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友神评官媒称任志强是八千多万党员的耻辱

 

尼玛的,谷俊山不是耻辱,薄熙来不是耻辱,徐才厚不是耻辱,郭伯雄不是耻辱,令计划不是耻辱,周永康不是耻辱……任志强说几句你们不爱听的真话,就成了八千多万党员的耻辱?那你们八千多万的荣辱观到底是什么?

 

“王当过任志强的班主任,回忆录里提到王有时来来个电话聊几句”——青年友谊号

 

 “接替孟学农出任北京市市长的是从海南省省长位置上调任的王岐山,他也是我的老相识。上初中时王岐山是我班上的辅导员,那时流行同一所学校的高中班同学到初中班当辅导员,我班上的第一任辅导员是姚明伟(王岐山夫人的哥哥),中间是蒋小泉,后来是王岐山。从“文革”、“复课闹革命”直到插队,我们都在一起。”——任自强回忆录

刘瑜:民意与伪民意

2016-02-26 刘瑜 姓王的樱桃树

在我听到的各种为大跃进辩护的言论中,有一类是这样的:当时人民的积极性很高啊,大炼钢铁一拥而上,人民公社热火朝天,多快好省建设社会主义,那是民意!  

  对,还有人在给大跃进辩护,话说这是21世纪。  

  同理当然也可以运用于反右,文革等。如果我们能穿越时空隧道,跑到1957年10月的中国做一个民意测验,问民众要不要引蛇出洞揭批反动右派,测验结果多半说是“要”。或者穿越到1967年1月去做一个民意测验,问民众应该不应该修理“走资派”,给他们戴高帽游街批斗,估计民意也会万众一心地说:应该!岂止“应该”,他们还会在调查表里找有没有“再踏上一万只脚”这一选项。

  不奇怪。1936年到苏联去,大清洗也是民意。1939到德国去,打波兰也是民意。

  现在,假设我们是一场选美大赛中的裁判。主持人指着台上光芒四射的美女宣布:“你们有三个选择:你可以选择A,或者A,或者A。”  

  哇,琳琅满目耶。

  什么?你想选择B?好的,谢谢你选择A。什么?你想选择B?好的,谢谢你选择A。

  有一种民意叫伪民意。在一个多元意见、选择自由不可能的环境里,民意只能被认作是伪民意。即使它是真民意,你也无从知道它是不是真民意。

  伪民意未必是假民意。它未必是数据舞弊,比如把35%的支持率用橡皮擦擦掉,改成95%。它也未必全然是政治恐吓的产物,虽然恐吓往往是其要素之一。在特定时刻,人们可能是真心地想要大炼钢铁、搞人民公社、支持大清洗、支持军国主义。1958年,当公社社员坐在堆出来的麦地上拍丰收卫星的照片时,观察他们脸上的笑容,笑得那可是货真价实。1966年,当红卫兵们将皮鞭抽向地富反坏右时,他们眼里的熊熊怒火,肯定也不是伪劣产品。

  鉴定民意的真伪,标准不在于民众选择的那一刻是不是真诚,而在于他们在形成意见时讨论是否自由、观念可否多元、信息是否充分。没有自由讨论基础的民意,就像一年四季只吹西北风的树,长歪了毫不奇怪。如果美女A盛装在镁光灯下从观众面前惊艳地飘过,而美女B只能带着口罩站在舞台后方黑漆漆的角落里。就是百分之百的观众百分之百真诚地选择了美女A为选美冠军,那能说明什么呢?说明那个镁光灯质量不错,以及那个口罩还挺严实。

  最近我读到一篇关于“中国人民主观”的文章,就给我这种印象。这篇文章告诉我们,调查显示,中国人的民主观是“家长式”的,而不是“自由式”的。也就是说,在中国人看来,领导为老百姓着想,那就是民主了,民众自己犯不着参与到政治决策过程当中去。民众自己参与到决策过程中去,那是“自由式”民主,咱们不吃那一套。

  既然是民意调查的结果,那数据肯定错不了。问题在于,如果被调查者天天生活在家长式民主里,每天听到的都是家长如何可亲可信可敬,却从未见过其它式民主长什么样,信息不对称不充分,这样的调查能说明什么呢?你说,让你选你爱吃猪肉还是爱吃恐龙肉,你怎么选呢?

  小说《美丽新世界》里,福特纪元的统治者发明了一种“睡梦教育”,就是在本国人民睡着时不断地向他们广播重复信息。比如,“苹果是个坏东西”、“苹果是个坏东西”、“苹果是个坏东西”……等睡梦中的人们醒过来时,他们会伸着懒腰揉着双眼,喃喃自语:苹果是个坏东西。

  当然制造伪民意不仅仅依靠宣传,还可以依靠贿赂:凡是选择A的,可以得到夏威夷浪漫之旅机票两张哦。还有煽情也很重要:从前,有一个美女叫A,她来自于一个贫苦家庭,而另一个丑女叫B,她的爸爸叫李刚……  

  1953年9月的政协会议上,梁漱溟发言批评政府的农村政策,说工业化大刀阔斧,农村却被忽视,毛主席听了很不高兴,说梁是野心家、伪君子、以及“用笔杀人的杀人犯”。不知好歹的梁漱溟较起真了,非要把事情讲清楚,说要看看毛主席有没有把话听完的雅量。毛主席还没彻底表态呢,台下群众不答应了:民主权利不给反动分子!梁漱溟滚下台来!停止他的胡言乱语!……梁漱溟赖着不走,不肯下台去,固执地跟毛主席要“雅量”。最后,会议只好用举手表决的方式来决定他是否有说下去的权利。

表决结果是什么呢?给大家一个提示:建国前三年,大约有两百万反革命分子给咔嚓了,在此次政协会议以前,有过镇反运动,三反运动,五反运动,批武训运动,土改中的批斗运动和诉苦运动,延安整风中的思想改造运动以及抢救运动,苏区的镇反运动。现在,你们猜,这次表决结果会是什么呢?

陆网文揶揄山大左教授马等

盛世奇葩多。有趣的是,前天的一家网站报道,山东大学动力学院马振兴教授与该校其他教授一道,愤怒声讨美帝的阴谋。

马教授等说,杨继绳身为共产党员,又是新华社记者,但罔顾事实,造谣说大饥荒“饿死三千万”,令人气愤,令党员蒙羞,给反华反共势力提供炮弹,当走卒,是可忍孰不可忍!

马教授等还说,杨继绳的行为危害之大,比贪污受贿严重得多,而美帝给他的奖,不过是“一块带口水与鼻涕且是用脚踢给的骨头”。

由于可以理解的原因,相信马教授们其实没有机会读到杨继绳在香港出版的这本《墓碑》,在这种情况下,他们能气成这样,可见内功多么深厚,而身为堂堂斯文教授,不惜降尊纡贵,想出“口水、鼻涕、脚”这些通俗易懂的比喻,也是需要很大的牺牲精神的。

最近的咱们国家,弥漫着浓烈的抓叛徒、挖内奸的狂欢气氛,这些古老节目,让人产生穿越之感,虽与盛世格局不免矛盾,倒也喜感十足。为了支持《环/球/时/报》与马教授等正义之师,老鼠记者今天爆个料,以襄盛举。

《环球时报》与马教授们,接住喽!

话说,新华社家门不幸~ 除了杨继绳,其实写大饥荒的还大有人在,不但写了,还写得有鼻子有眼,而其中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张万舒笔下的安徽大饥荒死人情况。

张万舒何许人?他是原新华社国内部主任,非常重要的部门领导,属于封疆大吏一级的。2011年,他在香港(唉!又是香港)出版了《热昏的年代》一书,该书最后一章题为“三年大饥荒到底死多少人”,其中最详细的,是大饥荒时期,也即1959年至1961年间的安徽死人情况。

张万舒是安徽人,书中他说,因1960年亲历了家乡饿死人的惨况,所以从1964年调进新华社安徽分社当记者起,就在全省各地采访中,寻机向一些亲历的地县领导干部了解饿死人的情况。这些领导干部都是在大饥荒过后的大调整、大调动,实行“异地闹革命”中被调到新的地方工作的,到了新的地县后,无不对饿死人问题作了调查,说明他们对这一场经历是刻骨铭心的。

张万舒的结论是,大饥荒时期,安徽饿死580万人。

安徽饿死人的严重情况,是在1962年1月中央召开的七千人大会上被揭开盖子的。1964年,张万舒采访了陈硕峰、傅大章、黄璜等七、八位参加了这次会议的地、县委书记,通过这些人的回忆和提供的会议资料,描写了揭盖子的过程。 

1962年1月11日到2月7日,中央在京召开有县委书记以上7000多名干部参加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集中总结1959年到1961年的经验教训,以改变严重的困难局面。

1月30日晚上,大会已进入后期阶段,国家主席刘少奇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副书记钱瑛等,突然来到北京友谊宾馆,参加安徽大组的会议。刘少奇就这几年出现的非正常死亡、生产力受到严重破坏的情况质问:“这些问题到底是什么原因?天灾是主要的,还是工作的缺点错误是主要的?到底是什么性质的问题?安徽的盖子迟迟没有揭开,到底是什么原因?”

刘少奇这一把火,令安徽代表团的气氛骤然紧张。此后三天的会议上,因长期在时任安徽省委书记曾希圣面前不敢讲真话已形成习惯,大家在发言中仍然吞吞吐吐。此时,省军区政委李世炎和司令员廖容标站出来,揭露三年大/饥/荒期间,全省农村到处饿死人,暴尸村头野外,军区只好下令各地人民武装部组织民兵进行掩埋的悲惨情景,从而撬开了盖子。

2月3日,刘少奇第二次来到友谊宾馆,参加安徽大组会议。他说:“中央要了解的是安徽的真实情况,希望大家一定要说真话,说心里话。共产党员是应该讲老实话的,三大纪律中的第一条就是要如实反映情况,我在大会报告中也讲了,不如实反映情况,是丧失党性的表现。”

最后,他直接追问道:“安徽到底饿死了多少人?”

在刘少奇的追逼下,会议集中讨论饿死人数问题,根据与会的68个县的县委书记和县长的自报数,决定上报全省饿死400万人。但是部分与会者认为不止这个数,提出要县委书记们打电话回去,要求各县县委领导班子集体研究再报一个数。最后,根据各县再报的数字统计结果,三年大/饥/荒中,安徽农村共饿死500万人。

盖子一揭开,与会者同感触目惊心,有些人愤怒地提出要开除“曾霸王”的党籍,甚至要求杀他的头以告慰500万冤魂。

2月9日,刘少奇第三次来到友谊宾馆,在安徽组作总结性讲话,其中讲到许多省都饿死了人,而以河南、甘肃、青海、山东、安徽这五个省最为严重(注:后来的研究表明,四川死人最多)。

他说:“对于安徽的问题,中央早有察觉,1961年春在全国最高法院副院长王维纲从安徽调查回来就知道了,但是,中央一直等着安徽自己来揭盖子,一直等到安徽不断有人给中央写信,曾希圣还是没有主动检讨。” 

对于饿死人问题,刘少奇气愤地说:“因为这是个历史事实,即使过了八年十年还是要讲的,五十年以后也是要说的。死了这么多人,生产力受到这么大的破坏,受了这么严重的挫折,历史上不写,省志上不写,是不可能的!”

对于盖子揭开后的这个总饿死人数,张万舒又分别按地区作了调查和统计,包括阜阳地区(饿死110万人)、淮北宿县地区(90万人)、皖东滁县地区(70万人)、皖东巢湖地区(70万人)、皖西六安地区七县(60万人)、宣城、池州两地区分别为65万人与35万人、安庆、徽州两地区分别为50万人和35万人。

所有这些地区,张万舒都到过,关于饿死人的情况,许多都是来源于当地党政主要领导干部。比如1964年12月,他随新华社安徽分社社长陈勇进,陪同《人民日报》副总编辑安岗,到被称为“安徽西伯利亚”的淮北阜阳地区采访抗灾问题,阜阳地委书记傅大章与这一行人聊起大饥荒时说:“1959年到62年的三年大饥荒中,被‘五风’刮得天昏地暗,到处是房倒屋塌,尸骨遍野,人相食。其严重程度与西邻的河南信阳、开封地区,有过之而无不及。1962年七千人大会后,我调来时都说全地区三年中饿死100万人,我后来逐县作了调查,实际饿死的是110万还出头,占全地区850万农业人口的13%,其中死亡率最高的前三名是:太和县17.4%,亳县16.2%,阜阳县12.5%。”

这就是张万舒对安徽大饥荒时期的一手记录。作为老党员和高级干部,对党、对家乡父老得有多大的仇,对编造虚假历史得有多么变态的兴趣,才会虚构出这些惊悚的数字呀。

张万舒还拉扯来新华社四川分社的两位老记者李德森、范眭,引用他们写的关于四川大饥荒的文章,为自己壮胆。比如李德森在《一段惨痛的回忆——1960前后四川农村采访见闻》一文中写道: 

1960年前后,四川遭受了一场惊天浩劫:饿死1000万人以上。这个数字不是官方统计,也不是我随便乱说,而是有一定依据的。依据之一是我采访所得的第一手资料,当时我到涪陵、江北、璧山、萤县四个饿死人较多的重灾县调查,县委办公室每天都要汇报死人数字,要求各县据实上报,由于种种原因,只会少报绝不会多报,因为这不是评功摆好,我得到的数字是四个县总共饿死100万人以上。四川有二百多个县,由此类推,全省饿死多少人,可想而知。依据之二是,1957年四川人口统计是7000多万人,这是众所周知的,而1960年一份省委文件表明,四川的人口为6000万,正好减少1000万左右。

看,这些新华社记者,虽然美帝没给他们什么奖,也没有“带口水与鼻涕且是用脚踢给的骨头”,但他们竟自带干粮地写下这些令马教授们感到蒙羞的文字,难道,他们的党性喂狗了吗?

最后,强烈呼吁《环球时报》就此写一篇社评,社评的题目建议为:对新华社记者的报道多一些心眼不过分。

“举国奉一人,举国忽悠一人”的时代

鹿鸣君原创

 

哎,人说世间有三种门

第一种是进佛堂供佛爷,供佛门

我游侠不进,不进这种门

没供品他们不开门,他们不开门

哎,这三种门的第二种门

是官家的法力门,法力门

我游侠不进,不进这扇门

没有哈达他们不让进,他们不让进

哎,这三种门的第三种门

是美好歌舞欢快的门

我游侠不进,不进这道门

没有好酒人家不开门,不开门

这是德格·札茨所写《康人游侠歌》,在清代川属藏区瞻对(今四川新龙县)的“夹坝”们中传唱。

夹坝,就是劫盗。在瞻对人的话语体系中,“夹坝”没有贬义,家乡苦了,就到外面去抢。种种可供上升的命运之门,都对他们关闭了,他们是时代的弃儿:进佛门,把门人是活佛喇嘛,“没供品他们不开门”;进法门,把门人是官家,“没有哈达”,不表示恭顺,“他们不让进”;进幸福之门,“没有好酒人家不开门”。 

于是,他们到外面去抢。正如另一首《游侠歌》:

 

风翅马骑在我的胯下,

穿越大草原我需要它。

背挎上五霹雳五冰雹,

刺穿仇敌头颅需要它。

不沾露水的腰刀挂腰间,

割取仇敌头颅需要它。

但是,抢,就构成了对官家秩序的挑战。于是,在清朝,瞻对,这个只有三万多人、县级建制的地方,因为“夹坝”,引发七次来自清廷皇帝的大军征讨。有意思的是,这七次征讨,大多数情况下,都是重复上一次的故事。各方大领导,动员全国军政力量,唱了一台又一台大戏,几乎每次都说“逆酋”已经被烧死,但每次都是假的,很久之后,皇帝才从其他渠道得知“逆酋”不仅没死,而且在原来的地方活得好好的,继续当着老大。

万马齐喑之后,这个国家是如何“举国奉一人、举国忽悠一人”的?瞻对这个“铁疙瘩”,就是一个铁证。到了最后,连老大自己,都在蒙着眼睛忽悠自己。

关于这七次征战的过程,作家阿来爬梳清廷史料后,写出非虚构作品《瞻对:终于融化的铁疙瘩—一个两百年的康巴传奇》,鹿鸣君用一晚连夜看完。借由这本书,以及其他参考资料,将这七次皇帝被忽悠与自我忽悠的过程梳理如下:

第一次征剿

皇帝被忽悠了,敌人没碰着

清雍正八年(1730 年),一万二千余清兵征剿瞻对。瞻对人拆毁雅砻江上的桥梁,陈兵于江西岸。清军一筹莫展,草草收兵。但四川提督黄廷桂却是以报功收场的。雍正皇帝根据上报材料降旨:“进剿瞻对汉、土官兵,奋勇力战,直捣巢穴,番众率先输诚,已将贼首擒献。”并下旨,对有功官兵论功行赏。

其实,清兵被阻江东,根本未能深入下瞻对腹心,“直捣巢穴”根本就是弥天大谎,更不用说“将贼首擒献”。

皇帝被忽悠了。

第二次征剿

皇帝又被忽悠,敌人没烧着

乾隆十年七月,因瞻对“夹坝”抢了一个清兵小队的物资,乾隆下旨征剿。准备半年后,一万四千大兵出动。打到第二年六月,接近一年时间后,部队向皇帝报告说:胜利了!已将“逆酋”班滚烧死。

这个报告来自领兵前线的大学士庆复(曾任“大将军”)、四川巡抚纪山,四川提督李质粹,以及前往前线督军的钦差大臣、兵部尚书班弟、努三。

又过了一年,临近瞻对的四川大金川土司发生了挑战中央权威的问题(侵占小土司土地、夺取中央颁发印信),于是,乾隆又派兵去征剿。这时,领兵的其他大臣也许是为了减轻自己的压力,报告说:原来,上回被征剿的瞻对“逆酋”班滚不仅没有死,而且仍在原地,甚至还派兵攻打曾协助清军的土司,和附近的土司各种迎来送往,好不快活。

简单说就是:皇上,你又被骗了。这里可不好打啊(要不是为了推卸责任,恐怕也不会报告)。经过长时间调查才发现,烧死对方首脑的细节是几个领军大臣在汇报材料中故意加上去的,他们在前线根本就是晃荡一圈没怎么打。

乾隆非常郁闷地说:“大学士庆复自皇考时屡经擢用”,我父皇雍正时就对他多次提拔,“历任尚书,朕即位之初,用为大将军”。“国家能保千百年无兵革之事乎?若统兵之人皆如此欺罔,其所关系尚可问乎?”“夫世戚旧臣皆与国共休戚之人也”。庆复啊,你们这些皇亲国戚,这天下是我们大家的啊,我们休戚相依的啊!你怎么能这样?你们怎么会这样?! 

皇帝又一次被忽悠。

看这语气,乾隆都快哭了。上至倚为国家栋梁的一品大员,下至最基层军官,都无一人认真为国家效力,但材料呢,写得惊天地泣鬼神。

第三次征剿

皇帝还被忽悠,敌人还没烧着

嘉庆十九年(1814年),因为瞻对的土司之间发生冲突,不小心把负责调处的清军下级军官代表打伤了,于是,皇帝又让成都将军常明率一万多大兵前往征剿。最后汇报材料也是说:作乱的番酋洛布七力被烧毙于寨中。

皇帝很开心啊,给从提督以下各级官兵奖赏,包括批发出去一批“巴图鲁”名号(韦小宝获得过的那个)、二品顶戴、花翎。 

但是呢,又过了几年,有一个四川籍的御史上奏“川省积弊四条”,其中一条就说:逆酋“洛布七力”并未烧毙,而且还在那里继续寻衅杀仇了。清廷大军退后,回头就把阵前投诚清军的头人“格格绒太”杀掉了。 

皇帝再一次被忽悠了。

第四次征剿

皇帝仍被忽悠,还忽悠自己

上一次没被烧死的“洛布七力”,又生了一个儿子“贡布郎加”,在瞻对崛起了,控制了瞻对全境(其实全部人口也就三万多人,而且生存条件极为恶劣) 

道光二十九年初(1849年),四川总督琦善,将所部五千清兵,和土司武装配合,分由甘孜、炉霍、道孚三路向瞻对进攻。 

不到半年,皇帝就收到了野番“悔罪投诚”的消息:“经琦善督兵征剿,叠获胜仗,直抵巢穴。该野番贡布郎加等震慑兵威,递结投诚,情愿将所得地土、人民退还各土司,照旧各安住牧,自应宽待既往,俾得向化输忱。著仍赏给贡布郎加六品长官司虚衔,以昭劝勉。”

问题是,朝廷大军根本没有获得胜利,而是一直打不动。贡布郎加把朝廷官服顶戴全都抛入了雅砻江中。一首由一个当地喇嘛用偈语体写的讽刺诗到处流传:“总督亲自到康区,土司受宠应领情;贡布郎加命不绝,坐等你们来孝敬。” 

只有朝廷认为自己赢了。中央军撤退后,贡布郎加将接济过清军的部落施以残酷惩罚,其中一个人的妻子被分尸,其子被埋在牛粪堆下闷死。而贡布郎加继续征战,征服周围蒙古血统的霍尔五土司后,又征服了德格土司,这是康巴地区最大的土司,品级是从三品。

贡布郎加由此控制了几个县的地盘,严重挑战了中央权威,甚至烧毁粮台塘汛,拆阅驿道上往来投递的官方文书,掐断了进藏大道。连新上任的驻藏大臣也被阻于半途,不能前往拉萨上任。

阿来是藏人,他在书中顺便介绍了一个背景——“不是每个藏人都心向拉萨”。贡布郎加不仅藐视中央,而且也不把以达赖喇嘛为首的西藏地方政府放在眼里。

他讥讽西藏地方政府军队穿着黄军服的带兵官是“布色则吉马”——“牛粪上的黄包虫”。他说,用根草棍轻捅一下,这种虫就会把脚飞快地缩回去,喻指藏军贪生怕死,没有战斗力。

他还说:“印度王子是人,清朝皇帝也是人,瞻对的我也是人!”“我们瞻对很多人跑到西藏去朝佛,山高路远,千辛万苦,我们为什么不把拉萨大昭寺中的释迦牟尼佛搬到我们的地方来,使瞻对人在当地就可以修成佛?”

直到今天,在习惯性的非此即彼的政治思维中,藏区地面一旦有事,就必是离弃中央而心向拉萨,这也是今天所谓大藏区说法的一个心理根源。部分藏人内部自然有这样的狂想,外界也将此视为所有藏人必然的选择。但我们假想中的必然,未必就是真正的现实。贡布郎加这个例子,或许能将这种迷思来一次小小的破除。

此时,清廷正经历太平天国战争和陕甘回乱,已经连唱假戏的本钱都没有了,无法发动征剿。 

于是,西藏政府趁虚要扩大势力范围,他们调集兵力,到四川地区来征讨贡布郎加。

最终,贡布郎加失败了,又是起火,但活不见人、死不见尸,不知去向。

达赖喇嘛控制了瞻对。四川藏区的宗教势力大为增强。

第五次征剿

“为了大局”  

达赖喇嘛的藏兵在瞻对为非作歹、盘剥勒索,最终使得当地人反了。1889年秋天,铁匠撒拉雍珠和本地僧人巴宗喇嘛集众宣誓:“我欲为民除害,勿杀好人,勿掳财物,封其府库,以待汉官。有违者吃吾刀!”瞻对全境,参加暴动者达六千余众。

这是一次真正的农民起义。

驻瞻对的藏兵被击败,藏官被驱逐了,起义民众上书朝廷,请求脱离达赖喇嘛控制,重新回到中央怀抱。不过,这时的皇帝派四川总督刘秉璋安排一批干员率军征剿。 

之前四次真正反抗朝廷的战斗,每一次都代价巨大,虎头蛇尾。这回,镇压一心要归附朝廷的瞻对起事百姓,迅速完胜。因为百姓几乎没有组织反抗。他们以为朝廷来关心自己了。

 

为了安抚西藏上层势力,朝廷将俘虏的起义领袖巴宗喇嘛“正法枭示,以昭炯戒”。

这个“炯戒”是什么呢?那就是,西藏噶厦政府官员,无论僧俗,无论如何以一己之贪残,虐民于水火,老百姓都得各安天命,不得反抗。历朝历代,所谓治藏安疆,都是笼络上层僧俗权贵,而于民意民情则无所体恤。这样的治藏政策,于今思之,仍不无教训的意义!

瞻对又被清廷“赏还”给西藏政府。

第六次征剿

蒙住双眼,皇帝忽悠自己

重新得到瞻对的藏官变本加厉,继续扩大势力,瞻对藏官则忠扎霸直接领兵到章谷,插手瞻对之外其他土司间的冲突,并与中央军发生武装冲突。

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清廷下令向瞻对开战。这是第六次用兵。 

这一次,清军在四川总督鹿传霖指挥下,迅速扫平了藏军。如何善后?鹿传霖先后上奏十数次,力主改土归流,设立汉官。

怎么办呢?皇帝一年多没有下决定,说“总之,保川固要,保藏尤要,筹善后,设流官,此保川之计,非保藏之计也。”

也就是说,还得顾着达赖喇嘛,要有大局意识。

这时候,打完仗了,在战争中怠惰不动的成都将军恭寿冒出来了,出于嫉妒鹿传霖的原因,各种打小报告,使得皇帝放弃了鹿传霖,革去总督职务,召回京城。瞻对又被“赏还给达赖喇嘛”。不只收瞻对回归四川的计划被中止,改土归流的设想也化为泡影。

鹿传霖不但被罢官,连征剿瞻对都成错误了——“该番官并无叛逆情事”,自然是师出无名了。至此,清朝六征瞻对,数这次最干净利落。大获全胜的原因也很简单,经过洋务运动,清军有了一些现代化的武器。攻瞻之战中最厉害的,就是炸药。但最顺利漂亮的战事,却导致最荒唐的结果。 

经过洋务运动,清军可以对边疆打胜仗了,但是,却一陷于官场内耗,二陷于皇帝的“大局观”。

清兵这次不再欺骗皇帝,但皇帝欺骗了自己。

失去瞻对,对清廷来说,也许不过是一个小妥协,但对噶厦政府来说,却是一个大胜利。达赖喇嘛进一步扩大在川属藏区土司地界的影响力,格鲁派寺院数量不断增多,能量不断扩大,插手当地政治经济事务,从而完全改变了地方政治格局。 这些寺院和那些互相孤立的土司不同,他们是一个严密的系统,中枢在西藏拉萨。寺院系统与土司势力的此消彼长,使得川边藏区发生的事情再也不像过去只是孤立的事件。 

到后来,乃至由皇帝直接出钱年年供养的皇家寺院也公然反对皇帝。

在清朝的最后一段时间,恰好遇到几位想有所作为进行革新的地方官员。

1905年5月,时任清驻藏大臣的凤全在巴塘遇害,得到英国支持的西藏地方军队在川区制造冲突,又一个干员赵尔丰受命招募兵勇,平定地方叛乱,以秋风扫落叶之势一路征剿,革除川边各地土司统治,派设流官,改革赋役,兴办卫生文教和各种产业。其中,“轻骑疾进”收复瞻对。

这是第七次征剿。

当然也不是那么容易,比如,攻乡城桑披寺,持续了半年之久,战事最为紧张危急时,赵尔丰一头半白的头发,一夜之间全数变白了。

赵尔丰同时开始影响西藏地区改革,呦呦鹿鸣上次推荐的《艽野尘梦》中,写的就是这一段故事,其中,“湘西王”陈渠珍对“赵帅”有一段描写:

““是日,余随队出迎,候甚久,始见大队由对河高山疾驰而下。有指最后一乘马者,衣得胜褂,系紫战裙即是赵尔丰。既过桥,全军敬礼,尔丰飞驰而过,略不瞻顾。谛视之,兹貌与昔在成都时迥殊。盖尔丰署川督时,须发间白,视之仅五十许人也,今则霜雪盈头,须发皆白矣。官兵守候久,朔风凛冽,犹战栗不可支,尔丰年已七旬,戎装坐马上,寒风吹衣,肌肉毕现,略无缩瑟之感。”

陈渠珍说,赵尔丰所率边军,“虽为旧式军队,然随尔丰转战入边极久,勇敢善战,其军官兵体力甚强,日行百二十里以为常”。

第七次征剿是最后一次,也是结果最好的一次。根据民国评价,赵尔丰是对中国巩固川边、与藏独斗争贡献最大的人。“所收边地(指改土归流),东西三千余里,南北四千余里,设治者三十余区,而西康建省之规模粗具”,后来时人也评价:“金沙江以东十九县,尚能归附 (指改土归流),皆清季赵尔丰之余威,于民国以来诸边将无预也。”

但是,随后,遇到辛亥革命。1911年12月21日,新任四川都督尹昌衡设计捕捉赵尔丰,在都督府前将其斩首。此赵尔丰被处死临刑前还留下了一张照片。须发皆白的赵尔丰,正被人摁住,要他跪下。这是他的生命消失于这个世界的前一刻,那张照片模糊不清,但可以看出他的表情并不惊恐,却显出无奈与苍凉:

再也没有人忽悠皇帝。因为,一贯被忽悠,最后自己忽悠自己的老大,已经被扫进历史垃圾堆。    

在民国时代,瞻对以及川边地区,不断扩大势力范围的达赖喇嘛势力和中央军还发生大量冲突。而英国人,则掺和其中。

制度不改反腐能走多久?

来源:微信群

十八大以来,反腐可谓轰轰烈烈,可是产生腐败的制度依然在运行,如果制度不改革,这样的反腐还能走多远?谁能保证现在和将来的当权者不会继续腐败?实际上,现在的反腐如同浑水中抓鱼,抓出几条大鱼小鱼并没有什么意义,因为水是浑浊的,被抓出来的鱼只是运气不好罢了。

在高压反腐之下,腐败依然根深蒂固依然以不同的方式在泛滥。如果我们把反腐败的希望寄托在某个人身上,那是非常荒谬的一种想法,不仅与民主法制背道而驰,而且还是封建皇权思维的延续。中国之所以腐败泛滥,是制度性的腐败,不是某个人或某群人的问题,建立监督腐败的制度才是根本,仅靠运动式的反腐是远远不够的。看有种有料有趣文章加微信AMAMCHENG1976

但是要对现行制度进行改革,必然会触动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必然会导致既得利益集团的反对和阻挠!从今年春晚的官方报道可以看出,这个既得利益集团正在不遗余力,竭尽全力打造一个充满谎言和颠倒是非的社会。意识形态领域充斥着更多的谎言、欺骗和盲目的歌功颂德,上上下下都以说假话为乐,曾经点燃希望之光的改革离我们渐行渐远。

中国改革走到今天,我们不得不承认,几乎所有的利益分配格局基本完成,内部推动改革的动力早已丧失殆尽。对于强大的既得利益集团特别是能够影响中国未来走向的人物来说,主动发起改革的可能性已经微乎其微,我们再也看不到力图有一番政治抱负的改革者出现在中国政治舞台上。实际上,自清末光绪以来,中国力主改革的政治人物要么是昙花一现要么是以悲剧收场。

30多年前邓小平力挺胡赵力行的改革,曾经唤醒昏睡愚昧的一代中国人,无论是作为一种官方的意识形态,还是作为一场范围广大、无所不在的实验,改革都是邓小平时代无可争议的核心价值,也深刻影响并且改变了中国人的命运乃至世界的政治经济格局。

那个时代的改革,不仅仅是中国人的精神诉求,更是现实社会中普遍的人心所向,一个与过去截然不同的新世界也因改革而得以诞生。人们从物质极度匮乏、思想极其禁锢、智力极其愚昧的历史深渊中出发,几乎所有中国人都在这场改革所带来的思想解放、物质繁荣中获得了巨大的满足感和认同感。这种全民共赢的的改革,得到了绝大多数中国人的响应和支持,也成为凝聚社会共识不可替代的民族愿景,那个时代的改革,是属于全民的改革,积聚了全民的力量也汲取了全民的精华。

然而那个时代的改革,仅仅只是涉及经济,并未触及僵化的制度。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期,随着胡赵政治生命黯然谢幕,中国的改革突然向抑或脱离了原来的运行轨道,既得利益集团迅速崛起并且掌控了中国的政治社会经济文化命脉。表面上看,中国经济在高速发展,但这个国家已在不知不觉中被既得利益集团所垄断、被绑架,甚至连改革的路径和话语权也被既得利益集团所把持或操控。改革彻底背弃了初始的全民契约,变成了一种不受监督、不受制约、不需要全民共识的官僚利益集团和垄断利益集团双赢的格局。

既得利益集团相互勾结,利用各种手段来影响大政方针政策,甚至影响立法的进程。中国的社会财富也在不知不觉中被既得利益集团公开掠夺和瓜分,所谓的“利益博弈”早已成为过眼云烟,中国社会呈现出来的是一番弱肉强食的光景,即没有任何规则,没有任何道德,没有任何良知,绝大多数人被排除在财富掠夺的游戏之外。

当更多人被当作包袱被改革所抛弃的时候,中国社会稳定的基础自然就越来越脆弱。于是,一种关于改革、增长、稳定的恶性循环就开始了:越是不稳定,就越要推动GDP高速增长;越要推动经济高速增长,就越要推动符合既得利益集团的所谓改革举措;而越是推动这种改革,就越是造成社会巨大的贫富差距和尖锐的社会矛盾。

改革于是变成一种赎买精英阶层的私相授受的权宜之计、一种刺激短期经济增长的纯粹的机会主义游戏;改革不仅从内部被完全腐蚀,也从外部彻底失去了社会基础以及历史推动力。高速的经济增长固然可以为蜕变了的改革涂脂抹粉,但却很难说服那些在改革中被剥夺了基本权利或遭到无情抛弃的弱势群体。

日趋严重的贫富差距和社会不公、司法不公,加剧了社会动荡和道德滑坡的速度,造成了富人与穷人,官员与平民的对立,造成了城市与农村,沿海与内地,大城市与小城市之间的巨大反差!也加重了人们对政权的失望乃至一夜暴富的投机心态。于是,掺杂使假、掺假使黑、坑蒙拐骗、权钱交易、权色交易、贪污腐败、勾心斗角、恃强凌弱、仗势欺人、唯利是图、尔虞我诈成为中国社会的常态。看有种有料有趣文章加微信AMAMCHENG1976

实际上,高层也有人看到了这些问题,只是因为既得利益集团太过强大,改革一直无法触及制度层面。2010年8月,深圳特区建立三十周年之际,时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深圳考察时强调:“我们不仅要推进经济体制改革,还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就会得而复失,现代化建设的目标就不可能实现。”温家宝在当时重提政治体制改革,不仅仅是一种表演,更需要政治担当,在那个特殊的历史时期,也具有特殊的现实意义。

在中国改革初期,邓小平就预见性的看到:“我们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的改革。”1980年8月18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成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纲领性文件。遗憾的是,一群年迈八旬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未能完成改革的宏图伟业,也很难让他们下决心在人生的最后时刻站出来革自己的命。

30多年来,中国经济突飞猛进,GDP高速增长,但是由于政治制度改革的滞后,致使经济领域的很多重大问题始终难有突破,经济改革的成果并没有真正化成民生的福祉,人们期盼政治改革,是希望共同中国改革的成果,而不是继续维护既得利益集团的掠夺敛财格局。

从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政治改革几乎成了敏感的话题,似乎只要一谈政治改革就会国无宁日。在这样僵化的思维下,那些不愿承担改革成本却独享改革成果的既得利益集团,势必采取各种手段来反对和阻挠中国的改革进程,甚至假借“改革”之名,扩大权力的干预范围和寻租空间。今天的中国,需要建立一个公平、透明、民主和法治的社会,改革的重点应该指向既得利益集团!正如.经济学家吴敬琏所说:“改革的两种前途严峻地摆在我们面前:一条是政治文明下法治的市场经济道路,一条是权贵私有化的道路。在这两条道路的交战中,后者咄咄逼人,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这种潮流对于我们民族前途和未来的威胁。面对深层的社会问题,当务之急是从最基本的地方着手,构筑起法治社会的基础。

辽宁王素娥征婚启事

 

辽宁 王素娥、女、汉族66年出生。因不服营口市站前区法院枉法判决:“(2007)站刑初字第6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在当地多次申诉无果,被迫无奈进京申诉,至今已11年,在此11年中天当房地当床,风餐露宿苦不堪言,公正没有讨到,却遭当局残酷打压,多次被非法关押.黑监狱,8次拘留(5次不给法律文书),至今狐身,因此欲寻志同道和者为伴侣。
征婚要求.:1.年貌相当.善良.有公义心!2.对我和我的亲人好3.相互尊重理解信任。4.为公义良心坐牢者(多牢者优先)。
注:党员干部不敢讲真话实话的及贪腐官员免谈。
相亲地址:陶然亭公园(可带亲友同去)时间:2016年正月十五至十九均可

征婚人:辽宁 王素娥

我们真的不如美国人勤奋

作者:佚名

 

这篇文章是一个去美国读研究生院的学生写的,用非常具体的亲身事例来说明这个观点,就是:美国的学习一点也不轻松,美国学生很勤奋,相比之下,中国学生进大学后等同放羊,学的浅,学的弱,还学的很不努力。

在去美国读研究生院之前,我想大部分国人和我一样认为,美国的教育都是人性化的教育,教育方式和观念都以人为本什么的。感觉美国的教育都是让学生一边玩,一边学,一点也不痛苦,学生有很多课外业余爱好。总之一句话,他们是素质教育,我们是应试教育。而在好多人眼中,美国人都不怎么爱学习,学习很次,中国是个人去了就可以称王等等。到这里学了以后,发现以前感觉的完全是扯淡的。美国的高等教育比中国还应试,美国的学生平均学习刻苦程度是中国学生不能比的。
比如,在我的观念里,到大学,作业是可做可不做的,严格说是不会的可以不做的,老师不收,大家在家只要努力做了,做不出来没关系,第二天老师会在课上讲。所以作业都是良心活,好学生都自觉完成了,实在不会的就放着。
我开始还是拿这个观念去对待美国老师的作业。当时看完书已经晚上10点多了,第二天要上这门课,我本来认为估计老师上课对对答案,有问题问问就可以, 估计没做完也没事。不过我还是凭着国内学习养成的老师给的良心活必做的习惯,坚持把题做完了。当时写到了半夜2点半多,其中好几次想放弃睡觉算了,不过最后还是写完了。
我当时还说第一周就写到半夜两点半,当时觉得以后不会这样,这是我自己给自己施加的压力罢了。结果没想到,第二天上课,老师就真都把作业收了,亏了我把卷子都写完了,否则就傻眼了。当时老师说收的时候,我心想还真收啊?后来逐渐才明白原来美国作业是计成绩的,每次作业都会给你按照对错打分,记出成绩, 最后和所有平时考试期末考试一起算最后的总成绩。
而且最让人接受不了的是,题你要是不会做,你不写,或者写错了,你就不得分,最后就会影响你的总成绩。在中国是,平时允许你犯错,允许你不会,你不会可以空着,听老师讲,最后考试时会做就可以。因为从高中以后学得就比较难了,作业有不会做的很正常,老师是允许的。但是在美国就不一样了,老师每周都会给你留一大堆作业,你在下周上课前要交上来,如果有不会的,你要在交作业前去自己去问老师,老师不会在课上给你讲的。如果到交作业时还没有问老师,因为不会不做或者做错了,那么你就要承担这个责任,老师不会因为你实在不会就手下留情的,你的作业就会被扣分。每次作业老师都会记录的,最后会一起给你算总成绩的。
这样每周的作业都相当于一次考试,因为得的分数直接影响你最后的总成绩。

我这学期学选了3门课,分别是经济数学,高级微观经济学,高级计量经济学。最痛苦的是第一次计量经济学作业。计量经济学是我们这里面最难的课,基本就是统计学在经济学中的应用,而且这门课是最近几十年才兴起的,国内教得很浅,以至于我一值认为统计学是门比较好学的课程。
但是在申请美国大学的过程中在论坛经常听他们说外国的经济学要求数学非常高,其中最难的就是计量经济学,还有统计学。数学和统计学最好申请,因为太难,外国人没人去学。当时还不理解,为什么统计学这么难学,现在终于知道了。我们老师用了一堂多课就把前4章讲完了,前四章就涵盖了我本科学的最难的一元线性回归和假设检验的所有内容。然后就留作业了。
到快交作业的前几天,我才拿到课本,于是赶紧做。因为这一部分本科没有学扎实,为了做作业,用了几天把本科的概率论和数理统计又看了一遍,感觉还是没怎么看懂,然后就做作业,一点一点抠到凌晨5点多,实在做不下去了,然后就交了。
后来发了作业,20分满分得了16分。

来说说美国研究生科目的成绩是怎样算出来的?

