稚秀梦园:新年语——谁将声振人间?谁终将点燃闪电?


一切坚固的庞然之物都注定烟消云散。
飓风穿过森林,枯树倒下;野火掠过草原,种子淬火。
衰亡者的悲戚,总是与新生命的朝气并存。
风吹即皱。抛掉过去一年的疲倦与喧嚣,此夜,让我们一起围炉夜话,回望过去,并和未来的世界谈谈。
旧秩序尚未完全坍塌,但巨头们正从生命的巅峰下来。
老家伙们死守城堡,高垒深墙,负隅顽抗。
新世界已急不可耐,以杂乱无章的形态来到新年。
内容创业者已经返场,在新的一年将更加势不可挡。在一个越来越无趣的工具时代,他们正以美好为旗帜,攻营拔寨。
这是种尼采式的体验,当人们厌倦了孤立,对美好生活的消费,正大规模替代粗鄙的廉价之物。
重估价值的时代已经来临。重估价值,就是重新选择我们生命的条件。
谁将声振人间;谁终将点燃闪电。
我们相信选择的力量。我们相信,最平静的话语乃是狂飙的先声。
我们相信每一位忙于分享的阅读者,他们也是一个个潜在的革命家。
我们甚至相信每一句庸俗的广告词背后,也有可以被再阐释的理念。
因为,真正排山倒海的力量,是发自内心深处的信仰。
(本文作者南方周末编辑,于2015年12月31日)

傲慢与偏见让中国看不清美国再次崛起

 

我们拿什么迎战再次崛起的美国?难道是影子银行和砖瓦吗?以前,一直认为国内消息闭塞,大家不了解外面情况。现在发现,非止闭塞这么简单,我看到了可怕的傲慢与偏见。
奥巴马远非大家想象的那样无能,情况可能刚好相反。奥巴马甚至可能成为位列美国前十位的伟大总统。当奥巴马政府因财政赤字关门的时候,极少有人赞叹奥巴马勇于承担历史责任的过人之处。作为一个财政专家,你不能不佩服奥巴马治下的美国政府,他在做令后人叹为观止的伟大工作。
是的,美国财政赤字在暴增,但是,你要注意,那些赤字的用途。美国政府增加军费了吗?美国政府增加公务员了吗?美国政府增加公款消费了吗?没有。恰恰相反,奥巴马在勒紧裤腰带。那么,钱去了哪儿?请注意美国股市,美国股市屡创新高。美国的企业盈利水平在提升,企业投融资活动非常活跃,科技研发和产品创新在加速,全民就业水平在不断提升。难道,这是偶然的吗?请注意,企业利润与联邦赤字的关系。这才是奥巴马的过人之处。奥巴马是有勇气的。他用联邦赤字,扛下了企业融资成本,并大幅度提升了企业利润。他让美国企业在危机中得到发展。这就是治国的水平。
好吧,我们再看看骄傲的中国。我们的股市如何?GDP突飞猛进,股票市值屡创新低!是企业不努力吗?当然不是。与美国情况恰恰相反,中国企业是被金融成本压垮的。政府非但未能压低企业融资成本,近年来搞什么诡异的金融创新,搞什么影子银行,企业融资成本飙升,投融资基本被冻结,企业利润被蚕食殆尽。如此胡闹下去,中国股市能好吗?况且,中国企业还要承担制度成本、社会成本、环境成本,企业还要承担令人匪夷所思的超级地租。试问,在这悲催大环境下,什么样的企业才能存活?只有能够获得金融特权的企业可以存活。知道什么叫焚山狩猎吗?知道什么叫竭泽而渔吗?这难道就是治国的水平吗?
我说过,美国财政具有金融特征。每一任美国财政部长都是金融大师。我还说过,中国金融具有财政特征,每一任央行行长只懂得向企业收取利差。
现在倒好,自己收还不过瘾,还让七大姑八大姨统统来收取利差。什么放开金融,什么影子银行,不就是变相加息并变相转移企业利润吗?多好的中国企业啊!被高利贷吃的渣都不剩,甚至开始出现大面积亏损倒闭。中国企业家们太难了,间接融资太贵,直接融资无门,他们怎样活下去呢?
为什么就不能学习奥巴马呢?为什么不能压低企业融资成本呢?如果中国能像美国一样扭曲利率,中国股市是可以上8000点的。可惜,他们的却在打社保基金的主意了。
伯南克是金融家吗?它不仅仅是最优秀的金融家,他更是一个伟大的政治家。量化宽松加扭曲操作是为了美联储赚钱吗?是为了给美国金融机构赚钱吗?是为了给美国金融从业人员赚钱吗?当然不是。一切的一切,目的只有一个,降低企业融资成本,提升企业利润,提升企业创造力和竞争力,进而不断提升全民就业水平。伯南克做了普通政治家无法做到的事情。伯南克才是当之无愧的伟大政治家。同时,伯南克才是精通金融业务的金融专家,金融的真正意义在于为企业融资。请问中国的同行们,伯南克是在搞利率市场化吗?他难道不是在强势干预利率吗?
那些个玩弄金融小改革和金融小技巧的中国同行们,不知道害臊吗?你们为国分忧了吗?你们为民解困了吗?你们知道金融的真正含义吗?你们对得起肚子里那套昂贵的下水吗?
我们的媒体很荒谬。为了国家和人民利益而卓绝奋斗的奥巴马被描绘成小丑。而那些绞尽脑汁坑害国家和人民利益的大小骗子们却被包装成了英雄。你们非要将倒下说成是崛起,你们非要将崛起说成是倒下。这很有趣吗?或有一日,危机重临,一个调整完成且生机勃勃的美国出现在我们面前,难道我们准备用影子银行和砖头瓦块去迎接挑战吗?
我本无意于解说奥巴马。重新认识奥巴马,是为了准确地认识美国,更是为了重新审视中国。中国的小朋友们很可爱,动不动就洋洋洒洒数万字,国际国内形势分析得天花乱坠,一副气吞万里如虎的雄壮气魄。
还是回到现实中来吧,中国的未来不是梦。活在当下,扎扎实实做好眼前的工作。少说大话,多做实事。要让企业活下去,要让微观经济好起来,要让孩子们可以充分就业,要让中国经济拥有强大的竞争优势。
我并不认为奥巴马有过人的智商。但是,他至少拥有正常的辨别能力,他不会被骗子忽悠得找不到北。中国的事情并不复杂,你必须想办法让骗子们都回家去。如果,全中国都听不到一句真话,又或者压根就不想听到真话,改革开放的结局还需要期待吗?

李永忠:只经改不政改让中国进入改革无力时

 

来源:共识头条 

一,反腐与腐败的"拉锯战"

从11月6日晚到11日上午11点,不到5天的时间,宁夏政府副主席白雪山、上海副市长艾宝俊、北京市委副书记吕锡文相继落马,十八大以来的反腐"打虎"行动,实现了中国31个省的"全覆盖"。

对于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经济成果,人们有目共睹。但是,由于我们没有适时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缺乏监督的权力,面对转型期间越来越多的机会,不仅权力的含金量急剧增加,而且权力的任性也在膨胀。腐败也因此成为较普遍的现象。

十八大前,全国党员的处分率通常在1.5‰-1.7‰之间;十八大后,加大反腐力度,才超过2‰。

但是,十八届中央"两委"委员现已落马21人,分摊到三年,年均处分率为1.7%;进监狱率可能是百分之百,因为有的移送司法机关但还没有判刑,所以我用了"可能"二字。

再看一看十七届卸任的14名中央政治局委员,现已落马3人,分摊到三年,年均处分率为7.1%,是中央"两委"委员的4倍多,而且百分之百进监狱。

30多年只经改不政改,只权力反腐,而不制度反腐的中国,进入改革无动力时代。

作为战略动力的全面深化改革,重点是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这样才能将深藏于民众之中的改革伟力,激活并激发出来。以便化解当前改革既缺共识,又缺共利的困境。

 

二,新常态新在尊重规律

(一)政改与经改同步

当今中国的所有重大问题,均可以从30多年政改与经改严重的不同步中查到病因,均可以从政治体制或权力结构改革严重滞后中找到答案。旧常态最大的失误是违背客观规律--上层建筑严重落后于经济基础。

因此,十八大前,我提出了"三个不得不"的关口:政治体制到了不得不改革的关口,两极分化到了不得不解决的关口,反腐困境到了不得不突破的关口。因反腐败共识度最高,支持度广,口子最小,见效最快,可以用它来攻关破局。

如果有了一天等于了20年,那么,肯定会有20年等于一天。人不能总是跨越式的成长,经济也不能总是跨越式增长。

100多年前的马克思有一句名言,可以解读下面的现象!"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迟早要求取得政治上的统治地位"。这是一个不可遏制的客观趋势。

我们三十多年经济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是我们的政改却没有适时推进。民营企业家作为在经济上逐步取得"重要组成部分"地位的阶级或阶层,他们并没有渠道进入政治领域,于是就不断寻找代理人或者自己充当代表。腐败就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动因。但是这个动因背后,却是要求适时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诉求。因此,我借此谈谈"三个到哪儿去了"。

一是银行的资金到哪儿去了?二是政治地位到哪儿去了?三是法律保障到哪儿去了?

 

(二)无制度性改革反腐或失败

香港经济犯罪最高的刑期是十年,我们是死刑,我们杀了那么多贪官没有遏制住。我们的权力结构和选人用人体制仍然很不严密。因此,权力随时都可以像猫一样的进出牛栏。

制度反腐,就是要通过全面深化改革,形成科学的权力结构,来惩治和预防腐败。这既需要法规制度的改革创新和健全完善,更需要摒弃"苏联模式"的两个根本性弊端--过分落后的选人用人体制、过分集中的权力结构。

反腐的压力在案中,功夫在案外,而成功只能靠改革!没有制度性的改革,不管查多少案件,抓多少人,杀多少贪官,最后都会一败涂地。

 

(三)反复发现的问题,要从规律上找原因

新常态,必须由权力反腐转向制度反腐,必须把制度建设作为党的根本建设。

权力反腐的利与弊。权力反腐,利在能利用运动反腐之惯性,应对一些当务之急;弊在其不确定性的忽宽忽严,对经济建设、政治生活的影响。

割韭菜的权力反腐是旧常态,"形成科学的权力结构"的制度反腐,才是新常态。

经济的新常态要调整经济体制结构,政治的新常态也要改革政治体制结构!

新常态既要调整浅层次的法规制度,更要通过深层次的制度治党,"形成科学的权力结构"。

从权力反腐到制度反腐,必须把制度建设作为党的根本建设。不科学的权力结构和不合理的选人用人体制,让相当多的"一把手"成为高危岗位!这不单是"一把手"的素质问题,把你放在这个权力岗位上,你不见得比他们更好。

十八大以来,一共有129名高官落马,地方85名,军队44名,129人中有副国级以上5人,中央委员7人,候补委员12人,中央纪委委员2人,31个省"打虎"全覆盖。

而且,越是高级干部,越是中央委员,越是政治局委员,他落马的比率远远高于普通党员和全国平均数!

普遍出现的问题,要从制度上找原因;反复发现的问题,要从规律上找原因!

 

三、新常态下由权力反腐转向制度反腐

(一)"九个倒逼"

70年前,宋美龄曾对采访延安归来的记者说到:"如果你们所听、所看、所讲都是真的,那我只能说他们(指中共)还没有尝到权力的真正滋味。"

70年后,我们真正尝到权力的滋味时,才明白,权力的滋味并不那么好尝。改革开放30多年,因违犯党纪政纪受到处分人员达500余万人,其中省部级官员500多人(其中因贪腐被追究司法责任的省部级官员200多人)。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成克杰、江西省原副省长胡长清等6人被执行死刑。

前三十年,我们以开放倒逼改革;以农村改革倒逼城市改革;以经改特区倒逼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前三十年经济改革,三个倒逼,解放了生产力,我国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

后三十年,我们将会以强高压反腐倒逼纪检体制改革,以纪检体制改革倒逼党委领导制度改革,以党委领导制度改革倒逼政治体制改革。后三十年政治改革,三个倒逼,将恢复和重建党和政府的公信力。

前三个倒逼,解决的是经济体制调结构;后三个倒逼,解决的是政治体制调结构。

制度反腐倒逼制度监督。制度监督倒逼制度建党。制度建党倒逼国家治理现代化。一张蓝图绘到底,改革开放一百年不动摇,九个倒逼得三力(生产力、公信力和现代化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

 

(二)制度反腐助推国家治理。

1,"后陈村"改革的样板间

一是以制度反腐为导向,有利于纪检体制改革。二是以问题为导向的纪检体制改革,有利于党委权力结构改革。三是以试点为导向的党委权力结构改革,有利于在党内率先"形成科学的权力结构"。四是以"形成科学的权力结构"为导向的制度治党,有利于党和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五是以选人用人为导向的体制改革,有利于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

11年前,中国近60万个行政村中的浙江省金华市武义县后陈村,在村民自治的多年实践中,在村级干部违法乱纪日益严峻的情势下,村民们创建了当代中国第一个异体监督组织--村务监督委员会。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当即派人调研,十年前习近平又自己亲自带队调研,先后对后陈村村务监督委员会作出五次批示。

后陈村依靠异体监督的力量,创出了连续10年村干部"零违纪"、村民"零上访"、工程"零投诉"、不合规支出"零入账"的"四零"新纪录。后陈试验证明:异体监督,远强过同体监督;分权制衡,远好于"权力过分集中"(邓小平语)。后陈实践很好地诠释了"让监督重新回到权力运行之中的意义、让权利重新回到群众手中的价值、让干部重新回到人民群众中去的效果"。

"经改看小岗,政改靠后陈",后陈创建的村务监督委员会不仅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最具拷贝性的基层典型,也是通过"形成科学的权力结构",打造中国特色反腐败的"样板间"。

可惜的是,后陈村这个称之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小岗村的样板间,在2014年下半年,有上级领导又把后陈村自发形成的异体监督模式,变成了同体监督。

(原文较长,有删节)

陈子明:试析今日中国的毛派光谱

(一)  

  “拥毛”与“非毛”,是当代中国思想政治领域中的一条非常重要的分界线。

  在毛泽东统治时期,拥护、崇拜、迷信毛泽东的中国人(简称“毛派”)是绝大多数,至少从公开言论看是这样。从1976年四五运动、1978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讨论、1979年民主墙和理论务虚会、1980年四千高干大讨论,非议、反对、否定毛泽东的中国人(简称“非毛派”)集结起来,结成联盟,逐渐在政治上压倒了毛派。1981年6月,中共中央召开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个决议表面上仍然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实际上已经阉割与修正了正宗的毛泽东思想。

  自1980年代以来,中共统治集团内部始终存在着毛派与邓派的较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都是邓派的理论表达。“中国梦”属于毛派还是邓派?目前妾身未明。毛泽东的正宗传人(江青、张春桥)主张“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邓小平及其传人主张“改革开放”,但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来看,邓派也属于“广义的毛派”。

  

  (二)  

  当今中国的毛派,由两部分人所组成,一部分人对毛有感情,另一部分人认为毛仍然有价值。对毛有感情的又可以分为三类。

  一类人是对毛感恩戴德的。譬如一些土改积极分子,本来是赤贫,或者是农村中的小混混、二流子,土改后一步登天,成为基层掌权者。毛喜欢说“高贵者最愚蠢,卑贱者最聪明”,历次政治运动中都有所谓“小人物”扳倒“大人物”,如批红学权威俞平伯的两个“小人物”,文革初期蒯大富等造反派。这些“小人物”至今怀念毛。这类人现在大多过了古稀之年,有些已经是耄耋之年。

  一类人是囿于长期以来的党化教育,习惯成自然,通过所谓“移情作用”,把对祖国和中国文化的爱投射到毛身上。这类人大多属于没有经历过文革和1980年代的中青年。

  还有一类人是斯德哥尔摩症候群或称人质综合症患者,即犯罪的被害者对于犯罪者产生情感,甚至反过来帮助犯罪者的一种情结。这个情感造成被害人对加害人产生好感、依赖心、甚至协助加害于他人。譬如说知青下乡,分明是毛经济失败外加政治迫害的产物,有些过来人由于拥有这段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独特经历,而赞美和讴歌之。这类人大多是六十岁上下的中老年人。

  认为毛仍然有价值的人,他们彼此之间的观点可能并不一致。譬如说国家主义者与阶级论者都推崇毛,但前者主张国家要代表民族利益和全民利益,后者主张政府要贯彻无产阶级的阶级意志,很难达成共识。又譬如说赞同毛泽东工业化政策与业绩的“工业党”与赞同毛泽东“五七道路”的后现代主义者,都以毛派自居,但观点上却是“针尖对麦芒”。在价值上认同或者利用毛的人,实际上也可以分为三类:一类是“纯毛”,纯正的毛泽东晚年思想(或者说成熟思想、定型思想)的信奉者;一类是“半毛”,把毛的部分思想与别人的思想混合起来,形成一种新的理论,譬如说官方旗号的“毛泽东思想”;一类是“伪毛”,毛泽东本人不会认同,完全是由后人剪裁、拼凑的东西。

  笔者本科学化学,研究生学生物学,这两个学科都很重视分类。万物分类是对其进行深入研究的基础。我在十几年前以“王思睿”笔名发表过一篇《试析今日中国的左派光谱》,曾受到包括一些著名左派在内的广泛好评,其中有些分类现已成为通用分类。本文则从意识形态划分的角度,试析今日中国的毛派光谱。毛派与左派是不能划等号的。“毛左”只是左派的一个分支,同时又是毛派的一个分支,是左派与毛派的一个重叠区域,在本文中将两个字掉换一下,改称“左毛”。

  笔者将毛派划分为“前毛”、“后毛”、“中毛”、“左毛”、“右毛”五种毛派分支,派中又有派。这正是当下中国突破邓小平“不争论”樊篱,思想空前活跃,认识多元化的一种反映。

  

  (三) 

  所谓“前毛”,就是只承认和赞同毛泽东前期思想的毛派。1981年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就是一种典型的“前毛”观点。这个决议只承认建政前七年(1949-1956)的毛泽东思想是正确的,之后由于毛屡犯路线错误,导致“大跃进”和“文革”的灾难,作为“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的“毛泽东思想”,就与毛泽东本人没有多大关系了,而是由陈云和邓小平所代表了。

  到了1988、1989年的时候,中共党内改革派理论家于光远撰文和出书,认为对毛的肯定,应当从1956年提前到1952年。在毛提出“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之前,《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承认“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农民和手工业者的个体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国家资本主义经济”五种经济成分共存,“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建设的根本方针,是以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政策,达到发展生产、繁荣经济之目的。”这个路线是可以与1980年代改革衔接起来的。从1953年开始毛所领导的“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路线,则是完全错误和失败的。这就是只承认“确立新民主主义秩序”而不承认“社会主义改造”的“前毛”,实际上说“前刘(少奇)”更适合一些。

  最新潮的“前毛”,就是像童之伟这样的“社宪派”。他们大量地引用毛泽东关于“宪政”的言论,来为宪政观念的合法性辩护。这一种“前毛”就不能肯定到1952年了,只能再提前到1946年。在1946年之前的几年里,毛泽东关于宪政的讲话比比皆是,太多了,但是以后他就不说了。1948年毛给斯大林写信说,我们准备单独成立政府了,别的资产阶级政党我们不要了,斯大林说不行,还得要。于是,毛泽东奉命成立新政协,吸纳了一些其他党派的领导人到政府中来当花瓶,但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只字不提“宪政”,与旧政协的精神已经南辕北辙了。毛在1940年《新民主主义的宪政》演讲中说:“什么是新民主主义的宪政呢?就是几个革命阶级联合起来对于汉奸反动派的专政。”他把宪政解释为几个阶级的联合专政,完全不了解宪政的真谛。但他在1945年《答路透社记者甘贝尔问》中说:“‘自由民主的中国’将是这样一个国家,它的各级政府直至中央政府都由普遍、平等、无记名的选举所产生,并向选举它们的人民负责。它将实现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的原则与罗斯福的四大自由。它将保证国家的独立、团结、统一及与各民主强国的合作。”貌似接受了宪政的基本原则,曾经欺骗相当多的国人。

  

  (四)  

  不论是截止到1956年、1952年还是1946年,以上所说都属于“前毛”。再来说一下“后毛”。所谓“后毛”,是在毛泽东去世以后才可能出现的毛派,或者说,是带有后现代主义色彩的毛派。

  我有一个朋友,从1980年代起就经常与我讨论:毛泽东的许多政治理论,现在看来是错误的,但是毛泽东提倡“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否还有价值?可否把毛主义改造为一种毛宗教?他提出两个理由来支持他的观点:第一个,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在16岁、17岁的时候,都曾经很虔诚地信仰毛。既然过去你能信仰毛,为什么现在的青年就不能信仰毛了呢?第二,你到农村去看看,毛在农民中还有许多信奉者,有的农村建了毛庙,像供奉财神爷一样供奉着毛。中国文化从来就是缺乏一种宗教情怀,既然现在还有信仰毛泽东的人,为什么不能把这个资源改造成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本土宗教?这是一种给毛泽东披上袈裟的想法,也可以称之为“黄毛”。把毛主义改造成毛教,毛泽东本人能同意吗?毛从小就是砸菩萨的人,他能承认这个“毛菩萨”吗?他要是见到毛庙,肯定自己就把它给砸了,所以说只有在毛身后才能有“黄毛”。

  还有一种“后毛”,可以称之为“绿毛”。毛泽东在文革中有一个著名的“五七指示”,描绘了一个全民亦工、亦农、亦学、亦兵的所谓“五七道路”,让一千几百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还在全国办了几万个“五七干校”,与农民争地争食。在毛泽东时代,中国的城市化举步维艰,从1958年到1978年,中国的城市化率没有提高,与此同时,全世界的城市化率提高了许多,只有中国停滞不前。这对于现代化的支持者来说,是一个巨大的失败、惨痛的教训,但是对于主张“深绿”的环保主义者、后现代主义者来说,却是一个难能可贵的具有毛泽东特色的“伟大社会实践”。对于他们来说,毛是一个远远超越马恩列斯的伟大导师,完全有资格成为后现代主义的先驱者。

  

  (五)  

  所谓“中毛”,就是特别强调毛泽东在中国工业化、中国现代化事业中具有无人可以替代的功绩的毛派。他们主张以历史主义的视角来认识和评价毛泽东,把毛泽东个人、毛泽东现象、毛泽东道路的出现,视为一种历史的必然性,无所谓左右,也无所谓对错,发展中国家要实现现代化,命中注定只能如此。也可以把这种毛派称为“灰毛”,这里取装扮成浮士德的魔鬼所说“理论是灰色的”之意。确实,这种历史主义理论确实是“灰蒙蒙”、“冷冰冰”的,不食人间烟火,不在乎凡人的喜怒悲哀、利害得失。

  “中毛”现在喜欢自称为“工业党”,认为只有他们自己才是中国工业化的呵护者,而“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和“公共知识分子”则是中国工业化的破坏者。其实,他们只不过是苏联模式工业化道路的捍卫者。毛泽东在工业化方面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独创见解,他完全是托洛茨基、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斯大林的一名小学生。

  1920代中期,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同托洛茨基一道主张用牺牲农民的方法来积累社会主义工业化的资金,以加速工业化的实现。为了论证他们的错误主张,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编造了一个所谓“社会主义原始积累”的规律,把社会主义“国家手中的主要来源于或同时来源于国营经济综合体之外的物质资源的积累叫做社会主义原始积累”。实现“社会主义原始积累的主要办法是社会主义国家运用预算、信贷以及货币价格等手段,重新分配国民收入,急剧改变国民经济各部门的比例关系,把资金从农业方面抽调到工业方面,以保证工业的高速发展。”毛泽东在中国搞“统购统销”、“农产品价格剪刀差”、“农业合作化”、“人民公社化”,完全是按照“社会主义原始积累”这套路数。这套路数严重伤害了苏联和中国的农业(苏联的粮食产量从来没有超过沙俄时期,中国农业合作化以后的人均粮食产量也没有超过农业合作化以前),归根结底还是拖累了“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的工业化。

  1920年代末,斯大林反对布哈林的“平衡论”,提出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赶超战略。毛泽东终其一生,都是斯大林赶超战略的拥护者。“一五时期”是这样;“大跃进”饿死几千万人后,周恩来、李富春等人提出“农轻重”的经济发展顺序,毛泽东则用“军工第一”、“三线建设”取而代之。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再次贯彻“农轻重”的经济发展方针,才使中国经济发展走上坦途。

  非毛派否定毛泽东,不仅是因为他践踏人权、压制自由、实行独裁专制,也是因为他严重干扰和阻碍了中国的工业化和现代化。“中毛”支持毛氏工业化道路的理据是不能成立的。

  

  (六)  

  所谓“左毛”,就是毛泽东晚年“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和实践”的拥护者,也就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拥护者。文革的标志是“红海洋”,因此可以把这种毛派称为“红毛”。

  笔者在《试析今日中国的左派光谱》中曾写道:“70年代,毛主义的官方阐释者是张春桥和姚文元,教义继承人是王洪文;但纯正的毛主义者是在民间而不在庙堂之上。许多最真诚、最富创造性的毛主义者,在‘文革’高潮中便被镇压甚至被枪毙。”“毛主义者”即“左毛”的核心观点是:“认为共产党内存在着一个官僚主义者阶级(或称党内资产阶级),他们与工农大众处于阶级对立的状态;认为无产阶级专政下需要继续革命、不断革命,革命的主要对象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认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主要方法是‘文革’式的自下而上的群众运动;认为社会帝国主义、社会法西斯主义是比帝国主义、资本主义更危险的敌人;追求建立一个没有等级制、没有资产阶级法权的平等社会。”毛泽东本人在“文革”中始终具有双重人格--既是“左毛”的首倡者,又是“军事官僚集团”的总代表,受后者的压力,他不得不亲自扼杀一批又一批的“左毛”--王(力)关(锋)戚(本禹)、“五大学生领袖”、杨曦光等,放弃他自己曾经鼓吹过的“巴黎公社式的民主”乌托邦。

  1976年毛泽东去世后,华国锋、邓小平先后开展了“揭批查”运动和清理“三种人”“整党”运动,

对“左毛”进行了犁庭扫穴式的清除。在此后的二十年里,“左毛”基本上销声匿迹了。但是,由于权贵资本主义日益猖獗,两极分化不断扩大,“左毛”开始重出江湖,并受到追捧。上海造反派头头朱永嘉、北京造反派头头蒯大富等纷纷撰文著书。邓力群、马宾等人在1980年代都是“前毛”,进入新世纪后则公然以“左毛”领袖的面目出现。

  迄今为止表述得最清晰、最系统的“左毛”理论家,可以说就是张宏良了。他在2011年底提出了“毛派共产党人”的“总口号”:“反腐锄奸,整党救国,共同富裕,大众民主”。但是在“左毛”营垒中,有许多人认为他与“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眉来眼去,勾勾搭搭,是宋江式的投降派,不认同他的政治纲领。为什么说他是投降派呢?因为他不能彻底地按照毛泽东的晚年思想把“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作为最主要的敌人,他过多地把矛头指向民间资本家,指向专业人士,指向律师,指向知识分子。批张宏良的人说你这个不是真“左毛”,真“左毛”应该是始终把斗争矛头指向“走资派”,坚持走“继续革命”的道路;你把火力集中在知识分子身上,同时又和现实生活中的掌权者勾搭,想要被纳入体制,你这是转移斗争大方向,是冒牌货。

  

  (七)  

  最后说一下“右毛”。“右毛”就是鼓吹国家主义、军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的毛派。他们与希特勒、东条英机一样,迷信暴力、权力、武力,力图成为现行世界秩序的颠覆者,因而,不妨以纳粹主义的黑色称之为“黑毛”。

  在1960年代中期,毛泽东一方面在国内开展“文革”运动,一方面对外“输出革命”,鼓吹以“世界的农村”包围“世界的城市”的“人民战争”,制造全球“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彻底打倒全世界“帝修反”,“要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后来,由于当时中国的实力与美国和苏联相差太远,在苏联的核威胁下,毛泽东不得不收敛了“世界革命”的野心,改为实行“傍大款”、“当小三”的与美国“一条线”战略。现在的“黑毛”,自恃中国经济实力上升,有可能在不久的将来超越美国,就重新拾起了毛的“世界革命”战略。

  说老实话,如果希特勒、东条英机之流仅仅把法西斯主义实施于国内,受害者的范围还是比较小的,主要是“犹太人”、“财阀”之类,但当他们进而挑战国际秩序,就不仅对世界人民造成巨大的伤害,而且给本国人民带来更大的灾难--日本还成为世界上唯一一个受到核打击的国家。

  进入核时代以后,核武器本身就成为遏制战争的力量。但是毛泽东始终不信这个“邪”,一直鼓吹“世界大战不可避免”,鼓吹“早打、大打、打核战争”。1957年,毛在莫斯科的各国共产党领导人大会上放言:大不了就是核战争,核战争有什么了不起,全世界27亿人,死一半还剩一半,中国6亿人,死一半还剩3亿。“极而言之,死掉一半人,还有一半人,帝国主义打平了,全世界社会主义化了,再过多少年,又会有二十七亿,一定还要多。”此后,全世界正宗的马列主义信徒,都远远躲开了毛泽东,不愿再与这样的“战争狂人”为伍。今天的“黑毛”,则全面继承了毛的战争基因。朱成虎说:“我们已经做好牺牲西安以东所有城市的准备。当然,美国人将必须做好牺牲数以百计的城市的准备。”去年“9?18”全国80个城市的“黑毛”举行游行,最醒目的大标语是:“宁可华夏不长草,也要收复钓鱼岛。宁愿华夏遍地坟,也要杀光日本人。”

  

  (八)  

  笔者没有给“前毛”指定一种特征颜色,因为他们的观点是极其驳杂的,从四项基本原则的拥护者到宪政民主的拥护者,无所不包。同时,在“前毛”阵营中,毛始终是一个配角,一种配色。譬如说,对于截止到1956年的“前毛”来说,毛泽东是邓小平和陈云的配角;对于截止到1952年的“前毛”来说,毛泽东是刘少奇和张闻天的配角;对于截止到1946年的“前毛”来说,毛泽东是林肯和罗斯福的配角。而且,“前毛”很难说得上是“真毛”,毛泽东本人已经自我否定、自我淘汰的东西,还能说是真正的“毛泽东思想”吗?

