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告称三千高干子女拥资二万亿

网传,近日国务院研究室、中央党校研究室、中国社会科学院等部门一份关于中国社会经济状况的调查报告出炉了。该《报告》较详细的披露了社会不同阶层的经济收入,其中列出城市高、中级公务员收入已经超过西方欧美发达国家公务员收入及中产阶层收入。

该报告称: 高干子女掌控五大经济部门《报告》表明:在金融、外贸、国土开发、大型工程、证券五大领域中担任主要职务的,百分之八十五至百分之九十都是高干子女,实际上已经形成了官僚资产阶级。

《报告》披露:至2006年三月底,内地私人拥有资产(不括在境外和外国的资产)超过5000万以上的有27310人;超过亿元以上的有3220人。这超过亿元以上者有2932人是高干子女。他们拥有资产二万零四百五十亿元。主要集中在以下八省市:广东省1566人,浙江省462人,上海市225人,北京市195人,江苏省173人,山东省141人,福建省92人,遼宁省79人。

广东省十二家大地产商都是高干子弟。其父包括前中央政治局委员、人大副主任、政协主席和省长等; 上海市十家大地产商有九家是高干子弟为老板。十五家工程建筑承包商除两家属于外企外,十三家都是高干子弟; 江苏省有二十二家大地产商、十五家工程建筑承包商,清一色的由高干子弟操控。其父亲包括现职副省长、省人大副主任、前省委副书记、前省法院院长等。

 

最强陆军屯东南,用兵方向唯台湾

网文仅供参考

 

陆媒多篇报道称,中国利用了中美南海对立等中国面临的国际环境恶化的“外部压力”,查处了军队内部贪腐的大人物,加速推进军改。

 共军五大战区成立,其中东部战区的陆军机关设在福建省福州市,且该战区陆军序列排名第一。这引发台媒的高度关注,认为大陆此举针对台湾的意味浓厚。

新成立的东部战区陆军,整合东部陆军精锐力量,列装远程火箭炮、重型反坦克导弹、陆航直升机等新式装备,云集陆军最先进武器。

日媒报道称,中国这场以建设“能打仗、打胜仗”军队为目标的改革,会增加日本在安全保障方面的担忧。但另一方面,由于中国加强了对军队的统一指挥,也有助于避免出现偶发冲突和军队失控的情况。

五大的战略方向统一的指挥区内的武装力量,除了原来的陆军以外当然包括海军、空军部队、火箭军部队还包括战略支援部队。中国大陆的这一次改革提到一句话被多次的提到,叫做战区主战,军种主建,这到底什么意思?就是军种,自己的军种主要负责自己军种的重点的建设和装备的建设,包括像是陆军比如说南京军区原来下辖有解放军的第一集团军,第十二集团军,第三十一集团军,而这些集团军未来的建设和规模包括装备和主要的建设,是由陆军总部来规划,但是这些军队在战区上属于东部军区,所以在战区当中的联合演习甚至要打仗,全部是由东部军区来节制。补充一个最新的情报显示呢,东部军区原来重点都在南京方向,而现在日本披露说东部军区的陆军指挥总部放到了福州,从南京到福州让台湾大为的紧张,认为中国大陆未来的东部战区指明的方向针对台海。而且东部战区呢未来它的重点放在福州的话,陆军总部已经有相应的陆军两栖部队,两栖重装装甲部队登陆部队都已经放在了福建,这是一个状态就调整之后,确实为了准备打仗。

台媒报道称,东部战区与此前专指对台南京军区的辖区相同,司令部驻于南京,控管原南京军区的东海舰队、空军、火箭军、武警。并领导和指挥江苏、浙江、安徽、福建、江西五省和上海市的所属武装力量全部组建完成,其中东部战区陆军在序列中排名第一,机关位于福州,但战区总部设在南京。

对此,台军事分析家梁国栋2月3日接受“中央社”记者访问时说,东部战区面向太平洋,解放军因应的问题有美国在区域内的军事岛链,以及与日本在钓鱼台列屿上的争议。在这个区域内需要用到陆军的话,相信就只有台湾。他指出,在解放军整改前,南京军区下属的31军就很有针对台湾的味道。梁国栋的这个分析被多家台媒转载。

他认为,陆军机关设在福州,可以完全按照台海情况训练陆军,一旦遇上战事,即可投入使用,而较北的第1军也可以南下支援。他说,31集团军拥有陆军、直升机团、两栖装甲车和登陆舰等,都是为登陆攻击作准备。除了陆军外,梁国栋认为,台海一旦有事,解放军东海舰队在舟山群岛的的军舰也会加入支援。

在指挥人员及装备上,旺报注意到,陆军司令员李作成将军旗授予东部战区陆军司令员秦卫江、政委廖可铎。报道称,出任东部战区陆军机关首任司令员和政委的南京军区前副司令员秦卫江及天津警备区前政委廖可铎,都是从北京军区培养的高级将领。

报道称,秦卫江父是原国防部前部长秦基伟。胞弟秦天在此次军改中,由军事科学院副院长调任武警参谋长。二人是解放军现役大军区级将领中唯一的“兄弟档”,现都履任一线要职。而廖可铎此前一直在北京军区任职。曾任北京军区政治部组织部部长、第38集团军政治部主任、北京军区政治部副主任、天津警备区政委。

陆媒还公开炫耀东风26中程导弹可达18马赫,美军反导系统将“漏洞百出”。还援引“美国军事情报专家”的话:“美国海军过去几十年在任何地点不受威胁地发起攻击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意指美国“介入”将蒙受重大损失。陆媒还转述美国智库专家预测“钓鱼岛开战日本支撑不了五天”,其实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日本支撑不了五天,台湾能支撑几天?

此一轮媒体攻势,刀光剑影,文攻武吓,言行并举,似为新年不祥之兆。

沈迈克:关于中共中央调查部的历史考察

2016-01-31 海外汉学研究

网文转载

 

  大约30年前,在中国驻斯德哥尔摩大使馆举行的一次招待会上,我和两位资深的中国外交官有过一次交谈。当时我正在酝酿以中国的“大跃进”为题材的博士论文。交谈中我提到,最近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外的材料里我偶然看到有一个名叫中国共产党中央调查部(以下简称中调部)的机构,可我在《人民日报》上从来没有看到过这个机构,所以请他们证实一下,这个神秘机构过去或者现在存在过吗?他们抱歉地说不能证实,对这个机构也一无所知。

  和我交谈的这两位外交官对中调部当然非常熟悉,但当时这是国家机密,对于一个好奇的瑞典博士生的询问,他们只能讳莫如深。毕竟这是一个和英国秘密情报局相当的中国机构。就算是在英国,也只是到了1994年3月《情报法》(即《政府情报公开实施报告》及其《解释方针》——译者注)颁布以后英国政府才正式承认英国秘密情报局这个机构的存在。换言之,如果20世纪80年代初我问两位英国外交官是否有军情六处这个机构存在,他们同样也会否认。这是因为我的学术好奇心和国家机密相冲突。  几年后,我看到有关中国的资料里出现了中调部这个名称。1983年它变成了国家安全部,中调部作为一个独立的机构已经成为历史,于是我决定利用能见到的来自中国的零散资料撰写一份中调部简史。

中调部的前身  

中调部并不是某些二手材料所说的那样在20世纪40年代末就已经组建,而且它的前身也并不是有些人所说的中国共产党中央社会工作部。中调部成立于1955年,此前它经历过一个不短的过渡期。新中国成立前夕,中央社会工作部撤销。1949年以后整整6年,无论是军事情报部门还是地方(政治)情报部门,都由中国人民解放军来管理。撤销后的中央社会部的一些部门于1955年组成中调部,但从1950~1955年,它的名称是中央军委联络部。这一时期负责情报工作的是周恩来,他是中国共产党秘密情报活动的发起人,从一开始就坚持在所有形式的情报(人事情报、技术情报、战术情报、战略情报)工作中投入较大资源。他认为,只要阶级斗争存在一天,情报工作和安全工作就十分重要。1950年4月1日,他又重申:“要战胜敌人,非有情报工作不可。”  在周恩来的指导下,1949~1955年中国的情报机构经历了很大变化,这种变化较好地适应了当时复杂多变的环境。20世纪70年代,英国一位著名记者兼学者提到朝鲜战争带来的重大影响时认为,朝鲜战争“迫使共产党加速建设中国的秘密情报队伍。通常情况下需要10年才能完成的工作被压缩到2~3年匆匆完成,所以,在组织方面不可避免地犯了一些错误”。不过,现在看来,当时还不稳定的苏联情报机构在决定新中国的情报机构如何组建方面可能也起了作用。俄罗斯情报史专家克里斯托弗·安德鲁和瓦西里·米特罗钦称,20世纪40年代末,苏联的对外情报机构处于“混乱”状态。当时正是情报委员会时期,该委员会试图把苏联国家安全部外国情报局和苏联军事情报局归并到一起,但这次改组的目标没有完全实现,委员会建立一年后便出现问题,于1951年下半年撤销。因为来自莫斯科情报委员会的高级顾问们(他们形式上归苏联大使馆管辖,实际上直属莫斯科)积极参与帮助中国建立情报机构,所以,这一时期他们给中国提出的建议现在看来可能同样是“混乱”的。  1949年,在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期间,周恩来于7月8日和9日主持了中共中央汇报会议,商讨情报、公安两个部门的组建等问题。7月11日,周恩来同意中共华北局提出的建议,将华北局社会部并入中央社会部。后来的结果表明,这是撤销当时已有的最高机构的开始,因为中共中央及中央军委8月9日在给各解放区中央局及分局的电报中指出:“为了分工,以便更好地建设我们的保卫与情报工作,决定取消中央社会部,另成立情报、公安两部(中央政府成立时,为政府的情报、公安两部)。”该计划后来只实施了一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央人民政府公安部成立后,中央社会部的保卫工作确实移交了,但列入计划的情报部却没有成立。  

1949年10月11日,李克农被任命为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总参谋部情报部部长(他公开的身份是外交部副部长)。此前,从1948年5月起他一直是社会部的负责人,先是担任代理部长,后任部长。1949年后,中央军委在各地成立了“开展国际情报工作的专门机构”。李克农直接向周恩来汇报工作,这一时期担任李克农助手的是罗青长。1955年中调部成立后,罗青长担任秘书长,1983年从中调部最后一任部长位置上退休。他与周恩关系密切,1954年兼任周恩来办公室副主任,负责情报工作。  

从目前的资料中无法勾勒出1949~1950年冬天这段机构调整期,后来的调查部和此时军委的情报部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历史研究者可以根据现有资料确定军委情报部何时成立,谁是领导人,但对于调查部,现有资料都语焉不详。从一份有关罗青长职务的准官方列表看,有一个时期,这两个单位实际上是一体的,罗青长同时担任军委的情报部一局局长和联络部一局局长,1950年底担任联络部高层领导职务的人员中有后来任中调部主要领导的邹大鹏、马次青和冯铉。  

1950年是中国高层情报官员总结过去、规划未来的一年。李克农曾撰写中共情报活动的(不公开的)官方历史,这样做的目的是“促进新中国情报工作的政治和业务发展”。而其同事则对中央社会部的政策和业务构架进行评审,使之适应新环境的需要。在这种背景下,向国外派遣情报人员是需要解决的众多敏感问题中的一个。它已经不单纯是由一个革命政治组织(中国共产党)派遣,从事实和法理上是由中国政府派遣。1950年4月召开的情报工作会议对国家最初的一些情报政策达成了一致意见。会前,在1月底召开的第4次东北公安工作会议上,对于大力开展境外情报工作指出:“必须建立反奸情报派遣工作。因此东北公安部、辽东、辽西省厅、沈阳、旅大公安局,应物色具有派遣条件的我之干部或可靠关系,以及个别向我秘密自首并能掌握而有适于派遣的党特分子,加以秘密训练,派遣出去。其工作任务:主要是以设法打入蒋、美、英、朝、日本特务机关内部,侦察其敌特活动情况、阴谋计划和向我区派遣人员的线索等情报。但这种派遣,必须精干隐蔽,长期打算,单线领导,不要滥竽充数,不准发展关系。但对其中利用分子,应时刻警惕,防范敌人的反间阴谋。”  

当时情报工作(特别是国外情报工作)的总体政策是什么?1950年4月1日,周恩来指出,情报工作要从单纯的军事情报向军事和政治情报转变,还需要增加经济情报,科技情报还没有搞,要开辟国外的情报工作。情报工作的目的不是为了输出革命,完全是为了主动防御。10月,公安部部长罗瑞卿在与副部长罗奇清和政保局局长陈龙谈话时指出:“中国进行国外情报工作的原则和帝国主义分子不同,我们的目的是了解敌人针对我方的阴谋。我们的目的是防御,是积极防御。只有了解对方,才能更好地保护自己。”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一年后,周恩来等人设想的情报工作就总体而言仍处于初始阶段。1950年11月1日,中共中央在一份电报中指出:“各地情报部门业务干部量少质差,主动不够,尚影响工作开展。”李克农要求在多方面做出改进。这些改进最终促成了1955年中调部的成立。  

1950年12月10日,军事情报、技术情报和政治情报正式划归新设立的机构——总情报部负责,由李克农任部长,直属中共中央而不是由总参谋部管辖。这种组织形式有助于横向协调,但对于提高获得情报的能力帮助不大。1953年1月29日,总情报部撤销,李克农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并继续分管联络部的工作。他一直患心脏病,此时病情加重,3月5日在毛泽东的指示下离岗治疗。1954年春,由谁通过什么渠道给联络部提供经费出现了争论,这个问题通过中共中央直属机关供给部部长邓典桃与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磋商得以解决。这是源于1954年中共中央对各直属机关的“预算外资金”进行规范管理。1954年秋,机构改革的时机成熟了。
1955年中调部成立  

2001年,《杨尚昆日记》出版之前,外国学术界对于中调部成立的确切情况几乎一无所知。对于它的成立时间和成立经过,汉学家和情报史专家们只能猜测。杨尚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14年中一直担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有了他日记中提供的信息,我们终于可以勾勒出一个大概的时间轮廓。  1

955年2月23日,联络部的罗青长、邹大鹏和马次青拜访杨尚昆,毛诚陪同前往,商谈联络部的“归宿”问题,他们表示愿意回到党的系统中来,称这是“群众的一种情绪”。28日,杨尚昆找到李克农,和他谈联络部(在日记中称之为“政情部”)归属单位的问题。李克农的意见是放在党的组织内为好,可成立一个部,名称可以叫做调查研究部。周恩来倾向于让李克农兼任这个新部的负责人,以便统一管理,并且要经书记处讨论后再决定。  

3月4日,在周恩来的办公室举行了一个会议,出席者有周恩来、杨尚昆、粟裕、李克农、罗青长等。会议决定把联络部中的军事情报单位划归中央军委,在党内成立一个调查部,仍由李克农兼任部长,由周恩来当晚提交给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批准。晚上8点在刘少奇的办公室召开了书记处会议,讨论持续到3月5日凌晨1点30分,中央书记处批准了周恩来起草的文件并报告了毛泽东。毛泽东什么时候批准这份文件现在还不得而知,但4月8日,杨尚昆在他的日记中提到“中央和主席已批准成立中央调查部”。一份资料中称:“1955年6月20日,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决定把原属总参谋部的联络部归由中央书记处直接领导,起名为‘中央调查部’。”李克农的儿子称:“1955年7月,总参联络部调整为中共中央调查部,由我父亲兼任部长。”  中调部的日常工作由李克农与杨尚昆联系,重大事情则要请示邓小平。《杨尚昆日记》中1956~1958年的记录不太完整,从1959年开始,《杨尚昆日记》中有他和孔原频繁定期会面的记载。1962年11月,即李克农去世9个月后,孔原正式接任中调部部长。  

关于中调部组织结构的情况我们所知甚少,只知道它有一个秘书处,下属几个局。从新华社发布的肖赤(1911~2006)的讣告中我们知道中调部曾经有一个管理局,肖赤曾经担任局长。根据抗大一名毕业生从中调部联络局局长的职位退休这一点,我们认为,这些局的分工是职能性的。除了数量不明的局之外,中调部还有一个对台办公室,这一点在杨荫东的简介中有所透露。1955年,中共中央成立了对台工作组和对台办公室,“对台办设在中央调查部,主任由周总理办公室主任兼,杨荫东负责具体工作。”  中调部在一些省和大城市建立了自己的常设或非常设机构。例如,1955年8月,中共广东省和云南省委员会根据中央的决定分别建立了调查部,它既隶属于省委又隶属于中调部。广东省调查部“文化大革命”(以下简称“文革”)期间及以后一直存在。中共云南省委调查部负责对外调查,但于1957年6月被撤销。中共上海市委调查部1955年6月成立。山东省调查部1978年12月成立,当时它的编制是48名干部,由4个处室组成。只有河南省从来没有成立过调查部。  

中调部的情报一般呈送给中国共产党、政府和军队的决策者。《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中曾提到毛泽东阅读中调部1965年7月30日编印的第872号《调查通报》,即关于一位台湾人士谈李宗仁回国的问题。决策者有时也会有选择地把一些情报扩大阅读范围,不过仍限于高层。1958年11月4日美国议会选举刚刚结束(这次选举中,共和党失去很多席位),毛泽东便批示把中调部对美国议会选举及其结果的分析在八届六中全会印发。这次全会由毛泽东主持,出席会议的有166名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以及“中央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各省、直辖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毛泽东给中调部的分析加了一个标题《美国政治气氛向好的方面发展》,他还加了个人评语,称这个分析“很有意思”。
中调部的活动  中调部总体框架建立之后,其日常活动和政策必须十分慎重。这不是一项简单的工作。杨尚昆在日记中写道:“这样的工作很不好搞,必须仔细、仔细又仔细,而且注意经常提请中央决定。”许多重要事项是在1955年12月由中调部主持召开的第二次政治情报工作会议上决定或同意的,毛泽东和刘少奇都为会议题了词。毛泽东12月6日的题词是:“实事求是,努力工作”。刘少奇12月8日的题词是:“总结经验,改进工作,争取反帝国主义斗争的更大胜利,保卫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24日,周恩来接见与会代表并发表讲话,赞扬他们为“巩固人民民主专政发挥了重要作用”,他进而强调:“这样一条路线的重要环节就是怎样争取国际和平。争取和平,越持久越好。我们要利用这个和平时间,更多、更快、更好、更省地来建设我们的国家,使我们的国家更强大、更富强。”后来也召开过同样的会议。如1959年2~3月,中调部召开了全国情报工作会议,2月26日,邓小平、彭真和杨尚昆接见了调查部工作会议的外国工作同志。  

保密是中调部最为关心的问题,20世纪50年代,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内部出版的《国家机关党派团体负责人名单汇编》中,既没有提到中调部的名字,也没有提到其主要领导人。其他信息则非常丰富,列出了中央和省一级政府机构、政党(中国共产党和民主党派)、群众团体、主要大学和研究机构等的名称和主要领导。在党的内部交流材料中,如果材料的阅读者超出了“知密范围”但又必须提到中调部时,则使用暗语。1965年9月27日在中共中央组织部发布的一份文件中,其他党委使用的是明确的名称,而中调部则代之以“在西苑的机关党委”。西苑是指中调部所在地北京海淀区西苑100号。  

中调部的保密工作从总体上看是很有成效的。在罗纳德·W·克莱恩和安妮·B·克拉克编于20世纪60年代的《中国共产主义传记词典》(该词典主要以美国驻香港总领事馆的公开信息资料为基础编成)中,认为李克农和邹大鹏是从事“情报工作”的人,孔原被说成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最重要的外贸专家之一”。  

在香港,中调部驻港人员有时会在中国大型贸易公司名义上担任一些职务。鉴于其工作性质是“调查”,他们用得最多的掩护身份可能是记者。用记者身份作为掩护在中调部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就已经存在,成立于1948年12月的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在它的章程中已经认可了这种做法。吴冷西指出,“在许多其他分社,新华社记者均接受调查部及使馆调查组指定的一定任务。几年来,这方面的工作是必要的,有成绩的,应当加以总结。一方面新华社记者如果充分运用职业上的便利,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协助调查部的工作,因为记者有很大可能通过自己的活动取得有价值的情报,这和调查部的要求是一致的。但是,在另一方面,记者不同于秘密情报人员,他的活动基本上是采取公开的、合法的形式。在给予情报任务时,应当充分利用记者活动的这一特点,而不宜把他当作秘密情报人员使用。记者必须和专业调查人员在方式方法上区别开来。某些工作方式,例如出面联系对象等,由记者出面就不合适,因如一旦泄露不仅不能立足,而且势将给新华社的国际影响带来损失”。如果发现新华社记者从事“与他们身份不符的活动”,外国政府或殖民地政府会用各种方式予以报复。在香港,因为新华社的特殊地位,这种斗争一直没有停止过。比如,公安部在1960年披露的一份内部材料中就提到港英当局“今年以来,因怀疑是我地下工作人员逮捕了4个人。目前被侦察监视的有87人,其中包括梁威林、祁峰等同志和费彝民等人”。1963年,新华社驻布拉格办事处(这是新华社在欧洲建立的第一个驻外机构,比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还早一年)被捷克当局勒令关闭,因为“被指控从事间谍活动”。  

一位英国作家把新华社的情报活动描述为是“谨慎的,常常是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进行,而且总是低调”,他甚至援引伦敦一位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的话称:“中国在英国没有任何情报网络。”新华社驻伦敦记者站正式建于1956年7月,驻开罗记者站建于1956年12月,驻巴黎记者站建于1957年7月(这是中国第一次在没有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设记者站)。在日本,新华社的记者站直到1964年9月才建立。有人可能认为,中调部和新华社之间十分密切,为了避免这种误解,吴冷西曾建议在新华社与中调部之间建立某种管理机制,他指出:“中央调查部过去在记者中的工作部署和经验我们均不详知,建议中央调查部考虑总结这一方面的工作,就如何运用记者的便利条件充实调查工作得出有益的经验,同时就记者工作中哪些调查方式是不宜运用的作出规定,这对于记者今后加强和提高这方面的工作,同时避免可能遭到的损失,是有必要的。”  

中共中央外事组对吴冷西建议的具体反应不得而知,但似乎从原则上是赞成的。1961年秋,杨尚昆在与孔原等研究后决定再召开一次全国情报工作会议,与会人员来自中调部、公安部、外交部、解放军军事情报部、解放军总政治部、国务院外事办公室和华侨事务委员会等。10月20日,杨尚昆和一些与会代表商讨了如何整顿情报工作的问题和各系统的分工、合作问题。  

中调部和外交部之间关系的性质尚不清楚。20世纪70年代,外国研究者对中国和苏联的情报机构进行比较之后做出的估计是:“中国谨慎得多”,“只安排大使馆少数主要官员进行这项工作,而且不是在每个国家首都都开展”。
中调部的发展、演变  

中调部的预算是高度保密的,但它受到中国总体经济发展的影响这一点则不是秘密。“大跃进”时期,中国的经济遭到严重破坏,财政和贸易办公室1962年3月25日建议,作为挽救措施之一,国家开支将减少31亿元。中调部的工作因此受到直接影响。4月4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召开中调部、国家科委和中共中央联络部紧急会议,“谈压缩非贸易外汇问题”。杨尚昆在日记中写道,大家都热烈拥护压缩,“各单位自报压缩数目不小,收获较大。”  

1964年,中国经济明显开始好转,在外交事务和国际关系方面提出了多项工作建议,得到了中共中央的支持。这些建议许多都源于中央外事小组和中宣部1963年底撰写的一份报告,即呼吁积极开展研究外国的工作。毛泽东在文件的批语开头一句是:“这个文件很好”(他还专门提出中国要多研究世界主要宗教)。  

其中一项直接影响中调部的建议是改善和扩大语言培训计划。在海外从事情报工作毫无疑问需要懂外语,而且对情报进行分析也要懂外语。1955年建立之初,中调部就从它的前身中央联络部接手了一所学校。该校的前身是外交知识和外交事务培训班,这个班是李克农根据周恩来和他的助手阎宝航的要求,于1949~1950年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首批驻外大使和高级外交官开办的。第一批学员大多任职于外交部,有些人后来担任了中调部的领导。20世纪50年代,这所学校名为“外事干部学校”,1961年更名为“外交学院分院”,并第一次扩大规模。1964年春,中共中央宣布,未来几年急需大量懂外语的干部,“以便利用世界先进科技加快我国社会主义建设”,需要提高情报人员的质量和数量,因此,中调部再次扩大规模,“把现有的干部学校改为一所外语学院”的建议也得到批准。1965年,国际关系学院成立。  

中调部部长孔原是参加1966年5月政治局扩大会议的中央候补委员之一。这次极其重要的会议出台了所谓的《五一六通知》,标志着揪出文件所称的“混进党内、政府内和军队内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运动在全国范围内全面展开。  

1966年夏,国际关系学院的学生和员工在学校管理及政治问题上产生了派系分歧。当分歧可能影响到中调部的工作时,邓小平和李富春前往学院视察,很快平息了纷争。但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之后不久,邓小平被认为“走资本主义道路”而受到批判,他把中调部的管理权交给了康生。康生接手之后,中调部的日常工作表面上仍然一如往常,但在1966年12月6日的中共中央常委会上,周恩来对一些部门提出了批评意见,并特别指出中调部“搞神秘的东西”。周恩来要求,根据“文革”的整体部署,中调部的领导要和其他党政军部门一样接受从下到上的调查。1967年3月,经毛泽东同意,周恩来宣布对中调部实行军管。后来的两年,中调部由解放军和“造反派”共同管理。  

1969年11月,中调部成为总参谋部情报部的一部分。孔原和其他领导有的坐牢,有的在“五七干校”劳动,中调部与总参情报部合并,罗青长成为副部长之一。中调部和总参情报部合并了多长时间?历史资料没有提供确切的答案。1973年3月3日,周恩来主持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同意把1969年归属到总参的一些政府部门重新划归国务院管辖。这些部门包括测绘、气象、电信等。尽管没有明确的文件说明中调部何时恢复原先的隶属关系,但省一级的调查部在1973年夏或者恢复,或者重新更名为调查部(如果已经改名为革委会第X办公室的话)。2000年,熊向晖在一篇文章中称他“从1973年10月到1982年4月任中央调查部副部长”。通过网上搜索,在罗青长的简历中写到,“1973年至1983年任中共中央调查部负责人、部长”。可见中调部恢复作为中共中央的一个独立机构的时间可能是在1973年3~10月。  

1978年以后,中调部的物质条件开始逐步改善。1979年1月至1981年4月,曾任北京市公安局局长的冯基平任中调部副部长。1980年,他大部分时间用于公审“四人帮”。中调部参与了调查康生的活动。1983年7月1日,有28年历史的中调部撤销,正式并入国家安全部。
结语  

本文对中调部的历史做了一个简略的梳理,有点儿类似于“大事记”。作者尽管多方搜寻资料,但很多读者可能还是会认为比较肤浅。事实上,笔者虽然十分希望能够进行更加深入的研究,但却难以实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年来或长或短存在过的众多重要机构中,像中调部这样鲜为人知的机构绝无仅有,这是由它的工作性质决定的。这个机构在冷战时期为维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利益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如果没有工作在“隐蔽战线”上的人们所做的贡献,当代中国的发展道路可能会大不相同。或许有一天,中国的历史学家会揭开覆盖在这个机构上的神秘面纱。

作者:〔瑞典〕沈迈克著 黄语生译

来源:当代中国研究所网站

中国的新能源汽车企业骗补300亿致丧失产业弯道超车机会

 

资料来源:瞭望

  2015年,中国国家和地方针对新能源车的补贴300多亿元,但由于新能源补贴政策粗放,缺乏完善的监管措施,使得部分新能源汽车厂家利用国家补贴政策漏洞,大肆“骗补”,俨然形成了一条隐秘的产业链。大量骗补企业以电池为载体,生产了大量低质量新能源汽车,自产自购,不上牌、不上路,只是为市场烧了一把虚火。

  2015年,在补贴政策的刺激下,新能源汽车突飞猛进,一举超过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新能源汽车市场。大干、快上的中国新能源汽车业,鱼龙混杂。 “目前,新能源汽车的技术没有过关,之所以有这么大的销售规模,是政策驱动的结果,不完全是市场的作用。特别是在和主流燃油车相抗衡的领域,政府补贴起了很大作用。”

  据工信部口径和数据,2015年全国新能源汽车产量达到37.9万辆,其中18万辆是商用车。新能源乘用车的销量同比增长了2倍,但新能源商用车包括物流、专用车市场同比增长了8倍左右。

  在过去的车市结构中,乘用和商用车年度产销比例大概是在8:2左右,而在2015年新能源车的销量结构中,乘用车和商用车几乎持平。

  还有一个表现异常的数据便是2015年1-10月,新能源汽车累计销量达17.4万辆,而对应的上牌量累计仅10.8万辆,相差近7万辆。对此,国家信息中心信息资源开发部主任徐长明表示,这非常有可能是新能源车企为了骗补而生产,新能源汽车可能压根就没交到消费者手中。

  有些所谓的新能源车企,通过一条简陋的组装线就能“生产出”电动车,或者转手卖给自己的租赁公司,或者获得补贴后拆下电池重复利用循环申请补贴,以大量未达到安全技术标准、产品一致性差的电动车,轻易便套取上亿元的新能源补贴,而其中相当一部分车型并未进行公开销售和进入交通领域,仅仅是用来骗取补贴的工具。据业内人士介绍,这在新能源汽车行业领域已是公开的秘密。

  非常规的数据增长背后正是极具诱惑力的补贴在作祟。

  “十二五”时期,财政部会同科技部、工信部等部门研究出台多项政策措施,包括消费补贴、税收优惠、政府采购、技术研发、充电设施的奖励、标准法规的建设、体制机制创新等,政策涵盖研发、生产、消费、运行等各环节,大力支持新能源汽车产业。

  国家863计划节能与新能源汽车重大项目监理专家组组长王秉刚对瞭望智库算了一笔账:生产一辆纯电动客车,“国补”加上“地补”以及其他优惠政策,有些车型最高可以享受100万元补贴。

  “按照这种情况,随便一个企业生产新能源客车,都可以赚钱,这不符合优胜劣汰的发展规律。”

  根据新能源汽车补贴政策的细则,新能源汽车企业在研发和销售环节都能获得补贴,只要车辆达到规定的技术标准,除了中央财政补贴,一般还能享受与中央按1:1发放的地方补贴。前所未有的高额补贴和不够严格的监督机制,直接催生了大量骗补者。

  按照我国2013-2015年度对新能源汽车的补贴政策,插电式混合动力客车统一补贴25万元/辆,6-8米的纯电动客车补贴30万元/辆,8-10米纯电动客车补贴40万元/辆,10米以上的补贴50万元/辆;再加上地方政府1:1的配套补贴,政府为推广新能源汽车花费了巨额资金。以6-8米的纯电动客车的补贴为例,目前6-8米纯电动客车的制造成本一般在45万-50万元/辆,而补贴高达60万元/辆。

  太容易到口的肥肉,勾起了部分企业更大的胃口。此前媒体报道,目前,一些车企骗取新能源补贴的方式主要有两种:一是整车企业全资或参股汽车租赁公司,通过“自产自销”的方式,拿到国家和地方对电动车的补贴;二是由一家汽车租赁运营公司主导,一边采购整车企业,一边与电池企业合作,通过“多采购整车,少采购电池”的方式,从中获取补贴。

  而在这些暗箱操作的环节中,车辆的电池成为“骗补”的关键载体。在电动车上,电池序列号与车架号不存在一对一的关联性,因此一组电池可以放在多个车上使用,以获得多次补贴。

  值得一提的是,由于电池需要多次拆卸,相对于插电充电模式的电动车,换电车型更便于操作,因此更多用来‘骗补’的车辆都是换电式车型,而此类车辆大多为运营车辆,比如通勤车、物流车等。

  3症结在哪里?

“目前,能骗补的车设计都比较简单,只是进行简单的改装,地盘、车身基本都没动,只是把动力系统改成电池系统,这样的车开发费用不高,技术非常简单。”

  国家虽然大力补贴新能源汽车产业,但补贴却没有很严格的产品参数、质量检验等补贴标准区分,只要是“电动汽车”,在生产、销售等环节采取一刀切的补贴,正是这种一刀切的补贴使得真正刻苦攻坚,研发创新的企业“吃了亏”,却肥了钻了空子的车企。

  为了完成新能源汽车推广的目标和任务,有关具体政策的制定过程中不够谨慎。 “制定中央补贴的时候,基本原则是把(新能源汽车相对燃油车)所增加成本的主要部分能够补足,但后来地方为了加快推广的力度,就变成1:1的配套补贴,超过了预想的数额。”

  另外,对补贴申请和发放缺乏有效监管,也助长了骗补企业的气焰。有些企业实车的技术参数与公告标准严重不相符,照样也能拿到补贴;企业获得的补贴是否用于专门的项目、如何使用,都没有相应的监督管理;而对于违规的企业,管理部门如何处罚,如何回收补贴资金,也没有明确规定。

  清华大学教授陈全世表示:“长期以来,我们国家汽车行业的管理都是重准入门槛,轻过程监管,不管是传统车还是新能源汽车,认证时产品技术过关,市场销售产品有猫腻的情况很多。”相较于国外的补贴政策,中国的补贴粗放、缺乏监管以及审核较弱,导致资金被骗补,这背离了补贴的初衷。

三峡工程遗祸无穷必将拆除

 

  陆网文章总结了长江水域面临的三大难题。

 

  一是航运。曾经“航运为王”的长江面临一堆困境:连续性差、通达性差和航运设施落后。其中,人工修建的水利工程,人为阻断长江的连续通航能力。

  文章特别提到,三峡船闸的设计通航能力已经落后现实,2011年的时候船闸通过量就已经超过1亿吨,提前20年达到了设计能力。每年三峡船闸都要大修,造成大量船只积压,有时船过一次闸都得等上60多个小时。

   二是污染。长江沿岸约有40余万家化工企业,此外还分布着五大钢铁基地、七大炼油厂,以及上海、南京、仪征等石油化工基地。规模以上的排污口有6000 多个。众多工业、生活废水往往直接排入长江。近年来的调查表明,长江已形成近600公里的岸边污染带,其中包括300余种有毒污染物。2012年水利部水 资源公告数据,全国废污水排放总量785亿吨,其中近400亿吨排入长江——差不多相当于一条黄河那么多的污水排进了长江。

  三是小水电。长江干流和支流中,已建、在建和规划中待建的密密麻麻的各级水电站,将完整的一条长江不断“熔断”,长江上游将成为一个巨大的水库群,不再是一条奔腾、流淌的真正意义上的河流。这对长江的航运来说,也是灭顶之灾。

  长江生态恶化,三峡为祸最深

  有舆论认为,习近平强势表态〝长江不搞大开发〞,实际上也间接印证当年上马三峡工程,这个重大错误已经对长江造成了难以挽回的伤害。

  在长江开发项目中,遗祸最深的就是当年江泽民强推上马的“三峡工程”。

  三峡工程原来不赚钱

   根据2013年国家审计署的资料,至2011年12月底,三峡工程建设资金为1730.14亿元(不包括输变电工程)。2014年三峡工程发电量988 亿千瓦时,上网电费每度0.25元,2014年的收入为247亿元。扣除工程运行和管理费用,2014年的净收入为98,8亿元,发电净收入只占工程建设 资金的百分之五点七。

  还是根据2013年国家审计署的资料,截至2011年12月底,共收取三峡工程建设基金1615.87亿元。三峡 工程建设基金是一种看不见的收费,每使用一度电交给三峡工程七厘(各地略有不同)。三峡工程建设资金1730.14亿元中有1615.87亿元是老百姓缴 纳的三峡基金,高达百分之九十三点四!

