,那时候才听到延安整风的消息。抗大二分校在清涧,地理位置是绥德和延安之间,后来我要求到延安学习,就调到中央编译局外国语学校,学生没有参加整风。 
《大师》:没有被波及到? 
于浩成:对了。 
《大师》:您父亲参加革命后是不是改名叫于力?于浩成这个名字是怎样改出来的? 
于浩成:我父亲当时为了家人安全,怕日本人迫害我们,所以就改名于力。那时候离开北京天津参加革命的很多青年都改名,学鲁迅、巴金,改名都有点作家的味道。我到边区以后,我父亲写了100多个人名让我挑,他是佛教徒,写的几乎都是僧人的名字,可是我选择了比较世俗的两个字,浩成,一直叫到现在。 
《大师》:您的英语比较好,是什么时候打的底子呢? 
于浩成:离开北京前我在师大附中读高一,我订了一份英文报纸自学英语,去边区时还带了一本《英汉大词典》,可是到了游击区就扔在那了,带的东西太多过封锁线不容易。后来去中央编译局外国语学校,它有英文系和俄文系,我就进了英文系。日本投降以后,分配我的工作先是在晋察冀日报,后来又调到晋察冀司令部当英文翻译,那时候来的外国客人都是我们接待,前驻美大使韩叙当时和我一起工作。占领张家口以后,我又要求学第二外语,到华北联大外语学院读了俄文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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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师》:那为什么后来进了天津市公安局呢,您都会两门外语了,当时应该是很吃香的人才吧? 
于浩成:日本投降平津解放后,当时调了俄文系四个人到天津外事处,因为天津的外商外侨比较多。工作了大概三个月以后,天津市公安局来借人,听说我会外语,所以就借调到天津市公安局。这中间还有一段插曲,外交部筹备组忽然一个电话叫我去报道,天津市公安局领导跟我说怎么不经过我们就叫你呢,我说我也不知道,他说你去看看吧,有什么事儿回来再说。我去了以后,于光远跟我谈话,说王稼祥要赴任首任驻苏大使,分配我做他的秘书。行前问我还有什么事儿,我就很坦白地讲了,我有一个处分没有撤销,当时华北联大外语学院定我为反党分子,给我一个留党察看的处分,现在还没有撤销。他一听说这个,就回去商量,回来告诉我说你先回天津吧,有需要你的时候调你再说吧。以后我详细跟你讲这个情况,我为什么受到这个处分。这是我一生的大事了。 
《大师》:好,那再去群众出版社又是哪一段? 
于浩成:我到天津市公安局担任一处六科科长,后来由于干部不团结,给我撤职降级。这个时候我要求回北京,同意了。先调到华北行政委员会公安局,几个月以后大区撤销,华北公安局少数干部上调到公安部,大部分人回到各省市。我是被调到公安部编译处,所谓编译处实际上是顾问的工作处,那时候有上百名苏联公安部门的专家受聘到公安部,我们就是给他们当翻译的,口头翻译或是笔译。后来部里有人建议成立群众出版社,就调我去主持,当时给我的名义是编辑部主任,科级干部,快到文化大革命时提我为副总编辑,实际上是我一直主持社里的工作,所谓社长、副社长、总编、副总编都是上面干部兼任的,挂个名而已。“文革”结束又恢复群众出版社,还是让我来主持工作,后来提为社长、总编辑了。 
《大师》:群众出版社当时的定位是什么? 
于浩成:就是出版公安工作方面的书籍、理论、政策业务等等,另外向群众宣传公安工作,公安工作也要走群众路线,所以叫群众出版社,是这么一个性质。 
《大师》:但是像影响很大的《我的前半生》也是你们出的?这个不像公安工作啊? 
于浩成:对,也是我们出的。这个实际上是公安部劳改工作。抚顺有一个战犯管理所,日本战犯、伪满洲国的官吏都在抚顺管理所,当时他们让每个人都要做一份检查,要把你一生的犯罪事实都写出来,实际上是自传的性质,所以溥仪写了《我的前半生》。后来就把这个报到公安部,一般管理战犯的是一局(政治保卫局),一局接到后就给我们了,当时我觉得很有价值,先出版一个灰皮书,印少量的给内部,同时也报给毛主席、周总理。后来毛主席开了会,说这个写得很好,就是检讨太多了,老是说“我罪该万死”,这个不必了,改了以后还可以出一本书。这就是我们社公开出版的《我的前半生》,当时周扬还提出来应该由人民出版社出,我们没同意。 
《大师》:像这么大影响力的书还有吗? 
于浩成:另外一个就是翻译侦探小说,比如《福尔摩斯》。过去在国民党时代或者在北洋时代都有过翻译,但是这次我重新找人翻译了。中宣部还把我找去谈话,批评我们出版苏联的侦探小说、反特小说,先是赞成的,后来中苏关系坏了,说是反映苏联的孤立主义、神秘主义等错误的侦查路线,结果不让出了。后来有个通报批评群众出版社出版侦探小说、反特小说不好,最后写了一笔该社还出版了《福尔摩斯》,但当时部里面觉得没有什么,就不让出反特小说,但是《福尔摩斯》没有受到批评。除此以外影响比较大的是《古拉格群岛》,写苏联改造营那些事情,出版以前在公安部内部有很大争论,所以决定后来只是内部发行。 
《大师》:像你刚才说的灰皮书就是指高官才能看到的内部书?什么样的书可以成为灰皮书,什么级别的人才可以看到? 
于浩成:定得严一点的是局长以上,有时候定处长以上。群众出版社在赫鲁晓夫报告以后,出版了很多揭露斯大林罪行的书,都是内部发行,处以上的干部可以看。 
《大师》:他们叫你啄木鸟,这个绰号是怎么来的? 
于浩成:当时我考虑要办一个文艺刊物,可是这些事情都要经过党组批准,就先出了两本《啄木鸟丛刊》,以丛刊的性质出了两本书。后来党组批准了,才正式出刊《啄木鸟》作为大型文艺刊物,我请茅盾题了个书名,很受欢迎,在全盛的时候每期发行甚至有上百万。 
《大师》:这个杂志发了多久? 
于浩成:到现在还没有停刊吧。不过我退休以后,跟我接班的风格不太一样了,他们完全办成一个侦查破案的刊物,但是群众也很感兴趣。我在职时不仅有侦查破案,很多冤假错案也借这个杂志发出来,因此很多省委对我们刊物很不满意,他们要我们发表的是他们要整的人的事迹,所以他们对部里也提意见,部里怕惹祸,所以我去职以后,这个方面就少了,完全是侦查破案性的了。啄木鸟的意思就是森林的保护者,除掉害虫,正好也适合于公安工作,就是除暴安良了。 
《大师》:反右时你受到什么影响了吗? 
于浩成:说到这,不得不说到1947年我在华北联大的时候,这个事情说来比较复杂,我父亲后来一直在华北联大教育学院当院长,校长成仿吾这个人是比较左的,他对无党派人士还是有偏见,党内有中央政策,所以他不得不表面表示团结,但是实际上他是比较排斥,他一直是采取这样一个态度。跟学生在一起开会,成仿吾是湖南话,人家也听不懂,像我父亲多年在北京当教授,完全京片子了,很受群众欢迎。成仿吾那个时候他跟郭沫若、郁达夫一块儿办创造社,有一个例子,比如说在华北联大时,当时北平已经快解放了,他说国民党区域的这些教授们,将来解放以后都给他们重新登记来分配工作,不但要重新登记,还要亲自来登记。当时有一个教授提出来说,成校长,像陈寅恪这样的大学者眼睛也不好,也老了,他还要亲自来吗?是不是让秘书来登记就行了。成仿吾说,不然,这是态度问题。当时这个教授就反驳成仿吾,这个话恐怕不对吧。过了两三天,这个教授就被调走了。 
我父亲离开北京到晋察冀边区以后第二年就成立参议会,成仿吾被选为议长,我父亲为副议长,当时还选了三个驻会参议员,就是咱们现在所谓常委的意思。1945年成仿吾回延安参加七大,其余参议员开会,由当时的办公室主任主持开会布置工作。这位主任原来是晋察冀专区雁北分区的一个专员。他说下一月份于老去那里,这个参议员办什么,那个参议员办什么,最后问大家有什么意见没有?如果没有意见就散会吧,我父亲说等等散会,咱们是不是研究一下这次会议记录怎么写,是不是写办公厅主任召集会议,分配副议长如何,驻会参议员如何。他说不对不对,他说于老你不要误会,我是提出建议。我父亲说,整个会议的过程大家亲眼听到了、看到了,你这种做法完全是不合适的。我父亲就拂袖而去,到了边区政府所在地,机关事务主任张明远来接待,张后来是高岗手下的五虎大将之一,他跟我父亲说,下面的干部对党的政策不了解,我们党外人士是有执权的,我父亲说成仿吾他是一把手,他走了以后当然应该是副议长来主持工作,虽然我是党外的。 
后来延安整风了,边区政府好像也整风,但是没有整党外人士。可是我父亲听那位秘书主任讲,司徒雷登还不是他的衣食父母,意思就是说我父亲是美国人的买办似的,我父亲非常生气。还有一件事,中央政府成立以前,先是成立了华北政府,晋察冀、晋冀鲁豫合在一起由董必武代理主席,我父亲做监察院院长。一次,京津附近的峰峰煤矿出了事故,我父亲就去调查,结果不让进门,说我们是军管的。我父亲说,我是边区政府的监察院院长,他说那也不行。我父亲非常生气,党外人士只是一个招牌吗,那怎么行呢?所以关系就不好了。 
这样一直到了1947年,在华北联大,我当时是外语学院俄文系的学生,教育学院一些要求入党比较积极的学生,特别喜欢报告我父亲这位非党员的院长说什么话了,以示对党的亲近,当时谣传说我父亲想回北平。成仿吾居然在联大党委会上就讲,民主人士来,我们欢迎;去,我们欢送。与此同时,他们就整我,先是开生活检讨会,跟整胡耀邦是一样的,党内从来就用这种办法来整人。我对党是非常忠诚的,我就坦白交代我的思想,讲了延安种鸦片不好,另外我感觉到思想不自由,整风那些整人的事儿,结果越说越深,最后搞了一个材料被搞成反党思想的决定,留党察看。下去搞了一年土改,后来应允给我撤销处分,也没有撤销,一直带到天津。 
1947年时已经整过我了,所以到1957年我就比较注意,没有再划右派。跟我当时的特殊环境也很有关系,群众出版社那时刚成立,部里领导业务人事关系归北京市公安局。当时有个群众书店,是过去公安局一个地下侦查据点,为了掩护工作以书店的面目出现,所以就把书店跟出版社合并了。我虽然很谨慎,但是也有暴露的,比如说有一次跟大伙一块读报,一个右派分子叫季拥(敌伪时期的一个作家,原名季果安),他说共产党只要奴才不要人才,我听了就拍桌子说对,说得好!可是我这次倒躲过去了。可是群众出版社也不能没有表现,结果我们有个编辑变成右派分子,报上去以后没有定成右派分子,定性为坏分子。 
《大师》:等于这一劫算是逃过去了? 
于浩成:我逃过这一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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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师》:1968年您被送进秦城监狱,当时的罪名是什么呢? 
于浩成:当时我也不知道为什么逮捕我,后来才知道当时我经过公安部党组的批准,从香港进口一些书籍作为群众出版社的工作参考,其中有一本叫《电影史话》,里面有江青过去叫蓝苹这些事儿。这些书买回来后都作为绝密,锁在柜子里,一般人不得借阅,只有内部人经过批准可以借阅,文化大革命初期,有人借出去把材料泄露了,我的罪名就成了收集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黑材料,是反革命,就把我抓到秦城。公安部当时很多副部长被抓,处长就抓了我一个。关了三年后再下放到五七干校,定我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和假党员,监督劳动,每个月给30块钱生活费,粉碎“四人帮”以后,给我平反,补发了一部分工资。 
《大师》:能不能讲讲在秦城那三年狱中的经历? 
于浩成:去了以后就被搜身,只允许带一本毛主席语录,是一个单人的牢房,关进去以后根本不提审,我也不知道自己犯了什么罪。最初半年连报纸都不给看,后来能轮流看《人民日报》,到我手上时已经是一个礼拜前的报纸了,再后来又允许看毛选,我这个手不释卷的人,没有东西看难受极了,就把毛选从头到尾看了多少遍。 
后来外面喊口号,庆祝九大开幕还是闭幕的,就有人来让我写证明材料,发给我纸和笔,我就写了下,中央专案组,希望我的问题早日审查,不要无限拖延。 
材料拿上去后,剩下的纸我没有交。后来倒是开审了,他们让我把写的材料烧掉,我不同意,他们就过来扭着我的耳朵,强迫我,真是莫名其妙。 
《大师》:您之前提到公安部部长谢富治,在群众出版社时,你们有打过交道吗? 
于浩成:打交道,谢富治原来是云南省委书记,后来调任公安部部长,他文化比较低,参加中央一些会议,毛主席经常会说一些典故,他回来以后都讲不清楚,有时候就只能记一个字。一般就是让我写材料,不是直接给我,他告诉副部长,让副部长跟我说下大体是什么事儿,我写后再报党组。文化大革命前夕,他找我办了一个古文班,找我父亲的老朋友来讲《左传》,有一些局长也来听一听。谢富治就是想学一点,因为到毛那儿他根本听不懂。文化大革命我看到部里出的简报,他也批评了这个事,于浩成办什么班,完全搞修正主义的一套,打倒封资修。 
当时很有意思,谢富治是红司令,公安部其他人都是黑帮,他们把我们归于彭真、罗瑞卿这一系。文化大革命前夕有人到上海揭发罗瑞卿,后来就让我们写谢富治的发言材料,我虽然是群众出版社的,可是实际上部里历次公安会议都作为工作人员,是起草报告或者写简报之类的参谋。先是揭发罗瑞卿,揭发材料里还提到彭真如何如何,正面的评价,后来传出来彭真也不行了,又把他剔掉。当时的情况谁也摸不准,后来很多副部长也被捕,再后来我也进去了。 
《大师》:你觉得谢富治这个人怎么样? 
于浩成:反正是很左的了,整人很厉害,比如说常务副部长徐子荣,被斗得一塌糊涂。据说他是四方面军来的,就是张国焘那个部队,四方面军整知识分子最厉害,他是其中之一。 
《大师》:您去五七干校待了多久? 
于浩成:1971年去,直到1975年回来。那时候还是黑帮分子待遇,但因为从秦城放出来,所以对我稍微宽一点。有一次,我老伴得子宫瘤要开刀,医院让我回去签字,军代表不同意,说五七干校的人一年只能回去一次,黑帮的还不一定让你回去呢。我说我老伴开刀万一出了什么事故你要负责的。后来开大会整我,斗我。在五七干校时也有过很多惊险的事儿。 
《大师》:您说惊险的事儿是指什么? 
于浩成:当时我们公安部的干部跟政法学院(现在叫公安大学)在一起,都在湖北沙洋五七干校。有个办公室副主任叫黄连荣,也是挨斗挺厉害的,天天斗他时拿他的头撞墙,这个人有点精神半失常。他跟我很聊得来,有一次我跟他说嵇康《太失真》这篇赋文里有两句“刑本惩暴,今以胁贤。昔为天下,今为一人。”嵇康当时指皇帝,我这时说就是指毛。后来另外一个好朋友跟我说,你这太危险了,他随便对外讲,被军代表知道了你是大罪,我也很害怕,但是后来没有事儿。他们就给我起外号叫呆公,呆头呆脑的意思。后来我看报纸上好几天没有林彪的消息,我感觉到有问题,果然说是党内有传达,黑帮不让参加,照样下田劳动。后来有次又让我到沙洋镇去打酒,路过劳改总部时发现门口的林彪立像正在拆,我回来跟大家讲,确实是林彪出事了。别人讲,你这个呆公,呆公不呆也。 
《大师》:粉碎“四人帮”后您就平反了? 
于浩成:1975年回来还没有平反,1976年唐山地震又让我们去救灾,出发前祝家耀还拍我的肩膀,说好好去。到了唐山一个派出所,他们开会也没有提我,那时候我党籍还没有恢复,靠边站。先是我家里给我通信说江青已经垮了,四人帮被粉碎了,还没有正式传达,一直到月底部里通知让我们撤回,参加揭发四人帮的政治活动,后来给我平反,到1978年初恢复成立群众出版社,还是让我主持社务。 
《大师》:从秦城到五七干校差不多有八年的时间,您的家庭生活方面受到什么影响? 
于浩成:家里面很愁,没有收入,生活很困难,而且我老伴也下放到怀柔县,从怀柔回来时,夜里坐着别人运木头的大车,非常危险。五个孩子就靠家里一个老保姆来管事儿,当时对我们家是很尽责,她死后我的孩子们在十三陵山前找墓地把她埋葬了,还立了块碑。 
《大师》:您从什么时候开始反思前半生的信仰,得出哪些结论? 
于浩成:1942年到解放区后,我就感觉到不自由,在共产党领导区域还不如日本人占领时自由呢,只要你不抗日,一般他不管你,特别是言论、报刊都不太管,你看什么书他不太管。1947年我就是准右派,1950年时镇压反革命运动时,我在天津市公安局,后来参加清理积案,也随囚车到过现场,亲眼看到犯人被枪杀,当时北平也好、天津也好,一天杀200个人,我感觉完全是杀人以立威,而且确实有草菅人命的。特别是我亲眼看到的,天津市长温世珍(温家宝的伯父)从监狱里提出来,那个时候是大敞门汽车,军人拿着枪围着,经过一个地方有一个小桌,在那向犯人宣布罪状然后执行死刑。还有驻日大使许世英,他知道自己可能要被处决,家里早去送了一双崭新的布鞋,准备在行刑前换上走出监狱。结果被判了以后,两个人架着他往车上走,有一只鞋掉了,他想回头看一看,那个军人不干,就把他押上车了,我看见这一幕,心里非常难过。当时我觉得这样做是不是合法、合理?北京还有一个人,我觉得是罪不至死,不二判是法治界的国际通例,判了刑怎么又来判呢?而且他当时很相信党的政策,说我好好劳动改造自己,但是一下子就没了。还有后来我没有参加,光听着报道的,燕京大学校长卢志伟怎么被斗,他女儿起来揭发他,这些做法都是不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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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师》:1979年理论务虚会对80年代的中国政治和思想界影响都很大,徐友渔把80年代文化思想派别分了五六类,您被归到务虚派,你是不是认同这个分法? 
于浩成:我认同,的确是这样一个情况。务虚会是中国共产党内第一次能够自由发言,直言不讳来讨论问题,这是从来没有的,对中国的思想开放起了很大作用,反思“文革”的教训,提出改革的主张,这个会确实起了很大作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叶帅提出来说很多理论问题我们另外开一次会议,后来由中宣部部长胡耀邦来主持,他就找了一拨人,当时于光远提名我,可是公安部不同意,当时是赵苍璧部长,他们都认为应该由陆实,公安部研究室主任参加,因为过去部里各种文件主要是他负责起草的,认为他是第一个秀才。中宣部答复这次务虚会不是由各部来推荐人,而是由筹备组直接聘请,至于陆实要参加,如果将来需要再扩大范围的话,我们可以考虑。此前批判四人帮时法学所开会,有时候也约我去,有一次我跟陆实都去了,于光远也在,陆实居然连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个都不同意,他说这是右派的观点,过去我们反右的时候批判过的,这个思想差太远了。 
最后就由我参加,务虚会最初是批判凡是派,整个会议发言很多,我认为精彩的有王若水的发言,叫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主要教训是个人崇拜》,李洪林写的《领袖与人民》,是说不是人民应该忠于领袖,而是领袖应该忠于人民。 
另外严家其提出来要解决领导干部终身任职制的问题,比如说毛,一直是他当主席,八大以后一直没有开党代表大会,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才开九大,斯大林也是这样的,所以要解决终身任职的问题。当时我发表关于平反冤假错案的问题,中央办公厅警卫局负责人汪东兴还反对批判冤假错案,后来关于中国青年的出版,汪东兴也找麻烦。我们这些人确实是思想认识比较一致,还有苏绍智、郭罗基等。胡耀邦在理论务虚会开幕会上讲,我们改革需要有一批革命的闯将,后来看起来这些闯将纷纷勒马,事实上到3月15日闭幕会已经完全改变了。邓小平没有复出时,是支持民主墙的,但是后来魏京生提出第五个现代化,而且直接批评邓小平本人,他就变了。我想是这样的,一个方面他对文化大革命一些路线是有所反思的,可是另外一个方面又要巩固自己的权力,甚至是党的统治权力,所以他由主张改革转到事实上就是把改革限制了。 
《大师》:你们的思想底色,思想共性有哪些? 
于浩成:当时这些人认识也不一致,比如说我们自己对法治的认识都是一步步来的,先是讨论人治与法治的问题,后来就说是不是要依法治国,再后来又提到法治跟法制又有什么不同?我们自己的思想也是随着发展的,大概是在八九时就感觉到比较大的问题了,提出人权问题。后来觉得只有宪政才是真正的民主,其他的所谓民主都不对的。这次十八大的时候,还有人提出协商民主,协商怎么会是民主呢?只有宪政民主才是真正的民主,这是我在十八大以前的想法,但是大家需要民主、自由这一点,恐怕是是比较共同的。 
《大师》:胡绩伟主编,王若水、李洪林和您编的民主丛书,那是什么时候的事儿? 
于浩成:那个是在1989年春天。先是胡绩伟自己写了一本《民主论》,出版前他就把打印的书稿给了我们几个人征求意见。后来胡绩伟就要约我,王若水、李洪林担任副主编,决定出民主丛书,把胡绩伟的《民主论》作为丛书第一本先出,1989年5月还搞了一次新书发布会,借着民盟的地点开的,很多人到会,这个会议我主持。胡耀邦4月15日去世以后,为了悼念胡耀邦,大学生纷纷起来游行示威,那个时候正很热闹,5月份开这个会,大家发言也是跟当前的事儿联系起来。比如民盟一个刊物的主编楚庄说了句很有意思的话,“杜鹃夜半流啼血,不信东风唤不回。”大家都是慷慨发言。后来整个丛书就没有再出了。 
《大师》:那《新启蒙》刊物呢? 
于浩成:是在1988年。上海的王元化和王若水商量搞新启蒙,搞了一个丛刊,只出了四期,已经有七期的稿子,但是后来都出不来了。1988年在上海开了一次会,王若水、李洪林、戈扬、于光远他们都去了,在那次讨论会上,准备成立新启蒙。 
1989年2月王元化到北京来,我们有一天晚上在都乐书屋,一个民营书店里举行新书发布会,很多人都发言。我就说了什么叫新启蒙,现在我们不但要批判封建主义,而且要批判披着社会主义外衣的封建主义,我说新就新在这里。后来方励之来了,他没有被邀请参加这个会,实际上把这个会给搅了。他来后直接提出人权问题,要求释放魏京生,引起很多记者骚动,其实我们并没有通知记者,会议被迫中断,我们就宣布散会。其实1986年时他就在安徽科大搞了群众运动,学生上街了,导致胡耀邦下台,这次他又这样一来。对他的做法到现在还有争议,历史的问题以后再说了,当时是这样一个情况。 
《大师》:等于也是中断了? 
于浩成:后来也被中断了。 

