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乡散记-农村现状

 

作者:王君柏

来源:天熹策论

2015年7月下旬,我回湖南老家看望老人。前后正好一周,天气炎热,每日不过在家闲坐打发时光。其间有人来聊天,尽量把来访者当成一个访谈对象,往往一谈就是数小时;偶尔也到邻居家坐坐,所到之处,都自觉当作一次调查,每日略作笔记。回无锡后,根据笔记,稍加整理如下,权作回乡散记。

1、星散的人口

我的村庄是一个相对独立的自然村落。在我的记忆里,这里曾人口繁盛,百业兴旺,老有所养,幼有所乐,虽然物质生活还是很艰苦,但因为刚刚实行责任制,大家都满怀希望,认为好日子就在眼前。人是活在希望中的,希望使人精神焕发,做起事来,劲头十足,认为前途光明,幸福感也就大大提高。这次回家,在村子里所感受到的,似乎并没有这种充满希望的朝气,倒是处处显出暮气沉沉,虽然物质生活水平大大提高了,但幸福感并不强烈,尤其是展望未来,笼罩在人们心头的,多是不确定的阴霾。

在老人的帮助下,我们回忆起三十年前的人口状况。1985年左右,刚分产到户不久的时候,村子里的人口,一共是132人,这些人中,老中青搭配合理,尤其是青年一代人,所占比例差不多是半壁江山,所以,那时感觉未来光明无限。(自然村所在的整个行政村人口将近一千人。)

而目前的人口,按照在村子里有田地的来算,排除通过高考等渠道出去而稳定在城市生活下来的人,是126人;但长期居住在村子里的,只有54人。而这54人中,基本以老幼为主。如果只算成年人,那么在村子里的成年人的平均年龄,超过60岁,也就是说,基本都是老人,至少是年纪不合适在外打工的人。

另外的72人,绝大部分都到了广东、上海、天津等地打工。其余的,有两家在附近镇上做生意,有一家已经是国家工作人员,彻底脱离了村子,但还是在村子里有田地,享受国家的直接补贴;还有一家在河南稳定下来,从来没有回过乡,但似乎还是有回家的打算,因为村子里集资拉自来水,这家还是参与了集资。(还有两家是通过了高考的独木桥,远远的在城市里安了家)

老幼相守的村子,人们谈不上有什么希望所寄。老一辈,即使无可奈何,也是习惯了自己的故土;幼的一辈,不过是暂时寄托在这里罢了,待到十五六岁,也就开始“东南飞”了。外出的人,有的寄希望于回家养老,所以一般都利用多年的积蓄,盖了个房子在村子里;还有一部分,尤其是80后的一代,已经连回家养老的念头都没有了,利用几代人的积蓄,在县城甚至在自己的镇上,买了套小小的住房,有的还只是可以住三十年的廉租房。乡下,确实已经不是衣锦还乡的去处了。

2、即将荒芜的土地

因为劳力限制,村庄里的耕种方式,这些年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一是水田当旱地种。插秧割稻,没有几个劳力是难以完成的,请人帮助犁水田,或者插秧,一天要120到150元的人工费,还不大容易请到合适的人,于是逐步都改为种玉米,全村的水田,插秧的面积不到十分之一。问及吃饭的问题,都说种一季水稻后,可以管吃两年甚至三年,不足的时候,就到镇上买点来吃。显然,人口的减少,吃饭问题已经更容易解决了。

二是旱地的种植方式,已经全靠除草剂和农药了。过去都是犁地,锄草,现在都不用了,但这样连续多年种植下去,田地退化,土质板结,种上的庄稼更容易发生自然死亡之类的疾病,产量大减。老人们都自我解嘲:这哪里是种地啊。他们也深知这种方式不可持续,但没有劳力,又有什么办法呢?

三是种上茶叶或者油茶。采取简单的方法种旱地,也已经力不从心。就采取一种更省力的方法,种上茶叶或油茶,表示这田地还有主人,不可变为大家的牛马场。至于茶叶今后的市场需求,甚至是否能够把茶叶采出来,都没有来得及考虑,与其说是种植经济作物,不如说是因为种不了,又不愿意被他人占用,采取的一种暂时占田的办法。

四是田地周围的树木开始吞噬农田。因为人口越来越少,加上现在饲养猪的方式就是吃饲料,不需要柴火,甚至烧饭也都用上了沼气,而建筑用材也基本停止,因为盖房子的高潮已经过去。于是田地周围的树木肆意生长,农田往往成为一个个的林中小洞,结果是庄稼的光照不足,林中各种大小动物开始与人争夺粮食,小则松鼠、鸟雀慢慢的侵占,大则有野猪成片的蹂躏。

目前还有老一辈的村民苦苦支撑。往后的发展,基本可以断定,年轻人不会种地了,自然和人争夺田地的较量,将会以自然的胜利而告终。当然,人退林进,也未必不是好事,但村庄的衰落,将是不可避免的趋势。

3、日渐凋零的老一辈

改革开放后,尤其是实行责任制初期的一代人,当时基本都是三十几、四十几岁,到如今,都已经是七十开外的人了。这一代人,早期经历了大集体时代,辛苦操劳还无所获,半饥半饱的过日子,子女众多,更是艰难度日;后期经历了改革与分田到户的责任制,感觉自己的劳动回报很直接,很有保障,就胼手砥足,起早贪黑,为自己的那个富裕梦想而竭尽全力。所以,这一代人是最辛苦、勤劳的一代人。

劳动惯了,也就成为一种习惯,成为一种生活,长期习惯的生活,是难以短时间内改变的。

村子里六七十多岁的老人,很少坐在家里享福,只要有最后一点力气,都是坚持劳作,认为白日闲过,就是一种罪过。子女辈将孙辈留在家里,爷爷奶奶辈再次充当一次父母辈,一把屎一把尿的带两三岁的小孩。接着就是上幼儿园,来回七八里路的山路,不择寒暑,每天跑两次。待到大一点,到镇上上学,奶奶们又合租一个小房子,算是陪读;并且,把孩子一送进学校,马上去找各种副业来做,只要能够赚几个钱,什么都愿意做。村子里的庄稼,也就是这些老人们种出来的,单独一个七十岁的老太太,种上二十斤玉米种的玉米,也并不是什么稀罕事。

精力是有限的,生命也是有限的,接二连三地这一辈人开始凋零。大多都是劳动到最后,也就撒手西去;长期卧床的,少有,大概对于勤劳的人们来说,不能劳动了,也就自认为走到了头,甚至对住医院都持排斥的态度,认为是浪费了钱;更有少数老人,因为没有子女照顾,或者照顾质量太差,干脆自我做了了断!谁说农民不理性呢?城市里的人,还为了最后延续几天生命,不惜高昂的医疗费,往往也只能维持一种质量很差的生命。

但乡村老人的这种理性,却还是让人在感情上难以接受,虽然站在他们的立场上,可能是理性的,或者说是不得已的选择,但作为旁观者,还是为他们惋惜。一座座新坟的出现,直观见证了一代人成为过去,他们在此劳碌了一辈子,最终发现后继无人,自己辛勤开垦出来的田地,正被繁茂的树木逐渐吞噬,他们心中的理想家园,不再是后辈们眷顾的处所,甚至有的坟头,也难得有人来烧一柱香了。

4、即将返乡的第一代打工者

与村子里一位四十六岁的中年男人聊天,他告诉我:今年过完年就不想出去打工了,但在家忙过一阵后,发现还是难得找到钱,于是又勉强出去找事做,还是去深圳,但是发现工作不好找,年纪渐长,技术有限,于是只能找到又苦又累,工资还少的事情,前些天太热了,就又匆匆回家了,说不想再出去了。

这是一个处于临界状态的人,正在回家还是继续打工之间徘徊,两边都感觉是鸡肋,都没有多少好事情了。其实,这正是第一代打工者的最终结局,年轻时候的精力与聪明才智,已经奉献给了城市,像一根甘蔗一样,被城市咀嚼过一遍后,汁水留在了城市,这个渣滓,最终难以在城市停留,大部分都还得回到生养他得这片土地上来。他们目前的年龄,大约在四十到五十五岁之间,因为这一代人所处的时代,大学教育还是精英教育,按照现在的大学入学水准,他们中很多都是可以上大学的,所以,这些人中,并不乏一些具有聪明才智的人,但时代弄人,他们并未获得多少成功,即便有,也是凤毛麟角。

为此,大部分都还是做了些准备的。利用多年打工的一点积蓄,差不多都回乡盖了个房子,虽然一律都是用水泥砖直接搭成,没有钢筋,没有柱子,但只要不发生地震之类的地质灾害,这样的房子大概还是可以住上几十年的。田地虽不少,但对这一辈人已经不具有多大的吸引力,早早的就吩咐家里的老人帮助种上了茶叶之类的经济作物,意思是回家后也不打算插秧种玉米了。他们的上一辈,把田地视为珍宝,甚至不惜与邻人大动干戈,到他们这一辈,只把田地当鸡肋,他们的下一辈,更是没把眼睛往这里瞅了。

想象一下,老一辈已经凋谢,这一辈回归乡村,对种田缺乏激情,下一辈不会做回归打算,将是一副什么样的乡村景象?或许还是像现在一样,又带着他们的孙辈,继续艰苦讨生活?没有了那份忍受艰苦的耐力,他们的子女辈能够赡养他们?从当前的趋势来看,是做不到的,因为教育的缺失,不愿意回归的这一代人,其实也很难在城市立足,从在镇上买廉租房的这些年轻人身上,看不到他们赡养自己的子女和自己父母的能力。

5、前途未必光明的第二代打工者

我们总是宗教式的把希望寄托在后辈身上,对于已经开始陆续外出打工的年青一代,是否能够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其实这取决于他们的教育状况与自己的精神状态,当然还有大环境的机遇。从村子里的一些小青年来看(九十年代及其后出生),虽然情形有差异,但总体而言,前途似乎并不光明。

首先是所受教育欠佳。大部分青年,都是父母在外打工,由爷爷奶奶,或者外公外婆带大,隔代教育,虽然物质上得到了基本的保证,但学业多荒疏,爷爷辈与学校基本没有联系,更谈不上家庭与学校的有机配合了,于是多数初中不能毕业,少数初中毕业者,只能进职业技术学校,而作为山村的孩子,一进县城,俨然一个大世界,就只知道玩耍,唯有与外在打工的父母联系,索取生活费,手脚也开始大了起来,当越来越不能满足其铺张的生活时,就辍学了事,或者到处混,或者到外面的城市打工。

其次是吃苦耐劳精神不再。若果说第一代打工者还有吃苦耐劳,勤俭节约的一面,可在第二代打工者身上,已经难以发现这些良好的品质,他们认为这是一种傻,毕竟,他们并未经历他们父辈曾经经历过的苦日子。但他们的教育与阅历,决定了并不能轻松赚钱,开支与收入相抵,并不能有所积累。

又对乡下的生活,横竖不习惯,铁定了心不再回到乡下种地,事实上也已经全然没了种地的经验,于是以谈朋友、结婚为名,裹胁父母甚至爷爷辈,倾其积蓄,在镇上甚至县城买得一套小房子,以为这样就成了城里人。将乡村仅有的一点资源,悉数灌溉了城市建设,自己没有经济来源,住上楼以后,将何以为生?

他们是徘徊于城市与乡村之间的不稳定群体。如果说第一代打工者最终将回归乡村,那么第二代打工者将是既融入不了城市,又回不了乡村的一代,虽然这一代也会分化,积极的会渐渐融入城市,消极的会退回乡村,但主流还是徘徊于城乡之间,他们是一个不稳定的群体。从村子里的青年就可以看出,有的成了混混,有的辗转开店而终无所成。

而这些混混和失败者的代价,都需要乡村来承担,直接地说,外面无以为生,还是找自己的父母甚至爷爷辈哭穷求助,间接地说,这些在镇上游手好闲,或者开店跑车的人,还是从乡下父老的口袋中赚钱,甚至无所不用其极,采取欺诈哄骗的方式,榨取乡下老实人的那点劳动果实。亲眼见过有小青年冒充即将上大学的学生,兜售蜂蜜,一瓶不过40元的蜂蜜,硬是卖到150元,各种伪劣产品的下乡,也是这些人子弟回报乡里的结果。

总的趋势是,人口回流将越来越少,费孝通主张的落叶归根的良性循环的乡村,始终不可得。少数优秀分子通过高考等渠道一去不复返,年轻一代虽难以进城,还是勉强赖在城市,不愿返乡。乡村发展后继无人,没有人的乡村,只有衰败,只有重新回归自然。

6、良风美俗的损蚀

在传统乡村社会,人口几乎没有流动性,人们生于斯,长于斯,老于斯,形成了费孝通先生所讲的乡土社会。虽然物质不够丰富,但社会有序,人与人之间,家庭与家庭之间,虽然也起干戈,但绝大多数时候,都处于运转良好的状态。毕竟,在一个熟人的社会里,坏人并没有多少便宜可得,名声不佳,也往往不受人待见。在此平衡中,良风美俗成为一种重要的社会资源,使乡村的生活安排得井然有序,也使人们的生活富有意义,对未来心中有数。但当前的农村,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过去的良风美俗,若不是还有一些古朴的老人支撑,可能就已经荡涤干净了。

孝道堪忧。一天与一位寡居的老太太聊天,谈及子女们的孝顺,她不禁潸然泪下,一口气讲了很多:我一年到头,辛辛苦苦种了又收,得到几千斤玉米,又买饲料和了玉米一起喂猪,一年还挣个万多块钱,我把钱都存在女儿那里,她用我的钱都还了债,但说今后会都给我的。大儿子回来后,从不给我什么,虽然名义上是他负责赡养我,一回来倒是逼问我的钱哪里去了,动不动就要找我借钱,也给他借了些,可还是不能满足他们的要求,认为我偏了心,把钱都给了他弟弟妹妹。媳妇总是吵,回家就到处找。

是啊,他们应该有钱,自己在外面承包工程,光工程机械就花了多少万,可是回家就只找我借钱,再就是背腊肉出去吃。在农村,老一辈和他们的下一辈之间,确实有着空间上的隔离,要尽孝道,基本谈不上,老年人都是自食其力,哪怕八十多岁了。能够相忘于江湖,对于老人来说,也并不是什么难事,可惜的是,子女辈还是念念不忘父母的那一点点财产,总认为自己从中分到的一份是最少的,而不问自己为老人做了什么。

更有甚者,新起的房子,有人不愿意老人一起居住,认为不干净,在屋旁另筑小平房,算是父母的栖身之所,老人偶尔大到正房里走走,还引得媳妇的大骂,甚至拳脚相向,理由只是踩了脚印在家里。参加村子的丧礼,见子女在棺材前后,并无戚容,只是当作一个寻常事来办罢了。

两性关系混乱。过去的乡土社会,男女有别,夫妻之间虽然没有多少浪漫的爱情可言,但相近如宾,互相有底线,倒是很平常的。但现在的村子里,从谈话中可以知道,中青年们,男女之间的关系已经很混乱。中年男女,因为人口流动关系,夫妻天各一方的,已经很普遍,但留守的一部分人,虽然有乡村人言之畏,还是不愿意难为自己,两两凑对的不在少数,更有甚者,部分稍有姿色的中年妇女,还把那有限的残山剩水当作资源,使得一些男人们围绕着团团转。

而在外打工的一部分人,少了乡土社会中的人言之畏,更是随便。而小青年们,自小因为父母外出,教育失调,在两性关系上,亦难健全,于是有十六七岁就私奔,过几天在外混不下去又回来的,有十六七岁就开始堕胎,甚至三番五次而无休止的,而男人则又是不同的男人。急剧变迁中,平静的乡村应对失措,不免阵脚有些乱,这苦果,也得他们自己慢慢去咀嚼。

婚姻不牢。一方面是上面讲得两性关系的问题,严重影响了婚姻质量,或许,也是互为因果。一方面,主要受到当前金钱为上潮流的影响,眼睛中金钱多了,感情就少了,加上置身于城市五光十色、变幻莫测的环境中,更模糊了男女们的视线。村子里好几个小孩,都是还不足一岁时,妈妈出走,出走的原因,主要是不能忍受贫困的生活,因为他们的妈妈,都是他们的爸爸在外打工时,一时认识的外地女孩,而现在,他们的爸爸又已经给他们换了几届妈妈。

7、现代化之树也结有苦果

现代化给人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改进了人们的福利,尤其是在城市,在东南沿海,现代科学技术对人们生活的影响之深,无论怎样形容都是不过分的。在大陆山村,人们的知识文化水平没有跟上科学技术进步的节奏,在适应现代化的过程中,难免进退失据,在村子里,我们看到现代化对他们的很多负面影响,小小一个村子,就尝遍了现代化的很多苦果。(鉴于现代化的正面后果是显而易见,在此不表,笔者并非认为现代化只有其负面后果。)

垃圾处理难。随着大量的塑料产品、玻璃产品等的出现,以往那种自然循环的生活垃圾方式,已经难以奏效了,在循环过程中,出现了很多无法消解的多余之物。如大量洗洁剂、洗衣粉等,水直接排入自然环境,各种农药瓶、酒瓶、饮料瓶,连同其它一些无法自然分解的东西,都扔到自然环境中去,在家家户户的周围不远处,都有相对集中丢弃这些东西的地方,但在山区,地势有高低,这个丢弃地,可能就是其他人家的水源地,影响之大,显而易见。其它垃圾也开始集中出现,如随着养殖业的扩大,甚至个别的规模化,产生大量的动物排泄物,未经处理,直接排向自然,严重影响周边地区的水源,村子里的一个养殖户,就已经污染了地势偏低的旁边一个村落的水源,为此官司连连,上下不宁。

交通事故频发。因为是山区的村子,地势坡度大,而马路又是村民自己设计,自己动手修建的简易马路,路面差,弯度急,加上在农村跑的,大都是些三轮摩托车,经过随意的改装,也就开始既当货车,又当客车,驾驶者又无资格限定,谁高兴都可以买一个上路跑。在这么一个小小的村子里,五年之内,发生交通事故无数,其中就有三起严重事故,一起是一村民乘车去镇上,半路翻车,当场身亡,一起是一村民开车去卖茶叶,翻车,当场车费人亡,一起是一家三口开车上路,车子冲下悬崖,当场死了刚结婚的儿子,媳妇重伤,腹中快临产的婴儿流产,自己重伤,虽然医治过来,但彻底丧失劳动能力。过去的肩挑背扛,固然是难以适应需要了,但机械给人带来方便的时候,附加这样高的风险,并且让农民自己承担,对村子的伤害是很大的。

打工者精神健康问题。小小的村子里,有三名外出打工的妇女出现严重的精神疾病(因为未见其本人,不明白具体是哪类精神疾病,但从村民描述的情形看,大多与情感有关,如一个时刻怀疑有别的妇女勾引她丈夫,动辄对别的妇女大骂,甚至舞刀弄棒,构成很大的安全隐患,还有两个是无端的发怒,与周围的人发生冲突),而未出去之前,都是极为健康的。因为精神出现问题,长期需要到医院治疗,还需要有人伺候,打工不仅没赚到钱,还因此而致贫。而这三位只是其中最严重的罢了,只有不能正常生活了,农民才认为是个问题,为了尽量多挣钱,是不会考虑人际的误会不误会、心情愉快不愉快的。

从一个宁静而与世无争的环境中,突然置身于一个变幻莫测、不讲人情、五光十色的世界中,自然有些人是不适应的,他们的喜怒哀乐,又有谁会去关心呢?联想到我们在城市调查中所看到的,农民工一天工作十二小时,住宿条件恶劣,社会交往基本没有,甚至夫妻异地,亲子远隔,如此日积月累,年复一年,怎能保证人的精神健全呢?而他们从中得到的,居然是精神疾病和贫困,甚至连村子里的人,都仅仅将她们视为疯子,不大值得同情的。城里人在享受轻车广厦时,可能也不会想到有这样一个群体,他们为了城市建设作出了巨大的牺牲,却并未得到应有的回报,“遍身罗绮者,不是养蚕人”,事实上,她们也只能是“归来泪满巾”了。

商业化、货币化渗透每个角落。过去的换工互助,现在成为直接支付工资的雇佣,按天收费,一点不含糊;过去走亲访友,带点礼品,或者自己亲手所做,或者到商店精心挑选,现在一律直接给钞票,并且已经成为人情的一种,不仅过去轻松的亲朋聚会之乐少了,反成一种负担,各自要在心里记住欠谁多少,或者谁欠我多少;在土葬习俗未改的情况下,过去周围的人一齐到场,热热闹闹、轻轻松松的就组成了抬柩队伍,现在总担心是否能够把个笨重的棺材抬上山,甚至职业化的抬柩人员已经出现,给钱办事,买卖而已。当一切都货币化,也就失去了往昔的人情与社区认同。

传统手艺的消失。农村过去在应付物质匮乏的过程中,积累了很多的技艺,这些技艺既是对物质的极大节约,又塑造了大量生活中的艺术品。但在工业产品充斥的时代,这些都不存在了,或者至少是濒临消失。过去精巧的竹篾器具,古朴实用的石磨、不用任何铁钉胶水的桌椅,别致的蓑衣、斗笠,等等,都渐渐被一些县城周围的所谓农庄搜集去了,为的是给食客们看一看,意思是已经进入博物馆了。取而代之的,一律都是粗糙的、无法自然化解的铁质、塑料制品,甚至很多家庭的餐桌,直接以一块大的地面砖作为桌面,取其光滑易擦。

过去红白喜事,都有村中的大厨,带领一帮人整治出一桌桌美味的饭菜,虽然都是本地常用食材,却色香味俱全,规规整整4×4的十六碗摆放方式,现在却都消失了,美其名曰学城里,圆桌、浅碟加酒精炉,菜品更不足道,甚至有煮整鸡蛋径直当作一道菜的。曾经被托尼称之为中国宝贵财富的民间手工艺,从此似乎走到了尽头,以粗俗代替精致,到底是一种进步还是一种倒退呢?我们一再批判西方文化霸权,叫嚣抵制西方文化入侵,却忘了最基层的传统文化正在自我毁灭。

8、基层是否还有行政?

按照当前的行政体系,村民委员会是村民的自治组织,不算一级行政单位,但事实上又存在一个行政村的概念,往往几个自然村被合并到一个行政村里,有什么对上和对下的事务,还是以行政村委单位进行组织。那么在当前,我们的村庄到底有哪些自治?又有哪些自上而下的行政?两者如何衔接?国家的政策,最终如何落实到村民中去,行政的这最后毛细血管是否畅通?

象征性的自治与行政:从村子里了解到的情况是,村委的自治作用,仅仅体现在村民之间有纠纷产生时,可能会到村委的人来评个理,但因为村委的人与不同村民之间的关系远近不一致,村委在裁决时,或多或少,存在偏袒现象,即使公平裁决,当事各方往往也认为存在偏袒,对村委的信任,一半只存在于关系更近的一方,往往不大容易达成纠纷双方都认可的方案,所以事实上所起的调节作用还是有限,其结果,村委一般也不大情愿出面调解纠纷。

而行政,大概就只存在低保名单的确定之类的事情了,可以说基本无行政可言,与多年前需要催缴农业税、上缴提留款的时候大不一样了。这样,从积极的意义上理解,村民是完全自由的,不受干涉(比如村子里有嫁出去的女孩,在娘家超生,而无人问津),从消极的意义上讲,村民就是完全自生自灭,贫富、强弱、智愚、多寡,都一任自然法则摆布。

分裂的村委:在村委几个成员之间,居然也存在难以调和的矛盾,尤其是书记与村主任之间,各成一派,凡是对方拥护的,我就反对,势同水火,全然无视村民本身的迫切诉求。书记以其母系、父系亲属都是本村居民,亲属范围较广,所占势力也就不小,而村主任也是靠了亲属范围较广的优势,得以获得这一位置。所以虽然行政不多,但凡是涉及些许小利,都分裂为两个阵营,互相过不去。

典型的比如,在修一条通往一个自然村的简易马路时,因为工程是由村主任牵头,书记一系就出现了钉子户,路不能通过,最终以大打出手,强行通过而告终。在乡村,家族与村务之间,难免会出现这种不愉快的冲突,但如何超越家族局限,以一村为务,确实是一个大的问题。

漠视民生:正如上面所言,象征性的行政,导致村民的自生自灭。仅就道路而言,还是上世纪七十年代,由国家组织修路,有一条路从村中穿过,但各自然村,一直没有摆脱肩挑背扛。直到本世纪初,各村的老一辈村民,哀叹再也背不动、挑不动了,自发组织修个简易公路,男女老幼齐上阵,以一个冬季之功,勉强修通简易路,但在山区雨水冲刷下,总是路难行,大卡车进不去,小三轮摩托车总是跳跳蹦蹦的跋涉。

而这一自发工程,没有得到行政村的任何协助。在全国乡村道路硬化的大背景下,是可以由村出面,通过打水泥路而领取相应的资金的,可还是没有人牵头。当然,村委的成员,都住在过去修的马路边上,并无迫切的需要。

最下者与民争利:如果仅仅是让村民自生自灭,也许还算一种无为而治,但现实是,村委利用自己手中仅有的权力,还有与民争利之势。比如该村的一名村委,自己想到另外一个自然村旁边的河里开辟砂场,就动员该自然村集资打水泥路,即在原来的简易路的基础上铺上一层水泥。

动员大家出工、出力、出资,对富裕一点的几户人家,采取拉赞助、借贷等各种方式,让其把仅有的一点积蓄倾囊给他支配,最终的结果,是他个人通往河边的简易公路修通了,水泥路只从主公路出发的地方,象征性打了几百米。村民最初以为是村委为民办事,最后明白目的在砂场,该村委利用修通的路,让去河边拉沙的卡车按车收钱,很快自己的大楼房就建起来了。

村级行政路在何方?作者初中时代的同学,年富力强,文化程度在村里就是很高的了,高中毕业,曾经有一段时间可能也被哪个方面看中,入了党,在村委干了两年,但最终还是广东打工去了,问其原委,说只能打杂帮忙,干不上事情,而他的家族背景,就非常寒微了,父母双方都没有什么亲属,这就是没有群众基础吧?

而小村里的另外一个四十岁的村民,为人正派,乐于帮助邻里,口碑不错,自己勤俭持家,日子过得耶红火,听说最近正在入党,村子里有各种说法,说他可能会接班,意思就是可能成为行政村的书记之类,而这人的“群众基础”,也只能是一般,以前面的高中生经历来看,其实也未必能够如愿。在各自为家、无人思考村子整体发展的情况下,村子就是一盘散沙,散沙中难以产生真正的村民领袖。无论是行国家之政,还是组织一村之自治,均成问题。

9、乡土是否还可以重建?

早在七十年前,费孝通先生就提出了乡土重建的问题,认为在当时,乡土正被城市化的浪潮所冲刷,一切资源都被开矿似的挖起运走了,乡村衰败,不可持续。其实,乡村真正的衰败,城市化的巨大威力,到今天才显露无遗,今日的乡村,才真正衰败而需要重建,但仔细思考,我们的乡土是否还可以重建呢?

城乡共生应该是基本方向。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至少国内已经逐渐形成了一个统一的市场,再一味追求浪漫的田园风格,是难以做到的。发展中,城乡关系到底是相辅相成,还是牺牲乡村而繁荣城市,在费孝通早年就一再讨论过,他的结论是中国的城市化过程,是牺牲乡村而繁荣城市,并且这样最终导致乡村的衰败、溃烂,以致城市的繁荣终将走不远。通过我们自己在乡下的见闻,通过一些专门研究农村问题的专家言论,我们知道,乡村的衰败确实是一个趋势,并且越来越严重,而其中的关键原因,就是乡村的各种资源(尤其是人才)源源不断地流向城市,而向农村反馈的,虽然有,但远远不及流出的多,长此以往,就导致了牺牲乡村以繁荣城市的格局。

虽然我们可以通过发展工业,利用外汇购买国外的农产品,并且这个趋势已经越来越明显,但作为一个人口大国,农产品的自给,应该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所以乡村的发展,似乎不能任其衰败下去,现在的村民,粮食不够,还可以到市场上买点来补充,但一任发展下去,将来还能以能接受的价格买到吗?或者再退一步,即使最终都城市化了,不考虑乡村的荣枯,也需要乡村的人口都能够在城市很好的适应下来,稳定下来,不致于像拉各斯那样,农民涌向城市,形成一个巨大的贫民窟,社会问题更加突出,而我们当前的趋势,确实有大量的人口尴尬的处于城乡之间。所以,城乡发展的相辅相成,城乡的共生,应该还是发展的基本方向。

城乡共生要求资源的循环是平衡的。资源一方面是物质方面的,一方面是人口(或人才)方面的。游牧时代,人们逐水草而居,这是人口追逐物质资源,但这多少还是有一些主动性的,而我们现在,年轻一代出去打工,成了迫不得已的一种选择,因为只有到城市才能赚到点钱,从这个意义上看,还是人口追逐物质资源的,人口越是外流,尤其是优秀的人才的外流,越是导致城乡之间失去平衡,而物质资源是随人口而流动的,于是出现了物质追随人口而去的趋势,不是有很多的农民,千辛万苦培养一个大学生,结果孩子大学毕业了,留在了城市,还需要父母省吃俭用,凑钱帮助买房子吗?或者退而求其次,如上所述,在镇上或县城也要买个劣质的廉租房吗?

这就是人与物一并流向了城市,正应了费孝通那句话,“乡间把子弟送了出来受教育,结果连人都收不回”。不仅大学生不会再回来,就是目前在乡村教书的教师,乡村医生,也想尽办法到县城,甚至更大的城市。在这样的洪水冲刷下,乡村的田野能不越来越贫瘠吗?

重视地方是留住乡村人才的关键。演变到今天这个局面,似乎都是市场的作用,确实,不能否认市场再配置资源上的巨大作用,也不能否认其合理性。但我们应该看到,我们从正式体制到一般社会心理,都只强调中枢的作用,从区域发展来说,城市分为各个不同的层次,从一线到三线四线,最后无足轻重的就是乡村了,反过来,人口也就向高层次城市流动,在小城市都不够气壮,更遑论乡村了。

直白的说,就是乡村没有机会,没有地位,没有希望,而这不仅仅是市场决定的。虽然用人为干预的方式来挽救乡村,未必是很好的办法,但改变我们对地方的不重视,恢复到城乡并重的路子上去,最低限度,不牺牲乡村以繁荣城市,将是必要的。这就要求乡村医生、教师乃至一切乡村人口,都有机会在本地获得一个受人尊重的、体面的生活。而机会来自制度的安排,一方面,要让人才愿意下基层,一方面,要有一种机制,让在大城市里工作的优秀人才,有机会为家乡做贡献,有些地方的乡贤委员会的组织,是值得借鉴的。只有人们将眼光盯在地方,从地方就可以找到安身立命之所,而不必一定到中心(镇上、县城、省城、北上广等)才能得到认可,人才的分布才会趋于相对均衡。

以真正的民意代表来代表地方。在资源不是单向向城市流动的前提下,以真正代表民意的代表来代表地方,使地方事业能够有所推进,其实,在当前的农村,最需要各种合作,很多事业都需要具备知识和经验的人士来推动,比如教育、医疗、养老等等,若照当前这样下去,将越来越糟糕。当然,自上而下的重视,物质资源的反哺,也是必要的,今日媒体报道的山西近万名机关干部到村任第一书记事实,也充分说明基层缺乏组织力,运转不灵了。

但自上而下的关照,毕竟还是一种外来力量,只有充分发挥本地的积极性,才能真正走出衰败的困局。一般而言,自上而下的力量,难以准确获悉老百姓的真正需求,而老百姓知道自己真正的需求,却不知道如何实现这些需求。当老百姓认识到是为自己而奋斗时,往往都是很积极的,凝聚力是很强的,作为自上而下的力量,在于挖掘、配合这种自下而上的力量,一句话,充分尊重民意。

 

讲给五毛的三个故事

 

第一个故事:自由
清末,法国使臣罗杰斯对中国皇帝说:“你们的太监制度将健康人变成残疾,很不人道。”没等皇帝回话,贴身太监姚勋抢嘴道——“这是陛下的恩赐,奴才们心甘情愿。怎可诋毁我大清国律,干涉我大清内政!”
评论:大清国人做了奴隶而不知道自己是奴隶,还以为自由是病。林语堂先生曾说过,中国有一类人,身处社会最底层,权利时时刻刻在受到侵害,却有着统治阶级的思想,处处为统治阶级辩护。

第二个故事:权利
十八世纪,德国皇帝威廉一世曾在波茨坦建立了一座行宫。一次,他住进了行宫,登高远眺波茨坦市的全景,但他的视线却被一座磨坊挡住了。皇帝大为扫兴。这座磨坊“有碍观瞻”。他派人与磨坊主去协商,打算买下这座磨坊,以便拆除。不想,磨坊主坚决不卖,理由很简单:这是我祖上世代留下来的,不能败在我手里,无论多少钱都不卖!皇帝大怒,派出卫队,强行将磨房拆了。
倔强的磨坊主向法院提起了诉讼。让人惊讶的是,法院居然判皇帝败诉。并判决皇帝在原地按原貌重建这座磨坊,并赔偿磨坊主的经济损失。皇帝服从地执行了法院的判决,重建了这座磨坊。
数十年后,威廉一世与磨坊主都相继去世。磨坊主的儿子因经营不善而濒临破产。他写信给当时的皇帝威廉二世,自愿将磨坊出卖给他。威廉二世接到这封信后,感慨万千。他认为磨坊之事关系到国家的司法独立和审判公正的形象。它是一座丰碑,成为德国司法独立和裁判公正的象征,应当永远保留。便亲笔回信,劝其保留这座磨坊,以传子孙。并赠给了他6,000马克,以偿还其所欠债务。小磨坊主收到回信后,十分感动,决定不再出售这座磨坊,以铭记这段往事。
正如十八世纪中叶英国首相威廉・皮特所说:“即使是最穷的人,在他的小屋里也敢于对抗国王的权威。屋子可能很破旧,屋顶可能摇摇欲坠,但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他的千军万马也不敢跨过这间破房子的门槛。

第三个故事:良知
这个故事发生在柏林墙倒塌之后的德国。1991年9月,统一后的柏林法庭上,举世瞩目的柏林围墙守卫案将要开庭宣判。这次接受审判的是4个年轻人,30岁都不到,他们曾经是柏林墙的东德守卫。
两年前一个冬夜里,刚满20岁的克利斯和一个好朋友,名叫高定,一起偷偷攀爬柏林墙企图逃向自由。几声枪响,一颗子弹由克利斯前胸穿入,高定的脚踝被另一颗子弹击中。克利斯很快就断了气。他不知道,他是这堵墙下最后一个遇难者。那个射杀他的东德卫兵,叫英格・亨里奇。当然他也绝没想到,短短9个月之后,围墙被柏林人推倒,而自己最终会站在法庭上因为杀人罪而接受审判。
柏林法庭最终的判决是:判处开枪射杀克利斯的卫兵英格・亨里奇三年半徒刑,不予假释。他的律师辩称,他们仅仅是执行命令的人,根本没有选择的权利,罪不在己。法官当庭指出:“东德的法律要你杀人,可是你明明知道这些唾弃共产主义而逃亡的人是无辜的,明知他无辜而杀他,就是有罪。作为警察,不执行上级命令是有罪的,但是打不准是无罪的。作为一个心智健全的人,此时此刻,你有把枪口抬高一厘米的主权,这是你应主动承担的良心义务。”

莫旗-嫩江

达赉湖(呼伦湖)

巴林右旗辽塔

我所认识的胡石根长老/向莉


第一次见胡石根,是我从建三江回来后的一次饭局上。他起身跟我握手,说辛苦了。我们边吃边聊。他跟我讲熊猫如何强迫他住进被他们装修好的房子里,那房子其实也是个监狱;讲宗教的力量;讲监狱里的生活。谈到家人时,他眼里露出一丝忧伤和无奈。那时候感觉他是一个慈祥的老大哥。
之后,在各种饭局里能碰到他,因为他从事基督教工作,我尊称他“胡长老”。胡长老是一个热情的人,只要有机会他总爱和年轻人交流。
2014年10月我在江苏游走巧遇胡长老,我们都很高兴。胡长老削了一个苹果递给我,说多吃苹果可以美容。他削苹果的技术很好,苹果皮连成一个长条,中间居然没断。在聊天中我提到国内的基督徒有的很冷漠,不关心同胞的苦难,经常说“上帝会拯救他们的”,然后就去过自己的日子了,不施以援手。胡长老声音突然提高说:是有这样的人,我也批评他们。不过基督徒也是需要成长的,这正是我们要努力的地方!
一个周末朋友们相约去京西游玩,到了一看胡长老也在。京西美景让人陶醉,我们沿河而上边走边玩。走到一个亭子,胡长老开始讲经,并带着大家唱诗。讲经时的胡长老非常严肃、声音洪亮,身上散发着光芒。结束后胡长老问我:你要受洗吗?我说,虽然我接触基督教很久了,也常去教堂,但还没到受洗的时候,谢谢您!那次我才知道,受洗是真的要跳进河里洗的。
坐过几十年牢的胡石根长老经常说:反正都是坐牢,对我来说小监狱、大监狱的差别不大。感谢上帝给了我力量,来争得为人的权利!
这次胡石根长老“被失踪”半年后,又被“煽巅”,也在意料之中,这是又一次授勋。
2016年1月18日

穿过这寒雾我的兄弟们/丁朗父

   羊群在水一般的白雾中

   鱼一般的飘过来。
   半绿半黄的树叶,
   浸着寒气,一片一片落在地上。
   林中,村中,
   雾喧嚣翻滚。
   天地沉寂了,
   大群乌鸦叫喊也穿它不透。
   
   这北方的冬雾,
   浓得像黑色的石头,
   是比冰还冷的水,
   是比夜还黑的暗,
   就算是太阳穿过来了,
   也还是黑和冷。
   
   田野,广场,都是一片海,
   人们都在这海里漂游,
   寻找着深藏在这雾海中的路。
   
   寒雾弥漫,
   天地溟漠。
   我的寻找着温暖的兄弟们,
   一个个地
   漂游过来,
   到这弥漫溟漠的雾的尽头。
   那里有一个温暖的院子,
   那里枫叶殷红,
   那里银杏金黄,
   那里有一团比太阳更灿烂的火。 
   (2011年10月,北京连日大雾,记此。)

Through  the cold fog, my brothers/Ding Langfu
(Simple  metaphrse)

Flocks  in  the  white  mist  as  water

 and  like  fish  drifting  to here.
 Half  green  half  yellow  leaves,
 soaked  the  cold  air, a  piece  step  a  piece, fell  on  the  ground.
 the  forest, the  village,
fog  noisy  and  roll.
 World gradually  quiet,
Large  crows  yelling   unable  to  penetratet  he  silence.
   