  根据中国媒体报道,三峡工程在2009年基本完工,但是老百姓还是继续在缴纳三峡基金,只是名称改了一下,叫重点水电项目基金,本质还是一样的,所以国家审计署还是采用三峡基金的名称。现在每年缴纳的三峡基金超过二百亿元。

   那么这二百多亿元三峡基金又用来干什么呢?用来解决三峡工程带来的生态环境问题和社会问题。三峡库区的地质灾害问题、三峡工程的新移民问题、三峡水库水 质问题、长江中下游长江大堤的安全问题、鄱阳湖和洞庭湖的生态问题、长江入海口泥沙量变化带来的问题,长江三角洲海水倒灌问题等等。

  那么三峡基金还需要缴纳多长时间?三峡基金从1994年到现在已经交了二十多年,再交二、三十年是完全可能的。

  三峡工程2014年的发电毛收入247亿元,净收入为98.8亿元,为解决三峡工程带来的问题还需征收200多亿元的三峡基金,原来三峡工程不赚钱!三峡大坝多存在一天,对中国民众来说就多一份经济损失。

  齐岳山东北断裂是三峡最大的地质隐忧

  大坝建成后各种地质灾难频现,尤其是崩岸明显增加,截至2007年9月三峡库区共有各类崩塌、滑坡体4,700多处,其中627处受水库蓄水影响,863处在移民迁建区。

  2007年9月25日,中共高级官员和专家学者在武汉召开研讨会,讨论三峡工程生态环境建设与保护工作。专家表示,三峡工程生态环境安全存在诸多新老隐患,如不及时预防治理,恐酿大祸。这是中共官方首次一改以往为三峡工程辩护立场,承认形势严峻。

  今年1月,长江水利委员会水资源保护局前局长翁立达发表标题《齐岳山东北断裂是三峡最大的地质隐忧》的文章说,对三峡水库而言,危害最大的是构造型地震。

  据悉,在第二库段仙女山断裂、九畹溪断裂、建始断裂北延和秭归盆地西缘一些小断层的交会部位,有可能诱发水库地震。

   博客文章称,三峡大坝蓄水容量(库容)为100亿立方米以上,由于坝底压力巨大,渗流要比蓄水前高很多,不仅影响地下水水位,还会对周围地质条件产生影 响。由于三峡两岸山体下部未来长期处于浸泡之中,因此发生山体滑坡、塌方和泥石流的频率会有所增加。由于三峡工程建设过程中大规模的开山动土,使本来就脆 弱的三峡生态环境,更雪上加霜。造成库区周围的建筑裂缝,山体滑坡加剧。

  另外三峡工程诱使库区周边的地震多发,据统计,自2003年蓄 水以来,奉节发生地震14次,最大震级2.9级,其中五次为有明显震感的地震。水库诱发的地震一般发生在近坝区,它和普通地震的最大区别是:震源更浅、破 坏性更大。而为了治理这些灾害,截至2010年3月中国已经花费了120亿元人民币。

  截至2010年5月,自三峡工程175米试验性蓄水以来,新生突发地质灾害增多。库区共发生形变或地质灾害灾(险)情132起,塌岸97段长约3.3公里,紧急转移群众近2000人。

  三峡工程造成生态危机,专家预言最后将拆除

  三峡工程这个号称世界上最大的水利枢纽工程,引发的声势浩大的百万移民工程,水电过度开发对环境造成的破坏,尤其是地质灾害,使它从开始筹建的那一刻起,便始终与巨大的争议相伴。

   在三峡大坝拟议修建之初,著名水利专家清华大学教授黄万里从地质、环境、生态、军事诸方面痛陈三峡工程的危害,他预警了三峡水库蓄水后卵石淤塞重庆、四 川水患、浩大的工程开销和必将酿成祸患的移民安置,并预言三峡高坝若修建,终将被迫炸掉。因此,他不被邀请参加三峡工程论证。

  黄万里先 后三次致书时任中共党总书记的江泽民,指出根本不可修建这一祸国殃民的工程。他回忆,共给当局六封信,附了六篇文章,却没有收到一次回信。但是给美国总统 写信,“我十天内便收到克林顿的回信”。他痛心疾首,晚年病重弥留之际,心头念念的是长江水患对策。2001年,他带着无尽的遗憾离开人世。

   三峡大坝建成后,长江中下游连年出现反常气候,大旱、高温、洪水等灾祸不断。作家郑义2011年曾撰文称,拦腰建起的三峡水坝,将湖泊原有的吞吐规律就 被废掉了。最早反对三峡工程的著名水利专家金永堂称:“现在三峡出现的问题比早前估计的问题还要严重。很快重庆就进不了轮船了,这是泥沙淤积的问题……”

   著名水利专家、环境专家王维洛博士认为,现在不下决心拆除三峡大坝,将来想拆可能也不行了。他预言道,当三峡工程运行三十年后,在论证报告上签字的专家 也不敢保证重庆港不被泥沙淤积。到那时再想拆除三峡大坝,泥沙淤积量超过40亿吨,长江水无法将那么多泥沙带入大海,而是堵塞中下游河道,迫使河流改道, 想拆也不行了。

  江泽民、李鹏被质疑把三峡工程办成铁案

  事实证明,当局宣传的三峡工程“具有防洪抗旱、发电、航运、环保等巨大的综合利用效益”,并没有在现实中真正实现,相反,由此引发的各种用途之间的矛盾、移民、生态环境遭破坏等诸多问题,却证明三峡工程“弊大于利”。

  党媒人民网2012年2月刊出一篇文章,据称是根据中共前总理李鹏会议记录整理,为李鹏撇清三峡大坝决策责任。文章声称,三峡工程由邓小平拍板,1989年以后,所有关于三峡工程的重大决策,都是由江泽民主持制定的。

  1992年中共国务院向人大提交三峡工程建设议案的举动,被广泛质疑是江泽民、李鹏等人刻意要把三峡工程办成“铁案”。1992年4月7日该议案终于进入表决程序,表决虽然获得通过,但赞成票只占总票数的67%,是迄今为止中共人大所通过的得票率最低的议案。

   在三峡工程投票之前的3月18日,李鹏主持召开了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党员负责干部会议,江泽民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做动员报告,讲了两个多小时,用党纪要求两会中的党员代表支持党中央和他本人对三峡工程投的赞成票。最终结果是三分之二的人大代表投了赞成票。这三分之二的比例,和全国人大代表中的党员代表比例十分相近。如果没有用党的纪律来约束党员代表的投票,赞成三峡工程的人大代表人数会大大减少。如果没有利用六四镇压借刀杀人,将戴晴作为六四的幕后黑手 抓入监狱,同时焚毁三峡工程反对派的《长江,长江》一书,在政治上打压反对派,不允许他们在公众媒体上发表意见,如果能让全国人大代表全面地了解反对派的 意见、特别是黄万里教授等的意见,那么就不可能有三峡工程的上马。

  财经网《安邦谘询:三峡工程正在成为一个无底洞》文章说,三峡工程是 中国历史上最大的超级工程之一。它不仅投资巨大,而且遗留的问题众多。尤其引人关注的是,三峡工程在中国引发的争议也前所未有,以至于它在2009年全部完工的庆典上,居然没有一位中共领导人到场祝福!这在中国是极为罕见的。

 

孙立哲:没有道德法律约束,医疗系统将是地狱

          病人生命自主权的丧失

  我先从这个医疗的本质说一下,看看什么叫医疗。现在一般的看法医疗是一个层面,也可以说是一种职业,也可以说是一种专业。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就是作为医生这个角度对它有一个定义。第二个就是它的地位,一般人认为医生是把医疗的产品,比如药、医疗器械,放到病人身上。这个药和器械都不能直接被别人所用,它必须通过中介系统。这和任何产品都不一样,任何产品都可以直接销售给用户。现在当然也可以有一些简单的没有毒的维生素可以买,但是真正的抗癌药、治疗药、麻药这些东西是不可以自己去买的。所以说从这个角度上讲,它的中介性、中介系统面临着非常复杂的问题。

  这个复杂的结构在于什么?在于它存在中介的人。这里头存在三个利益主体,一个叫医生。刚才说定义医生个人或者医疗机构,这个行业本身就是个利益主体。第二个利益主体就是在医疗结构中产生药产生医疗器械、建造医院的这些人,背后的投资商。而最根本的利益主体是谁,是病人。那么在这样一个结构中,就是这样的三明治结构或者双重代理结构中,为什么会产生双重代理?这有一个中介医生,为什么存在?这是因为医疗的特点,它的医生和这个复杂的医药系统,存在一个几乎不可逾越的鸿沟。你要让老百姓全部懂医疗,然后使用这个医疗产品和药品,这不可能,发生不了。这个叫什么,叫信息不对称,医生所了解的信息、了解的知识,和病人了解的知识完全不同。这样的话,它的病人就缺乏自主性,当病人缺乏自主性,病人就对医生和医疗系统产生依赖性,这种依赖性就给医生一种责任,这种责任是道义上的责任,法律上的责任,和社会的责任。

  这个社会责任让他决定什么,在几个利益中作出选择。一个就是对于个人的利益作出选择,是不是利益最大化。第二个是对于制造药品的商人,在医院的投资人。实际上可能的双重利益是什么利益呢?就是他给我回扣,我给他卖多少东西,这个现象是当前最大的。就是我为了实现我的利益最大化,那我和谁谈判呢?我和供应商谈判,就是我和他找到一个价值均衡,这个体系就可以运行。这时候忘了谁是病人。所以说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因为这个结构,造成了它的两个利益主体在谈判的过程当中,病人真正地丧失了主权。我们说每个人的生命权是个人的一种根本主权。那么他就是丧失生命权的一个最根本的结构。那么这里头会产生多大的问题?这个问题是一个无限的歧视。什么叫无限的歧视?就是完全是一种市场经济,叫做定价系统。什么叫定价系统?我问你一句话,你命值多少钱,你怎么回答我?

  没有道德和法律约束,医疗系统将是地狱

  但是有的时候你必须得衡量。当你严重痛苦的时候,或者生命即将丧失的时候,人们的支付意愿几乎可以到100%,就是不惜一切代价。我把我的网上名字叫生命无价,因为想给生命定价是非常困难的。特别到危机的情况下,生命无价就是说我要用一切的办法。我不是一个人,我是我所有的资源背后的人,因为任何个体和它的社会关系产生了一个非常巨大的网络,这个网络之间也有网络。而且社会对这种弱势——失去健康、失去生命的人,是有同情的,会有移情,所以说这个价值叫做情感价值。比如说我的母亲,我家里的亲戚、朋友都要来看,都要帮助你治病,帮助你找药等等,那么这个时候产生一个什么样的谈判地位?就是绝对的谈判地位。换句话说,医生如果缺少这三个,一个道德责任,一个法律责任,一个社会责任,如果丧失这三个责任会出现什么?如果我丧失道德责任的时候,我就可以说我是为我服务的,我的利益最大化,那就是说我几乎可以让你有多少钱都花出来。

  所以说没有法律,没有道德的人,或者道德沦丧的人,会通过这个信息不对称,取得一个极限的生命价值或者痛苦价值,然后夺取财富。那怎么办?就产生了法律责任,法律责任就是说在所有的行业里头,医生的政府干预和法律干预是最严重的,为什么最严重?如果它不严重,整个的体系,在没有道德约束的环境下,这是一个地狱。我们的医生在没有法治、没有道德的体系中间,医疗系统是个地狱。为什么是个地狱?因为它可以为了个人的利益,或者背后还有一个推波助澜的力量,把最好的药用在最不恰当的病人身上。为了夺取钱,扎针可以不要钱治病,你给我用了五万块钱给他,他也会买。只要有人买你就卖这个药,这就是整个系统失控的一个很大的问题。

  医疗信息不对称:激发医生的欲望

  医疗的问题叫产生外部性问题。因为你没法定义,一个人的价值,这种医疗价值是什么?我刚才说了医疗价值不是输送医药,也不是看病,也不是开刀,医疗的本质是情感物品。它是产生情感的一种专业,所以说医院的产生不是因为药先产生的,医院是教堂、教会、死人关照出来的。所以说医院、医生这种体系跟药都没有关系,医院都是临终关怀出来的。

  那它的这个外部性问题是什么?当一个人的医疗得不到很好照顾的时候,当他的分配不合理的时候,就会产生很大的社会问题。第一个社会问题就是跟他的亲人,比如说快死的人还会产生经济价值吗?这些人在商品社会中没有经济价值。但他不是经济和社会的一般性物品,不是用商品交换这样的体系来衡量的价值,他的价值完全是体现在情感上的。比如说,我母亲96岁,我不想让她死,她的存在就是我的一切。我的小孩是一切的一切,如果这样的话,都不能想像小孩生病的时候,会紧张到什么程度?

  如何来看人的外部性呢?外部性的意思就是怎么来定义健康问题。你拿一个框架定义你个人的健康,定义的同时它的意义又在这个定义之外,在人和其他人的关系之中。更大的问题是跟当事人无关的人,就是移情的问题,当这个问题出现不公平的时候,你会如何呢?比如天价药的出现。所以医生这个职业都是由于人的情感需求产生的一种衍生品。没有情感是没有一切的,因为情感是及他的,不是自我照顾的。否则的话,世界上只有一个人的时候,还能有情感吗?

  那么在所有的行业中,医疗行业是情感物品,这种结构叫双重代理结构。双重代理结构简单的就是,医生在结构中找到一个平衡,这个平衡把三个利益变成个人的利益、以及供应商的利益。那么另外一个极端是什么?就是我不顾任何人的利益,我只顾我一个人的利益。他可以和两方谈判,一方就是你给我药,谁给我的回扣高我给谁药开,那就医药厂之间就会产生竞争。所以中国医疗的问题就是把医生的欲望激发出来了,而欲望是可以无限放大的。

  如果医生不负责任,而且他又有决策的时候,他可能怎么行使这个决策呢?他可以跟不同的制药厂谈判,最终大家争相来抢夺向他卖药。如果在一个没有道德,没有法律约束的情况下,他还会跟病人的要价约等于他的病痛生命价值。痛苦生命价值没有定价的,价格就是你的支付意愿。在那个极度痛苦的时候,任何东西对我没有意义,生命是唯一的意义。很多人说我还守着一个存折,多少钱我都要买,我都要活着。所以很严重的病,像肿瘤,但是病人仍会花大量的钱,他的支付意愿是最高的时候。在这个失去道德的时候,在这种没有道德约束和法律约束的时候,在社会中的信息不对称的时候,整个天平会向病人倾斜吗?

( 搜狐文化独家稿件,转载请注明出处)

藍、綠、紅共同醞釀兩岸將會地動山搖

           傅建中 駐美資深記者

 2016臺灣選舉揭曉,兩岸良性互動的密切關係從蔡英文當選這一天,可說正式告終,大陸不必癡心傻等蔡英文520就職演說接受「九二共識」,因為此舉必將使她立即被獨派趕下臺。今後兩岸間「地動山搖」局面已註定不可避免,至於會不會「山崩地裂」,造成各方硬碰硬實力大攤牌,目前還真說不準。

為什麼說臺灣朝野以及大陸政權三方面共同促成兩岸未來地動山搖?簡述如下 :

藍營方面:藍營高層長期不對民粹反對勢力依法行事,一昧逢迎忍讓姑息養奸,屈膝討好,以致社會是非顛倒、價值混淆、公義敗毀,民粹囂張、司法墮落。執政八年未能針對「民粹之根」、歪曲的二二八台獨史觀,積極挖掘真相、以昭全民,任其腐蝕污染年輕一代思想心靈,造成普遍的「天然獨」。

更荒唐的是年復一年于228紀念,高層全台到處走透透,鞠躬道歉,應聲附和綠營的民粹口徑,不啻等同默認人民潛意識中同情綠營的台獨主張。臺灣人民濃烈民粹其來有自!既是潛意識傾向支援台獨,不糾正錯誤台獨史觀,怎能不令藍營在各項大小選舉中一次比一次選得更難看?

如今民粹之根經年累月已枝葉茂盛,長成巨樹,被惡質民粹徹底洗腦及綁架的臺灣,怎能不遲早必全面綠化,終致與大陸政權激烈對撞。

綠營方面:綠營高層為奪權一向不擇手段,利用大學生甚至高中生做馬前卒,到處衝撞,大搞白衫軍運動、黑衫軍運動、反課綱運動,用少數霸淩多數的議事杯葛亂政手段,在國會殿堂公然囂張宰製絕對多數無能的國民黨。

只要能奪權,可不惜極力汙衊醜化執政黨,如今亂台愚民詭計得逞,立即四處高喊團結。這種前搞亂政、後喊團結的卑劣行徑,缺德無恥低級下流,卻能獲民粹徹底洗腦的多數臺灣人民認同。這些亂政毀台舉動,絕對是兩岸關係不得不面對地動山搖的最大關鍵。

大陸方面 :大陸對兩岸即將面對地動山搖「貢獻卓著」。中華民國長期遭冷酷打壓,絕對是台獨主張能在臺灣被接受認同、深入人心的重要因素。臺灣人自覺在國際上被封殺抵制,從而亟思擺脫大中國意識桎梏,乾脆積極追求另一個嶄新國家,以求徹底砍斷中國因素,竟成了臺灣人民潛意識的主流民意。

試想若北京早承認及接受中華民國,令臺灣人有國格尊嚴,不再感到如國際棄兒,台獨思維不可能完全消失,但也絕不會像如今大行其道。大陸政權若能早在馬執政初期即邁入「大屋頂中國」格局,兩岸中華民族何需悲淒面對即將來臨的地動山搖。

「馬習會」如今看起來令人啼笑皆非,因為兩岸關係面對冷凍期、冰河期,甚至對抗期、動盪期,難道是大陸領導人想見的習馬會結局?面對八年來雙方辛苦經營的和平交流果實得而復失,還能再奢言中華民族有解決兩岸問題的政治智慧?

大陸南京軍區前副司令員王洪光選前威脅,臺灣人民若蔡當選則徹底解放臺灣的時機必將成熟,論調已不屬政治智慧,而是屬如何以最少戰鬥武器及兵員犧牲,以求達成武統臺灣的「用兵智慧」。

蔡最終高票當選,實質證明紅藍綠三方面對「地動山搖」都有「歷史貢獻」,兩岸關係走到如今這種場景,難道還有任何推拖藉口怪罪其他因素?

看准中共虛張聲勢 蔡英文要完成法理台獨?

蔡英文勝選後中華民國已經名存實亡,這只消看看她的勝選演說,即可一目了然,通篇都是臺灣、臺灣人、臺灣是我的國家、我的認同和身分(identity)是臺灣,無一語及于中國,中華民國不僅實亡,名也不存了。

本來臺灣就是事實上(de facto)的台獨,蔡英文當選後,公然宣佈中華民國就是臺灣國,這不是法理(de jure)台獨是什麼?按照中共人代會通過的「反國家分裂法」,海峽兩岸已是到了兵戎相見的危險關頭,可是中共目前是內外交困,根本鞭長莫及,動武頂多是虛張聲勢而已。

蔡英文看准了中共的色厲內荏,才敢宣稱臺灣是一個民主自由的國家,邁向法理台獨這一步。不過她也給中共臺階下,保證不會挑釁,不會有意外,維持現狀,以及台海的和平與穩定。她上臺後,在臺灣島內,必會更變本加厲的「去中國化」,實現台獨夢,現狀能維持多久,只有天知道。我只盼望兩岸關係不致像習近平說的「地動山搖」。

面對台海的嚴峻形勢,中共官方「新華社」發表了一篇阿Q意味十足的評論,說甚麼「不畏浮雲遮望眼」,維持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勢頭是臺灣的主流民意,所謂台獨,不過過眼雲煙而已。眼見蔡英文造成的事實,無力改變,只好隨它去,睜一眼閉一眼,聊以自慰。

我去歲11月有臺灣之行,當時身在臺北,已感受到「金陵王氣黯然收」,儘管還沒有「一片降幡出石頭」,但已是等待另一隻鞋子掉下來 (waiting for the other shoe to drop)。藍營失敗悲觀的氣氛彌漫,眼睜睜看著河山即將變色,卻是「孤臣無力可回天」,可是那位總統大人,仍是自我感覺良好,不時標榜他八年的政績,無視于即將成為亡國之君,昏聵愚昧如此,夫複何言?

國民黨這次慘敗,不足為奇,最可怕的莫過於太陽花學運的頭頭黃國昌、閃靈樂團的主唱林昶佐、洪仲丘事件的姊姊洪慈庸等,打著「時代力量」的旗號,在這次選舉中選上立委,臺灣人心思變,特別是年輕世代,已到了不可思議的地步。這應是從李登輝、經陳水扁到蔡英文將近30年洗腦的成果。蔡英文追隨李登輝推動「兩國論」,輔佐陳水扁製造「一邊一國」,到她自己完成法理台獨,可謂厥功甚偉,這小女子誠臺灣之傲也。

臺灣從戰後光復到現在,歷時70年,雖經國民黨黨化教育,灌輸大中國意識,到頭來卻是一場空,今後賸下的只有那些以中國地方為名的街道,天津街、北平路、南陽街….說不定這些也會改變,就像介壽路被改成凱達格蘭大道一樣。

處此變局,不願做臺灣國民的我們,只能做海外遺民,「從今四海為家日,故壘蕭蕭蘆荻秋」,以劉禹錫「西塞山懷古」一詩的心情,看臺獨分子未來的下場。

(作者傅建中 為臺灣資深記者,派駐華府採訪白宮、國務院、國會和美中台關係有關新聞逾40年)

陆媒刮冷风,冷战大幕似已开?

一笑潭

1月20日,离520还有4个月,大陆主要官媒不约而同把民进党和蔡英文列入敏感词。

新华网主页上完全没有台湾消息。不知是出于上面指令还是媒体自律。

台湾版只有一条:“中国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20日下午在台北举行会议,确定2016年党主席补选于3月26日举行投开票。台湾地区立法机构副负责人洪秀柱20日下午举行记者会,宣布参选。”

人民网主页没有台湾消息。台湾版内容:“谁来带领国民党浴火重生?洪秀柱表态参选国民党主席 郝龙斌周五前表态。”“洪秀柱幕僚谈洪参选国民党主席:她放不下责任;”“国民党中常会通过党主席补选办法 否认"防洪"”“台湾“立法院秘书长”林锡山疑收贿千万 遭羁押禁见;”““百年老店”如何重拾活力 国民党改革箭在弦上”。只有国民党方面的消息。

央视网完全没有台湾消息。

解放军报办的“军网”有如下消息:

“近日,军部驻扎厦门的第31集团军在东南沿海进行了大规模实弹登陆演习。演习中,第31集团军出动了所属的远程火箭炮、自行榴弹炮部队、两栖战车部队和直升机机降部队。”

中新网有一篇关于国民党主席选举的报道。

福建东南网有两三篇台湾消息,也都是国民党方面的消息。

总观当日官媒,没有一条关于民进党和蔡英文的消息。暂时没看出地动山摇,一场冷战确似已经拉开帷幕。

人民日报的一个会议上的“专家“意见:余克礼认为“下一步对台工作重点还是推动两岸民间交,进一步深化与台湾承认“九二共识”的政党、政治团体的交往。”

这是说,对台关系将转向以“民间交流”为主?这是毛时代对“帝国主义”的策略。

崔男:其實,中共更希望民進黨上台

来源:东森新闻网论坛

這個標題或許很多人都會感到意外。可是真的意外麼?很多人都說習近平瞭解臺灣,可是在臺灣有多少人瞭解習近平?

在中共的眼裡,國民黨並不像民進黨那樣抱持「台獨」的立場,也認同「九二共識」,但是國民黨執政的最大負面現象是面對台獨勢力的滋長和蔓延卻完全束手無策和全無處理章法。這當然是李登輝執政後期漸獨和陳水扁台獨執政八年的一個後果,但是在這個過程中,國民黨內部理念的脆弱和執政能力的薄弱才是中共想要放棄支持的最重要原因。

經過了馬英九八年的執政,中共基本確認如果國民黨繼續執政的話,它所關心的所有的重大問題都不會有效解決。這些重大的問題包括了以下幾個方面:

1、台獨勢力成長迅猛。馬英九執政8年裡,台獨的勢力也迅猛發展了8年。中共一直想要對台獨進行直面的打擊,卻毫無著力點和施力點。對於國民黨而言,台獨分子也是中華民國的一份子,執政的國民黨恰恰是維護中華民國最後的力量。面對老共的時候自然會好好保護中華民國的公民,無論其是不是「台獨」分子。

所以避免台獨分子被打擊反映了中華民國公民是能夠被好好保護的。而對於中共來說,面對國民黨「該給的面子還是要給的」,因此也隱忍了對於台獨分子的無奈,所以,每次台獨勢力(或有台獨背景的事件發生)有任何動作,中共無非是老調重彈一遍,國民黨無非高調說維護「中華民國公民」的權利。

只是日久以後,中共已經看透在國家大義和大是大非的問題上,國民黨早已喪失了守石堅、守丹赤的理想和行為表現。所以國民黨下臺恰恰給了中共一個難得的契機去狠狠的敲打台獨。尤其對中共內部常年被壓制的鷹派勢力而言,國民黨下臺更是他們躍躍欲動的好機會。

2、無法直接面對台獨勢力。在過去的八年,以民進黨為首的台獨力量因為不是執政黨,所以他們可以在國民黨的保護之下為所欲為,台獨執政的縣市區,因為不存在與中共政治和經濟層面的直接衝突的平臺,所以這些執政縣市的台獨的聲勢和力量在八年中是成倍的增長。

尤其綠營執政的縣市里普通民眾的台獨力量越來越明顯,而這恰恰是中共最不願意看到的情況。因此中共急需一個機會和環境,從而找到著力點和施力的對手。而這個對手的出現的前提只能是國民黨下臺和民進黨上臺。

3、青年人的台獨趨勢明顯。馬英九執政的八年來,不但沒有從根本上遏制住台獨的發展。反而處處受到台獨勢力的掣肘。從早期的ECFA到兩岸服貿、太陽花運動,無處不在反映著台獨勢力在島內的壯大和在民眾中的蔓延。尤其年輕一代,支持台獨的人更是遠遠大於反台獨的人。

這意味著臺灣未來的十幾或者二十年會不斷的出現台獨的支持力量。這也是中共感到無比擔憂的地方。對於年輕一代的教育的失敗也是中共放棄國民黨的一個理由。

4、兩岸交流效率負面化。國共的交流在八年裡比較活躍,可是在民進黨的阻撓和綠媒的輿論宣傳下,國共交流早就不是兩岸交流的含義了。兩岸任何的實質的協商,最終都會在一片混亂中變成妖魔鬼怪,最終無疾而終、逐漸變成了「國共黑箱、國民黨賣台」的印象。

所以出現了大陸積極宣傳兩岸交流、臺灣完全無視兩岸交流的這麼一個尷尬的局面。正所謂「剃頭挑子一頭熱」的現象。

5、中共內部鷹派的再次抬頭。江澤民主政時期,鷹派在對台政策中佔有主導地位。胡錦濤執政以後,兩岸的關係出現了緩和跡象,直到2005年的連胡會代表了中共內部鴿派逐漸掌握了兩岸關係的主導權。習近平主政福建和上海期間一直和台商的關係比較密切,同時,習近平夫人彭麗媛還有親戚在臺灣,因此習近平所代表的鴿派(???)

一直延續了胡錦濤時期的政策,並且更願意和臺灣打交道。

但是通過以上的幾個問題,習近平等鴿派也逐漸放棄了對國民黨和兩岸關係的幻想。無論從現實情況和內部鬥爭來看,與台獨勢力的直面鬥爭已經成為了中共內部的共識。而這,也只有國民黨下臺才有機會
以上問題的分析可以得出一個結論----兩岸的確到了直接面對台獨的勢力的時候了。

如果國民黨繼續執政的話,除了只會加劇台獨勢力的蔓延之外,兩岸最終會走到沒有談判空間的地步。而國民黨也只是剩下了一張國父夢想的皮而已。

從目前的形式來看。蔡英文的獲勝已經是十拿九穩。從中央到地方,綠營全面的掌握臺灣政局已經是既成的准事實了。對於這個情況的出現,中共會怎麼做?不外乎以下幾種情況。

1.「中華民國」的邦交國會逐漸減少至少於20。甚至在未來八年裡(如果蔡英文會連任的話)變成個位數。即使未來國民黨再次執政,老共會把已有的局面再改回來麼?會送給國民黨十幾個邦交國麼?

2、國共兩黨協商的大部分經濟協定大部分都會被中共全盤否定,或者不再執行。如果兩岸再啟談判,中共不會給民進黨任何讓利行為(中共之前給臺灣讓利估計不會有人懷疑)原因在於蔡英文執政後的政權不接受「九二共識」。而九二共識是國共談判的基礎。皮之不存毛將焉附?

3、大陸在過去的三十多年的發展裡。尤其在陳水扁和馬英九執政的16年裡。已經躍居了全球第二大經濟體。大陸在各個方面的經濟發展都已經成為了臺灣經濟的對手,而不僅僅是市場。臺灣經濟的真正夢魘不是韓國和日本,而是大陸。

這在未來4-8年將會是一個質的顯現。臺灣本來有機會成為主導力量,可是在李登輝和陳水扁時期,是不想和大陸發展經濟,馬英九時期,雖然想和大陸發展經濟,卻處處受阻而不能發展。結果如同國台辦人所言“起了個大早趕了個晚集」。臺灣的競爭力已經在過去16年慢慢消耗殆盡,臺灣在2015年的經濟表現力已經說明了這點。而蔡英文恰恰趕上了這最糟的一個階段---競爭力消失的最後階段。

4、既然國民黨下臺了,台獨勢力開始上臺,那麼曾經的情面都可以拋棄掉。精力就可以實實在在的放在直接打擊台獨勢力上。而這恰恰是臺灣最不能承受之重。因為無論從軍事、經濟、文化、國際關係,臺灣和大陸都相差過於懸殊。

小確幸可以給一個人帶來幸福感,可2300萬的小確幸加起來就可能變成了一個社會的盲從和無知。當中共的電視臺每天在播放世界局勢新聞和經濟新聞時,臺灣所有的媒體都在說那個明星的腥膻故事、當紫光要收購臺灣IC產業時,臺灣還有很多的鄉親認為大陸人吃不起茶葉蛋、當馬雲要拿一百億作為臺灣青年人的創業基金時,還有太多輿論說臺灣年輕人要被大陸收買。

試想一下,在一場沒有知己知彼的戰爭中,臺灣有勝利的希望麼?

有人說,臺灣「內鬥內行,外鬥外行」,從政治目的看,之所以政治鬥爭一直爭鬥下去的根本原因是因為一方的目的沒有達到。民進黨最終的目的就是要做到臺灣獨立和消滅中華民國(這一點和中共的目的一樣)。在民進黨的持續操作中,它的目的仿佛在一步步實現,從近年來臺灣的各項調查顯示,支援獨立的人越來越多,雖然不是大多數臺灣人,可是這種苗頭的持續發展的結果是可想而知的。

當很多臺灣名嘴都說習近平很瞭解臺灣時,更重要的一個現實是,臺灣目前真的瞭解習近平麼?

馬英九和習近平的會面,從中共這邊來看無非是給馬英九一個歷史定位,同時也是給後來的臺灣執政者一個信號----中共不會虧待「朋友」。馬英九的人格清廉和理念堅持是習近平欣賞的。所以馬習會就當做是習近平對馬英九個人的一個敬意就好。通過「馬習會」,馬英九最終實現了前無古人的歷史定位。這是習對馬的一個夙願的合作達成,說是習對馬最後的敬意,也不為過。

臺灣的任何政治鬥爭最終都不會成為臺灣實實在在的發展動力,只是在這種鬥爭中一個勢力的劃分而已。政治鬥爭不是修煉內功,而是私欲的陪葬。國民黨和很多臺灣鄉親仿佛始終都不明白一個道理,那就是「壘牆的永遠鬥不過拆牆的」!壘一面牆或許需要三天,可是拆牆只需要十分鐘,如果用炸藥,只需要十秒就會讓一面牆倒下。

國民黨作為壘「中華民國」這面牆的力量付出再多,架不住民進黨一夜推到。中共的鷹派坐山觀虎鬥-----推倒了中華民國這牆牆,不就是代表中華民國的徹底滅亡麼,而這不就是鷹派的夢想麼?

我想起一個國民黨的廣告,那是一群年輕人在海邊奮力攀登一個高高的柱子,當攀登上最高點時,搖起了中華民國的國旗,耳邊響起了一聲蒼涼的雄鷹的鳴叫~如果中華民國有一天真的消失,臺灣會怎麼樣,臺灣人民會怎麼樣、曾經在過去的60多年打拼在中華民國旗幟下的臺灣靈魂會怎麼樣呢?

我曾經在中華民國100周年慶典時通過一個臺灣好朋友的幫忙到了臺灣。因為我想看看亞洲歷史上建立的第一個民主國家的100年慶典究竟是什麼感覺。那一天我站在臺灣鄉親的群眾隊伍中,看著群眾優良的秩序、看著熱鬧的電視記者的奔跑、看著國軍的軍車一輛輛開過,想到對我一個大陸人那麼親切的認識與不認識的臺灣朋友們的時候,那種感覺很好,真的很好。我愛臺灣。可是我真的也心疼臺灣!

跨度可以看看30年前、看看50年前、100年前,然後想想未來8年、未來20年。兩岸的春天總是那麼撲朔迷離~

天佑臺灣~天佑我中華民族吧~!

作者崔男,職業畫家,關心兩岸,現居北京通州宋莊。

蓝靠边红绿网友开骂战

   

    多家报道称民進黨總統當選人蔡英文的臉書,昨晚又被來自中國大陸的網友洗板。

    蔡英文昨天傍晚五時廿分左右,在臉書張貼兩張照片,一張是她和副手陳建仁接受所有中常委起立鼓掌的照片;另一張是她坐在主席台上和中常委互動,每人臉上都帶著笑容的照片。她貼文說,選後第一次民進黨中常會,她謝謝大家在選舉中的幫忙,大家都辛苦了,未來有更艱鉅的任務,例如儘速啟動國會改革、議長中立化等工作。

蔡英文圖文傍晚張貼,五小時內湧進三萬筆留言,很多都是負面留言。引發绿营網友不滿,兩岸網友開始打筆仗。蔡英文脸书图片一时关闭。

前两天的表情包大战,参加者众,据称达万人,过程颇喜感,甚还产生了画战明星。

胡星斗教授批财政部长楼继伟言论违反社保法建议撤职

 

胡星斗教授批评财政部长楼继伟言论屡次违法,建议中纪委查处,予以降职处分。
胡文称:最近,国家财政部部长、党组书记楼继伟不断撰文或发言称:实行职工医保退休人员缴费政策。但是2011年7月1日才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三章基本医疗保险第二十七条规定:“参加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个人,达到法定退休年龄时累计缴费达到国家规定年限的,退休后不再缴纳基本医疗保险费,按照国家规定享受基本医疗保险。”
胡教授认为,显然,在习总书记强调依法治国、建立法治政府的背景下,楼继伟的言论明显违反《社会保险法》。作为国家部委领导人知法违法,性质严重,如不惩处,竞相效尤,法治不就沦为空谈甚至笑柄了?
另外,楼继伟不顾全国大多数人民没有像样的能够维持基本人生尊严的社会保障、农村老人每月几十元可能还没有、患大病可能倾家荡产、农村老人自杀率畸高的事实,他竟侈谈不要陷入“高福利陷阱”,如此道德水准和违法言论,我认为楼继伟不适合继续担任财政部长之职,建议中纪委查处,予以降职。 

河南毛派私建水泥毛塑像被拆

 

  近日有媒体报道称,在河南省开封市通许县孙营乡朱氏岗村,当地几个有钱农民建造了一座36米高的黄金色毛泽东雕塑。当地政府部门表示,该雕塑未经过登记、审核;现已拆除。雕塑由钢筋和水泥筑成,外罩金黄色漆,高36.6米。

1月7日,有记者就雕塑建造事致电通许县孙营乡政府。乡政府办公室李姓工作人员表示,该雕塑建造在距离该村较为偏远的一片荒地上,土地性质非耕地。该雕塑系朱氏岗村企业家和村民投资建造,未经过任何审批程序。
  农村建雕塑是否如同城市建设一样,需要通过文化管理部门审核?对此,通许县文化局工作人员表示,由于朱氏岗村的雕塑建造地并非旅游、文化区块,雕塑的建造不用在文化部门报批。当地园林部门也表示,他们只负责管理城镇里的雕塑,并不管理农村的。
  1月8日,通许县地国土资源局工作人员向人民网记者证实,该雕塑已被县监察大队拆除,但因何原因拆除,他们并不清楚。

3亿-城市待不下去农村回不去的新工人

 

来源:社会科学报

这里所说的新工人,指工作和生活在城市,而户籍在农村的劳动者。

 

中国新工人的现状

这是一个数量庞大的群体:2014年全国打工者的人数为27395万人。这是一个做出了巨大贡献的群体:在这近3亿打工者中,8400万人从事着制造业,我们穿的、用的都是他们制造的;6000万人从事建筑业,我们住的房子、走的公路铁路都是他们建设的;2000万人从事家政工作,她们照顾着别人的孩子、别人的老人,却见不到自己的孩子。
这是一个付出了巨大代价的群体:全国农村留守儿童6102.55万,全国农村流动儿童达3600万,在农村的他们见不到父母,在城市的他们难以享受到公平的教育权利。

我接触这个群体是从在北京市朝阳区金盏乡皮村工作开始的,那是2008年。村子里聚居着上万的工友,大家居住条件很差,却每天没日没夜地操劳着。
当被问及“如果在城市待不下去怎么办?”65%的人回答“回老家!”当被问及“对未来有什么打算?”只有9%的人回答“回老家”,有53%的人回答“继续在城市打拼”。打工者在城市的生存状况到底如何?打工者认为城市待不下去可以回老家,如果真的是这样,当初还会出来吗?老家是将来想回就回得去的吗?通过调查了解,一幅“拼图”展现出了中国新工人的并不乐观的现状:待不下的城市、回不去的农村、迷失在城乡之间。

 

1、待不下的城市

打工者在城市打工,但是他们的工作很不稳定,而且很多人没有社会保障,根据我的调研数据,打工者平均一到两年换一次工作。根据2014年国家统计局的数字,只有16.7%的人有养老保险,只有26.2%人有工伤保险;打工者在城市生活,但是他们在城市买不起房子,一部分人支出了自己全部的积蓄、甚至借钱在老家的镇上买了房子,或者在村里盖起了房子。
但是,那是一个回不去的“家”,因为必须在城市打工才能维持生活;打工者结婚了并且有了子女,但是他们的子女很多不能在城市的公立学校入学,因而被留在老家由祖父母抚养照顾,有一些干脆长年学习和生活在寄宿学校里;那些有幸可以和父母生活在一起的孩子们在城市被称为“流动儿童”,从名称上看就好像他们要重复父母的命运。

 

2、回不去的农村

农业是人类的生命线,农村和大地是生命的根,如果没有了农业和农村的健康发展,任何城市的发展建设都是无根的、虚幻的繁华。但是,今天,中国的农村大地却是被我们抛弃的地方。

农业收入非常微薄,在我的实地调查中,收入最高的一户河南农民靠农业的收入只占打工收入的一半;而收入最低的一户四川农民由于受灾,收入只占打工收入的2%;农业生态系统在瓦解,比如,在四川过去维持生态循环的“生猪-红薯-玉米”的种养系统濒临崩溃;基层组织作用缺失。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打工者不是现在回到家乡,而只想着老了以后回去,那么老了以后可能就更无家可归了。

 

3、迷失在城乡之间

打工只是为了养家糊口。调查结果显示,被问及“为什么打工?”时,大多数工友的回答是:为了养家糊口。当我们的思想仅仅停留在自己可以养家糊口这个层次的时候,首先想到的是:只要使劲干、拼命干,命运就会改变,也许不会想到其他人和社会对改变每个人命运的关系。更具体点儿说,其实无法维护自身谋生和发展的最基本的权益。如果多数人是这样,那么可能到头来,个人的愿望什么都实现不了,大家都很难养家糊口,因为大家的利益没有人去争取。

 

4、打工者的“过客心态”

“过客心态”是打工群体迷失的最显著的特征。打工者生活在南方的工厂宿舍和北方的打工者聚居区,生活条件都非常差。但是,因为大家都认为打工生活只是暂时的,所以就可以将就和忍受。在生活中的“过客心态”,会让他们不去争取很多的现实需求,比如,对居住权、对居住条件和环境、对子女在城市义务教育权的要求。在工作中的“过客心态”,会让他们不去争取工人应得的权力。更重要的是,这样的“过客心态”让打工群体没有任何抗争的动力和谈判的合力。
事实上,从居住地的稳定性来说,打工者倾向于在一个地方落脚的趋势是明显的。我在北京皮村的调查就发现,在皮村居住了5年以上的工友并不在少数,很多在深圳和广州打工的工友也已经在那里“暂住”十多年,甚至二十多年了。打工者的“过客心态”看似是一种无奈选择,其实却正是资本霸权的胜利,资本本来就是“过客”,它的目标永远指向最廉价的劳动力,而打工者的“过客心态”完全符合资本的逻辑,迎合和支持了资本的扩张和逃离。

农村的黑水有多深

 

网文

  农村的政治管理远远比城市里黑暗腐朽多了;而中国人的人情世故却展现的淋漓尽致。从孩子上户口,改名字,改年龄,到家里盖宅子划宅基地;红白喜事时架的三相电,老人的低保金,残疾证,都得托人花钱。

  竞选村主任时,要花数十万元。没选上的赔了钱还丢了人。他们是为了一个月一千多的工资?还不够烟钱呐。不是说你一拍胸脯,要做个好官,要带领人民发家致富,就能全身而退的,搞不好就得万劫不复。这里面水深着呢。


农村的势力,一是钱,二是人

  农村里面,以书记,主任,文书为主。实际上谁的势力大,谁说话就算数。农村的势力,一是钱,二是人。各分两类。

  要么是家里本家大,自家门里面香火盛,人丁兴旺。为什么农村里生孩子多,要男孩?不是光为了给国家增加廉价劳动力的。说个简单的事儿。我一个老家的朋友结婚盖新房子,在自家宅基地往后面硬生生伸出去两米,这就多出了二十多平方。书记在他家门口转了几圈,对话如下:

  “小五孩,你盖屋往后伸这么多,总得给我打个招呼。”

  “盖都盖完了,不想给你添个麻烦。”

  一毛钱也没花,因为我这个朋友他爹在农村放点高利贷什么的,家里兄弟五个,正年轻气盛。你换别家试试,早把墙皮都扒了。

  还有一种是上面有人有关系,这就不说了。

  钱也分两类。一种出门在外做生意,有了些家资,回到乡里弄个村官干;另一类在农村土生土长的,钱也酸着呢。在农村照样挣大钱,开好车。次一些的,在村里充当坐地户。就是把农村的粮食农产集中起来,出售外来的批发商。当中间人吃提成。

  这是个光威活儿,有些横的,甚至跑到邻近小村里充坐地户,霸市。这里面自然就少不了争端打斗了,五菱面包车拉人,后面放着钢管刀具。

  还有两个暴利行业。一个是放高利贷,一个是开发房地产。这两个讲起来麻烦着呢,后面再讲。总之,你们大概知道农村村干部的候选人都是些什么样的人了吧。


当官就得花钱,花钱就得搜刮老百姓

  先不谈村干部的负面的一些事儿,先说说为什么有些人干上了村干部,却会混擦皮,把家底抖落个精光。这个问题必须要谈。

  除了刚开始拉票时候要送米送油买酒买烟的,你觉得当上了就不花钱了???开什么国际大玩笑!