  在本文所说的“五色毛”中,对于中国的现代化和民主化来说,“黑毛”是最危险的,“红毛”其次,“灰毛”、“绿毛”、“黄毛”则危害不大。“黑毛”的核心观点是“总体战争论”,“红毛”的核心观点是“阶级专政论”。“黑毛”与“红毛”才是中国宪政派的主要对手。

  2010年,我在不点名批判薄熙来的文章《警惕“经典法西斯”》中指出:现在,当政治野心家试图与一部分群众相结合,通过打民意牌争夺最高权势,“理论-群众-领袖”的“三位一体”浮出水面的时候,就意味着法西斯运动正在从“次法西斯”提升至“经典法西斯”。“经典法西斯”上台前,通常会表现出“左”的一面,例如纳粹党宣布的《二十五点纲领》就包含许多偏左的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然而,希特勒上台以后,马上就抛弃了期待“经济革命”的纳粹党“老战士”,表现出其“右翼专制”的本质。薄熙来如果上台,肯定不会如“左毛”期待的那样去搞“第二次文革”,而是实行国家主义、军国主义的那一套。所以说“黑毛”比“红毛”更具有现实可能性与危害性。

  笔者曾经说过,“红与黑”的同盟是“非神圣同盟”,也就是说,同盟破裂是命中注定的,不过是或早或迟而已。因为从本质上说,前者是世界主义者、阶级至上主义者;而后者是国家至上主义者、文化中心主义者,牛头不对马嘴,硬栓在一起终究是不可能的。民族主义、国家主义、军国主义者重视社会稳定、朝野同心、举国一致、团结对外、争取生存空间,反对阶级斗争、社会冲突、底层革命、犯上作乱、在自家锅里抢食。他们的理想是“建立在国民全体的意愿之上的全体政治”,是“强国家”,即使反对豪门也是出于贫富两极分化会削弱国家凝聚力的担心,他们绝对不会同意自下而上地搞什么“经济文革”和“大民主”。“红毛”对“红二代”的期望,是注定要破产的。

  

  (九) 

  分析毛派,是为了分化毛派。正如左派从整体上说不是宪政民主派的敌人,毛派从整体上说也不是宪政民主派的敌人。只要支持宪政民主,喜欢不喜欢毛,纯属个人爱好;对于毛应当“几几开”,历史学家们可以永远争论下去。

  不论是“前毛”、“后毛”、“中毛”、“左毛”、“右毛”,还是“黄毛”、“绿毛”、“灰毛”、“红毛”、“黑毛”,都还不是一个固化的人群、派别、政党。严格地说,它们都是一些思想因子。一个人可以同时具有几种毛派思想因子。非毛、反毛派阵营有些人的头脑中,同样可能潜伏着毛派思想因子。因此,人们需要有反思精神并经常保持高度的警惕。2013.8.20

批毛教授高华贫病交加而死

 

《南方都市报》发表两篇文章:中山大学教授刘根勤《学者与体制之间的迷惘》和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张鸣《高华:一个学者的坚守》,揭露了致高华于死命的直接原因——南京大学拒绝支付高华急需的药费:高华教授“治病”过程中,为使用“国产”还是“进口”针以及用药量与学校产生冲突,学校只允许使用国产,尽量少用。
两文中还披露,高华在南京大学读了10年历史,1988年毕业留校任教后,在2001年前,一直只有一间单位宿舍,许多文章是在筒子楼里的公用厨房的小餐桌上写成的。
文章描绘高华的生活细节: 一个在大学做了十几年教授的人,房子很小,走廊过道甚至卫生间都被书和资料塞满。即使这样的小房子,高华也得借钱才能买得起。
张鸣指出,“明明是国内最优秀的学者,却没有学校敢要。在单位,还要经受明里暗里的白眼和冷遇。甚至包括他的病,如果不是环境这样的恶劣,高华也不会得这样的病。”
刘根勤说,“他原来与系里两位副教授一起挤筒子楼的悲惨生活,到2000年搬到了龙江社区宣告终结。但却一直‘贫’。……他这10年声名鹊起,在海外学界、在国内的舆论界尤其是南方报系备受推崇,却到最终因为治疗问题还要乞助于学校。 ”“ 他在历史系连读书加教书待了33年,没拿到系里(课题费)一分钱。”
还有,高华是1999年才评上教授的,是因为钱理群教授、杨振宁先生等知名人士多次对南京大学校长不满的社会压力才评上。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极想调高华,但高华最终没有调入上海。因为 “‘上面’说了,这样的人怎么能进上海呢?
去年12月26日,高华教授在南京病逝,享年57岁。他的去世,形成了一次震动学术界和思想界的公共事件,学者们纷纷通过微博、网路等表达哀思。
中国人民大学政治系教授张鸣说,高华是我见过的最认真,最严谨,见识非凡的史学家,是我的良师益友。英年早逝,痛哉惜哉!高华走了,一个有良知的中国学者,一个自甘贫贱的坚持学术操守的学者离开了我们。我们这个时代,需要这样的学者。这样的坚守者,才是这个民族的脊梁。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许纪霖表示,这是岁末听到的最悲哀的消息。他认为,真正的史家风范正是这样的:着书不为稻粱而谋,超越一己之功利,漠视世俗之利害得失,只是为了实践内心的学术良知,还原历史的真相,哪怕撕破了皇帝的新衣。在种种纠结之后,高华选择的依然是直行,是对良知和历史的担当。没有什么人比他更对得起历史学家和思想者的荣誉了。
广州美术学院美术学系主任李公明在文章中感叹,在像高华这样有深厚学术功力和求真求实精神的学者面前,企图以封锁资料来阻挠历史研究前进的步伐已经是越来越困难了。他认为,即使只能依靠公开出版物,通过精心的辨别和研究,当代中国历史的发展真相、历史人物的伟大与卑劣、历史发展趋向的光明与黑暗、历史事件的真相与谎言等等根本性的问题已经昭然若揭,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杨奎松表示,高华的研究表现了一个学者的诚实、正直和独立思考。
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王奇生对高华的突然去世,感到一时难以接受。他认为,高华先生是一个非常纯粹的学者。能够沉淀下来的好书不多,高华的著作,已经经受了时间的考验,成为了经典。历史学需要很长时间的积累,年纪越大,对历史的感悟越透彻,越深沉。他感叹,如果高华先生活到八九十岁,成就真的是不可限量。
高华是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历史学家,大陆著名的中共党史研究专家,他花了20年心血研究、写出的几十万字的学术著作《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于2000年3月在香港出版后,广受读者欢迎,被赞“震撼无以言说”。

 

只有鲜血不见友谊的中朝关系

来源:天下大同网

 

最近10年到20年中国对朝鲜政策有一些问题,总是给人一种好像被谁牵着鼻子走感觉。

为什么会形成这样一种局面?

很大程度历史的神话束缚了我们的头脑,束缚了决策者的头脑。一个什么样的历史神话?——中朝关系是历史上用鲜血凝成的牢不可破的中朝关系,“中朝传统友谊”、“唇寒齿亡”形容词非常多,如此说法讲了60年,所以至今仍根深蒂固。

对此,我的学生对我介绍说,网上大家对这个问题提出很多疑问:真是兄弟关系?真的是鲜血凝成的友谊吗?现在怎么凝不到一块去?这需要我们对历史进行深刻分析和深刻检查。

这几年我看了很多材料,试图对中朝关系的历史脉络、外交特征、性质做出判断。如果我们判断比较准的话,对过去发生过什么事,在什么条件下发生过什么事,中国又是怎么处理的,是成功的还是失败的,如果对这个历史过程有一个大致了解,可能会对今后、现在有一个借鉴作用。

我先从1940年代讲起,之前就不用讲。中朝关系很古老,到晚清前,朝鲜大多时间都是中国的藩属国,后被日本人统治了40年时间(1905-1945年)。日本人之后是苏联人,自1945年苏联红军占领北朝鲜后一直到1949年苏联撤军,在这4年中基本是苏联人说了算;再以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因为朝鲜战争,中国在朝鲜有很大的发言权,直到1958年志愿军全部撤走,朝鲜才真正说了算。所以朝鲜作为一个民族国家的形成很晚,具有自己独立地位的时间很短。一会儿我给各讲故事就会知道,他想做什么事,一会儿老大哥来了,一会儿老二哥来了,他做的事都不算数,都得重来。朝鲜现在有一些行为和心态得分析它的历史过程。

 

在中苏关系边缘的朝鲜

在1945-1949年,中国跟朝鲜基本上没有直接的高层关系,因为中国内战,朝鲜支持中国共产党;但在基层,主要是在中国东北地区,朝鲜被苏联占领,朝鲜执行的政策就是苏联政策。那时苏联对中共是支持的,但又不能公开支持,就通过朝鲜起作用。比如朝鲜是林彪的仓库、庇护所、转移基地,四野部队跟国民党打仗,打不过往就往两个地方跑:一是朝鲜,二是中国大连。如此国民党不敢追,因为朝鲜是另一个国家,大连则有苏联占领,所以它是庇护所也是仓库。军队打仗,没有一个稳定的基地不行。而战略物质放在朝鲜比较合适,用得着就过江拿,拿回来再打,要不然借道朝鲜绕过去,比走东北方便得多。包括伤病员都在朝鲜治病。所以在东北战场,朝鲜给了中共提供很大的帮助,但多大程度上是朝鲜本身做出的决定很难讲,因为那时是苏联远东军第25集团军驻扎朝鲜,整个朝鲜都在苏联军政府指挥下、安排下活动,以及通过大连港给中共运物资、武器、弹药。这时期,双方大体上保留在这样一个层面。出面联系的是当时的东北军区,至少中共中央没有直接出面;而朝鲜跟国民政府更没关系。所以,这个阶段,与中国国家层面没有直接关系。

到什么时候有了高层的联系?那是1949年初夏。当时,金日成很想通过武力方式实现朝鲜民族统一。在1948年朝鲜分为两部分后,李承晚和金日成都想统一朝鲜,因为他们两人都认为靠宣传、口号实现不了统一,只有通过武力才能实现。金日成很想通过苏联和中国的帮助实现此目标,所以派人到北平(北京)。那时,毛泽东刚进北平还没进紫禁城,于是金日成不仅见了毛,还见了周恩来、朱德和刘少奇,他希望把四野部队当中的朝鲜族放回国。因为1949年4月,驻扎朝鲜的苏联部队撤走了,留下了一部分武器给朝鲜,但没军队。朝鲜原来都没有国家,遑论军队?就只有打游击的,那也没有见过大阵势,只有四野部队中4万多人打过大仗,比如166师围困沈阳、164师围困长春,都是参加过大兵团的战斗。后来毛同意,另有一部分人跟着林彪南下到海南岛,打完后就给你送过去。就这样一个过程。

金日成第一次到北京见毛是1949年5月13日。在此之前,他于4月20日至4月25日去了莫斯科,向斯大林汇报,希望通过军事手段实现朝鲜统一,但斯大林临走时说:你必须到北京跟毛泽东谈,中共中央得同意。所以金日5月13日到北京,13、14、15、16日谈了几天,毛泽东同意了也接受了。这是金日成第一次跟毛见面。

在这个时期,朝鲜基本上是听苏联的,比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我看俄国电报档案:金日成问斯大林能不能跟中国建交?斯大林回电:当然可以,等我与中国建交后你再建交。金跟毛谈时想跟中国签同盟条约。毛不同意,说同盟条约打完仗以后再签。这话有道理,但他们内心怎么想的现在不得而知,有可能毛泽东不愿意在法律上承担这样一个责任。所以毛问斯大林:金日成来想跟中国签同盟条约,我的意见是朝鲜实现统一后再签。斯大林回电说可以。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前的时间里就这么一次接触。这是第一阶段。

 

值得怀疑的“血染的友谊”

第二个阶段是1950年-1957年。很多中国人都以为这个阶段是中朝关系最好的,朝鲜战争鲜血凝成了友谊。其实错了,这段时间是中朝关系最不好的时候。档案文献显示,在整个朝鲜战争过程中,中、朝两国在几乎所有的问题上都存在分歧,立场完全不一样。因此,我们说的战斗友谊、中朝之间密切关系是否存在?这个当然存在,两国军队并肩作战怎能没有友谊、怎能没有友好关系?当然有,但主要在基层。毛泽东对此曾经发过好几封电报:对朝鲜一草一木要爱护,跟居民搞好关系,志愿军违反军纪有枪毙、处分的。中国军队很注意,这些都是事实。可根本问题,即在重大战略问题上中朝两国领导人的高层考虑不一样,分歧非常大。

比如:中国军队到朝鲜应谁指挥?金日成觉得应该他自己指挥,你是外国军队到朝鲜作战不是我指挥吗?我是最高司令长官(那时金日成是最高统帅),彭德怀应该听我的。彭德怀觉得中国怎么能听你的,你把自己的军队打光了,怎么能听你的?因此,他们俩人从一开始就有非常大的矛盾。金日成对彭德怀说:“彭德怀同志,你的司令部是不是和我靠近一些,咱俩在一起好一些。”潜台词是我指挥你。彭德怀说:“没问题,咱俩就在一块。”结果合在一起之后,金日成突然发现是彭德怀想指挥他。第一次战役(1950年10月25日-11月5日)打完也没有明确谁指挥谁,而且当时朝鲜军队几乎被打没了,剩下的跑到吉林修整,作战部队只有志愿军13兵团。但总体说来,这时还不存在大问题。

但是,随着第二次战役(1950年11月7-12月24日)打响,问题就陆续出来了--在第二次战役中,朝鲜人民军有一个兵团参与了战斗,因为他们的军队经过训练回来了。不久就发生了很多问题和矛盾--两个司令部之间没有沟通,志愿军在前面追着美国人,却被朝鲜人民军抄了后路,自己人跟自己人打起来,而且有两次--这无疑是指挥问题。金日成建议中朝军队分开指挥,各管各,派个联络员联系。金日成想,他是一国元首,必须指挥自己的部队,把部队给中国人指挥成何体统?这个感受可以理解。所以他一直不愿意交出朝鲜人民军指挥权。但彭德怀坚决不干,强调:必须统一指挥,否则战役很难打。吵来吵去没有结果,一直等到斯大林的电报:军队必须由中国指挥。就是说朝鲜人民军要交给志愿军指挥,金日成没办法,只好交出了指挥权,由此成立了中朝联合司令部,中国为正,朝鲜为辅。

这件事对战争当然有益,但对金日成的影响可想而知。有一段记录,记录了金日成与苏联大使的谈话,他说:我明白了这意思,就是让我放弃总司令的职务对不对?苏联驻朝鲜大使捷连季·福米奇·什特科夫说:“对,是这样”。金日成默默无语地走了。想像一下这个情景,他心里肯定特不好受。

这个事过后不久,又发生了一件事:那是第三次战役(1950年12月31日-1951年1月8日)开始后不久,志愿军就越过了“38线”;1月4日,志愿军占领了汉城;1月8日,彭德怀下令停止进攻、全军修整。这可把金日成惹恼了:哪里有这样的?打了胜仗的军队不继续追击怎么能修整?乘胜追击把美国军赶到海里就完了,战争就结束了,国家也统一了。彭德怀说必须修整。细说起来,这件事有由来:那时,“第二次战役”还没结束,彭德怀就曾给毛泽东发电报:建议不越过“38线”。为什么?部队精疲力尽,弹药打光了,粮食没了,新兵员补充不上来,而且美国轰炸非常厉害,打得非常艰苦。九兵团打“第二次战役”是从上海调过来的,当时甚至都没有冬装,士兵们单衣单裤,结果导致“第二次战役”中非战斗解员5万人,第二天起来不是手指头没了,就是脚趾头冻掉了。所以彭德怀、聂荣臻跟中央报告说这个战争不能再往下打。毛泽东回电说不行,这不是军事问题,而是政治问题,“38线”一定要过,否则朋友们会不高兴。彭德怀回电说,“38线”过可以,能否保住不敢保证。所以说,这是彭德怀和毛泽东商量过的,而且实际情况要求只能修整,不修整怎么办?这样的决策与命令和朝鲜人的想法差距很大,朝鲜人当时一心希望尽快实现国家统一,尽快结束这场战争。这次争吵可能是有史以来最严重的,网上盛传金日成让彭德怀煽了一大嘴巴,这个我不知道,但两个人的吵架记录我看到了,你一言、我一语用词非常严厉。彭德怀还说:“我就这样决定了,如果将来证明这个决定是错误的可以枪毙我”。在志愿军司令部吵了3天,一直争论不下。金日成希望应该一鼓作气赶快结束这场战争。彭德怀说原来就想一鼓作气,结果不是被人家拦腰截断全军覆没,你想让我也重蹈你的覆辙吗?话说得很难听,金日成脸上也挂不住,那点事都给斗出来了,他俩争来争去谁也说服不了谁。

最后,彭德怀说:“你不是说现在风一吹就能把美国人吹到海里去了吗?你去吹风,我帮你去守后方,省得让人家抄的后路。”

一直到1月19日,斯大林给毛电报说:“彭德怀同志的意见是正确的,彭德怀是真正的军事家”(我没有看到毛泽东给斯大林的回电,但斯大林的回电肯定是接到毛泽东的报告:到底是打还是停,听您说一句话)。当时,跟朝鲜领导人站在一起的还有苏联驻朝鲜大使、苏联军事顾问,他们都赞成乘胜追击,所以斯大林还有一段话是冲着苏联军事顾问的,斯大林说:“以后军事问题你们少插嘴”。如此才把问题解决。这件事对朝鲜人的影响也非常大。我看1954、1955、1956年的档案材料,在朝鲜劳动党内一直有一个传言:朝鲜没有实现统一主要是中国人造成的。为什么?就在马上要取得胜利时彭德怀下令停止进攻,结果导致朝鲜失去了战胜美帝国主义的最好机会,至今朝鲜都没有实现统一。当然这不是事实,真打也打不过,也不可能实现统一。但朝鲜劳动党内之所以流传着这样的说法,说明这件事对金日成领导人的影响非常大,至少他们是这么认为的:本来可以取胜,因为你下令停止进攻修整导致这样的结果。

夹缝中的金日成

再有一个比较大的问题也是中朝之间矛盾吵得“不亦乐乎”的--即铁路管理权。朝鲜铁路归谁管?开始一直是志愿军司令部管,因为朝鲜铁路基本被炸毁,中国派遣了18万民工帮助朝鲜修复铁路,然后又派出了铁道兵,援助了机车、车厢。因为当时战事非常紧迫,双方还算相安无事。至1952年,战争进入边谈边打阶段,中朝分歧也就出来了。金日成觉得战争既然不能立即结束,就要搞建设,朝鲜几乎被炸烂了,就要求运经济物资。但彭德怀还是以战争为主,军队必须控制铁路,要运军事物资。大概有一年时间,双方在铁路问题上发生很多争执,彼此抢车头、路线、仓库,导致诸多事故。当时,美国轰炸非常频繁和激烈,一抢起来双方都在,美国轰击轰炸一下就炸毁了。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彭德怀几次给铁道部。最后,是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出面跟朝鲜谈判,铁路到底谁说了算,他要求归中朝志愿军司令部。金日成呢,几次找中国政府交涉,说铁路权就是主权,不能丧失主权交给中国人管。最后周恩来出面跟彭德讲:算了,这不争了,朝鲜愿意管让朝鲜管,只要保证军事物资供应就行了。但是,周恩来电报发过去没两天,斯大林来了一个电报(大约是毛泽东打报告给斯大林):“铁路必须军管”。没办法,铁路又交给彭德怀管。如此一来,金日成更郁闷了--为什么每次都是朝鲜忍气吞声。如此,关系越来越紧张。

我看苏联解密电报说得特别隐讳,但毛泽东给斯大林的电报和金日成给斯大林的电报都在互相指责对方。比如停战谈判,其过程非常复杂,变化太大,这里就暂时就不讲了,就讲一个时间--1952年夏天,中朝联军和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谈判没有取得任何进展,陷入僵局,因为有5个问题:中立国问题、边界线问题、隔离带问题等,前4个都解决了,最后一个问题是战俘问题,中国提出要全面遣返,抓你多少人还给你,抓我多少人还给我。美国不干,美国抓中国人多,中国抓美国人只有几千。美国人说按比例遣返,后来自愿遣返,谁愿意回就回去。双方争执不下,金日成给斯大林电报说:现在谈不下去主要是李克农(时任外交部副部长、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情报部部长。1953年起,任解放军副总参谋长、中共中央调查部部长)搞的鬼,我不明白李克农为什么非要那几个战俘,战俘有什么可要的?本来也不是共产党人,都是国民党投降过来的。还说:中国人要回来的战俘没多少,但美国飞机炸死的朝鲜人比战俘要多很多,如此吵下去还会死很多人。当然电报表达得比较隐讳,但就是这个意思。毛泽东坚持绝对不让步,金日成说应该接受美国条件签字停战。

1952年9月,斯大林把金日成、彭德怀、周恩来都叫到莫斯科,对他们说:你们说吧,到底什么意见?最后,斯大林同志又说了一句话:我看毛泽东同志的立场是正确的。金日成又默默无语地回去了。所以中朝在很多重大问题上的立场不一致。当然这可以理解,中国人有中国人的想法,比如1951年6月要求苏联出面调停,到52年坚持采取强硬的立场等,变化过程非常大。不过在整个过程中,中朝高层的分歧和矛盾非常尖锐。

在此情况下,之间有多少友谊?鲜血流了不少,结果没有凝成友谊。所以战争结束后(1953年7月),朝鲜要恢复经济建设,但没钱。金日成没有到中国,而是去找苏联要钱。只不过当时斯大林死了,跟新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要到一点,因此金日成又准备到东欧去要。这时,毛泽东发了一个电报:你到中国来,要什么好说。所以,10月金日成来了。具体怎么谈的我没有看到材料,但结果很清楚:中国无偿援助朝鲜8万亿人民币(币制改革后是8亿人民币),现在觉得没有多少,一顿饭几亿就出去了,但那时是很大一笔钱。1950年代到1960年代初,中国对外援助一共是20亿人民币,其中8亿给朝鲜,8亿给越南,剩4亿其他几个社会主义国家分了(这都是无偿的)。那是什么情况?1953年10月,中国刚刚经历完战争,也是需要钱的时候,而且刚刚开始“一五”计划建设。中国不但给了朝鲜8亿,而且朝鲜战争期间所有贷款、贸易差额和朝鲜欠款一律撤销。毛做的决定一定是看着苏联做的,苏联减半,交50%就行了。结果毛一句话--全免!还有其它的,比如中国专家去是中国给钱,苏联专家去是朝鲜给钱。这样的差距很大。

我看苏联大使馆一个报告给苏联外交部,1953年底中国援助项目谈完后,觉得苏联政策应该变变,现在我们给朝鲜的援助比中国差远了,列了好几条。1953年底中国对朝鲜无偿援助的总和超过了苏联和东欧所有国家对朝鲜的援助,毛为什么要在中国这么困难的情况下拿出这么多的钱给金日成恢复家园?我想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要补偿金日成心灵上受到的“伤害”(现场笑)。就中朝关系而言,朝鲜战争起了很重要的作用:由苏联主导朝鲜和控制朝鲜的态势转到了由中国控制朝鲜。在朝鲜战争这3年多过程中包括后来,前前后后七、八年是中国人说了算,朝鲜问题上只有中国有发言权。斯大林为什么一直顺着中国?因为毛泽东很多想法比较符合斯大林的想法,斯大林从苏联的利益出发,毛泽东从国际社会主义阵营出发,社会主义阵营的利益首先是苏联的利益。毛的想法很简单:只要中苏关系、中苏同盟维持,中国安全、发展建设就有保证,所以在重大问题上中苏一致,受气的当然就是朝鲜。

 

“备胎”上位

在这种情况下,金日成心有怨气、心里不舒服,毛泽东心知肚明,所以在朝鲜战争过去后毛必须安抚他。安抚起了多大作用?不到一年,人家钱用完了,因为朝鲜1954、1955、1956年为恢复时期,要建设就需要钱,金日成又到苏联、东欧,这时朝鲜出事了。这得从朝鲜劳动党的构成说。朝鲜劳动党由很多党组合,主要是共产党,朝鲜共产党又有很多派,总之朝鲜人团结在一起不大容易。其实1925年朝鲜劳动党就成立了,但不过3年就被共产国际解散了。一直到1945年战争结束朝鲜劳动党才恢复,但总部不在平壤而是汉城。

原来,朝鲜劳动党在南方有一拨人,他们以朴宪永为主,称之为南方派;一拨人在北方坚持抗日,叫国内派;第三拨是苏联派,主要是20世纪初从朝鲜到苏联的移民。二战前(1936-1938年),斯大林害怕少数民族和外面勾结,所以就把边境上的少数民族都调到苏联腹地,整个村、镇迁移,比如德意志人不能在边界,匈牙利人不能在边界,全调到大陆,其中包括朝鲜人。在远东所有朝鲜族人整村、整城、整镇搬到中亚哈萨克斯坦。1945年,苏联军队进军东北时,斯大林突然想起没个人带路话也说不通,于是到哈萨克斯坦找了200多人俄语说得好、懂朝鲜语随军南下到朝鲜,这批人后来就留下了,这就是苏联派。还有一派是延安派,这是原来在八路军当中的朝鲜族干部,比如金斗奉等一批人在战争结束后回到朝鲜,他们被称为构成延安派;最后一派是游击队派(即金日成派),是原来参加抗联的人,比如金日成、崔庸健等,这拨人在1940年日本关东军大扫荡时逃到苏联。《苏日中立条约》签订后,苏联不让他们回,否则没法跟日本人交代,于是留在远东,在一个村子里住下,建了营地。中国人是周保中、李兆麟、冯中云,其中也包括朝鲜人。周保中成立时叫抗联教导旅,后来斯大林给了一个番号:苏联远东红旗军第88独立步兵旅(这样可以领受军饷)。

战争结束后,斯大林把88旅解散了,大部分中国人跟着苏联红军进入中国东北当向导。金日成当时是一营营长,他带队回朝鲜。金日成回去时还不是北朝鲜领袖,苏联也没想扶植他,而是想扶植曹晚植(1883-1950),但他坚决反对苏联的托管政策,结果被放弃了,这样才换成金日成。

我看到苏联给金日成的评语是:金日成同志在朝鲜人当中很有威望,经常汇报思想,俄语学得好,能团结同志。什特科夫、在朝鲜问题上很有发言权,他给斯大林写信推荐金日成。那时金日成年仅32岁,金斗奉、崔庸健都是比他高一辈的老革命家都没有被推荐,就推荐了金日成,说他有政治头脑、能成事。如此把金日成扶植起来,不过很多人不服气,金日成就通过各种运动、手段陆续把一些派别打下去,包括延安派--其中一些人被金日成以防止朝鲜统一、指挥被降职。南方派也被收拾。1954年还收拾了莫斯科派。但金日成没有特别大的动作,因为有苏联和中国在,就抓生活问题,比如贪污,找点原因给你降职。

但即使这样也容易引起这些干部的不满。1954-1955年,延安派跟苏联派有一些矛盾,到1956年两派就联合起来。南方派彻底跨了,李承烨一个案子枪毙了十几个人,后来朴宪永也被绞死了,朴当时是朝鲜共产党主席,从汉城逃到平壤,一直是第二把手,后来说他是美国间谍。1956年是苏共二十大,批判个人崇拜。当时,共产党各党都传达了苏共二十大精神,斯大林从神坛被垃下来,赫鲁晓夫批个人崇拜。所以朝鲜劳动党内开始批金日成的个人崇拜,特别是金日成去东欧要钱时国内出事了,这两拨人准备联合起来发动政变,借8月中央全会把金日成提拔起来的干部搞下去,开始批金日成的组织路线和经济政策。

但金日成很有政治经验,很快得到消息立刻赶回采取措施分化、瓦解,先把延安派、苏联派分解,他得到的消息或者他做出的判断是延安派唱主角,主要阴谋是延安派搞的。这也有可能,但看不到具体材料,看到的都是从苏联档案馆看到的,看的是汇报情况、大使谈话,材料非常丰富。苏联派群龙无首,延安派有,就是金斗奉--朝鲜人大委员长,地位很高但没什么权力,他也不争权,是一个知识分子。我看的材料可以证实金斗奉参与,至少默许了。他们也找了崔庸健。金日成只要离开朝鲜,一定是崔庸健管家,崔假装不知道。当然他不敢参与,也怕,因为真成事,岂不是把金日成和我一起干掉。金日成来信问:朝鲜国内情况怎么样?崔庸健说跟你走的时候差不多。

结果金日成回朝鲜,苏联派全部官复原职,主要对付延安派,一下被分化了。延安派的人还不知道,至8月30日,朝共中央开会,一个一个站起来批评金日成,但发言根本不能完成,一发言就被打断,会场乱成一遍。时任副首相兼内务部部长戌辉被金日成贬为总工会主席,中央宣传部部长李弼奎被贬为是工商部长。他们几个在中间休息时商量说不对劲,事情怎么会这样,觉得事情败露了,然后开车直驱鸭绿江大桥,跑到中国。中国边防军不知道,他们说是首相、政治局委员。边防军赶快给北京打电话,周恩来说“没错,就是,赶快送北京来吧。”

到了北京,周恩来和罗瑞卿两个人接见,把具体了解后报告给毛主席。毛听后勃然大怒。他们跑过来是31日,9月中旬中共开八大,苏联代表团、朝鲜代表来都来了,金日成没敢来,派崔庸健过来。毛主席找米高扬说:“朝鲜出的事你知道吗?”“我听说了。”“你们打算怎么处理?”“还是听主席的意见。”毛说:“朝鲜这颗小树本是你们栽下来的,后来被美国拔掉了,让我们又给栽回去了,现在长大了、不听话了,你们看怎么办?”还说:“我看这样吧,你找崔庸健谈一次,我找崔庸健谈一次,我们要帮助金日成纠正错误,你去一趟,彭德怀和你一块去。”后来毛把崔庸健找来,严厉地批评了他,讲朝鲜劳动党这不对、那不对。这个事发生后,朝鲜劳动党曾到中国大使馆(时任大使是乔晓光)要人,说朝鲜有几个人叛逃,中国必须引渡回来。档案里乔晓光说这不算叛逃,属政治移民。毛在谈话中讲,“这几个同志能让他们回去吗?回去还不被你给杀了?什么大不了的事就杀人?”弄得崔庸健也没话讲,训了一顿,并说:“回去给金日成同志带一个话,过两天我们派人去。

几天后,彭德怀和米高扬俩人到平壤找金日成谈话“8月全会的决议是错误的”,因为8月全会把中央好几个政治局委员开除,被贬到基层工作,“必须撤销8月决议,马上再开一个中央全会。”弄得金日成一点办法都没有,马上召集人开会,说:“各位,8月全会的决议都是错的,我们要重做一个决议。”主要是恢复这些人的职位。米高扬说:“行了吧老彭,咱哥俩走吧。”彭德怀说:“不行,主席跟我说要看着金日成新决议登报,不登报不走。”后来彭德怀还是走了。后来我看到报纸上就登了一个小条:9月开了新的中央全会做了一些新决定。这引起了乔晓光的不满,他找苏联大使:金日成不是唬弄人嘛?答应全文登在报纸上,怎么就弄这么一小条?

这个事件后,中朝关系降到冰点,金日成当然非常不满,他这事做得对与否是另一回事,经济路线有没有错是一回事。作为一国之主、一党领袖,北京、莫斯科来了俩人,捏着我的脖子让我干什么就得干什么?所以金日成非常不满,中朝关系已经走到了危险地步。而且日内瓦会议没有解决朝鲜问题,算停火,没有签订合约,委员会不断地谈判以及第三国舰队等。

中、苏、朝有一个中朝委员会。所以11月份朝鲜提出一个主张:以后有什么事应该在联合国直接解决。这个意见毛泽东看到后更火了:这还了得,岂不是想把中国踢出来?直接跟联合国谈?谁打你们的?是联合国军打朝鲜,怎么跟敌人去谈?让敌人决定你的命运吗?