The  Northern`s  winter  fog,
Thick  like  a  black  stone,
It  is  colder  than  ice  water,
It  is  also  black  than  a  dark  night,
Even  the  sun  came  through,
It  is  still  dark  and  cold.
   
Fields, squares, both  are  a  sea,
all  the  people  drift  in  this  sea,
Looking  for  the  road  deep  hide  in  the  fog  sea.
   
Cold  cold fog

 suffuse  sky  and  firld,  drille  and  dim
my  brothers  whom  looking  forward  to  the  warm,
one  by  one
drift  over,
to  the  end  of  the  diffuse  sea  of  the  desert  fog.
There  was  a warm  yard,
There  are  bright  red  maple  leaf,
There  ginkgo  golden,
There  are  a  group  fire  more  brilliant  than  the  sun.

(October 2011, Beijing`s  days  of  fog,  remember this.)

潘屹:我喜欢倘佯在墓地

网文转载


    清明,去墓地要开车走很远的路。远处望去,墓地并不郁郁的松柏掩映着一片白花花的石碑。在石碑间狭窄的小道上穿过,在墓碑上放上鲜花,鲜花被撕成花瓣洒落,免得当地人收检了再去卖。四周还有放纸钱的、水果点心和酒类的。高音大喇叭不停地播放着祭奠亲人不要烧纸等等通告,给肃穆静寂的地方增加着喧闹。每每这时,我就要想起国外的墓地。想起来有趣,我在芬兰、英国的处所都紧挨着墓地。 
    芬兰的坦佩雷,从我的住所通往大学有两条路。一条要七拐八拐从市内穿过,一条是直通通的一条公路。除了购买东西,我都要选择这条离开市中心的路。大学没有院墙,只有建筑临街。好像在我的住所与大学之间,只有灰色砖墙围住的一个地方。那天下课后,走出大学我问自己,这面长长的凝重的灰色墙里是什么地方?如果不是那片灿烂金黄的枫叶的招摇,我不会走到墓地中来。 
    走进大门,顿时眼前一亮:一条宽广的大道洒满了金光,那是遍地飘落的枫叶和太阳从树叶缝隙迸射下的金辉。几个穿风衣来散步的老人正在给小松鼠喂食花生米。小松鼠抱着小拳头站立,憨态可掬。这里像公园,但路两旁的墓碑证实了这里不是花园与公园。尽管墓碑旁有许多不同的种在地上、花盆里和剪辑的束束鲜花。墓碑的形状质地色彩风格迥异:方形锥形椭圆的,大理石花岗岩的,天使剑客诗人少女,我象是参观一个艺术雕塑博物馆。穿越墓地,往山坡下望去,是一汪碧蓝的湖水。这儿的环境难成为日常人们休闲的散步小憩之地。圣诞节的夜晚,这里边闪烁着动人的烛光,树上也挂着灯笼。
    赫尔辛基有一个美丽的街心花园,这里有绿树、鲜花、椅子,它是城市的一叶肺片,但是,这里有——墓碑,这是一片墓地。墓碑上记载,一个世纪前的一次瘟疫,导致许多人死亡。而今天,生者和逝者就在一起,他们彼此那么紧密,甚至还在交流。墓地在这里没有阴森、恐怖、可怕的感觉。 
    在英国,我住在海伦女士家。那是一座三层联体别墅。推开门,马路的对面,就是墓地。一天,海伦从外面回来,说:今天天气好,我们去野餐。她迅速地做好了三名治。然后,海伦、她的小外孙女伊丽莎白,小狗米莉和我一起来到了阳光下,我们径直来到了墓地。 
    这是一个老的陵园,近30年来,逝者已经在巴斯对面山上一个新的墓地里掩埋。这个墓地有花园一样的环境。我们坐在一个木椅上,享受阳光,享受午餐。伊丽莎白和米莉在草坪上奔跑撒欢。海伦让伊丽莎白数这里的天使,伊丽莎白数到一半就乱了。大的天使好像在天空中飞翔,小的天使站在墓地的某一个角落,何况在一个巨大的在山坡上蜿蜒的墓地。伊丽莎白一会儿就去摘野花了。海伦还在对伊丽莎白说,看,那个手术台上还有天使。海伦说,死者生前是一个外科医生,他不愿意离开他的工作。所以,让人把它的墓碑做成手术台样。墓地里有许多茂盛的植物,海轮的房间里插着从墓地带回来的花穗、树叶,特别是圣诞节期间,她从墓地带回来绿叶子红果子的圣诞节特别的装饰植物,把各个房间的每一个角落装点的富有气氛。 
    在一个常见的小雨天,我散步去了巴斯的新墓地,在一片开阔的山坡上。空气中看不见水滴,雨水在苍翠的山坡上蔓延成白色的雾气,像披在绿坡上的纱,山迷蒙,树迷蒙,小鸟在烟雾中向天空飞翔。雨中,心也变得格外的湿润。这个地方容易让人想起黛玉的葬花词,然后头脑中又冒出了大学时期与同学一起在小雨中漫步未名湖畔谈屠格涅夫的情景。这看不见,而只能感觉到的小雨,让空中充满了最好的空气:清凉与纯净,像来自天堂。一个人死了,但灵魂会在这美丽的空中飘扬。墓地里,有多处的雕塑为开合的书籍。一个书籍上写道:“你不再出现在你曾经生存的地方了,但是你活在我们所在的每一个地方。”逝者可化作人间的万物与不失的神灵。所有的世间的战争与罪恶在这里消失了,受伤者也会在这里平复并学会宽恕。原来,墓地也会变成精神的家园。体会生命的永恒,赋予生命最美丽的瞬间。 
    这种时刻我也曾经在芬兰体会过。曾有过的孤独、困苦与迷茫,去墓地散步成了最好的良药。当思绪混乱,情绪泼动或者疲惫时,独自一人散步墓地,会得到启迪与升华,豁达、乐观、坦然、坚强等人生的要素就会在你的身上恢复。在这样的空间里,宁静中充满了力量。 
    海伦说,她非常地幸运,住所挨着墓地。来这里散步是她的享受。她说,这是一个沉思的好地方。海伦是一个作家,出版了14本书,它们被翻译为多国文字。她对我谈安徒生、陀思妥耶夫斯基,甚至赛珍珠。她是一个牧师,面对我常出现的困惑,她对我说,上帝把你送到这里,一定有它的意图。我们现在也不知道,但是,将来会知道。 
    我们把墓地描绘成鬼魅与阴魂的所在,而另一边把墓地建成宁静的花园与上帝所在的天堂。你说,当你活着或者死了,你的身体或者灵魂愿意居住在哪里? 
     

丁朗父:张可久小令诗意图

徐文立:民主墙的行动

徐文立:星星美展——民主墙的行动

   ——记1979年10月1日民间人士举行的“星星美展”和平示威游行

   

   (2009年6月26日在“中国的宪政民主化:民主墙-天安门-零八宪章”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

 

   1978年11月26日《四五论坛》的前身《四五报》发刊词写道:“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除台湾省外,现在还没有一张非官方报纸。对立面的互相依存,又互相斗争……” ,这就是发刊和存在的理论基础。

   还有,1980年11月15日发表的“庚申变法”二十条纲领,是在民主墙时期试图为中国民主运动,建立独立于中共之外的反对力量寻求理论依据和方向。

   1979年1月12日《四五论坛》编辑部通过的章程和纪律公约;6月30日公布的上半年财务支出简报;1980年春节的“武汉会议”;1980年6月的“北京甘家口会议”;是民主墙时期试图为中国民主运动,建立忠诚的政治反对派组织或反对党所作的初步努力。 

   但是,一次成功的行动,也许能胜过一打纲领。

   民主墙时代,在各位同仁不畏牺牲的努力下,1978至1980年代的“民办刊物”本身,就成为了中国二十世纪争取言论自由的最大的民主硕果,对于中国的未来意义深远。1979年初,民刊各组织对傅月华等上访人士的同情和关注;之后,为营救被捕人士而在民主墙前,多次举行的民主讨论会和大陆首次的民意测验,以及成功获得和出售“庭审录音稿”;都是正确的而有效的政治行动。   

   民主墙时代,更为成功的政治行动是二次:一是民刊的几位主编参与的北京大学的竞选活动,二是1979年10月1日民间人士举行的“星星美展”的和平示威游行。    

   1979年10月1日在中国首都北京,举行了以民主墙人士为主的民间的“星星美展”和平示威游行,并以几乎全胜而告终,时至今日,可能人们想起来,似乎还是那么不可思议。但,这是确实发生过的历史事实。现在,我以亲历者的个人记忆与大家分享这段鲜为人知的事件,不准确和遗漏之处,请其他参与的朋友补充和批评。 

   在讲述之前,请允许我向全程拍摄“星星美展”游行的知名摄影家兼导演、英年早逝于日本的池小宁,致意。同时,还要向和池小宁一起拍摄 “星星美展”的任曙林,致意。

   1979年9月28日傍晚,《四五论坛》编辑部负责对外联络的刘青匆匆从“东四14条76号”,斜对角地穿过北京城来到作为《四五论坛》编辑部的白广路的我家。月底,都是我们出刊的关键时刻,我和大多数人每天上班,为出刊常常有几天是昼夜不眠……。可是,一听刘青的报告和听说“星星美展”艺术家朋友们需要我们帮助,我深感义不容辞,就放下了手头急活,随刘青赶往准备在那儿开会的赵南家。

    1979年3月2日,一位来自四川的民间艺术家薛明德在《四五论坛》的帮助下,于西单“民主墙”前成功地举行了艺术个展。

    1979年9月27日由北京民间艺术家黄锐、马德升发起,在中国最高艺术殿堂——中国美术馆馆外的街心公园举行了“星星美展”,得到了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席、中央美术学院院长江丰的首肯和赞扬,江丰并同意晚间将展品存放在中国美术馆。

    可惜好景不常,9月29日北京市公安局却策划有轻微犯罪行为的“工读学校”的学生,有组织地对“星星美展”艺术家进行挑衅和谩骂,并扣押了画展的展品,中止了画展。

    “星星美展”的诗人和艺术家,他们中间有后来闻名中外的北岛、芒克、王克平、马德升、阿城、黄锐、曲磊磊、薄云、李爽、严力……等等几十人,他们愤怒了,他们被激怒了,他们想抗争,想讨回公道,但是又觉得力量单薄,在友人的提议之下,他们想到了《四五论坛》和我,想到了北京当时带有强烈政治色彩的其他民刊朋友。 

    当夜,当我到赵南家的时候,屋子里坐满了人,我听完他们的陈述后,我大声地说:“现在有一场胜战可打,不知道你们敢不敢打,不知道你们敢不敢跟着我打!”

    话音未落,芒克激动地蹦到桌子上,大声应道:“不要说一场胜仗,就是一场败仗,我们也跟着你老徐打了!”此时,群情激昂。

    然后,我分析了在“十一”这个敏感时期,中共北京市委有向我们做出一定程度让步的可能,因为他们不愿意在“十一”的时候出现非官方的游行,他们没法向中央交代。之后,我回顾了苏联的民间艺术家当年在莫斯科郊外的森林当中举行艺术展,苏联警察竟然动用推土机铲平展览现场,引起公愤,艺术家们经过斗争,最终迫使当局做出某种让步。在这一点上,我们不应该不如苏联艺术家。

   后来的事实证明,我们有可能逼迫当局做出一定程度的让步,这种判断是正确的。

    会议在30日凌晨两点多才结束。

    为了逼迫当局做出一定程度的让步,我们准备正式地向中共北京市委提出要求,即:中共北京市委应在十月一日9时之前责成北京市东城公安分局向“星星美展”艺术家赔礼道歉;发还没收的艺术品,赔偿损失;有关方面提供正式的场地,让“星星美展”继续展出。不然,就在“十一”这一天举行示威游行。 

    其实,我心里有数,“赔礼道歉”这一条是“虚的”。

    我深知中国共产党的劣根性,要让它的专制独裁的凶残工具——公安局向我们低头道歉,那比登天还难。

    “实的”,就是给这些民间艺术家一个公开展出的地点,正式举行“星星美展”。

    这是“以虚求实”的方案。

    最后,不知是因为他们的党内斗争所造成的举棋不定?还是林乎加这位没有北京地方势力根基的新的北京市委书记的掉以轻心?(毛泽东曾说过:彭真的北京是“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确实如此。)却客观上容忍我们成功地举行了1979年十月一日的“维护宪法游行”。

    中共当局的让步是在“十一”之后发生的。

   这种让步也是破天荒的。

    为了力争这次游行能达到预期的目的,甚或在游行未举行之前就“屈其兵而不战”;即使不得已非要举行游行不可的话,也要确保游行成功,而不出任何意外。这时,距离“十一”只有一整天,我不能回家了,因为我已被大家推举为“十一”游行的第一线总指挥之一。

   我们就连夜起草了“联合公告”,于30日上午9时粘贴在西单“民主墙”上;同时,由我带领二个人于30日10点45分将“致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林乎加的信”,送到中共北京市委的机要收发室。

    当时收发室的接待人员傲慢地说:“我们不承认什么民刊!”他们拒绝接受我们的信函。

    后来勉强接受了,却把它扔在一边,不当回事。

    我正色地对他说:“信没有封,你可以拿出来看,是有关 ‘十一’准备在北京市游行的事情,事关重大,由于你耽搁造成了后果,这个责任,你负得起吗?”

    那人听到这番话后,老老实实地把信看了看,脸色马上变得苍白,忙不迭地说:“现在马上送上去!”

    我心里非常清楚,我们这支队伍手无寸铁,文人居多,毫无经验;而且,我们将面对的是武装到牙齿的、有几百万军警的专制政权,我又是亲眼见过1976年4月4日那夜的残酷镇压的。

    为此,我首先想到的是怎样使我们这支准备游行的队伍,尽可能地迅速地壮大起来。好在那天晚上开会的时候,除了《今天》的诗人们、“星星美展”的艺术家、还有《探索》的路林;吕朴坚决支持会议的决定,他是《四五论坛》编辑部的召集人之一、也是《北京之春》编辑部成员;《沃土》编辑部以艺术组名义参加;一些《人权同盟》的人闻讯自愿参加……。这样一来,当时北京的较有影响的主要六大民刊都被直接或间接地组织到这次游行中来了。 

    对于我们,接下来的问题就是怎样做到使这次游行“师出有名”,并使“哀兵必胜”的策略奏效。我一贯认为,在“一党独裁”的中国大陆从事民主运动最需要把握的策略就是“哀兵”的策略,这个策略只要应用得当,会逐步取得必须的、点点滴滴的、阶段性的“必胜”,乃至成全最后的“必胜”。

    于是,分头做了四件事:

    第一件事,是把《致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林乎加的信》和民刊准备游行的《联合公告》尽快地贴到西单“民主墙”上去;与此同时,各个民刊都积极承担了刻印传单的工作,尽快地把为什么要举行“十一”游行的原因、特别是“星星美展”的艺术家如何受到警察的骚扰和捣乱的经过,写成文字的东西快速地传播到各大专院校集中的海淀区、以及大型国营企业集中的东、西郊和广大市民中间去。

    第二件事,是为了“力争取得未游行,当局就让步”的效果;同时防止当局污蔑我们对他们“发动突然袭击”,特意安排了我们的人昼夜值班,监守“民主墙”前的《致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林乎加的信》和《联合公告》不被撕毁。

    第三件事,为了游行不被可能的别有用心的人所破坏,我们专门组织了“游行纠察队”、规定了游行队伍服从统一指挥的纪律;还统一编印了游行时所使用的口号。

    第四件事,书写游行时的横幅,内容是“要艺术自由,要政治民主”。《今天》编辑部那里、也是“东四14条76号”没有写横幅用的笔墨,那就只好请王克平到我家里去写。后来,根据吕朴的提议要突出我们游行的合法性,把“维护宪法游行”六个字放在了横幅的正面,把“要艺术自由,要政治民主”放在了横幅的背面。

   这一切,都在紧张而有秩序的准备之中。

    就在游行即将举行的30日傍晚,“星星美展”的主要发起人黄锐的母亲来到了“东四14条76号”游行指挥部,要说服黄锐退出这场游行。这是北京市当局很毒的一着,无疑“釜底抽薪”。 

    正在黄锐他们一筹莫展的时候,他们来问我怎么办,我说我去试试和黄老太太谈谈。

    我见到了黄锐的妈妈,我说:“黄伯母,作为一个母亲,为了儿女总有操不完的心。‘十一’要由我们这些人在北京举行游行,这样大的动静,你为孩子担忧,我完全理解。当然,我相信黄伯母为自己的儿子会想得更加长远。您知道黄锐是‘星星美展’的发起人,现在,‘星星美展’受到警察的骚扰破坏,还没收了他们的艺术作品,您说我们能够不愤怒吗,能够不声张正义吗。游行,我们也不是非游不可,如果他们向艺术家们道了歉,送还了艺术品,给予展出场所,我们不一定要游行;可是他们非但不道歉,连跟我们谈一谈都不肯,这场游行是他们逼出来的啊。黄锐,也是这次游行的发起人,是他和他的朋友邀请我们来这里为他们声张正义的,如果在这个时刻,黄锐没有特别的理由,撤了,那么他今后还怎么做人,他今后还会有朋友吗?我相信,黄伯母一定是为黄锐的长远着想、深明大义的好母亲,一定不会让他成为永远失去朋友的人。黄伯母,您请放心,如果一定要游行的话,我们这些从事政治活动的人,包括我徐文立,一定站在队伍的最前面,如果当局抓人的话,抓的一定是我们;如果当局开枪的话,打伤、打死的也一定是我们!我们一定全力保护黄锐他们这些艺术家!”话说到这儿,黄伯母说:“你都这么说了,我也不再说什么了。”

    未成想,中共北京市委除了釜底抽薪这一计,竟然没有了下一计。

    30日我睡得很晚,“十一”这天我却醒得很早。凡是有重大的活动,我不用上闹钟,早上一定会准时起床。

    起床之后,我就带了两个人,赶往西单,先去查看有什么异常动静没有。一路从公共汽车上看去,未见大的异常,西单那里显然有那么几个便衣。

    时间一点、一点地接近预定的时间。

    看来,这“行”是非游不可了。

    在西单“民主墙”贴有《联合公告》的地方,人越聚越多……。

    集会按时开始了,黄锐、马德升、吕朴和我分别讲了话,讲清了这次游行是被迫的,是为了维护艺术家的权利,是为了维护宪法赋予每个公民的基本权利……。这些演说热情、真诚、充满理性,不但赢得了与会者的同情,而且极大地调动了参与者的热情……。

    游行之箭上了弦。

    我一声号令:出发!

    队伍虽不算壮观,倒也整齐,几百人,在当年,那是冒死求义的几百人哪;加上围观的市民也站满了电报大楼前的长安街,颇有声势。

   巧遇这场游行、当时还是摄影爱好者、现在已是颇有成就的摄影家的长春人——王瑞有幸拍下了这些珍贵的照片,留存于世。 

    那年代,中国大陆的人是没少参加各种各样、大大小小的游行,不过那都是共产党当局组织或允许的,参加那样的游行需要的只是“耐心听命”,然而参加这次游行绝对需要的是正义和勇气。

    马德升、杨靖、王克平、吕朴和我走在了第一排,马德升拄着双拐走完全程,是正义、力量和不屈的化身;我女儿——晶晶是最小的参与者,那年七岁,叔叔们抢着把她驮在肩上;彤非常担心出事,她紧紧尾随着队伍,她心中是坦荡的,但是同时也是最担惊受怕的,她永远为我、为孩子、为我们捏一把汗;《四五论坛》女士们和我们一样,无畏地并肩前行。

    这也是我们全家第一次一起参加的公众活动。

    队伍一面呼着激越的口号:“要政治民主!要艺术自由!”一面缓步向前……。

    很快,游行队伍就来到了六部口。 

    六部口,是明、清两朝六部衙门所在地,更是中国共产党中枢之所在——中共中央、国务院、各大部均糜集于此,可谓京畿中心之中心。

    说时迟,那时快。一眨眼的工夫,一阵皮靴踏地的整齐声音赫然响起,片刻,六部口的东侧出现了三道人墙,将长安街拦腰斩断,第一道是警察,第二道是军队,第三道还是军队,各个虎视眈眈。显然,他们是有备而来。 

    此时,我转过身去,用一个手势示意整个队伍在原地停下来。不想两侧围观的人群中,却响起了“冲过去!”的喊声,甚至有人已经快速地爬到了树上,我和游行队伍的全体都没有理会这些……,这时就显示了预先有组织的定力。事后揣测,喊“冲过去!”的人中很可能就有共产党的便衣警察。

    当队伍停稳,我一个人走向前去。 

    瞬间,旁观者、人墙、游行队伍的周围鸦雀无声,我的朋友们将我们的横幅高高擎起:“维护宪法游行”、“要政治民主,要艺术自由” !风,呼呼地吹拂着我们的横幅。

    我在一个显然是警察指挥者的面前,站定,大声向他问道:“警察同志,我们公告在先,我们这支游行队伍将前往北京市委,请告诉我们,我们应该怎么走?”

    那个警察说:“你们可以从这儿向南,顺北新华街,从前三门去。”

    他的话音刚落,我猛然转身,向着我们的队伍、也向所有围观者大声地说:“警察同志说了,我们可以从北新华街,往前三门走去!”这是为了将警察的话固化下来!

    我们的队伍向右成直角转弯,在军警的“人墙”面前通过,继续举着我们的横幅、标语,向南行进。

    此时,我才发现始终有一支大的传媒群体在跟着我们一起前进,有当时驻京的国外各大通讯社的记者,还有各国使馆的外交官(其中有后来成为法国驻华大使的马腾)和各国的留学生……。

    在这里,我应该特别提到的是当时活跃于北京的《四月影会》即池小宁、任曙林那些朋友们,他们当时已经有了比较好的装备,比如,较好的相机和小型的摄影机。这批人,在1976年“四五运动”的时候就已经很活跃,据说后来的八九“六四”期间,他们也留下许多非常珍贵的镜头。可以说,中国当代民主运动三十年发展的轨迹,在他们手中都留有印记。

    当我们行进在北新华街上,不知是因为我们这支队伍的标语醒目,旗帜新颖,誓死赴义之凝峻表情;还是由于加入了那么多的“老外”紧紧跟随着,我们队伍的后面不断地扩大着,增加了许多跟随着我们的市民。沿途所到,许多人都驻足在道路两旁观望,我们不时地停下来,不断地发表演讲,说明今天的游行是被迫的,是迫不得已的,我们的游行是为了维护宪法赋予公民的基本权利;宪法不应该是一纸空文,公民的基本权利是应该兑现的,以取得广大市民的同情和理解。

    当队伍行进到前三门以东的公安局门口处,游行队伍停了下来,发自肺腑地同声向着公安局高呼口号,因为这个机关——北京市公安局,从来是中共镇压民主运动、压制人民的忠实工具,这次查封“星星美展”虽然是东城公安分局,但是大家都知道根子在这个“市局”,口号表达了大家对这个专制工具的极大义愤。对于公安局来说太突然了,公安局大楼向街一面的窗子几乎全部打开了,所有的人都向外观望。

   对于他们来说,从1949年以来的三十年,有谁敢到他们的门前游行示威、呼喊抗议口号!所以,公安局的机关工作人员同时推窗观望——何来人等,如此大胆!

    队伍继续向东,不久就来到了中共北京市委的大楼门口。

    显然,中共北京市委是有所准备,在大门口已经有人在等待我们,接待我们的工作人员提出,由代表进去谈,当时大家公推我、吕朴、北岛、黄锐等人进去和他们谈判,外面由刘青和芒克指挥。 

    进了大门之后,未成想,他们在大厅已经准备好了一张很长的谈判用的桌子,出动了十几位处、局级的干部(有些显然刚刚赶到)来跟我们谈。

    我当下想,必须用坚定的态度,才能取得以虚求实的真正效果,所以态度上必须非常强硬。

    在其他代表充分地讲述了“星星美展”被无理查封的经过之后,我再次声明:东城公安分局必须承认错误并赔礼道歉、北京市有关方面应提供正式的场地,让“星星美展”继续展出……。另一个重点,就是强调了这次游行是被迫的,是迫不得已的,事前我们有公告,是完全合法的行为,政府方面不应该秋后算账!这些做不到,我们的游行不会停止!

    这时,他们立即做出了答复,表示对这次游行不会追究;同时答应会立即向上级反映我们的其他要求。请我们相信,问题一定能够得到一个妥善的处理。

    到了这时,我感觉到游行的目的已经基本达到,和我们的代表稍事商量后,向官方代表说了几句客气话,就告辞出来了。

    来到外面,看到我们的游行队伍还在门口同声高唱《团结就是力量》等歌曲。于是,我代表我们前去谈判的人,向大家介绍了谈判的结果:“北京市委,派了代表和我们进行了对话,他们表示能够理解我们这次游行是事出有因,不会因此而追究参与游行的人的责任、也不会追究组织者的责任。”

   一片热烈的掌声。

   看,这就是不可回避的事实。如此正义的游行,可大家却都是提了脑袋来参加的啊,队伍周围肯定有便衣警察在摄影、照相,也许就是秋后算账的证据;也正因为这一点,首先要取得官方的承诺,使得参加今天游行的朋友们得到“安全保证”至关重要,首先传达这一点,也至关重要。

   我心里清楚,整个活动中我充当的角色,所起的作用,我难免会有一天要承担全部的“罪责”,甚至为此付出“一生一世的自由”作为代价!

   别人的“安全”,我要争取,并传达给大家;至于我,这个“安全”一定因此远离我,有关部门注意到了我的作用,我是跑不掉,也躲不了的;之后,1982年4月9日被秘密逮捕,1982年被判了民主墙时期最重的刑罚——15年徒刑4年剥权。

   后来,果然“星星美展”的群体蜚声海内外之时,正是我在狱中煎熬时光之日。……。

   我接下去宣布了北京市委听取并愿意考虑我们的要求:东城公安分局必须承认错误并赔礼道歉,北京市有关方面应提供正式的场地,让“星星美展”继续展出。

   我说,既然这样,基本上达到了我们此次游行的目的,那么,我宣布我们这次和平的游行到此结束,队伍解散,谢谢大家。   

   当大部分人散去之后,人们认为此事可以告一段落,基本成功了。我却又把这次活动的主要组织者和各民刊的代表,聚拢在一起。我说,为了防止事情有反复,官方有进一步的行动,我们应该起草一个公告,讲清事情的经过,以及官方所做的承诺,特别强调这次游行是迫不得已的,以取得更多人的同情和支持。

   我的倡议赢得了与会民刊同仁的赞成,之后,大家共同把说明“十一”游行真相的传单,印制了成千上万份,广为散发,特别是散发到大学校园区。所以,后来“星星美展”也真拥有了成千上万的观众。  

    据后来有人说,如果当时不解散,继续坚持,官方是准备抓人的。 

    可是,平心而论,在这次“星星美展”游行问题的处理上,中共当局算是比较克制的。事后,他们确实安排在北海公园的“画舫斋”,为“星星美展”作了正式展出。

   “画舫斋”是过去的皇家画苑,能在那里展出,规格是很高的,加上游行的效应和之后的传导,特别是《人民日报》还为此做了广告,观者踊跃如潮。“画舫斋”的负责人说,真是盛况空前啊,“星星美展”一天的观众比“画舫斋”以往一年的观众还要多。

   事后,戈扬老主持的《新观察》做了专栏的评论报道,著名翻译家冯亦代感叹道:“谁敢说这些民间的画家中,不会出几个中国的毕加索呢!”

   确实,“星星画派”、“四月影会”等民间艺术家开创了中国当代前卫艺术的先河。

   后来1980、1981年连续两年,“星星画派”的作品在中国美术馆做了展出,那期间因为观众比预计的多了太多,美术馆只好多辟了几个展厅、延长了展期。

   “星星画派”中的许多艺术家因此不但在国内艺术界有了很高的名望,而且有许多人走出了国门,成为世界知名的艺术家。

   至此,“进一步,退半步;得寸不进尺。一张一弛,进退自如”,更成为我一贯主张的政治策略。

 

1979星星美展:游行队伍

1979星星美展:徐文立演讲

1979星星美展:黄锐与徐文立

1979星星美展:徐文立宣布游行结束

林昭:在狱中给母亲的信

 

见不见的你弄些东西斋斋我,
我要吃呀,妈妈!
给我炖一锅牛肉,煨一锅羊肉,煮一只猪头,
再熬一二瓶猪油,烧一副蹄子,烤一只鸡或鸭子,
没钱你借债去。
鱼也别少了我的,
你给我多蒸上些咸带鱼,鲜鲳鱼,
鳜鱼要整条的,鲫鱼串汤,
青鱼的蒸,总要白蒸,不要煎煮。
再弄点鲞鱼下饭。
月饼、年糕、馄饨、水饺、春卷、锅贴、
两面黄炒面、粽子、团子、粢饭糕、臭豆腐干、
面包、饼干、水果蛋糕、绿豆糕、
酒酿饼、咖喱饭、油球、伦教糕、开口笑。
粮票不够你们化缘去。
酥糖、花生、蜂蜜、枇杷膏、
烤夫、面筋、油豆腐塞肉、蛋饺,蛋炒饭要加什锦。
香肠、腊肠、红肠、腊肝、金银肝、鸭肫肝、猪舌头。
黄鳝不要,要鳗鱼和甲鱼。
统统白蒸清炖,整锅子拿来,锅子还你。
妈妈你来斋斋我啊,第一要紧是猪头三牲,晓得吧妈妈?
猪尾巴——猪头!猪尾巴?——猪头!猪尾巴!——猪头!猪头!猪头!
肉松买福建式的,油多一些。
买几只文旦给我,要大,装在网袋里好了。
咸蛋买臭的,因可下饭,装在蒲包里。
煮的东西都不要切。
哦,别忘了,还要些罐头。
昨天买到一个,酱汁肉,半斤,好吃,嵌着牙缝了!
别的——慢慢要罢。
林昭附注:
嘿!写完了自己看看一笑!尘世几逢开口笑,小花须插满头归!
还有哩:举世皆从忙里老,谁人肯向死前休!
致以女儿的爱恋,我的妈妈!

 

朱学东说明:吴方言中,“斋斋”音发“zaza”,有献祭之意。既有仪式的庄重敬畏,也有食物的供奉。
“斋斋我”,在吴语中,是一种坦然面对死亡的态度。
通常是老人知道自己来日无多,嘱托子孙之语。意即假如老人死了,希望他的后代子孙,能够在那些传统炅央祭祖的节日以及自己的祭日,能够备下食物,敬献于灵前,让死者在阴府能够吃饱,不饿肚子,不做饿死鬼,不受人欺负。
在阴曹地府,饿死鬼是会被欺负的,因为子孙不献祭,没有了阳间代代相传的支持,容易成为孤魂野鬼。
所以斋斋是要有鸡鱼肉三牲,豆腐百叶豆餷饼,也是不能少的。
老人年纪大后,经常会跟子孙念叨“斋斋我”。我祖母年岁大后,见我们兄弟不太喜欢炅央祭祖仪式,心里很着急,担心自己老去之后在阴曹地府没人照顾,经常会跟我们兄弟念叨,将来一定要记得“斋斋我”。
老人向后代诉说,“斋斋我”,是交待后事,也算面对死亡的一种坦然态度。
但是,“斋斋我”在吴语中,在正常语境中,从来只是老人向后辈交代后事,从未有过年轻者向年长者嘱托“斋斋我”的,因为这违反自然规律,也逆人伦。所以,当年轻者向年长者提出这种诉求时,一定是残酷的悲剧,白发人送黑发人。

陈军实名举报上海音乐学院副院长廖昌永


现实名举报上海音乐学院副院长廖昌永如下罪行:
一、受贿罪之一:住房一套
四川音乐学院原党委书记(因贪污受贿已被绳之以法)柴永柏将位于成都一环内黄金学区地段的,川音校园内的学校电梯公寓18栋一单元1204号D型房一套(价值200多万元,面积123.44平米),行贿廖昌永。廖的岳父王运林为该房联系人(手机13981979006)。详见附件:《川音学校公寓18栋一单元户主和联系人登记表》。廖昌永与柴永柏的幕后交易是:由中国音协金钟奖美声唱法主任评委的廖昌永每年为柴永柏提供几个获奖名额。由柴永柏凭此收受参赛者的巨额贿赂。
二、受贿罪之二:现金贿赂
柴永柏与前原川音院长敖昌群,假借设立“廖昌永工作室”之名,每年给廖昌永几十万元课时费和工作费。廖从未到川音授课或工作。每年金钟奖开赛前,廖来成都为川音学生漏题。川音财务有廖昌永的收款证明。多年来,廖昌永该项受贿金额达数百万元。
三、廖昌永利用职权招生、留校受贿
廖昌永从当系主任起,就在上音招生、进人和留校大量受贿:招生收50万元,进人和留校100万元。廖昌永在国内以及海外都有多处房产。
四,结论
据查,该廖是国内外颇有知名度和影响力的男中音歌唱家,曾多次代表国家随中国国家领导出访各国随行演出。 2015年海外华人华侨举办多场纪念世界反法西斯和中国抗日战争胜利七十周年文艺晚会。廖曾代表中国艺术界出席并演唱“黄河颂”。然而,这个道貌岸然以大义凛然形象出现在舞台上的家伙实际是一个贪污腐败道德败坏的坏蛋。他的招摇过市使国家形象和中国艺术家群体蒙羞。
廖贪污腐败铁证如山。作为海外华人华侨纪念世界反西斯和中国抗日战争七十周年大型活动的主要负责人,我郑重要求中纪委和上海市纪委,上海音乐学院党委、纪委对腐败分子廖昌永立案侦查。将其绳之以法。以肃清其在海内外所造成的恶劣影响。

中国海外交流协会常务理事 
中华海外联谊会理事
中国侨联海外委员
中华海外智库主席
陈 军 
2015年11月30日

(这个廖昌永最出名的就是和刘欢等人在大会堂场国际歌,极为煽情)

王铁强短贴呼吁中国官员接受人类普世价值

 “欢迎所有官员,曾经的官员,曾经的特权者,曾经的获益者都来学习普世价值,让自己从现在觉醒,加入到争取民主的队伍中来。觉悟不分前后,不排斥任何人,有一天中国实现了民主制度,你愿意参与大选,我愿为你投票”。

接着昨天就有法制机关人员找我,一直找到今天,说是来关心我的。开始我对他们讲了我案子问题,我说:“我儿子是因不让那帮孩子偷东西被害的,我公安分局立案他们没给查就强行以交通肇事交到了检察院,检察机关又以过失转到了法院。不服的我一直还在公安,后公安拿法院的一审和二审判决结果来认定肇事者不是故意杀人。我拿到从下至公安厅的复核上访了十年没找到一个能讲理的地方”。他们回答我说:“说实话,对你这个案子没谁敢出头来帮忙解决”。

我回答他们说:“我明白,对待我国的很多问题,体制不改没有个好的运作方法很多问题都解决不了”。他们说:“是的”。

我还对他们讲:“你们现在当官,不一定你们的儿子、孙子都当官,国家要形成一个好的制度对他们有好处”。

他们说:“对,所以我们支持你”。

为此我希望所有主张民主的人士都要用王铁强的这种心态来启蒙中国的民众走向民主,渴望!