  想要光威,就得花钱。

  以村主任为例,他手底下有几个人?知道么?他也就管管副主任,安保主任,妇联主任,队长什么的……计生办、派出所等等都不归村里管,这些归乡里镇里管理。所以,有事没事儿的时候,主任还得请这些人吃个饭洗个澡什么的。毕竟日后用到他们的时候还是非常多的。记住,非常非常多。

  你跟人家没来往,谁会给你白帮忙?土话说:白手拿鱼想巧呢。以及人情世故上的花费,把1200的工资全填进去都远远不够。看我的口型,远!远!不!够!!

  自从当上了主任,认识的人越来越多,去乡里镇里开会什么的,和领导交代工作什么的。于是,事儿来了。

  八月十五要买东西吧,过年要买东西吧。儿女结婚的红事要包份子钱吧,爹娘过世的白事要去吧。领导生病了,去省城住院了,得慰问慰问吧。(每年都病别问为什么....)

  每年行来往的钱就不足为外人道了。

  总之一句话,你不想办法捞外水,钱根本不够花!!如果以上的事你不花钱的话,马上就混不下去了,办什么事都不灵光,一点都不光威了,灰溜溜的下台吧!!

  所以各种花样捞钱的事儿,就应运而生了。

  捞钱嘛,免不了要欺压老百姓。以前搞计划生育罚款之流,要从老百姓手里抠钱,但农村的农民能有多少钱?现在学聪明了,想着法儿从农民手里面抠地,现在不少农村干部靠卖地,挣个百万家资一点不稀奇。

  可话又说回来,欺压老百姓,有的人老实,你能欺负。也有人是光威躲、眼子怕的恶子癞,就欺负不了,惹急了敢和你玩命。毛主席说过嘛,与人斗,其乐无穷。农民也分庄户孙和庄户刁。


计生罚款的门道

  以曾经比较猖狂的计划生育罚款为例。计生办和村干部合起来搞,这罚款也不是一次就能清的,时不时就给你杀个回马枪。

  比如现在超生了一个孩子,计生办闻风而动,马上就得上家里找去,讨价还价一番后,三万成交,你以为这就算完?嘿,这钱掏得这么爽利,说明还有油水能榨出来嘛。他就不给你办户口,下回还来找你!

  过个十天半个月,胡汉三又回来了。咋?我罚款都交了,咋又来?

  一码归一码,你上回交得是罚款,你户口没办呢,你小孩不上户啦?

  一般人这时候就非常不情愿了,这不是坑人吗?对,这就是坑人。你不交他有办法治你。把你媳妇带走,关到计生办办公室里,把你家门给封了。农村人的廉耻心还是很强烈的,媳妇让政府关起来了,丢人现眼么,有的就把钱交了。

  还有倔强一点的,随你弄吧,我就是不交。行,查查你家里面有没有在邮局啊,学校啊,这些地方上班的,你不交罚款,我们就叫他下岗。

  要是家里也没有事业单位上班的,那就搞连坐,把你家四周的邻居家都封了门。要不说欺软怕硬呢,马上这些邻居就跑到你家做工作了。

  “快把钱交了吧,交了就没事了。”

  “你现在不交,以后还得交啊。你不交连我们都不得安生。”一天里好几拨人来开动员大会。

  一般的老实人家能挺到这一步就不易了。罚款也交了,户口也安了。不过你以为这就完了?

  这群人一定会榨干你最后一点血的。

  等再过一段时间,他们会以上面检查等借口再来黑你的钱。这时候,你一定会大吼道:滚蛋吧,我小孩户口都上完了,检查能查出个什么出来!

  “嘿,你小子嘴硬着嘞,你小孩是超生的户口能和人家一样么?”

  虽然这话就是在放屁,傻子都不会信的,但是他有办法治你啊。你不交钱,不让你家小孩上学!理由嘛,就是你家小孩是超生的,没交罚款。实际上,就是村干部跟学校打了个招呼。农村里面基本上就一个公办的学校,虽然农村不重视小孩的学习,但是一个字不识也不行啊。虽然你的户口已经是合法的了,但是他就不让你上学。

  这差不多是计划生育交罚款的正常流程了,最少罚三次,视人的老实好欺负的程度,可反复多次进行。

  当然了,也是有不好欺负的。比如我上文提到的我的朋友小五孩,他家是五个孩子,肯定是超生啊。但是他爹凶猛。五孩他爹有个仁兄弟是宰羊的,村里的文书(也就是会计),是贩羊皮的。靠着这点关系,花钱从文书那里把户口办了。

  但是就花了一次钱,计生办有点不甘心。某天,一个计生办的喽啰去五孩家封门,五孩他爹很淡定的说:你回去跟xxx(计生办主任)说,他敢进我家的门,我就敢把他的腿砸断,叫他跪下来喊爹。把他弄死了,我给他抵命。四周的邻居明明还没被连坐,三姑六婆就跑来开动员大会了,五孩他爹一嗓子就把她们吓跑了。

  过了两天,计生办的主任路过五孩家,还给五孩他爸敬烟,哥长弟短的。五孩他爹是放贷的,家里的狗笼子是关过人的,而且他向来不吹牛逼。

  这还不算什么,还有厉害的。村里有户人家七个孩子,老婆跟人家跑了,男人整天喝点酒不着四六,家里穷的连锅都磕嘴。所以计生办每次都有意识的避开了这家,因为没有半点油水能榨出来。

  有一次,上面来人检查计划生育,计生办特地避开了他家。这个男人听说后,立刻变得无比愤怒了,拎着个酒瓶,就跑到计生办办公室去骂街了:

  “你们都他娘的瞎眼了,我家七个孩子没上户口呢,你们都看不见?”“小孩都吃不上饭了,也没人管没人问,你们不是查计划生育吗?我家超生了六个,你们来查呀!”“国家政府,都不问事了?你们计生办的人都他妈的死光了,没个人去我家看看!”“妈个比,明天我就去镇里面告你们这群王八蛋!超生六个孩子的户子,你们连看都不看!”

  第二天,村主任就带着人和米油去慰问了,千叮咛万嘱咐,可别闹事,别叫镇里知道。没办法,这种人整天喝酒,身体虚得很,又不能打他,出点事担不起。自己都顾不上自己了,更不可能顾孩子了,后来又讹了村干部一些东西,就不了了之了。

  计划生育罚款罚多少没人清楚,给小孩上户口到底要多少钱好像也没具体的说法。据我的了解,有时候国家会下来政策,比如头一胎小孩残疾,可生二胎;双方都是独生子女,可生二胎;以及人口普查之后,等等都会下来一大批上户口名额。

  而计生办这群人拿到名额后,就攒起来,也不说上面来了政策。

  村里有人超生了小孩,求他们上户口。他们一面说着不好弄啊,国家查得紧啊,一面高价出售这些名额。

  其实这些户口名额的来源可能跟超生一点关系都没有,有需要的人未必能享用到这些名额。计生办的人上户的时候,也不会花一分钱,这些钱到底去了哪,就不好说了,哈哈哈哈哈。

  计划生育的事差不多是这样,有不对的请指正。

  低保证、残疾证之类的,我都不想讲了,大概和你们想得差不多,比如经常和书记在一起打牌的,买两箱奶送去的,家里有人在乡镇里工作的,敢跑到上面告他们的,以及真困难的。

实际上村干部并没有什么执行的权力,都不在国家编制里,他们更多扮演的角色,是连接农民和乡镇领导的中间人,大多时候是上梁不正下梁歪。(但是他们权力又很大,就像你永远不知道村里的公共产业每年能挣多少钱,这群龟儿子又是怎么花出去的。)


以前的村官靠计划生育,现在的村官靠卖地

 下面我要讲点精彩的了,大家准备好了么?来次够!

  听过以租代征这个词吗?

  计划生育的失势,并不是因为这群人变得善良了;而是他们找到了更好的捞钱路子。现在乡镇干部最热衷的就是卖地。

  地是国家所有,农民也只有使用权,买卖土地当然是违法的,查到是要法办的!有地不能卖怎么办那?有钱不挣王八蛋那?于是这群人想到一个非常富有创意的办法,以租代征。

  他们会告诉老百姓,你一年种地能挣几个钱?这样吧,你把地租给我,一亩地我一年给你一千块钱租金,有这闲余功夫,你再出去到城里打工,不是更好吗?这就是两份收入啊!!

  农民听了就会觉得,啊,他说的好有道理,我竟无言以对。

  然后一次性租他妈三十年,一亩地三十年才三万块钱,便宜不?就三万还不想给哪……分三十次给齐,一年给一千,大部分人只能拿到一次两次。

  拿到地之后,就在路两边大盖商品房,店面房出售,一亩地是666个平方,盖个两层又是多少?

  为什么我之前说,有些人在农村也能挣大钱,但凡跟房子和地沾上边的都不是小钱,即便在农村。

  刚开始的时候,老百姓还觉得这是好事,毕竟拿到手里的钱比啥都实在。

  等到拿不到钱的时候,等到发现自己的地里,不是用来种地,而全他妈成了厂房的时候……唉,知道真相的我眼泪掉下来。找吧,闹吧,最后都无疾而终。这算是小规模,萌芽时期的事,没什么影响力。

  发展到高潮的时候,是整个镇里要大规模修路,这是个大家都喜欢的事。

  农村里道路不方便,很多路都很窄很难走,很多人家盖房的时候,都得自讨腰包在门前修路。乡镇干部也很高兴啊,这是大大的提升政绩啊,说不定还能……还能……

  修路工程如火如荼的开展了,村干部还发起了修路捐款的活动,随心意捐款,老百姓响应的呼声也很高,我们镇是中心镇,分管五十五个治安村,最后捐下来总归得几百万吧,反正我是捐了,不然街坊四邻都得骂我。

  修路当然是一件百分之二百的好事,可惜有人不干好事那。修着修着,这边要建个垃圾站,啪啪啪,占一片地。

  垃圾站当然要建啦,建个小小的做个样就行了,剩下的地方全盖商品房店面房~修着修着,那边要建个污水处理厂,啪啪啪,再占个几十亩,盖一片别墅楼~

  我为什么要提修路,这很重要。

  农村跟城市不一样,没什么商业圈,最值钱的地方就是路两边的地方。十字路口边上的地方,很好!中心村主干路的地方,很好!通往城里去的路两边地方,很好!

  这些地方都可以盖商品房,可以用来做生意的,饭店,早点铺子,超市,烟酒铺,修车铺,澡堂子等等。我老爹最大的心愿就是这辈子能在路边上给我买两位房子,因为这本身就是件很有面子的事。

  路修到哪,哪的地就要值钱了,赔偿有国家掏腰包,给钱的时候还能再讨价还价嘛,老百姓有几个知道国家政策的,就算知道又能咋的!我过年就吃月饼了,你能把我咋的。

  修路要用的工程队……你以为你的工程队干得漂亮就用你?你以为你的工程队价钱实惠就用你?

  我只想说,我们村的文书都买了三个挖掘机了,你知道挖掘机多少钱吗?你们天天黑挖掘机,这玩意儿二手的都要七八十万!

  好在不光房子能首付,挖掘机也可以,首付二十万挖掘机开回家。

  等挣了钱再买,慢慢还呗,整个镇子的路有得修呢。

  这个事并不在于违法,因为文书挖掘机的报价也是合理的,文书不属于国家公务员,也可以做生意。但是,他要不是村里文书的话,还会用他的挖掘机?我也有二十万啊,我也想贷款买辆挖掘机修路,反正造福子孙后代,我要去!我要去!我要去!

  在这个修路的过程中,很多干部都要成开发商了……当然了,放在明面上的开发商不会是他们。到这里,大概所有的铺垫都有了。

  村里的交通便利了,城里一些工厂转移到农村里来,比如一些嫌城里租金贵的,又比如一些污染排放不达标的,像辣条厂,皮革厂,塑料厂,玻璃厂等等。

  工厂不需要多好的地方,地方大就行,农田真真是极好的选择。我前面说的以租代征将在此被发扬光大。

  一亩地租三十年,一年一千块,三十年三万。三万分三十次给,一年给一次,一次是一千块钱。如果只给一次的话,一亩地一千块钱卖出去了。六百六十六个平方米,一千块钱卖出去了,钉子户就是这么诞生的。

  农民没有了地,这这这……每十五或二十年就重新分地,本来就越分越少,越分越少,现在就要全部拿走。就算给齐了三万又怎么样,谁知道三十年后的光景?基础农田本来就不可以做除种植以外的事,这是违法的,这会削弱国家土地后力。

  但是谁来管呢?乡镇干部和村干部?他们就是这件事里最大的受益者。这个办法就是他们想出来的,然后拿了地,再高价卖给工厂。对了,不是卖,是租。

  他们还有工程队哪,在一个月色祥和的夜里,把你们家地里的麦子全部推倒。


        钉子户里也出叛徒

  想当钉子户这么有前途的职业?先试试你的斤两够不够啊。

  今天工程队所有的工人,驾驶员,都三倍工资,陪他们耍耍,别弄死人就行。一般报道里,冒充政府人员的社会人员大概都是这类人。

  我想你们一定没见过被大粪堵了门的家,那比吸粪车爆炸有冲击力吧。有权有钱有闲,事情就很容易办。当然了,所有的罪不会白受的,挺得越久,赔的越多,很多钉子户的目的就达到了。

  庄户孙都在被欺负,庄户刁都忙着在地里打井,架电,拉围墙,盖大棚,这样就能多赔点。庄户孙看见了,也想拉围墙,然后第二天就让城管大队把墙皮都给扒了。有的还扒了好几次。

  庄户孙非常不爽的说:“凭什么他们能拉围墙,我不能拉?你们占用基本农田都行,我打口井都不行?卫星那娘的这么厉害,就只拍到我家了?”没办法,谁叫你人单力薄,好收拾呢。和尚摸得,你就摸不得。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也有钉子户得到了他们满意的结果。

  有一个坐过十年大狱的男人,不仅得到了三十万赔款,村里还在另外一个地方给他补了原来那么多的地。他的父母很老了,老婆也在他蹲监狱的时候跟人跑了,也没什么多少本家。他就一个人,但是他是真敢玩命,对方人再多,也不敢要他的命,牵扯到人命,都得吃不了兜着走。

  在我们那有个畸形的价值观,要是你当了两年兵,连个党员都没混上,就返乡了,一定会有人笑话你没本事;但是你要是坐了两年牢,返乡了,放心,一定会有人请你吃饭。一是你在里面受罪了,接个风,二是你这人敢干别人不敢干的事,日后保不准用的上。

  第二个人,用了文明的方式,坚持不停的告,不停的上访,到省里北京去告,登到网上,登到报纸上,哦,对了,被泼大粪的就是他家。家里人多次被殴打,但他一直用文明的方式保卫自己的利益,他动员了几十口人家联名上访,最后市里面也下了《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通知书》。

  可惜,结果并不完美,镇里给了他七十万,让他不要告了,他就妥协了;该还原的基础农田也并没有还原。只有副镇长和中心村村主任受到党纪处分。

原本故事在这就该结束。不过有个彩蛋,我以为能说明部分农村农民的局限性。


      “我们之间出了叛徒。”

  那个文明的男人,动员了几十口人家联名上访,这里面就出了一个叛徒;这个叛徒的地并不多,他掺和进来,就是想增加点议价能力,到时候让村里镇里能多赔点钱。

  村干部稍微利诱了他一下,这个投机的家伙,就反了水,成了村里干部的眼线。比如他们这群联名的人明天要到哪里上访,下一步打算怎么干,他都报告给主任……因此,他多获利了好几万。

一个受害者成了加害者。

美航天局:北京的霾是煤造

 

据新华网北京12月23日消息,近来,中国多地频发雾霾,在广度、持续时间和颗粒物浓度方面更加“凶悍”。美国、英国等发达国家城市都曾出现过灾害性雾霾,治霾经验丰富。对于中国“霾疾”,它们的分析和建议有一定借鉴价值。

“望闻问切”,看病首先要“看”得清楚。美国新一代极地轨道卫星上的“可见光红外成像辐射仪”,可谓洞悉大气状况的“天眼”。美国航天局日前发布了这台仪器11月30日拍摄的一张图像,清晰显示出中国上空的大气状况。

当日北京地区正遭遇严重雾霾,PM2.5浓度最高达到每立方米666微克。卫星图像显示,笼罩在中国上空的雾霾从北京地区向西南方向延伸数百公里,在关中平原等一些低洼地带尤其严重。

美国航天局指出,雾霾的成分主要是硫酸盐气溶胶,燃煤是罪魁祸首。

不过,气象条件也起到了“帮凶”作用。雾霾通常在冬天多发,从气象角度来说,是因为“逆温层”在这个季节更常出现。一般情况下,低层大气中的气温随高度增加而降低。但有时会出现相反的情况,即气温随高度的增加而升高,出现这种现象的大气层称为逆温层。

逆温层就像一个盖子,将下层的冷空气死死盖住,地表附近的污染物也就很难扩散,在盆地和山谷中尤为明显。

中国国家气候中心的分析也印证了这一点:11月以来,京津冀地区风少、风速低,静稳天气多,相对湿度大等气象因素,对于污染物扩散十分不利。

11月30日,美国航天局新一代极地轨道卫星上的“可见光红外成像辐射仪”拍摄图像清晰显示,笼罩在中国上空的雾霾从北京地区向内地西南方向延伸数百公里,在关中平原等低洼地带尤严重

冬季逆温层的“帮凶”作用,也曾让伦敦深受其害。1952年12月,这座曾经的“雾都”爆发灾害性“烟雾事件”,笼罩多日的逆温层就是那“最后一根稻草”。

也正是从“烟雾事件”开始,英国走上了大刀阔斧治理空气污染的道路。其中,最重要的举措之一就是减少煤炭使用。

就在上周五,英国最后一个深层煤矿关闭,再次彰显出这个老牌工业国家向“后煤炭经济时代”迈进的决心。路透社为此专门发表长文说,英国的数十年“减煤”历程证明绿色转型完全可行,而其中经验可供当前的中国借鉴。

文章指出,当年伦敦等英国大城市同样雾霾频现,工业和家庭用煤、火车等交通运输用煤是重要原因。当今的中国面临类似问题,煤炭占全部能源使用的比例过高。

文章建议,“减煤”可分步进行。比如,先从分散的小型火力发电厂和家庭用煤入手,转向较大规模的集中用煤,这样更加切实可行,也有利于统一对煤炭使用进行升级改造。然后,再逐步用清洁能源替代煤炭。

文章说,中国已经完成铁路运输方面的去碳化转型,不过要在整个经济中完成这一转型,仍有很长的路要走。(来源:新华网 刘石磊)

世说新语今编三则

 

战斗力:一顿酒喝死了俩

26军军长张岩近日在军部与39军两位原部下喝酒致一人死亡,军委纪委调查后与沈阳、济南军区联合上报:张岩撤正军、降至副军免职、留党查看一年;死者为116师高炮团长,马上要仼职高炮旅长;另一喝酒者是同去的大庆武装部长崔宝利。同时,116师一号降为副师免职。死者家属要求赔2百万,由张、崔和26军管理处长负责赔偿。

国企与中共

中共每年用巨额补贴给两桶油,确保这些垃圾的庞大的作恶工具。这些占用了大部分国民纳税的国企干的却是,生产劣质油品,产生大量pm2.5,造成严重大气污染,利用政府权力,获得巨大垄断利润,贪腐数额巨大,全部企业官员争相贪腐,买官卖官,买通上级官员。
国内所有国企几乎都是如此,他们就是抢劫百姓、祸害百姓的祸害,但其根源就是共产党,中共利用这些垃圾国企,维护其罪恶制度的所谓经济基础,让邪恶得到延续,让国外价廉质优的产品与国民隔绝。国企是共产党祸国殃民的杰作,也是共产党祸国殃民的帮凶。

 

中共村支书实行世袭制

武汉市东湖风景区湖光村的换届选举在2014年底完成,已经担任村支书十多年的李宏念连任,村民表示不满。

 “村里每年花费那么多钱,公款吃喝、旅游招待费一年上百万元,甚至几百万元。”

东湖管委会关于湖光村的一份财务调查报告显示,2005年、2008年,该村仅选举费用就花了40多万元。“选举要用这么多钱吗?这不是贿选吗?”一位村民说。

李宏念曾在公开场合说:‘村支书永远是老子搞,老子不搞儿子搞,儿子不搞孙子搞!’总之,湖光村要永远由他们家说了算。 

德国人在青岛修的下水道

德国人一共在中国青岛待了17年,没修别墅,没盖大楼,没搞布满喷泉鲜花和七彩灯光的广场,却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先把下水道给修了。没人看得见德国佬做的这些,基本上属于吃力不讨好。可是100年以后,全中国人都看见了:一个从来不淹水的青岛!

德国租界区的下水道,在高效使用了百余年后,一些接口零件需更换,经查询,当年的公司已不存在,一个德国企业发来电子邮件说:根据德国企业的施工标准,在老化零件周边3米范围内,可以找到存放备件的小仓库。中方依建议果然找到了小仓库,里面全是用油布包好的备用件,依旧光亮如新。

深圳的灯灭了

2015-12-21 陶舜 家国天下   独家评论

深圳的 人造泥石流 事发一天多,今晚,失联人数从91人降到了85人。此次山体滑坡灾害共造成33栋建筑物被掩埋或不同程度损坏,其中厂房14栋,办公楼2栋,饭堂1间,宿舍3栋,其他低矮建筑物13间。有个可怜的男人,16名亲人失联。我们期待失联者能够找回,但这样的期待是多么无奈和无力。

众多媒体在标题中说这是“山体滑坡”,这是不客观的,往轻里说是不专业、汉语没有学好,往重里说,这是没有人性,没有是非。

国土资源部官微都通报了,初步查明深圳光明新区垮塌体为人工堆土,原有山体没有滑动。人工堆土垮塌的地点属于淤泥渣土受纳场,主要堆放渣土和建筑垃圾,由于堆积量大、堆积坡度过陡,导致失稳垮塌,造成多栋楼房倒塌。

和天津爆炸一样,这不是天灾,这是人祸。违规的人工堆土,背后站着一系列违规作业的施工方和城管等监管部门,事件之初的话语定性,关连着事件调查和未来的追责。希望媒体在接下来的报道中,能够更精确实在一点,不要玩文字花招为这起人祸的涉事者开脱。

1,黑灯下的深圳,泥土受纳场与居民区近在咫尺,相距仅百余米。而这,决定了一旦事发,死伤惨重。

究竟是谁决定在这里建渣土受纳场的?一辆渣土收250块钱,究竟是谁收的这个钱?背后有没有腐败问题?必须严查。

2,受纳场归城管管理。该受纳场经新区城市管理局审批同意,编号20140003,使用期限仅到2015年2月21日。事发之时已是严重超限,长达10个月之久。在此期间,新区城管去哪儿了?

据说光明新区城管是有月例巡查检的,7月份,发现施工图纸与水土保持方案的设计单位不一致,9月份,因红坳村后复土点申请复土期限已到,严禁违法乱倒土。

那么,以城管一惯的作风,应该是闻风而动才是,为什么不真的去禁?让人联想,这里面还有什么内幕?是不是需要同时进驻巡视组,打虎拍蝇?

而在此之前,堆土处是被过度开采的采石场。从采石场到堆土场,恐怕这一长个链条都应该追查。不要有漏网之鱼。

救援正在进行,固然应该期望更多人被救出来。但对事故的追查以及必要的反腐筛查,同等重要。不要把破坏达到恐怖袭击级别的事故,装扮成自然灾害,更不要把对腐败分子的掩饰,隐藏在沉默之中。

黑灯下的深圳,需要重建一盏明灯。这个过程是困难的,你看天津就知道了,事发四个多月过去了,调查结论仍然成谜。深圳的班子如果还有一丝羞耻之心,就应该知错就改,除恶务尽,亡羊补牢,别让深圳的黑灯继续黑下去了。更不要让人家说,深圳的黑灯爆了以后深圳更黑了。

对于普通人来说,再多的泥石流逃生指南都是不够用的,因为新的事故总是发生在新的逃生指南上网之前。人们需要最基本的逃生演练和逃生知识,这应该蕴含在中小学教育之中。

至于和天津爆炸有关的化工爆炸逃生指南,深圳人造泥石流逃生指南,我看怎么编写也是然并卵,因为这类事故最大的恐怖制造者是另外一群人,而这群人本来应该妥妥地被所谓的法治和制度管牢——但这屡屡失守。

自求多福吧?打碎深圳的黑灯,重建一盏明灯,不广泛引入公众的力量是不行的。

国情一点通:中国的院士都是些什么人?

 

在三峡工程最后报告上签字的那些专家,都成了工程院和科学院的院士,那九位没签名的专家,他们的水平绝对在签字的人之上,但没一个人成为院士。三峡工程在中国学术界开了一个很坏的先例,说真话会被打成另类,没有科研经费,想当院士没门。当知识份子不能自由地发出声音时,国家的灾难就开始了。

华盛顿正在为中国崩溃做准备?

 
作者:毛山道士 )

几周前,美国迈克尔安翎公司向国会提交了一份报告,宣称中国共产党(CCP)“一个安静的晚餐之前“崩溃——到了最后的阶段。拥核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政治崩溃和是不小的事情。华盛顿应该尽早做好一切准备工作。
美国白宫日前向媒体发表文章:中国面临崩溃。而为了应对中国的崩溃美国应尽早准备。美国学者奥斯林(Michael Auslin)日前透露消息,中国已经走到了崩溃前夜。美国《国家利益》3月2日发表题为《世界末日:为中国的崩溃做好准备》(Doomsday: Preparing for China’s Collapse)的分析文章,罗列了为应对中国崩溃美国政府应当采取的措施。
首先谈论中国崩溃的奥斯林提出,中国与前苏联及东欧社会主义阵营一样,都是共党社会主义国家。面对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拥核国家中国的政治崩溃,华盛顿应当与被边缘化的中国部分公民建立联系,并高调讨论中国人权问题,以向中国人显示美国在道德层面关注中国的发展。奥斯林说,这些措施能够帮助美国的决策者们“站在历史的正确的一边”。
但《国家利益》认为,类似的措施在中国政治不稳定和统治结构崩溃的问题面前是微不足道的,并且也毫无用处。作者称,美国真正应当去做的是采取行动,而不是说空话摆摆姿态。作者预期中国可能会发生类似1989年一样的全国性大规模抗议,而在这种情况下,华盛顿付诸实施的举措才能保护美国在中国未来的利益。美国在为中国的崩溃做准备!
作者提出,应对中国崩溃可能带来的全面危机首先需要进行更多的研究工作和相关计划,在危机真正来临之前,必须设想好没有中国的中国将会变成什么样,以及这些改变将会带来怎样的结果。需要设想,何种不稳定状态或者何种政治危机将会威胁中国体制,以及北京可能为了预防这一切而做些什么。这些预测的目的是降低美国决策者所面临的不确定性,以防决策者在面对中国危机时因无知而在是否支持中国政府的问题上做出错误决定。
在作者看来,这些应当采取的措施包括:首先,确定中国内部的势力分布,哪些是向心的团结的群体,而哪些具有离心倾向。作者提出,在中国掌权的六十六年当中,它惯于打入所有可能成为政治势力的群体,而难以笼络的群体比如FL功,则会变成体制的弃儿和猎物。但是,仍有处于新生状态的公民社会群体以及活动家群体能够存活,而华盛顿需要了解中国以外的中国政界。
作者提出,在美国于2003年入侵伊拉克之前,就曾有过完整的有关萨达姆之后的伊拉克政治情况的完整报告,但目前甚至不清楚美国对于中国是否有这样的研究工作在进行。一旦危机发生,需要的不是有关维*族和藏*族的报告,而是有关中国12.4亿必然主导中国未来的汉族人的研究材料。
其次,美国和欧洲需要发展、保持和更新有关中国领导人(及其家属)的数据库,这应当包括他们能够随时被冻结的海外资产,随时扣押移民海外的中国领导人(及其家属),以及各种通讯联络方式。作者称,对比彭博社和纽约时报,美国政府和欧洲诸国要完成这些信息的收集并不难。一旦中国崩溃,干部们关心的不会是党的利益,而只能是自己个人和家族的利益,一旦生存受到威胁,中国党员们只会各寻出路,如果美国想要干预中国的未来,此时保持与中南海、省部级大员和安全部门官员们的私人接触就变得至关重要。
第三,了解中国内部安全力量的能力是至关重要的,这包括国内情报部门和军方的能力,它们将决定短期的不安定是否将会发展为关键性的混乱。作者提出,许多研究会将中国军方作为一种维持体制的力量,但事实上,如果中国发生大规模公众抗议,这只能是因为忠诚而强力的安全机构或许已经脱离了中国控制。
这至少要求了解解放军指挥部内部的情况,当中央下达命令时,军方领导人需要作出决定,军方应该支持目前政府、自己取而代之或者是袖手旁观。作者提出,尽管大多数解放军军官都是中国党员,但中国政军之间的关系已经发生了重要变化,现在的解放军受过更多的教育,也更加专业,面对世界政治走向及民主与独裁的正确认识,这使得解放军对于社会和政界都相对独立。
第四,华盛顿需要考虑清楚当某些个体事件开始发展成大规模危机的时候,北京将面临什么样的决定。首先,中国领导人将会判断游行是否能够被收买,或者通过逮捕抗议者领导人的方式进行镇压,以及这种不稳定能否被控制在区域范围内。北京需要作出的下一步决定是,是否允许地方当局独立处理这些抗议活动。由于跨地区的执法行动几乎是不可能的,一旦发生全国性抗议,这必然要求中央的高度统一领导。
第五,美国政府需要能够在北京切断国际通讯的情况下与中国人保持联络。尽管完全关闭网络可能很困难,但并非不可能。
最后,这要求美方情报部门不能发生任何意外事故,如果当前的美国情报部门无法完成相关任务,那么就需要重新考虑如何建立信息收集和整理渠道,以及如何在中国指导解决政治危机。问题不在于进行多么集中的工作,而在于要确保长期的、持续不断的工作,与国际社会联手解决资金和必要的装备,而这要求决策者自身直接参与其中,并与国际社会共同的合作,因为对某些重要人物的个人信息的收集需要高层出马,并且决策者应当清楚情报工作所能达到的极限。

新钞为什么让贪官都睡不着觉?

作者:黄生 本文转自作者公众号:风雨下黄山

11月中国将发行第五套新版人民币,这是一件非常非常重大的事。

中国一直以来,为什么现金的投放如此之高,就是因为洗钱、贪污等非常严重,洗钱最喜欢的就是现金,腐败贪污分子最喜欢的也是收现金,因为银行转账有迹可查。所以中国的现金投放特别特别高。

腐败贪污的官员收了行贿的现金后,往往就这些钱藏了起来,有的在地窖,有的墙壁缝隙,甚至还有的在池塘里,五花八门,什么都有,每次一个贪官被调查后,几乎全部都爆出其家里搜出了大量现金,最夸张的一个科级干部家里都搜出几亿现金,调了十几台点钞机去,还烧坏了几台。可见贪官对于现金,那是真爱。

中国少数人尤其是贪官占有了大量的货币,而这些货币又被他们藏了起来,脱离了流通领域,导致中国的货币流动速度越来越慢,所以中国又不断发行钞票、印钞等,广义货币M2都130万亿了,居于世界首位,但是中国总还觉得钱不够,其中原因之一就是这些货币一投放,又被少数人掌握了,而其中又有很多脱离了货币流通领域。

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就得要分析这些货币到哪里去了,一个最重要的方向就是去了贪官哪里,而且这些贪官都把钱藏着。因此必须要将这些贪官藏着的钱逼出来。

如何逼出来呢?一是要继续加大反腐的力度,每查出一个贪官,就能没收很多现金。

还有就是利用金融手段,就是发行新版钞票。很多贪官藏了几千万、几亿的现金,一旦发行新版钞票,他们必然要进行换钞,因为旧版钞票放一段时间就很容易受潮损坏,必须要换,因为贪官藏的现金数量很大,一旦换钞规模大,就立刻会上反洗钱名单,因为普通人是不可能家里藏着上千万、上亿现金的。

有人说,那分开换,这会增加很多的成本,而且需要通过很多人换,会增加泄露的可能。同时中国近期一直加大了对地下钱庄的打击力度,打击力度甚至是空前的,这不是没有原因,都是为了配合这些金融行动的,使得资金外流、贪官换钞的难度大大增加了。

当然,贪官们可以有一个办法不用去换钞,那就是趁机消费,将这些贪污得来的钱花出去。要的就是这个效果,这样一来,就将这些贪官藏的钱赶进了流通领域,刺激了消费,提振了中国经济。

起来的钱规模是巨大的,因此一旦进入流通、消费领域,对中国经济无疑是一次大幅度的刺激,因为这些资金起码超过20万亿,对中国经济的刺激远超过2008年的四万亿的刺激。

十一月即将到来,无数贪官睡不着觉了,要不换钞,要不花钱消费,换钞容易暴露,还是花钱消费吧,刺激中国经济增长!

 

中国股市将惊涛骇浪

站在2015年年尾,回首即将过去的一年,无限感慨,过去的一年,几乎是惊涛骇浪,欢喜得太早,悲哀无尽,成功转眼成空,无数财富灰飞烟灭。股灾已去,熊市却已经到来,而且未来股市还将进一步下跌。

我们现在又看到很多券商在鼓吹牛市依旧在,信心依旧在,无非是骗人而已,尽管他们一直都这么做的,实际上,中国股市非常不乐观,而且从经济的角度、内在价值的角度,中国股市仍然具有很大的下跌空间。

尤其是最近,有几件大事,将会使得中国股市进一步下跌:

1、注册制的推出。我一直强调,注册制只有在低位推出,高位推出注册制一定是灾难,高位推出注册制一定会导致股市崩盘,那么3500点是高位吗?从估值的角度来看,3500点确实是高位,也许2500点左右推出注册制比较适合,越低推出越好。

2、注册制的推出将会使得大量的垃圾股显出原形。大量的创业板、中小板股票将会腰斩,这是不可避免的,也是中国股市走向健康、走向价值回归的道路,同时铲除审批腐败的必然之路。

3、美联储的加息。12月份美联储一定会加息,这一定是全球资本市场最大的事,全球股市下跌很正常,中国股市下跌也非常正常。

4、最可怕的是即将到来的大小非解禁。这些大小非获利太多,成本太低,这个时候解禁,一定会对现在的市场冲击特别大。

5、IPO重启带来的失血效应。刚开始的时候IPO重启,会有政治护盘,但是随着正式开启,护盘会逐渐减少,对大盘的考验才刚刚开始。

6、国家救市逐渐退出。目前国家救市行为还存在,但是已经退出了一部分,而且现在应当全部退出,缺少国家救市,中国股市的空间会继续下移。

我们应当清醒的认识到,中国股市注册制推出是必然的战略大事,而且已经提上了日程表,必须抓紧推出,因为只有这样,中国股市才能避免审批腐败,才能真正走出有竞争力的科技型、创新型的公司,是中国经济转型的必然之路。

伴随着注册制的推出,中国股市的估值体系将全面推倒重来,上市公司资源将不再有稀缺价值,因此估值要大打折扣,当前股市的估值还是太高太高,因此下跌的空间很大。

在注册制推出之前,在大小非重新开始解禁之前,中国股市原有的估值体系必然全面瓦解,大跌不可避免,只有这样,新的股市估值体系才能建立,市场的长久健康才能逐渐确立。

抛弃幻想吧,尽管这是很残忍的,理性总是那么的不美丽和不受欢迎,但却能让你逃出生天!