11月30日把苏联大使尤金召来:“朝鲜决议你们看了吗?金日成要干什么?我看这个人要背叛革命,他早晚是革命的叛徒,不是铁托就是纳吉,很可能就是纳吉。”尤金说:“怎么办?”“你回去给赫鲁晓夫同志带一个信,怎么处理朝鲜问题?两种办法:第一,现在在朝鲜还有40万军队,可以帮助他改正错误。第二,随他去,以后不管朝鲜的事,愿意干嘛就干嘛,天要下雨娘要嫁人随他去。”说到第二条时,毛加了一句:“我们把志愿军全部撤出去,给金日成自由。”尤金怎么跟赫鲁晓夫汇报的,赫鲁晓夫怎么答复的没有看到材料,此事不了了之,为什么?因为“拨修事件”发生后,注意力被吸引到欧洲,此事搁置,一搁置就是一年,志愿军没撤,中朝之间断了联系。这一段是中朝关系最不好的时期,不过报纸上永远都是“中朝友谊”。

什么时候开始有了变化?1957年到文革前一段时间,这段时间中朝关系忽冷忽热。1958年为最好,因为1957年底毛泽东在莫斯科见了金日成,毛两次跟金日成谈话,上来就说:“金日成同志,我错怪你了,你还是很革命,是我偏听偏信。这样吧,我把志愿军都撤回来,让你放心。”第一次谈金日成有点懵,没答话,不知道毛想说什么,不知道什么意思,回去研究了研究。其实毛几次跟苏联人讲话:我有志愿军在那儿,说是防美国人的,但金日成心里肯定不舒服。第二次谈话金日成想,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开完会,大家完全拥护主席的决定。果然,1958年2月,周恩来过去制订了撤军计划,到1958年10月所有剩余在朝鲜的志愿军全部撤走,没有一兵一卒。那时候的中朝关系是真好。此后,金日成年年到中国来,那时正值中国大跃进时期,金日成拍马屁“主席做得真好,我们现在朝鲜也这么干,中国搞全民皆兵,金日成也发枪搞全民皆兵;中国办公共食堂,朝鲜在平壤也办一个大公共食堂,比中国还大,能装4万人。”毛特高兴:我这么搞没人学,就金日成学得快。那时候中朝关系非常好(1959-1960年)。

为什么毛突然改变对朝鲜的态度?我分析认为他对朝鲜无外乎两手:一手硬、一手软,硬的不行就软。这是第一;第二,中苏之间出了问题,在1965年之前,中国共产党的策略是把所有社会主义阵营的人拉到自己这边,后来看拉不过来,就拉第三世界,弄一帮穷兄弟。那时,毛泽东希望周边朝鲜、越南、日本,至少亚洲国家跟着我走,东欧拉几个(最后拉动了阿尔巴尼亚),出于这样的考虑对越南、朝鲜让步,要什么给什么。1959年、1960年中国困难时,金日成要粮食,15万吨不够要20万吨,20万吨不够要30万吨都给。所以整个东欧党和苏联一起攻击中国时,金日成支持,他和胡志明表示支持和同情的态度,这跟东欧国家不一样。

赫鲁晓夫也不傻,东欧都听话,金日成不听话不行,就说:金日成同志到莫斯科来一趟(1960年夏)。金日成到莫斯科,赫鲁晓夫把他叫到一个屋子里,什么也没说,就说:“你看一份文件”。什么文件?1956年11月30日毛泽东与尤金的谈话记录,金日成一边看一边骂,拍着大腿:毛泽东真不是东西!当面说好话,背后骂我!我怎么可能是革命的叛徒?太令我伤心了(这都是后来苏联大使汇报写在报告里的)。

第二天,金日成找赫鲁晓夫,说朝鲜劳动党从来就是跟着苏联共产党走的,你们的路线就是我们的路线,决不会听中国的话。回朝后召开干部会议:以后谁也不要去中国,中国人当面说好话,背后说坏话。到1960年夏中朝关系下降。没到3月朝鲜经济困难,跟底下人说:再到中国去一趟。毛可能不知道赫鲁晓夫给他看了什么,但朝鲜经济态势在那儿摆着,大量给援助给粮食。

 

共产主义者的礼物

最紧张时出了边界问题。中朝边界简单说到清朝时基本上已经确定了:大问题没有,图们江到日本海和鸭绿江到渤海有分界线。鸭绿江江源水深界线比较清楚,问题不大。但图们江水浅资产多,哪个算源头?争议非常大。有三条线,中朝边界确定了中间这条线。当时朝鲜内阁也同意。如果这个条约算数,中朝之间没有大的边界问题,有的是岛屿、河流改道、中心线位移。

但日本投降后,不管是北朝鲜还是南朝鲜都认为日本人逼着他们签的条约不算数,由此就出现边界到底在哪儿的问题。中国政府1958年边界委员会的报告认为中朝边界没有问题,从他们的观点看就是岛屿、边界线,这些好解决,而且都是兄弟国家、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国家边界总比资本主义国家边界要好解决得。1958、1959年中共领导人就是这样的思路。但一直没有解决,主要原因是缺资料,那时国民党把好多资料带走了,共产党接管政权后都不知道什么是麦克马洪线。1962年朝鲜突然提出要解决边界问题,说白头山(中国叫长白山)整个天池就是朝鲜的。外交部紧急到南京调档案,一件都没找到,我看江苏省外师范给外交部写的报告:接到命令开始查找,但到今天为止一个文件没有找到。怎么谈的不太清楚,现在整个关于中朝条约谈判过程的文件一点都未透露。后来就签了这个条约。

《中朝条约》签订内容一直是个秘密,究竟是怎么签的谁都不知道。一直到“文革”,1967年韩国人在长春旧书摊上找到一个文件,里面记载了中国和签约的一些问题,其中包括1962年中朝条约。那上面是怎么划的?基本是按照朝鲜线(黄线)走的,只不过天池划了一半,东南方向54%(斜着下来)是朝鲜的,西北方向46%是中国的。现在看天池从西峰、北峰可以看,对面是朝鲜,等于这块地都划给了朝鲜。这个文本由韩国人翻译成韩文公开发布出来。我们查阅外交部2006出版的《中外边界条约集》,中朝一卷那么厚没有这个条约,以及1964年的议定书也没有。中朝边界问题从官方角度来讲是一个秘密,没有对外公布。我考证过,韩国公布的文本是比较准确的,为什么?我查了跟这边界有关的地方志、事志和县志,别的没讲,就特别说明了那一段,我们这一段边界怎么划的,你那一段边界怎么划,连起来是一样的。当然,最后需要档案开放看这个条约是怎么签,不过我初步判断韩国公布的文本是准确的。于是,这里就出现一个问题,原来中国边界政策方针按照国际惯例已经签过约的,基本是在那个基础上稍加调整。中国在朝鲜问题上变动非常大,出让了几百公里。

毛泽东为什么这么做?当时中国政府是怎么考虑的?很明显的直接原因是希望通过在边界问题上对朝鲜的让步取得朝鲜对当时中国政治上的支持,在中苏分裂过程中,朝鲜能够站在中国这一边。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因素,我认为跟毛泽东的“天下观”有很大关系。毛泽东在谈到边疆、边界问题时,观念很像中国传统的“天下观”和中央王朝的思想,像明清天子--周围都是藩国。所以中国原来没有边界但有边疆概念。边疆可以伸缩,你服从了,年年进贡就是我的。如雍正六年(1728年),安南王(现在的越南)黎维裪跟云贵总督吵架争120里的地,结果吵到朝廷,雍正大笔一挥:80里给安南王,40里给云贵总督。后来有奏折上来说安南王对此不满意,雍正不高兴:天下土地都是我的,想给谁就给谁,给安南王不过是外藩,给云贵总督是大陆而已,有什么不满?给你80里还不满?刚说完,安南王奏折上来了,其实安南王非常满意:非常感谢中央对地方照顾,一定好好守好这块地方,世世代代效忠中央。雍正高兴,大笔一挥:那40里也拿去吧,替朕好好守着。你都是我的,多给你点地算什么?雍正皇帝的意思是:“朕统御寰宇,凡臣服之邦皆隶版籍,安南既列藩封,尺地莫非王土。”毛应该就是这样的想法。

我看那个谈话记录,将其归纳起来想想:毛为什么有这样的想法呢?我想是因为在他的头脑里没有民族国家、边界概念,这很像原来的皇上。基本上明清天子都是这么想的。古代中国用的概念是“天下”、“四海”,哪有边界?朕的力量到哪儿就是边界,所以中国古代是有边疆无边界。二战后,中国共产党掌握国家政权有了新思维:世界革命。世界革命思维跟中国古代传统天下观不谋而合。共产党基本理论也是没有国家、没有国界、没有民族的,最后通通都要消失,国家也要消亡。从第一国际、第二国际到第三国际、共产党、情报局都是这样。1949年中共建政,毛泽东先考虑的是要搞东方情报局,跟斯大林俩人说好:欧洲归你管,亚洲我管。在1950年代到1960年代中共领导人脑子里民族、边界、主权的观念很淡薄,这跟中国共产党理论发展有很大关系,因为原来没有这样的观念。

再比如1959年中印发生边界冲突,毛泽东把印度共产党总书记高士召到北京:现在喜马拉雅山那个地方跟你们印度打起来,那个地方都没什么人去,打有什么意思。哪一天只要你们掌握了政权,我把喜马拉雅山都给你们。不要说麦克马洪线,麦克马洪线来9万平方公里,你们都拿去吧。1930年代就发出“安得倚天抽宝剑,把汝裁为三截:一截遗欧,一截赠美,一截还东吴”的毛泽东,把整个喜马拉雅山给别人也是很自然的事。当时在边界问题上,别说朝鲜,缅甸都这样,把一时的政治诉求和领土主权搞混,边界问题、民族主权是国家之本,不能拿临时的政治诉求去交换这个。这主要跟他们的观念有关,认为这不是很重要的事,实际对民族国家形成是很重要的。

还有1962年朝鲜边民外逃到东北,中国做了很大让步,这样中朝关系缓和了,一直到文革。1965年下半年到1966年又是一个拐点,到这时中朝关系又开始下滑,主要为两个原因:一个原因是赫鲁晓夫下台,新领导人改变了对朝鲜政策,积极拉拢,而且给援助给好东西;另外是中国文化大革命,红卫兵左倾思潮骂金日成,那时中国觉得天底下就是中国自己最革命,其它全是修正主义,什么“朝修”“越修”,反正都是“修”,金日成很不满,而且贴小报:朝鲜发生政变,金日成被赶下台。金日成更不满,所以1966、1967、1968年中朝关系很紧张,《劳动新闻》直接写文章批评中国。到什么时候又恢复了?1969年,一方面美国和南朝鲜的压力对北朝鲜压力;另一方面是中国承受着来自苏联的压力,中朝都需要接近。1969年9月30日晚上7点周恩来决定邀请朝鲜领导人邀请国庆大典,当日晚上11点崔庸健就到了北京,这说明双方都很急迫。从后到1976年关系都比较好。这时毛主席已经老了,1975年毛和金谈话说以后交给你了。金日成回去真当一回事,认为世界革命的班子要接过来。所以到处讲演,办金日成思想研究院。从金日成看,毛泽东去世后应该接管世界革命。但那以后发生很大变化,中国改革开放,政策有了根本性调整。

 

结语

之后我没什么太多研究,世界规定30年档案的解密期,再以后看不到档案材料。1980年代以后的事我知道的跟你们知道的一样,都是报纸上登的东西。在我看来中朝关系是变幻多端、冷暖无常、时起时伏的,没有稳定的同盟关系或者传统的友谊关系,这是一个历史神话。

中朝关系核心在哪儿?我认为和中苏关系一样,所有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问题都一样:不是现代国家关系,是一种在特定意识形态框架内形成的家庭关系、兄弟关系,而这种关系和现代国家关系基本的政府特征不一样,之间的内在结构也不一样。

你要想找到一个比较正确的对朝鲜的政策,首先就要有一个正确的定位,只有把它定位成一个正常的国家关系,按照正常国家关系应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

俄国对中国为什么从不讲信用?

友人微信群

 

据环球网报道,中俄同江大桥正在如火如荼建设中,该工程位于同江市与俄罗斯下列宁斯阔耶之间。主桥长2215.02米,2014年2月开工,工期为两年半,我国已完成总工程的60%。但俄境内一片荒芜,完全没有开始动工的迹象,与如火如荼的中方施工队形成鲜明的对比。记者用长焦眺望俄方哨所,发现俄方哨兵竟是稻草人。
显然,中国又一次被俄罗斯“耍”了。道理很简单,如果俄罗斯继续拖延,中国已经投资的几个亿就无法形成效益,因为这座桥无法通车。而且因为工程早已发包出去,还得继续投资下去。而俄罗斯随后或以“油价大幅度下跌导致经济困难,已无钱修大桥”为由,逼迫中国单方面投资修桥,但在收益方面却提出无理要求,逼中国让步,或者以此来要挟中国,在其它方面占中国的便宜。

主流媒体不是一直都称“中俄友好”吗?为何俄罗斯会如此不讲信誉?别急,再看看环球网不久前的另一篇报道:本届俄罗斯“2015国际军事比赛”激战正酣,中国代表团在东道主家门口却遭遇不少“奇葩”待遇。比如最受瞩目的“坦克两项”比赛,中国96A坦克进入射击阵位后,,俄方负责的高射机枪靶和并列机枪靶的竖起时间均出现了拖延,明显超出了正常的竖起时长,导致我军被迫在这个项目中浪费大量时间,比赛之后,俄方竟然还以中国坦克射击时舱门没有关严为由提出要给中国队加罚时间。
又比如,在赛前被认为最没有悬念的“里海赛马”比赛中,中国队却遭遇了本届比赛最大的“幺蛾子”,中国海军陆战队最强的海上浮渡,被主办方以“风浪过大”为由临时取消……本届俄罗斯举办的“军事奥运会”中的种种现实却令中国人大跌眼镜,上述不公平的待遇,几乎出现在中国军团参加的每一个项目中,对中国有利的条款,甚至会在比赛第二天从规则中删除。
俄罗斯对中国人不讲诚信历来是有传统的,再比如,2009年6月莫斯科东部行政区区长突然宣布:“由于违反卫生规定,莫斯科最大的市场被临时关闭”,这意味着价值近20亿美元的华商商品将被没收,成了莫斯科政府的战利品。“何止是20亿美元!6000个集装箱啊!每个集装箱货物的价值都在50万到100万美元之间,这次华商的损失是空前的。”俄罗斯中国浙江同乡会会长倪吉祥在接受采访时颇感无奈,“有人跳楼,有人自杀,这么多人倾家荡产,可至今什么问题也没有解决。”
其实,一直以来,俄罗斯与中国都貌合神离。一直以来俄罗斯的外交只有利益,没有朋友和敌人。拿中俄两国谈了多年的中俄输油管道一事来说。谈判过程中俄罗斯多次变卦,不仅变卦,还把中国的死对头日本给拉进来与中国“鹬蚌相争”,大收渔翁之利。再比如,中国想要在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间搞平衡,俄罗斯则不然,莫斯科知道印度可以牵制中国,因此大大强化俄印关系,在石油输出和军火提供上,与印度签订了远远超过中国的订单,在印度问题上,俄罗斯与美国欧洲是同调的。由此可见,俄罗斯想得很清楚,哪里些可以合作,哪里些应该敷衍了事。俄罗斯要的不是虚荣心,而是真正的国家利益。
2013年7月俄罗斯和中国联合海军演习落幕,中国军舰刚刚离开符拉迪沃斯托克,俄立刻开始在中国边境附近举行苏联解体之后规模最大的军事演习。正是自苏联解体以来规模最大的军事演习,参演部队人数达到约16万。有评论认为,这次有十多万人参加的大型演习的一个目的是向邻国展示实力,并施加威慑。显然,俄罗斯对中国也在保持着一定距离。再比如,俄罗斯一方面说要与中国建立长期战略伙伴关系,一方面却又正在远东建立世界上最强大的军事基地,它正在将原部署的欧洲的大量战略导弹(可携带战略核武器发射)部署到离中国只有一步之遥的远东。
不少人因为看好当前中俄经济合作良好的前景,认为俄罗斯人是真正的“好朋友”。其实不然,因为首先从历史上看,中国实力衰弱的时候,侵占中国最多利益的就是俄罗斯。日本人虽然曾占领过中国大半领土,但战败后就被赶出了中国。但被俄罗斯侵占的中国北部多少领土,到现在都还拿不回来。
林则徐曾说:亡我中华者,必沙俄也;毛泽东说:苏联亡我之心不死。北洋政府、国民政府也都有被前苏联暗算的切肤之痛。在中国的邻国除俄罗斯大多都是小国,对小国中国唯一需要防范的就是别让它们联合起来共同对付中国,而从长远发展战略来看,中国最主要的邻国对手是俄罗斯,所以永远不要对它掉以轻心。

苏联侵华给中国的伤害远甚于日本

来源:天下大同网

 

一个被掩盖了数十年的历史事实是:抗日战争时期,不但有日本全面侵华,还有斯大林领导下的苏联大规模侵华,结局是日本侵华战败投降,付出惨重代价,受到了应有的惩罚,连五十年前从满清政府割占的台湾都归还给中国,苏联侵华则大获全胜,迫使中国签订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以很小代价从中国获得巨大利益和大片领土,致使作为二战胜利国的中国遭受惨重损失,贻害至今,这是近现代中国被掩盖的一大国耻。

最明显的是中国因苏联侵华丧失唐努乌梁海和外蒙古,共计约173万平方公里国土,其中唐努乌梁海17万平方公里土地1944年被非法划为苏联领土至今未归还中国,是中国几百年来最大一起因外国侵略导致的国家分裂和国土被非法吞并事件。

  俄国和苏联对中国的侵略扩张,是近现代中国苦难、落后和耻辱的最大外因。中国前领导人邓小平曾说过:“欺负中国的列强……得利最大的是沙俄,以后延续到苏联,沙俄通过不平等条约侵占中国的土地,超过150万平方公里。”“中苏关系真正的实质问题是不平等,中国人感到屈辱。”

  长期以来,中国主流媒介一直对抗战时期苏联侵华这一重大历史事件讳莫如深,采取掩盖、回避或淡化态度,即使提及也不使用“侵略”字眼,不捅破这层窗户纸,对苏联支援中国抗战的作用则刻意夸大,这种行为极不正常,正是主流媒体大力批判的所谓“历史虚无主义”,其恶果尚未完全显现。二战与抗战结束已有七十周年之久,中国应该拿出智慧和勇气,正视这段的历史,避免重蹈历史覆辙。

 

  (一)抗战时期苏联侵华背景和过程概述 

  近现代史上,中国从未侵略俄国和日本,但中国北方长期在俄国和日本争夺和控制之下,沙俄侵略中国比日本更早,获利更多。19世纪沙俄通过不平等条约割占中国至少150多万平方公里国土,1900年侵占东北,制造海兰泡与江东六十四屯大屠杀,并霸占江东六十四屯数千平方公里土地至今。十月革命后,苏俄政府曾发表对华宣言,称放弃沙俄从中国掠夺的一切利益,但后来不再认账。苏联事实上完全保留了沙俄大国沙文主义的侵略传统,不但继承了沙俄从中国掠夺的百万平方公里土地和大量权益,还继续在中国的唐努乌梁海和外蒙古非法驻军占领。抗战时期,中国北方被日俄侵略肢解成三个所谓的独立国家:日本控制的伪满洲国、苏联控制的外蒙古和唐努乌梁海。1929年,中东路战争爆发,苏联大规模侵入中国东北,强占黑瞎子岛等中国领土。

  1944年苏联直接吞并中国唐努乌梁海,并出兵侵略新疆,又与美英背着中国签订严重损害中国利益的雅尔塔协定,在日本败局已定,没有获得中国允许的情况下匆忙非法出兵占领东北,迫使中国政府签订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导致外蒙古成为事实上的苏联殖民地,苏联获得租借旅顺军港,大连港国际化,中东铁路和南满铁路由中苏合营等特权。苏军还在东北大肆强奸妇女,掠夺财富,战后又违背条约推迟退兵,阻碍政府接收东北,激起大规模反苏运动。

 

  (四)抗战时期苏联对中国的大规模侵略

 

  1,非法侵占吞并唐努乌梁海

  苏联对中国最恶劣的侵略行为是1944年非法将中国唐努乌梁海17万平方公里土地划为苏联一个自治区域,严重践踏中国领土主权和国际法,连日本侵华时期也不曾明目张胆地将中国大片领土划为日本领土。

  唐努乌梁海是中国最北部一个盆地,面积和广东省差不多,主体部分是现在的俄罗斯联邦图瓦自治共和国,风景优美,物产丰富,很多地方类似新疆喀纳斯湖景区。1727年中俄布连斯奇条约等明确规定唐努乌梁海北部的萨彦岭以南属于清朝领土,1864年《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签订,唐努乌梁海西北部阿穆哈河一带被割让给俄国。

  清末,大量俄国移民进入唐努乌梁海定居,1911年沙俄策动外蒙独立后,1914年6月又派遣大量军队侵入唐努乌梁海,以保护的名义将其变成殖民地,1919年唐努乌梁海与外蒙古一道,被北洋军队收复,1921年俄白军进入唐努乌梁海,杀害当地的中国官员,中国商户被抢劫后驱逐出境,不久苏俄红军开进唐肃清白军后,不顾中国政府抗议,不肯退兵,当年底,苏俄扶植成立唐努图瓦共和国傀儡政权,在国际上仅有苏联承认,颁布的宪法明确表示唐努图瓦共和国处在苏俄保护下,苏俄对唐努乌梁海实行军事、经济、政治、文化等全方面的殖民统治,蒙古文被停止使用。1941年苏德战争爆发后,苏联未通知中国,指示图瓦派兵参加苏联卫国战争。

  1944年8月,图瓦小呼啦尔议会通过一个决议,请求苏联接纳唐努乌梁海加入苏联,10月11日,苏联最高苏维埃接受请求,将中国唐努乌梁海17万平方公里土地划为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领土,变成苏俄的一个自治区域,但苏联未对外公布这一消息。这种没有任何法理依据的吞并行为是对中国领土主权的严重侵略,即使日本侵华也只是扶植傀儡政权,行殖民统治之实,不敢明目张胆将其划入日本版图,当年日本割占台湾也有不平等条约为依据。1948年5月7日,中国政府就苏联吞并唐努乌梁海事向苏联政府提出严重抗议,声明保留一切权利。

  外蒙古不包括唐努乌梁海,抗战结束后民国政府迫于苏联的压力,一度承认外蒙独立,但并不包括唐努乌梁海,在法理上中国政府从未承认苏联对唐努乌梁海的非法吞并,也没有承认唐努乌梁海属于外蒙古或独立,况且1953年民国立法机构不再承认外蒙独立。

 

  2,苏联直接出兵与支持分裂武装,大规模侵略新疆

  苏联在抗战期间对新疆进行大规模渗透和控制,直接出兵和通过其大力支持的分裂分子进入新疆攻打中国军队和政府,迫使中国签订不平等条约,是典型的侵略行为

  苏联三十年代先是支持亲苏共的盛世才夺取了新疆政权,直接派大批苏联红军进入新疆作战,赶走马和张两大竞争者, 1937年,南疆发生战乱,苏军应盛世才要求,进入新疆作战,1938年苏军入驻哈密,控制了南疆东西大门。盛世才靠苏联成为新疆王之后,亲苏成为主要政策,大量苏联专家进入新疆协助,苏联对新疆进行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全方位渗透,盛世才曾两次向苏联要求将新疆划为苏联领土。四十年代,纳粹德国进攻苏联,盛世才转向投靠国民党中央政府,迫使苏军和专家撤出新疆,不甘心退出新疆的苏联当局开始策划侵略和分裂中国,在新疆鼓动分裂和武装斗争舆论,并在境外组织培训武装人员,支持新疆分裂武装准备暴动。

  1944年11月7日苏联国庆日这天,苏联支持的分裂分子在新疆制造伊宁事变,同时大批未穿军装的苏军及从苏联运来的火炮、军机非法潜入新疆境内,与分裂武装一道进攻中国守军,期间分裂武装屠杀大量中国人。11月12日,分裂分子建立所谓东突厥斯坦共和国,苏联给予大力支持,1945年6月,苏共中央政治局作出决议,派遣500名红军军官和2000名红军士兵入侵新疆支持分裂武装,所谓的三区革命得到苏联在政治军事经济,从物质到精神的全面支持,新疆险些成为被苏联控制的殖民地,直到1946年事件才逐渐平息,但是新疆已经埋下东突分裂势力的种子,后患无穷。

  苏联对新疆的侵略占领与苏军非法出兵占领东北一起,成为迫使中国政府承认外蒙古独立和给予苏联东北特权的交换筹码,苏联对中国的武装占领和侵略给中国政府造成巨大压力,迫使中国向苏联做出巨大让步,在日本投降前一天签订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接受苏联提出的几乎全部要求。

 

  3,非法出兵东北并违约,实属侵略

  苏联对中国抗战支持的最大支持是在日本败局已定的投降前几天匆忙出兵东北歼灭关东军,长期以来苏联出兵东北的功劳被夸大,作为中苏并肩作战抗击日本法西斯的典范。固然不能否定苏联出兵东北对打败日本起到了一定作用,与日军作战的死难苏军也要获得应有的尊重,但这些掩盖不了苏联出兵东北及后来所作所为的侵略实质。

  1931年日本侵占东北后,扶植的傀儡政权伪满洲国没有获得中国和绝大多数国家承认,仍为中国合法领土。苏联出兵东北是美英苏在雅尔塔会议上背着中国确定的协议,中国没有参加会议,协定未获中国正式同意,中国也也没有允许苏军出兵东北。苏联最终确定出兵东北,是在日本广岛和长崎刚被原子弹轰炸,败局已定的情况下匆忙作出的决定,当时驻扎东北的日本关东军已是强弩之末,兵力被抽调很多,战斗力大大降低,所以苏军攻打关东军势如破竹,没有付出太大代价便占领东北全境。

  苏联出兵东北对抗战胜利实属锦上添花,苏联以最小代价获得最大利益。苏联出兵占领东北后,东北成为被苏联武力控制的筹码,给中国政府造成极大压力,非常担心苏军赖着不走,西部还有苏联支持分裂中国的所谓新疆三区革命给中国造成巨大的压力,外蒙古被苏军长期控制,为保住东北和新疆不被苏联长期侵占,也为了让苏联不支持中共,不干涉中国内政,已经被八年抗战折腾得羸弱不堪的中国政府在日被迫在日本投降前一天签订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中国对苏联的让步超出雅尔塔协定的范围,允许外蒙古公投独立,苏联重新获得在沙俄时期攫取的中东铁路和旅顺大连特权。

  苏军占领东北后,不像解放者,更像侵略者,大肆抢掠、强奸,东北人对苏军的印象甚至比对日军还坏。日本用十几年时间对东北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财力,加上东北人民的辛勤劳动,东北在抗战末期已经建设成一个工业,农业,文化等多方面都比较发达的新兴地区,这些财富理应归中国所有。但苏军却把中国的财富当做战利品抢走或就地破坏,保守估计,苏军在东北的抢劫给中国造成的损失约为20亿美元,满洲各种设施有百分之四十被运走,百分之四十被拆卸破坏,只有百分之二十无损失,苏军的抢劫破坏毫不亚于一场大规模侵略战争,美国总统顾问鲍莱称,苏军的行动已将中国工业发展拖后一个世代。

  苏军占领东北后,如同在东欧所做的一样,很快在东北各地重要位置修建苏军纪念碑,为自己歌功颂德,光是黑龙江就有二十多座,长春的苏军纪念碑更是树在城市的最中心位置,纪念碑造型霸道,许多人认为这是对中国人的侮辱。苏联解体后,东欧及前苏联一些加盟共和国的许多苏军纪念碑被当地政府和民众拆移、破坏,相比之下,中国的苏军纪念碑是保存得最好的,连埋葬沙俄侵略者的大连沙俄公墓都成了文物保护单位。

 

  4,侵占外蒙古,肢解中国,使外蒙古成为事实上的苏联殖民地

  苏联策动外蒙古独立,并长期在外蒙古非法驻军,全面控制外蒙政权和社会,本身就是对中国的严重侵略。抗战末期苏联通过非法出兵东北和侵略新疆,又迫使中国政府签订不平等条约承认外蒙古独立,继续使外蒙古成为苏联事实上的附庸国和殖民地,是更严重的侵略行为。

  1727年的中俄布连斯奇条约确定中俄北部边界,外蒙古在这条边界以南,是中国的合法领土。1911年辛亥革命后,沙俄策动外蒙独立,1913年中俄宣言承认外蒙是中国的一个封建自治区,后来蒙古也承认属于中国,1919年北洋徐树铮率军收复蒙古和唐,后被俄白军击败退出,之后苏军进入,1921年扶植建立蒙古政权,1924年改称蒙古人民共和国。苏联违背《中苏解决悬案大纲协定》,侵犯中国主权,建立外蒙亲苏傀儡政权,苏联对外蒙实现全面的殖民政策,苏军长期非法在蒙古大量驻军直至苏联解体后。外蒙古的性质和日军控制下的伪满洲国类似,中国政府一直不承认外蒙的独立和苏联在外蒙驻军。

  1945年初的雅尔塔会议上,苏美英三国背着中国签订秘密的雅尔塔协定,牺牲中国领土主权,使苏联成为最大获利者,规定战后外蒙古的现状必须予以维持,要求中国将中东铁路,大连旅顺的特权交给苏联。日本投降前几天,苏军未经中国同意非法出兵占领东北,加上苏联对新疆的侵略,使得中国政府更加被动,不得不在日本投降前一天的8月14日签订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中国对苏联的让步大大超出了雅尔塔协定,外蒙不止可以维持现状,还允许公投独立。10月,外蒙古在苏联控制下举行全民公投,通过了独立决议,1946年初,中国政府正式承认外蒙独立。

  蒙古独立后,作为弱小的内陆国,除中国外只有苏联一个邻国,只能继续接受苏联的控制,加上没有了中国的保护,外蒙古沦为名义上独立,实际被苏联全面控制,主权极少的苏联殖民地,至少是广义上的殖民地。蒙古长期被国际舆论称为苏联第十六个加盟共和国,国家发展受到苏联的刻意压制,被定位为苏联的原料供应地和驻军要地,直到苏联解体时仍然很落后。

 

  (六)苏联侵华给中国带来的巨大伤害

  中国付出惨重代价获得二战胜利国的名份,却因为苏联对中国的侵略扩张变成实际上的大输家。中国作为二战反法西斯同盟国竟然被盟国肢解,丧失国土170多万平方公里,英美对苏联的绥靖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而最大的黑手和受益者就是苏联。

    可怜中国在抗战中死伤数以千万计军民才把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却被来自北方的另一个法西斯侵略者苏联趁火打劫,夺取了胜利果实,并很快又导致中国爆发另一场大规模内战,导致无数生灵涂炭,贻害无穷。固然不能忘记苏联对中国抗战的支持和与日军作战而失去生命的苏军,但苏联出于自身利益考虑对中国抗日战争的支持,与苏联对中国巨大的侵略伤害相比,是芝麻与西瓜的区别。

  苏联侵华以较小的代价大获全胜且从未向中国道歉,不但使中国丧失大片领土和无数财富,还给中国人造成了巨大精神打击,屈辱感和不平等感几乎深入到骨髓中,这与对日本的感情大相径庭。因为种种原因,主流媒体多年来经常利用历史上列强侵华,主要是日本侵华的历史来激发国人的民族主义情感,却对苏联侵华这一重大历史事件讳莫如深,几乎没有勇气面对。

  中国领土唐努乌梁海被强行并入苏俄后,毫无独立自由,外蒙古只是名义上独立,实为苏联殖民地,苏联在文化、军事、政治等全方面控制蒙古和唐努乌梁海,实行苏联式专制制度,使两地成为苏联的原料供应地和军事缓冲区,社会各方面发展受到严重阻碍,至今仍处于落后状态。

  苏联和沙俄在从割占中国的远东则实现种族灭绝政策,用大量移民的俄罗斯人逐步替代原先居住的中国人,典型例子就是沙俄1900年制造的海兰泡与江东六十四屯惨案。更大规模和更不为人知的种族灭绝,是苏联三四十年代在远东的大清洗,屠杀约30万左右华人,其中包括大量从中国进入苏联的抗日人士。在凤凰卫视的一部凤凰大视野记录片中,海参崴的俄罗斯科学院远东分院历史考古民族学研究所所长拉林教授亲口说:“1938年,所有来到远东的亚洲居民,中国人,日本人,朝鲜人都被杀害了,据1989年的统计,这里,整个远东,在我看来只有为数不到两千中国人”。

  还有观点认为,苏联对中国侵略的扩张还包括长期误导和干涉中国发展道路,毒害中国的人精神文化,导致中国走了巨大的弯路,付出惨重代价,贻害至今。而苏联在1991年自动解体后,包括俄罗斯在内的所有加盟共和国都抛弃了那些曾大量输出到国外的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

 

  (七)正视苏联侵华历史,避免重蹈历史覆辙

  近现代历史一再证明,中国与俄苏结盟或合作,最后都以中国对俄国割地丧权,关系破裂告终,与俄苏结盟的中国政权,要么倒台,要么元气大伤,受伤害最大的还是国家和人民。第二次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时期,满清为了争取沙俄支持,竟被迫割让给沙俄150多万平方公里土地。

    甲午战争后,李鸿章与俄罗斯签订中俄密约引狼入室,让沙俄在东北修筑用于控制和掠夺中国的中东铁路,条约签订后没几年,1900年沙俄就出兵侵占东北数年并攻入北京,连中俄密约俄文版都被俄兵从慈禧太后卧室抢走,不久后满清垮台。日本投降前一日与苏联建立的同盟关系很快破裂,这次中国损失外蒙古,唐努乌梁海被苏联非法吞并,最后苏联还是严重违约,导致国民党丢失大陆政权,国民党痛定思痛,推动了联合国大会控苏案,宣布《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作废,不再承认外蒙独立,但是为时已晚。

    中共建国后迅速与苏联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对苏联实行一边倒政策,经过十年左右后同样关系破裂,两国一度兵戎相见,苏联成为当时中国最大的敌人,中国开始实行联美抗苏战略,这才使得国家摆脱困境,逐步走向正常化。因此有学者认为,近代历史表明,联俄政策就是亡国之策。

  时至今日,俄罗斯不但仍然占有沙俄与苏联侵华的绝大部分成果,沙俄与苏联侵华历史还被视为英雄史诗传诵,侵略者被当做英雄对待,如俄罗斯五千面值的卢布上印着穆拉维约夫塑像,正是这个人迫使中国签订丧权辱国的《中俄瑷珲条约》,割占中国外东北100万平方公里富饶土地。日本对侵略历史的反省与德国相比是多和少的区别,但相比起苏联和俄罗斯相比则是有和无的区别。

  斯大林领导苏联对中国的侵略扩张中国获得大片土地和利益,给中国人民带来巨大灾难和损失,如果中国继续选择性失明,刻意掩盖这段给中国带来极大损害和灾难的苏联侵华历史,不但不会让中国获得世界的真正尊重,未来还会重蹈覆辙。

  中国有句成语叫不堪回首,但这只是形容往事的残酷,回忆起来痛苦,不是真的不回首,正因为痛苦,教训深刻更不应忘记,为的是不再重蹈覆辙,这是种族安全和生存的本能智慧,忘记历史意味着背叛,意味着历史悲剧将重演,只有纪念那段无法回避的屈辱历史,让人民获得历史真相,才能吸取惨痛的教训,避免历史的悲剧再次重演。

  中国不能继续奉行双重标准,选择性遗忘历史,因为打败了日本侵略者,就大规模宣传和纪念抗日战争,甚至为争夺抗战功劳大打口水仗,拍摄大量虚构的抗战神剧,另一方面却因为输给了苏联,就对苏联侵华历史刻意淡化甚至掩盖,这不但是对苏联侵华死难者和抗苏英烈的不尊重,也是对日本侵华死难者和抗日英烈的不尊重。中国应研究和公布真实的苏联侵华历史,重新评价抗战时期中苏关系史,苏联在二战与中国抗战中的合理地位,更要理性认识和对待当今的俄罗斯,争取建立真正健康平等的中俄关系,避免重蹈历史覆辙,这是中国不容推卸的责任。

资中筠:有多少人以爱国为名行祸国之实

2015-12-24 晓丽有话说

 

家国情怀、忧国忧民,和对“道”的承载,依然存在于一部分人中间,现在转化为对严重的时弊和改革倒退的忧虑、对普世价值的追求,还有拒绝遗忘,追寻和揭示历史真相的努力。这些在进入耄耋之年的老人中特别强烈,同时在中青年中仍不乏有志者。主流媒体以外的报纸、杂志以及论坛,如雨后春笋,此起彼落,前仆后继,承载了当代优秀思想和探索,加之网络对冲破禁锢、活跃思想的作用,构成一道闪闪发光的文化风景线。

但是毋庸讳言,多数青年学子的家国情怀日趋淡薄。其原因是现在个人命运不一定与民族国家紧密联系,可以“用脚投票”,而且出路与才能成正比。合则留,不合则去。人才国际流动是大势所趋,无可非议。同时,正义感与理想也为现实的功利所淹没。如果说,前三十年的思想改造主要是为威武所屈,那么现在有话语权的上层精英多为富贵(名利)所淫,而多数尚未站稳脚跟,忙于为稻粱谋者,则可以说是为贫贱所移。多数人并非良知全泯,但感到无力和无奈,而抗拒则立即失去很多,于是选择与种种明知非正义的“潜规则”或“明规则”妥协。

自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中叶的留学生主要是“偷天火”,企图回国进行启蒙,改变黑暗、落后的现状;今之留学生则是主要为自己找更好的出路,如果选择回国来发展,大多不是改造社会而是被改造,一部分甚至成为维护现状的吹鼓手。士林已无共识,即使有,也各人自扫门前雪,形不成道义的压力。少数有所坚守,进行了抗争的,受到迫害时往往孤立无援。有识者所忧虑的社会危机都是长远之事,至少目前还能在歌舞升平中苟安于一时,何苦自寻烦恼?