计量经济学这门课第一次期中考试占20%,第二次期中考试占20%,期末考试占20%,平时作业占40%。
最后总成绩按照ABCD给你评分,90-100评A,80-90评B,70-8*河蟹*C,70以下D或者不及格。 而且硕士研究生毕业有一项成绩要求就是每学期平均分不能低于B,否则下学期你就留校察看,如果再不行就被开除了。也就是硕士研究生的及格分数是平均80以上。

如果是十分简单的学科考80分以上不算很难,关键是现在学得都是非常难的,作业和考试很难。所以如果保证所有科平均80以上,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我估计了一下,难课程如果都保持80分左右就不错了,所以最后很有可能的结果是大部分都是B,然后如果都是B的话,只要有一科是C,那么平均就是 B以下,那么就可以走人了。而如果得C的这一科是因为平时考试和作业都是刚好80分或平均刚好80分,恰好有一次作业得79分,那么这一门课可能就因为这一次作业的80以下,造成最后这门课B以下(或者说C),如果恰好其他课又都是B,那你很有可能平时表现都不错就因为这一次作业的一分而被开除走人。
当然你要说哪里有这么恰好的事情,我说这个已经是很好的情况了,很有可能你的考试和作业会很多次上不了80分。我这次作业就是在悬崖边上:16 分,20分满分,看似不错,实际上16除以20等于0.8,也就是80分,已经是最低可以接受的分了。所以我以后作业必须要拿尽可能多的80分以上才能避 免因为有80分以下而最后失足的情况。所以这次只是刚刚及格。

说完这次不是很成功的第一次作业,再说说美国的考试。
我在国内时看学校主页上的这学期学习安排,说是10月7日左右期中考试。期中考试对我来说已经8年没有遇到了,因为上了大学以 后,好像就没有期中考试,也许工科的同学有,不过我们经济这种文科的学科就没有了。期中成绩老师大多是以出勤率来计算,而且占30%,期末考试才是大头 70%,最多就是中期可能会有一片论文当作成绩参考。
所以我来之前一直有我们专业不会有期中考试的侥幸心理。结果上了第一周课我就傻了,所有3科都有期中考试,而且期中考试都不只一次,有的课是2次,有 的课是3次,加上期末考试,基本上每个月每门课都会有一次考试,这个我们在应试教育的中学感受过,不过那个叫做月考,或者小测,不计入最后成绩,而且那个 最后成绩对你也没有用,因为最后要看你的高考和中考成绩。而美国这个考试基本上是所有考试各占20%,作业占20%,没有轻重。或者都是25%等,或者老师对这个评分比例进行微调,反正权重基本都是一样的,而且所有的这些平时成绩最后折算成的总成绩会跟你一辈子,找工作时,用人单位会让你出示所有高等教育的平时成绩,因此你那次都不能马虎,包括作业。
在没有考试的第一个月,我们就觉得已经很难了。来之前我认为我只选了3门课,以国内的经验来说应该是很轻松,而且周五,周六,周日三天没课,每周可以休息3天,生活应该很惬意。
可是知道了我上面所说的美国大学的教学制度后,你就发现你每周都要写作业,而且要写好。而老师上课基本上对你写作业是没有什么帮助的。因为课堂时间有 限,老师就讲他喜欢讲的部分,然而你就要把所有书都看了,然后再把所有题都做了。基本上老师每次课都讲一章。一章的内容大概30-40页书,这30-40 页的书是大书就是比国内16开纸大一点的那种书,而且是英文的小子,密密麻麻,比中文的30-40页的内容应该多,而且最关键是书中每一句话都有复杂的数学和逻辑关系,你要看透,都需要你想很长时间,或者自己在草稿纸上推导和画图帮助理解,这样有的时候十几页的书都要看5,6个小时。你每周要读3本这样的书(100多页)然后做3门作业。
每次作业都很费时间,数学作业最简单,不过你要用计算机写,用word打十分复杂的数学符号,矩阵,希腊字母等,很费劲。但是用4个小时应该可以写完 (国内写作业我记得好像能写2个小时的算是比较多的了)微观和计量经济学的作业一般都是十几个小时。因为作业就相当于考试,但是这个比考试要求的时间松, 而且属于开卷,所以老师留的题都很难。最可恨的是计量经济学的老师,讲课非常快,我拿到课本时,他已经结束前7章了,我们每周休息的三天,我都在赶他的进度,讲了一个月到期中考试了他已经讲了12章了,一本近1000页的书,他讲了快一半了,只用了一个月的时间。好在这个课本讲的十分详细,因为我看我本科 的书看了好几天,就是不明白怎么回事,看了这本书前4章以后就彻底明白了,讲得太细了,太系统了。
粗略的算了一下,每周每门课上课看书时间要30个小时,写作业的时间要10小时,那么三门课一周学习就要用120小时。而一周7天每天24小时一共就168小时。你就会发现你完全没有休息时间。和我们一起上课的一个台湾同学发现我们选了3门课很惊讶,说他学2门都快受不了了,我们居然选3门。开始我们还不理解,现在明白了,下学期一定学2门。
就这样我们在紧张学习了一个月以后,开始了长达近2个月的考试之旅。我们这学期,数学有3次期中考试,1次期末考试,一共4次考试,其他两门2次其中 考试,一次期末考试,分别共3次。也就是从9月30日开始到感恩节放假前一天,我们几乎每周都有考试。

我们国家考试数学、物理这种计算为主的考试过去都是以大题的形势出现,这种大型综合计算题最能体现数学能力,过去一般都是考3-4道数学或物理大题, 每道25-30分。但是因为数学物理这种学科确实太难了,所以用这种考试会使很多人不及格的,少做一道就几十分没了,少做两道就不及格了,过于太残酷了。 学数学和物理的很多都是要么满分,要么不及格。虽然很残酷,但是可以体现能力,老师喜欢这种考试,就像语文老师说得,其实语文什么都不用考,什么花样都不 用出,就考一篇作文就可以了。
但是为了照顾大多数考生的面子问题,这种考试好像在改革开放之后逐渐被取消了,因为我们引入了西方的观念,第一是注重学生自尊心培养,总是考不及格会 有阴影的。第二是引入西方的标准化考试,也就是什么选择填空题,因为美国托福,GRE还有美国文职公务员考试都是选择填空题。
这样我从小经历的考试没有纯大题的形式。我经历的有的比较牛的数学和物理老师说都考纯大题才好呢,考什么小碎题。但是到了美国以后,我们引进了西方的观念发现在西方行不通,这里考试完全和我们没有改革开放之前的考试一样,数学、微观经济学都是4-5道大题,每道20-25分。没有一道选择或填空。国内学经济学,就背背概念。这里经济学基本上是可以说是文科中的物理学。老师上课就是在黑板上用数学推导公式和证明定理,最多在最后根据公式说一下经济意义。

就这样我们在已经被国内淘汰了的过于残酷的纯大题考试中要都保持80分以上,难度有多大了吧?还好,我的高等数学学得还不错,计算基本功还行。所有数学考试全部95分上下。一次,微观经济学考试是拿回家考试,开始我们认为比较轻松,结果发现不是那么回事,出的题太难了,我做了3天。有一道证明题我把自己锁到厕所里想了6个钟头,最后用欧拉定理硬证出来了。
对于计量经济学,实在是没有办法,太难了。我几乎在开学初的90%时间都用在计量上,在第一次考试前总算大体明白了这门课是怎么回事了,赶上了前12章的进度。
本来开学初我们还信誓旦旦的要拿全A,结果这门第一次考试就考了54分,而全班平均70。第二次拿回家考试,我还说这个还好可以拿回家做,结果我和那个中国同学费了整整一个星期在建立模型,前面1个礼拜试验了近百种可能性的模型,结果就是相关系数不到20%,根本不能用。后来折腾了很久,花了两天时间完善模型和写报告,最后写到凌晨5点。
以为可以取得不错的成绩结果得了66分,说是有一个环节论证方法出了问题。我的心都凉了。因为这门课90分以上才是A,80-90是B,80以下是C,所有学科平均不能低于B,我这科很可能就C了。最后我把总复习的时间全放在这科上面了。最后才有所收获,得了85。
说到美国学生的学习态度和刻苦程度,我不得不再说一下我们的认识误区。在来美国之前我一直被美国的青春喜剧给误导,电影上演得都是他们怎么怎么不学习,怎 么怎么调皮捣蛋,以至于我们国家的学生也开始学习和模仿,估计是最先传到港台,然后港台的电影开始影响大陆的。导致大陆的学生也开始变的很痞子。
我不知道美国导演是不是故意的,虽然我问了美国人,他们说他们拍那样的电影只是表达了学生想拥有那样的生活,而不是他们真实生活的写照。但是我还是要对美国导演提出抗议,我们的教育制度不完善,学习还要靠自觉的情况下,你们这是毁掉广大发展中国家的苗子啊。

美国的大学校园生其实是这样的:

每个校园里走的学生都背个书包匆匆去上课,没有一个在嬉皮打闹的,即便是等公共汽车或者做公共汽车上,也在看书。在咖啡店里或者休息的地方,你会发现很多美国学生要么在看书写作业,要么用电脑写作业。非常安静,没有人大声喧 哗。我本来还带着掌上游戏机,有一次在公共汽车上拿出来玩,有外放声音,突然发现大家都在看书学习,我很不好意思的又放回去了。突然觉得我在国内本来是很 自觉学习的好学生,在这里怎么感觉自己跟痞子小混混一样,成了不良少年。
有一次晚上去系里打印讲义,走在在夜色下的校园里,突然想到了我们国内平时大学校园里晚上是什么样子,再对比一下这里,我发现校园里路上没有人,有的 人也都是背着书包匆匆的行走去赶时间学习。而我印象中至少是我们省的高校校园,夜幕下都是一对对的情侣在共享好时光。有一次去这个城市的主街看看,看看那些吧里的人都在干什么,突然发现人们都在那里拿着电脑学习。当时想了想国内酒吧里无数失足男女青年在里面群魔乱舞,不禁感慨万千。
美国真实校园生活就是整个一个中国理想中的好学生的聚集地,美国学生学习这样的场景只有在中国的电影里才能看见,而我国的真实学生却在积极模仿美国电影里的东西。图书馆里学生们都在很安静的上自习,图书馆的机房,学生们都在用来写作业,没有一个干闲事的。我还真的注意观察过。
我在国内上大一的时候觉得学校图书馆和计算机中心的机子比家里的好,而且便宜,就去带着游戏到那里去打游戏。第一学期期末还和全宿舍的人去图书馆包夜通宵打游戏,我们那还要钱,这里用的计算机都不要钱,但是全都是用来学习。我想原因有两方面:第一方面是我们管理不严。我想如果你在美国的学校机子上打游戏,基本就可以准备回家走人了。第二,即便是让你打游戏,就按照我上面说的作业和考试的压力,你有时间打游戏吗?
接着说美国学生的学习,他们在卖星巴克的地方看书写作业是很正常的事情。那个写作业是真写,不是装的。他们学习刻苦还体现在两次计量闭卷考试前,老师都发了去年考试的卷子,因为这不是作业,所以我和那个中国学生都没写。这很不符合我们的风格,因为在国内好学生都是老师越不要求做的,都越做。结果来了美国以后,由于老师逼的太紧,有极度的逆反心理和厌学情 绪。结果只要不计分的坚决不写,也不看。
但是我发现这两次每次美国学生都把所有题目都做在纸上了。我又一次体会到了他们才是好学生,我们都是混混。还有就是他们学习都很积极,我们上的研究生 课程,只有3-4个是研究生,剩下的十几个都是本科生,他们为了将来更好的学习,在本科阶段就自己主动选研究生的课程,而且有的是我们选的魔鬼3门,他们 也都选,他们还有自己的本科课程,我们光这三门就快受不了了,他们要学至少4-5门课。总之美国学生各个很刻苦,永远看不见他们玩。

再说说我们学的东西的难度:
此处,省略部分文字,细述国外国内高等数学难度差异 ...
这些数学还是不是最难的,主要是经济数学和微观经济学在用。我相信国内研究生数学应该也学这些,不过可能不会理解这么深,因为没有人逼你去疯狂做题和不断考试。
此处,省略部分文字,细述国外国内经济数学难度差异 ...
每一章节我们都有综合题去当作业去写(交作业包括:数据文件,gauss或SAS的程序文件,和说明报告)。
说到Gauss编程,这个语言是一个专门运算矩阵的专用语言,所以被统计和计量所广泛应用。编程对于大部分中国学生还是比较难,因为国内计算机教育还是相对比较落后。最开始整理数据都是用excel人工整理,后来有一次和一个美国学生探讨问题,发现他gauss用的极好,都是用gauss的程序直接控制和整理数据,于是我也下载了一本gauss的书,一边看书一 边就把gauss掌握了。
说到这里不得不说说美国的大学教授的能力。我们这个计量经济学的老师光计量经济学的课本就有20多种,各种统计软件SAS,Gauss,SPSS等等都很 精通,教材也很多。计算机编程也很牛,我还从他那里学了不少技巧。而且他用计算机上多媒体课都是自己接线路(美国老师都是自己接),国内的老师好像都要有 个专门搞计算机的人给他接好,才会用。
美国的老师电脑用的比我这个对电脑很痴迷的人都好,虽然他们都不是学计算机的。要知道这些教授们都50多岁了,年龄和我父亲差不多,国内和我父亲差不多的人,很少有人愿意用电脑的。上课有时候还问问我们微观经济学学得怎么样,然后他会瞬间说出我们学的部分的各种函数的性质和定理。人们都说他要求学生严,但是他说他遇到的老师才严,他上大学时,他老师考他是任何拼写和标点错误这种和学科不相关的错误都会扣分的,他说他不会那么要求我们的,所以他说他对我们要求很松。
美国的教授一般都是像他这样很厉害。有一次上完微观经济学,后面上自然资源课的教授进来看见一黑板数学公式和推导,立即说出是这是Shepherd’s Lama(谢波德拉马定理),后来有说了很多,好像很有感情似的。我想一个教自然资源的居然还对数学定理这么了如指掌。
美国教授都是博士,博士这个词在国内反正对我觉得没什么了不起的,因为我们国内,只要考上了,就都能毕业,所以看这个人厉害不厉害主要看他考这个学历时的考试水平。我国高考参加的人最多,所以竞争最激烈,所以最能体现人的水平,所以名牌大学的全日制本科对我很有威慑力。但是参加硕士研究生考试人就少 了,所以名牌大学的硕士在我眼里也就一般。而博士,参加的人就更少了,博士一般混5-6年就毕业了,没有听说过在国内上博士有人学得要死要活还不能毕业的。所以博士对国内的一般人来说感觉不是那么有影响力。
而在美国,博士这个词是很有影响力的,教授都是博士,在学校人们一般不会称呼他为某某教授,或者某某官衔,这些教授或者当官的有博士学位的更喜欢人们叫他们某某博士,因为这个代表了荣誉。
比如我们微观经济学的助教就是个上博士的,结果他上学期考试有C,被劝退了, 现在正在我们城里的一个商场卖东西。
我不禁很感慨,一个上博士的中途被开除,然后就只能去商场卖东西去了。也许我光经历美国的研究生教育,而没有经历国内研究生教育,就对国内研究生教育 横加指责过于武断了。我相信我前面说的学的内容国内这个专业的研究生肯定也学,但是我敢肯定没有几个能像美国学校出来学这么扎实的。
我同系的那个中国同学,他说他的在国内上研究生的同学整天闲着没事干,咱们却在这里整天一夜一夜不睡觉。而且据说有一个他的同学学计量,先学了一学期 gauss编程课,我们这儿人生地不熟的,上来就很难,然后还要自己看书学gauss编程,每次交计量的作业都比一次考试耗费精力。有一次,我和那个同学写完作业已经凌晨3点了,这个时候,他的QQ上的也在美国留学的同学都在QQ上,都还没睡觉呢。交流一下,全部都很痛苦。
一个在纽约学金融同学说:“也不知是老师有问题,还是我自己太笨没有领会老师的意思,那个题按照老师的意思要用excel算一千遍”。当时我很感慨,美国的高等教育实在是太强了,对人要求太高了, 我来之前还在算我们学校和北京大学在国际上的排名,当时觉得比北京大学高,但是自己说的时候也很没有底气,但是现在不同了,我有一种不管排名谁高,有本事 就出来一起比一比的气势。确实在这种残酷的教育下我们学得非常扎实。
记得有一个老师从美国硕士毕业回来,闲着无聊就去考研报名,去考北京大学的光华管理学院,这个基本是我们经济管理领域的最高学府,多少人挤破脑 袋去考它,竞争十分激烈,这个老师最后就背了背政治,别的什么也不复习然后就考上了。我以前在人大经济论坛问过问题,被他们骂做不懂经济的人。现在我再去那里,有一个人不会做,我瞬间把全部数学推导给写了出来,后来没人敢说什么。而我问的问题,几个月都没有人回答。
我的中学教育很好,以至于大学毕业后工作几年,我仍然对高中的所有知识点记忆犹新,拿起数理化的题就会做。但是大学学的东西什么都记不起来了,只记了几个名词,剩下的什么都没有。大学毕业时,我还抱怨大学没学什么东西,我父亲还安慰我,大学学的是一种思想和方法,有了这种思想和方法就可以了。但是企业不是靠耍心眼,小聪明就可以成功的,靠的是实打实的技术,我们大学的找不到工作的毕业生有几个能拿出真本领的?

公权力抢劫富豪——三个亿万富豪死刑案的背后黑手

来源:香港东方日报

 

一些经济类案件中,涉事富豪被判死刑或执行死刑,疑点太多了。最令人可疑的是三个:北京亿万富豪袁宝景、袁宝琦、袁宝森2006年被执行死刑;浙江富豪吴英在2009年到2012年期间,两度被判死刑,最终改判死缓;湖南富豪曾成杰2013年7月被执行死刑。被称为「北京的李嘉诚」的袁宝景(左),斗不过周YK背后支持的刘汉(右),最终三兄弟被灭门 

在这三个案件中,最惨的是袁氏三兄弟。袁宝景个人资产上千亿,曾被称为「北京的李嘉诚」。1997年,袁宝景雇凶谋杀四川富豪刘汉失败,随后袁宝景之弟于2003年将所雇凶手杀死。事情败露,审讯期间,袁宝景还委托妻子捐出价值约500亿元的股份希望减刑,但结果竟然是袁宝景三兄弟被灭门。一时舆论大惊:何需如此重判?

数年后,周YK案发,这时人们才知道袁氏三兄弟为何被灭门:其对手刘汉的支持者是周滨,周滨的父亲是周YK。
三个案件中,相对来说,吴英最幸运。2009年底,浙江金华中院以吴英隐瞒巨额负债、非法吸收资金骗取3.8亿余元判她死刑,并在2012年获得浙江高院维持死刑判决。随后,以微博为主体的民间舆论给予了吴英强大的支持,整个微博的声音集中在两句话上:「吴英无罪」,或者是「吴英罪不至死」。结果是:最高法院改判吴英死缓,既给浙江法院留了一些面子,也顺应了社会舆论。吴英留下一条命。

最近,吴英的事情出现了第二次曙光。2014年底,原被中共纪检部门调查,随后,浙江富豪楼忠福被中纪委带走。而楼忠福,恰恰被舆论认为是操纵浙江地方势力、试图对吴英杀人灭口以侵吞其财产的幕后推手。

在吴英案、袁氏三兄弟案中,我们发现了惊人的相似:都是与另外的富豪发生经济纠纷,而对手背后都是有顶级官员支持,于是有些人不得不死于是,人们自然而然地再次追问:湖南富豪曾成杰是否也是同样被冤杀?

有关曾成杰被冤杀的传闻,从未停止。曾成杰2013年7月12日执行死刑,而家属在7月14日才收到死刑通知,当时,曾成杰「被秘密杀害」的传言就在网上广为流传。曾成杰的财产,也如同浙江吴英的财产一样,被某些人以超低价格接手过去。是谁要杀曾成杰?互联网明确指向了某位高官。一旦该高官落马,那么,曾成杰案又是完全复制了吴英案、袁氏三兄弟案的套路。

司法系统的公权力直接被用于到对富豪财产的抢劫,想起让人不寒而栗。难怪那样多的富豪要把财产转移到美国、把老婆孩子送到美国。在一个私有财产无法得到保护的国度,富豪们所能做的,必然是离开。

七八十年前的「打土豪」,是以暴力形式进行的;今天的打土豪,是以法律判决的形式进行,是"合法打土豪! 

如今,我们所能做的,就是动员全社会一起追问:

在袁氏三兄弟案中,谁主导了杀人判决?谁抢夺了袁氏三兄弟的巨额财产?

在吴英案中,那些联名要求判处吴英死刑的官员,与那些两次判决吴英死刑的官员,他们与幕后黑手的交易应该曝光了,吴英案应该重新审判。 

在曾成杰案中,谁力主死刑?谁制造了「秘密处决」?谁曾成杰抢走了财产? 

为什么要反复追问三个富豪案件?难道富豪的生命比穷人值钱?当然不是。无论穷富,生命同价,任何人的生命与财产都要得到保护。保护富豪财产,与保护穷人的财产同样重要,但却具有更显眼的标志性意义。

事情没那么简单

| 宋显爱   来源 | 智合法律新媒体

西班牙时间2月17日早上10点,西班牙宪兵和反腐检察官办公室联合执行的搜查队100多人,强行进入中国工商银行驻西班牙首都马德里分行进行突击搜查一起至少4000万欧元的洗钱与偷税案。逮捕了包括中国工商银行马德里分行行长在内的5名高管,其中3人已于当地时间晚上九点送到西班牙宪兵局。

西班牙警方声明:中国工行马德里分行疑似被利用,马德里的中国大陆犯罪集团涉嫌从中国进口大批假冒货物,未向海关申报、以规避进口税和关税。犯罪集团将赚取的非法收入存入工行,工行未按照法律要求审查资金来源,便将走私、税务欺诈和侵犯工人权利等取得的非法收入注入金融系统,转入中国,约3亿欧元(约合21.8亿人民币)。

1.从时间上,西班牙警方选择春节期间行动,春节往往是华人最放松警惕的时候,这次对工行的行动时间与2015年2月23日清晨,西班牙马德里警方实施的“鹈鹕行动”如出一辙。何为“鹈鹕”行动?

“鹈鹕”行动背景:部分华商将黑钱先运往法国——到波兰——再转运到中国,通过这样的途径至少洗出上千万欧元的黑钱出境;

规模庞大:马德里警方在“鹈鹕行动”中出动了400百余人十几条警犬;

潜伏时间:“鹈鹕”行动准备了一年多时间;

突击范围:马德里华商集中区域,几十家公司被搜,数十位华商被带到警局接受调查,西班牙警方搜出大量“阴阳账册”。

2.从性质上,西班牙警方称本次突击搜查是2015年5月11日由隶属西班牙国家宪警的中央行动部发起的“蛇”行动继续。“蛇”行动到底有多惊人?

“蛇行动”的规模前所未有:西班牙国家宪兵直属的中央行动组会同西班牙海关警察、税务局、社保事务局及劳工部等多个部门联合发起;

涉案地域范围广:在马德里、巴塞罗那、瓦伦西亚等多地同时突击搜查旅西华人店铺和仓库,尤其是位于马德里市区以南约20公里的科博·卡雷加地区的华人仓库区;

涉案人员极多:32名华商因涉嫌税务欺诈等罪名遭到逮捕,47人被课以罚款,还有65名来自马德里、巴塞罗那、瓦伦西亚地区的华人,因涉嫌洗黑钱、走私、伪造证件或违反劳工法被记录在案。

侦查历史已久:西班牙宪兵和相关执法部门早在两年前根据欧盟海关部门提供的线索会同海关及税务对涉嫌从事非法贸易和清关活动的华商立案调查。并采取窃听、跟踪等手段取证。

影响极大:根据西班牙法律,只要涉及洗钱犯罪,无论金额多少都将面临重罪起诉。“蛇”行动主要对象为旅西华商,该行动暴露了部分华商的严重犯罪行为,为广大旅西华商敲响警钟,在华商圈内乃至整个欧洲影响极大。

3.从目的上,西班牙警方透露,本次行动不仅仅是寻找告银行洗钱的证据,更是要彻底铲除这一洗钱链。当地时间17日周三,西班牙宪兵在马德里工行大楼拷贝计算机里的文件,试图找到更多证据,以补充手头已有证据。且欧洲警察也已经介入调查,位于卢森堡的工行欧洲总部很可能卷入本次案件。

西班牙警方指控的中国工行马德里分行对涉嫌的4000万欧元未查明欠款来源即汇往中国,涉嫌洗钱是否属实?仍要静待法院初审结果。

那些被逮捕的高管都是谁呢?目前据匿名知悉人员称:被调查人员带走了包括中国工行马德里分行总经理及副总经理以及部门经理在内的5名高管。但本次行动目标并非此5人,而是为方便查清工行涉嫌的洗钱等问题。因而目前没有相关当事人具体信息报道。

柴静:向自由致敬——顾准备受迫害与磨难的后半生

12月3日凌晨,大风雪,他去世了。“我已经原谅了你们,希望你们也原谅我。”这是他留给孩子的最后一句话。

壹 

1952年,37岁的顾准被撤去上海市财政局局长职务。

关于这次撤职,没有档案材料,只有一份当年2月29日新华社电讯稿的几句话:“顾准一贯存在严重的个人英雄主义,自以为是,目无组织……屡经教育,毫无改进,决定予以撤职处分。”

人人穿黄布军装的年代,一个穿背带裤,戴玳瑁眼镜,在跟弟弟的通信中常常用“睥睨”二字的人,得到这个评语不奇怪。

他不是出身望族,12岁在上海会计师事务所当学徒养活一大家子人,15岁已经写出中国会计业的最早教材之一,大家都承认:“整个大华东地区找不出他这样有才干的人”。

但是这个人“不服用”。

撤职当天,他一句话不说在办公室坐了一个晚上,他的秘书陪着他坐了整整一个通宵,没有暖气,脚都冻痛了……天亮之后,他“使劲推开了门,走了出去”。 

1个月之后,他找了几本初等几何,代数,微积分……开始学习数学,觉得在阶级斗争和政治动向之外别有天地,他试图沉浸在与人世无关的理性里,一直到1955年进中央党校为止,全部业余时间都用在数学上。

他受过西方经济学的训练,很容易上手,为数理中的逻辑感到狂喜,以至于沉醉其中,深夜受寒,得了急性肺炎。

不过他很快跨越对三角尺和圆规的单纯迷恋,他说“逻辑只是工具,研究经济一定要研究历史。”

他开始研究西方史和中国史,英文是他的另一大重要工具,他依靠这个工具大步跳出了当时扎在知识分子头脑中的篱笆,正好又赶上中央党校在学术上的黄金时期,书尽管有限,但他已经可以直接阅读到凯恩斯和斯密的原作,自己动手改译资本论。

历史学家朱学勤说,后来那一代知识分子未能达到顾准的成就,是因为“知识大限以及逻辑乏力拖住了他们的脚步”。

知识让人求实,逻辑让人求是。

当一个人知道自己什么都干不了,也不存什么经世致用的念头时,功利也就自然消失,他只是以“不顾死活”的方式读书,作笔记,下蛮力,用笨功夫,来解开思想上的迷惑。

1956年4月,他开始思考凯恩斯为资本主义开出的药方是否会失效?

“我作过一个摘记,认为不会。”他说,“可是,(苏共)二十次大会的报告不是这样说法。这是说,我与他们(美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是一致的了……”

他被自己的想法吓了一跳,喃喃自语“这糟糕不糟糕?”

但他无论如何在逻辑上不可能认同计划经济体制:“目前这一套规律,是独断的,缺乏继承性的,没有逻辑上的严整性的”,他谴责斯大林“以道德规范式的规律吹嘘、粉饰太平的理论来描写社会主义经济……”

1964年,他翻译熊彼得的名著《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主义》,里面有一句话“在民主法治制度缺失的群集环境,道德上的限制和文明的思想方法或感觉方法突然消失……是我们面对谁都知道、可是谁都不愿正视的各种毛骨悚然的事实……” 

他精确地预言:“中国的政治空气的大改变将从一年以后开始”。

“在屋檐底下躲暴风雨,一定要躲过去。”他写道。

“观察,而不是愤慨,可观察与记录的就多。”他在日记里写道。

他在河南商城劳动改造,他腰不好,拿的又是短锄,有时只能双膝跪在泥里,靠双臂支撑着爬行,双膝破损,臂膀全部红肿了,手掌也血肉模糊,很难拿笔。但他写道:“也只是在这样的环境条件下,才有机会学习我国的农村经济这门课。”

早已经没有了在上海时穿背带裤的习惯,他的新工作是捡粪。因为饥饿,粪越来越少了,他需要站在别人边上,等着人家拉完。衣服上全是粪,他可以不再用工具,“直接用手捡起来”。 

这样每天十五六个小时的高强度劳动之后,他在日记里对自己有抱臂旁观的总结“充裕建设中的劳力来源,这是一个很好的办法,凡是这样的队伍,军事化程度高,效率远高于民工……政治挂帅就是用政治手段来实行经济目的。” 

1959年秋冬的河南,劳动队三餐只吃红薯叶子,但在他眼里“已经是天堂”,大量的篇幅都在记录他每天能找到的吃的,甚至偷的东西。他难以掩饰自己的卑微之感:“人变得下流了”。

“哀鸿遍野”的饥荒中,他已经没有余心再像1956年那样为自己的命运感到激愤了,连感喟都没有。他在日记里写下所见的浮肿、死亡和人相食的惨剧。

他为哀鸿遍野时却努力求饱感到羞愧,但是,他说他要保存自己,“至少应该记下一个时代的历史,给后代一个经验教训。”

“大声说话,理应有此机会。”他写道。

1960年之后,到他第二次被划为右派为止,将近10年,他没有日记留世。

所以,红卫兵让写罪行交代时,他在自己的大字报上只写了两个字“读史”,贴在墙上。

事后他对朋友张纯音说:“这是一个非常的历史时期,冷眼旁观这一切,只当是在读史,看中国向何处去。”

他始终有自己的底线,“文革”初期,在河南明城,外调人员要他写材料说明某人过去和国民党有瓜葛。顾准说,从来不知道这件事。对方当即打了他一个耳光。他干脆把脸送过去。对方一连打了十几个耳光之后,终于打不下去了。 

他可以接受自己是牛鬼蛇神和反革命,他从改造地回到家的第一句话就是“我就是反三面红旗,我不反谁反?”

但他不接受道德上的泼污。

他从小就极倔强,老师在他作文上写“猫屎狗屎,臭不可闻”,他当众撕碎——“既然臭不可闻,留它作什么?”

顾有一本中英文对照的《圣经》,有一天他看的时候,被军宣队的一位参谋发现了,便训斥他,“马克思早就说过宗教是人民的鸦片,你怎么能看这样的书?” 

过了几天,顾准拿着一本《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去问这位参谋:“列宁说修正主义者为了一碗红豆汤出卖了长子权,是什么意思啊?”

这位参谋答不上来,顾准说:“这个典故出自《圣经》。你不读《圣经》,就根本读不懂列宁。”军宣队的人从此有意识地避开顾准,即使看见他在看书,也绕着走,以免尴尬。

顾准的妻子汪璧,原名叫方采秀,结婚的时候,他们都在做地下革命工作,顾19岁,她20岁,一起流亡,他当时发表文章的笔名多是“怀璧”,情意拳拳。

他说过,她是他唯一可倾诉一切的人。

他被撤职后,“我对她说有些寂寞之感,她说读书了就不寂寞了,这是对的。” 

每周六,她都准备一册小说读给他听,他喜爱《安徒生童话》。 

她出差,他在日记里写“悒悒寡欢”。 

他打成右派到商城后,日子已经难熬起来了。 

“接秀信,语句公式化,来商城后第一次半夜呜咽。”这话让人心碎。

她让顾用自己的40元的生活费买书,她自己的工资用来抚养5个孩子和一个老人。

他记下唯一忘忧的时刻,是雨雪中的凌晨4点半,在外厨房帮着烧火,“火大,有幸福之感,一时脑袋中想写的东西都忘却,简直是陶醉了。”

1966年,他被秘密羁押,在自述中说“我在监狱中的态度非常顽固,直到了死不悔改的地步。”他是全国唯一两次被划为右派的人。

他的母亲这时已经80多岁,在屋子里只语无伦次地重复一句话“我怎么还不死呢?我怎么还不死呢?” 

他从被关押地回来把母亲送到山西的妹妹家,临走的时候,他的母亲“死死地盯住他看了半晌”。

那是他们母子的诀别。

大雪的小年夜,妻子提出离婚,他痛快地答应了。他是从那之后得了心脏病的。

方采秀给家人的信中曾说,一旦摘帽,可以立即复婚,顾准对此抱着迷信般的希望,在周口店里他痛苦于“刮胡子刀盒被马蹄踏碎,镜破之谶”。

他仍然每周给妻子写信,方每信必看,但不再回。他们商量过,为了保护孩子,宁可让他们认为父亲是错的。

他们之后只见过一面。

他回家想看望家人,看见她满口的牙都脱落了,嘴瘪着,一脸病容,极度憔悴。“你害人害得还不够吗?”她说。 

他“实在不忍心”,走了。

冬天冷,他写信说回来取衣服,到了门口,发现所有的衣物都被放在门外,门关着,他久敲不开。走的时候,他把一张存折和粮票从门下塞了进去。

回到单位,他收到一张4个孩子签字的脱离父子关系的纸,把他的户口和粮食关系也转来了。 

他在日记里写“从此以后,就连他们每月寄粮票来的字迹也看不见。我想念他们。”

1969年,他预感到妻子出事了,他向组织保证她死了,疯了,病重了,都一不影响改造,二不影响下放,组织告诉了他实情,但是“死期,死况,遗言,一概不知”。

汪璧是因为被揭发在5年前曾经帮助“反革命分子销毁资料”而自杀的,她把他的所有手稿用水浸湿,揉烂,再放到马桶里用水冲下去,资料太多了,以至于全楼的下水道都发生了堵塞。这样的事情,在解放前的革命年代里,她也为他作过。

他唯一得到的悲悯,是他可能终生都不知道,汪璧是喝消毒用的来苏水自杀的,死状极惨。

她的遗书只有一句话,“帮助反革命分子销毁材料罪该万死”。

她对孩子都没有留下遗言,儿子说,她离婚是为了我们孩子,内心非常痛苦,在提出离婚之前,已经有自杀的念头。

只有顾准明白“她已经实在支持不住了……” 

他写知道死讯后,“我就去打饭来吃,吃了几口饭,悲从中来,脸伏在饭盆上失声大号”,然后他写:“但我还是抑制住,努力要把饭吃完,我要活下去……”

 

据经济学家骆耕漠回忆:“那时,顾准手头拮据,却买了一盏有两个绿玻璃灯罩的双头台灯。江明问他,为什么买两个头的灯?他只是沉默,不回答。后来我们才知道,他是为了纪念死去多年的汪璧,仿佛妻子仍旧坐在他的对面。”

他后来看《茵梦湖》,写一个人失去自己所爱的女人,孤独终老,他泪流满面地看完,还书的时候说“哀而不怨,哀而不怨”。

吴敬琏说:“就是他生命的最后一天。他还跟我说了一句,他说他一辈子只爱过一个人。”

顾临终前,签了认罪书,他哭了,他说这对他是奇耻大辱,但也许能改善孩子们的处境。

但那还是1974年,他的孩子拒绝在他临终前来看他,“在对事业的热爱和对顾准的憎恨之间,是没有什么一般的父子关系可言的”。

1974年12月3日凌晨,大风雪,他去世了,“我已经原谅了你们,希望你们也原谅我。”这是他留给孩子的最后一句话。

顾准的孤独不同于因为境遇导致的落寞——落寞里还可以充满幻觉或者憧憬。他的孤独,是一个认识到绝境之后,又心甘情愿地停留在这个绝境当中的选择。

他曾经是最具备理想主义气质的人,等他一旦认识到理想主义变成专制主义的根源之后,几乎是在头脑中把自己杀死了一次。 

那是血肉模糊的厮杀,一个人对过去信仰过的东西不再有敬畏之情,要经历极大的思想危机,从“诗意的理想主义”到“转到冷静的分析”时,十分痛苦,他说自己像托尔斯泰笔下的列文那样,“为我的无信仰而无所凭依”。

但是他克服了。 

这个克服不是靠简单的仇恨和破灭。是靠认识,推导,批判。真正的批判,批判自己曾真诚信仰,并奉献了全部生命的东西。 

同时批判并不意味着“独断,骂倒,抹杀”,而是重估一切价值,“能够继承和吸收一切良好的东西,能够雄辩地批判一切不正确的东西”。 

他就像朱学勤说的,“黑暗如磐,一灯如豆,在思想的隧道中单兵掘进”。

他曾一再批评中国人正因为没有笨劲,懒得穷根究底,所以,“中国有天才,而没有科学上系统的步步前进,不停滞、不倒退的前进。中国人善于综合,都是根据不足的综合。”他没有著书立说的机会,只能在和弟弟的通信中,用“热恋般的热情”写下厚厚的笔记,用他说的“穷根究底的笨拙憨态”,写下《希腊城邦制度》、《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用吴敬琏的话说,他对一切的研究其实都指向“娜拉走后怎么办?”——无产阶级的革命之后,政治和经济向何处去?