世说新语今编

 

机密:不敢公开官员财产的原因
2003年曾就财产申报制,决定到上海广东搞试点,结果发生二大问题:
1.党政干部强烈抗拒,以消极怠工来对待;
2.在内部申报时,上海市的省厅级干部90%拥有一千万以上的资产,广东省的省厅级干部99%拥有一千万以上资产,如公开势必会被社会各界追击。
——摘自吴官正《闲来笔谭》

 

中国法律等于球

中政大学生致石校长的一封不公开信:
石校长:最近您代表法大聘邓亚萍为名誉教授一事,外界颇多非议,我知道那是对您有误解,木秀于林,风,必摧之,您大可不必理会。只要您是按照规定和程序做出的决定,就具有法律效力。
那些所谓的批评之声,无非是觉得法律与乒乓球之间没有什么关系,其实是大错特错了,两者之间关系非轻:
一、两者都是双方对抗性活动,乒乓球有甲乙双方,法律有控辩双方;
二、两者都是在第三方主持下的有组织的程序活动,乒乓球有裁判,法院有法官;
三、两者都是规则性活动,球有球规,法有法规;
四、从内容上说,乒乓球的正反斜拉、上下弧旋,与法律上的竞合、转至在运动方向和轨迹上有极大的相似性;
五、最重要的是乒乓球是国球,邓亚萍是国手,横扫寰球,独霸宇内,如果法大也能象邓亚萍一样使西北、西南、华东等各路好手臣服于麾下,则大长我校志气。
以上浅见,不足以表达您对两者关系的深刻认识,冒昧地揣摩一下您内心的真实想法,应该是:法律=球。[闭嘴][闭嘴][闭嘴]

 

美军潜规则:不得吹捧上级

美军中央司令部前司令施瓦茨科普夫,在海湾战争中战绩不俗,很多人预测他将会出任陆军参谋长一职,但海湾战争一结束他就退休了,为什么?因为当时的美国国防部长切尼讨厌他,认为他人品有问题。一本相关书籍中描述:在飞往沙特首都历时15小时的航班上,乘客们排队上洗手间,切尼看见一位少校替施瓦茨科普夫排队,快到时喊一声“将军!”施瓦茨科普夫才慢慢腾腾地站起来,插到前面进洗手间。同一架飞机上的另一件事也被切尼看到了:一名上校双膝跪在机舱内的地板上,用手把施瓦茨科普夫的制服整理平整。

就因为这两件事,切尼认为他人品不行,不能出任陆军参谋长。

我们可能觉得上洗手间找人排队和让人代为整理军装这类事不足挂齿,但他们觉得这是涉及个人品质的事情。

美军《军人手册》所规定的美军礼节禁忌:不要当面赞颂领导:

“当面直接赞颂长官或者上级是庸俗的,无论你对上级多么钦佩,当面赞颂都有阿谀奉承嫌疑,容易引起误解。”

罗宇先生致习近平老弟的一封信

   

         习老弟,你当了最大的官,我仍称你为老弟,很多人说不合适。我则认为,如果你听得进去,中国在你的治下还有希望。
  我老爸和你老爸在战争年代没怎共过事。进城后,曾同在国务院当副总理,结为莫逆之交。你老爸文革后复出,我老爸已仙逝,你老爸和齐心阿姨(习近平母亲)仍来家中探视,问寒问暖。
  之后,齐心阿姨经常自己走着到我家来,约我母亲一起去人大会堂看戏。我经常给齐心阿姨开门,见了我母亲,总是那句话:他没时间,咱们俩一起去。直到八七年,你老爸反对整胡耀邦,被邓小平、杨尚昆定为“精神病”,软禁到深圳,我母亲每年去广东度寒,仍去探望你父母。
  九九年,你老爸被允许回京一次,摆了几桌,当官的一个没请,就请了一帮当权者不大理的老太太。餐桌上,耀邦的夫人李昭阿姨问我母亲:“你知道习老为什么被软禁在深圳?”我母亲答:“知道一点,不详细。”李昭说:“就是因为整耀邦时,习老跟薄一波拍了桌子。”

  遍地危机源于一党专政
  那时,薄一波和江泽民正勾结的火热,想方设法把薄熙来推上高位。现在你坐上大位,这个机会来之不易。因为专制体制没有接班机制,所以这里面有多少阴差阳错,你比我清楚。你首先成功粉碎了周(周永康)、薄(薄熙来)政变的阴谋。但反贪腐,你怎么反?全党都腐,无官不贪,你反贪,就是反党。常委里,一个支持你,一个中立,四个等着你垮台。
  你要真反腐,真想把一个腐败的中国共产党重新变成一个廉洁的为人民服务的党,像战争年代的中共,唯一的办法是有序的、逐步的民主化。今天的中国,遍地危机:信仰危机、道德危机、环境危机、经济危机、金融危机、教育危机、医疗危机、资源危机。总之,没有一方面没危机的。为什么?总祸根就是中共的一党专政。

  如何有序的、逐步的民主化?
  首先要解除报禁。你在联合国说:自由、民主、平等是人类共同的价值。中国人连说话的自由都没有,还谈什么自由、民主、平等。我的书在国内也不让出。《宪法》写明的权力,在国内都行不通,还谈什么依宪治国。你可千万不要说一套、做另一套。有了新闻自由,官就不敢贪了。纪委止不住贪,这已是实践证明了的真理。
  其次是解除党禁。只有允许反对党存在,中共才有可能重新变为廉洁。看看国民党,就有启示。
  第三是司法独立。中国有《宪法》,但无宪政。所有人办事都不遵守《宪法》。首先是中共办事不守法。文革、六四、镇压法轮功,都是中共带头违法。
  第四是选举,所有的官都得民选,哪还会容易有贪官?
  第五是军队国家化,军队不得参与政争。
  这五条是民主政体的基础,中共领导下的大陆一条没有,所以被称为独裁专制,是世界上最落后的反人民的政治制度。我们的老爸都是毛泽东农民革命的主要参与者,这个革命赶走了帝国主义,在中国历史上就站住了脚。但是革命成功后,没有建立民主政体,而是建立了一个专制政体。这就是毛泽东不如美国华盛顿的地方。
  我们都吃尽了专制政体的苦头,我们总应该比前辈进步。当今世界的主要矛盾,就是专制与民主的矛盾,中国大陆与民主世界格格不入,民主世界六四后制裁中国至今,就是因为中国是专制政体。六四是中国政府屠杀中国人民,邓小平可能认为,这和你民主世界有什么关系,这个关系就是你邓小平违反了民主理念,民主世界就制裁你。
  今天,四十岁以下的大陆人已经不大知道什么是六四了,只有香港和台湾的中国人还是年年纪念六四。民主世界对中国的制裁丝毫不松动。法国、英国、意大利、美国的军火商,一直想解除对中国的制裁,好跟中国的贪官做军火生意,民主世界就是不允。
  你访问美国,国内说这收获、那收获,可是你不会跟美国人谈解除制裁,因为你知道谈也没用。听说,你认为中国今天最大的危机是信仰和道德的危机。民主世界对中国的制裁就是表明了民主世界信仰和道德的力量。你反政变,有天时、地利、人和,成功了。但反腐,用现在的办法,肯定成功不了。因为全党都腐,无官不贪,谁和你一起反?
  本是同根生,兄弟情谊,可以说悄悄话。但专制体制下,没渠道,只好越洋喊话了。
  (注:现年71岁的罗宇,是解放军大将罗瑞卿次子,与习近平同属太子党。他曾任职解放军总参谋部,1988年授大校军衔。1989年出席法国航空展,因不满中共六四镇压逾期未归,1992年被江泽民颁令开除军籍党籍。罗宇早前在香港出版回忆录《告别总参谋部》,透露自己是香港艳星狄娜(梁帼馨)的最后一任丈夫。)

共军作家刘家驹写林彪被约谈

 

军队作家刘家驹今年年初在《前哨》发表《质疑舒云“整理”〈林豆豆口述〉》和《我写林彪的遭遇》两篇文章,《炎黄春秋》三月号发表了摘录,3月19日,刘所在的干休所卢书记通知他,总政要来人找他谈话。21号上午,总政一位大校带着一位干事,在卢书记陪同下来到刘家,大校自报家门,说他是解放军出版社政治部主任,姓任,受领导之托,来跟刘家驹谈林彪问题的。随即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条宣读内容如下:
1.林彪的问题中央己定案,谁也改变不了。
2.你是党员,应和党保持一致,不得为林彪说三道四,有意见应按组织原则提出。 
3.军委早有规定,你们不得上网,你的上网是错误的。
82岁的刘家驹,作了三条回答,请任大校转达给总政。
刘家驹说:
1.我想做一个梦,期望国家尽快实现宪政。十八大之后,习近平主席高举宪法大旗,要依法治党、治军、治国。宪法第35条给了我言论自由。我军三大民主中的政治民主,也给了我话语权。当年,对林彪事件是不合法律程序的政治审判,是违宪的.我的文章是用事实在改变你们官方说法的。
2.我原是军事干部,从朝鲜战场回国后,就投入军史写作,给一些军师团的领导代笔写回忆录。总政要求记叙的内容,必须是颂扬我军的“光荣、伟大、正确”,不得有负面的东西给我军的历史抹黑。我是遵循这一规定的。1972年,我到“解放军文艺”之后,视野开阔了,红军时期,抗日战争,和各个野战军的历史,我都有所了解,我访问过不少敢讲真话的老同志,收集到的负面故事,只能存留在我的笔记本里,已经几十年。
1990年 代初,我被聘到《炎黄春秋》担任副总编辑,萧克是我们的总管。他告诫我,不要把《炎黄春秋》办得水性扬花,要把真实的历史告诉群众。在编委中,有前中宣部 长朱厚泽,安全部长凌云,毛泽东的秘书李锐,新华社副社长李普,还有教授、专家、学者等几十位前辈,都对党史一向的虚假持批判态度。他们教化我,不应受党 文化的束缚,真实历史是不计什么“正面”“负面”的,都应该按照原汁原味地记入史册。
史观改变了,我才发现:从井冈山时期开始,朱毛的前委和军委之争,是一场毛要控制军队之争;1931-1932年间,根据第三国际的指令,两次莫须有的清除AB团、社会党,杀掉自己人11万;红军长征不是播种机、宣传队,而是一路打砸抢;四渡赤水不是毛泽东的神来之笔;张国焘没有分裂党另立中央;抗日战争是游而不击;朝鲜线战争是为金日成火中取栗……一再修改的党史,众多事件也不断被篡改,只给我们留下了一堆历史拉圾。
3.我已经82岁了,心脏搭了四个支架,是和歧视老干部的军内官僚斗争造成的,已是半条命。我还要把知道的史实记下来。现已写出80多篇近100万字的初稿。我预计还能存活两年,时不我待,我会义无反顾尽最大努力的去写,给后人留下些亮点。
刘家驹还说:“党是胜利了的党,军队是胜利了的军队,为什么就不能把历史的经验教训、各种错误告诉公众?我是党员,我认为,忠实历史就是不能再用虚假的历史蒙骗人民,再欺骗下去,亡党亡国也就不远了。”
刘家驹慷慨激昂陈诉,任大校无言以对,起身拱手告辞。刘家驹说:“你别忙走,政治上有事总政就来找我,我们这帮人待遇低,住的是危房,二十多年不解决,总政该有个说法吧?”他进屋打印一份《现役军官坐拥豪宅,退休老兵蜗居危楼》的文稿交给了任,要他转呈张阳主任。任推说他没有这个任务。刘说:“你来这里为总政追查我的政治问题,我们生命悠关的事是总政制造的,就不管?”这位大校勉强接受了。刘家驹要求总政要尽快回复,若不回复将求助社会!

冯小刚:中国的电影为什么这么烂

 

谈中日韩差异

1、我们在北海道拍《非诚勿扰》的时候,我对日本工作人员说把监视器挪一下,结果他那个线捋得慢了一点,他的组长一个大耳光打过去,他马上鞠躬。

有一个日本工作人员搬器材蹭到中国摄影师的腿了,负责器材的组长把那个小子叫过来一脚踹他肚子上,他爬起来就鞠躬。

咱们这的年轻人也没干过什么呢,在这牛逼哄哄地来了,这要在日本都得每天大嘴巴抽他。(全场爆笑、鼓掌)

2、当你提出一个要求来,韩国工作人员第一反应是,我一定要满足你的这个要求,我要是没有做到,我很丢脸!

咱们国内的什么部门呢,他第一反应就是:导演,这根本不可能,完全没法弄。他其实就是怕麻烦。

我现在的摄影师,经常会提出一些让很多部门觉得麻烦的问题,但是他是一个非常牛逼的摄影师,所以就变成在中国这样的人会被孤立,说这人真烦,真讨厌,说我老想打他,蒙一麻袋什么的。(全场笑)

3、我们的年轻人,其实一点也不比韩国人、日本人差,我们能不能有那么一点玩命的精神、荣誉感和对行规的尊重,你看日本足球队训练的时候,踢不好就打,所以他们就能进入世界杯。

4、大家老不服气日本人,不要老骂!问问自己你是不是比他强,如果你什么事做得都不如他,你还想跟他打仗,你怎么打得过他。

谈国内明星

1、现在有什么样的观众就有什么样的明星,大家都喜欢听他们说一口台湾腔,一个男孩儿经常跟我说,“我的包包忘带了“(冯小刚模仿台湾腔,全场爆笑),“包包“,你们都喜欢这个。

2、如果你是一个专业的演员,你就应该具备这样的能力。你演哪的人,就说哪的话。张国立他就行。

3、中戏和电影学院的表演课,上到三年级都不知道教什么,到四年级彻底放羊,美其名曰出去实习,其实没得教了。为什么没得教?该教的不教。如果你是一个专业的演员,你应该会多少种方言,得学。

4、我这回拍的是南方发生的故事,来一个人说一口东北话,我都烦死了。我说南方演员都哪去了?或者你们能不能学南方话。

5、过去张艺谋拍《秋菊打官司》,巩俐在山村待两个月,跟农村人在一起生活,挑水,做饭。今天的中国明星,年轻的,有一个算一个,谁能拿出两个月时间去体验生活?你们在脑子里想想告诉我,我挨个告诉你们他们做得到还是做不到。

谈《一九四二》

1、俄罗斯历经苦难,出现的是柴可夫斯基、列宾等很多伟大的艺术家,作品宏大,有救赎的感觉。我们这个民族也历经劫难,出来的是什么作品?是《步步高》、《喜相逢》。它沦落出奴性来了。

2、当每个人在《一九四二》里照见自己的祖先,照见自己很操蛋的一面,他当然不舒服,他当然要去看“囧“了。(全场爆笑)

3、我女儿肯定不看《一九四二》这样的电影,她就愿意看《奔跑吧兄弟》撕名牌。(笑声)

4、我名也得了,利也得了,我天天花不完这个钱,我干嘛当钱的奴隶,我就拍点自己喜欢的,不管你们喜欢不喜欢。

冯小刚自评

冯小刚:我既没有家庭背景,也没上过大学,甚至高中都没好好上。我之所以能干到今天,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我非常的刻苦,从我做一个美术助理的时候,我就想,除了把我这个事做好,我能不能还帮别人做一点,绝对不是说人家说一个事,我先说这个事做不到,太麻烦了,相反,我马上觉得终于给了我一个机会,可以让他们看到我有这个能力了。我一路都是这么过来的。

北京肺癌10年暴增43%

自2000年开始,肿瘤就已经超过了心脑血管疾病,成为世界头号“死神”——每年有超过500万人死于肿瘤。为了激发全球共同攻克癌症的决心与期盼,UICC于2000年发起了“世界癌症日”活动,就在今年,又发布了两个惊人的统计数据,又一次给我们敲响了防癌控癌的警钟。

  消息一:据北京市肿瘤防治办公室专家透露,10年间,北京市肺癌的发病率约增长了43%,肺癌的发病年龄趋于年轻化;
  消息二:中国首个评估PM2.5长期暴露对公众健康所产生影响的研究报告出炉,报告指出,大气PM2.5污染导致全国31座省会城市或直辖市中25.7万人超额死亡,超额死亡率平均接近1‰。而在超额死亡的病例中,有相当一部分是肺癌。
  肺癌,我国发病率、死亡率均位于第一的癌症,现在死亡率还在以每年4.45%的速度在上升。2006年我国第三次居民死亡原因抽样调查结果显示,肺癌占全部癌症死亡的22.7%。中国抗癌协会科普宣传部部长、北京宣武医院胸外科主任支修益形象地比喻肺癌为被烟气、大气、油气、生气等“气”出来的病。
  吸烟、环境污染、职业接触、肺部慢性病以及遗传基因易感性等是导致肺癌的主要原因。虽然吸烟一直被认为是导致肺癌的第一诱因,可近年来的多项研究表明,伴随着控烟措施的推行,吸烟导致的肺癌发病率上升势头得到明显控制,但与环境影响呈正向相关的肺癌发病率却出现飞速上涨势头。
  在北京、天津等雾霾高发地区,肺癌的发生率明显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北京市肿瘤防治办公室副主任王宁说,北京市肺癌发病率由2002年的39.56/10万上升至2011年的63.09/10万,已远远高出全国平均水平。天津市的肺癌发病率约为60/10万,新发癌症患者中有1/5为肺癌患者,且呈现明显年轻化趋势。
  去年国际癌症研究机构(IARC)已把大气污染认定为致癌物,严格地讲,大气颗粒物,也就是所谓的PM2.5,是一种确认的人类致癌物。北京的生活节奏、工作强度之大,估计也只有身在北京的人才能深刻体会到!生活在北京真的太不容易了,关注健康已经刻不容缓!

比雾霾更严重的是人自身的污染

 

日帝都的雾霾再次上了大家的朋友圈“头条”。谁曾想,2015年初的时候,柴静发布的雾霾调查《穹顶之下》视频引发了人们对于环境污染的全民讨论,而就在这2015年即将成为过去的最后一个月,雾霾又再度回到人们的视野。

曾经,人一度以为地球上的海、陆、空是无穷尽的,所以从不担心把千万吨废气送到天空去,又把数以亿吨计的垃圾倒进海洋。大家都认为世界这么大,这一点废物算什么?可如今环境污染影响到了人类健康,如今已成了人们重点关注的首要问题。

然而比这污染问题更严重的,是人类自身的污染问题。也许你会感叹:这个世界怎么变成这样了?

近代环境学先驱弗兰克·艾格勒就曾说过,环境问题有90%是社会及政治问题,只有10%才是生态问题。

看看我们现在的人,人们追逐金钱带来的安全感,“活在当下”成了人们的口头语,“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成了人们的谈论内容,“不择手段、达到目的”成了人们的处事原则。人们根深蒂固的物质主义正是雾霾发生的重要原因。而这正是由于我们缺乏敬畏之心。人的堕落败坏更引起人的身体、思想、心灵污染。

身体污染:人们用繁忙的工作把身体累坏;暴饮暴食把肠胃弄坏;用烟酒让肺肝功能降低;用色情使自己的身体垮掉

思想污染:今天人们不相信有神,更多是让科学来解释一切,即使科学解释不了,却仍不相信超自然事情的发生。婚外情则被视为男人魅力所在,人们把离婚当作谈论的资本,甚至成为一种风气。

心灵污染:人们不相信人有灵魂,认为“人死如灯灭”,不相信天堂、地狱的存在,认为信仰只是一种精神寄托。

这些人的自身污染的问题,你是否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引起人自身污染问题的最根本原因乃是“罪”。罪使我们与上帝隔绝,我们都如羊走迷,各人偏行己路。除非人回到上帝面前,领受上帝的生命,否则人不能靠自己脱离罪的生活。“上帝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致灭亡,反得永生。”这里让我们看见灵魂的结局是什么?不是灭亡,就是永生。

没有人喜欢死,但我们都要面临死亡。生是一个事实,死也是一个事实。当你生下来的那一天,就决定你要流泪,会痛苦,会喜乐,会享受许多人间恩爱,也会享受许多人间痛苦。那一天就决定你是一个人,有一天会面对死亡。然而,所有的宗教都是论善论恶,惟有耶稣基督到世界上来不是专做这个,祂做了超过宗教的工作,是生死之间的工作。

人知道自己的罪,却没有力量和生命来脱离罪。然而耶稣来了,解决了教育、哲学、科学、政治、宗教所不能解决的问题。祂在十字架上说:“成了。”这是成就了哲学、教育、宗教所不能完成的事。如果宗教能够救人的话,上帝的儿子不必到世界上来,耶稣不必离开天上,为世人的缘故,钉死在十字架上。耶稣在十字架上死了,并不是为祂的罪而死,乃是为我们的罪而死。人的死是为自己死,基督的死是为别人死;人的死是为罪而死,基督的死是代罪而死;人的死是罪恶的结局,耶稣的死是赦罪的原因,这是不同的地方。

当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时,祂没有说“完了”,而是说“成了”,成就了。祂没有说失败了而说成就了,因为祂在这死里毁灭了死亡,在这死里把那不能死的生命彰显出来。祂藉着福音,已经把死废去,将不能坏的生命彰显出来。耶稣为我们的罪死了,死对我们是一个结局,对祂却不是结局,而是表现赦罪的原因。

耶稣在钉十字架三天以后,祂复活了,这不是神话,这是真实的。如果上帝不能在人类历史中,藉着祂的能力,叫祂儿子的生命将复活显明出来,人就没有盼望,人只有死路一条。一个不相信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人,不是基督徒。耶稣的坟墓是空的,所以这从死里复活的生命,要救每一个属于祂的人。

今天世界上的人误解耶稣、痛恨耶稣,然而上帝爱世人,甚至将祂的独生子赐给他们,耶稣到世上来,人们恨祂、杀祂,把祂钉在十字架上,那些人中了撒但的诡计。今天,你愿意来到神的面前接受基督耶稣作你个人的救主吗?

李娜:“我不希望我的孩子受中国教育模式的影响”

 节选自李娜自传《独自上场》一书。

许多人都在用教练教给他的生活方式生活,用父母的生活方式生活,唯独不敢用自己的生活方式生活。

我们中国人的传统就是“一锅端”,每个人都小心翼翼地让自己与大多数人一样,一旦超越了大众约定俗成的那条界线,就会立刻招来他人的口诛笔伐。许多人都在用教练教给他的生活方式生活,用父母的生活方式生活,唯独不敢用自己的生活方式生活。

而我,就像众多模具中的一个手工制品,挣扎着想要闯出自己的一条路来。因此经常让大家觉得奇怪:你怎么就那么特殊?你凭什么就那么特殊?我并不是特殊,我只想跟随内心深处的呼声生活。

我曾经对朋友说过:我将来的理想是当个家庭妇女,姜山到哪儿我就到哪儿,这是我理想或者梦想的一种生活方式。但我也知道,完全当家庭妇女肯定会与社会脱节。我不希望看到自己落后于时代。

这几年姜山全身心围绕着我转。我退役后,他去哪儿我就会跟着他去哪儿,不一定在武汉。姜山不喜欢小孩。他觉得小孩都太闹了,但我还是很渴望有孩子。

如果可能,我希望小孩受到与我完全不同的教育,我不希望孩子进学校后受中国教育模式的影响。

当我离开网球场时,我会和姜山讨论一些关于未来的规划:我们都一直很抵触将小孩交给父母带这件事。以前对国外的教育不了解,当我们有机会走出国门,看到国外的小孩的成长环境和教育方式时,我有一种被震撼的感觉。

如果将来真的退役有了小孩,我一定是全身心自己带。小孩的第一个老师就是父母,我必须要亲手抚养自己的孩子。如果可能,我希望小孩受到与我完全不同的教育,我不希望孩子进学校后受中国教育模式的影响。

我跟我妈聊天时,她会习惯用这样一些句式:你听我的,我吃过的盐比你吃过的米还多。我心里说,那可不一定。……当我有了孩子,我不能再用我小时候受到的教育来教育他/她,我要给他/她足够的尊重和自由,我要给他/她说“不”的权利,我要让他/她拥有自己的灵魂和梦想。

在中国做个孩子太难了。

在中国做个孩子太难了,竞争者数量众多,资源有限,孩子们面临的竞争也越来越强,容易产生攀比心,价值观容易扭曲。我特别不喜欢这样的孩子。

姜山也有同感。他觉得中国人的不自信是产生于家庭和教育,说得再实在一点,都是家庭造成的,因为父母老是告诉孩子要去做什么,什么事情都安排好了。而且父母们总是采用说教的形式,不停地对孩子唠叨:“你该洗漱了!”“你该睡觉了!”“学习去!”一切行为都是在大人的约束下形成的,小孩自己就不知道做一件事情是对还是错,就造成他的不自信,这是所有中国人都存在的问题,除非父母敢采取放养式教育。

我们小学课本最开始告诉你:爱人民、爱祖国,到大学才教你:不要随地吐痰。这其实完全是错误顺序。
中国小孩的不自信来自于父母。为什么外国人都比中国人自信?因为老外的孩子都是自己长大的。我们在国外待了很多年,大家都看到外国人怎么带孩子,对孩子的主动性从不约束。孩子会觉得,只要不是违法的,或是有严重错误倾向的,都可以去尝试一下,比如我今天选择打网球,或者选择读书、打篮球、玩游戏,他都会很自信地自己选择,然后去做。

中国孩子遇事先想“我可不可以做”。这样长大以后,遇到事情都会根据惯性先问:“这样可以吗?行吗?”这两种状态出来的人是完全不一样的。同样读完大学、受过高等教育的学生,甚至同样读到研究生、博士生的孩子,学识也许相仿,但他们的内在修养差别极大,他们以后的发展也会完全不一样。

这种对自己负责的态度应该来源于父母,根本不是学校教的。学校教的只是知识。我们小学课本最开始告诉你:爱人民、爱祖国,到大学才教你:不要随地吐痰。这其实完全是错误顺序。

每个人都不一样,没有什么可比性。

我最恨自己打球时没有自信,长期在运动队,集体式的教育,导致自己做任何抉择时都总在犹豫,没有自信,不敢肯定这件事做得对不对、做完后会得到什么结果。运动员们可能更会被这个问题困扰,因为自己要频繁面对输赢,从小面对的东西特别直接。教练喜欢通过比较来打击球员的自信,确立自己的权威地位,这也是不科学的。每个人都不一样,没有什么可比性。

现在我们俩的家里就基本不放奖杯,不放任何关于网球的东西。就是不想以后小孩会有“我妈妈是谁,我爸爸是谁”的优越感。我也不会刻意跟孩子说你妈妈原来是网球运动员。

养儿不防老。如果我们要孩子,那一定是因为喜欢孩子,自愿对他尽义务,并不是等我们老了希望他来赡养我们。

如果把孩子养在国外的话,我们就必须跟着孩子过来。我们俩想的是,小孩18岁以后自由选择一切,包括在哪里生活,我们都不会再去干扰他们的人生。

我们看过王志文演的电视剧《天道》,里面有句话我们很同意:养儿不防老。如果我们要孩子,那一定是因为喜欢孩子,自愿对他尽义务,并不是等我们老了希望他来赡养我们。

我们俩的想法是,等我们老了就去敬老院之类的地方,我们不希望给自己的小孩带来负担。

涉薄案商人徐明庾死狱中

 

12月4日,前实德集团董事长徐明因病去世,终年44岁。

1992年,徐明创建了大连实德集团。1999年,实德集团成为大连万达男子足球队赞助商,万达足球队改名为“大连万达实德队”。2000年1月9日,大连实德俱乐部正式挂牌,徐明从王健林手中接过了球队。

实德入主前3年,球队实现甲A三连冠。2011年赛季,实德队更是达到了国内赛场上的一个顶峰,不仅同时赢得足协杯冠军,而且以实德队员为主的辽宁队也在九运会上问鼎。

在国际赛场上,2001年实德队也赢得了亚优杯亚军。2003年,实德队参加首届亚冠联赛,闯入四强。

其间,徐明亦着手布局实德系,旗下同时拥有多家甲A、甲B俱乐部。此举受到了各俱乐部的普遍反对,在中国足协的要求下,实德系最终剥离。

2004年10月,因对裁判判罚不满,国安罢赛,这一事件成为后来“G7革命”导火索。徐明对国安行为表示支持,其后,实德队亦罢赛。以实德、国安为首7家俱乐部联手挑战足协,索要应属于俱乐部的权利,但最终被平息。

2005年,徐明在“福布斯中国富豪榜”上排名第八,实德队则再次夺得中超、足协杯双冠王。不过,那也是俱乐部最后的辉煌。由于逐渐削减投入,实德队成绩连年滑坡,到后来,不得不为保级而战。

2012年3月,徐明涉嫌经济案件被相关部门控制,后获刑入狱。年底,实德队在完成保级任务后,放弃中超资格,球队随后转手给大连阿尔滨俱乐部。

据了解,服刑期间,徐明一直对足球保持着高度关注,得知球队在困境中被卖掉后,还一度耿耿于怀。

网友快评:俄罗斯经济难难难

卢布汇率贬值,持续历史最低,恶性循坏。

卢布在过去一年半一直“跌跌不休”,一次次暴跌后都有反弹,但是我们注意到反弹的越来越有限了,卢布开始长期低位稳定了。去年是最低跌到60,最近已经持续在66左右了,这几天又实现了四连跌,跌破68.一次暴跌回去了不可怕,可怕的是一直稳定在低位。。。

多方决力,石油价格持续暴跌。

沙特试图用低油价打压美国页岩油企业,也试图抢占亚洲和欧洲的市场份额,伊朗也开始与沙特决力,于是在一轮又一轮的打压下,石油价格跌破了50,又跌破了40,现在还说要跌破30.

俄罗斯资本能外流的基本外流了。

黑石投资撤出俄罗斯,7-11撤出俄罗斯,欧美企业联合制裁俄罗斯,从俄罗斯撤资,这样的新闻一直不绝于耳。连中国企业很多投资项目也都暂停了,据了解中国多数银行已经暂停对俄大额资本信贷了。资本流出对俄罗斯经济的影响是致命性的,没有了资本投入,经济停滞,失业率升高,通胀加剧。

乌克兰争端拖拖拖。

普京收回克里米亚重振了苏联雄威,但是乌克兰点燃了火药桶;一年多来,乌克兰东部战火时断时续。拖死了乌克兰,也拖垮了俄罗斯,还断了克里米亚的电。

出兵叙利亚,费钱费力不讨好。

出兵叙利亚打击IS,俄罗斯每日花费千万美金;欧美国家还不忘时时使个绊子。叙利亚是一个烧钱机器,俄罗斯想快点结束却结束不了,想抽身恐怕难了。

出兵阿富汗,苏联解体;出兵叙利亚,俄罗斯会怎样?

土耳其击落俄罗斯战机。

土耳其击落俄罗斯战机,俄土撕逼,制裁损人不利己。西红柿都没了。

黑山加入北约,再建天然气管道之路彻底断了。

黑山正式加入了北约,俄土争端,两个新闻放在一起,这就意味着俄罗斯试图避开乌克兰的两条天然气管道项目“南溪”和“土溪”都堪忧了

俄继续冻结退休保险基金,民众生存困难。

俄罗斯将在2016年继续冻结退休保险金,俄罗斯民众现在生活在水深火热当中。卢布贬值不算,通货膨胀不算,退休金都被冻结了。

实体经济恶化,最坏的日子还没到来。

俄罗斯对公务员继续降薪10%,俄罗斯开始增税,卡车司机大罢工,这一切都已经暴露了俄罗斯经济的苦难,俄罗斯市场上商品价格倒挂,流动性堪忧,商人都在低价抛货也卖不出去。商人破财日益增多,俄罗斯实体经济崩盘在即,俄罗斯回到苏联解体初期。

俄罗斯经济崩盘,普京恐孤注一掷。

普京曾经用一句“给我20年,还你一个强大的俄罗斯”赢得了民意,然而15年过去了,俄罗斯经济却崩盘了。这个时候的普京要么下台,要么孤注一掷,发动世界大战,进攻土耳其,挑动世界大战。俄罗斯全面军事动员。

“邓小平谈话”又出江湖意欲何为

 

群里有两篇邓小平与曾庆红、胡锦涛等人的谈话,部分内容以前见过,网上有多个版本,基本内容相同,也不像是假的。关于邓小平谈论邓力群的几个梦内容是另一篇谈话,不知从何而来。大纪元曾有一篇无头无尾真假难辨的文章。原文不能复制转发,只能转发链接。今天早上就看不到了,微信也看不到。

 

2007年无忧网

邓小平与胡锦涛、曾庆红、王瑞林的谈话

人老了,清醒的时候越来越少了,我想趁我还清醒的时候给你们交代些事情。
你们三人,只有瑞林跟我快四十年了,从二十多岁的小伙子,也熬成了六十多岁的老头了。而庆红和锦涛你们两位,今天算是第一次面谈。第一次面谈就给你们交心,是不是很冒失?是很冒失。其实,我这辈子就是冒失过来的。早年不到20岁,不懂法语、俄语,身无分文就冒失地去闯法国、俄国。回国后,冒失地到冯玉祥军队去工作;后来又冒失地去广西搞百色起义,到苏区又冒失地被打成反党分子;解放战争时冒失地挺进大别山。八大以后,毛主席点我当总书记,我却多年不向毛主席汇报工作。文革和文革以后,那就更冒失了。那些事情你们都知道,我就不罗嗦了。我把你们找来,要向你们交代一些我认为应该交代的话。
你们知道,年初我去了一趟南方,后来让郑必坚执笔弄出个“南方谈话要点”。很多人讲,这是邓老爷子的临终遗嘱,或者说最后的政治交代。这话不确切。我今后是不会再说什么太多的话了,但真正的政治遗嘱是不会像这样弄得满城风雨的,真正核心的政治交待怎么能大张旗鼓地宣扬。今天我倒想小范围地真正讲一下我的政治遗嘱,或者说真正的政治交代.
首先,我对我们国家的政体现状并不满意。我是这个政体的创建者之—,这十几年也算这个政体的守护者、责任者,但我也是这个政体的受害者。每当我看到朴方残废的身体,我就在想,我们政体的名字叫中华人民共和国,但共和国最本质最核心的东西是什么呢?应该是民主和法制。我们所缺的恰恰是民主和法制!为改变现状,这些年我做了一些工作,这个问题并未解决。十几年后,你们当政时也未必能解决。其实,解决的办法是存在的,这就是向美国宪政学习。美国成为超一流强国靠的就是这个东西。中国要成为一流国家,也得靠这个东西。向美国学习,应该理直气壮,比别人差嘛,就应该承认自己的不足。当然,这里面有很多技巧,不要急。但你们有责任去努力、去学习、去实践,这是历史的责任。经过几代人的努力,把中华人民共和国真正建成一个权力来源於人民、法制公平的宪政国家。这也是孙中山的梦想。只有这样,才能说长治久安。

第二,台湾问题。香港问题解决之后,中国最大的统一问题就是台湾问题。台湾问题之所在一是现在政体上差距太大。解决这个问题我是看不到了,你们那一代人也未必能解决。但我想有三点你们要把握好:一是不到万不得已绝不动武,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二是大陆的经济要奋起直追,你一直穷下去就永无希望。三是在政体上大概一国两制还不够,一种可能的方式是联邦制宪政之路。中国经济上强大了,政治上又有民主和法制的共和体,台湾问题才有可能迎刃而解。
第三,发展问题。上面两个问题的基础还是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而这个问题的核心是发动老百姓去干,而不能只是政府去干。要千方百计让全国人民的脑袋来代替总书记、总理的脑袋。我们再聪明也聪明不过人民。我们的政府管得大多了,要尽可能少管。经济上,老百姓和市场都比我们的计划聪明。我想,只要坚持开放改草,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放手让老百姓去干,也就是坚持不断地发展经济民主,每年增长速度超过7%是有希望的。坚持下去,持之以恒,等你们交班时,中国或许就成了一个小康国家了。
第四,中美关系。中国对外关系中最重要的是中美关系。回顾一百年来,对中国欺负最少的大国就是美国了。退回庚子赔款让中国人去美国留学不说,八年抗战,美国的援助比苏联援助多得多!抗美援朝与美国打仗,是金日成和斯大林加给我们的。美国是第一强国,中国的发展和统一都绕不开美国,世界和平和发展也离不开美国。现在为了稳定和发展,我们只能是韬光养晦,绝不冒头,没办法,我们能力不够,手段有限嘛。到了你们那一代,办法可能会多一些。我们要学习美国宪法,美国人会不开心吗?为了国富民强,我们党让人民当家作主和富强的理想不变,但名字是否也可以考虑改成人民党、社会党之类呢?我想,名字一改,中美关系马上会改善。总之,到了你们那一代,手段会多些,办法也会多些。你们也要开明些,灵活些,要有所作为,不要像我们这一代人这么僵化和死板。只要为了国家人民利益,实事求是地去做,就经得起历史的考验。
第五,“64”问题。“64”是中国改革开放过程中的必然现象。社会成本很高。这个问题,今后会有人来翻旧帐。说你动用了军队,也死了人,责任是躲不掉的。但也还有更大的历史责任,则在於国家前进了,还是倒退了?国家是混乱破败了,还是稳定发展了?真正对历史负责的人,不怕这种责任。尤其要做领袖,更得要有担当。到了你们那一代,也不知会出什麽样的事情,或许是64,或许是七四。但你们一定要有对历史和国家的责任感,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只要对中国进步发展有利,该怎么干就下决心去干。回答“64”这类问题,根本的方法不是去争论,而是实实在在把国家搞好,让人民生活—天天好起来。有人告诉我,党内人才是一代不如一代,我看得依什么标准衡量。论文才飞扬,我不如毛泽东。论意志坚定,你们可能比不了我。但论科学理性,论勤奋努力,论民主开明,可能会是你们的长处。总之,不要怕事,不要怕祸。要敢闯、敢干、敢负责任。当然,也不要一朝权在手就惹是生非。要不惹事、不生事、干实事,敢负责。有了这种态度,历史也会对“64”有一个理性的说法。
第六,制度建设。除了政改要在宪法制度上下大气力外,还有党内、政府内的政治制度搞—些持之以恒的建设。像今天我们只能在小圈子里选泽民,小圈子选你们。这是历史条件,没有办法。但这办法绝不能长期下去。最终,领导人还是靠人民来选,不能靠小圈子和枪杆子。最好是从基层的民主建设抓起。今后我们再也不是枪杆子里出政权了,也不能仅靠枪杆子来维持政权。古语说是得民心者得天下。我看得靠实事求是的本事,靠真理和民心民意来维持和完善政权。你们要有这种观念,今后主要是靠老百姓的税收来养政权。你要老百姓养你,你就必须去代表民意和服务民意。这事从上到下搞风险大,但必须实验。不搞的风险更大。合理的办法是从下到上慢慢演进,先把基层工作做通,农村包围城市,这样风险较小。就像我们八十年代的农村改革一样,先从农村基层的大包乾抓起,而后是乡镇企业,再而后是城市改革和国有企业改革。制度改革也可以这样去摸着石头过河。不要急,但也绝不能不去开拓进取。
最后一个问题,是关於你们和我家的一些个人问题。先说我家吧。我家现在不发愁。朴方服务于残疾人,三个丫头都有自己的事干。我担心的是质方,他是一介书生,不善与外人交流与投机,不能让他从政或搞理论研究。他要经商就由他去吧,但你们要帮我监管他,不能让他搞大,做一个普通人最好。瑞林也算是我家的成员了,你重点就去军队发展吧,努力做好泽民同志的部下。
另外是关于你们两位,虽然都50岁上下,但你们能走到今天我看是也有本领。在苏东问题爆发后,我曾给政治局说(以下无内容)

 

请当局诸公自己想想

 一个国家是由反对者和支持者共同组成的。好比一辆车,有油门,也有刹车!。如果没有刹车只有油门,那就只有一个结果:车毁人亡。反对者就是国家的刹车。善待反对者,是为了保护你自己!