 

知识分子的虚无与中国的悲剧

不知道分子(本名:张鑫典)上午8:19


中世纪的欧洲,传道授业解惑者都是研究《圣经》的基督徒。可以说,西方知识分子是从神学中走出的,所以即使到了今天,也会强列的宗教情怀。这样的情怀,让他们有独立于任何地球上权势的人格,与批判任何传统与说教的勇气和能力;同时又让他们保持敬虔与敬畏上主之心。这样的平衡让欧美一直以来保持高度稳定的创造力、建设力和自我更新的能力。
反观天朝的知识分子,则是从“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的虚无主义价值判断上开始接触世界文明的,这样的出发点,让他们五四以降一直是败事有余成事不足。有着强烈的反宗教情结。在他们看来,宗教信仰是愚昧落后的,他们对宗教,如同德牧对色彩一样费解。他们完全不明白基督教信仰对一个社会的平衡与发展所起到的至关重要的作用,却如同一头头困兽,在他们从小被儒释道建立的,宗教缺位的世俗牢笼中撞来撞去,希望找到出路而不得。从“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洋务运动,到鼓吹“德先生”与“赛先生”的五四运动,再到跪迎十月革命的大炮,向黄俄新主子投怀送抱,直到反右文革被这个大炮轰的身心灵俱灭。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个心路历程:自从天朝被西方乃至东瀛打得屁滚尿流之后,知识分子理性上已经明白传统儒释道的无能与无奈,这令他们的灵魂如同流浪狗般四处窜动,但孔孟附体的肉身又让他们一定要找一个主人来投靠。而对于宗教信仰的“色盲”又令他们根本看不到,基督教乃西方成功的不可或缺,甚至是最基础的部分。这导致他们在人类社会最深层境界 - 宗教信仰领域的虚无,这种虚无,不仅让他们永远看不到他们上下求索的答案,更让他们的灵魂“非蛇蟮之穴无可寄托”,最终被撒旦收去,害己误国,如同中国民国以来的近代史所揭示的一样。
这世界,有人可能缺少宗教情怀,却不乏宗教行为,因为人的宗教需求是与生俱来的。宗教行为的一个突出表现就是拜偶像。这么说吧,天朝知识分子以往(自觉不自觉)的偶像是儒释道教条价值体系。在这之下,知识分子如鱼得水,与统治者沆瀣一气,把天朝打造成能够抗十级地震、十八级台风的大监狱。而像五四以来,一旦他们希望摆脱儒释道价值体系,就好比寄居蟹爬出海螺壳,羸弱无比,心神不宁,不仅毫无建树,而且会助纣为虐,因为他们彻底丢掉了基本的价值观和价值判断。就是因为他们没有宗教情怀。
有人也许不同意:难道德赛二先生,不是一种价值判断?今天的民主自由宪政,不是一种价值观么?当然不是。民主是一种制度,自由是一种承诺,它们允许更广泛的个体拥有权力、参与管理,但是这些个体的价值判断如何,最终导致的结果完全不同。纳粹能够上台,是因为民主体制下的德国人支持独裁;哈马斯能够上台,是民主给了巴勒斯坦人支持恐怖主义的能力;民国虽然没有正式的民主,但又充分的言论自由,而恰恰是这样的自由给了知识分子反蒋、反美,支持邪说、恶政和歹人的机会,造成天朝今天的专制局面而无解。所以说,民主自由是中性的东西,它们能够赋予你权力,却不能告诉你什么是善恶。而人们每时每刻都要对善恶进行判断(价值判断),这样,如果只是要求西方的民主自由,却拒绝西方的基督教价值体系,不管愿意不愿意,中国人就不得不依照早前的儒释道价值体系来判断善恶,那么,传统文化的恶,如不平等、奴性、虚伪等,就会继续在当代宪政政体下发酵,最终侵蚀掉宪政本身,如同中国近代史从辛亥革命至今的悲剧所揭示的那样。
知识分子的眼界,很可能决定了天朝的未来。而目前致力于民主宪政的知识分子有多少能够摆脱虚无呢?价值观缺位的情况下,中国知识分子孤魂野鬼般的求索与执着,能够给中国带来什么呢?
来源:张洵 Eric微信 

 

曾节明:赴纽约市参加支持民国活动记

一,去程小记

十二月八日,徐文立前辈邀我去纽约,参加十二月十三日举行的纪念台湾光复暨南京大屠杀78周年活动,因请假问题踌躇不决,徐文立兄建议:要多结识人,不要画地为牢,否则路会越走越窄;另想起王军涛八月份在纽约见我时的告诫:既然参与了政治,就要参加活动,不要躲在书斋象牙塔里。
于是毅然决然,冒着被炒鱿鱼的风险请了假,订了双程票,下午三点十五分坐上灰狗,上灰狗的时候,队列中有一个中国女孩模样的乘客,请我帮她临时照看三大件行李,原来她是韩国人,来自首尔,她身材不算好,但是皮肤白皙,一双有着葱葱十指的玉手,就象晶莹滑腻的白玉,她说读完大学后不留美国,将回首尔。我真羡慕她。什么时候中国的留美学生不再削尖脑袋留在美国,而优先回流的时候,中国才算真正成功了。
黑人司机启动灰狗,驶上HIGH WAY开了二十分钟,那样子就像进入八点钟之前抵达的状态了,突然他减速岔向了出口,同时以含混不清的英语嘀嘀咕咕,好像是说什么东西坏了,要开回总站换一辆车。这黑人做事也荒唐,他为何不在出车前检查好,以致于耽误这么多时间。
这一折腾,就耽误了四十分钟,等再换车开出来的时候,已经四点零几分了。
换车落座后不久,一个背着画板和长条子大行李包的白人女大学生风风火火地忽地在我右侧坐下,压得我“哎呀”一声。旅途中,她玩着苹果手机,旁若无人地把穿着波鞋的脚踏在前方座椅背上,或者踩在我旁边,我很反感,因为这一双鞋可能刚从厕所踩出来。前面和前侧方的白人女大学生,也跟她一样举止,把穿着鞋的脚在坐垫上乱搁乱踩,遥想一百年前的美国白人女性,在男人面前撩起裙子露出脚,都属非礼的行为,难道这就是现在美国白人的淑女作风?这就是解放和进步的成果?令人不胜唏嘘。
旅途中断断续续聊了几个回合,得知:她是雪城大学生美术系学生,现在回纽约母亲家中过圣诞节,她不信任何宗教,对共和党、民主党都不感兴趣,她想成为画家;她父亲是消防队员,血癌去世了,她母亲找了个男朋友但不结婚...我的父亲也是癌症去世,我不禁微有共鸣,并且我猜对了,她在家是小女,她父亲生前最怜爱她。
灰狗在宾州一个加油站休息十五分钟,她的晚餐是一个汉堡加一杯可乐冷饮,这样的晚餐我多望一眼牙齿都会打碜。
冬天早黑,不到五点,天已全黑,车到纽约的时候,恰逢下班高峰塞车,抵达曼哈顿的灰狗终端时,已经九点。

二 再会徐文立前辈
在法拉盛的一个廉价的旅馆下榻了一夜,条件不错,有浴缸、卫生间、有平板电视还有WIFI,条件比我去国时的中国旅馆要好,比驴粪蛋般的泰国廉价旅馆好太多。只是美式的席梦思很不舒服,太软,睡下去陷进去半个身子,我本有择席之症,睡在这上面整晚睡不深,早上又​睡了一阵效果也不好。
上午十一点多点退了房,文立前辈发来短信说,他还有一小时就到了,約​在一所教堂前见面。文立兄比我辛苦多了,他从罗德岛州​赶来,清晨五点半就起来乘车。十一点半走在纽约市的街上,满眼是棕色的裸砖公寓楼,不然就是巨型商楼,空气比广州好但比紐約​上州差很多,气温比紐約​上州至少高摄氏三度,穿毛衣和棉毛裤有点热,天蒙蒙的但是可以透过太阳光,阵阵海风吹来恍若是在春天。
文立很守时,在教堂前等不多久他就来了,头戴黑色的贝雷式无沿便帽,身穿黑色西装大衣,棕黄色的料子裤很​得体,只是他的容颜竟比2013年首见他的时候,象是苍老了七八岁,真是年岁不饶人!
注意到多位中国人来美都老得快,这应该是生活方式不适应造成的:饮食和居住的不习惯,特别是美国社会没有午睡的时间。
相互问候后,徐老要请我吃饭,我很过意不去,提议就在地铁站附近、我昨夜吃饭的馆子吃快餐,一份才五块五钱,有四个菜一个汤,但文立兄以为:地铁站附近的快餐店不卫生、饭菜油也不会好,他选了一家中档酒店旁的餐馆,文立说:这家酒店是有素质的人住的,酒店旁边的餐馆不可能差。
落座之前,徐老提醒我,我早上洗脸的时候嘴角没弄干净,就着这个机会赶快去卫生间洗一下,我照了镜子才知道,嘴角有牙膏余沫。文立兄之谨细和注重仪表,可见一斑。
文立兄喜欢吃上海小吃,在得知我祖籍湖南、口味偏辣之后,放弃他自己的口味,专门为我点了麻辣水煮鱼片的川菜,又点了一盘青椒牛肉丝。我很惶恐。
等菜的时候,他不失时机地请邻桌一对华人情侣中的男青年,为我们照了几张合影,随后他看时间,提请餐馆男服务员:我们的时间比较紧迫,能不能快一点上菜?
这家馆子的菜确实不同凡响,吃了有意犹未尽满嘴香的感觉。
在我从少的力主下,尽管只有两菜一汤,但仍然剩余,文立兄即请服务员把麻辣鱼片和青椒肉丝打包,还顺便令包入两纸盒米饭,让我在归​程中吃。服务员打好包后,老徐很快发现,服务员忘记给筷子,急请补上。离桌前,文立儒雅地对服务员奉上小费,并问:“够了吗?”
时间不多了,我们得赶紧前往附近开会的地点,我们都不知道华侨文教中心所在,我正打算问人,文立兄却操起手机,熟练地用起了手机GPS,我惊讶于他以七旬之龄,竟能够这么快地学会使用新技术,这一点反映了他的不菲的天赋和可塑性,这大概也是他作为“四零后”中人,毛共身上的痕迹却出人意料轻微的原因。
七十二岁的文立兄,步行速度很快,快得我这个四十出头的人都几乎赶不上,其恰合“行如风,站如松,坐如钟,睡如弓”的养生古道,也反映出他的身体底子——真不愧军人出身。
到了会场,文立兄如鱼得水,立即在到会各名人、大佬、长老中周旋开来,他风度翩翩、举止得体、张弛有度...相比之下,我显得非常笨手笨脚。
老徐的行动家气质——心细如发和有条不紊,在此体现得淋漓尽致。他是一个交际者和管理者,他接人待物行事的周全、细致、入微和有条不紊,我想绝对不让周恩来,这么一位够担任内阁总理天生好手,居然在自己的祖国没有容身之地,被迫要到地球另一面来退休,这实在是一个国家的悲哀、也是一个政府的耻辱。

三 台湾华人和大陆华人的差别
纪念台湾光复暨南京大屠杀78周年活动,由台湾在美蓝营民间团体举办,国民党中央评议委员、国民党驻美国总支部常委张学海先生主持。
台湾中华民国驻纽约领事馆的文化参赞——一位典型的台湾中年女士也与会,并作了讲话。她一点不象政府官员,而象一位和蔼的大妈。张学海先生也很平易近人,且洋溢着儒雅之气,他们都没有中共政府官员身上的那种满清般的官腔和冷傲之气。如果不自我介绍,根本不会以为她是官员。
根据安排,先是为南京大屠杀中死难的三十万以上同胞默哀三分钟(这天恰似1937年日军开始南京大屠杀的日子)——我很感谢台湾的的国民党还惦记大陆同胞。
接着是放纪录片,关于日本投降后,向中华民国方面投降的投降仪式。纪录片中也出现了中共在陕北的镜头,给我最深的感觉是:原来抗日胜利后中国是很威风、很喜庆、很荣耀的,国民党政府在受降仪式上是威风凛凛,没有辱没中国的尊严,可惜这些都被中共有意遮没了。当年中华民国的蒋介石政府有模有样、有板有眼,完全象一个合法的、正规的政府:
身着德式制服的民国军政代表,无论蒋介石还是何应钦,都整洁笔挺、威风凛然,不输美英代表。几乎整个抗战期间,中国军队穿得都是德式制服,戴的是德式钢盔,直到1944年才有部分国军换了美式制服,可见当年德国对中国抗日帮助有多大,这点中国人也是不应该忘记的。

而毛泽东和中共割据政权,无论是着装和气质,都象土匪和伪政权。
张学海先生发表讲话:原来他是国军后人,自己也在台湾当了十八年的国军,他有一颗浓浓的、三民主义统一中国的炎黄赤子之心,他呼吁习近平今后会更公正地评价国民党抗日的功绩;但是我却不敢苟同,因为习近平无论如何是不会公正评价国民党抗日的,因为一旦公正评价,中共政权的非法性就暴露于中国大陆民众的眼前。(

​他特别强调“国军”的全称是北伐时的“国民革命军”,不是大陆称的什么“国民党”的军队,八路军、新四军也是抗日“国军”序列中的一部分。——徐注)​
民国史家、思想家王康先生特邀与会发表演讲,王康先生六十多岁的样子,生得天庭饱满、长须络腮,有一种人文大家所常见的矜持和清高。他的演讲,历史功底深厚、见解独到、且震撼人心。
王康指出:中华民国拖住了几乎所有的日本陆军,为“二战”中盟国的胜利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但是,中国抗日的胜利成果,被英、美盟友出卖了——这就是《雅尔塔协议》!这也是抗战后不久,整个中国被赤化的首要原因!
演讲中,王康先生深刻地剖析了日本制造南京大屠杀的心理原因和文化背景,他指出:“明治维新”以后的社会达尔文弱肉强食、暨军国主义教育,就是在准备着南京大屠杀。王康前辈并剖析了日本民族的劣根性,他指出:日本不仅是除苏俄之外,祸害中国最深的民族,七十年来,它不仅对中国没有一个像样的道歉,没有一分钱赔款,它也是“六四屠杀”后第一个打破西方制裁、扶助和解困中共当局的国家...日本的狭隘、自私和不负责任,其实没有眼光,今后对它自身也是威胁。(

​而且,准确地指出自古师法中华文明的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是“背母弑父”的大罪——徐注)​
就世界大势方面,王康认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今后将对世界和平发挥重要的作用,他主张:联合国的宪章中应该写入孔夫子的一句话,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此言简意赅的四字足矣!”全场响起爆豆般的掌声。
对此,我深以为然;试想,苏俄赤化中国,不是害人害己吗?而日本侵华、扶助中共、资助中国计划生育,不是典型的“己所不欲,偏施于人”吗!?
但在后半段,王康先生的精彩演讲差点被一个人干扰,一个大陆新来的人看见王康站起来演讲,急喊:“坐下!”连喊两声,会场上起了小骚动,前面有个大秃头老者很不满地回敬:“吵什么,你就让他站着讲嘛!”
听完王康前辈的演讲,我思绪和心潮都翻涌,举手申请了一个发言的机会。
发言中,我表达了对王康的赞同和钦佩,同时补充说:日本制造的南京大屠杀,是对满清入关后“扬州十日”等种族大屠杀的模仿,目的是吓倒中国人的抵抗意志,日本对中国全面开战之前,特意向陆军发放《满洲征服支那史》以激励斗志(日本其后对抵抗区中国平民大搞“三光”政策,也是这个用意)。
由于时间有限,我抓紧时间集中讲几句“三民主义”。我说,现在伊斯兰国的威胁和欧洲的绿化,反映出自由主义的局限性,也反映出“三民主义”在新时代的优势:在基督教衰微的情况下,脱离民族主义的自由主义没有凝聚力,无法抵御穆斯林的征服,而“三民主义”则有这个优势,因为它比较均衡...未及收关结束讲话,我被一个粗暴的声音打断了:后排角落里一个上海口音恶狠狠地狂喊:“罗里罗嗦讲什么三民主义!...”与会者起了骚动。
台湾女主持人面带歉意地来到我面前提醒说:“先生对不起,我们时间有限...”我也很抱歉地向她表示歉意:讲的太长了。
散场的时候,那个打断我的上海口音——一个戴着鸭舌帽、满脸横肉的红脸中等身材男,突然走过来握手,说:“你姓什么?”随即他把脸一变,大刺刺地说:“你讲什么三民主义!?这里比你有资格讲三民主义的人多得是...
一个年约六旬的大陆干瘦半秃头老头子,也当着徐文立的面,以江浙口音对我恶狠狠地说:“你讲些什么!这里不欢迎你,你快走吧!”余不理,问徐文立此为何人,徐答不认识。
走之前去了趟卫生间,出来后正碰着一个与蒋大为有几分挂相的眼镜男,莫名其妙地一边往外走,一边冲我咋呼:“你写你的文章就得了嘛!你和徐文立这种神经病搞在一起干什么?”我觉得很奇怪,因为我不认识这个人。
回到会场与文立兄道别,结果在会场出口处碰上一位戴眼镜的华侨,他激动地握着我的手说:
“你讲得很好!...”随后他瞟了一眼在另一边的鸭舌帽上海口音,低声说:“别理他,他是个无赖。”
赞扬我的华侨刚离开,一位台湾中年女士过来热情地握着我的手说:“年轻人你讲得很好哇!中华民国以后要靠你们年轻人了!......”
文立前辈叮嘱我尽早去乘车,以免被动误事,我低声对他说:“这里面应该有中共特务和线人。”文立兄点头不语。
第一次感觉到纽约市的复杂性。
遂启程回上州,幸亏订了双程票,到家时十一点多,夜色正阑,整了一篇短文,赶紧洗漱睡觉。
曾节明 记于民国104年十二月十四日晚于雨后纽约上州

历史可能不是终结而是从头开始

曾阿牛

 这是一篇荒谬的文章,提出不为世人接受的观点,但是,我还是发表出来,等着挨骂。

法国讽刺漫画周刊枪击案震惊世界,我发了条微博:【我再次预言,伊斯兰化将是欧洲未来20~50年的大趋势,中间会有不断的血腥事件,最终伊斯兰将以强大的生育率、通过民主投票的方式征服欧洲,然后改制,民主发源地最后成为伊斯兰圣地,这是民主的归宿。】。
之所以是【再次预言】,是因为在枪击案之前,我在微博上多次说过这样的预测。现在,我要进一步说明的是:人类历史到了重大转折的阶段。
过去半个世纪以来,以西方普世价值所代表的人权、自由、平等、法治、民主选举等在全世界得到了认可,到了前苏联的解体、东欧政权的变更之后,1992年著名的美国学者福山写了一本得到全世界热捧的书《历史之终结与最后一人》,福山在书中提出:【最后的历史是自由民主的历史,在自由民主阶段,人类获得了平等的认可,历史也就终结了。】福山的观点成为了西方社会的主流观点、甚至在中国也有很多人认可。
我今天要预言的是,从法国讽刺漫画周刊枪击案开始,历史终结论将被抛弃,西方的普世价值将从民主的发源地欧洲被抛弃或者是改变,西方社会将逐步放弃一人一票的直接选举制度,放弃天赋人权的治国理念,重新打造一个全新的治理国家的制度,这一切都是被强大生命力的伊斯兰宗教所逼迫的,是欧洲的基督徒们为了不被灭亡的反击。
最早意识到民主选举会颠覆国家体制的西方政治家应该是以色列前总理拉宾,这位率领以色列军队与巴勒斯坦、叙利亚、埃及等周围阿拉伯国家死战的总理最终都走向了放弃浴血奋战得来的土地、让巴勒斯坦自治、甚至是独立的国策,为何?就是因为他看见了以色列生育率远远不如平均一个女人生六个孩子的巴勒斯坦人,如果混居在一个国家,奉行的出生就是公民制,然后由公民选举决定谁当政,那么以色列终将是阿拉伯人的以色列。在无法放弃按照民主选举治理国家的制度下,拉宾毅然选择了放弃土地让巴勒斯坦人自治,尽管为此拉宾被极端的犹太人所暗杀了,但是他的继位者都纷纷走向同一条道路,包括著名的铁血将军沙龙。沙龙在任首相之前是对巴以问题的强硬派,强烈反对巴勒斯坦独立建国,在战场上没有输的他最终败给了巴勒斯坦女人,不得不主动撤出加沙地带。
以色列在放弃土地和放弃普世价值之间,选择了前者,但是,欧洲有这样的选择机会吗?
数年前我在youtube上看过一个视频,介绍的是比利时的伊斯兰极端分子,此人在youtube上说了大致这样的话:“我们不需要去挑战他们(指的是白人),我们只要不停地生,那么比利时终将是伊斯兰的。”
我看完后毛骨悚然,这是民主的死结啊!民主的基本原则是人多说了算,谁能够得到最多的票数,那么国家就是按照多数人的意见来治理。欧洲白人的生育率是远远低于欧洲穆斯林教徒的生育率,这样的趋势发展下去,欧洲大地必将插满星月旗。”
这就是我发的微博:【伊斯兰化将是欧洲未来20~50年的大趋势,中间会有不断的血腥事件,最终伊斯兰将以强大的生育率、通过民主投票的方式征服欧洲,然后改制,民主发源地最后成为伊斯兰圣地,这是民主的归宿。】
这样的危机很多欧洲人都看见了,特别是德国,据说有超过70%的德国人担心伊斯兰会在德国逐步壮大,因此“反对欧洲伊斯兰化”的“PEGIDA集会”每周都有,但是,德国总理默克尔是强烈谴责这样的集会,认为是种族主义。
不过,我认为政治家的天真和幼稚将被今次漫画周刊的大屠杀所惊醒,会有先行者进行体制革命的探索,只是这样的革命太难了,不打碎旧有的观念,依旧沿用一人一票的立国之本,随着伊斯兰选民只会越来越多,他们终将占据人口的多数,不战而胜征服欧洲。
要西方放弃现行的人权至上、民主选举的普世价值,现在看是天方夜谭,但是基督徒的十字军DNA会让他们严肃地反思的。
在我看来,伊斯兰就是无解的bug,在世界上,特别是男人主导的世界只会越来越强大,原因如下:
1.     1.男人可以娶四个妻子,这激发了男人之雄性本能。这点不用具体解释,革命者的口号通常就是革命成功了就有钱、有地和有女人。
2.    女人很少读书,被洗脑成在家不停生育的机器。巴勒斯坦女人平均生六个,在常年的战乱中人口不但没有减少反而增加,这样的民族如果混居在一起,大家平等投票,你还不输?你拥有的一切将被投票民主地掠夺走。
3.    不与外族通婚,通婚者必须昄依伊斯兰教。这打造了一个闭环,或是像巨大的磁铁,信教的人数有增无减。
4.    以圣战牺牲为上天堂之路,愿意为信仰献出生命。911的恐怖分子颠覆了世界上大多数人对为圣战自杀的概念,因为那些驾着飞机撞向世贸大楼者居然是富家子弟!有钱者依然视死如归,视为光荣之举,这太可怕了!
与福山《历史的终结》同一时代出版的由亨廷顿写的《文明的冲突》是享誉世界的名著,成为了世界上所有研究政治问题的重要参考书。亨廷顿提出,【冷战后,世界格局的决定因素表现为七大或八大文明,即中华文明、日本文明、印度文明、伊斯兰文明、西方文明、东正教文明、拉美文明,还有可能存在的非洲文明。冷战后的世界,冲突的基本根源不再是意识形态,而文化方面的差异,主宰全球的将是“文明的冲突”】。特别是911之后,《文明的冲突》更加成为了解释西方文明与伊斯兰文明冲突的经典。
但是,《文明的冲突》主要论述的是外来文明的冲突,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冲突,对于欧洲目前的状况,无解!因为欧洲的伊斯兰文明是生存在欧洲西方文明的内部,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准确地说,是无法通过战争来解决问题的。
历史上的西方文明和伊斯兰文明经典冲突表现在十字军东征上,当英国狮王查理与阿拉伯之神萨拉丁达成和平协议后,圣城耶路撒冷一直到了以色列立国后,才重新回到西方文明之下,解决的办法还是通过战争。但是战争已经不适合今次的文明冲突。
有人拿癌症来比喻欧洲的伊斯兰化。这是不准确,因为很多癌症是可以器官切除,就像以色列强行切除加沙地带一样,但是欧洲内部的伊斯兰化是无法切除的,不是癌症,是免疫系统的问题,高举民主选举的免死牌来攻击宿主,这就是艾滋啊。
艾滋病是无法物理切割的,无法在同一个国家内,对拥有相同国籍的伊斯兰教徒发动战争,那是希特勒干的事情。面对这样的死结,西方文明要么选择被伊斯兰人口战争给歼灭,变成一个伊斯兰的欧洲,要么重新树立一个全新的价值观来治理国家,建立一个抛弃所谓的普世价值的欧洲。
直至今天,无论是德国还是法国或是欧洲其他的右翼,给出解决欧洲伊斯兰化的方案都是限制移民,试图堵住外来的伊斯兰人口的涌入。在我看来阻止移民只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短期办法,可以暂时减缓外来因素的干扰,但是对于已经扎根的伊斯兰信徒的高生育率毫无办法,来自内部的挑战属于无解。
写到这里,我大胆地建议欧洲乃至西方文明的出路:重新设计选举制度,废除任何公民都可以当候选人,即使是出生在所在国的公民,也要符合若干条件才能当总统或议员的候选人,可以高举法治,但绝对不允许用简单的人头票数来决定政治体制、或是国家体制。
这就是这篇文章荒谬的所在。
简单说来,我的建议就是法治放在人权之上,因为人权第一就会选出古兰经为宪法,所谓的人人平等就会建立一个以伊斯兰教义为宗旨的欧洲,从而失去了法治的根本意义,最终会彻底毁掉整个西方文明。

当事人口述朝鲜牡丹峰乐团撤离真相


12月9日,朝鲜功勋国家合唱团和牡丹峰乐团乘专列抵京,入住民族饭店。
10日金正恩在朝鲜宣布拥有氢弹。
11日彩排时,牡丹峰乐团节目中天幕出现氢弹爆炸视频。中联部审查人员当即要求删除,否则不能演出。朝方女团长拒绝并要求中方道歉。
当晚10点左右,朝鲜300余人着军装列队从民族饭店徒步走到国家大剧院,要求拆台并取回所有演出物品。国家大剧院不让进入,双方僵持,市公安局出动警力维持,11:30左右撤回。
12日下午牡丹峰乐团21人乘飞机返朝。合唱团似还有演出之意,为防不测,中方拒绝。
晚上,国家大剧院南路,合唱团270人坐在大轿车里,等待中方铁路部门安排,于晚9点左右乘专列返朝。

世说新语今编四则

扶贫作秀学生披塑料袋山坡扮羊

中国政府网报道:有个山区贫困村,想发展生态旅游。扶贫资金到位后,村民希望铺地下管道,方便污水排放。乡干部不同意:糊涂!把钱埋地下,上级来检查,给人家看什么?以后还会给钱吗?先把沿街院墙粉刷一新,建了一个亮眼的广场。

  还有个贫困村,是个移民村,村民大多想搬到自家果园旁,方便管理。县里却“引导”部分村民搬到离果园很远的马路边,将其定为“一把手”联点村。各部门和企业纷纷献爱心,把移民点打扮得“花枝招展”。凡有上级考察,必然到此一游。殊不知,热门“景区”背后还有大片“盲区”,山这边吃撑了,山那边吃不饱。更多贫困户云深不知处,平日少人问。扶贫作秀:学生披塑料袋扮羊骗领导

重“面子工程”、轻惠民实效,挑领导容易看得见的地方扶贫,把资金集中投到少数几个点上。在不少贫困地区,这样的想法和做法不少,被人戏称为“造盆景”“垒大户”。这种“路边花式扶贫”,中看不中用,掩盖真相,遮挡真贫,产生了扶贫泡沫不说,还苦了百姓。 

还是社会主义好

隔壁张木匠说,美女陪南京市委书记睡,就能睡成宣传部长;美女陪南航副总经理睡,就能睡成副处长。美女陪省委组织部长睡,就能睡成山西高平市市长[呲牙]。

可是,如果美女陪美利坚合众国的总统睡,再怎么睡,还只是个实习生。这充分说明,资本主义社会那一套不适合中国。

我告诉他,其实封建社会的那一套也不行,李师师陪皇帝睡了N次,连个公务员都没混上。
结论:还是社会主义好啊!

猜猜他是谁
他14岁娶了18岁的老婆。27岁在恩师死去那年,搞定了他20岁的女儿。35岁时不顾身陷牢狱的第二任妻子,为巩固山大王地位,他娶了土匪19岁的女儿。44岁时,他找借口把第三任妻子送去苏联。45岁时,他不顾众人反对,迎娶了23岁离婚多次的上海戏子。他办文工团,一个元帅斥责他是“后宫佳丽,粉黛三千”。他就是毛泽东,也叫石三伢子。18岁老婆叫罗大秀,20岁老婆叫杨开慧,19岁老婆叫贺子珍,23岁老婆叫江青,那个骂他的是元帅彭德怀。
作家秦牧这样评述文革:“这真是空前的浩劫,几百万人含恨以终,多少家庭分崩离析,多少少年变成了流氓恶棍,多少书籍被付之一炬,多少名胜古迹横遭破坏,多少先贤坟墓被挖掉,多少罪恶假“革命”之名公开进行!

 陆五个诺奖得主个个是传奇

1.达赖,获和平奖。
2.高行健,获文学奖。作品被禁,公职被开除。
3.刘晓波,获和平奖。政治犯。
4.莫言,文学奖。走上文学道路之前的学历只有小学五年级。
5.屠呦呦,医学奖。“三无”人员。
两个被迫流亡海外,一个被关进监狱,一个小学都没法毕业,一个几次都评不上院士。
问:是中国幽默了世界?还是世界幽默了中国?

晒晒刘源当年青涩竞选演说

这十几年,我与全国人民共同经历了一场可怕的大灾难。我的家中死了四个,六个进监狱。我自己,起码可以说不比任何人受的苦再少了。我甚至都不敢完完整整地回顾自己的经历,那太令人不寒而栗了。但是,那一幕幕、一场场景色都深深刻在我心里,不时地漂现脑际,不让我安宁,我想任何一个曾无言地与父母生离死别的孩子都会有这样的感觉。

我走过唾弃和侮辱的狭道,曾几次被抛入牢房,在那里埋葬青春;在饿得发疯的日子我像孤儿一样生活过,像狼一样憎恨世界。那些年,我咬着牙活下来。谁曾目睹过父母在侮辱的刑场上,在拳打脚踢中诀别?谁曾亲眼见过有人往才九岁的小妹妹嘴里塞点着的鞭炮?大家能想象我心里的滋味。我咬着牙,一声没吭。

从十几岁起,我就在鞭子下劳改,在镣铐的紧锁中淌着鲜血;多少年,在几千个日日夜夜里,每一小时我的心都在流着血和泪,每时每刻都忍受着非人的待遇和压力。我紧紧地咬着牙,不使自己变疯。为什么?就是为了看到真理战胜邪恶的一天。在人民中,特别是到了农村,我受到了农民的关心、帮助和养育。正像我父亲和我们分别时说的那样:“人民会作你们的父母。”是的,人民作了我的父母。

今天,回顾以往的苦难,我绝不允许让别人,让我们的子孙后代再经历这样的痛苦!我必须站起来为人民说话。为了避免灾难重演,就必须铲除产生封建法西斯的土壤,实现民主,不管有多难,路有多长,我们必须从现在起就去争取民主。

使我宣布竞选还有另一个个人动机。今年我父亲正式被昭雪。许多同志都祝贺我,为我高兴。我很感动。压在身上的包袱被卸掉了,我也的确轻松许多。然而,恐怕谁也不会想象的,在这一时期,我心里有多么痛苦,其程度恐怕与“文革”开始时差不多。

“文革”开始时,我一下坠入深渊,成了最黑最臭的“黑崽子”,人们避开我,朋友们几乎都背过脸去。在我眼中,彷佛一朝之间世界全颠倒了,大家能想象出那时我的心情。

后来,是人民作了我的父母,拯救了我,培养了我。而今,我又一跃而成为“最高”的高干子弟,一种典型的隔阂又把我与人民分开,不少人们又避开我,猜疑我,误解我。推荐关注:微信查找“老兵正能量”这两次重大的变化,都不是因为我自己有什么过错,只因为出身,可以说,在平反后,我千方百计与大家打成一片,消除误解,但是不行。“文革”初,我还能用内心的高傲、用恨来麻木自己,今天都没有支撑了。我眼看又要与我的父母——人民生离死别了。这种痛苦恐怕不是每位同志都能感受的。

我本是一个普通的人,四岁进幼儿园,十五岁成了“黑崽子”,我就是人民中的一员。而今,一种无形的东西却非要把我与人民分开,我愿与大家一样做一个普通人都不行。为什么?

我苦思苦想,这绝不是任何人的过错,更不能责怪误解我的同志,这是社会造成的,是社会中那些封建等级观念要把我与人民隔开,这种隔阂必须靠我自己来打破。我不首先站起来还靠谁呢?

只有与封建专制残余去搏斗,与人民一块,一锹一锹填平封建观念的鸿沟,我才能永远在人民的怀抱中;只有我主动让人民审视、检查我,抛掉荣辱杂念,为民主而战,才能赢得人民的信任,才不愧为人民养育的儿子。

因此,我出来争当人民公仆,义不容辞!

有人问我:你是不是要走你父亲的路。现在开始往上爬?我想,我确实面临着走什么路的选择。如果我想安安稳稳过一辈子,好吃,好穿,好工作,作点学问,建一个美满的小家庭,是容易的。

如果我有野心,想往上爬,也不是没有投机的条件。但我不能走这条路,我不能忘了人民,人民才是我的基础。因此,我谢绝了要给我的职务,甚至放弃了摆在眼前的出国学习的机会,选定了一条艰苦、漫长的路。今天,我出来竞选就正是把自己摆在人民之中,和人民一样争取,运用我应有的权利,这是条堂堂正正的路。

在我父亲的追悼会上,在我父亲的骨灰前,我们全家曾发誓说,绝不躺在他的功绩上,推荐关注:微信查找“老兵正能量”要靠自己的力量去生活。我父亲是来自人民的,正是亿万普普通通的人培养、教育、锻炼了他,作为人民的好儿子,他曾为人民的解放抛弃自己的一切,出生入死,到死也没在特权面前摧眉折腰,人民也为了他的解放而英勇奋斗,付出巨大的牺牲。

我父亲二十三岁时,挺身而出,代表一万多工人斗争,替人民说话,大大发展了党;我三十岁了,今天才有条件。我也应该当仁不让,替人民说话,帮助党进行艰苦卓绝的改革。

中国要民主,一定要实现民主!我们每个人必须为民主而努力,我更责无旁贷。我愿意打这个冲锋,向封建残余和一切恶弊宣战,与特权决裂。只有我们大家都动起来,中国的前途才能是光明的!否则,不堪设想。

作为我个人,我也希望每位同志能伸出手来,帮我打碎我们之间无形的隔阂,让我们永远和人民在一起,永远不和你们分开。(本文转自说三道四)

 

陈凯歌:暴风雨的记忆·青春剑(二)

发表于 2015 年 11 月 16 日 由 wy


一天深夜,我被突然惊醒,院子的大门外是一片愤怒的人声和猛烈的击门声。--在一次红卫兵行动中,一位住在院子里的革命烈士未亡人,因被指为“黑帮分子”,而被抄家。烈士的遗像被红卫兵用刺刀划开。而也是红卫兵的烈士之子得到消息之后立即聚集了所在大学的红卫兵们,包围了这座院子。两扇造于清代的红漆大门在午夜后被守门人锁上,以防意外,竟被人力生生推倒,与此同时,上百红卫兵踏着轰然倒地的门冲了进来,挨家搜查划破遗像的“阶级敌人”。烈士的儿子悠闲地抱臂而立,身边围满了求情的妇孺;其他人,有男有女,晃动手电,挥舞皮带,对所有的居民怒声相问,孩子也不放过。其中一个戴眼镜的学生,手持刺刀,声音喊叫到嘶哑,像一块烧红的铁似地要“以血还血”。他们在扮演完强徒、法官和刽子手的三重角色之后,于黎明前离去,遍地狼藉。
父亲被押进院子的时候,我正站在门口的人群中。有戴着红袖章的人在场,今晚会发生什么,是不用猜的。不知是夜色苍白还是人更苍白,他看上去像个影子,和其他许多影子走在一起。
这个院子的西翼,大都住的是人们都知道的艺术家。下午,我和其他孩子已经在各自的门楣上贴了侮辱性的对联,词都是我写的,为了迎接各自的家长。批判会是在住宅楼背后召开的,父亲和其他人站在背后窗内射来的淡淡灯光里,一排地弯着腰。不久前还同他们一起工作的工人们开始批判他们,从政治问题一直问到他们吸的香烟的等次。父亲的名字被叫到的时候,他的头更低了下去。他的头衔是“国民党分子、历史反革命、漏网右派”。人群中响起“打倒”的口号声。我也喊了,自己听见了自己的声音,很大。
整个情形恍如梦境。戴红袖章的人叫到我的名字。我在众人的目光下走上前去。我已经记不清我说了些什么,只记得父亲看了我一眼,我就用手在他的肩上推了一下,我弄不清我推得有多重,大约不很重,但我毕竟推了我的父亲。我一直记得手放在他肩上那一瞬间的感觉,他似乎躲了一下,终于没躲开,腰越发弯了下去。四周都是热辣辣快意的眼睛,我无法回避,只是声嘶力竭地说着什么,我突然觉得我在此刻很爱这个陌生人,我是在试着推倒他的时候发现这个威严强大的父亲原来是很弱的一个,似乎在这时他变成了真正的父亲。如果我更大一点,或许会悟到这件事是可以当一场戏一样来演的,那样,我会好受得多,可我只有十四岁。但是,在十四岁时,我已经学会了背叛自己的父亲,这是怎么回事?我强忍着的泪水流进喉咙,很咸,它是从哪儿来?它想证明什么?我也很奇怪,当一个孩子当众把自己和父亲一点一点撕碎,听到的仍然是笑声,这是一群什么样的人民呢?
中途我回了一次家。母亲躺在黑暗中的床上,嘴唇紧闭着,仿佛正有一把刀放在她的脖子上。她轻轻对我说:你去吧。
那一夜,是我第一次和我已经背叛了的父亲躺在同一个屋顶下面。直到第二天早上,他也没有对我说什么,我怕见到他,他的目光闪烁着,也怕见到我。我听不清母亲在卧室里对他说了什么,灯随后熄灭了。
张晓翔他们走进那道垂花门的时候,大约是早上九点钟。与往常不同,他们把自行车放在了院子另一侧的墙下,然后走过来。他们中的几个,过去是常来的,尤其是张晓翔。他会把自行车停在我家门口,大声叫我的名字。过后我也推上自行车,在北京的街上慢慢骑行,海阔天空地聊,即使没个题目。他还会带给我一本诸如《往上爬》或《麦田守望者》一类的书,夹在自行车后。我在窗内望出去的时候,外边很灿烂,大约因为昨夜雨霁,新晴的早晨阳光澄澈,室内衬得有些暗,以至他们走进来时看不清面目。一共七八个,都是我的同班同学。记不清是谁对我说:“陈凯歌,我们红卫兵来抄你们家。”我好像想说一句什么,什么也没说出来。
母亲病着,躺在床上。我们被要求离开屋子,是奶奶扶起了母亲,慢慢走到阳光下面。她被命令面墙而立。
我好像想说一句什么,终于一句什么也没有说出来。
墙是清代的,平滑如案。雨过,墙上立即干燥了。墙面只有一小块剥落了,老人斑一样让人想起老去的岁月。我和妹妹常常做的,一是对着墙打乒乓球,声音仿佛击打玉器;再有就是在墙下玩耍。墙有浅浅的边沿,生了青苔,因光线不同而绿得不同,掀开一块砖,就有地虫或蜈蚣一类跑出,接着是一股泥土味,深吸一口便大喜了。那常常是在黄昏。
不用太留意,就可以看到蜗牛留下的涎,长长的,未必直,太阳一出就越亮起来,从墙根直到檐顶,那儿就是壳的所在了。我有时跳起来,在檐边抓住它,未及落地已经知道那是空的了,--蜗牛已经不在。然后,我就在春风或秋风中傻傻地愣半天,心中一阵无所谓疼也无所谓不疼的痛楚,直到被人唤回来,又很快地忘了。