此时,文革尚未结束,他已经风烛残年,病入膏肓,他自己也知道,没有人会去听一个老人的喃喃自语。但他写道:“学术自由和思想自由是民主的基础,而不是依赖于民主才能存在的东西,因为,说到底,民主不过是方法,根本的前提是进步,唯有看到权威主义会扼杀进步,权威主义是与科学精神水火不相容的,民主才是必须采用的方法。唯有科学精神才足以保证人类的进步,也唯有科学精神才足以打破权威主义和权威主义下面恩赐的民主。”

靠直觉也可以批评,但是,顾准式的批判,是把包裹着理想外衣的绝对真理,从底部撬动的力量,这是铲除它的合法性的最强的力量。

这就是顾准的力量,穷尽事理的逻辑的力量。

贝多芬的四重奏里反复回旋的“非如此不可?非如此不可!”

他在三里河的中科院大楼里工作过,我才知道他离我住的地方这么近,不过现在那里看门的人根本不知道顾准是谁,住过哪间房子了。

他的骨灰有一半就撒在我家附近的河里,因为暮年时,他常常在这条河边漫步,他那时仍然穿着背带裤,一直戴着一顶从旧帽子上拆下来的白布衬里,没人知道为什么,也没人问过,我猜他也许是为妻子服丧。

不知道在这条河的边上,他的头脑暂时歇息,暮色四合中,一个人走回去的时候,是怎么样的无望和悲怆?

很多次从电脑前直起身,看到窗外那条河的方向,我都想起顾准——如果他有一个还算平静的时代,有一张书桌,他将能创造出什么? 

知道了他的存在,人就没有权力狂妄,也没有权力虚无。他早就说过,历史让人不可能发牢骚.

但知道了他的存在,就像王元化说的,你也再不可能平静,“许多问题一经作者提出,你就再也无法摆脱掉。它们促使你思考,促使你去反省并检验由于习惯惰性一直扎根在你头脑深处的既定看法。”

我受益于他最深的,是他对人类永恒进步的信仰,去世前,他留给吴敬琏的话是“待机守时”——“总有一天要发生变化,发生变化时要拿得出东西”。

改革开放后,当吴敬琏成为中国市场经济改革的先驱后,他说“顾准改变了我的全部人生”。 

在顾去世10年后,他的儿女们有机会看到了由他的日记和通信整理成的书稿。 

“人生只有一个父亲,我们对这样一个父亲做了些什么呢?”顾准的大女儿写道,“为什么我们都有强烈的爱国心,都愿意献身于比个人家庭大得多的目标而长期视为殊途……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所接受和奉行的一套准则,为什么容不进新鲜的、可能是更为科学的内容?究竟哪一部分需要审查、更新,以避免以后对亲人以至社会再做蠢事?”

我们也是顾准的后代,能够正视这些问题,才能无愧于顾准,才能说几十年来,时代的确是在进步的。

顾准反对将任何人神化,他的思想也并非完美,但是将来的时代评价一个人,不会简单地基于得失功过。

遇罗克说过,“所谓的不朽,就是在后代的心中引起共鸣”。

科斯对中国的10大忠告

 

一、必须去除所有加诸国企的特权,让私企得以自由竞争

     只要有自由竞争的环境,私企是非常懂得如何应对这些交易费用的。如今,私企最大的挑战是,他们仍然遭受着种类繁多的政策和政治歧视。他们很难进入资本市场,因为资本市场主要是由国有银行所控制。

要抛开为私企设置的种种限制。只要私企(或任何企业)是依法运营,就该享有自由。如果一些经济行为体不遵守市场原则,市场经济就不会成功。必须去除所有加诸国企的特权,让私企得以自由竞争。

二、政府参与土地交易导致腐败猖獗,必须将其自身排除在市场之外

     只要交易双方可以自由讨价还价并达成交易,那么市场行为就可以发生。中国的情况是,政府宣称了对土地的拥有权。国家必须允许土地的事实所有者——多数情况都是农民——进入市场。

这样,国家可以通过收税在土地交易中获得很大利益;同时,为了自身利益,就必须将其自身排除在市场之外。

中国在土地交易方面的所作所为,应该叫做单方面获取。这显然并不是市场行为。

政府参与土地交易导致腐败猖獗,带来大量失去土地者的抵抗,这在中国已经被广泛报道。 

三、中国应打造一个自由的土地市场  

     问:深圳发布了一个土地双轨制文件,允许深圳农村变卖集体所有的工业用地。你认为,这是否为中国土地政策提供了一个改革的方向?

科斯:深圳的政策显然是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中国是一个辽阔而多元化的国家。一种方法或许在一个地方能取得成功,但在其他地方可能就行不通。中央政府应该鼓励地方政府大胆尝试不同方法,打造一个自由的土地市场。

四、在中国,教育和税收两项制度都加重了不平等

     不平等在任何自由市场经济中都不可避免。考虑到中国的庞大以及地区多样性,基尼系数高也在预料之中。争议的核心在于,导致不平等问题出现的中国市场经济,其深层问题是什么。

比如教育和税收制度,在最发达国家都发挥着强有力的抑制不平等的作用。在中国,两项制度都加重了不平等。只要社会流动的大门是打开的,处于社会结构底层的人对自己的未来、自己孩子的未来有希望,那么不平等本身就并不是问题。 

五、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显然开错了药方,需要反思  

     在发达国家,更替水平生育率被设置为,每位女性平均生育2.1个孩子。长远来看,独生子女政策并不可持续。另外,保证政策的实施过程,一向是高成本且充满暴力的。随着一个国家的富裕,女性也趋向于自愿降低生育率。今天没有必要来强制执行如此严苛的政策了。

独生子女政策不仅削弱了中国劳动力数量,还降低了其质量。研究已经表明,独生子女政策实行之后出生的中国儿童,其社会技能被迫变低。当然,其影响也在经济之外有所体现。它在基本社会结构上,也严重削弱了家庭。

六、边缘革命将私人企业家和市场的力量带回中国 

     过去三十年来,中国发生的令人瞩目的市场转型。然而,不是中国政府,而是我们称之为的“边缘革命”,将私人企业家和市场的力量带回中国。 

饥荒中的农民发明了承包制;乡镇企业引进了农村工业化;个体户打开了城市私营经济之门;经济特区吸纳外商直接投资,开启劳动力市场。与国有企业相比,所有这些都是中国社会主义经济中的“边缘力量”。

 七、中国经济学者要从黑板经济学回到真实世界 

     我相信经济增长的秘诀是分工,研究分工就必须考察真实世界。过去半个世纪以来,我一直在呼吁我的同行们从黑板经济学回到真实世界。不过没有什么效果,我的同行们似乎不大愿意听我的劝告。中国有那么多优秀的年轻人,那么多优秀的经济学者,哪怕只有一少部分人去关心真实世界,去研究分工和生产的制度结构,就一定会改变经济学。我始终对中国寄予厚望!

八、中国必须让其政治权力服从于法治 

     人类社会到处都存在着腐败。过去50年间,我在芝加哥的家中,常常听到市政官员的腐败新闻。伊利诺伊州的两任州长现在都身陷牢狱。我的同胞、英国历史学家艾克顿公爵解释得很清楚:权力产生腐败,绝对的权力产生绝对的腐败。如果政治体制是透明的,如果权力由法律来约束,如果任何权力的滥用都可以追溯责任(自由媒体和独立司法体制,因而是需要的),那么腐败就不会威胁到秩序和稳定。

不管是政治改革、法制改革,还是体制重建,叫法无所谓,中国必须让其政治权力服从于法治。 

九、中国经济面临着一个严重的缺陷:即缺乏思想市场    

中国没有理由比韩国、日本或美国缺少创意。只要中国开放思想市场,允许大学独立、自治,给私企以与国企同等的待遇,中国就会迅速在科技方面更上一层楼。

如今的中国经济面临着一个严重的缺陷:即缺乏思想市场。这是中国经济诸多弊端和险象丛生的根源。

中国已故的物理学家钱学森也许提示了一个耐人寻味的答案,在与温家宝总理会面时,钱学森提出了一个发人深省的问题,“为什么中国的大学在1949年后没有产生一个世界级的原创性思想家或有创见的科学家?” 

钱学森之问帮我回答了中国读者向我提出的问题。而就钱先生的问题,我却有个答案,那是因为中国缺乏一个开放的思想市场。

十、中国的奋斗就是全人类的奋斗    

我是一个出生于1910年的老人,经历过两次世界大战和许多事情,深知中国前途远大,深知中国的奋斗就是全人类的奋斗!中国的经验对全人类非常重要!

“我今年98岁,垂垂老矣,不知道还能够活多久,随时都可能离你们而去。希望在你们,希望在中国。我相信你们是不会让我失望的!”

1945苏联红军在东北奸杀暴行录

 

苏联红军的犯罪活动,随着他们占领了中国东北全境之后愈演愈烈。美国战略指挥部分部(OSS)主任哈尔·赖斯(Hal Leith)目击沈阳苏军暴行后,有如下的记录:“俄国人对中国人实施抢劫和强奸。女人直接在公共汽车站,火车站,有时就在大街上被红军强暴。有传言说,地方政府被要求每晚给苏军司令部提供一定数量的妇女。结果,女性被迫削发,涂脸和束胸以免受辱。”

1945年苏联红军出兵中国满洲(东北地区)以及北朝鲜,展开粉碎日本关东军的军事行动,同时也在中国东北和华北部分地区、朝鲜部分地区犯下严重罪行。

俄罗斯哥萨克拉里萨·阿纳托利耶夫娜(Ларисы Анатольевны),1945年曾在中国满洲居住,她曾亲眼目睹苏军在中国东北的一幕一幕暴行。最近,她决定打破沉默,投书俄罗斯《祖国与信仰》(“Отечествои Вера”)杂志,忿然写道:“1945年罗科索夫斯基元帅(此处为俄文原作者笔误,应为华西列夫斯基元帅)指挥的苏联红军,开进了中国满洲地区。但是对这些“解放者”在中国的累累罪行,我们至今三缄其口。那些罪孽在身的苏联红军老战士们,至今还躲在奖章和勋章的光环之后不做忏悔,他们面对胸前的奖章难道问心无愧吗?今天,俄罗斯没人敢于承认1945年他们在中国东北的所作所为!面对痛心疾首的历史,俄罗斯人选择了沉默,似乎红军官兵们全都名副其实地为祖国而战了。可他们对中国人民所犯下的罪行呢?被他们凌辱过的那些中国女孩子呢?别忘了,她们要么自刎而死,要么从悬崖上投河,就因为她们不堪忍辱!根据我的调查,普通苏军士兵抢劫中国的商铺,整箱地把财物带回苏联。而军官却是整个集装箱地往回发运赃物——而就是他们,却口口声声说是为了“解放”中国东北而去的。还有,那些反抗抢掠的中国人遭到苏联红军士兵的打杀,不亲眼所见,简直难以置信!”

1945年8月8日莫斯科时间下午17时,苏联人民外交委员莫洛托夫召见日本驻苏联大使佐藤尚武,向他递交了苏联政府对日宣战书,至此,此前签订的苏日友好条约失效作废。一周之后,苏联红军集结强大兵力,在远东地区发起迅猛攻势,突破库页岛(俄罗斯称萨哈林岛)的日本关东军防线,而后,再突入被日军占领的中国满洲和朝鲜地区连续作战,使的苏联边界以南大部分地区很快落入苏联红军之手。

在红军和日军激烈战斗的地区,有大量平民伤亡。据记载,有相当一部分是日本在华的移民,即所谓满蒙开拓团成员是在毫无预先警告的情况下,被苏军的炮火所吞没,惨状难以形容。“你要是遇见满洲人,他们二话不说就会把你抢个精光。可要是遇到苏联红军那可就太可怕了,他们直接就把日本人杀死,而且是为了杀人而杀人!我见到很多被刺刀戳穿的尸体,堆积如山……”(摘自罗纳德·斯佩克特的《在帝国的废墟里》,第30页)

1945年8月14日,苏联红军坦克纵队驶进满洲一个火车站,当时,正有1200名日本难民在列车上等待驶离。他们看到红军的坦克极为害怕,遂委派浅野去和苏军谈判。浅野高举双手向苏军第一辆坦克走去,突然,坦克上的机关枪喷出一道火舌,他被子弹射穿了身体,倒血泊里。接着,苏军坦克便对列车逐车厢地扫射和开炮,结果有大约1000余名日本平民被杀,还有一些人不堪红军的侮辱当场自绝身亡。(摘自《日本的拘禁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苏联的劳改》第一部,第30页).

根据日本的统计,统计有11000余名日本平民,在苏联红军进攻中国满洲的时遇害。随后,还有不计其数的日本人,在苏军士兵对满洲诸城的烧杀抢掠的暴行中死于非命。日本驻沈阳大使写道:“沈阳城内聚集日本侨民约50万之众,欲前往难民营。其中有人为徒步行走上千公里而来,多数人虚弱疲惫,衣不蔽体。他们的物品尽数遭掠,有时昼间毫无食物供应。”(摘自罗纳德·斯佩克特的《在帝国的废墟里》,第31页).

苏联红军没有理会8月15日日本天皇发布的投降书,对中国满洲的进攻一直没有停歇,他们继续对已经放下武器的日本人和平民实施武力攻击。8月20日上午,苏军海军陆战队空降被日本占领的库页岛港口城市霍姆斯克(日称真冈),那里聚集着18000名日本人,准备疏散去北海道。苏联红军对他们实施了大屠杀,当场1000余人被击毙,其余的人逃亡附近的山中躲藏。22日,苏军航空兵又轰炸了南库页岛的一座火车站,准备等车疏散的几百日本难民被炸死炸伤。目击者称,当时车站的中央建筑上飘扬着一面巨大的白旗,旗上画着红十字。适时,小笠原丸等三艘日本舰船正满载日本难民驶离库页岛,也遭到苏军飞机的空中扫射,计有1708人遇难。

苏军占领库页岛全境之后,不仅在该岛,而且还在日本的北方四岛,开始大规模驱逐日本人,甚至当地原著民,仅仅留下43000朝鲜劳工为他们做苦力。这些朝鲜劳工全部是1920-1945年间,被日军强迫征到库页岛修建工事的,朝鲜民工的生活和工作条件极为恶劣。苏军来后强迫他们继续做苦工,所有条件均无任何改善。

一位日本关东军军官在其回忆录中,也记录了红军的暴行。他是在中国吉林率部投降苏联红军的。他写道:“我亲眼看见,屋子的房门之外,数十名苏联红军排成一列长队,等候进屋强奸里面的中国和日本女人。我后来带领一些士兵来到吉林郊区的丘陵地带,一个穿着军服的日本女人向我们边喊便跑过来。她气喘吁吁地说:士兵们,救命啊,俄国人来了!说完她就钻进我们一群人里,躲了起来。片刻,跑来一个红军士兵,手里端着冲锋枪。他跑到跟前,抓住那个日本姑娘,用手隔着衣服摸了一下她的胸部,确认她是女人之后,揪住她就走。他怕我们追上来,就边走边向空中开枪。日本女人踉踉跄跄地跟着红军士兵朝前走,一边回头瞪着我们。我至今还记得她得眼光。”(摘自《日本的拘禁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苏联的劳改》第二部,第68页).

除此之外,苏联红军在远东还有很多尚未被清算的罪行。比如,在中国满洲、库页岛和北方四岛向苏军投降的日军总数超过60万人。其中绝大部分战俘被送往苏联的古拉格群岛(劳改营)做苦役。20世纪30年代日苏军事冲突中被俘的日军战俘和一些朝鲜劳工,也同时被关进劳改营做苦役。直到1956年,部分幸存者得以遣返回国,其余战俘均死于苏联劳改营内。国际社会曾经指出,这是苏联当局对1945年《波斯坦宣言》的粗暴践踏,是苏联国家的犯罪行为,理应受到国际社会的谴责和法律的公正审判。(摘自马克·亚力《八月风暴——日苏在太平洋战争中的残局:日本焦点》)

据记载,苏联红军的犯罪活动,随着他们占领了中国东北全境之后愈演愈烈。美国战略指挥部分部(OSS)主任哈尔·赖斯(Hal Leith)目击沈阳苏军暴行后,有如下的记录:“俄国人对中国人实施抢劫和强奸。女人直接在公共汽车站,火车站,有时就在大街上被红军强暴。有传言说,地方政府被要求每晚给苏军司令部提供一定数量的妇女。结果,女性被迫削发,涂脸和束胸以免受辱。”

哈尔·赖斯还说,苏联红军不仅仅对日本人,还对中国人抢掠和杀戮,他亲眼所见,有些士兵的手腕子上带着好几块手表。据他的统计,占领沈阳的苏联红军中,仅有十分之一算是“好人”,因为他们没有参加抢劫和强奸。

驻南京的美国武官回忆说:“红军士兵踹开老百姓的家门,除了家具抢走一切,然后有军用卡车开来,再拉走家具。苏军军官对他们的部下抢劫和强奸视而不见,有时甚至参与其中。”

在美国中情局的公开的一份档案显示,苏军驻沈阳司令部,拒绝承认红军士兵抢劫了沈阳的德国贸易代表处,他们在受到指责之后显得很无奈,便以极低的价格买走了代表处的房产和家具。美国目击者日记显示,苏联红军士兵还奉命在沈阳大街上随意抓捕中国人(有时也逮捕日本人、德国人等)押往苏联做苦工,一些工厂的设备和资源被拆卸装车,运往苏联。

苏联红军的暴行除遍及中国东北之外,他们还在河北平泉县城欠下血债。红军士兵把当地的中国警察和士兵投入监狱,不发给食物,直至将他们全部饿死。他们挨家挨户抢劫,掠走了农民家的耕牛。目击者称:“苏联士兵抢走了当地人的手表等贵重物品,并且开枪杀害反抗抢劫的中国老百姓。红军士兵疯狂地四处寻找村里的女人,寻欢作乐,还强迫村里的小伙子帮他们寻找,两个村民拒绝合作,立即遭到枪杀。”(摘自罗纳德·斯佩克特的《在帝国的废墟里》,34-35页).

鉴于苏联红军在中国境内的犯罪行为,中国老百姓夺取了旅顺港海军基地武器仓库,开始持枪自卫。(摘自罗纳德·斯佩克特的《在帝国的废墟里》35页).中共还对苏联红军的严重罪行向苏联提出了抗议。中共东北局在给联共(布)领导人的信中指出:“红军的行为绝非无产阶级军队之作为,其中包括强奸和掠夺农民的余粮。”信中还敦促苏联:“建立军人纪律委员会,以此预防红军违犯军纪和开展广泛的宣传活动,以便还信任于中国人民,他们现在确实对苏联士兵感到恐惧。”(斯大林,《冷战与中国的分割》档案之谜,3)

在中国的沈阳他们也是一样,在占领沈阳城半年之后,苏军洗劫了972座工厂,他们甚至还破坏了沈阳的供水系统、排水系统和供暖系统。美国航空机械师罗伯特·希克在苏军撤离沈阳半年后来到了这里,他看到了一座满目疮痍的沈阳城,他回忆说:“俄国人抢空了这座城市,苏联红军留给中国人的仅仅是市中心的一座头顶坦克的苏军烈士纪念碑。”(摘自罗纳德·斯佩克特的《在帝国的废墟里》,34-35页)

在清算苏军暴行的时候,日本人的证词也有价值。一位日本工程师在接受美国《时代周刊》的采访的时候,对记者说,鞍山钢铁厂距沈阳大约60英里,苏联军人冲进这家工厂,洗劫了这座工厂大约80%的设备,其中包括,冶炼设备、矿石研磨设备、化工设备、卡车和机车车头。这些被苏军称为战利品的掠夺物资,用铁路运往大连,再辗转运往苏联。(时代周刊,国外新闻,被掠夺的城市,1946年3月11日)

苏联红军占领北朝鲜之后,也犯下了在中国东北同样的罪行,掀起了新一波的抢掠和强奸暴行。“苏军在松岛从银行抢走了800万朝元,还仓库里拉走60000多磅的人参。苏联红军士兵为了纪念'到此一游’,还抢走几乎该城所有市民的手表。(摘自《我们在朝鲜所为不佳?好吧,且看红军做得如何》,第59页,新闻周刊,1945年9月24日)”

一位前往平壤寻访失踪盟军的奥地利人,记录了他目睹的暴行:“身佩汤姆森冲锋枪的俄国人,向空中放了几枪,然后冲进了房子,把妇女拉了出来,她们大多数都是年轻女人。俄国人把她们连同家具和抢来的其他物品,装在卡车里拉回了军营。翌日,那些被蹂躏妇女就被抛在了马路上。我还看见,俄国人走进农民家的菜园子,摘走了所有的蔬菜,全然不顾那家农民已经快饿死了,就指望卖菜糊口呢。可是,俄国人吃东西从来不付钱,至少我没有看见他们付钱。朝鲜人告诉我,苏联红军抢走了他们的家畜、蔬菜,从没有付过一分钱。”(摘自罗纳德·斯佩克特的《在帝国的废墟里》,144-145页)

在朝鲜,苏军还强迫投降的日军和德国工程师,帮助他们一起拆除朝鲜工厂和电站设备,之后将那些设备装车运往苏联境内。比如,位于朝鲜境内的“日本钢铁公司”遭到苏军抢劫,炉子、化学制品、电话机都飞风卷残云一般被掠,甚至连桌椅板凳都被抢走了。还有,日本纺织品公司的被抢得只剩下一座空楼,就连朝鲜铁路急迫需求的50%以上的库存煤都被拉到苏联去了。

根据美国研究人员的估算,苏军出兵中国满洲期间,直接给中国造成的经济损失,高达9亿5000万美元。而抢劫朝鲜的设备、原材料和粮食储备所造成的损失达到10亿美元。(摘自罗纳德·斯佩克特的《在帝国的废墟里》,35页,145页).

王丕忠:《镇反纪实——我的劳改三十年》(四)

—— 皖北治淮

记忆REMEMBRANCE 2016 1 31 日第148

 

投入劳改

复判以后,惊魂略定。

监狱当局开始给已判徒刑的犯人放风。所谓放风,就是每天把犯人分批定时放出监房,到约十多公尺宽、五十多公尺长的大楼屋顶活动。四周围墙高约三公尺多,墙顶有电网,屋顶空旷无物,想是专为放风之用。屋顶的一端,有一岗亭,高出围墙,上面有武装人员看守。每次放风约半小时,犯人沿着四周围墙跑步。一开始有的人跑不动,有的人甚至走路都勉强,经过了多次放风,情况渐渐好转,对粗劣的饭食也渐觉有味,各人的精神体力都显著增加。虽说放风的目的并不是为犯人们的健康着想,然而确实有利于犯人们的健康。

犯人们不久将投入劳改,而且是去远离市区车船达不到的地方,须靠长途步行。如果走不动,本人将受尽苦难和折磨,对当局也是一椿累赘的麻烦事。

在这段时间里,典狱长对各楼的犯人训过多次话,鼓励大家积极投入劳改,争取政府对大家进一步的宽大。他说刑期不是一成不变的,根据各人的表现,可以减刑以至提前释放,告诫大家不要悲观失望。大家对他所说的话也深信不疑,心情从而比较愉快。据我所知,判处长期徒刑的人,多数不致服满刑期的,尤其是政治犯服刑期的长短,伸缩性更大。

因此认为投入劳改后,提早恢复自由的可能性是存在的,有了这一盼头,思想上轻松了很

多。

有一天在学习的时候,下达通知,每人可写信给直系亲属,要求接济衣服鞋袜等生活用品。反革命犯自被捕以来,没有也不许和外界任何人通信,现在忽然有这一机会,大家都喜出望外。可是高兴得太早,所谓写信只不过是在油印好的表格中各项日用品名称项目下,填上各人所需要的数字,此外什么也不准写,连收信人的姓名和地址都不许自己写,须别人代写。其用意不难猜到,无非是为了防止在信中用暗语或暗号向外界通信息——政府对反革命犯的防范是滴水不漏的。

我没有直系亲属在上海市,只有老父老母在家乡,经济又极度困难,决不能写信给他俩来接济我,因此我打算不写信。然而一想,我哥哥那时可能仍在上海市,住在亲戚家,把他作为我的直系亲戚,或许通得过,于是写信给他。按我的想法,他收到后当然会转告双亲,告慰他们我未被镇压,仍在人世。可是信写之后,如石沉大海,杳无信息,心想信一定没有收到,希望成泡影了。

不料过了几天,在绝望中,忽然收到外界送给我一个包裹,里面有单衣背心袜子等物。包裹布上写有我的番号和姓名,却没有送者的具名(按规定送东西的人不许具名),字迹娟秀,似乎是女性所写,决不是我哥哥的笔迹。我把所认识的人中可能送东西给我的人,逐个地想,可是都对不上号,苦苦思索,始终想不出是谁。据知当时要送东西给犯人,须在大门口排长队,等候达五六小时之久,而且要承担与犯人有密切关系的风险。因此给我送包裹的人,虽不知是谁也不论是谁,我衷心感激,毕生不忘。那包裹布我一直珍藏,在苦难的劳改征途中,一直随身带着,不幸有一次失窃,包裹布和其他东西一起被偷去。

天气愈来愈凉,在监房中大家本来都是赤脚的,那时已顶不住了,须穿上袜子,身上也多添了衣服。窗外的树叶已变黄,估计时令已入冬。有一天晚饭后通知上大课,传达关于劳改的事情。大意是批准能去劳改的犯人,都是案情已经搞清楚、坦白交代表现好的人,名单是经过严格审核才决定下来的,能够得到这一机会是很不容易的。犯人们必须从心底里认罪服法,感谢政府,严守纪律,安心改造。在劳改中认真学习,努力劳动,彻底改造人生观和世界观,争取重做新人。现在名单已确定,队也已编好,就宣布名单和每人编入的大队、中队和小组,命令每人要仔细听,以免弄错。这次编队的人数约有一千多人。记得好像是编为两个大队,即第一大队和第二大队。

编队后过了几天,一天晚饭后,忽然下达了一个紧急通知:要每人把自己的东西立即收拾好,当夜即出发去劳改。大家一听既紧张又高兴,久盼脱离牢笼,如今总算盼到了。

好在各人的东西都有限,收拾起来并不费事。不一会儿发下长布条作为捆背包之用。典狱长下令:每人只许带二十公斤的东西,多出的东西留下。有的人舍不得把东西丢下,死命地把背包打得紧,看起来小一些。其实所谓二十公斤的限度也只是个大约数,并不过秤。

我的东西很简单,只有一条丝棉被、一条薄毯子、几件内衣裤、几双袜子,这些都打成一个不大的背包。另外还有饭具、毛巾、牙刷等装入一个小布袋,准备手提,这两件总共不过十多公斤。因为当时天气已冷,我的衣服不多都穿在身上了。那时我有些悲哀,别人的东西都比我多,我只有这一点点,天长日久,东西用坏了,衣服穿破了,将来怎么办?殊不知在艰苦的征途中,我的轻装却大占便宜,少吃不少苦头,否则我有被累垮以至拖死的可能。

在准备行装的混乱中约摸过了两小时,广播中宣布旅途纪律,总之是从严从细,不准这、不准那等等。又过了约一小时通知出发。人群一阵骚动,忙着背上背包,提起东西。有的人背包过重,自己背不上去,须别人帮忙。然后大家奉命按编队时所列名单,以小组为单位,在走廊上排成二人纵队,走出大楼大门。幸亏这次调动没有上手铐,否则苦头要吃得更大。

门外已停着许多大警车,大家依次登车,每辆车挤得满满的。当时已是深夜,又逢下雨,天空一片漆黑,车厢内伸手不见五指。大家窃窃私语,都在奇怪为什么要在深夜而且是雨夜出发?一会儿车子开动了,大家以为是要开到火车站,因为火车站离监狱很近。哪知车子行驶了好多时还不到,那就不是去火车站了。最后车子终于停了,下车后有人认出是邻县的车站。犯人们下警车进入站台,在昏暗的灯光中列队点名后便登车。所乘的是铁皮货车,没有窗子,只有车厢四个角上面有四个透气洞,白天从中透进一些光线,使车厢中略可分辨人物。车厢中间放了一个大木桶,作大小便之用,幸亏有盖子,不然臭气熏人。

那时估计已近破晓。大家经一整天一整夜的折腾已疲惫不堪,于是卸下背包作枕头和衣而卧。虽然身上、地上满是泥水,而且挤得伸不直腿,却都睡得很熟。火车还没有开,车厢内已鼾声四起。我自然不能例外,也进入梦乡。

我在隆隆的行车声中醒来时,阳光已从车厢的透气洞中射入。光线的斜度已高,估计已是中午前后。不久车速减低,随即停下,听到车厢的铁门外开锁的声音,车门打开了,灿烂的阳光和冷空气一下子进入车厢。不但大放光明,而且把污浊的空气冲掉。大家呼吸到新鲜空气感到非常爽快,随即听到外面有人在叫各小组长到站台集合。我那车厢好像是有三个小组,每组二十多人。小组长也是犯人,是上面指定的。被叫出去的三个小组长集合后回来,传达叫大家抓紧大小便,并且马上要开饭。我乘去大便的机会活动一下,一夜弯曲着身子睡觉,腰酸腿硬,很不好受,经这活动,略感轻快。不多一会儿开饭了,各小组依次出车厢到站台上吃饭。饭是粗米饭,还有咸萝卜干和开水,萝卜干带浓厚的鱼腥味。

据浙江沿海的犯人讲是腌咸鱼剩下的盐水泡的萝卜片晒成的干,是废物利用。我嫌它太腥,难以下咽,只吃很少。余下的不舍得扔掉或给别人,存在口杯内。但有的人却吃得津津有味,浙江沿海居民对腥和咸是习以为常的。

饭后继续登程。车子开得很慢,而且逢站必停,一停很久。途中开过两次饭,情况与初次相同。一直到第三天下午才到达目的地,是什么地方不得而知。只是因为火车停下,命大家下车,才知目的地已到。步行了一段泥泞的土路,虽不很长但十分难走,一双鞋沾满泥巴,提脚又重,走路又滑,这种经历我从未有过。勉强走到一条大河边,登上有船舱的木船。河道上停靠着几十条这种木船,一字长蛇阵,颇为壮观。这些木船没有动力,也没有人来撑,是几条船连在一起用小火轮来拖。登船后每人发给两个玉米饼和咸萝卜干,但没有开水,大家吃得又咸又渴。有人想出妙招,把鞋带扎住搪瓷杯从船舱窗户外舀河水喝。我有幸也喝到了一杯,如饮甘露。

天色渐晚,开船了。船舱的门和窗都被遮严,外面的情景一点也看不到。舱内有长条硬座,大家挤坐在一起,东倒西歪,渐渐睡着。第二天一早,天还没有大亮,船靠岸了。大家在瞌睡懵懂中登岸,步行了几十公里到达江苏泗洪县的双沟镇,略事休息,继续又走了几公里,到了淮河边上,这里就是最终的目的地。

 

治淮工程

那地区是淮河与洪泽湖靠得最近的地点,二者被不到十公里的土岗隔开。犯人的任务是在二者之间开挖一条深沟,也可称为运河,把二者沟通。土岗虽只高二十多公尺,但是因为要从地平面起往下挖二十多公尺,因此从土岗顶挖到河底共计五十多公尺。河底虽只约五十公尺宽,但因很深,上端开口则须两百多公尺宽,工程很艰巨。这项工程名为“峰山劈岭”,作用是为了沟通淮河和洪泽湖。在雨季水涨时,淮河河水可经运河泄入洪泽湖,防止泛滥,洪泽湖起蓄水池作用。这段“峰山劈岭”工程,必须在雨季前完成,时间紧迫。所以集中了据说有十多万劳改犯来从事这项抢险任务。犯人的住所是离工地约二公里处的许多A字芦苇工棚。每人摊到的铺位只有约三十公分宽、八十公分长,并头睡是睡不下的,只有头和脚相间睡才能勉强睡下,要不是疲惫不堪是难以入睡的。饭食粗劣自不待言,要不是饿极了是难以下咽的。

这十多万劳改犯都是从全国各地分批调来。我所属的上海第一大队一千多人,担任工程总长度约十公里中的一百多公尺。劳动力密集程度可想而知。劳动时间是一天二十四小时,分两班。头班是从中午十二时到子夜十二时,二班是从子夜十二时到次日中午十二时。除下午六时和上午六时分别为两班进餐时间外,全是劳动时间,别无休息。这在一般的看法是不合情理的,但从对待劳改犯和任务紧急的角度来看,这是理所当然的。

劳动的主要顶目是挖土和运土,另外还有各种杂活。开始时我们是从顶端开挖,泥土较干燥好挖,运土是自高处住低处运,也较省力。后来愈挖愈深,运土愈运愈远,那就愈来愈费劲了。尤其是在下过几场雨之后,泥土湿了,分量加重,又粘锹粘筐,装筐倒土都很费力,走路又滑,挑担子和推斗车十分困难,大大增加了劳动强度。大家疲乏之极,苦不堪言。但是队长和指导员等干部还嫌大家不出力,进度慢,死命督促。见到挑担子和推斗车跑得慢的人大声地骂,甚至用柳条抽打,情景犹如在电影中可看到的奴隶社会。事实上劳改犯比奴隶还不如。奴隶是奴隶主的财产,对奴隶主来讲,奴隶还有一定的价值。劳改犯是人民的敌人,社会的渣滓,能利用姑且利用,否则消灭唯恐不及。

犯人们能在这样苦难和屈辱中坚持活下去,主要是想争取减刑,早日恢复自由,早日能和家人团聚。当时劳改干部一再宣称,政府要根据每人的改造表现如劳动成绩、劳动态度、靠拢政府、认罪服法等方面,分别给予加刑或减刑,表现特别好的可予提前释放。犯人住所工棚四周和工地上,到处贴满了“五月减刑”、“劳动中立功受奖”、“靠拢政府,积极争取宽大处理”之类的诱导犯人努力劳动的标语。此外还有高音喇叭播放革命歌曲和宣传队敲锣打鼓,鼓舞人心。工地上经常呈显出一幅沸腾景象。正如干部们常说的“劳动就得像个劳动的样子,应该是热火朝天,不能死气沉沉”。可是这所谓“像个劳动的样子”是以犯人们死命地干为代价的。

在渺茫的希望诱导下,犯人们就这样熬过苦难的日子。据干部讲:“这项工程在雨季涨水前必须完成,不然工作将更加困难,到时候还是大家吃苦头”。

这话不假,摆在眼前的事实就是这样。一般人的心理状态都希望工程能早日结束,早日从苦难中解脱出来,于是竭尽全力地劳动,并自发地互相督促。有一些善于自我表现的人,也就是所谓“积极分子”,每当干部来到劳动现场时便没命地干,来博得干部的青睐,并大声吆喝督促别人,以示自己的积极。这类人大多身强力壮,横行霸道,大家都怕他们。

这类人在监狱中和劳改队中普遍存在,这也是由于当局提倡和赞赏所致。天气一天天暖起来,艰苦的劳动一天天在进行,河床的底逐渐加深。大约到了六月中旬,河床的深度已达十多公尺时,施工中发生一出惨剧:塌方。时间是在接近子夜两班劳改犯接替之前不久,大约在夜里十一时左右。

当时我正在挑担子运土,从河底挑上河岸装斗车后,空担往回走,忽然听到一声巨响,声音低沉,有如闷雷,抬头一看,前方约三十公尺处腾起浓烟,其实是尘土。霎时间从上面落下无数大小土块,较小土块滚到我脚背上,只擦破些皮,未受伤。同时附近工地的电灯一下子熄灭,幸亏有远处的灯光照射,四周的景象还依稀可辨。随后飞扬起来的尘土延伸过来,把我侵吞其中,便什么也看不见了,只听到人们的呼叫声,凄厉可怕。工地上本来就是高低不平,挑担子走的小道又是弯弯曲曲,再加满地土块,光线暗淡,我无法走动,只好原地站着。当夜风很大,尘土很快被刮走,才隐约看到前面堆起了大大小小的土块,大的有园桌面大。犯人们一片混乱,呼喊救人。按当时劳改犯密集的程度来看,塌方压伤的人不在少数。

过了不久,干部和解放军士兵提着马灯来了。在微弱的灯光下,大家用铁锹和铁镐挖土,想把压在土块下的人救出来。可是这种营救方法是没有把握的,因为不知道人压在什么地点,只是没有目标地乱挖一气。事实上也没有较好的方法,只有在边缘处还露出身体一部分的人,总算挖了出来。这次塌方,不但数量多而且落差大,在河底堆起的泥土有几公尺高,压在最下面的人,一时无法挖出来,即便没被压死也将闷死。我义不容辞,手中没有工具,只好用手来搬走土块,把已挖出来的伤者或死者和别人一起抬上河岸。我抬到一人,其实不应称“人”,应称“尸”。正好有干部提着马灯来照一下,察看他是死是活。只见满脸血污,形象怕人,七孔中好似仍在冒血。他穿着短裤衩,大腿上有一大裂口,深及骨头,是被大土块坠下时的压力压开的。

在一片混乱中,接班的犯人来了,我们便交班回工棚。次日早晨起身后,队长便来训话,把昨天发生的重大工伤事故轻描淡写地提了一下,只是说昨夜工地上发生塌方是由于劳改犯挖“神仙土”造成的。至于死伤多少人没有说,也没叫大家不要挖“神仙土”。所谓“神仙土”是指取土时只挖土壁下部,不挖上部,等下部挖空到一定程度时,上部的土壁悬空突出,在地心引力作用下,自动开裂落下,可省去许多挖土的劳力。这样挖目的是为了提高工效,加速工程进度,但这是违反操作规程的,因为有塌方的危险。犯人们企图省力和提高工效,挖“神仙土”是很普遍的,队部也从不制止。通常犯人们挖“神仙土”挖得不很深,土壁高度不过几公尺,塌方不致发生危险和伤人。这次挖得太深,土壁高达二十公尺,上端悬空突出,突然塌方,土块落下,压力很大,造成伤亡惨剧。队长指导员们只为工程进度着想,并不制止挖“神仙土”,对于工伤事故和犯人的死活是从不关心的。

我亲身经历的这场塌方惨剧,虽时隔多年,当时的情景犹历历在目,心中犹有余悸,终生

难忘。

天气很热了,时令已入盛夏。我所属的第一班调作第二班,即劳动时间调为子夜十二时至次日中年十二时。有一次上工不久,大约在凌晨二时左右,忽然刮起西北风,风势之大,实属少见,而且是凉风,这在夏季是反常现象。不久更变为冷风,吹得混身发抖。夏天会刮起这样冷的风,我从未经历过。继而下暴雨,电光闪闪,雷声隆隆,声势吓人。岸上和河床两边斜坡上雨水倾泻下来,形成激流。由于大面积的雨水注入小面积的河底,河底积水迅速上涨。我起先躲在一个土墩上,拿箩筐盖着头,即通常意识中的避雨,等待雨停。可是雨势丝毫不减,一直在倾盆而下,不一会积水涨到了我腰际。我急了就从河坡往上爬,那知粘土淋了水非常滑,坡度又陡,爬了几步就滑下来,爬了上去,又跌入水中。那时水深已没腰。好在我会游泳,还不十分心慌,还能镇静一下头脑向四周观望,看到远处还有少数犯人像蚂蚁般地也在往上爬。但大多数人刚一下雨就走了,我因躲了一刻雨走晚了。幸亏发现不远处的斜坡上有台阶,那里比光的斜坡好爬,但仍须用手指插入泥土中才能爬得上去。到了河岸上心就定些,可是混身是泥浆,只好任由雨水冲刷。那地带全是土路,经雨水浸淋后全成泥浆,走路很滑,十分吃力。我凭灯光认定了方向,往工棚走。