 55年逮捕第一个文人反革命胡风的是罗瑞卿,65年第一个被关押又跳楼的也是罗瑞卿; 57年第一个跳出来批章伯钧的是吴晗,67年第一个自杀的也是吴晗;

 58年批刘伯承、萧克的是彭德怀,59年第一个被批斗的也是彭德怀;

胡风事件中最卖力的是周扬,后首先被批斗的文棍也是周扬;

66年最早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是陈伯达,70年九大后第一个被扫进秦城监狱的也是陈伯达;

 66年起草第一张大字报的是康生,78年被第一个开除党籍的也是康生;

66年第一个从局长级提升为政治局委员的打手是江青,80年第一个被押上审判台的也是江青;

延安整风中最卖命最受益的是刘少奇,69年被整得最惨酷最要命的人也是刘少奇。

66年拼命整死接班人刘少奇的是林彪,71年接班人林彪又被主人整死了。

是报应还是圈套?或许有的是报应,有的就是这么设计的,有的是命中注定的,究竟为何?只能靠各位自己去猜想了。

悍匪张军临死前对文强说:有一天,你的下场和我一样!文强临死前也对王立军说:有一天,你的下场和我一样!是因果?还是巧合?

“人民群众”这家伙到底是谁?

 

打小就知道“人民群众”这个词,现在也总听说人民群众这个词,可人民群众到底是谁,是什么样的人,我一直犯糊涂。

人民群众有时候叫人民,有时候叫群众,有时候叫“人民群众”。就如人的名字,拆开了叫合起来叫,反正称呼的都是一个对象,说的都是一个意思。

人民群众很神秘,摸不着,看不到。你是人民吗?不是;我是人民吗?也不是。不信你到大街上去问,问谁谁也不敢说自己就是。

人民群众很牛很强大,因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动力”。

人民群众一定很长寿,有句话叫“人民万岁”。

人民群众经常能得到“好处”。因为有这么句话,叫“让人民群众得到实惠”。做点什么还都叫“惠民工程”。

人民群众人见人爱,都喜欢和他交朋友,因为有句话叫“密切联系群众”。

人民群众好像很懒,好多事情都得别人替他做。不但有“人民公仆”来“为人民服务”,“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

还经常听有人说“我代表人民”如何如何:“代表人民感谢你”,“代表人民判处你死刑” ……这么说吧,只要你能想到的,都有人代表人民群众去干。

而且无论你是哪里的人民群众,都有人代你做事,“我代表全县人民”、“我代表全市人民”、“我代表……”跑哪儿都能把你囊括进去。

人民群众这个词儿一定很好听,因为好多东西以他命名。

赞同的话那是“人民的声音”;反对派叫“人民的公敌”,让你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

领导人叫“人民领袖”;政府叫“人民政府”;法院叫“人民法院”;医院叫“人民医院”;唱歌的叫“人民艺术家”;教书的叫“人民教师”;警察叫“人民警察”;钱叫“人民币”••••••

再早点儿公园叫“人民公园”;饭店叫“人民饭店”;宾馆叫“人民旅社”……就差厕所叫“人民厕所”了。

不过人民群众也不总是风光,有时候像是小学生,要接受教育。

经常听说,某某事件“教育了群众”,给人民群众看的东西,无论是小说、诗歌、还是电影电视剧也强调要有“教育意义”。

人民群众情绪总不稳定,有时“欢欣鼓舞”;有时“义愤填膺”。

人民群众的眼神不大好,看东西一阵明白一阵糊涂。因为有时候“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有时候则“不明真相”。

当然,“雪亮”时前边修饰词肯定是“广大”,“不明真相”时前边的修饰词肯定是“一小撮”。

至于什么时候“雪亮”,什么时候“不明真相”,好像人民群众自己说了不算。就如一个人有病没病,结论得大夫做。

人民群众还似乎还不大好说话,因为经常听说“人民群众决不会答应”!

人民群众这家伙,到底是谁呀?

哈哈,还是别问了,人民群众“决不会答应”。

一边涨价,一边侵吞

——北京地铁等国企一边涨价一边低价出租资源套现私分公有资产

 

1北京外企服务集团:领导干部违规持股分红

巡视发现,北京外企服务集团股权改造不规范,股改方案未按国家规定履行审批程序,未将无形资产纳入评估范围,使国有资产实际价值不能真实体现,存在领导干部违规持股分红问题。工程建设领域暗箱操作。领导干部插手干预工程建设,存在以个人推介和会议决定方式替代招投标程序问题。违反或有意规避工程建设有关规定,有的表现为应招不招,有的表现为拆包、分包、层层转包。监管存在“真空”地带。

2北京控股集团:纪检监察干部执纪违纪

巡视发现,北京控股集团党建体制机制滞后于企业发展,还存在二级企业各行其是,统不起来的问题。对京外企业,集团侧重于股权管理,在企业党组织双重管理中履职不够,所属外地企业党组织管理虚化,有的企业甚至没有党组织负责人。

有些纪检监察干部为兼职,聚焦主业不够,不敢抓,不敢管,不敢碰硬,发挥不了应有的作用。执纪不严、监督缺位,下属企业中许多明显违反作风建设规定的案件,多未给予相关人员党纪处理,未能抓早抓小把纪律挺在前面,甚至个别纪检监察干部执纪违纪。

3北京城建集团:负责人拿车补又频繁使用公车

巡视发现,北京城建集团“两个责任”的落实有待加强。集团党委对集团党建工作研究不够,很少专题研究党风廉政建设形势、特点等问题。集团纪委查办的案件少,每年的党风廉政建设考核中只奖不罚,集团内查办的具有行业特点的贪污贿赂案件少,起不到震慑作用。

在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和作风建设方面,部分二级企业存在主要负责人既拿车补又频繁使用公车的情况。在选人用人方面存在打招呼、超职数配备、选任程序不规范等问题。

4北京电子控股有限责任公司:企业领导人员违规出租公房

巡视发现,北京电子控股有限责任公司党风廉政建设“两个责任”落实上有欠缺,纪检机构“三转”不到位,个别单位存在顶风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滥发津补贴的问题,公司总部和二级企业对廉政风险巨大的大宗采购等经营行为,没有制定专项规定,监管缺失。

在房屋出租管理中,一些企业领导人员个人操控合同签订,规避监管;一些企业领导人员轻易将房屋出租,滋生大量二房东;一些企业领导人员管控不力、追责不严、担当不够,导致国有资产收益流失和存在利益输送问题。

5北京市地铁运营有限公司:低价出租套现私分国有资产

巡视发现,北京地铁公司地铁商业资源经营中产生巨额损失,存在利益让渡和国有资产流失情况。廉价出租地铁资源,向合资公司让渡利益,套现私分国有资产。物资采购和工程项目中违规问题严重,存在廉政风险。“三重一大”制度形同虚设,物资采购违规现象多发,工程建设领域漏洞大量存在。

6北京市基础设施投资有限公司:变相公款旅游违规发放津贴

巡视发现,该公司“两个责任”落实不到位。公司党委履行主体责任不到位,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落实层层递减,公司纪委未能把握新形势下的新任务新要求,监督责任落实不力。党的组织建设薄弱。党的部门力量配备不足,忽视基层党组织建设,党的意识淡薄,执行中央八项规定精神不自觉、不严格,存在顶风违纪问题。违纪发放购物卡,铺张浪费举办会议,领导干部职务消费缺乏监督,大额资金用途不明涉嫌违规套现,变相公款旅游,违规发放津贴补贴。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中履行选人用人程序不够规范,干部日常监督管理存在“高举轻放”的问题。

 

新华网转文鼓吹建政治特区首选深圳

 

在“深圳如何再当排头兵”的民间学术沙龙上,深圳市副市长张思平指出深圳必须研究体制问题,坦言官员们其实与民间一样渴望中国的制度创新。

从制度变迁的高度出发,郑永年指出中国这一次“杀出一条血路”就是要实现国家的政治民主化,最终完成中国这个后发国家的政治转型(见昨日《南方都市报》)。

因此,我们不妨引入“政治现代性”这个概念,从现代化的角度来分析上述观点。

亨廷顿在《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一书中,提出了一个著名的观点:现代性带来稳定,现代化带来不稳定。亨廷顿指出,世界上最为动荡的国家恰恰是那些经济快速发展、政治尚未实现现代性的国家,也就是所谓“现代化国家”。

经济高速发展后,如果旧制度不能吸纳爆发性的公共参与,社会就有可能发生冲突。

唯一能阻止悲剧发生的方法,就是通过政治创新,完善优良的政治制度,废除和改革落后的政治制度,建立以保障个人自由这一核心价值为目标的现代国家制度,吸纳民间政治参与的愿望,并通过法治化和民主化来规范政治参与,最终建成一个公共权力、公民社会和公民个人三者各司其职的社会分工合作体系。

经过三十年的改革开放,在深圳的经济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事实也证明,人均GDP达到1000美元以后,社会往往伴随着阶层分化、民主意识增强、社会公正诉求扩大等现象,目前深圳就处于这个阶段。如果没有政治民主化制度保障,亨廷顿“现代性带来稳定,现代化带来不稳定”的警告很有可能成为深圳的现实。为此,深圳应该争取成为中国政治改革的试点特区。

在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中,深圳政府拥有同级的地方政府并不具备的公共权力。在劳资关系处理等方面,相对其他地方政府,深圳特区政府具有更丰富的经验,这些经验是深圳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进一步进行的基本智力资源。

深圳邻近香港,长期接受全球化思想的熏陶,深圳市民逐渐具备政治特区公民应有的素质,这能够确保作为政治改革的地区性试点不至于威胁到社会稳定和国家正确的政治发展方向。

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和超大型社会,在史无前例的改革开放和政治民主化浪潮中,中国的进一步发展同样呼唤地区性的政治改革试点。

网传刘亚洲关于军改即席讲话

 

(网传原文)
新军事变革汹涌而来。各国军改都在突飞猛进。留给中国军队的时间已经不多。

 一、战争变形了
 毛主席曾经说过:“美军打到哪里,哪里人民就学会打仗。”他老人家先知般的预言被近年来的事实证明是真理。从上世纪九十年代海湾战争到现在,美军三年一小打,五年一大打,整整打了近二十年。我计算了一下,美军已经打完了四场中等规模的战争,实现了三个国家的政权更替。
 这四场战争一场比一场新颖,一场比一场眼花缭乱。美军不仅在表演,而且在授课。全世界军人都是它的学生。美国在发动战争的同时也发动了世界新军事变革。美军就像袋鼠一样,始终跳跃在世界的前头。
 从某种意义上讲,美军是被中国军队逼出来的。美国建立迄今二百多年,从未尝过败绩,唯上世纪有过“逢共不胜”的历史——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等于都是同中国交手,全败。这两场战争之后,美军涅槃。美军的变化违背了世界军事的规律:军事变革通常在专制国家产生。法国虽有戴高乐,但他的坦克战思想在本土毫无市场,却被希特勒拿过去大放异彩。成吉思汗、拿破仑,包括斯大林,都是军事变革的高手。倒不是因为这些人有卓识,而是本性使然:既要吞吃他国,就得有强大军力。同时,专制的举国体制能够轻易办成别人办不成的事。美国把这些定律改变了。
 在四场战争中,美军都废除了“前线”的概念。战争已经成为以斩杀政府首脑为核心,打击经济设施为重点,摧毁敌国人民意志为根本的全新模式的战争,整个世界为之震撼。1990年海湾战争,美军打的是信息化。南联盟之战,美军打的是一体化联合作战。阿富汗战争,美军用的是立体化透明化的作战方式。伊拉克之战,美军打的则是“全维”作战,连信息化战争开始时应首先对敌方进行电子压制这一手段也懒得用了。许多军人惊呼:看不懂。
 这四场战争告诉我们:什么都可以重复,战争不能重复。上一场战争的经验并不适用于下一场战争。我有一种直觉:信息化作战方式很快会过时。这可能是中国军队的悲剧,何尝又不是喜剧?我们尚未打过机械化战争,而这种战争方式已被淘汰。但幸运的是我们可以站在别人的肩膀上眺望未来。一种战争规律是:走别人的路,让别人无路可走;另一种则是:自己无路可走,因此走新的路。

 二、军队变小了
 美国人说,二十一世纪的战争是班长的战争。这话太妙了。它昭示着一个真理:新型战争需要新型军队。
 昨天的战争讲究战略纵深。苏联和中国都曾依靠纵深赢得过战争。今天,战争已穿越天空向太空延伸,真正的战略纵深在太空。格林纳达之战后,美军提出“三化”——陆军模块化,空军隐形化,海军两栖化。这“三化”的首要点是小型化。
 掌握了新的战争形式,往往对敌人只需要一次打击。开战即决战。第一次海湾战争,我们还能看到大规模的伊拉克坦克、飞机被摧毁,共和国卫队狼奔豕突的场景,而在新的伊拉克战争中,世界只能在战场上看到美国军队的神速推进,一天近二百公里。
 美军新的条令规定:连长要具备司令意识。更深一层次的意思是,陆军的连长、F-16编队的机长、海军的舰长都要准备在战争的某一个阶段唱主角。因此,必须学会把握大局。这反证了它已经把军队缩小到了何等程度。
 缩小绝不仅仅是减人,而是优化组合。美军提出的全能型军队是:中国的士兵、德国的参谋、日本自卫队的少佐和美军的将军。中国士兵最能吃苦耐劳。德国参谋科学素质好,做事精确。日本基层军官最有责任心,遵守纪律。而前三者都必须由美军来指挥。只有优化,才能优秀,中国先秦奇兵不强,因为马非良种。汉武帝不惜大规模用兵从西域引进大宛良马,世人只看到其骄奢的一面,却忽略了军事上的用意:正是西域马改良了中原马种,才有了后来征讨匈奴的胜利。
 上世纪末,俄军也曾裁军,但只是裁人,为了吃饭。结果裁来裁去,吃饭的虽然少了,饭量反而大了。因为肌肉都减没了,脂肪却依然留着。普京上台后才开始减脂肪。
 过去,冷战时期苏军是力量型军队,美军是技术型军队,中国是谋略型军队。今天,冷战后的俄军不复有力量,美军则兼有技术和力量,再加上一定的谋略。

 三、军改不是军事,而是政治
 中国军队改革关乎国家之命运。
 自从邓小平确立了改革开放的政策路线后,中国已平稳地走过了三十年。如果能再平稳地走三十年,必天下大治,就再也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挠中国崛起。可以想见,这不符合西方国家利益。
 中国历史的规律:小事件,小变革;大事件,大变革。没有鸦片战争就没有太平天国。没有甲午战争就没有辛亥革命。没有文化大革命就没有改革开放。未来可能影响中国的大事件有三:1.台海战争。2.中日战争。台海战争可以导致中日战争。东海冲突也可以导致中日战争。在东海划界问题上中日存在着不可调和的分歧。中国态度太强,会导致战争;中国态度太弱,也会导致战争。3.边疆发生动乱。新疆发生因分裂运动而引起的战争可能性尤大。
 文无第一,武无第二。战争一旦爆发,中国只能有一种选择,美国却可以有多种选择。对美国而言,日本胜,它算胜;台湾胜,它亦胜;新疆分裂了,它还是胜。反之,日本败,它仍是胜;台湾败,它可以选择退出战争或让台湾回到中国。即使台湾回归中国,美军仍可以留在亚洲,还是一副不败的棋局。中国若失败则是另一次甲午战争。中国政府垮台不算,新疆、西藏,甚至包括内蒙古都脱幅而去。中国能承受这样的失败吗?
 三大事件背后都有美国的影子,同时也闪现着美军的身影。近年,我为加强对台军事斗争准备,一再增加军费,台湾却一再削减军费,说明它是想在美军体系内同我一战。中国不能与美国为敌,中国军队却一定要以美军为敌。以美军为敌,必先以美军为师。美军已经走得太远了。它在战争思想、作战理论和技术战术等方面远胜其他国家,“可以击败世界联军”。
日本的战争准备比我们充分得多。日本海军已在世界排名第二,超过俄罗斯了,仅次于美国。虽然它仍叫作海上自卫队,其实只差没有航空母舰了。日本航空自卫队说在开战几小时内就能取得北中国海的制空权,此话虽狂妄,但值得重视。
 我们总说讲政治,什么是最大的“讲政治”?加速军事变革和军队改革是我军最大的政治,这是一场扎扎实实的政治仗。我军是靠政治打天下的。美军一个研究人员称解放军的威力源于“党支部”。他一直想弄清这个无处不在的“党支部”到底有什么魔力,能使解放军战无不胜。新时期我军应当像重视“党支部”一样重视军改。

 四、向哪里突破?
 我军的突破口在哪里?在装备上?不是。在理论上?不是。在体制编制上?也不是。我们的突破口在心里。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成了至高无上的“海军国”——它控制着全球海洋。普京改革俄军,看得出来它是想朝“空军国”方向努力。俄军轰炸机已在中美洲翱翔就是例证。中国军队呢?美国人的一句话让我们警醒:中国还是“陆军国”。美国人还提出了理由:1.红军、八路军和解放军的主要构成是农民。农民永远依附土地,很难把目光投向天空和海洋。2.建国以来,几次战争特别是朝鲜战争和对印战争打得太辉煌,陆军立了大功。3.中国国土广大,非大量兵力看守不可。
 改变状况,首先靠国家。邓小平早就讲过,教育是第一位的。解放军的结构主要由农民构成。而今天中国农村教育现状与城市教育存在着巨大差距,使社会结构的不合转移到了军队中。日本天皇总结日俄战争经验时说,要感谢日本的小学教师。因为明治维新后,日本普及了小学教育。沙俄军队多是由农奴组成的,几乎全是文盲。二战中,国民党兵根本不是日军对手,望风而逃。但后来组建的中国印缅远征军,因为补充了不少青年学生,再经过美军的训练,结果战斗力大大提高。
 其次靠我们每个人。把眼睛从土地上收回来,投向天空和海洋,必须从新做起。必须从我做起。坚决改变观念。有些观念看似正确,实则非也。观念的改变是最根本的改变。中央电视台军事频道曾花很大篇幅宣传某部队养猪种菜的事迹,地方上有人不禁问:难道国家大把的军费是用来培养饲养员的吗?
 改变观念亦可从我军优良传统中寻找。现在军事干部和政工干部不交叉。战争年代,哪个干部不是既能当师长,又能当政委?现在成了两张皮,动辄就说:“你们军事干部”、“你们政治干部”。

五、人民不再需要伟大的领袖

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没有什么“伟大领袖”,曾经有“伟大领袖”的国家只有那么几个。现代革命的基本目的,就是为了消灭特权,实现社会平等。领导这些革命的领袖,一旦变成了“伟大领袖”,就意味着革命已经失败了,因为,一个至高无上的,可以恣意妄为的新特权又产生了。
一个现代国家的领导人拥有古代帝王一样的特权,最好的办法就是不择手段地把自己变成“伟大领袖”。因此,一个国家如果出现了伟大领袖绝不是什么好事情,它意味着这个国家的老百姓肯定要倒大霉了。
一旦成为伟大领袖,他就至死不需要交出权力,他的话就是真理,像圣旨一样,所有人都得对他忠心不二,他看谁不服气,动一个小指头就可以让你下地狱。“伟大领袖”就是现代帝王的代名词。
真正具有高尚情操的现代革命领袖,绝不可能容忍别人把自己捧上天,更不会不择手段地自己把自己捧上天。这是现代革命领袖与个人野心家之间的根本区别。
政治领袖如果在位的时候就被尊为伟人,那他绝不是真正的伟人。民国成立之初,孙中山乘军舰往福建视察。舰泊马尾,这时孙中山发现,聚集在一起欢迎他的许多小船,大都悬挂标语,称他“万岁”。
孙中山说:万岁一词,是封建帝王要臣民这样称呼他的。我们为了反抗这个“万岁”,许多革命同志抛头颅、洒热血。如果我接受这个称呼,对得起先烈吗?他要求撤掉这些标语,否则决不登岸。
至今世界上发展很好的国家,从来没有什么“伟大领袖”。最典型的对比就是韩国和朝鲜,从来没听说韩国有什么伟大领袖,而北朝鲜的伟大领袖已经伟大得没有边际了。发展的结果大家都看的很清楚,同样的土地同样的民族,天壤之别。北欧是目前世界上贫富差别最小的地区,是最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地区,从没听说北欧的哪个领导人是什么伟大领袖。
以平等为基础的民主制度和以平等为基础的价值观远远胜过伟大领袖的英明和各种雄伟壮丽美妙动人的主义或思想。
残酷的历史经验证明,领袖越伟大,人民越渺小,领袖越伟大,法制越无效。革命领袖一旦变成伟大领袖,他就不再是人民的救星,而会变成人民的灾星。
革命领袖居功自伟是可耻的,老百姓盲目崇拜是愚昧的。民主法制,自由平等,限制公权,保护民权,这才是现代社会公民应该追求的美好制度,拒绝这种制度,永远不会成为受世人尊重的先进的民族,这个民族也不会有任何光明的前途。

躲在大学里的告密者

 

2015-11-28 呀拉索

  杨师群是一位老师,华东政法大学人文学院的老师。2008年11月底,杨师群先生在博客上透露,因为自己在《古代汉语》课上对当今政府说了几句批评之言,班上两位女生竟去向上海市公安局和上海市教委告发,称杨师群为“反革命”。

杨先生也因此遭到了有关单位的调查。从网上看到这则报道时,我感到有些荒唐,很是吃惊。我不禁联想到三年前卢雪松女士被学生告密的事情。卢雪松也是一位老师,吉林艺术学院戏剧文学教研室的老师。

2005年,在一次课上,她向学生讲述了林昭——这个在毛泽东时代罕有的清醒且勇敢的女子——的故事。并且,为了使学生们有更真切的认识,她组织班上学生观看了纪录片《寻找林昭的灵魂》。然而,令她想不到的是,班上的学生竟去向校方检举,称卢雪松在课堂上讲述反动内容。学校官方收到消息后,秘密停掉了卢雪松的课。

事后,知识界人士有个基本共识:这样的事情之所以发生,可能与吉林艺术学院作为地方院校的封闭性有密切关系,如果此事发生在一个中心城市的全国性高校,结果可能是另一番情况。

可是偏偏三年之后,在作为全国中心城市的上海,再一次真真切切地上演了如此相似的闹剧。同样是发生在大学校园里,告密者同样是学生,自己班上的学生。这实在是向知识界人士的共识开了一个不大不小的玩笑。

我无法想象,当这两位热心的老师意识到自己的言论竟然被学生视成为“反动”、“反革命”,甚至被告发到有司之处时,他们的心里,会是怎样的感受。卢雪松先生的朋友、网络知名作家冉云飞在《大学里的极品告密者》一文中提到:

武汉晚报的报道称,湖北大学数计学院某班出台新班规,要求学生实行“盯人”战术,每名学生暗中监视另一名同学,并在所谓“天使信条”上写下对被监视对象的意见。这些披着“天使外衣”的GMZ,以“关爱同学”的名义复活,蔚成校园文化的诡异风气。与这种“天使心肠”相比,发生于华东政法大学的杨师群案,给人了留下了更为深刻的印象。这所我曾经应邀前往演讲的学校,涌现出两名杰出的学生GMZ,她们将自己的“古代汉语”老师告到市教委和公安局,理由是在课堂上“批评文化”和“批评政府”。课堂上的自由争论本来无可厚非,反驳老师的观点,也是教学民主的一部分,但令我惊讶的却是GMZ的心机——一方面向教委告密,企图端掉老师的饭碗,另一方面向公安告密,要把老师送进监狱。正是基于这种“双管齐下”周密手法,她们从网民那里荣获了“极品GMZ”的称号。

几年前,遇到卢雪松之时,曾问及告密一事,从谈话中,可以感到,卢雪松对告密的学生没有怨恨,而是充满了深深地悲悯。因为,他们虽然是大学生,却也只是中国愚民教育下的牺牲品而已。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独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多少人曾告诉我们,大学,是知识的殿堂,是百家思想自由交流的天地,是精神成长的净土。而当怀着这样的期盼,步入大学校园之时,展现在眼前的,却是一片贫瘠的土地。在这里,思想开不出花朵,自由独立的翅膀被硬生生的扯断,校园里一位普通的老师,仅仅在课堂上讲述了对政府的几点不满,竟会被学生认作反革命,这是谁的悲哀?而放眼世界,华夏之外,在哪一个自由的国度,你能够看到这种闹剧?也许,这也是一种中国特色。

蔡元培先生曾多次说:“人言有良社会斯有良大学,吾谓有良大学斯有良社会。”如果大学校园成为告密者的天堂,学生们没有独立的思想和进谏的本能,只知歌功颂德、拍政府的马屁,甚至不惜出卖自己的老师作为附势的本钱,那么蔡先生所说的“良社会”又怎么可能在他们手中形成?

老师是没有错的。一位大学教师,有权利也有义务对政府提出任何意义上的批评,这是其作为知识分子所应有的社会责任感的体现,也是言论自由的应有之义。因此,这些老师不仅没有做错,反而因了他们的行动,展示为人师者的良心,若不是出于对学子的关爱,对国家的满腔热忱,他们又何需煞费苦心向学生揭露被隐藏的历史,又何需向政府提出批评给自己惹来祸端?试问在当今中国的大学里,依然拥有这种意识和胆量的知识分子,还剩多少?有这样的老师,我们难道不应该倍感庆幸吗?卢雪松女士被停课之后,曾经给告密的学生写过这样几句话:“你,我的学生之一,我想说,我在课堂上的全部努力,是希望你在一个荒谬的世间逐渐做一个精神健全的人。”

真危了:日照钢铁董事长杜双华致员工的公开信

来源:中国企业家

各位员工:

在我写这封信之前,我内心经历了长时间的煎熬与挣扎,在保产和减产两个选择之间,我迟迟不能下定决心。可以说,半个月以来,面对当前恶劣的市场形势,我的思想进行了剧烈的交锋,最初我抱有一定幻想,寄希望于市场迅速好转,尽量保持产能、保留员工。然而之后的形势不断恶化,不得以我首先对后勤部室进行了精简调整,小面积、少数量压缩了人员,以期市场不会再有进一步恶化,保留大多数员工。但形势发展到今天,除减产之外,我已经再无选择。

很多人已经从各类媒体上了解到,受全球经济危机的影响,我国制造业受到重创,部分企业已相继倒闭。特别是我们钢铁行业,自8月底以来,市场持续低迷,亏损逐月攀升,出现了“原料高价位、高库存;产品低价格、低销量”的恶劣局面。在这种大环境下,我们日照钢铁也遭遇了建厂五年以来最冷的一个冬天。从8月至今,我们每个月亏损几个亿,大量高价库存长期积压,产品滞销坐看价格一跌再跌,用尽浑身解数市场。

却毫无反弹之力,并且这还仅仅只是开始,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我们将不可避免的陷入持续亏损的泥淖,现在的市场,已经看不到任何短期能够好转的迹象,最困难的时期还在今年冬天,我们虽然已经清楚地看到了这一点,但却无能为力。

这是我们日照钢铁生死存亡的关头,进一步就会加速走向死亡,退一步或能求得生存。作为我们这样一个拥有12000名员工的企业,企业的存活与所有员工的生活息息相关,如果再不采取断然措施,我们只能坐看着这艘大船带着所有的员工一起悲壮的沉没,覆巢之下,无有完卵。如果等到那个时候,企业在经济形势最严峻的时期倒闭了,所有人都将各奔东西,自谋生计,就业机会将更加微乎其微,可能到时候给大家带来的将是更加惨重、更加被动的打击。与其到时全盘皆输,不如现在断腕求生。鉴于这种形势,我决定采取一系列应对措施,压缩产能,瘦身减员,尽最大可能保住企业的生存元气。

做出这个决定,对于我本人和公司的所有管理人员来说,是万般痛心无奈。我作为集团董事长,更加沉痛伤感。五年来,你们与我风雨同舟,并肩携手,历尽了千辛万苦,也铸就了日照钢铁昨日的辉煌,你们依托于企业,企业倚重于你们,有如手足腹心,作为董事长,任何一名员工离开,我都是不愿意看到的,此次减产对企业对我来说,如同剁手砍足,实在迫不得已。

公司此次减产过后,能否挺过这个寒冷的冬天,我本人此时也无法预知,但请你们相信,我会用百倍的努力争取走出困境。如果企业在这次经济危机中幸免于难,那么公司还将接纳你们返回这个集体,只要公司渡过了这个难关,只要你们还愿意回到日照钢铁,我以集团和我个人的名义保证:只要日照钢铁再进人,哪怕只有一个,也必定是你们这些顾全大局离开公司的员工。只要老员工没有全部返回公司,我日照钢铁决不再进一个新人。这是我的庄重承诺。

当此危难之时,只盼大家理解我的苦心。只要企业能够活下去,走的人一定还能再回来。也请你们一定要树立信心,我们的困难只是暂时的,你们的离开也只是短期的。尽管眼前的危机会给我们带来沉重的打击,但来年的市场还会有无限生机。国家已经采取积极举措,推出了拉动内需促经济增长的十项措施,如2万亿的铁路项目、4万亿的基础设施建设、廉租房政策的推广落实以及对企业实施减免税、加大金融扶持力度等。这些举措的推行展开,必将带动整个国民经济的好转,同时也必定会拉动钢铁产品的需求。我们相信,在不远的将来,很可能就是来年的春天,市场可望逐渐回暖转好,我们企业也会走过这个困难时期,迎来又一个发展的春天。

各位员工,五年来,你们一直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辛勤工作,奋力拼搏,失去了众多与亲人团聚的机会。这个寒冷的冬天正给我们提供了休息的好机会,愿大家利用好这个时机好好休息一下,与家人一起聚聚,放松紧张的心情,舒缓忙碌的节奏,待来年春天,我们再重新聚首,共创辉煌! 

在“深圳如何再当排头兵”的民间学术沙龙上,深圳市副市长张思平指出深圳必须研究体制问题,坦言官员们其实与民间一样渴望中国的制度创新。

从制度变迁的高度出发,郑永年的文章则指出中国这一次“杀出一条血路”就是要实现国家的政治民主化,最终完成中国这个后发国家的政治转型(见昨日《南方都市报》)。

因此,我们不妨引入“政治现代性”这个概念,从现代化的角度来分析上述观点。

亨廷顿曾从实证角度指出了以国家制度化吸纳民主化参与的观点。在《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一书中,亨廷顿提出了一个著名的观点:现代性带来稳定,现代化带来不稳定。亨廷顿指出,世界上最为动荡的国家恰恰是那些经济快速发展、政治尚未实现现代性的国家,也就是所谓“现代化国家”。

经济高速发展后,如果旧制度不能吸纳爆发性的公共参与,社会就有可能发生冲突。

唯一能阻止悲剧发生的方法,就是通过政治创新,完善优良的政治制度,废除和改革落后的政治制度,建立以保障个人自由这一核心价值为目标的现代国家制度,吸纳民间政治参与的愿望,并通过法治化和民主化来规范政治参与,最终建成一个公共权力、公民社会和公民个人三者各司其职的社会分工合作体系。

经过三十年的改革开放,在以个人自由和民主法治为核心价值的蛇口精神的引导下,深圳的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取得了巨大成就。事实也证明,人均GDP达到1000美元以后,社会往往伴随着阶层分化、民主意识增强、社会公正诉求扩大等现象,目前深圳就处于这个阶段。如果没有政治民主化制度保障,亨廷顿“现代性带来稳定,现代化带来不稳定”的警告很有可能成为深圳的现实。为此,深圳完全应该争取成为中国政治改革的试点特区。

在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中,深圳政府拥有同级的地方政府并不具备的公共权力。在劳资关系处理等方面,相对其他地方政府,深圳特区政府具有更丰富的经验,这些经验是深圳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进一步进行的基本智力资源。

深圳邻近香港,长期接受全球化思想的熏陶,深圳市民逐渐具备政治特区公民应有的素质,这能够确保作为政治改革的地区性试点不至于威胁到社会稳定和国家正确的政治发展方向。

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和超大型社会,在史无前例的改革开放和政治民主化浪潮中,中国的进一步发展同样呼唤地区性的政治改革试点。

如果奉行完全的理想主义思维,一刀切地盲目改革,中国社会转型的确有些风险。在政治改革方面,物质和公民素质率先现代化了的深圳特区理应为整个中国的可持续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吴思:政改的预测框架

《财经》2013年第15期

政治改革的框架有四层,如同玛雅金字塔:塔尖是领导集团的政改动力,然后是影响政改意愿的三层力量:危机强度、社会上不同的行为主体、影响行为主体的重要变量。

下边逐层讨论,最后推出几点观察。

一、政治体制改革的动力

  向民主宪政转型,意味着官方权力受限和公民权利扩张。这是巨量利益的重新调整。从利益的角度看,作为一个整体,官方动力不足而阻力强大,因此,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主要动力将来自危机带来的社会压力和由此触发的体制内动力。

  官方内部的一些“条条块块”、一些官员,出于自身利益或价值观,或许拥护民主宪政转型,但在巨大的体制利益面前,没有外部压力和危机触动,内部动力很难提升。

二、危机分类和互动常规

  1.危机级别

  民众群体性事件引发的危机带来的社会压力,从不同的角度可以做不同的分类。从诉求内容看,有涉及经济权利的、政治权利的、社会福利的、司法公正的、环境安全的、信息公开的,等等。从挑战的层级看,有针对核心制度的、某项法规的、某项政策的、具体决策的,等等。从抗争手段看,有非法的、合法的、暴烈的、温和的,等等。这些分类各有价值。这里采用的分类标准是危机规模及其后果,可分为五级。

  一级危机:导致国家政权被推翻的革命,例如法国、俄国和中国的革命,以及当代的其他革命。

  二级危机:中心城市动荡,并向全国蔓延,如五四运动或四五运动。

  三级危机:全省或省会城市动荡,例如辛亥革命前的四川保路运动、乌鲁木齐的“7·5”事件。

  四级危机:市县动荡,例如厦门散步事件、什邡事件和瓮安事件。

  五级危机:乡镇或村庄以下规模的危机,例如征地导致的群体事件。

  这些分类主要依据地域,即所谓“块块”。很多发生在“条条”即行业里,如出租车行业、传媒行业,不过,维稳的责任主要在地方,“条条”可以并入“块块”。

  小规模群体性事件与五级危机的区分边界并不清晰,但为便于分析仍然冠以危机名称。这样来看,在过去的十年里,五级“危机”数不胜数,四级平均每年一次左右,三级十年一见,二级则是一代人以前的事了。

  2.互动常规

  由群体性事件引发的危机一旦出现,无论由什么触发,官方都希望降低危机水平,防止事态扩大。知识分子则关注其政治体制意义,阐释提升制度涵义,通过各种传播手段扩大影响。互联网的普及降低了动员成本,官方处理不慎,五级就可能升至四级,例如乌坎事件。

  传统的维稳思维是努力把危机消灭在萌芽状态,以堵为主。不过,危机爆发之后,往往迅速让步,以堵为主转为以疏为主,并且就事论事,降低冲击的制度意义。2003年,孙志刚事件导致国务院废除了收容审查制度,制度变迁的价值相当高,其背景是:法学界高调申请违宪审查,人大常委会有意介入。

  危机带来的压力可以推动政策调整甚至制度变革。小压力,小变革;中压力,中变革。大量的中小危机,还可能推动大变革,例如取消农业税。

  拒绝变革,一味用强,可能激化矛盾,导致危机升级,甚至引起内部分歧。内部分歧也会促成变革。

  至于一级危机,下边将证明,当代中国缺乏发生革命的条件。

  危机带来的压力产生的另外一种作用,就是推动维稳体系日益完备。提高堵的能力,可以提高由打压转向让步的拐点,但不能铲除危机和产生危机的土壤。从长远来说,打压策略反过来亦可制造危机。