母亲面壁而立。
他有那种几乎人人都熟悉的笑容,笑起来很坏,尤其是要和人为难的时候,那坏笑又格外明亮。我同他并不接近,但我们之间有一种感觉得到却说不出的敌意,这在男孩子之间是常有的事。就是他喝令母亲站到墙面前去的,我知道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在抄家的过程中他甚至笑嘻嘻地走过来,问我某件东西在哪儿,某本书在哪儿,找到之后就毁掉或烧掉,当着我的面。在与他同来红卫兵中间,他是后来唯一的逍遥者。他的父亲是军人,受保护的,官阶不算高反倒无事。他的军装永远穿得很漂亮,瘦,脸很文,有鹿一样无辜的眼睛。他和毛泽东同姓,名字是少年美丽的意思。张晓翔的眼中闪过一丝愧色。
他们打开衣箱和衣柜,新的和旧的衣服被抛起来,然后落在地上,脚踏过去时留下被踩碎的樟脑丸的气味。他们撕碎绸和纱,留下布的。他们找到了母亲五十年代穿的几双旧皮鞋,--因为病,她久已只穿布鞋了,--有跟的砍掉跟,没有跟的拦腰折断,用的是切菜的厨刀。他们走后,刀留在地上,钝了的刀刃像是一道花纹。他们移开家具,用铁棍反复敲击地面和墙壁,却只找到了妹妹丢失多年的一个会叫的布娃娃,她被扔出门来,撞在槐树上,最后叫了一声。没有宋代的瓷瓶或元代的绘画,他们就打碎镜框上的玻璃,里面的相片犹豫了一下就跌落下来。有人甚至嗅了嗅奶奶梳头用的发油,然后把瓶子摔碎在石阶上,一院子都是桂花的香气。他们打开锁着的抽屉,取出有限的现款和存折,一封接一封地阅读父母保存的、十多年间的信件,有他们之间的,也有朋友故人的,读完就扔在地上,都是往事。他们打不开一个圆圆的小盒子,就用榔头把它敲扁,里面是用棉纸包着的我和妹妹的胎发。
最后轮到了书。父母是靠工资生活的,别无资产,余钱都买了书,好让自己和孩子们精神上有个流连处。早年的书,首页都有两个字,是皑·燕。行间都用红笔画了线,弯弯曲曲一直通到他们年轻的时候。书页旧而发黄,如同故人的脸,母亲说:爱书就是爱自己。
他们把所有的书,除了毛泽东的和其他少数几个作家的以外,都搬了出来,在槐树下堆成一座小山,点着了一根火柴。我在恍惚间觉得,那些书伴我度过的许许多多黄昏午后不过是些梦,从今天开始的才是真的生活。
烧书的时候,很静。没有风,热气直直地上升,火焰也不太明亮,因为有太阳。气浪虚虚地乱了后边的人影,模模糊糊的黄军装和红袖章,一会儿走出亮了,一会儿走进又暗了。书页将被烧尽时如梦中的花朵般开放。
母亲面壁而立。穿着薄绸的睡衣,一双拖鞋,绣了花。她有时双手下垂,有时将手在胸前抱起来,像是要歌唱。墙上,蜗牛留下的涎在正午的阴影下分明起来。我睁着酸涩的眼睛想,它要多久才能从墙下爬到檐顶呢?母亲已经站了三个小时了。
我没有想到说理或是抗议,也没有想到怒斥或者索性用生命一搏。如果那样,会比现在更坏吗?我只是呆呆地立在那儿,没有记忆,也没有想象,只有眼前的火堆,就像在看一个别人的梦。我甚至没有想到为久病的母亲要求一把椅子。--不是没有反抗的例子。不久前,因家中被抄而愤怒的一个青年,不顾一切地举起厨刀,反而被这把刀剁成粉碎。我是怕死吗?是。但更深的恐惧是我怕永远不被人群接纳。即使死后。奶奶走了过去,说:“学生,凯歌妈有病,给她一把椅子。”张晓翔搬起一把椅子,放在墙面前,走开。母亲看了一眼,没有坐。
我一直没有想到问问母亲,当她站在墙面前,对我想到些什么?当孩子尚小,母亲的期待中一定包括着勇敢,那么,她那时是失望了吗?
许多人围着看,想什么都写在脸上。妹妹满脸是泪,不敢哭出声来,奶奶抱着她。我无意中看到一张一闪而过满意的脸,属于我的另一个同班同学。他的母亲是个工人,和我的父母在同一制片厂工作,也住在同一院子中。他的父亲一直待在监狱中,不知道犯了什么罪。我突然明白张晓翔们是被谁叫来的了。--他本人并不是红卫兵。
火一直烧到深夜才熄灭。我的同学们拿走了从闹钟到照相机的所有财物,甚至治头痛的风油精,据说后来交给了制片厂的造反派。他们离开时竟然个个庄严地依次同我握手,仿佛他们才把我从歹徒手中拯救出来要通过这握手得到当然的感激似的。我走进家门,屋里像一个刚刚呕吐过的胃。第二天早上,奶奶扫起残灰。过了火焰的槐枝已经枯焦,地上的方砖有几块现出裂纹,缝中的灰烬在秋风过后才被吹净。我和奶奶把垃圾箱抬到大门外,纸灰飘起来,久久不落下。
在我家被抄后不久,我的红卫兵同学们的家大都相继被抄。其中一些情景的惨烈,又大大超过我的遭遇,这又是他们决没有想到的。
短短的几个月内,全国范围内有总数几百万以上的家庭被抄,有的知名人士家竟反复被抄几十次,白天黑夜击门声不绝于耳,真正是片瓦无存。同时,被抄者的子女沦为盗贼乞丐者则比比皆是。在抄家过程中,保存于私人之手的历代文物书画扫荡一空,大部分焚后扬灰,小部分烂霉于库房,多少年后流失海外,面目不可复识。


一九六七年,革命已经退潮。红卫兵早已不是时髦;学校复课遥遥无期。父亲仍然被关在制片厂的“劳改组”中,他的问题仍然是耻辱的印记,像一块烫伤一样碰不得。抄家那天的情景,在母亲和红卫兵面前的双重羞愧,使我像一棵树,太小就被一刀砍翻,断开来向着世界。我已经知道世界怎样看我,怎么对待它就是我的事。我不是任何组织的成员,闲着没事,就回到旧日的业余体育学校,这里已经没有人负责,负责的就是我们。我和过去的队友每天打球、游泳,再就是抓流氓。
屋子里满是少年。他被带进来的时候眼神很惊慌。有人看见他在水里摸了一个妇女的乳房。是不是,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需要有人扮演一个注定失败的角色,不然这出戏就演不成。
我们都靠墙站着,和他一样都只穿着游泳裤。屋子中间的空间都是他的。一开始我就听见自己的心跳声,我的太阳穴变成了一面铜锣,“砰砰”地敲响着。我的一个朋友走过去,手背在后面,笑着低声问了一句什么,他想回答的时候,朋友的拳头已经打在他的脸上。他倒下去。他被喝令站起来。他站起来,脸上有一块发白。他还未站稳,又被一拳打倒下去。他再次被喝令站起来,另一个人向他招招手,他走过去。这一拳打在他的下巴上,他倒退了几步。第二拳,第三拳;然后,他开始像一只皮球一样滚来滚去。起初,我站着,只看见我的胸膈膜下有一块在“突突”地跳,跃跃欲试又胆怯着。我还没有打过人。我走过去;他已经被另外的人打倒。我退回来;再走过去,一拳打在他的脸上。他的颌骨撞疼了我的手,他无动于衷。我被他的无动于衷激怒了,冲过去用力地抽他的耳光;我两眼发黑,浮起一圈一圈的金色,手上的感觉像打在一匹马背上;直到许多人冲过来抱住我。我的手掌发麻,心跳快得站不住脚,大口地喘着气。我在阳光下躺了很久,睁开眼睛时天蓝得不敢细看。
我尝到了暴力的快感,它使我暂时地摆脱了恐惧和耻辱。久渴的虚荣和原来并不察觉的对权力的幻想一下子满足了,就像水倒进一只浅浅的盘子。我在六岁那年蹲在葡萄架下,看着一只小鸟抽搐死去所种下的种子,终于有了结果。


F的beibu,发生在一九六七年冬天,整个过程非常戏剧性。据在场的人说,他是在邮电大楼前,用一枚大钉磨成钥匙,捅开了一辆吉普车。得手后向西行驶,想作一次无目的的即兴郊游。同行的有张晓翔、G和毛姓的少年美丽。在车子越过西单路口、接近展览飞机和坦克的军事博物馆时,撞倒了一位推着自行车横穿马路的行人。事发以后,同行者下车四散;F畏祸,继续驾车向西急驶,被巡逻的公安摩托车队发现后前后围堵,终于弃车奔逃,被当场抓住。据后来赶到现场的张晓翔说,F当时身着黄色军装,似有背景。故在场公安人员劈头就问他的父亲是谁。F没有准备,脱口而出,结果立即挨了耳光,被扭住带走。从此铁窗之内,一待就是五年。没有连累别人。
整件事非常符合F的性格。“文革”开始以后,我很少见到F,但不难想象他心境的荒凉。一位骄纵惯了的公子每天见到自己父亲的头颅瓜一样地被按来按去,必定消灭(或激发)了所有的骄傲;被排除于红卫兵之外,必定伤害了他的自尊;朋友的疏远更使他尝到了世态的炎凉。我曾经走进他居住的小屋,除了乱成一团的一张床外,唯一陪伴他的那辆自行车,已经破旧。我熟识的那条闪光绸的背面变成了擦车布,塞在自行车座后,失了光彩。生活的窘困一目了然。他会开车,我早就知道,记得上学的时候,他谈起在北戴河海滨驾驶他父亲的专用车辆,七十公里时速感觉如何,九十公里时速感觉如何,眉飞色舞。
在我看来,F的行为却是对社会真正的反叛。他在被捕后仍能坦然微笑,肯定了他的角色。
斗争F的大会是在新华通讯社院内大礼堂召开的。那一天,班上的同学差不多都去了。囚车开来的时候大家都围上去,第一个出现的,就是F。他被警察在背后猛击一掌,落地时踉跄了一下。他的双手被反铐在背后,弓着腰。我们几个朋友站得很近,他一下子看见了,笑了,点一点头。我们却赶紧避嫌地低下头去。大会上,宣布了罪状。他被四个人押上来,有灯光从顶上照耀,脸变得认不得;照例是“喷气式”,头抬起来,又被用力按下去,两臂向后高举。他显然挨过打(斗争会上也不断被踢打),脸上有伤,但从容。他两脚分开,努力站得稳些,就像在球场上防守一样,似乎反倒多了些侠气……
再见F,十年过去了。我们约了在G家见面。灯很暗,他把脚放在桌子上吸中华牌香烟。烟有些霉,他解释了,递给我一支。他说他在一家街道办的小工厂做电焊工,父亲还未“解放”。别的,没有了。--狱里的事,我没有问。他还是大说大笑,只不过笑声老了许多,和人一样。仿佛和一个长得很像的人打招呼,发现并不是一样,又心惊又奇怪。这以后,再没有见到。只听说后来他做了某公司的经理,有了一些钱。不知确否。
F beibu以后,几个同学都受到了牵连。涉及到我,是因为出事的那天早上,同行中的一个曾打电话约我同去,但没有说去做什么。因为感冒,推辞了,所以不在车上。本来没有去,是谁说出去的,很可疑。F没有出卖任何人,倒是同行中的一个出卖了他,以致遭到严惩。这个人就是少年美丽。
“工人宣传队”找我谈话大约在午后一点,是头一天专门派人通知的。到了才发现张晓翔、G和少年美丽都来了,进的屋子却不同,彼此隔着一堵墙。临进门时,无意中看见张老师远远地徘徊了一下。她当时已经受到工人的信任,又做了班主任。我心里一紧,知道不好。进去之后,门立即关上,坐在长桌后面的两个,都是工人,大约四十岁模样。桌前一条长凳,是我的,还有一座火炉,烧得极热。四中的“宣传队”是运输公司派来的,多数是司机。这一行的装束,除了蓝色的工作服,还有一顶黑皮鸭舌帽。他们站起来,和我握了握手,其中一个给我倒了一杯茶,很和气,说:“坐。”我心中感激,低头正要坐,忽听桌上一声暴响,接着就听见隔壁房间内一阵怒喝,夹杂着“站起来!站起来!”的吼叫。我知道隔壁就是张晓翔。接着又听到另一房间内少年美丽突然而尖利的哭声,含糊地说着什么。我对面的一个一声怒吼:“陈凯歌,交代!”桌上的茶杯被拍得跳起来,水洒了出来,漫开,悠悠地漾着热气。这是一次连时间都统一了的审问,互相助威,以加深心理上的震撼。这一招果然奏效。我慢慢站起来,还没反应过来,眼中就充满泪水,抽搐之声不能自禁--“陈凯歌,交代问题!”这是我一生中头一次被人如此粗暴地喝骂,也是我一生中头一次瞄准内心说:“不许哭!”抽泣声立即停止,但泪水却一片一片漫出来,凉凉地湿了脸。我喉咙咸咸地想:原来人有这么多泪。在随后的三小时内,我一会儿被柔声地命令坐下,一会儿又被喝令站起来。桌子后面的一个不断站起来给炉子添煤,屋里热得无法呼吸;他们不停地猛吸用报纸卷成的旱烟叶,大口喝茶。我的嘴唇枯了,两颊滚烫,脊背和内衣贴在一起,湿成一片,眯着眼睛看不清他们的脸。审讯的主题是F,又纠缠着我的父亲:“你同F是什么关系?!知道不知道你爸爸是反革命?!不知道现在让你知道!!F是不是盗窃集团头目?!你敢说不知道?!你们偷车想干什么去?!想开到苏联去?!你们想叛国?!对不对?!不对?!站起来!!你给我老实点!!告诉你,咱是毛主席派来的!!他老人家还给咱工人送了芒果,咱还舍不得吃,用药水泡起来了!!他老人家是咱工人心里的红日头!!你不交代,老子一拳揍扁了你!!”
审问结束的时候,暮色渐深,外面的景物还很清晰。伙房那边有了火光和炊烟,冬天里的树都简简单单地站着。灯光很黄。桌子后面的两个像刚出炉的铁,还闪着火星。他们又把手伸过来,要我握,其中一个说:“茶还没喝呢,喝茶。”我们先后出来,远一点的少年美丽看不清脸,只听见抽噎声;张晓翔鼻子纵着,拥着要掉下来的眼镜,很狼狈。只有G神色不动,依然风度翩翩,其实他家已经出了天大的变故。我们都不说话,车锁打开时,在暮色中很脆的一声。街上冷冷清清,天上有一弯细小美丽的新月,却无人看。空气清冽,像有一只冰凉的手放在我的脖子后头。
回到家里,我连把经过跟朋友重说一遍的力气都没有。父母不在,妹妹还小,无商量处,只觉很困,模模糊糊地想到了自杀。一夜的梦都在和一个不认识的人冷静地研究自杀的方法,该用的器具都在,拿起来,又放下。终于死了,却连一种方法都还没试过,只知道我是死了。
【作者原为北京四中六八届初一(二)班的学生。】

 

85岁屠呦呦告诉你什么叫知识分子

洪巧俊

屠呦呦是独立特行的,就是到了今天她这个85岁的高龄,她也是依然如此,或许对于一个科学家来说,就需要这种风格。但这种风格往往是领导不受见的,甚至是很讨厌的。

这一次屠呦呦又得罪了领导,你去领奖,为何一个人悄悄登机,而把前往送机的领导凉在一边,让领导干等?

昨日下午,屠呦呦乘机飞往瑞典,接受诺奖。国家卫计委副主任王国强等前往送机。卡罗林斯卡学院院长兰达,诺奖参赞威克斯将亲往机场迎接。登机时,屠呦呦一人走了普通通道,留下一堆记者和其他领导在VIP厅干等。(2015年12月6日中国日报)

这篇新闻很短,但含的信息量却重,引来网友的高度关注。屠呦呦明知领导会在VIP厅等候,她老人家就是“不买帐”,硬是一人走了普通通道,留下一堆记者和其他领导在VIP厅干等。这也再一次凸现了屠呦呦是独立特行的性格。

之前莫言获诺奖,今年屠呦呦获诺奖,在中国就这样凤毛麟角。中国获诺奖为何如此之少?因为在这块土壤的科学家,缺少的就是屠呦呦这种独立特行的精神,耐不住寂寞,守不住清贫,追求的是名利、是金钱,有的连论文都抄袭,这样的科学家还能有什么钻研精神,还能研究出为人类作出重大贡献的科技成果?这也是我们拥有世界上最庞大的科研队伍,每年的科研论文发表量位居世界第一,科研经费逐年递增,但科研成果乏善可陈,在世界上有影响力的科研成果少的根本之因。

屠呦呦一生都很低调,不论是面对如今的“火爆”,还是多年以来同行之间的争议,屠呦呦都只做一件事——沉默。其实屠呦呦的名字并不“沉默”,呦呦,是鹿鸣的声音,典出《诗经》。屠呦呦就是这样在沉默中创造奇迹。在屠呦呦的身上,看到的是不趋炎附势的秉性,是科学家独立特行的品性,是为了科学勇于献身的精神。

当然在这个集体主义精神主导的社会,个人主义是受到打压的,所以,独立特行,在这块土地上往往很难走出一条路来。在我看来,无论是莫言也好,还是屠呦呦也好,是长在奇葩中的奇葩。如果你要在这块土壤中获奖,你必须与领导保持良好的关系,发表获奖感言时别忘了这句话:“这是在领导的关怀和同志们的大力支持下…”否则你未来就要与获奖绝缘。当然,屠呦呦获得的拉斯克奖、诺贝尔奖这些外国奖项除外。

还记得李娜不“感谢国家”的争论吗?李娜夺得法国网球公开赛女子单打冠军,成为亚洲第一人,她在获奖感言里没有说“感谢国家”;2014年度的开年的一项大满贯赛事澳网女单决赛落下帷幕,李娜顺利夺取多年来梦寐以求的澳网女单冠军,也是她的第二座大满贯奖杯。随后的颁奖仪式上,李娜的幽默发言让全场爆笑,感谢团队让自己更富有,称丈夫比自己更有名,获得了现场观众的口哨和雷鸣掌声,但是在国内却是口水不少,甚至是辱骂声。在我看来,作为已经“单飞”的李娜,获奖感言不“感谢国家”合情合理;反过来,“国家”倒应该感谢李娜,是她为国家争得了荣誉。所以说,这种总喜欢“上纲上线”凡事都要上升到国家层面的习惯也该改改了,这种取得成绩就是“在领导的正确领导下”也该改改了,改了,才能让更多的人去“单飞”,去独立特行,去获得这样的大满贯奖杯,去获得更多的诺贝尔奖。

获奖了,感谢国家的培养,感谢领导的关怀,感谢同志们的大力支持;那失利就是对不起国家的培养,对不起领导的关怀,连那为他做饭炒菜的厨师、清扫卫生的大妈都对不起了,这压力是不是犹如一座大山?

屠呦呦是独立特行的,所以她是一个得到自我价值最大实现的人,也是一个能在人类医学发展历史上留下浓重一笔的人。她的这种让“领导干等”的行为,颠覆了公众对科学家的认知,同时也让人看到了独立于权力之外的科学精神。

也许在屠呦呦的影响下,未来中国独立特行的人多了起来,诺奖或许也就多了起来。

《张耀祠回忆毛泽东》删除部分

 

《张耀祠回忆毛泽东》一书成稿后,钟秧审察删除部分内容,留为档案资料保存,防扩散以免有损领袖形象。下面简单介绍这部分内容——
毛泽东说:我的大字报是阳谋
“1966年8月5日,毛泽东写成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命人贴在中南海第一食堂墙上。当晚,毛泽东对汪东兴、江青和我说:“我的大字报是阳谋,是对准派工作组的阴谋,是对准《三和一少》、《三自一包》的总后台的阴谋。”(所谓【阴谋】,指的是刘少奇。)

毛泽东说:大乱才能大治
“1967年7月下旬,毛泽东视察华北、中南期间,听了多个派到地方瞭解文化大革命情况的联络员汇报后,说:“有些地方看来很乱,这个乱是必要的、正常的,乱了敌人,锻炼了群众,不要怕乱,大乱才能大治。”
“每到月中,毛泽东有个习惯,要查看上个月开支多少。为此,汪东兴每月初都做好一本假账给主席看,为什么呢?汪东兴说:这是政治、大政治。如果按主席开支照实上账单,那可是一个天文数——如:缝补衬衣袖口、领子的账单列出六角五分,织补毛料衣裤列出一元五角,是按当时市面上价格报的。但,主席是指定要送上海锦江饭店织补的,要有专人乘专机送上海,再由专机接返。主席要吃武昌鱼、钱塘江鱼、太湖鱼,冬天由专机运载返京,鱼按市面价记在给主席的账单上,交通运费算入中央办公厅开支。主席抽烟,一包成本要十二元,账单上按中华牌每包五角六分计。”

毛泽东与周恩来的尴尬场面
“1969年12月26日,毛泽东生日,请了付主席林彪和政治局常委周恩来、陈伯达、康生和汪东兴、张玉凤、张耀祠。主席说:开个常委会、短会,再加插开个党小组会。主席拿出英国蒙哥马利元帅访华时送他的两瓶威士忌,开了请大家喝,席间主席要先敬周恩来一杯,周连连说:不敢不敢。主席却说:恩来,你敢,不是你竭力推荐刘少奇接班、刘主席主持中央政治局,让我退居二线,回家乡养老。周又连连说:我有罪、有罪,请主席宽恕、宽恕。林彪举杯以祝主席万寿无疆,化解了窘迫场面。毛又说:恩来对润之有气,但没有野心,党内能搞宫廷政变的一人就是中国赫鲁晓夫。”

毛泽东:抓不准亲密战友在想什么
“1970年3月2日傍晚,林彪到中南海主席书房交谈近三个小时,第二天毛泽东告诉我:“昨天,我的亲密战友给我上了课,说文化大革命要告结束,现在各地形势都不好,都在放空炮——。我还抓不准这个亲密战友在想什么?”

七一年林彪事件发生后
“1971年9月13日,林彪事件发生后,主席常失眠、饭量减少、常常在梦中呼叫,叫耀祠快来、东兴人在哪里。主席在林彪事件后变化较大,狂躁、发怒、猜疑、恐惧,常问我、问张玉凤,要我们放开讲、要讲真话、讲心里话。我和张玉凤还是千篇一律告诉主席,全党、全军、全国人民都无限热爱、无限忠于您老人家。主席听了有时会哈哈大笑说:“我还不如小学生”;有时会摆摆手说:“又是一通屁话。走!走走!”

毛泽东曽让汪东兴给他两支手枪
“主席生病康复后,曾让汪东兴给他搞两支手枪,一支放在床边,一支放在书房沙发边,说要保卫自己,要自卫。汪东兴向周恩来作了请示。周指示:要照办,但子弹不能给,要加倍小心主席的情绪。”“汪东兴差不多一、二星期就要叮嘱我和张玉凤说:“你们在主席身边,主席发怒骂人、摔东西、撕文件,要牢记:一、不能还嘴,二、人不能离开,三、不能劝阻。老人家发一阵、骂一阵、摔一堆,就没事了。”’
“主席的保健医生组提出,让毛主席能调节一下文化生活,周总理建议由唐文生、王海蓉和张玉凤做主席工作能接受。后来,从德国、法国、英国进口电影放映给主席看。主席喜欢看爱情片子,看了后也会推荐给身边工作人员观看。”

周恩来逝世后,毛泽东担心死后会发生政变
“周总理逝世后,主席多次问起他(主席)死后,会否发生政变。我和汪东兴都说绝对不会,有主席思想、有主席路线。主席语气很肯定说“会,你们也要做准备。”
“1976年1月x日,周恩来遗体送八宝山火化时,上百万人冒严寒在十里长街默哀送灵。主席看了简报后沉默多时。张玉凤三次请主席吃饭,主席不做声。后来汪东兴又请主席吃饭,主席怒骂:“滚滚!都滚开!你们对我封锁新闻。”

七六年确定华国锋代总理主持中央工作
“1976年2月3日,中央发出文件确定华国锋任国务院代总理和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后,当天晚上主席问汪东兴、毛远新、张玉凤和我:“人事安排一步,下一步我驾崩了,谁来当主席?”沉默了一段时间,汪东兴说听主席安排,我们照办。主席说:“在问你们,不要说我太独裁。”大家还是沉默着。毛远新先开口:“江青、华国锋、王洪文以及汪东兴、纪登奎。”主席加了陈锡联的名。”

七六年清明天安门事件发生后毛病重
“1976年4月初,上百万群众持续多天,到添安们广场献花圈、诗词悼念周恩来。毛泽东听了华国锋、吴德、江青、毛远新、王海蓉、唐闻生、汪东兴等的多组汇报后说:“以悼念总理,反的是当代秦始皇毛润之,打倒、铲除的是江青、洪文、春桥、文元,再加上华国锋,迎接邓小平复辟上台。四月中旬以后,毛泽东病情加重,要汪东兴增加警卫、重型武器布防,还要陈锡联加强防空,准备苏联社会主义帝国飞机袭撃。”

陈凯歌:暴风雨的记忆·青春剑(一)

发表于 2015 年 11 月 16 日 由 wy


一九六五年九月一日,我走进了四中。我和一千八百名男生一起,站在宽阔的操场上,倾听新任校长在开学典礼上的讲话。这一天阳光灿烂。这位女校长嗓音宏大,讲起来喜欢一问众答,往往发问的声音未落,回答的声音已起,气势之大,真可以用唐人“独立扬新令,千营共一呼”的军旅诗来形容了。
四中地处北京西城,距正门不远就是有名的西什库天主教堂;后门一街之隔就是林彪的住宅。两边的道路都可以直通市中心的长安大道。在我进校时,四中已有六十多年的历史,一向以教育的质量闻名。“文革”以前多年,四中的高考升学率保持在百分之九十以上,考上四中,等于进入高校的胜券已经在握,因此,这座学校成了男生竞争的目标,就是很自然的事。同样自然的是,胜者之中相当一部分是党政军高级官员的子弟,更有一些是元勋之后。在我的班级里,政府副部长以上干部的子弟占了百分之二十以上,不用说职位稍低的了。新任校长头发已经花白,论资历可以做到大学校长,她的出任在很大程度上是来照看“我们自己的孩子”的。虽然四中不乏刻苦攻读的平民子弟,但干部子弟由于其数量和影响,不能不主导了当时的校风。
在我记忆很深的同学中间,F是其中的一个。他是在开学典礼这一天迟到的唯一一人,他的父亲就是当时的政治局委员。F的个子很高大,衣着随便,骑一辆“飞鸽牌”自行车,决不爱护,车身斑痕累累,骑起来却飞快。他有一张因为打球常常出汗的脸,不洗;和一只吊在屁股后头同样很脏不洗的大书包。只有老师在课堂上提问的时候,他才表现出谦让和沉默的品德,其他的时间永远在大说,大笑。
我和F不仅是同学,还是少年业余体校的篮球队友,处得久了,就喜欢他。他很骄纵,可不横,鲁莽起来还是很天真;算计人--不会,对朋友也很慷慨。每次练完球饿了,大家想吃烤红薯又没钱时,总是F负了总责,也并不要人道谢。他爱捉弄别人也常常被别人捉弄了去,不管是谁,总是哈哈一笑,决不介意。他在同学中,外号就叫“F傻子”,很对。“傻子”笑口常开,快乐着,可他以后的遭遇却让他不容易再笑起来。
同我和F都比较近的是张晓翔。或许因为是将门之后,他有武夫的赳赳身材,背稍驼,走如风。两道浓眉在结束时各自拧成一个向上的旋儿,一张脸就顿时精彩起来。他的眼镜常常掉下来,爱从镜片上边看人,窘迫时又连忙推上去,让皱着的鼻子托住它。他力气很大,也爱炫耀,往往乘人不备,突然用力捏住别人的手,嘴里呵呵怪笑着,直到对方慢慢讨饶才罢。得胜了,就搓着双手,一脸得意。有一次他终于遇到一个厉害的,高声叫骂,张晓翔立刻张惶失措,一面飞快地推着眼镜,一面抓住身边所有的人拼命解释。有人指出他应该道歉,他仰头愤怒地想了想,终于说:我道歉。还有一次,有同学故意藏起他的眼镜,让他有力地捏住了一位年轻女教师的手……晓翔是同学中最有礼貌的一个,见到别人的父母总是微弓了腰,恭敬地叫一声“叔叔”或“阿姨”。他是我母亲非常喜爱的孩子。晓翔好读,《非洲内幕》、《第三帝国的兴亡》,都是他最先借给我读的。如果他还活着,写东西会是好手。
同学中我最欣赏的,是G。他体态俊拔,行动矫健,举止潇洒而不自知,是顽童中的翩翩美少年。他的双颊幼时鲜艳如玫瑰,通常沉默,一笑很灿烂。倾听别人时,眼神专注,头稍侧,令人想起鹤一样的孤洁。人谦退温文,从不谈论自己。越到成年,越加安静从容。也许因为他天性冷静恬淡,看世界如棋局,胜负都可以付诸一笑,所以在男女的事情上也是有风流的本钱而无风流的行状。他日后刻苦攻读,以医学研究为终生的坚守,是最恰当的选择。一旦了解他家在“文革”中的变故,就更能理解他选择医学而远避政治哀痛的隐衷。以他的资质高洁,任何宽容的社会都应该有他遗世独立的空间,但他偏偏不能不置身事中,可想他的憎恶与无奈。在众多的干部子弟中,他是少数的自知者之一。
战争中,免不了生死之间的悲壮故事。特别在掌权之后,战争的参加者大都身居高位。这使得他们的子弟在光荣与权力两方面都得到相当的满足,产生了极大的优越感。他们大多为父辈的业绩感到骄傲,以天生的革命者自居,自以为血统高贵,思想纯洁,堪当国家大任,热烈地向往辉煌的业绩。他们的性格大多傲慢、偏执、直率到咄咄逼人,有时又极天真。因对社会所知甚少反而把生活过度理想化,终日耽于革命的梦想而并不知革命为何物,反以追求真理的热诚鼓吹无知。在生活中很难成为与人为善的朋友,甚至处处树敌。这些在一九四九年前后出生的少年,在他们太年轻而又没有机会进行痛苦比较的时候,事实上没有选择别种思想的可能,他们的行为正是他们仅仅所能做的。另一方面,在中国这样一个传统上个人自由的定义就是相当狭小的社会里,他们的荣辱得失都与他们的家庭有关,这使得他们本身的命运带有“前缘已定”的宿命味道,而无法逃脱。在这个意义上,我又为他们中间那些真正志向高远而终于不得伸展的人感到惋惜。我的三位同学就是好例子。但在当时,这支朝气勃勃、盲目自负、深具挑衅性的危险力量,正是时势所需要的。他们的使命是破坏。而要完成这个使命,他们尚需三个条件:忠诚、反叛和仇恨。
一九六五年,“个人崇拜”在中国已经存在,在大、中学校园中尤其如此。我还记得,当大型歌舞剧《东方红》大幕拉开时,数百名手持金葵花的蓝裙少女组成海浪的造型,抬头仰望在天幕上冉冉升起的毛泽东的形象。历时三小时的演出结束时,人民大会堂中的上万观众欢声如雷。
但在当时的青年学生当中,忠诚于毛主席更表现为对毛泽东青年时代的直接效法。毛泽东少有大志。他青少年时期的活动可以用“读书”和“行走”来概括。
在四中的校园里就行走着大批这样的学子。他们大都剃着平头,腋下夹着书本,衣着非常朴素。衣服还新的时候就打了补丁,有人甚至冬天也不穿袜子,布鞋被脚趾顶开了一个洞也不去修补。一到黄昏,校园中就布满了三三两两的人群,或者围着体育场奔跑,或者在夕阳下大声辩论,往往争到面红耳赤而各不相让。他们中间有的能整段地背诵马克思、列宁的原著,开口便引经据典,以利雄辩。每逢暴雨,在水天空蒙之间总会看到奔跑呼号的身影,或者在天雷震响之际悠然漫步。一日三餐,都用铝制的饭盒盛了简单的食物,边吃边谈,服色饮食都很难看出等级的差别。
作为思想教育的一部分,我们从小就被告知,爱是有阶级性的,阶级,是区分爱与恨的最终界限。血族亲爱关系也不例外。爱领袖,爱党,爱自己人。但是,在阶级社会中,“自己人”是一个变量,所以,昨爱今仇的事常常发生,唯一不变的是对领袖的爱。既然爱是暂时的、局部的、特定的,非普遍的,那么恨就是长期的、全面的、普遍的。爱是毒药,爱情是堕落,人性是虚伪。仇恨代表正义崇高和安全感。在一个人口众多而格外拥挤的国度里,以仇恨作为火炬而加以传递,其结果就不难设想。在孩子们中间也是如此。我亲眼看见两个同学因发生争执而就要动武的当口,其中一个大喊:你这是阶级报复!而另一个立刻泄了劲。这句咒语般灵验的话出自一位将军儿子之口,而另一位的父亲则是非党的教授。
“十年磨一剑,霜刃未曾试。”一柄锻炼了忠诚、反叛和仇恨的剑已在浪漫的理想修院中铸成,剑身就是青年的血肉之躯,离它飞舞的日子已经不远了。
我也被铸进了剑身,而且迫不及待。


但我意识到我并不被信任是在一次作文课之后,我被叫到班主任面前,她用两根手指拎起我作文簿说:你爸爸不是共产党员。
我从小学到中学都是认真读书的孩子,成绩也好,老师同学,两者都有赞誉,就有些自命不凡。加上身材很高,学琴不成后,篮球打得不错,开始引人注目。家境自幼不错,没有衣食之忧,只有一些阳光下的浪漫和感叹,真正是“少年不识愁滋味”。父母方面,以为他们都是当然的共产党员,所以张老师的话不啻是晴天响雷。其实即使情况相同,换了别人也未必看得很重,当时迷乱我的,主要是我本身日益增长的虚荣心。
当年的四中,成绩最好的并不一定是干部子弟。他们可以骄人的,无非是常常聚集在一起议论不为外人所知的军国大事,或者在外地度假之后骑回一辆出口或进口的自行车。尤其是周末的课后,班主任会当众宣布:干部子弟同学留下开会。在其他同学纷纷退席时,他们会漫不经心地谈笑坐下,以后又一脸庄严地走出教室。我在当时很羡慕他们,相比之下又自觉不弱,因此就更刺激我想成为他们中间的一个。这种在孩子们中间人为地制造隔阂的等级制度,无聊可笑,造成我长成后对四中的厌恶。它的害处也影响到这些干部子弟,特别在他们家道变迁的时候。抛开这个不谈,少年时的虚荣、肤浅本是常事,不为时代所限。等到年龄稍长,心智渐开,总会慢慢解脱,人也就成熟了,犹如拾到海滩上的空海螺,可供回忆然后一笑。但在当时,我却被过早地深深刺痛了。
父母过去未同我谈起这件事,造成我以为他们都是共产党员的错觉。本来很自然,一来我还小,二来也没有遇到父母非要对子女表白的事情。如果这位张老师稍解少儿心理,即使非讲不可,本来也应该事先同我父母商量一下,但她却没有这样做。
张老师是每天都见的,我记不住她眼镜后面的眼睛。她从来不大笑,表情永远同时透出两重意思:责备和原谅。她的年龄不详,说她三十五岁或五十五岁都可,只是想不出她曾是少女。她的习惯之一是随身带一个小笔记本,和人谈话时打开来看一眼,又立即合上。另外就是在她认为你错了而你还想争辩时给你一个意味深长的微笑,你就不得不闭上了嘴。她几乎不教课,是专职的班主任。我们对她的了解仅仅是:一九五七年“反右”时“火线入党”,丈夫是军队挺大的官。
她对我说:“你爸爸不是共产党员。但是,你不要背家庭包袱。你学习努力,成绩也好。但是,不要骄傲。注意克服小资产阶级动摇性。领导上还是信任你的。”
在那个年代,“家庭包袱”是父母有政治问题的委婉说法。说不要骄傲就是说你骄傲而她对你不满意。说还信任你就是你有理由不被信任。这一切,耳熟能详。而我在她意味深长的微笑之前,甚至没有想到争辩,甚至没有想到问一问事实究竟是怎样,只是用力地点头。羞愧把我揉得粉粹,从她的手指缝中沙一样地流下来。我唯一想到的是怎样重新获得她的信任,甚至对她最后拍了拍我的肩膀感激莫名。我匆匆取回作文簿,在没人的地方撕掉了整篇作文。我的虚荣心甚至不止是虚荣心的什么,像遇到利刃的骨刺,加倍地疯长起来。张老师知道这个。
为这件事,张老师去了我家一次。她和母亲的谈话显然不愉快。她临走说:那就这样。母亲淡淡地点了点头。之后,母亲平静地对我说:“你爸爸希望成为共产党员,他还不是,并不是错误。我们过去没有同你说,因为你还小。大了,自然就明白了。”母亲虽感到形势的震荡,仍然没有对我吐露真情。她一贯的平静和爱抚使我感到安慰,而“家庭包袱”的说法仍然影子一样拂之不去。这件事发生在一九六六年初春。
到了五月桃李缤纷的时候,母亲却突然把我叫到身边。我不见父亲已经很久。他曾去农村参加“四清”运动一年,回来变了一个人,又黑又瘦。我考取四中,他很高兴,买了钢笔作礼物,又在我的日记本上写了勉励的话。不久前,他和许多人一起去学习,住在一个地方叫社会主义学院。母亲收拾了一包衣物食品,犹豫了一下说:“你去看看爸爸。把这个带给他。告诉他,把问题同组织上讲清楚。要相信党,。你回来我再跟你谈。”母亲当时抱病在家,她患心脏病已有十年。我点点头。
我已经记不清自己怎样骑过柳絮飘飞的街道,思绪像阳光下的景物一样模糊。我的四肢酸痛,眼睛发涩,耳边总是母亲的声音:把问题同组织上讲清楚。--张老师的话并非没有根据。父亲确实有问题。是什么问题呢?我突然明白:明天的生活将不一样。就像小时候举起存钱的瓦罐,“啪”地一声摔得粉碎,硬币滚了一地。
社会主义学院是一座大楼,我是在门前的传达室中见到父亲的。比起刚从农村回来,他竟有憔悴了许多。我把母亲的话转达给他,大概使他很难堪,他沉着脸,许久才说:“告诉你妈妈,我的问题早已向组织上交代过了。我没有新的问题。我相信党。你要照顾妈妈。妹妹好吗?你要好好学习。”我们中国人没有拥抱的习惯,离开襁褓以后,除了父亲打我,没有接触过他的手。我希望我当时抱过他一下。
在看过父亲后的那个春夜,我从母亲那儿得知,父亲在一九三九年十九岁时,参加过国民党。这是成人间的谈话,母亲和我灯下诵诗的景象已经显得遥远。母亲解释说,父亲参加国民党,完全出于抗日战争爆发后的爱国热忱。当时国民党是执政党。来自东南沿海的父亲甚至没有听说过共产党。她在头一次对我讲起抗战后反对国民党腐败的经历之后说:“这件事组织早有结论。这是历史,你没有经历过,不容易懂。今天告诉你,希望你能理解。”我相信母亲的话,不愿接受这个事实。
我开始恨我父亲。