章立凡|历史从未宽恕过任何罪恶(二)

一言夺命,女童丧母

前面说到,母亲的几位邻居,在抄家时被红卫兵打死。其中最年轻的一位是张洁凤,她曾是美洲著名侨领司徒美堂的夫人。
现在的年轻人,很少知道这位司徒老人了,但在上个世纪的华人社会和洪门袍泽中,他是位大名鼎鼎的人物,与陈嘉庚先生齐名的华侨领袖。司徒先生原籍广东开平,早年到美国当劳工谋生。他身强力壮,为人豪侠仗义,逐渐成为美洲洪门的致公堂的掌门人之一。国父孙中山先生早年在美国从事革命活动,得到司徒先生从组织到资金的支持,孙先生还担任了致公堂的红棍(相当于执法者)。因此老先生的革命资历,至少与国父是同一辈分。
司徒老人身为革命大老,反对小辈蒋介石的独裁,故受到毛泽东的礼遇。他曾作为美洲华侨代表,参加新政协和开国大典,担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等要职。1955年老人逝世时,廖承志致悼词,周恩来、林伯渠扶灵,备极哀荣。
张洁凤也是广东人,但不是老人的原配。据说她曾是一名贴身使女,属于苦出身,后来收房成为夫人。老先生逝世时她还很年轻,年方三十左右,文化不高,人长得小巧玲珑。她享受着国家对知名人士遗孀的待遇,每月有七十多元的生活补贴,与她家原先的警卫员同住在一个小宅院里。
一位年轻孀妇,自然有再嫁的权利。于是她不时参加一些舞会之类的交际活动,以选择未来的生活伴侣。记得那时经常与她结伴前往的,有一位林光明女士(又名林妹殊,即前些年大名鼎鼎的气功师郭林),以及母亲的老同学黄瑞华(黄绍竑前妻)。后来张女士终于觅得意中人,是一位在云南工作的工程师。
老先生没留下多少遗产,张洁凤作为知名人士遗孀,如果再婚,就意味着必须放弃国家的生活补贴,这是一件很艰难的事。于是张女士采取变通办法,到云南与工程师秘密结婚,生下一名可爱的女婴后,带回北京生活,对外说是抱养的。
“寡妇门前是非多”,至少那位前警卫员一家是瞒不过的。内情逐渐透露出来,于是街坊四邻对她的“生活作风”开始有所议论。如今自由开放的少男少女们,恐怕无法理解在那个禁锢人欲的年代,一位顶着“知名人士遗孀”名分的女子守节之艰难。这爱和被爱的权利,对于张洁凤竟是致命的。
抄家一开始,街道便招来红卫兵,诬称张洁凤是“坏分子”,剃阴阳头、抄家、批斗,厄运一下子降临到无助的女人头上。她被扯开双臂悬吊在房梁上,轮番用皮带抽打······张洁凤很快奄奄一息,哀求看在年幼的女儿面上,饶她一命。但在场民警对红卫兵示意:“革命哪有不流血的?”于是再遭暴打,当即撒手人寰,撇下年仅六岁的小女儿。
小女孩成为无母的幼雏,孤苦伶仃地靠邻居的一点施舍活着。有时她在胡同里遇见我,照例会叫一声“小东哥哥”,但我所能给予的,仅仅是抚摩一下稀黄的头发,安慰两句。我没有随身带食物的习惯,也没有钱。
在那个荒唐的年代,“黑五类”中最荒唐的品种,莫过于“坏分子”。这是一个模糊不清的概念,任何不为体制或世俗所容,而又无法扣上地、富、反、右“帽子”的人,都可以被划为“坏分子”,是一种“百搭”身份。而张洁凤从未被戴上过任何“帽子”,只因过得比别人幸福了一丁点儿,就招来杀身之祸。
终于有一天,我在胡同里见到心酸一幕:那位头发花白的工程师从云南赶来,牵着女孩的手,各人手里拎着一个小包袱,蹒跚着沿胡同向大街走去,准备离开这块伤心之地。远远跟在后面监视的,是街道上的几位“小脚侦缉队”。
女孩望见我,又令人心碎地叫了一声“小东哥哥”,我心中百感交集,望了望虎视眈眈的街道干部,欲言又至,保持着距离慢慢前行。
这是我走得最长的一段路。拐出胡同时,趁“小脚侦缉队”看不见的空挡,我迅速上前,将所知张洁凤惨死真相,对女孩的父亲叙述了一遍。此时街道干部又跟了上来,警惕地注视着,我无言地目送父女俩上了无轨电车。
一年后工程师携女儿从云南来看我和母亲。据他说,家难发生后,接到司徒家的亲戚(著名画家司徒乔之弟妇)来信,方赶来接走女儿。这次是专程来解决遗留问题,他已经找到了当年的红卫兵、民警以及有关单位,但问题没有解决。
“文革”结束后,某日我接到一名女孩的来信,说她和爸爸到了北京,约在北海公园前门见面。我一时竟搞不清来信人是谁,如约前往,方知是张洁凤的女儿和丈夫。女孩已长成少女,大人则更加苍老。劫后重逢,望着相依为命活到如今的一老一小,如同恶梦醒来,良久竟相对无语。
得知张洁凤仍未落实政策,我帮忙出了些主意,起草书信向统战部和侨务部门申诉。张洁凤毕竟是知名人士眷属,终于发还财产、配给住房,给女孩安排了工作。父女从此定居北京,但死者永远不能复生。
张洁凤在海外洪门中,肯定够得上“祖师奶”级的辈分,敢于冒犯她的人,难免不落个装进麻袋、沉到水底“种荷花”的下场。她选择留在中国大陆,做一名幸福的普通女人,然而伟大时代竟不容热爱生活的小女子活下去,她为爱情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我不知道,那些置人死地的民警、街道干部和红卫兵们,今生能否摆脱良心的折磨?我无法想象,一名眼看着母亲被活活打死的六岁女孩,心灵上创伤能否愈合?我很想知道,张洁凤弥留之际,想对至亲至爱的女儿和丈夫说些什么?

章立凡|历史从未宽恕过任何罪恶(一)

近年屡见所谓“新左派”对于被彻底否定的“文化大革命”大加褒扬,另外还有一种论调,歪曲“宜粗不宜细”的本义,欲将“文革”的历史束之高阁。笔者是曾经沧海的过来人,特提取出其中的一些记忆,愿我们的民族永远记住这段滴血的历史。


恐怖之夜,走脱罗网
1966年8月18日,按当今的说法,肯定是个商家“大顺大发”的开张吉日。当日老人家临时换上不合身的绿军装,神采奕奕地登上天安门城楼,检阅红卫兵小将的队伍,向全世界昭告“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张。
当女红卫兵宋彬彬幸福地为领袖戴上革命的红袖章时,老人家亲切地问她叫什么名字。当他得知是“彬彬有礼”的“彬”时,似不经意地说了一句:“要武嘛。”于是宋彬彬从此改名“宋要武”,引为无上光荣。
我的父亲章乃器是毛泽东在1957年钦点的“右派头子”,我自然是没有跟着去山呼“万岁”的资格。据父亲分析,毛主席肯定要有出人意料的大动作。但这“动作”之快,是他没有料想到的。
我读书的清华附中是“红卫兵运动”的发祥地,老人家曾亲自写信,对“造反有理”表示热烈的支持。于是本校风光无限,成为全城红卫兵的“老大”,改名“红卫兵战校”。
其后数日,全城处于“破四旧”的狂热之中。8月23日清华园内抄家和暴力事件已不时发生,本班红卫兵到老师家中“破四旧”,回来还得意洋洋地说:有只很大的古董花瓶被他们打碎,王老师十分心疼云云。我见形势紧张,晚上偷偷跑到大学校园一个僻静的电话亭,与父亲通电话,得知家里也有红卫兵来贴大字报,但他说自己能够应付,并嘱咐我暂时不要回家。
8月24日晚上,清华大学校园里一片疯狂。前清大学士那桐题额的标志性建筑“清华园”门坊已被推倒,校领导刘冰、艾知生、何东昌及“大右派”钱伟长、黄万里等“牛鬼蛇神”,被用皮带抽打着,在现场汗流满面地搬运砖石······。本校一对姐妹花的母亲,是一位蒙古王爷之后,人称“善格尔公主”,在清华园一带拥有不少房产,也被披头散发地拖来批斗。有位中学女红卫兵,一路用皮带抽打一名“反动大学生”(据说其父是上海的基督教牧师),当有人提出要“文斗不要武斗”时,她理直气壮地回答:“是毛主席叫我打的!”这时我才明白,“要武”的暗示竟有如此大的威力。
当晚回到宿舍,里面空无一人,新置的蚊帐已被撕碎,床上铺着一张墨迹未干的大字报,将贱名打上红叉,责令:“反动分子狗崽子,滚蛋!快滚蛋!”
既然不受欢迎,于是收拾行李,遵命“滚蛋”。不料本校四门紧闭,未经“革委会”许可禁止出入,已成“关门打狗”之势。若不设法逃走,则皮肉之苦难于幸免。
我在运动初起时,曾勘测全校地形以防不测,发现校园围栏有一处不密,栏下有空间与校外小河相通。情急之下,于夜幕中钻出围栏,连淌两条小河,走上校园西侧的马路,刚好有一趟末班车经过,迅速登车远去。此时天降小雨,坐在车上,仔细品味着“惶惶然若丧家之犬”的滋味,不知进城之后,有什么样的命运在等待着我。
我不敢去灯草胡同章宅,便去了汪芝麻胡同母亲的住处(父母已分手多年),刚下公共汽车,便见一群红卫兵蜂拥而上,查问乘客“是什么出身”。走在黑夜的凄风苦雨之中,暗自庆幸“又逃过一劫”。回到家中,母亲告知本胡同的邻居张洁凤、傅毅茹、周康玉等几位小有资财的寡妇均已在抄家时被打死······我将从宿舍带回的大字报和破蚊帐给母亲看,她很是不解,以为同学间何至于有如此仇恨,要我明天回学校,好好向大家解释一下。看来她对于严酷的“革命形势”还很木然。
当晚心中记挂着父亲的安危,一夜没有睡好。次日一早,决定按照母亲的意思,回学校看看。同时叮嘱母亲,探听一下父亲的情况。
回到校园碰见的第一个人,是本班的辅导员,一位高年级的工农子弟。此人一向很革命,将我视为另类。一照面就板起脸宣布:“从现在起,不许你随便走动!”快走到宿舍楼时,遇见一位本班同学,是革干子弟,曾与我一道给校领导贴过大字报,算是有过“战斗友情”的。他摇晃着一条皮带,半开玩笑地对我说:“你拿上这个,回去教训教训你爸。”
我没有回宿舍,径直穿过操场,向教学楼走去。走到楼前时,见两位女红卫兵正在用皮带狠狠抽打门房周大爷。据说他曾是圆明园一带的地主,因家道败落,解放前就把地卖光了,后来便在学校当门房糊口。周大爷平日与世无争,好写几笔“精气神”之类的毛笔字,每逢冬至起九,便画上一幅“九九消寒图”挂在门房里,每日涂黑一个梅花瓣度日。他最大的乐趣无非是炖上一锅红烧肉,喝两口小酒。
此时本班同学已经在楼上望见我,招呼着要我上楼,但声调中暗藏玄机。我见周大爷被打的惨状,知道上去不会有好果子吃,便没有进教学楼。
昨晚尚可钻栏而逸,此刻却是大白天,故技不可重施。于是鼓起勇气,大摇大摆地走向校园西侧的旁门。此处有一位高年级的红卫兵站岗,他迟疑了一下,将头偏过,任凭我大步流星地扬长而去。闯关成功,心情不亚于伍子胥过文昭关。回家见到母亲,她已去过灯草胡同,父亲那里宅门洞开,外面邻居正在议论,说是“带走了,带走了”。由是判断,他已遭厄运,生死未卜。关于父亲九死一生的经历,已写入他的《七十自述》。
惨剧在北京的大街小巷中每天发生,狂热的背后,是中国“明哲保身”的旁观者们特有的冷漠。疯狂持续了多日之后,革命的高烧开始减退,于是我又回了一趟学校。
在校园里,见到一位被指为“作风不正”的高年级女生,被剃成了“阴阳头”。走进教室,只见两位“出身不好”的女同学王淑瑛、孙淑绮也被“剃度”,坐在角落的“另席”上,其他同学讪笑着跟我打招呼。问那位要我用皮带抽父亲的男同学,如当时我留在学校,是否也会遭到同等待遇?他笑着回答:“不会的,我们只想好好和你谈谈。”我冷笑一声道:“只怕未必。”。此后得知,本校万邦儒、韩家鳌两位校长,在8月24日晚遭到毒打。8月26日晚,物理教师刘澍华在斗争会上被毒打后,从锅炉房的高烟囱向内跳下,他的两条腿骨插入体腔,尸体缩短了许多。同时高年级的“反动学生”如郑光召(郑义)、郑国行、徐经熊等,皆在被打之列。郑光召身强力壮,是本校高年级学习、体育“尖子学生”,只因贴大字报保过校领导,被剥去上衣,光着膀子用皮带狠抽。他不服罪名,将一枚毛主席像章穿过皮肉,别在胸前,结果被打得肾脏出血。据老同学史铁生回忆,上述两位本班的女同学,也在被打之列。
“文革”结束多年后校友们聚会,同学们多为以往的伤害相互致歉(包括那位叫我用皮带抽父亲的同学),了却恩怨,重续友情。但孙淑绮同学从不露面,可见当年感情伤害之深。

万千惨景,一堆烂帐
从学校二次脱身后的几天里,我每日在街上毫无目的地乱走,大街上不时有满载抄家物资的卡车呼啸驶过。曾几次冲动想去找父亲,但一见到周围随处可见的暴力,便只有止步。直到半个月之后,才打听到父亲的下落,他被红卫兵押去参加吉祥戏院的“打人集会”,是从那里出来的唯一生还者。
我见到不少老年“黑五类”,被剃了“阴阳头”,被红卫兵押送着“遣返”回乡。在西单的大街上,见到两名女红卫兵,用绳索套在一名五十多岁的妇女颈上,用皮带抽打着,象狗一样牵着走,那妇女身着的白短衫上,好几处用墨笔写着“反革命”······
我不知这名妇女能否话下来?但有人亲见,另一名被诬以“反革命”罪名的年轻女子,抱缚在柱子上用铜头皮带抽打脊背,此女一声不吭,拒绝诬服,直到贴身衬衫抽烂;于是有人提议抽“前面”,遂被翻身反绑柱前,狠抽胸乳,没打几下,女子惨叫一声,立时断气。我认识的一位老人家的女儿,因为家庭出身不好,本人又长得漂亮,同班的女红卫兵便专门用皮带抽她的脸······这些都属于性变态的虐行。
记得一本精神病学书上讲,特定环境下的人群,会在某种诱因下,引发集体精神失常现象,称之为“精神病流行”。当年闭关锁国的中国大陆,就类似这种发病环境,各种矛盾找不到宣泄的孔道,一旦被人诱导,便集体发狂,使全国成为恐怖的大疯人院。
一位朋友访问德国后对我说:与经历过纳粹时代的老一辈谈起中国“文革”,他们特别能理解。红卫兵成为“文革”的第一批社会打手,就类似“冲锋队”。小将们是“无知者无畏”,但充其量只是帮凶角色。北京和全国各地发生的普遍暴力,不是什么自发的“群众革命行动”,各街道派出所都向红卫兵提供了本辖区的抄家对象名单。据《北京日报》,1980年12月20日披露的数字,从8月下旬到9月5日止,北京市共打死1762人。但社会暴力造成的大量自杀者,显然未被统计在内。
母亲所住胡同里,那位和善慈祥的傅毅茹老太太,家住独门四合院,热心邻里公益,曾被推选为街道主任。她年轻时应当是个美人,平日白发修齐,衣着整洁,保持着老年妇女的风度。老太太已故夫君是位旧时的小官僚,于是列入抄家名单,从褥垫下搜出短刀一把(我怀疑是有人栽赃),顿时罪在不赦,惨死于红卫兵的皮带之下。另一位周康玉女士也是独居小院,据说是天津名门周家的后裔,平日十分低调,但既属于“大资本家”眷属,自然在劫难逃,打成半死以后,挣扎着上了吊。
死者已矣,苟活者活罪难逃。大街小巷中,一下子平添了许多挂着黑牌扫街扫厕所的“牛鬼蛇神”,其中许多是白发苍苍的老头老太,我所见到的最高龄者,是一位已超过九十岁的老先生。印度和日本从事贱役的贱民们,在我们这个文明古国中,又增加了不少同类,街道卫生大为改善。
这条胡同是东城区财政局所在,该局临时成为抄家物资仓库之一。我曾见一对老态龙钟的夫妇,大约属于“小业主”阶层,推拉着老北京拣破烂用的四轮“地坦克”,上载一堆破旧的生活用品,步履蹒跚地到财政局请求上缴,说是红卫兵命令送来的,但该局不收。问“哪儿能收?”,答“自己问去。”于是又艰难地挪走。由是得知,某些抄家对象还要服“送货上门”的劳役。
抄家过后,北京的大小拍卖行里,堆满各种抄来的高档硬木家具(文物除外),以极低廉的价格出售,据说有识货者乘机购入,发了一笔小财。至于拣垃圾获得珠宝、黄金、银圆者,更大有人在。
某日母亲得到街道通知,每户发给小票一张,持票可购抄家物品一件。这属于“革命群众”待遇,她不敢不去。稍后带回一件三层的精巧食盒,说是周康玉家的,作价五毛。这件物品一直使人有杀人同谋的负罪感,只好当作那个荒唐年代的一件“文物”,保存至今。
这场社会财富再分配,居民廉价分得的,只是几滴余沥,聊为封口之资罢了,真正的大头在国库那边。一个有宪法的泱泱东方大国,不靠发展生产力来增加社会财富,却靠制造“阶级斗争”来剥夺公民的私有财产,殆非为政之正道。

杜润生:“中国特色”首先是不要前苏联特色

华生 首发于FT中文网

 

教训:十亿颗脑袋等于一颗脑袋

2001年7月18日,在大家给杜老开的88岁生日会上,他坦诚地说,"我最初参加革命,不是出于信仰马克思主义,而是出于对当时社会生活的不满。如鲁迅所说,一面是荒淫无度,一面是庄严的斗争。作为一个青年学生,我厌恶前者,仰慕后者"。

杜老自己总说,他称不上改革家,只是一个改革者,但是他对改革的认识深度,是大家才能企及的。

大家知道,杜老晚年除了农民问题之外,说的最多的就是改革要过两个关,一个是市场关,一个是民主关。市场关人们知道的较多,但杜老说的民主关究竟是什么,很多人只是望文生义,并没有很好领会。

杜老关于民主的思考始于农村改革的争论。

杜老多次回忆,自1950年代合作化时期起,土地家庭经营、包产到户的问题就在实践中反复被提起,但均因毛泽东同志认定土地家庭经营就是单干,就是资本主义而屡屡受挫。

改革开放开始的土地家庭承包责任制也有许多争论,也经历了一个"不许"、"不要"和"也可以"的过程,也有"要群众,还是要社会主义"的争论。

由于杜老坚信党的根本宗旨是为群众服务的,群众而不是教条才是更根本的尺度,故他坚定地支持土地家庭承包。

但是,这个政策最终得以实施,离不开邓小平的默许和支持。

杜老说"在当时的环境下,由于历史条件和意识形态的束缚,包产到户的做法遇到了很大的阻力。可以想象,如果没有邓小平的远见卓识和强大支持,农村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就很可能被扼杀于摇篮之中,或者被大大推迟,甚至长期和农民顶牛。这就会阻碍中国经济发展的进程"。

这种情况也触发了杜老进一步的思考。

一个就是不能用僵死的教条来束缚实践发展。他说"深化改革,前提是解放思想,不搞本本主义"。

另一个就是要允许独立思考,允许不同意见。"我们必须足够估计和重视长期以来东方专制主义造成的历史影响。中国历史是一个皇权大一统的社会。皇权至高无上,是天子,代表上天"。

因此容不得不同意见,缺乏民主传统。但是,"没有独立思考,十亿颗脑袋等于一颗脑袋,要错大家一起错,我们有惨重的历史教训"。

 

谜题:中国特色首先是不要前苏联特色

杜老属于真诚的理想主义者,早年为了改变黑暗的社会现实而投身革命,一辈子献身于人民,特别是农民的解放和福祉,90年代以后反思的更深。他看到了历史的曲折、错误的代价,但他不是历史虚无主义者。

他反对美化旧中国、丑化中国革命走过的道路。对我们有时急于求成和求全责备,他会说,年轻人,世界上不存在只有成功没有代价的发展,关键看我们能够取得多大的成功。世界上和我们起点相同、今天还陷在落后和内乱中的国家太多了。