三、主要社会行为主体

  1.规约分析法

  西方学者研究社会关系,通常以契约论为分析框架。他们重视统治合法性问题,认为中国共产党与民众之间存在一种事实上的契约:共产党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民众拥护党的领导。合法性主要来自经济绩效。

  中国传统一向重视政权的巩固问题,载舟覆舟,弹压规训,主要依靠国家机器的强制力。

  尽管基础不同,这两种分析框架在中国都有适用性,并且有重合部分。执行契约需要强制力的保障,暴力强制也要有个说法。

  两者可以合并使用:在契约分析之外,再加上对强行规定的分析——有平等协商自由选择的领域,也有不容商量强行规定的领域,有规训,有契约,份额不同,比例可变,这就是规约分析。中国政治的核心领域由于欠缺能够充分体现契约关系的民主选举,因此,规约分析的基础更多的不是契约,而是强行规定。

  强制容易造成剥夺感。剥夺感越重、越普遍,危机的引爆点越低。相比之下,契约关系安稳得多。对当事人来说,在契约关系和强制关系之间,还存在一块利益。受益者努力扩大并保护这块利益,受害者努力压缩这块利益。这方面的博弈,涉及蒙蔽与启蒙,反抗与压制,本身也要消耗大量资源。政改成功即可节省这类维稳费用。

  2.主要行为主体

  社会好比一盘棋,棋盘上有许多行为主体。行为主体之间存在各种关系,其中官民关系是最重要的关系。

  对斯大林或毛泽东时代之后的社会格局,国际研究者通常称为后极权主义社会。但中国与变革前的苏联东欧有一个重大不同,就是市场经济发育多年,出现了许多新的社会群体。首先是庞大的个体小农,其次是民营企业家和工人。

  这个棋盘上的主要行为主体,至少应该注意八个:一官,二农,三农民工,四工人,五国企老板,六民企老板,七知识分子和专业人士,八学生。传统的官-民(民又分为士农工商)格局出现分化,相对强弱也有变化。

  上述每个主体都可以继续细分,而且有多种分法。例如,官以中央和地方分,或以立法、执法和行政分,按年龄还可分为老人和新人。

  每个社会集团的权利/权力边界,都有扩张、维持或受损三种可能。权利/权力还有名义和实际之分。官员的实际权力往往大于名义权力,民众的实际权利往往小于名义权利。一般说来,权利受到保护,合乎契约,就有秩序稳定;权利受到侵犯,被强制剥夺,就可能造成危机。名义权利/权力和实际权利/权力的差异也可能造成危机。对这些集团的权利状态可做规约分析。

 (1)官。中国有世界上历史最悠久、规模最庞大的官僚集团。他们人才济济,经验丰富,善于学习,掌握着一年十几万亿元的财政收入,拥有金融、能源、交通、电信领域的世界级垄断公司,主导着教育、传媒和医疗行业,控制着全国的土地和矿产资源,掌握着强大的国家机器。

  官方承诺建设小康社会。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其中主要是经济发展和改善民生这两个领域,尤其是经济发展,属于官民共同利益。官方希望发展顺利,十年后中国的经济总量超过美国,跃居世界第一。

  发展的主要措施是深化改革。深化各种改革,难免牵连到政治体制改革。在这方面,官民利益有冲突。不过,1987年以后形成了一种均衡:口头说,实际很少去做。既满足民众期望,又满足官僚集团利益。目前还没有打破均衡的迹象。

  作为一个整体,官员的实际权力大于名义权力,名义权力也大于民主宪政制度下官员的常规权力。优势地位导致权利/权力边界继续扩张,并吸引更多的人进入。对这个集团来说,在其他条件改变之前,维持现状是利益最大化的选择。但其内部也有求变的压力。

  人大、政协、法院和检察院之类的“条条”,实际权力小于名义权力,希望发生变化。

  各地政府,财权与事权不对称,权力和义务不均衡,不平是不满的温床。

  在中共党史上,高层权力交接过程中,往往出现内部竞争引发的问题。党员、党代表和中央委员,在选举中享受的实际权利小于名义权利。权利分配没有达到可以长久稳定的状态。

  对地方普通公务员来说,晋升道路往往被权势家族和买官者堵塞,沉沦下僚的精英有被剥夺感。

  官员内部存在精神危机。言语与实行如果差距巨大,真诚的实践者难免碰壁。在经济发展顺利、官民共同利益突出的时候,精神危机可以蛰伏;一旦发展减速,经济绩效与民众拥护的契约失效,精神危机可能迅速激化。

 (2)农民。农民处于历史上的最好时期。农业税、特产税等彻底取消,种粮还有补贴。新农村合作医疗和养老保障体系基本建立。九年制义务教育基本实现。村委会可以海选。农民的基本要求都得到了满足。从契约的角度看,农民付出较少,却得到了基本的公共服务,农民在交换中有盈余。

  农民是中国最大的社会集团,农民满意,中国就没有大规模暴力革命的土壤。但对城市郊区的部分农民来说,低价征地属于严重剥夺。一亩地补偿几万元,政府转手就卖几十万元甚至上百万元,这种剥夺造成大量的群体事件,不断引发五级危机。不过,征地所涉及的农民比例并不高。按照现行标准,征地补贴相当于耕种土地30年的收益,与种地相比并不吃亏,剥夺只是相对的。在官方让步之前,这个领域仍将是五级危机的多发点。

 (3)农民工。农民工是中国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中形成的过渡性群体。目前人数约2.6亿,第二代农民工将近60%。

  第一代农民工中的大多数以回乡为归宿。他们基本满意,有打工自由,收入比种田高,生活比过去好。在与政府的关系方面,他们很少感到不公平。

  第二代农民工,中学毕业就进城市打工,缺乏长期独立的种田经历。他们不想回乡,种田收入低,回去也难以生活;但是房价太高,又很难在城市安家落户。他们正在进入婚龄,前途不明,这几年工资连年提高,问题不大,倘若经济减速,失业增加,这是非常不稳定的群体。这个群体还没有提出明确的政治经济主张,不过,考虑到房价的一半以上进了政府的腰包,他们与政府的关系中潜伏着重大矛盾。

  房价背后的利益分配,培育出所有买房者与政府的矛盾,除了第二代农民工,还包括新一代城镇工人、白领阶层、知识分子和大学毕业生。

 (4)工人。城市工人直接面对的是国营或民营老板。大型国企待遇很好。经济发展,劳动力短缺,民企的工资也连年提高。

  社会保障体系初步建立之后,城镇群体性事件大幅度下降。从契约的角度看,在和政府的关系方面,这个群体没有明显的被剥夺感。不过,在和其他社会集团的关系方面,收入水平和社会地位的相对下降,可以造成相对失落感。

  在工资长期停滞时期,工人罢工较多,政府以压制为主。那时候,在和政府的关系方面,工人有被剥夺感。将来,如果经济减速,失业增加,工资增长停滞,罢工再度增加,不当政策将造成工人与政府的关系紧张。这个分析对农民工也适用。

 (5)国营企业管理层。大型国企有上百万亿元人民币的资本,他们是享有特权的群体,可以借助行政权力维持垄断,扩张地盘,限制甚至剥夺他人的经济权利。管理者还有机会利用各种手段牟取个人利益。深化改革,无论是经济改革还是政治改革,都可能损害他们的利益。

 (6)民营企业老板。2012年民营企业1000多万户,投资者2000多万人,注册资本金超过31万亿元。民企对就业率的贡献超过80%。在GDP、税收和全社会投资中的比例都超过60%。此外,中国还有3900多万个体户。

民营企业家是改革开放政策的受益者,他们发财了,但是又普遍不满。民企被垄断性国企排挤,交易成本越来越高,税费重,经常遭遇敲诈勒索。

  面对官员和垄断国企,民营企业家的实际权利小于名义权利。民企的产权缺乏保障,政治权利与社会贡献不相称,但不敢有任何政治性组织活动,他们有被剥夺感。许多人通过个人和家庭移民追求安全,代替反抗。如果抗争的风险下降,他们对宪政的支持将有高含金量的表达。

 (7)知识分子和专业人士。传媒知识分子的被剥夺感很强烈,因为,在言论出版自由方面,名义权利与实际权利的落差最大,而这种权利正是媒体人获得财富和荣誉的基础。这种切身利害,支持着媒体行业的自由化倾向。

  律师和教育等领域的专业人士,也有比较多的被剥夺感。他们比较了解外部世界,对民主宪政有更多的认可,因此,在各个社会集团中,知识分子大概是不满最多的群体。

  除了争取自身权利,在各级危机中,知识分子与官方大事化小的策略相反,尽力放大危机的意义,被官方看作麻烦制造者。官方与知识分子的紧张关系,很难从根本上缓解。但政府还是凭借权力和财力,通过课题费和个人升迁等手段,与大量知识分子建立了契约性的合作关系。

 (8)大学生。中国有学生运动的传统。1989年以后,在严密控制和市场就业的引导之下,大学校园基本平静。2012年在校大学生约有2536万人,每年600多万大学生毕业,虽然就业机会不平等,“拼爹”、拼关系,但就业率还没有低到酿成危机的程度。如果经济状况不佳,就业困难,平等机会被剥夺的感觉就可能强化,校园将难以保持平静。

  上述八个群体有共同满意的领域,即经济发展、社会秩序稳定和国家地位提高。从公共契约的角度看,官方提供了基本的公共物品,而且在社会保障方面明显加强,表现大体合格。

  但他们也有共同的不满,主要集中在获得上述公共品的代价方面。一对环境污染不满,二对贪污腐败和两极分化不满,三对假话空话和道德沦丧不满。还有,由于公民权利不受尊重,无论官民,普遍感觉缺乏安全和尊严。

  任何群体的特殊不满,一旦引发,都可以获得共同不满的呼应,经过知识分子的意义阐释,指向制度缺陷,引发官民对立,引出政治体制改革的要求。

  根据以上分析,可以作出两项总体判断:

  第一,中国缺乏发生革命的条件。除了传媒方面的知识分子,没有重要群体感到严重被剥夺。对农民的强制征地、对民营企业的歧视、第二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的障碍、大学毕业生就业的不公平、公务员升迁的不公平,其范围和强度都不足以引发一二级危机。

  第二,不满普遍存在,四五级危机发生概率大。

四、影响不同行为主体的因素

  1.经济增速下行

  从中长期的角度看,经济增速下行是难以避免的。政府预计,经济增速将由10%降至7%-8%。一般认为,数年后可能再下一个台阶。

  经济增速下行一个台阶,对就业状况有多大影响,再下一个台阶又将如何,都是未知数。就业状况对第二代农民工和大学毕业生的影响巨大。经济增速下行对财政状况的影响更大。

  一旦经济发展增速降到世界常规水平,经济绩效与民众支持的隐性契约即面临考验。如果找不到获得民众衷心拥戴的新旗帜,又没有建立民主选举之类的契约性程序,强制力量将成为维护统治的主要依靠。

  2.财政状况

  经济增速在10%上下,财政收入的增速通常在20%-30%之间。反过来,经济增速下一个台阶,财政收入增速也可能下降不止一个台阶。如果财政收入大幅度下降,出现财政危机,就可能有三种选择。

  第一是压缩开支。养老金缺口已经存在,如果再压缩社保、医疗等方面的福利,政府对工农失约,为了保护既得福利,三四级危机的发生概率必然提高。如果压缩政府自身的开支,将占用财政支出超过20%的政府自身耗费降低到世界常规水平10%以下,那就必须进行政改。

  第二是增加税收。即使不算贪污腐败之类的隐性负担,目前中国的税费负担已经不轻,进一步增加中小企业负担,将增加破产,逼走资本,提高失业率。

  第三是印票子,通货膨胀。高通胀是对全民的剥夺,将降低危机引爆点。

  财政危机亦将削弱政府解决环保问题的能力,而往年的四级危机大多起源于环境问题。

  总之,经济下行和财政危机可能把更多的社会行为主体推入严重不满的阵营,同时,财政危机还可能使得维稳成本难以承受,维稳能力下降,削弱危机控制体系。

  3.政府手中的资源

  面对经济增速下行和财政危机,政府手里有许多好牌。

  向民营企业开放新的领域,例如金融、能源、教育、医疗、电信、基础设施建设等,必将提高效率,增加就业,带来新的经济增长。这意味着改革经济体制,动垄断集团的奶酪。不过,在压力面前,为了官民共同利益,抛弃垄断集团是两害相权取其轻的选择。

  如果财政危机严重,政府手里还有巨额外汇储备,可以出售价值数十万亿元的国有企业。通货膨胀实在控制不住,实行土地私有化,开放土地市场,也能吸纳巨额货币。

  这几张好牌带来的改革红利和真金白银能够支撑多久,一二级危机就可能延缓多久。

  4.公权力扩张

  公权力或明或暗的扩张、垄断和腐败,对其他社会集团有重大的负面影响。

  垄断和腐败的实质都是掠夺。一般认为,中等腐败国家的腐败金额约占GDP的3%,相对30%多的税费负担,从掠夺率的角度看,并非不可承受。但是,贪污腐败导致交易成本提高,降低经济效率,由此造成的GDP损失大于3%。

  垄断和寻租,设立种种限制,剥夺民众的权利和自由,属于更高级的掠夺。这方面的高掠夺率可以造成更大的经济损失。同样的资源,在垄断领域和自由竞争领域的使用效率大不相同。两者之间的效率差距,就是当前的净损失。扼杀自由竞争带来发展活力,更是难以估算的长远损失。

  强征土地并转卖高价,对房屋加征各种税费,也是权力公然扩张带来的收益。买房人都有被剥夺之感,无房者更是一肚子怨气。

  在经济高速发展时期,蛋糕越做越大,权力多切走一些尚可忍受。经济发展减速,抢劫率即使不变,引发危机的概率也会大大提高。更何况,在得不偿失之前,不受制约的权力必将持续扩张。

  如果管住了这种扩张,政改的必要性就降低了一半——损害经济而非损害尊严的那一半。如果管不住这种扩张,经济减速和财政危机就可能加重。历史经验表明,治标手段难以控制权力扩张。

  5.观念和说法

  官方意识形态并不否认民主宪政的正当性。之所以不能立刻实行,一个说法是条件不成熟,需抓住机遇发展经济,不能添乱,为政治体制改革打好基础。未来十年,如果经济再翻一番,条件不成熟就说不过去。如果经济增速下降,抓住机遇和不添乱的说服力也会下降。

  与此同时,公民权利的观念会进一步深入人心,成为公平与否的衡量标准。公民权利意识的觉醒,也将降低危机的引爆点。

  如果官方意识形态拥抱更多的民主,就会发动政治体制改革。如果官方意识形态僵化,民间的第二文化将日益繁荣,逐步成为社会主流观念。

  人的行为既受利益支配,也受思想支配。两者矛盾时相互抵消,一致时力量放大。法国大革命,既有连年歉收的原因,更有精神启蒙导致的对旧制度的不满。俄国革命,既有连年战争和贫困的原因,也有共产党人对理想的追求。中国革命也同样。

  6.行动组织成本下降

  由于互联网和通讯技术的发展,组织联络成本大幅度下降,于是,在原有的社会组织——经济组织、宗教组织、NGO和媒体之外,又形成了各种形态的社会组织,包括自媒体及其粉丝群。社会上出现了许多有组织的行动者,组织之间还有密切联系。

  这些因素,可以降低危机引爆点,还可以提高危机升级速度。

五、几点推测

  1.未来五年至十年,如果经济增速保持在7%左右,出现一二级危机的概率不高。即便出现,凭借多年形成的经验和物质基础,有望及时化解矛盾,社会严重失序的可能性很低。

  2.未来五年至十年,在中小级别危机的驱动下,政治体制会有某些小型甚至中型改良。中型改良更可能发生于容易控制的领域,例如立法机构和司法等领域。

  3.未来五年至十年,在经济增速下行的压力下,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市场经济得以完善的概率较高。

  4.未来十年,如果经济增速下行导致的问题处理妥当,各种危机应对顺利,中国经济跃居世界第一的梦想成真。但10年到20年之间中国经济增速总要降到常规水平,财政的好日子终将过去。那时,政府手里的好牌不多了,权力的寻租空间越来越小,麻烦越来越多,失业增加,财政危机,穷人保福利,富人抗税费,官僚集团将追逐最后剩余的利益,通过和平转型换取稳定和安全。

陆青年学者谈中国经济的四个瓶颈

原创:2015-11-26 胡枭骁、孙宇 

2.1政治瓶颈

稳定的政治秩序是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保障,但政府的作用作为一把双刃剑在中国发展的不同阶段也发挥着不同的作用。中国经验的确是一个“摸着石头过河”的总体社会实验的经验积累过程。政府的的角色定位、作用发挥也一直在变动。

首先是“分权问题”。“地方分权”经常作为中国经济增长的成功因素被讨论,但“分权”并非在任何情况下都带来正面的结果。张军在其《分权与增长:中国的故事》做了详细的阐述:“许成钢的解释是,驱动增长的不是North讲到的那些制度,这些制度在中国不是现成的(驱动增长的制度其实是向地方分权(regionaldecentralization)的制度。‘财政联邦制,中国特色’(fiscalfederalism,ChineseStyle)自分权改革以来,中央和地方的管理权限的划分一直处于调整和变动之中,但地方政府的增长激励为什么几乎不变?中国的财政分权之所以产生”趋好的竞争“,主要是因为中国的中央政府在财政分权的同时维持了政治的集中和奖惩地方官员的能力。这个简单的思路可以把中国特色的财政联邦制概括为财政分权与政治集权的结合。问题恰好在于,这个‘趋好的竞争’和‘趋坏的竞争’在中国似乎是同时出现的,只是在经济转型的早期,来自分权的收益更大。但是在经济转型和经济增长的后期阶段,分权的外部成本递增得更快了。市场的分割、地方保护主义、重复建设、过度投资和过度竞争、宏观调控的失灵、司法的不公、地区差距的扩大、对环境的破坏、‘裙带资本主义’以及忽视基础教育、卫生保健支出等都是人们用来描述转型和增长中的那些可以称之为”趋害的竞争“的现象。目前中国治理地方官员的激励模式与有效的市场体制的培育有着内在的矛盾。换句话说,这种激励模式与一个良好的市场经济所需的政府‘多任务’(multi-task)的职能之间存在严重冲突,使得行政与财政分权可能无法确保市场维护的持久的合理激励。”

其次是政府规模与决策效率的问题。随着中国市场经济改革的深入,“大政府”还是“小政府”的取舍问题变得越来越迫切,姚洋老师主张在政府的简政放权和扩大性的政治参与是一种更有效调和手段:“目前政府在经济中的作用太大,中央政府直接或间接控制的经济资源达60%,地方政府则拥有融资平台。政府有选择的、效率优先的政策会导致收入不平等,且无法有效应对社会日益多样的利益诉求。经济的进一步发展需要政府本身的转型,去行政化,实现市场化。在这个过程中简政放权很重要,把事前审批简单化,利用之后的监督惩罚,让市场自身的淘汰机制发生作用。当前学术界和政策界正在热议的结构失衡也与政府过多参与经济活动有关。更广泛的民众政治参与亦有利于民众福利的改善,及化解社会矛盾,减轻政府压力。因此,民主的扩大是摆脱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步骤。”

张军与姚洋老师的观点一定意义上和杨小凯等人的观点相呼应,与杨小凯等人所主张的政治改革相比,两位老师的观点更加渐进和温和,针对可能构成瓶颈最直接的政治制度作为改革的突破口,逐渐扩展到全局,在操作层面较之杨等人的观点更为切合现状。

2.2经济瓶颈

在对未来中国在具体的市场机制的完善上可能遭遇的瓶颈上看,多位学者的关注点聚焦在:能否建立真正有效的产权制度?能否成功合理升级现有经济结构(不合理的要素配置结构,金融体系和人力资本状况)?

 

首先是所有权方面,有学者认为:“只有突破制度限制,建立真正的私有产权制度和法治,才能够大规模降低不确定性,降低交易成本,保障民众合理的激励,尤其是创新和创业激励。”也有从公平竞争方面谈的,“政府对经济事务干预过多过深,不能保障公平竞争,反而是阻碍。因此说要靠法治保障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约束公权力防止其滥用,保护知识产权。”更有人提出,“制度不突破,中等收入陷阱是必然,本质是制度陷阱。”

其次在工业产业结构上,张军在《结构改革与中国工业增长》一文提出:“主要由于要素配置效率的恶化,生产率对工业增长的贡献在本世纪以来反而下降了。平均来看,技术进步和资本积累对工业增长的贡献比要素配置效率要大,而劳动投入、技术效率和规模效应的增长贡献则小于要素配置效率。结构红利在中国工业改革中确实存在,既体现出由高到低(甚至为负)随时间而下降的共同趋势,也表现出轻工业组优于重工业组的行业个体特征差异(即酵母和蘑菇效应)。”

金融体系的缓慢转型同样制约着中国的发展,钱军辉教授认为:“中国未来十年经济增长最大的制约因素是转型缓慢的金融体系,要实现可持续增长,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必须加快金融体系改革和转型,提高这个国家金融资源配置的效率.现阶段,投资的机构性问题不容忽视,主导我国金融体系的国有大银行偏重于重资产行业,而高端服务业、中小企业融资难,金融体系转型无法满足经济转型的需要。金融体系的转型应由发挥市场作用,发展民营中小银行,缓解民营/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此外,应大力发展债券市场和加大股权融资力度。”

在人力资本的储备和转化方面,中央党校郭强老师认为:“中等收入阶段,增长的主要来源应该是人力资源提升。中国做对了的是高考扩招,做差的是没有认真做职业教育。人力资源提升是扩大消费贡献比重的根本。”

 

2.3社会瓶颈

经济增长中悄然变化的社会结构和由此滋生的社会矛盾与冲突同样是中国下一步发展的隐忧。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学者谈到了腐败和阶级固化问题:“经济繁荣期腐败的影响不是很明显,甚至被认为会推升经济消费。但是如果经济逐步进入正常的非快速发展阶段,腐败就会出大问题。而且腐败容易形成阶层固化以及群体腐败,长此以往会造成更大的问题。另一方面,社会流动性不足,阶级固化问题不容忽视,应改善晋升机制,重视人才,不论出处。此外,要加强社会公平性的建设,以及安全保障的建设,比如社保和养老,比如住房。当生存压力减少,创造力和劳动力动力才会得到发挥。”

 

2.4价值观念瓶颈

经济发展,不同社会集团利益分化,左中右各种社会思想流派都依托各自的社会集团开始流传和对垒,改革时代的思想价值观念同样是一个多元分立的时代,而这种缺乏社会共识的思想局面同样使得未来改革面临缺少社会共识的隐患。张斌老师指出:“反腐把大批高官拉下马,可见利益集团并非牢不可破。缺少观念支撑,利益勾兑出来的集团在政治高压下不堪一击。对于宏观层面的改革政策,比利益集团更强大的是价值观。价值观有很多种区分,左对右,社对资...研究当前中国问题,一种有益的区分是物质价值观和后物质价值观。更看重投资和经济增长,经济稳定,粮食安全,强大国防,那是物质文明价值观。更看重个人权利,言论自由,人与人的平等地位,美丽城市和乡村,更靠近后物质文明价值观。物质文明价值观在中国被发挥的淋漓尽致,保增长,保指数,保汇率都依托这个价值观。但时至今日,这种价值观正在成为社会发展和经济增长瓶颈。后物质价值观强调的那些理念,对经济体系而言是更多容忍市场波动,经济增速慢一点也没什么大不了,更重要的是公平,个人权利和由此带来的人力资本积累。这些正在取代资本积累,成为未来经济增长的关键。政府的脚,不能全踩在物质文明价值观上。经过30多年的收入增长和新一代年轻人后物质价值观的更高认同,政府最起码也要脚踩两只船,才不至于违背潮流。”

俄土恩怨几百年

 

历史上,土耳其(奥斯曼帝国)与俄罗斯(俄罗斯帝国)在黑海地区长期互抢盘地,摩擦不断,前前后后发生过10次重要战争,断断续续共长达241年,平均不到19年就有一次较大规模的战争,其中就包括著名的克里米亚战争。

阿斯特拉罕远征也被认为是土耳其与俄国第一次冲突。16世纪中期,俄国沙皇伊凡四世征服了阿斯特拉罕汗国,威胁到土耳其利益。1569年,双方小规模战事爆发,俄军连连胜利。最终双方签署互不侵犯条约,但为日后斗争留下火种。

第一次 (1676年-1681年) 平分秋色,双方签停战条约了事。  

沙皇俄国的罗曼诺夫王朝与土耳其奥斯曼帝国之战,争夺目标为第聂伯河下游地区。1676年,俄进攻土,打了5年,难分胜负。最后,俄土签合约,奥斯曼帝国承认沙皇俄国对第涅伯河左岸地区的统治。

第二次 (1686年-1700年) 俄站对了队伍,赚个盆满钵满。

1684年奥地利、波兰和威尼斯结成反奥斯曼帝国的“神圣同盟”,1686年俄国加盟。各方随即展开连番厮杀,最后,俄军占领了顿河河口,亚速和延伸到米乌斯河的亚速海沿岸一带归属俄国,俄国获得亚速要塞,在黑海建立了第一个出海口。

第三次 (1710年-1713年) 俄战败,让出盘地。

1710年,为了夺回失去的顿河河口,土耳其攻打俄国。战争以俄国失败告终,其被迫放弃亚速,并需拆毁亚速海沿岸的防御工事。根据1711年7月俄土《普鲁特和约》,亚速重归土耳其统治。

第四次 (1735年-1739年) 俄土都不好过,俄少赚一笔。

1735年,为了争夺黑海北岸和克里米亚半岛(又称克里木半岛),俄罗斯攻打土耳其。斯塔武恰内战役中,俄军胜土军。后来,俄国面临瑞典入侵的威胁,被迫与土耳其签订贝尔格莱德和约。期间,亚速再次归俄国所有。

第五次 (1768年-1774年) 土耳其损失严重,俄罗斯赢疯了。

为了阻止俄国借傀儡波兰在欧亚大陆坐强坐大,土耳其获法国和奥地利两国支持向俄国宣战。但是,土军在战场节节败退,土耳其海军主力还在切什梅海战中被歼灭。最终,俄军大获全胜,又赢地又赚被款,奥斯曼土耳其帝国被迫签订《库楚克开纳吉和约》。俄国得到割地赔偿和二百五十万卢布的战争赔款,同时还获得了第聂伯河和南布格河之间的地区和刻赤海峡,打通了黑海出海口。

第六次 (1787年-1792年) 土耳其脸丢大了!

土耳其要求俄国归还克里米亚,承认格鲁吉亚为土耳其属地,授权土耳其检查通过海峡的俄国商船。俄国拒绝了这一最后通牒。土耳其出动了20万军队和一支强大的舰队对俄开战。在1791年的战局中俄军取得了巨大胜利。最终,俄土签定《雅西和约》,土耳其承认俄国兼并克里米亚和格鲁吉亚。这次战争俄国作了充分准备,实现了称霸黑海的野心,获得了黑海不冻的出海口。

第七次 (1806年-1812年) 俄国还是赢家。

1806年,奥斯曼帝国受到法国拿破仑一世的支持,加上俄国在奥斯特利茨会战中遭到惨败,决定对俄国进行军事行动,以夺回对瓦拉几亚和摩尔达维亚两地的控制权。不久,米哈伊尔•库图佐夫接管了俄军指挥权,他制定了一次大胆的诱敌战术,以期尽快解决战事来抽调主力北上防备拿破仑。10月2日,两军决战,土耳其军彻底崩溃,并于11月23日向俄军投降。土耳其于1812年5月28日承认战败,签定《布加勒斯特条约》,割让比萨拉比亚。

第八次 (1828年-1829年) 俄罗斯趁火打劫成功,土耳其赔了夫人又折兵。

希腊希望摆脱土耳其统治,开展独立战争,俄罗斯称火打劫,攻击土耳其。最终,土耳其及其埃及联军彻底完蛋。1829年9月,俄土双方签定《亚得里亚堡和约》,土耳其向俄国割让外高加索沿海的领土。1832年,土耳其被迫承认希腊独立。第九次 (1853年-1856年) 土耳其唯一一次成为赢家。

又称“克里米亚战争”。为了争夺大肥肉巴尔干半岛的控制权,土耳其、英国、法国等先后向俄国宣战。最终,俄军大溃败。最后签署的巴黎和约使俄罗斯丧失了几乎历次对土战争的成果,这也是土耳其在对俄作战中取得的唯一一次胜利。

第十次 (1877年–1878年) 俄军趁土耳其病成功补刀。

当时,土耳其国力渐衰,为了夺回巴尔干半岛,为了报仇雪恨,俄军攻打土耳其,最终兵临奥斯曼帝国(1299~1922)首都君士坦丁堡城下。土耳其被迫签不平等条约,割地赔款了事。

俄国与土耳其的争斗一直在持续。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土耳其站在德国一方,与俄国对着干,结果输个清光。

二战后,俄罗斯变苏联,高举共产主义旗帜。世界两级分化,呈现美俄两大对立阵营。土耳其选择靠拢美帝对抗苏联,被土耳其视作国内最大威胁的库尔德族人则信奉共产主义,跟着苏联走。这样一来,俄土就继续明争暗斗。

原本,土耳其一直乐于观看国内死敌与中东极端组织ISIS打个你死我活,后来被ISIS炸了客机的俄军加入打击ISIS阵营,土耳其担忧库尔德会坐大。库尔德是居住在中东以及近东的一个古老的少数民族的名称。现有人数近2000万,多信奉伊斯兰教,有自己独特的文化习俗,骁勇善战。主要分布在土耳其、伊拉克和伊朗三国毗邻的被称为库尔德斯坦的地区。多年来,库尔德人要求建立独立国家的主张以及行为给有关国家带来的政治和安全问题,被称为“库尔德问题”。

土耳其非常不爽老冤家与死敌会站在同一阵线,对自己极为不利。后来就有了土耳其击落普京灰机的那一幕,土耳其表示那是在捍卫领空,普京则表示土耳其是ISIS帮凶。

到底土耳其是出于何种原因这么干不重要,重要的是,土耳其得罪了普京,俄土的恩怨又翻开了一页。

普京绝不会与中国结盟部分国人不必做梦

作者:冯善智 

据环球时报报道,在圣彼得堡当地时间19日,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亚太国家近期将成为世界商品与服务需求增长的主动力。普京强调,在当前北约扩张的情况下,俄罗斯与中国不会组成任何军事同盟,“我们没有同盟的思维”。实际上关于中俄是否会组成军事同盟的问题,普京已经多次对外做出明确的表态,就是俄罗斯不会也不可能与中国结盟。此外普京也指出,俄罗斯没有“侵略性”,俄只是一直在维护本国的国家利益,具有“侵略性”的国家是美国。并吞阿布哈兹共和国,军事占领克里米亚,挑起并干预乌克兰内战,俄罗斯的所作所为明显具有强烈的“侵略性”。

事实上关于组建中俄军事同盟的问题,不仅俄罗斯政府不感兴趣,而且其国内多数民众也持反对立场,相反,这在中国似乎很有市场,尽管普京多次表示不会与中国结盟,但不少国人对此事呼声依然很高,这似乎是一种很奇怪的现象,国与国结不结盟取决于两国之间的共同利益,而绝不仅仅是所谓的一厢情愿。当前虽然中俄两国在某些问题上立场一致,但这并不代表两国已经成为命运共同体,现在中俄两国的战略与分歧依然很大。中国国内民众之所以对组建中俄同盟的呼声很大,一方面是因为两国的某些共同利益被无限放大,矛盾与分歧被选择性掩盖;另一方面是因为两国都面临着美国及其盟友的打压与遏制,明面上双方暂时有明确的共同敌人。

俄罗斯媒体曾多次进行民意调查,每年的调查结果虽然有些差别,但总体上来说并没有太大区别,半数以上的俄民众对中国普遍没有好感,或者是认为中国是俄罗斯的敌人,这一数据远远高于美国,甚至多数俄民众对美国并没有敌意。在事关中俄结盟问题上,中国政府虽然倾向于与莫斯科结盟,但事实上北京也不可能选择与俄结盟,这不仅有历史因素,也与两国的现实与国家利益相关。虽然侵占中国三百多万平方公里土地和策动外蒙古独立以及伤害国人的是沙俄与苏联,与现在的俄罗斯没有任何关系,但其民族给中国带来的伤害短期内难以恢复,其民族特性也决定了此类事件不可能杜绝,一旦中美关系缓和,或者俄罗斯回归西方,甚至是美国力量退出西太平洋,俄罗斯对中国阴暗的一面将显露无疑。

在远东西伯利亚问题上,俄罗斯不仅一直提防中国,并且对中国人的态度和做法很不友好;而在南海岛屿争端问题上,看似俄罗斯持中立立场,但俄罗斯为了自己的利益,不惜损害中国的利益,其不仅向越南、马来西亚和印尼出售大量的先进武器,另外还与越南联合开采争议地区的油气资源;此外在中亚和北极问题上,俄罗斯也是极力排斥中国,莫斯科担心中国势力的介入,会危及到其在上述地区的利益。无论在历史上还是当下,俄罗斯这个民族向来反复无常、背信弃义,其在历史上不仅对中国频频落井下石,还多次杀戮与掠夺国人;即便是普京当政的俄罗斯也曾多次出卖中国利益,可以说莫斯科无时无刻都在算计着中国,表面上看俄政府对中国很友好,实际上中国只是其利用的筹码和工具。

其实俄罗斯并不信任中国,其骨子里是看不起中国的,表面上看普京与欧美硬碰硬,但其骨子里是一心想重回欧洲,只是西方国家不愿意接纳这个“异类”,与欧美硬碰硬只是普京重回欧洲的策略。当前俄罗斯之所以频频向中国示好,主要是两国目前所处的国际环境相似,莫斯科担心自己被欧美所孤立,所以想尽办法将中国绑上其战车,将中国作为其重返欧洲的工具和推手。中俄两国之间的矛盾与冲突,将伴随着美国实力的衰退与中国的快速崛起而加剧,或许20年后俄罗斯将取代美国成为中国最大的敌人。既然俄罗斯从骨子里看不起中国,为何有些人还拿热脸去贴俄罗斯的冷屁股?希望有此幻想的国人能够早日清醒,不要对俄罗斯抱有任何幻想,善变的北极熊不会拿中国真心当朋友,中国也不需要这样的朋友。

江苏一小学生参观纪念馆后写下的作文吓坏了教育部

        今天,老师带领我们到烈士纪念馆参观,使我很受感动。那些革命烈士,为了革命,不怕严刑拷打,不怕枪林弹雨,为了穷人的解放,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我要向他们学习,做革命的接班人,长大为人民服务。

  我热爱那些为了穷人打天下的烈士,我痛恨那些资本家反动派。听爷爷说,刚解放那会,日子虽然苦,但那时当官的一心为老百姓,不像现在,到处是贪污犯。我对爷爷说,我长大了就专门抓贪官,给他们灌辣椒水,上老虎凳,叫他们把贪污的钱交出来,分给穷人。我们家也是穷人,爸爸妈妈都下岗了。爸爸每天去蹬三轮车,还经常被城管队赶来赶去,有一次被城管队没收了车,爸爸整整哭了一夜。我劝爸爸说,等我长大了,就号召我们班同学专门打城管队,吊在树上打,拿皮带抽,看他们还敢猖狂不?妈妈对我最好了,她身体不好,没钱治病,却什么好吃的都留给我,我让她吃,他总是说不饿。

  我小时候最喜欢在外婆家玩,那里有一个小院子,虽然很破旧,但邻里关系很好,那些爷爷奶奶都喜欢我,说我又调皮又聪明,长大能当一个将军。院子里有一棵枣树,每到秋天,我就上去够枣吃。可是,前年,那里拆迁,房子全推倒了,外公外婆还有其他的爷爷奶奶,很多买不起郊区的大房子,只好租一间小房子住。那里盖起了高楼,成了繁华的商场,挣了很多钱。我不明白,为什么姥姥要住小房子,他们却能挣大钱。我不喜欢那个高楼,我心里对外婆说,我长大了,要学本拉登,开个飞机把他撞翻,重新给您盖个四合院,栽上枣树、石榴树。

  老师经常教育我们要好好学习,我一定听老师的话,把学习搞好,长大当一个发明家。我要发明一种武器,能认出好人坏人,发射的子弹能一直追着坏人打,把他的屁股打个洞。

  我喜欢枪,我最喜欢的枪是AK47,我长大了,就用这种枪去打敌人,我一定不怕牺牲,我一定能胜利的,那些烈士就是我的榜样!

 

軍國主義與台獨運動 ​ - 春帆樓上看到的悲劇

  作者:唐湘龍 

 

蔡英文成功訪日,到了山口縣!山口縣是安倍故鄉!但重點不在安倍、不在陪同的岸信夫(安倍弟),在「春帆樓」。
2015年的「春帆樓」會是個時代的拐點。「春帆樓」的歷史意象正在轉移,在日本,這是文部省篡改歷史之後的必然結果;在台灣,這是民進黨篡改歷史之後的必然結果。這套包裝「歷史修正主義」的法西斯類戲劇已經給東亞未來的衝突埋下足夠的火藥。台灣重新成為火藥庫。自找的。
 「春帆樓」一直是「中國」苦難的印記。但今天,「春帆樓」似乎成了「台灣」皇民台獨的精神殿堂。蔡英文在此地,標示了歷史座標。我看到70年前彷彿已死的軍國主義和皇民台獨,如喪屍般重新出現。
20年前,我也曾到這個地方。那時,甲午敗戰100年,春帆樓前,海闊天清,我還年輕,沒辦法擠出太多「故國神遊,多情應笑我」的感觸。
那是滿清甲午敗戰議和之所在,那是「馬關條約」簽訂之所在,那是台灣割讓之所在。一個台灣和大陸被迫切割之所在。同時間被切割其實還有遼東半島、以及滿清對朝鮮半島宗主國地位的全面拋棄。之後,「三國干涉還遼」,日本吐回了遼東,多拿了三千萬兩;但朝鮮和台灣,開始了被殖民的生命歷程。 

 

 (離乾隆鎖國百年,而日本明治維新不到三十年,1894年爆發的甲午戰爭,結果對任何自以為強大國家都該是個警惕。而李鴻章在日本下關的春帆樓簽的喪權辱國馬關條約也 ...)           