走离工地后不远,因为没有了灯光,一片漆黑,看不出路,迷失了方向,雷声雨声又大,也听不到其他犯人的声息。空旷的峡谷中只我孑然一人,这时我可急了,恐怕走不回去冻死在外面。如果被认为是逃跑,那就有被枪毙的可能,这样的事例已经有过。正在为难时,忽然发现前面有一星灯光在闪动,我便鼓足勇气,死命地追那灯光,在黑暗中坎坷不平的泥路上,一脚高、一脚低地跑着,最后终于追上了。原来是一名电工,手里提着一盏马灯,他是来工地检修电线的,遇上了暴雨,也正在往队部走。他的住所离我住的工棚不远,于是我便随着他回到了工棚。小组的人全都回来了,我是最后一个。

这场暴雨下到天亮,接着是细雨绵绵一连几天。淮河和洪泽湖的水猛涨,淹没了还未完工的工地。工程无法再进行,只好停工。我们这才松了一口气,暂时得到休息。大家把多日来穿脏了的衣服洗洗晒晒,我的衣服不多,也乘此机会清洗了一下,晾在工棚外面。不幸因为收得过晚,全部被人偷去,懊丧之极。天气正热没有更换的单衣裤,万不得已把被单改制成一套单衣裤。我从未干过缝纫,因此改制得很不像样,穿上看起来未免滑稽。好在处于那种场合下,没有人来注意一个人的衣着和外表,所以我穿上那套可笑的单衣裤,也没有引起别人的注目或耻笑。

在这段时间,未完的任务不能进行了,以后的任务又还没布置好,因此暂时没有体力劳动任务。每天上下午各学习一次,内容无非是国内外形势,党和政府的政策,生活检讨会等。过度疲劳的身体得以逐渐恢复,但生活上却出现了极为困扰烦人的事。苍蝇和蚊虫之多,简直吓人。苍蝇在白天出动,蚊虫在夜里出动,于是大家称之为两班制,互相接替。

白天吃饭时,吃窝头须先把它摇晃一下,然后立即送进口中,否则上面爬满了苍蝇,一下就咬,可能连苍蝇也吃进去。苍蝇如此之多,原因是犯人使用的茅坑,只是在警戒线内一块草地上挖了许多不很深的坑,使用一久,坑满外溢,遇雨即成一片粪海,从未有人去清理。于是大家各找隐蔽些的地方随地大小便,结果是墙角路边,工棚前后,树木四周,到处是大小便,臭气熏人,令人作呕,给苍蝇繁殖提供了优越条件。夜里蚊虫嗡嗡声不绝于耳,被咬得浑身发痒。没有蚊帐,天气再热也必须用被子盖着身体,或用衣服蒙着脑袋,否则被咬得一刻也不能合眼。由于蚊虫肆虐,不少人患上疟疾,又得不到治疗,死人的事,时有所闻。我因抵抗力较强,幸免于难。

 

转移到苏北

大约过了十多天,一天早饭后,队部下达通知,叫犯人立刻整装待发,到哪里去不说,只说是去搞农业生产,劳动要比挖河轻得多,而且有菜园和田地,自己种菜种粮,生活也要好得多。到了那里可以说是安居乐业,并警告大家在旅途中要严守纪律,如果违法乱纪,企图逃跑,必予严惩。

平静了多日,一下子又紧张起来。至于打点行李倒并不费事,每人只有随身可带的应用物品,我的东西更少,不消半小时便整理好了,坐在阴凉处等待出发。以往在每次调动前,虽明知在旅途中要吃苦头,但因现实的处境太难熬,太折磨人,总以为换一个环境可能会好一些。这种心情,在犯人中普遍存在。过不多久,下令出发。大家排成四人纵队,步行离开原住处。

天虽放晴多日,但路上仍很泥泞,两脚粘上的泥巴很重,步履艰难。走不很远到了一个村子,穿过村子抵达一个河边码头。在那里有无数的民船靠在岸边,原来就是犯人要乘的船。船已编好号码,各小组都按分配好的船登船,秩序井然。太阳虽已偏西,但天色明朗,河岸两边有众多的武装人员在站岗,清晰可见,他们拿着上了刺刀的枪,如临大敌。此情此景使犯人心情沉重,默默无言。船舱很狭小,乘进了很多人,挤得连蹲都蹲不下,只好站着。就这样熬过了也不知多久,船停了。大家登岸后列队坐在地上吃晚饭,吃的是半干的馒头,又没有水喝,虽饿也难以入咽。

饭后列队出发,大家一夜站着挤在船舱中已疲乏之极,没有恢复就又步行赶路,再加上背了背包,体力实在不支,走了约一个小时后越走越慢。武装人员骑着马,背着枪,在队伍两旁奔驰,督促犯人快走,不时还用柳条抽打走得慢的人。由于体力差的渐渐落后,队伍越来越长,已不成队形,只是散乱地往前奔跑。最前的人与最后的人中间距离拉开得很大。我的体力属中等,又因背包不重,没有落到最后面的行列。可是心跳气喘,两腿酸软,也感难以支持。就在这时,听到后面有枪声,虽很稀疏,但连续不断,间隔有长有短,听来不是交火。同时手电筒的光柱在夜空中忽明忽灭,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有人说:“赶快跑,落在后面要被打死的。”

我大吃一惊,竟会有这种事?但夜黑如漆,什么也看不见,又加在慌乱中,也不去推敲这话是真是假,只顾加快步子,咬牙坚持。过不久东方发白,又死命挣扎了一个来小时,天色大亮,阳光灿烂。走在前面的人忽然停下,落后的逐渐跟了上来。队长们整理了队伍,并向大家宣布,目的地已到,即苏北滨海县劳改农场。从此又是另一番天地。

 

真的没救了!春晚恶评百分白变“无数点赞-共官媒向法西斯大步跨越

 

戈培尔说:谎言重复一千遍,就成了真理。

春节以后,强国所有网站关于春晚的评论全部屏蔽,剩下的只有党媒和五毛的“无数点赞”。

央视在党媒恬不知耻宣称:“在除夕之夜,以"你我中国梦,全面建小康"为主题的猴年春晚,向全国电视观众奉献了一场独特、欢乐的视听盛宴。在和谐、欢乐的氛围里传递了社会的正能量和浓浓的"家国情怀",获得国内主流媒体和广大网民的"点赞"。”吕姓“总导”厚这脸皮称自己给自己“一百分”,真是不知人间还有羞耻二字。

最奇葩的是,央视把自己的脑袋塞到自己的屁股里,把一个根本见不到好评的春晚,搞出个“百分之九十五”的满意度,大大侮辱中国人的尊严和智慧,足以成为文明世界一大笑话。

官媒所谓民意调查,只有说这台史上最烂节目“好”的机会,批评一个字也不许说,当然你也见不到。如此弱智,真的没救了。当然,能把偌大个国家搞到一句真话都听不到的地步,与法西斯宣传机器的效率足有一拼了。

王金锐:一个老公安的遭遇

记忆REMEMBRANCE 2016 1 31 日第148

 

我更多的想记叙我自己:这个十七岁参加革命,十八岁入党,不能算上老同志,老革

命,大家称之为“小王”,在这文革中,竟关押良乡监狱三年,开除党籍,开除公职,轰

赶去外地农村七年。先是以上书写信给毛主席被定罪为“现行反革命”,监押多年;此“理

由”不能成立了,又以我家的自住房产继承所有权上是我母亲写上了我的名字(是我七岁

时写上的),竟又以“过剥削阶级生活”定为混入党和公安部门的“阶级异己分子”,开

除党籍、公职,被轰赶到外地农村。

我过去也曾当过派出所所长、公安局分局科长、我曾召开“地富反坏右”五类分子训

话会,也参与过对阶级敌人积极实行“无情专政”,一度也有一点小小不大的“手中权”

的人,我自己也成了被“专政”的农村“地富反坏分子”,我也亲尝了刘传新列为“专政

对象”、“敌我性矛盾”的感受与苦头。我的灾难,比那么多受大苦大难且受迫害比我时

间更长的同志,是微不足道的。

但是,一个从十七岁就参加公安局工作,为保卫毛主席感到荣幸和无上光荣的我,且

是忠心耿耿,积极卖力地执行者,我也成了专政的“敌人”、“异己分子”,也和“地富

反坏”分子一起参加“训话会”“批斗会”,我也被剥夺了应有的公民权利和自由,这的

的确确是我一生所没料到的,也可以说做梦也没想过的,而毕竟是无情的事实。当我积极

参与执行,把别人错划、错定、错管为“地富反坏右”五类分子时,我没想过由于错划错

定给人一生和家庭带来的悲哀的痛苦,而文革中,“感谢”刘传新主任的“恩赐”,我自

己也竟加入了被专政对象的行列,亲身尝到了其酸楚痛苦的滋味。佛经上是讲轮回与因果,

或者说是报应,不谈佛学上的比喻,倒也可以说是小小的(比人家更大难的来相对说)无

情的讽刺与嘲弄。因为,我确实也亲身尝到了左倾危害与被挨整,遭迫害的“甜头”(苦

头当“甜头”说)了,十年人生最好的年华被埋葬了,当我用羡慕的眼光,看着朝气有为

的中青年同志,赶上了三中全会召开,小平同志领导主持使党和国家改变面貌,带来好的

机遇,奋发有为的为党工作,心中既高兴,又有些不平衡,怎么这不折腾的年月,不让我

们这些人碰到呢?我们为什么非要赶上那一再斗,一再整,弄得人人自危,人心不安,鸡

犬不宁的年月呢?这些只好化为心中的无奈,要不就是麻木,要不就是尽力忘去,求得“糊

涂”,因为这苦难的岁月,埋怨谁去呢?埋怨历史吗?历史已随时间流逝;埋怨四人帮、

康生、刘传新吗?既使“以牙还牙”“以怨还怨”,被整的苦难年月能让他们身受其罪吗,

还得按政策办吧。埋怨长期形成的左倾错误和独断专横,不讲民主与法制吗?这也只能当

作沉重的教训,可毕竟亲临其感受的人,内心的伤痕太深了。现在剩下的,只有看了戴煌

同志著作后打碎了我麻木的心灵,激愤了我心头不得不想说出来的痛苦记忆,让更多的同

志懂得,让更多的年青同志知道,这样颠倒黑白的悲剧与残酷的悲哀不应在我们党和国家

历史上再重复,再上演!

一.“冒死上书”给毛主席写信

文革初期,我还能做些工作,公安部派来了夺权工作组,我们不大被重用,因是局长

身边的“秀才”,得写揭批材料,也一度参与值班、编简报等工作,在红卫兵上街破“四

旧”,社会治安很乱,也曾派去抓抓情况,回来写写材料等。到等刘传新为首的军代表来

了,就逐渐靠边站,强命写揭批材料,有时也挨批判了。

我得如实说,我也写过不少上纲上线的揭批材料,也揭发批判冯邢等“反党罪行”,

也激动呐喊“打倒某某领导的”口号。但我自己,早在参加宣武广内街道搞四清,跟随邢

相生局长蹲点搞街道四清,文革开始就被戴上“高帽子”,挂着“大牌子”,以“黑秀才”,

跟随着几位领导上街带着“吊死鬼”样高帽子游行,绕着街道礼堂会场转圈挨批斗了。

本来我如果“老实一些”,就这么着狠批别人,也狠批自己,随着大流,也许我后来

不会受那么大的罪,现在“后悔”也来不及了。有人称我是“又跳又闹”,“态度很坏”。

这也是事实,不用掩饰。

那时我没有什么超人的高觉悟,我更不敢怀疑“文革”的四人帮、当时的“领导”,

更不用说我去怀疑反对毛主席,至今,砸碎我骨头,我也敢说没有。我表面上揭批,但思

想上确实有些想不通,怎么做了这么多年的工作,好多领导,都一心想的是保卫毛主席,

刘传新已定了调子冯邢是“勾结敌特”的“大特务集团”了,我们已成为“集团”的“黑

骨干”了,几位局长也开大会抓起来了,那时写揭批材料已大大超边了,什么“走资派”

“修正主义”,在刘传新眼里早已通不过了,在当时,我作为跟随去调研的“知情人”,

写一般的,甚至词句严厉的揭批材料,已不成,非要揭批交代写出冯邢等是“在大兴等北

京周围,阴谋积蓄反革命力量”,甚至军代表已提出“是冯邢等大特务,配合贺龙等妄图

反革命政变”“反对、陷害毛主席”等,这不是太超边了吗?我们这些人怎么“知情”,

也不能“知情”写出我们要搞“反革命政变”呀!尽管我也狠揭猛批,痛斥罪恶,但内心

也却有想不通。我那时天真地想,毛主席他老人家不会这么看,直到文革结束,我离开公

安局,曾熟悉的公安朋友告诉我,毛主席确实是不相信,且让周总理转达他不相信北京公

安局有那么多的叛徒、特务,“如果真是这样,我还能安全坐在北京的中南海吗?”,大

意是如此,我是文革后听公安老同志告诉我才知道的。可刘传新竟敢封锁对抗毛主席的指

示,对抗周总理转达后希望大批老公安干部尽快解放出来抓工作的指示。刘贼坚决按照四

人帮、康生、谢富治的黑指示办。

我当时不可能听到毛主席的声音,我只想自己是个共产党员,按党章规定,我有权利

向毛主席、党中央写信,反映我的想法和要求。这个权利,我认为谁也不能随便剥夺的。

我没有恶意,也无权评写对文革看法,也没那么高觉悟,我想向毛主席反映北京公安局一

个单位的情况与要求,是应该可以的。我在家里,几天夜里没睡,怀着激动心情,工工整

整地向毛主席写了一封信,封面上写着:“送请中央办公厅转伟大领袖毛主席。”这信的

底稿,都被抄走了,至今也没有归还,我向公安局组织要了好几次,也无下文,听说连同

文革的废档案也不好查了,我也只好不追究了。如果还保存,我希望归还,落实政策,交

给我本人,这是我一个共产党员和公民应有的权利。

信是我自己写的,如果有缺点或错误可以接受批评,应是合法允许的。我清楚记得,

我向毛主席反映,公安局工作有错误,应批判,但好几位局长抓起来定为“大特务集团”,

我想不通,也说了局里处长科长多数是好的,不应都打倒,应给我们点工作。也还说了点

关于街上红卫兵的事。大意如此,标题我写了“冒死上书”,我决不是反对毛主席,只是

想表示一下我个人的勇气和决心,即有死的风险我也不怕。我现在要说,既使我写信有什

么错误,我并没有涉及党,也没有涉及国家,反映一下单位的情况,都不可以吗?

我堂堂正正署名“王金锐”,亲自送到中南海西门,送给接待信访的同志。过了几天,

我又去打听,他们查了一下,一位同志对我说,汪东兴同志(他当时任办公厅主任)让转

给公安部谢富治部长了。毛主席那么忙,不可能看到,我不能说什么,我又去公安部上访,

接待同志给办公厅问了一下,说谢“部长”已转交给北京公安军管会刘传新“主任”处理

了,你去找公安局。这时,我才知道“大事不好”,按俗话说“撞到枪口上了”。

我当时也还天真的想,也许“刘主任”找人与我谈谈,严厉批评一下就完了,其实那

有那么便宜的事。政治斗争是残酷无情的,共产党员给自己的领袖和党中央写封署名信,

也竟成了“大祸”。

几天后,在单位军代表授意下,造反派就连夜去查抄我的家,翻桌倒柜,连我信的底

稿,和工作中照的照片,甚至结婚个人像片都抄走了,至今信底稿和一些照片也未归还,

找谁问也没下文了。

又没几天,借口我写一张批判大字报标题连接有“错”,以“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

席”的“现行反革命”,在一天下午大哄大喊,揪着头发,倒拧着双臂从办公室给揪送到

公安局大操场,当着众多的人批斗。几天之内,满院之内多是我的大字报,什么“冒死上

书,恶毒攻击毛主席”“替冯邢大特务集团鸣冤叫屈,妄图翻案”,我是冯邢“特务”的

“孝子贤孙”、“黑爪牙”、“黑干将”。在操场上,让我低头站在中间,周围狂喊:“打

倒现行反革命”,有人动手打,打得头出血,还有人猛用脚踹我,将我踹爬下,还不放手,

甚至踩肚子,有人竟说:“将他打翻在地,叫他永世不得翻身!”而“支左”的军代表就

在一旁冷冷看着,任人所为。当捆拧着,我流着血,押送回来的时候,一位熟识的也曾一

起工作,也去抄家抄信的造反派小头头,讽刺我说:“谁叫你没事撑的给毛主席写‘反动

信’,你,有人打你也应该,那是热爱忠于毛主席,你要正确对待!”一个军代表阴阳怪

气地说:“你要老老实实交代写‘反动信’的动机和目的,还有什么主谋人,你与黑帮有

什么联系?”

这就是发生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在应讲法制的公安局,光天化日之下众人共睹之事。

这就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所谓的“文明”!不然,怎么会称之为“文化大革命”!我们中

国文明悠久的文化,就是用这样的野蛮“行动”解释吗?!

是的,我现在要大声说,大声喊,一定要正确对待。这个正确对待,就是一个共产党

员,也应包括一个公民给自己的领袖,党和国家领导人,给党中央写信的权力,反映申诉

的权利,什么时候都应当受到党章和宪法的保护!什么时候,也不应剥夺。如果不是这样,

我们的党,就不能称其为伟大的共产党了。这个,从彭德怀元帅在庐山会议上写万言书遭

批判为先例,以至上行下效,到文革,被四人帮歪曲,越演越烈,以至刘传新等竟敢派人

查抄扣信,甚至恶毒动手当着军代表打人,可以说是无法无天的恶剧、悲剧,决不能再发

生,再重演了!

文革结束后,我在外单位,公安局在清查中有个同志去找我外调,让我写写去抄家又

动手打我的那个人的材料。我表示拒绝,没有写。我说怎么处理是你们组织的事,我不写

材料,我说,“动手打了我,踢了我算什么,如果没有那个运动,都是一起工作的同志和

朋友,他怎么会动手打我?我现在怨恨他,他又该去怨谁去?”在那个本不应该发生那么

严重长达十年的悲苦剧,不从根源上去找,从制度上去保障和纠正,光计较彼此间的恩恩

怨怨有什么用?当然,对少数别有用心整人害人,坏事做尽做绝的人,决不能放过,也决

不能让这样还有漏掉的再图谋掌权上台,我们的党和人民要百倍地提高警惕!

二.失去了自由

从以“现行反革命”在公安局大院里揪斗毒打,家也被查抄,给毛主席写信的底稿也

成为“罪证”被抄走至今无下文,从这时起,我就关押在局里地下室,不许出门,不许回

家,后又转押到良乡监狱(名为看守所),有五、六年多的时间与外界隔绝。我这从十七

岁就参加公安工作的干部,反右斗争时也曾积极过的我,也被打人了冷宫,列为了“另册”,

我也尝了失去人身自由的滋味,与说不出的酸痛。

什么事,都得亲临其境,自己去吃吃梨子体验一下滋味。我赞同北大季羡林老教授用

血和泪写的最近出版的《牛棚杂忆》里说的,请那些当时积极整人,残酷逼斗折磨人的造

反派、军代表,也应当反思一下你们为什么要那么折磨人的心理与心情。尽管不能怪你们,

你们也是执行者,刘传新这样是少数,但也请你们晚年共同反思一下你们当时折磨人的做

法也太过头了,如你们身临其境也感受体验一下,也许你们内心也应该有些歉意与不安,

让我们共同吸取那灾难悲剧的教训吧!不是真正少数触及王法,经严格批准程序的,是不

能随意整人,以此对待自己的干部和同志。

体验最深的是人世间之冷漠,世态炎凉,人情如纸薄,谁也不敢理你,也想法躲着你,

这在当时也是可以理解的。

操场上斗打完,用脚踢的腰部肿疼,嘴角打的流血,只有自己擦擦揉揉,从此,就睡

在地下室一间屋子冰凉的木板床上。早晨,迎着星星就起床,打扫楼道,厕所。吃饭时,

有人跟随,打完饭赶紧躲回黑屋。外面的消息,家里一家老小的情况,就一点也不知道,

也无人告诉。最难过的是节假日了。别人几人一桌,举杯欢笑,我这样的,还有别的被揪

出来的难友,相视看看,不敢言语,赶紧买几个饺子,就躲到屋里。揪出来不准回家的第

一个除夕夜,我的心情还没转过来,磨练的还不够水平,面对空荡荡的食堂大厅,我打完

饭躲到屋内,听着窗外的鞭炮声,闪过的礼花,我一个人能不想想家中的老人和孩子吗?

红卫兵上家查抄即被打后病死的父亲,尸首曾停在院里的砖地上,我连一面都没去见过,

生怕说“划不清界限”。我那近八十岁的母亲,她只有我一个儿子,从小到大最疼爱的是

我,也从没离开过我,我这突来的遭难,连三十晚上也不能回去,她能接受的了吗?我的

爱人也是公安干部,在同一大门内上班,我在局内遭斗打,全是“反革命”大字报,她全

看着,为我的事牵连她,也遭人歧视,她一人带着两个女孩,一个八岁,一个六岁,她还

怀着孕,快要临产,后来知道生了一个女孩,可有六年的时间,我没有见过这个女儿。在

人人举杯,家家欢乐的除夕夜,爱人和那几个不懂事的女孩子,见不到自己的爸爸。还有

岳父母两位老人,我从结婚时起就跟着我一起过。岳母知道给我,包我爱吃的白菜心馅肉

饺子,每年三十她都包完,我工作多晚也等我回来。现在他们重病在床,这一家人的心情

是什么滋味?能够做到“心情舒畅”,能欢快起来吗?可在当时,在刘传新这伙人的眼里,

这样做天经地义,什么亲情,人世间最起码的团聚和感情都给剥夺了,他们连一点节日小

小的宽恕,使一家老小见上一面都不给。

我独自一人,吃着冰冷的饺子,顿感迷惑和人生的茫然。我一个十七岁就出来跟党走

的人,到底犯了什么王法和罪过,竟遭如此的对待,我内心里确实想不通,眼泪独自一个

人流。自己只能忍受煎熬。大年初一早上,我就又起床,去打扫厕所和空荡荡的楼道,干

完活,又像鬼魂似的悄悄不敢看人也不敢向熟识同志道一声“春节好”,躲到那阴冷潮湿

的地下室的黑屋,天,能够亮吗?我顿感迷茫。

有一次,家里想念我,怕我吃不饱,我母亲让我爱人给我送来两个面包,几个香蕉,

和几个煮鸡蛋,交给了单位审查和看管我的人,他们收下了,可第二天就把这提兜吃的挂

在操场旁走廊上,贴出了大字报,称“资产阶级好逸恶劳遗毒没有变”,我又挨了批斗,

有人讽刺说:“你还竟敢吃香蕉?”“够胆”,爱人在单位也为“划不清界限”遭批判,

也就是说在那样的年月,我便秘便血,想吃几个香蕉的资格都没有,这是对人,对同志的

感情吗?

在非法关押的初期,我实在适应不了这不自在的生活,鸟都向往飞翔,何况活生生的

人,有感情生活的人,我思念着母亲、爱人和孩子。一天夜晚,我趁着看守我的人睡着了,

即偷着从公安局大门跑出,夜快十二点,跑回我家,见到快临产的妻子和一个八岁一个六

岁的女儿。我那八岁的女儿,从小心灵就受到这不应该受到的打击创伤,她不明白,春节

别的孩子有爸爸跟着玩,自己的爸爸怎么不叫回来?但她有了孩子很少有的沉默,她常瞪

着眼睛看着,但不说话,。八岁的孩子,带着六岁的妹妹,妈妈不久又下放郊区劳动,奶

奶后又去了四川,姥姥犯哮喘卧床,她学会生火炉子,上街买菜,给姥姥熬汤药,后来,

姥姥、姥爷都离开了人世,有一位好心的大娘照看一下,晚上还得回家,她一个人带着妹

妹睡,生怕睡滚到床下,就在床上堵个枕头,翻身有枕头挡着不至摔了。刮风下雪,寒冷

之夜,她得起来给妹妹盖上被子。请问,这样的家我不应当回去看一看吗?我去看一看病

重老人和孩子也算是“翻案复辟”也是反对毛主席吗?这样的感情都给剥夺这还叫讲理吗?

可是在当时,这竟是弥天大罪。

我偷着回了家,爱人既想我又紧张,叫我赶紧回去。我抚摸了两个睡着又醒来的孩子,

孩子紧拉着我的手喊“爸爸,我们想你”,我又问了老人们病情,年近八十岁的母亲嘱托

我说:“孩子你得保重自己,我死了合不上眼,唯一不放心惦念的就是你”,我安慰了老

人,又赶紧离开家。面对午夜刺骨的寒风,和星光闪耀的夜空,我心中无名之火升起,我

想这叫什么世道?怎么对待自己的同志可以这样为所欲为?我要去中南海讲讲理,我的心

又天真地冲动了,我穿了两只棉破布鞋,一只鞋破,脚底磨出血,走了近半个城,到中南

海西门,警卫很远即高喊:“深更半夜,你来干什么事”,我说:“我要见毛主席反映要

求”,警卫怒斥说:“毛主席是伟大领袖,你这样的人能见到吗?简直冲昏了头,赶紧离

开。”这时我的心才凉了,真是白日做梦,就赶紧又跑回局里。这时,看管我的人已从家

里叫醒家人,翻查了一通,也回来,第二天我又以“私自外逃”,“对抗,不老实”批斗

了几次。从此,我也打消了想回家看看的念头,我没有什么可隐瞒的,也没有可私下逃跑

的,这样,我就逐渐习惯适应监押失去自由的生活,且失去人身自由长达几年。

三.父亲被红卫兵毒打而死

我父亲王楚卿是从河北静海县农村来京,在段祺瑞府当马夫喂马,他会些毛笔字与珠

算,也有点文化,爱存古书与字画,逐渐受重用,当了段祺瑞府看宅门的“总管”。日伪

蒋伪时在家,靠几处置买的房产出租维生。解放后政府允许他出租房屋。他与我母亲和我

一起生活,但他总说共产党比军阀好,社会不像军阀混时期那么乱了。政府聘他为区政协

常委,担任几年,他积极响应政府号召,抗美援朝买飞机带头参与,卖自己东西捐款,受

过表扬。全国政协派人记录下了至今保存在全国政协文史资料上他陈述的段祺瑞府的见闻

记忆文章,一度聘他为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这样的人能说他反对共产党吗?可就在文

革初期,红卫兵上街破四旧,把这个仍是原政协常委的七十多岁老人,罚跪在院里砖地上,

打得浑身血伤,房子没收充公,家中东西连他保存好多名人字画古董整车地抄走了,他保

存多年古本木匣精装的二十四史,列为“封资修归公”,一本没剩都抄走了。段祺瑞给他

写的“四季平安”在屋内用玻璃裱封的匾,更是“反革命罪证”,让红卫兵给砸碎了。至

今,我听说二十四史,还要印出,文化名人或老领导家中房内堂堂正正摆着,也看到报上

介绍毛主席也爱看古书,还曾在二十四史上评注过,我最初还有点惊奇,还不敢信,但,

这确实是现在也刊印出的版本,我自己没钱买不起,我有时内心又想,怎么当时二十四史,

必定是“封资修”,怎么我们家我父亲保存那么多古版本,竟可以被抄走,至今一本也没

有归还,连一卷字画也没有还,这该找着谁说理去呢?也许像我爸爸那样的人,就不应该

看、买、存二十四史,是他自己活该吧!前几天我看到大的拍卖会上,竟列举吴佩孚的、

段祺瑞的条幅,都可以拍卖,且争相投价,我更感到不明白也感到可笑了,我们家的段祺

瑞写的“四季平安”看来这不能算“反动”话,怎么就可以砸烂?挨斗,红卫兵打他还不

算,竟让这七十多岁,有病,从小就离农村来北京生活几十年的老人,强令几天,轰出北

京,不去,红卫兵的鞭子就得抽!他这么个老人,还有个六十多岁的照顾他的姨母,两个

老人又病又冷又饿,被轰回上千里地的老家,靠沧州的静海县。他挤不上火车,实在走不

动了,无奈回来躲在一间破旧小房住下。听说有人表示了同情,一个月给他们两个老人“二

十元”生活费,我父亲不久病重死去了,那位姨母不久也死了。他们一座精致的四合院,

听说做了好多工作,交公后给折了几万元;又听说,在拆迁扩建平安大街道路工程时,报

上还拍了像,介绍那个精雕细刻有优美造型人物的砖瓦门楼,作为文物保存到公家那里,

作为精美“保留”较好四合院的一个见证。我从参加公安工作后,文革前就与他划清了“敌

我界限”,参加公安工作审查历史是很严的,我早就交代他是个“剥削阶级分子”,是给

段祺瑞家当差,当总管,封他“文承宣官”,接待门房与客人的“职”。我不与他住在一

起,也不给他生活费用钱,也尽量忘去小时候他拉着我的手,年三十去热闹的东四牌楼,

给我买爆竹,买糖葫芦,临节前带着我到东四六条松竹园澡堂,冒着热汗给我搓身上的泥,

因为这些怀恋,就已可算为“资产阶级的温情的腐朽意识”。参加工作后,他有时高兴地

对我说他又当选为区政协常委了,又听区长报告了,说党和政府好。我有时仍严肃的对他

说:“你必须好好改造自己的旧意识”,“正确对待你在段祺瑞府里干的事,向人民反省”。

他有时不言语。又一次他说段祺瑞是挺坏,军阀,但他也曾不主张袁世凯当皇帝,为此曾

一度辞去职务,连鼻子也曾气歪了,我交政协回忆材料也如实写了。我当时听了更火,就

严厉批评说他:“必须好好改造”。他知道我是干公安的,又是也不敢言语,与我母亲一

起吃顿饭,就赶紧又走了。刚进城时的老分局长都知道,有的也见过他,介绍我入党的老

同志还劝过我,说经过审查,他日伪蒋伪不当汉奸,不给国民党干事,靠几间房子出租生

活且当了区政协委员、常委,这相当不错了,不要不管他,更不要不理他,他毕竟是你生

身之父,即使你入了党也不能这么划清对待。这是从延安老区来搞人事老同志对我讲的,

我想老同志说的对的,但还是保持点距离算表现好。

到了“文革”,我更得与他划清阶级界限,更不敢看他,红卫兵抄他,斗他,轰他走,

他身上有伤,病重而死,也只是孤伶伶的一个人,听说我大姐曾经自己去做苦工挣点钱,

补他生活。直到他死我也没有与他见过面,未曾掉过一滴眼泪,我自认为自己够坚定,分

清敌我的了吧?可那时的军代表造反派也不放过我,我照样得写检查,挨批评,还称我给

毛主席写信是“剥削阶级的内心不满”,是替他那任过军阀时“伪职”又剥削收房租,仍

“留恋效忠”,“妄想让冯邢大特务集团将这样反动分子的儿子混入公安和党内”,“王

金锐为剥削阶级鸣冤叫屈”“妄想借尸还魂”。这等于我怎么划清界限,也没有用。现在

当我看到书架上,竟还有出版介绍张之洞、吴佩孚、冯玉祥等传记的,还有介绍袁世凯、

段祺瑞的,我至今一本没有买过,也拒绝看这介绍,可有时又想连慈禧还称她为“皇太后”,

翻来覆去的在电视上演,我心里也不平衡。什么冯国璋、吴佩孚、张作霖、段祺瑞,虽各

有各的“罪”,但不也可如实的按当时那个年代介绍评价一下吗?政协文史资料上已刊登

了不少,可我那个至少给段祺瑞做个小小的“官”,似乎不应当算大罪恶,也不应当那么

查抄,没收,轰赶,殴打,竟孤惨的一个人死去,连自己从小疼爱的儿子都不敢去看一眼。

有时我夜里睡不着,从抽屉里拿出私自保存未被抄走的我父亲那张慈祥含笑的照片,我又

止不住地流泪,深感我这个不孝逆子,几十年来,从文革前那样冷酷对他,使他这么个老

人从未感受父子亲情的温暖,死时冷躺在硬木板上的一个人,我连去看他一眼向他告别一

下的勇气都没有,内心又充满痛苦酸楚的内疚和深深地愧意。我又想起进城时介绍我入党

的老局长说过的,不能这么样的划清,他毕竟是生养你成人的父亲啊!我深感良心的自责

与忏悔!这样当时被打倒,甚至被打死的,列为“反动”的众多小人物,过去谁敢给他们

说一句公道话,只有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有胡耀邦同志的主持,公安部门才将一大批

“地富反坏”分子摘了帽子。我父亲还不算这类,但也是在段府当差,享受过剥削生活的

房产主,这样的人也为数不少,且像我父亲这样小小的政协委员,不算名人,谁又想着给

这样的人开个追悼会,或宣布一下平反?我曾向一位了解我父亲,主管区政协秘书长的朋

友说过,他说:“我们也怀念你父亲那样的老人,他也出过力,为街道做了不少有益的事,

也只能是个人的怀念”。当时这样不公正对待的老人多了,也解决不过来了,象征性的给

点钱,给几件东西,好多物品是查不到了,也没法落实了,至于像康生那样组织红卫兵查

抄的名人存的好古玩,好字画,好墨砚,也一度据为己有。文革结束,有些按政策归还了,

不少的也找不到了,向哪里去查问也没有用。我父亲的好多字画,我不敢去问,他的亲人

去问,答复是找不到,劝说也是“对当时的红卫兵运动,要正确理解,不要过多纠缠计较

了”。是的,的确不应当计较了,至今我的家里连张名贵的字画和一件古董古玩也没有,

我只能看到拍卖市场消息的介绍和介绍别人对文物鉴赏。我不去参加,也不去求索一张名

画。但如果我要反问一句,凭什么康生、张春桥他们竟敢借红卫兵查抄将人家存的文物收

为己有,这当时也是封资修,是谁允许他们这样做的?且采用雍正时沿用的满门查抄,是

曹雪芹都内心不平写了伤感凄情的《红楼梦》,竟然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所谓红八月在

全国铺展,查抄,轰赶,甚至涉及九族,人数之多,株连之广,可以说超过那个封建皇朝

年代,为什么?谁允许当时可以这么胡作非为,且光天化日之下堂堂正正去做,连公安局

都可以不经法律批准去查抄人家,为什么在宪法已规定后,六十年代还能允许发生?这能

是一句正确对待群众运动就解释过去的吗?红卫兵小将不懂事,凭一时热情与激动,也可

以谅解,但在祖国首都,竟可以越演越烈,敬爱的周总理只能保护少量的名人,更多的数

不清,也照顾不了,当时身任公安部长的谢富治等,纵然不管,实际支持胡作非为,这样

深刻的悲剧,不应该好好去反思,去探讨一下成因与吸取教训吗?

我现在已不计较我父亲这样的小人物应不应那样查抄、斗打后病死,应不应该去平反

了,也不想要那不曾归还的文物珍品了;这些在正确的政策下,能解决一些就已不错了;

而且我自己,就不曾正确对待自己的亲生父亲。我自己就为了保住自己工作和阶级立场与

他划清界限,还有什么资格和权利去怪别人呢!我只能向父亲的亡灵说:请您原谅我这不

孝的儿子,也请您谅解在您晚年本可以安详度过,但没想到发生了那样不该发生的悲剧吧!

我们的党、小平、耀邦主持正义的领导,毕竟把那场悲剧纠正过来了;九泉之下,请您谅

解我当时也有难言的苦衷;现在我也老了,我向您说一声对不起您,请您原谅我吧!我现

在的心情也很沉痛,有着难言的自我折磨!

年轻的朋友们,请你们别像我,阶级观念,敌我界限,我想还是应该有的。但中华民

族的传统美德,对生身父亲要尽孝还是不应该随便丢弃的啊!不要像我,赶上那年月,我

为了保住自己的小职位,表现自己坚强,与父亲剥削行为作斗争,竟不理他,死了也不敢

去看他,写检查时我还写我与反动父亲坚决“划清界限”,他“自取灭亡”。我要“坚决”

划清界限,斗争到底!没想到,我这么样地对待我父亲,我还是难逃劫难,自己也成了“反革命”分子,“剥削阶级敌对分子”,比我父亲遭受更大的罪,这也许是像佛家说的轮回报应,和上天对我的惩罚吧!现在我自己也老了,后悔也晚了。

年轻的朋友,无论如何要孝待自己的父母啊!

选自《王金锐回忆录》第五章  2015 年自印

2016春晚成文宣系统对习王反腐高级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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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07 22:21 赵宁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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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

 

laz 上午8:22
春晚神评:
1、今年的春晚是几十多年来看的最好的一次新闻联播。它摒弃了惯常新闻联播单一的口播加图像形式,集歌曲,舞蹈,小品,vcr等形式于一体。深入浅出的宣传了党的好政策,国家欣欣向荣,人民安居乐业,是新闻宣传的又一次创新型突破,入脑入心,深刻践行了三贴近原则,值得所有新闻宣传战线同志们学习领会;


2
、以前是在节目里加主旋律,今年是在主旋律里加节目;


3
、明明就是七一晚会,骗大家说是春晚;


4
、我们必须向我们吐槽过的历届春晚道歉;


5
、今年春晚主题:我就是喜欢你看不惯我却不得不与我一起建设社会主义的样子;


6
、禅师说了,只要坚持看完春晚,明年没有过不去的坎…”


7
、春晚评论:这么严肃的场合,你们居然在中间插播小品和相声;


这是一台供给侧的春晚,而非需求侧的春晚;


8
、朝鲜的导弹水平正接近中国,中国的晚会水平正接近朝鲜


9
、最佳评点:今年春晚党性太强了,不上装备根本没法看,我妈给我找红领巾去了。

 

10、精神科大夫:能看半小时央视春晚的,可确诊有自虐倾向;能看1小时以上的,可确诊为自虐症患者。

 

11、讨债公司:那些欠钱不还的人,集中看了一晚上春晚,各个抱头倒地大喊:我再也不要欠人钱了!