至于主流文化,一切新老传统的特点中唯有颂圣文化如鱼得水。当下的“颂圣”不一定表现在直接颂个人,而是颂“盛世”。在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因经济增长迅速而国际地位空前提高,相当多的知识分子在收入和社会地位上是得利者。在此情况下,直接或间接“颂圣”表现为新特点是:以各种“理论”维护现有体制,否定必要的改革,为显而易见的弊病——特别是当前严重的社会不公和弥漫性的腐败——辩护。

一部分所谓“文人”在因颂圣而名利双收中不但堕落到无耻的地步,而且已经超越了起码的人道底线。以至于汶川地震中出现“纵做鬼,也幸福”和“含泪劝家长”那样的“作品”丑闻,此举招来网上一片骂声,但是并未引起“舆论哗然”,他们感受不到任何压力。那位文化明星依然为主流媒体所追捧,频频以“大师”面貌亮相。实际上这种“颂圣”充斥于媒体乃至日常生活,人们对此习以为常,已经麻木,只不过那两位的言论发生于国殇之际,特别引人注目而已。

古之颂圣还有真诚的一面,出于对某种纲常的认同。今之“颂圣”多数言不由衷,明知其非。在大会、小会上一本正经地说,大小笔杆子成本大套地写的内容,在茶余饭后私人之间却是讽刺讥笑的话题。人人都做两面派,丝毫没有歉疚感。古之欺君是大罪,今之“君”似乎有意需要被欺。古来帝王还相信以史为鉴,可知兴替,所以史官还有一定的写真事的空间。今之官史不但不发扬“以史为鉴”的优良传统,却着力于屏蔽真相,伪造历史,拒绝反思。这一点对青年一代毒害尤甚,使他们对当代事、近代史完全无知,对古代史严重误读,重新陷入蒙昧。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进入21世纪以来,或者更早,各种版本的极端国家主义思潮大行其道。有的表现为“国学热”,有的表现为直接排外、仇外,有的借近几年经济增长之力自大狂,真以为中国可以拯救世界;有的重新肯定古今一切“传统”(例如所谓三个传统——儒家、[1949年以后]前三十年、后三十年——一并继承,就是不提1840年以后那一百年),有的公然倡导“政教合一”,还有赤裸裸地恢复已经被拉下神坛的领袖的神话和崇拜,大造神像,等等。极端国家主义否定了百年来洒满无数先烈鲜血的谋求民族振兴的道路,甚至否定近三十年的改革。所有这些论调,殊途同归,落脚在质疑或反对普世价值,把“社会主义”嫁接到专制皇朝,通过美化古之帝王(包括暴君),颂今之“盛世”。

百年近代史上,每逢改革到一定程度,需要向民主、宪政的道路转型的关键时刻,总有以“国粹”抵制“西化”的思潮出现,以“爱国”为名,反对社会进步,行祸国之实。而这种言论总是有一定的迷惑力,因为它能打动国人一种敏感的情结——即“五千年辉煌”与“百年屈辱”,把一切不满转向洋人。

所以,以“反洋”为旗号的,无论理论上如何不合逻辑、如何歪曲历史,无视客观现实,在表面上却常占领道义制高点,同时为当局所鼓励,至少默许。在位者以“××亡我之心不死”(过去是“帝国主义”、“帝修反”,现在是“境外敌对势力”)来掩盖施政的缺失,压制国内的不平之鸣;摇旗呐喊者以虚骄的对外的“骨气”,掩盖实质上与权势的默契和“颂圣”。

上述“含泪劝家长”一文,用的借口也是家长维权讨个说法,就要为“境外敌对势力”所利用,罪名吓人。这种论调动不了国际霸权主义一根毫毛,只能掩护国内的贪腐权势集团,误导善良的爱国者,抵制改革,阻挠中华民族走人类共同的进步道路。此种思潮再次进入主流文化,则改革头十年思想解放的成果又将遭毁灭性打击,社会不进反退,中华民族可能付出沉重的代价。

赫鲁晓夫:这恶棍活着就无安宁

 

2015-12-24 马双有 光冕传媒

斯大林去世后,贝利亚的车子刚离开别墅,米高扬就对赫鲁晓夫说:“贝利亚到莫斯科抓权去了!”赫鲁晓夫冷冷答道:“只要这个恶棍还在,我们都不会感到自己是安宁的!”本文摘自共识网,作者马双有,原题为《赫鲁晓夫是如何弄死贝利亚的?》。
苏共高级领导人,长期担任内务人民委员部首脑的贝利亚

贝利亚是苏联斯大林时期的杀人恶魔。在他当政时期,无论是战功显赫的元帅、将军,还是位高权重的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只要落到他的手下,必然是死无葬身之地。斯大林去世后,惶惶不安的赫鲁晓夫历尽曲折,除掉了贝利亚,并由此揭开了清算斯大林罪恶的序幕。

贝利亚也有光荣而显赫的历史。他1899年出生于格鲁吉亚一个农民家庭,1917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21年起先后担任过阿塞拜疆肃反委员会副主席、格鲁吉亚和外高加索政治保卫局主席,1931年任格鲁吉亚党中央第一书记、南高加索边区第一书记。1934年当选联共(布)中央委员,1938年起任苏联内务人民委员。在卫国战争中,任国防委员会委员、副主席。1945年被授予苏联元帅军衔。战后任苏联中央政治局委员、部长会议副主席,1953年任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兼内务部长。就在他政治生涯达到顶峰的时候,突然被赫鲁晓夫揪住,抛进了人生的深渊!

那么,贝利亚究竟犯了什么罪呢?为什么被世人称为“杀人恶魔”呢?

贝利亚1938年接替叶若夫担任苏联内务人民委员。他从叶若夫手中接管了上千件判处了极刑但尚未执行的案件。一个负责任的领导对这些人命关天的案件原本应当认真复查,予以甄别,但是,贝利亚一件也未复查,统统予以枪毙!

 

此后,他在斯大林支持下,制造了大批冤假错案。1939年至1940年,他领导的内务部逮捕了许多党和苏维埃的工作人员、作家和科学家。他们中的大部分人都因莫须有的罪名被处以死刑。例如,国家政治保卫局老干部克德罗夫,和他在内务部工作的儿子于1939年初给斯大林写了几封揭发贝利亚的信。贝利亚闻讯大怒,先将他的儿子逮捕枪毙,又将克德罗夫逮捕下狱,罪名是间谍和反对苏联。苏联最高法院对此案进行了审理,认为克德罗夫完全无罪。但贝利亚对此审判不予理睬,在1941年10月擅自将克德罗夫枪决,然后补办了所谓“死刑判决书”。

1939年至1941年,他领导的内务部在比萨拉比亚、乌克兰、白俄罗斯以及波罗的海等地区进行了大量逮捕,致使许多监狱人满为患。恰逢德国入侵,犯人来不及转移,更无法审判,贝利亚竟下令将这些“犯人”统统就地枪决。死者的尸体由于太多,来不及处理,只好抛尸荒野。

1943年到1944年,有6个少数民族被指控背叛苏联,内务部竟将这6个民族统统赶出他们的故乡,流放到中亚或西伯利亚。有许多人在流放途中冻饿而死。这些民族是卡拉恰伊人7.5万、卡尔梅克人13.4万、车臣人40.76万、印古什人9.2万、巴尔卡奴人4.27万、鞑靼人20万。对这一严重侵犯人权、强制民族迁移的恶行事件,斯大林肯定要批准,但贝利亚要负很大责任。

1949年到1951年,贝利亚有制造了“列宁格勒案件”。中央政治局委员、部长会议副主席兼国家计委主席沃茨涅夫斯基,党中央委员、中央书记库茨涅佐夫,党中央候补委员、俄罗斯联邦部长会议主席罗季奥诺夫,党中央候补委员、列宁格勒州委第一书记波普科夫,列宁格勒市委第二书记卡普斯京等人,于1950年以莫须有罪名被判处死刑。不久,列宁格勒州委第二书记巴达耶夫,州执委书记哈里托诺夫,国家安全部驻列宁格勒全权代表库巴特金、克里米亚州委第一书记索洛维约夫等人也先后被处死。据统计,因“列宁格勒案件”被处死的干部有200多人,被撤职、遭迫害的各级领导有2000多人。

与此同时,贝利亚还制造了“犹太人亲美阴谋家团”案件。红色工会国际前主席洛佐夫斯基,著名戏剧家米赫尔斯,国家领导人莫洛托夫、安德烈耶夫和加里宁三人的夫人,都遭到逮捕、审判、

贝利亚滥杀无辜,制造了无数的冤假错案,罪恶累累,罄竹难书,广大干部群众对他恨之入骨,但是在斯大林眼里却是战功赫赫,忠诚不二的心腹,他的地位因之不断蹿升。在1952年苏共第十九次代表大会上,他被选入党中央主席团常务委员会,成为党内第三号人物,而且实权很大。赫鲁晓夫说:“没有贝利亚。什么事情也不能决定下来。如果你事先没有得到贝利亚的支持,你甚至不能向斯大林报告什么;如果你当着贝利亚的面向斯大林报告什么,而预先没有通过他,那么他一定会提出各种问题和反驳使得你的报告在斯大林心目中一无是处。”因此,实际上贝利亚成了仅次于斯大林的第二号实权人物。

此外,他到处培植自己的亲信,在一些要害部门安插自己的党羽,监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活动,准备时机一到,夺取党和国家最高领导职务。西方曾有人预言,在苏联权力金字塔的尖端,只能容得下一个人,或是斯大林将贝利亚打倒,或是贝利亚将斯大林搞掉,或是两个人同时从塔尖上跌下来。

换言之,即贝利亚对斯大林的地位构成严重威胁。有人猜测说,贝利亚希望斯大林健康,可以长期做他的保护伞;也希望斯大林早死,或者搞掉斯大林,以便自己早日将最高权力抓到手,掌握自己的命运,防止无数的受害者找他算账。笔者认为,这是危言耸听的一种说法。当时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已到了无人企及的顶峰,成了神圣不可侵犯的尊神,贝利亚有那个贼心也没那个贼胆。他盼斯大林早死,但绝不可能搞掉斯大林。但是,除了斯大林之外的任何高级领导,他都可以眼都不眨地将他搞掉!

于是,苏联一批党和国家领导人,还有17个加盟共和国的领导人,还有无数的干部和群众,时常陷入惶惶不安之中。他们对贝利亚咬牙切齿,却是敢怒不敢言。他们都知道,贝利亚如果坐上头把交椅,他们肯定会面临一场灾难!他们都盼望着这个杀人恶魔早日垮台,受到审判;但他们又知道,此人掌握着内务部大权,到处都有他的爪牙,更有斯大林撑腰,谁也动他不得!

只有赫鲁晓夫在暗中窥视着、等待着,磨砺着刺向恶魔的刀子!

1953年3月1日,斯大林突发脑溢血躺在地板上不会言语,人们立刻找医生抢救,党中央要求人们轮班守护。据斯大林的女儿斯特维兰娜回忆:“当时党中央主席团的成员都是眼泪汪汪的,只有一个人除外,那就是贝利亚。他激动万分,他那张本来就使人厌恶的脸,此刻因膨胀起来的欲望而变得歪扭不堪。他有着强烈的欲望:他图虚荣,残暴,狡猾,他需要权力。在这责任重大的关键时刻,他竭力控制着自己,不要狡猾过头,也不至于不到火候!”赫鲁晓夫在回忆录中也说:“斯大林一发病,贝利亚就在旁边兜来兜去,对斯大林口吐怨言,还嘲弄他,听之简直不堪入耳!”

3月5日晚9时50分,统治苏联30多年的斯大林终于去世了。在人们悲伤之时,贝利亚竟然非常振奋,他高声喊道:“赫鲁塔廖夫(司机),来车!”然后将主席团其他成员撂在别墅里,扬长而去。斯大林的去世,为他这位真正的“二把手”爬上苏联最高权力顶峰打开了大门,而名义上的“二把手”马林科夫、赫鲁晓夫,都该见鬼去了!

欣喜若狂的贝利亚回到家里,就被妻子兜头浇了一瓢冷水。她没有一丝喜悦,而是忧心忡忡地劝道:“你不要得意忘形!你得罪了那么多人,你就不怕吗?你就不担心你和全家的生活吗?”贝利亚不断安慰妻子:你的担心是多余的,斯大林一死,我的权力更大,舍我其谁!妻子却痛心地说:“拉夫连季,你怎么自我安慰都没用,你的好日子到头了。过去别人看在斯大林面子上容忍你,现在,完了!”

事实证明,贝利亚妻子的担心是富有远见的。假如贝利亚在妻子的斥责下能幡然醒悟,立马到赫鲁晓夫和马林科夫那里低头认错,表示辞职,把以前的冤案都推到斯大林头上,尤其是和赫鲁晓夫搞好关系,也许还能保住性命和官位。可惜,历史是不能假设的。贝利亚的狂妄、残忍和冷酷,终于把自己推到了正义力量的对立面。这个对立面的关键人物就是赫鲁晓夫。

在斯大林病危期间,一次,赫鲁晓夫和布尔加宁一块在斯大林病榻前值班。赫鲁晓夫悄悄对布尔加宁说:无论如何也不能让贝利亚当国家安全部长,如果他掌握这个权柄,就是我们的末日来临了!布尔加宁对此表示同意。

斯大林去世后,贝利亚的车子刚离开别墅,米高扬就对赫鲁晓夫说:“贝利亚到莫斯科抓权去了!”赫鲁晓夫冷冷答道:“只要这个恶棍还在,我们都不会感到自己是安宁的!”

不出所料,贝利亚在斯大林去世后极短时间内,迅速发展自己的势力,将其心腹安插到许多重要岗位上,并通过内务部将许多重要部门控制在自己的手里,加强了对首都及其附近军队的领导。同时,他还通过他领导的克里姆林宫及苏联政府官员、中央主席团委员的警卫人员,加强了对苏联高层领导的监视。一旦需要,他可以迅速将对手置于死地。

赫鲁晓夫敏感地觉得危险将要来临,为了避免危险,他觉得只有先下手为强,在贝利亚动手之前,迅速将其干掉!

 

赫鲁晓夫首先找到老资格的领导人莫洛托夫。莫洛托夫曾讲过反对贝利亚的话,而且莫洛托夫的夫人曾被贝利亚逮捕、关押过。赫鲁晓夫毫不顾虑地说出了自己的看法。莫洛托夫当即表示,完全支持赫鲁晓夫,并建议道:“贝利亚是非常危险的,因此我想,我们必须采取措施,甚至是更极端的措施!”于是二人商定对贝利亚采取拘留审查的措施。当时他们认定的“极端措施”,就是拘留审查。

但是,对贝利亚这样的大人物实行拘留审查,没有大多数主席团成员的同意是不行的,而其中的关键人物就是马林科夫。此人名义上是斯大林的接班人,为了体现“集体领导”,他把第一书记让给了赫鲁晓夫,自己任部长会议主席和中央主席团会议召集人。平常和贝利亚的私交不错。但是,没有他的支持,搞掉贝利亚就十分危险。

豁出去的赫鲁晓夫找到马林科夫,大胆地吐露了自己的看法,并严肃指出:只要贝利亚还在党和国家领导人中间为所欲为,手中还掌握着保安机关,大家都会面临危险的境地。况且,有几个特种师部队不知为什么正向莫斯科集结,如果动手晚了,后果不堪设想!

马林科夫虽然和贝利亚私交不错,但是贝利亚的飞扬跋扈,又使他认为贝利亚对自己是个严重威胁。他担心早晚有一天贝利亚会对自己下手,将大权夺去。他同意了赫鲁晓夫拘留贝利亚的提议。此后,赫鲁晓夫和马林科夫又分别找了卡冈诺维奇、布尔加宁、伏罗希洛夫、别尔乌辛等人,打通了他们的思想,取得了他们的支持。这样,除了米高扬以外,中央主席团所有成员都同意把贝利亚除掉。

谁来执行抓捕贝利亚的任务呢?赫鲁晓夫为此煞费苦心。这可不是一般的罪犯,派几个警察就手到擒来。抓捕这样一位位高权重、广有翼羽的党和国家领导人,还绝对不能用保安部队(就如同中国的华国锋逮捕“四人帮”还不能用汪东兴的中央警卫团一样),因为他们一直是受贝利亚指挥,其中有不少指挥官是贝利亚安插进来的。唯一的办法就是派军队来执行这一艰巨任务。

赫鲁晓夫等人经过极为慎重的挑选,先找了空防司令莫斯卡连科等5位将军,这几位将军居然都同意执行这项任务。后来又找到国防部副部长兼陆军总司令朱可夫,这位战功显赫的元帅爽快答应。加上原来的5位将军,一共有8位将军一位元帅领受了这项任务。

一切布置完毕,单等中央召开一次会议,在会议上逮捕贝利亚。

1953年6月26日上午,苏共中央召开部长会议主席团和中央委员会主席团联席会议。朱可夫按照约定,带领一名将军和几名荷枪实弹的士兵,在主席团会议室门外等候,到中午13时,听到里面铃声一响,马上冲进去抓捕贝利亚。

可是,时间到了13时5分,铃声还没响;到了13时15分,铃声忽然响了。朱可夫和莫斯卡连科立即冲了进去,疾步走向贝利亚。朱发现贝利亚面前放着公文包,怕里面有武器,立刻扑上去一把推开公文包,同时抓住贝利亚的手,厉声喊道:“贝利亚,你被捕了!”贝利亚跳起来喊:“康斯坦丁诺维奇,怎么回事?”朱可夫命令他不准说话,把他带了出去。

那么,在13时15分之前,主席团会议室发生了什么冲突呢?

赫鲁晓夫在回忆录中是这样描述的:在那次会议上,贝利亚一坐下来,便靠在椅子上发问:“今天讨论什么问题?为什么这么仓促?”马林科夫正在犹疑,赫鲁晓夫用脚踢了马林科夫一下,低声说:“你宣布开会,我来发言!”马林科夫脸色苍白,连嘴都张不开了。赫鲁晓夫不等马林科夫讲话,立刻站起来说:“议程上只有一个问题,就是讨论关于帝国主义间谍贝利亚的反党活动!”

 

坐在赫鲁晓夫身边的贝利亚大吃一惊,他抓住赫鲁晓夫的手惊慌地问道:“干什么,尼基塔?你在咕噜咕噜什么?”赫鲁晓夫说:“你马上就会知道的。”接着就开始历数贝利亚的条条罪行。他说,“可以断定,他绝不是一个共产党员,他是一个出于个人主义目的的钻进党内的野心家。他的傲慢自大令人不能容忍,他在党内的所作所为绝非一个忠诚老实的共产党员所能做得出的!”

气愤之极的贝利亚要求发言辩驳,而其他几位大员紧接着赫鲁晓夫的发言,不给他一丝机会;一声声尖刻犀利的批判,如同一阵阵排炮打向惊慌失措的贝利亚。“排炮”还未停止,赫鲁晓夫就说道:“我有一个建议,把贝利亚开除出主席团和党中央,开除出党,并送交军事法庭。同意的举手!”

赫鲁晓夫第一个举手,在场的其他人也都跟着举了手。贝利亚傻了眼,去抓自己的公文包。赫鲁晓夫一下子抢过公文包,说道:“办不到,你老实点!”紧接着,赫鲁晓夫按了一下电钮,朱可夫和几位军官冲了进来,遵从赫鲁晓夫的命令,将贝利亚抓了起来。

赫鲁晓夫的回忆和朱可夫的回忆略有出入,大同小异。但贝利亚是在中央主席团会议上被逮捕,这个重大事件却是无可置疑的。

逮捕贝利亚之后怎么办呢?据赫鲁晓夫介绍,贝利亚被交给空防司令莫斯卡连科,在空防司令部的一个防空洞里由武装人员严密看守。与此同时,中央主席团更换了总检察长,调来了边防部队替换了原克里姆林宫的保卫人员,逮捕了贝利亚的亲信、同党和几乎所有加盟共和国内务部机构的首脑。

1953年7月2日至7日,苏联共产党召开了中央全会,并于7月10日发表了公报:

“苏共中央全会,在听取和讨论了马林科夫同志代表中央委员会主席团所做的关于贝利亚为了外国资本的利益,破坏苏维埃国家,阴谋把苏联内务部置于苏联政府和共产党之上的反党和反国家罪行的报告之后,决定撤销贝利亚的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的职务,并把他作为共产党和苏维埃人民的敌人开除出党。”

第二天,即7月11日,苏联各报纸刊登了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公告:

“鉴于在最近期间发现贝利亚有为了外国资本的利益而破坏苏维埃国家的反国家罪行,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在审议了苏联部长会议关于这一问题的报告之后,特决议:

一、解除贝利亚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职务和苏联内务部长职务。

二、把贝利亚的罪行案件提交苏联最高法院审理。

1953年12月18日至23日,苏联最高法院特别法庭秘密审理了贝利亚案件。被告人除了贝利亚外,还有贝利亚的同伙:前苏联国家保安部长、后任国家监察部部长的麦尔库罗夫,前苏联内务部司长、格鲁吉亚共和国内务部长德卡诺佐夫,前苏联国家保安部副部长、后任苏联内务部副部长的科布罗夫,前格鲁吉亚共和国内务部长、后任苏联内务部司长的戈格利泽,前苏联内务部司长、后任乌克兰共和国内务部长的麦西克,等。特别法庭的审判长是苏联元帅科涅夫,审判员是全苏工会理事会主席史威尔尼克,苏联最高法院第一副院长泽伊京,大将莫斯卡连科,莫斯科州委书记米哈伊洛夫,格鲁吉亚工会理事会主席库查夫,莫斯科市法院院长,苏联内务部第一副部长鲁涅夫。

审讯在秘密状态下进行了6天。给贝利亚判定的罪名是:

——背叛祖国,为外国资本家利益服务,组织了一帮反对苏维埃国家的叛国阴谋分子,目的是利用内务部的机构来反对共产党和苏联政府,把内务部放在党和政府之上,以便夺取权力,瓦解工农苏维埃制度,使资本主义复辟,并恢复资产阶级的统治。

——在国内战争时期,就开始了叛国活动,跟外国情报机构建立了秘密联系,后来继续维持并扩大了与外国情报机构的联系。斯大林去世后,加紧了反苏叛国活动。开始策划夺取权力,把阴谋集团成员安插在重要领导岗位上。

——用诬告、暗算和各种陷害办法来对那些妨碍其阴谋活动的人,进行恐怖迫害,利用内务部机构犯下许多严重罪行,目的是杀害共产党和苏维埃事业的正直的、忠实的干部。

——道德上极其堕落,进行自私自利的罪恶活动,滥用职权……

最后特别法庭判决贝利亚等7人极刑——执行枪决。并没收他们的财产,取消军人称号和奖章、勋章等。该判决为终审判定,不得上诉。

但是,贝利亚究竟是怎么死的,却是众说纷纭。有人说,在6月26日的会议上,贝利亚企图反抗,被朱可夫当场击毙。有人说,贝利亚是在家中被打死的。还有人透露,贝利亚当天是被抓走了,但他没有活到上法庭就被处死了。12月在法庭上受审判的,可能是贝利亚的替身,云云。但不管怎样,贝利亚肯定是被处决了,而且死得很惨,这是毫无疑问的。

现在看来,当时苏共中央公布的贝利亚的罪行材料,最高法院判定的种种罪状,免不了有一些添枝加叶的不实之词,比如“复辟资本主义,恢复资产阶级专政”、“为外国资本家利益服务”、“和外国情报机构秘密联系”、“反对共产党和苏维埃”等等,一看便知是为了彻底扳倒他,硬按的罪名,是一种政治策略。但是,他追随斯大林制造了无数的冤假错案,滥杀无辜,心狠手辣,血债累累,却是不争的事实;当时的以赫鲁晓夫为代表的绝大多数高级干部和广大基层干部群众,对他恨之入骨,必欲除之而后快;赫鲁晓夫顺应人心,费尽心机将其除掉,是为苏联人民办了一件好事而不是坏事,是立了一件功劳而不是罪过。

写到这里,文章本来可以结束了,但我担心有纰漏,欲在网上搜一些文章看看。我打开“百度搜索”,搜看一下有关“贝利亚”的最新材料,忽然发现一些令人惊讶的内容——贝利亚不仅在斯大林逝世前功劳卓著,德高望重,而且在斯大林去世后,也做了大量好事:他为大批冤假错案平反昭雪,释放了大批囚犯;进行了一系列机构改革,限制内务部各部门的权力,严令内务部人员依法办事;反对斯大林的专断作风和个人崇拜,等等,简直是斯大林之后独一无二的的英明正确的化身。而赫鲁晓夫等人为何要收拾贝利亚?就因为他们这些高级领导在斯大林时期也制造了不少冤案,他们害怕贝利亚追究他们的责任,所以要联起手来除掉贝利亚……

看到这里,大为震惊!这些材料整个颠覆了苏联的历史!但这是真的吗?贝利亚在当政的几十年里杀人如麻,作恶多端,斯大林一去世就马上“立地成佛”了?斯大林在1953年3月去世,贝利亚在6月即被逮捕,在这短短3个月内能办这么多好事吗?何况在这三个月内,赫鲁晓夫等人一直在和贝利亚做你死我活的斗争,赫鲁晓夫、马林科夫、莫洛托夫这些最高领导人一直朝着贝利亚磨刀霍霍,贝利亚竟还能如此大刀阔斧搞这么多改革?赫鲁晓夫是通过审查贝利亚的案件,发现了斯大林的罪证,三年以后(1956年)才敢冒着风险揭露斯大林的个人崇拜,贝利亚竟能在斯大林刚一去世就敢批判斯大林的专断作风?贝利亚变得这么好,无疑是蒙冤而死的,后人还不早就给他平反了吗?