「春帆樓」其實是個「割烹料亭」。但保留了馬關議約的歷史場景和照片。不太困難就可以穿越到120年前,那照片裡有霸氣的伊藤博文,有「宰相有權能割地」的李鴻章。概念上的「中國」已經沒有能力思考,為什麼被英國評價為亞洲最強海上武力的「北洋艦隊」如此不堪一擊?全軍覆沒。日本擁有第一個殖民地─台灣,躋身「殖民強權」之流,也是亞洲唯一加入大殖民時代的國家;而「中國」只能被動走上「中日對決」的終極輪盤賭局。
「春帆樓」後,大陸、台灣都因此走入半個世紀的巨大苦難。人如螻蟻,死傷慘重。
「春帆樓」就是日本歷史上所稱的「日清議和紀念館」。其實,有什麼「和」好議?那是日本肆虐亞洲的開始,一個軍國主義法西斯崛起的標誌。當時的「中國」不過日本軍國主義練拳的沙包;練刀的西瓜。
不只「日清議和紀念館」,在最近因為吉祥物而夯的「熊本市」本來還有個「勝利紀念碑」,戰後,這個紀念碑拆了。因為這個輕易的「勝利」膨脹了日本的野心,反而在半世紀之後,把日本幾乎帶入了亡國的災難。

戰後的70年,「春帆樓」一直被打扮成「反戰」、「反侵略」、「反殖民」、「反法西斯」、「反軍國主義」的符號。來此一遊,莫非傷懷,莫非提醒。但此刻,這些「反」都被「反中」所取代。在「反中」的劇本彩排下,「反戰」、「反侵略」、「反殖民」、「反軍國主義」、「反法西斯」都被模糊了,都被「修昔底德陷阱」背後的政治邏輯所取代。
一樣的「春帆樓」,物換星移,意象飄忽,現在的「春帆樓」,成了鞏固「台灣已經脫離中國」、「台灣曾經歸屬日本」的皇民台獨論述的歷史遺跡。在這裡,自行解禁「集體自衛權」、強行通過「新安保法」,戰後史上最極端右翼的安倍政權和台灣戰後最強大的皇民台獨取得「政治協調」。
這兩個死而復生的力量在此刻同時出現,同時壯大,是巧合嗎?在台灣,國民黨的潰敗,在日本,民主黨的潰敗,都是空前的,這是巧合嗎?這到底是「皇民台獨」的思古幽情、迴光返照?還是,歷史的拐點真的到了?我們正重新走向災難?
蔡英文沒說什麼。對。但其實,蔡英文不必說什麼,比她早一個多月到日本的李登輝已經用「日本祖國論」把話都說「透支」了。李登輝做為台灣當代「最資深皇民」,把用錯誤歷史連結自我合理化的「皇民台獨」情緒挑逗到空前高漲的地步。
何況,早在2009年,民進黨新敗,蔡英文以黨主席身分訪日時,就已經「拜託日本要出面領導亞洲」。完全昧於百年來日本一直輕視亞洲各國,把身在亞洲當成日本最大的原生不幸。
日本一直主觀意識上想改造亞洲,把亞洲日本化,這是「大東亞共榮」的心理基礎。如果不成,另一支極端的思維就主張,日本在精神上「脫亞入歐」。
此刻的氣氛是極狂熱而極危險的。因為「皇民台獨」的亢奮感背後是美、日背書的虛幻安全感。傳聞蔡英文準備在實質上從回第一島鍵,開放花蓮佳山基地讓日本備戰釣島,開放太平島讓美國備戰南海,不管真假,都是這種跟美日老大哥站在一起賭一把的「修昔底德陷阱」。大家又開始對災難浪漫起來了,大家又開始和戰爭談起戀愛了。大家又開始分不清悲劇和鬧劇其實一線之隔。

我不是別有所圖的「政治末日博士」。我是真的看到了末日。

 

 

蔚和平之死∶地下教会在用生命坚持信仰

2015-11-17 网络 天主教福传团

         一向活跃的蔚和平神父十一月八日被发现于山西省内黄河支流汾河中溺死,他本应在前一天乘火车抵达辽宁省兴城市。与这位神父相熟的教会领袖及信众得悉事件后,纷纷赶赴山西省太原市,希望在这个发现他遗体的地方获得更多消息。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教会消息人士对说,当地警方十一日通知蔚神父家人,有人八日在汾河发现其遗体。消息人士说:「蔚神父十一月六日由两位修女送行乘搭公车,往太原火车站前赴东北兴城。几位教会人士当天仍然可以与他在手机里通话。」蔚神父本应七日下午到达兴城参加教理大会,但他的手机在关机状况,其他人都联系不上,除了一位修女在中午时份收到从其手机发出的短讯,而内容只有一个「别」字。

        上世纪在天主教会打压最严重的时候,天主教神父,修女,主教以及教友被关监狱,限制活动以及直接杀害是常有的发生。在改革开放后,天主教非公开团体仍然不被认可,甚至部分神职人员被限制人身自由或直接幽禁。但是直接杀害甚至暗杀的情况还未有耳闻。

11月8日,原本应该在东北兴城参加会议的非公开神父蔚和平神父却无缘由的被发现溺亡在生养他的黄河里。太原警方确认为:自杀。

        新一届领导人强调依法治国,我们对领导人充满信心,希望他们带领中华民族实现中国梦,依法治国也是中国梦的一部分。相信警方会合情合理根据事实给蔚和平公民一个真正的真相。中国的所有公民都在关注:我们需要真相。我们需要法律。

  天主教地下教会人士强调:「蔚神父很积极服务教会,大家都不相信他会自杀。即使现在验尸,结果也是不可信的。」

  四十岁的蔚神父(圣名伯多禄)出生于山西,后随家人迁往内蒙古乌海市,依地下教会团体的划分属宁夏教区。神父不修边幅,但内心深处充满爱与信德。

他在一九九三至九七年就读河北省保定的地下修院,二零零四年获祝圣为宁夏教区司铎。

  二零零零年,蔚神父在哥伦比亚布波利瓦利亚那宗座大学接受哲学及神学陶成,后因当地气候潮湿,风湿症加剧,遂于翌年转往西班牙萨拉曼卡宗座大学进修,在二零零六年和零七年分别取得教会社会训导及教会法的硕士学位,回国后在不同修院执教。

  蔚神父是二零零零年代初期成立的《天主教在线》第一代网管。在西班牙进修时,因着欧洲与亚洲时差的便利,他及其团队能够及时翻译梵蒂冈的教会新闻,使得网站在国内大受教友欢迎。

  然而,网站的快速发展也引来当局关注而被关闭。网站其后再次重开,但蔚神父表示,他已没有再参与其中。近年,蔚神父从事神学期刊编辑工作,以及进行神学及文化研究。同时,他也在各地带领避静、讲学,并陪同青年教友徒步朝圣及到偏远地区服务。

中国的扶贫只是个笑话


作者:杨连宁
大家以为政府是扶贫救世主,其实,政府、事业单位与国企联手垄断民生必需品并暴利盘剥,恰恰是大规模制造贫困的生产线。
“一个人独占了沙漠里的唯一一眼泉水,就可以随心所欲地收费”(诺赛克语)。政府、事业单位与国企三合一的一个连体人,把真实成本0·4元/吨的水卖成3元,把成本0·3元/千瓦时的电卖成1元,把成本1·6元/升的汽油卖成7元,把成本0·7元/升的气卖成3元;硬是把我国的水价卖成美国的5倍,电价卖成美国的1·2倍,油价高过美国,天然气价格是美国的4倍,人均收入却不足美国的1/8,也就硬是制造了“工资是非洲水平,物价是欧美水平”!
习惯了高价水、高价电、高价油与高价气,你对此满腹狐疑:水电油气的真实成本能那么低廉吗?怎么不能?你没记忆,你爹你妈却没健忘:他们是30年前短缺经济时代的过来人,7分钱/吨的水,1毛6/千瓦时的电,2毛7/升的汽油,5毛6/公斤的瓶装气,他们都用过!30年来一如既往开采加工地球的自然资源,技术更先进了,规模效益更大了,产能更过剩了,怎么水电油气售价反倒能10倍100倍地翻番呢?
你记得水电油气价格猛涨的过程,正是政府兼并驱逐民营竞争(赎买“煤老板”“油老板”)的过程;也记得地价、房价猛涨的过程,也是政府严禁农地、农房入市并全力剿灭“小产权房”的过程,对不?没错,之所以消灭竞争,是因为“垄断的价格,在各个时期,在一切场合,都是能够达到的最高价格”(斯密语)!
在此,您千万别信“短缺导致高价”的忽悠!根本不同于高科技深加工的汽车电脑手机,水电油气与土地房产之类取自地表资源或地下矿产的简单加工品,其实是“大自然的免费赠品”(马歇尔语),是人类无偿取自地球的天然物,是地球母亲对于人类之子的慷慨奉献。自然资源从来没发生过天灾,垄断独占却制造出了人祸。“大自然的免费赠品”被弄得昂贵无比,比高科技智能产品涨价还猛,不是人祸是什么?
其实,冷酷也无争的事实你是知道的:国内所有民生必需品之所以只涨不跌,越卖越贵,都是特权独占、食利自肥的垄断恶果,更是政府保障基本民生福利的失职!剩下那些只跌不涨,越卖越便宜的汽车手机等弹性消费品,都是外企、民企激烈竞争的硕果,也是跨国公司造福中国人的铁证——国内餐饮价格10年内翻番N倍,肯德基麦当劳却基本没涨价!
亚当·斯密发现,凡是长期坚挺、只涨不跌的价格,无非是出自以下5种原因:1,暴利被隐瞒了;2,自然垄断;3,行政垄断;4,行业垄断;5,拥有专利技术。看一看这5个原因,您恍然就有了大悟:除了拥有专利技术打破了垄断的汽车+电器+手机之外,目前国内,还剩下什么商品能越卖越便宜?换言之,国内那些越卖越贵的商品,又有哪个不是三重(自然、行政、行业)垄断呢?
你的难题来了:面对拿免费赠品转手卖高价的商家,你可以不理不睬;但面对“一个人独占了沙漠里的唯一一眼泉水,就可以随心所欲地收费”,你敢不理不睬不买单吗?你不想活啦?
没错,民生必需品消费,是你的每月预留必缴的刚性账单——你像鱼鹰,被渔夫扼住了咽喉,必须吐出已捕获入口的鱼,也即缴械投降,才能劫后余生——所有“维持生存必需的、须臾不可离开的、并且是不能替代的”(米瑟斯语)的刚性必需消费,每个劳动者都是被食利者强迫买单、强迫交易的——人家坐堂收费,你窗口排队乖乖交钱,不就是鱼鹰吐鱼给渔夫的形象写照吗?
鱼鹰被迫吐鱼之后,自己变得半饥半饱啦!每月排队缴毕必需品账单之后,你才可以量入为出,精打细算地安排自己吃什么饭,买什么衣服,对不?没错,劫后余生,本国消费者只能在被政府垄断的连体人暴利攫掠之后,才能盘算剩余的钱,能省就省地自主应付其余的弹性消费,自主消费也就变得不能自主啦,不是吗?
本文的正题如下:假如政府能够把3元/吨的水减半收费,把1元/千瓦时的电减半收费,把7元/升的汽油减半收费,把3元/每升的燃气减半收费的话,算算吧,全国该有多少穷人会立马脱贫?有人测算过,即使政府仅仅把油费、路桥费等物流成本降低一半的话,全国物价也会立马降低30%,也会有1亿穷人脱贫!
再试想:假设政府大幅度降低手机费、上网费、收视费,学费、医疗费的话,又该有几亿穷人脱贫呢?再假设:试想政府放弃水电气+土地+住宅+汽油+道路+学校+医院+电话+电视+网络+银行+保险的垄断专卖,像汽车手机那样引进外企民企激烈竞争降价的话,我国该有多少人口脱贫致富呢?
你又质疑了:手机费、上网费、收视费,学费、医疗费能够越来越低吗?怎么不能?靠“走量”让利降价,是企业生存的秘笈,薄利多销的规模效益,是市场的制胜法则——只不过市场法则被中国垄断连体人击败在地,爬不起来:无论是粮油肉菜果,还是水电油气煤,或是电话电视网络,也不论是自产的还是进口的,越是大宗消费品在中国越不降价,奇怪不?
跟国外恰恰相反:国内的住宅楼,全是高密度、高互扰性的蜂窝式结构,按说建筑安装成本很低廉吧?国内的学校、医院人满为患,师/生比例与医/患比例悬殊,成本更低吧?然而奇了怪了,所有这些全世界“走量”第一的商品与服务,价格却只涨不跌,差不多也都高踞世界第一;所有这些悖反普世法则的怪诞,是不是中国人见怪不怪,其怪不败呢?
仅举一例:你走遍世界各国,绝对看不到国内每天满大街送桶装水的景象。为什么?因为提供清洁饮用自来水,是各国政府的基本职责。国内的管道水不达标,老百姓只好另买高价水!再举例:国内航空人身意外险的利润是700%,你叹为观止不?而仅手机通话“不足1分钟按1分钟计费”的霸王条款,每年都能多收几百亿!
你再试想:除了修筑道路后永远设卡收费,敷设线路后永远按月收费之外,还有什么招术,能克隆“此山是我开,此树是我栽;想要从此过,留下买路财”呢?试问:道路一次性筑就,收费怎能高得没完没了?电话、电视、网络设施一次性敷设,收费怎能高得没完没了?
美国手机同网免费,夜间免费,没有漫游费。而我国网速不及美国的1/2,上网费却是美国的4·5倍。你也知道,与道路基本免费的美国相比,我国的过路费、过桥费与停车收费,更是水银泻地般无所不在。
你还知道,信息服务又不像供电,电力会被消耗掉;也不像供水供气供暖,水气暖也会被消耗掉,对吧?电视、电话、网络等信息扩建,不但没有扩容限制,而且,无限扩容反倒带来成本的无限降低——譬如央视那几套节目,提供给几百万人看,或提供给几亿人看,制作成本都是一样的,收费可就大不一样,可就翻番100倍啦!
信息服务的每个新增用户,每月每年的新增缴费,必然导致投资成本的无限降低,甚至低至零成本,低至空手套白狼,对不?试问连体人:面对越缴越多的收视费、上网费、电话费,你们怎么就好意思白吃干赚亿万可怜的穷人呢?
也别补贴什么菜篮子啦!拿扶贫款来补贴民生必需品,来解决水电油气与电话网络学校医院的昂贵收费行不?如果不行,只能任由“国中之国”的垄断连体人暴利盘剥老百姓的话,那么,政府也就只能继续左右开弓——左手制造贫困,右手再来扶贫——何苦呢?让外人继续看中国的笑话,比看股市救市还招笑!

巴黎恐怖屠杀事件将使欧洲向右转?

 

2015-11-15 霍启明  公众微信号 

2015年11月13日,法国绞肉机之夜,巴黎街道充满了尖叫、枪声、血和尸块。

这件事情一定会在世界历史上有着其恶兆般的坐标——这是血腥高潮的前奏。

这次屠杀发生在11月13日星期五,这显然是isis专门挑选的屠杀之日,13号加黑色星期五。而且此次袭击在多个地点同时发难。可见这次事件是一次谋划周密、有条不紊的屠杀。

更值得注意的是,isis在音乐厅里扣押了一百多个人质,他们没有任何谈判的举动,而是一个接一个处决人质——他们的唯一目标就是杀死更多的人。

这种单一的目标,让所有人恐惧而费解,费解isis为何会如此的疯狂和非理性?他们的目的到底是什么?事实上,尽管isis像个恐怖的幽灵盘旋在世界上空,但是大众对isis的本质了解甚少,也没有意识到这次事件是未来血腥高潮的一个开端。

这根本不是一次普通的恐怖袭击,而是文明撕裂的开始,也是战争的开端。简而言之,他们的目的就是要全面撕裂穆斯林和全世界的关系,从而开启他们笃信的“末日之战”。从这一刻起,isis正式向西方宣战,只要这个魔盒一打开,全世界都是目标。

如果不能了解isis的世界观,便不能看清巴黎屠杀的本质。但遗憾的是,世人对isis的思想基础了解甚浅。即使是在去年,奥巴马还在不同场合称,isis只是基地组织的“初级预备队”。这种说法简直就是一种愚蠢而致命的自负。这说明欧美等国还是将isis当成一种半前现代野蛮人半恐怖分子来对待。

事实上,isis是一个带有极强天启性质的意识形态体。暴力和恐怖主义,只是isis的一层表壳,他们最核心的恐怖之处在于他们独特而强大的意识形态感染能力。

Isis是最极端的原教旨主义者,他们认为自己是即将到来的世界末日的见证者和执行者。Isis用一千多年前先知预言性的圣训(穆哈穆德同身边人的谈话,类似《论语》)来作为自己认知世界的指南,听起来荒谬,但是这些圣训有着可怕的准确性,所以让isis成员如此笃信。

比如圣训中列出了一系列“末日即将到来的迹象”:

穆斯林将和犹太人战斗(几次中东战争)

音乐、酒精被广泛的传播和纵容

对清真寺的装饰成为一件骄傲的竞争。女性几乎赤身裸体,不顾他们的穿着(穆斯林世俗化);

幼发拉底河将要露出金山(石油的发现),游牧民族竞相建起很高的建筑(迪拜的奢华);

末日来临前,宗教的知识将会消失,人们普遍地变得无知…那时候,古兰经的教导荡然无存,伊斯兰成为虚名,人们自称为穆斯林,但却远离伊斯兰之道

末日来临前男人模仿女人,女人亦模仿男人。人们沉溺于同性恋中(LGBT)
奢华的迪拜,和圣训里描述的颇为相似

其中离我们最近是由穆罕默德弟子,圣训背记家和传述家艾布·胡莱勒(601~678)传述的这条圣训:一个男人会从大马士革的深处出现。他将被称为sufyani,他出自一个小部落,但却夺得了叙利亚的统治权。他会将孕妇的肚子撕开,无辜的妇孺都被无情地杀害。

这条预言很难不让人联想到阿萨德与绵延多年的叙利亚内战。
阿萨德极似圣训中的sufyani

再者根据资料显示,isis的领袖巴格达迪是古莱什部落的后裔,这个古莱什部落是先知穆罕默德所属的阿拉伯人部落。以圣裔自居的巴格达迪把效仿穆罕默德严格作为自己的职责,并有一种病态一般的执着和虔诚。所以在isis成员的心中,isis更像一个圣教团,是通向天国的阶梯。
巴格达迪出生在一个高知家庭,他的兄弟叔伯中有宗教学者、阿拉伯语教授,他自己也是一个罕见的高学历恐怖分子,他在巴格达的伊斯兰大学获得法学博士学位,所以在恐怖分子圈都尊称他为“博士”

因此Isis不同于一般的恐怖主义者,他们政策的制定完全是根据宗教圣训来执行,千方百计地把世界文明拖回中世纪的宗教律法社会,并最终引发末日决战。例如,2014年9月,isis的首席发言人阿布•穆罕默德•阿德纳尼酋长号召法国加拿大等西方国家的穆斯林找到不信道者,并把他们用石头砸碎脑袋、毒死、用车撞死或者毁坏他们的庄稼。这些野蛮刑罚都是典型的伊斯兰原教旨神学律法。其中提及的毁坏庄稼直接来自先知穆罕默德不要伤及井水和庄稼的圣训——除非伊斯兰部队处于防守态势,也就是说,穆斯林在卡费勒之地(异教徒),此时应该毫不留情,毒杀一切。

在isis的理念中,他们最重要的目标就是实现圣训的预言——净化全世界,而净化世界最重要的一步就是与异教徒大军进行的“末日之战”。所谓的“末日之战”在圣训中指:

罗马军队(异教徒军队,isis显然认为这是西方联军)将在叙利亚北部的大比丘(dabiq,在圣经《启示录》中dabiq被称作Armageddon)和伊斯兰军队大规模遭遇,伊斯兰大军将会大破罗马军队,取得决定性的胜利。
末日决战的预言不仅出现在伊斯兰教的经典里,也出现在基督教的《启示录》中,《启示录》将末日决战的地点称作Armageddon。图为基督教预言中末日决战的场面。

因此isis想疯狂的促成预言中的“末日之战”的到来。在2014年8月isis攻占下叙利亚的大比丘之后,isis举行了疯狂的庆祝,而且isis将其官方杂志就命名为《大比丘》。他们认为末日之战就在眼前。

可以说isis是一个纯粹的非世俗性组织,末日之战和末日审判是他们最本真的向往。相比之下,基地组织反而像一个理性的团体,他们随时都有与世俗世界相关的目标——将非穆斯林逐出阿拉伯半岛,摧毁以色列国,终结穆斯林土地上的独裁政权。所以不能用我们惯常的得失思维去推测isis的行为轨迹,由此在我们眼中isis的行为充满了非理性,但在isis成员的心中,他们的所有行为都是宗教审判,都是通向天国的足迹,所以isis成员能狂热的、不顾生死的去执行各种屠杀,甚至是毫不犹豫的自爆。各位可能因为天下承平已久,没有感受过极端信念夹持下的狂热,但是回顾历史,就在几十年前的德国,纳粹主义让德国走向毁灭。不过希特勒还只是人,纳粹所宣扬的也只是世俗的目标。而带着宗教天启光环的isis所带来的狂热,势必更为恐怖。
狂热的力量

而且从国际政治角度来说,isis可能能是人类历史上首个毫不在乎现世得失的政治体,这极为恐怖。即使是朝鲜,也是一个理性的政治体,他们有其现实性诉求和恐惧感,也怕大国的制裁和打压。但是isis既没有现世诉求也没有任何恐惧,他们不怕大国围攻,相反浩大的战争是他们心中的神圣目标。所以Isis要做的就是四处宣战,四处挑拨全世界与穆斯林的关系,如此,他们渴望的全面战争将不期而至。所以,这次的巴黎屠杀只是一个开端,正如isis在twitter上所说:“接下来会是伦敦、罗马、华盛顿”。只要有机会,isis会在世界任何地方发动超乎想象的残酷袭击因为我们眼中的恐怖袭击,在isis的眼里都是光荣的圣战。isistwitter上宣称将会袭击伦敦、罗马和华盛顿。我认为isis虚晃一枪,最有可能遭袭的反而是没提到的柏林。isis的策略是全面战争,没有地方是安全的,2015年初,isis宣称要袭击台北,并作出了示意图。

尽管法国人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表示“并不惧怕”,但是这种示威完全是鸡同鸭讲,在恐怖分子眼中恐怕只是一种虚张声势的闹剧。因为要知道,以我们现在的道德观和行为逻辑来评判isis是不智的,因为这根本是两种世界观的对立,我们心中的的道德体系和哲学体系在isis那里完全失效,而isis笃信的世界观在我们眼里就是废纸。西方左派试图用所谓“爱与和平”来感化isis的想法是无力的,这如同小绵羊试图用自己的怀抱温暖大灰狼一样,一种《喜羊羊与灰太狼》式的卡通闹剧情怀。这种无力的喧嚣,并不会阻止isis屠杀的脚步。

这次巴黎式的无规则屠杀,并不是第一次了,2015年初法国《查理周刊》编辑部就遭到isis的血洗,2015年isis准备在法国的火车上进行屠杀,但遭到几个美国老兵反抗,未遂。欧洲人终究会发现,妥协、祈福,都是苍白无力的,屠杀依然会一波又一波的袭来。他们终会在血浆中明白一个简单直白的道理——以暴易暴,以血还血。这势必会让2011年屠杀70多人的、目前还在坐牢的布雷维克成为欧洲极端右翼势力的伟大先知、先行者、革命家。
挪威人布雷维克是极右势力的偶像人物,他自诩为中世纪十字军的后嗣,反穆斯林反移民。2011722日布雷维克挪威首都奥斯陆的政府办公区引爆炸弹,炸死了8人。然后前往首都附近的一个小岛,枪杀了69名在岛上参加暑期夏令营的人,遇难者中许多是青少年。布雷维克强调这次屠杀的目的是号召欧洲进行“基督徒战争”,以抵抗“伊斯兰人的进军”。目前布雷维克正在服刑。

而且没有安全感的老百姓会倾向于推举民族主义者上台实行强硬手段来捍卫自己的利益,这时就是极右势力登上欧洲舞台的天赐时机。法国在此屠杀之前已经出现了极右政党做大的苗头,2014年5月举行的欧洲议会选举中,法国极右翼党派“国民阵线”在法国取得了高达约25%的支持率,超越法国两大传统政党跃居首位。“国民阵线”的领导人是极端民粹主义政治人物勒庞,勒庞是个存粹的狂人,极力鼓吹民族沙文主义、反移民、反穆斯林。在巴黎屠杀后,勒庞第一时间表示:面对恐怖威胁,法国应拿起武器,武装起来。在警察、宪兵和海关等方面都加强军事武装力量。同时,应取缔伊斯兰组织,关闭受极端主义思想影响的清真寺,驱逐那些在法国传播反法思想的外国人和在法国境内无所事事的非法移民。”法国还原定于12月6日至13日进行地方选举,这个节点无疑给了勒庞上位的好机会。巴黎屠杀,会让更多的类似勒庞的极右政治人物在欧洲得势。

这次的屠杀和未来可预计的袭击,无疑会让欧洲纳粹化的进程速度加快,布雷维克和勒庞这样的人物只会越来越多。而当布雷维克封圣,勒庞这样的极右力量上位之后,真正的血腥高潮即将到来。因为世界运行的逻辑缺乏平和,往往是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民众的情绪很容易随众,当极右声音越来越大后,穆斯林移民和欧洲人之间的隔阂会越来越大,欧洲人对穆斯林的排斥和歧视将愈加的明显。双方仇恨的火焰将不可遏制。

这种趋势在巴黎屠杀后的一两天内就有了反应:在法国首都巴黎遭受恐怖袭击数小时后,位于法国加莱的难民营突然燃起大火;在巴黎屠杀后的第二天,波兰政府就宣布停止执行欧盟的政策,拒绝接受叙利亚难民。
屠杀过后,难民营就燃起大火

而制造这种裂痕,正是isis的目的之一。isis希望刺激民众敌视穆斯林群体,让所谓的中立穆斯在日常生活中的“被歧视”、“被迫害”感受和境遇越来越重,从而将更多的中立穆斯林拉向极端。 若因此西方往极右转,正是isis求之不得的。这将会迫使部分中立的穆斯林、在欧洲的二代、三代穆斯林投身极端主义怀抱,到那时许多穆斯林虽然出生和成长在欧洲,也有当地的国籍,但却对他们生活的国家怀有一种野蛮的仇恨。这种趋势不仅会在欧洲出现,美国、xx都会出现类似的例子,圣战\ 仇恨的模式将会在每一块土地上开花,照此模式发展下去,穆斯林和世界其他人类终像水火一样不能兼容之际,就是isis最大的目标。因为在那时,宗教战争将不可避免。可是世人现在还并不了解这次战争的艰巨性和漫长性。因为即使在肉体上消灭了isis,也很难在思想上根除他们。

 

网爆胡耀邦下台前后习仲勋一贯挺胡

陆网一神秘账户政之改政之改zzgfgq2015-11-13发长文历数习仲勋与胡耀邦、万里的友情称曾和万里一起粉碎了邓力群、胡乔木等人的一次“未遂政变”,一起反对“清除精神污染”和抵制“反自由化”运动,并因为一起要求邓小平交权而失去邓小平信任。下为原文。

早在1935年,朱理志、徐海东、郭洪涛在陕北进行极左的肃反斗争时,刘志丹、高岗、习仲勋等陕北红军和陕甘苏区的创建者就被逮捕,几乎活埋了,1962年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以后,习仲勋又受了十五年沉重的打击,1978年才解放出来,在广东省委做了几年第一书记。1981年到1986年习仲勋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一度还是常务书记。在这几年中,习仲勋坚决支持胡耀邦的全面改革的路线,抵制了几股逆风,保持了刚正不阿的高风亮节。这里讲几件大事。

 

1、 同万里一起粉碎了一次未遂政变

1982年9月,胡耀邦在中共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上,作了《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的政治报告,提出了新的历史时期的总任务是:“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逐步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把我国建设成为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同时提出:从十二大到十三大五年时间的具体任务是:“大力推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继续健全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认真整顿党的作风和组织,争取实现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根本好转,实现社会风气的根本好转,实现党风的根本好转。”耀邦在这次代表大会及十二届一中全会上被选为中共中央总书记。

在这个报告中,耀邦首次提出:“要以是否有利于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否有利于国家的兴旺发达,是否有利于人民的富裕幸福,作为衡量我们各项改革对或不对的标志。”这就是人们今天已经熟知的“三个有利于”的最初版本。1992年邓小平在《南巡讲话》中讲到的“三个有利于”,具体表述有所不同,但是,基本思想在耀邦1983年1月的讲话中已经定型了。

假如耀邦的上述讲话能够公开发表,并且付诸实行,不仅当时的城市体制改革能够更加顺利的进行,而且,政治体制改革,文化教育体制改革也将不失时机的同经济体制改革同步进行,后来畸形的经济改革所造成的许多社会问题就可以避免或大大减少,中国社会的全面现代化就可以少走弯路,大大提前。可是,“左”倾保守主义分子深知耀邦这个讲话可能产生的巨大影响,由胡乔木出面反对发表和下发耀邦的讲话,耀邦迁就胡乔木,请他修改后再发表,他置之不理。习仲勋对胡乔木说:党的总书记在有中直机关各部门负责同志和各省、市、自治区有关同志二百余人参加的会议上发表了一个重要讲话,如果不形成文件发下去,党的历史会形成一片空白,怎么给后人交待呢?胡乔木仍然坚持不许发。不仅如此,2月16日,胡乔木还把人民日报主编秦川和主编王若水叫到他的家里,狂妄地说:“耀邦同志在职工政治思想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与十二大精神没有关系,还有同十二大精神不相符的地方。十二大才几个月,还算不算数?十二大文件提出不要对大家施政治压力,但耀邦同志这一讲话就反过来了,就造成压力,而且压力大……耀邦虽然没有明说,但实际上是把承包推广到一切部门。这就是很大的问题,实际上已经出现了问题。”
就在后来一两天的下午,姚依林突然通知,政治局和书记处开联席会,陈云一人发言,系统、异常尖锐地批评胡耀邦。批评的内容,一是盲目追求发展速度。当时耀邦主张工业产值增长7%,陈云坚持4%,可是后来的实际增长率超过了7%,二是反对改革,陈云不赞成城市改革,当然更不赞成“一切战线、一切地区、一切部门、一切单位都有改革的任务”。陈云愤慨地说:“连一五都要改?”可见,他认为“一五”期间的政策和做法是“拨乱反正”的极限。三是,批评耀邦不懂经济工作,他明指胡启立、暗指胡耀邦的说:“应该下放到财政部或国家计委去学习锻炼”。陈云发言以后,借故离开会场,胡乔木、邓力群、姚依林、宋平等四人也跟着出去了。后来胡乔木竟然对耀邦谈话说:“这一次你就是下去了,也不要消极。”邓小平没有讲什么意见,只是说:“到此为止。”

可是,“左”倾阴谋家并没有“到此为止”,邓力群先后在《红旗》杂志联络员会议和新华社全国分社会议上,把陈云抨击胡耀邦的讲话传达了。听了邓力群传达的广东省委副秘书长李?年,当晚就把讲话纪录整理出来送给习仲勋。上海等几个省、市当晚给《人民日报》打电话询问:“北京发生了什么事?”第二天,接替胡绩伟的人民日报新任总编辑秦川又把该报记者部主任林钢听取邓力群讲话的记录原本送给习仲勋。
在那次批胡的会议上,胡乔木建议立即召开中央工作会议来解决胡耀邦的问题,其它政治局委员均未表态,会议当然没有做出开会的决定。可是,胡乔木、姚依林竟然私自向各省、市和中央机关发出了召开中央工作会议的通知。万里看到通知后找习仲勋询问,习仲勋说,他不知道,习又找胡启立来问,胡启立也说不知道。在总书记、常务书记和中办主任都不知道的情况下,竟然有人私自发出召开要总书记下台的中央工作会议的通知,这是任何一个政党、任何一个政府的法纪都不能允许的。可以毫不夸张的说,这是一次宫廷政变。习仲勋和万里认为党内危机迫在眉睫,共同向邓小平报告并做了工作,邓小平表示:“胡赵格局不能变。”一场未遂政变流产了,但是,发动政变的人,丝毫没有受到追查和批评。这在1987年以前的中共党史上是从来未有的。

2、抵制“清除精神污染”

“清除精神污染”的发明人是邓力群。他在1983年6月4日,在中央党校的一次讲话中最早使用了这个霸权话语,用以指责那些探讨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文章。接着,加上胡绩伟的新闻工作人民性问题;8月,中宣部主管文艺的副部长贺敬之带领一批人为“清污”准备文件时点名批评了徐迟、李陀等作家和《人啊,人》、《春天的童话》、《在同一地平线上》、《晚霞消失的时候》等一批作品。后来,“精神污染”的范围不断扩大,除了理论、新闻、文艺战线以外,还涉及农村改革和建立深圳、珠海等四个特区的问题,他们诬蔑特区是“租界”。

邓力群等人的阴谋得到邓小平支持,他于9月7日找邓力群等极左分子谈话,提出理论战线和文艺战线“不能搞精神污染”。在10月召开的中共十二届二中全会结束后,邓小平、陈云在全会外的一次会议上发表了“不搞精神污染”的讲话。中共中央的文件正式通知:邓、陈的讲话“何时发表,由中央决定,各地一律不得以任何形势擅自发表。”但是,10月下旬,邓力群掌握的中共中央宣传部却把邓、陈的讲话和胡乔木、邓力群关于“清污”的发言,下发到县级以上党委和干部。同时,北京和各省、市的报刊和电视台,有组织地发表知名人士拥护“清污”的报道和文章。这种“清污”已经超出理论和文艺的范围。

在农村,发家致富、长途贩运受到攻击。在军队,把退伍战士申请补助,干部战士在城市找对象,战士收藏美术摄影作品,以至女朋友的照片,都说成是“精神污染”。在生活方式上,女性烫发、穿高跟鞋和男女跳集体舞,养花、养鸟都受到干涉。喧嚣一时的“清污”闹剧只演了28天就受到中央那些坚持改革开放路线的领导人的抵制:

万里表示“农村不搞清污”;赵表示:“经济工作领域不搞清污”;方毅表示:“科技战线不搞清污”;习仲勋找贺敬之谈话,批评“你们在文艺界搞了一场小文革?”11月14日,中共中央书记处讨论了所谓“清除精神污染”问题,胡耀邦、赵都讲了话,对所谓“精神污染”划出了严格的界限。一场“清污运动”才中途夭折。特别是胡耀邦在12月13日接见共青团代表时讲的:“有人用封建主义的眼光看待现代文明,要把我们的社会拉回到几千年前去。”一针见血,非常深刻。

(万里,1916年12月出生于山东省东平县人,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十二届中央书记处书记,第十二届、十三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原副总理,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万里于1936年5月参加工作,1952年11月任中央人民政府建筑工程部副部长,1988年当选为第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2015年7月15日12点55分,万里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99岁。)

3、 抵制反对“自由化”

1983年10月11日,在北京召开的中共十二届二中全会通过了胡耀邦支持制定的《中共中央关于整党的决定》。会后,在中共中央书记处进一步制定整党方案时,胡乔木提出:“这次整党要既反左也反右,反右主要是反对资本主义自由化。”胡耀邦打断胡乔木的话说:“你说的不对,主要是反左,其次才是防右。”胡乔木说:“我是根据小平同志的指示而讲的。”接着,他就举出方励之的观点,并说:“整党不整这样的人,还有什么意义呢?”