 

【抵制春晚】北京大学司法研究中心主任、全国外国法制史学会副会长,中国法学会比较法学研究会副会长 、北大博士生导师、著名公共知识分子贺卫方呼吁“春晚”可以休矣,引发众人共鸣并要求抵制。

有人总结出春晚的十大可恶之处:

首罪为假,虚情假意,毫无真诚;

次罪为骄,虚张声势,自吹自擂;

三罪为奢,奢靡无度极尽排场;

四罪为空,言之无物尽说废话;

五罪为利,蜂拥而上追名逐利;

六罪为贿,卖身入场千金一笑;

七罪为贵,浪费公弩,花钱无数;

八罪为俗,俗不可耐,艺人堕落;

九罪为谄,阿谀之词,献媚之极;

十罪为权,文艺管制,斯文扫地。

由于贺卫方的这条微博呼声很高,很快就被新浪微博关闭了评论和转评。

微信成监控人口流动最便捷工具

 

春运大幕开启,带来大规模人口流动热潮。来自微信官方的统计数据显示,1月24日春运首日至2月4日,327万微信用户离开深圳,与此同时,73.5万微信用户抵达深圳。

南都记者昨日从腾讯公司获悉,目前,全球有6 .5亿活跃微信用户,微信根据移动ID所带来的数据,发布了“微信用户春节迁徙数据报告”。报告显示,国内最热门的迁徙路线是从广东到湖南,人口流入最多的省份是河南,北京在流出大量人口的同时也成为人口流入量最大的城市。

数据显示,1月24日春运首日至2月4日期间,国内人口流出最多的城市中,深圳市有超过326.6万离开,排名第二,仅次于北京。作为大量外来人口的聚集地,外来人口返乡后的深圳,与平时相比冷清了许多。人口流入最多的城市中,深圳市有超过73.5万,排名第六,次于北京、广州、重庆、上海、成都。(来源:南方都市报)

 

慰祖:文革中的家

 

——我的爹爹和父亲(二)

 

记忆REMEMBRANCE 2016 1 31 日第148

 

五、被扭曲的亲情

文革之初,父亲一直被关押不让回家。在当时的那种社会氛围下,我们兄妹一时都不

知如何面对父亲,亲情显然已被阶级斗争的观念所扭曲。有一天晚上,不满13 岁的三弟和11 岁的妹妹正坐在小屋的床上玩耍,突然门被推开,是父亲回来了,他一脸笑容地看着多日未见的孩子,可能以为他们会惊喜地扑过来。可这两个孩子却完全傻了,面对眼前作为“阶级敌人”的父亲竟然呆若木鸡,连一声“爸爸”都叫不出来。父亲尴尬失望地收回笑容,一句话也没说,退身出去关上了房门。兄妹二人重又陷入深深地沉默之中,只感到天上的乌云就像磨盘一样压得他们喘不过气来。弟弟妹妹一直忘不了这一幕,忘不了爸爸当时的眼神,忘不了小屋里那压抑得让人不能喘息的空气,责备自己为什么不能还给爸爸一个笑容,让他在受到折磨后能够得到孩子的一丝安慰。

后来在一个白天的下午,父亲又回来过一次,那天只有家母和妹妹在家。那时妹妹对家里的现状已适应一些,也能坦然面对爸爸了。父母亲在里屋说话,见妹妹在外屋就把她叫了进去。父亲把妹妹抱起坐在他腿上,这在以前是非常自然的事,可妹妹此次却如坐针毡,又不敢动,只得僵硬地一动不动。忽然听到父亲对母亲说:“我晚上失眠,每天要一片安眠药,但都没吃,现在已经攒到15 片了。”母亲突然压抑地啜泣起来,11 岁的妹妹虽听不懂,但却更加害怕,感到这一定不是什么好事。那时只是觉得爸爸和妈妈太可怜了,以后听说有吃安眠药自杀的事后,才脑袋里“嗡”的一下,为父亲吓出了一身冷汗。一天,被关押多日未见的父亲突然回到家,他是专门请假回来写“认罪书”的(题目为:向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请罪书”)。因为在被关押的“牛棚”里(现在的人们知道文革中各个单位的“牛棚”是特指什么吗)没有写作条件。父亲写了一整夜,早晨起来,我看到父亲的卧室满满一地全是烟头。临别时,父亲特地把我叫过来交代后事:我经常被他们殴打,实在是无法忍受了。如果他们再打我,我就准备一死了之。今天有可能是最后一面了,你是长子,要协助妈妈照看好这个家。家母一听顿时哭了起来。我完全蒙了,无法判断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没有做任何表示,脑子里一片空白(书写至此,我的心仍在滴血)。

建国后过度的政治化不仅制造了各种运动被整者的巨大群体,还使他们的家庭受到深及心灵的政治株连。如家庭政治符号化:从家庭成员的纵向关系来看,家庭的阶级符号如地主、富农、资本家、小业主,政治符号如国民党、三青团、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分子、叛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反动学术权威,这都是党组织和政府分配政治资源、社会资源的基本依据。家庭出身被政治符号化,其对子女的影响就会被放大、固化。当家庭的政治标签被无限放大之后,家庭的其它功能也就模糊淡化了。许多家庭已经不再是其成员的情感得到籍慰,人格得以稳定的最后的温馨港湾,亲情被严重扭曲。极度的政治化把对家庭本体价值的伤害推向极致:只要家里有了政治运动的对象,其家庭就会被污名化,家庭成员就要被迫与其划清界限。这就意味着要割断家庭成员心灵深处的情感联系,家庭关系完全异化。划清界限的具体标准是:一是要揭发其罪行;二是视之为仇雠,上纲上线批判。在那个愚昧、荒唐、悲惨的年代里,兄弟阋墙、夫妻反目的亲情悲剧比比皆是。影片《归来》就描绘了女儿为了出演女主角而揭发出卖父亲的情节。这样的事在文革前屡见不鲜,在文革中更变本加厉。有一种引导、纵容、鼓励、挑唆儿女仇视政治上异类的父母的社会氛围和意识形态。这些亲情悲剧对家庭本体价值的伤害,其范围之广、创痛之巨,亘古未有。它构成了我们中华民族当代创伤性记忆的主题之一。

1968 年的8 月,我即将赴内蒙古草原插队,父亲再次请假回家为我送行。父亲问我,你吃得惯羊肉吗,我说没问题。父亲说:那还不错!在饭桌上,父亲流下了泪水:好不容易望子成人,如今长大了,却要去那种地方!

我下乡插队以后,父亲经常来信,说很多次梦见我在茫茫荒野中与风雪搏斗,醒来泪水已打湿了枕巾。父亲还叮嘱我切勿“深入宝山,空手而归”,一定要好好了解民情,多做调查研究,多思考,勤动笔,争取写出一篇《内蒙古牧民考察报告》提供给中央参考。

父亲的建议未免是纸上谈兵,但他是希望我能用这种方式引起有关方面的注意,以改变我的处境或找到一种出路。深情父爱,跃然纸上!而我自幼就深受忠诚和盲从教育,被灌输了满脑子的阶级斗争理念,仍然还是个喝过狼奶、被洗了脑的毛头小子。初到草原时,竟然还给在内蒙古哲盟开鲁县下乡插队的大弟写信,表示我们应该与父亲在思想上划清界限!

在草原下乡插队回家后再次见到父亲的时候,我才对父爱有了深深的感受。我从草原带回了一身虱子,从澡堂回家后倒头就睡,醒来后才知道父亲把我所有的衣服都煮了一遍。我们受了那么多的苦,有谁会像父亲一样刻骨铭心地惦念和关爱过我?人们所一再宣扬的党和领袖的关怀在哪里?那些整日高唱阶级斗争有理的人管过你吗?

六、我们家一分为五

1969 年6 月,母亲被迫丢下在北京的家,随纺织工业部的数百名下放干部一起去了位于湖北安陆农村的“五·七”干校。

1969 年底,父亲所在的学校从北京迁往江西分宜县农村,三弟和妹妹也只得离开北京,去湖北安陆农村的“五·七”干校与家母汇合。

从此,我们家就一分为五,骨肉离散:祖父早在文革初的1966 年9 月就被红卫兵赶回了湖北天门老家;我和大弟在1968 年的8 月和10 月分别去了内蒙古的锡林郭勒盟和哲里木盟下乡插队;妈和三弟、妹妹去了湖北安陆农村;父亲去了江西分宜农村。

当时,母亲在安陆“五·七”农场五公里半,三弟在农场六公里半,妹妹在县城里上中学,后来二弟到安陆进厂,每人都住在各自的单身宿舍里。只有周日全家才能见上一面。这在当时那个年代也是少见的。妹妹在安陆的同学中,最起码父母都是住在一起的,未曾像我们家分裂得这么彻底。

在这之后,父亲所在的学校有几个干部,因妻子儿女在湖北安陆,申请转往安陆所在的纺织工业部“五·七”棉纺厂得到批准。父亲也想去安陆与家母汇合,父亲的老上级、原纺织部的老财务司司长只说可以来农场参加劳动,未提可以进设在县城的“五·七”棉纺厂工作,父亲遂作罢。

一年后,父亲所在的学校迁回北京。临行前,军代表突然找父亲谈话:分宜有一家新建的工程塑料厂财务状况混乱,希望学校支援专业干部。考虑到你曾经长期从事企业的财务管理工作,经验丰富,现决定你留下来去那里工作。军代表连哄带骗:学校迁回北京后就要解散,员工要重新分配。你是湖北人,留在这里吃大米,总比将来分配到东北或西北要好些。父亲鉴于1957 年反右和文革中的遭遇,实在是失去了抗争的勇气。当全校师生员工欢天喜地登上回京的列车时,只有父亲孤身一人去为他们送行。父亲眼睁睁地看着自己已经装上火车的行李又被翻检找了出来,卸下车,然后凄然地目送着列车远去。

1971 年的春节,我困在锡林郭勒草原难以回家。父母亲带着三个弟弟妹妹回湖北天门老家省亲。父亲给我的信中说道:离别20 年,此次返乡,不知流了多少欢喜和悲伤的泪。此一去不知何年再归,不知是生离,还是死别……。

后来,大弟和我先后从内蒙古农村转到湖北安陆,兄弟三人进纺织部“五·七”棉纺厂务工;家母和妹妹去江西分宜与父亲汇合。原先一分为五的家庭演变为一分为三:祖父在老家天门的姑妈家,由父亲每月汇款供养。

此后,我们兄弟三人,就在湖北安陆和江西分宜之间的铁轨上,来来回回辗转奔波了7 年。从安陆首先沿汉丹线乘火车到武昌,再沿着京广线南下到长沙或株洲,转浙赣线到江西分宜。行程650 公里,两天两夜。回来的路线也一样。

长沙是我们的必经之地,来来回回去过十几次。湖南第一师范、岳麓山爱晚亭、湘江、橘子洲头、清水塘中共湘区委员会旧址,五一广场……都走遍了。

江西分宜乃贫困之乡,物产还不及湖北的三等县安陆。安陆的农户普遍大量养鸡,鸡蛋最便宜时6 分钱一个,冬天8 分一个。“腺鸡”(被阉割后的公鸡)7 毛钱一斤,母鸡9毛一斤,鲜美的甲鱼最初是3 斤粮票加5 毛钱一斤,合8 毛(一斤粮票合一毛钱)。但很少遇到,后来也涨到9 毛甚至1 块钱一斤了。每年春节去分宜探亲,我们都要携带成百个的鸡蛋和几只阉鸡,如果临上车的前两天能买到活鸡和甲鱼,那就再好不过了。含辛茹苦的妈妈,一年到头朝思暮想,就是盼望儿子来探亲。每念及此,我常常禁不住泪水盈眶。

千里奔波,两次辗转换车,如何将成百个鸡蛋完整无损地安全带回家中?我们因此想了许多办法。先爬到厂里食堂的冷库顶,将冷库墙壁夹层里的稻糠装一铁皮水桶提下来,然后一层稻糠一层鸡蛋地码好,装满整整一水桶,再去找一块三合板或五合板做盖子,用废旧的细纱机锭子传送细条布带密密麻麻的捆好,就可以上路了。千里迢迢一路颠簸,回到江西分宜的家里打开检查,往往只是水桶边缘的几个鸡蛋被碰破了。探亲结束回安陆时,就在水桶里装上一些江西的冬笋提回来。回到厂里以后,就赶忙避人耳目,在宿舍旁边找一个阴暗的角落,将冬笋埋在潮湿的泥土里,到周末再挖出来做油焖笋吃,奇香无比。

安陆“五·七”棉纺厂系中型国有企业,职工住楼房,有自设的医院、学校、公共浴室和供应蜂窝煤的煤场。我夏天在厂里食堂做防暑降温工作,制作冷饮供应全厂。有一种橘子汁包装桶,方形的白铁皮材质,可以装几十个鸡蛋,轻便适用。我就用自己制作的冰棍“贿赂”厂里相熟的钣金工,请他敲制几个铁皮盖子,装上鸡蛋和稻糠后仍然用废旧的锭子带捆好,再做出一个提手。这比携带水桶更方便,也不用再把桶带回来了。你可能想不到的是:这些白铁皮桶一直用到了现在,妈妈家至今还在用它装米。

原先就在我们家附近,位于北京三里屯的轻工业部发酵研究所,在文革中搬迁到江西宜春时研制了一种四特酒,口感绵柔醇香,喝多少都不“上头”。南方的冬日阴冷潮湿,寒气入骨,在阴雨连绵的时节冷得人簌簌发抖。屋内小小的蜂窝煤炉和木炭盆散发的一点热气,根本无法御寒。我们兄弟三人,常常喝着四特酒吃鲜美的江西冬笋,那感觉简直如同神仙一般。一年到头,12 天的探亲假加上春节,是我们全家最快乐的时光。四特酒至今还是江西名酒,我偶尔还喝过一点点,但却找不到当年的感觉了。

我们去分宜探亲,当然不可能只是喝酒吃冬笋。酒足饭饱之后,三个大小伙子主要就是做两件事:劈柴、制作蜂窝煤。父亲一介书生,这种事情当然是由我们来做。当地老乡从山间砍下干树枝,再用板车拖到街上出售,以换几个零钱。劈柴不难,我们都是熟练的工人,细树枝锯成一截一截的就可以用了。比较粗大的树枝,锯成一截一截以后,要用斧头劈为两半或三瓣、四瓣。蜂窝煤的使用传到南方以后,人们纷纷自己制作。有一种专门制作蜂窝煤的手工模具,操作简便。刚开始因不够熟练,我的手上还磨出了水泡。蜂窝煤炉子主要用于烧水和焖饭,冬天取暖。烧菜主要还是靠木柴,因此,家家户户都在后门盖一个足以避风遮雨的席棚,盘上灶台和烟筒当作厨房,并堆放干柴、煤炭和制作好的蜂窝煤,以免雨淋。

湖北安陆“五·七”棉纺厂的北京籍青工,部分人有机会回北京探亲,他们当然是最令人羡慕的。原纺织工业部的干部中也有人调到其它城市工作了,他们的子女就去那里探亲。而当年探亲时从县城到县城的,只有顾氏兄弟和我们兄弟两家。当然这也是无奈的。闲暇时,父亲多少有些凄凉地对家母说:“将来退了休,我们大概还是会去安陆和儿子过吧。”意欲叶落归根于湖北老家。

七、老家天门之行

初到湖北安陆,与祖籍天门近在咫尺。我们学徒工也没有探亲假,我于是决定和三弟一起,利用1973 年春节的几天假期回老家看望祖父。安陆离天门虽不远,但却没有直达的长途车。我们先乘火车到云梦,乘长途汽车到皂市,再从皂市转车到达天门县城。

先到舅舅家。舅妈告诉我们:祖父回乡后,当地又将其再次定性为“地主分子”,作为“黑五类”分子,还经常被叫去“听训”:“只准老老实实,不准乱说乱动!”祖父回乡后栖身于天门县城的小姑妈家,因为这总比农村大姑妈家的条件要好一点。父亲每月给小姑妈寄15 元生活费,腊月加倍。

祖父大概是重男轻女,对两个女儿婚事的处理不够慎重。父亲一提起此事就连连叹息,两个姑妈对祖父昔日给她们操办的婚姻也都心怀怨恨:因为按照祖父当时的家境,完全可以找一个比较富庶的人家把女儿嫁出去,这样也可以让姑妈们在婚后过的好一点,这显然是对女儿一生的幸福考虑不够。祖父在这个时候突然回乡生活,是小姑妈极不情愿却也不得不接受的。

在文革的那个年代,地主祖父的“意外”返乡,当然也给小姑妈一家的生活带来了“麻烦”。小姑妈和她二女儿一说起来就连声咒骂,我也只好听着。小姑妈的二女儿没当上红卫兵,班干部被撤,没能上高中,全都归罪于祖父(后来听说其实也有其个人因素)。小姑妈的二女儿还说,爹爹(湖北方言:祖父)整天“讲经”,说些上海啊,北京啊,没有听过的事情。十分意外的是,小姑妈的二女儿居然告诉我:有两个梳着小辫,操着北京口音的姑娘在三年前曾经来天门找到爹爹,说我们是和你孙子一起在内蒙古下乡插队的。因为其时我参加了公社专案组的工作,正在河北调查本公社一些“外来户”的来历。当时知青同学中有传闻说我爷爷是地主,但无法确定。作为地主的孙子是不能参加专案工作的,所以公社专案组就派了两个知青来调查祖父的阶级成分。十分巧合的是,此前父亲所在单位也派人到天门去调查祖父的阶级成分。这个人调查回来后,居然在私下里悄悄问父亲:“你父亲到底是不是地主?”搞得父亲张口结舌说不出话来,一时也无法判断此人提问的动机。如果直接否认就成了翻案,否定“土地改革运动”的伟大成果,那就是罪加一等。

父亲只是感到疑惑:你去调查了半天,是不是地主你自己还不清楚?为什么要来问我这个当事人?其实按照周有光先生的观点:地主是农业生产的投资者,设计、组织、管理、指导者,是旧中国农村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对旧中国农村经济生活中什么是剥削,从来就没有过一个科学准确的表述和定义,因此,对什么人是地主或富农,也就从来没有过一个科学准确的表述和概念。

我把在内蒙古草原穿过的旧皮袄和皮裤带到了天门,权当给祖父做御寒之用。皮袄又脏又破,皮裤还比较完整。舅妈就反复提出要把皮裤留下来做个背心,我也只好答应了。但一想起来心里就不舒服:孙子拿来旧衣给爷爷尽点孝心,当舅妈的从中横插一刀,这算什么事啊。

我们的回乡之行不事声张,不敢让厂里和老家的人知道有两个“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在过年时来看望了祖父。安顿下来后,我们趁着夜色悄悄前往祖父栖身的小姑妈家。祖父已早早睡下,在昏暗的灯光下,当从小就熟悉而数年未见的祖父披着衣服出现在堂屋的时候,听着小姑妈二女儿不停的骂声,我不由得失声痛哭:“爹爹再不好,也是爹爹啊!”

82 岁的祖父也连声说“我的伢啊,特地来会我的啊,特地来会我的啊”。舅妈、小姑妈和其二女儿也在一旁流泪。祖父依然头脑清楚,问我:“听说你去了蒙古?”“那不是很冷?”我告诉他,我现在安陆。年轻时就经常出门的祖父对安陆的方位非常清晰,小姑妈的二女儿在旁连声提醒:不要和爹爹多说,免得他又出去和别人乱讲。小姑妈和她二女儿对祖父的那种凶狠,让我感到很不舒服。但祖父对此却没有什么反应,面无表情,看来他早已习惯了小姑妈母女的这种态度。第二天又去看爹爹,祖父说你给我的皮袄怎么是湿的?我嘱咐爹爹,在出太阳的时候拿出去晒一晒。爹爹说手冷,三弟给了他一副劳保帆布手套,爹爹很高兴。

小姑妈招待我们吃饭,祖父平时根本吃不到什么菜肴,每顿饭就是一点辣子豆豉,我一边给祖父夹菜,一边又情不自禁地流下了泪水。祖父嗜酒,在老家的那种境况之下,老人家也不可能喝到酒,我就买了几瓶半斤装的白酒(也不是什么好酒),塞在了爹爹的被窝里,接着又塞了几块钱。

在天门老家有舅舅家和姑妈家两房亲戚。舅舅家这边过年聚餐,总是一片欢声笑语,而姑妈家这边却是凄凄切切,气氛沉闷,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祖父最疑惧的是死后被火化,几次向我提及。文革期间也没有人敢给老人准备棺木,更何况是一个“老地主”了。我作为长孙在当时对这样的事情连想都不敢想,如今念及仍令人伤感。

后来还曾看到爹爹在寒冬的露天席棚厕所里出恭,那一幕深深地印在了脑海里。事后爹爹还对我说想喝点通便的蜂蜜,我拿出钱来请小姑妈买了一点。我一直后悔当时没有给祖父多留点零钱,因为父亲每月寄来的生活费,是绝然到不了祖父手中的。父亲对祖父的遭际,对小姑妈的刻薄,当然是清楚的,但作为一个已被发配到千里之外江西分宜小城的“摘帽”右派,也无可奈何。父亲后来给我回信:读罢会面情景,不禁泪水涔涔……

我们在天门还去看过在乡下的大姑妈。大姑妈夫妇和其子都是老实巴交的农民。后来,父亲还曾要我们兄弟把大姑妈送到江西分宜小城的家里住了数月。

凄凄惨惨的天门之行,祖父的境况令人忧伤,几个亲戚令人不快。回到安陆,那些天的场景时时在脑海中重映。我无法与祖父再通音讯,也从未向人讲述过此次的老家之行,就让这一幕深深地埋藏在了内心之中。政治运动对亲情、人情无休无止的摧残,对人权残忍粗暴的践踏,令我刻骨铭心。

1975 年,84 岁的祖父在孤独中辞世。父亲和我们都未能前往奔丧。

改革开放以后,精明能干的小姑妈沿袭爹爹的经营能力,从服装销售起家,赚了一笔钱,盖起了一座大屋,可以和土改时被没收的祖屋相媲美。1979 年落实政策,借纠正祖父被错划之机,小姑妈一家积极努力,最后好像共退赔了1700 元。父亲将这笔只相当于当年被没收财产零头的血泪钱做了分割:大姑妈、小姑妈都留有一份,小姑妈的大女儿一再来信称功,所以对在落实政策时前后奔忙出力最大的小姑妈的大女婿,特别予以了一笔较大的款项。

我退休以后,作为长孙曾有过代表全家回乡祭祖的念头,辗转询问小姑妈的二女儿:爹爹葬在哪里了?答曰:不知道。她并非像我一样从小就与爹爹相随,也没有什么祭祖的观念,大概也就没有关注过此事,确实是不知道。还有一种说法是:当年他们就是随便找了个地方,将爹爹的骨灰悄悄地埋了,以后也没有去扫墓祭奠过,后人也就不知道具体位了。小姑妈的大女儿和小女儿来北京旅游时看望过我父母,家母也没有叫我过去与她们会面。从此,我与老家就基本没有什么联系了。

八、回到北京

文革结束以后的1978 年,大环境有了很大变化,我们兄弟也频频希望父亲能想法活动一下调动事宜。转瞬间离京已经9 年,看到周围有的人逐渐调离,父亲也动过心思,但又苦于没有门路。1957 年的问题尚未“改正”,哪个单位愿意接受一个“摘帽右派”?曾想调到新建的大型石油化工企业:江西九江石化炼油厂,结果被人暗中作梗泡汤。调回北京更是希望渺茫。父亲本来打算请假到北京去一次,其所供职的分宜工程塑料厂副厂长魏忠恕遂主动提供了方便:派父亲去北京出差,任务是利用在北京的老关系,给厂里搞一些计划外钢材指标。出差的具体时限自定,能否搞到钢材也不做硬性规定。在那个年代,父亲周围的基层干部中还是有不少善良正直之人。如分宜工程塑料厂厂长张传升,两任供销科科长李忠、潘德宝,金工车间主任马天喜等等。

1978 年10 月,父亲终于有机会来到阔别的北京,四处找人活动,寻觅调回北京的机会。找到一个原二轻部的副部长开具了调京所需要的有关证明。父亲曾借原北京籍青工刘欣如之母在轻工业部的办公室写请调报告,不到一个小时就写了十几张纸,让刘妈妈赞叹不已。

在困难重重、万般无奈之际,父亲最后硬着头皮,找到了北京市纺织工业局的党委书记兼局长李昭(胡耀邦夫人,耀邦时任中组部部长)。

当年在共产党内,还是有很多正派的老干部,光明磊落、胸襟宽广。父亲1950 年代任京棉一厂财务科长时曾多次当面顶撞过时任厂长兼党委书记的李昭,20 多年后再相见,李昭仍然非常热情。在了解到父亲的现况后,李昭当着父亲的面,马上给父亲原先所在学校的党委书记打电话:老马这么有能力的人,你们还要不要?你们如果不要,那我就要了!学校主持工作的副书记兰剑见李昭这么说话,赶忙连声说,我们要,我们要!这么一个电话,就把父亲调京的事情解决了!走出李昭的办公室,初冬的北风阵阵袭来,使人感到了寒意。父亲不由得感慨:离京后在南方的江西生活9 年了,未曾想又感受到了久违的西北风!但调回北京终归是有了很大的希望,心中又不免增添了丝丝暖意。

事后,父亲听当年在上海的老同事、市纺织局的总会计师陈荣曾说,当时位于顺义牛栏山的北京维尼纶厂缺一个财务科长,可以安排。

1979 年春节过后,父母终于回到离别已久的北京。此后,我们兄妹四人也经过种种艰难曲折,陆陆续续回到北京。1992 年,在历经26 年的离散之后,除了已在湖北天门老家辞世的祖父,全家人再次在北京定居,开始了新的生活。与那些在天灾人祸中家破人亡的人们相比较,我们家毕竟还算是非常幸运的

陆官多烂成第一大灾连自己都受不了

现在退休高官好像越来越敢讲话。

前国税总局副局长许善达透露:中国的“政府收入”在非福利国家中是偏高的;而老百姓和企业的养老保险缴费负担,也高居世界第五位。

前工业和信息化部部长李毅中,则通过大量数字,表达了对最近若干年“固定资产投资”占GDP比重不断上升的忧虑。

有的退休高官是在“两会”上“放炮”,因为他们具有全国政协委员或人大代表的身份。有的是在一些高层次学术论坛上说真话,他们作为当年“实际操盘人”,知道大量秘而未宣的数据,一经披露,令人震惊,发人深省。

 

原中组部长张全景

2006年11月,已经退下来的张全景在接受采访时,批评了“官多为患”的现象。他说:一个省有四五十个省级干部,几百个乃至上千个地厅级干部,一个县几十个县级干部,可以说古今中外没有过。更何况一个省、市除省长、市长外,还有八九个副职,每个人再配上秘书,个别的还有助理。解放初期,一般就是一个县委书记,一个县长,或加一个副职,甚至没有副职,现在讲克服官僚主义,减少事务,减少应酬,就这么一种体制,怎么克服,怎么减少?现在这么多人既增加了开支成本,又滋长了官僚主义。”

 

原中纪委副书记刘锡荣

在2012年“两会”上,原中纪委副书记刘锡荣说,因为没有“编制法”,给“买官”、“卖官”留下了无限的空间。“要是只有一个岗位,那还买什么呢?有的地方秘书长就有十几个,这怎么可以啊,官满为患啊!他说,“过去一个县委,百把人以上就是大县委。现在我到乡镇去看,一个乡镇有三四百名干部,小汽车停了好几排。”“老百姓再勤劳,也养不起这么多官啊!

 

原证监会副主席李剑阁

曾担任过证监会副主席,现任申银万国董事长的李剑阁,2014年4月在博鳌论坛上,向与会的代表和记者揭穿了中国股市的一个秘密:厕所与股价异常波动的关系。他说,不少上市公司在召开董事会,讨论重大事项的时候,常常会有监管部门和当地政府部门的官员不请而至,要求旁听会议。旁听的人,常常比公司董事还多。由于这些人掌握实权,可以决定上市公司命运,所以企业无法拒绝。在会上得知重要内幕信息后,不等会议结束,就有人争着上厕所,然后上市公司的股价就开始波动。

 

原证监会副主席高西庆

2013年12月,原证监会副主席,中投公司副董事长高西庆在三亚财经论坛上说:“我到证监会不久,证监会刚成立没几天,我们在开会时,我觉得证监会的发行审批这个权力不应该有,应该放出去。但有人就告诉我,不能这样说,不然把证监会的饭碗砸了,我才知道证监会还有饭碗的问题。高西庆的话,透露一个大秘密:所谓行政审批,很多时候压根就不是为了管理好市场,而是为了官员寻租。

 

原银监会主席刘明康

2014年4月1日,深圳举行第二次前海合作区咨询委员会会议,银监会前主席刘明康在会上表示,领导层长期压制深圳金融市场,深交所就是案例。他的原话是:更不要说上面长期对深圳的金融市场还是有一种压制,这是明摆着的。我实事求是地讲。不然的话,深圳交易所也不会像今天这个样子。这一讲话,将深圳自1997年以来面临的问题一针见血地指了出来。也就是说在发展问题上,深圳要克己复礼,让着香港、上海,甚至还要让着北京。

 

原卫生部副部长殷大奎

他2006年在一次演讲中,披露了大量让人吃惊的数据:2000年,WHO进行成员国卫生筹资和分配公平性的排序中,中国位列191个成员国的倒数第四位,中国政府投入的医疗费用中,80%是为了850万以党政干部为主的群体服务的(中科院调查报告);另据监察部、人事部披露,全国党政部门有200万名各级干部长期请病假,其中有40万名干部长期占据了干部病房、干部招待所、度假村。

农村老无所养老无所医自杀率陡升

 

宣金学 中国青年报

林木文沐浴之后,换上一身干净的衣服。这个69岁的老人坐在堂屋中间,一边在火盆里为自己烧纸钱,一边喝下半瓶农药。纸钱烧了一半,老人躺在地上不省人事。

“他很久以前就开始计划自杀了。”刘燕舞后来听说。待人们发现时,林木文已经没有了呼吸。在这个距湖北武汉不到100公里的村庄里,村民猜测老人自杀的原因是与儿媳妇失和。“他怕将来死了,孩子连纸钱都不给买。”一名村民对刘燕舞说,“这样死,还‘体面’些。”

那是2008年,刘燕舞所在的研究团队在湖北省京山县进行田野调查。当问到村庄里有没有老年人非正常死亡的现象时,得到最多的回答竟然是:“我们这里就没有老年人正常死亡的。”

这也成为刘燕舞研究农村老人自杀现象的开端。6年来,武汉大学社会学系讲师、同时也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农村老年人自杀的社会学研究》项目主持人的刘燕舞走进湖北、山东、江苏、山西、河南、贵州等11个省份的40多个村庄。他发现,林木文的悲剧不是个案,农村老人的自杀现象“已经严重到触目惊心的地步”。

他用驻村400多天的调查数据,画出了一条“农村老年人自杀率”的曲线:从1990年开始,中国农村老年人自杀率大幅上升,并保持在高位。与之形成巨大反差的是,不久前香港大学发布的一份研究报告称,近10多年来中国自杀率陡降一半,“跌至世界最低行列”,每10万人自杀人口不足10例。

“中国的自杀率总体上是在下降的。”刘燕舞告诉记者,然后换了一种沉重的语气说,“但是,农村老人却越来越难以摆脱这条(自杀的)路,这或许是他们稀释和消化现代老龄化社会痛苦的特有方式。”

比起亲儿子,药儿子(喝农药)、绳儿子(上吊)、水儿子(投水)更可靠林木文的死,并没有在老人生活了一辈子的村庄激起多少波澜。甚至,老人曾当过村支部书记的儿子,也没有像刘燕舞以为的那样责怪妻子,而是“很坦然”:“人总是要与活人过的,难道还与死人过日子不成?”

刘燕舞说,自杀在当地被视作正常、甚至合理的事。村民们觉得犯不着议论并得罪他的儿子,“死了的也就死了”。

不仅是普通村民,乡村医生对待自杀的态度往往和村民一样,“将其看作正常化的死亡”。特别是当老人得了疾病又“磨不过”,选择自杀,乡村医生“都不觉得这是自杀”。

这让刘燕舞一行人震惊不已。“越是平静,越是让人不寒而栗。”刘燕舞的师兄杨华告诉记者。他们刚开始访谈老人自杀案例时,往往气愤得不行。一次访谈一个老太太,3天后老太太和媳妇吵架自杀身亡。学生们参加了老人的葬礼,眼睛死死盯着谈笑风生的老人的家人。

倒是老人比这群年轻人看得开。“我们这儿的老人都有三个儿子。”一个柴姓老人乐呵呵地告诉满是疑惑的刘燕舞,“药儿子(喝农药)、绳儿子(上吊)、水儿子(投水),这三个儿子最可靠。”

实际上,老柴还有两个让他“引以为傲”的儿子。大儿子在镇上工作,小儿子在外打工,一个在镇上有楼房,一个在村里盖了楼房。但是7年来,老柴一直和腿脚不便的妻子住在逢雨便漏、倾斜得随时可能坍塌的土坯房里。

与刘燕舞一起调研的,还有另外40来个师生,他们分成10个小队,驻扎在湖北京山县10个不同的村子里。他们都是来自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的老师和博士生。

在京山调查的半个月里,有村子又发生3起老人自杀事件。经统计,各村去世的老人中,死于自杀的比率高得惊人,“至少30%,还是保守估计”。

刘燕舞慢慢发现,林木文的死,并不算严重或者惨烈。在过去6年的调研里,他听到的故事“超乎自己的想象”。

有不少老人,因为行动困难,拿不到药水瓶也站不上板凳悬梁,便在不及人高的窗户上,搭起一根绳,挎住头,蜷起腿活活吊死。有两位山西的老人,儿子不给饭吃,还屡遭媳妇打骂,头朝下扎进家里的水窖中。“这些都是有必死的决心的。”刘燕舞分析道。他还记得有人跟他介绍说,一位老人要自杀,但怕子女不埋他,便自己挖了个坑,躺在里面边喝药边扒土。

这样的案例接触多了,刘燕舞不禁叹息:“很多故事村民嘻嘻哈哈跟你讲,但都悲惨到难以想象。”这个脸被晒黑的青年学者说,“有时候会有股想逃离的感觉,就觉得这个世界不属于我。”

在农村老人寻死的故事里发现“他杀”的影子更让刘燕舞等人震撼的,是在农村老人寻死的故事里,发现“他杀”的影子。

杨华了解到,有一对老年夫妇,同时喝农药自尽。老太太当场死亡,老爷子没死,但家属并不送到医院。第二天家里人给老太太办丧事,就让老头躺在床上看。第三天,老头命毙,就着为老太太办丧事的灵棚,立马又为老头办了丧事。

还有一个在外打工的儿子请7天假回家,看望病危的父亲。两三天过去,发现父亲没有要死的迹象,这个儿子就问父亲:“你到底死不死啊?我就请了7天假,是把做丧事的时间都算进来的。”老人随后自杀,儿子赶在一周内办完丧事,回城继续打工。

“现代性讲究市场理性,讲究竞争,看重核心家庭的利益最大化。”刘燕舞解释道,当农民之间,甚至一家子父子、兄弟间都开始按市场的思维方式处理关系,人们开始算账。

不少人跟刘燕舞讲过给老人治病的账:假如花3万元治好病,老人能活10年,一年做农活收入3000元,那治病就是划算的;要是活个七八年,就也不太亏本;但要是治好病也活不了几年,就不值得去治。

在不少老人心里,这笔账的算法也是成立的。“农村自杀的老人中,有超过一半带有‘利他’性质。”杨华将农村自杀老人分为四种类型,其中“利他型”的老人最多,他们倾向于为子女着想。

“这些老人不想变成子女的累赘。”杨华说,“自杀的后果也将给子女带来收益。”甚至,他们即便自杀还处处为子女着想。他们有的不会在家里自杀,而是选择荒坡、河沟,帮子女避嫌;或者与子女争吵后不自杀,待到关系平静后才自杀;还有两个老人都想自杀,也不会选择同一天或同一屋自杀,而要错开时间,以免对子女家庭产生不好影响。

刘燕舞认为,如果不到万不得已,老人都不会轻易选择自杀。“一些老人说,宁在世上挨,不往土里埋。所谓‘利他’的表象背后,实质上更多的是绝望。”

刘燕舞的老师、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贺雪峰,将这种已然形成的“自杀秩序”归因为“代际剥削”:自杀的老人们年轻时“死奔”(干活干到死),给孩子盖房、娶媳妇、看孩子,一旦完成“人生任务”,丧失劳动能力,无论是物质或情感上,得到的反馈却少得可怜。

“被榨干所有价值后,老人就变得好像一无是处,只能等死。”贺雪峰说。

在“代际剥削”大行其道的地区,与之伴随的,是农村老年人自杀潮的出现。特别是江汉平原、洞庭湖平原、以及长江中下游地区,尤为突出明显。

刘燕舞将这种自杀潮的出现称为病态。“2000年以后,农村老年人自杀率升高特别快,且水平极高。”刘燕舞不无忧虑地说,“用‘极为严峻’来判断这一形势并不为过。”

刘燕舞认为,在病态的自杀潮背后,更多的是经济高度分化后,给中年人带来的集体焦虑,那就是他们如何在市场社会中轻装上阵,参与激烈的社会竞争并胜出,无疑,作为比他们更加弱势的老人,就成了他们要甩掉的包袱。“我自己负担都这么重,我哪能顾得了老的?”一些访谈农民直白地告诉刘燕舞。

随着老龄化程度日益加深,京山的今天可能是很多地方的明天每年,刘燕舞有3个月在农民家中做田野调查。据贺雪峰介绍,整个中心每年的调研时间有4000天,“平均每天有10个人在乡村做访谈”。

“我在全国跑的感觉是,随着现代性的侵入,传统性的没落,各地农村都在向京山的方向靠拢,只是严重程度不同。”刘燕舞说。

与他们的调查一同跑步前进的,还有中国的老龄化水平。中国民政部副部长窦玉沛在今年年初的一次新闻发布会上透露,截至去年,中国60岁以上老年人数量已超过2亿,占总人口的14.9%。这一比例明显高于10%的联合国传统老龄社会标准。去年全国老龄委预计,未来20年中国将进入老龄化高峰。

这意味着中国仅老年人口数,就相当于印尼的总人口数,已超过了巴西、俄罗斯、日本。其中,80岁以上高龄老人以每年100万人的速度递增,去年已达到2300万人。而且失去自理能力的老人继续增加,从2012年的3600万人增长到2013年的3750万人。

而据刘燕舞介绍,在农村自杀的老年人中,有六成多集中在70岁以上年龄段。“随着中国老龄化程度日益加深,京山的今天可能是很多地方的明天”。

许多尚未踏入老年的中年农民,已经开始为自己的明天做筹算。他们在完成“人生任务”的同时,不再指望养儿防老,而是留着部分积蓄购买商业保险。在法治意识较强的东部地区,有的老人向法院起诉子女应尽赡养义务。

据刘燕舞统计,农村老人自杀最主要的原因是生存困难,其次是摆脱疾病的痛苦,两者合计占直接死因的60%,之后是情感问题。“换句话说,要减少老年人非正常死亡,就要解决三个问题:不饿死,不病死,不寂寞死”。

刘燕舞建议,缓解当前矛盾,可以建立一种“新集体主义”,通过半市场化、半国家化的居家养老,来缓解当前农村的养老和医疗矛盾。“要治本,还是要给农村和乡土文化存在的合法性”。

国家推行的新农保每月只有55元,让不少老人有了盼头。“那就先不自杀了,再挺两年。”不少老人对刘燕舞说,“终于有人管我们了。”

另一方面,贺雪峰在湖北洪湖、荆门等地,陆续发起、成立了4个老年人协会。协会由老人们自发推选会长和理事,村里有老人过80大寿,协会去送块长寿匾,有老人病了,协会去看望,有老人过世,协会去送花圈……据当地老人说,有了协会,村里“挂面条”(上吊)的老人少了。