因此他满腔热情地投入和致力于邓小平开启的改革开放事业。他晚年对于中国能够在短短几十年内走到世界发展中国家的前列、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在望极为欣慰。

他带着孩子般的天真对大家说:"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能活90岁。想来想去,就是靠共产党给我们创造了一个新时代,使我们这些来自乡村的知识分子,生活条件不断改善"。

也正因为如此,在苏联解体、东欧巨变之后,杜老陷入了对党和国家命运的长时期思考。

杜老认为"前苏联解体,乃是历史向社会主义国家提出的警示:一个人权力过分集中,搞个人崇拜,一言堂,凭借无产阶级专政名义滥用权力,打击异己,奴役群众。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绝对腐败,导致政权丧失"。

因此他不同意那种苏联巨变是因为个别领导人软弱退让的分析,因为前苏联后来左派的政变反而加速了苏联的解体,而如罗马尼亚齐奥塞斯库那样一直用最严厉手段控制,到最后垮台得还更惨。

他提到,如果说是原苏共个别领导人起了重要作用,那么也是长时期一味提倡无条件服从、没有独立思考和不同意见、所有人的脑袋只能听一个脑袋,从而使党丧失了战斗力的结果。

故他认为,苏联解体主要源于"苏共的三个垄断,即垄断权力、垄断资源、垄断意识形态",从而固步自封、听不得不同意见,这样必定脱离群众,最终被人民抛弃。这样才会"当出现苏联解体剧变时刻,人民竟然坐视不救"。

所以,中国要避免前苏联的覆辙,一定要走出自己的道路。

他说,要"搞清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含义。什么是中国特色?首先是不要前苏联特色,不要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这是历史经验告诉我们的"。"如同邓小平同志所说,我们原来的政治体制都是从苏联模式来的。看来这个模式在苏联也不是很成功"。

杜老认为,前苏联政治模式的主要问题就是民主程序方面存在重大缺陷,因而逐步脱离了人民。"不要认为只要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就会自然而然地吸引住群众,党的一切活动,就可以不顾群众的意愿,不受约束、发号施令,任意为所欲为。这正是前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的重要教训所在"。

特别是考虑到"中国是一个缺乏民主传统的国家,历史上都是改朝换代不换制。'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愚民政策,是皇权赖以维持其不容改变的'家法'"。

中国共产党人的革命是为了绝大多数人民的利益,是"无数革命先驱为之牺牲奋斗的事业",因此"必须批判历史上一切封建专制主义对人民的精神污染。代之以人民民主政体,形成一种新的政治文化,使一度被轻视的人的价值和与生俱来的权利——生存、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受到法律保护,使之成为社会生活、政治生活的基石"。

杜老还深刻地看到"我们党作为执政党,需要通过民主政治团结广大人民群众",其原因还在于市场化形成的利益多元化。

他指出“90年代,我国引入市场经济,使利益主体多元化,出现了多种经济主体,既要竞争,又要合作,也必须靠民主政治发挥社会整合作用。民主和经济是不可分的”。

因此,民主法治也是应对和顺应市场化、全球化的潮流和趋势。这是非常有深度和远见的。

缅甸密支那云南同乡会声明

缅甸金凤凰中文报社

关注中国远征军英烈遗骸归葬项目之人士:

中国深圳龙越慈善基金会多年从事抗战老兵救助事业,成效颇丰,我等甚为感佩。因我密支那华人华侨与中国远征军渊源颇深,吾辈中人多为远征军后裔,为先辈之英勇精神所感染,数十载前就协助收葬牺牲英烈之遗骸,建立墓园,经年祭扫。然因中缅关系变化,远征军墓地未能妥善管理,以致损毁严重,我等后人亦深感愧疚。今载初夏,基金会派员赴密商议挖掘远征军遗骸之事,吾辈之前已多次为中国举办“忠魂归国”挖掘遗骸并妥善护送至中国,众人均以为此次挖掘如以往一般,只需数具遗骸以供祭奠,故全力支持与配合,在密华人热爱故土之心日月可鉴。孰不知事态演变出乎我辈料想,基金会欲将护佑我等缅甸华人柒拾余载之先辈英灵,悉数运往中国。我等不能冒天下之大不韪,致使英灵漂泊,不得安息。

现经缅甸密支那全体华人华侨商议,特就远征军英烈遗骸归葬事宜作如下声明:

一、深圳龙越慈善基金会宣称:“此次挖掘远征军遗骸欲归葬云南昆明,墓地所需30亩土地已落实”。然中途忽听闻需移葬湖南,而今突选施甸暂厝,忽东忽西、忽南忽北,我等亦不知明日又将移往何处?言而不立,何信之有?

二、深圳龙越慈善基金会负责人蔑视密支那华人华侨。自遗骨挖掘始,密支那华人华侨倾力配合,多为周旋,出力甚多。遗骨移至同乡会华人公墓后,更倍加精心看护,所作所为,世人尽知。远征军遗骸归葬事宜可谓庄严、重大之事。然该基金会在中国北京召开新闻发布会,广邀各界人士参与,唯不告知密支那云南同乡会。我同乡会数万成员,闻听此事,顿感愤懑。基金会视我在密华人为何物?移灵之事天下人尽知,独我在密华人不知,此等待人,何其愤也!

三、远征军遗骸归葬活动获中、缅中央政府批准为不实之辞。该基金会宣称遗骸归葬之事已获缅甸中央政府批准,此等光明正大之事,请该基金会出示缅甸中央政府批准文件,并请熟知缅文者翻译成中文以正视听。另有该基金会提供给我会之中国政府批准文件,仅为活动说明一份,所列内容为基金会近日活动流程,落款为该基金会和数个参与活动的社团,其中两个社团未签章。我华人华侨非愚昧无知之众,岂可如此蒙骗。

四、中国远征军遗骸归葬岂能用于炒作。中国远征军在密阵亡官兵皆为民族英雄,我辈后人亦万分崇敬。然有人欲借远征军遗骸归葬大肆炒作,图名乎?图利乎?抑或另有它图?常言道:大爱无声、大善无痕,善举之士何不习之?回想去岁四月,该基金会孙理事长春龙先生亲率数十人,自中国各地飞昆明,又飞瓦城,再飞密支那,仅为慰问两名远征军老兵每人每月500元生活费,每人发放半年,共计6000元。然其一行花费不下数十万元,此中款项多为义善之士所捐,我等在密华人见此情形皆大为感慨,行善之举岂可如此为之?

五、全然不顾华人华侨处境与感受。此次大批遗骸归葬之事既敏感,亦复杂。基金会未获有效正规之批准文件,未与密支那华人社团联系沟通,全然不顾在缅华人之微妙生存状态,亦无视现正处于缅甸大选之敏感时刻,组织庞大车队,浩浩荡荡开赴密支那迎接遗骸。汝辈可知缅甸亦为主权国家?汝辈可知缅甸政局之复杂?汝辈亦可知数十年来缅甸华人处境之艰辛?移灵不成,我等深知众爱心人士之感受,然善事须用善法,善因方能结善果,望诸君共鉴之。

六、共悼英烈、殊途同归。我辈在密华人就远征军遗骸如何安置之事,自九月初即多次开会商议。九月中旬,会议决议此批遗骸拟安葬于密支那华人公墓内,并及时告知该基金会。然该基金会全然未予理睬,一意孤行,造成今日之状态,故责任全在基金会。本同乡会高会长仲能虽于10中旬受施甸县政府官长邀请赴施参观,其未知基金会与施甸县合作之事,仅表态将来在条件许可的情形下配合施甸县搜寻远征军遗骸以建墓园。高会长素为忠义豪爽之士,在侨界有口皆碑,而观基金会所作所为,不独高君,众华人皆愤愤不平,菩萨尚有金刚之怒,况我凡人乎?现在密华人皆认为,青山处处埋忠骨,万勿惊扰英雄魂。在密众华人将出资择地选吉日隆重安葬远征军英烈遗骸入土为安,永世祭祀,以供后人铭记中国远征军不朽之功勋。

七、11月5日始,有社团利用网络和媒体对遗骸归葬事宜不能成行一事,大肆攻击我密支那云南同乡会,严重损害了我会声誉。我会再次重申,对利用远征军遗骸归葬之事沽名钓誉、引人关注之相关社团及个人必须为我会恢复声誉,并就此事赔礼道歉,我会将保留采用法律手段维护我会声誉之权利。

缅甸密支那  云 南 同 乡 会、 华侨妇女联谊会、华 侨 佛 教 会、  育成学校董事会、       

            育成学校校友会

                2015年11月6日

 

追魂(刘进兴)访谈录

故事整理人:马 萧

受  访  人:追魂(刘进兴)

受访时间:2015年9月16日

追魂:本名刘进兴,1972年出生於湖北大冶,毕业於湖北省美术学院,艺术家,现居北京通州宋庄,从事艺术创作。2011年,因策划“敏感地带”行为艺术展,被刑事拘留一个月,罪名为“寻衅滋事”。2012年,因与其他艺术家一道举牌抗议劳教制度,被刑事拘留一个月,罪名为“聚众扰乱社会秩序”。2014年10月,因声援争取“真普选”的香港市民,遭到逮捕,被羁押九个月零两天,罪名为“寻衅滋事”,2015年7月,以“不予起诉”为名获无罪释放。

马萧:请谈一谈您被羁押的个人经历。

 追魂:我第一次遭到警察的抓捕还要追溯到2009年,那一次事由是因为举办“宋庄艺术节”。因为艺术所追求的自由创作以及艺术家本身所需要的激情与中国大陆的政治审查制度发生冲突,我在之后每年几乎都有被抓捕的经历。

2010年,宋庄部分艺术家在潮白河举行了一次自发的艺术活动,相当多的艺术家参与了此次艺术节,因此遭到警察的驱散并抓捕。当时,我是此次艺术节的策划人,具体组织者,因此遭到抓捕,被行政拘留了九天。

2011年,我策划、组织了“敏感地带”行为艺术展,在中国当代艺术馆举行,因为这次行为艺术展涉及到许多抗议和嘲弄现行政治审查制度的相关内容,我遭到刑事拘留,罪名是涉嫌“寻衅滋事”,羁押一个月后被“取保候审”。

2012年,正值当局“十八大”前后,我和另外一位艺术家朋友合作搞了一次行为艺术,举牌抗议劳教制度,遭到逮捕,罪名是“聚众扰乱社会秩序”,被羁押了一个月。当时,一同被逮捕的还有另外一位艺术家,还有我太太,她当时在现场为我们的活动拍照、发布消息。

2014年10月,香港“占中”期间,因为声援“占中”的香港市民,我被以“寻衅滋事”罪遭到逮捕,2015年7月,以“不予起诉”之名获得释放,这一次羁押时间最长,达到九个月零两天。

 

马萧:请谈一谈您最近一次被逮捕的经过。

追魂:去年香港“占中”运动爆发以后,在中国大陆引起了很大的反响,2014年9月2日,一位诗人朋友组织了一次声援香港“占中”运动的诗歌朗诵会,宋庄有很多艺术家都参加了这次诗歌朗诵会,随即,警察就开始抓人,当时抓捕了好几位艺术家。我们知道这个消息后,就通过微博、微信等方式把警察抓人的消息向社会公开,为被抓捕的艺术家寻找辩护律师,探望、慰问他们的家属,并且在艺术家中间积极互动,互通新的消息。

在大陆,因为没有言论和创作的自由、没有结社和集会的自由,整个儿都是由警察来实行高压统治,一旦发生这种逮捕行动,在艺术家群体内部,其实大家也都心怀恐惧,说没有一点恐惧感那是假的,因此,大家往往通过相互之间走动,来抱团取暖,共同抵御来自警察的压力。

10月8日,有几位朋友来我家串门,坐了一会,我们又去了另外一位朋友家,刚到这位朋友家,还没落座,秘密警察就尾随而至,他们很可能是通过手机定位系统来跟踪我们的行动,这些朋友当即就被警察带走了。

我当时留了一个心眼,也是在拖延时间,要求先回家一趟,因为这些警察都是身着便衣,并且没有携带任何法律文书,他们没有充分的理由来反对我的要求,于是,他们就一路尾随到我家,我让他们出示法律文书,至少需要传唤证明,要求他们按正当的法律程序走。他们没有这些东西,拿我也没有办法,双方就僵持在那儿,最后,他们不得不从宋庄派出所调来一些穿制服的警察,就这样,将我推推搡搡地带到了宋庄派出所。

我进去时,宋庄派出所热闹非凡,一共抓捕了十多位艺术家,都在派出所的大厅里,轮流等着警察的讯问,讯问过程由预审的警察直接负责,有些艺术家被问完话后就被释放了,最后,有三位艺术家被拘留,我、吕上和李磊。 

这是10月8日下午发生的事情,但直到10月9日晚上10点多,警察才将我们三人送往通州看守所,早已超过法律规定的24小时,但警察是不会顾及这些法律小节的。

即便是送到看守所,警察一路上都是带着威胁与恐吓,因为我们仨是同时送往通州看守所的,警察就吓唬我们,说你们中间有人会直接拉到“一看”去。“一看”一般羁押那些大案要案的犯罪嫌疑人,警察通过这种方式来给我们制造心理压力,不过到最后,我们仨都留在了通州区看守所。在此之前,我已经进出通州看守所多次,所以对这里的情况比较熟悉,心里也有所准备。

马萧:请谈一谈您被审讯的经历。

追魂:整个被羁押期间,我一共被审讯了46次,审讯主要集中在刚被送进看守所的头两个月,前半个月最密集,每天都会被拉出监室提审,上午九点开始,晚上十一点结束,有时,中午会放我回监室吃中饭,有时不让回监室,就在审讯室里饿着。最惨的一次经历还是2012年,就是抗议劳教制度那会儿,审讯到凌晨两三点是经常发生的事情,有时候,狱警在凌晨五点突然把我叫醒,拉出去提审。

在审讯过程中,预审的警察污辱、谩骂、恐吓是一种常态,其实警察在审讯开始之前,也向我出示了“在押人权利告之书”之类的法律文书,上面明确被审讯者拥有哪些合法的权利,包括聘请律师、拒绝回答,等等。但这些预审的警察很坏,他们拿着这份法律文书在我眼前一晃,然后就催我马上签字,对於警察来说,既要履行这样一个既定的法定程序,证明他们在审讯之前,被审讯者已经被告知他们的相应权利,来彰显警察办案的文明程度,同时又要防止被审讯者利用这份文书上确定下来的在押人权利来为自己辩解、开脱。

因为我根本看不清楚这份文书上写的什么内容,所以一开始就拒绝签字,他们就抬高声调,不断地催逼,等到我签完字,我都不知道上面具体写的什么,其实即使看清楚了,在押人的真实权利也是得不到任何保证的。

整个审讯过程都是围绕香港“占中”运动展开的,预审的警察明确告之,说北京市公安局专门成立了一个关於香港“占中”的重案组。另外,在审讯过程中,警察做的记录通常会故意对我的回答断章取义,模糊和扭曲一些说法,不按照我的真实意愿来组织文字,歪曲我讲话的原意,他们会按照他们的思路来组织文字和语言,也就是按照有利於定罪的方向上去写。这让我很警惕,和警察交往的每一个细节,都是要非常注意的,很可能一个意外的疏忽,就有可能让他们揪住你的把柄,成为定你罪的致命证据,而你在当时还可能认为这是些无关轻重的东西。

因此,我看过审讯笔录之后,就让他们修改,并且是一个字一个字的修改,预审的警察就会变得异常的暴躁,但一旦他们拒绝修改,我就跟他们较劲,拒绝签字,这个博弈的心理过程是非常艰难的。因为只要是他们歪曲真实意愿的地方,每个字、每个句子,都意味着他们是在故意设套,来构陷你的关键之处,每个字都非常重要,因此,他们会不断地给被审讯者制造心理压力,而且狱警也会在一旁帮着不停地催促,因为他们在等着押被审讯者回监室。

实际上,在押人在审讯过程中的实际权利得不到任何保障,比如,在审讯中,警察不让被审讯者撒尿、不给水喝、不给饭吃,这甚至不是因为你不配合他们的审讯而对你进行的惩罚,这是他们虐待在押人的一个工作习惯,就是要故意折腾你,让你自己感觉到低人一等,自惭形秽。 

而在这一过程中,警察的粗口几乎是一种常态化的语言,并且都是随口而出的,时时刻刻都在发生。有时,他们从对面走过来,冲着我就破口大骂,完全没有心理防备,他们也不会顾及当事人及他们自己的脸面,“狗*”、“垃圾艺术家”、“混蛋”、“一小摄”、“跟政府作对,什么玩艺!”“想捏死你就捏死你”---,诸如此类,我对这些警察的观感,根本谈不让“素质”二字,就是一些打手,一群穿着制服、吃着纳税人俸禄的无赖。

在这个过程中,被审讯者只能用无限忧伤和无奈来表达内心的真实感触,人格受到极度的伤害和污辱,甚至连最坚强的人都会心生不愿苟活的轻生念头,我在提审的过程中,就冒出过几次想在台阶上撞墙而死的念头,这样的念头在脑海中一闪而过,但心里又害怕,担心撞不死,落下个终生残废。 

在我所在的监室,有一位在押人,他因为涉嫌强奸被送进来,但他自己感到委曲、冤枉,在监室里,要求申张在押人的基本权利,狱警就骂他,说:“你有狗屁权利,只有刑期的权利。”像这种话会经常性的挂在警察的嘴边,对那些不服从“管教”的在押人。因为这位在押人不停地要求申张权利,狱警就指使监室的牢头虐待这位在押人,他被整得很惨,后来,送到公安医院去治疗。就在那里,他咬自己手腕上的动脉血管自杀,但最后还是被抢救过来。

像这种有辱人格尊严的做法在牢房里俯拾皆是,整个牢房的生活都是由这样的生活片断一片一片组成的。比如,在提审过程中,在被提出监室门口之后,狱警昂首挺胸,大步流星,而在押人只能沿着过道的一侧溜边走,必须低头,猫腰,双手要握住生殖器,这种场面,就好像警察在溜小狗的形态,人的尊严甚至还不如一条狗。

还有,“见门要喊报告、谢字不离口”,从监室出来到审讯室,中间一共要经历四道铁门,150米左右,每走到一道铁门,在押人必须喊报告,警察打开铁门,必须喊谢谢。而在这段路途中,只要迎面遇上警察、医生或者看守所其他工作人员,都要规规矩矩停下来,冲他们喊报告,如果警察有任何动作,比如,心情好的时候找你搭句话,心情不好的时候骂你一句,你都要喊谢谢。这样的场面真的很荒诞。

另外,审讯室被安排了一个专门的楼层,被审讯者送到审讯楼层时,并不一定马上就会接受审讯,比如,审讯室里面还有人在审讯,预审的警察还没有做好准备,有时就为了故意消磨被审讯人的意志,等等。这时,狱警把人带到提定的审讯室房间外,被审讯者就在审讯室门口等着,在押人都穿着囚服,面朝墙壁,头部顶在墙面上,猫着腰站在那里,男人低头猫腰双手抱蛋,女人双手合一,捂着自己的阴部,排在审讯楼层过道每间审讯室门口的门侧,一排一排弯腰躬在那里,等待警察的审讯,周围一片死寂,在未审之先,整个等待过程就充满了阴森恐怖的气息。

这些东西都是由每个监室的牢头负责教,如果在押人不按照牢头的要求去做,就是违反监规,这在看守所里面是一条重罪。“监所规则”的第一条就是“一切行动听从政府工作人员的指令,服从政府工作人员的安排”,所有在押人都必须绝对服从狱警的命令,没有任何商量和讨价还价的余地。因此,如果在押人稍微有抵触或不满的情绪,更别谈反抗,回到监室后,狱警就会指使牢头报复你,我很少看到过在押人敢於对抗狱警命令、对狱警有不恭敬行为的现象。

在这九个月的羁押过程中,我一共换过四次监室,其中有一个监室的牢头被管号的狱警撤销了值班员的职位。这个牢头是个惯偷,他和别的牢头一样,也是忠实地服从狱警的命令,但是这一次他却闯祸了,狱警说他没有把工作管理好。起因是,这个牢头指使和纵容手下的打手打一位在押人,他在一旁冷眼旁观,没有出面制止,结果这个人被打得很惨,可能对管号的狱警产生了影响。于是,狱警撤了他的牢头职务,这个牢头心里不服,感到委曲,竟然当面顶撞狱警,说他过河拆桥。

结果狱警将他调到另外一个监室,这个狱警管着三个监室,都是相邻的,这个被撤了职的牢头被安排到了隔壁的监室,狱警吩咐那间监室的牢头,命令他让这个惯偷打扫厕所,不允许牢头让他睡觉,让他通宵值夜班。因为两个监室是相邻的,所以我们在这边听得清清楚楚,相对来说,这还算是比较轻微的惩罚。

马萧:请您谈一谈看守所的内部管理制度。 

追魂:看守所实行狱警负责制,管号的狱警是每个监室的第一责任人,实际上,狱警是不直接进入监室和直接管理在押人的,他们会指定监室里某些在押人来负责每个监室,一般是两个人,现在叫“正值班员”和“副值班员”,至於狱警负责的监室,有的负责一个,有的负责两个,有的负责三个,视人而定。所以,每个监室实际上是由牢头来进行管理的。 

牢头要做哪些事情呢?每个监室的牢头最大的工作就是要维持在押人的情绪稳定,协助看守所完成整个法律的诉讼程序,防止在押人在里面出现自杀、自残的行为。而在这个大的目标下面,牢头通过不断地训练和洗脑,让在押人进入到一种绝对服从、听从的犬儒化状态,臣服到看守所的压迫制度之下。

首先,新的在押人一进去,都会给新人一个下马威,比如,冲凉水澡,一周不让你和别的在押人说话,其他在押人也不允许和新人搭话,这叫“关机”,而在平时,牢头动辄就会谩骂这些新人。

监室里面的活分成三六九等,擦厕所、擦地板、擦玻璃、整理贮物柜,等等,其中最下等的活是擦厕所,也叫“冲漏”。新人进来之后,首先要干的活就是“冲漏”,新人在“冲漏”时不能有任何抱怨的情绪,不仅不能抱怨,而且还要热爱,在每次“冲漏”之前,新人要大声念一段语录,说“漏在人在,漏亡人亡,我与漏共存亡”。通过这些细微的动作,从人格上羞辱新人,如果新人不听话,不服从,就会遭到殴打。