一九六六年春夏之交,北京的政治形势风紧云急。北京女一中的学生公开致信党中央,要求废除高考制度;在其他学校的师生中引起激烈辩论。大字报开始出现在校园内,校长们神色不安,正常的教学秩序已难以维持。五月的一天下午,一辆供高级干部专用的红旗牌轿车开到我们正在练球的什刹海体育场,接走了F和他也在四中上学的哥哥,随车前来的秘书说,是到机场迎接从罗马尼亚访问归来的他爸爸。但第二天,F的哥哥就辞去了班共青团支部书记的职务。
面对学生中日益高涨的革命情绪,国家主席刘少奇和党总书记邓小平认为出现了一九五七年“右派”进攻的形势;下令向大、中学校派出工作组,稳定局势。此举得到了当时远在杭州西湖边垂钓的毛泽东的同意。但在毛泽东回到北京之后,立即下令撤销工作组。毛泽东早在一九六五年即决定打碎现存的国家机器。在刘、邓之前,已有多人落马,突破口首先在教育和文化。在这一时期,根据刘、邓防止运动扩大的指示,许多中学生被运往北京郊区的人民公社劳动,但并非对北京的情形一无所知。四中也在其中。
在毛泽东于七月十八日突然回到北京之后,我们接到了放弃原计划立即返城的命令。这道命令直接来自于毛泽东本人。
七月二十九日,数十万大中学校的学生向北京城急急进发。是日大热,我们在昌平至北京的公路上疾行几十里,犹如困鸟出笼,歌声不断。下午回到四中,我和一部分同学作为班级代表,穿着短裤背心,热汗未洗,就被推上大轿车,运往人民大会堂,可见其仓促。
到场之后,主席台前已悬起标语。会场内万头攒动,尽是少年。这时才知道中央领导要讲话。以邓小平、周恩来、刘少奇为序,前后开始。刘少奇在讲话中说:“怎样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你们不大清楚,不大知道,你们问我们革命怎样革,我老实回答你们,我也不晓得。……犯了一些错误就改正,再犯错误再改正,就会革命了。”他说的是实话。在刘的话讲到一半时,鸦雀无声的会场中突然灯光大亮。接着,毛泽东一个人自后台信步而出。由于惊愕,全场出现了短暂沉寂之后,人群中震耳欲聋的欢呼声以极快的速度蔓延开来,终于沸腾了。毛泽东缓慢地走动;举起右手,极快而又极潇洒地挥动,然后慢慢地微笑了。在这样近的距离内看到毛泽东本人,在我是第二次。第一次是一九**年春节晚会,在同一个会场。当时京剧《打渔杀家》正唱到好处,观众上万,凝神静听时,演员突然向下跑,接着天顶的万盏灯光就同时亮了--毛泽东出现在舞台上。后来,在周恩来的亲自指挥下,东方少年们唱起了《东方红》和《大海航行靠舵手》。他们的右臂上很快就要出现一块同样是红色的袖章。是夜天风浩荡,家里的窗帘飘飘欲飞。我对母亲说:“我见到了毛主席。”母亲扬起眉毛说:“见到了毛主席,你怎么这样平静呢?”
在父亲被揪回家的那个夜晚之前,北京街头已经布满了红卫兵。八月一日,毛泽东亲自写信给一度被宣布为“反革命组织”而被强行解散的清华大学附中红卫兵,表示他本人“热烈的支持”。这个组织宣告:他们“要抡大棒,显神通,施法力,把旧世界打个天翻地覆,打个人仰马翻,打个落花流水,打得乱乱的,越乱越好!”八月十八日,毛泽东突然穿上取消了军衔之后的军装,出现在天安门城楼上,在百万青少年的欢呼声中戴上了红卫兵的红色袖章,欣然成为红卫兵的最高司令官。林彪在当日的讲话中号召红卫兵“大破一切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漫长的导火线终于燃到了尽头,爆炸声中,玉石俱焚。
我甚至不知道四中的红卫兵是什么时候成立的。这个组织的第一个特点就是血统纯洁,许多父母级别不够高的干部子弟被拒之门外。我再见到张晓翔和本班的红卫兵们,是在一次班级会议上。一夜之间,他们都换上了黄色的军装,腰间系着宽大的武装带,铜扣闪闪发亮。他们单独坐在一起,神气已经不对,偶尔不耐烦地用手指弹弹课桌之外,就会似乎漫不经心地看一眼臂上鲜艳着的大红绸袖章,上面用黑的或黄的丝线绣了:红卫兵。和我们区别开来了。F当然也不是红卫兵,他被逐出家门之后,父母不知去向,搬进了学校低矮平房中的一间。因为天性,他看上去仍然快乐。同病的还有L的儿子。他比我们高一个班级,也是篮球队的队员。他日后居住的地方是原来教学楼中存放扫帚的清洁间。
班上的红卫兵们采取的第一个革命行动,就是把张老师送到了讲桌上站着,他们在不断地用拳头和皮带敲打课桌的同时,强迫这位宠爱他们的老师“居高临下”地回答各种羞辱性的问题。用仇恨锻造的剑,刚刚授之以柄,剑刃就立即对准了她,我不知道张老师当时作何感想。起初,她还能镇定地应对,后来,她的眼镜后面泪光闪闪。我作为观众,心情复杂。一方面惊骇于事情变化的迅速,一方面却感到隐隐的快意。几乎所有班主任以上的老师都受到冲击,校园中人群奔走,激动地争辩或叫骂,暴力事件开始发生。教室的门被打开时,总有老师被推出来,或者嘴角淌血,或者头发被剃掉一半;眼镜被敲成碎片,胸前挂着大牌,名字上划了叉,像禁烟的红告示。年老的女校长被迫改“一问众答”而为“众问一答”,银白的头发在八月的骄阳下缕缕行行,汗水在地下湿成一片,回答时抖着嘴唇说:“你们都是我的孩子……”

神秘事件:呼兰大侠案

来源:美青微信

呼兰大侠(此案至今未破,无法确认该人真实姓名。)

1986年3月28日夜 黑龙江省呼兰县公检法家属楼。

当晚,有52人惨死家中,均是一刀致命。其中,27人为公检法的工作人员,其余25人是其家属(包括老人、妇女和儿童)。凶手,用匕首,在死者家中的墙上,留下名号——“呼兰大侠”。

在这个平静的小县城,这起案件的概念和效果,可想而知。县公共安全专家局,迅速勘察、封锁现场,并立即向上级通报。

同年,4月2日,328专案组正式成立,共计672人(其中包括,北京派来的专家组,省厅的骨干力量,以及全国各地的精英)。

经过两年多(确切的说,是两年六个月二十三天)的调查、取证、研究、分析、排查、走访,专案组没有得到任何有价值的线索,案情毫无进展(此后,该案永久封存,停止一切调查。)。

1986年4月6日夜(也就是专案组成立的第4天),北京方面派来的痕迹鉴定专家赵某、王某,在呼兰县公共安全专家局招待所被杀。县公共安全专家局副局长郑某及其**队的3个**,惨死家中,连带家属4人。另,两个专案组成员(职务不详),在住所被杀。案发现场,墙壁上,四个字——“呼兰大侠”。(与328案件相同,凶手为一人作案。刀法纯熟,一刀致命。)

同年4月7日至9月15日期间,在呼兰、哈尔滨、阿城三地,先后有人遇害。其中,**37人、**12人、及其家属56人。与前次案件不同,部分死者并非死于家中,而是在下班回家的途中,被凶手从身后偷袭,一刀刺穿颈部,而后,凶手持刀在死者的背部留下名号。经刀痕比对、鉴定,多次凶案的凶器为同一把匕首,也就是说……

一时间,整个黑龙江省的police,没人敢穿警服上班。在这段危险时期,公共安全专家干警给老百姓一种很“休闲”的感觉(都穿便装)。

呼兰县公共安全专家局某退休领导,曾扬言,“别说抓到凶手。谁能提供凶器(那把匕首)的线索,我个人,悬赏10万元!”同年9月26日,这位领导惨死家中。凶手,用匕首,在墙上留下一行字,然后,将匕首扎进墙里,“杨局长,你太令我失望了。这把刀,还是留给你们作纪念吧!”

从此,呼兰大侠,销声匿迹,弃刀归隐。

金日成成神记

天下大同微信群

在一贫如洗的朝鲜,有一样东西绝对是世界第一的。那就是耸立在平壤锦绣山议事堂前高达23米的金日成铜像。这尊世界上最大的铜像就好象一个“神”,它在不停的告诉朝鲜人民:金日成的权威是绝对的。也在不停的告诉朝鲜官员:对金日成的个人崇拜,是维持朝鲜政治体制的根基。

据朝鲜中央电视台记录片“为了祖国的光复”宣传说,是金日成在1945年向朝鲜人民军发布了“解放祖国”的总攻命令。日本帝国主义遭到朝鲜人民军的痛击溃不成军。祖国从此获得解放。金日成被说成是亲自指挥朝鲜人民军“解放祖国”的英雄。

这个成为个人崇拜源头的建国历史,其实是一个大笑柄。苏联解体后,大量机密文件被公开。当年占领朝鲜北部的苏军机密文件也随之公布于众。

文件详细记载了金日成的经历——

会讲一口流利中文的金日成原名金成柱,1912年4月24日在朝鲜平壤附近的万景台出生,在1920年代,金家从朝鲜移居中国东北。1930年代,金成柱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游击队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后来,抗日游击队被日军追击被迫逃入苏联境内。此后金成柱便长期住在苏联的远东地区,1942年2月16日,金成柱的长男金正日就出生在苏联。

金成柱在中国东北参加抗日游击队时不过19岁,进入苏联的哈巴罗夫斯克时,加入了苏联远东军第88特别旅。根本看不到任何领导朝鲜人民军的记载。当然,金成柱有一次曾经率领游击队袭击过朝鲜境内的日军,虽然战斗很小,但是对于一个20出头的毛头小子来说也算是难能可贵了。虽然这次袭击对日军的战果不值一提,但却产生了一个连金成柱自己也意想不到的文学效果。由于朝鲜当时是日本稳固的后方基地,小日本对百姓的镇压极为残暴,民众敢怒不敢言,几十年来也没有人敢反抗。这次袭击规模虽小,但人心大快。百姓虽不知是谁干的,但还是添盐加醋,众口相传,硬是塑造出了一个伟大的抗日英雄“金日成将军”。
现在回过头来再说苏军的第88特别旅,这是苏军组建的收容中国和朝鲜抗日战士的部队。朝鲜中央电视台的记录片把金成柱说成是朝鲜人民军总司令。苏联的机密文件却显示他不过是该旅的一个队长,军衔仅仅是中尉。苏联远东军第88旅的将校现在还有人健在,84岁的瓦西里·伊凡诺夫当时就是金成柱的上级,他保存着大量当时的旧照片和画册。身佩中尉军衔的金成柱就在一幅八寸大照片中。瓦西里·伊凡诺夫还向金成柱讲述过战术课。他断然否定了“金日成朝鲜人民军”的存在。既然不存在朝鲜人民军,那么子虚乌有的军队又何从指挥呢?
1945年8月,苏联红军出兵中国东北和朝鲜,不到半个月,就占领了朝鲜北部。朝鲜民众兴高彩列,夹道欢迎苏军,场面十分热烈。伊凡诺夫还证明,金成柱并没有参加解放朝鲜的战斗。虽然金积极要求参战,但是苏军认为金的游击队人数很少,对战争胜利没有什么作用,所以苏联红军的前线司令官拒绝了金等人的参战要求。
为了培育傀儡政权,斯大林命令远东苏军,尽快选择一个亲苏人士来担当北朝鲜的领袖。远东苏军的特别宣传部长格里高利·梅古来鲁参与了选择朝鲜领袖的工作。他亲自面试了很多人,试探他们的能力和对苏联的忠诚。苏联解密文件中有梅古来鲁的调查报告书,详细记述了领袖的遴选过程。梅古来鲁面试过当时号称“朝鲜的甘地”的曹晚植,这是一个时年63岁的民族主义者,朝鲜最著名的政治家。但梅古来鲁认为他不适合作领袖,曹晚植是反共主义者,表面上拥护苏联领导,内心却反对与苏联友好。梅古来鲁也面试过金成柱,起初认为他长期呆在苏联,可能对朝鲜情况不甚清楚;然而金成柱对于梅古来鲁就朝鲜局势提出的种种问题对答如流,而且表示绝对效忠苏联,梅古来鲁十分满意。

但是金成柱在朝鲜人民心中毫无威信,为了给金成柱拉场子,梅古来鲁利用欢迎苏联红军的盛大集会,隆重推出“伟大的抗日英雄金日成”。也就是说,朝鲜百姓心目中的英雄金日成就是现在站在主席台上的年轻人金成柱。当梅古来鲁在数万民众面前把金成柱当作金日成介绍给他们的朝鲜同胞的时候,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金日成将军”虽然只是民间传说中的人物,但是他的名字却在朝鲜早已家喻户晓,不过朝鲜百姓认为,他们景仰的这位将军应该是一位上了年纪的人,而金成柱当时只有33岁。

梅古来鲁把一切都想到了,却忽略了“将军的年龄”这个关键细节。当时会场上一片混乱,民众全都炸了锅。纷纷指责这个“冒牌货”。梅古来鲁十分着急,如果冒牌货的名声一旦传开,“金日成”的领袖地位便难以为继。于是,梅古来鲁立即采取紧急措施,安排金成柱荣归故里,衣锦还乡。并且要求金成柱带着自己的人一起去。金成柱遵照梅古来鲁的指示,在广播电台发表讲话,宣布自己重返故乡。家乡人民当然宁愿相信自己的乡亲金胖娃就是全国人民的抗日英雄金日成,这总比其他地方的金二娃说自己就是金日成要好的多。于是金成柱就有了第一批支持者。梅古来鲁立刻把这条消息登报宣传,抵消了冒牌货的流言,稳住了金成柱的地位。
当红军高层接到梅古来鲁的报告后,高兴得不得了,因为金日成是“伟大的抗日英雄”,他的名字为朝鲜各个阶层人民所熟知。用金成拄代替金日成作为朝鲜的领袖是再合适不过的方案了。梅古来鲁也很高兴,觉得自己为朝鲜人民的文学人物赋予了真正的生命。那天他兴奋得连喝了十来瓶伏特加。于是金成柱就成了金日成。1946年11月,朝鲜建立包括各个政治势力的统一战线选举过程中,梅古来鲁给金日成的各项指示,他都忠实地付诸实施。梅古来鲁在苏联解体后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当时金日成所有政治活动都在梅古来鲁的陪伴下进行。他们共同进行重要的政治和党务工作。梅古来鲁尽一切可能帮助金日成,使他的政治威望茁壮成长。1948年9月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建国,金日成在梅古来鲁的支持下当选为国家首相,并兼任政府总理和党的委员长。
在国家成立大会上,金日成亲口高呼:朝鲜民族的解放者伟大的苏联红军万岁!伟大的领袖斯大林元帅万岁!依靠苏联的扶植,金日成终于登上自己权力的顶峰。朝鲜建政初期的群众集会,斯大林和金日成的画像并列。苏联扶植自己代理人的计划,至此一切顺利。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金日成的朝鲜人民军突破三八线一路南下,人民军的主力是从中国归国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的两个朝鲜族师和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各野战军服役的朝鲜族官兵以及从苏联归国的旅苏朝鲜侨民。旅苏朝侨大都是坦克兵。所以金日成的陆军主力和装甲部队都极为强悍。他自己的那些游击队却不值一提。由于金日成给苏联的报告是美国不会出兵干预,所以斯大林默许了金日成的军事行动。结果由于金日成笨拙的指挥,导致在釜山前线的人民军主力被麦克阿瑟从仁川登陆的美军截断后路,基本被歼灭。大约11万朝鲜人民军成建制被俘虏。要不是朝鲜副帅崔庸健带领少数部队拼死扭住美军使之不能迅速北上形成合围,金日成早就成了美军的俘虏。
崔庸健是一位忠厚长者,抗日战争中战功卓著,当金日成随着苏军回国时,崔庸健正在我国东北汇报工作。因为按照共产国际的决定,解散朝鲜共产党,朝鲜党员并入中国共产党。崔庸健严格遵守既定的组织程序。所以被金日成钻了空子。但是,即使崔庸健先于金日成回国,这位亲华的朝鲜领袖也不能被苏军接受。此公真可称为大公无私,首先是接受了既定事实,拥戴金日成为领袖。在美军仁川登陆后又死战不撤,给金日成率残部退入北朝鲜争取到了黄金般的宝贵时间。由于崔庸健的崇高威望,金日成后来的清洗始终不敢动这位老帅,1970年赶着要跟中国友好,还得派这位老帅访华。此为后话。
1953年朝鲜停战以后,在庆祝祖国解放的集会上,悬挂金日成的巨幅画像并开始使用敬爱的领袖的称谓。首先吹捧金日成的并不是金日成自己的游击队派,而是苏联派遣归国的苏联籍朝鲜人,即苏联派,大约四百余人。苏联籍朝鲜人接受苏联红军的指示,在朝鲜党政军中枢支持金日成的工作。时任朝鲜文化宣传部副部长的金相辰,现在居住在哈萨克斯坦。他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为了贯彻苏联的指示和政策,宣传工作是必不可少的。在苏联,斯大林是绝对的权威,所以我们认为在北朝鲜,金日成应该拥有同样的权威。
但是,潘多拉魔瓶一旦打开,后果便不可控制了。
金日成利用苏联人给他创造的无上的权力,开始肃清政敌。第一个目标就是副总理朴宪永。朴作为美国间谍被逮捕并被处决。金日成把朝鲜战争初期失败的责任全部推到朴宪永头上。同时把朴派人物全部肃清。当时北朝鲜的政治势力分为四派,朴宪永属于国内派;这是一个抗日战争时期坚持在朝鲜国内开战抗日活动的团体。此外还有从中国归国的延安派;延安派在抗战时期在中国境内开展抗日活动。这两派在长期斗争中都建立起强大的实力。苏联籍朝鲜人则组成了苏联派,得到苏联的支持。金日成的游击队派属于最弱小的派别。既无强大战斗力的军队也无丰富的斗争经验。但是金本人得到苏联官方力挺。斯大林去世之后,金日成利用苏联暂时无暇他顾的短暂时机,把矛头指向苏联派。长期支持金日成的苏联派领导人物接连不断地遭到批判和撤职。许多人下落不明。当时的文化部副部长金相辰于1955年被撤职,回到他的故乡哈萨克斯坦。以狂热宣传树立起金日成权威,却使得自己被罢官。金相辰后来说,要不是我们苏联籍朝鲜人的宣传,就不会有金日成的个人崇拜。
苏联籍朝鲜人模仿斯大林,对金日成搞个人崇拜,正是今天朝鲜悲剧的原因。
1954年朝鲜国庆群众集会时,斯大林的画像已经不见了。金日成一人独大。金的画像在各处悬挂。甚至包括熟睡儿童的床头。金日成之歌开始在各种集会上咏唱。朝鲜人民军国家功勋合唱团演唱的金日成之歌和金正日之歌威武雄壮,旋律动听,其艺术水平绝非我中央乐团和总政文工团所能比拟。惟其如此,这两首歌曲的欺骗作用与毒害作用也何其强大。
在金日成的个人崇拜日趋严重时,苏共第20次党代表大会上,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发表了批判斯大林的秘密报告,在批判斯大林个人崇拜的同时,全盘否定斯大林的“丰功伟绩”。1956年6月,金日成访问苏联,赫鲁晓夫曾要求金日成放弃个人崇拜。根据记录了当时朝苏两党会谈的苏共内部文件记载,苏共向朝鲜同志提出忠告,朝鲜劳动党存在严重错误,对金日成进行个人崇拜。金日成接受了苏共的提议,同意采取措施改正缺点。苏联的动向使得朝鲜国内的延安派受到鼓励,暗中策划对金日成的批判。实际上,从哪一方面看,金日成也不配担任朝鲜的最高领袖们,而延安派在抗战时期和朝鲜战争时期的战功远非金日成所能企及。但延安派多为武将,政治眼光不够老练。中国当初和现在对朝鲜的支持,都是以当时社会主义阵营的根本利益以及中国的国家利益为前提。延安派的非组织活动师出无名,失败是必然的。
60年代初期亡命韩国的前朝鲜副总理助理吴基完见证了延安派发难及失败的全过程。延安派的一位成员在朝鲜中央会议上刚一发言,立刻遭到金日成游击队派一哄而上的高声谩骂。以至于无法继续发言,会场乱作一团。其他延安派连发言的机会都没有。实际上金日成的卧底已经洞悉了延安派的意图。金日成迅即反扑,把涉及的延安派成员全部开除出党。赫鲁晓夫获悉后感到事态严重,与中共中央商量之后,双方都派出特使,说服金日成收回了开除决定。但是第二年金日成还是以莫须有的罪名把延安派全部清洗。并且在朝鲜全境开展思想整肃。解密的苏联内部文件记录了金日成的清洗过程:在一个月内,有两千多人遭到整肃,其中四百多人以反对朝鲜政治体制的名义被公开枪杀。
但是赫鲁晓夫却默认了金日成的行径。为什么苏联采取这种态度?现在居住在莫斯科,担任苏共中央朝鲜决策工作30余年,历经几代苏联领导人并且参加了历次苏朝两党会谈的瓦希姆·托卡琴科透露:当时苏联是社会主义阵营的领导,如果阵营内发生问题,就是领导的责任,所以苏联对北朝鲜发生的不快事件置若罔闻。在苏联的默认下,朝鲜开始了新一轮宣传活动。以传说中的千里马命名的千里马运动大规模发动。宣称短期内成就了巨大成果。但是苏联驻朝鲜大使向国内报告,朝鲜过于偏重重工业,国内轻工业品严重不足。大使在报告中写道,朝鲜棉布,衣服,肥皂等匮乏,缺少地区之间的货品交换,医药,医院奇缺,医疗条件极差,人民生活十分困苦。但金日成的宣传却把朝鲜说成是人间乐园。就在这种宣传的鼓舞下,旅日朝侨归国运动开始,两年内有七万多朝鲜侨民从日本返回祖国。朝鲜当局每每组织盛大的欢迎仪式,旅日朝侨下船时被欢迎他们的朝鲜同胞扛在肩膀上。金日成则亲自接见归国者。但此后众多的归国者却没有了音讯。由于粮食,日用品缺乏,这些人多有怨言,于是不少人就被逮捕,送进监狱关押。
为解决国内问题,金日成不是像中国那样调整政策,纠正偏差,最终渡过饥荒。而是着手增强军备,把矛盾引向国外。朝鲜几乎全民皆兵。老头小孩子都有枪。1960年代后期,朝鲜军备预算占国家总预算的一半以上。军费膨胀,让百姓生活更加困难。
中苏论战期间,金日成与两边都保持距离,结果双方对朝鲜的援助都没有因为论战而中断。1965年,金日成提出主体思想,政治上自主,经济上自立,国防上自卫。对于这个理论,前苏联驻平壤大使馆情报人员多米特里·卡布斯琴在报告中写道,主体思想确立了金日成的个人崇拜,是各种口号的大杂烩。受到苏联影响的金日成,非常了解洗脑式宣传的重要性。也就是当年希特勒宣传部长戈贝尔说过的,谎言重复一千遍就成为真理。金日成开始强行灌输主体思想给国民洗脑。行动之迅速,让这位情报官大为吃惊。
这场洗脑运动的另一个重点是对历史进行篡改。建国历史变成对金日成的赞美。抗美救国战争变成金日成领导的朝鲜人民军打败了美国侵略者,根本没有中国人民志愿军什么事。“解放时期”欢迎苏联红军的盛大集会,通过影片的剪辑,变成欢迎金日成的集会。影片中,金日成亲自录制了画外音:“党创建之后,我在10月14日向人民发表讲话,我走上演讲台,群众的欢呼声达到了最高潮”当然绝口不提当初被怀疑是“冒牌货”的那段不光彩的历史。金日成继续说道:“听说我要回到家乡,人们成群结队从远处的村子赶来迎接”,但回乡的照片,被不客气地篡改,苏联官员梅古来鲁的头被一个朝鲜人的头取代。
确立了个人威望的金日成,在统一祖国的名义下,开始采取过激行动。1967年,三八线上冲突大增。苏联文件记载,多数都是北朝鲜挑起的。1968年1月,金日成组织了31人的特遣队突袭南朝鲜青瓦台总统官邸。经过长达两个星期的激烈枪战,30名特遣队员被击毙,1名特遣队员被俘。一支深陷重围的孤军,抱定必死决心,在敌国腹地战斗两星期之久。此时朝鲜人民军战斗力之强悍,堪称世界一流。据被俘的特遣队员的供词,金日成认为只要干掉韩国总统朴正熙及其主要追随者,那么南方百姓就会随着蜂起革命。
苏联感到对北朝鲜失去了控制,金日成只不过是苏联供养下的一名家丁,而苏联是大员外。员外虽然管着家丁,但是家丁在外头惹了事,最终还得员外买单。可就在苏联这个员外正在考虑对策的时候,另外一位大员外美国佬又不识好歹地送上门去。美国间谍船普韦布诺号入侵朝鲜领海被扣押,82名船员成为俘虏。朝鲜宣称美国不谢罪就不放人。开头美国总统考虑北朝鲜实施轰炸,派出三支航空母舰特遣舰队和200多架战机向朝鲜施加压力。
一时间东北亚战云密布,形势紧张。由于苏朝之间订有军事同盟,朝美冲突使得莫斯科有被卷入战争的危险。于是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紧急致函美国总统约翰逊,声称以本国看来,解决问题的最好方法,是不轻率行事,向朝鲜施加军事压力,只能使得问题复杂化云云。约翰逊收到柯西金的信函两天后,提出跟朝鲜谈判。又过了两天,莫斯科收到金日成的信函,信中说,对于美帝国主义的挑衅,我们准备反击。我们相信苏联政府一定会与我们并肩作战,希望到时候动员一切力量,给我们援助。金日成吃准了美国此时正在越南焦头烂额,根本无力分兵侵略朝鲜,而苏联这个大佬又害怕同美国的战争,必定会给朝鲜以支持。苏共中央主席勃列日涅夫要求金日成访问莫斯科面谈,但金日成以国内形势紧张为由不去苏联,万般无奈之下苏联对金日成只好力挺。在苏联的斡旋下,美国与朝鲜的谈判终于在板门店举行。朝鲜谈判代表寸步不让,坚持美国必须谢罪。经过11个月的交涉,美国终于让步。在朝鲜起草的谢罪书上签字,虽然美国谈判代表一再声称是为了船员被释放才违心地签字,但一个超级大国对一个小小的朝鲜谢罪,这件事对于巩固金日成的集权统治来说,其作用怎么估计都不会过分。
就这样,朝鲜这个家丁在美苏两个大员外之间纵横杯葛,榨取到一切可以捞到的好处。美苏两个超级大国都成为拔高金日成个人威望的垫脚石。时任美国副国务卿的尼古拉斯·卡津博格协助美国总统约翰逊处理普韦布诺号事件。他说,这对于美国来说是屈辱,但是没有其他办法使得船员得到自由。金日成释放了美国船员,但最终拒绝归还普韦布诺号。这艘船如今在平壤大同江畔停泊,成为金日成丰功伟绩的见证。
前苏联驻平壤大使馆书记官罗阿鲁特·沙别里耶夫曾担任与朝鲜的外交工作20余年,他说到,观察此后北朝鲜的行动规律,普韦布诺号事件可以说是朝鲜危机外交的开始。朝鲜总是制造危机来拖大国下水,以此为自己牟利并炫耀自己敢于同美帝斗争。苏联扶植了金日成,但是他却脱离了苏联控制,建立了自己的独裁体系。沙别里耶夫说,金日成认为只要为了自己的国家,就可以为所欲为,不择一切手段,对这样的人还是敬而远之为好。或许这可以解释为什么苏联一解体,俄罗斯就立即断绝了朝鲜的石油供应。像俄罗斯这样的能源大国,就是再困难,也不缺朝鲜那点油。但俄罗斯还是毫不犹豫地拔除了这根脐带。
朝鲜当年自己的行为,终于尝到了恶果。
进入1970年代以后,个人崇拜变本加厉,金日成的铜像在朝鲜各地大肆建造。所有朝鲜人都被要求必须向金日成宣誓效忠。当记者的摄像机镜头在金日成铜像前对准一个大约三四岁的小姑娘时,她正在被要求向铜像鞠躬。小姑娘好奇地抬头看着摄像机,后面的家长立刻把孩子的头按下去。个人崇拜从金日成延续到其长子金正日对权力的世袭。个人崇拜从父亲传给了儿子。这儿子比他老子更厉害,竟弄了个子虚乌有的核讹诈,向世界要钱要粮,把几个大国耍弄了十几年。
回顾朝鲜个人崇拜的历史,就可以知道,今天的朝鲜实在无法像中国这样改革开放。虚假的历史,虚假的领袖,都要拨乱反正。可是朝鲜这样病入膏肓的国家,如何经得起如此猛药?金正日访华,看到中国的巨大变化震惊得“夜不能寐”,但是回国后思量再三,还是不敢改革开放,不敢为了百姓的利益而使金家的地位受到威胁。所以他宣称要继续执行目前的“先军政治”……

猝死的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日的权柄已被其三子金正恩继承,而金正日正是其父金日成生前指定的继承者。这样,从“金一世”(金日成)而“金二世”(金正日)而“金三世”(金正恩),号称“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北朝鲜,竟成了举世罕见的三代世袭专制的封建金家王朝!

 

一个急重病记者乘中国飞机的生死遭遇

来源:微博@一个有点理想的记者 

11月22日,南航CZ6101--生死间,一个记者有话想对你们说

我是一名有着12年新闻经历的记者,11月9号,当我乘坐早八点的南航CZ6101次航班前往北京采访时,我经历了生死的一刻,十五小时后的紧急手术,取出了一段长0.8米的坏死小肠,让我活了命。如今我已出院拆线康复中。
当回想起那一天的点点滴滴,那时我才发现,原来很多夸奖飞机上如何高效救人的新闻,都是骗人的。
11月9号早7点,我在沈阳桃仙机场经过安检后,开始准备登机,登机前我吃了一小桶碗面,一块小蛋糕,几小袋一只装的杏肉。

 

起飞

7点40分左右登机后,原定8点起飞,但是大约晚点了20多分钟。
起飞后大约5分钟,我开始肛门部位抽搐疼,类似于岔气,但又有点不一样。我忍不住后站起来走到最后一排,但是仍然没有缓解。随即两次去厕所蹲了许久,但是疼痛越来越严重。
大约9点左右,也就是起飞40分钟后,我第一次向空姐求助,口述自己起飞后肚疼不止,无排便感,空姐表示这很正常,是气压问题,他们也常遇到。

病情加重

大约9点20,我已经疼的坐立不安,浑身虚汗。我自己心里感觉到,这绝不是普通的肚子疼,来的非常凶险,而且我的行动力随着疼痛下降的很快。
我立即向空姐再次求助,我说必须叫一台救护车了,空姐此时也意识到我不是普通病症,立即联系机长,随即告诉我,机场已经叫好救护车。空姐向我强调一点,机场的医生是收费的,问我可以吗?我有气无力的说:当然可以。
截止到目前,一切都是命运,我不怪任何人,虽然空姐开始并未太重视我的病情,但这都是完全可以理解的。直到飞机落地时,我心里觉得,难熬的时刻终于结束了,可是,劫难才刚开始!

 

跟时间赛跑

飞机于9点50分落地,但是滑行后迟迟不开舱门,当时我已经浑身汗水湿透,口干舌燥却还喝不下水,两名空姐搀扶着我来到飞机的第一排,他们告诉我,急救车已经在外等着我了。我把电话留给了空姐,告诉她我的托运行李没法取了。我说我是单身乘客,没家属在身边。
但是,飞机舱门迟迟不开,迟迟不开,我勉强抬起头,看到救护车就在十米之外,我疼痛每隔十分钟就会加剧一次!
竟然!竟然!飞机降落后接近50分钟,舱门才打开!那些为了救乘客急症迫降的新闻是不是真的?到了我的身上,竟然降落了愣是不开门。给出的理由是塔台没给信息。
我不觉得自己的命比别人贵,我也没有影响任何人,或者占用任何人的时间。我想说,如果是心脏病的急救病人,这耽搁的几十分钟,岂不是就错过了最佳急救时期!直至目前,南航没有跟我有过任何联络,也没人向我解释。

 

悲凉

大约10点半多,飞机舱门终于打开,两名急救车医生上了飞机,一男一女。男医生摸我的肚子几下,问我哪里疼,我配合着回答。当所有乘客都离开飞机后,我面临了一个问题,我下不去飞机!急救人员根本就没带担架上来,也没人肯背我或者抬我下去。
我疼痛的跪在第一排地上,没人扶我。我身后,急救车医生和空姐以及机长吵成一团,互相埋怨着谁该把我送下飞机,谁该负责。

医生:你们就应该把乘客送下去。
南航:叫你们是来干嘛的?你们不抬谁抬?
医生:外面旋梯全是冰,摔着了算谁的?
南航:那你们说怎么办,叫升降机起码还得半小时。你们急救车太不负责了。
医生:我们不负责?这些事儿就不是我们的事儿。
我操!我真心的操了!他们对骂差点没打起来,这期间竟然没人理我了!我心理清楚,命是自己的,我死了就算索赔了,够我儿子闺女上学么?我大喊了一声!我自己下去!
“哎呀先生您小心啊”
“哎呀您能行吗?”
“哎呀你得注意啊特别滑!”

我下旋梯时,吵架的声音瞬间变成了身后声声温馨的关怀,但是,身后没人扶我一把!一个人都没有!我是半蹲半爬下的梯子,宽敞的两边站满了身穿深蓝色制服的清洁人员,但是,身边没人扶我一把!
当我一步一步下到飞机下面,救护车那位跟我说了一句差点没把我气死,他说先生你能不能自己爬上去,我们这个担架卡着抬下来特别费劲,我冲他摆了摆手,自己歪着身体,爬上了救护车!
那些新闻,真都是假的!

 

救护车上

上了救护车,那位跟南航吵这一架显然是气愤未平!不停的跟我说,就该他们给您抬下来,太不负责任了。整个救护车上近半小时,这位仁兄至少跟我骂了十次南航,没完没了。

您自己一个人吗?我说是
您不需要南航派个人来陪护您吗?
我说能来最好,我身体很难动了。

嘎吱!一声刹车,救护车停了!
“哎那个总台啊,这位病人强烈要求南航派个人过来跟他一起就医,强烈要求,这位病人对南航很不满意!”
我说:你停车干嘛?
他说:我得等着南航派人啊,我们要是走了他们就不一定能派人了。
我说:我得救命,他愿意派就派,不派拉倒。
“成!那听您的”

急救车又开动了。
“您去哪个医院啊?”

“最近最好的医院,能治我病的”
“最近的就是首都机场医院了,不是大医院,但是您十有八九是急性阑尾炎,他们治没问题”
我说:还有更好的选择么?
他说:那听您的,但是我们车进不了市内!
我无语!机场医院!

又过了十分钟,急救车接到电话,南航不肯派人来。

 

悲凉

到了首都机场医院,我身边没有任何人,我疼的嚎叫不已,到了医院后,救护车的人叫我结账,我努力着勉强的掏出钱包,随手抽出一沓钱,我说你们自己拿,麻烦帮我挂号交个费。
整个首都医院诊疗过程,大约将近两千的各种检查费,我都是闭着眼睛掏钱请人帮交。此时我的手机在耳边不停的响,我接不了电话。
一位医生告诉我,由于肠梗阻,肠内产生的一些毒素会渗入到血液,我的半昏迷和无意识,就是产生于此。
由于此时已经是中午,大部分医生都去吃饭了,冷清的急诊大厅一度空无一人,负责我的医生喊不到人推车带我去检查。我躺在急诊室门前冰冷的床上,头上枕着我的手拎包,等待着,命运给我的下一步安排。

尾声

这是我15小时生死旅程的三分之一,8小时后,我被推进了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的手术室,那时身边已经有了两位同事,还有北京积水潭医院的专家--烧伤超人阿宝 (11月5号在一起医暴事件中被揍成“骨折超人阿宝”)。进手术室前,我的同事说,我的头部已经肿的像猪头一般,浑身湿透数次。
但我那时不感到孤单了,就算离开这个世界,我身边也是有人在,有四处正在急速奔着北京来的亲人来。
我不知该对南航说点什么了,有些无力感。也不知该对第一辆救护车说什么了?有些悲凉感。
幸好我还活着,我才可以告诉你们,我遭遇了什么。

电影《毒太阳》介绍

导演:尼基塔·米哈尔科夫 

主演:尼基塔·米哈尔科夫娜迪亚·米哈尔科夫欧列格·缅希科夫茵格保加·达坤耐特

简介:1936年的苏联夏天,密迪亚回到玛露莎的家。密迪亚已经十年没有见到玛露莎,如今她已嫁给寇托夫,并育有一女娜迪雅。密迪亚的身份是一名秘密警察,为苏联政治独裁者斯大林工作,在这个漫漫的艳阳天,为何他突然像个火球一般地出现?而密迪亚又会为玛露莎一家人的生活带来什么样的改变?