这些材料难以置信!我估计,很可能是某些人,或者是贝利亚的后人,为了给其平反,故意编造或虚构一些事实。这些材料在信息时代广为传播,很容易混淆是非,误导受众,掀起历史虚无主义的迷雾。

2012年,俄罗斯最高法院经过审理,作出判决,拒绝为原苏联克格勃头子贝利亚平反的要求;认定1953年苏联最高法院对贝利亚的死刑判决是合法的。

中国的国有就是权贵所有

 

国有资产被称为“全民所有”的财产,许多人也一厢情愿地相信,国有就是全民所有,维持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有利于全民福祉,为之奔走呼号,而与有荣焉。国有资产因为这种“社会利益”顺理成章得到了优越的地位,哪怕它运行得再糟糕,也不能加以质疑。

但这是一个绝大的误解,无论在哪个国家,国有资产都绝非全民所有的财产。

一、国有经济暴力剥夺了全民的所有者权利。

二、 所有者权利是所有者依据自己的意愿支配财产的权利。很显然,全体人民对国有资产不享有这种权利。

比较一下私企和国企。私企,比如一家公司,由股东自愿将自己所有的财产投资设立。是否出资、出资数额等完全是自愿的契约行为,不是暴力下的被迫行为,也不受少数服从多数之类规则的限制——不愿意出资的人,绝不会成为这家公司的股东,哪怕这家公司有十三亿股东。股东根据自己的意愿订立契约,对所有权设置限制,以服务于公司的运营目的。公司对股东财产的使用,不得违背这种契约。公司违约时,股东有权退出公司,并要求赔偿。股东有权依照契约收回投资或转让投资,以及决定公司的存续和终结。可见,公司在建立和运营期间,股东都可以凭自己的意愿支配自己的财产,这就是所有者权利。

国有企业全然不同。国企的建立基于税收、没收、征收等行为,无一不是凭借暴力剥夺原所有者的财产,全然不顾及所有者的意愿,暴力的因子根植在国企的血脉之中。一旦被剥夺了所有权,原所有权人与财产的纽带就此断裂,失去了行使所有者权利的基础。原所有权人既不能决定要不要建立某家国企,建立什么样的国企,建立后何种情况下终止,也不能依自己意愿收回或转让投资,或追究国企的违约责任。

二、由代议机关或全民来行使国企的经营权也于事无补。

有人认为,将国企的经营权交给名义上人民的代议机构来行使可以解决全民的无权问题,甚至认为,选民应该直接经营国有企业,比如决定垄断性国企的产品或服务的定价(全民投票决定春运票价),以体现全民所有制的特点。先不说以上方案是否可行,即使可行,也丝毫改变不了国企非全民所有的性质。

1,所有权的性质是一种排他性的权利,每个人独立地行使所有权,不受民主投票或任何他人意志的制约。每个股东都可以决定是否出资,是否转让出资。显然,代议机构或选民无法行使这种权利。如果每个人都可以决定自己是否对国企出资,出资多少,那国企就自然而然消失了。国有企业,其本质即是强行剥夺人民财产,再强加在每个人头上的抽象“所有权”。

2.代议机构或选民不可能承担所有者的权利和义务。代议机构不会对国企的盈亏承担个人经济上的后果,国企赚钱,议员们不能决定分配利润进自己的口袋,国企亏钱,也不损失自己的分毫财产。而真正的股东盈亏皆是自负。因此,代议机构行使所有者权利是一种僭越。

选民同样不能象股东那样自负盈亏(他们已没有了所有权)。国企赚钱,不能分配,即使纳入社保,其实质和直接征税纳入社保也没什么区别,都是剥夺财产所有权之后的再分配。退一万步,用国企盈利给全民发红包,也不可能根据出资份额分配利润,仍然是再分配行为;国企亏钱,选民也不遭受损失(财产在被剥夺时已经全部损失),如果国家另行征税来弥补国企亏空,那是再一次对人民剩余财产的剥夺。

苏联密档暴林彪座机在赤塔掉头南飞

 

 据俄方公开的前苏档案证实,1971年林彪乘座256号班机,在当时从山海关起飞,越过中蒙边界,到达蒙古人民共和国境内。当时并没有如中方所认为的那样,就在温都尔汗坠落。并不是这样!而是越过了温都尔汗,直接飞向苏蒙边界赤塔市附近时掉头,返回中国。在返回途中,坠落于温都而汗东北苏布拉噶盆地。

        那么中国人为什么一直不提及林彪在赤塔上空转弯返回中国一事呢?原来这与当时中国的雷达技术落后有关。因为当时中国的雷达只能探测到120公里范围。但是当时苏联的雷达则能全程地监视256号班机的飞行。于是,当中方从雷达上看到256号班机在120公里 处温都尔汗以南从雷达上消失时,就想当然地认为它坠毁于温都尔汗了。而根本不知道飞机实际上还有一段掉头返回的过程。
        按照中国人习惯认为的那样,林彪是叛逃。如果真是这样,那么他绝对不可能掉头返回中国。因为按照众所周知的理由,林彪是暗害毛泽东的凶手,他在国内肯定呆不下去了,但林彪不顾这一切却要返回中国。这不是自投罗网吗?这不是一个真正的叛逃者作的事。

        这样我们就不得不重新思考这一历史疑案了。根据这些最新资料,既然林彪不可能暗害毛泽东。而许多证据表明林立果的小舰队参与了暗害毛泽东的行为,那只能说,是林立果策划暗害毛泽东。也许还有叶群。但不会有林彪。
        那么林彪为什么要从山海关起飞呢?一个唯一的解释是,林彪当时已经重病在身,他显然是被叶群和林立果强行扶上飞机的。而从现有的证据来看,不管是向周总理索要飞机,还是其它种种策划,都只见到叶群和林立果的身影。而绝没有林彪的影子。是叶群以林彪的名义向周总理索要飞机。而有人听到林立果在跟什么人说,从山海关到苏联伊尔库斯克能不能飞到。这说明林立果还有叶群在策划这一事件时是经过精心考虑的,他们显然已经准备了足够的汽油,而根本没有想到返回。

         人们众所周知的,1970年国庆节上林彪从天安门城楼上不辞而别,现在看来并不是因为赌气。而是由于生病,实在撑不下去中途回家的。
   于是,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当时的情形。林彪是被叶群和林立果劫持上飞机的。林立果叶群等人劫持林彪准备飞往苏联伊尔库斯克。他们事先对此事做了充分的准备,机油足够飞往伊尔库斯克。但当飞机接近赤塔上空时林彪显然醒悟过来了,然后命令飞机返回。于是飞机重新掌握在林 彪手中了。这一事件的证据就是,在飞机坠毁后人们发现林立果尸体发现于飞机的后半仓。这充分表明,林彪在夺走林立果的飞机控制权后,惩罚了林立果,命令他在后半仓待命。

现代中文文盲学习班

 

网友云

本人近来身体欠佳,身体状况如江河流水日见低下,一天不如一天。痴呆之症日见加重。现已发展到讲话词不达意的状态。因此,昨天报名,参加现代语言文盲痴呆学习班学习,希望有所疗效,能改善现状。报名时老师给我出了三道题,要我回答,看有没有现代语言表达障碍。
第一道题:现在开会怎么讲?我答:我活了六十年,开会就叫开会。老师说:错,应该叫论坛;
第二道题:现在瘦弱怎么讲?我答:瘦弱就是身体瘦体质弱。老师说:错,应该叫骨感;
第三道题:现在包工头怎么讲?我答:包工头就是小工程项目的负责人。老师说:错,应该叫项目经理。
老师说:你已经有严重的现代语言表达障碍了,说话词不达意,已经是思想疆化,知识退化,臟器老化,等待火化的人了。现在出一些练习题给你做,可能对你有好处。呜呼,悲哉!哀哉!吾年已古稀,还没有学会讲话。可见痴呆之严重也!
练习题:
单位现在怎么讲——叫机构;
集体现在怎么讲——叫团队;
目录现在怎么讲——叫菜单;
计划现在怎么讲——叫路线图;
领导现在怎么讲——叫老板;
秘书现在怎么讲——叫小秘;
地主现在怎么讲——叫大耕家;
资本家现在怎么讲——叫企业家;
暴发户现在怎么讲——叫土豪;
农民工现在怎么讲——叫外来建设者;
盲流现在怎么讲——叫犀利哥;
妾侍现在怎么讲——叫小三;
半老徐娘现在怎么讲——叫资深美女;
嫁不出去现在怎么讲——叫剩女;
男同性恋现在怎么讲——叫同志;
女同性恋现在怎么讲——叫闺蜜;
八卦新闻现在怎么讲——叫秘闻;
桃色新闻现在怎么讲——叫绯闻;
奸情现在怎么讲——叫劈腿;
嫖客现在怎么讲——叫性需要者;
妓女现在怎么讲——叫性工作者;
胖妞现在怎么讲——叫小月月;
大嘴婆现在怎么讲——叫凤姐;
贪官污吏现在怎么讲——叫老虎苍蝇;
减肥现在怎么讲——叫塑身;
滋补现在怎么讲——叫养身;
用餐现在怎么讲——叫饭局;
甩手跺脚现在怎么讲——叫广场舞;
痛快现在怎么讲——叫爽歪歪;
发疯现在怎么讲——叫非理性亢奋;
争论现在怎么讲——叫对话;辞职现在怎么讲——叫跳槽;
关系密切现在怎么讲——叫零距离接触;
同捞同煲现在怎么讲——叫资源共享;
意见合一现在怎么讲——叫共识;
你我受益现在怎么讲——叫双赢;
传经布道现在怎么讲——叫心灵鸡汤。
群友们校友们,就象我们这样的几十年的深情关系,现在也叫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啦!

[惊讶][坏笑][呲牙]

苏联的昨天与中国的今天

——读史散记

作者:唐大善人

1991年12月17日,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与俄罗斯总统叶利钦迫于当时苏联人民反共的强大呼声和强烈要求,共同宣布苏联共产党为非法。
  “马列主义这一套荒谬绝伦的邪说经过俄罗斯七十多年的试验,从理论到实践都是彻底失败了,并用历史事实证明马克思主义是彻头彻尾祸害人类的谬论邪说。前苏共暴君斯大林为要奴化全人类自己做共皇,在世界上贫穷落后,文盲众多的民族和地区以饿死俄罗斯人民的血汗钱培养当地流氓恶棍文痞政客组织GCD,为推行这个极权暴力恐怖的社会制度给不少国家造成内战,饥荒与极大的罪恶和灾难,世界任何角落只要出现GCD就把烧杀,掠夺,暴乱,篡国夺权,血流成河带到哪里。为此我们在克里姆林宫真诚地向全世界受害人民和国家赔礼道歉。现在郑重宣布:(一)前苏联GCD所有大小组织全部解散,从即时起原GCD任何活动都是非法并要受到法律制裁;(二)一切参与政变暴乱的党徒立即到指定机关自首登记等候处理;(三)没收苏联GCD全部财产为俄罗斯国家所有”。
  叶利钦:共产主义是人民的悲剧。我认为共产主义在苏联国土上试验了70年,是人民的一场悲剧!遗憾的是这个主义发生在我们国家!共产主义只是一个美丽、愚蠢的乌托邦,虽然还有些国家虚伪地坚持,但是我相信这些国家的人民会慢慢发现这个事实的!
  雷日科夫(苏联原总理)在反思苏共执政期间的实际状况时说:无论在报纸、新闻还是讲台上,我们都是谎话连篇。我们一面沉溺于自己的谎言,一面为彼此佩戴奖章。而且所有人都在这么干,从上到下,从下到上。

         苏联体制本就是一个逆向淘汰,鼓励人变坏的的体制。越是坏人得到的奖励越多,越是好人越是饱受欺凌。苏联体制下的人自然会变得越来越坏。好的制度让鬼变成人,坏的制度让人变成鬼。

           戈尔巴乔夫一个人就能将五百万苏联军队、两千万苏共党员、三亿苏联人民出卖了?为什么苏联人民不站出来反对戈尔巴乔夫,反对苏联解体?

相反,苏联解体前曾经发生过一次“819政变”。1991年8月19日,一群苏联高官,副总统亚纳耶夫、总理帕夫洛夫、国防会议第一副主席巴克拉诺夫、国防部长亚佐夫、内务部长普戈、克格勃主席克留奇科夫,等八人宣布成立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软禁了戈尔巴乔夫,行使国家全部权力。反对派叶利钦发布演说,号召全体苏联人无限期罢工同政变者斗争,命令所有的军队回到驻地。政变只持续了三天,很快就失败了。

很显然,西方的渗透、戈尔巴乔夫卖国,这都不是苏联解体的真正原因。看看苏联解体时,苏联人民并没有站出来表示反对。苏联人民还同试图阻止苏联解体的政变者进行斗争,就明白苏联解体的真正原因是什么了。苏联已经失去了人民的支持,人民已经抛弃了苏联,人民希望苏联解体,这才是苏联解体的真正原因。

 

苏联体制的特点与弊病

苏联体制简单起来用一句话来概括:党管一切、一切听党的,党拥有一切、人民一无所有。

政治上:从最基层的农村村委会、城镇的街道办事处,再到上层的镇、县、市、省、中央,一级一级的官僚体系一竿子插到底,牢牢的控制着社会。消灭了其他的政党,一党长期执政。社会中的各种非政府组织,宗教团体、学术团体、慈善组织,要么被取缔,要么被控制。参政议政、选举被选举、游行、集会、罢工、请愿,民众的各种政治权力也被取消了。

经济上:私有企业、私有土地被收归国家。除了民众家中仅有的一点点财产,政府拥有了几乎社会全部财产。工人和农民在政府控制的国有企业、集体农庄中工作。取消了市场,所有的经济活动都按照政府的指令运转。

思想上:私人媒体被取缔,只有党办的媒体,报纸、电视台。私立学校要么被取缔,要么被改造成了公立学校,被各级校委教委控制着。民间宗教团体要么被取缔,要么被官办教会取代,要么被各级统战组织控制着。旧的意识形态被否定了,党的理论成立新的真理。党有自己的理论体系,有自己的宣传工具,牢牢掌握了话语权,强力的灌输着党的意志。民众无权反驳,无权质疑,只允许听党的话。

一个形象的比喻,苏共就像一只大章鱼,它的触角伸入到了社会的方方面面,一切都被它的触角牢牢的掌控着,政治运作、经济生产、私人生活、人大脑里的意识。

苏联和中国古代的王朝有许多相似之处,非民选体制、一级一级官僚体系管理控制着社会、立一种思想为国教强迫人们信仰。只是苏联体制控制的范围更广、控制的程度更严。苏联体制是人类历史古往今来控制最严密的极权体制。中国古代的王朝,受制于当时的交通和通讯,政权的触角只能达到县一级,县一级以下农村依然是传统宗族自治。所谓“封建不下乡”。相比这个庞大帝国,数以亿计的人口,王朝对于社会的干预也很有限,一般只关心几件事:不要造反、按时交税、维护社会秩序、司法断案、灾荒救济。

看起来无比严密、坚不可摧的苏联体制其实有着其致命的缺陷。

 

五大弊病

一:官民对立

苏联体制下,人民代表只是一个幌子,被代表的人根本不知道自己被谁代表了。官员是上级任命的不是人民选举的,人民也没权力监督官员、罢免官员。人民也没权力任命政府、监督政府、罢免政府。官员和政府的利益不受制于人民,那么政府和官员为什么要为人民服务?为人民服务能有什么好处?人民不能给我官当,不能升我的官,又不能撤我的官。人民人数再多也不过是一大堆零,一万个零加起来还是零。一个简单的常识,街头的大妈为你服务,给你擦皮鞋,你还要给大妈钱。不给官员任何好处,官员为什么会无偿的为你服务?

苏联政府拥有的权力太大,人民的权力太小接近于零,官员可以没有底线的侵犯人民的利益。斯大林的大清洗,屠杀、关押、流放了上千万人。苏联体制下党管一切,所有的领域都在官员的掌管下,官员可以从所有领域来侵犯人民的利益。一个下放到农村的女知青想回到城里生活,必须要村长同意,村长可以借机强奸女知青。人民的利益受伤害的程度越深,受伤害的范围越广,官民对立的程度就越严重。苏联解体前,苏联科学院做的调查“苏共代表谁”,结果85%的苏联人认为苏共只代表公务员、官员的利益,与自己无关。

二:腐化堕落

大规模的腐败发生需要四个条件:

1:追求享乐的天性。

如果人人都像甘地,只需要一块粗布围着身体,自己织布就能满足,这个世界就不会有腐败。但没有什么人是特殊材料制造的。也许某一些人某一段时间能抗拒享乐的诱惑,但是绝大多数人终究难逃被享乐所俘获。

2:非民选体制。

民选体制下,官员要由人民任命,还要被人民监督,还要提防被人民罢免。官员处处受制于人民,被戴上了紧箍咒,不得不老老实实的为人民干活。非民选体制下,官员既不是人民选举产生,人民也无法监督官员,罢免官员。官员为什么要为人民服务?为人民服务有什么好处?为人民服务成为了一句空喊的口号。官员不会为人民服务,只会用手中的权力为自己服务,用权力来追求腐败与享乐。

3:拥有巨大的权力。

权力是腐败的资本,要腐败还要有权力。一个农民想要腐败,也没人请他吃饭喝酒,送钱送礼。苏联体制下,党管一切,党拥有一切。在这种一元权力体系中,所有的权力都归于政府,归于官员。官员掌管着社会的方方面面,手中握有的权力很大,这自然容易产生腐败。反腐最容易的不是抓腐败分子,而是消减政府权力。没有权力自然没有腐败的资本了。但要想统治者放弃减少手中的权力等于与虎谋皮。

4:缺少监督和制约。

民选体制下,腐败成了过街老鼠人人喊打。有民众、反对党、独立的舆论来监督官员,有独立公正的司法来惩罚官员。而在苏联体制下,这些都没有。苏联体制下反腐只有依靠官僚体系自己监督自己,自己约束自己,自己反自己的腐,行得通吗?最后的结果肯定是监守自盗。

极权体制下没有谁会真正的反腐。绝大多数官员腐败,如果都将这些腐败的官员惩罚了,会动摇统治的根基。把天下的贪官都杀了,还有谁来帮朕管理这个国家?朕的江山不就垮了。反腐更多时候是打击那些过于腐败的官员,希望其有所收敛,害怕过于腐败会导致政权的不稳。也希望借反腐来缓和民众的一些不满。

人生来就有的追逐享乐的天性;非民选体制下官员不受制于人民,官员只会为自己谋利;官员手中握有的巨大的权力成了可以腐败的资本;缺少监督和制约,可以放心大胆的腐败;四者结合在一起是产生腐败的根源。

这种根本性的制度缺陷导致苏联、中国历代的王朝,都无法遏制腐败。统治者对腐败存在着一种矛盾的心理:只准我贪不准你贪,只准大官贪不准小官贪,只准小贪不准大贪。他们希望将腐败保持在一个适度的水平,既能腐败又能江山永固,这样就能永远的腐败下去。问题在于,人心贪婪的欲望一被打开就无法控制,欲壑难填,人们想要更多更多。腐败的官员成了堕落的毒虫,作恶的先锋,将整个官僚体系蛀得千疮百孔,制度坍塌,法令全无。买官卖官,交相贿赂,官以贿得,刑以钱免。

中国古代的王朝“封建不下乡”,民间有很大的自治权力和官僚体系是有一定隔离的,多多少少能够抵御官僚体系渗透进来的腐败。而苏联体制下,整个社会完全如同一个大机关,民间已经纳入了体制内,腐败可以无缝连接从政府渗透进民间。腐败会很快从政府渗透进民间,渗透进社会的每一个细胞,每一个毛孔。整个社会将完全的腐化堕落。任何领域,任何个人只要稍微有一丁点权力,就会竭尽全力,无所不用其极,用尽各种方式为自己捞取利益。

支撑社会运作的法律和道德很快坍塌。整个社会失去了价值观,没有是非黑白,没有善恶对错,一切唯利是图,物欲横流。只要有钱有权,黑的也可以变成白的,驴也被说成马。一向认为人类最后一片净土的大学校园,也存在着各种肮脏的潜规则。一直被认为社会良心的知识分子,结果文人无耻比娼妓尤胜。导师把学生安排到自己公司上班,美其名曰实习,其实学生不过是导师不要钱的奴隶。女生为了考试性贿赂导师,贪图钱财被导师包养。老师诱奸学生,用学术经费开房。自主招生、考试加分也成了勒索考生的借口。知识分子相比大众有更高的知识素养,本应该成为一个社会道德的孤岛。当一个社会的知识分子堕落了,整个社会就彻底没救了。

在腐败的社会,无权无势的普通民众自然无法腐败,反而还是腐败的受害者。国家的财富如同一张大饼,想要吃多点,就找老百姓那份下口。老百姓成了唐僧肉,人人都想啃一口。每次强拆的背后就是低价强买。用各种手段法律、暴力,赤裸裸的抢夺他人财富罢了。社会失去了法律的制裁和道德的约束,越是凶狠残暴卑鄙无耻的人越是猖狂得志,越是善良老实的人越是被欺压。贪官甚于强盗。人民饱受欺凌自然引起强烈的不满,人心尽失。

三:教条僵化

僵化可以分为体制的僵化和思想的僵化。

体制僵化的原因在于没有外部力量的修正和官僚体系自身的缺陷。

西方有句谚语:要感谢那些批评我们的人,他们在指出我们的错误。民选体制下,民众可以集会、游行、罢工来发泄自己的不满。反对党死死的盯着执政党,时时刻刻准备批评执政党。媒体对政府的指责也很严厉,甚至是刻薄。从人性的角度出发,这些批评肯定让人很不舒服。但恰恰是这些批评帮助了执政党,一可以帮助执政党发现改正错误,二可以时时刻刻监督让执政党不敢松懈,三可以让执政党不断的发现修正自己不合理的政策。苏联和中国历代的王朝,大家都报喜不报忧听不到民众不满的声音,反对党也不存在了,舆论也是一片歌功颂德 “江山永固,天下太平”,也没有换届选举的担忧。没有外部力量来影响到执政者的运作。

执政者的官僚体系,自身又有其严重的缺陷。苏联、中国历代王朝、它们的组织结构都是一级一级的官僚体制,层层控制,上级下达命令,下级服从执行。这种组织结构的优点是执行力强,缺点就是只知道机械的服从。其次,它们制定了各种详细的规则要求遵守服从。它们的企业文化就是:强调服从,反对思考,反对改变。随着时间的流逝,整个体制逐渐失去了活力、创造力、变化革新的能力,越来越僵化。

思想的僵化的原因:

塞进脑中的教条。

如果民众个个都如梁山好汉充满反叛精神,“路见不平一声吼,该出手时就出手”,一个社会总有许多不满,民众四处反叛,统治者光凭借武力镇压,也疲于应对。统治者要给被统治者套上一个精神枷锁,来麻痹、软化民众的反抗意志。任何一个政权都需要一种理论来支撑。在这种理论的解释下,这个政权是合法的、正义的,人民应当拥护这个政权。反对、质疑这个政权是错误的、危险的、不道德的、是乱臣贼子,人人得而诛之。

统治者将这种理论改造成教条塞进民众的大脑,让民众迷信和盲从。民众对统治者所说的越深信不疑,越容易统治。中国古代的王朝把儒家学说立为正统,儒家学说的三纲五常“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令子亡,子不得不亡。”统治者再不对,人民也不应该反抗。中古时代的伊斯兰教神权国家说:苏丹是安拉在大地上的影子。反抗苏丹就是违背真主的意愿。

统治者不允许人思考。

一个人开始思考,思考的自由统治者将无法控制。思考者可能发现教条的不合理,提出质疑,这威胁到政权的稳定。思考者可能会批评政府的错误,让政府难堪。明朝思想家李贽质疑儒家学说,提出不能“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李贽被打入大狱,割喉自杀,成了自己思想的殉道者。李贽被杀不仅是一个学术问题。儒家学说已经成了维护皇权的工具,李贽质疑儒家学说威胁到了皇权。李贽也很清楚这一点,他给自己的著作取名《焚书》《续焚书》,知道自己的思想肯定不容于统治者的。专制统治和自由思想是截然对立的。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首先就是焚书坑儒。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只允许人们信儒家那一套“君臣父子,三纲五常”。明朝朱元璋夺取政权以后,就设立八股文来桎梏人的思想。清王朝,即使被称为明君的康熙、雍正、乾隆,也大兴文字狱,恐吓控制人的思想。这是统治者的阶级本性决定了的。

“相信就升官发财,不相信就是反革命,坐牢枪毙”的淘汰机制,强化了教条的力量。

四:臃肿低效

苏联体制下的官僚体系有两大特点,一是规模非常庞大,二是效率极其低下。臃肿庞大,效率低下。

苏联体制下,官僚体系的规模非常的庞大。

一:政府要管的事非常的多。美国政府一般只提供一些公共产品,国防、治安、司法、行政服务。苏联体制下党管一切,一切都要归党管,政府要管理的领域,要管理的事情比美国要多很多。政府要管的事越多,自然需要更多的人更多的部门,官僚机构的规模非常的庞大。

美国的企业属于私人,亏钱赚钱都是企业股东的事,国家只关心收税。苏联体制下,企业属于国家,国家自然要管,这就需要设立各级国资委,每个企业还要设立一个党支部。美国的电视台、报纸都是私人所有,苏联体制下这些都是要占领的舆论阵地,自然又需要设立各级电视台、中宣部来管。美国言论自由思想自由,苏联体制下这些都要管,这就需要养一大群网络评论员来引导舆论。政府还要管计划生育、抓超生、追罚款、男人上环、女人结扎。政府还要管户籍制度、办暂住证、外来人口子女入学问题。在台湾乘坐地铁不需要检查物品。大陆地铁人人都要检查物品,这自然又需要起码几十万安检员。

二:管的方式也不对,喜欢大包大揽。苏联体制下,政府习惯任何事情都自己做,认为只有自己做才能牢牢的掌控。美国政府很多产品和服务都是从市场采购,既减少了政府的规模,又利用市场竞争提高了效率。

美军的许多飞机、坦克、都是私人企业研发制造的。美国也有很多私人修建监狱,然后出租给政府使用。美国也有很多赏金猎人,帮助追捕逃犯。台湾有许多的摩托车,政府委托给合格的摩托车修理店,来检测摩托车尾气,颁发合格证。苏联体制下,汽车检测只有去车管所,浪费时间和生命去排长龙。美国各大城市的电力、天然气、自来水也是和私人企业签订长期的供货合同。苏联体制下,也产生了很多名义上的电力公司,天然气公司,自来水公司,其实也不过是换来个招牌的衙门。

矛盾的地方就在于,官僚机构规模非常的庞大,管事的人和部门都很多,而效率却非常的低下,该管的事情却没管好。为什么会这样?

1:非民选体制下政府机构本就不会为人民服务,自然没有努力把事情做好的动力。

2:管理的领域太多,要管的事太多,超出了政府的能力范围,根本管理不过来,力不从心。

3:依靠一套僵化的官僚体系来管理如此复杂多变的社会,根本不适应。假如一个人户籍在重庆,人在北京工作,想要结婚生小孩,要办许多的证件,单身证明、准生证。这都需要从北京跑回重庆,来回几次。现在已经是互联网时代,为什么就不能异地办理?因为僵化的体系不会变化革新。

4:官僚体系本身就效率低下。即使在发达国家,和私人企业相比,政府机构的办事效率依然经常被人批评。

5:工作让人感觉累,不快乐,人的本性就是不喜欢工作。民选体制下,选民、舆论、反对党不断的监督和抱怨,鞭笞政府,用鞭子抽着政府把事情做好。苏联体制下没有选民、舆论、反对党来监督,自然没有做好工作的压力,就是混日子。

6:没有竞争。在实行多党制的国家,几个政党相互竞争,你干不好就我来。竞争就逼迫执政党不得不把事情干好。干不好就会被赶下台换一个上台。社会在竞争中前进了。

7:官僚体系已经彻底的腐化和堕落。没有一点把工作做好的的责任心和动力,他们只感兴趣如何捞钱捞官和享乐。

事没管好人民不停的抱怨,政府想当然的认为是人手不够,努力的增加人手,结果官僚体系的规模越来越大。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官僚体系越来越膨胀,效率却越来越低下。根本的原因在于其体制的缺陷,投入再多的人、财、物,能转化出来有用的也太少。

五:愚昧野蛮

苏联体制注定会导致人的野蛮和愚昧。

为了把共产主义树立成新的绝对真理,传统文化被打倒、被否定。传统文化是几千年时间逐渐发展起来的,有其愚昧落后的一面,但是其能长期存在,也证明其有合乎人性的地方。共产主义只是几个理论家发明的,没有经过实践的检验。其本身有很多违背人性的地方,是和人性相抵触的。

共产主义强调的是“恨”,剥削、阶级斗争、暴力革命、造反有理。爱让一个人快乐,恨也许短时间让人酣畅淋漓,一个生活在仇恨中的人终究是不快乐的。一种让人不快乐的东西怎么能长久存在呢?强烈的灌输一旦减弱,共产主义就被人性逐出了大脑。但令人尴尬的是,旧的传统文化已经被摧残得支离破碎,新修的共产主义神殿又垮塌了,人心只留下来一片瓦砾。传统文化的精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礼义廉耻,忠孝仁爱,消失了。仇恨教育、暴力宣传却让人变成了野兽。

苏联体制的缺陷,注定整个社会腐败横行,法律和道德崩溃。一个没有法律和道德的社会如同一个巨大的斗兽场,人吃人,人害人,人整人。善良的人被当做待宰的羔羊。要想在这么一个野蛮的社会中生存下去,只有变成野兽,才能不被吃掉。苏联体制本就是一个逆向淘汰,鼓励人变坏的的体制。越是坏人得到的奖励越多,越是好人越是饱受欺凌。苏联体制下的人自然会变得越来越坏。好的制度让鬼变成人,坏的制度让人变成鬼。

教育的目的是启发人的智慧,让人学会怀疑批评思考,让人学会分析判断,让人变得聪明起来。苏联体制下,教育的目的是毁灭人。给人的脑子里塞进一大堆的教条,不允许人思考,不允许人分析判断,只允许人迷信和盲从。这种体制下人的共同特点,只知道喊口号,不知道讲道理,说话做事完全缺少理性和逻辑。不知道怀疑批判思考,只知道如复读机一样重复脑中塞进去的教条。苏联体制只会让人越来越愚蠢。

五大危机

一:粮食危机

毛统治中国时,饿死了几千万人,几十年的时间人民都处于半饥饿的状态。1962年,杨振宁在日内瓦见到父母。父亲杨武之告诉他:“新中国使中国人真正站起来了。从前不会做一根针,今天可以制造汽车和飞机。从前常常有水灾旱灾,动辄死去几百万人,今天完全没有了。”杨振宁的母亲在一旁给父亲泼凉水,“你不要专讲这些。我摸黑起来去买豆腐,排队站了三个钟头,还只能买到两块不整齐的,有什么好?”

为什么人民连吃一块完整豆腐的愿望都不能满足?按理说本不应该如此,首先国家已经没有战乱,再加上生产力的进步,种子、农药、化肥、拖拉机,粮食的产量应该大幅提高才是。即使中国古代的王朝,生产力如此落后的条件下,只要没有战乱,官员不太过腐败,没有大的灾荒,人民至少饭还是能吃饱的。梁山好汉还能大碗喝酒,大块吃肉。如鲁迅所言:坐稳了奴隶的时代。

传统农民依靠自己的经验和技术来耕种。现在一批官僚来指挥农业生产,发出了许多荒唐的指令。深耕密植,地下几米深毫无营养的死土也被翻出来,既浪费劳力,又毫无意义。农作物密集的种植,导致农作物之间相互的竞争,不能正常的开花结果。赫鲁晓夫发起“玉米运动”,决定全苏联种植玉米。但由于苏联地理条件(主要是光照)实在太差,玉米几乎不结“棒子”。大跃进,放卫星,成为了一些荒唐的笑料。

受制于以上的因素,苏联建立相当长一段时间,人均粮食产量都赶不上沙皇时代。1953年苏联小麦、玉米等粮食作物人均产量0.38吨,只有1913年沙皇俄国人均产量0.67吨的一半。

中国一直到邓小平改革开放“包产到户”,废除集体农庄,把土地分给农民家庭耕种,中国才结束了粮食危机。人还是那些人,地还是那些地,只是改变了一下落后的生产方式,一下就解决了几十年的饥饿。朝鲜没有改变其体制,21世纪的今天,文明高度发展的东北亚,朝鲜人还要靠中国每年运送数百亿元的粮食养活。如果苏联体制不改变,粮食危机会永远的存在,苏联体制会永远和饥饿相随。

二:物质危机

苏联体制国家的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穷。

一个经济体系必然会涉及到:商品的生产、交换、消费。在苏联体制下,谁生产?生产什么?谁消费?一切都按照行政指令来运转,或者说一切都按照官员的意志运转,按照权力来运转。美其名曰计划经济,本质上就是一种权力指令型经济,其弊病就在于:

1:依靠行政指令来指导经济的运转本身就是一套生产率极低的方式。假如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一个农民有一块地一年赚1万元。一群人没有房子住和农民商量,把地给我们建房子,房子建好分你几套。农民一算账,分到的房子一年租出去都能赚2万,同意了这笔交易。皆大欢喜,农民赚了更多的钱,别人也有房子住了。苏联体制下,行政指令说这块地只能种地不能建房,结果农民收入没提高,别人也没有房子住,大家都吃亏。

2:依靠一套行政体系根本无法来管理如此庞大国家。这个国家就好比一家巨型公司,有十亿雇员要生产几千万种产品,同时这十亿的雇员又是消费者,还要处理商品的生产、交换、消费。这套行政体系根本无法应付过来。可能一个农场堆满了粮食都要烂了,一个酿酒厂却等着粮食来酿酒,为什么粮食没有运过去,因为没有收到上级的命令。

3:市场中千万个参与者努力运作,相互竞争,争取效率的最大化。苏联体制下,一切已经设计好了,整个社会按照一套僵化固化的规则来运转。竞争已经被消灭了,没有人会努力的竞争,社会没有前进的动力。

4:集体农庄和国有企业由一群官僚来管理。这群官僚早已经腐化堕落,没有管理好企业的动力。官僚只是关心三件事:捞钱、捞官、享乐,那管工厂的死活。

5:人的大脑,聪明才智能创造财富。苏联体制下,人被教条僵化,丧失了创造财富的源泉。

6:任何体系都涉及到财富的创造和分配。苏联体制下,没有权力的民众在财富的分配中处于绝对的弱势。有权有势的统治者会分走绝大多数财富,无权无势的民众只能分到一点残羹冷炙。辛苦劳作的人却享受不到劳动成果,必然会打消劳动者的积极性。

苏联体制不仅导致社会总的财富少,而且普通民众能分到的财富更少。财富要由权力来分配,权力的不均会导致财富分配的不公。权力越大的人分得的财富就越多,统治者可以通过各种手段,贪污腐败、苛捐杂税,巧取豪夺来分取更多的财富。普通民众无权无势,能分得的财富自然极少,连最基本的生存都难以保证。朝鲜一边几百万人在挨饿,一边统治者还全世界购买奢侈品。绝大多数普通民众是依靠工资生活,工资占GDP比重是衡量普通民众分得社会财富多少的重要指标。大陆工资占GDP比重只有印度的一半。在贫富分化严重的国家,人均GDP也被严重扭曲。一个村子,九十九个一无所有的穷光蛋,一个百万富翁,人均GDP一万元,对这些穷光蛋又有什么意义?