还有,新人要比那些资格老的在押人多值一些夜班,有时,牢头为了整肃这些新人,让他们值“小夜”,看守所的夜班分为几个班次,每个班次两个小时,所谓的“小夜”,就是要值四个小时的夜班。除了“小夜”,有时还让新人值“花班”,就是先值两个小时的夜班,然后再让新人睡两个小时,再叫醒来再值两个小时的夜班,再睡,也叫“穿插班”,实际上是不让他们有充足睡眠的一种虐待方式。

在看守所,每个人都是这么一步一步挺过来的,等到新人融入到这种环境,习惯之后,实际上就进入到那种听从、服从和顺从的牢狱生活状态,在精神上彻底投降了。如果这些新人还有所保留,性格还没有完全被磨平,牢头就会相应地延长这个适应期,直到他彻底顺服为止。

这种牢狱生活是有实际内容的,比如,站着,不能走动;躺着,不能坐着;坐着不能站着。并且,每个动作都有指定的姿势,比如,站,不是笔挺、威武的站立,那是狱警才能享受的权利,在押人必须双手抱蛋,猫着腰躬着;坐,双腿要盘着,两眼平视正前方,双手平放在膝盖上,不能随意乱动,也叫“打坐”;躺,必须是一个人的鸡巴正对着另外一个人的屁眼,侧躺,因为监室里人多,所以铺板上睡不下,一米七宽的铺板位置要挤七个在押人,塞得严严实实。一个监室三十来平米,一般要羁押二十多个人,十分拥挤。

牢头是有特权的,他不用干具体的活,不用值班,当然,如果狱警指定牢头值班,他也只能服从。总的来说,牢头在监室里有相对的自由,睡觉的位置有一个标准的单人铺位,一米二宽,吃饭时牢头指定下面的人进行分配,因此,他可以多吃多占,但实际上,因为看守所的伙食并不好,多吃多占也捞不到什么东西。据说,国家财政给看守所补助每个在押人六块钱每天的伙食费,这个消息不知是真是假,如果每位在押人一天只有六块钱的伙食补贴,一顿饭只有两块钱,按照今天的生活和物价水平,根本就满足不了在押人最起码的生活水平,更不用说能够吃得好、吃得饱了,有些狱警就公开地对在押人说:“我们看守所不是让你们来吃饱、吃好的地方。”

除此之外,牢头还有一个很大的权力,他们一般都会变相地盘剥在押人的财物,比如,占用在押人的“号费”,所谓的“号费”,就是一些集体公共物品,需要大家共同出钱购买,比如,厕纸,实际上,这种公共物品支出的费用并不多,因为平时每个人的生活物品都是由自己来购买的,但是,每位在押人每个月却要缴纳一百块钱的“号费”。每个新人进去之后必须存五百块钱,一个月下来,真正花到在押人身上的钱只有一百来块钱左右,购买被褥的费用二百块钱,每个月的“号费”一百块钱,剩下的一百块预存到下一个月。

如果一个监室有二十多位在押人,那么,一个月可供支出的“号费”就有两千多块,除去一些没有钱缴纳“号费”的在押人,少说也会有两千块的“号费”可供牢头支配,而监室里的公共费用开支每个月三百块钱就足够了,这样,剩下来的钱就可以由牢头来自主支配。

还有就是被褥的钱,这也是牢头收入的一项主要来源,每个新人进来之后都要购买被褥,每床被褥两百块钱,牢头扣除这两百块钱之后,并不会真正去购买被褥,而是拿一床旧被褥给他盖上,这些旧的被褥一般都是那些离开的在押人留下来的,不需要花费一分钱,这样,牢头就会把这两百块据为己有,因为监室里每个月进进出出的人很多,因此,这些被褥钱实际上是一笔很大的收入。

至於吃的东西,有萝卜过河,就是水煮萝卜;土豆洗澡,水煮土豆;白菜游泳,水煮白菜。主食是馒头,现在每一周有一次改善伙食的机会,一次水饺,一次米饭,就是这样一个状况。

来源:民主中国

一个人的性生活

原创:叶海燕2015-11-03

今天对我来说最重要的事情是,性用品买回来了,一个电动的肉丁丁,可是,性欲没有了。这种失落怎么来形容呢?就像你走了很远的路去买东西,结果发现没带钱包;或者你好不容易赶回家,发现没带钥匙;你刚煮好一碗香喷喷的饺子,正准备吃,结果不小心洒了一地。你花几百块钱买的小宠物,才养一天就走丢了……等等这些,都没有我今天的感觉让人郁闷。
我折开包装里崭新的丁丁,对我来说,它就是处男。毕竟我是第一个用它的人。可我折腾了大概半小时,快感一直来不了。前前后后左左右右,我都试过了。可我全身的每一个细胞都像睡着了。不,就像被杀死了一样安静。
如果是在性致好的时候,我可以三分钟完事。酒后可以连续三次。可今天,我很努力的,用尽了方法,仍然来不了。
这个时候,我才理解,为什么有的人,会迷上春药。
到群里的时候,我跟朋友们分析。我之所有最近没有兴致,一定是跟眼下的时局有关。时局不好,打炮的心情都没有了。所以,我认为当局偶尔也得释放点意识形态的春药,抚慰一下自由派。接下来,会给出什么春药呢?我还真有点期待。
最近一系列的动作,用我今天的一句话来形容,那就是“倒车的声音已经太刺耳了!”
不过,别多嘴。让他去!
高人执事,闲杂人等,一概闭嘴。杨恒均也不例外!
那个杨恒均偏偏不闭嘴,天天给中共洗脑,可惜中共脑子里化石太多,洗也洗不掉。可总有几个人在那里默默地洗着。
刑法20条我看了。
增加了一些什么内容,我都看了。
闭嘴,不说!让他去!
12339举报热线,我也看了。笑而不语。闭嘴,不说!让他去!
我相信,按这个速度倒车,很快就会渐入新境了。新境并非佳境,谁都不确定,都在等重头戏。但至少有一点可以确定,中共在历史上的定位,更清晰了!更生动,更接近现实了。
我相信不只是我一个人,很多人都故意捂住嘴,不说话。我早就感觉到这份冷静的沉默,在暗处早已集结成了一股强大的力量。相信到了能说话的时候,那一定势如破竹,响彻云霄。
这就是触犯众怒的结果。
本来前几天,我很悲观的。我认为,我已经活不到等到他们倒霉的一天。但是今天看到12339的消息,据说有一定的真实性。我就笑了。就决定再努力一把。于是,我积极去看医生。
前天,我嘴里溃疡,疼了一个晚上,第二天脸就肿了,一天没吃饭。第二天,又是半天没吃饭。完全不能把嘴打开,吃不了饭。我想,我就这样饿着吧。反正也活得烦了,不如早点死。
我真的想放弃自己。
这个时候,不要说什么父母,孩子,自己都救不了自己。
并不是说我因为生存压力太大而活不下去。是因为老大哥的眼睛总盯着你,总想惩治你,修理你,还要想法设法折腾你,你日子一过好了,他就过来整整你。让你变得艰难!
并不是我怕,就不想配合他这种玩弄国家权力的兴致。
当我听到了倒车的声音,我立刻清醒了。我想,是快了!
于是我带着丢丢一起去打吊针,打完吊针3点了。我还是没有去吃饭,而是直接回家洗衣服,然后玩丁丁,然后洗了个热水澡。终于觉得自己浑身都是力气了。然后回到图书馆,做了很多杂事。一个人既舒服,做事的效率也高。
我原想花三天时间来养病,好好睡三天。
结果我只睡了半天。
我修好了打印机,给丢丢洗了澡,还拖了地。因为图书馆的面积不够,还准备扩充一个阁楼,腾一些地方出来摆书。我联系了房东,商谈物业费的事情。我也发了信息去转卖健身卡,想把健身卡的钱用来装阁楼。我还抽空发了两条推,顺便也发了微信,在论坛回了贴……
生活真充实啊!
今天邻居来看书,突然说一句,“怎么总看到你一个人忙来忙去,你老公呢?”
我很小声音说,“我没有老公。”
我之所以不敢大声说,我怕他误会,我说没老公,意思是他有机会…..你们知道,我不需要男人给我挑水。
我为了不让他误会,又小声加了一句,“一个人挺好的啊!”
话一出口,立刻感觉这又是画蛇添足……只好不作声了。
是不是一个人过了太久,就变笨了。

寓言:村干部是怎样发家的

网文

某村,有种菜卖菜的,有养猪卖肉的,有种粮卖大米的,有种果树卖果子的,有开厂生产家电的,有村长修房卖房的。以前结构合理,这个村一直能保持平衡发展,大家都能各司其职的做自己的事,自己的产品也能平衡的互相卖出去,发展很合理。大家都有肉,有饭,有果子吃,有家电用,有房子住。  
种菜卖菜的种2万斤能卖2万元。有养猪卖肉的能养2千斤,能卖2万元。有种粮卖大米的能种1万斤,卖2万元。有种果树卖果子的。有开厂生产家电的,能产5万元 。村上的铺子价格也合理,一年你百元,不管是卖菜的,还是卖肉的都能接受,都有自己合理的利润。大家的日子也一天比一天过得好起来了,余钱也存了一些。
但是突然有一天村长想把这些人的余钱骗过来,并且最好后面好多年的都骗过来,村长修了很多房子,第一年村长卖10万一套,卖肉的买了,欠了8万。第二年村长卖20万一套,卖米的急了,看着卖肉的赚了,也买了,欠了15万。第三年卖50万一套,卖果子的也买了,欠了40万,钱不够的,可以到村长的钱行去借。
就这样村里有能力的人都买了村长的高价房,村长是赚大发了啊,不但把他们以前的积蓄赚了,还让他们后20年赚的钱都源源不断的流给自己。 于是卖肉的,卖了钱,不敢像以前一样买家电去,买水果去,赚了一点钱后就还村长钱去了。其他的也是这样,卖了一点钱后还村长钱去了。就这样,渐渐的卖肉的卖不出去了,卖菜的也卖不出去了,卖家电的也卖不出去了。因为大家都没钱了啊,买不了啊,即使有赚了点钱又还村长了啊。更可恶的是村上的铺子租金一年比一年贵。 卖了的菜钱还不够铺子租金。所以一边是种果子的卖不了钱,一边是村上的果子一年比一年贵,并且还不好卖。
现在的情况是村上各行个业都产能正常,但卖不出去。卖肉的肉很多,但卖不出去,但也没钱买米。卖家电的家电很多,但卖不出去,也没钱买菜啊。即使卖出去一点,除了最基本的生活其他也不敢买啊,因为欠着村长钱行的钱啊。
怎么破啊,怎么破啊,现在这情况,怎么破啊?
村上生产家电的工人也只能回家了,因为家电卖不出去,发不了工资。 工人回村后地也没了,因为前几年被村长便宜的征去修房子了。工人怎么办啊,米都没钱买了啊,要么跳楼,要么偷抢乱杀人啊。
村上卖果子的,只能把果子倒河里了啊,因为大家没钱消费,加上村上的铺子和运费太贵,果子的价格一低再低,原先批发出去1元1斤的果子,现在批发出去1毛钱1斤,但加上运费5毛1斤,铺面费2元1斤。村上其他人买到手也要2.6元1斤啊。
一方面是种果子的被逼得把果子倒河里,一方面是其他村民没钱消费,价格太贵,怎么办啊啊?果农果子卖不了,只能自己饿了吃自己的果子, 没钱买其他的了,没钱买肉了,没钱买米了,更可悲的是,造成目前的局面,村上的人大多数都不知道为什么啊? 为什么出现现在这局面? 只有村长在偷偷的今天干这家的老婆,明天干那家的女儿.爽翻了天啊。
事情如果这么简单,就很好解决,杀掉村长。
村长有枪啊,有强大的村卫队啊,还有核蛋啊,你让米都买不起的村民怎么去杀村长啊。并且这个村的村民都有一个特点,只要还有一口饭吃,就能忍,实在没饭吃的忍不了的自己疯了去乱杀其它村民,也没胆量杀村长啊。
  还有一个正村长下面本来就一个副村长,后来村长把他的 兄弟 和小舅子都提拔为副村长,副村长又提拔他们的 兄弟 姐妹,七大姨八大妈的,村上公路开始收费,建收费站,油价又上涨,没办法,要养的人太多,村民本来收入就不多,挣的钱要还房贷,看病,教育,啥的又都被村长们垄断。。。
不管是卖肉的最先花10万买村长房子的,还是卖菜的花30万买村长房子的,还是最后卖果子的花50万买村长房子的,他们都是可悲的,因为村长房子只有2万的成本。村长才是最大的得利者。其他的都是被剥削的。 更可悲哀的是被剥削的村民不去反思,不去反抗村长,而是在从被剥削得比自己更凶的人的那里找心理安慰和快感。比如卖肉的10万买的成本2万的村长房,欠了8万,他的优越感在于他看到卖果子的花了50万买了成本2万的村长房子,他觉得他看到比他更悲哀的他高兴,看到被剥削得更凶的他感觉自己赚了,其实赚的是村长,大家都是受害者。何必受害轻的看到有受害比他更严重的而高兴呢?
意思都是一个意思啊。 村长剥削得太凶了啊,剥削的钱肯定很多又流到他的亲戚手中了啊。这剥削制度快维持不下去了啊,一边是村长亲戚钱多的吃进口米肉,一边是村民穷得连转基因米都买不起了啊。
比如村长前几年的钱行,钱多了,村长说修条路,把剥削村民的钱拿了1亿出来修路,村长的小舅子承包了下来,七大姑八大姨又层层承包,最后修了一条偷工减料的路只花了2000万,村长的小舅子七大姑八大姨吃了8000万,肯定这些人就有钱了啊,但是他们每天也只吃得了那么多点米,肉。即使买其他村的高价米肉,钱也出不来啊。
现在新上任的村长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把上上任的老村长的小舅子七大姑八大姨杀掉很大部分,把自己的亲戚安排上去,还取了个好听的名字叫反腐,其实对村民一点好出都没有,反腐的上千上万亿又没分村民一毛钱,反而还抑制了老村长的小舅子七大姑八大姨的消费欲望。
那为什么各各行业产能都过剩呢? 真的过剩嘛?其实不是,想买车的很多吧,为什么不买呢,因为还欠着钱行的几十上百万钱呢,挣了点要先还这个啊。这就是产能过剩的原因,不是大家不需要,而是村长剥削的太厉害了,他们已经没能力要求其他的需求了。

从小就培养仇恨感。  
时不时地村民吆喝要围攻村长了,村长就喊句:邻村的人要来啦!!
实在村内矛盾严重了了,即使邻村的不来,村长也可以领着村民主动去惹一下人家,然后哎还真是呢,矛盾转移了!!! 
但村长也很怕和其他村的干起来,只能喊喊口号,其他村来真的,村长马上就怂了,因为村长知道自己的那邦亲戚七大姑八大姨舅子小姨子等是靠不住的,这些玩意只知道捞钱,真让他们上去和别村人干架,那是不可能的,只有忽悠村民们上,但万一村民们没忽悠住,那就自己麻烦大了,所以村长一般只是喊喊口号,即使是个小村来真的,村长也怂了。
是啊,村长是会印钞票啊,并且还印得不少,导致你不买村长房的也通过贬值让你的钱留到村长口袋了啊。
现在的关键是流动性枯竭了啊,村长印钱也没用啊,村长印钱再继续修路,印1个亿去修路,,村长的小舅子承包了下来,七大姑八大姨又层层承包,最后修了一条偷工减料的路只花了2000万,村长的小舅子七大姑八大姨吃了8000万。2000万中有500万村民的工钱,村民拿到后又还村长钱行的钱去了,其他消费一样的没有,只能节衣缩食。市场一样没留动性,一样的循环不了。并且钱印太多的其他后果太多了......
最后在说一句:不许联想!!!

 

共军长征时各部首长年龄一览

 

一、中央红军中共中央、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

中央政治局委员、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27岁

中央政治局委员张闻天34岁

中央政治局委员毛泽东41岁

中央政治局委员、红军总司令朱德48岁

中央政治局委员、红军总政委周恩来36岁

中央政治局委员陈云29岁

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28岁

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刘少奇36岁

中央政治局红布委员邓发28岁

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凯丰28岁

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42岁

中共中央秘书长邓小平30岁

1、军委纵队

司令员叶剑英37岁

第一梯队司令员兼政委彭雪枫27岁

第二梯队司令员兼政委何长工34岁

第三梯队司令员兼政委武亭29岁(后为李维汉38岁)

第四梯队司令员陈赓31岁

政委宋任穷25岁

2、红一军团

军团长林彪28岁

政委聂荣臻35岁

政治部主任罗荣桓32岁

保卫局局长罗瑞卿28岁

第一师师长李聚奎30岁

政治部主任谭政27岁

第一团团长杨得志24岁

第二师政委刘亚楼23岁

第四团团长耿飚24岁

政委杨成武20岁

第五团政委赖传珠24岁

第十五师(原少共国际师)师长彭绍辉28岁

政委萧华18岁

3、红三军团

军团长彭德怀36岁

政委杨尚昆27岁

李富春34岁

参谋长邓萍26岁

第四师师长孙宗逊26岁

政委黄克诚32岁

第五师师长李天佑20岁

政委钟赤兵20岁

第十团政委杨勇22岁

第十一团政委张爱萍24岁

政治部主任王平27岁

第十二团政委苏振华22岁

4、红五军团

军团长董振堂39岁

政委李卓然35岁

参谋长陈伯钧24岁

第十三师政委朱良才34岁

5、红八军团

军团长周昆32岁

政委黄苏26岁

参谋长张云逸42岁

6、红九军团

军团长罗炳辉31岁

政委蔡树藩29岁

参谋长郭天民29岁

二、红二方面军

总指挥贺龙38岁

副总指挥萧克26岁

总政委任弼时30岁

副总政委关向应32岁

参谋长李达29岁

7、红二军团

政治部主任甘泗淇31岁

第五师师长贺炳炎21岁

第六师政委廖汉生23岁

第18潭政委余秋里20岁

8、红六军团

军团长萧克26岁

政委王震26岁

参谋长谭家述25岁

三、红四方面军

军政委员会主席张国焘37岁

总指挥徐向前33岁

副总指挥王树声29岁

政委陈昌浩28岁

政治部副主任傅钟34岁

9、红四军

军长王宏坤25岁

副军长许世友29岁

政委周纯全29岁

第十一师师长陈再道25岁

第十二师师长张才干23岁

10、红三十军

军长程世才22岁

政委李先念25岁

政治部主任李天焕22岁

11、红三十一军

军长王树声(兼)29岁

12、红九军

政委詹才芳27岁

政治部主任王新亭28岁

13、红三十三军

军长王维舟47岁

四、红二十五军

军长程子华29岁

副军长徐海东34岁

政委吴焕先27岁

五、陕北红军

红28军军长刘志丹31岁

陕甘边革命委员会主席、军委书记习仲勋21岁

 

访聂元梓

兰州明吾


[一] 
     还有多少人记得聂元梓是谁?四十三年前文革初起时,我还是个鼻涕随处抹的小学生,她就已大名赫赫。     
     时为北京大学哲学系党总支书记的她,在学校饭厅的东山墙上,贴出大字报,声称要把校长陆平等人坚决彻底干净全部的消灭。此文被毛泽东看中,钦点为“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聂元梓从此平步青云。     
     一年之内,她成了北大的第一把手,北京市革委会副主任。虽说聂元梓此时已四十挂几,仍被尊为中国五大学生领袖之一。连毛泽东也戏称她是“老佛爷”(慈禧太后)。我曾在照片上见过她:戴着近视眼镜,微胖的方脸透着狠劲,在成堆的红卫兵簇拥下,她高举拳头,闹革命的劲头:十足。     
     在造反派圈里,她俨然坐稳了大姐大,突然又悄没声儿了。若干年后当她再度露面报端时,头衔变作“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成员”,判刑十七年。北大教授季羡林在《牛棚杂记》里骂她是:破鞋。传记作家叶永烈后来宣布她已病死狱中。     
     前年冬天,我在北京小住。忽听朋友说:聂元梓就住在附近!我满怀期待地赶去拜访:兴许能从聂的口中探出些闻所未闻的文革内幕呢?     
     没想到,我的最终收获,竟是对人,而不是对事。 

[二] 
     在一栋肮脏的居民楼里,我敲开了她的门。眼前的聂元梓,早已失去当年的雄姿,毕竟是往九十岁奔的人了,朝我走来时,难免步履蹒跚。     
     我环顾四周,狭窄的房间里摆着一对老掉牙的单人沙发,靠墙有张单人床,床前是书桌,床桌之间勉强能容下一个人。窗外天寒地冻,屋里却没有暖气。“一九八五年我出狱后,整整十四年政府没有给我一分钱生活费。”这是见面后聂元梓说的第一句话。“我三七年就参加革命,我曾为党出生入死。”     
     交谈时她还不停谈到在监禁中所受的苦难:赤着脚在冰水里挑泥筑坝,摔折了腰椎;长时间呆在潮湿阴暗的牢房里,落下一身的痛病;罚站十六个小时,稍一动弹,看守人就用皮鞋踢她的脚腕骨;在批斗她的万人大会上,她刚要开口申辩,套在她脖子上的细绳立刻勒紧了。 
     能感到聂元梓是在争取同情。莫非想缓解人们对她的仇恨?但,那一幕幕发生在北大的血腥场面,要忘记也难:数以百计的教授、讲师、学生被以各种名目关押,百般折磨,严刑逼供。历史系教授侯仁之死在乱棍之下,英语系教授俞大絪服毒自杀,学生邓朴方被从楼上推下来摔成终身残废……    
     我问聂元梓:眼看无辜者被批被斗,惨遭铁棍、钢丝鞭的毒打,你为什么不管?她的回答是:当时太乱,我怎么管得过来?稍停,她似乎也觉得难以自圆其说,又添一句:一九六八年工宣队军宣队进驻北大,整死了二十四人。我当权时,死的人比他们少。     
     竭力要减轻内心的罪恶感,这就是聂元梓晚年的心境。无论回忆往事,还是诉说现状,你总能听出,她在努力表达一个意思:我是好人,不是坏人。只是像她这样在文革中大起大落的人,你能用好人和坏人,做简单的定义么? 