研究了6年农村老人自杀,刘燕舞最大的希望是这一问题能引起。“老人们应该活得舒服些,能从容幸福地面对死亡,能走得有尊严点,而不是采用非常规的手段,那太悲凉了。”刘燕舞说,“人都会老。”

“事实上,多数自杀身亡的老年人,其实是不想死的。”刘燕舞还记得2011年冬天去应城农村做访谈的情景。在他去的头一年,离他住处不远的一户人家,照料着一位瘫痪在床的老人。那年年底,子女们商量,给老人断水、断粮,希望他在年前死掉,“免得过年家里来客人,屋里臭烘烘的”。

这是个倔强的老人,“拼了命地活下去”。他躺在床上嗷嗷大骂,抓起粪便在屋里到处乱扔。一直坚持到大年初一,老人才咽下最后一口气。

文革期间朝鲜向中国索要大半个东北

 

长白山天池和位于长白山之巅,乃火山爆发铸成的九峰围合而成,最高一座为白头峰。历史上中朝国界线在分水岭东下二十公里处,自南而北划定。即使在日本统治朝鲜时期,天池也在中国版图;且朝鲜建国时对此也是承认的。

在中朝蜜月中,朝方派员来华,提出分天池一角的要求,说天池是伟大的金将军革命事业的发源地,希望我国能理解朝鲜劳动人民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等等。我们这边大手一挥,就切了天池一半(一说有53%)过去,分水岭东侧的三座山峰也跟着一道送了出去。朝方接收后的第二天,白头峰便更了名,改成了“将军峰”。

后来,朝方更得寸进尺,指示其驻华使馆向我国提出照会,“严正声明”说:黑龙江省一部分、吉林省大部分、辽宁省一部分历史上都是属于高丽帝国的版图,后为中国历代王朝所侵占,而今中国已是社会主义国家,理应归还这些领土。

陈外长接到照会后当即面呈周总理,周即指示吉林省社科院火速将中朝两国历代疆域研究清楚,上报国务院。经过学者们研究得出来的结论,自然是这些是与高丽无关的中国领土。但我方将这个结果交给朝方,并拒绝他们这方面的无理要求后,他们竟恼羞成怒,立刻跑去苏联,表示坚决站在苏共一边。

一九六六年文革爆发,举世震惊。金日成在震惊之余,颇为恐慌,他不晓得毛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他瞠目注视,看如何演下去。突然红卫兵起来了,提出一条崭新的口号:“毛主席是全世界人民心中的红太阳!”还到处张贴大字报,扬言要逮捕走资派金日成。金一听,我的国家的红太阳是我金某人,怎能是你毛泽东!于是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当即下令捣毁志愿军烈士陵园,将烈士碑统统打烂,包括毛岸英的大碑也被砸得粉碎。

与此同时,在边境挂起高音大喇叭,大骂**无耻,大喊:“金日成主席是我们心中的红太阳!”更有甚者,在鸭绿江上展开“驱水战”,北韩士兵在江心筑起大坝,将水驱往西岸,为中国一方造成水灾。中国人也挂起大喇叭,骂金日成是“朝修”。在中国一方,一直是红卫兵和造反派叫骂,官方传媒始终沉默不语,但是两国关系已陷入僵局,大有时刻爆发骂战之势。

后来金日成看到,文革乱局,毛完全能够控制,“走资派”已被彻底整垮,毛依然稳坐中南海,于是专程访华,当面向毛道歉,承认做错,并答应重建志愿军烈士陵园。毛也对金说,友谊是主要的,误会是次要的。于是两国又“言归于好”。

坐地铁的孩子2012/朗父

公共汽车上下班的店员2012/朗父

胡同里的补鞋女人2010/朗父

张鸣:超高税收是对私企普遍钓鱼执法

 

一个毕业不久自己创业的大学生跟我说,现在做企业,几乎不能不逃税,如果不逃税,根本就是赔钱,一天都做不下去。有意思的是,税收人员也暗中鼓励你逃税,只要塞给他们一些好处就行。应该说,当今之世,这样的现象,相当普遍。我原来以为,这样的事,就是执法者假公肥私,一种不发达国家常见的潜规则现象。后来才发现,事情没那么简单,在这种现象背后,另有深机。

一种说法是,其实设计如此高额的税,税务机构也知道,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根本无法完全按章纳税,届时有意无意放水,让你偷税逃税,然后小辫子就拿在了自己手里,什么时候有需要了,想整你,就整你。因为民营企业,原本就是异己,让他们具有污名,整起来方便。这样的说法,阴谋论的味道很重,但从实践情况看,好像也真是有点影子,就是有些企业家,实际上是因为别的事触怒了当道,结果却通过查税挨了整。查税,已经成为某些地方整企业的一把快刀,只要举起,就屡试不爽。

当然,我不想用过于恶毒的设想去猜度人,宁愿认为,高额税的设计,顶多是当事者已经考虑到了税收人员的素质,已经事先扣除了可能的跑冒滴漏,而非事先挖好了陷阱。但是,这样的税收局面一旦形成,后面的“阴谋”,却会自然而然地附着在上面了。

由此,想起明清两代的官员低俸制,似乎也是如此。一个七品知县,一年的俸禄仅仅45两银子,养活一家大小,除非吃糠咽菜,否则根本不够。但是一个县太爷,管方圆百里之地,做几万甚至几十万人的父母官,权力大得不得了。让他们干吃那点俸禄,不额外捞外快,除了极个别的迂夫子,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官员无论清浊贪廉,享有工资以外收入,就必然成为一个普遍现象。这样的情况,当然皇帝也都知道,但就是不做根本的制度改变,放任潜规则盛行。一个说法就是,皇帝就是要让官员都处于违法状态,然后你对皇帝就不得不充分地敬畏,因为真的要想整你,一个贪污,谁也逃不掉。

不管这样的陷阱是否事先设计好的,但是这样的状态,却是非常的可悲也可鄙。因为一个制度的原因,把一个系统内的多数人都陷于违法状态,污名化,即使不是陷阱,也成了陷阱。这样陷阱,比逃税,比捞外快本身要更加可恶。低俸制弄坏了官场风气,而纵容逃税,则败坏了商界的风气,整个社会不以违法为耻辱,法律的尊严也就荡然无存了。换言之,这样的制度,是一种最恶的制度,一种诱使人犯罪的制度,最终,把罪与非罪,甚至善与恶的边界都弄模糊了。时间一长,也就没有了是非,没有了善恶。

孙立平:在改革与法西斯主义之间

 

在回顾30年代大萧条历史的时候,有一个细节很值得留意。在罗斯福就任总统前3个月,是德国的希特勒上台。当罗斯福紧锣密鼓地构想和颁布一系列旨在稳定金融和重振经济的政策的时候,希特勒则在一步步地构建一种极权主义的体制,制造国会纵火案、通过《授权法》、颁布《国家元首法》。其实,当时的世界上还不仅仅是一个希特勒。

  凡是研究法西斯主义的学者,几乎没有例外地都承认,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法西斯主义的猖獗与三十年代大萧条有着直接的关系。在亚洲,“九一八事变”就是发生在1931年,即大萧条发生的两年之后,日本由此走上了战争和法西斯化的道路;在欧洲和南美,情况也大体类似。有人进行过统计,到1933年10月,在大萧条的背景下,法西斯运动遍及世界上23个国家,半年后增至30个国家。而1920年时,全世界原本约有35个国家拥有民选的立宪政体,到了1938年,只剩下17个国家了,到1944年,又减少到了12个。

  现在需要提出的一个问题是,面对大萧条,为什么不同的国家采取了不同的应对策略,并因此走上了不同的道路?特别值得追问的是,应当说,美国在这次大萧条中受到的损失是最大的,对普通民众生活的冲击也是最严重的,当时的社会矛盾也不能说不尖锐,为什么受冲击最大的美国没有走上法西斯主义的道路,而一些受到冲击没有美国严重的国家反倒走上了法西斯主义的道路?

  危机成为法西斯主义产生的温床,是不难理解的。在严重的危机中,经济社会生活失控,社会政治矛盾尖锐,许多人处于绝望的状态,在这种情况下,人们期待一种有着绝对权威的权力出来力挽狂澜,是一种很自然的要求。就此而言,当时的美国不是没有产生法西斯主义的这种土壤。1933年初,曾经创造了“柯立芝繁荣”的美国第30任总统柯立芝在死前4天哀叹道:“举目四望,看不到任何希望。”罗斯福就职之日,卸任的胡佛曾送给新政府一句话:“我们已到了山穷水尽的境地,我们无能为力了。”连一向处世乐观的罗斯福,眼见马里兰银行倒闭时也惊呼道:“不知这座用纸板搭的房子会不会倒塌?”在大萧条发生那年的冬天,美国自杀的人数增加了3倍。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绝望笼罩着美国。

  艰难的生活,绝望的情绪,使得当时美国的社会矛盾不断尖锐起来,社会开始成为一个火药桶。马萨诸塞州有一个市长一边望着2000人的失业队伍在市政厅周围转来转去,一边念叨:“只要来一颗火星,就可以使他们变成暴民。”于是,抗税运动发生了,有人违法开采公司私有的煤层,有人未经主人许可就在别人的空地上种菜。在俄克拉荷马市、明尼阿波利斯市和圣保罗市,成群的人闯进食品杂货店和肉类市场,把货架上的东西一抢而空。愤怒的情绪和失控的行为随处可见。

  绝望开始演变为暴力。底特律的救济事业停顿了,随之而来的是分散而无目的的暴乱行为;林肯市有4000人占领了州议会大楼,西雅图市有5000人占据了10层楼的市政府大厦;5000名忍无可忍的芝加哥市教师闯进了市区的银行。曼彻斯特写道:晒得黑黝黝的农民甚至手拿干草杈和霰弹枪干了起来。艾奥瓦州的农民在一个叫作雷诺的农民协会前任主席的领导下,把通往苏城那十条公路全部封锁了,用钉上长钉子的电线杆和圆木横在路心。过路卡车所载运的牛奶,不是被倒进沟里,就是拿到市内免费分送。如果警察护送队来了,同情暴动的电话接线员在一小时前就向农民通风报信。警官们纷纷被解除武装,手枪和徽章被扔到玉米地里。这意味着人们在用武力来进行反抗了。美国农场局联合会在1933年1月发出警告,12个月内会爆发“农村革命”。在面对普遍的骚乱的时候,“工商界有些巨头相信革命就在眼前,有些人还在别墅屋顶上架起了机关枪”。甚至那位把工人日工资从2美元提高到5美元、被人们称之为“重新定义了工业资本主义”的老福特也在腰带上别上了手枪。

  由社会矛盾导致的是激进的社会思潮和与激进思潮相联系的暴力行动。在《光荣与梦想》一书中,曼彻斯特收集了大量这方面的资料。在纽约,3.5万人挤满了联邦广场,听共产党人演说。失业者越来越熟悉《国际歌》的曲调了。有一位42岁名叫布登兹的激进分子率领俄亥俄州的失业者联盟的成员向哥伦布市议会大楼进军,他的口号是:“我们必须夺取政权,建立工农共和国。”北卡罗来纳州州长加德纳提出警告说,眼前已经有发生“暴烈的社会革命和政治革命”的危险。一位俄克拉荷马州人在国会作证时说,一个平时很保守的牧场主对他说:“我们美国也应该来一个像俄国那样的革命。”他问这位牧场主打算怎么干,牧场主回答说:“我们会得到400支机关枪……还有火炮、炮车、弹药、步枪,一支大军需要的东西,我们都快有了。如果美国有足够的人敢像我们这样干,我们就要向东进军,把东部各州和西部切断。”

  与此同时,法西斯主义势力在明显抬头。1932年9月,美国退伍军人团通过一项决议,宣称“现在所用的政治手段已不能迅速有效地对付经济危机了”。一个后备役军官的秘密组织已经做好准备,如果新总统办事无能,他们就动手。得过诺贝尔奖金、拥有34个名誉学位、当了30年哥伦比亚大学校长的巴特勒博士对学生们说:极权主义制度培养出来的人,“比民选制度培养出来的人更聪明,更坚强,更勇敢”。堪萨斯州州长兰登声称:“宁可让独裁者用铁腕统治,也不能让国家瘫痪下来。”一个共和党参议员甚至说:“如果美国什么时候会需要一个墨索里尼的话,那就是今天了。”而路易斯安那州州长朗格则在用实际行动建立独裁统治,取消州议会选举,州法院取消对制裁“侵犯公民自由”的宪法保证。

  法西斯主义无疑成为当时美国一个现实的选项。当时就有人说,罗斯福如果想搞独裁,易如反掌。“罗斯福初任总统的百日之中,国会自觉自愿授予总统的权力是何等庞大,何等空前,何等的凌驾一切啊。就是德国国会给希特勒的权力,也不过如此。”即使作为反对党的共和党,也几乎心甘情愿地打算将等同于独裁者的大权奉送给罗斯福。

  然而,“罗斯福新政”制止了美国社会动荡和滑向法西斯主义的可能,保住了它的民主与自由。曼彻斯特写道:假如罗斯福果真是又一个胡佛,美国势必步拉美七国的后尘,政府将为大萧条的难民所推翻。在胡佛时期,曾经试图以强硬的方式处理这些社会矛盾,但结果并不奏效,还曾经酿成臭名昭著的“补偿金屠杀”。一战退伍军人到华盛顿请愿,虽然组织严明有序,不让激进分子参加,但依然遭到了胡佛命令的、麦克阿瑟亲自指挥的、巴顿为先锋的军队的镇压,数十名饥寒交迫的退伍军人或其妻儿遭到镇压死亡。但镇压能够解决的只是对政权的威胁,而不是导致威胁产生的危机本身。

  在严重的危机和激化的社会矛盾面前,罗斯福和“罗斯福新政”意味着什么?有人会说,一个强有力的新政治家上台代表着一种新的希望;也有人会说,罗斯福政府实行的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收到了效果。但问题是,所有这些法西斯主义都能提供,甚至会用更吸引人的方式提供。那么,是一些什么因素使当时的美国避开了法西斯主义的道路呢?回答也许不是一篇短文能够胜任的,但寻找“罗斯福新政”期间那些能制止法西斯主义的直接措施是可能的。事实上,在大萧条中,美国没有走上法西斯主义的道路,与其说是出于必然(这种必然性人们也经常在“为什么美国没有社会主义”这样的题目下进行讨论,如著名的经济学家桑巴特),不如说是选择的结果。

  而这种选择最重要的含义,是对社会中利益格局的调整以及由此带来的社会矛盾的缓解。在大萧条中受到冲击的是社会的各个阶层,焦虑和不满也散布在整个社会。但不同阶层具体的感受及形成的倾向和主张又各不相同。值得注意的是,法西斯主义的基础是在社会的两端,即大资本和社会的底层。大资本需要秩序以免使自己成为社会冲突的靶子,底层则在生存面临威胁的时候需要一个提供饭碗的人,哪怕这个人是个恶魔。这样我们也许就可以理解“罗斯福新政”期间这样一种简单而明确的政策取向:抑制大资本,救济穷人。意味深长的是,胡佛时期偏向大资本的政策,最后导致的是社会各个方面的不满。而罗斯福倾向穷人的新政,却为各阶层的焦虑提供了不同的出口,就连被抑制的大资本也因经济的稳定和复苏而燃起了新的希望。复苏的经济为大资本带来的利益,显然加倍地补偿了对大资本的抑制,而穷人则在新政中获得了以制度为保障的生活底线。在这种情况下,利益关系新的均衡的形成,社会矛盾的逐步缓解,政权基础的稳固,使得法西斯主义和各种极端思想的市场大为缩小。

美国在上世纪30年代大萧条中的变革是一种选择。当然,这种选择不是在真空中进行的。骨子里对自由的热爱,使美国人哪怕在最坏的情况下都没有丧失最后的清醒,没有丧失对失去自由所带来的恶果的警惕,这一点值得历史铭记。

那是坐火车回家的时候/朗父

普京五天内两批列宁称为国家埋下定时炸弹

 

俄罗斯总统普京25号在俄南部城市斯塔夫罗波尔会见一批亲政府支持者,期间罕有地批评前苏联已故领导人列宁,指他按民族划分国家的行政区在国家埋放了“定时炸弹”。

普京还批评前苏联布尔什维克政府的暴政手段,指出最残暴的例子是处决末代沙皇全家老少,并不必要地杀死了成千上万名教士。有关列宁的遗体,普京表示当局无意把它搬离红场的陵墓,强调不应该采取任何可能导致社会分裂的行动。

普京:我们的国家底下被埋下一枚定时炸弹,列宁支持这个概念,认为国家、苏联的成立是建基于各成员完全平等,并拥有退出苏联的权利,这是我们国家底下的定时炸弹。

据俄《消息报》22日报道,21日是列宁逝世92周年纪念日,当天普京总统主持召开了科学教育委员会会议。库尔恰托夫研究所所长科瓦利丘克在会上提到了诗人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的《崇高的疾病》。这部作品中写道:列宁得以管理国家,是因为他控制了思想方向。因此,科瓦利丘克建议在科学界找到能在具体领域控制思想方向的组织。“我们本来不需要世界革命的。”普京在会议结束时表示,“控制思想方向是正确的,但这种思想需要带来正确的结果,这个结果不能像弗拉基米尔·列宁带来的那样。列宁的思想最终导致了苏联解体,它像是被安放在‘俄罗斯’大厦下的核弹,后来这枚核弹爆炸了。”

老胡的火炬/小平

 

男儿有志在四方
一生不屈头高昂
社会黑暗压不垮
何惧警察与牢房
胡石根他做榜样
敢为中华来担当
几十年啊如一日
星火不灭放光芒

胡发云谈紅歌與中國革命的社會動員

記者 陳柳燕 香港商报

香港中文大學中國研究服務中心近日邀請職業作家胡發雲做客港中大,講述1949出生的一代與紅歌的關系,分析這代人在這一漫長社會動員中的成長過程,以及他們狂熱投入文革的必然性,并以十餘首於1949年后不同時期廣泛流傳的歌曲,展示這代人在精神和情感中成長的一種藝術。胡發雲表示,「要認識中國,研究中國文化,中國的紅歌可能是一個繞不過去的話題。」

西方引進本土化創作

胡發雲介紹,現代中國群眾歌曲并不是自古就有的,「自古有民歌,有戲劇,但是沒有藝術歌曲。」宋亡之后,「凡有水井處,即能歌柳詞」的群眾歌詠活動衰落,先秦以來的「歌詠言,詩言志」傳統漸漸消聲,明清之后,中華民族,主要是漢民族,變成了無歌的民族。

直至20世紀初葉,中國才出現一些自主創作的音樂家,一批新式文人到歐美或日本學習音樂理論、指揮、排練等,并將西方現代聲樂及其記譜、作曲、演唱、教育等方法介紹到了中國,「并開始了本土的藝術歌曲創作,慢慢地中國才有了現代的藝術聲樂」。胡發雲介紹,其中較為著名的有李叔同、蕭友梅、黃自、豐子愷等,他們最早把西方的樂曲填上中國的詞,并開始傳播的一群人。一首唱遍海內外的《送別》,便是由李叔同將歌譜從日本帶到中國,填上極具古典詩詞風情的詞創作而成的。

胡發雲指出,這些作品大都是狀景、抒懷、勵志一類的個人表達,其中群體演唱這種藝術形式,很快被革命家、教育家、社會活動家、軍隊及黨派看重并運用。如國民政府的《辛亥革命歌》、《三民主義歌》等。 
群眾歌曲成革命法寶

胡發雲表示,中國共產黨早期便很重視群眾歌曲的作用。於1929年召開的《古田會議決議》中便有所記載:「各政治部負責徵集編制表現各種群眾革命情緒斗爭的歌謠,軍政治部負責督促及調查之責。」他指出,那時候革命隊伍缺乏音樂人才,許多歌曲常用現有曲調填詞,其中很多是簡單口號的外國歌曲,如《北伐軍歌》,是來源於美國的《兩隻老虎》,《三大紀律八項注意》是來自德皇的操練歌,《打騎兵歌》則是來自日本學堂里的歌曲,「也有一部分就地取材,以大家比較熟悉的當地民歌,如江西、湖南民歌,填上革命的詞汇,就變成了最早的宣傳歌曲。」

尽管這些歌曲被認為是老百姓唱唱跳跳的事情,但對於當時中國最高領導人毛澤東來說,是非常關注的。「他在長征勝利以后說過,『長征是宣言書,長征是宣傳簿,長征是播種機』。」胡發雲解釋,「這就證明他在那個時候就已經非常清楚,要給長征一個最準確的定位,不是打了多少勝仗和敗仗,而是沿途走下來唱了多少歌,寫了多少標語,開了多少群眾動員大會,對於老百姓和知識分子產生了多少影響。同時這個過程,又變成了一個如何推廣偉大歷史的史料,讓它成為今天執政合法性來源的最有力證據。」

「紅歌濫觴於延安整風,其中包括《咱們的領袖毛澤東》、《東方紅》、《繡金匾》及以秧歌劇《兄妹開荒》、《夫妻識字》,歌劇《白毛女》等為代表的作品」。延安文藝座談會之后,一批「中國氣派、中國風格」,「人民大眾喜聞樂見」的歌曲,取代了抗戰以來,延安音樂創作中《延安頌》、《太行山上》、《黃河大合唱》等一大批文人革命歌曲。「歌曲的革命化與意識形態化從延安開始,紅色音樂走向鄙俗化和實用主義,內容上則走向了個人崇拜和民粹主義。」,胡發雲認為。
文藝動員把自己變他者

1949年中國建政之后,文化藝術受到了控制,唱歌亦從此納入國家意識形態的管理體系之中。胡發雲說:「學校里用什麼教材,要由中央一級統一編制,對孩子的教育首先已從音樂的來源進行壟斷。」

他表示,在這種紅色革命的社會動員中,涵蓋了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革命動員,戰爭動員,各類政治運動動員,經濟建設動員,上山下鄉動員,從消除蒼蠅老鼠的「除四害」,到天地翻覆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等各類社會動員中,都能聽見與之相配合的紅歌。諸如《中國少年先鋒隊隊歌》、《讓我們蕩起雙槳》、《三面紅旗萬萬歲》、《唱支山歌給黨聽》等。「孩子呀呀學語的時候,他聽到的是什麼,從幼兒園開始唱的第一首歌是什麼,他參加了少先隊的活動、除四害的活動、為烈士掃墓的活動,都由這個社會經過嚴格地篩選之后分配給他的。這樣的一個過程就是在音樂的審美愉悅中,在孩子們集體活動的陶冶中,讓音樂一點一點地,如春風化雨般潤物細無聲地把它灌輸到這一代孩子的頭腦當中。」

他亦表示,因為歌唱具有表現性,這些音樂中沒有個人的情懷,而是一些非常宏大的主題,如「革命、理想、前進、祖國、大好河山」,具有極強的威懾力和感染力,因此它在不善表達的中國人面前,把唱歌變成了一種表達。「歌唱同時又有獨白性,能傳遞出個人心聲。這樣的雙重性,讓一般口語不便表達的言辭或內容,經過音樂藝術之后,變得容易。」《快樂的節日》便是運用了「於歌詞中將革命領袖這個概念灌輸到孩子心中去」的這樣一種審美方式。

集體共振匯個體於「大我」

在歌曲中輸入「革命領袖」這樣一種藝術形式,讓大家學會了表達感情,「而這種感情常常會欺騙自己,以為是個人的感情。」胡發雲指出,在集體歌唱中,每一個個體參與到合唱中后,當自己的聲音和一個集體融在一起時,會以一種全新的音色音量反饋回來,形成個體與集體情緒上的「共振」效應,「互相感染,互相振動,互相共鳴」,每一個單獨的歌者「我」,最終會合成一個巨大的全新的「我們」。

他認為,與紅色中國同時誕生的那一批少年兒童,就成為這一社會動員系統工程最完整最純粹的對象。他們從一出生起,所接受的全部教育,都來自於這個系統。其中,以審美方式進入他們心靈的紅色歌曲,對於他們的人生觀、價值觀、世界觀,甚至於其他所有的思想理論宣傳教育均產生巨大的影響。

他說,1966年之后,這一代人以先鋒隊和主力軍的雙重身份,順理成章,水到渠成地進入了文革。其中,《毛澤東語錄歌》、《革命造反歌》、《祝毛澤東萬壽無疆》等均是該時期紅歌的代表。胡發雲表示,「在某種意義上說,文革是從他們幼年那些美麗的兒歌開始的。理想主義、英雄主義、革命精神、犧牲精神,對於死亡與暴力的崇拜,對於各類敵人的刻骨仇恨,對於埋葬修反,建立一個烏托邦社會的萬丈豪情,對於最高領袖的絕對忠誠,均成為他們精神世界、情感世界的全部內容。」

洪秀全在美女包围中走向灭亡

魏文华 世纪历史

太平天国的领袖人物洪秀全,从1843年6月创立拜上帝教起,即以“天下多男子全是兄弟之辈,天下多女子尽是姊妹之群”的平等思想作号召,广泛发动群众特别是农村贫困劳动妇女参加。

在起义初期,太平军有妇女单独组成的女军,攻克南京以后东征时,女军仍充前锋,女将苏三娘率领女军首先攀登占领镇江城。举行第一次考试时,特为妇女参加考试设立女科,拔取了女状元、女进士等。

在攻克南京前17天,洪秀全从芜湖江面龙舟上突然颁发一道严分男女界限的诏令:“女理内事,外事非宜所闻”。并用四个“斩不赦”限制身边妇女与外界联系。攻克南京后入城时,跟随的妇女都纱巾蒙面,进入天王府即被禁锢,与外界完全隔绝。 

洪秀全金田起义时选美纳妃15人;占湖北武昌后,“首逆称选妃,使民间女子往阅马厂听讲,至则选十余龄有殊色者六十人”;进入南京后又征选更多美女。  

据史载,天京天王府“其中约有妇女千百,男贼仅洪逆一人,其中淫恶可知也”。至于具体人数,《江南春梦笔记》中分类评列,讲王后娘娘下辖爱娘、嬉娘、妙女、姣女等16个名位208人;24个王妃名下辖姹女、元女等7个名位共960人,两类共计1168人属妃嫔;另有服役的女官,以二品掌率60人各辖女司20人,合计为1200人。各项人数加起来,总计有2300多名妇女在天王府陪侍天王。  

洪秀全从41岁进南京城至52岁自尽,在美女丛中生活11年,从未走出天京城门一步,既不上马杀敌,也不过问朝政。这时他正值壮盛之年,并且体格健壮,但11年仅颁发过25篇诏书,而且1854年至1858年是空白,5年竟然未发一诏。连曾国藩也感到奇怪:“洪逆深居简出,从无出令之事。”“杨逆具奏请朝觐,洪逆每批:勤理天事便是朝允也。”  

洪秀全一方面不问朝政,一方面则费尽心计与后妃娘娘们作文字游戏。从1857年太平天国刊印颁行的经典官书之一《天父诗》看,所收选的500首诗文,除起义初期杨秀清假托天父帮助洪秀全排解后妃纠纷的24首口述诗文外,另外476首都是洪秀全进入天京初期三年中写给后妃的夫权独白。他对朝政不发令旨,对美人却平均三四天写一首诗,可见其爱美人胜过江山。  

生活在千百个美女丛中的天王洪秀全,嫌那些从广西跟来征尘未净的老姊妹们粗鲁、脏污。听见有人高声说话,他便写诗斥责:“娇娥美女娇声贵,因何似狗吠城边?”看见有人束手缩脚,他训斥:“耕田婆有耕田样,天堂人物好威仪,尔们想做真月亮,到今还不晓提理!”见有人不会刷牙、敷粉、洒香水,他用刻薄的语言讽刺挖苦:“跟主不上永不上,永远不得见太阳!面突乌骚身腥臭,嘴饿臭化烧硫磺!”  

洪秀全毫不掩饰喜新厌旧的情绪:“一眼看见心花开,大福娘娘天上来;一眼看见心火起,薄福娘娘该打死!”他为那些可怜的薄福娘娘们规定了几项杖责戒律:“服事不虔诚一该打,硬颈不听教二该打,起眼看夫主三该打,问王不虔诚四该打,躁气不纯静五该打,说话极大声六该打,有嘴不应声七该打,面情不欢喜八该打,眼左望右望九该打,讲话不悠然十该打!”还有一项特别奇怪的规定:“看主单准看到肩,最好道理看胸前,一个大胆看眼上,怠慢尔王怠慢天!”  

后宫妇女失掉了所有人格尊严,一言一行随时都有招致责罚的可能。由于天王宣布过:“只有人错无天错,只有臣错无主错。”所以妇女们受到责罚时,即使冤枉也不得辩解,只许认错领打,否则便会受到加罪处罚:“打开知错是单重,打不知错是双重,单重打过罪消融,双重雪下罪难容!”“雪下”是太平军“刀下”的代称,至少有3个女人因为挨打时喊冤不认错而被杀。被杀的人当中,有人至死不认错并且顶撞了天王,受到五马分尸的酷刑。

太平军入城后,最初奉东王杨秀清严令,居民“愿随营者随营,不愿随营者各归民家”。北王韦昌辉代替生病的杨秀清主政后,改行没收一切工商业及强迫男女分离集中住居的“百行条例”,男人入营当兵,妇女住女馆参加劳动。当时天京大兴土木,妇女参加天王府建设:“周围加砌高墙,二丈高四尺宽,墙头加砌碎瓷瓦筑,墙外令掳得妇女挑挖濠沟。”“其凤门以内,皆系贼妇在内,以供洪逆役使。贼妇中并有能造房屋者,洪逆住处失火,烧去楼房数间,旋经贼令木匠将房架造成送入,贼妇即在内盖成房屋。”另有一道咏叹老年妇女从明故宫拆城取砖石运料苦况的乐府诗:“老人城上摇,旋向城下抛;女人城里拾,旋向城外挑。老人一失足,翻身身必坏;女人一失手,触头头必碎。” 

太平军失民心危机四伏,民众大批逃亡,前后仅几个月工夫。太平军进城前,南京原有人口260万人,春季进城后仅九个月,到当年年底,天朝顶天侯衙核查登记人口时只剩15万人,其中老弱男子4万人,妇女11万人。而妇女减员之快尤为惊人,10月份全城女馆尚有23万人,到年底核查登记的人口,两个月中妇女即减少12万人。与金田起义时“姊随洪杨去,妹也跟随一路行”的妇女参军盛况相比,自称小天堂的天京简直像人间地狱,妇女们非死即逃,甚至参加暗杀和组织暴乱的行列。妇女们的境遇,直接动摇了民心、军心。

由于洪秀全驱使成千上万妇女建房、挖濠、砌墙,由天王亲自监工督迫,风雨寒雪不停,并有打人杀人情事发生,引得民怨沸腾,成为影响政局稳定的重大因素。所以,在金殿君臣恳谈中,杨秀清首先向天王提出这个问题:“女官若有小过,暂且宽恕,即使教导亦要悠然,使其无惊恐之心。譬如凿池挖塘而论,不比筑城作营,若遇天时雨雪霏霏,即令其暂且休息,以待来日。现下雨雪寒冻,勿用紧挖!如此安慰,彼必宽意乐心,知恩感德,勇于从事,事必有成。”  

当时天京城内,从侯以下所有军政官员至平民百姓,全部家人离散,分居在男营女馆,一部分被选征到各王府,主要到天王府服役,久久分离,了无期限,十分悲惨。所以,杨秀清要求把他妹妹等四女官调出天王府的同时,也呼吁允许这些人回家团聚,说:“女官理天事者甚苦,且不是功臣(伤残者)、忠臣(烈士)之妻,即是功臣、忠臣之母,或则有稚子,或则有立功之丈夫,彼为臣者既能舍家而顾国、而忘家、公而忘私,则为君者自当体彼一念之忠忱,或准其一月而半归其家省视,或准其三十日或二十日归其家省视,或准其一二礼拜日排班轮流而归其家省视,以哺其稚子,以侍其衰姑,或以事其丈夫,使彼亦得尽其先顾国后顾家之谊。”这是想变相地恢复家庭。但因实行得不好,又过了九个月,杨秀清于1854年9月29日假托天父下凡,正式要求“排铺尔一班小弟小妹团聚成家”,才把实行了一年半、丧尽人心的女馆解散,恢复了臣民的家庭,但已付出惨重的代价。

天京事变后,洪秀全依然生活在娇娘美女中,生活更加颓废。在1861年太平军进取苏浙的时候,洪秀全又从李秀成选送到天京的3000美女中挑出180人收入天王府,当时即有人写诗讽刺:“三千怨女如花貌,百八佳人堕溷愁。”  

1864年6月,他活到52岁,在曾国藩湘军的隆隆炮声和后宫女子的嗟怨声中,不得不丢下他那千百个娇娘粉黛,自尽身亡。他死后48天,天京沦陷,天国灭亡,他的宝贝儿子也当了俘虏上了断头台。那座由天王亲自监工和千万妇女用血泪建造了十年、周围十余里的巍峨天王府宫殿,在清军挖出来焚烧的天王尸体的烟焰中,化作“十年壮丽天王府,空余荒蒿野鸽飞”的废墟。

中科院文革229人遭迫害致死

 文革期间,在中关村福利楼上贴着一幅大标语“来者不善,善者不来”,许多从海外回国的科学家看到这幅大标语不寒而栗。

几乎所有的从海外回国的人都被怀疑成“特务”。当时流行的口头禅是“海外归来是特务,监狱出来是叛徒。基本如此。”

文革期间,1950年代从美国归来的科学家根据目前掌握的资料有8人自杀,他们是清华大学的周华章、周寿宪,北京大学的董铁宝,中科院力学所的林鸿荪、程世祜,南开大学的陈天池,大连化物所的萧光琰,兰州化物所的陈绍澧。

陈绍澧是1968年2月22日自杀的。1925年12月24日,陈绍澧出生于广东省东莞市,1948年从燕京大学化学系毕业后赴美留学,1950年获得衣阿华州立大学化学系硕士学位。

1950年陈绍澧回国,在东北科学研究所大连分所工作,后被调往中科院兰州化物所。文革期间,陈绍澧被说成是从美国回来的特务,遭到迫害,后来自杀了。

        周华章是1968年9月30日自杀的。1917年,周华章出生于江苏江阴,1939年从清华大学地学系毕业后考入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攻读硕士学位,1948年3月赴美留学,1952年6月获得芝加哥大学数理经济学博士学位。他刚到美国时就公开表明了自己支持共产党,后还多次参加留美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的活动,受到美国移民局的警告,在美国国务院安全小组被建立“存档”。

1953年1月周华章回到国内,任职于清华大学数学系。文革开始后,周华章被说成是“特务”、“里通外国”,并被软禁在家中。当时有一张题为“周华章是人还是鬼?”的大字报。这使得他心理压力很大,寝食难安,在其住所跳楼自杀。

林鸿荪是1968年12月15日自杀的。1925年林鸿荪出生于天津,1943年春高中尚未毕业就随父亲(印度中国银行行长)去了印度,后考入加尔各答大学化学系。1945年春赴美, 1947年毕业于特拉华大学化工系,1949年获得布朗大学应用数学硕士学位。

1950年夏天,林鸿荪放弃不久即可获得博士学位的机会与夫人杨友鸾一起回国,后到中国科学院力学所工作。文革刚开始,他就被指责为特务,并隔离审查,后服安眠药自尽。林鸿荪的亲属认为自杀证据不足,而且不能排除他杀的嫌疑。

程世祜是1968年10月23日自杀的。1918年10月20日,程世祜出生于辽宁省抚顺市,1941年从西北工学院机械系毕业后曾任重庆国民政府交通部铁路技术标准委员会实习生。1945年,程世祜通过国民党教育部考试去了英国,先后在曼彻斯特电器设备厂、格拉斯哥城的机械制造厂实习。1949年9月赴美留学,1950年获犹他大学机械系硕士学位,后获得伊利诺伊理工学院力学系博士学位。

1955年1月回到国内,后到中科院数学研究所力学室工作。根据1988年我采访李恒德的谈话记录,当时李恒德回忆说“程世祜是芝加哥大学的,他从美国回来后,人家说,你在美国待得好好的,为什么要回来?”。文革开始后,程世祜被指责成特务,受到迫害而自杀。

萧光琰是1968年12月10日晚自杀的。1920年萧光琰出生于日本(祖籍福建福州),后移居美国。1942年毕业于坡摩那大学化学系,1945年获得芝加哥大学研究院物理化学博士学位,后任芝加哥大学化学系助理研究员、冶金研究所研究员、美孚石油公司化学师。

1950年回国,后到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担任研究员。在抗美援朝、反右运动等一系列运动中,萧光琰都因直率的个性惹来不大不小的麻烦。文革开始后,他却未能逃此劫难,被人怀疑是特务为美国提供情报,1968年10月5日被关进牛棚。有人对他进行审问,对他拳打脚踢,甚至使用皮鞭,打得他遍体鳞伤。当时还有人给他起了个外号叫“白屎”(博士的谐音)。在饱受了心灵和肉体的双重折磨之后,萧光琰在牛棚服用安眠药(巴比妥)自杀。当天下午,萧光琰的妻子,正在营城子农场劳动改造的美籍华人甄素辉被拉到化学物理所,被要求继续交待萧光琰的罪行。在萧光琰夫妇被揪斗后,他们15岁的女儿小洛连在嘲骂、追打中过着痛苦的孤独生活。12月14日,甄素辉和小洛连也一起服用巴比妥自杀了。

董铁宝是1968年10月18日自杀的。1917年,董铁宝出生于江苏武进,1939年从上海交通大学土木工程系毕业后参加抗日抢修滇缅公路桥梁工作,1945年赴美留学,1949年获得伊利诺伊大学博士学位。

1956年,董铁宝偕妻子梅镇安和三个孩子绕道欧洲回国,后到北京大学数学系任教。根据1988年我采访梅祖彦的谈话记录,当时梅祖彦回忆说:“文化大革命期间,1954-1956年回国的这批人被叫做‘特务集团’。我们给中国代表团写的那封信,没在名单上签名的被叫做特务集团的成员,在名单上签了名字的,更是这样了。当时北大数学系的董铁宝被逼死跟这个事也有关系。董铁宝离开美国以后,有人把他的稿费汇到中国来。这成为他的一个很大的罪状。在文革的时候,被说成给他汇来的是特务活动经费。后来他被逼得没办法,自杀了。”

有一天,董铁宝趁看守人员不注意,离开了关押他的北大学生楼28楼,在北大附近的一棵树上上吊了。
陈天池是1968年12月20日自杀的。1918年陈天池出生于浙江诸暨,1941年从西南联大化学系毕业后留校任助教,1946年赴美留学,截至1949年先后获得路易斯安那大学研究院硕士、博士学位。

1950年9月陈天池回到国内,在南开大学任职,后曾担任南开大学元素有机化学研究所总支书记兼副所长。文革期间,他被指责为“特务”、“里通外国”。
周寿宪是1976年5月自杀的。1925年周寿宪出生于江苏淮安,1946年获得重庆中央大学电机系学士学位,1947年赴美留学,1949年和1951年分别获得密歇根大学电讯系硕士和博士学位,后在美国从事研究工作,搞过磁心位移寄存器的科学研究。