苏联体制下经济的发展难以持续。社会总的财富少,再加上分配不均,统治者分得了绝大多数财富,民众只能分得极少的财富。人口绝大多数的民众必然贫穷。贫穷的大众想消费没有钱,经济的发展会缺少内部消费的推动。

前期经济的飞速发展,往往是依靠外国的投资,依靠对人力、土地这些资源的廉价利用,依靠学习外国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历一段时间高速发展以后,人力、土地这些资源已经被利用完毕,外部的先进技术和管理已经学习完毕,经济的发展速度自然会放慢。经济发展的放缓,又会导致外部投资的减少,形成一种恶性循环,最后整个经济发展停滞。

三:人权危机。

苏联体制下,每个人的人权都得不到保障。国家主席可以不经审判就被迫害死。普通民众更是命如草芥。每一场政治运动造就了无数的冤魂,被枪毙,被关押,被打入另类歧视。即使侥幸活下来的精神也饱受摧残,战战兢兢,苟活度日,提心吊胆害怕下一次政治运动的来临。斯大林的大清洗,枪毙、劳教了上千万人。毛时代无数次的政治运动,不知道杀害了多少无辜的人。

为什么苏联体制下,人权得不到保障?苏联体制下,冠冕堂皇的也颁布了许多的法律,建立了法庭。其实这一切不过是幌子罢了。法律可以任意篡改,法官不过是提线木偶。真正主宰苏联体制的运转的是权力。大案看政治,中案看影响,小案看法律。拥有权力,权贵可以作威作福。失去权力,今日的权贵,明日就能变成阶下囚。如朝鲜的张成泽。

苏联体制下,没有法律和道德,一切依靠权力运转。普通民众无权无势,他们的人权自然难以得到任何的保障。相反无权无势的普通民众还处处饱受权贵的欺凌。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

四:社会危机。

苏联体制下,党管一切,政府几乎无所不管。如前文介绍,苏联体制下官僚体系规模庞大,效率低下。党管一切的最终的结果,一切都管不好。

在政府管理的领域,问题不断的出现:

食品:毒奶粉、苏丹红、地沟油。

司法:冤案、错案、劳教、法官受贿、嫖娼和律师开房。

治安:警察殴打嫌疑人、枪杀孕妇。

环境:沙尘暴、雾霾、水污染、城市被水淹。

交通:堵车、动车相撞。

建筑:竹片代替钢筋修房、刚建设好的桥梁倒塌。

医疗:价格贵、质量差、医生和患者冲突

教育:收费贵、教育水平低劣、乱收费。

社会问题一个一个的爆发。这些问题产生的根源在于苏联体制,不对体制进行根本性的修改,这些社会问题就会不断的出现。官方大力宣传的解决问题的成绩,不过是“锯掉箭杆式”的掩饰。最后“切尔诺贝利”核电站这样重大的事故依然可能会发生。

五:信仰危机

即使控制了所有的媒体,无数的喉舌涂脂抹粉,各种宣传机构强力的灌输,想方设法制造危机转移视线,最后依然免不了信仰的危机。

道德早已崩溃,法律作为社会最后的防洪堤,司法腐败让其荡然无存。整个社会变成没有道德,没有法律,黑白不分,善恶不分,无法无天的丛林社会。没有法律和道德的保护,无权无势的普通民众自然饱受欺凌。这不得不让民众对现实产生不满和怀疑。

所谓事实胜于雄辩。宣传会影响人的认知,但现实会不断修正人的认知,让人的认知和现实不断的贴近。物质的贫穷、贫富的不均、社会问题不断爆发,自然会引起人心的不满。即使把社会宣传成天堂,也很难让一个没饭吃、没衣穿、没房住,终其一生再幸苦、再勤劳,也不过填饱肚子苟活度日,人生看不到一点希望的人对现实满意。

十问谁养活谁?

作者:公民
日前人民日报发表文章称《社保不是万能的》,此文在大庭广众之下,完全不顾事实,把民众应得的社保说成是靠政府的施舍。如此颠倒是非黑白,指鹿为马的孽论到真不多见,我很佩服你们的"勇气"。在这里我请教你十个问题,同时斗胆“敬请“贵报弄清一些最基本的逻辑常识,免得以后再出这种低智能笑话。
《一》 “我国有63%的居民认为退休养老要靠政府,仅有9%的居民认为退休自己负责。”请问人民日报:政府到底是财富创造者,还是靠全体纳税人养活的行政管理者?请问人民日报:在几千年以来,世界上有靠政府养育的国民吗?
《二》请问人民日报,贵报所说的这63%的居民到底是什么人?他们都是些自己不用上缴一分钱保费,而又可以领到比上缴保费的人多出三五倍退休金的人吗?据我所知,这部分人人数大概在3700万左右,应该没有占到63%。如果这63%是指那些一个月只能领到70块钱的老人,请问人民日报:在同样不用上缴保费的情况下,一种人一个月可以领7000块甚至更多,而另一种人一个月只能领70块,这种情况到底又是谁在养谁呢?
《三》为了减轻政府负担,我不需要政府为我养老。从现在开始,我自愿退出社保,请问人民日报:我让政府退还本人已往上缴的保费,让我自己解决养老问题,不需要政府为我操心可以吗?
《四》我国民众上缴养老金保费占国民收入的28%,高出国外同期保费三倍。为什么如此高的保费还会出现巨大亏损,这个责任应该有谁来负?
《五》据工人日报披露,我国公务员和事业单位的离退体人员,花掉了我国80%的养老金资源。请问人民日报:除了中国之外,世界上还有哪一个国家的公务员也像我国一样,自己不用出钱上缴保费,却比出钱缴保费的人多领好几倍养老金的?
《六》民众把自己的钱交给社保局保管,等自己老了再去领回以补家用,这到底算谁养谁?如果这样也算靠政府,请问人民日报:当你把钱存在银行,等需要用时再取出来,这是否也算银行来养你呢?
《七》现在中国民众谁都不愿意政府来养自己,政府为什么还要强迫民众去加入社保,硬要让自己去养民众呢?
《八》只有好吃懒做的废物才靠别人来养活,请问人民日报:你到是靠谁来养活的?
《九》计划生育好,政府来养老。请问人民日报:这到底是谁在信誓旦旦向国民许下的庄重诺言呢?
《十》现中国有3700万不用缴养老金,而且还能比别人多领好几倍养老金的人,这些人到底是政府企事业工作人员?还是普通民众?请问人民日报:这到底是国民在养政府?还是政府在养国民?
在这里我奉劝真话不敢说,谎话又说不圆人民日报一句:你该笔下积点德了!

郭于华|恶性循环突破口在于制

搜狐文化:为什么中国转型困难这么多?

郭于华:经济制度上从计划经济转向了市场经济,但是在政治体制、意识形态上并没有相应的转变,没有转变的原因是强权压制造成的巨大阻力。这必然导致中国这个巨人的撕裂,一条腿往前迈了,大踏步迈入市场经济,而另一条腿却使劲往后撇。

 

搜狐文化:如何来启动转变的按钮?

郭于华:其实今天中国的很多问题,并不是大家不知道怎么办,不知道症结在哪里。关键在于掌权者不愿意放弃既得利益。非不能也,不为也。走还是不走的问题。

搜狐文化:放开之后是不是会产生新的问题?像苏联解体之后的遗留问题依旧很多。

郭于华:一方面我们对于苏联解体的认识,主要来自于官方的宣传,到底苏联解体之后是不是就到了分崩离析,民不聊生?我觉得应该打个问号,应该有专业人士对这个问题做出说明解释,当然这也不是就一家之言,是可以探讨的。

另一方面当前对于民主化道路的妖魔化是非常成功的,维稳的力量不光来自于体制,它也是一种思路,一种思维方式,深入人心。拾废品的老头都在说:“这个社会不能乱。”

搜狐文化:“社会不能乱”这个逻辑好像很有说服力。

郭于华:但是从学理上来讲,是不是一旦民主化社会就乱了,哪个民主化的国家比极权专制还要乱,要看有没有这样的先例。所有问题不可能一下子都解决,但是至少先要释放出善意,有慢慢解决的希望,使中国社会走上一个比较良好的发展道路。没有人希望社会乱起来,乱起来肯定是老百姓最倒霉。所以现在中国应该破除这种妖魔化的东西。我概括了几个点:一个就是社会恐惧症,社会恐惧症就是对于社会上包括公益组织在内的自组织都有恐惧。如果社会自组织能够健康良好发展的话,那么它对社会的发展是有莫大好处的,对社会比较平稳温和的转型也是有很大好处的。

另一个需要破除的是“不稳定幻像”,就是把任何东西都当作不稳定因素。我们在2010年写过一篇关于社会稳定的报告,实际上就是批评这个高压维稳体制,任何社会中的动向都能给排查成不稳定因素,例如中学生对食堂伙食不满意,提出意见,也是不稳定因素。那这样就会形成一种幻象,总觉得社会只要一放松就会乱,可是你不想想你的高压锅气阀长久不打开的话,不是更危险吗?

还有一点需要破除的就是“中国特殊论”。我写过一篇文章,我们究竟有多特殊?我们特殊到什么程度,我们是人类的话,我们跟其他国家的人有本质性的区别吗?人都有一个对自由,对个人权利的基本要求。如果是人类就应该有免于匮乏,免于恐惧的自由。从这个角度来讲,没有说自由民主只适合于西方,而不适合于中国的。我觉得这个东西是一种错觉,这也是应该去破除的。

 

个人要在行动过程中成为公民

搜狐文化:如何行动呢?不可能是一直等待。

郭于华:这是等不来的,同时就涉及到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行动和意识是什么关系?因为按照现在的思路,等具备了意识才会有行动。但是实际在行动社会学看来,会给行动一个非常重要的优先地位。按照社会结构的视角来看,个人都是处在社会结构框定之中,当然会受到这个结构的制约。如果只看到这一点,作为行动者的个人就没有能动性,就是说结构给你多大空间,你才能做多少事,反过来讲没有空间你就什么都做不了。那样的话其实你就丧失了作为个人的最本质东西,因为人是有思想、有行动能力的动物。所以好社会是等不来的,怎么能够拥有这种意识呢?其实可能是在行动的过程当中意识慢慢形成的,意识和行动是一种互动、互构关系。

这个道理其实很简单,比如我今天遇到了一件事,我认为这件事不公平,这个时候我应该做什么呢?我是不是应该遵循作为人最正常的反应,受到侵害我就要主张我的权利,当然维护权利应该是在一个合法的渠道内来进行。实际上这样就是已经在开始行动了,在行动的过程当中你才会想到,为什么我的权利受损?我被剥夺了权利,为什么我还不能主张权利,甚至发个声都不行?那我自然就会想到,因为我没有作为人的最基本权利,我没有公民的权利,进而会意识到,我为什么没有公民权利?我就会去想更多的问题。所以意识和行动应该是一个并进的过程,不能说哪个在先哪个在后。一定要在我什么都知道的情况下,既懂得公民社会的理论,也知道政治学的一些概念,我才能去行动。其实很多个人就是在行动的过程当中成长为一个公民的。

搜狐文化:当前知识分子如何去选择呢?

郭于华:每个人肯定是不一样的,而且每个人都需要在一种特定的社会结构之中做出一个选择。你对自己何去何从需要有一个选择,我不是说放弃知识分子的责任,或者说为一些知识分子开脱。毕竟这都是发生在中国特有的政治体制之下。其实今天大家已经把公知这个词变成一个很负面的概念了。

 

知识分子不能加入赞美大合唱之中

搜狐文化:知识分子为什么会普遍地被污名化?

郭于华:首先要考虑公知的污名化是在什么样的制度环境当中发生的。1949年以来中国知识分子实际上是逐渐被消灭的,尤其是你想要发出一个声音的话。即使今天也是一样,包括整个教育在内的学术都不是独立的,它是在行政权力的掌控之下的。在这种情况下知识分子的自主性、主体性、独立性就变成一件很艰难的事情。知识分子当然有责任,但是我们必须在大的制度框架下来思考这个问题。如果一代又一代的学人从年轻的时候就看到,如果顺着权力要求的那些东西走的话,就会名利双收,就会混得人五人六的,如鱼得水的;而如果想要坚持自己的独立性,说出事实的真相同时还要去挖掘背后的根源呈现给公众的话,那很可能就是一个非常遭糕的下场。如果长久以往在如此背景下成长起来一代一代的学人的话,那发生什么结果就可想而知了。

但是知识分子不应该就此顺从了,还是要坚持一个学术独立的立场,独立的精神。因为作为研究者,作为知识分子,你的工作,你的本职就是求真。我们暂且不去说启蒙大众,因为所有的启蒙其实都是自我启蒙,自我觉醒,知识分子不能以一个启蒙者的身份去启蒙大众。

搜狐文化:以启蒙大众的心态去面对大众的那是布道者吧。

郭于华:你也不是救世主,不能说你去启蒙大众,你自己其实都需要启蒙的。所以知识分子的工作是去求真的,你的工作不是要去赞美的。所以有很多人批评我们社会学看不到光明,总是去看社会的黑暗面。

其实所有的进步,哪怕是一点一滴的进步、改善都能看得到,但是不必去赞美,因为份内之责。看到做得不够好的地方,要让这个社会一点一点变得越来越好,就像“啄木鸟”,看到树上有病虫要把它弄出来,而不是黄鹂鸟整天去唱赞歌唱得很好听。

 

揭示社会问题是我们的本职所在,我们不能加入到赞美的大合唱之中。已经有太多人在唱赞美大合唱。知识分子还有必要加入到大合唱之中吗?还是有很多事可以去做的,当然不是以反对作为目的的,是以这个社会能够变得更好一点,大多数人能够生活得更好一点为目标。因为民众去追求幸福的、有尊严的生活不是最正当的要求吗?

搜狐文化:当前知识分子如何去达到独立性?

郭于华:其实我觉得这当中还是会有一些误区,我们在强调学术的独立性、知识分子的人格独立时,我们常常只是更多强调其独立于权力,不能为权力唱赞歌,要坚持说出真相、见解、思想。另外一方面也要独立于市场,既不能依附权力,又不能完全依附于金钱,独立于金钱也不是那么容易的,因为人总是希望活得好一点。这种选择虽然不能完全归结于个人,但是个人也不能由此而逃避自己应该承担的责任。当然作为个人也没有权力要求别人都要达到这样的独立性。

 

文革恶果今天依旧在发酵

搜狐文化:为什么大多数人会做出偏离独立性的选择?

郭于华:我觉得80年代是一个值得去思考的年代,那是全民启蒙的一个时代。那个时候确实有一种非常开放的感觉。“文革十年浩劫”刚刚结束(当然这个浩劫并不是一下子终止,直到今天它的恶果还在发生影响),那个时候社会各个阶层都是欣欣向荣蓬勃发展,大家都心怀着希望,其实并不是那会儿的物质条件有多好,而是大家觉得这个社会终于要开始正常了,大家都觉得有盼头了。

高等教育停了那么多年,大家都如饥似渴,面对什么东西都像海绵吸水一样,吸取各种各样的思想,所以那时思想也很活跃。但是这个过程中断了,大家就开始下海“向钱看”,走入商业化大潮。不能简单地说商业化大潮就是一个坏事儿,因为它要走向一个市场经济,毕竟比计划经济要好,但是这种市场经济跟其他国家的市场经济并不完全一样的。这就要考虑它发生的一个背景,它发生在那样剧烈地中断之后,还要担心“极左”再度统治中国,大家就搁置争论先挣钱去。所以对于知识界来说商业化大潮实际上也是一个巨大的考验与冲击,一方面是权力,另一方面是市场,特别是中国的市场经济又是一个权力市场经济。在意识形态控制之下,权力和市场相结合会变得非常有力。国家暴力依然存在,又加上市场金钱的力量,这就会对个人产生更为内在深远的影响。在这种情况下,坚持学术独立是不容易的,但并不是不能做的。当然具体到每个人来讲,可能每个人的处境不一样,要在体制中生存只能按照体制的游戏规则来玩。

同时也可以看到一个很不让人乐观的前景,就是如果按照它的这套规则跟它玩,最后你一定被它玩。特立独行就要放弃很多东西,“无欲则刚”,这不是所有人都能承受得了的。所以不能去苛求所有的人都这么做,每个人都有权自己做选择,但是我们可以不断反思自己能不能做得更多一点,更好一点。

搜狐文化:如何打开这个空间?

郭于华:其实大家可能对社会空间有一些误解,好像觉得空间就是所谓的“异见”,跟敌人差不多。其实这是一个很大的误解,空间是指一个社会能够逐渐发育起来,虽然它现在发展得很慢,依旧很微薄,但是通过努力一点一点让它的影响越来越大,让空间越来越大。这绝不仅仅是几个明白人就能做成的,应该是这个社会当中大多数人的一个共同理念。

其实这个要求过分吗?一点都不过分。无非是要求社会当中的普通人、大多数人都能够享有一个基本的正常生活。不就是想要一个正常的社会吗?正常的社会不是一个绝对平等的社会,因为任何社会也达不到绝对的公平。但是一个比较正常的社会,普通人都能够在其中正常生存,拥有基本的权利和尊严。

 

当前中国常识变成异端

搜狐文化:关于“什么是正常?”可能还没有达成共识。

郭于华:其实这个共识也容易达到,也就是底线的公平:在基本的权利和机会上人人应该平等。也就是说穷人家的孩子通过自己努力最后也能向上流动,也能够获得一个比较好的社会位置,能够通过他自己的聪明才智与奋斗获得上升的机会。可是现在呢? “拼爹”,各种各样的“二代”现象,什么叫二代?二代就是社会地位向下一代传递,强者恒强,弱者恒弱。这个合理吗?当然不合理。这不都是最基本的常识吗?只要稍微正常都能理解这种常识性的道理。但是中国今天难就难在这儿:常识变成了异端。

搜狐文化:现在也有争论,但不是公共讨论,包括所谓的“极左”他们有一套自己很认可的理论,不管出于任何目的,这一套理论可能会让一批人认同,这是非常不正常的情况,而且会吸引一批年轻人。

郭于华:建国以后的教育体制实际上一直是意识形态的工具,教育成为意识形态的工具必然会产生出一代一代的“脑残”。对于很多基本的常识、基本的历史和基本的现实,他都可以视而不见。大家都说中国好几代人都喝“狼奶”长大的,阶级斗争这套思路就是“狼奶”。但是我觉得最坏的还不在于满脑子都是装的伪历史,如果满脑子都装着这些的话,一旦真相出现,完全可以把这些东西放弃,换一些东西装在脑子里头。最坏的就是脑子坏了,他对真相已经采取一个屏蔽的状态,即使历史真相在面前,他也看不到。如果真相已经呈现的话,为什么他们还不改变这种思维方式呢?关键在于他并不认为那是真相,他不会用真相去替换他脑子里的幻像。

搜狐文化:支持“极左”套路的人中是不是还有些不同?

郭于华:对他们也要具体地做一些分析,比如很多社会下层的工人、农民,有一些会怀念计划经济时代,他们很多人是根据自己的经历来做判断,许多时候是归因归错了。比如今天社会的很多问题,比如腐败问题,作为下层民众深受其害,当然他们也痛恨腐败,但是从根本上解决腐败问题的方式,一些人的理解就有问题,他们认为解决腐败问题的根本方式就是回到毛时代,回到计划经济时代,这肯定是错误的。他们不能理解今天腐败层出不穷,屡打也打不完恰恰是权力不受限制的结果。难听一点可以说这样归因是一种愚蠢,但是这种理解还情有可原,因为他们不了解真相。这就需要以一种他们能够理解的方式去告诉他们真相是什么。

但是另外一些人却不是这样,尤其是在知识界中,你是不懂吗?如果是揣着明白装糊涂的话,这就是一种恶。还有更坏的,他拿这个东西当作棍子来打压别人,这就不是蠢,这是更大的恶。因为用这个作为意识形态工具来伤害别人,其实跟计划经济时代的那种统治方式是一样的,成为它的帮凶了。退一步讲要用这个东西来谋取自己的利益都不是那么不能理解,但是你还要拿这个来害别人的话,就是不可饶恕的,尤其对所谓知识人来说,更加不可饶恕。

 

制度、文化、人性进入恶性循环

突破口在于制度

搜狐文化:一方面是戾性,另一方面是奴性,为什么在当前中国尤其严重?

郭于华:中国的问题在于制度、文化、人性进入恶性循环了,制度越有问题,人性越坏。人性当中固然有一些弱点的,但是不能归结到人性就完了,为什么中国人尤其严重呢?一定要去考虑是什么样的制度造就如此的人性,什么样的制度会把人性当中那些本来的弱点,那些恶发挥到极大?所以我们说好的制度才能造就好的人性,好的制度才能使人性当中那些善良的东西充分地发挥出来。通过人性可以看出制度的好坏。

搜狐文化:如何改变?

郭于华:制度、文化和人性是相互建构的整体。但是打破这个循环的关键点在哪里?有人说要改造传统文化,怎么改造?还有人说要使人性变得更善一些,怎么使人性变得善?突破口还是在于制度。制度改变是很困难的事情,谁会主动放弃权力?谁会主动让权力走向一个比较分散化,不是那么集中的状态?没有人会主动去做。那就需要整个社会形成推促的力量。首先大家都努力做一个公民,然后让公民社会能够比较健康的发育,形成推动制度结构改变的动力。

郭于华,1956年7月生于北京。当代著名学者。北京师范大学博士,哈佛大学人类学系做博士后研究。2000年至今任清华大学社会学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社会人类学、农村社会学、民间文化与信仰等。著有《死的困扰与生的执著——中国民间丧葬仪礼与传统生死观》、《在乡野中阅读生命》等作品。

某老板笑谈北京“装家”

北京大,什么样的人都有,北京的饭局上有一类人是纯骗子,常爱冒充国家重要部委的司局级干部,以号称能帮人办事为由头骗钱。如果骗子骗术高一点,对所冒充对象的周边情况熟悉些,能哄得一些刚认识的老板上当,真给骗子送钱办事。

还有一类人你没法说人家是骗子,只能夸人家是“装家”,超级能装。“装家”不骗,而是通过演技让老板们觉得他是大人物,人脉广阔,根基深厚,值得结交,有事肯定能办。达到这个目的是要水平的,演技要好,摆谱摆得到位,能在不动声色间征服老板,让老板拿钱来投靠,然后再拿着老板的钱运作事,一方面满老板的愿,一方面壮大自己的根基。

我见过一个“装家”,其真实身份是中央顶级单位后勤部门的一个芝麻小官,估计就是管管供暖这类的小事。这位“装家”官小谱大,在饭局上一坐,气质平静中藏霸气,风范随意中显智慧,说他是多大干部你都觉得像。我亲眼见过一个湖南老板初次和此“装家”见面,即被征服。湖南老板问“装家”在哪儿高就。“装家”答在中央为首长服务。老板来了兴趣,接着问具体在什么部门。

“装家”没急着正面回答,反问道,你们现在的省长是谁?老板答是某某啊。“装家”想了想,从名片夹里掏出一张名片道,是这个人吧,上个月我还见过他,又请我去湖南玩,实在没时间啊。老板见“装家”很随意就拿出省长的名片秀,立刻很崇拜,背看着就驼了下去,恭敬地向“装家”要电话。

我跟湖南老板不熟,跟“装家”倒见过多次,自然不会点破玄机,再说装家真没说假话,中央工作,省长名片,都是真的啊,至于你要把他想成是大高干,那是你的问题。

后来听说,湖南老板跟“装家”跟得很紧,花钱主动积极,给“装家”送了不少钱,办了不少事。老板很热情,“装家”很欢迎,只是真实能力有限,给不了老板想要的回报,让老板无比郁闷,又无话可说。

 

湖南老板嫩啊,有张省长名片就了不起啊,省长去中央办事,跟煤老板去能源部办事差不多,遇到人多的场合,名片肯定是群发嘛,闲杂人等拿一张有什么稀奇。当然老板嫩是一回事,“装家”装得特到位也是真的,那谱摆得太像大领导了。

当代北京饭局,纯骗子已经很少了,“装家”是主流,“装家”的数量也大,水平有高有低,手段不尽相同,目的和骗子近似,忽悠老板拿钱找他们办事。

除了那位中央供暖处领导把省长名片当道具,我还见过教育部收发室负责人被随行的托介绍成机要处负责人。其实他们不算狠角色,毕竟还要秀演技,还要云山雾罩地自我吹嘘,对于有些功成名就的资深“装家”,根本不用秀演技,光是那范就能把老板镇住。

有位资深“装家”,我认识他两年,都没搞清楚他在哪儿高就,但绝对相信他有料。因为他不管到那儿,外面永远有两辆好车等着,挂的车牌不是警卫局的,就是政协的,司机都是正儿八经的正团级以上军官,车里布置得也超有派,副驾驶拆了,供他坐后座时能舒服地搁脚。

这样的资深“装家”和那些没有底蕴,只有演技,办不了大事的“装家”不同,资深“装家”能镇住你,也能真给你办成大事,当然你要付出相当的代价。如果请资深“装家”帮你跑些ZF项目,利润分成很可能是他七你三。

京城最牛的“极品装家”大概数"高老大"了,他应该称得上是“装爷”了,超级能装的大爷,能镇住超级大的老板,能办超级大的事,比如拿地,搞机场建设、隧道建设之类的超级大项目。

“装爷”聊起家史时,说父亲是村长,就他这么一个儿子。小时候父亲常教育他,要时刻牢记自己的身份,别跟一般小孩们一块玩,得端着劲,记住,你是村长的儿子。

受家庭教育影响,“装爷”从小就爱装大爷,后来成为“装家界”的传奇人物。传颂甚广的一件事发生在1998年,装爷当时还是在位的领导,正和一群各省来的高级干部,在人民大会堂等着接受某领导人接见。

可能是因为南方发大水的缘故,大领导看上去心事重重,“心不在焉”地按照惯例和大家一一握手。握到装爷这里时,出意外了,大领导伸着的手跳过装爷去握下一位的手了!装爷竟然平静地看了领导人一眼,双手背后,大摇大摆地扬长而去。

大领导快七十了,当下脸就红了,说道,对不起啊,南方洪水下不去,我状态不好,怠慢大家了,向大家道歉,拜托大家也把我的歉意转达给刚才走掉的那位同志。

众人这才回过神来,既为领导人的真诚感动,也折服装爷的勇气。因为这件事,装爷在党内出了名,大家都传装爷的后台比山高,比海深,从此装爷去哪个省都是警车开道,享受领导人待遇。他也充分利用自己的名气,到处帮老板拿地盖房,或者拿一些机场建设、地铁建设之类的肥项目。

装爷有一次去某大使馆办事,在盖最后一个章的环节上,说一口流利中文的使馆老外女领导一度有些犹豫。装爷三秒钟之内就哭了,痛编自己一生如何艰难,自己如何为了做出点有尊严的事,做出非人牺牲。装爷的眼泪在飞,女领导心软了,盖了章。

敢在人民大会堂装爷,能在小女人面前掉眼泪,装爷太强,空前绝后。

在北京饭局上,还有一类人比较鸡肋,就是高干形形色色的家属们。结交吧,他们未必能给你办事;不结交吧,他们又是家属,有相当的独特性。

在高干家属团中,像儿子老婆这种级别的,追捧巴结倒也值得,至于人家肯不肯给你办事当然另说了,毕竟不是买卖。像妹妹、哥哥、表妹、表哥、嫂子、小舅子、老姨、侄子、表侄子、外甥这类亲属,真拿不准是否值得结交。

常会发生这样的事,老板跟某高干的某亲戚打得火热。在某场合,老板遇到某高干了,上去热情巴结,说我跟您的亲戚某某认识,关系特好。高干保不齐回这么一句话,哦,某某啊,我们多年没跟他来往了。

当然,高干亲属能不能办事也不全在亲疏远近,还是要看个人能力。有的人虽是高干远亲,但自身活动能力强,会来事,这种人也管用。毕竟高干下头的人,哪敢随便打电话问高干,您那某亲戚,跟您远还是近啊。

骗子、装家、高干家属团都有可用之才,关键看你眼光,看你会用不会用。北京的饭局多,可实权领导参加的饭局少,想办事,很多时候还就得靠这些饭局上的骗子、装家、高干家属团。

在北京饭局上,有一类人要千万小心,这些人有点能耐,你求他们办事,他们表面上答应,也认真开始办,实际上他们爱玩阴的,爱做局,根本目的在于让你入局,脱不了身,乘机勒索你。

爱做局的阴谋家,简称“局长”。“局长”和老板认识之后,会称自己认识某高官,很高的高官,有能力帮一切人。幼稚的老板就会说,能不能引见我认识啊。“局长”的回答很爽快,能,而且很快,你等着吧。

很高的高官真的接见老板了,很热情,老板很感动。寒暄之后,高官说道,某慈善项目进展得一直很艰难,难得你这样的企业家能站出来,愿意出力支持,我代表委员会先向你表示感谢。

老板心说,我操,原来是让我捐款来了,捐就捐吧,认识这么大的领导总要付出点代价的。老板问高官这慈善项目得多少钱才能撑起来。

高官说了个数,老板听了恨得牙直疼,又不好拒绝,只好含混着答应下来。

见完高官,老板后悔了,认识这么高的高官,其实没用,他怎么可能给你办事呢?至于捐款,不捐了,这么大的数,等于白挖了一年煤,何苦啊。

你把自己说的话当放屁,别人可未必这么想,“局长”和高官可都等着你兑现承诺呢。很快,高官见到省里的领导,聊着聊着就说到某老板号称要捐款,还主动找上门来,并亲口答应捐多少钱,但一直没动静,好多失明儿童等着呢,怎么回事,你回去给我问问。

省领导别过高官,就给办公厅打电话,交代要紧急处理诈捐事宜。省、市、县三级一把手都找老板要说法,老板还能说什么,只能说前段时间一直忙着筹捐款来着,现在终于凑齐了,今天就汇过去。

直到汇款的时候,老板这才发现,“局长”竟然是慈善项目的负责人。感叹“局长”厉害,看来高干和自己都成他做局的道具了。

有一次,我做东开饭局,一个不太熟的朋友跟我打招呼,说要请几个重量级嘉宾来。我没在意,随口说好啊。饭局六点半开始,我开着车被堵在三环上,着急火燎时,负责接待客人的助手打来电话,告诉我那个不太熟的朋友带了几个纪检部门的领导来了。

我一听觉得不对劲,这事有玄机,我是一个普通煤老板,跟纪检部门的领导本来没一毛钱关系,吃顿饭可就有关系了。万一饭桌上,领导开口求我点什么事,我到底是答应呢,还是答应呢。

我意识到我遇上做局的“局长”了,于是当机立断告诉司机,饭局我去不了了,急性肠炎发作,你负责把单买了,把客人招呼好。

江湖凶险啊!对于钱包鼓鼓,又有很多事要办的煤老板而言,尤其如此。

花絮:有些没有实质目的的饭局,会请些老首长来助兴。有一场饭局,我见到了一个省里原来的老省长,快八十岁了,走路直哆嗦,话也说得含混。

我问马鹏程,这么大年纪了,看着都快煳涂了,怎么还出来参加饭局?