[三] 
     七十年前她跟着二姐加入中共时,动机确实单纯:共产党是为穷人谋利益的。后来去延安,正碰上“延安整风”,大把地抓特务,吓得她连名字都改了。她的原名很像日本人名:“元子”。由于担心被说成是日本特务,她改成了“元梓”。不过她没有被吓倒,反而在战争年代仕途顺遂。一九四五年她刚满二十四岁,就在哈尔滨当上区委书记,五年后定为高级干部:行政十二级。     
     对于走运官场的原因,聂元梓以六字概括:不怕死,不怕苦。她的中学文化程度显然也帮了她的忙。然而,她的已经膨胀起来的权力欲,在进入和平时期后,连连受挫,一九六零年进京前,她的职务不升反降。    
     得不到上司赏识,这是聂元梓的无奈。她的个性既率直又固执,脾气犟得像牛,别人越说不行,她越要做,经常出言不逊。和平时期的官场所需要的察言观色,见风使舵,投其所好,溜须拍马,她一样都学不了。跟同事也搞不好关系:较真,死磕,无理争三分,难以相处。     
     就是做女人,也很失败。从外表看,她远谈不上漂亮,更不性感。在战争年代的革命队伍中,男人远多于女人,她丈夫是个才子,娶她不过是聊胜于无。聂元梓不是贤妻良母类,你在她身上寻不到温馨柔婉的女人味儿,甚至老年妇女常有的慈眉善目也没有,冷漠的神情与僵硬的谈吐,透露出她的薄情寡义,铁石心肠。难怪呢,即使在一九五零年代,人们过着严酷的清教徒生活,她的做副市长的丈夫仍敢于背弃她,肆意在外采花摘柳,可见内心对她已经有多么厌倦。     
     要家,家破裂;做官,官不成。哈尔滨成了聂元梓的伤心地。急于离开的她向哥哥求援。时任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的哥哥,找到在北京大学做校长的朋友陆平帮忙。谁说毛泽东治下不讲究人情关系?聂元梓就这样进了北大。一九六零年她进京时,三个孩子都还年幼,为了她所说的“工作需要”,其中两个交给她母亲带,一个送了人。     
     我跟聂元梓在一起时,几乎听不见她谈孩子。她的孩子们,竟没有一个愿意接纳母亲。当年她断然割裂骨肉,如今孩子们也疏远了她。一个天生的政治动物,什么都可以抛下,最终成了孤家寡人。 

[四] 
     在北大的最初两年,聂元梓工作努力,处事谨慎,很受陆平重视,称她是“年轻的老革命”,提拔她为哲学系党总支书记,让她在全校作报告,还在住房极其紧张的情况下,分给她三居室住房。但时间一长,她本性毕露,搞得上下不和。最要命的,她也就中学程度,一辈子只读文件不读书,却要在第一流的学者面前大谈哲学,而她的“哲学”,除了“阶级斗争天天讲”,便所剩无几。在大庭广众下还经常丢人现眼,比如指责苏联领袖赫鲁晓夫“写了一本《静静的顿河》”。逐渐,没人瞧得起她了。     
     聂元梓从提拔重用的名单里消失了。在受陆平宠幸的干部中,有五名女才子格外耀眼,被赞誉为“五朵金花”。至今聂元梓谈到这五名女干部,仍是一脸不屑。失落、丢脸、嫉妒,折磨着她的自尊心。她对陆平的心情,从感恩骤变为仇恨。     
     既不缺狠心也下得了决心的聂元梓,自然不会善罢甘休。一九六四年七月,机会降临:上面派来工作组,要人们给北大领导层提意见。这时的毛泽东正在下一盘很大的棋:为发动文化大革命做准备。从北大制造突破口是棋局的一部分。聂元梓不失时机地把陆平在各种会议上的讲话,断章取义一番,上报工作组,揭发陆平是“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理人”。她要让陆平明白:老娘是不好惹的。    
     当然,聂元梓不是在单纯的报复,她的揭发更像一种姿态,向高层权力斗争的赢家表示:我是你们的人。这就是为什么到一九六五年初,聂元梓对陆平的攻击突变凶猛,原因是她接到一个电话,得知她的揭发已受到“中央最高领导”的注意。     
     但聂元梓不可能料到,毛泽东此时仍举棋不定。当陆平的支持者彭真见到毛,要毛表态时,毛的回答是:陆平是个好同志。顷刻间,聂元梓这枚刚上台面的小棋子,被扫落在地。整人的变成了挨整的。     
     要她低头认错的会开起来了,不难想象陆平对她的愤怒,还有吓人的风传,要对她“刺刀见红”。有生以来第一次,聂元梓尝到了什么叫惶惶不可终日,支持她的工作组撤走了,给毛泽东写信求救也如泥牛入海。她说那时她只有一个想法:赶快调离北大。她还不太绝望,毕竟她是女人,一个在老年男人眼中还算年轻的女人。 
 [五] 
     对男欢女爱从来就没兴趣的聂元梓,这时想到了嫁人:嫁给一个能保护她,能帮助她的人。朋友们为她八方张罗,夏天刚跟六十七岁的吴溉之见面,冬天就匆忙结婚。尽管吴溉之的儿女甚至身边的工作人员全都反对,毕竟丧偶多年,孤独的吴溉之无论心理还是生理,急需着异性伴侣。    
     既然是利用,也就谈不上感情,聂元梓把她对吴溉之的心态,定义为:尊重。你听她描述吴溉之,总是少不了这样一些话:一九二四年入党,黄埔军校第四期,县苏维埃主席,中央监察委员会常委,住三进三出的四合院,成群的警卫加工作人员,等等。最令她心动的,还是吴溉之与中央组织部长安子文的密切关系,安经常到吴家打麻将。安只需一句话就能搞定她的调动,而且,谁能说这不是一条助她仕途腾达的渠道?     
     很快,聂失望了:吴溉之是个老好人,在她眼里等于窝囊废。安子文又有情妇邓觉先挡驾,她根本无法靠近。邓觉先虽年近五十,风韵依存,抹红嘴唇,穿高跟鞋,这让土气的聂元梓相形见绌,能不憋气?当时跳舞成风,邓觉先又爱夸耀,声称来请她跳舞的老干部的轿车在她门前排长队,有时还需要警察出面维持秩序。聂元梓听着愈发妒火中烧。安子文不是不清楚聂元梓在北大的处境,也不是不知道她急于调走,为什么不肯帮忙?后来她听吴溉之说了这么一件事:吴的孙子想调进北京,吴还得先跟邓觉先讲,再由邓和安子文谈,事情才办成。聂元梓于是认定邓在从中作梗,邓成了她的又一号敌人。     
     一九六六年四月的聂元梓,已陷入绝境:不仅职务让人取代,还被下放到农村。忽然一天,她从邓觉先的口里,获得惊人消息:彭真垮台在即!这意味着陆平失去了后台。如拨云见日,聂元梓的第一个行动,就是到毛的心腹康生那里,检举安子文和邓觉先是“特务”。她甚至连吴溉之也不放过,尽管在她最困难时吴接纳了她,从来没有得罪过她。就在她坐上陆平的位子后,还亲自带领北大红卫兵去吴溉之的住宅抄家,指使红卫兵把年老多病的吴拉到西单中组部门前批斗。     
     聂元梓把她当年的所作所为,说成是以“革命为重,个人为轻”。可惜我没能当面问她:你的革命难道就是检举揭发,就是把丈夫往死里整,就是残酷批斗、非法关押?如果再见到聂元梓,我更要问:到什么时候,你才能讲句真话?不再,虚伪? 

[六] 
     五月,大落的聂元梓,大起了:靠着那张大字报,她一举成名。至今有人认为大字报是康生授意写的,聂元梓坚持说没有阴谋,我相信写大字报是她的主意。“五一六通知”传达后,她激动得几个晚上没睡好觉:陆平也该垮台了,她必须再加一根稻草,压断这只骆驼的腰。    
     但她绝不是个蛮干的人,整个策划过程处处透出她的精明。一年多以前工作组进校,她带头揭发陆平,不仅得到康生的鼓励,还通过田家英直接送信给毛泽东。这次她又首先获得康生同意,大字报贴出去后,她立刻把底稿交给了康生。其间她不断向康生求援,说遭受围攻,处境危殆。康生以急件方式把大字报底稿传给远在武汉的毛泽东。聂元梓的目的达到了。当然不是没有等待中的焦虑:毛会怎么表态?     
     聂元梓是在王府井大街上听到电台广播她的大字报的。毛泽东认可了!如今靠回忆度日的她,谈起那段时光依然眉开眼笑:几天工夫几万封声援她的信件和电报从全国各地涌来,无数的人赶到北大来看大字报。康生走到台前,向北大师生演讲:聂元梓的大字报是巴黎公社式的宣言……大字报一广播,聂元梓解放了,我也解放了。     
     随后的日子,既风光又辛苦。在万众簇拥发号施令的背后,聂元梓活得像奴仆,成了当权者得心应手的工具:毛泽东说了一句没看见批判邓小平呀?聂元梓立马写出一批打倒邓小平的大字报。康生要她设法证明彭真是叛徒,她就组织学生东拼西凑地收集材料。毛的女儿李纳要她到上海发动群众,她立刻奔去煽动夺权。江青在讲话时暗示不喜欢毛的儿媳邵华,她又派红卫兵去抓邵华姐妹。     
     和其他造反派一样,被利用是为了利用:在“保卫毛主席”的名义下,谋取更大的权力。当上北大第一把手才几个月,聂元梓就去夺高教部的权,没有成功。一九六七年四月组成北京市革委会,她想做主任的雄心又落空了。愤怒之下她掀起浪潮,要打倒就任主任的谢富治。我问她反对谢的理由是什么?她说谢篡夺了北京市的领导权。谢富治时任中央领导,就连聂的副主任一职,也是谢向毛推荐的结果,谢有必要跟她争权吗?     
     让权欲冲昏头脑的聂元梓,这一次找错了攻击目标,她看不清一个基本事实:谢跟康生一样,是毛的左右手。周恩来、江青对她连番警告,她充耳不闻。当她闹得越来越不像话时,毛泽东发话了:聂元梓是坏人。一九六八年八月军队开进北大,聂元梓失去的不仅是权力,还有自由。她被踢到农场去劳动改造,饱受折磨。到毛泽东去世时,批她斗她的大会小会,连她自己也数不清有多少次了。即便如此,她对毛既没怨言,也无恶语。    
     她谈论过的人很多,大都语气平淡,只有提到毛时,声音里带着一种敬畏感。或许她相信维护毛的形象将有利于她的存在价值,她需要用毛做挡箭牌来开脱自己。或许是毛当年的器重,令她扬名至今,即使毛把她像沾满脚臭的袜子一样扔掉,她也依然地苦恋。谁能说她跟毛没有共通之处:心地残忍,六亲不认,崇尚暴力,嗜权如命。     
      望着聂元梓的垂垂老脸,我心绪如浪:这位当年号称“中国第一左派”的造反派领袖,如今住无定所,身无分文,差点靠乞讨度日。她活这一辈子,到底为了什么?她的晚年凄凉,又是怎样造成的?如果再给她一次机会,聂元梓还会为权力而疯狂吗? 

 

57反右运动新解密

 

 一九五七年反右运动划的右派分子,不是五十万,而是三百十七万八千四百七十人,还有一百四十三万七千五百六十二人被划为中右”……

    解密的反右运动档案内容如下:
    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十日至十五日,中共八届二中全会在北京举行。十四日晚,毛泽东提出临时发言,他在会上说:“东欧一些国家不断在政治上混乱,基本问题是领导层没有阶级斗争观念,是阶级斗争没有搞好,那么多新老反革命没有搞掉,这方面我们要引以为戒。……我敢说,我们党内也有阶级斗争。”刘少奇在会上补充发言,说:“毛泽东同志的讲话是他个人的意见,中央政治局没讨论过,会议要备案。”
    一九五七年二月二十七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发表了题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会议进行了三天。毛泽东提出:“革命时期大规模疾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基本结束,但是阶级斗争还没有完全结束……”“斗争要几经反复,还要持续五十年、一百年。你们信不信?我看,坐在主席团上,也有不信的。”
    毛泽东藉鸣放引蛇出洞
    一九五七年四月十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继续放手,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
    一九五七年四月十一日晚,毛泽东和陆定一、陈伯达、康生谈话。毛泽东说:“我赞成放,放得尽些,才能让各阶级都出来表现。不放,怎样来辩论?放半年,不够,放一年。左派要有准备。”
    四月二十七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决定在全党进行一次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主题,以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为内容的整风运动。
    五月二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为什么要整风?》的社论。毛泽东作了指示:“不要搞那么多条条框框来束缚,要改。怕放,无非怕引火烧身。”
    五月二日至五月十二日,全国各地召开二万八千二百五十多次各类会议,向党中央、各级党组织、党员干部,提出了三十七万二千三百四十五条意见、建议。
    “一放,各阶级就原形毕露”
    毛泽东在《情况汇总》上作了批示:“一放,各阶级就会表现出来,原形也毕露。共产党执政还不到八年,就有三十多万条意见、错误、罪状,那共产党是不是该下台?那我姓毛的不是要重返井冈山!”
    五月十三日至十四日,中央政治局讨论局势,意见分歧,但同意“要正确引导,要再观察一个时期”。
    毛泽东写《事情正在起变化》
    五月十五日,毛泽东写了《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此文送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阅,建议发至党内十七级以上干部参阅。十七名政治局委员为: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林彪、林伯渠、董必武、罗荣桓、陈毅、李富春、彭德怀、刘伯承、贺龙、李先念;政治局候补委员为:乌兰夫、张闻天、陆定一、陈伯达、康生、薄一波。陈云、李富春、刘伯承、张闻天四人阅后,没有在毛泽东文章上批注意见或“已阅”。
    毛泽东文章,在党内分二个阶段下达:第一个阶段,发至十级以上干部;第二个阶段,再发至十七级以上干部。
    毛泽东的《事情正在起变化》内指出:“我党有大批的知识分子新党员(青年团员就更多),其中有一部分确实具有相当严重的修正主义思想。……他们跟社会上的右翼知识分子互相呼应,联成一起,亲如弟兄。……社会上的中间派是大量的,他们大约占全体党外知识分子的百分之七十左右,而左派大约占百分之二十左右,右派大约占百分之一、百分之三、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十,依情况而不同。”“在民主党派中和高等学校中,右派表现得最坚决最猖狂。……我们还要让他们猖狂一个时期,让他们走到顶点。他们越猖狂,对于我们越有利益。人们说:怕钓鱼,或者说:诱敌深入,聚而歼之。现在大批的鱼自己浮到水面上来了,并不要钓。”
    中央发指示反击右派分子进攻
    一九五七年六月六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指示》,该指示称:“这是建国以来一场大战,战斗是无烟、无光的,在党的心脏展开。他们大多已在不同领导岗位,有一定追随力量。”
    一九五七年七月十七日至二十一日,毛泽东决定在青岛召开一次省市委书记会议,会议讨论了关于反右斗争的部署。会议期间的八月三日,毛泽东写了《一九五七夏季形势》一文,作为党内文件印发。毛泽东在青岛会议上说:“匈牙利事件会不会在中国重演?我看有可能,可能五年、十年,也可能不用五年。纳吉式人物有可能在会场内。”这时,会场内有三十五张纸条递上主席台。大会主席周恩来当场宣读了这些纸条。其中有支持毛的意见,并要求毛泽东能公开谁是纳吉式人物;也有反对毛泽东这种无的放矢的观点。
    党外人士对毛搞反右的异见
    一九五七年五月三十日,人大副委员长宋庆龄致信毛泽东主席,对全国范围在党内、民主党派内、知识学术界展开反右斗争,表示十分忧虑、十分诧异、十分惊奇,要求对没有行动“反党”的右派、右倾人士,作不同意见的争论处埋。
    一九五七年六月十日,人大副委员长李济深、沈钧儒、黄炎培、陈叔通,分别写信给中共中央政治局、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信中都对展开反右斗争表示很不能理解。李济深在信中写道:在政治上出尔反尔、营造斗争气氛、制造对立阶层,会造成深远创伤。
    三百多万人被划右派分子
    一九五八年五月三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宣布:反右斗争取得阶段性胜利,定性为:
    右派集团22071个;
    右倾集团17433个;
    反党集团4127个;
    定为右派分子3178473人;
    列为中右1437562人;
    其中,党员右派分子278932人;
    高等院校教职员工右派分子36428人;
    高等院校学生右派分子20745人。
    在运动中,非正常死亡4117人。

来源:夜明珠传奇

文革统计

来源: 烦人白话

 据统计,文革十年中,全国被立案审查的干部230万人,占文革前夕全国1200万干部的19.2%。中共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委被审查的干部有29885人,占干部总数的16.7%。其中,中央副部级和地方副省级以上的高级干部被立案审查的达75%。据最高人民法院1980年9月统计,仅因刘少奇问题而受株连的“案件”就有2.6万多件,被判刑的达2.8万多人。党和政府的各级机构、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政协组织,长期陷于瘫痪和不正常状态。

经济上,文化大革命造成我国国民经济的巨大损失。1977年12月,据李先念在全国计划会议上估计,文革十年在经济上仅国民收入就损失人民币5000亿元。这个数字相当于建国30年全部基本建设投资的80%,超过了建国30年全国固定资产的总和。

文革期间,有5年经济增长不超过4%,其中3年负增长:1967年增长-5.7%,1968年增长-4.1%,1976年增长-1.6%。(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编:《中国经济发展五十年大事记》)1978年2月,华国锋在五届人大一次会议上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说:由于文革的破坏,仅1974年到1976年,全国就损失工业总产值1000亿元,钢产量2800万吨,财政收入400亿元,整个国民经济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

    文化上,这场由文化领域肇始的大革命,对教科文的摧残尤其严重。无数的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遗产遭受浩劫,一大批学有专长的知识分子受到残酷迫害。到1968年底,中科院仅在北京的171位高级研究人员中,就有131位先后被列为打倒和审查对象。全院被迫害致死的达229名。上海科技界的一个特务案,株连了14个研究单位,1000多人。受逼供、拷打等残酷迫害的科技人员和干部达607人,活活打死2人,6人被迫自杀(《科技日报》2008年3月17日)。从1966年到1976年,十年没有组织过正式高考,交白卷也可以上大学。1982年人口普查统计表明,当年全国文盲半文盲多达2亿3千多万人。文化大革命还造成全民族空前的思想混乱,社会风气受到严重破坏。

    文革结束时,中国老百姓的生活状况如何呢?先看市民生活。城市市民基本上靠工资生活。然而,从1957年到1976年,全国职工在长达20年的时间里几乎没涨过工资。1957年全国职工平均货币工资624元,1976年下降到575元,不进反退,还少了49元(曾培炎主编:《新中国经济50年》,第897-898页)。

很多生活消费品供给不足,需凭票购买。粮票,更是流行了40年,被称作第二货币。三转一响一咔嚓(自行车,手表,缝纫机,收音机,照相机),五大件置备整齐不到600元,但对很多家庭来说,虽个个心向往之却只能敬而远之。服装从颜色到样式,单调划一,蓝、黑、绿、灰,是占绝对统治地位的主色调。住房相当困难。改革开放初期,上海180万住户中,按国家标准,有89.98万户为住房困难户,占了总户数的一半左右,其中三代同室的119499户;父母与12周岁以上子女同室的316079户;12周岁以上兄妹同室的85603户;两户同居一室的44332户;人均居住2平米以下的268650户。住房大多没有客厅,进门就是卧室,厨房,卫生间很多是几家合用。

    再看农民的生活。安徽农村最有代表性。1977年6月,中共中央任命万里担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到任以后,万里先后来到芜湖、徽州、肥东、定远、凤阳等地调研,所见所闻,使他大为震惊。他后来回忆说:“原来农民的生活水平这么低啊,吃不饱,穿不暖,住的房子不像个房子的样子。淮北、皖东有些穷村,门、窗都是泥土坯的,连桌子、凳子也是泥土坯的,找不到一件木器家具,真是家徒四壁呀。我真没料到,解放几十年了,不少农村还这么穷!”,20多户人家68口人的生产队,4户没有门,3户没水缸,5户没有桌子。队长史成德是个复员军人,一家10口人只有一床被子、7个饭碗,筷子全是树条或秸秆做的。

安徽农村的情况并非个别现象。据原农业部人民公社管理局统计的数字:1978年,全国农民每人年均从集体分配到的收入仅有74.67元,其中两亿农民的年均收入低于50元。有1.12亿人每天能挣到一角一分钱,1.9亿人每天能挣一角三分钱,有2.7亿人每天能挣一角四分钱。相当多的农民辛辛苦苦干一年不仅挣不到钱,还倒欠生产队的钱。

发现文革期间中外的差距拉大是实行改革开放的强刺激

 

    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到70年代中期,在中国相继发动“大跃进”运动、人民公社化运动、“文化大革命”,“左”的错误一个接着一个。

西方世界、中国周边的一些国家和地区,又在干什么呢?又是怎样一副图景呢?