1955年周寿宪回国后任清华大学电子工程系副教授,参与研制中国第一台计算机。文革期间,周寿宪被看作是从美国回来的特务,被整疯了,不堪忍受精神折磨,在其住所跳楼自尽。

到1968年底,中科院仅在北京的171位高级研究人员中,就有131位先后被列为打倒和审查对象。全院被迫害致死的达229名。

 

薛岳与四次长沙会战/高源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我在湖南省政协文史办工作时,采访过当年第九战区参谋长赵子立先生,阅读了他撰写的回忆录,最近又查阅了有关资料,归纳起来,主要有七个原因。
一、蒋介石充分放权并在南岳军事会议上指导。
第九战区司令长官最初是蒋介石的亲信,有“小委员长”之称的陈诚。南京沦陷后,国民政府迁往武汉,武汉失守后,第九战区拱卫西南大后方的战略地位更显突出。基于对长沙地区防御和与日军战略对峙的高度重视,蒋介石果断任命“能战、苦战、善战”的薛岳为第九战区司令长官,下辖7个集团军,共18个军50个师约20万人,后期更达到30万之众,是当时所有战区中兵力最多的。但薛岳的对手也是最强悍的日军战将,如阿南惟几、横山勇、冈村宁次等,因此薛岳也成为唯一与这些横扫半个中国的战争狂人决战的中国将领。
第一次长沙会战之前,蒋介石在南岳召开了第一次军事会议,检讨了抗战以来的经验教训,制定了相持阶段的战略方针,命薛岳“诱敌深入至长沙附近地区,将其包围歼灭之”。这等于是第一次长沙会战的动员令。会战成果达成后,蒋介石又表彰薛岳:“此次湘北大捷,全国振奋,诚是为最后胜利之佐证,而对于人民信念、国际视听,关系尤钜。骏烈丰功,良深嘉庆”。
第一次长沙会战结束后,蒋介石于1939年10月末至11月初在南岳召开了第二次军事会议,提出了欧战爆发后中国应采取的战略,强调“我们的战略亦就是要使中国抗战能达到与世界战争同时结束的目的”,“要开始反守为攻,转静为动,积极采取攻势,决然攻击前进”,并总结了第一次长沙会战的得失,完善了第九战区军事布防,为第二次和第三次长沙会战提供了保障。
蒋介石十分重视第三次长沙会战,曾亲临南岳督战,但充分尊重薛岳的指挥权,没有越级调动任何一支部队,所有军事单位都由薛岳直接指挥。在战况万分紧急时,蒋介石估计长沙不保,以军委会名义九次电令薛岳适时撤出长沙,遭到薛岳拒绝后,蒋介石同意薛岳在长沙周边地区与日军决战,并电令薛岳以六个师兵力布防长沙附近,嘱其“亲自指挥,乘敌突入长沙之际,侧击而歼灭之”。薛岳接命后果断指挥,布下天罗地网,最后一举歼敌5万余人,成为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盟国在亚洲战场的第一次重大胜利。
当时在东南亚战场,日军几乎横扫盟国在亚洲的所有军事要塞,因此第三次长沙会战的胜利极大地鼓舞了盟国在亚太战场转败为胜的决心。英国《泰晤士报》报道称:“12月7日以来,同盟军惟一决定性之胜利系华军之长沙大捷”。日军失败后也对第九战区刮目相看,承认这是日军侵华以来最大的失败,并私下称薛岳为“长沙之虎”。
蒋介石在1942年1月11日的日记中也写道:“此次长沙胜利,实为‘七七’以来最确实而得意之作”
二、薛岳斗志顽强极具军事才干并发挥到极致。
薛岳的抗战决心和战斗意志在国民党军高级将领中无出其右。第一次长沙会战前夕,蒋介石、陈诚、白崇禧等都担心长沙守不住,建议薛岳可在适当时机放弃,将来以时间换空间,做持久战打算。但薛岳却说:“长沙不守,军人之职责何在?”“湘省所处地位关系国家民族危难甚巨,吾人应发抒良心血性,与湘省共存亡”,“如果总是让我带兵退却,我上无以对中央,下无以对国人”。最终蒋介石同意薛岳坚守长沙。
第三次长沙会战时,薛岳又向蒋介石立下军令状:此次会战“关系国家存亡,国际局势之巨。本会战,职有必死决心,必胜信念”。薛岳坚强的抗战意志也感染了下属。会战前夜,守卫长沙城的第10军从军长到士兵都立下遗嘱:“成则以功勋报祖国,死则以长沙为坟墓”。
第10军预10师师长方先觉则托人将遗书送给眷属,第二天《长沙日报》头版以《方师长誓死守土,预立遗嘱》刊出。遗书写道:“长沙的存亡,关系抗战全局的成败,我决心以死殉国”,这份“师长诀别书”极为悲壮,鼓舞了全军士气。
薛岳将军不但有勇也有谋,是一名优秀的军事家。薛岳早年毕业于保定军校第六期,这一期学员中涌现出了一大批杰出的粤籍抗战将领,例如第四战区司令长官张发奎、第三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5集团军总司令李汉魂,以及第九战区参谋长吴逸志等。
为了拱卫西南大后方,薛岳为第三次长沙会战制定了张网以待,诱敌深入,请君入瓮的“天炉大阵”作战方案。“天炉战法”有“后退决战”、“争取外翼”两层概念,即以训练有素、经验丰富的部队固守核心阵地,将来犯之敌歼灭于阵地前,从而巩固“炉底”长沙城;以机动打击能力强、善于运动战的部队担任外线包围,强化“炉体”,寻找战机围歼日军,并切断敌军增援,封闭“炉口”,从而迟滞日军,挫敌锋锐,诱敌深入,引发“炉火”,让敌人灰飞烟灭。随即薛岳把天炉战法印成手册,高级将领人手一册,各部按照部署排兵布阵。
部署完毕,薛岳将自己的临时指挥所迁至岳麓山清风峡爱晚亭一处山洞里,总览战局,坐镇指挥,下达命令:各集团军总司令、军长、师长要“确实掌握部队,亲往前线指挥”,“捕捉战机,歼灭敌寇”;并表示“职如战死,即以罗(卓英)副长官代行职务,按照计划,围歼敌人”;同时要求“总司令军师团营连长如战死,即以副主官,或次级资深主官代行职务”;“各总司令军师团营连长倘有作战不力,违误战机者,即按革命军连坐法议处,决不宽姑”。
最终各部队同心作战,形成合力,通过伏击、截击、阻击、围击、尾击、侧击,引爆天炉,就在日军庆贺“攻克长沙”时,五万多日军陷入了灭顶之灾,我军取得了第三次长沙会战的完全胜利。
战败后,冈村宁次感叹“撼山易、撼薛将军难”。日本防卫厅出版的战史也承认:“我军是完全跳入重庆军事先设置的陷阱而进行作战的”,“这次作战动摇了一部分官兵的必胜信念”。
三、薛岳主湘六年发展经济为会战提供了保障。
薛岳是民国时期主政三湘时间最长的外省籍人士,这位粤籍将领对湖南有着一份特殊的情感,尽管当时战火纷飞,薛岳在湖南社会经济建设方面仍有可圈可点的建树,得到了湖南人民的爱戴。特别是在第二次长沙会战与第三次长沙会战几年中,薛岳实行安民富民政策,取得了显著效果,湖南经济也迅速恢复,为第三次长沙会战和第四次长沙会战奠定了物质基础和社会民众基础。
1939年初,薛岳临危受命兼任湖南省政府主席,他立即制定了符合战时需要的“三安、三便、三足”的九字方针,即安居、安业、安心;便民、便国、便战;足食、足兵、足智,并从“生民之政”、“养民之政”、“教民之政”、“卫民之政”、“管民之政”、“用民之政”六个方面落实推进。
薛岳主湘期间,先后新建了湖南省立第三、六、七、八、九、十医院和一批体育场馆和公园;他鼓励发展工农业生产,要求广大农民扩大耕种面积,做到“一县一农林场,一分镇一农林场,一保一农林场”,这使得湖南这个天然粮仓更加丰实,为战争提供坚实的后勤保障。
此外,薛岳在推动中小学教育、师范教育、职业教育,开发提高民智方面;以及围绕抗战主题建立健全各级社会组织,肃清汉奸土匪、打击不法奸商、稳定市场流通、禁止吸食鸦片、取缔娼妓活动方面,都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效果,获得了湖南各界人士和老百姓的广泛赞扬,从而赢得了民心,进而赢得了抗战的胜利。
这也是中国近代史上一段可歌可泣的湘粤人文磨合的佳话,具有不朽的历史文化价值。
四、动员民众参战发挥了人民战争的巨大威力。
薛岳十分注重战争动员工作,把所有社会力量都纳入战时体制,一手抓打压,一手抓动员。例如他强化了各地警察机构和治安组织,打击汉奸,安定后方,对那些被敌伪收买,操纵市场,高抬物价,破坏社会经济的不法分子严加处置;对那些参加伪组织,替日军带路,侦探我军机密,充当便衣特务,为日伪递送情报的通敌分子一经捕获,就地正法。这极大地净化了抗战社会环境。
与此同时,薛岳要求各地政府和驻军广泛发动群众,筹集粮草,支援前线,还组织各地民兵参与战斗。第一次长沙会战时,薛岳动员湘北十余万农民在新墙河紧急构筑了数道防御工事,并在长沙城四周筑设防御阵地。还发动民兵和游击队破坏交通,切断长沙往北、往东公路,拆毁岳阳往南、株州往东铁路;农村道路也一律挖窄,让日军装甲部队和运输车辆无法通行;在湘江下游敷设水雷,防止日军从水上逃窜;还组织各种支前队伍,例如伤员救护队、前方慰问团、战地服务队、民工运输队、学生宣传队、交通情报组等等,活跃在前方和后方,形成了一道波澜壮阔的人民战争的绚烂风景。
战斗打响后,湘北各地民众按照第九战区统一部署,伏击敌军后勤供应队伍,破坏交通设施,中断了日军的补给,切断了日军的后援,进入湖南的日军机械化部队无法展开,且孤军深入,陷入了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当时饱尝战争苦难的湖南各地民众还慷慨解囊,为伤病员捐助医疗费34万元。可以说,广大民众的参战是取得第一次长沙会战胜利的重要因素。
会战结束后,陈诚、白崇禧赞叹道:湖南“军民的亲密合作和民众空室清野工作的成功,是这次湘北会战胜利的原因之一。”蒋介石也向薛岳颁发了一枚青天白日勋章。
五、黄埔军校出身将领的威力让日军心惊胆颤。
日军在第一次长沙会战中伤亡约两万人,是日军对华作战以来损失最为惨重的一次战役。会战结束后,侵华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在递交给大本营《关于迅速解决日华事变作战方面的意见》中坦陈:“敌军抗日势力之中枢既不在于中国四亿民众,亦不在于政府要人之意志,更不在于包括若干地方杂牌军在内之200万抗日敌军,而只在于以蒋介石为中心、以黄埔军官学校系统的青年军官为主体的中央直系军队的抗日意志。只要该军存在,迅速和平解决有如缘木求鱼。”
其实在以后的第二次、第三次和第四次长沙会战中,黄埔军校出身将领的英勇斗志和顽强抵抗,都让日军心惊胆颤。参加四次长沙会战的黄埔系将领及所部主要有第15集团军总司令关麟征(黄埔一期)、第27集团军总司令李玉堂(黄埔一期,此前任第10军军长)、第37军军长陈沛(黄埔一期)、第74军军长王耀武(黄埔三期)、第10军军长方先觉(黄埔三期)、第74军58师师长张灵甫(黄埔四期)、第190师代理师长赖传湘(黄埔四期,在第二次长沙会战中阵亡)、第57师师长余程万(黄埔一期)、第3师师长周庆祥(黄埔四期),以及先后担任第10军预备第10师师长的孙明瑾(黄埔五期,后在常德保卫战中牺牲)、葛先才(黄埔四期)等人,其所部战斗力旺盛,成为四次长沙会战的中流砥柱。
黄埔军校出身的将领接受过孙中山先生革命思想的洗礼,有远大理想,学习掌握了现代军事知识,所部装备先进,给养充足,训练有素,因此战斗威力比一般地方部队强很多,在历次长沙会战中都担任主力作战,表现极为英勇。
例如在第三次长沙会战的长沙城南门外修械所阵地争夺战斗中,时任预10师团长的黄埔四期生葛先才率部抗击日军,经过11次拉锯战,终于守住阵地,迫使日军一路逃窜。薛岳在岳麓山指挥所里看到后,问时任第10军军长李玉堂这是哪个部队,当得知是预10师葛先才团时,薛岳连声说:“打得好!打得好!葛团长了不起!”随即命令炮兵配合,轰炸逃跑日军。
第二天湖南各大报刊都报道了这一战果,称“葛先才团长,赵子龙第二”,随后被火线提拔为少将师长。当时美国海军部在《告中国人民书》中说:“数周以来,贵国之长沙伟大之战绩,非仅为中国之胜利,抑且为所有同盟国共同之胜利,而为打击整个轴心之胜利”。
六、各路杂牌军同仇敌忾形成了猛烈的战斗力。
抗战爆发后,中国各地武装结成了统一战线,川军、滇军等过去雄踞一方不听国民政府调遣的军队都走上抗日战场。当时第九战区下辖八个集团军:卢汉的第1集团军,吴奇伟的第9集团军,罗卓英的第19集团军(兼第九战区副司令长官),商震的第20集团军,杨森的第27集团军(第一次长沙会战因战功卓著被提为第九战区副司令长官),王陵基的第30集团军(第一次长沙会战因战功卓著被提为第九战区副司令长官),汤恩伯的第31集团军,以及樊崧甫的湘鄂赣边区游击总队。
其中卢汉部队是滇军,商震的第20集团军是晋绥军,杨森、王陵基的两个集团军属于川军,这些部队都是出省作战,装备落后,弹药不足,粮草缺乏,大部分官兵都穿带补丁的军服,很多士兵穿草鞋行军打仗,甚至没有军饷,战斗力相对中央军来说较弱,王陵基的第30集团军就是由四川十几个地方保安团编成后匆忙上阵的。

 

新生代矢言國民黨會成爲春風吹又生的野草

 

國民黨成爲在野黨是曆史的進步,國民黨也不是第一次成爲在野黨----只有成爲在野黨後國民黨才能認識自己、認識世界!

國民黨挫敗,朱立倫辦公室發言人徐巧芯在選後點出國民黨未來3個挑戰,文中指出黨內沒有時間難過,接下來要加速改變,應脫掉西裝、穿上草鞋,跟民衆站在一起,國民黨新生代沒有分裂的本錢。

 “從此刻開始,證明了我們不再是你的選擇,我們失敗了。”她坦言是團隊不夠好,沒有達到選民的期待、讓選民投不下手,“接下來國民黨就是在野黨了,我知道這一刻大家心裏都不好受,可是我們沒有時間難過。一刻都沒有。”

徐巧芯建言,未來國民黨有3件重要改革。第一,國民黨必須離台灣更近,必須脫掉西裝,換上草鞋,真真實實地感受民衆的溫度。任何政策、“法案”都不應該只有權威專家意見、冷冰冰的文字,必須考慮人民當前最迫切的需求。

第二,爲了四年後能再次爭取成爲人民認同的政黨,應該把所有爲個人的算計和考慮統統放下,絕對不該淪爲權力的鬥爭。

第三,國民黨的新生代在敗選後,更沒有分裂的本錢。必須從議題中確立共同的主體性,重新定位台灣新時代需要的思想、信仰、路線、價值,讓國民黨變好,“我們不是一個嬌貴的政黨,不能當溫室裏的玫瑰,我們要成爲春風吹又生的野草”。

 

國民黨在大選慘敗後,黨內改革聲四起,青工會、青年團等系統的黨內新生代成員串連組成「草協聯盟」,要走入人群,推動改革。

革新游擊計劃六大改革訴求如下: 一、黨內民主 1、呼籲有意參選黨主席者儘快表態,並提出具體政見及路線方針。 2、此次黨主席選舉,必須舉辦政見發表、政策辯論至少一場。 3、取消參選黨主席必須有中央委員資格之規定,並降低選舉作業費金額 。 二、青年參政 1、為鼓勵青年參政,每個選區需有一位青年縣市議員候選人,至少必須落實「縣市議員5%青年保障條款」。 2、即刻起開始佈局2018地方選舉,尋覓合適青年人選蹲點。 三、改革黨務 1、國民黨必須成立改革委員會,確實檢討敗選成因,提出可行的改革策略。委員會委員不需有黨職,應開放邀請社會賢達參與。 2、推動國民黨組織扁平化,提升黨務工作效率。 四、解決黨產問題 1、黨產已成為國民黨的負債,而非資產。國民黨必須在符合現任黨工和卸任黨工的勞動權益之下,主動提出清楚且符合社會期待的處理原則,並且確實執行解決正在信託的黨營事業。 五、主體論述 1、針對兩岸路線等重大議題進行公開辯論。 2、重新建立以中華民國為核心價值,台灣為主體的政黨主張及論述。 六、青年行動 1、呼籲青年入黨,行使黨員權利以改造國民黨。 2、呼籲青年參選下一屆黨代表。 3、下週起,「草協」成員將至六都進行肥皂箱演講,宣講此次改革訴求,並發起連署。

草協聯盟理念則是: (1) 黨內青年主體性: 我們期許國民黨內的青年脫離與中世代的侍從主義,在價值、組織、路線、人才四點上下苦功,找到自我、找到凝聚主體性的思想公約數,並找出國民黨新世代在台灣新時代脈絡下可以扮演的角色。 (2) 中華民國本土論述:國民黨在台灣經營七十年,我們跟台灣一起躍起,一起前進,國民黨應成為以台灣為主體為首要的政黨,我們是中華民國的國民,是台灣人。 (3) 尋回創黨路線:國民黨應重新找回創黨時,偏向社會主義色彩的路線,在符合台灣現實狀況的前提下,提出社會福利法案與勞工政策,為社會底層發聲。 (4) 議會路線群眾化:國民黨向來是國會多數,然這次敗選的啟示告訴我們,我們更應該在議會路線上採取積極的群眾路線,主動與群眾議題相結合,走到大眾身邊,走到社會議題的前線,正視社會結構的問題提出解方。

李正皓,25歲擔任國民黨青年黨團執行長,也曾是競選時期發言人,蕭敬嚴現任青年團總團長。

國民黨青年團總團長蕭敬嚴:「除了在青年團參與公共事務外,在去年九合一選舉時也投入候選人輔選行列。」他長期參與黨內事務,22歲就被列入國民黨不分區立委名單,成為最年輕人選,加上三位現任中生代中常委提出6大主張,用肥皂箱論壇走入6都,行動讓大家看到國民黨反省、改變!

國民黨立委陳學聖:「年輕人願意站起來,我覺得國民黨就應該要讓位,讓年輕人有更多發表機會,不然國民黨變成老的政黨,不可能有再起的力量。」

時代力量準立委當選人林昶佐:「我會非常期待國民黨內部的改造,對整個台灣都很好。」

黨內黨外人士都看好,只是選後內閣總辭、黨主席無人當,副總統吳敦義一句義不容辭,藍軍意圖翻身,青年團自主革新,盼崩壞百年招牌能有新氣象。

飞虎队在华作战——国人记忆中的珍贵图片

余习广:文革新疆石河子“一·二六”血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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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 1967年1月26日,由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部队对所属的造反派组织“石造联总”群众在石河子地区发生的开枪杀人事件,和此后新疆自治区、新疆军区和生产建设兵团负责人制造的大冤案。
该杀人事件由两大流血事件组成:毛纺厂血案;八师“反夺权”血案。这是自文化大革命以来,全国第一次发生的军事部队参与武斗、大规模开枪杀人制造的流血事件。被称为军队打响的“文革第一枪”。事血案发生后,围绕该事件的责任问题,又发生了对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和新疆自治区“文革”形势影响深远的系列冤案。
新疆是以少数民族为主的边疆地区,文化大革命形势错综复杂,社会矛盾更加尖锐强烈:“阶级斗争为纲”制造的各种社会矛盾;民族矛盾;军区与生产建设兵团的矛盾;“一月夺权”、“二月镇反”、“三支两军”中军队的倾向性及往往直接插手地方两派斗争引起的军民矛盾;夺权引发的群众与原党政领导矛盾及权利分配中引发的造反组织之间的矛盾等等,造成新疆的“文革”局面及各种事件的背景和影响,远较内地为复杂多端。不了解当时情况者,容易迷离于其扑朔纷纭的表象。
石河子“一·二六”血案,是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内“阶级斗争为纲”造成的积怨已久的矛盾,在文化大革命特定历史条件下,在“一月夺权”风暴夺权与反夺权斗争和冲突中的集中爆发。
石河子原为一个只有几十户人家的小村庄,经过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几十万军垦战士的开垦,到“文革”前夕,已成为拥有30万人、城乡结合的城市。
石河子又是当时“反修前哨”的战略要塞。兵团司令部设在乌鲁木齐,而重要机关却大多在兵团。这里有兵团农八师、工二师、工一师(工四团)、兵团公交部所属汽车二团、八一糖厂、八一毛纺厂、兵团独立团、兵团农学院、兵团医院、兵团政干校、兵团设计院、石河子管理处等17个单位。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是隶属于新疆军区的一支准军事部队,主要由新疆和平解放时原国民党起义部队改编而来,辅之以支边人员。主要干部则由五十年代初入疆的解放军干部组成。六0年代初,新疆成为“反修前哨”,中央军委陆续抽调一批较大改变,转业到兵团各师任职。1965年后,又派丁盛任兵团副司令,裴周玉任兵团副政委,李荆山任兵团政治部主任。
“文革”前夕,兵团内部自上而下矛盾重重。既有因转业干部歧视、压制、打击“九·二五”起义人员和支边人员,而与后两者的矛盾,以及复转军人、支边人员与压在最底层的起义人员和自流人员的矛盾,又有兵团领导人之间解放军系统与起义干部的冲突,还有奉命改造兵团的丁盛系的新干部与老干部的矛盾。
丁盛上任前,中央领导人给他交了底:要狠抓兵团的阶级斗争。因此,丁盛一上任,就批评原兵团领导人方向上犯了原则性错误。他在大会上宣布:“兵团对国民党起义部队,只团结不教育,只使用不改造,致使其中的不少人员,特别是一些起义机关没有得到真正的改造,至今仍然坚持反动立场。” 丁盛等人执行的阶级路线和歧视政策,即伤了起义人员的心,也触犯了兵团老领导和老干部,引起了兵团原领导人张仲翰和陈实等及许多师团干部的不满。
1966年7月,兵团在八楼召开学习毛主席“五·七指示”座谈会。此时正致全国大批“彭罗陆杨反党集团”,张仲翰大讲贯彻毛主席“屯垦戍边”的伟大意义,强调兵团如何符合“五·七指示”取得的巨大成绩,便一口咬定丁盛是罗瑞卿安插在新疆的“罗瑞卿分子”。参加座谈会的独立团团长许光途,因乱上计划外项目。受到张仲翰等批评,于是以独立团党委名义,写信给自治区党委和新疆军区党委,揭发八楼会议情况。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新疆军区司令员王恩茂接到信勃然大怒。8月底做出决定:张仲翰“离职养病”,丁盛、裴周玉主持工作。
随即,丁盛凭借他们掌控的复员转业军人为主的兵团值班部队武装力量,开始在兵团全面夺权,自上而下改组各级领导班子。这比上海“一月夺权”要早了近半年。8月,武装部门接管政法部门的治安警卫;8月,接管看守所和看守警卫;11月,接管政法部门的武器和自卫武器。张仲翰、陶晋初、陈实、刘一村、王慎等被打成“张仲翰反党集团”。他们提出口号:“复转军人掌大权,九、六、八靠边站,自流人员滚他妈的蛋!” 九,即“九·二五”起义人员;六,即五六年支边人员;八,即五八年支边人员。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文化大革命,复转军人支持丁盛、裴玉周,成为“保皇派”;而支边人员、起义人员和自流人员,成了“立场坚定的革命造反派”。
1967年1月1日,石河子地区成立了“八一野战军总部”(简称“八野”),下设12个方面军,两个独立师,两个独立团。后扩展到20个方面军。成立之初,即有两万多人,主要成员为兵团复转军人。总部负责人称“勤务员”,有潘苏灵、郭雄、邵定远等人。其后台为独立团团长许光途、农八师主管武装的副师长龚建楚等人。并得到兵团和军区主要领导人支持。
“八野”的对立面为1967年1月23日成立的“石河子革命造反联络总部(简称“石造联总”),兵团农学院的红卫兵组织“革命造反团”(简称“兵农造”)为其核心组织。主要头头为彭正云。主要成员为受压制的支边人员、起义人员和自流人员,以及造反的学生红卫兵。其口号为:“打倒丁盛、裴周玉!”该派得到兵团原老领导的支持。
上海“一月夺权风暴”刮到兵团,两派都在风风火火地筹划夺权。 

 

1月17日,农八师武装处副处长张俊义、副科长王世昌,操纵“八野一方面军”,接管农八师政法科,夺走公章,宣布夺权,并于次日接管农八师总机,控制通讯权。
1月22日,八一糖厂“造反团”宣布夺权,但公章却让糖厂领导人给了“八野”的“红色造反司令部”。而且造反团”夺权,兵团公交部不予承认,糖厂“造反团”几百人宣布绝食斗争。形势顿时紧张起来。
1月24日晚,彭正云召集“石造联总”总部和农八师分站负责人会议,分析石河子地区形势和两派力量对比,研究夺农八师的权。因“八野”手持武器的值班部队冲击石河子总场“造反团”会场,会议中断,彭正云明令孙不怕、寇万福立即率两卡车红卫兵,赶到总场支援。
(照片: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造反派夺权斗争)
1月25日,八一糖厂“造反团”召开庆祝绝食斗争胜利大会,为“八野”的武装战士冲散。
1月25日下午2点,彭正云再次召集“石造联总”总部和农八师分站负责人会议,决定当晚六点半对农八师实行夺权。夺权以八师机关“造反团”为主,离农八师师部近的单位组织全部人马去支援夺权,离汽二团“八野”总部近的单位,组织人马去二团,牵制“八野”总。
与此同时,“八野”总部头头正在策划实行“赤色恐怖”。1月23日,经毛泽东同意,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出《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又称“红五条”。《决定》规定:废除以前关于军队不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积极支持左派的夺权斗争;坚决镇压反对左派的反革命分子和组织,等等。
当日,许光途看到“红五条”后说:“这下可好了,我们可以参加文化大革命了,若造反派再胡来,我就打他个王八蛋!”当日,潘苏灵找到许光途说:“我们要在石河子搞一个赤色恐怖。”马上得到许光途的同意。
1月24日,农八师参谋邱吉荣对“八野”总部头头说:“左派、右派,我们心中有底。我们认为左派就支持,认为右派就镇压。造反团都是右派。”又说:“我们坚决支持支左五条,坚决镇压反对革命左派的反革命分子和反革命组织。”“你们什么时候需要武装部队,我们就支持,要多少,有多少!”
1月24日,独立团单位召开会议,决定“支左”夺权。当晚,邱吉荣在农八师电影队楼上,召开石河子各单位“八野”头头开会,表示支持“八野”夺权,要坚决镇压反革命组织。
1月25日,独立团打电话向兵团武装部请示,得到同意,调集8个武装值班连队集结待命。
同日,邱吉荣等去兵团请示,得到兵团副参谋长的答复:“文化大革命是群众运动,符合毛泽东思想的你们就干。”
当晚,邱吉荣等调来23团武装值班连队1连和4链、总场3连、师警卫连、基建处9连,共382名武装人员,到武器库和看守所集结待命。宣布:“必要时可以抓人,可以开枪。”并提出“四开枪”原则:“问三声不答应就开枪,叫站住不站住就开枪,捣乱会场开枪,有夺枪者就开枪!”
许光途向“八野四方面军”军长李松林说:“我们根据中央指示,接受八一野战军的要求。经兵团党委批准,支持八一野战军的夺权斗争!” 许光途公开声称:“我要以鲜血染红石河子,不惜用生命保卫丁、裴、利,要干,干到底!”
1月25日下午6点钟,按“石造联总”总部安排,毛纺厂、石河子中学、经管处、汽二团的造反派约两千多人,以营救1月24日被汽二团“八野”从工四团抓去的“石造联总”战友为名,团团包围了汽二团团部和“八野”总部,并同前来救援的“八野二方面军”和“八野四方面军”近千人展开大辫论。“八野”头头赶紧打电话给独立团,要求派兵救援。独立团派出三营营长李树春,率92名荷枪实弹的军人,乘3辆卡车赶到汽二团。全副武装的军人端着上了刺刀的步枪、冲锋枪冲进辩论的人群,“石造联总”派的汽二团“工人革命造反联合司令部”头头张振奇下令,先将独立团战士围住,再缴他们的枪。
经过一个多小时的夺枪混战,“石造联总”夺得步枪19支,冲锋枪7支,手榴弹64枚,子弹1307发。并将这些武器,连同扣押的三营营长李树春和两名战士,用车押往乌鲁木齐,送交巡警进取,作为“独立团镇压革命群众的罪证”。其中有3支被卸了枪栓的步枪,被毛纺厂工人带回厂里,藏进羊毛仓库。
至25日晚10点,“石造联总”另一路人马成功夺了农八师的权。几千人将师部机关大楼团团围住,逼农八师副政委晋怀中、李光、副师长龚建部、政治部主任杨廷柱4人签字,交出农八师党政财文大权。并强行接管了总机房。
独立团将汽二团抢枪事件上报兵团。当晚11点,兵团机要局长王宝铨跑到武装部作战室,命令值班参谋张振东:“你赶快把坦克团准备好,石河子发生暴乱了,抢了值班部队的枪。”
新疆军区将情况报告中央,说石河子地区发生了暴乱,抢了值班部队的枪。现准备出动部队。由于中央制止,坦克团未出动。
当晚,农八师主管军权的负责人在武器库,展开武装处参谋和农八师“八野”头头联席会议,研究向“石造联总”的“反夺权”。会议做出“四项决定”:1、支持“八野”“反夺权”;2、次日拂晓值班部队开进师部大院个,占领机关;3、部队进驻前,先由“八野”发出支援夺权的请求,后由武装处发表“支左夺权”声明;4、按拟定的名单,抓捕政法科“石造联总”人员。会议研究了兵力部署、指挥位置、人员分工和车辆准备。会后,给值班部队增发了弹药。 

1月26日凌晨1点。几十辆卡车开进毛纺厂,几千名军人和“八野”武斗人员包围了工人住宅区,封锁道路,切断电话线。独立团战士闯进工人住宅,强行搜查25日晚独立团丢失的枪支。搜查了3个多小时,一无所获。4点,独立团准备撤兵,但为“造反团”人员团团围住,非要辩论出个水落石出不可。
“八野”见势不妙,立即组织队伍,向包围独立团战士的“造反团”发起冲击。几千密密麻麻挤成一团,互相推搡。一个矮个子的战士被人推搡,火气冲天,端起枪来,朝天就是一枪。枪声一响,全场霎时静了片刻。紧接着枪声大作,战士和军官手中的枪,有的朝天打,有的朝人群中开火。“造反团”吓得屁滚尿流,哭爹喊娘的惨叫声中,纷纷跑回家,赶紧关门。在事后的审查中,带兵的三营副营长韩玉泉供认:“四时许,部队被群众挤散,部队就打枪,开始向天开枪,群众要夺枪,不断开始向群众射击。当时我也挨了枪,是七连打的,约三五分钟,一边打一边退。”
毛纺厂住宅区血案中,当场打死4人,伤7人,送医院后又死1人。
1月26日晨7点,“八野”和独立团再次将毛纺厂住宅区包围,抓走“造反团”一些骨干。
中午12点,独立团撤兵,正好在木工厂附近大路上,与“石造联总”前去声援毛纺厂的大队人马相遇,被“石造联总”人员手拉手拦住去路。这时一个战士用刺刀刺伤了“石造联总”的郑小风,“石造联总”人员立即上去夺枪。工四团的子弟卫中伙同五六个工人夺了一支枪,他拿起枪就跑,被战士开枪打死。
而按武器库会议精神,“八野”在农八师的“反夺权斗争”,酿成了更大的血案。
1月26日晨,农八师机关“八野第一方面军工农兵兵团”反复广播《紧急呼吁》,紧急呼吁解放军根据中央支左五条,支援我们夺回党政财文大权,粉碎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暗暗送权的罪恶阴谋,使无产阶级的权力,掌握在真正的革命派手中。得到求援,武装部队派出军队,支持“八野”反夺权。
5点40分,“八野”大批人员冲进农八师师部,接管总机。6点,武装处调动4个连,对师部大楼实行武装占领,“石造联总”人员被赶出去。战士在大院布满岗哨,屋顶和阳台上,架起13挺轻机枪,3门六0炮。随即宣布由副师长龚建章、萧凤瑞等5人主持八师工作,有倒向“石造联总”之嫌的师政委刘丙正等领导停职检查。
8点左右,“石造联总”总部调来几千人,后增至上万人员,将军人武装占据的各楼和总机房包围,要部队和“八野”交出权力,撤出农八师。
武装处赶紧又调动基建处9连赶来增援,又被人群围住辩论。9连指导员高砥平命令战士上刺刀,子弹上膛。他端着手枪喝令群众让开。兵团子女一校13岁的王万东高呼:“要文斗,不要武斗!”被高砥平一枪打死。部队顿时朝人群开枪,当场打死3人,伤6人。
霎时,愤怒的人群向防守部队冲了过去,前面的人开始夺枪。有的十几人围住一个战士,“苦口婆心地宣传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劝他们放下武器,站到革命造反派一边来”。
“造反团”头头又组织人群,继续包围和喊话要值班部队缴枪投降。值班部队全部退守于师部大院几座大楼内,架枪架炮固守,并回答:不交枪,弄火了再打!
10点,新疆军区参谋长何家产打来电话,命令双方脱离接触,问题由双方代表协商解决。
而“造反团”要部队交枪,惩办凶手,否则决不撤退。人群手挽手,高呼口号,一浪接一浪,继续向住上楼房的部队发起冲击。步枪、冲锋枪、机枪和楼顶的炮口杀气腾腾地对准人群。
11点半,新疆军区派出副司令徐国贤、副参谋长马森等赶到现场。但他们明显一边倒,又根本不到现场同群众接触,失望的人群加紧了冲击,不让部队往外撤。形势很紧张。
下午2点40分,带兵守卫办公楼的武装处副科长王世昌打电话给坐镇武器库的副处长张俊义,请示办法,张指示部队突围。

10分钟后,奉徐国贤副司令命令,23团副团长高庆森打电话给武装处:值班部队立即撤出师部大院。王世昌电话通知总机房和东西楼部队,15点15分从北门强行突围,如遇包围,可鸣枪警告,驱散群众。
15点13分,守东西楼的部队撤出,。一出楼,看到那么多人堵住去路,23团副营长李可志朝天就是一枪。顿时,部队指挥员全部开火,有的冲天打,有的朝人群射击。守卫北门的部队立即成战斗队形散开,卧倒后用步枪、机枪、冲锋枪朝密集的人群开火。大批部队朝北门、东便门和翻过土墙,朝八师武器库撤退。
密集的人群,在密集的枪声中,像打飞的鸭子,跑的、跳的、滚的、爬的、哭的、喊的,四散逃去。直到17点,部队撤完。
白雪皑皑,红血片片。八师大院内和北门外躺下了十几具尸体,有的中了十几枪。受枪伤的二十多人,被送往医院抢救。
撤至八师武器库的部队,经过短暂休整和训话,并分两路,撤出石河子。一路乘车向老沙湾撤去,一路步行经总场向23团撤退。
乘车撤退的部队杀红了眼。当路经石河子汽车站时,正好一辆客车进站,车站门口人很多。部队以为遇上了造反派,3辆卡车车顶的机枪和战士手中的冲锋枪一起开会,当场打伤9人,卡车疾驰而去。
3 辆满载战士的卡车驶上乌伊公路,刚一转弯,迎面碰上高举红旗,手捧毛主席像的塔城地区托里县反修中学哈萨克红卫兵长征队,他们路经石河子,早晨刚去总场为职工进行“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演出”归来。车上有人大喊:“什么人?”手举红旗的帕利莎答:“红卫兵!”
“打死你们!”第一辆车上的机枪立即开火,当场打死1人,重伤3人。据红卫兵小报称:死伤者都是十六七岁非常漂亮的哈萨克姑娘。帕利莎面部中弹,倒在雪地上,手中还握着那杆“毛泽东思想红卫兵长征队”的红旗。
16点,工程连乘车撤退到石总场汽车连附近,停在路旁,由三分场二连的“八野”武斗人员在公路上担任解决。这时,四分场九连的汽车也向这边开来,一见公路上堵了大批人马,指挥员下令:“准备战斗!”举手就是一枪。顿时,步枪、机枪、冲锋枪一齐扫射,当场打死二连机务排长和炊事员。双方开始混战。待发现是“大水冲了龙王庙”时,已打死3人,多人受伤。
至此,石河子“一·二六”血案才算告终。值班部队共打死26人,打伤74人,其中包括误伤“自己人”20人。