电影《毒太阳》又译《烈日灼身》,由真实故事所改编而成,以1936年斯大林清党前夕的苏联为时代背景。藉由小女孩娜迪雅的眼中,看见自己和乐的家庭因为母亲的旧情人闯入而遭到迫害,是一部政治寓意浓厚而感人的作品。本片导演尼基塔米亥科夫风格相当特殊,其作品擅长以一般人的生活为引,间接反映出其对国家的看法。本片荣获95年奥斯卡最佳外语片、95年苏兹维兹狄最佳男配角及94年坎城影展评审团大奖,并提名该年坎城金棕榈奖。

1936年,斯大林统治下的前苏联开始了前所未有的“大清洗”,几年时间里数百万人头落地。科托夫是红军的光辉领袖,与妻女一起在郊外别墅度假。不料,一名不速之客闯进了这里,他就是失踪了十年的没落贵族米迪亚。英俊、风趣的米迪亚与老友重逢,一段段纠结的陈年往事也慢慢浮上水面,原来他与科托夫之妻是青梅竹马,可惜造化弄人,美好爱情被时代所扼杀。更可怕的是,他的回归可不是为了看望老友,而是带着秘密任务而来。

《毒太阳》根据真实事件改编,以苏联最黑暗的一段历史为背景,然而整部影片都发生在阳光普照,欢声笑语之中,某些角色和某些桥段,甚至让人有一种在观看“神经喜剧”的错觉。这正是该片过人之处,只用很小的篇幅描绘血淋淋的现实,其余部分就像是与世无争的世外桃源,那么当无比美好的世界被撕毁,才有令人心碎的痛感。尤其是科托夫与女儿在湖中泛舟一段,畅想伟大的苏联实现共产主义,每个人都有一双“可以自由奔跑但是不用仓惶逃跑的脚。”哪怕在米迪亚道明来意之后,他在家人面前依然摆出天下太平的模样,跟妻女嬉闹,跟邻居玩笑。看到这一幕,来抓人的政治警察很尴尬。

导演兼主演的米哈尔科夫创造了一种平实与生动兼顾的影像风格,并加入了两处让人印象深刻的隐喻。第一处是前后多次出现,靠特效做出,具象化的“毒太阳”,一个黄色的小火球。“毒太阳”穿梭于科托夫的别墅与湖光山色间,见证了米迪亚的自杀身亡——它带有毒素的光照遍整个俄罗斯,象征着斯大林恐怖统治的无处不在。对于这一寓意,导演亲口承认过。不过,虽然“毒太阳”的比喻很不错,真得以小太阳的形象出现却让人出戏分神,以为是在看《封神榜》,也许导演直接拍太阳是更聪明的做法。

第二个细节则是从稻田中升起的巨大的斯大林画像,画中的“伟大领袖”如同可怕的监视者。画像与“毒太阳”的寓意相似,但因为做了铺垫,逻辑上说得通,要高明得多。至于画像的视觉冲击力,更是远远强过“毒太阳”,画作本身又十分传神,没有任何丑化,斯大林的暴君形象却跃然画中,让人不寒而栗。当然有利必有弊,独特的叙事策略使得《毒太阳》的情感宣泄更多,只关注大时代下的牺牲品——除了科托夫一家,米迪亚同样是革命的悲剧——容易为普通观众接受,但是严肃讨论较少,有意犹未尽之感。也许,关于那个时期的史料与传说已经足够丰富,反思与批判也足够深刻,说得再多也无意义,只求太阳远离“毒物”,还所有人一双“自由奔跑的脚”。

所谓肃反运动,也叫“大清洗运动”。对于它的起止日期,受迫害死亡人数向来没有统一的说法。它大约发生在斯大林执政的三十年代中期,直到二战开始前不久,官方说死了四百万,民间说死了两千万,差距甚大。这个问题大可留给历史学家解决,我们关心的是这场运动所造成的恶劣后果,它不但穷尽了苏联的科技与军事人才,影响了今后几十年的发展,与德国开战后无将可遣,也让苏联刚刚诞生不久就沾满了鲜血。

影片根据史实改编,还在片尾字幕打出了科托夫一家后来的命运。米迪亚这个角色,有人说他的原型是Nikolai Skoblin,曾经的白军将军,后来做了苏联的双重间谍。与苏联的内务人民委员部和德国的盖世太保关系密切。他的妻子是当年红军前线很有名的美女歌手,据说Skoblin在战斗中俘虏了她,两人陷入爱河,并慢慢变成苏联的间谍。内战结束后,他和妻子移居巴黎。

 

李庄:现在可以说了

 申欣旺

 转自辩护人网

 

2009年11月3日,重庆第五中级人民法院对谢才萍等22人“涉黑”案件进行公开宣判。重庆打黑除恶专项行动受到社会强烈关注。

被捕早有征兆。

2009年12月5日晚饭后,李庄接到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重庆一中院”)通知,原定于12月7日开庭的龚刚模案改期,不及多说,电话挂断。

李庄意识到,危险已经来临。当机立断,让助手马晓军收拾行李,连夜驾车上成渝高速奔成都。“王立军和我的撤退路线一模一样,只是他去了美国领事馆,我辗转河北回到北京。”

停留一天后,9日李庄从成都飞到石家庄,顺道办了另一个案件,11日坐动车返京,直奔康达律师事务所。

康达所领导已等候多时。李庄将重庆之行一一道来,并提及与法院的针锋相对。与此同时,重庆警方抓捕行动已经展开,更有说法,当时抓捕小组十余人10日已经抵达北京。

当天从所里谈完,李庄赶回家中,刚出电梯,接到重庆消息:龚云飞(龚刚模堂弟)被捕。

电话未挂,李庄敲开家门,嘱咐家人“这个家不能待了,你们赶紧收拾下,马上走。”

12日上午,康达所及有关机关作出决定“退出重庆所有案件的代理”,李庄必须服从。11点52分,李庄给龚刚模案主审法官、重庆一中院刑事审判庭庭长陈远平发短信:“陈庭,经组织决定,我们康达律师事务所两名律师全部从龚案中撤出,不再担任辩护人,请转告有关方面,谢谢。”

当天下午,李庄在北京大兴振国肿瘤医院探访在此住院的龚刚模妻子程琪时被重庆警方逮捕。

祸起龚案

2012年12月8日,距离自己三年前失去自由的日子还有4天,北京海淀区的一间茶室里,回忆起自己三年前的往事,李庄恍如梦中。

一切,得从2009年夏天说起。

其时,李庄正在北京远郊接到朋友杨建青的电话,称有个重庆的案子,求李庄帮忙。朋友之情,李庄说自然没有拒绝的道理。

当天,杨建青就把人带到了。“小个子,介绍得知是龚刚模胞兄龚刚华。”问案情,龚说不太严重,家里搜出一支工艺手枪,还有几千万的高利贷,抓了三个人。双方约在第二天办委托手续。龚刚华却一走几个月,没有再出现。

一晃半年过去,2009年11月19日,正在深圳办案的李庄接到一个陌生电话,对方说是重庆的小龚。

“仔细一问,才知道是龚刚华。我有点诧异,问他,当初约了你第二天过来,为何没来?”李庄有些不快。

龚刚华在电话中一直道歉。说全国各地找律师都不满意。最后全家开会,一致认定只有李老师才能救我弟弟。龚刚华还说,案件在12月初就会开庭。

11月21日李庄刚回到北京,又接到电话,对方说是龚刚模的妻子程琪。“你到我这来下好吗?”电话中声息微弱。

李庄又一次不快。“这么多年,从来没有哪个当事人说,要求我去见他。”

程琪在电话中解释,自己乳腺癌晚期,已经扩散到肝、肺,在医院每天输液16小时。李庄动了恻隐之心,同意前往医院。程琪对案情的说法和龚刚华差不多,双方签下委托协议,初步约定律师费20万元。

当天晚上,李庄与助理马晓军飞赴重庆,入驻龚家订好的五洲大酒店801房,两房一厅的套房。

11月23日上午,李庄与马晓军到重庆市一中院要求阅卷。“书记员复印了律师证、记下联系方式,让我们回去等,我说不对啊,我们来就是为了阅卷。”李庄交涉无果。

下午接到通知第二天再去法院。由于龚案涉案被告人多达34人,代理律师数十位,书记员让前十位被告的辩护律师先行阅卷,龚刚模是首犯,辩护律师李庄带头上了九楼会议室。仍是等待,书记员说正在复印,先发了起诉书。

“这个时候我才知道涉及4条人命、10公斤毒品、17枪、500发子弹……”李庄说,回到酒店,从中央电视台新闻报道才知道,龚案定性为重大涉黑团伙,案卷109卷,2200套证据,180名证人。

李庄对主审法官陈远平说:“这么多的材料律师需要准备,能不能延期,他说不行,这是重庆打黑的一个标志性案件,怎么能因为你一句话就改期。”李庄说第一次冲突就在这里,“你们组织专案组搞了半年,我们律师阅卷都来不及,109本卷宗怎么看得完?”

再争取无济于事。时间已是中午12点半了,书记员说你们先去吃点饭。

下午1点半,李庄和马晓军赶到法院,书记员发放复印好的材料,一人一份。“不对呀,不是说案卷109卷,这才多少。证据我得看看。”据李庄介绍,当时拿到手的案卷材料不到100页,仅包括起诉书和寥寥几份口供,其中有两份龚刚模的供述。

李庄说,第一份供述让他很惊讶,“这个黑社会老大很温顺,因为审讯笔录一问一答非常明显的配合。第二份则有大问题。除了讯问、记录人员不一样,内容和第一份一模一样,连错别字、标点符号、地方方言都一致。”

拿到材料,李庄和马晓军立即赶到重庆市江北看守所,这是第一次会见龚刚模,到达看守所,答复是要专案组批准。李庄说,“当场就与看守所发生了争执,等候将近2个小时,两辆依维柯中巴载着几十位专案组的人来了。”

“没穿制服,胸前挂吊牌,有姓名,但没有单位,只有数字,比如091专案组、063专案组等。”李庄说,当时就吵起来,抗议监视律师会见。对方则称是来保护律师安全的。

《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律师会见不被监听。但抗议无果,专案组成员左右陪同。下午4点多,会见开始。

从李庄手机拍摄的录像显示,龚刚模隔着栅栏坐在李庄对面,双方间距在1。5至2米。龚刚模身后警察两人。据李庄介绍,自己和马晓军背后亦各有警察一人。

“我上来首先介绍身份,对龚刚模说我是你朋友杨建青介绍的,他说你是他哥们,他欠你46万十多年你都没有讨要,说明你这人讲义气。”简单介绍后,李庄拿出笔录告诉他,指着上面对龚刚模说“龚刚模,按照这个笔录,判你死刑是肯定的,这些都是你说的吗?”

龚刚模突然哭了。

“他说在铁山坪被吊起来打,吊了八天八夜,大小便都掉地下了。”李庄问,那审讯室不臭吗?再说连续吊了八天八夜,胳膊不物理性断裂了吗?龚刚模说:“也不是连续吊,都是集中在那几天,脚尖可以踩到一个电脑桌面上,脚后跟挨不着。大便掉下来,他们让我用手捧着到卫生间,脱掉内裤擦地板,然后裸体吊着。一姓何的副支队长路过,说太不像话了,让穿上衣服后,继续吊。”

李庄说当时感到很震惊、很气愤。他指了指自己左后方的警察,问龚刚模,“他,打你了吗?”龚刚模摇头。又指右后方的警察,龚刚模还是摇摇头,李庄再指龚刚模左后方警察问他,龚刚模不做声了,搓手指头。李庄指着那个警察:“你!出去!你已经涉嫌刑讯逼供犯罪了。”

又一次冲突就此而起。一位老警察听到争吵声闻讯赶来,将前者拉出去,自己站在龚刚模身后,继续监视会见。

李庄问龚刚模证据,龚刚模伸出双手,有明显的痕迹。“他的手并拢,两只手上的环型伤对称。当时我说,龚刚模,我给你交个底,按照起诉书所说,你肯定是死刑,何止是死一次。要想不死,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充分证明你被刑讯逼供了。开庭的时候,我会申请鉴定,不鉴定,这个庭就不能开。”

龚刚模将信将疑,“他们会听你的吗?”

李庄说我有自己的办法。

根据法律,可能被判处死刑的案件必须有律师辩护,否则无法开庭。李庄说,如果不鉴定,我就罢庭。

此时,李庄左后方的警察插话了:你以为全中国就你一个律师啊?

李庄说,“这句话提醒我了,我说,来,你(龚刚模)给我写上几个字:拒绝人民法院为我指定其他律师。签在委托书上,龚不会写字,我让马晓军写好,龚抄下来。”

这个举动成为双方对抗加剧的重要节点。

李庄回忆,晚餐后,六点多,危险的信号就到了。重庆公安局内部有人给龚刚华递话:“你们请的律师太横了,我们都很震惊,他们可能走不出重庆。”

当晚,龚云飞给了李庄八张电话卡,让其打后扔掉,以防手机被侦听。但李庄仍然没当回事。回到酒店,李庄让马晓军将案卷复印,给龚家人看。并要龚云飞别走,就在酒店看,帮着提供线索和意见。

2009年月11月25日,李庄仍然在酒店看卷宗。午餐后准备回酒店休息途中,龚云飞接到龚刚华电话,说要见李庄。此时龚刚华已经不敢公开露面。

车开到重庆直港大道两岸咖啡厅,上二楼,龚刚华已经在一个包厢等候。

“我对龚刚华说,昨晚看了案卷,和你夏天找我时说的情况完全不一样,你不应该骗我。”李庄说自己当时很生气,没想到龚刚华突然扑通跪下来,抱着他的左腿,泪流满面,“他说,我弟弟的命只能靠你了,李老师你一定要救救我弟弟,钱的问题你不用考虑。”

双方就此谈定了包括五项法律服务在内涉案标的30多亿元的一揽子协议,总计律师费150万元。

11月26日,李庄与马晓军准备再会见一次。早上8点多赶到看守所,又是一阵争吵,看守所仍然表示须专案组在场,最后在警方四人的监视下得以会见。

“龚刚模,你不要怕,卷我都看了,其他人的供述主要针对的是樊奇杭。我问你,十公斤毒品是怎么回事?龚刚模回答:真的不晓得。李庄又说,唐晓在逃,保利夜总会的股权你说说是怎么回事?”此举动后为李庄向犯罪嫌疑人泄露案情留下口实。但李庄认为,按照刑事诉讼法,侦查阶段的卷宗是机密,但进入审判阶段,只要是公开审理的案件,按照国家相关保密法规就自然解密了。他的这一观点,重庆法院在一审判决书里不得不承认。

李庄又一次提示龚刚模在庭上要将真实情况说清楚,用肢体语言展现出来,不要怕。“龚刚模说我不会,我说我会提示你的,注意,一定要这样说、大胆说。”

“这一次,专案组带了微型摄像机,站在我身后,一个多小时。”据李庄猜测,这段录像成为王立军11月28日到北京有关部门告状的证据。

11月27日李庄和马晓军回京。28日开车前往河北承德办案,30日返回北京途中,“所里通知我,赶紧回来。重庆到北京告你状了,录像都有,明传电报也已经发过来了。”

有关单位亦传达信息,希望李庄开庭前和审判长充分沟通。

12月1日上午11点,重庆一中院刑一庭庭长、龚刚模案主审法官陈远平给李庄打电话,问其能否去一趟重庆。大致意思是,龚案是大案,希望庭前交换一下意见。李庄则回复称,最早也要2日晚上才能过去。

去重庆之前,李庄做了另一件让重庆警方高度紧张的事。2日,李庄约了陈光中教授等国内刑法学界知名学者在北京亚运村附近的住总大厦就案件进行了专家论证。

专家们一致认为主要证据指向的都是樊奇杭,最后达成两点意见:一是龚刚模不具备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的条件;二是龚刚模在李明航枪杀案中不负主要责任。

“枪杀案明明龚刚模就没有责任,怎么说不负主要责任呢?我还和陈光中老师争辩。”李庄说,陈老叮嘱他要注意安全,不要太对抗,要给重庆一个台阶下,龚刚模能保住命就不错了。

吃完晚饭,李庄和马晓军直奔机场。晚上到重庆,龚刚模堂弟龚云飞接机,仍然住在五洲大酒店。

冲突升级

李庄此去本意沟通妥协,是示好的举动。未曾料想,矛盾正是在此行之中全面爆发。

2009年12月3日早上,李庄赶到重庆市一中院。仍然是九楼会议室,李庄和马晓军坐下,对面则是重庆市一中院分管刑事审判的李副院长、主审法官陈远平及合议庭其他成员。李庄回忆,旁边还有一陌生人,没有介绍身份,猜测是警方专案组的。

李副院长希望李庄配合,把打黑除恶工作配合好,打好这场战斗。“这哪里是沟通,分明是警告。”李庄说,“我当时直接回复他,配合?我的当事人就没命了,这个案件你们搞了半年,我们才介入几天,里面漏洞太多,问题很大。”

另外,针对公诉机关11月20日才将案件材料移送法院,李庄认为,即便是法院,也没有太多时间弄清案情。他的佐证是,早先法院给的起诉书第12、13页缺页,而法院有关人员竟然没有发觉。

这一回合令对方颇为尴尬。

李庄还提出来,“你们如果不验伤,这个庭不能开,你们要强行开,我只能罢庭。”李庄特地将北京专家论证会的情况和盘托出,颇有“你们看着办吧”的意味。

现场气氛明显有对抗味道了。

不只如此。李庄还提及辽宁朱立岩的案件,律师的合法权利没有得到保障,所以罢庭,开庭当日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各级官员、媒体都去了,最终庭未开成。

李庄回忆说,他讲完后,现场有法官问他,“你平时都这么办案啊!”李庄说我历来就这样。他们又问,你能不能配合开好庭。李庄再一次说,“配合,我当事人就没命了。”

谈话持续到下午1点。李庄问,7日的庭还能开吗?副院长说,开庭时间可能要变。具体何时让等通知。

李庄提出要不受监视地见一次龚刚模,副院长答应了。

“但3日下午到看守所还是那一套,要等专案组在场。我火大了,给陈远平打电话,他说你别急,一分钟答复你,马上联系,结果还是不行。”李庄说,当天会见主要谈了法庭注意事项。

接下来是等待开庭日期。4日白天不断地打电话问法院具体开庭时间,回答不确定。4日晚上11点,仍是不确定。一直到5日晚上7点接到改期通知,李庄转道成都撤回北京。

此时,重庆警方也开始研究如何对付李庄。警方认为,这个问题不解决,龚刚模案这个重庆打黑最大的成果就无法推进。

一种方案是让龚刚模解除和李庄的委托关系。因为之前李庄曾让龚刚模写明“拒绝人民法院为我指定其他律师”。警方“承诺还我两千万或三千万。叫我退了李庄。我不同意,说这是家里面的人给我做的事。”这是2012年9月12日王万琼律师在渝都监狱会见时,龚刚模透露出来的信息。

还有一种方案是让李庄自己退出。据一位参加会议的警方人士透露:最初,有人提出,既然李庄收了150万,我们可以给李庄200万元,让其退出。但这个方案被王立军否认了。王立军说,李庄走了,以后“王庄”“张庄”来了怎么办?必须杀一儆百。

最终定了抓人的方案。

龚刚模从狱中传出来的证词显示,“凌晨一两点时把我带出来,郭维国(重庆公安局副局长)第一句话就是:龚刚模给你个机会,我们直接做检举(李庄的)材料给你立功,你好生配合,你说下看,李庄教你说啥子?我说没说啥子。他们就吼我,说明明是李庄叫你翻供,我们都看到了,你龟儿还狡。”

龚刚模回忆,“第一次进去后到第三天才回舍房,在这个过程中说了一会儿,郭维国就冒火了。走之前吩咐手下要加大力度。就剩下王智和熊峰在。王智打我的头,熊峰用纸杯淋水在我身上,开冷空调吹我(当时是冬天)。”

李庄说,龚刚模最终屈服是因为警方威胁要对其家人不利。

龚刚模说,“他们跟我说了多次,如果不配合就抓我的家人,亲戚,包括我的老婆。当时老婆在北京看病。就说:不信?马上抓她。打电话让我听老婆的声音,程琪在电话中说,龚刚模,配合吧。我明白我老婆是被他们控制了的。”

至此,李庄的牢狱之灾已经无可避免。

身陷囹圄

2009年12月12日下午5时许,李庄进入龚刚模爱人程琪在北京大兴振国肿瘤医院病房之后,先让程琪记下自己爱人以及律所领导的联系电话。李庄嘱咐,如遭不测,马上通知这两个号码。被抓捕后,李庄索要逮捕手续未果,要给家属打个电话也被拒绝。

直至12日深夜,律所以及李庄家人接到程琪电话,李庄已经被重庆警方带走。此前,程琪已被警方连续询问了7个小时,刚刚回到病房。

前往机场,分乘两部出租车。李庄案专案组负责人之一王智坐在副驾驶,后排座上一左一右两特警锁住李庄胳膊。李庄听王智打电话报告重庆:一切搞定。

逮捕之时,忙乱中的重庆警方忽略了李庄手机所在。后来的案情发展显示,手机牵动案件走向。

到了机场,坐在出租车里一直等到买好机票,晚餐则是抓捕李庄的警察买好方便面到出租车里吃的。

登机时,并未过安检,经特殊通道登上飞机,直接带到最后一排,李庄仍然被一左一右特警锁住胳膊。

“我意识到可能有几天折腾了,想要杯咖啡,空姐正要给我倒,被坐在前排的王智阻止,他直接说咖啡没有了。”李庄说,“到了重庆江北机场。前面的乘客都下去后,上来一拨人替换了原来押我的,待下面说准备好了,就把我押下去。在重庆机场的飞机舷梯下,王立军带着上百名防暴警察和一群记者迎候我。”

在相机的闪光灯中,李庄走下舷梯,与王立军展开了两人之间唯一的一次对话。

李庄:是的,不是第一次,但我相信也不会是最后一次。

王立军:你不要以为你的那张网我们撕不破。

李庄:我没有什么网,我只知道有一张法网。

王立军:我们重庆打黑除恶的决心是任何人动摇不了的。

李庄:我双手赞成打黑,但坚决反对“黑打”。你这样大的阵势,是迎接奥巴马来访呢,还是抓住了本·拉登?你得浪费纳税人多少钱呀,对我这样一个律师不值得。

王立军:我们任何一项工作都是有成本的。

李庄:好,我愿意做你们的成本。

话毕,王立军指着李庄,扭头对专案组人员喊:“你们开始执法吧!”李被戴上手铐,王立军吩咐:他,可是一个懂法的人。警察们回应:“明白!”

李庄被押上警车,直奔重庆市第二看守所。从机场到看守所几十公里路途,全程戒严,每一个路口都是警灯闪烁,全副武装的特警手持微型冲锋枪。

到看守所之后,按规矩带到搜身室,所有的东西都倒在地上,一件一件清点列入详单。

看守所所长拿来一套崭新的囚服,李庄穿着正好合身,此时的他以为一两天就出去了,开玩笑说,衣服我能带出去吗?未曾料想,这一关就是一年半。

看守所的尽头是特别审讯室。李庄被带至其中,这时候已是12日晚上12点多了。

“第一场审讯的第一句话是王智说的,他说李庄,实话告诉你吧,‘大三长’已开会定了,必须把你送监狱去,不把你送进去,我这套警服就不穿了。就是零口供也要把你送进监狱。”李庄问,能给支烟抽吗?不能。来杯水可以吗?不能。

李庄说,那我休息一下。以沉默抗议。王智和郭维国对视一眼,同意了李庄的要求,一直谈到天亮。这时候只剩下三个人,其他人交班去休息了。

“熊峰说,我们主要想问你,你给龚刚模怎么宣读的笔录。我说我没有宣读,只是核对。”李庄说,他们希望我承认这个关键点。

一直僵持到14日凌晨4点多,中间一直问这个问题。熊峰说了一句话,李庄,天马上就亮了,如果天亮前你承认,一切好说,不承认后果自负。

“我说,要不你们也把我像吊龚刚模一样吊起来试试,我看我能承受多长时间,人家说:放心,我们重庆警察文明办案,不会动当事人一指头。”

李庄提出来,长时间不让睡觉也是刑讯逼供,专案组则说,你可以告我们嘛。

14日下午,警方让李庄签逮捕证。“我不签,非要我签,不签不行。我就签了‘李庄无罪’。”签完之后接着审。

15日上午,王智又来了,说媒体的记者到了。李庄被带到审讯室,在提讯椅上卡好。记者问,现在采访下,你是什么罪行?“我不但无罪还有功,往大里说是维护法治,往小里说是提醒你们警方以后打人悠着点别打出外伤。结束的时候,记者要给我拍照,我说不行,罪犯也是公民,也有自己的肖像权。”李庄说。

15日中午,李庄被安排至101监室,代号也是101。李庄描述,该监室有点像“套房”,外监室30多平方米,内监室20多平方米,再往里是卫生间。内外监室中间有道门,开饭放风的时候打开。

内监室依次摆了五个床,一共七个人,除李庄外,两人一组,总有两个人不能睡觉,负责监视。

16日早晨,李庄找了张纸,用卫生纸裹着圆珠笔芯给爱人写了封信。

17日,律师第一次会见时,李庄握手之际趁机将信件给了高子程律师。信中李庄说:

老婆,这么多年来因为办案的缘故我无数次进过看守所,有一次我进去会见,你在车上等候,我出来说,没准哪天我也进去体会下看守所生活,你跟我说别瞎说。没想到这事成真了。不过请你相信:法律的底线在哪里,我比任何人都清楚,也请你相信我的法律业务以及对法律知识的掌握程度。这次进来,不是刑事案件,而是有政治原因,将来出去和你细说。

列宁曾经说过:没有住过监狱的人不是一个完整的人。有过这种经历,我的人生就完整了。

……

会见之时,李庄并不认识陈有西律师。“他俩风尘仆仆的,我刚坐好,陈有西未落座就问我‘钱多人傻速来’短信的事。我说这是谁呀,不知道怎么回事,这时候才知道媒体描黑我的报道已经刊发。”

这次会见,仍有警察在后面。陈有西斥责,“你出去。”警察说,我不出去,我是奉命的。李庄倒做起和事佬来了,“别,我就是因为这样(和警察对抗)进来的。”

会见中,李庄低声让高子程赶紧去大兴振国肿瘤医院找手机。高子程连夜返回北京,第二天一早赶到医院时,已经人去屋空。

12月28日,高子程再次去看守所会见李庄时告诉他,人不在了,手机也没有找到。李庄则说,“要想办法,不惜一切代价找到程琪,找到手机。”

高子程还说,法院希望李庄配合,可以考虑微罪不判,司法机关内部处理。辩诉交易就此开始,但这个建议马上被李庄否决。

关于庭审的辩护技巧,李庄与辩护人设想,庭审先来个一言不发,拖延时间,争取法庭同意五项申请。如果法院一意孤行,强行开庭,那我们也不放弃这个公开揭露的机会和舞台。但李庄认为这也是一步险棋,“我和律师约定,我不说话时,他们也不要说话。见机行事。”

对于辩护的内容,高子程认为只能说刑法第三百零六条第一款。李庄认为则恰恰相反,只有紧紧扣住第三百零六条第二款才能证明这个罪是结果犯而不是行为犯。

看守所中,李庄自己亦写好长达28页的辩护词,全力应对。

一审争锋

2009年12月30日,李庄案一审在重庆江北法院开庭。庭审中,李庄当场提出申请,要求3位审判员、3位公诉员和书记员集体回避。在李庄看来,本案是龚刚模案的衍生案,龚案与自己的案子均由江北警方同一专案组办理,存在利害关系,“只要在重庆审,我不会有好下场”,“应将案子移交到重庆以外的法院审理。”

审判长以法律未就“集体回避”有明文规定为由驳回其申请。

此前12月16日,全国20位律师联名上书公安部、全国人大常委会,建议指定重庆市以外的警方异地管辖李庄案,高子程也提出异地审理的申请,均未获采纳。

此外,李庄提出:第一,对龚刚模做伤情鉴定,这关系到刑讯逼供是否编造;第二,起诉书列明的八名证人无一出庭,应出庭接受质证;第三,调取看守所的录像、录音,依次判别是否唆使和诱导龚刚模;第四,本案是龚刚模案的衍生案件,应延期至龚刚模系列案定论之后再审。

李庄的申请全部被当庭驳回。

面对申请回避被法庭强行驳回,李庄当场指责审判长:你哪怕出去上一趟卫生间,回来说请示过院长,再驳回也行啊。你屁股不抬,直接驳回,连起码的刑诉法常识也不懂!……公诉人的回避申请,是你能够驳回的吗!这要检察长决定的,就是你们法院院长也没有这个权力啊……

李庄事后对记者说:说句粗话,即便申请回避事由纯属放屁,但,就这个屁,你法庭也要按照法定程序,先休庭,再合议驳回,也不能当庭直接驳回。

在当天上午的庭审中,由于李庄申请所致休庭多达七次。

申请被驳回之后,李庄则以之前商定的“一言不发”策略对待,此后面对公诉人接二连三的问题,均以沉默应对。

法庭陷入僵局。审判长要求书记员记录在案,并要求公诉人继续发问。

“当时我心想,如果这样,他们只要走完程序就可以判决。”李庄感觉,自己犯了一个重大的错误:在看守所时已经将“一言不发”的庭审策略透露给了监管干警,从庭审局势看来,是泄密了。

30日上午11时40分,李庄打破沉默,“我保留我的权利,但我们不能浪费司法资源,请公诉人重新提问。”

下午两点休庭午餐后,三点继续开庭。由于没有证人到场,在几组证人证言出示后的“质证”过程中,控方与辩方的火药味渐浓。李庄及其两名辩护律师提示法庭应当出示证词、应当审查证词的合法性。

公诉人宣读完涉案律师马晓军证词,辩护律师陈有西当即表示从未看过,要求当庭出示。依据2012年全国人大修改前的《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七条规定,对未到庭的证人的证言笔录、鉴定结论、勘验笔录和其他作为证据的文书,应当庭宣读。

李庄插话称,“你不出示,我怎么知道是你自己编的,还是按上面念的?”他戏称公诉人在看《大众电影》。李庄也装模作样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我也宣读一份文件:最高人民法院通知,立即释放李庄,你想看吗?我不给你!”旁听席哄堂大笑,此举遭审判长付鸣剑训斥。

付鸣剑在与审判员商议后,要求公诉方将材料交由法警,送给李庄和辩护律师查看。李庄逐字查看证词,审判长催其只看重点,李庄回应:“证词很多,有13页,公诉人完全是断章取义。”

当公诉人宣读完吴家友的证言后,高子程、李庄再次提出要查看。审判长当庭驳回。

李庄认为,李庄案的核心问题是龚刚模有无遭受刑讯逼供。

庭审中,高子程反复提出来,法院应当尽快审结龚刚模案,因为李庄的行为是否构成辩护人伪造证据、妨碍作证罪,须以龚刚模案的终审判决结果为前提。但对龚刚模做伤情鉴定的申请在30日上午的庭审中被驳回。而龚刚模案在重庆市一中院的开庭也要等到五日之后的2010年1月5日。

一个明显的漏洞是,龚刚模在2009年12月10日举报了李庄,当天的询问笔录时间是凌晨5点10分,此时龚刚模一案已经进入审判阶段。辩护律师质疑,警方既然已侦查完毕,为何还在提讯龚刚模?

李庄案一审也爆出了后来引发持续争议的一些话题。庭审进行到12月31日凌晨1点时,公诉人幺玲在最后陈述时说:“李庄这样一个人,到重庆来,以办案为名,住着六七千元一天的套房,享受着免费嫖宿……”法庭哗然。

李庄立即当庭抗议:“我嫖宿了谁?你认识吗?是你的同学还是你的亲属,你把名字说出来。”旁听席又是一片哗然。审判长予以制止。李庄继续抗议:“她诽谤我。”

陈有西也抗议:法律审判输了,现在又搞道德审判。这与今天的案子有关吗?

在被告人最后陈述中,李庄称“我愿意用自己的人身自由为代价,来推动中国的民主与法治向前迈进一步,哪怕是极其微小的一步,足矣。”李庄朝审判长伸出右手小拇指。

而在后来2010年5月底突然送进监狱的《人民日报》上,李庄看到了《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出台的报道,他认为这正是李庄案带来的进步。

2009年12月31日凌晨1点05分,审判长宣布休庭,长达16小时的法庭争锋到此结束,但没有当庭宣布。

2010年1月8日,李庄被一审宣判有期徒刑2年6个月。李庄不服,提出上诉,坚称自己无罪。2010年1月15日,李庄的辩护人再次到看守所会见他,他依旧表示自己无罪。

争锋并未结束。

2010年1月5日,法庭的书记员将1月8日开庭传票送至李庄。

再度开庭时,审判长刚一敲法槌,李庄举手说,“今天开庭非法。法律规定开庭的传票要在开庭三日前而不是前三日送达。”审判长则说,今天不开庭,是宣判。李庄马上反驳:宣判?那也是开庭的组成部分。

2010年1月8日,一审判决李庄有期徒刑2年6个月。李庄不服,提出上诉,坚称自己无罪。

颇有意思的是,身陷囹圄之时,审讯之外,李庄受到不少有意无意的关照。

庭审之时,干警都提前问李律师中午想吃点什么,法院则尽量满足他的要求。

高墙之内,李庄多次吃到干警们偷偷带给他的各类食品。

认罪与藏头诗

2010年1月8日,一审判决宣判,审判长当庭问李庄是否上诉,李庄大喊:即便我不上诉,中国16万律师(此为2009年的中国律师总人数的大致说法)也会为我上诉的。同时他告知法庭,你们第九天到看守所取我的上诉书,不要提前。回到看守所,李庄一口气写了几千字的上诉书,逐字逐句驳斥一审判决,一直写到2月9日凌晨,全部写好,但他并不提交。

1月17日,李庄案一审审判长付鸣剑赶到看守所,索要李庄的上诉书,李庄回答,今天还不到期限的最后一天,你们明天来吧。付鸣剑掏出两盒重庆最好的天子香烟,征求了站在一旁的看守所所长,说给李律师两盒烟可以吧,所长说可以。付鸣剑对李庄说:你的案子,别说是我,就是我们院长也做不了主啊,我们也没办法。

“所长在旁边对我讲,你不够意思,人家都给你烟了,天冷雾大,就别让人家再跑一趟了。”最后李庄还是提前一天交了上诉书,李庄说,之所以故意拖延时间,是因为担心上诉状交上去,二审可能随时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他当时内心期待,能拖一天,就争取一天的时间,等待社会各界的救援。

李庄出狱后从法院内部获得消息,当时二审裁定文书20日就已经打印好了,21日盖了章,23日要是不认罪的话裁定书随时可能送达,结局就是服刑两年半了。

作为一个战术设计,“认罪”的念头这个时候在李庄脑子中萌生。李庄说如果不认罪,法庭随时会下达“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这八个字的二审裁决。他会因此失去和外面世界进一步接触的机会。1月22日下午李庄精心编写了《悔过书》,每句话的第一个字和最后一个字正好组合为“被逼(比)认罪缓刑,出(础)去坚决申(神)诉”。

李庄说,“17日下午我就开始考虑这个事,出去最要紧。但我必须留下点东西,不然认罪出去就说不清了。《刑事诉讼法》第四十六条是促使我认罪的法律条文,我准备以身试法。”

1月23日一早李庄按铃,告诉看守所,要认罪了。郭维国当天下午就来了。

“我说,郭局,咱们还是恢复到原来的谈判。郭维国说,和原来不一样了,原来认个错就可以了,现在你一审已经判决有罪了。”

我把《悔过书》交给他,他说要改成《悔罪书》。第一条我原来写的是“被限制人身自由后”,他认为感觉像是非法拘禁,要改为“被刑拘逮捕后”。“这些我都同意,只要第一个字和最后一个字不改,你让我写杀人强奸放火都可以”。

李庄说,郭维国也很高兴,两个人忙活半天,改了好多遍,等改完已经是半夜12点多了。“他把改好的《悔罪书》装在口袋里,我说回家过年,郭维国改口了,说哎呀,还得和法院商量。我说保外就医、缓刑啥的都可以。”

李庄说,“看到他们当时没有发现藏头诗破绽,我吹着口哨回监室,高高兴兴的,感觉很亢奋。同监室的人都问,老李这是怎么了?”当晚写下一首打油诗日记《车与辙》:小虫轻声叫,可能引海啸,蜈蚣怒气吼,甚至山河摇,外在是表象,内因来主报,人间万千事,皆于笑中闹。

1月24日,李庄认罪的消息传遍了,公检法机关相关人员一上班都过来了。“二审第一公诉人对我说,我们给你录个像可以吗?我说好啊,你们不录我还想让你们录呢,我冲着摄像镜头念藏头诗悔罪书,趁着他们整理笔录时,我对着镜头录口型:被逼认罪缓刑,出去坚决申诉、被逼认罪缓刑,出去坚决申诉。一激动,说出声了,他们听见后,很诧异地抬头看我,我就马上闭嘴,不吭声了。”

检察院的走后,法院的到了。法官问,李庄,这真是你写的吗?李庄说,是我写的。法官将信将疑:你能再写一遍吗?李庄说可以,他们说,我们可是看过你的一审全部庭审录像,你不是这样的人啊。

“让我复述案情,我就逐渐进入角色,开始激动起来,说话声音也大了,双手还比比划划的。”法官对一旁的书记员说:快看,这才是真正的李庄。

正说着,高子程律师来会见。“我从法院提讯室向律师会见室走去,后面跟着一个警察,我一边走一边叠,把《悔过书》叠在手心,前脚刚刚跨进会见室门口,迅疾扔给高子程,高子程机智地用左手拿档案袋盖在上面。”李庄说。

这个情景还是被摄像头拍到了,马上有一个警察跑过来问,高律师,你刚才是不是拿错了一份表格?