(方励之(1936-2012),男,1936年生于北京,籍贯浙江杭州。初中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地下外围组织。1952年,考入北京大学物理系。195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8年调至中国科技大学,前后担任助教、讲师和天体物理学教授。1984年到1986年底任副校长。在中国率先开展相对论天体物理及宇宙学研究。后被畏罪潜逃美国。任所谓“中国人权理事会”共同主席,亚利桑那大学天体物理学家。)

邓力群同胡乔木密切配合,大骂方励之,并说:“像方励之这样的人,不是一个少数,而是有一批人。”“像这样的人,我也主张作为整党的对象。”耀邦说:“首先我申明一点,我绝不赞成方励之的观点。但是,我想强调的是,不能强迫人们接受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要解放全人类,如果连方励之这样的知识分子都容不下,还谈得上实现共产主义吗?”习仲勋紧接着说:“我赞成耀邦同志的观点。干什么工作也得有个重点,不能东一锤子西一棒子的。这次整党的重点是清理三种人,通过清理他们达到从组织上彻底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目的。”胡启立、万里、陈丕显都表示赞成耀邦、仲勋的意见。
正当中央整党指导委员会抓住大案、要案整顿党风,清理“三种人”的时候,“左”倾保守分子欲利用“文革余孽”王力出来搅局。从秦城监狱出来不久的原“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通过邓力群致书中共中央,建议取消中央整党指导委员会。邓小平看信后指派邓力群征求王力的意见。王力说:“八四年初从上到下有一股否定’清除精神污染‘的风。我觉得中央整党指导委员会的一些负责人(显然,王力指责的中央整党指导委员会主任胡耀邦)对邓小平同志的指示重视不够,对’清除精神污染‘抓得不够狠,应当注意纠正。”王力还说:“整党的提法也不科学,应该叫整风。今天我们通过整风应该树立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内团结,提高马克思主义水平,这样,一切任务都可以迎刃而解。”请注意“树立小平同志为核心”这个话语的发明人是“文革余孽”王力,对于“文革余孽”,陈云比邓小平立场坚定,他看到材料马上给胡耀邦打电话说:“王力是什么东西?竟允许他对我们党的各种大事指手划脚?他的目的不纯,是想搞政治投机,我希望全党同志,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不要上他的当!”万里也说:王力在文化革命中干尽了坏事。建议中央两案办公室对王力问题进行审查,拿出结论性的意见来,报中央书记处审查。
1984年2月9日,书记处开会讨论王力问题。习仲勋愤慨地的说:“王力要不是’三种人',那我们党内就没有‘三种人’了。我认为清理‘三种人’,目前存在的主要障碍是,有些领导人对于保过自己和支持过自己的一派中的‘三种人’多方保护,而对于反对过自己的一派中的‘三种人’却总是想多搞一些;再加上有些隐蔽下来的‘三种人’,他们伪装自己,似乎‘表现很好’、‘很听话’,骗得了某些领导人的欢心和信任,比如王力就是这样。这一回,如果让王力漏了网,那我们中央机关的整党不能不说是一大损失。”习仲勋的发言,对邓小平和邓力群是诛心之论,他们利用王力之流,就像蒋介石在抗战胜利以后利用岗村宁次等日本战犯一样。书记处异口同声,都主张将王力开除出党,邓力群看到众怒难犯,也不敢坚持,他只是说:“小平同志认为王力同志还是能够为党做一些工作的。究竟怎样处理他,还是由大家定吧。”

(在党内,“三种人”即追随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造反起家的人,帮派思想严重的人,打砸抢分子。造反起家的人,指紧跟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造反夺权,升了官,干了坏事,情节严重的人;帮派思想严重的人,指竭力宣扬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反动思想,拉帮结派干坏事,粉碎“四人帮”以后,明里暗里进行帮派活动的人;打砸抢分子,指诬陷迫害干部、群众,刑讯逼供,摧残人身,情节严重的人,砸机关、抢档案、破坏公私财物的主要分子和幕后策划者,策划、组织、指挥武斗造成严重后果的分子。)
在一次讨论干部工作的会议上,邓力群突然离开议题,介绍首钢和第二汽车厂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经验,并且说“这是小平同志近几年来反复强调的”。在返回中南海的路上,习仲勋忧虑而又愤慨地对耀邦说:“现在,资产阶级自由化’成了一根打人的棍子,谁要是提出不同意见,或者他们看不顺眼,想整某个人了,就给他扣上一顶‘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帽子,简直是岂有此理!”耀邦对他的亲密战友也流露出真情实感。他叹了一口气说:“为什么我们一些很受尊敬的领导人也常常吃饱了饭没事干要节外生枝?对那些非马克思主义的东西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世界上本来没有鬼,你天天喊打鬼,倒好象真有鬼了。其实,鬼的概念都是人自己制造出来的。难道中国真的形成’舆论一律‘才叫社会主义?我看不见得。”
1985年9月18日,正當中共全國代表大會召開之際,北京壹批高等學校學生沖上街頭,發動了壹場爭取民主改革的學生運動。北大校園貼出的標語和大字報是:“中國要向何處去?唯有走民主改革的道路”,“我們不要壹黨專制,我們要的是真正的民主、繁榮的中國”,“鄧XX的大家長封建制該休矣,結束那拉氏垂簾聽政的時代,人民當家做主的時代到來!”“胡耀邦是當代的光緒,傀儡政權必須垮臺”。學生在遊行示威中呼喊口號:“打倒鄧XX,打倒胡!”“寧要四人幫,不要胡耀邦!”中共中央政治局胡、鄧、趙、李、陳(這是中共法定的排名次序)五位常委開會討論如何對待這次學生運動.

邓小平起先满面笑容地说:“我看学生闹事是好事,说明了我们这几年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非常必要,非常及时。”胡耀邦笑嘻嘻地说:“充其量不过是学生们游行示威喊口号嘛,没有什么了不起。”邓小平沉不住气了。他指着耀邦说:“人们说我是西太后,你是光绪,这种语言是侮辱性的,是敌对分子的挑拨。”耀邦说:“对于流传在社会上的各种无稽之谈,我们大可不必太认真,关键是我们要把自身搞正确。”邓小平说:“不采取断然措施不行,对闹事的首恶分子要抓,要处理!”李先念接着说:“我们宪法上规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我们不能因为学生上街就给人定罪,定罪得有法律依据呀!”陈云说:“有必要根据国内一些地域内的情况由地方人大制定必要的法规和制度,比如:宪法允许游行示威,但对游行示威要有必要的限制呀!”最后,邓小平说:“陈云同志的意见实际上提出了要把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法律化的问题……我建议由北京市人大就群众游行、示威通过一个地方性法规,条文还是由书记处拿,以北京市人大的名义搞。”

在书记处讨论学潮问题时,邓力群、胡乔木都是杀气腾腾,他们主张“一定要对组织、策划这起事件的后台老板或一小撮坏人实行专政。”习仲勋打断胡乔木的话,作了一个水平远远高于邓、陈和胡乔木的精彩的发言,他说:“不可这样!我对大学生游行的事情从心上不赞成,但他们的一部分要求的确代表了广大人民的呼声,我想提醒大家注意历史的回顾:匈牙利的卡达尔为何能赢得人民的拥护?原因是他总结了酿成事件的教训,采取了疏导、教育的方法。卡达尔制约官僚主义,采用了人民选举的方法,让那些得不到基本群众拥护的的官僚主义者自动淘汰。我们从建国以来取得了很大成就,但也不能否认封建的东西仍然遍布于整个社会,影响着人们的思想、言行。因而中国社会问题中,法制问题十分突出。颁布了那么多法律,是否能真正执行?县委书记、省委书记的一句话就可以代替国家的法律,更别提党和国家领导人了。这种现象很不正常。因此,国家若要长治久安,必须依靠民主的发展和法制的完善。这次,我认为学潮是有积极意义的。我们所要教育的,是应该让他们懂得,民主并不是空洞的东西,民主是一个过程,一是需要整个文化素质的提高,二是必须有极丰富的物质基础作保障。”
一个领导人面临的最大考验,是当民众起来反对你的时候,你采取什么态度。在1985年9月那次学生运动中,胡耀邦、赵、习仲勋、万里、李先念都是经得起考验的合格的领导人。

4、 和胡耀邦一起,要求邓退下来

邓小平同胡耀邦之间主要分歧在于,是否实行政治体制改革,是否实行民主和法治;可是,导致邓小平废黜胡耀邦的直接原因则是,胡耀邦希望邓小平退出一线领导岗位。本来,这是胡、赵、万、习的共同意见;但是,在最后关头,支持胡耀邦最坚决的是习仲勋。

1986年5月24日,胡耀邦在和四川省一些老干部谈话时,提出了实现领导班子年轻化的大胆倡议。他说:“明年,也就是1987年,我们党将要如期召开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次会议,我们必须下决心解决领导班子年轻化的问题。党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中将有三分之一的老同志退休,一百一十到一百二十名新同志将被选入新的中央委员会,这些同志中将有80%到90%是五十岁上下。另外,我们应该让一些年龄在35岁到40岁的更年轻的同志进入中央委员会。……现在,我快70岁了,也到退休的年龄了,那些已超过80岁的老同志,更应该往下退了。有没有全局观念,就应该在这个问题上体现出来了。”这个讲话传到各级党组织后,引起了巨大的反响。

胡乔木认为他再一次倒胡树邓的时机已到,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他说:“我们党内像小平同志这样经验丰富、资格很老的革命家不多了。我们这些比他小十多岁的人,充其量只能称之为党的领导人,而小平可以说是我们党的第二代领袖。我不反对民主政治,但民主要有一个渐进的过程。我认为在我们国家政治制度面临转折关头,需要一个德高望重的政治领袖继续领导我们完成这个转变。这也是我坚决要求小平能在十三大继续留在党中央的立场。”

王震、杨尚昆、彭真、廖承志在发言中支持胡乔木的意见。接着,胡耀邦发表了一篇坦荡、明快、无私、无畏的意见。他说:“我们在讨论明年党的十三大指导方针时,一定要顺从潮流,顺从民心。在本世纪初中国结束封建专制以后,特别是五四运动以来,世界各国流行的理论和思潮都在提倡和实践过。中国人民最后选择了民主和科学作为最高社会价值和目标。这是在长期专制和落后压抑困扰下的中国人民的最后选择。四十年建设,十年动乱,又加上了一条法制。这些已成为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共识。这和我们始终所坚持的马克思主义原则是完全一致的。党中央领导要不要年轻化,已不再是口头上讨论的问题,而是必须马上着手实行了。如果说过去我在这个问题上表现的含糊,不太明确,容易使大家产生误会的话,那么今天我就十分具体和坦白的讲,我赞成小平同志带头退下来,这是一个很好的带头。只要小平同志退,别的老同志的工作好做。我的总书记任期满了,也下来,充分给年轻同志让路。”

耀邦发言以后,邓小平纹丝不动。聂荣臻说:“小平同志都要退下来,我还留在中央干什么?我也要求退下来。我们这些老同志应该在我国完善政治民主、法制的各项制度和程序中再立新功。如果我们能推动这些成果早日实现,那实在是非常激动人心的事情。”习仲勋发表了一篇充满现代民主意识、毫无党腔党调的精辟见解的意见。他说:“法治是现代政府管理社会的最好方式,也是我们走出困境、走向明天的最佳选择。实际上,今天这个会就是在昨天和明天之间选择。我们面前摆着两条路,一是恢复和继续走‘全能政府’即‘人治’的老路,靠一位伟大领袖发号施令,用计划经济甚至专管的办法去解决经济领域层层盘剥的问题,靠学习领导人讲话或思想政治工作和道德教育去解决以权谋私、腐败堕落的问题,用加强纪律去解决思想、理论、文化界的是非问题,如果还是这样,小平同志就是活一百岁也解决不了我们的体制转变。”

讲到这里,王震激动地说:“你们实际上提出了一个问题,那就是还要不要权威!承认不承认小平同志是我们党的最高权威?……”万里说:“王老啊,你不要激动啊!”“要小平同志掌舵我没有意见,我只想纠正一下,现在要树立的权威不是个人,而是集体。民主才是我们最高的权威。”接着发言的,杨得志、乌兰夫、倪志福赞成邓退下来;彭真提出了上了年纪的都退,只留邓小平一人当代表,陈云、宋任穷赞成彭真的意见。邓小平眼睛盯着赵指明要他表态,紫阳只好说了几句违心的话,胡乔木又趁机起哄。这时,习仲勋措词尖锐地指责邓小平:“防止封建专制披着革命的外衣顽固地盘踞在统治地位。……从现在起,我们应当坚持从人治向法治过渡,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坚持依法治国。为了革命,为了前进和发展,小平同志退出中央,实行退休制,就会给我们的子孙后代又立一次大功。”
邓小平冷冷地说:“说穿了,你们是不希望我再过问中央的事,嫌我干涉你们的工作了是不是?那好,我可以不干,一退到底。”习仲勋马上说:“不是这个意思,耀邦和我没有嫌小平过多干涉我们工作的意思。我只是从我国政治体制改革出发来讲这番话的,同时也考虑到小平的健康。周恩来同志由于工作太劳累,活了76岁,就过早地离开我们,毛泽东同志虽然活了82岁,但有几年一直害病,未能很好地行使领导职能,所以我们必须吸取历史的经验教训啊!”
会议在没有达成一致决议的情况下不欢而散。可是,邓小平要把胡耀邦拉下马的决心已经下了。据说:就在这次会后,王震对邓小平说:“谁让你下台,就让他下台。”邓小平点点头说:“那些做梦都想让我下台的人,矛头必然要针对共产党的领导。这一点,我们必须坚持,即使流血也值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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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金融街老大老二被查

来源:财经国家周刊(ID:ENNWEEKLY)

11月13日,多家媒体爆出北京金融街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金融街控股(000402.SZ)名誉董事长王功伟被带走调查,公司还有其他高层也同时失联。北京地产界人士向《财经国家周刊》记者表示:“消息属实,老大(王功伟)、老二(鞠瑾,北京金融街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副董事长、总经理。)都已被双规。

金融街控股董事会秘书和证券事务代表回复《财经国家周刊》记者称:在外出差,不方便联系。至记者发稿,该公司并未就此事项发布任何公告。

搜狐财经文章称,王功伟与11日刚刚“落马”的北京市委副书记吕锡文过从甚密。吕锡文从1999年1月就任西城区委副书记、区长,2003年升任西城区委书记,直至2006年10月离开。吕锡文本次被查的原因之一正是在西城区任职期间,涉严重贪腐问题。

金融街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是一家以商务地产为主业的大型开发运营控股公司,实际控制人是北京市西城区国资委。2005年5月,公司通过整体资产置换,由前身“重庆华亚”更名为“金融街”。

目前,北京金融街投资(集团)及一致行动人持有金融街控股公司26.9%的股份,为公司控股股东,北京市金融街投资(集团)及一致行动人由北京市西城区国资委100%全资持有。2014年,金融街控股的利润总额在西城区国资企业中占七成。

金融街控股从诞生之日起便与地方政府关系亲密,建立之初即是为完成北京金融街区域的一级土地整理。此后,随着金融街的发展,公司业务才逐渐延伸到二级开发。金融街控股同时也在项目获取、招商融资等方面得到大股东的重要支持。

年报显示,截至2014年底,金融街持有68.2万平米的自持物业,其中约45万平米位于北京核心区;同时,公司拥有超过600万平米地上建筑面积的土地储备,其中超过百万平米位于北京三环内核心区域。

目前,金融街控股公司项目分布在北京、天津、上海、广州、重庆、惠州六个城市,北京的收入占大头,约占77%。公司主营业务主要分为房地产开发销售、房地产租赁业务和房地产经营业务,其中房地产开发销售贡献收入的九成以上。2014年公司签约销售额在130亿元左右,今年计划签约销售额 200亿元。

王功伟生于1956年6月,曾担任北京华融综合投资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北京市人大代表、北京市西城区区委委员、金融街控股董事长和名誉董事长。

王功伟与吕锡文的交往一直持续。公开报道显示,2008年9月21日,时任北京市委常委、组织部长的吕锡文和时任金融街控股董事长王功伟、总经理刘世春前往惠州,考察巽寮滨海旅游度假区的金海湾喜来登度假酒店。

该旅游度假区项目占地24平方公里,一期开发的建筑面积达230万平方米,投资规模逾100亿元。项目产品主要分旅游产品及销售产品两大类,包括游艇会、中心区旅游商业街、五星级酒店群、公寓、别墅等业态。

一位接近金融街控股的知情人士对《财经国家周刊》记者透露,该项目运作多年,但销售状况始终未有气色,且投资背景复杂、缘由繁多、牵扯甚广。

该人士同时表示,由于几位管理层长期把持金融街控股公司,导致公司内部管理混乱,甚至出现利益输送、国有资产流失现象。这或许是王功伟此次被调查的主要原因。

《财经国家周刊》记者在就此事询问其他业内人士、北京市房协和北京金融局相关人士,对方均三缄其口。中经联盟房地产协会秘书长陈云峰在其微信朋友圈写道:“我担心的事,来了!

官网借胡耀邦口称党要现代化

陆党校系统一官网发表署名郝怀明文章,称要学习胡耀邦,促进党的现代化。原文如下:

 

今年是胡耀邦诞辰一百周年,我曾经在他的直接领导下工作,此时我最想说的一句话,就是学习胡耀邦,促进党的现代化。

党的现代化是国家和民族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关键环节。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所取得的巨大成就,都与党的现代化紧密相连,与科学对待马克思主义密切相关。胡耀邦以他光辉的思想和实践,为推进党的现代化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可以说是一位鲜有的杰出代表人物。

胡耀邦力倡独立思考,反对家长制,反对“一言堂”,反对个人崇拜,不迷信任何人。他说:“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在党内要讲是非,不讲关系,不看脸色。他组织和发动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就是他的这一思想的光辉体现。以这场讨论为标志的思想解放运动,既为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奠定了思想基础,也为党脱离封建残余影响、走向现代化奠定了思想基础。其历史功绩怎么估价都不为过。

社会本来就是多元的,必然存在多种声音,在改革开放的形势下更是如此。胡耀邦说:鸦雀无声,是走向灭亡的前奏曲,七嘴八舌人气旺,民族复兴有望。一个社会,作为执掌公权力的领导者,应当允许不同的声音,不能只喜欢一种声音而不容忍别的声音,像在文革中以及文革以前许多年中“一言堂”那样,一听见不同意见,就视为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就当作仇敌,非“批倒批臭”“彻底砸烂”不可。

全面改革和现代化建设是极其复杂的创新事业,没有也不可能有现成的答案,因此理论上和工作上的不同意见是经常发生的。政策的制定要遵守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在充分发扬民主的基础上,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但是学术和艺术问题,要遵守宪法规定的原则,实行学术自由,创作自由,讨论自由,批评和反批评自由。这是胡耀邦的主导思想。胡耀邦在党内生活了半个多世纪,对这段艰辛而又沉重的历史有深刻的反思。我多次听他说过,对于学术上的问题,随便搞大批判开路,历来不成功。他极力主张通过民主的方法,讨论的方法,对话的方法,充分说理的方法去解决,允许从容讨论,不强求一致,是非对错,让实践去检验,历史去考验。对文学创作中出现的失误和问题,他认为只要不违反法律,都只能通过文艺评论即批评讨论和争论来解决,必须保证被批评者在政治上不受歧视,不因此受到处分或其他的组织处理。学术、艺术问题的讨论和争论,必须采取平等的、与人为善的态度,不要简单粗暴,不要无限上纲,不要乱戴政治帽子,允许反批评。在他看来,只有这样做,才能正确发挥马克思主义对学术、艺术的指导作用,形成科学、文化发展所必需的安定团结的环境和民主和谐的气氛,更好地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

这里涉及如何看待思想的一致性问题。问题不在于要不要保持思想的一致,而是通过什么途径、用什么方法来达到思想的一致,要不要在我们的各项工作中认真坚持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而更重要的是到底应该同谁在思想上保持一致。

1978年5月19日,我听到胡耀邦一次谈话的传达。他说,一个党要天天关心人民的要求、呼声、情绪。许多人不从实际出发,而是从文件的规定出发。“四人帮”横行时,许多人摸中央有什么精神,靠摸精神过日子。我不主张摸上面有什么精神,应该先向下,后向上。下是基础,上面是参照下面的,如果不合,应建议中央改过来。这是先驱者应有的勇气,不能把上下颠倒了。我们是为群众服务的,下情是真理,上情是参照的。不论正确路线还是错误路线,摸精神,不从实际出发,都是不对的。承认人民是决定力量,才是历史唯物主义态度。没有民主,党就要灭亡。

胡耀邦以他的言论特别是行动,对如何看待不同意见,如何处理不同意见,以及在思想上归根结底究竟应该同谁保持一致,做出了科学的回答。概括地说,就是发扬民主,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历史已经证明,如果我们党在思想上真的严格和两个“凡是”保持高度一致,对毛泽东发动和领导的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动不得,那就走不出现代迷信的怪圈,不会有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也就很难开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新局面了。

在有幸参加胡耀邦领导主持起草有关中央文件的过程中,在同他的直接接触中,我深感他特别重视自由、民主、人权、法治等这些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元素,特别重视吸取人类文明的共同成果,能够摆脱传统的、陈旧的意识形态的束缚,从人类现代文明发展的广阔视野,来反思中国社会的痼疾与弊端,思考国家、民族和党走向现代化的路径和方法。这一切,都体现在他在改革开放过程中所提出和实施的主张和大政方针之中。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定不移地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坚定不移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坚定不移地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并且使这几个方面互相配合、互相促进,作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体战略布局,就是在胡耀邦的主持下确立的。20世纪80年代,整个社会生机勃勃,一派兴旺景象,经济发展,思想活跃,意识形态领域环境宽松,言论自由、出版自由显著进步。人们怀念那个年代是不无道理的。

近来,有些媒体屡屡发表文章,称美国的民主是“劣质民主”,并非“真正民主”,而中国的集权政治体制则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值得西方学习。这种看法和说法,同邓小平提出的“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原则,以及他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一文中对我国权力过分集中的弊端的分析和认知,显然相距甚远,与胡耀邦实现国家、民族、政党现代化的光辉实践相比,也不免给人以大相径庭之感。邓小平提出的“三个面向”的原则和政治体制改革的主张,胡耀邦在实现党和国家现代化方面的思想和实践,他们对政治体制改革所做的种种努力和贡献,是值得人们重视和永记的。

(作者为中共中央办公厅调研室原正局级研究员)

(责任编辑 王彦君)

(网络主编 王海印)

陈志武:中国教育不转型只能培养最低端劳动力

  一、产业结构难转型,教育有责任  

  我不是研究教育的专家,但是,这些年看到国内(的教育),特别是我自己从小在中国受教育,然后又去了美国,自然有许多观察和体会。 

  到目前为止,我这一辈子没有离开过学校。1968年在湖南茶陵县开始上小学,1979年读完高中在长沙上大学,1986年去美国读研究生,1990年毕业以后至今一直在美国的大学教书。

  我有两个女儿,一个15岁,一个13岁,她们在美国出生、长大,这些年看着她们在美国上学。同时,也因为我跟国内的一些大学一直有不少交流,所以基本能看到国内同行和教育界学者、业者每天的运作目标。

  这些经历和观察让我确实感触比较多,特别是这些年看到这么多从国内培养出来的杰出高材生,他们在专业上这么突出,但思维方式那么僵化、偏执,社会交往能力又那么差,除了自己狭窄的专业就不知道怎么跟人打交道、怎么表达自己,让我非常痛心。

  由于国内教育体系以及教育理念的僵化,绝大多数中国人再好也只能做些技术活,难以在美国社会或其他非华人社会出人头地,这些都很悲哀。原来没有全球化时不知道这些,但现在中国人也走出去了,跟其他文化、教育背景的人一在一起,就知道彼此的竞争优势与劣势了。这些问题的根子都出在教育上,包括正式的学校教育、家教和社会文化教育。

  我们说,中国社会现在处于转型时期,尤其是经济领域面临很大的挑战。现在提得比较多的是要把中国建设成为创新型国家,这一点大家都讲。但想想中国为什么建设不了创新型国家?为什么这么艰难?光靠在街上挂很多横幅、标语,在核心报纸上发表一些社论,就能把这个国家建设成创新型国家?

  中国经济面临的挑战不少。比如,讲到中国的公司品牌,不管是广东,还是其它省份,都很难建立品牌。所以,难以通过品牌赚更多钱,而只能制造一些玩具或者说制造一些衣服、鞋、甚至一些机器和电脑,只能是卖苦力。

  为什么难以建立品牌、难以实现产业结构转型?原因当然包括法治制度、产权保护以及国有制的问题,但也与中国教育体系的教学方式和教学内容关系非常紧密。

  

  二、美国教育重通才,中国教育重技术  

  从历史来看,产业结构本身的变化跟教育方式、教育理念和教育结构的变化总是相辅相成的。例如,原来中国的科举考试,从某一种意义上,科举考试对于专制的农业社会是够用的,是可以行得通的。回过头看,过去中国尽管统治是专制的,但实际上那时候的政府是小政府,当官的也用不着像今天这样宏观调控经济。当时的考试只是考四书五经,我觉得科举对当时的社会结构和经济结构是合适的,对当时的“小政府”来说也够用。

  可是,现在的教学与考试内容就很不一样,也会而且应该与时俱进。例如,中国经济今天以制造业为主体,这当然就需要有很多的工程院院士,大学要培养很多的工程师。相比之下,美国的服务业占GDP的85%以上,所以美国的教育体系侧重点就不同,是侧重通识教育,培养通才。

  在中国和日本变为世界工厂之前,几乎所有的美国州立大学和一些工程学院都非常侧重技能型的工程系科,像中国的大学一样侧重理工训练。但是,我发现过去的四五十年,特别是三四十年,随着制造业向日本、韩国和中国转移,美国大学的教育内容经历了一个全面的转型,转向通识教育。

  所以,在耶鲁大学,我们对本科生的培养理念是:任何一个在耶鲁读完四年大学的毕业生,如果他从耶鲁毕业时,变成物理、电脑、化学或者是任何领域的专家,我们会觉得那是一种失败,因为我们不希望四年大学教育是培养专家,让他们在某一领域里面投入那么深,而忽视掉在其它更广泛的做人、做公民、做有思辨能力的人的机会。

  我们不主张他们在某个工程领域、科学领域、社会科学领域在大学时期就成为专家。如果有学生在大学四年时真的成了专家,我们不以为那是一种成功,反而会是一种失败。

  当然这也跟耶鲁这些年出了那么多总统有关系,以至于我们的历史系教授就想,既然以前出了这么多总统,说不定今天在校的哪个学生以后也会成为总统,怎么办?于是我们就开一门大课,叫做“大策略”,由两个研究世界史最出色的教授轮流讲,这是持续一年长的课程,是一种非常综合型的训练,讲到孙子兵法、管子经济、古希腊策略等等。

  中国的教育则侧重硬技术,由此产生的人才结构使中国即使想要从制造业往服务业转移,也难。产业结构也受到教育内容约束。在中国,从幼儿园到小学、大学、再到研究生,一直都强调死记硬背为考试,强调看得见摸得着的硬技能,特别是科学和工程几乎为我们每个中国家长、每个老师认同,这些教育手段、教育内容使中国差不多也只能从事制造业。

  为了向创新、向品牌经济转型,就必须侧重思辨能力的培养,而不是只为考试;就必须也重视综合人文社会科学的训练,而不是只看重硬技术、只偏重工程思维。离开市场营销、离开人性的研究,就难以建立品牌价值。

  

  三、美式教育:课程安排宽泛,不排名次  

  为了支持以服务业为主的创新型社会,美国的学校是如何办的呢?我有两个女儿,老大现在读高二,老二在读初二。她们的经历大概是这样:首先,从幼儿园一直到小学四年级前,没有家庭作业,下午放学就放学了,周末就是周末,不用担心学习。

  老师如果布置作业给学生,很多家长会抱怨,说“你怎么给我的女儿、儿子这么多作业,那他们还过不过日子了?他们一生的幸福是我们更关心的,你不要让他们回家后每分钟都花到作业上,最后他们变成了人还是变成了机器?”所以,学校与家长谈判的结果,往往是这样一个结局:美国的幼儿园、小学四年级以前都不会布置作业。

  有没有考试呢?初一之前没有考试。而这一点中国的老师和家长可能觉得奇怪,没有考试学什么东西?你放心好了,美国学生学的东西很有意思,比如,从小学一年级到四年级,他们的课程安排往往比较广泛。

  甚至在幼儿园的时候,我女儿她们每年都会有科学、一般人文社会、语言方面的内容,一共有三四门课程。每门课程完全由老师决定用什么教材,教什么内容。比如,在人文社会课程方面,可能是今年重点了解一下亚洲不同的国家,以前的历史是什么样子等等;明年了解非洲、拉美等等。从幼儿园到小学,讲的深度会慢慢地上升,但差不多每年或者每两年会绕着五大洲兜一圈,这是一种非常广泛的了解。

  你想一想,如果这些小孩以后出去做服务业、做市场营销、做外贸,如果他们对其他的国家一点都不了解,怎么能行?而有了这些从小学到的知识,今后到哪里去“全球化”,都不会有问题。当然,沿着这种方式去培养,很容易让我们说:“他们怎么能够做工程师、做专家呢?”但这也没关系,美国本身不需要这么多工程师,因为制造业已经由中国和亚洲其他国家胜任了。因此,一个国家的产业结构决定其教育知识的结构,反过来,教育知识结构又会决定其经济的产业结构。

  另外,美国幼儿园、小学从来不会给学生排名,没有考试当然不会去排名。给奖状的时候是怎么给的?是每个人给一个。我以前就觉得纳闷,每个学生给一个奖状,总得有一个说法吧?后来仔细一读,老师根据每个小孩的特长,哪方面很突出,就给他那个奖状,更多的是鼓励每个学生:你首先是你自己,不管你数学好不好、语文好不好、画画好不好,还是历史好不好,只要你哪方面比较突出,有较强兴趣,老师了解以后,就会给你写一个这样的奖状。

  这跟中国是完全相反,初一之前就给班里的学生每个礼拜、每个学期做排名,经常考试,这很残忍,因为这么小的小孩,还没有长大成人,还不知道这个世界是怎么回事,就要开始面对别人告诉他“你不行”。这样的结论,对人的个性来说,没有比这种东西更敌意和更具破坏性,让这么小的小孩就对自己失去信心,就觉得自己不如别人。

  

  四、美式教育:思辨能力的训练  

  思辨能力的训练在美国是自幼儿园开始就重视的强项。这具体表现在两方面:其一是课堂表述和辩论,自托儿所开始,老师就给小孩很多表述的机会,让他们针对某个问题各抒己见,发表自己的看法、谈谈自己的经历,或者跟别人辩论。

  另一方面,就是科学方法这项最基本的训练,多数校区要求所有学生在小学四、五年级时都能掌握科学方法的实质,这不仅为学生今后的学习、研究打好基础,而且为他们今后作为公民、作为选民做好思辨方法论准备。

  我们别小看科学方法训练的重要性,因为即使到现在,我经常碰到国内的博士研究生,甚至是所谓的科学家,从他们做研究、思考问题、写论文的方法上,很难看出他们真的理解科学方法的本质和基本做法。

  这是什么意思呢?在我女儿她们四年级的时候,老师就会花一年时间讲科学方法是什么,具体到科学的思辨、证明或证伪过程。她们就学到,科学方法的第一步是提出问题和假设,第二步是根据提出的问题去找数据,第三步是做分析、检验假设的真伪,第四步是根据分析检验的结果做出解释,如果结论是证伪了当初的假设,那么,为什么错了?如果是验证了当初的假设,又是为什么?第五步就是写报告或者文章。——这个过程讲起来抽象,但是,老师会花一年的时间给实例、让学生自己去做实验。

  这种动手不是为考试,而是最好的学习,让人学会思辨,培养头脑,避免自己被别人愚弄。这种动手所达到的训练是多方面的,尤其是靠自己思考、靠自己找问题,这非常出色。

  实际上,如果按照我女儿她们在小学四年级就学到的科学方法标准去判断,国内经济学以及其它社会科学类学报上发表的许多论文,都没法及格,因为许多论文只停留在假设的层面上,然后就把没有经过数据实证的假设当成真理性结论。这些都跟我们没有从幼儿园、从小学开始强化科学方法的教育训练有关,跟没有把科学方法应用到关于生活现象的假设中去的习惯有关。

  在小学没有考试,学生还做什么呢?我女儿她们每个学期为每门课要做几个所谓的“项目”,这些项目通常包括几方面的内容,一个是针对自己的兴趣选好一个想研究了解的题目或说课题。第二是要找资料、收集数据,进行研究。第三是整理资料,写一份作业报告。第四是给全班同学做5到15分钟的讲解。这种项目训练差不多从托儿所就开始。我觉得这一点很有意思,刚才讲到品牌跟市场营销很有关系,因为品牌、市场营销都跟表述技能有关。

  关于研究性项目,我的大女儿在五年级时,对北京的气候感兴趣,她在社会课上对其做了一项研究,把北京一年12个月中每月降雨量、温度的历史数据收集起来,然后计算历史上每个月的降雨量的最高、最低与平均值,计算每个月温度的最高、最低与平均值,然后再分析这些跟北京的其他天文、地理情况的关系,写好报告以及讲解文稿,她在全班同学前讲她的这些分析结果。我觉得这样的课程项目研究与讲解是非常好的一种训练。

  实际上,她在小学做的研究与写作跟我当教授做的事情,性质差不多,我做研究上网要找资料,而她也是为每个题目上网找资料、做研究,她写文章的训练也已经很多。这就是美国教育厉害的地方,你看一个小孩,在研究思考上已经这么成熟,以至于到现在,我跟我女儿说,她很快可以做我的研究助理了。但在国内,一些本来很聪明的人即使到读博士研究生时期,还不一定具备这些研究素养、研究能力,有些研究生连做个研究助理可能还不合格。

  

  五、有思辨能力,方有经济转型  

  正因为这种思辨能力的培养,现在我跟女儿讨论问题时,她们一听到任何话,很自然地就会去怀疑、审视,然后就看能否找到证据来证明这个话逻辑上或者事实上、数据上站不住脚。这种习惯看起来简单,但是对于培养独立的思辨能力,让学生毕业以后,特别是大学毕业以后,不只是简单地听领导的话的机器,这些是非常重要的自然的开端。

  当然,思辨对于美国教育体系培养出来的人是很自然的,有时候我也想,美国这个社会真的蛮有意思,不管是聪明的、还是笨的人,不管是有能力的、还是没有能力的人,每个人都觉得自己很厉害,每个人都觉得自己是个人物,对什么事都会有一番高论。

  正因为这样,美国100个人里,随便挑80个,那80个人都可以把他的思想、想法和他要卖的东西表达得很清楚,能够给你足够多的说服力。这也是为什么市场营销这门学问是在美国出现、发生和发展的。

  美国教育体系给每个人都提供了那么多自我表述的机会,等他们长大后,特别是念完MBA以后,在他们介绍产品和自己的研究与想法时,至少不会站在一班人面前就发抖,没办法说出话来。在中国经济、社会转型到这个地步时,特别是在产业结构上、品牌建立上、创新型国家方面都有非常多的愿望和渴求时,实现这种教育转型尤其重要。

  中国经济转型需要教育的转型,需要培养兴趣丰富、人格完整、头脑健全的通识公民、思辨型公民。如果不能做到这一点,中国恐怕只能继续是给世界提供低级劳动力的工厂。

东北经济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天下势

 015-11-13 全球公司智享荟

近期,东北地区、北京等地持续出现空气重污染过程。全国338个城市中沈阳市、抚顺市、本溪市、丹东市、铁岭市等11个城市PM2.5小时平均浓度大于250微克/立方米,为严重污染,沈阳局部地区PM2.5指数一度突破1400(微克/立方米)。沈阳街头甚至有市民佩戴防毒面具出行。

东北地区的重度污染让这个区域再次成为媒体关注的热点。与此同时,今年来东北地区经济下滑之严重也吸引各方持续关注,《经济学人》杂志曾以一篇题为《东北经济再度告急》(The North-east: Back in the cold)的文章描绘了东北经济现状。

文章称,东北三省黑龙江、吉林和辽宁2014年前三个季度GDP增速在中国31省市中位居最后五位,其6%的增速较全国水平落后1.4个百分点。更糟的是,10月东三省工业产出同比仅增长0.5%,远低于全国7.7%的平均水平。对比2015年前三季度的中国主要城市GDP排行,我们发现这样的情况仍在持续。

在这份中国前100名城市的GDP排名中,东北地区仅有五个城市入选,大部分的东北城市甚至比不上中部地区的三四线城市。沈阳(排名19,下降3名,名义增速-5.76%)、哈尔滨(排名31名,上升1名,名义增速9.25%)、长春(排名33,下降1名,名义增速3.24%)、大庆(排名42,下降4名,名义增速0%)、吉林(排名75,下降5名,名义增速-0.26%)

这种经济的迅速衰落,经济学人用国家统计局的公开数据制图反应如下:

可以发现在2011年以后,整个东北地区的工业产出增速几乎是减半的

近期,人民论坛针对这个议题围绕着“新东北现象”的主要原因、东北振兴的机遇与前景、东北走出困境的战略举措等问题,推出面向专家学者的调查问卷,原文标题为《东北的机遇与前景,专家怎么看》。问卷调查几个重要发现如下:

1.针对2014年以来,东北地区经济增速出现严重下滑的“新东北现象”,85.4%受访专家认为“较为严重”,其中30.9%认为“非常严重”,54.5%认为“比较严重”。

2.专家们最忧心的现象依次是,“经济增速下滑明显”(90.1%)、“居民收入增长乏力”(62.3%)、“企业效益下滑明显”(54.5%)、“人口长期净流出”(52.7%)、“基础设施建设落后”(32.7%)。

3.针对导致“新东北现象”的主要原因,得票排序依次是:“产业结构不合理,资源型和重化工类产业比重大,服务业比重低”(76.4%)、“国企改革推进缓慢,民营经济发展迟缓”(74.6%)、“计划经济思维重,政府对市场、企业干涉过多”(67.3%)、“‘原’字号‘老’字号企业多,高科技新兴产业比重低”(65.5%)、“缺乏合理的对外开放格局,周边经济开放条件较差”(34.6%)、“中国经济进入‘三期叠加’的新常态,东北受影响最大”(30.9%)。

来源丨智谷趋势

中国有钱人大批涌入美国医院

 前不久,美国洛杉矶西达-赛奈医疗中心来华,与中国一家出国看病服务机构签订中国患者转诊合作协议。《南华早报》记者现场采访后发表了专题报道,深度剖析了《中国病人为何涌入美国顶级医院?》。

以下内容摘自香港《南华早报》中文网站的报道:

当美国顶级医院通过内地合作伙伴扩大业务时,更多的中国有钱人开始在美国求医。

洛杉矶Cedars-Sinai医疗中心国际医疗部门总监科纳(Spencer Koerner)说:“我们目前接收了包括中国在内的70个国家的1000名病人。通过合作伙伴的推荐,我们的中国病人数量正在增长。 ”

这家医院曾经治疗了许多好莱坞名人,包括接受了预防性双乳切除术的安吉丽娜•朱莉(Angelina Jolie)。

这家医院在中国的合作伙伴北京盛诺一家医院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为美国医院推荐中国病人。盛诺一家总经理蔡强称,一般而言,一名病人在得到赴美治疗的签证两周后,就能在美国医院接受治疗。

科纳说,医院的医生已经准备好为这些病人提供先进的治疗方法,包括一些试验性的治疗。

很多中国病人都开始寻求去国外医院治疗,这是他们最后的机会,其中大多数人会去美国。通过如盛诺一家的推荐机构前往国外的病人也在增长。

咨询公司的医疗专业人士评估每宗病例,总结患者病史概况、翻译测试结果、预约医生,并护送病人到海外治疗,从而收取一定费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