    1、蓬勃兴起的新科技革命。新科技革命,也称作第三次科技革命,首先兴起于二战以后的美国。这次科技革命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将二战期间积累的本来服从于战争需要的军事技术转移到民用上来,使得原子能技术、信息技术、生物技术、空间技术等尖端技术得到快速发展并广泛应用。在原子能技术方面,1945年7月,美国成功试爆第一颗原子弹,标志着利用原子能时代的开始。

1957年,美国西屋公司建成了世界上第一个压水堆型商用核电站,苏联以及英法等国也相继建成了核电站。核电站作为一种新能源,开始迅速发展。在信息技术方面,1946年2月世界上第一台电脑ENIAC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诞生。1958年出现了晶体管计算机。60年代中期以后出现了每秒运算千万次的集成电路,即第三代计算机。

1971年世界上第一台以大规模集成电路做芯片的微型计算机在美国制成。在超大型计算机发展的同时,微型计算机和微处理机,家庭和个人用电脑迅速发展。在空间技术方面,1957年10月4日,11月3日,苏联相继成功发射了两颗人造地球卫星。此后,美、苏两国开始了激烈的太空竞争。1969年7月,美国“阿波罗11号”飞船首次登月,

1981年4月,“哥伦比亚号”航天飞机又成功发射。在生物技术方面,1972年,美国科学家成功完成了世界上第一次DNA重组实验;1978年,世界上第一个试管婴儿在英国出生。此外,新材料技术、海洋技术等也迅速发展。新科技革命的蓬勃兴起,使世界经济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极大地改变了世界的面貌和人们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和生活方式,也极大地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2、美欧日经济实力的大发展、大提升

    在新科技革命的推动下,美国经济高速发展,从1961年1月到1969年10月,美国经济连续上升了106个月,60年代的美国被称为繁荣的十年。

1975年,美国GDP总额达到15265亿美元,是1957年的3.2倍。从1951年到1971年的20年间,西德GDP增加了5倍多,是除日本之外发展最快的西方国家。1951—1970年,法国工业年均增长5.9%,1970年国民生产总值达到1409亿美元。日本的发展尤其令人瞩目。

1955年,日本编制《经济自立五年计划》(1956―1960年);1960年,又实施为期10年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1955—1960年,日本经济年均增长8.5%,1960—1965年为9.8%,1965—1970年为11.8%。从1955—1970年,日本GDP增长了7.2倍。

日本、美国、欧洲经济的高速发展一直持续到1973年石油危机爆发,这个时期也被称作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发展的第二个“黄金时代”。在这期间,中国周边原来一些比较落后的国家和地区,如韩国、新加坡等,也抓住机遇快速发展,实现了经济起飞。

20世纪50年代,韩国的经济总量和中国的山东省差不多。但在随后的20年里韩国创造了著名的“汉江奇迹”,到80年代一改贫穷落后的面貌,经济总量遥遥领先山东。弹丸之地的香港,1977年进出口总额达到196亿美元,而整个中国内地当年只有148亿美元(《港澳经济考察报告》,1978年5月31日)。

     3、巨大的差距与震撼

    对中外经济科技之间巨大差距的真实认知,是在粉碎四人帮之后通过出国考察访问实现的。文革结束后,由于国内局势的深刻变动,人们急切地想了解外部世界的面貌。这样,从1978年起,全国掀起了一股声势浩大的出国考察热潮。重要的考察团包括:以林乎加为团长的赴日经济代表团;以李一氓为团长,于光远、乔石为副团长赴罗马尼亚、南斯拉夫代表团、以段云为组长的港澳经济贸易考察团和以国务院副总理谷牧为团长的赴西欧五国(法国、瑞士、比利时、丹麦、西德)考察团。

其中西欧五国团最引人注目。该团于1978年5月2日出发,6月6日回国,行程36天。访问期间,欧洲经济的自动化、现代化、高效率,给考察团成员留下了深刻印象。他们看到:西德一个年产5000万吨褐煤的露天煤矿只用2000工人,而中国生产相同数量的煤需要16万工人,相差80倍;瑞士伯尔尼公司一个低水头水力发电站,装机容量2.5万千瓦,职工只有12人。我国江西省江口水电站,当时装机2.6万千瓦,职工却有298人,高出20多倍。法国马赛索尔梅尔钢厂年产350万吨钢只需7000工人,而中国武钢年产钢230万吨,却需要67000工人,相差14.5倍。法国戴高乐机场,一分钟起落一架飞机,一小时60架;而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半小时起落一架,一小时起落两架,还搞得手忙脚乱。代表团成员之一、时任广东省副省长的王全国20年后提及这次出访,仍激动不已,他说:“那一个多月的考察,让我们大开眼界,思想豁然开朗,所见所闻震撼每一个人的心,可以说我们很受刺激!闭关自守,总以为自己是世界强国,动不动就支援第三世界,总认为资本主义腐朽没落,可走出国门一看,完全不是那么回事,你中国属于世界落后的那三分之二!”。

访问日本的人回来介绍:日本普通工人家庭一般有四五十平方米的住宅,全国平均每两户有一辆汽车,95%以上的人家有电视机、电冰箱、洗衣机等耐用消费品,服装式样多,农民都穿毛料子。日本东京的大型商店商品多达50万种,而北京的王府井百货大楼仅有2.2万种,相比之下,我们“实在觉得很寒碜”。

1978年6月1日、3日、30日,中央政治局三次开会,专门听取了访日团、港澳团和西欧五国团的汇报。9月12日,邓小平在朝鲜同金日成会谈时说:“我们一定要以国际上先进的技术作为我们搞现代化的出发点。最近我们的同志出去看了一下,越看越感到我们落后。什么叫现代化?50年代一个样,60年代不一样了,70年代就更不一样了。”

1978年,也是中国领导人出国访问的高峰。各层级出访者不约而同获得的共同感受是:没想到世界现代化发展程度如此之高,没想到中国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发展差距如此之大,没想到西方发达国家老百姓的生活与中国相比高出如此之多!人们无不痛心疾首于这样的现实:中国太落后了,这些年耽误的时间太长了!我们再不调整政策,另寻出路,改革开放,奋起直追,真是愧对人民、愧对国家、愧对时代了!

 

王蒙:我为什么说文革在所难免

 

毛泽东是极富创意的不停顿地进行革命的人。他心比天高,才比天大。他来到地球上就是来干革命的,是造全世界的反的,尤其是要造那些比他与他的国家强大富裕、自命优越的大人先生们的反。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他有著名指示曰:“要敢于摸老虎屁股”,即要向强大者挑战。

是的,毛泽东一生,他要摸国民党蒋介石的老虎屁股,他干脆赶走了这位老虎。他百分百地成功了。  

他要摸美国与联合国的老虎屁股,他也取得了伟大的胜利。  

他要摸前苏联这个社会主义阵营里的头号老虎的屁股,他也基本成功了。他干脆摸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屁股(除了与咱们站在一起的阿尔巴尼亚与对苏闹独立性的罗马尼亚),他也没有吃亏。  

他也摸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老虎屁股,痛痛快快地骂了法共与意共。  

他摸了地主老财的老虎屁股,搞得地主老财哭爹叫娘,魂飞天外,并消灭了这个阶级。  

他摸了资产阶级的老虎屁股,只动了一个小姆指就基本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为君谈笑定“资”“社”。  

1957年,他摸了大知识分子与民主人士的老虎屁股,其实,一摸就知道了,不是老虎而是老鼠,最多是呱呱叫的青蛙的几乎体量等于零的小屁股,对于他老人家来说,实在是不堪一摸。  

在1958年,他要摸的是整个经济规律与经济体系的老虎屁股,他受挫了,是严重受挫,使老人家深感郁闷。  

而到了1966年,他摸的是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政府的各级组织各级领导各种党阀军阀(他的话)的老虎屁股了,他要粪土这一切现有的自己的体制与权力运转机制了!  

20世纪60年代,“三面红旗”的受挫使毛泽东稍做调整,接着不是转弯而是一不做,二不休,变本加厉,干脆把“革命”往更加彻底的方向猛推。他老人家益发愤怒与蔑视世界上已有的所有社会体制和它们的代表人物:封建主义的、资本主义的、前苏联式计划经济的、社会民主党与工党式的、宗教原教旨主义的……他都看不上。他认为,这所有的体制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压制大多数,保护少数,使不平等变成永远。这一点在“文革”后期他谈“资产阶级法权”的时候,最为惊人,也最为高深莫测。 

请看,天才的,集诗人、哲人、统帅、舵手、领袖气质于一身的毛泽东与列宁不同,他相信自己的史无前例的思想与艺术,相信群众,相信人海战术,却并不那么迷信叠床架屋的组织与以其昏昏、使人昭昭,车越坐越好,房越住越宽,脾气越来越大的官员(以上的说法是毛自己讲的)。他不相信正规的组织原则与组织程序,也不那么相信他的同僚战友。确实他的思想冲天震地,很难找到同道,叫做曲高和寡,与俗鲜谐。有时候他自己也可能解释不清楚他到底要干什么。他要求革命的彻底性,再彻底,再再彻底,永不停歇。他领导的时代,最喜欢批判的一个思想观念就是:船到码头,车到站。也就是说,他的革命机体是永无码头的海轮与永不停站的机车和永不落地的飞机。  

他决不俯首给任何组织,包括他个人缔造的与领导的组织。他有一个党章中没有规定过的工作方法:动辄搞一个五人小组、七人小组、联络员,这些非正规军一出现,就把其他的什么组织都管住乃至作废了。尤其是“文革”中搞一个“文革小组”,使政治局、书记处靠了边,甚至变成了“革命对象”。有些地位远远无法与毛主席相比的人,掌握芝麻大的权也要搞小组与联络员,以便拉帮结伙,整治对手,这其实是非组织活动了。  

主席整整一辈子,从来都是强调打破不合理的规章制度的,却很少提建造制定什么法制规范。  

1966年“文革”中,他的发动红卫兵砸烂党委的各级领导组织体系的做法令人瞠目结舌。他所做的不似政变,恰似政变,至少像是解散内阁、国会与全部地方政府。更加罕见的是以领袖与导师的身份走上长安街头——天安门城楼,一次又一次地检阅快要发狂了的红卫兵小将;这几近于是发动街头斗争。他的反对御用红卫兵的说法令人想起“**”反党的语言,不免晕倒。他的直接号召群众发动群众的艺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除了军队他要紧紧拉到自己这一边以外,什么级别,什么官位,他都置若罔闻。他可真让人喝彩,让人高呼痛快,让人坚信这样的人物中国几千年才有一个,世界几百年才有一个(语出林彪)!  

从1949年,他几乎没有一年、没有一个月、没有一个星期好好反思一下调整一下休息一下过。他马不停蹄,不断策划,不断发动,不断号召。他左一拳右一脚,左一掌右一推拿:“镇反”、“肃反”、土改、抗美援朝、思想改造、“三反五反”、批判胡适、批判胡风、批判《武训传》、批判俞平伯、批判丁玲、批判赫鲁晓夫、“反右”、反“右倾”机会主义、批彭黄张、批合而一的杨献珍、批时代精神汇合论的周谷城、批文联与所属各协会已经滑到了裴多菲俱乐部的边缘、批周扬并说准备派一个团把周扬轰下去。农村也绝对不是世外桃源:一年一年的整社、农村“四清”(清工分、清账目、清仓库、清财物,后来又发展到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也不知还要清什么),中国的历朝历代,从没有哪个政权能如此深入村落与农户抓政治运动的。  

此外城市“三反”、批《海瑞罢官》、批周信芳、批前苏联导演丘赫莱依,阶级斗争,一抓就灵,阶级斗争,要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最后,据说是在杭州西湖畔,风光绮旎秀丽醉人,有人甚至说那是一个消磨斗志的地方—刘庄或者汪庄高级要人宾馆,策划了史无前例、搞得鬼哭狼嚎却又风云激荡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他总是有一个感觉,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工农解放起来比设想的要困难得多,知识分子在压迫他们,官员干部在压迫他们,境外的帝修反在压迫他们或诱骗他们……这样下去,早晚新中国会走旧中国的老路。他甚至感觉革了那么大的命,这个社会早晚会变得与旧社会差不多。而前苏联的经验警告他,如果革命停滞不前,如果革命不彻底,如果共产党只知着眼于执政做官收税修桥修路发展经济,如果“只管粮棉油,不抓敌我友”,那么他的一大二公的理想只能作罢,中国的前途只能是与前苏联一样:卫星上天,红旗落地。尤其是他的“大跃进”与人民公社的事业将会完全失败,不但会失败,而且会有赫鲁晓夫式的人物抓住他在上述事情上的瑕疵来攻击他,来鞭尸……  

所以要趁着他还有强势的时候,再打几个大仗。  

与经济建设经济工作上的屡屡受挫成为鲜明对比的是,意识形态上、理论上、文艺上、精神层面上,所有的主席发动的斗争都是百战百胜、所向无敌、绝对冠军、无往而不利。斗得知识分子们尤其是自以为是社会精英的人哭爹叫娘、捶胸顿足、检讨忏悔、束手就范。全国人民则是杀声震天、红旗招展、欢声雷动、热泪盈眶、面貌一新、豪言壮语、气冲斗牛、咚咚咚,锵锵锵。所以这个“大仗”还是命名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这也是失之桑榆——经济,补之东隅——文化与革命。一提到文化与革命,毛主席当然就是打遍天下无敌手啦。这也是失之物质,补之精神。失之粮棉油,补之痛痛快快地抓敌我友。  

直到1958年,毛主席其实最重视的是把钢、粮产量搞上去的,但60年代以后,他似乎听不得“生产力”一词了,一提生产力就要批唯生产力论。  

请看,“文革”前夕,精神生活已经是极其亢奋、极其革命而革命再革命了,全国人民都在进行着革命化的竞赛,但上边还在找问题,还在嫌不够革命化,还在查找裴多菲动向。回顾一下“反右”斗争后的那八九年吧,本来想搞经济上的超英赶美,不顺利,另辟蹊径吧,下一步不搞“文革”,还能搞什么?难道能放下心来发展生产,娱乐升平,积攒毛主席一向看不起的坛坛罐罐?  

“文革”的开始也就仍然是从文艺上开刀: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这里并无新意。一面是作家艺术家知识分子民主人士知名人士直到老党员(邓拓、吴晗与廖沫沙)拼命在那里指天画地、信誓旦旦,表达自己对于党的热爱与忠诚,声明可见此心,昭昭天日;另一面是大有来头的批评者、心狠手辣的文艺行刑官姚文元等断言被批评者大逆不道、心怀叵测、意在谋反、有阴谋再加上行动。一面是被指责者说自己即便是砸碎了碾烂了也没有一个骨节一个细胞反党,另一面是指斥者论证被指斥者是党和国家的最凶险的敌人,而且认定该犯是清醒的,有意识、有自觉、有计划、有组织、有预谋地犯下了滔天罪行。这样的绝不对称的阶级斗争风景、政治斗争形式、“肃反”或清理阶级队伍的斗争面貌,可以说是过了这个村没有这个店,古今中外,再看不到也想不到会上演这样的戏。  

真正令人大跌眼镜的是“炮打司令部”,是反对资产阶级的反动路线。经过“反右”斗争的惨痛教训,举国上下,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人都明白,咱们这里是不兴反对领导的,关键在于听领导的话,对领导要言听计从,紧跟照办。谁的胳臂拧得过大腿?哪一个个人抗得了组织?离开了领导,你活下去都很困难,一切生活资料,都是有领导地生产与分配的。你有什么辙脱离领导?什么叫向隅而泣的可怜虫?背离了领导,被组织所抛弃,被班主任宣布“谁也不许与他玩”的孩子,就只能向隅而泣,死了也不过是臭一块地。“一块地”的说法来自“反右”中积极分子的发言,这样的透彻可以叫做刺刀见红。问题是咱们这里,请问哪一个昏了心的胆敢向隅而泣?大家都欢欣鼓舞,而你小子向隅而泣,你是不是对人民进行的新一轮的进攻呢?  

我个人一辈子的体会也是,组织的力量大,但要分领域:政治、军事、体育(如团体操与夺金牌)上,组织的力量无与伦比。在经济、文化上,靠组织则并非百发百中。尤其是写作,一组织起来写,绝对就没戏了。 

当“文革”开始后,我知道一些青年学生以党委不够革命不够忠于毛泽东为名向党委提出挑战的时候,我也以为他们会陷入当年鸣放后被捉住的“**”的狼狈下场。如果说我对小将们略有同情,不是由于小将们有什么可爱,有什么见地,而是由于出面接待小将们的所谓领导干部,几乎都显得那样嗫嗫嚅嚅,哼哼唧唧,躲躲闪闪,没有能力,没有机敏,没有诚恳,没有担当。谁能想得到毛主席亲自出来支持小将,称他们为无产阶级革命派,接受他们的“红卫兵”袖标,而将打压他们的维护组织威力的路线命名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谁又能想到党委的一些领导干部在这种情况下竟那样窝囊、不中用!  

至今仍然有一些人,一些那个年代成长起来的人物,将此事半掩半显地解释为毛泽东是在以他的巨大的个人威望为依靠,在中国认真地搞一次大民主,改变官僚政治的掌控体系,为此不惜直接领导一批“革命小将”与各级党委、与既有的组织结构展开一场大会战。  

果然如此?此说如白日做梦!如果说不依靠党委组织而依靠小将有什么民主的意图,这种对小将的放手发动,是在什么政治思想前提下进行的呢?恰恰是现代个人迷信,是“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是伟大的领袖、伟大的导师、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的命名,是领袖对于武装力量的绝对领导,是不但万岁万岁万万岁,而且万寿无疆,而且要捍卫毛泽东、捍卫“中央文革”、捍卫江青……就是说假定了全党全国已经埋伏了潜伏了无数反对毛泽东的反动分子啦。一面是这样的绝对拥戴、绝对听命的统一思想,与此同时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铁打江山,就是说是集中统一的思想与集中统一的武装力量,是硬实力加软实力。而另一方面是踢开组织闹革命的准无政府主义,是对于大闹一场的期待,是红色的恐怖。这确实是世界政治史、中国政治史的一绝、一险、一个极危险的乱局。  

于是“闹将”江青、陈伯达的地位飙升。全国只剩下了一套红书。知识分子与干部们东躲西藏,检讨认罪,昏天黑地,左右为难。各种社会中坚力量中坚人士弯腰低头、戴高帽子游街、被剥夺了工作权利、受尽凌辱。接着闹,闹得一面墙上要贴十几张主席“宝像”。闹得抡起皮带抽打。闹得疯疯颠颠地打语录战。闹得“牛棚”林立。闹得抄家随意。闹得人身安全彻底失去保障。个人迷信与无政府主义的暴力结合,使得民主与法制、组织与秩序双双崩溃。  

这与推进民主有什么相干?这与青年人中难免的反体制意向有什么相干?这是通过搞乱现有的公共管理秩序来解开幻想中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小将们手脚上的桎梏,无法无天地搞一套极端非理性革命秀。 

怎么会有很有头脑的小老弟仍然留恋着这样的黑暗年代,并且不无遗憾地探讨着“文革”为何失败了?

 

1966年5月7日,与“文革”的开始同步,毛泽东发表了著名的“五七指示”:  

人民解放军应该是一个大学校。这个大学校,要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又能从事农副业生产。又能办一些中小工厂……参加工厂、农村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又要随时参加批判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斗争。  

工人以工为主,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也要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也要批判资产阶级……也要从事农副业生产……  

公社农民以农为主……兼学军事、政治、文化……要由集体办些小工厂,也要批判资产阶级。  

学生也是这样……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这个指示宣传得热火朝天,它应该很重要,因为这是“文革”中少有的关于要做什么的正面的“建设性的指示”,其他都是“其心又何其毒也”之类的愤怒语词。这不对,那不对,究竟什么才对?只有这一段,加后面提出的“办学习班是个好办法”。“要斗私批修”,此指示有一“要”字,你以为是建设性指示,但内容中有斗与批,还是批判性的。就是“五七指示”中,他也提到了批判资产阶级的“文革”,提到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的学校的现象不能再继续下去了。同时他提出了他的社会主义模式:  

一、军队起着骨干的作用。  

二、不强调社会分工,干脆是抹掉了社会分工这一“老虎屁股”,而强调兼军事、政治、文化,兼做工、农、兵、群众工作和社会主义教育,特别是批判资产阶级。  

三、不再提超英赶美,看不出有追求现代化的意思,这个模式中,生产力、劳动效率、分配,一切与民生有关的话题、与消除贫穷与愚昧的话题,也是世代国人最最关心痛心的话题均未予提到。  

四、学校的头面人物仍然算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周总理等的脱帽加冕仪式无疾而终。  

五、总的调子似乎仍是公社化。公社公社,一大二公,吃饺子都是几千几万人一个味儿,不仅产权属于公共,行业也是公共,容易平均平等。  

我的总体感觉是“五七指示”不无亲切感,调子也不是特别高。它给我感觉到的是自给自足的人群组合,是《诗经》上描写的“民亦劳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国,以绥四方”。  

费解一点的是工农兵学商都要批判资产阶级。什么叫资产阶级?指生产关系中掌握生产资料的资本家们吗?我当时在新疆,新疆的老革命老作家们畅谈着毛主席的理论新意:根据思想状况而不是根据财产状况划阶级。  

根据思想状况划阶级成分,这玩意儿太玄乎、太恐怖,也太灵活了,有可能发展到凡得罪了领导的一律算资产阶级的闹剧状态。  

毛泽东哲学、政治思想的一个重要提法是“不破不立,不塞不流,不止不行”。他侧重的是破、塞、止,是批判,坏东西批判完了,好东西自然而然就来了。这是他老人家的指望,然而事实并非如此。你哪怕把世界上的所有“害人虫”都扫除干净了,粮食不够吃还是不够吃,房子不够住还是闹蜗居。  

我还觉得,“五七指示”的内容相当泛漫,尚无定见定则,只是个模模糊糊的方向,说明当时“文革”到底要干点什么尚未明晰成型,先发动起群众至少是小将起来再说。毛泽东已经颇有这样的经验,群众是真正的英雄,群众运动永远有理,让群众闹起来再说。一头是他,是伟大领袖、导师、舵手、统帅;一头是群众、是小将、是高呼口号热火朝天、是斗志昂扬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的人民,这样的千军万马,怎么干怎么对,怎么干怎么胜利。  

历史就是这样粗线条地被创造的。谁能画好了平面图、鸟瞰图、透视图、结构图、材料图与制定了各种明细表格再开始施工革命?  