高子程拿起档案袋,下面没有,实际上他左手把藏头诗攥在档案袋下面。警察没有发现就走了。

“我马上告知高子程,赶快藏起来。”高上身贴近桌面,右手慢慢地伸在档案袋下面把藏头诗撤出,顺手揣在贴身衬衣口袋中。没多久,警察又折了回来,直接拿起高子程的档案袋往外倒,但没有找到什么。他们也不敢强行对律师搜身。

此时,李庄告知高子程第二审改变策略,认罪换缓刑,已经和重庆方面谈好。高子程提醒他,认罪之后,律师证可是要吊销的,李回答,他们这儿不讲法,一审你都看到了,二审不认无非还是两年半,也是吊销,先出去再说,找到证据再申诉,咱们各自为战,我认罪,你还按照无罪辩护。高子程最后同意了这个方案。

临走时,李庄对高子程说:回去看第一和最后一个字。高子程回答,明白。那次会见陈有西没有参与,直到二审宣判,陈有西仍不知道“认罪”原委。

李庄后来称认罪诈降这个方案是“进可攻退可守。”李庄说,当时只是告诉高子程,都谈好了。因为郭维国说不要和外界说,所以没有告诉高子程具体情况,只是说和一个相当级别的人谈的。

2010年2月2日,李庄案一季二审在重庆市一中院公开开庭审理。

一开庭,李庄就说“我有罪,一审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我撤销以前的全部上诉理由”。

“我说完这句话的时候就故意停顿了几秒,这个时候审判长应该说:请被告陈述新的上诉理由。如果没问这句话,开100次庭都没有意义了。”李庄这样认为。

李庄说这是给法庭设的陷阱。但当时,法庭显然并未看出来。李庄暗自高兴。

但开庭时,陈有西并不知道李庄与高子程商量诈降之事,要求休庭;高子程则装作不知,要求对李庄进行精神鉴定。

2日晚上李庄回到看守所,管教问李庄开庭怎么样,李庄说顺利极了。对方说,什么意思?李庄说,我不告诉你,等判决后再说,老李抽根烟。

但在接下来的开庭中,事态并未按照李庄的设想发展。庭审中,龚刚模、龚刚华等控方五个证人全部出庭,但回答问题不是“不晓得”就是“晓不得”,要不就是“脑壳痛”。

出狱后李庄才弄清原委。李庄案一季二审开庭前,在龚刚华等人看守所被关了20天左右后,被转移到重庆九龙坡区的小南海温泉度假村。八个人住在一个别墅,由三个警察24小时看守。吃、喝、泡温泉、按摩、玩儿,由公安局埋单。除了这个以外每天三堂课,上午、下午、晚上。重庆公安局专案组举办模拟法庭,分别装法官、检察官、李庄,还有装辩护律师陈有西、高子程的。模拟设定了470多个问题,打印下来,让这几个证人背。主要内容就是,预测李庄的辩护律师有可能在法庭提出哪些问题,警方准备好标准答案后让他们死记硬背。

龚刚华后来当着《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等媒体记者的面说,李庄案二审开庭前,专案组给他和龚云飞等人发材料,每天上下午和晚上都“上课、培训”。龚刚模也回忆称,那阵子警察每天给他两包烟,都是中华一类的高档香烟,哄着他去做龚刚华等人的思想工作,让他们按照公安的说法指控李庄。

“龚刚华除了写“龚刚华”这三个字外,第四个字都不认识,他背不过怎么办?背不过就教他,无论李庄问、陈有西问还是高子程问,你就说晓不得、不晓得、记不清了,我脑壳痛。你只要一说脑壳痛,审判长就会掩护你,说证人脑壳痛,请退庭!”李庄说。

在庭上,李庄问龚刚华,“两岸咖啡厅中,是不是你跪着求我救你弟弟?”龚刚华回答,“没得此事”。

后来再问龚云飞:你们第一次接我住在哪个酒店?龚云飞回答:不晓得。李庄说,当时我实在控制不住了,一拍桌子,水杯被震下去了,法警还帮我拾了起来。

李庄激动起来,对审判长说,我送他们四个字:背信弃义。

李庄申请自己的两个证人马晓军岳父与朱明勇律师,但未得到法庭批准。“既然走过场,我的证人都到了,为何不让出来?”

“这是要往死里弄。”李庄当时如此判断,“既然如此,你们不仁,我就豁出去了。本来要是公平合理,藏头诗我是不打算念的。这样一来,最后陈述我就一字一句的念了那六条,而且是按照郭维国改过之前的版本。”

2月3日连续两天的庭审结束,2月4日凌晨,网上流传开来:李庄的悔罪书是藏头诗,迅速扩散。“这个事情让重庆警方很尴尬,我就知道事情好不了。”

2月9日,二审宣判,李庄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半。

宣判还没完,李庄抢了话筒,说“你们还给我恢复两年半吧,你们好好看看我的悔罪书,我那都是假的,1936年天津国民党监狱61名共产党员都写过悔罪书(此处李庄记忆有误,应是北平草岚子监狱,薄一波等61名中共党员关押在此),那是真认罪吗?那是斗争策略。”李庄边喊,边被法警拖下去,二审至此结束。

“漏罪”追诉

2010年2月10日一早。

看守所监室门打开,管教说,李庄,你收拾下行李,去监狱服刑。

离开前,仍然要在搜身室脱光检查,清点并带走早先登记的个人物品。在李庄的公文包中,有一只黑色圆珠笔,但实际上是摄像机和录音机。进看守所搜身室的时候,王智他们没有发现。这次被发现了,“笔”被收上去,李庄甚为遗憾,里面有很多重要的资料。

去南川监狱的车上,看守所的另一位领导说,老李,你这人吃亏就吃亏在嘴上。有句话我得说你,昨天庭上说人家老汉干吗?

“我讲的是党史。”李庄如此回应。

到南川监狱,体检、交接,到下午一点才完成,被分到七监区。七监区区长领着去吃饭。李庄仍然记得有辣子鸡丁、黄瓜汤和米饭。

“刚吃没两口,管教组长跑回来了,说老李啊,咱们缘分不浅,还得回去。我说那走吧。”就这样,李庄又被带上回看守所的车。

车上,看守所领导说,来的时候我说什么来着,打人不打脸,揭人不揭短。你的话让上面很生气。

回到看守所,王智、熊峰已经等在办公室。

“见面说了三句话。第一句,李庄,成也是你的嘴,败也是你的嘴。第二句,你的一句话,弄得我们连年都过不好。第三句,外省市公安机关检举揭发你有其他犯罪事实。”

至此,李庄案第二季揭幕。

2011年春节刚过,重庆警方前往北京,调取了李庄过去10年所办全部案卷、财务档案和收费情况。此过程中,警方特地要求查阅河北廊坊王向宁9600万职务侵占案(媒体所说的“李庄开车撞向女检察官”即为此案,该案中李庄为王向宁辩护人,最终王向宁无罪释放),四川凉山矿产纠纷案等特定案件。

在针对漏罪案的审讯中,警方提出特定案件让李庄说明情况。直到当年5月下旬李庄再一次会见律师时,李庄的助理田说,李阿姨(李庄妻子李艳芳)让你少说话。李庄突然意识到,自己又犯了一个重大的错误。

“在看守所,每天晚上同监室的人的快乐时光就是听老李讲故事,讲我过去的案例,一个一个地讲。”李庄后来才知道,同监室的人本来就是特别训练过用来监视自己的,这些案件都被汇报上去。

2010年2月14日大年初一让李庄记忆格外深刻。早上的面片让李庄这个北方人很是喜欢,现在回想起来仍然很想吃。

早餐后,北京市司法局派员来到看守所,送来了吊销李庄律师执业证的决定。

自此之后到5月底会见律师,期间李庄被晾在一旁。“我急着想知道外界的情况,那个时候很羡慕其他人,每月5日、15日探视,管教叫谁谁出去,我只有焦急地等待。”李庄不清楚自己到底是未决犯还是已决犯。如果是未决犯应该允许见律师,如果是已决犯则应该允许会见亲属,但是他们谁也不让见。

3月底,突然来了一个人。“他把我带到特训室,一个人,也不做笔录。让我给讲龚刚模案经过,态度很友好。我高度警惕。这一讲讲了一天,第二天他又来了,我说要是其他案子可以,这个案子我不想再讲了。”

李庄回忆,“我说坐飞机,住酒店,他都不关心,说到收费,他兴奋了,我明白他的目的。到了第三天,这个人撕破脸皮了,说我收龚刚模家人的律师费是合同诈骗,让我交代。”

到这个时候,李庄感到自己“看不到尽头”,“很羡慕那些被判几年的人。他们能够明确知道自己哪天出去。”

李庄说自己在看守所中每每想起年迈的父母。“当时真想自杀。我父母都是早年参加革命,一生坎坷,战争年代从枪林弹雨中活下来的,文革受尽迫害。当时想,只要我父母不在了,我就和他们拼了,让他们也说不清楚。”聊及父母,讲案情很是亢奋的李庄突然落泪,哽咽不已。

见不到律师,李庄想了一个办法,说借钱给一个朋友,已经到期人家未还,要马上起诉他,否则诉讼时效就过了,写了一个起诉状,要求见律师。

最终等来助理田和唐心波。见面后,李庄得知父母情况一切皆好,早先自杀的念头也暂放一边。但欣喜之余,却忘记起诉借款的理由,被专案组发现,人家还问,怎么没听到你说起诉的事啊。此后,一直到漏罪案开庭前,再无会见机会。

期间,意外的是,从5月30日开始,看守所突然给他送《人民日报》。

“那一天我记得很清楚,5月31日人民日报登了一版,公布了新的司法解释,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我一看就觉得这肯定跟我有关,我和监室的人说,这就是李庄案带来的进步。”

紧接着让他意外的是,《人民日报》在送了三天之后被停了,问看守所,说是传达室送报的老头病了。李庄后来回忆,“6月1日我写了个日记,把这个事写在里面,后来可能是被管教看到了。”

这样一直到2010年10月27日,审讯开始,持续了四天。“熊峰来了,已经不是诈骗的事情,而是辽宁朱立岩和上海徐丽军的案子,说让我交代徐丽军案作伪证的情况。我说那是2005年的事。”

审讯中,李庄有一次和专案组发生冲突,对骂之后,他往后一仰,量血压,高压高达210,赶紧送到医院,住了七天院。全监室的狱友跟着一起陪床,每天享受病号餐待遇,天天可以吃肉,大家甚是高兴。

2011年3月28日,李庄正在看守所院内与管教聊天,抬头发现郭维国进来,大喊:喂,郭局?不一会,郭维国把李庄叫到管教办公室,关上门说:你那个藏头诗可把我给害惨了。

“我跟他说一直不让我见律师和家属,他说那不应该,见律师应该没有问题,他还说,不过也快了嘛,到时候漏罪判完,进了监狱,会见就正常了。我一听就急了,什么?漏罪?还进监狱,他说是啊,龚刚模律师费诈骗金额特别巨大。”

李庄说:“郭局,你转告他们,如果真敢按照诈骗金额特别巨大起诉我,那起刑就得10年以上,我看你们是不打算让我活着离开重庆了。那样的话,开庭时,我一头撞死在法庭上,你信不信!”

“郭维国宽慰我,不要这样嘛,好好改造争取立功减刑,你还有父母,要为他们想一想。我说,你得了吧。”

又一次不欢而散。

当天下午,郭维国派来12人特警小分队,备好担架和氧气包,随时预防不测,每次提讯李庄,左右各跟随三名特警。

3月29日重庆官方公布了李庄漏罪案的三个犯罪事实。漏罪案开庭进入倒计时。

4月19日,漏罪案在重庆江北区法院开庭审理。公诉方指控称,2008年6月26日,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检察院以孟英犯挪用资金罪向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法院提起公诉,指控孟英在担任上海金汤城沐浴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汤城公司”)法定代表人期间,将徐丽军交给金汤城公司的人民币100万元投资款中的50万元存入自己的银行账户,用于归还个人贷款。李庄是孟英的一审辩护人。

为帮助孟英开脱罪责,2008年7月,被告人李庄以帮助证人徐丽军索回在金汤城公司投资款为名,引诱、教唆徐丽军违背客观事实改变证言,将其在金汤城公司投资款改变为自己提供给孟英的个人借款。

2008年7月30日,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孟英挪用资金案,法院根据李庄的申请通知徐丽军出庭作证。徐丽军按照李庄的授意向法庭进行了虚假陈述。

控方据此认为,被告人李庄在履行刑事辩护职责中,为帮助他人开脱罪责,引诱证人违背事实改变证言,其行为已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零六条第一款之规定,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以辩护人妨害作证罪追究其刑事责任。(详情见《中国新闻周刊》2011年第16期封面报道《李庄案庭审直击》)

但在辩方提交的一份2005年由上海欧阳法律服务所对徐丽军所做的录音中显示,徐在2005年即认为投入的100万元是借款,从时间上来看,形成于认识李庄之前。辩方认为,检察机关的指控不攻自破。

李庄说,实际上,在3月29日重庆官方公布漏罪案之后,其子李亚童4月1日就在地下室的库房电脑中找出了这份关键的证据。而直到开庭,李亚童没有和任何人提及这份证据,连母亲李艳芳都没有透露。

相关证据显示,2011年3月24日重庆市公安局江北分局曾派人前往上海市虹口区欧阳法律事务所调取徐丽军案相关资料,这份录音一并调取。据此可以判断,重庆警方或早已知道指控李庄的犯罪事实并不存在。

此证据的出现与各种因素形成合力,极大地推动了李庄漏罪案的撤诉。李庄案第二季的开庭,引起了中国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斯伟江、杨学林出任李庄的辩护律师。法律界泰斗江平、张思之等十人组成顾问团声援。斯伟江律师的辩护词结束语此后广为流传:天理昭昭,李庄必有昭雪的一天。这句话,送给李庄,也送给所有的法律人。正义虽然不在当下,但,我们等得到!

就李庄案第二季而言,正义比人们预料的,来的要早些。

走向自由

2011年4月24日,郭维国来给李庄送行。离第一季判处的刑期还有47天,还得去监狱。当天,郭维国还为李庄送来一箱子东北名吃“沟帮子熏肉”。

临出狱前5月28日,专案组到监狱找李庄退还笔记本电脑。

“我问,你们又干吗来啦?第三季开始了?他们说,怎么,你想有第三季啊。”李庄当时说,“有没有第三季不在我,完全由你们掌控。专案组的人则说,第三季已经立案了,你在法庭上诽谤徐丽军,人家已经控告你了,就看你出去后表现怎么样。”李庄回应,我实事求是,你们看着办吧。

至此,李庄仍不敢肯定自己能否顺利出去。

临近出狱的日子,李庄说自己反而感到忐忑。2011年6月10日,李庄把自己所有的零食全摆上,监室好似开了一个欢送会。

6月11日凌晨3点,李庄被叫起来,换好早先送来的衣服,监狱派人开车送到机场,买好回京机票,李庄在机场见到了久违的家人。

“出了监狱大门我还在担心,直到在机场和妻儿拥抱才相信,真的自由了。”548个失去自由的日日夜夜,李庄回首往事,唏嘘不已。

而在李庄手中,留下了一份在他看来可以进入中国未来法治博物馆的证物:一张手写的登机牌(为避免走漏消息引来记者围堵),2011年6月11日,7:10登机,重庆至北京。

 

 

 

抢银行也要掌握和运用真理

 

        广东一伙劫匪在抢劫银行时说了一句至理名言: “通通不许动,钱是国家的,命是自己的!”大家都一声不吭躺倒。
( 这叫观念转换。改变原有固定思维方式。)
   劫匪望了一眼穿着裙子躺在桌上四肢朝天的出纳小姐,说:“请你躺文明些!这是劫财,又不是劫色!”
      (这叫坚持职业操守,不该干的不干)
   劫匪成功回去后,其中一个新来的劫匪(硕士学位)说,“老大,我们赶快数一下抢了多少”。
   那老劫匪(小学文化)说:“你傻啊?这么多,你要数到什么时候啊?今天晚上看新闻不就知道了吗。”
   (这就叫工作经验,这年头工作经验比学历更重要!)
   劫匪走后,行长说,赶紧报案!主任刚要走,行长急忙说:“ 等等!把我们上次私自挪用的那五百万也加上去!”
(这叫危机预案,化不利为有利。)
   主任说:“要是劫匪每个月都来抢一回就好了”。
   (工作很枯燥,快乐最重要!)
   第二天新闻联播报道银行被抢了一亿,劫匪数来数去只有两千万。
   老大骂道:“妈的,老子拼了一条命才抢了两千万,银行行长动动手指头就赚了八千万,看来这年头还是要读书啊!”
(这叫知识可以转化金钱的证明) 
   银行行长看到新闻联播后激动滴对主任说:“妈的,你小子可以,胆儿够肥的啊!
   主任笑而不语,如卸重负暗自心想:“妈的,终于通过劫匪把买中石油股票的窟窿补上了。”
       (这叫抓住机会顺势而为,且要敢于冒险。)

影评:我们的1980年代,我们的爱

      ——写在野夫兄的电影《1980年代的爱情》热映之时

                    诗/聂造之

1980
是我们这一代
无法回去的春季
阳光明媚
我们的身体
交换
雨露一般的汗水
·
我骑永久自行车
你跳在后座上
搂着我的腰
没人注意的时候
你的手
也很大胆……
——思想已经解放

文化和伦理
没有跟上步伐
·
那时,想得到
一粒避孕药
一张人流介绍信
都是不容易的事情
但我们小心翼翼地快乐着
·
那时,我们的老师
批作业连标点都要改的
就算是流氓
也读《基督山伯爵》
他们读《悲惨世界》时
有时会掉眼泪……
·
我们趴在郊外的田埂上
有一种录音机
叫三洋砖头
里面是小邓的甜美嗓子
靡靡之音
比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更有力量
·
我们最爱的小说
是《少女之心》
这本手抄读物
内容比文笔精彩
讲述的
就是体育学院

那些七七八八的事情
·
回城知青
在被艰难地安置
嫁给农村的那几位
脸上的风霜
和手上的老茧
与同窗已经渐渐陌生
城里多情的男同学
偶然的一次“探亲”
立即忆苦思甜
不得不想起
插队时村里那个叫小芳的姑娘
北风那个吹的夜晚
与村妇女主任的一次把欢
·
杨乐,张广厚
施光南,王铭和凯传
中科院和希望的田野
乡镇企业家穿上了西装
学问和勤劳并存
科学的春天
一缕淡淡的朝霞
·
1983年
村里的小黄被逮捕了
大院里的小刘被送到新疆
歌手迟志强进了铁窗
朱德的孙子被枪毙
男同学的书包里
因为
有一个粉色胸罩
被劳改五年
·
于是
小平同志

十一届三中全会
变成
最牛逼的两个概念
·
中国科大
是最好的大学
还办了一个少年班
方毅副总理经常来视察
班上有个奇才
名叫李剑芒
现在当上了
一个协会的副会长
·
台湾的张明敏
高唱
我的心是中国心
出国后才知道
我的胃是中国胃
·
我们
谈弗洛伊德
谈尼采
谈存在主义
我们心惊胆颤
悄悄快乐,因为
觉得
未来会更好
·
一张舞票五分钱
我们在
四喇叭的录音机前
跳三步、四步和探戈
用眼神交流
·
北京的朋友
约我们
冬天到后海
拍婆子
然后
去莫斯科餐厅
可惜当时
没有
高大上
这个词汇
·
全国都在讨论
《将军,你不能这样》
于是
军队的的一切
都在
悄然变化
那篇
《坚硬的稀粥》
是千家万户的话题
·
哥德巴赫的猜想
像一剂春药
男女老少都沸腾了
为中华的智慧而欢呼
其实
并不知道
陈省身
在悄悄哭泣
·
有很多女人
有了二度小阳春
郭兰英、马玉涛,还有
湖南的李谷一
金铁霖交了巨大的桃花运
宋祖英和彭老师
都找他训练歌唱的技巧
·
最荒唐的是
钱学森
1960年证明过
亩产10万斤后
1980年代,又诉说
气功的合理性
·
诗歌是永恒的主题
北京、成都,还有合肥
梁小斌、顾婷
还有自残的顾城
土家野夫
一听这威猛的名字
女人就产生无尽的性幻想
静轩建在
大小江河之畔
去北岛旅游
需要卑鄙的通行证
海子惨死
立了块
高尚的墓志铭
·
见了舒婷以后
才知道
橡树是可以做地板的
见了舒婷以后
才验证
一种特别长相叫“淑停”
·
刘晓庆
再一次发飙
把姜文带入爱的乐园
芙蓉镇里的破鞋
把小姜
变成了导演
·
陈冲出国了
嫁给了一个白人
我们这些原始屌丝
留下
羡慕的眼泪
·
大家都在想象
龚雪们的私生活
可是
达式常和潘虹
已人到中年
·
村里最美的
寡妇
被民兵营长长期霸占
……
现在的年轻人
不知道
1980年代的快乐
他们
颇有微词

这些
都是我们
真实的感受
·
邓丽君的歌声
迷倒所有血性男子
有个
王静雯的女人
给邓姐提鞋都不够格
现在
她居然叫天后王菲
·
编辑部的故事
光头葛优出了名
葛玲好像是吕丽萍吧
王志文过把瘾出了大名
许多万元户
都想睡睡江珊
·
李谷一唱了
一首《红杜鹃》的歌曲
拿了三百元报酬
成了全国人民的羡慕
陈道明
因为进了围城
就火得一塌糊涂
不过
他的夫人杜宪
是个厚道人
·
安徽许海峰
喜欢用弹弓打麻雀
居然
奥运上打到靶子
第一块奥运会金牌
似乎比十吨黄金
还贵重
·
住旅馆需要工作证
男女同居
要结婚证书
上海有个工纠队
专门到草窝里寻找衣衫不整的男女
那可是要被罚款的
·
在家里看黄色录像
会被拉闸
录像带
卡在机子里
成了被拘留的证据
·
跳交谊舞
成了最性感的社交
最期待
跳着跳着关灯
贴面舞
搞得步伐很乱
也出现过
老公到舞场
暴打老婆和舞伴
·
1980年代
我们还不知道
张爱玲是谁
·
1980年代的爱情
好比是玫瑰的花蕾
如果用手去拨开
就无法
成为花朵
·
1980年代
文艺空前繁荣
大学生演全场话剧
是一碟小菜
像《蒋公的面子》
这样的戏
基本不好意思演
话剧毕竟
有它的水准
——《麻婆豆腐有点烫》
才是真正的好话剧
那时候
大家都不懂得炒作
·
1980年代
思想空前解放
写一篇文章批评
共产党
不仅能上人民日报
还加编者按
·
我们有我们的老大
他姓胡,叫耀邦
·
1980年代
绝对不准作假
李小琳凭真本事
考上了电视大学的专科
我们猜想
李小琳的第一个男人
肯定是个屌丝
要么,是个很有心计的流氓
那时候的门当户对
就这么简单
·
1980年代
我的爱情简单也浪漫
她给我一把枣子
我给他一个笔记本
扉页上面写道:
生命诚可贵,
爱情价更高……
·
有一个
油嘴滑舌的老男人
名叫曲啸
天天用重复的语言到处演讲
珍惜青春是他的主题
谁能知道
1980年代以后
国家都逝去了青春
·
那时候的事业叫
《甜蜜的事业》
其实
就是旷野上
一对男女慢慢追赶
还有白桦
短命的《苦恋》
被郭美美的公公
一枪打死
·
苦难的越战
有的死了——
送回的是一盒骨灰
一个烈士证明
还有
290元钱
残废的很多
有一个
叫徐良的残疾军人
经常被轮椅
推到全国各地
《血染的风采》催人泪下
后来
才知道
所有的牺牲
是转移视线和红色高棉
·
偷看
女孩洗澡
是萌动的奢望
垫上二十几块砖头
只看到白雾茫茫
保卫处的人
往往及时赶到
除了训斥
有时还要被关几天
·
郭凯敏的眼神
勾了女人的魂魄
多少小伙子
毛衣改成了高领
张瑜的大眼似乎是一种标准
烫了头发
就变成了女神
·
有个男人丑的出奇
徐迟为他写了报告文学
江湖上传说他不会吃苹果
实际上
他在病房里
几乎强暴了护士由昆
这种非礼立即合法
她嫁给了
著名数学家陈景润
·
《新观察》比《财新》还要牛
戈扬和胡舒立都是女人
上海的《世界经济导报》
一不小心
为小赤佬晋京
铺垫了路程
·
薛飞与杜宪
最后一次播音
为1980年代
设立了定格
……
那是一个
快乐多于悲伤的时代
起码每个百姓
都有期盼的眼神
……
野夫的电影
《1980年代的爱情》
描述的是
这个国家短暂青春的一瞬

“有用”教育摧毁了中国人的灵魂

 

老师说,看那些没用

七岁的小侄女背起小书包,入了小学。终日看她在写字桌前忙碌,书桌上堆满了《小学生每日必备单词》、《数学新课标丛书》。这么一个稚嫩的小孩子,每天埋头在一张大大的书桌前吭哧吭哧的用功,这景象着实有些滑稽和让人心疼。我凑上前去,发现书桌上无一例外是教辅书,我便问她,“我给你买的《经典儿童文学》去哪里了?”

她奋笔疾书,头也不抬,甩给我一句话:

老师说那种书没用,要抓紧时间学点有用的。

我的手一抖,不太敢相信这话出自一个七岁孩子的口中。我的七岁,还在《绿野仙踪》、《格林童话》的课外书中畅游,而未曾体验过世界什么样的小女孩,如何能够老练的判断什么知识对她有用还是无用?

星期一,我顺路送她到小学门口,各种英语班、奥数班、作文班在那里安营扎寨,地堆员忙不迭的往我手里塞传单,说的天花乱坠“学了就有用,上了就涨分!”我仿佛陷身于一场急功近利的教育狂欢,望着小侄女背着沉重的书包走进学校,竟然无言以对。

无用的知识会关键时刻帮你一把

三年前的我,曾是一枚图书小编,去书店做市场调查的时候挨个询问家长:您给孩子买这本书的理由是什么?

家长的回答如同考卷印制的标准答案:“有用”!家长问我,看了你们的书,我的孩子能多认字吗?能会算数吗?能考第一名吗?

从那时起,我领教了中国父母对教育的“有用论”态度。弹钢琴是有用的,玩沙子是没用的。背唐诗是有用的,看小人书是没用的。上补习班就是有用的,过家家是没用的。下围棋是有用的,玩积木是没用的。所有考不了级、不能拿证、没有加分、不算特长、无助于考重点的,家长都振振有词:

“学这个,有用吗?”

在中国父母的认知里,连读书都被划分为有用和无用。升学求职、教辅应试、成功经验,这些“有用”的书,常年占据着孩子的书包和书店的畅销榜。在堆积如山的教辅书中一路冲杀的孩子们,却无法确知,究竟是从“有用”的教辅课程中受益,还是从那些看似无用的知识中获得人生的益处?

乔布斯曾谈到,他从斯坦福大学辍学,放弃了自己的“有用”专业去听美术课,研究san serif 和serif字体, 怎样才能作出最棒的印刷式样。这在当时看来完全“无用”和“浪费时间”的举动,在他十年后设计第一台Macintosh时发挥了不可估量的作用。乔布斯说:“如果我当年没有去上这门美术课,苹果电脑就不会有这么漂亮的字体。跟着我的直觉和好奇心走, 遇到的很多东西,此后被证明是无价之宝。哪怕别人说这些知识“没用”。

20世纪伟大的美学家宗白华,曾这样介绍他立志成为美学家的心路历程:

我小时候虽然好玩耍,不念书,但对于山水风景的酷爱是发乎自然的。天空的白云和复成桥畔的垂柳,是我孩时最亲密的伴侣。我喜欢一个人坐在水边石上看天上白云的变幻,心里浮着幼稚的幻想。云的许多不同的形象动态,是我童心里独自玩耍的对象。

放着好好的斯坦福不读,学劳什子美术字体;有用的唐诗不背,天天对着白云垂柳发呆,连这是彻头彻尾的“无用”吧?可偏偏这样的无用,造就了一位德高望重的美学家、一家伟大的公司。人生是饱满的,立体的,你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不会浪费,都有自己特别的意义,别用“无用”来衡量孩子的教育,你永远也不知道它会在人生的哪个关键时刻帮孩子一把。

教育没有绝对的徒劳无功

中国父母所说的教育“有用”,多指的是立竿见影式的马上有用。衡量知识的尺度,是以分数、考级和升学为标准,有助于此则有用,无助于考试则无用。八个字形容我们当下的教育:急功近利、急于求成。

清华大学经管学院院长钱颖一,曾对毕业二十年的校友做过调查,他发现:老校友更后悔当时没有更多地去学那些看上去“无用”、但后来很有用的课,比如一些人文、艺术、社会科学类。而当时所谓“有用实际”的课,随着时间冲刷变得如此无用。对于人生而言,“有用”的东西,可能只是暂时有用,以后一生无用;“没用”则可能是暂时没用,以后终身有用。

如果你想培养一位循规蹈矩、没有独立性的孩子,可以让他学眼前的“有用”文章、做有用的习题,如果你是一位眼光够长远的父母,会让孩子读无用的书,做无用的事,花无用的时间,耗无用的精力,因为人生最长远的目标,都在于那些不被功利衡量的无用。

比如,在孩子几岁时,带他去旅行,去感受,去阅读,去全身心的触摸、听、爬、玩、感受这个世界。

在孩子十几岁时,让他去感受所有跟艺术、美与普世价值有关的东西。给他听一些好的音乐,让他沉默安详;读一些经典的好书,让他体验情感的深邃和想象的博大。

如果有可能,不必非做一个有用的人,但要做一个有趣的人。太多的人直奔“有用”而去,那活法不够好。去学习那些无用的知识,去拥有一颗丰富的心灵,去触碰、感知、体味、享受生命中那些缤纷有趣的色彩,做一个灵魂丰满的孩子,让孩子的人生旅途迈步稳健、行路长远。

傅国涌:为人权被处决的张九能

 

   1970年3月5日,《出身论》作者遇罗克在北京被枪决。同一天,湖南长沙一个叫张九能的大学生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张九能是谁?互联网上几乎找不到一条相关信息,只有已故经济学家杨小凯《囚禁的灵魂》中提及此人,称张九能等人“代表了这一代人中积极反抗政治迫害的努力,他们的死给这种努力打了个句号”。不久前,有朋友送我一本陈秉祺的《毕业之后——上世纪六十年代一个“反动学生”的经历》(香港九江文化出版公司2013年版,转引此书只标页码),这本满含血泪的回忆录中,作者不仅记录了自己九死一生的经历,并首次披露了同学张九能罕为人知的故事。他们都是1957年考入西安航空学院飞机设计专业,1963年临毕业时,陈秉祺因两年前私下跟几个好友说起甘肃家乡饿死人的事,而被举报,成了“反动学生”,遭受两次屈辱的批斗会,每次批斗之后,张九能都不避风险、约他出去吃宵夜,给了他莫大的安慰。就是这时,他首次听张九能说出“人权”这两个字——

 

  “不允许人说实话、不允许人有自由思考和判断的权利、不允许被批斗者有申辩的权利——这些,都是严重地侵犯人权……”(34页)

 

  在1963年的中国,党权早已遮没一切,一轮又一轮政治运动将中国人整得如同掉光了叶子的枯树,“人权”在中国大陆被删除久矣,红色时代成长起来的大学生在现实生活中不大可能接触到这个观念,即使偶然遇到这个词,也不容易引起注意。张九能却不仅熟悉这个词汇,而且敢于用这样的观念思考。这在那样的时代氛围当中是何等大胆、又是何等超前,而他并未意识到将为此付出生命的代价。

  此后,陈秉祺被押送到农场,开始漫长的苦役。张九能选择主动退学,回到长沙老家。1967年“文革”浪潮汹涌,陈秉祺因为母亲迁葬,从农场请假,应邀去长沙与张九能相会,岳麓山上,黄兴、蔡锷墓前,张九能对远道而来的挚友直言自己想组建一个实质意义上的组织”,“成立一个‘争取人权同盟’的组织,你的遭遇就是因为我们国家没有起码的人权才造成的,你说是不是?”(123页)

  1963年7月23日,一份《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高等学校应届毕业生中政治上反动的学生的处理的通知》(中发(63)496号文件),一夜间就可以将陈秉祺等许多大学生投入几十年的厄运当中,当时在北京师范学院就学的学者王学泰也是“反动学生”(回忆录中有个序言就是他写的),当然就是因为缺乏人权的保障。 

  那一刻,对于中国人来说人权大致上都等于零,除了毛泽东,即使刘少奇、邓小平等都自保不了,周恩来诚惶诚恐、至死还在呼喊“我不是叛徒”,居一人之下、无比显赫的林彪也只能等待莫测的前途,不要说彭德怀、贺龙他们了。张九能,一个普通中国人,竟然提出人权,这本身就是胆大妄为,还敢想什么“争取人权同盟”,无疑飞蛾扑火,注定粉身碎骨。所以,陈秉祺当场表示:“我坚决反对你的想法,因为远不是时候,百年或五十年后,看能否提出这个问题。”当然,正是这一“坚决反对”的态度使他成为幸存者。张九能却不以为然——

  “为什么不能现在就提出来?中国的第一问题就是人权,有了人权的保障,才能有民主、自由、平等;有了人权,才能建立法治社会;有了人权,才可保护知识精英;才能保护人类的共同文明;才可防止社会道德沦丧和人性泯灭;才可使谎言和高密不会成为最高和唯一的道德标准。

  中国目前有千千万万个各种团体和组织,就唯独缺少保护人权的组织,我们为什么不肩负起一点点国人和时代的责任,组建一个‘争取人权同盟’呢?是争取,仅仅是争取啊!”(123—124页) 

  中国确是一个人权观念稀缺的国度,晚清才引入这一观念,还远没有在这块古老土地上生根。孙中山提出了“民权”这个概念,并将民权主义作为他的三民主义之一,但他说的民权与人权并不是同一回事。他在《三民主义》讲演中明确指出,“民权就是人民的政治力量”,他进一步解释:“有管理众人之事的力量,便是政权。今以人民管理政事,便叫做民权。”(孙中山全集第九卷,254—255页)他心目中的民权,并不是每个人与生俱来的权利、自由与尊严,这与法国大革命时代《人权和公民权宣言》所确立的“在权利方面,人们生来是而且始终是自由平等的”、“任何政治结合的目的都在于保护人的自然的和不可动摇的权利”,与《世界人权宣言》所确认的“人人生而自由,在尊严和权利上一律平等”、“人人有权享有生命、自由和人身安全”这些基本准则,有着很大的距离,孙中山只是从政权的角度提出民权,并不具备真正的人权意识。毛泽东掌权之后的所作所为都是反人权的,甚至可以说以消除人权为根本目的。而在毛统治的巅峰时代,年轻的张九能居然敢想人权问题,甚至冒出组织“争取人权同盟”的念头来。这不光需要极大的勇气,更重要的是对那个黑暗时代的超越。人的存在不仅是活着,更珍贵的是有超越的可能性,这才最大也是最终的价值。无论一个时代陷入多么深重的苦难当中,处于什么样密不透风的体制之下,乌云遮住了一切阳光,什么前途也看不到,有思想、有尊严的人,有生命气息的独立个体,依然可以超越眼前的这些枷锁和辖制,凭着内心的光亮,洞察人类文明的奥秘,去仰望遥远的星空,思接未来,拥抱美好的观念,因为他心中有亮光,他自己心中的幽暗便被击破了。张九能说出这番话,超过了他的同时代人,包括写下《出身论》的遇罗克。他是那个时代的人权先驱,虽然迄今为止他还鲜为人知,但他在暗夜中发出的声音真有穿云透天而来的力量,可以穿过一切的黑暗,放射出挡不住的光亮。在20世纪中国人权史乃至中国思想史上,张九能这个名字都应该占据一页。

  张九能的“争取人权同盟”并没有建立,然而,1968年7、8月间,一次意外的事故他抽屉里的两篇草稿《目前的时局》、《积极行动起来为筹建人权同盟而努力》被搜出,他因此入狱。1969年12月12日,长沙市公安机关军管会(69)军公刑字第144号以反革命组织罪判处他死刑,缓刑两年执行。他在劳改期间“拒不认罪伏法”,1970年3月5日长沙市革委人保部、市公安机关军管会(70)军公刑第44号判处他死刑,立即执行。(150—151页)

  直到1981年,他的几个同案上诉,换来的说法是:“张九能阴谋组织反革命集团,企图上山为匪,已构成反革命罪,属于该判有期徒刑,但不够死刑罪,属于错杀。”三十岁的生命,“错杀”二字就可以轻飘飘了断,根源还是没有人权。张九能的两份原始判决书家属始终没有见过,那两篇致命的“反动文章”迄今也没有人看到过。很多年后,历经劫难、也曾以反革命罪被判二十年的陈秉祺再到长沙,问起张九能的几个侄子为何不为叔叔的平反申诉,他们异口同声:“我们的幺叔是英雄,人都没有了,平反有啥用?”其二嫂则说:“他上无老,下无小,有必要去费力?”(153页)确实,在张九能被杀的土地上,平反与否,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人权落地,人权,每个人的人权都有保障,那是在漆黑长夜中死得无声无息、如今仍沉埋在黑暗中的他真正在意的。

2014年2月19日

真历史:有关苏联(俄罗斯)的几个谎言

来源:微信圈

 

谎言一、苏联的解体是美国和平演变的结果

不错,二战结束后,为了遏制斯大林所代表的社会主义在全世界的燎原之势,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资本主义阵营在朝鲜、越南、中东、非洲等地与以苏联为代表的东方社会主义发生了激烈的代理人战争。在欧洲、古巴等地进行着严重的军事对抗。由于核武器的出现使现代战争很难使获胜方全身而退,所以为了全面战胜对手,美国除了与苏联进行热战、冷战之外,还实施了长期的和平演变战略。

和平演变战略又称超越遏制战略,由美国国会议员杜勒斯于1950年代初提出来的。按照尼克松的解释,和平演变是一种和平竞赛,即以各种非暴力方式向苏联民众输出西方思想与文化,在苏联民众接受了西方的思想与文化之后,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就会经由苏联人民自己的手发生和平变化,从而达到从内部瓦解苏联共产主义的目的。

应该说,苏联的最终解体,美国的和平演变战略肯定起了作用,但这种作用却绝非人们想象的那样大,因为:

1、苏联一直实行严格的新闻封锁政策,能够通过人员交流、报纸、电台、电视台接受到“美国文化教育”的人非常有限;而苏联的媒体对民众的思想灌输却是全面的每时每刻的。

2、在美国实施和平演变战略的同时,苏联人也没有闲着,他们不仅用平的方式向包括美国在内的全世界宣传共产主义理论,而且在许多国家直接或间接地组织武装斗争以图实现社会主义革命在这些国家的胜利。

既然美苏双方同时进行了意识形态的输出与斗争,为什么最终解体的是苏联而不是美国,最终灭亡的是苏联共产党而不是美国的民主党或共和党。

根据以上事实可以确信,苏联在与美国的竞争失败其根本的原因或者说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其自身的制度,而不是美国的和平演变。

美国希望苏联结束集权制度向美国的民主制度靠拢是事实,但美国不希望苏联解体也是事实。1991年,在苏联出现解体征兆的前夜,美国总统布什亲自到苏联给予戈尔巴乔夫以政治支持,同时,他于1991年8月1日赶到乌克兰并在乌克兰议会(最高苏维埃)发表演讲反对乌克兰独立。布什在乌克兰国会是这样警告乌克兰的独立者的:“美国支持自由,但是自由不等于独立。美国人民不会支持那些将远方的暴政换为当地专制的人,美国人民也不会帮助那些鼓吹基于民族仇恨的自杀性民族主义的人”。