马鹏程告诉我,有些老首长为官时清正廉明,老了以后,既无人脉,又无钱财。而身边一直跟着的警卫或秘书,因老首长在位时没让他们捞着什么好处,现在伺候老首长,自然有怨气。厉害的就会收拾欺负这些没权的老首长,甚至逼着老首长出来参加活动帮他们捞点外快,否则就不伺候了,知道老首长也没地投诉去。

还有一次,中石油的一个副总请客,央视二台一个知名男主持芮成钢也来了。男主持声音有磁性,人长得精神,当时正从耶鲁大学留学回来,气质很知性。饭局上聊起中东局势,这名男主持如此说道,“正如我一个非常好的朋友,美国前总统克林顿说的……”

听得我们胃都酸了。

干掉两瓶红酒后,男主持不那么端着劲了,嚷嚷着要和中石油的副总对赌,如果自己能再喝掉一瓶红酒,副总必须要给自己一张加油卡。

这兄弟开着三百万的车,为了一张两千块的加油卡,这么给力,真不知道是怎么发育的。

 

 

蒋介石民族主义观之得失/高华

研究现代史上的中国民族主义问题,蒋介石是绕不开的,蒋所处的年代内忧外患,战乱不已,蒋究竟以何种思想应对局势,其成败得失如何,颇值得研究。

一般对于民族主义的理解,包含以下两条基本要义:

一、对国家领土主权的维护;

二、对民族传统基本价值的坚持。

今天来议论蒋的民族主义,也以这两条来做为评判的依据。

一、蒋的思想资源以中国传统为主;

二、他的民族主义是防御性的,涉及政治、文化与种族。

在几十年间,作为中国实际上的最高领导人,他以中国传统思想为依靠,应对极其复杂的内外形势,不管所处的20世纪各种思潮学说如何花样翻新,蒋自己坚定不移的信条就是《大学》中的三大纲领、八项条目。

蒋说:《大学》这部书,将一切做人做事的道理,都包罗无遗,发挥尽致。所谓“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就是《大学》的三大纲领。所谓“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就是《大学》的八项条目。由内在的道智之修养,到外发的事业之完成,为一贯不断进取开展的过程,可说是本末兼赅、体用合一、修己治人、明体达用之道。

他进而认为,大之救国救民,小之个人的道德提高,只要抓住这些就可以了。

蒋非常感叹:这么好的思想,“中国不能用,所以中国国家如此衰弱,民族如此堕落,几乎在世界中成了一个落伍者”。

原先以为蒋就是说说而已,近年来蒋日记解密,始知蒋真是宋明儒学的信徒,他就说过,他从“八岁时读大学中庸,九岁读毕四子之书。在十八岁的时候,大学中庸不知道念过多少遍, 但是并不知道其中道理的重要,甚至因为革命思想发达,以为这些陈腐的东西,完全无用。直到二十八岁的时候,听到总理说大学中庸的重点,自己还不甚注意。到了三十八岁,自己一切阅历经验增加了,再拿这部书来研究,才觉得真是重要,差不多一切做人做事的实践道理,统统在内。以后至少每年看一遍,愈看愈觉得其中有无限的道理,无穷的奥蕴。直到四十八岁……自己深觉有得于心,可以自信”。

可见,他除了是行动家,还是一位道学家!随手翻翻稿本,这类言论不胜枚举:1934年5月22日,蒋记:“立国之本在于修身,建国之方在于由小而大,由近而远也。”

 

蒋毕竟是政治人物,不是学问家,他要解决面临的问题。站在他的角度,中国在那个时代有两大问题:

外患是日本;

“内患”——蒋认为是共产党。

蒋开出的药方还是:振兴中国固有文化。

对日本:

1932年5月, 蒋氏在一次讲演中称阳明心学为中国的立国精神。他说:“要知道日本所以致强的原因,不是得力于欧美的科学,而是得力于中国的哲学。他们日本自立国以来,举国上下,普遍学我们中国的是什么?就是中国的儒道,而儒道中最得力的,就是中国王阳明知行合一‘致良知’的哲学。他们窃取‘致良知’哲学的唾馀,便改造了衰弱萎靡的日本,统一了支离破碎的封建国家,竟成功了一个今日称霸的民族。我们中国人自己忘了自己的立国精神,抛弃了自己固有最良的武器……以后我们要复兴中国,抵抗日本,完成革命……就是要把复兴中国,抵抗日本的紧要武器,拿住在我们手里。”

对中共:

“我们今天对共产党的斗争,乃是文化与思想的斗争,在文化上的基本政策,是恢复民族的精神,发扬人类固有的德性;在思想上,着重心性修养与公众道德之协调一贯、良知良能的启迪,与心、物、群、己关系的调和。其精义是‘心物一体、知行一体’,我们既不偏于唯物,也不偏于唯心,对事物的观察,是物质与精神并重;对人生的理解,是思惟与存在合一。”

其成效究竟如何,要结合历史事实来评价,先说外交方面。

蒋所处的时代,列强环视中国,最主要的是面对日本侵华、苏俄压力,英美对华也是各有企图。蒋自知中国为弱国,青年时代在日本办《军声》杂志,提出对中国最大威胁的国家是日、俄、英,应特别关注西藏、满蒙。

1928年,“济南惨案”,蒋采取“不抵抗主义”,“忍辱负重”,给他留下深重的耻辱。1931年,“攘外必先安内”,但时时受到日本巨大的压力,蒋在安内攘外时期,压抑不住强烈的反日爱国立场。1934年5月20日,他在南昌飞机场就任航委会委员长的训词:“外国人是人,我们亦复是人,为什么我们有飞机、有海军、有陆军,而不能抵御人家,而人家飞机可以随便飞到中国领空内抛炸弹,他们的兵舰也可以随便开到我们的领海和内河耀武扬威,陆军要进占我们什么地方就进占什么地方,简直不当作中国是一个国家,不当作中国人是一个人,所谓人为刀俎,我为鱼肉,任凭人家予取予求,生杀予夺。”

蒋所说的欺负中国的外国,就是日本。

1933年5月14日,蒋记曰:“闻古北口新门岭死伤之大,为之魂惊魄悸,悲愤填膺,恨不能离赣北上,亲赴前线,与共生死也。”

他在给陈济棠的电报中,提醒陈注意日本在华南的侵略和挑衅,蒋说,日本“用高压手段一举逼我屈服。最低限度,必欲消除我全国反抗之气焰,除陆续调兵增援,压迫关内,企图占领黄河流域,扶植反国民党之新政权,以资为傀儡外,全国中如武汉、广东、福建为反日论之已达最高潮者,其随时寻衅示威自在意中。”

1934年5月3日,济南惨案六周年,蒋在日记中写道:“此日此时乃六年前余在济南被倭寇压迫包围,身受国耻之初也。今尚何如?可不自勉自强乎?又曰:当誓洗涤此耻。此耻一日不洗,则此心一日不能忘。”

1934年5月19日,蒋见了一日本人,记曰:“倭人之卑劣行动,令人无不生厌,西人称,倭人男子皆有侦探特性,妇人皆带妓女特性。至今益征其言不诬也。”可见他对日本的愤恨有多么强烈。

1934年10月,蒋提出:“中小学教育,应在各中小课程中激励学生之民族意识。”

1934年10月10日,蒋记曰:“身为统帅,而不能报复国仇,何以对此国庆日,何以对先烈与国父在天之灵也。”

1934年10月15日,蒋在西安演讲:“你看我们的祖先是何等的伟大,我们的历史是何等的光荣。但是到了现在,内患纷至沓来,国家已陷于危险存亡的境地。不仅不足与各国并驾齐驱而独立生存于世界,并且连第三等的国家的地位也做不到。而且要列在次殖民地的地位,随时有被灭亡的可能,这是何等的耻辱,何等的悲痛。”

 

对苏联:

蒋对苏在中国的扩张抱有警惕心,但希望拉苏牵制日本。

对苏,蒋曾一度判断失误,1933年5月15日记:“苏俄对日,因五年计划关系,有让步意,惟出让中东路尚无实现可能。”

给陈济棠电云:“倭寇乘欧美列强忙于对付德国,自救经济之恐慌,苏俄复忍辱逼战,专心完成起第二个五年计划,不能亦不敢干涉远东问题之时机。”

但是随着苏日为出售中东路加紧联系,蒋对苏的态度有重要变化,在其日记中,把倭俄一提并论,常思量对“倭俄策略”。

1943年,苏侵新疆阿拉山口,蒋抗议,后苏收敛在新疆的扩张,压蒋在外蒙问题上让步。

战后蒋对苏犯的一大错误,是为了表明对美友谊而拒绝访苏,而失去了与斯大林博弈的机会。

 

对英美:

联英美以制日,但也防英染指中国权益,蒋有时在内部还大骂英帝国主义。蒋在1951年骂英,他说:中国人所恶者乃英人在亚洲殖民,以不平等待黄人耳。他还说,英对中华民国国民革命的力量特别仇视。同时担心美牺牲中国,私下对美有尖锐的批评,批美辱华,侵华权益。1951年7月26日日记中记:美国以美援要挟,要蒋的军、经做不合理的紧缩,“悲愤忧伤,竟至夜梦泣醒,此种污辱刺激实为近年来未有之现象”。蒋并大骂美驻台顾问团欲谋台之军、财统治权,是新殖民主义,有“控制黄种之狂妄野心”。

总结起来:在远东和亚洲,蒋完全不起主导作用或主要作用,对几个大国,无能为力,受制于列强,只能因势利导,尽量保卫中国的权宜。

对内部,蒋用“新传统”整合中国,所谓“新传统”,就是大量吸取传统价值和元素,对三民主义进行新解释,服务于现实的政治目标。

一、以国民党为中心,走军政、训政、xianzheng之建国三阶段道路,其实质是维护国民党一党zhuanzheng。蒋政权类似于凯末尔式的民族主义政权,但蒋在文化方面非常传统,较凯末尔保守。蒋是软弱的ducai者,所以社会仍保有很大的自由空间。

二、蒋也建立了新的行政、军事和经济管理机构,有其成功方面(在大陆时代,初步网罗技术官僚,在抗战中动员民众,举国一致),更有其失败之处(任用亲信和亲戚,忽视社会基层改革,没能建成有效率的廉洁政府等)。

蒋的悖论:

对军阀,国民党是新的,故胜之。

对共产党,国民党是旧的。国民党的意识形态在30年代被儒学化,蒋说的那一套,过于空疏,绝难对付共产党,思想制高点被中共占领。

对社会:只吸引了民族派知识分子,自由派游离在外,左派另有旗帜。

对普罗大众、对社会底层,没有关怀,没有改革措施,就是空话。他在1934年10月说道:湖北“匪区”收复后,“要办集团农场,试行最新耕作及管理方法”,可谓言不及义。

 

这里还要讲一讲蒋的民族观:

五族共和,此“族”或为种族,也是民族,故有汉、满、蒙、回、藏。

坚持省治:绥远、新疆、西康、青海。

不设省治的,归蒙藏委员会,由行政院辖,笼络上层人士,警惕英帝国主义,但力不能逮,对于边疆地区,采安抚政策,尽量优容宽厚。

对小民族不关心,不尊重,蒋在日记骂龙云是未开化的猡猡。

对新疆:1943年前,国民政府力量不能进入新疆。但蒋也多有关怀,1934年5月31日,电告新疆建设厅长:“新省僻处西陲,频经劫难,建设落后,民生凋敝,甚盼开辟交通,促进生产,实事求是,努力以赴。则以新疆蕴藏之富,固不难数年之间,蔚为殷阜耳,以增厚国力,充实边疆。”

1934年,中国驻苏公使馆官员戈公振在中亚考察,给国内电报,汇报中苏边界苏方境内赶修通往伊犁的道路,还言及归化军的动向,并说留在中亚的东北军中不少思想激烈,“强邻进逼随时有为人工具之可能”。戈向中央建议,全力改善陕甘交通,早与新疆恢复商务,“经济上有联系,斯情感自能密切,派教育专家和师范生入新服务,奖励新省优秀子弟赴京沪求学,以启民智”等等。蒋阅读后批示:“最可注意者为二:俄人筑路,俄拟遣送入新之义勇军,而驻俄各馆均无报告,非其知识不足,即办事不敏,益感新边各馆改组之迫切。蒋电汪院长,戈报告均关重要,望妥为规划实行。”

苏德战争后,蒋开始考虑解决新疆问题:一、派吴忠信考察西北;二、1942年,派其两子去大西北考察三个月,也是为解决新疆问题探路;三、本人考察西北,到了甘、新交界的地方,当时都没有对外宣传。

1943年盛世才归顺重庆后,中央军入疆,把新疆从苏联势力中解脱出来。

中央办过训练班,培训民族青年,也是笼络上层的路线。

对外蒙和西藏,蒋有所坚持,但也有判断上的严重失误。1934年5月6日,蒋在日记中曰:“对满蒙藏于此十年内为其自治试验之期,如于此期间,果能自强自治,不为外族所侵占压迫,则准其完全自治。但其土地仍属中华民国,而其人民意志则完全自由也。此略果能行乎?”

自治的前提:不为外族侵占压迫。此应指外国帝国主义。

蒋还致电何键:“请再代购左文襄全集,须大字木刻装有木箱者”,乃是“为研究边疆问题之资”。

在1945年8月20日的日记上,蒋介石是这么写的:“关于外蒙独立与西藏自治二事,乃为我党革命与我国盛衰最大问题之一,按照民族自决与民族主义原则,以及国际之现状及利害种种而论,则当断然允许外蒙之独立、扶植西藏之自治。此一政策之转变与决定,乃为存亡盛衰之枢机,余应独负其责,功罪毁誉自当置之度外,在所不计也。”换言之,蒋是基于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民族自决与民族主义)、国际现状与利害(与美英同盟关系以及需要苏俄出兵)等原因,做出“允许外蒙独立与扶植西藏自治”之决定。

在蒋的观念中,西藏自治就等于西藏独立,因此,8月18日他告诉国府参政议员“对西藏亦要扶持其独立”,使与会者“莫不现出惊骇之色”。那么蒋是否真的支持西藏duli呢?当天的日记蒋有清楚的说明,蒋写道:“彼等实不知政治与革命为何物,余信西藏对余此一宣言之发表,今后不仅不受英人之教唆,而且不愿再要求其独立矣。此种心理之妙运,非智者不能明断其蕴奥也。”但他还是对大感惊骇的参政议员“直道解慰,告其余对此一大问题之决断与处置,于心甚安也”。

蒋介石还能够心安,乃因当时西藏实际上是受英国控制,国民政府纵使反对其独立,亦无能改变现状,且将反招西藏之反抗。相反地,倘赞成西藏duli(自治),则或许西藏“今后不仅不受英人之教唆,而且不愿再要求其独立矣”。这是蒋的欲擒故纵之计,在当时的环境下或许是不得已的办法,也是蒋的想当然。

小结:

蒋是一个民族主义者,或受挫折的民族主义者,不仅是他个人的受挫,也是那个年代中国在列强压力下的受挫。蒋在维护国家利益方面尽了最大的努力,取得重大成就。

一、1929年,改订新约;1943年,列强废除对华不平等条约;1945年,领导抗战胜利,中国成为联合国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一。

二、1943年,新疆回归中央。蒋对盛有安排,为农林部长,派张治中宣慰新疆。

三、收回台湾,在重庆笼络“半山”,为台湾回归准备人材,如谢东闵、连震东、黄国书、黄朝琴、吴三连等。

四、运用传统价值于民族复兴的动员,对知识分子较为尊重和礼遇,如对胡适、冯友兰、马一浮、贺麟、竺可桢等。

不足的方面:

蒋受到他的出身、教育以及时代背景等限制,所作所为有比较浓厚的传统色彩,他无力创造新叙述,尤其融合西方价值创造新概念的能力薄弱。蒋很早就知道运用民族主义资源以复兴国家,但资源贫乏,说来说去就是:礼义廉耻,四维八德,用之于“剿共”,也用之于“新生活运动”,没有注入时代性的新内容, 甚至提出以传统“六艺”(礼、乐、射、御、书、数)来治军和整军,表现出与时代脱节的严重弊病。

世说新语今编

中国鬼子

柴静:你们到底是什么人?前30年你们拼命毁文化,后30年你们拼命毁物质。夜以继日地挖取地下资源贱卖掉,强拆地面的民房,污染河流空气,用高税负和低工资榨干百姓,我们的子孙没有了生存资源。你们的子孙移民走了。你们到底是什么人?为什么这么恨这个国家,毁之唯恐不及。以前日本鬼子跑了我们还有资源,以后中国鬼子都跑了我们怎么办?

 一只60年不换的破鞋

如果把鞋比作政府,外国人穿鞋,一般四年换一次新鞋,中途发现穿着不舒服也可提前更换,但就算穿着再舒服也最多穿八年,哪有一穿就是60多年,还自我意淫说穿着很合适的。关键问题是:这鞋合不合适舒不舒服只有脚有发言权,哪有这60年的破鞋站出来逢人就说合适舒服的,这算个神马事儿?[鼓掌][鼓掌][鼓掌]

人类5千年历史上最无耻的组织集体

今天是一个特殊的日子12.8,1994年12月8日,克拉玛依市教育局为欢迎上级派来走走样子的“义务教育与扫盲评估验收团”的25位官员,组织全市最漂亮的能歌善舞的中小学生796人在友谊馆剧场举办“专场文艺演出”。
因舞台纱幕太靠近光柱灯被烤燃而引起火灾。当燃烧的火团不断地从舞台上空掉下时,克拉玛依市教育局的官员出来叫学生们:“大家都坐下,不要动!让领导先走!”
学生们很听话,都坐在自己的位子上不动;等上级政F与教育局所有在场的26个官员都从第—排撤退到最后一排的出口处“先走”了之后,教师才开始组织学生撤离,但此时电灯已全灭,大火已蔓延到剧场四周,唯一的逃生之路已被熊熊火焰堵住!(当时剧场只开放一个安全门,其余安全门均锁着)于是,学生们撤离火灾现场的最佳时机最关键时刻已被错过了!
796名来自全市15所中小学的师生(每所学校组织最漂亮的40多名学生歌舞队)全部陷入火海之中,323人死亡,132人烧伤致残(注,另有一说:死325人,伤136人;此处采用法院判决书的数字);死者中有288人是天真美丽可爱的中小学生。
在场的有40多名教师,有36位遇难,绝大部分为掩护学生而殉职。 在场的克拉玛依市副处级以上官员有20几个,当时他们的位置离火源最近,离逃生门最远,竟“奇迹般”地无—人伤亡,而且走出剧场门口时还个个衣冠楚楚!最后是一份死亡率统计:老师:70%死亡,大部分是反复冲入剧院营救学生时被烟熏死的,足可以和9-11事件中纽约消防队的英雄们相媲美。小学生:60%死亡,几乎都是被踩伤后烟熏死的。克市党政军领导干部:无一人死亡或受一点儿轻伤,人类5千年历史上最无耻的组织集体。 

美13岁男孩击毙侵入重罪犯

曾6度被判处重罪的嫌犯布朗和本奈特,上个星期某日下午1:30分侵入南卡州一家庭准备实施抢劫。在嫌犯撬门的时候,独自在家的13岁男孩儿找到母亲的手枪,先行开火。嫌犯向男孩还击几枪之后转身逃跑。男孩追出,向嫌犯汽车射击。布朗身中三枪,不治身亡。男孩未受伤害。

 

十问谁养活谁?


作者:公民
日前人民日报发表文章称《社保不是万能的》,此文在大庭广众之下,完全不顾事实,把民众应得的社保说成是靠政府的施舍。如此颠倒是非黑白,指鹿为马的孽论到真不多见,我很佩服你们的"勇气"。在这里我请教你十个问题,同时斗胆“敬请“贵报弄清一些最基本的逻辑常识,免得以后再出这种低智能笑话。
《一》 “我国有63%的居民认为退休养老要靠政府,仅有9%的居民认为退休自己负责。”请问人民日报:政府到底是财富创造者,还是靠全体纳税人养活的行政管理者?请问人民日报:在几千年以来,世界上有靠政府养育的国民吗?
《二》请问人民日报,贵报所说的这63%的居民到底是什么人?他们都是些自己不用上缴一分钱保费,而又可以领到比上缴保费的人多出三五倍退休金的人吗?据我所知,这部分人人数大概在3700万左右,应该没有占到63%。如果这63%是指那些一个月只能领到70块钱的老人,请问人民日报:在同样不用上缴保费的情况下,一种人一个月可以领7000块甚至更多,而另一种人一个月只能领70块,这种情况到底又是谁在养谁呢?
《三》为了减轻政府负担,我不需要政府为我养老。从现在开始,我自愿退出社保,请问人民日报:我让政府退还本人已往上缴的保费,让我自己解决养老问题,不需要政府为我操心可以吗?
《四》我国民众上缴养老金保费占国民收入的28%,高出国外同期保费三倍。为什么如此高的保费还会出现巨大亏损,这个责任应该有谁来负?
《五》据工人日报披露,我国公务员和事业单位的离退体人员,花掉了我国80%的养老金资源。请问人民日报:除了中国之外,世界上还有哪一个国家的公务员也像我国一样,自己不用出钱上缴保费,却比出钱缴保费的人多领好几倍养老金的?
《六》民众把自己的钱交给社保局保管,等自己老了再去领回以补家用,这到底算谁养谁?如果这样也算靠政府,请问人民日报:当你把钱存在银行,等需要用时再取出来,这是否也算银行来养你呢?
《七》现在中国民众谁都不愿意政府来养自己,政府为什么还要强迫民众去加入社保,硬要让自己去养民众呢?
《八》只有好吃懒做的废物才靠别人来养活,请问人民日报:你到是靠谁来养活的?
《九》计划生育好,政府来养老。请问人民日报:这到底是谁在信誓旦旦向国民许下的庄重诺言呢?
《十》现中国有3700万不用缴养老金,而且还能比别人多领好几倍养老金的人,这些人到底是政府企事业工作人员?还是普通民众?请问人民日报:这到底是国民在养政府?还是政府在养国民?
在这里我奉劝真话不敢说,谎话又说不圆人民日报一句:你该笔下积点德了!

张洵Eric :美国的的叙利亚难民问题



针对这次巴黎恐怖事件,美国二十个州的州长(除了一位民主党州长,其他都是共和党的,包括我所在的民主党为主的伊利诺伊州共和党州长Bruce Rauner)宣布拒绝奥巴马政府安置叙利亚移民的计划,这引起美国左翼分子的激烈反弹,也引来美国媒体站在道德高地的一片讨伐之声。今天早晨NPR报道,伊州政府Department of Human Services已经放言:州长没有权力阻止我们继续安置移民。预计,伊州将在明年6月前安置3000名叙利亚移民。
美国民主党及左派的高姿态和媒体的道德审判,很容易让共和党再一次成为道德法庭的被告,让人感到美国的共和党右派们冷酷无情,缺乏人道。事实上,共和党在历史上对安置难民是非常积极的。以为原来所在的俄克拉何马州(绝对共和党的天下)为例,曾经安置了大量的越战难民,包括越南人和华侨。这些人勤奋努力,很快融入美国社会,而他们的后代则更是成绩优异,纷纷进入美国令人羡慕的职业领域,实现了自己的美国梦。88年我第一次去法国,就认识了多位越南移民,了解到他们在法国也被认为是模范公民。这些东亚的移民,能够接受、融入西方文明,甚至成为基督徒,安置这些难民,既是人道主义的责任,又对当地社会有利,何乐不为?
然而,穆斯林难民虽然也饱受自己宗教极端分子的肆虐,也是抱有躲避他们、追求美好人生的目的来寻求到西方社会避难。但是他们到了西方避难成功以后,几乎100%地继续保持他们那造就了一代又一代极端恐怖分子的伊斯兰宗教和文化,根本不可能融入西方社会。他们所到之处,清真寺宣讲的,仍然是与普世文明格格不入的教义,这让他们对拯救他们,为他们提供庇护的西方社会继续保持敌视,并且将这种敌视传递给在西方社会出生的后代。这样的持续与传递,让恐怖分子的产生成为必然。不要告诉我那是极少数 – 制造恐怖活动需要多数么?制造911需要多少人?伊州即将安置的3000人中,若有千分之一的人铤而走险,就构成了巴黎恐怖事件40%的团队!
更令人不安的是穆斯林那高出西方社会数倍的生育率,让他们敌视西方的大军不断壮大。已有专文介绍,哪怕他们的人口比例超过2%,就会开始在社会的角落传教、网络吸收反西方的力量;超过5%时,就会对社会造成重大的负面影响甚至伤害。而且,这样的人口增长,一旦形成,就不可逆转,直到把整个文明吞噬。
所以,对于叙利亚难民混杂恐怖分子(在巴黎已经坐实)的担心,不过是近忧,比起他们在未来继续在美国社会内部制造恐怖分子,以及通过生育持续扩大恐怖大军的社会基础这样的远虑,几乎都不算什么了。既有近忧、亦有远虑,拒绝接受叙利亚难民,乃再正确不过的举措了。
说西方的左派势力是上个世纪至今世界邪恶势力的帮凶,一点不为过:
• 中国内战时,马歇尔等左派们掣肘国民政府,在战争中对国军断粮断武器,将神州断送于得到苏俄大力支持的黄俄之手;
• 韩战时,杜鲁门临阵换将,调走麦克阿瑟,失去了重创、甚至消灭北韩和西韩赤色势力的机会;
• 越战期间,左派们对外叫喊停战,对内吸毒纵欲引诱青年堕落,让美国阻止赤色侵害的战争活生生被描述成了一场千夫所指的残暴侵略,将印度支那拱手送给了共产主义阵营;
• 在整个冷战时期,欧美的左派讴歌邪恶的苏联,妖魔化美国欧洲对抗共产主义的努力。造成西方社会持续左倾,抛弃传统的基督教价值观。
然而,左派上述的种种罪恶的恶行,还抵不上他们最大恶行的百分之一:令欧洲全面地、不可逆转地伊斯兰化:
• 首先,他们所倡导的大政府高福利的策略,让欧洲人产生对政府的高度依赖和彻底的懒惰,这让欧洲人不得不大量引入穆斯林移民来为其打工,以维持这样的福利和好逸恶劳。而因此引进的穆斯林移民客观上不可避免地成为“工蜂”般的二等公民,同时在经济差的时候也是这些新移民及其后代首先受到打击,成为无业游民。也就是说,从经济上,欧洲左派的政策打造了一大批生活在欧洲,却对现实、社会和本地人不满的穆斯林。
• 其次,他们的政治正确论鼓励新移民完整保持他们的信仰和价值观,甚至形成受到法律保护的穆斯林飞地、独立王国。这样,穆斯林们就可以在欧洲的土地上持续不断地接受敌视欧洲文明的洗脑,从而把穆斯林在经济层面的不满,升华到,并保持在信仰层面的仇恨。随着穆斯林人口远超过欧洲本地人口的增长,这样的仇恨欧洲群体也必然不断扩大。
• 在纵容鼓励穆斯林保持自己的宗教信仰的同时,左派们大肆妖魔化欧洲的传统信仰 – 基督教,让欧洲年轻的一代放弃、甚至嘲弄造就了欧洲文明,将世界带入光明的优秀信仰。这一正一负,让欧洲人在穆斯林面前如同散沙,无法进行有效的对抗 – 网上已经有多篇文章描述了这样的现状,以至于很多欧洲社区,欧洲人自己都无法保护自己的孩子受到攻击、自己的女人受到骚扰甚至强奸。想想新疆,是不是似曾相识?
可以说,欧洲,特别是法国,在左派人士的祸害下,已经走上了伊斯兰化的单程道,无可救药。之所以说这是单程道,就是我前面所分析的,一旦走上去,就下不来了。如果美国再给左派这样的机会,也迟早会万劫不复且不可逆转。所以,拒绝叙利亚移民,不是人道与否,而是保护普世价值,避免全球灾难的必要之举。

关于电商的微信争论

 laz 上午7:26

英国一位爵士在谈到电商问题时,毫不客气地说,中国允许电商如此快速发育,这是社会经济管理的严重失误。他说,英国政府和企业家不是傻瓜,它们建几个电商平台易如反掌,但为什么不做?政府限制,企业家也很明智。因为英国政府知道,一个商业小店铺,背后就是一个中产阶级家庭,摧毁了它们的生存环境,那是社会的灾难。
这位爵士告诉我,商业有其基本规律,它的作用不只是买卖商品,而更重要的一个作用是把人、公众吸引到大街上去。当他们一家、两家店铺寻找,要为了购买一件满意衣服的时候,他们很可能发生远超过一件衣服价值的“随机消费”。比如,夫妻两个人逛街,可能产生餐饮消费,可能一起看一次电影,如果有孩子,他们还可能为孩子买些“过去根本没想去买的东西”。而且,市民这样的逛街行为,使得一个城市产生了巨大的活力,它是重要的城市景观。所以爵士认为,电商绝不是拉动社会消费的好办法,反而实在毁灭消费。
听了爵士的话,让我无比汗颜。去看看我们的城市吧,别的不说,仅以北京为例,在电商的冲击之下,大量商业破产倒闭。其结果是什么?原来著名的王府井、西单、大栅栏等商业景观一去不复返了。当快递员骑着低级的小三轮,穿过黑漆漆的街巷,没日没夜地把大量“垃圾商品”送进各家各户的时候,我们是否想过,那些“真品”店都被挤垮之后,未来我们要买到一件“真品”,到哪才能买到?
我认为,到了悬崖勒马的时候了。如果我们商业街区的灯光熄灭了,在亮起来,不知需要多久,而且一关一开之间是何等巨大社会成本?外国人看得懂这一切。“双11”,当国人沉浸在“爆买垃圾货”的快乐之中时,阿里在美国股市上价格暴跌。因为,美国投资者认为,假货充斥、刷屏成交的行为将让阿里失去成长性。

 

苗吉思汗•善行改变世界 上午7:30
好像不够客观客观和公平,阿里和马走到今天,也是九死一生斜刺里杀出一生路只是市场认可的赢者而已;英国什么样的爵士,具备什么样的公信力与代表性;国人的特性中,敬畏是一直较为缺乏的,对英雄,或者顶礼膜拜,或者暴殄天物;看到别人成功了说国家可以去做,至少中国的国企,除了垄断,几家做好了?假货跟网络真有关系吗,没有网络的时候中国假货少吗,那根源在企业的自律及监管部门去作为;高速公路还用修吗?因为沿途多少小店铺倒闭小地方经济受损呀;我的一家之言,大家见仁见智吧。

 

 

 

张洵Eric:今天的伊斯兰教与中世纪的基督教

微信群
穆斯林在巴黎的屠杀,引来国人对宗教的恐惧,批判伊斯兰极端宗教恐怖主义者的同时,不忘记老祖宗的“一碗水端平”和“各打五十大板”,把基督教也揪出来批斗,说基督教中世纪有差不多野蛮残暴,只是后来改邪归正了。这真叫人哭笑不得。
基督教的中世纪和今天的伊斯兰世界没有可比性

作为基督徒,我不介意被别人批评,也不介意别人批评我的信仰,这都太正常不过了。但是有一点,要尊重事实。那么,中世纪的基督教和今天的伊斯兰教有可比性么?我仅简单地举几个例子看看。
• 骑士精神:大家对保护弱者、尊重女性的行为称为有“骑士精神”。骑士是哪里来的?当然是中世纪的产物。一个奉行保护弱者、尊重女性的信仰能够残酷到哪里?一个保护弱者、尊重女性的社会能够野蛮到什么程度?伊斯兰信徒们是怎么尊重女性、保护弱者的?性奴、石头决、女性割礼、一夫多妻……。中世纪的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一样么?
• 政教分离:圣经里,耶稣说:【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所以,基督教社会的皇权和教权一直是分开的。尽管相互之间有相互利用、相互制衡,但是两码事。所以,才有安波罗修拒绝给罗马皇帝迪奥多西领圣餐,逼他为杀人忏悔;才有亨利四世在卡诺莎城外雪地里跪在雪地里三天三夜请求教皇格里高利为他祝福。正因为如此,欧洲的皇权一直不能像天朝一样滥杀无辜。这样的政教分离,伊斯兰历史有么?耶稣的话,可兰经有么?
• 武力还是爱心征服:耶稣强调最大的诫命是爱,在罗马帝国基督教受过300多年逼迫,被钉十字架、点天灯、野兽撕咬……,基督徒们为主殉道而不去复仇(即使成为国教以后也是如此)。耶稣的诫命,可兰经上有么?遭迫害300年,穆斯林能忍受么?你逼迫他3年试试?基督教被罗马帝国全境(不仅仅是欧洲,还包括后来被穆斯林占领的近东及埃及地区)接受,靠的是爱。伊斯兰靠的是武力征服。一样么?甚至,从穆罕默德开始,包括随后的窝马亚王朝、阿巴斯王朝,哪个领袖不是内战打出来的?一样么?
• 联邦自治:因为有教权的制衡,中世纪的欧洲并没有大一统的皇权。但教权也没有僭越政权,而是让各地已城邦的形式自治。这样带来更高的自由度,随之产生的创造力,才令13世纪英国大宪章、佛罗伦萨的文艺复兴及16世纪德国的宗教改革成为可能。而伊斯兰世界呢,都是政教合一的大一统,哪里有自治和分封?
• 宗教法庭:中世纪基督教历史上的宗教法庭现在看来臭名昭著,事实上,在中世纪世俗法(Civil Law)和宗教法(Canon Law)是完全分开的。宗教法庭只是审理与信仰有关的案件(当然是错误的)。比如臭名昭著的火烧布鲁诺,仅仅取证就花了8年时间。今天美国的陪审团制度,就是中世纪流传下来的。伊斯兰教呢?沙里亚宗教法一统天下,根本就没有世俗法律。能一样么?
• 十字军东征:伊斯兰教创立后的100年之内,穆斯林就通过武力夺取了原基督教的近东地区和欧洲的伊比利亚半岛(今天的西班牙和葡萄牙),基督教世界忍了300多年,知道奥斯曼穆斯林威胁到了拜占庭帝国的生存,才开始了自卫反击,史称十字军东征。穆斯林能够忍受这么长时间么?
可见,两教从创立发展之初开始,就完全不同。中世纪的基督教社会有很多问题,但与世界当时的其他文明相比,根本谈不上野蛮残酷。那些指望伊斯兰教出现宗教改革文艺复兴的人们,你们的依据和信心来自哪里?
诚然,有人的地方就有犯罪行为。基督徒也是人,在历史上、在今天、在未来都不免犯罪。但因为《圣经》强调爱、悔改、宽恕和政教分离,所以基督徒不断学习认知,不断悔改,这才有人类文明的进步。 这和从教义到行为、从历史到现在、从中东到欧洲、从人口占5%到人口占100%都充满暴力的伊斯兰教能够相比么?
世俗政治体制有善有恶,宗教也是同样.世界存在善恶,不管是世俗社会还是宗教信仰。世俗社会体制有善的,如欧美的民主宪政体制;也有恶的,比如共产主义。事实上,我们站在远处遥望法国,感到极端宗教分子的恐怖与邪恶。其实在我们身边,是啊,我们对宗教的恐惧,都是共产党教育出来的。ISIS再可怕,不过杀了100多人。我们天天生活社会里,黄俄杀了多少人?
耶稣说:【凡好树都结好果子,惟独坏树结坏果子。好树不能结坏果子;坏树不能结好果子。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就砍下来,丢在火里。所以,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我相信,世界上有善恶,宗教有善恶,世俗生活也有善恶。世俗社会中,欧美的民主宪政体制就是善的;共产主义就是恶的。你能说:“世俗社会真可怕,你看那些共产主义!所以,还是政教合一吧!”这样的观点,你能够接受么?
那么,宗教呢?哪个善?哪个恶?你能说:看看ISIS,宗教不是好东西!
基督教传教士在中国都做了些什么?其他基督徒在中国都做了些什么?穆斯林做了什么?还记得1862年的大屠杀么?2000万汉人,扬州的清军爆弱了,南京的日本兵暴弱了。哪个善?哪个恶?把基督教和回教混为一谈,这人还有良心和是非么?
普世社会信仰自由,共产社会恐惧宗教很多中国人认为,宗教信仰代表迷信、愚昧、落后,现代社会的标志是科学与民主。果真如此么?美国是汽车王国,加油站比比皆是。有多少?12万座。但是美国有多少教堂?35万间。教堂数量是加油站的近3倍。
其实,普世文明的一个最基本的价值观就是信仰自由。一个普世价值为基础的社会,一定是一个宗教信仰非常发达的社会。相比之下,宗教信仰在共产主义的前苏联和TG的前35年遭到了灭顶之灾。
宗教可怕么?压制宗教的共产主义才可怕!
对宗教恐惧,或者笼统地妖魔化一切宗教,不是普世文明的态度,倒是和共产党的宗教观极为契合:“宗教是统治阶级麻痹人民的鸦片”
政教分离本来是强调宗教信仰自由,为了保护宗教不受世俗权力的打压和影响。政教分离的本意就是“上帝归上帝、凯撒归凯撒”,这是健康、正常的普世文明社会。中国历史上的帝王制度和今天的黄俄制度,都是“凯撒归凯撒,上帝也归凯撒”。而法国现在努力施行的,是“凯撒归凯撒,上帝回家去”,这不是政教分离,而是消灭宗教。这样的事情,历史上不仅没有成功的,而且会造成巨大的人文灾难。法国正在灾难的路上狂奔。
不管你是否喜欢,人类离不开宗教,选择上好的宗教,是上帝给中国人的机会,也许,是李鸿章所言3000年大变局的真正涵义。

 

 

让中国减税 一万个理由够不够?