大家都记得运动初期主席的话:“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我相信,一开始,大家伙儿,包括主席本人,都并没有弄清楚,什么是“文化大革命”的“底”。影片《周恩来》中,演员王铁成饰演周总理,以极相近于周的口音对另一角色“贺龙”说:“文化大革命到底怎么搞,谁也不知道……”我相信周总理确有此言此忧此说。  

毛主席也很深沉,他晚年凝重地说,他一辈子做了两件事,一个是打倒蒋介石和国民党,一个是“文革”,前者争议不大,后者赞成的少,反对的多。他的话带有悲情色彩。做一个毛泽东那样的大人物,太沉重啦。  

燕雀安知鸿鹄之志?  

有人认定“文革”的实质是杀功臣。这样说的人政治观念基本上停留在西汉时期。  

有的人解释为女祸,其思想观念更是来自夏桀与商纣时期。  

有的说就是为了收拾刘少奇与王光美,除了个人的争权夺利,他们能懂什么历史、什么政治、什么社会理念呢?  

干脆说是为权力斗争,这是西方媒体记者对于共产主义运动内部斗争的唯一解读。就像他们认为毛泽东不喜欢前苏联是由于他不喜欢苏俄式的尖顶建筑风格。  

有的解释为毛要带着青年反体制搞民主,则是改革开放后西风吹来,乃以最新趸入的西方的平面语言与思路南辕北辙地解读毛泽东了。  

你可以分析纯属个人的毛泽东的性格特点,你可以分析任何伟人的个人情绪与偶发因素,但“文化大革命”仍然有其历史的必然、中国的必然,它带来的教训仍然有它的极度深刻性。问题在于,至今没有谁深刻地分析过这个绝非无意义的大课题。  

例如毛泽东思想与中华文化的关系。不论毛泽东思想哲学上的叛逆姿态有多么高调,我们从他的“一大二公”的提倡上仍然会看到“天下大同”的观念。“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不必为己”……这样的观念早在《礼记》中就有,可以说斯时已经准备了中国的20世纪的赤化。孙中山的口号之一也是天下为公。连国民党党歌里也唱:“以建民国,以进大同”,就是说,民国是最低纲领,大同者是最高理念。 

谁能解释与进一步从政治上从学理上总结1966年开始的十年“文革”?中国人应该干这个活。中国共产党应该干这个活。中国学者应该干这个活。这是中国人的历史与国际责任。中国责无旁贷。正确地毫不含糊地总结“文革”的方方面面,这也是中国对人类历史的贡献。

 

 

李锐:秦城八年老子还是过得很痛快!

作者九州欢乐

   

李锐一生大起大落,跌宕起伏,可谓浓墨重彩、精彩绚烂。从42岁开始,他倒霉了整整二十年,其中包括秦城监狱的单间八年。2010年底的一天,在与朋友的一次聚餐时,李锐首次讲述了自己八年的秦城生活,尤其是如何在单调乏味的牢狱生涯中“寻找快活”、锻炼身心,读来颇是有趣。本文选自《炎黄春秋》2011年第7期,作者韩磊。

那次午餐是在建外大街一家上海餐馆进行的,参加聚餐的有李锐、何方、张思之、邵燕祥、蒋彦永、章诒和等十余人,其中李锐年纪最大,为94岁。

正式开餐之前,大家在闲聊的时候,齐夸李锐的身体好。李锐说:“我这三十年,身体不错,老伴有很大的功劳。我给老伴写过一首诗,说她是护士、医生兼政委。除了她的功劳之外,我自己有什么名堂呢?今天结合自己的坐牢经历,给大家贡献一点。”

1967年11月11日,李锐从“流放地”安徽磨子潭被“请”上一辆吉普车来到合肥,然后被一架专机送到北京,直接投入中国级别最高的监狱———秦城监狱,关在一间约三十多平方米的单间牢房里。(后来,秦城监狱的牢房不够用,李锐们的单间被隔成了两间,并新盖了单间牢房。)在秦城,李锐度过了八年单牢生活。牢房中,除一张矮木板床外,没有任何物件,被褥很薄,且没有枕头。

李锐好不容易攒下一些手纸当枕头,都被查房的没收了。没办法,他只好把鞋脱下来当枕头。狱中规定夜间睡觉必须面朝门上的哨兵观察孔,因此整夜不准翻身,不得仰睡。碰到看守故意刁难,还会有新的花招,比如冬天胳膊要放在被子外面之类。

最可恶的是,狱方纵容看守对犯人进行各种形式的人身侮辱和折磨。李锐经历过的就有:经常无缘无故被罚站半天;动辄训斥辱骂,乃至被叫到小窗口往脸上吐唾沫;或者命令把手臂伸出窗口锤打。有一天早晨,李锐把手伸出窗口取稀饭,看守故意把滚烫的稀饭倒在他的手上,以致烫伤。

关了不到一年,通过墙上那个长条窄窗户,李锐看见外面有起重机在施工,他就知道还在盖房子,于是开始作长期打算。

李锐说,秦城监狱是上世纪50年代初毛泽东命令盖的,用的苏联图纸。原来关的主要是国民党战犯,因“胡风事件”入狱的谢韬也关在秦城,给国民党战犯上过课。文革一开始,这些昔日的“敌人”都搬走了,改关李锐这些被判了“死刑”的自己人。如“六十一人”案中的薄一波、安子文,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刘仁以及彭真、陆定一等。李锐后来组织编中共组织史资料时查清:文革期间,秦城共关了502人,司局级以上的干部有一半左右,死在里面的近三十人,被打伤致残二十余人,得精神病的近六十人。

如闫宝航1968年被整死的,他的儿子闫明复1968年关进秦城,不知道父亲已死在里面了。北京市委书记刘仁一直戴着手铐,吃饭都不自由,最后铐死在里面。

闫明复同李锐谈过,由于单间和各种刑审,他也得过精神分裂症。和李锐同住一楼的卫生部部长崔月犁说,他在秦城也得了精神病。

李锐在秦城经常听到两种呼喊声:一种显然是精神病者的叫喊,有整天喊“毛主席万岁”的,也有整天大声骂娘的。另一种是受不了侮辱痛骂看守的,但接下来就会听见有人开锁进房,痛打叫骂者,于是又响起被打犯人的惨叫。最后几年,陆定一关在李锐的隔壁房间,他们两人在延安《解放日报》一个窑洞工作过,李锐听见他天天大喊大叫:“毛主席啊,我什么事儿也没有啊!”放风的时候,就唱《苏武牧羊》。李锐说,他当时真怕陆定一得精神病。

但幸运的是,八年关押期间,由于问题简单,刑讯和逼供等李锐都没有受过。

他说:“人在倒霉的时候,最不愉快的时候,要找一点快活。”

李锐倒霉了二十年,北大荒劳改几乎饿死,磨子潭流放劳动,最后是秦城监狱单间八年。由于读过《马恩通信集》,知道单间关押是西方死刑以外最重的刑罚。他在延安时知道,王若飞在绥远被单间关押了六年,出狱以后,有人送他一块怀表,他竟叫“锅盖”。

李锐知道要长期住下去了,怎么办?决不能痴呆、失语,于是做“大脑体操”——背旧诗,自己做诗回顾一生。

李锐举了一个例子:从庐山下来(指1959年庐山会议倒霉一事)以后,水电部批斗了他几个月,最后打了一个“李锐反党集团”。批斗时,他们知道李锐文章写得多,就逼问他“还放过什么毒?”李锐就将自己以前写过的包括延安时的所有文章都交上去了。李锐为此事吟过一首七律,其中有上句“平生文字难成狱”,白天很久没对上,晚上,灵感乍现,李锐一下子对出了下句——“自我批评总过头”。

“一下子对出来了,你看,对仗很工啊,平仄也很好,高兴到了极点,结果失眠了,晚上睡不着啦!”旧事重提,李锐一点都不像是在讲他的苦难史,倒好像是在叙说自己的光荣。

最后三年,牢中可以看书了,李锐为此作过一对联句:“只要有书来做伴,自然无处不安家”,也快活了好几天。

此时,章诒和插话说:“很有点聂绀弩的味道!”

秦城监狱坐落在京北燕山脚下,因为位于昌平秦城村而得名。

李锐说:“那个地方空气好极了,我每天就在房间里做气功,跑步,用手指在空中练习书法。”气功和跑步,看守都明白,但李锐每天挥手在空中“乱划”,看守无论如何都看不明白,只能用奇怪的眼神看着他,不知道他在搞什么名堂。

李锐在狱中还坚持冬天用冷水擦身子,没有水游泳,他就旱游,锻炼两臂和胸肌。他说:“秦城监狱八年,当然很痛苦,但我苦中作乐,好些时候也过得很快活,既锻炼了身体,又锻炼了大脑。”

《榻上吟》是李锐出秦城前不久所做的一首长诗,全面总结了单间八年的苦难。摘要如下:年年落叶夜敲窗,屈指幽居八度霜。旦夕所亲唯一榻,问君遣日有何方?流水不腐枢不蠹,依旧惜阴无事忙。……日日读书穷究理,朝朝看报不厌详。……熟读诗词知格律,时翻经典见海洋……夏来跑步治哮喘,冬仍冷浴免风伤。……斗室恰如面壁窟,方丈堪为健体房。……人间寂寞亦如是,岁月蹉跎又何妨。久病安危账懒算,逢时否泰运全忘。无忧无虑自不惑,患得患失难免狂。

1972年以后,由于刘建章的家属告状,秦城囚犯的待遇有所改善,可以有限制地看书了。负责审问李锐的人,从他北京的旧居中找了《马列选集》等十来本给他。于是有了后来极富传奇色彩的一件事:八年牢狱之灾,李锐在狱中最大的收获还不是前述那些事,而是写出了一部古今中外可能绝无仅有的奇书!

1973年的一天,李锐在房内跑步不慎摔倒,手腕碰破了,护士给了他一瓶龙胆紫药水和几根棉签。于是,李锐突发奇想:此可作奇墨怪毫也!从此,他的狱中生涯掀开了新的篇章。他每天靠墙坐在矮床上,面对哨兵的监视孔,越发规矩地捧着原本的《马列选集》读,并遮住哨兵的视线,用棉签蘸着紫药水,把他几年来吟得的一首首“铁窗诗作”,写在两本《马列选集》的空白处。

就这样,1975年5月,58岁的李锐不仅活着走出了秦城监狱,而且还带着他在狱中用棉签蘸着紫药水写成的四五百首旧体诗词。这就是用紫药水和木棉签“奇毫怪墨”写成的《龙胆紫集》。听李锐讲到此处,邵燕祥插话说:“李锐同志,你应该写一本《坐牢指南》,肯定能火。”邵燕祥的话引来大家的一片笑声。

“这是我贡献给大家的一点经验:无论何时何地,无论什么情况下,人都要过得痛快、心安理得。再怎么倒霉,老子不怕!就像现在一样,我已经94岁了。有人喜欢我,有人讨厌我,这很正常。但是,不管他们怎么讨厌我、控制我,老子还是过得很痛快!”李锐用这样一句话结束了他的精彩“演讲”。

此时,餐桌前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大饥荒年代中共高层的“特供”

作者:杨继绳

来源:作者著《墓碑》

和农村基层干部多吃多占不同,城市里的高级干部和著名高级知识分子,却有合法的特殊照顾。能受到照顾的高级知识分子只是知识分子中的极少数,受惠最多的还是高级干部。高级干部在照顾高级知识分子的名义下享受特需供应。

1960年11月9日,中共中央转发了国务院副秘书长齐燕铭在1960年7月30日拟订的《关于对在京高级干部和高级知识分子在副食品供应方面给予照顾问题的报告》中共中央在文件中指出:“中央认为,这个报告中提出的方案和意见,原则上也适用于全国各地区,现把它摘要转发,希望各地参照执行。”中共中央在转发时,把齐燕铭报告中的“在副食品方面给予照顾”几个字改为“特需供应”,从此“特需供应”成了一个神秘而令人妒羡的词语。齐燕铭报告的内容摘要如下:

特殊供应办法,分为以下三类(自11月起根据中央指示,党内以下标准再减半,纸烟不减):

第一类,副委员长、副总理、国防委员会副主席、政协副主席、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供应标准是:每户每天肉一斤,每月鸡蛋6斤,白糖2斤,甲级烟两条。

第二类,人大、政协在京的常委,国务院各部委正、副部长,正、副主任,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人大、政协的副秘书长,各民主党派中央的主席、副主席,在京的高级知识分子中的一级人员,以及党政群同上述职务相当而名义不同或工资级别在七级以上的其他人员,供应标准是:每人每月肉4斤,白糖2斤,甲级烟两条,鸡蛋3斤。

第三类,全国人大在京的党外代表和全国政协在京的党外委员,国务院各部委党的正、副司局长和党外的国务院参事,各民主党派在京的中央常委,在京的党内外高级知识分子中的二、三级人员,以及党政群同上述职务相当而名义不同或工资级别在十一级以上的其他人员,供应标准是:每人每月肉2斤,白糖1斤,甲级烟两条,鸡蛋2斤。

根据上述规定,应当确定第二类和第三类照顾人员名单,各部门应分别报经国家机关党委、中直党委审查送国务院批准后,按照名单供应。

中共中央在批转这个报告的按语中还有有这样一段话:“实行副食品特需供应的照顾面,对党外民主人士和高级知识分子可以稍宽,对党内干部必须从严。不宜不分党内外,笼统地规定某一级以上的干部一律享受特需供应。坚持这一条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为了便于团结、教育和改造党外人士,在生活上多照顾他们一点,群众是不会有多少意见的。但是,对党内的照顾面如果规定得过宽,或者虽有比较适当的规定,而控制不严,听任某些干部在规定之外利用职权或‘走后门’来取得额外供应,不作严肃处理,其后果就很严重。”

中共中央这个批语是很清醒的,反映了执政党对自己的严格要求。由于没有制度性的制约,执行过程中全凭干部的自觉。好干部一般能严格要求自己,尽可能与人民同甘共苦,但不是多数干部能身体力行。

1961年12月,中共中央又发了一个关于“特需供应”的文件。这个文件的按语中写道:“北京市即可照此办理。各省、市、自治区可以参照这一办法执行。”国务院财贸办和北京市委的的报告中规定:

1、对于下列人员,除按照居民定量供应以外,每人每月再供应糖1斤,大豆3斤。

科学研究机关九级至八级研究人员;工程技术界十级至八级工程技术人员;医务界十二级至九级医务人员;出版界九级至八级编辑人员;新闻界十三级至十级编辑、记者;文艺界十一级至九级文艺工作人员;高等学校九级至八级教学人员;中等专业学校七级至五级教学人员;中等学校四级至三级教学人员;小学一级教学人员;党、政、群、厂、矿、企业、学校十七级至十四级行政干部。

2、对于下列人员,除按照居民定量供应以外,每人每月再供应肉2斤,鸡蛋2斤,糖1斤,大豆3斤,纸烟2条。

科学研究机关七级至三级研究人员;工程技术界七级至三级工程技术人员;医务界八级至三级医务人员;出版界七级至三级编辑人员;新闻界九级至四级编辑、记者;文艺界八级至三级文艺工作人员;高等学校七级至三级教学人员;中等专业学校四级以上教学人员;中等学校二级以上教学人员;全国人大在京代表;全国政协在京委员;国务院各部委正副司局长,国务院参事;民主党派在京常委;党、政、群、厂、矿、企业、学校同上述行政职务相当而又名义不同,或者行政级别在十三级以上的其它人员。

3、对于下列人员,除按照居民定量供应以外,每人每月再供应肉4斤,鸡蛋3斤,糖2斤,大豆5斤,甲级烟2条。

科学研究机关一级、二级研究人员;工程技术界一级、二级工程技术人员;医务界一级、二级医务人员;出版界一级、二级编辑人员;新闻界一级至三级编辑人员;文艺界一级、二级文艺工作人员;高等学校一级、二级教学人员;全国人大、政协在京常委;国务院各部、委正副部长、正副主任,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全国人大、政协副秘书长;民主党派中央主席、副主席;党、政、群、厂、矿、企业、学校同上述行政职务相当而又名义不同,或者行政级别在七级以上的其他人员。

实行本办法后,中央1960年11月9日发字927号文件中第二类和第三类供应人员,即改按上述标准供应。该指示中第一类人员除按原定标准供应以外,每人每月增加供应大豆5斤。

1961年这个规定除了照顾面更宽以外,对高级干部增加了5斤大豆。这次没有提党内严党外宽的原则。

有了特需供应人员,随之就出现了特需供应商店。特需供应商店秘密而神秘,一般百姓只知道其存在,不知道它在什么地方。掌握特需商品的人,也享受到特殊利益。这种特需供应商店一直持续到文化大革命前,成为中国特权阶层的象征,也是文化大革命的冲击对象和批判对象。

由于市场上没有食品供应,餐馆几乎停业,仅靠这些特需供应,也难解决食品的不足。何况在一个家庭中能够享受这种特殊待遇的通常只有一个人。一个人的4斤肉,也难以维持全家人一个月的生活。所以,即使享受这种特殊照顾,生活水平还是大幅度下降。‘

1960年,卫生部和中国科学院等单位,曾对在京的一部分著名专家的健康状况进行了一次重点调查。这次调查了123人,其中教授有冯友兰、朱光潜、冯定等33人,医生有黄家驷、林巧稚、吴英恺、黄宛等52人,科学家有华罗庚、钱崇澍、陈焕镛等25人,作家艺术家有欧阳予倩、戴爱莲、马思聪、刘开渠、叶浅予等13人。调查结果是,这些顶尖人物的健康状况也不怎么好,体重普遍下降,体质减弱,疾病增加。

这123人大体可以分为以下三种情况:体质减弱,但健康状况还比较正常的34人,占被调查者总数的28%;体重下降较多,大部分有不同程度的慢性病,基本上能坚持工作的有49人,占被调查者总数的40%;体重下降突出,并患有严重疾病,已经全休或半休的33人,因工作不能离开勉强工作的7人,共占被调查人数的32%。

在一些中等城市,有意放宽特需供应面,使更多的干部得到好处。1960年10月7日,邯郸市轻工业局干部石旭东向中央写信反映了这一问题。信中说:“上级号召不吃肉以后,我们就一点也不吃了,可是特需供应的肉比我们过去大家吃的肉还要多(全市平均每人每月3两)。”“中秋节,全市干部市民和工人连个月饼渣子也没吃到,而领导干部们却每人发二斤。”“邯郸市里的食品商店都成了特需供应商店,群众很有意见。走进商店一看,什么都有,但什么都要特供证。老百姓看到那么多好吃的,一问即说是供应领导干部的,怎么能没有意见呢?”

丁玲——一个文艺女青年折腾被折腾的一生

 

说三道四 思享学人

 

如果说萧红是盘苦菜花,丁玲就像是一盘生猛海鲜,洒满爱恨情仇,酸甜苦辣咸俱全。

纵观丁玲的一生,就是一个不靠谱文艺女青年瞎折腾的曲折过程,生命不息,折腾不已,折腾的令现如今的文艺女青年,甚至女艺人之流望尘莫及,不得不说,姜,还是上个世纪的辣。

丁玲(1904年10月12日-1986年3月4日)原名蒋伟,字冰之,湖南

常德临澧县人。中国当代著名的作家、社会活动家。她的最高荣誉是:我国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文艺战士。丁玲一生著作丰富,出版有《丁玲文集》五卷。其作品被译成多国文字,在世界广泛流传,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所谓盖棺定论,一个人一辈子成功不成功就看追悼会了,丁玲去世后,给她送花圈的名单:胡耀邦、陈云、邓颖超、聂荣臻、习仲勋、方毅、田纪云、乔石、李鹏、杨尚昆、王震、薄一波、荣毅仁、叶圣陶、巴金等人。北大荒人自发把缀有“丁玲不死”四个大字的红旗覆盖在她的遗体上。有作家评价:“丁玲是一座大山,一条大河,一道悲壮的风景,足以妆点照耀一部中国现代文学史”。

《太阳照在桑干河上》1951年获斯大林文学奖。以斯大林名字命名的奖项,对于50年代的中国而言,影响力远非今天的诺贝尔奖可以比拟。

丁玲出生于湖南福安县(今临澧县)一个书香世家,家里非常有钱,母亲是知府的女儿,父系的官职更高,家族庞大,光是她一家就有200多间房子,属于标准的富二代。传说湖南福安蒋家原是李自成的后代,因为曾经企图推翻明朝取而代之,事败后,隐居福安改姓蒋。这段历史如何,可不去追究。但丁玲的反叛性格,倒的确有点像闯王李自成。

丁玲四岁丧父,随母亲在任教的学校里长大。丁母佘曼贞是个小脚太太,在常德女子师范速成学校读书时,和同班同学向警予结拜姐妹,成为心腹之交。1912年,两人一起考入新创办的湖南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丁母曾把年幼的丁玲托付给向警予照看,丁玲把向警予叫“九姨”。

1922年,丁玲为解除家中早已包办与表兄的婚姻关系,和女友王剑虹逃婚来到上海,入读的是陈独秀、李达等共产党人创办的平民女子学校。不久经瞿秋白介绍入读上海大学中文系旁听。

1923年夏天,己是中共中央妇女部长的向警予,特地到上海大学看望在该校中国文学系旁听的丁玲,勉励她不要辜负母亲的希望,好好学习,天天向上。漫长的校园生活,情窦初开的丁玲对南开大学的一位表兄暗许情愫,展开热烈追求,无奈那位表兄生性木讷,循规蹈矩,面对她连绵如潮水般的爱意竟然逃之夭夭。有传闻期间丁玲与瞿秋白一个弟弟过往甚密,遂闹得流言四起,但令丁玲着迷的是瞿秋白。直到瞿秋白告诉丁玲他要和王剑虹结婚了,天真的丁玲才知道自己的亲密女伴和自己的仰慕对象一直在谈恋爱,一语惊醒痴情人,年少的丁玲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迎来了人生中第一次打击,一个人凄凄惨惨戚戚的回到家乡疗伤止痛。

七个月后,瞿秋白的肺结核病传染给了王剑虹,这个新任太太很快去世,她在死前半个月给丁玲写信暗示求救,但自认遭到抛弃的丁玲沉浸在自怜自怨中,毫不理会。王剑虹写信时,瞿秋白已另有新欢,四个月后他就挖了浙江有名的开明士绅沈玄庐的儿子沈剑龙的墙脚,与美女杨之华喜结良缘。