现任俄共总书记久加诺夫曾经说过:苏联解体与苏共灭亡的原因有三个。即苏共对真理的垄断(对新闻与意识控制),对权力的垄断(即一党执政),对利益的垄断(即经济特权)。

俄罗斯第一副总理舒瓦诺夫在接受凤凰电视台记者采访时则认为人治与半计划半统治经济体制是导致苏联解体的重要因素。

当然,在苏联解体的进程中,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与新思维及其公开化运动无疑起了催化剂的作用,如何评价戈尔巴乔夫的这一作用,也许只有苏联人民才更有发言权。俄罗斯前总统、现任总理梅德韦杰夫于2011年3月2日在戈尔巴乔夫80岁生日时曾向戈尔巴乔夫授予俄罗斯最高荣誉勋章-对安得鲁勋章。梅德韦杰夫说:“我认为这是对您作为国家元首所做大量工作的恰当评价,您在特别复杂、特别艰难的时刻领导了我们国家。我们大家都清楚这一点。”“这也是对您领导的那个国家,我们大家的共同祖国——苏维埃联盟表示尊重的标志。

现任俄罗斯总统普京2006年3月2日在戈尔巴乔夫75岁生日时曾致电戈氏称:“您是影响当代世界历史进程的国务活动家之一,国际关系领域开始向开放政策过渡是与您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我指的是那些转折性变化,使我国在民主改革方面迈出了决定性的步伐。”

 

谎言二、苏联人民曾经生活在无比的幸福之中

1、 经济上1917年3月,原沙皇俄国发生二月革命,导致俄罗斯帝国解体,俄罗斯成立了临时政府。1917年11月7日布尔什维克发动武装起义推翻临时政府夺取政权,史称十月革命。列宁在十月革命胜利后改国号为苏维埃俄国简称苏俄。

苏联成立后发生了三次大饥荒,第一次发生于1921年。由于内战期间实行强制征粮,破坏了农村的生产力,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苏俄成立仅后不到三年,俄罗斯粮食产量下降了50%。这次大饥荒波及苏俄的17个省,这次大饥荒在少数地方持续时间在5年以上,因饥饿而死亡的人数在520万人,占当时人口总数1.6亿的3.25%。多地出现人吃人的现象。

第一次大饥荒出现后,苏俄政府由世界知名作家高尔基出面向世界发出救助。当时的美国国会专门拨款2000万美元用于购买粮食送往苏俄,苏俄政府并和美国救济总署签订援助协定,由美国救济总署通过其它非官方途径从全世界向筹集粮食送往苏俄。美国救济总署在苏俄聘请了1.6万人开展救济工作。这次大饥荒在1923年2月基本缓解。

事后,高尔基曾这样评价美国的救援:“在过去的一年中,你们从死亡中拯救了350万儿童,550万成人,…….在我所知道的全部人类受难史上,没有任何援助的规模和慷慨程度能和这次援助相提并论”。

从1929年开始,斯大林在苏联实行强制措施迫使农民加入集体农庄,并将农产品价格定得极低,其中粮食的收购价格仅相当于成本的13.2%,而国家出售给农民的粮食价格却高得惊人,这使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受到重创,粮食产量再次大幅下降。1932年到1933年,乌克兰、伏尔加河流域、黑土区、西伯利亚西部、哈萨克斯坦等苏联产粮区发生严重饥荒。这次大饥荒导致约800万人死亡,其中乌克兰人占多数。整个乌克兰有约四分之一的人被饥饿夺去了生命。人吃人的现象在这些地区再次发生。

1946年到1947年苏联发生了第三次性大饥荒,只是这次大饥荒民众不顾当局的镇压用盗窃粮食的方式应对饥荒,同时,此时的苏联已经允许农民们在其住宅周围耕作少量自留地,这样就使苏联历史上第三次大饥荒的死亡人数大大降低。

由于长期偏重对重工业、军工业的发展,苏联的轻工业一直很落后,日用商品处于长期的匮乏之中。人们常常为了购买一点日用品而在每天早晨五点钟起来排队。在苏联时期,长长的购买队伍是其独特的一道风景,这道风景反映了苏联食品与居民日用品供应能力的极度缺乏。

2、政治上1897年2月,俄国最后一位沙皇尼古拉二世对试图以暴力推翻其统治的列宁判处了三年流放西伯利亚的刑罚。沙皇给予流放犯人列宁的待遇是每月8卢布的津贴,这使列宁可以每天吃到牛奶、羊肉。沙皇并且允许列宁的夫人到流放地陪伴他,还允许列宁聘请了一个女仆为他做家务。三年之后,列宁养得结结实实地离开西伯利亚,随后又去了西欧。

1917年11月7日,俄国爆发由布尔什维克发动的十月革命,列宁在革命后成为俄国的领导人,根据列宁的命令,1918年7月16日,已经退位的沙皇尼古拉二世一家包括沙皇本人、妻子、仆人、四个女儿等总计11人被处决。而尼古拉二世生前没有处决过一名布尔什维克者。70年后的1998年,沙皇一家的遗体被隆重安葬在圣彼保的彼得.保罗赛教堂中。

自布尔什维克发动十月革命后,苏共内部的政治斗争就没有停止过。不同阶层、不同观点的人群之间的政治斗争在哪个国家都有,但象这种斗争象苏共内部的斗争那样残酷、血腥可能在人类史上找不到第二例,这些斗争包括:

1923年——1926年斯大林与托洛茨基的斗争。

1925年——1927年斯大林与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的斗争。

1928年——1929年斯大林与布哈林、李可夫的斗争。

1934年——1938年斯大林的大清洗运动

还有苏共在不同时期对农民、知识分子及一切持不同政见者的斗争。

 

根据前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雅科夫列夫所著《一杯苦酒——俄罗斯的布尔什维克主义与改革运动》一书的披露,整个20世纪的俄罗斯,由于战争、饥饿、镇压造成超过6000万人死亡,其中被政治镇压的人数达到1000万人。

即使那些幸存下来的俄罗斯人也长期生活于贫穷、饥饿、惊恐之中。在前苏联,无处不在的克格勃(早期称契卡)与严密的告密制度,使每一个人对自己说的每一句话、做得每一件事,交往的每一个人都要谨小慎微,稍不小心就有可能死于非命,因为你的儿女、父母、兄弟姐妹、同事、同学、战友、亲戚、朋友都可能向当局告密出卖你。巴甫列克.莫罗佐夫因为出卖自己的父亲而被苏联树立为英雄典型,这个英雄鼓励着人们的背叛与出卖行为。在前苏联,人们最怕深夜被人叫出门,因为一旦在深夜被人叫出去就可能永远回不来了。

1930年代大饥荒时期,一名饥饿难耐的儿童从地里挖出一粒土豆,还没有塞进就被枪毙了。

1928年苏联农村集体化期间,一切敢于抵抗集体化的农民不是被枪毙就是被关进监狱,尤其是在不同时期的征粮工作中,哪怕是隐匿了一点点粮食都会被判刑甚至枪毙。

1934年12月1日,列宁格勒州委书记盖.基洛夫遇刺身亡。斯大林利用此事件对党内各级干部进行极其残酷、血腥的清洗。这次清洗持续到1938年11月。大清洗期间仅斯大林个人就签署了681296人的枪毙命令。

在这次大清洗中,1917年10月革命时期的六位政治局委员4人被处死,托洛茨基被开除党籍后流亡墨西哥并最终被苏联间谍暗杀,这六位政治局委员中只有斯大林一个人幸存下来。从10月革命到1924年期间被选入政治局的七人中有4人被处死,1人自杀,只有莫洛托夫、米高扬幸存。

1936年到1939年,斯大林共逮捕了120万名党员,占当时党员总数的一半。1934年参加十七大的1966名代表中有1108人被逮捕并死于监狱中。1934年十七大选出的中央委员139个中央委员有89人被枪决。

苏联红军中5位元帅中的三位、9位海军上将中的8位、57位将军中的50位、186名师长中的154位、全部16位陆军政治委员、28位军政治委员在清洗中被处决。大清洗中,另有16.5万名东正教神父因传教被逮捕,其中10.6万人被处死

苏联远东地区的30万华人也在这次大清洗中被以各种方式全部折磨致死,一个不剩,其悲惨程度远甚于南京大屠杀。

在前苏联,人民没有言论自由,更遑论什么人格尊严,即使将对当局丝毫的不满显露出来就会招来杀身之祸。

在一个连食品及其它日常用品都长期缺乏的国家,老百姓还能有什么幸福,尤其是在苏联,除了斯大林,不管是普通百姓还是大小官员,他们的基本人权都无法保障,他们几乎长期生活于惊恐之中,他们随时可能因为政治迫害而死于非命,这样的国家除了苦难,人们还有什么幸福可言。在苏联,即使权力无边的斯大林本人其实也没有享受到什么幸福与快乐。斯大林为了维护自己的终身权力而作恶多端、杀人如麻,因此,他害怕别人的报复,他长期也与其它普通民众一样整日生活于惊恐与不安之中。斯大林甚至在用餐时必须当面有人先品尝他才敢吃。斯大林有病不敢看医生,因为他觉得每个医生都是暗藏的敌人或恐怖分子。1953年3月1日,斯大林突发脑溢血倒在地上、失去知觉、尿湿裤子4个小时无人救助,这样的人生活在世界上哪有什么幸福可言。

 

2、 文化上没有流行音乐,没有电影大片,没有言情小说。任何稍带娱乐、抒情、言情的文艺作品都会被当作资产阶级的腐朽东西而被禁止。这就是苏联时期的文化现状或文化生活。苏联的言论自由也受到严格的控制,没有出版自由,没有新闻自由,任何对政府的不满言论都有可能让自己身陷囹圄。1956年之前苏联的刑法甚至规定,任何提及苏联1930年代大饥荒的言论都会被视为犯罪行为并会被以“反革命罪”追究刑事责任。

生活在文化沙漠里的民众会有幸福与快乐吗,这一点相信中国人有切身的体会。文化大革命中的中国人只被允许看那九部样板戏,除此以外哪怕是听了一首流行音乐,读了一首言情小说都被追究责任,轻则批判教育,重则关进大牢。

 

三、苏联曾经是个繁荣、富裕、强盛的国家

如果说苏联曾经在军事上十分强大,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1980年代中期,苏联的武装军事力量尤其是核武器规模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第一军事强国。但如果因此就认为苏联是个繁荣、富裕、强盛的国家那就大错特错了。

苏联于1980年代中期在军事上超过美国是因为其将工业投资的85%用于重工业,而苏联时期的工业又有80%的生产能力与军事工业有关,其中莫斯科有50%的企业属于军事工业,圣彼得堡的这一比例则高达85%。如果今天的中国也将全部社会投资的85%用于重工业或者整个工业生产能力的80%用于服务军事,那么中国的整体军事实力也将很快接近美国。同样,如果当年的美国也将工业投资的85%用于重工业并将整个国家的工业生产能力的80%用于军工生产,那苏联的军事实力要达到美国的20%都不可能。

不错,苏联建立后,其工业化速度确实相当快,但这种发展速度是建立在对剥夺普通居民基本生活条件的基础上实现的,尤其是建立在对苏联各共和国农民的无情剥夺上实现的。在苏联,人们基本的日常生活所需用品、食品长期匮乏,居住条件得不到改善,文化生活、旅游等基本上与普通民众无缘。就如两户人家,每年的收入两家都差不多,但其中一家人不吃肉、不旅游、不买电器、不买时装,这户人家除了维持最基本的温饱外(有时甚至饭都吃不饱)其余的钱都用来搞建设建房子、修路,这户人家的建设肯定比另一户既要吃肉,又要旅游,还要买电器、买时装的人家的建设快许多。但这样一种建立在畸形经济结构与人民的饥饿、苦难基础上的发展对普通老百姓来说又有什么意义呢,这种一样发展其实与真正的繁荣、富裕、强盛相差十万八千里,这种畸形的经济结构与发展就如建在沙滩上的高层建筑,一有风吹草动就会倒塌。苏联的这种所谓强大带给普通民众的更多的是饥寒交迫与疾病、死亡。

秦始皇、斯大林、希特勒、萨达姆这样的独裁者穷兵黩武,其目的根本就不是为了什么国家,更不是为了什么信仰,而是为了满足其个人无节制的权力欲望,或者是为了他们称霸世界、统治世界的需要。

斯大林与希特勒忘记了一个朴素的真理,即社会经济的发展必须建立在经济结构的均衡之上才能持久,国家的统一必须建立在民众的自由与尊严之上才能稳固,国家的强盛必须以民众的富足为基础。他们根本就不懂这些真理或者虽然却为了个人的权力而无视这些真理,所以尽管他们建立的帝国曾经强盛一时,但最终都很快地灰飞烟灭了,就如二千多年前秦始皇的百万虎狼之师在秦始皇死后仅仅3年时间就消失得无影无踪。

苏联前总理雷日科夫曾说:我们监守自盗,行贿受贿,无论在报纸、新闻还是讲台上,都谎话连篇,我们一面沉溺于自己的谎言,一面为彼此佩戴奖章。所有人都这么干从上到下,从下到上。

俄罗斯前任总统、现任总理梅德韦杰夫在接受《消息报》的采访时说,过去苏联那种不顾人民死活的现代化、“给国家争面子的现代化”、“领导人对军事威力的崇拜的现代化”以及为了“炫耀帝国光荣的现代化”,所有要让民众成为所谓的“国家成功”的受害者的发展模式,都被实践证明是背离了人类文明的。

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晚唐文人杜牧在《阿房宫》是这样评论秦灭亡的。苏联的灭亡的根本原因是其制度与人性相悖,与人类的良知相悖。

 

四、苏联是个没有剥削、没有压迫、没有腐败、没有等级与特权的社会

苏联初期对农民个人持有的粮食进行强制性征收,政府武装征粮队常常将拒绝将粮食交给政府的农民关押甚至枪决。为了保证军队、政府、城市的粮食供应,征粮队甚至将农民的口粮、种子都强行拿走。

在1925年12月的第14次党的代表大会上,斯大林提出了国家工业化并优先发展重工业的主张,但由于当时的苏联极度缺乏资本,于是斯大林便提出了“贡税论”,即通过国家控制产品价格,人为扩大工业品与农产品的价格差对农民进行剥夺以便为国家工业建设积累资金。不仅如此,斯大林还提出了消灭富农的政策,即对在列宁新经济政策中富裕起来的农民实行全面剥夺,没收其所有的财产。

1929年到1933年的4年时间里,仅国家政治保卫局就逮捕了519000名富农,这些人都被送进了在荒无人烟的边远地区建立的富农村(实际上就是准集中营),其中的绝大多数人要么死在了遥远而寒冷的路途,要么死于饥饿的集中营。

由于国家将几乎全部的投资用于工业投资,使农村获得的国家建设资金极少,加之政府收购粮食的价格极低,常常不到粮食成本的50%,而国家征粮后返销给农民的价格又很贵,所以农民的生产积极性遭到严重的挫伤从而导致苏联成立后粮食产量一直达不到苏联成立前的水平,苏联以全世界最大的领土却养活不了其区区2亿左右的人口。

粮食产量上不去就更加增加了征粮的难度,并使政府与农民的对抗日益加剧。苏联初期,农民起义此起彼伏,最后,苏联政府动用毒气弹才将起义镇压下去。1921年8月22日仅驻坦波夫省的一个旅就向农民起义军发射了82枚毒气弹。坦波夫省由于这次镇压减少了三分之二的居民。即使到了1928年上半年仍发生了150多起农民暴动,1930年苏联仍发生了7576起农民骚乱,1945年有5757名集体农庄主席因为不配合政府征粮而被判刑,,1946年有5.3万农民因盗窃政府粮食而被追究刑事责任。

斯大林为了减轻粮食征粮的难度,最后决定建立由农村官僚控制的农庄,因为从农庄征收粮食比从每一个农户征收粮食其工作量要小得多,也容易得多。但是农庄从一开始就受到农民的抵制,即农民不愿意加入农庄。斯大林对于拒绝加入农庄的农民,轻的剥夺选举权,重的逮捕、判刑甚至枪决。据统计,苏联在整个农村集体化期间,有400到500万农民被枪杀或死亡各种残酷的奴役。苏联政府对俄国农民的剥削与压迫远甚于沙皇。

苏联官僚阶层的特权与腐败就更是触目惊心。法国作家罗曼.罗兰于1935年6月23日到7月21日对苏联进行了访问,他惊讶地发现连“伟大的无产阶级作家”高尔基也置身于深深的特权腐败之中。在金碧辉煌的别墅里,为高尔基服务者多达四五十人。她在《莫斯科日记》中是这样写的:“共产党的活跃成员利用特权代替金钱,这些特权确保他们能过上舒适的生活并拥有特殊地位,更不用说影响,他们利用影响为自己和自己亲属谋利益”。 斯大林的女儿斯维特兰娜.阿利卢耶娃在其《仅仅一年》一书中见证并描述了苏联高层领导们的奢华生活。“伏罗希洛夫、米高扬、莫洛托夫的住房和别墅摆满了地毯、高加索的金银器皿和贵重金属瓷器……他们的别墅变成富丽堂皇的大庄园,有花园、暖房、马厩,当然,这一切都是用国家的钱来维持和经营的。”

叶利钦在自传中说:“坐落在莫斯科河畔的那幢别墅,绿树环绕,面积很大,里面有花园,有运动和游乐场地。每间屋子都有卫兵守护,还有报警装置。就连我这个政治局候补委员,这样的级别,都配有3个厨师、3个服务员、1个清洁女工,还有1个花匠。”“关于我的别墅情况,我想另外再说几句……单从外面看这座别墅,你就会被它巨大的面积所惊呆。走进屋内,只见一个50多平方米的前厅,厅里有壁炉、大理石雕塑、橡木地板、地毯、枝形吊灯、豪华的家具。再向里走,一个房间、二个房间、三个房间、四个房间。每个房间都配有彩色电视机。这是一层楼的情况,这儿有一个相当大的带顶棚的玻璃凉台,还有一间放有台球桌的电影厅。我都弄不清楚到底有多少个洗脸间和浴室……我的一家人基本上是被惊呆了。”

“苏联各级官员的特权与腐败自斯大林时代就已经公开建立,斯大林公然将干部的特权腐败制度化、合法化。斯大林建立起了一整套保证领导干部层特权的制度。这个官僚特权阶层主要享有如下特权:(1)宅第权。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官员均有一处或几处别墅。凡是名胜地、风景区、海滨、避暑胜地,几乎全部被大小官员的别墅所占据。(2)特供权。各级党政机关均有特设的内部商店、餐厅、冷库等供应网络,按照官职大小、地位高低享受特殊供应。(3)特教权。凡是高级官员的子女,从幼儿园到大学均有培养他们的专门机构或保送入学的制度。高级军官的儿子则直接送军事院校培养。(4)特继权。官员特别是高级官员可以免费为自己的子女留下豪华住房和别墅,供他们终身享用。(5)特卫权。花在高级领导人身上的费用,达到无法核算的程度。(6)特支权。位居金字塔顶端的官员在国家银行有敞开户头,即户主可以不受限制随意提取款项的户头。”(济南日报2013年3月7日)

苏联在1930年代的大饥荒中饿死将近1000万人,即使如此,当时苏联特供的物质依然源源不断地供应着苏联的各级官员使他们继续着自己奢华的生活。

赫鲁晓夫1953年9月3日就任总书记之后曾经向苏联的这种特权与腐败进行宣战。在他的命令下,很多官僚特权被取消,如“信封制度”、免费早餐午餐、免费别墅、专用汽车等。官员们在斯大林时代的高薪也被大幅度砍削。但是,在没有制度保障与权贵觉悟的配合下,赫鲁晓夫孤军作战,最终被特权与腐败分子赶下了台。

丁朗父题画二首:夜雨孤灯图/松风清涧图

(一) 夜雨孤灯图

孤灯出茅舍,

隔雨照秋江。

遥听南飞雁,

有人深惆怅。

云起山外山,

夜歌闻江上。

 

Picture of the Solitary Light in a Rainy Night   
A solitary light get out the hut,

Cross rain,shines on the autumn river.

Listen tweets of wild-geese those flying to south
Someone deeply melancholy.

Clouds float  from mountains farther  mountains

Night song be heard on the river.

 

(二) 松风清涧图
   
   松风和清涧,
   隐月出云心。
   有人夜不寐,
   弹剑聆铁音。
   挑灯观古砚,
   带醉抚名琴。
   隔皮听凉血,
   犹自起涛声。

 

 A Pcture of Pines Wind Blend Green Vellay
   
  Pines Wind Blend Green Vellay

  Hidden moon rising from clouds.
  Someone insomnia in the night,
  Flick sword then listen the Iron sound.
  Observe carefully an ancient Ink stone under oil light,
  With a little tipsy,fondle a famous zithem.
   Listen his Cold blood across his skin,
   Still can surging waves as he was young.

斯大林凶残超越任何底线

林子明火眼金睛

  斯大林十六岁开始读《共产党宣言》,十八岁开始读《资本论》,二十二岁之后写出一系列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如《俄国社会民主党及其当前任务》、《无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政党》、《无政府主义还是社会主义》等。斯大林直至去世的前一年还在写《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斯大林堪称一生都在学马克思主义。1953年斯大林死后人们从他的住房、办公室、别墅清理出两万多册藏书,其中有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考茨基、普列汉诺夫、拉法格、卢森堡等人的全部理论著作,“许多书的字里行间和页边上都注满了斯大林的强调号、评论和批语……《列宁全集》第一版他不仅通读过,而且读过不止一次,有些卷里填满了着重号、加重号、惊叹号。从用笔的颜色看(红色、蓝色),他确实是反复地研读过这些著作” 〔1〕。苏联科学院院士E.瓦尔加告诉他的朋友,他每次去看斯大林时,总看到斯大林的桌上放着一本马克思的《资本论》〔2〕。
  谁能想到,如此重视理论学习的斯大林,人性之残竟越过了任何底线。斯大林在执政的二十年间平均每两年制造一起大冤狱。以绝对数字计,斯大林杀害的老一代革命者比沙皇政权加在一起还要多。原苏共持不同政见者(苏联解体后重新加入共产党)麦德维杰夫说:“我党和我们革命的任何一个敌人都没有能够给我们争取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事业带来比斯大林更大的危害。”〔3〕有人作过统计,苏共一大至十七大历届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总数共二百八十四人。除去大清洗 (1936~1939年)之前自然死亡的四十五人外,剩下二百三十九人中,被枪决或死于狱中的有一百八十八人,自杀的八人,被开除出中央委员会的二十二人,只有二十一人安度“中年”〔4〕。但是安度“中年”并不等于能安度晚年,因为斯大林在1952年又在紧锣密鼓地筹划新一轮清洗,即各种准备工作正在就绪,前奏曲“克里姆林宫医生案”已经奏响,贝利亚、伏罗希洛夫、莫洛托夫、米高扬、卡冈诺维奇都已被斯大林点名批判,正陷入极度的恐慌中(赫鲁晓夫不恐慌,因为十九大没点他的名)。如果不是斯大林在1953年3月突然去世,苏联社会不知又要降临什么样的腥风血雨。

  斯大林曾授意肃反机构枪决乌克兰的几百名民间歌唱艺人。这些民间艺人是民族文化的活化石。音乐家肖斯塔科维奇说:“每当他们枪决一个民间歌唱艺人或者走方说书的艺人,几百首伟大的音乐作品就和他一起消失了。”乌克兰的民间歌手都是盲人,他们的歌曲从来没有文字记录,得靠师徒代代相传才能将歌曲传下去,每一个盲人歌手都有自己独特的歌曲。斯大林是出于什么病态多疑要消灭这些盲人的?盲人难道会威胁他什么?只因当时农村正在开展集体化运动,富农作为一个阶级已经被消灭,一些“富农” 家庭在极“左”政策下绝了户。斯大林担心这些盲人歌手四处云游,唱的歌又哀哀戚戚的,谁知是不是在为富农鸣冤叫屈?“对盲人能有什么审查制度?既不能把一份经过修改和批准的歌词交给盲人,又不能给他下达书面指示。对盲人什么都得用嘴说……还是把他们枪毙了比较省事,于是他们就这样做了。”〔5〕
  斯大林曾下令枪决一万五千名波兰军官。德国侵略波兰时,波兰军队正在西线浴血抗敌,突然苏军从东线攻入波兰国土,与德军成夹攻之势。波兰军队本来就已不支,现在顿时溃不成军。最后波军选择退向苏联一侧,他们宁愿向苏军投降,也不愿向纳粹投降。苏联内务部奉斯大林指示对被俘波军进行“政治鉴别”工作,士兵们一群群被释放了,剩下一万五千名军官怎么办?按波兰人的看法,这一万五千名军官都是民族英雄。可是斯大林不这样看,由于波兰军官入伍前都是专业知识分子(这是波兰军队很特别之处),一万五千名军官等于一万五千名工程师、教师、技术员、农艺师、医生、会计师、作家……将这些人都释放了,将来肯定又会为波兰资产阶级政权服务(波兰流亡政府已经在伦敦成立了)。波兰资产阶级政府依靠他们,又会组建起一支军队来,这将是未来波兰人民政权的多大的麻烦?研究来考虑去,斯大林觉得还是统统枪毙比较省事,于是命令内务部在卡廷森林等地将他们秘密处死(每人后脑打一枪),再挖个大坑埋掉。半个世纪后,戈尔巴乔夫、叶利钦两次代表苏联政府因卡廷森林惨案向波兰人民表示诚挚道歉和深深忏悔。
  1990年1月30日,前苏联国家安全部副主席皮罗日夫在部务会议上称,根据现存档案材料统计:“从1930年到1953年,苏联全国有三百七十七万八千二百三十四人受到政治迫害,有七十八万六千零九十八人被处以极刑(遭枪杀)。”〔6〕
  执政二十多年,七十八万人被判死刑,数字并不高。我国一些学者据此得出结论:并不存在什么大清洗,所谓斯大林大肃反很大程度上被夸大了。然而,这些研究者忽视的一个基本事实是,苏联内务部留下的档案不能反映全部死亡人数。俄罗斯学者已经从不同角度阐述了这个问题(包括档案被销毁情况)。一个典型的例子是: 1934年联共(布)十七大代表一千九百六十六人中,有一千一百零八人因反革命罪被捕;他们绝大多数悲惨地死于集中营和监狱中。由于这些党代表不是直接死于被判的死刑,他们的死亡就不能进入七十八万这个数字中。类似的情况相当多,前苏联陆海军总政治部副主任沃尔科戈诺夫上将在担任苏联国防部军史研究所所长期间“有权查阅所有档案馆资料”。他说:“在1937和1938这悲惨的两年里,照我的看法,大约有三百五十万至四百五十万人遭到镇压,其中有六十万至八十万人死去是判了死刑的。此外,还有相当相当多的人并没有被‘法庭’判处死刑而是后来在劳改营和监狱中不明不白地死去的。”〔7〕
  数字没有声音,不论是四百五十万还是三百五十万(哪怕是七十八万),谁能听到“牵衣顿足拦道哭”?
  图哈切夫斯基的母亲在集中营既哭儿子,又哭媳妇。老人家还不知道,她的另外两个儿子也被枪决了。

  斯大林对每一个“政敌”的家庭都是采取斩草除根的方法,似乎从中发现了乐趣。加米涅夫被枪决后,接着是他的妻子、两个儿子(一个尚未成年)以及他的兄弟、弟媳妇被枪决〔8〕。托姆斯基(全苏工会主席)自杀后,他的妻子被捕入狱,三个孩子有两个被判死刑〔9〕。沃兹涅先斯基(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被处决,他的弟弟、姐妹也跟着全都被枪毙〔10〕。图哈切夫斯基的一家总计倒下了十个人——妻子、两个弟弟、三个妹夫被枪毙〔11〕,母亲和一个妹妹死于集中营,女儿(独生女)斯维特兰娜在少年监狱染上重疾,出狱不久就病死了。外甥女玛丽娜因缺乏亲人照料,很小年纪就患了肺结核,后来也病死了。三个妹妹、两个弟媳全被判刑,其中一个妹妹在集中营里蹲了十八年,1955年才获自由。侄儿安德列被敖德萨儿童保育院收养。这是一个专门收养“人民公敌”孩子(孤儿) 的保育院。卫国战争爆发后,这个保育院的五百多个孩子被疏散到恩格斯市,到达时只剩下一百二十个〔12〕……是什么深仇大恨需要让每一个“前战友”家破人亡?斯大林的残忍已经接近了人性恶的底线。
  因基洛夫一案列宁格勒州有三千二百多名党政干部被捕。基洛夫女秘书拉祖尔金娜原是三十岁的美丽妇女,从集中营获释后变成了白发苍苍的“祥林嫂”,牙齿全掉光了,两眼直愣愣的。她不管碰到什么人翻来覆去就是这段话:“我在集中营蹲了十九年……我的丈夫被枪毙了……我的两个孩子都死在卡拉干达儿童监狱。我到卡拉干达去过两次,仔细查过卷宗,没有找到什么线索,连张照片都没有留下……我的女儿叫卡金卡,儿子叫谢瓦……”〔13〕由于拉祖尔金娜已经呆傻,还把集中营看守唆使犯人们强奸她的事告诉给人听,赫鲁晓夫同情她的遭遇(拉祖尔金娜入党介绍人是克鲁普斯卡娅和斯塔索娃),后来让她当了苏共二十大代表。

  乌克兰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书记柯秀尔受尽严刑拷打,被处决前仍拒绝作假交代。“他的刽子手们把柯秀尔的十六岁的女儿带到审讯室,当着父亲的面把他的女儿强奸了。此后,柯秀尔就在所有‘交代’上签了字,可是他的女儿被放出来以后卧轨自杀了。”〔14〕
  为了使“犯人们”的精神更痛苦,斯大林在1935年想出一个举措——这个举措马克思、恩格斯知道一定要气昏过去。苏联政府在这一年颁布了一条新法律。该法律规定,十二岁以上(含十二岁)儿童犯偷窃等罪按成年人条例判罪,直至被判死刑(后来果然有许多起儿童枪毙案)。斯大林的这条法律是为即将开始的大清洗做准备的。他早预计到大逮捕浪潮之后必是儿童乞讨流浪潮,早颁布有关法律,可以做到有备无患。不过后来的事实证明他主要还是想利用小孩胁迫大人。斯大林正确预见到在即将开始的逮捕浪潮中,一些重要的“犯人”决不会轻易就范,有了这条法律(对儿童判死刑),就可以利用他们对儿孙的疼爱、牵挂之心,对其进行精神上和心理上的折磨,让他们愿认什么罪就认什么罪,要诬陷谁就诬陷谁。
  1936年至1938 年,苏联“许多大城市出现了这样一种可怕的现象:十至二十岁的青少年自杀的事件不断发生。其中就有许多是被清洗掉的人的子女。他们在自杀前还常常给斯大林寄信诉说惨情,但这些信被加注的评语都是:把这些青少年赶出莫斯科去,以免让外国记者和外宾看到这么多被抛弃街头的孤儿”〔15〕。
  布哈林、季诺维耶夫、皮达可夫(苏联重工业部副部长)、拉狄克(苏联《消息报》副主编)、叶戈罗夫(苏联元帅)、埃德曼(苏军上将、伏龙芝军事学院院长)、丘巴尔(苏联人民委员会副主席兼财政部长)、艾赫(苏联农业部部长)的年幼的孩子们(他们都已经成为孤儿)都被“格伯乌”(国家政治保卫局)收容了。
  这些孩子不断向苏共中央写申诉信已经让“上面”感到很头疼。“上面”经研究,最后决定将他们送交卡申科儿童精神病院暂时“托管”。该精神病院隶属“格伯乌”,“人民公敌”的孩子们在这里继续受到各种虐待。这些孩子经常因“违反院规”而遭到毒打,不少儿童在精神上受到了严重的摧残。著名记者帕尼佐夫斯基的孩子在“治疗”中被治疯了,皮达可夫的孩子因对参观团说“你们看到的都是假的”被毒打后转院送走,后来下落不明。最可怜的是布哈林的养子安德列.布哈林。十三岁的安德列在布哈林夫妇被捕时因拦救他们被保安人员打伤,送卡申科时身体非常衰弱。“ 当安德列得知他的养父已被枪决时,他在厕所里上了吊。这孩子已经预见到了他的早亡。”安德列决心去死的那天晚上把全体同伴叫来,向他们说了这样一段话:“ 我,反正是活不长的。如果你们当中有谁能够从这个罪恶的国家逃出去,要告诉所有、所有、所有的人,苏联是个什么样的国家,甚么是苏维埃政权……”〔16〕拉狄克的侄儿鲍利斯.索贝尔松的个人悲剧仅次于安德列.布哈林。鲍利斯.索贝尔松是个非常纯真的孩子,他在卡申科反复说要相信党和斯大林最终会了解我们的冤情的,“他提议给斯大林同志写一封详细的‘公开信’,另抄一份寄给《少年真理报》编辑部……”鲍利斯.索贝尔松在1957年获得平反,他收到平反通知书的第二天就自杀了

  如果悲剧只限于高级党政干部的家庭,那还不能证明斯大林人性已经变异。沃尔科戈诺夫说:“根据我在档案馆发现的一大堆并非总括性的而是‘中间的’数字,我作出如下的统计。在1929年到1933年间进行的农村‘革命 ’(注:指消灭富农运动和强迫集体化)中,农民付出了很大的代价,有八百五十万到九百万农民被镇压。……从1929年到1953年总共有一千九百五十万到二千二百万苏联公民成为斯大林镇压的牺牲品(不包括战争年代)。其中不少于三分之一的人被判处死刑或在劳改营和流放地死去。”〔18〕
  这些数字不包括由于1932年至1933年大饥荒所造成的农民大量死亡。
  这些数字不包括由于民族强迫迁徙而造成少数民族的大量死亡。

  斯大林是典型的“世界观完整、人性缺失”的例子。将斯大林这样的革命者推上最高领导层,对社会主义的损害极大。苏联红旗落地时没有人民挺身捍卫,车臣与俄罗斯的民族仇恨至今结成了死结,俄罗斯转型期大部分国有资产被寡头们瓜分了,俄罗斯的新纳粹人数居全世界第一位,许多前共青团员成了新纳粹……凡此种种,据说都是戈尔巴乔夫、叶利钦的错。这说不通——这些恶果的种子在斯大林时期已经埋下了。

名词解释

名词解释

蝴蝶效应、青蛙现象、鳄鱼法则、鲇鱼效应、羊群效应、刺猬法则、手表定律、破窗理论、二八定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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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蝴蝶效应:

上个世纪70年代,美国一个名叫洛伦兹的气象学家在解释空气系统理论时说,亚马逊雨林一只蝴蝶翅膀偶尔振动,也许两周后就会引起美国得克萨斯州的一场龙卷风。 

蝴蝶效应是说,初始条件十分微小的变化经过不断放大,对其未来状态会造成极其巨大的差别。有些小事可以糊涂,有些小事如经系统放大,则对一个组织、一个国家来说是很重要的,就不能糊涂。

 

2、青蛙现象:

把一只青蛙直接放进热水锅里,由于它对不良环境的反应十分敏感,就会迅速跳出锅外。如果把一个青蛙放进冷水锅里,慢慢地加温,青蛙并不会立即跳出锅外,水温逐渐提高的最终结局是青蛙被煮死了,因为等水温高到青蛙无法忍受时,它已经来不及、或者说是没有能力跳出锅外了。

青蛙现象告诉我们,一些突变事件,往往容易引起人们的警觉,而易致人于死地的却是在自我感觉良好的情况下,对实际情况的逐渐恶化,没有清醒的察觉。

 

3、鳄鱼法则:

其原意是假定一只鳄鱼咬住你的脚,如果你用手去试图挣脱你的脚,鳄鱼便会同时咬住你的脚与手。你愈挣扎,就被咬住得越多。所以,万一鳄鱼咬住你的脚,你唯一的办法就是牺牲一只脚。

譬如在股市中,鳄鱼法则就是:当你发现自己的交易背离了市场的方向,必须立即止损,不得有任何延误,不得存有任何侥幸。

 

4、鲇鱼效应:

以前,沙丁鱼在运输过程中成活率很低。后有人发现,若在沙丁鱼中放一条鲇鱼,情况却有所改观,成活率会大大提高。这是何故呢?

原来鲇鱼在到了一个陌生的环境后,就会“性情急躁”,四处乱游,这对于大量好静的沙丁鱼来说,无疑起到了搅拌作用;而沙丁鱼发现多了这样一个“异已分子”,自然也很紧张,加速游动。这样沙丁鱼缺氧的问题就迎刃而解了,沙丁鱼也就不会死了。

 

5、羊群效应:

头羊往哪里走,后面的羊就跟着往哪里走。

羊群效应最早是股票投资中的一个术语,主要是指投资者在交易过程中存在学习与模仿现象,“有样学样”,盲目效仿别人,从而导致他们在某段时期内买卖相同的股票。

 

6、刺猬法则:

两只困倦的刺猬,由于寒冷而拥在一起。可因为各自身上都长着刺,于是它们离开了一段距离,但又冷得受不了,于是凑到一起。几经折腾,两只刺猬终于找到一个合适的距离:既能互相获得对方的温暖而又不至于被扎。 

刺猬法则主要是指人际交往中的“心理距离效应”。

 

7、手表定律:

手表定律是指一个人有一只表时,可以知道现在是几点钟,而当他同时拥有两只时却无法确定。两只表并不能告诉一个人更准确的时间,反而会使看表的人失去对准确时间的信心。

手表定律在企业管理方面给我们一种非常直观的启发,就是对同一个人或同一个组织不能同时采用两种不同的方法,不能同时设置两个不同的目标,甚至每一个人不能由两个人来同时指挥,否则将使这个企业或者个人无所适从。

 

8、破窗理论:

一个房子如果窗户破了,没有人去修补,隔不久,其它的窗户也会莫名其妙地被人打破;一面墙,如果出现一些涂鸦没有被清洗掉,很快的,墙上就布满了乱七八糟、不堪入目的东西;一个很干净的地方,人们不好意思丢垃圾,但是一旦地上有垃圾出现之后,人就会毫不犹疑地抛,丝毫不觉羞愧。

 

9、二八定律(巴莱多定律):

19世纪末20世纪初意大利的经济学家巴莱多认为,在任何一组东西中,最重要的只占其中一小部分,约20%,其余80%尽管是多数,却是次要的。社会约80%的财富集中在20%的人手里,而80%的人只拥有20%的社会财富。这种统计的不平衡性在社会、经济及生活中无处不在,这就是二八法则。

二八法则告诉我们,不要平均地分析、处理和看待问题,企业经营和管理中要抓住关键的少数;要找出那些能给企业带来80%利润、总量却仅占20%的关键客户,加强服务,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企业领导人要对工作认真分类分析,要把主要精力花在解决主要问题、抓主要项目上。

 

10、木桶理论:

组成木桶的木板如果长短不齐,那么木桶的盛水量不是取决于最长的那一块木板,而是取决于最短的那一块木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