2015-11-09 华尔街见闻

民生证券研究院执行院长 管清友

 

财政部副部长朱光耀表示,2015年全球面临危机以来最为严峻复杂的经济形势,除了要反思原因,制定针对需求方和供给方的综合政策,坚持稳增长和促改革的辩证统一外,还应重新审视一些传统经济学理念,要反思财政政策,其中特别提及“3%的赤字率是不是绝对科学,值得探讨”,暗示财政或有进一步扩张,赤字率红线或可调整。

眼观当下,财政政策的反思,其实就是要让“积极财政”真正“积极”起来。应当如何为之?我们也早有梳理。

目前,名义上“积极的财政政策”目前还不够“积极”,其根源在于财税体制的束缚。财税体制目前有两大问题:一方面缺钱,另一方面是钱又花不出去。缺钱是因为经济下行期财政收入大幅受限,而中央对财政赤字率容忍度较低,钱花不出去是因为中央地方之间财政关系没捋顺,地方政府自由度较低,没有积极性去花钱。解决这两个问题需要一方面扩大财政赤字,另一方面调整央地财政关系。

私人部门被动去杠杆的过程中公共部门应该加杠杆对冲,是所谓逆周期调节。但目前来看,积极财政一点都不积极,未来仍有很大的改进空间。2015年前三季度的名义GDP增速才6.6%,而财政收入的增速仍有7.6%。2014年的财政赤字率仅为2.1%,2015年的财政赤字目标虽然提高到2.3%,但仍远低于国际警戒水平3%,也明显低于我们在2009-2010年的水平,下一步可以继续扩大财政赤字。

① 扩大政府发债规模

从中央政府角度说,可以增发专项国债和特别国债。不管是特别国债还是专项债,都是由中央作为加杠杆主体把闲置的资金利用起来,要么用于补充国有商业银行资本金(比如1998年8月向四大国有行发行了2700亿元长期特别国债,所筹集的资金全部用于补充国有独资商业银行资本金),要么直接用于公共投资(比如财政部于1998年9月面向四大行发行了1000亿、年利率5.5%的10年期国债,专项用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急需的基础设施投入),是刺激宽货币向宽信用扩张的有效方式。从现在的情况来看,中央可以先发行专项国债,对接一些需要中央牵头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比如交通、水利、棚户区改造、地下管网等。加大对中西部地区基础设施建设、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支持力度。今年的6000亿专项金融债由国开行和农发行发行、中央财政贴息,用于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实际上发挥了专项国债的作用,可以作为一个过渡工具,继续扩大规模。

从地方政府角度说,可以把正门开大一点,提高地方债发行额度,并做好配套制度改革。堵完歪门之后必须开正门,地方政府债券融资成本低,且不存在期限错配问题,应当适度扩大规模,用于一些有价值的基础设施建设。目前大部分地方债用来置换存量,除了3.2万亿的地方置换债,2015年的地方政府债券发债额度仅有6000亿,而美国一年的市政债规模接近2万亿,下一步应该放出更多的地方债用于增量项目建设。当然,配套改革必须同时推进,比如,必须提高地方政府的财政透明度,尽快编制和披露地方政府资产负债表。退一步讲,如果配套改革推进较慢,可以继续由中央代发。

② 大规模减税

大规模减税是从收入端宽财政,相比支出端的财政刺激,减税可以避免财政定向支出带来的资源配置扭曲。此外,减税和其他财政刺激一样,可以扩张总需求:第一,减税有助于增加劳动者的边际收入,提高劳动者工作积极性;第二,提高资本的边际回报率,增加企业家固定资产投资与科研投入的意愿。而劳动、资本与科研投入的增加,三者均能提高社会总产出。第三,从需求端看,减税增加了居民部门的可支配收入,而居民部门相对于政府而言使用资金更有效率。

“里根经济学”应对滞胀的核心就是大规模减税。1981年参众两院通过《经济复兴税收法》,里根总统的减税行动开始,被称作是美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减税行动。里根减税行动主要包括大幅下调个人所得税税率、个人所得税指数化、加速固定资产折旧。减税刺激了消费和新设备投资:(1)个人消费支出对GDP的拉动率从1982年的0.86%快速上涨至1983年的3.54%;(2)1982年以来对新工厂和设备的实际投资每年增长15.4%,为二战结束后没有过的速度。1984年美国GNP增长率为6.8%,为1954年以来最高增速。

当前我国税赋比重过高、税收制度存在诸多制度性缺陷,已越来越难以适应经济发展,亟需改革。

(1)调整个人所得税税率。个人所得税边际税率最高的国家为瑞典,其最高税率为56.6%。中国最高税率为45%,与美国持平但高于大多数发达国家与新兴市场,过高税率对高收入人群形成了逆向激励。《经济复兴税收法案》将美国最高边际税率由70%一次性降至50%,1987年再次下调至38%,1988年又降至33%。据统计中等收入纳税人平均税率降低了1/3,数百万低收入者不再支付任何个人所得税。

(2)提高直接税比重,减少重复征收。间接税不由纳税义务人实际承担,被转嫁至最终消费者,在转嫁环节中易重复征收。此外由于间接税具有累退性,过高比例的间接税无形中加大了收入分配差距。尽管近年来间接税比例有所下降,但仍处于较高位置,2013年间接税比例为62%,高于45%的世界平均水平。未来增加直接税比重是税收改革的方向之一。

(3)个人所得税指数化。现行个人所得税税收制度在2011年确立,通货膨胀使得在非指数化税收体系下,纳税人随着名义收入的增加进入更高纳税阶层,实际税收负担加重。国际上,主要发达国家均实行了个人所得税指数化。《经济复兴法案》对美国个人所得税进行了指数化,按每年物价指数的涨幅,自动确定应纳税所得额的纳税扣除额与所适用税率。

(4)加速固定资产折旧。新兴行业尤其是高科技行业,前期固定资产投资大、回报周期长,在国内间接融资为主体的融资体系下,过长的固定资产摊销周期增加了企业初期税赋压力,不利于企业成长。对于新兴行业,应加速固定资产折旧,减轻企业税收负担,为企业发展创造空间。美国《经济复兴法案》采用了实行折旧补贴的“加速成本回收制度”(ACRS)快速摊销成本,确定的折旧期分别为3年、5年、10年与15年,是美国历史上折旧年限最短的折旧方法,如厂房建筑折旧期由32-42年缩短为10-15年,机器设备折旧期由5-15年缩短至5年,汽车折旧期缩短为仅3年。

(5)分类税制向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税制转变。现行税收制度将收入按来源不同分11类,并按相应的扣减额与税率计征个人所得税,加剧了收入分配差距。未来税制改革方向应对部分所得项目实行综合计税,并将纳税人的按揭贷款、赡养抚养等家庭负担计入抵扣因素。

专制暴政是扭曲中国人性格的万恶之源

作者/张宏杰

微信群2015-11-05


自民国开始,关于国民性的讨论非常多,如何提高国民性和民族素质,一直以来都有很大的争论。但很少有人想到今天中国和过去的中国本质上的不同,两者之间发生了重大的文化断裂。

1921年,日本作家芥川龙之介到中国旅行,来中国前他有一个想象,中国人应该都像诸葛亮、李白、杜甫、辛弃疾、苏轼、文天祥那样,个个光明伟岸、个性分明,讲气节、懂礼貌。但到中国后,芥川龙之介发现他看到的中国人却像《金瓶梅》中描写的西门庆、陈敬济,用他的原话来说“换言之,现代的中国并非诗文中的中国,而是小说中的中国,猥亵、残酷、贪婪”。写这句话前,他正看到一个中国男人当众脱下裤子朝美丽的湖水里撒尿,现实中国和他在书里读到的中国相去甚远。

更早的时候,英国海军上将乔·安森在乾隆初年,曾不顾中国官员的警告率领船队强行驶入广州湾,修理船只和进行补给。那是中国社会的鼎盛时期,但他们“花了大价钱买来的鸡鸭除了缺斤短两,肚内填满沙砾和石块;买到的猪肉也灌满了水以增加斤两”。

1793年来中国造访的英国外交团长马噶尔尼,彻底打破了莱布尼茨、伏尔泰此前对中国的想象。英国人注意到,在暴力统治下,中国人缺乏自尊心,冷漠、自私、麻木。他们的船经过运河时,一伙看热闹的人压翻了小船,许多人掉进河中,英国人要停船救人,中国船员根本不理睬选择继续航行。英国人在菲律宾群岛、巴达维亚(今雅加达)、槟榔屿等地方看到的中国人,活泼自然,聪明有创造力,而在自己国土上的中国人,是胆小、冷漠、麻木和残酷的。他们的记录说:“中国普通老百姓外表非常拘谨,这是他们长期处在铁的政权统治之下自然产生出来的。在他们私下生活中,他们也是非常活泼愉快的。但一见了官,就马上变成另一个人。”

英国使团成员在他们的报告里,第一次向世界详细描述了中国人的国民性格及其起因。我在此引用几段文字--

马嘎尔尼对中国政权的结论广为人知:“自从北方或满洲鞑靼征服以来,(中国)至少在过去的一百年里没有改善,没有前进,或者更确切地说反而倒退了;当我们每天都在艺术和科学领域前进时,他们实际上正在成为半野蛮人。”

巴罗说:“中国朝廷有的是闲暇和精力,按自己的意愿来塑造国民……灌输清心寡欲的思想,摧毁相互的信任,培养人们的冷漠,使他们对自己的邻居猜忌和怀疑,凡此种种朝廷煞费苦心做出的努力,不能不使人们终止社会交往……(中国人)满足于在朝廷中没有任何发言权,他们甚至从来没有想过他们是否有任何权力。”“在这样的国度里,人人都有可能变成奴隶,人人都有可能因官府中最低级官员的一点头而挨板子,还要被迫亲吻打他的板子、鞭子或类似的玩意……人的尊严的概念巧妙地消灭于无形。”

 

春秋时期中国人品格清澈

仔细翻阅中国历史,我们会清晰地看到,古代的中国人和后来的中国人,似乎根本不是同一个物种。从春秋到唐宋再到明清,中国人的性格历程如同直跌下来的瀑布,其落差之大,令人惊讶。源头的中国人,品格清澈。唐宋时的中国人,雍容文雅。及至明清,中国人的品质却大幅劣化,麻木懦弱,毫无创造力。

先说春秋战国时期的尚武精神。那时的中国人个个强悍好战,连吴越地区(今天江浙上海地区)都是非常尚武的土地。不论男女,皆以高大健硕为美。当时的贵族下马能文,上马能武,侠客遍地,武士横行,一言不合就拔剑相斗。但到了明朝万历年间,传教士利玛窦已在信中说:“很难把中国的男子看作是可以作战打仗的人。他们彼此争斗时表现出来的,也只是妇道人家的愠怒,相互殴斗时揪头发。”

《南京大屠杀资料集》中,一个日本军人回忆,成千上万的中国士兵默然地经过如山的同伴尸群,走向死亡,而毫不反抗。那个日本人百思不得其解,是中国人太容易驯服,或是对死亡悟得太透?日军以百人小分队屠杀几千人,曾很担心中国人反抗,但这种情况从来没有发生过。

再来看看侠义精神。春秋时代,是中国侠文化最灿烂的时代。侠人义士救危扶困,济人不赡;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知恩必报,赴火蹈刃;受人之托,一诺千金。赵氏孤儿、聂政刺侠累、荆轲刺秦王,一个个动人心魄的故事,演绎了那个时候男人们的壮烈与决绝,告诉后代什么叫轻生重义、生死相许。春秋时代的侠客,最大的特点是极端重视人格的独立与平等。他们行侠仗义,不是为利,甚至不是为名,而是为了心中的一股豪气。

及至明清,“侠客”们却自愿攀附权力,沦为权力的附庸。《三侠五义》中的侠客个个自称“罪民”,以向权力规则屈服为荣。如鲁迅所说,春秋时的侠客,是以“死”为极终目的,他们的结局也确实是一个个慷慨赴死而去,而明清小说中的侠客,却个个成了地主官僚,黑白两道都吃得开。
兵马俑的法度森严,说明了秦始皇编户齐民制度的作用

说过了“侠”,再来看看“儒”。后来被统治阶级做为统治工具的“孔孟之道”,诞生之际其实并不像后来那样充满奴性,而是有着刚健清新的一面。春秋士人每以君王的师友自居,将自己所学之“道”凌驾于权势之上。合则留,不合则去。这一点,以儒家最为突出。

秦汉以下,虽然在世俗层面,士人们遵守权力秩序,但是在精神层面,他们中的许多人却以“圣人”自期,追求“始乎为士,终乎为圣人”,保持着一定程度的人格独立。

但到了明清,儒生出身的大臣们已被驯化得“百炼钢成绕指柔”。在皇帝明察之下,他们老老实实,卖命效力,以图飞黄腾达。皇帝一旦放松警惕,他们就会大肆贪污,尽一切可能盗窃皇帝的家产。他们选择了动物式的生存。所谓操守、尊严和人格,对他们来说已经是不着边际的空话。

 

秦始皇:国民性劣化的第一个推手

就皇权时代而言,宋代以前的中国人,可以称得上伟大--创造着,体验着,发现着,说自己想说,想自己所想,生机勃勃,生趣盎然。宋代以后的中国人,不但失去了创造力,也失去了感受力。整个民族只剩下躯壳,没了灵魂。社会如同一潭死水,散发出腐烂的气味,从上到下,人们既狡猾又愚昧,既贪婪又懦弱。因此,宋以前的中国人和宋以后的中国人,其实是两个物种。中国人的性格历史如同黄河,先秦是上游,清澈见底;汉唐是中游,虽泥沙俱下,毕竟有波涛汹涌之雄大气象。明清是下游,已干涸萎缩、奄奄一息了。

今天的中国人也许仍有盛赞明清社会之稳定者,但西方人的语言里,对这种僵化状态只有赤裸裸的厌恶。赫尔德把中国比喻成一具僵尸:“这个帝国是一具木乃伊,它周身涂有防腐香料,描画有象形文字,并且以丝绸包裹起来;它体内血液循环已经停止,犹如冬眠的动物一般。”比万博士说:“为了避免中国的命运,欧洲付出了一千年野蛮生活的代价。”这个代价在他们看来是值得的。

为什么宋代以前的中国人和宋代以后的中国人差别这么大?变化是什么时候开始、如何造成的?其实,最早的改变要从秦朝说起。在当时的七国,秦国处于荒凉的西北高原,物产稀少,靠游牧和狩猎为生,秦国自立国之初,就没有经历过充分中原化过程,长期与戎狄杂处,因此染上浓烈的蛮夷气质。草原文化中没有民主观念,没有权利意识,以绝对服从为天职,具有高度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因此上下一心,都很团结。所以后来秦孝公变法,商鞅主政,迅速统一思想,提出了靠战争立国的发展思路。

本来,夏商周以后,春秋战国时期,中国进入封建时期,各诸侯分封天下,爵位世袭,形成了一个贵族世代统治的体制,进入春秋末期,平民阶层崛起,一个开放自由的社会已经形成,但商鞅的变法让秦国崛起,打破了平衡,也改变了中国人。中原文化经过长期发展,此时已经变得比较柔软,比较有宽容度,崇尚优雅和尊严。但是秦国不同。在战国七雄中,秦国文化是最野蛮、最缺乏人道主义精神的。西北少族民族的生产关系比较简单、原始、纯朴,所以他们直接以追求生存、积累财富为目的,很少加以掩饰。因此秦人比楚人更醉心武力,崇拜强权。

商鞅从军爵制度开始,取消贵族世袭制度,收回特权,只有在战场上立下功劳,有军功战绩,才能够重配爵序,列籍贵族。商鞅还企图统一国民思想,采取“愚民政策”,把文人、商人、工匠视为“国害”。他在渭河边论法,一次性就屠杀了700多反对他执政路线的文人。秦国这样的发展模式,当时的其他国家称之为“虎狼之国”。但打来打去,最后野蛮战胜了文明,秦国击败六国,统一了天下。

春秋战国时期的知识分子,大都是理想主义者,他们不迷信权威,也没有思想禁区,以君王的师友自居,将自己的“道”凌驾于君王的“权”之上,合则留,不合则去。等到秦始皇统一六国,各国的知识分子只能生活在一个皇帝之下,没有了选择的机会,也没有逃亡的自由,只能为这一个政权服务。秦始皇确立了君宪制度,给专制制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到后面的历朝历代,继续在专制的基础上添砖加瓦。

皇帝制度的发明,给中国社会的发展带来了灾难性后果。皇帝支配一切、主宰一切,所有的权力,都为皇帝一个人垄断,社会的方方面面,都为皇帝一个人所牢牢控制。它通过空前严密而有效的专制体制抑制了社会活力,束缚了人民的创造力。在此后的两千年间,中国社会万马齐喑,死气沉沉,再没有出现一个可与先秦诸子比肩的大思想家,社会制度也没有出现一次大的创新和变革。中国人一直在“做稳了奴隶”和“想做奴隶而不得”的了无新意的一治一乱中挣扎,“奴隶性格”和“专制性格”日益发展成民族性格中相辅相成的两个突出特征。从这个意义上说,国民性劣化的第一个推手是秦始皇。

 

宋代的文弱

如果直接从唐朝跳到宋朝,你会打一个冷战:这两个时代的气质是如此不同。从唐到宋,中国转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弯。唐人粗豪,宋人细腻;唐人热烈,宋人内敛;唐诗热烈,宋诗沉思。到底发生了什么,使得唐宋两代的面貌如此迥然不同?这一切,源于宋代统治者对武器的深深恐惧。

也难怪,从开元盛世到宋朝建立的220年间,中国都是在打打杀杀中度过的:先是生灵涂炭的安史之乱,然后是动荡不安的藩镇割据,后来又是乱成一团的五代十国。以兵变从孤儿寡母手中夺了江山的赵匡胤不想再继续这无望的恶性循环,结束它的办法只有一个:建立新的游戏规则,让人们不再凭枪杆子,而是凭笔杆子进行竞争。因此,宋代政治设计的第一个特点是对武力的全方位防范。开国不久,赵匡胤就“杯酒释兵权”,戏剧性地解除了几位最有实力的将军的军权。接着,他又在制度设计上费尽了脑筋,从方方面面限制武将的权力,降低武官的地位。在宋代官僚制度设计中,文官升官很容易,武官晋升却非常缓慢。除了给武将戴上无形的枷锁,赵匡胤还破天荒地给武器也加上了锁链,禁止武器的法令后来发展到了可笑的程度:连民间祭祀、社戏时所用的仪仗刀枪也被禁止。

宋徽宗赵佶所作的《听琴图》

除了对武将大力防范,赵匡胤也没忘了给文臣套上笼头。精明的宋太祖运用分权和制衡之术,消除了文臣在制度上对皇权形成威胁的可能:他把宰相大权分割成几块,将军权交给枢密院,部分行政权交给新设立的“参知政事”,即副宰相。又设“三司”专门管理财政,分掉了宰相的财权……虽然代价是形成有宋一代难以根治的“冗官”格局,但是赵匡胤终于排除了一切使贵族阶层死灰复燃的可能,独揽军、政、财一切大权,达到“百年之忧,一朝之患,皆上所独当,而群臣不与”的乾纲独断境界。在专制集权的方向上,赵匡胤做到了他那个时代的极限。有宋一代,继秦朝之后,实现了专制政治制度的又一次重大升级。

宋代的基本政治设计,大幅度地改变了中国人的性格。中国人历史上第一次不再以立功疆场为荣。宋代民间流行的俗语是:“做人莫做军,做铁莫做针。”宋代男人开始失去了尚武精神,他们沉醉在案头书牍之中,在日复一日的浅吟低唱中把流光送走。他们的体质越来越差,性格也越来越细腻。正如梁启超所说:“重文轻武之习既成,于是武事废坠,民气柔靡……奄奄如病夫,冉冉如弱女,温温如菩萨,敢敢如驯羊。”

智者千虑,必有一失。赵匡胤通过整体民族的文雅化保证了赵氏的身家安全,却导致整个民族失去了安全。虽然宋代物质实力远在四夷之上,社会发展也较有成就,人民生活相对安定,但缺乏战斗力的军队、过于分权的官僚体制,却使宋朝数百年间积弱不振。

 

元、明、清:中国文化受到毁灭性打击

如果说宋朝只是使国民普遍在气质上变得更文弱,那么元朝则彻底打断了中国人的脊梁,后者对国民性的改变是摧毁性的。中国文明最大的一次倒退,应该说是从元朝开始的,蒙古人一直比较残暴,靠暴力统治。元代出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局面:上层文化遭遇到了毁灭性打击,下层文化或者说俗文化首次取代雅文化,成为主流。忽必烈就曾发出疑问:“汉人惟务课赋吟诗,将何用焉?”虽然后来忽必烈决定以汉法治汉人,但对汉人的礼法传统,始终不予重视。有位著名的外国学者曾说:“鞑靼统治不但压迫了为其牺牲品的人民,并且凌辱而且消磨了他们的灵魂。”

由于华夷之辨独盛,所以蒙古人在中国所遇的抵抗是他们征服世界的过程中最为顽强的。事实上,南宋军队虽称软弱,但是也涌现了众多铁骨铮铮的人物:襄阳之围,宋人坚守了5年。1275年的常州之战,数千守军战斗至死,只余六人,反背相柱,杀敌多人后才壮烈殉国。元兵围扬州,守将李庭芝誓死坚守,甚至南宋太皇太后亲自劝降也拒不接受。他们杀掉元朝的招降使者,焚招降书于城上。“城中粮尽,有自食其子以坚持者”……

然而从另一个角度看,数十年的抗元战争,最可怕的后果是消耗掉了汉民族最精英的人物。那些有血性、有骨气、有胆量的人大面积地被消灭。有人说,在文天祥赋诗而死、陆秀夫负幼主蹈海而亡后,中国作为一个文化体已经灭亡,“崖山之后,已无中华”。这一方面是指中国文化受到毁灭性的打击,另一方面也指中国的脊梁已被打断,中华精神已经灭绝。

 

《水浒传》人物的卑污、暴戾是元明时代中国人性格的真实写照

及至明朝,国民性又开始染上了“流氓气”。其根源在于大明王朝的开创者朱元璋。他从社会底层起家,发明了政治流氓统治术,核心是十六个字:不讲规则,没有底线,欺软怕硬,不择手段。这一政治统治方式虽令人不齿,然而在社会中迅速蔓延,拥有强大的生命力。朱元璋为禁止官吏们过度剥削,在开国初的诏书中曾打了个生动的比方:“且如人家养个鸡狗及猪羊,也等长成然后用……”明朝制度设计的核心理念,就是打造一个坚固的笼子,把这些鸡狗猪羊牢牢关在里面,没有一丝一毫逃逸作乱的可能。因此,虽然朱元璋赶走了蒙古人,在中国历史上被称为汉族的光复,然而朱元璋的统治比蒙古人更为野蛮强硬。他继承了蒙古人统治的精髓--户口世袭制,把全国人口分为农民、军人、工匠三大类,在三大类中再分若干小类,比如工匠之中,还分为厨子、裁缝、船夫等。职业先天决定,代代世袭,任何人没有选择的自由。他认为凡是威胁到朱家统治的,皆有目的地进行清除和屠杀,往往是满门抄斩。

在明朝,士人们做隐士的自由首次被剥夺。朱元璋认为拒绝为他服务的士人必定是看不起他,发布命令:“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寰中士大夫不为君用,是自外其教者,诛其身而没其家,不为之过。”在这道前无古人的律令下,苏州才子姚润、王谟因征诏不至,被朱元璋斩首、抄家。贵溪儒士夏伯启叔侄把左手大指剁去,以示不肯出山做官,被朱元璋“枭令,籍没其家”。中国士人从此失去了最后一块保持独立性格的空间。

朱元璋的统治原则,是消除一切可能不利于江山稳定的因素,断绝与外部世界的一切联系,禁止海上贸易,闭关锁国,由官僚包办一切事情;对内是全面社会控制,打击商人大户,避免商人财富增长可能对政权带来的挑战。当时的命令规定,商人外出经商,必须经官府严格审核,发给通行证才行。在他的统治下,大明社会变成了一个村庄,无事不相往来。大明成了一个大监狱,各级官员都是狱卒,所有百姓都是囚犯。百姓稍有逾越狱规,则惩罚立刻劈头而来:“充军”、“斩首”、“乱棍打死”……

随着明代社会的日益腐败,几乎每个社会成员都学会了颠倒的社会规则:“故夫饰变诈为奸轨者,自足乎一世之间;守道循礼者,不免于饥寒之患。”底层百姓无条件地接受了流氓规则,他们相信,“强中更有强中手,恶人须服恶人磨”。对待社会上的不合理,只能用另一种不合理来压服。因此,明代后期底层社会风气极为败坏,造假之风大兴。假银子虽古已有之,可到了明代,其种类之繁、名目之多、手段之精、工艺之巧,都超越了历代,可谓登峰造极。流氓性格从明代开始,成为中国人性格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到了清朝也是如此。清朝入关以前,经常跑到关内烧杀抢掠。清兵向努尔哈赤汇报时,是把人、马、牛、驴混到一起的,因为满族人是从奴隶社会直接发展过来的,所以满族大臣喜欢在皇帝面前自称奴才。这样一个落后的社会体系,靠暴力统治中国,杀光了有血性的男儿,给中国发展造成了大倒退。清朝的几代皇帝前仆后继,对知识分子大兴文字狱,动不动就满门抄斩,让一个民族彻底停止了思考,变为一具僵尸。当时的清代名臣张廷玉有一个习惯,下朝归家后把身上带的有字的纸条都要烧掉,也很少跟别人通信。因为家里有文字,将来一旦犯事都会成为罪证。清代的帝王首次提出,大臣应该像狗一样地为皇帝服务,臣子不但身体要属于君主,心灵也应该属于君主,不应该有任何独立意志、个人尊严。雍正皇帝在《朋党论》中说:“你们各位大臣如果将朕之所好者好之,所恶者恶之,是非画一,则不敢结党矣。”乾隆更提出了一个著名的理论:“奸臣”固然并非国家幸事,“名臣”的出现其实也不是什么好事。国家只需要唯命是从办事敏捷的奴才。他说:“乾纲在上,不致朝廷有名臣、奸臣,亦社稷之福耳。”

一百多年的文字狱运动,如同把整个社会放入一个高压锅里进行灭菌处理,完成了从外到里的“全面清洁”,消灭了一切异端思想的萌芽,打造了一个清代皇帝们自认为万代无虞的铁打江山。用乾隆皇帝的话来说,就是:“前代所以亡国者,曰强藩,曰权臣,曰外戚,曰女谒,曰宦寺,曰奸臣,曰佞幸,今皆无一仿佛者。”

在明代的专制基础上,清代皇帝积三代百余年努力,建立了中国历史上最缜密、最完善、最牢固的专制统治,把民众关进了更严密的专制统治的笼子里,把束缚中国两千年的专制政体修补、加固、完善得更加牢不可破。但可以看出,从清朝到民国,很多社会管治办法,其实还有明朝的阴影。

怎么改造国民性

西方人认为,中国自秦始皇之后两千年是一个僵化的历史,用黑格尔的话说,中国的时间停止了。但从中国人的角度看,秦始皇以后,中国的皇朝历史也是不断演进发展变化的,其中最主要的是集权专制和统治技术,发展越来越精微,越来越牢不可破。它已经渗透、融化在国民性当中--也正因此,轰轰烈烈的国民性改造运动,鲜有成效者。从梁启超到鲁迅甚至毛泽东的“文革”,有一个共同的主题--改造中国人,改造每个中国人的思想。但改造了一百年,我们整个民族的素质好像变化不是很大,甚至有些方面还有退步。比如前两年发生的小悦悦事件,在中国以前的朝代,几乎不可能出现。这是否证明中国这一百年的改造运动是有问题、有误区的?

从春秋战国一直到元明清,国民性的不断退步告诉我们:不同的制度背景,对民众的素质有决定性影响。在制度建设没有根本改观的前提下,期待国民性的彻底改造是不可能的。坏的制度可以激发人性中恶的成分,使人性更为扭曲,好人也有可能变成坏人;好的制度固然不能使坏人变好人,但至少可以限制坏人,使之不敢肆无忌惮地做坏事--这是胡适的思路,也是被历史证明的路径。但胡适被我们遗忘太久了。

(深圳资深媒体人蒋明推荐摘编自张宏杰《中国国民性演变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