当时沈剑龙与杨之华已生下一女,便是瞿独伊。 杨之华为上海大学社会学系学生,瞿秋白当时是社会学系的系主任,近水楼台先得月,师生恋把瞿秋白拨弄的趁着暑假直接杀到杨之华老家萧山,竟与时任杨之华老公的沈剑龙一见如故相见恨晚。

面对复杂纠结的感情问题,三人直面人生,开始了一场奇特的“谈判”:先在杨家谈了两天,然后沈剑龙把瞿秋白、杨之华接到他家去谈,各自推心置腹,互诉衷肠,又谈了两天。最后,瞿秋白又把沈剑龙和杨之华接到常州,再谈。当时瞿家早已破落,家徒四壁,连把椅子都没有,三个人就坐在一条破棉絮上谈。现如今,几千万生意的谈判也不过如此。最终,功夫不负负心人。艰苦卓绝的谈判结果是在上海《民国日报》上同一天同时刊登三条启事:

一是沈剑龙与杨之华离婚启事;

二是瞿秋白与杨之华结婚启事;

三是瞿秋白与沈剑龙结为好友启事。

婚后瞿秋白对杨之华说:“我一定要把‘秋白之华’、‘秋之白华’和‘白华之秋’刻成3枚图章,以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无你无我,永不分离。”瞿独伊后来说:“为了纪念他们的结合,父亲在一枚金别针上亲自刻上‘赠我生命的伴侣’7个字,送给母亲。这一爱情信物,后来伴随母亲度过了几十年风风雨雨。”

历史妙不可言,感情不过如此。到最后,谁也不能悲伤地坐在谁身旁。

王剑虹病逝后,瞿秋白在给丁玲的信中表白说“自己的心也随剑虹而去”。但他没有参加妻子王剑虹的葬礼,只剩下丁玲扶棺大恸,从此终身痛恨瞿秋白。

瞿秋白评价丁玲;“冰之是飞蛾扑火,非死不止”。一语成谶,这句话,概括了丁玲的过去,也预示了丁玲的未来。

在当时新思潮的影响下,,一些进步青年自认具有反封建意识,开始废姓,只用名字称呼,“冰之”称呼起来很不方便,于是她采用笔画最简单的“丁“字为姓,叫“丁冰之”。后来她想当演员,要改琅琅上口的艺名,便和几个朋友闭目在字典上各找一字。她摸到“玲”字,从此“丁玲”成为她的新姓名。她的处女作《梦珂》,第一次用此名。

1924年暑假王剑虹病逝,丁玲怀着失去闺蜜挚友的痛苦来到北京,住在辟才胡同一处公寓里,在北京大学旁听文学课程。课余跟随一位画家胡乱涂抹,学业毫无着落,生活百无聊赖,正是人生的低谷,偶然结识了《京报》副刊“民众文艺”编辑、青年作家胡也频,并由此结识了沈从文。

丁玲和沈从文是湖南老乡,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两人很快熟络起来,经常用家乡话热烈的交谈,把对丁玲倾心的胡也频凉在一边。当胡也频得知丁玲正为弟弟的夭折而无法释怀时,就用纸盒装满黄色玫瑰,附上字条:“你一个新的弟弟所献”。不幸的是,胡也频骚扰未遂。

当时窘迫的丁玲无视这个小自己一岁的男人,她在人生的路途中迷路了,不知要去哪里,走投无路的她写信给鲁迅,讲述了自己的境遇和困惑,希望她所仰慕崇拜的鲁迅先生能为自己提出一条前行的光明道路。由于当时鲁迅与现代评论派论战犹酣,误认为这是崭露头角的沈从文在用化名捣鬼,就没有复信。适逢王剑虹的父亲邀请丁玲一同回湖南老家,丁玲眼看北京的生活毫无希望,就不甘不愿的离开了北京,返回到湖南老家。

胡也频闻讯后,向朋友借钱追到湖南,蓬头垢面失魂落魄地的出现在丁玲面前,精诚所至,丁玲却不为所动。两人一起回到北京的时候,相关绯闻却已经在朋友圈里满天飞了,叛逆的丁玲非常愤怒,赌气说:“好吧,老娘就同居给你们看!”。

于是两人于1925年秋在香山同居了。

人,真正难以战胜的是自己。

尤其是心高气傲的女人。

在胡也频的影响下,丁玲也开始写作。当时两个性情中人没有什么经济来源,除了一点微薄的稿费之外,他们生活过得很艰难,经常有断粮绝用的时日,两人在清贫窘困中数度着光阴,但却因一份不食人间烟火的爱情而充满了温暖。

关于这段感情,丁玲自己的评说是:“我不否认,我是爱他的,不过我们开始,那时我们真太小,我们像一切小孩般好像用爱情做游戏,我们造做出一些苦恼,我们非常高兴的就玩在一起了。”

当时正当年轻的丁玲和胡也频、沈从文都想赴日留学,为了学习日语,找了个日语老师,这位老师就是当时在北大自修日语的冯雪峰。丁玲第一次见到冯雪峰的时候,感觉非常失望,她本来认为一个北大学日语的年轻人应该是很英俊潇洒的,而冯雪峰看上去像一个乡下人。

有个理论,女人其实比男人更好色,虽然哥的长相出乎你的想象。

但人不可貌相,在随后的交往中,他们谈文学,谈时事,才华横溢的冯雪峰很快走进了丁玲的内心深处,其丰富的知识和阅历足够迷倒当时幼小单纯充满向往的丁玲。与胡也频相比,冯雪峰显得成熟稳重。当时丁玲满脑子只有一个思想——要听到这个男人亲口说一声“我爱你”。

这段时期丁玲看了一部电影《空谷兰》后,萌生了做电影明星的梦想,便给大导演洪深写信,在洪深的帮助下,她去上海,参观了电影拍摄的过程,演技形象虽然得到洪深的认可,但是终因性格与电影圈潜规则的现实格格不入,放弃了这个打算,明星梦就此夭折。于是她回到北京含愤写出了处女作《梦珂》,1927年底发表于《小说月报》。这是关于一个敏感和幼稚的年轻女孩成为一名电影明星受腐败的社会欺骗的故事。

这部作品一炮打响,她成了新锐女作家丁玲,名气大过胡也频和沈从文。《梦珂》小说的女主人公的创作原型,是丁玲的闺蜜王剑虹。梦珂这个名字,也是瞿秋白曾经对王剑虹的昵称爱语,法文意为“我的心”。

沈从文早在三三年写的《记丁玲》里有提及,且有过切实的记述。据说此书解放后一直被销毁,禁止出版,以致很少被人看到。现在网上可以找到,只是不知道版本对否。

冯雪峰离开北京到上海,丁玲不顾一切追到上海,紧跟着胡也频也追到了上海。旧中国尘土飞扬的坎坷大道上,一路都是马不停蹄追赶爱情的脚步,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欢场。

于是,奇葩绽放出了惊艳的花。

面对两个男人,性格开朗的丁玲提出要和两个男人共同生活。一个成熟有味,一个幼稚可爱,鱼和熊掌兼得,我都要!

于是三人直奔杭州,在风景如画的西湖边共同生活了一段日子。

从白娘子开始,西湖边上就是妖精出没的诡异之地,也是产生千古爱情的多情之地。很多人在这里相恋,很多人在这里分手。冯雪峰在西湖边的的葛岭租了一套两居室,冯雪峰住一间,胡也频住一间,白天丁玲一时和冯雪峰拥抱吟诗,一会又和胡也频相偎写作,晚上则轮流在两个房间过夜。

这种女权至上的生活对于用情很真的胡也频来讲,岂止是折磨。即使自己深爱的女人再三重申与别的男人只是柏拉图,他也无法忍受。爱情都是自私的。

胡也频一气之下跑回上海,找到沈从文倾诉,沈从文劝他不要轻易放弃心中所爱。胡也频受到鼓舞,隔日重返杭州,他的坚定终于挽回了丁玲飘摇的心。最终,冯雪峰理智地选择了离开。

丁玲看着冯雪峰离去,然后收拾一地的破碎心情,静下心来和胡也频过日子。

这段惊世骇俗的三人行爱情告一段落。

丁玲曾写给雪峰两封信,但一直没有将信递给冯雪峰,只将痛苦埋在心中:

“我不否定,我是爱他(指胡也频)的,不过我们开始那时,我们真的太小,我们像一切孩子般好像用爱情作游戏……我们日里牵着手一块玩,夜里抱着一块睡……大半年过去了,我们才慢慢落到实际上来,我才看出我们是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是被一般人认为夫妻关系的。我们好笑这些,不过我们是更相爱了,一直到后来才见到了你(指冯雪峰)。使我不能离开他的,也是因为我们过去纯洁无瑕的天真……我常常想你,我常常感到不够,在和也频的许多接吻中,我常常想着要有一个是你的就好了。我常常想能再睡在你怀里一次,你的手放在我心上。唉,怎么得再来个会晤呢?我要见你,只要一分钟就够了。”

此后冯雪峰成为丁玲一生中刻骨铭心的一个结,她永远记得他,终身对他怀有特殊的感情。

1928年年底,胡也频与丁玲同赴上海,经潘汉年介绍开始从事左联工作,两人同居于上海如今的安福路。他们与沈从文一起创办了红黑出版社,编辑出版文艺期刊《红黑》。但红黑出版社不久就倒闭了。为了还债,胡也频离开上海赴山东济南省立高中教书。在胡也频走的当晚,丁玲就开始给胡也频写信,第二天又写。一个多月后,忍受不了相思煎熬的丁玲也来到了济南。他们自由的革命式爱情、丁玲时尚的衣着打扮都让省立高中泛起了涟漪。

据当时在山东省立高中就读的季羡林回忆:“丁玲的衣着非常讲究,大概代表了上海最新式的服装。相对而言,济南还是相当闭塞淳朴的。丁玲的出现,宛如飞来的一只金凤凰,在我们那些没有见过世面的青年学生眼中,她浑身闪光,辉耀四方。济南的马路坑坑洼洼,胡先生个子比丁玲稍矮,而穿了非常高的高跟鞋的丁玲‘步履维艰’,有时要扶着胡先生才能迈步,学生们看了觉得有趣,就窃窃私语说‘胡先生成了丁玲的手杖’。”

年轻气盛的胡也频在济南的激烈言论和行动,引起国民党当局的严重不满。1930年5月,国民党当局下令通缉胡也频等人。同年7月,胡也频和丁玲被迫离开济南,经青岛回到上海。

1930年11月8日,丁玲生下一个男孩,取名胡小频(蒋祖林)。出院后他们已身无分文,但他们精神上却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充实,也更乐观。当时,胡也频在外从事革命活动,丁玲在家照看婴儿。

不久胡也频被捕,同时被捕的还有林育南,柔石,殷夫,冯铿等人。几经辗转,沈从文从陈立夫那里得到了回答,如果胡也频不是共产党,愿意住在南京,可以想想办法。这句话实际上就是要胡也频投降才能保住命。

1931年2月7日,胡也频、柔石、殷夫(白莽)、李伟森、冯铿被枪决于上海的龙华司令部,后人称为左联五烈士。胡也频时年28岁。

胡也频遇害后,生命力恣肆汪洋的丁玲对冯雪峰雪藏的感情终于爆发,写了无数滚烫的情书表白:

“从我的心上,在过去的历史中,我真真的只追过一个男人,只有这个男人燃烧过我的心,使我起过一些狂炽的欲念,我曾把许多的生活幻想放在这里过,我也把极小的极平凡的俗念放在这里过,我痛苦了好几年,我总是压制我。我用梦幻做过安慰,梦幻也使我的血沸腾,使我只想跳,只想捶打什么,我不扯谎,我应该告诉你,我现在可以告诉你了(可怜我在过去几年中,我是多么只想告诉你而不能),这个男人是你。”

从后面的信中可以看出,冯雪峰明显拒绝了丁玲的爱,并且采取了回避不见的态度,这使得丁玲非常痛苦,只好说明自己对冯的感情已经升华为纯洁的同志式的、高尚的革命情谊,来挽回自己和他相见的机会。

当时的情形是,冯雪峰不是不能爱,而是已婚娶,他同丁玲一样珍视这份情谊,最终又用理智战胜了这种情感。

要有多坚强,才敢念念不忘?

以互相温暖为追求,以互不伤害为底线。

1985年,丁玲回忆说:“对我来说,情况非常复杂。虽然我深深地爱着另一个男人,但我同胡也频同居了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彼此都有很深的感情依恋,如果我离开他,他就会自杀,我决定,我不能同我所爱的这个人生活在一起,于是对他说,虽然我们不能生活在一起,我们的思想是分不开的。并说,世界上只有一个人是我所爱的,不管他可能离得多远,这个事实决不会改变。我说,因此,我们的爱情必须是‘柏拉图式’的。这个决定使他非常痛苦。我最后不得不拒绝继续看到他,并完全断绝了这种关系。”

1985年,丁玲不顾年迈多病,从北京远赴浙江义务参加冯雪峰学术研讨会。

1986年2月7日是农历大年初一,距丁玲逝世只剩下二十多天。清晨,丁玲在病榻上迎来她的最后一个春节。听着街上一阵紧似一阵的鞭炮声,丁玲感叹地说了一句:“雪峰就是这个时候死的。

 

丁玲后来这样回忆冯达:

“这是一个陌生人,我一点也不了解他,他用一种平稳的生活态度来帮助我。他没有热,也没有光,也不能吸引我,但他不吓唬我,不惊动我……”

“他不爱多说话,也不恭维人……没有傲气,也不自卑。”

“他常常来看我,讲一点他知道的国际国内新闻给我听。因为我平日很少注意这些事,听到时觉得新鲜。有时,他陪我去看水灾后逃离灾区的难民。他为通讯社采访消息,我也得到一点素材,就写进小说里去。我没有感到一个陌生人在我屋里,他不妨碍我,看见我在写文章,他就走了。我肚子饿了,他就买一些菜、面包来,帮我做一顿简单的饭。慢慢生活下来,我能容忍有这样一个人。”

“后来,他就搬到我后楼亭子间。”

不久,冯达调至中共江苏省委并负责《真话报》工作。丁玲也接受组织安排,参加《北斗》编辑工作。

1933年,丁玲、冯达、潘梓年一起被秘密逮捕,一同押往南京软禁。丁玲开始了终其一生苦难说不清道不白的三年囚居生活。

一同被捕入狱的潘梓年在相关的文字资料中被如下记载:1933年5月,潘梓年由于叛徒出卖在丁玲寓所被捕,入狱达4年之久。

因为丁玲的社会声望及舆论,加上国民党一向比较尊重文人,所以丁玲并未遭到为难,没有审判,没有坐牢。担任过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中央组织部长、中央宣传部长等职的张道藩,曾先后三次找过丁玲,请丁玲写剧本,都遭到拒绝。中统特务头子徐恩曾、叛徒顾顺章都与她经常来往,对她表示十分器重,陈立夫也和她见过面。当时国民党特务中曾流行“谒陵”(看丁玲)“谒蒋”(丁原名蒋冰之)这样的话。

在软禁期间,丁玲同叛徒嫌疑人冯达一直同床共枕,并于1934年9月生下了一个女婴蒋祖慧,这个女孩后来成为中央戏剧学院著名舞蹈家,《天鹅湖》、《巴黎圣母院》的导演。

多年后丁玲对那段日子的回忆是:“实际我心中成天装着一盆火,只想找人发泄!”对与冯达之间的同居关系总结为:“明知不是伴,事急且相随。”

1936年9月,经过蔡元培、杨铨、胡愈之、邹韬奋、洪深、林语堂、叶圣陶、郁达夫、陈望道、柳亚子等38位知名人士致电南京政府要求放人,宋庆龄致电南京行政院院长汪精卫要求营救,世界著名文学家罗曼罗兰等也表示抗议。迫于社会舆论的压力,丁玲得以获释。

丁玲1936年冬到达陕北时,这是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之后第一个从大城市来的文人,也是日后最典型的延安文人,这是红区的一件大事。

在陕北的窑洞中,毛泽东问丁玲,打算干些什么?丁玲回答说,她要当红军。毛泽东说,好,马上就可以去,现在还有最后与胡宗南的一仗,赶快去,赶得上。在保安只停留了12天的丁玲,就跟着时任西北革命军事委员总政治部副主任杨尚昆到了定边前线。

整天坐在陕北冬暖夏凉的窑洞中日理万机的毛泽东对丁玲念念不忘,遂于12月30日挥笔写出《临江仙》一词,用军用电报发到前线聂荣臻司令部,嘱转给丁玲同志。词曰:

 

临江仙给丁玲同志

壁上红旗飘落照,

西风漫卷孤城,

保安人物一时新。

洞中开宴会,

招待出牢人。

纤笔一枝谁与似?

三千毛瑟精兵,

阵图开向陇山东。

昨天文小姐,

今日武将军!

 

据说,毛泽东用军用电报写给个人的情况只有两次,一次是给彭德怀,另一次就是给丁玲。

1937年6月18日,延安文艺界为纪念高尔基逝世一周年,举办了一场大型的文艺晚会,在晚会上,丁玲认识了比自己小13岁的陈明。一段恋情就此在宣传革命的氛围中拉开了沉重的序幕。

老年的陈明回忆爱情的开始是这样的:“那是在一个小饭馆里,我们坐在炕上,我说:主任,你也应该有个终身伴侣了。丁玲反问我:我们两个行不行呢?我听了吓了一跳。事后,我在日记中写道:让这种关系从此结束吧!她看到后,说:我们才刚刚开始,干吗要结束呢?”

可陈明因周围压力娶了另一个女人,可这并没有阻断丁玲与他的联系,最终陈明终于与当时怀孕的妻子离婚。

1942年2月,在延安蓝家坪,38岁的丁玲与25岁的陈明在人们的嘲讽和挖苦声中正式结婚。

丁玲对邻居老太太说:我们爱得很苦。我们结婚没有张扬,没有请客。据陈明说,那个时候没有一个人看好他们的婚姻。

有人说:“丁玲嫁了一个比她小13岁的小丈夫。她打乒乓球的时候,把呢子大衣往后面一甩,她丈夫就赶快伸手接住。”

面对铺天盖地这样的闲言碎语,丁玲毫不在乎,她在乎自己,她对陈明说:“随他们说去,让他们说上几年,还能说几十年?”

丁玲的秘书张凤珠曾肯定的说:如果没有陈明,丁玲活不到1979年。丁玲晚年也说:如果没有他,我是不可能活到今天的;如果没有他,我即使能活到今天,也是不可能继续写出作品来的。

婚后不久,丁玲就发表了屡遭批判的杂文《三八节有感》,之后一直命途坎坷,这种时候,陈明默默的站在了她的身后。

1948年10月丁玲在赠送给陈明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精装本上题词:留给陈明,因为你给我许多帮助,使我这本书写得比较少一些错误和缺点,而且当我写作的时候,不至为外界所影响我的情绪,我是应该感谢你的。

陈明与丁玲在北京度过了一段相对风平浪静的岁月。

 

一场突如其来的政治风暴,打破了这种短暂的平静。

文化大革命中,两人被关进牛棚,相互约定:一不能死,二不能疯。

1970年春天,丁玲和陈明又被秘密关进了拘押政治犯的北京秦城监狱——陈明锒铛入狱的唯一理由就是因为他是丁玲的丈夫。

1975年5月,丁玲获释,陈明也随之获释,紧跟着两人又先后被遣送到山西长治市嶂头公社嶂头大队当农民。

1979年1月13日,75岁的丁玲才被平反,经中央组织部批准回到北京。

丁玲回到北京不久,在某次文学研讨会上,披了一条鲜红的围巾,颜色耀眼,彪显张扬,引起很多人议论。

随他们去吧,丁玲就是丁玲,一生都在荣辱毁举间,又岂会在乎你多看我几眼?

1982年秋,丁玲和陈明去看望舒群,老朋友在一起回忆往事。丁玲笑着向舒群说:“你还记得吗?当年在延安我和陈明结婚时,你曾说别的都好,就只担心将来能不能偕老,现在你不用担心了,我们不是白头偕老了吗?而且是恩爱到老,幸福到老!”

早在延安时期,陈明就曾为丁玲收集整理创作素材。丁玲晚年年事已高,她的作品(包括《杜晚香》、《在严寒的日子里》大多经过陈明的修改润饰。丁玲的重要回忆录《魍魉世界》的最后一章也是陈明续写的。《丁玲文集》出版时,陈明也作过认真的校改。不过,陈明都是在丁玲作品的抄件上进行加工,保留了作品的原貌,更为重要的是这些改动都得到了丁玲的认可,所以丁玲戏称陈明为家里的“改家”。她风趣地对人说:人家叫我作家,我还告诉大家一个秘密,我们家里还有一个“改”家。”

丁玲在生命的最后时刻,牵挂的唯有爱情,她对陈明说:“你再亲亲我,我是爱你的。”而在这句话之后,丁玲说了一句:“你太苦了,我最不放心的就是你!”

这句话足足让陈明搁在心里20年,记忆丝毫不曾减退。

1986年3月4日,丁玲因内脏功能特别是肾功能衰竭,抢救无效逝世,享年82岁。其时,陈明刚满69周岁。

当天下午,冰心打来电话询问丁玲病情,不料听到的却是丁玲已逝的消息。

三天后,86岁的冰心在写给丁玲的悼念文字中说:

死而有知,也许有许多欢乐的重逢;

死而无知,也摆脱了躯壳上的痛苦。

这样的达观之语,怕只能出自这位生性恬淡而又经历坎坷的世纪老人之手了。丁玲地下有知,当会心而笑。

有一段话很适合丁玲:作为一个女人,我的一生如此丰富。有激情,有痛苦,有欢乐,有眼泪。作为一个女人,我也许不是规矩和忠诚的。但我忠于自己的身体,和自己的欲望;我对得起自己,也不想伤害别人。如果我做的不够好,请原谅。我,只是个最普通不过的女人而已。说不定,如我这样的女人,应该也可以上天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