“一·二六”血案震惊朝野。周恩来下令,曾下令解散“八一野战军”。并指示严禁开枪,不准出动坦克,停止冲突,听候查处。
次日,根据中央指示,新疆军区派出7971、8010、8011部队进驻石河子市。驻军代表召集“八野”和“石造联总”代表协商,达成《四项条件》:一切组织所存武器弹药一律上交军队保管,如有违背,以现行反革命论处;确有证据的杀人、打人凶手,交解放军看管,一般群众立即释放;立即停止互相抓人、打人、抄家等做法;宣传以上三条。
由于中央要稳定军队,尤其新疆地处“反修前哨”,更不能乱。对于“一·二六”血案,新疆军区和兵团电告中央,是造反组织向兵团部队夺权抢枪,引起双方武装冲突。于是,中央将其定性为“双方武装冲突”。
1月30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电告下降;1、立即劝阻人民内部的一切武装冲突。武装部队绝对不准开枪。如有群众夺取部队武器,首先劝阻,不听,应向天放枪警告对武装反革命分子和过境窜入的武装反革命分子,也要力求逮捕,只有敌人首先开枪时,才能自卫还击。2、新疆军区和军区生产建设兵团的武装值班部队,担负着保卫祖国边疆和文化大革命的繁重任务。新疆军区领导机关及兵团的武装、机要部门和武装部队,任何人、任何组织不准冲击夺权。3、石河子地区的武装冲突问题,待中央派人调查处理。目前在武装冲突、乌鲁木齐等地发生的乱抓人、打人的行为,应立即停止,已抓的群众,必须立即释放。
“一·二六”血案对新疆的“文革”局势,影响深远。血案发生后,新疆自上而下都在利用死难者的鲜血大做文章。
“一·二六”血案后,“石造联总”要为“死难烈士”报仇,“八野”声称“石造联总”制造了“*****”。两派当即互相抓人、打人、抄家,闹得天昏地暗。
1月29日,“石造联总”发布《第一号通令》,声称要逮捕“八野”头头、杀人凶手等十种罪犯。
1月29日,“石造联总”在石河子管理处广场举行“一·二六”血案控诉大会,万众激愤。一些的“八野”头头和骨干被揪上台来,罚跪、揪头发、搞“喷气式”、戴高帽、挂黑牌等,会后游街示众。
“石造联总”在石河子地区搞了几天“红色恐怖”,掀起了抓、抄、搜捕凶手高潮,不少单位私设公堂,刑讯逼供。
“一·二六”血案,不仅给支持“石造联总”的新疆少数派组织以造反夺权的最好口实,也给全国造反派提供了“向走资派进行的这场夺权,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的有力证据。1月28日,“保武(武光)反王(恩茂)”的“新疆自治区革命夺权总指挥部”率18个群众组织发出《联合紧急通令》,指责《四项条件》“出卖原则,抹煞敌我矛盾,助长敌人气焰”。并在乌鲁木齐组织大规模示威游行,王恩茂、丁盛被当作“八野”的后台,和“一·二六”血案的黑后台,受到猛烈攻击。新疆地区的夺权斗争进入新阶段。
而新疆军区领导人和丁盛,则要利用“一·二六”血案大做文章,既要整倒造反派,又要打击异己,制造冤案,借以巩固自身权力,进而一统新疆的大权。
于是,新疆自治区、新疆军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负责人,对石河子惨案作了如下定论:
石河子“一·二六”血案,是武光、张仲翰等人勾结社会上的牛鬼蛇神,制造的一次有计划、有组织、预谋已久的反革命事件,是他们妄图在新疆实行篡党、篡军、篡政,复辟资本主义的一个严重步骤。是“九·二五”起义人员要搞兵变。于是,他们开始了一场自上而下的大清洗。
武光因是自治区党委书记兼人大常委副主席、新疆军区第一副政委,与王恩茂、丁盛等素有不谐,“文革”中最先出来“亮相”,表态支持造反派夺权。1月24日至25日,因处理八一糖厂工人绝食问题,去过石河子。因此,自治区、军区和兵团派出的联合调查组,硬要兵团医专学生张秋英承认,武光在会上向他授意:“夺权要有几支枪。”始终为张拒绝。但仍以次为证据,将武光打成“现行反革命”、“大叛徒”,几度关押。
1966年12月9日,乌鲁木齐发生绝食事件,张仲翰被中央招致北京。1967年1月16日,又被揪出批斗,失去人身自由。1月22日,“八野”派的兵团机关“联总”把张仲翰从北京揪回新疆。1月29日,在乌鲁木齐人民广场召开批斗仲翰大会,会后即军区部队押管。30日即被当作“一·二六”血案的“幕后黑手”,押往北京问罪。
兵团参谋长陈实是丁盛急于打倒的对立面。“一·二六”血案发生时,陈实为躲避两派批斗,正藏到他弟弟陈殿信家。军代表调查组按上司授意,硬把“策划者”的屎盆子往他头上扣。刑讯逼供,要陈殿信改口,结果逼死陈实两位亲人。
1967年2月~5月,新疆先后大刮起“二月镇反”、三月军队“支左”和军管风,新疆的造反派遭到残酷镇压。自治区、新疆军区、和兵团领导人大力支持新疆的“八野”、“联总”、“工农革委会”和“红促会”等多数派组织,大规模抓人、打人、捕人,实行高压恐怖。那些在“一·二六”血案中受伤活着的受难者、当天的参与者及家属,有的被批斗,有的被关押,有的扣发工资。
石河子总场为“八野”召开声势浩大的万众平反大会,会场周围架设轻重机枪和六0炮,31个“造反团”头头和骨干被批斗。会后,游街示众,开除公职,认罪检查。
根据军代表调查组的调查材料,新疆军区以“一·二六”“肇事者和凶手”的罪名,逮捕了46名“罪犯”,长期关押6年多。蒙冤受屈,遭受严刑拷打,百般凌辱。而真正的凶手长期逍遥法外。
据《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大事记》载:事后,逮捕审讯49人,逼供致死6人,1000余人受株连。 3月3日 中共中央办公厅通知,将在北京的张仲瀚留京监护,隔离审查。不久改由“中央专案审查小组”第一办公室进行监护审查。
3月28日 兵团临时文化革命委员会成立。裴周玉任主任,丁盛任第二主任,李荆山、王振东(兵团司令部副参谋长)任副主任,杨贯之(兵团司令部副参谋长)等9人为常委。随即布置在兵团进行全面夺权。 3月30日至5月8日 ,兵团临时文化革命委员会,先后作出错误的决定,呈报新疆军区,将兵团副司令员陶晋初、参谋长陈实、副参谋长曾继富、干部部副部长杨兆元、计财部部长毛乃舜、供销部代部长陈明池、石管处副政委汪培模、农一师师长林海清、工二师师长傅志华、农六师政委赵予征等10人停职反省。
6月 ,中共中央决定:任命裴周玉为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第二政委、党委第二书记;丁盛为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第二司令员,党委第三书记。丁盛、裴周玉一派成为血案后的大赢家。
直至林彪事件后,丁盛一度失势,46名“案犯”才获得释放。丁盛后因追随“四人帮”而倒台,此案重新裁定。但一切罪名,皆由丁盛个人顶缸。
(朱培民 余习广)

 

1月17日——访民怀念赵紫阳

我想为胡石根长老写一条帖子

文/刘二狗蛋

胡石根长老从7月份消失以来,快四个月了,据说关在天津,但和众多那一次消失的朋友一样,律师和家人都不知道他在天津那个疙瘩。

一、初识胡长老

第一次见到胡石根长老大概是好几年前的一场聚餐上,那时候打压还没有那么严重,京城的各个角落都有各种形式的聚餐。在一场不起眼的聚会上碰到胡石根长老。胡长老给人的印象看起来身材矮小、瘦瘪瘪的老头子,和一位守车库或者看门大爷没有两样,也看不出有任何特别之处,不时帮身边的朋友盛汤夹菜。

那时候罗伯特议事规则比较火,轮到头子自我介绍,说话声音洪亮,中气十足。听旁边朋友窃窃私语介绍,才知道这个叫胡石根的老头子不一般,被判刑20年,实际坐牢16年,哇,坐牢这么多年居然精神这样好,完全没有半点颓唐和消沉。于是,等他发完言就去和他合影。(很遗憾这张照片由于原来那台电脑坏了,没有存下来)

二、北大高材生的胡长老

后来,我回到家网上查询资料,才知道胡长老是恢复高考后第一届大学生,以江西省前几名的成绩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与现在的封疆大吏胡春华是同班同学,但他们选择完全不同的道路。一生践行理性,把最美好的年华都交给监狱了。

后来聚会上,真的见识了胡长老的过目不忘之本领,服务员报WIFI密码,我连问了三次都没有记住,旁边的胡长老一下就一字不差的说出来了。他还和大家分享抢红包的规律,根据概率统计,第一个抢的红包应该是最大概率,越往后越小,所以肾六抢红包就是快。那时候北大中文系要学概率和微积分?奇怪,嘻嘻。

三、默默流泪的胡长老

一个坐牢二十年的人,没有一点被打垮,意志真的是钢铁一样的吗?后来我看到莎莎姐(如今出国到加拿大的刘莎莎)披露,她曾看到胡长老和另一位坐牢多年的战友一边喝酒一边痛苦,喃喃自语问,兄弟,你们一生都交给了监狱,这到底是为了什么啊?这段有第三人见证喝酒流泪的场面,一点也没有减轻他的英雄形象,相反,更能看到一个真实令人可敬的先驱!

四、临危不惧的胡长老

我不是基督徒,所以没有去过教堂。一天,一位山东的朋友要让胡长老受洗,说受洗就是要重新做人,和结婚差不多同等重要的事情,于是我被忽悠进了教堂。我们正在唱赞美诗的时候,由于朝阳区群众举报,国宝把我们围困在临时教堂,胡长老站起来质问他们的执法正当性、合理性。趁着混乱中,我和几个朋友偷偷溜走了。

后来见面,胡长老告诉我们,他故意虚张声势,好让我能脱身,你还年轻,在外面可以做更多事,尽量不要在他们哪里留下案底。听完胡长老这样说,我真的是又感激又惭愧!

五、我欠胡长老一顿饭

一次,胡长老说,狗蛋,我生日,请你们吃一顿便饭,很希望我能去。

我说尽量来吧。(我一直以来的原则是:不能因为社会事务影响工作,毕竟,工作才是安身立命的事儿,民主圈朋友大部分经济都不宽裕,我不能为大家做多少贡献,但,至少,不能成为大家的负担。所以,推掉了很多聚会和一线围观,在此,也请朋友们多理解。)

最终,哪天加班没有去成,一直十分愧疚,说过请胡长老吃一顿饭,也不知道猴年马月。

六、我想为胡长老写一个帖子

其实,那一次和胡长老合影,我就是想让更多我身边的朋友,知道在当今的中国,有的人在为理想、为美好的明天一生付出,众多如胡长老一样的人,他们默默无名,他们一生奉献!很想为胡长老写一个类似于宣扬唐吉田律师和倪玉兰律师一样流传的帖子:

他妻离子散,五赴监狱,坐牢十六年,仍然开朗乐观,现在又失去自由了,他就是北京的胡石根长老。

 

民主圈的老炮——胡石根长老 /武文建

2016-01-18 大黄鹅

 

胡石根:中国不需要什么英雄主义!中国需要的,是每个中国公民都拿出点良知和勇气来,拿出点公民精神和公民责任感来,都能够从我做起积极行动起来,那么,我们的国家必定大有希望,我们的民族必定大有可为!

 

这两天台湾大选,网络一片沸腾,我没关注,各种围绕竞选的视频,一个没看。说实话,我这20来年,国外竞选不关注,只关注过马英九竞选总统一次,看到那场景,在电脑旁抑制不住的落泪,情感复杂,羡慕他们,更深知大陆为民主付出太多人的心酸与坎坷。

胡石根先生又折了,定性为颠覆什么政权,前景不容乐观。6、7年前在朋友的聚会上与他见过一面,简单的谈了谈,以后也没交往。我们这类型的人接触,有关部门永远是用阴暗龌龊的心理,琢磨和分析我们要干什么。-

我89年6-4后判了7年,在北京二监时,与因间谍罪判15年的前北京青年报著名记者关键是一个中队,关键也是大陆首位采访邓丽君的记者,他后来在狱中得癌,保外后不久去世。

我知道胡石根的许多事情是93年出自关键之口,因为他与胡石根都在一个看守所,也许还同过号,我不记得了。关键很是佩服胡石根,是爷们!连看守都佩服胡石根,也替他惋惜。

6-4!不知改变了多少人的命运,胡石根亦如此。他是北京语言学院的讲师,6-4后他有计划、有组织、有预谋、有纲领地组建了一个政党,据我所知,这是6-4后第一个反对党,后来他又组建了一个工会组织。

6-4后胡石根忙于社会活动,可以说是废寝忘食,家里除了方便面就是方便面,妻子除了担心就是害怕。他经常早出晚归,有时一连消失数日,妻子与他多次争吵,无法改变胡石根的执着。一次争吵后,胡石根在书桌前写东西,妻子手拿剪刀扎向他的眼睛,大呼“我扎瞎你!我以后养着你!”。胡石根一躲,剪刀扎在眼眶,落了个永久的伤疤。

92年,胡石根策划在几个省搞纪念6-4的活动,并打算在香港购买航空模型飞机,遥控到天安门-广场-撒传-单。无奈,事情暴露,被共军一网打尽,党组成员变为同案。后来胡石根获刑20年,宣判他时,他高呼“打倒-GCD”。

虽然我与胡石根都在北京二监服刑,不是一个中队,没见过。6、7年前与他见面的那次,我了解他的事情跟他说了说,基本属实。那时胡石根已受洗,从事基督教工作。

我问胡石根,夫人如何,可好?他说,十来年后也离了。他说此话时,语气突然的缓慢与沉重,眼神闪过不易察觉的忧伤。是的,这就是老炮的情感,刚强的背后,掩盖着惆怅。我没再问,也无语,我当然不怪罪他夫人,也理解他夫人。

“窗外更深凝露,今夜落花成塚,春去春来俱无踪,徒留一帘幽梦,谁能解我情衷,谁将柔情深种。。。”昨晚在网上放这首歌曲,一网友回复,你是老武吗,是我认识的老武吗?我无语,也不想回答。

无可奈何,无能为力!惟有祝愿,祝愿所有的受难义人,好运!

--武文建2016.1.

 

华裔学人建议中国准备好充足北韩维和部队

 北朝鲜为什么疯了?(德国哥廷根大学教授 于晓华)

来源:东方历史评论网

 

最近看到北朝鲜大动作频频。在金正恩上台后,各种疯招迭出,发完了导弹,搞核爆,现在又是撕毁停战协定,不断挑战国际秩序。朝鲜在金正恩的带领下,疯了吗?对,是因为穷疯了!

我在日本留学的时候,周围有不少研究北朝鲜的专家,对北朝鲜有不少的认识。对于这样的疯狂行动,我很能够理解的。其实,这正是朝鲜劳动党60多年来一贯的屡试不爽,赖以生存的策略。

 

劳动党的任务

北朝鲜人口只有2500万,相对于中国,是一个非常小的国家。在1990年之前,北朝鲜背靠社会主义的大国,中国和苏联,从而获取了大量的经济援助。那么小的国家,只要苏联和中国稍微给点施舍,加上自己的生产,生活过的得那是相当的滋润。朝鲜那时确实比中国人民过的滋润多了。按照韩国银行的统计,1990年北朝鲜的人均GDP为1146美元,而那时中国只有344美元,比中国的3倍还要多。看到这样的统计,我差点被气死,到底谁应该援助谁啊?遗憾的是,除了众所周知的抗美援朝,在过去60多年中中国到底给了朝鲜多少援助还没有公布!

北朝鲜的劳动党那时的主要任务就是分配外援。 想象一下,这样的政党,基本不要收税,国家还不断的有免费的分配,统治力能够不强吗?能不受人民爱戴吗? 政党内部也很团结,不听话的干部,就没有分配。所以,大家都紧密地团结在金日成的周围,享受着社会主义的雨露。

 

苏联解体后的贫困

苏联解体后,世界形势发生了巨变。苏联的援助从此没有,俄罗斯自己还不能解决自己的温饱问题,哪顾得上北朝鲜。中国也和韩国建立了外交关系,中国的外交政策也变得越来越务实,渐渐减少对北朝鲜的援助。这使得被朝鲜经济和劳动党的统治都陷入了困境。

在1990年初,朝鲜人民开始自立更生,开荒多生产粮食。虽然苏联在1970年代援助了大量的拖拉机,可是由于缺少能源,机械化无法深化。雪上加霜的是1994-1995年左右的大水灾。由于北朝鲜属于多山地带,大雨的冲刷使得大量肥沃土壤流失,粮食产量进一步下降。人均GDP,在1994年后逐步下降。朝鲜人民陷入了极度贫困之中。

 

金氏王朝的对策

为了维持劳动党和金氏王朝的统治,北朝鲜想尽一切办法,获取外援。

首先是自立更生,主要手段是政府支持下对日本以及中国等国出口毒品。在2000年左右的时候,东京的地下毒品市场的主要来源就是北朝鲜。最近中国东北毒品泛滥,也是根源朝鲜,据凤凰周刊报道,2010年中国当局没收的朝鲜产毒品价值达6000万美元。这一点被国际社会所获知,从此开始对北朝鲜的各种出口采取严密防范,并在海上打掉了几次朝鲜毒品走私船只,使得北朝鲜的这一生财之道渐渐受控。

其次,金氏家族开始考虑使用国际讹诈等方式骗取外援。既然苏联的外援没有了,中国给的钱不痛不痒。那就要向韩国,日本以及美国要。最好的方法就是核讹诈加欺骗。

1988年美国正式对国际社会宣称,朝鲜可能在开发核武器。1994年,联合国安理会提出对朝鲜制裁。1994年美国前总统卡特对朝鲜访问,进行斡旋,达成协议,同意美日韩拆除其石墨反应堆,帮助朝鲜建立两座轻水反应堆。不过由于朝美双方对资金分摊问题,一直讨价还价,延宕了援助进程。

其间,金正日也展示所谓和平和温情一面,骗取国际社会大量援助,尤其是韩国和日本的援助。2000年6月韩国总统金大中访问朝鲜;2002年9月,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访问北朝鲜。为了实现和平,也为了给这些政客添光,他们私下或者公开都带去了大量的援助。比如,金大中就通过现代集团私下汇款1亿美元。1亿美元换取了一枚诺贝尔和平奖,便宜还是贵呢?

不过,2002年美国获取了朝鲜背信弃义,继续研制核武器的证据。朝鲜马上承认了美国的指控,朝鲜核危机爆发,这也使朝鲜的国家信誉彻底破产。

不过在中国的斡旋下,2005年9月朝鲜问题六方会谈取得进展,朝鲜承诺放弃核武器,美国承诺对其继续支援。比如,在2008年美国对北朝鲜的支援总额达到了2.25亿美元。

可能由于北朝鲜金融改革失败,以及觉得援助太少,内部压力加大,朝鲜于是在2009年4月发射一枚飞越日本的火箭;并宣布重启钚浓缩反应堆,并在2009年5月25日再进行了一次核试验。2009年6月12日,联合国安理会一致通过1874号决议,对北朝鲜进行核试验进行谴责,并加强对北朝鲜的经济制裁,美国日本等国断绝了给朝鲜的经济援助。

从此,朝鲜在疯狂的道路上越走越远,继续核试验,继续发射导弹,并走向了所谓撕毁朝鲜停战协定的地步。

 

朝鲜疯狂的原因

朝鲜采取的任何行动,时而温顺,时而疯狂,根本目的就是为了获取外国援助,维持劳动党和金氏王朝的统治。

朝鲜劳动党对内统治,遇到了严重的危机,这主要是经济危机造成的。如果温顺可以获取外援,借以能够收买国内的反对势力,摆平国内的危机,那就值得温顺。如果温顺不能够获取足够的外援,不能解决国内的反对势力,那就对外强硬,吸引中国,美国,日本以及韩国注意,讹诈更多援助。如果中国,美国,日本以及韩国继续不给钱,朝鲜就会对内宣传说,朝鲜的苦难,是由于美帝国主义等国家封锁造成的,引起内部人民的同仇敌忾,转移对执政党的不满。为了内部的统治稳定,我认为甚至可以不惜代价挑衅韩国,来一场区域性的可控的小规模战斗,2010年的延坪岛炮击事件以及韩国舰艇天安号被击沉事件,都是最好的证据。

朝鲜金氏王朝赌博的筹码也很清楚,与其让内部推翻,不如索性对外挑衅一把,说不定还能捞点好处,转危为安。这也是不得已而为之的策略。

可是,韩国,日本,中国,美国在和朝鲜长达几十年的交往中,已经洞悉了朝鲜的伎俩,对不讲信用的朝鲜,现在采取的政策就是不理睬。人与人交往中,对一个人最大的蔑视就是“不理睬”;对一个不守信用的流氓最优的对策也是“不理睬”,对国家也不例外。

 

结论:

在新的国际秩序中,内外交困的朝鲜金氏王朝何去何从?

我的预测就是:如果美国,韩国和日本继续不理睬朝鲜,不给朝鲜巨额援助,朝鲜很可能继续升级无赖行为。或者对韩国发起一场,有限的类似于2010年“延坪岛炮击事件”这样的小规模战斗,借以转移内部的压力。不过,如果战斗过大,可能会导致美韩联军的反扑,把朝鲜彻底灭掉。朝鲜的劳动党也很难办!

如果没有外部巨额援助,已经苦苦支撑了20多年的金氏王朝很快就会灭亡!不是被内部起义灭亡,就是因为挑衅美韩被美韩灭亡。

至于中国,无论朝鲜被内部攻破,还是被美韩灭亡。为了国家利益,中国都应该派出维和部队,占领北朝鲜,参与破除核设施,并进行大规模的经济援助,以此维持中国在朝鲜半岛的战略存在,并维护东北亚的稳定。

文革前高考“不宜录取”政策的回忆

2015-12-29 袁剑平       

原载于2007年第6期《炎黄春秋

 

加挂:本人77年都还属“不宜录取”之列呢!——朗父宣

光冕传媒

我国高校招生走过一条曲折之路,1966—1970年5年没有招收新生,1971—1976年6年推荐工农兵学员上大学,1977年才恢复正常高考。在这之前,1958—1965年的8年中,高校招生还有“不宜录取”和“降格录取”的政策。笔者是1959届高中毕业生,同学中有不少是“新中国”教育史上这一极“左”招生政策的直接受害者。“”

 

尘封于历史死角的一段往事

笔者的中学时代是在古城开封度过的。从民国时期一直到五十年代初开封都是河南省省会,这里代表着全省教育的最高水平。母校育才中学的师资、学风、学生在开封都是很好的。我所在的高59届共200余人,1959年高考时除了不愿升学的以外,都考上了大学,而一些尖子生却落了榜,这真让人费解。

在当时的氛围下,人们不敢询问原因,心中的疑问只好压在心底。改革开放后,“左”的错误一次次得到纠正,当年的谜团才慢慢解开。原来,我们上高三时,校方在极为保密的情况下对学生一一作了政审,除了推荐留苏生和保送生外,政审结论基本分为四类:1.可录取机密专业;2.可录取一般专业;3.降格录取;4.不宜录取。政治审查的依据,并非个人表现或学习成绩,而是家庭出身和社会关系。出身地主富农家庭的,或者家长在1957年被划为右派的,或有海外关系尤其是港澳台关系的学生基本上都是不宜录取和降格录取者。当时高校招生时先看政审结论再看考试分数,我的同学中因此失去上大学机会的不在少数。这里略举数例。

江雪,1954年从入朝“志愿军”退役经考试插班到育才中学初二,始终保持门门功课5分的优异成绩。被保送入高中后,在《人民日报》上发表过小说,又是校学生会副主席、团支书,还多次被评为“三好学生”、“优秀团干部”,1959年高考时,江雪对自己的政治表现和学习成绩都是很自信的,报了北大、北师大等名校。然而,他接到的是一封这样的信:“……由于招生名额有限,今年你未被录取……”。后来,江雪才知道自己因为家庭出身问题而落榜,并获悉在1959年的文科考生中,各科成绩都在85分以上的,全省只有两人,江雪分数最高。当时有八所大学都想录取这位“省文科状元”,可是均在“不宜录取”政策面前望而却步。

范天成,是老师眼中的文理全才,高中时对巴甫洛夫的高级神经活动学说,卢瑟福的原子结构模型理论,化学中的电离理论,数学中的非欧几何体系十分着迷。他兴趣广泛、视野开阔,已经在有意识地追寻前代成功学者的科研思路与方法,以期为升入大学后及早转入创造性研究做好准备,这样的学生也因家庭出身问题被“不宜录取”。他找工作时碰到一个急需语文算术代课教师的小学,听说他语文算术都能教,高高兴兴地把他领走。

吕延梅,初中时是“全5分”学生,被保送到高中部。他虽出身富农,但自恃学习成绩优秀,报了北京大学数学系。他收到大学录取通知书,信封右下角印着北京大学四个字,但被蓝水钢笔划掉,改写成“开封师范学院”,又被用钢笔划掉,最终改定为“开封师范专科学校”。开封师专属两年制大专。吕延梅虽被该校录取,上的却是一年制的数学短训班,这种短训班不算学历。从北京大学一降再降,落到师专一年制短训班,吕延梅可谓1959年高考“降格录取”的典型。

 

不宜录取遍及全国

当时这样做的,自然不是开封育才中学一家,也非河南一省。受伤害的也不单是高中生,连初中生也因同样的缘故剥夺了上高中的资格;而且这样做并非一年。文革初期开封某中学档案室被撬,学生们发现正要参加高考的66届应届毕业生的政审档案,分类与前所说相同,此事曾引起轰动。这无疑证实了直到1966年“不宜录取”、“降格录取”仍在执行,只是因为“文革”突起导致高考中断,才悄然止息。经查档案,1958年河南省某市高考“不宜录取”的比例是7%,1966年是6.1%。自1958年至1966年,8年里全国遭“不宜录取”“降格录取”的高、初中生究竟有多少?只有问老天才能知道。

孙中山的孙女孙穗芳在《我的祖父孙中山》的后记中记述:“1955年,我从上海第八女子高中毕业,我三年高中的总平均成绩在90分以上,还被评为五好学生。在教师的指派下,我还负责帮助五位同学通过了毕业考试。虽然有这样的成绩……我不能进入任何大学读书。我对自己的未来非常悲观,却连哭都不敢哭……就写了一封信给祖母宋庆龄……祖母很快回了信,信上说:上大学不是人生唯一的道路。不过,她在信的最后一行提到:但愿我明年能进入大学;次年我进入上海同济大学。”孙穗芳的回忆表明1958年以前高考中也有类似的政审条件。只不过1958年以后政审涉及的内容更多了而已。

经济日报出版社1998年9月出版的《荆棘路》中收录了剧作家吴祖光的几篇文章,他谈到自己因鸣放而被打成“右派”后的悲惨遭遇:“什么反右、批判、检查、劳动我们都经受了;但是使我最痛苦的是我的家庭,我的母亲、妻子、子女……再说我们3个孩子,都不许升学。长子吴刚去近郊农村‘锻炼’,次子吴欢初中读完也送到北大荒,作了7年‘兵团’通讯员,每天走70华里送信的苦役。小女儿吴霜初中毕业后,竟被原来最喜欢她的女班主任老师取消了她升学的权利,只能留在家里……”吴老在这里记述了初中不能升高中的小女儿。我的一位中学老师夫妻二人曾带过一个业余班,里面全是初中不能升高中的学生,这些学生不能升学更不能进工厂。老师说他们都很刻苦,既爱学习,又能干活,良好的学风、艰苦的环境让他们夫妻至今难忘。

集作家、画家、艺术家于一身的冯骥才也是一位天津的“不宜录取”者。在接受台湾作家施叔青的采访时,冯说:“我1961年高中毕业,考中央美术学院,我出身不好,复试完了,教师告诉我:‘你愿不愿意上李可染的山水画系?’我说:‘愿意。’最后我没有被录取,原因是我出身资本家的家庭,那时是‘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时候。美术学院进不去了,就到‘天津国画研究会’去画画、仿古,沉浸在艺术里,……”(《文坛反思与前瞻》,新加坡,明创出版社,1989年)

遇罗克也有“不宜录取”的经历。遇罗克1942年生,北京市人,其母是“解放”初期北京一家有十几个工人的小厂老板,遇罗克因此成为资本家出身。1957年遇罗克的父母双双被打成“右派”。1960年他参加高考时落榜。之后,他主动报名到北京郊区人民公社当农业工人。1962年遇罗克又参加了高考,北师大准备录取他,但他所在的大队却坚决不给档案,理由仍是“家庭出身问题”。结果,他再次名落孙山。

获得首届徐迟报告文学奖的作品《胡杨泪》记述的主人公钱宗仁也是一位不宜录取者。钱1963年在湖南参加高考时是湖南省的前十名,清华要录取他,因家庭出身问题,他所在的公社不给档案。1964年他第二次参加高考,被哈尔滨工业大学录取,3个月后,因公社书记多次到学校逼迫,迫使学校将其退学。1965年他又一次要求参加高考,公社出面不准他报考。钱宗仁被迫到新疆谋生,过着极其艰苦的生活,但是他仍然自学数学。1984年《胡杨泪》一文发表后,钱宗仁引起各方面的重视,改行到《人民日报》当记者,正当他准备大干一场时,却被诊断出已是肝癌晚期,于1985年10月1日凌晨去世,年仅41岁。

“不宜录取”政策,明显烙有那个年代“左”的印记,由于它摧残人才于未成之际,受害者受的是“内伤”,具有隐蔽性,故而时至今日,“右派”公开“改正”了,国门打开了,历史上种种冤假错案平反了,而关于当年“不宜录取”、“降格录取”对一大批潜在人才的摧残,却尘封于历史的死角,极少被公开提起。然而这段历史的教训却是不应被忽略的。

 

余习广:杀了8万4千人的广西四二二武力镇压事件(2

 

来源:微信群
武斗以更大规模进行。7月31日拂晓,自治区革筹小组和广西军区调动6912部队两个连、广西军区警卫营两个连、南宁军分区一个连、炮兵642团两个连,以及玉林、陆川、贵县、邕宁、武鸣、马山、横县、上林、崇左和南宁郊区联指武装人员,攻打“四·二二”派的另一据点展览馆。军民联手进攻,共计4000多人。指挥部设在圆明饭店,下午3时开始包围炮击。8月1日上午8时,围歼结束。共打死“四·二二”派该据点武斗人员23人,伤5人,俘虏470多人。据1990年由广西人民出版社的《广西文革大事年表》记载:“自治区革筹小组、广西军区调动部队和南宁’联指’武装人员围歼广西’四二二’展览馆据点。参加围歼的解放军有六九一二部队两个连,广西军区警卫营两个连,南宁军分区独立营一个连和炮兵第X团高机炮一连、二连,以及玉林,陆川、贵县、邕宁、武鸣、马山、横县、上林、崇左和南宁郊区’联指’武斗队。指挥所设在明园饭店,下午三时开始包围炮击。”(112页)经过一阵猛烈炮击后,战斗从晚上打到8月1日8点,耗费高射炮弹690发,机关枪子弹1000多发,冲锋枪、步枪子弹17000多发,终于消灭展览馆主要火力点。“联指”和军队冲进去共抓获“俘虏”473人,打死23人。

 8月2日,革筹小组和军区负责人向中央检讨说:“我们对新’四二二’所属展览馆据点实行强行’进驻’和’收缴武器’,事先没有向中央请示报告,是严重错误,特向中央检讨,请中央给予批评。”
  军区某些负责人就在检讨的当天,命令6912、6966、6936部队和南宁、武鸣、邕宁、横县、崇左、上林、马山、玉林、贵县、陆川等县“联指”武斗人员大举包围“四二二”的解放路据点,那里的12条街道被打成一片废墟……。
至8月1日,百货大楼和展览馆均被攻下。当天,军民联欢,“联指”派举行庆功会餐。南宁市革委会、南宁警备区司令部和政治部发布《公告》,谴责“四·二二”“又制造了一系列新的反革命事件”,并勒令其“不折不扣地、无条件地立即全部交出武器”,否则“定将依法严惩”!
8月2日,参战部队以“武装救火,收缴武器”为名,派出两千多人的部队,合同九县一郊的武斗民兵和“联指”派武装人员,集中力量,围攻“四·二二”派的最后占据的解放路。8月4日,部队和“联指”派加大进攻力度,向解放路进行更加猛烈密集的炮火进攻。解放路银行被炮火击中起火,“四·二二”派从金库中抢出50多万现金,给银行人员打过收条后,装入4个麻袋。后经讨论将其全部烧毁,以示明知一死,但“不能留给敌人”的决心。
8月2日,自治区革筹小组和广西军区向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和广州军区检讨错误说:我们对新“四.二二”展览馆据点实行强行进驻和收缴武器,事先没有向中央请示报告,是严重错误,特向中央检讨,请中央给予批评。还说,在部队进驻时,他们向部队开枪,我牺牲六人,伤五十二人,部队还击打死他们二十三人,伤五人。
8月5日,在围攻者优势兵力的强大攻势下,“四·二二”派的解放路据点被攻下。当天上午九点左右,解放军和“联指”、“工纠”从解放路押送一批“四·二二”派的“俘虏”出来,被押到广州照相馆门口,26人,被集体枪决。
8月5日下午和晚上,“联指”派在南宁市多处进行庆祝胜利大会和庆功宴会,广西区革筹、广西军区、南宁市革委会、南宁市警备区司令部负责人纷纷向“四·二二”派表示庆贺。
8月6日,从南宁解放路、展览馆等地抓获数千“俘虏”和“流窜犯”后,“联指”派一大批人对“俘虏”和“流窜犯”进行屠杀。对此,自治区革筹小组广西军区负责人召见广西联“联指”指挥颜景堂等主要头头,谈对“俘虏”的政策问题。
8月6日,广西区革筹和广西军区韦国清和欧致富等4人,向中央发出《关于南宁“新四二二”在解放路一带烧杀抢情和我们处理意见的请示报告》。报告称:近半个多月来,新四二二在其控制的解放路、灭资路(原民生路)、新华街一带,连续放火、杀人、抢劫,干了一系列反革命罪行。他们烧毁百货大楼、土特产商店、邮局大楼、新华书店、食品店、华侨商店、等许多商店技术前民房,烧毁二十多条大船和一部分小船。放火前先抢东西。部队和群众去救火,他们在工事中开枪射击。据不完全统计,抢去国家粮食190多万斤,大量布匹、百货和药品,十几个旅店被洗劫,有女旅客被奸污;残杀崇左县革委会副主任、常委各一人,在解放路和邕江大桥打死解放军2人,打伤64人;火力封锁邕江大桥和市中心朝阳广场两个多月,袭击车辆,打死打伤行人数十人,使市内交通断绝;炮击军区、高炮团、六六0团和南宁市革委会,用炸药爆破驻军的民族电影院和工农兵饭店;打通民房挖地道;修筑工事,赶走居民;用机枪扫射住有外宾的西园招待所。因此,我们准备使用15个连的兵力,占领制高点,完成包围后展开强大政治攻势。如继续顽抗,力争分化瓦解,让其自己揪出坏人,放下武器。如火力突围,则搜捕其头头和指挥者,避免群众伤亡。该报告得到毛泽东批示:照办。
这样,这场在南宁历史上史无前例的惨烈大战,就得到了“伟大领袖毛主席最高指示”的恩准,成为当代中国“奉旨征讨”的行动。
解放路战斗结束后,在上述三个据点据守的“四·二二”派成员,及未“随军撤退”、参加武斗的“四·二二”派家属老人、妇女、孩子,以及家住解放路、民生路等地的群众9800多人成为“俘虏”,被收容、关押、审讯、殴打,有的被毒打致残,还有许多人因受不了酷刑,企图逃跑而被枪杀。许多人被分批拉到邕江边处死。
面对广西军区和“联指”武装人员的大军围剿,“四·二二”派近三千人(一说七千人)躲进了有独立的供水供电系统和通风防毒气设施,还有供几万人坚守数月的粮食储备的地下人防工程。
8月,正是南方的暴雨季节,邕江流域下起大雨,水位看涨。为消灭这最后一批“四·二二”派的“匪徒”,“联指”前线指挥部拟定了用水淹的歼灭方案:打开邕江上游左江水电站拦河大坝的大闸,水淹南宁,活活溺死人防工程中的最后一批反对派。为此,联指的一个主要头头去请示广西革筹小组负责人和军区政委韦国清时,韦国清大怒:“你们混帐!我管不了你们打派仗的鸡巴臭事!左江大坝是否开闸泄洪,我更管不了那么具体!全自治区现在乱成一窝蜂,党政军民学,工农商学兵,农林牧副渔,哪一行不要我来抓?还有抗美援越,是毛主席、党中央亲自交下的任务,我必须全力以赴,懂不懂?国际斗争,世界革命,懂不懂?你们那些屁事,我哪有时间过问?”
8月8日,“联指”前线指挥部命令控制左江水电站的“联指”成员开闸,向南宁的水渠及邕江放水。据当时《广西日报》报道,邕江河水上涨到74米,数千间民房受威胁,水不断上升,甚至超过了五八年74.71米的水位。从南宁火车站走朝阳路去百货大楼,都要坐船。而人防工事所在的解放路的位置正处在邕江边上,地理位置比朝阳路还要低,走朝阳在防空洞中的“四·二二”派人员,因为河水暴涨,不少人只好爬出来投降。但又有不少当场被杀。其余坚守在工事中的数千反对派和他们的家属,全部被活活溺死。一时间,邕江河水驮浮难以计数的人尸。港澳的报纸惊呼:“广西武斗造成人员大量伤亡,尸体漂至大海……”,一时震动世界。有材料称:韦国清等人马上明令沿江各县打捞尸体,每捞到一具,可以由公家报销人民币10元钱。
大洪水退却后,军队和“联指”派武斗人员从地下人防工事中抬出一具具发臭的尸体。而这些人未计入这场武斗大死亡人数之中,因此具体数字难以确定。
“南宁大洪水”后一段时间,广西区革筹在正式的报告材料中向中央报告,南宁发生了“百年不遇的大洪水”。而在1979年广西四届人大会议中,前解放军某部工兵排排长提供的一份材料声称:1968年“七·三”布告后一个大雨倾盆的夜晚,他奉命率领工兵排在邕江上游炸毁了一座大水库的拦水大坝……
在这场屠杀中,“四·二二”派人员曾向“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中央文革用明码电报发报求救,并曾派人突围上北京紧急告状求救,但均未得到回应。
至此,南宁市的武斗战事宣告结束。
在南宁市这场大规模武力围攻“四·二二”派据点的镇压事件中,参战人员使用了轻重机枪、手榴弹、炸药包、土坦克、无后座力炮、火箭筒、战防炮等武器。据官方材料称:在该武斗中,双方共被打死1587人,其中“四·二二”派被打死1340人,后来各县领回的7012名俘虏人员,在途中又被枪杀2324人,当作“要犯”长期关押246人。在这场灾难性武斗中,南宁市共被烧毁33条街(巷),致使5万多居民无家可归,国家财产损失六千万元以上,人民群众的财产则无法统计。给国家和广西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
8月18日,在北京的广西联指头头拘捕广西“四.二二”九头头进北京卫戌区司令部,随后送回广西各地关押。与此同时,广西自治区全境开始了“全面贯彻落实中央‘七·三’布告,坚决严惩一小撮现行反革命”的同步行动。仅1968年7月至8月的一个多月中,广西区革筹、广西军区、各军分区、人武部、各专、市、县革委会和各地“联指”指挥部以“七·三”布告为武器,镇压“阶级敌人”。
1968年7月至8月一个多月中,广西区革筹、广西军区、各军分区、人武部、各专、市、县革委会和各地“联指”指挥部以“七. 三”布告为武器,镇压“阶级敌人”,全区共杀害和迫害致死84000多人。各地杀人凶手的杀人手段残忍至极:成批杀害、成批打死、成批爆破致死、成批戳死、成批掷下矿井屠杀、成批丢下山洞屠杀、剖腹挖肝、割肉挖眼、割头示众、吊割阴茎、先奸后杀、杀夫奸妻、奸女、成批溺死……广西大地,腥风血雨,冤案如山,悲惨状况,史无前例。
据有关史料记载:1968年7月至8月一个多月中,全区共杀害和迫害致死84000多人。宾阳县杀害及迫害致死3951人。贵县杀害及迫害致死3138人。其中国家干部及职工263人,教师156人,学生47人,居民106人,农民1311人,其它1255人。临桂县杀害及迫害致死2051人,其中国家干部326人。灵山县打死、杀死、害死3222人,其中有三个公社杀人均在500人以上,287个大队都发生乱杀人事件。桂林市杀死、打死、害死1128人,其中:干部、工人556人,全市冤、假、错案11522起。天等县杀死、害死1651人。上思县杀害了1701人,占当时全县人口1.33%。钦州地区7个县市失踪10359人。玉林地区杀害10156人。
(余习广 许亚男)
节选自:余习广主编'战乱中华:文革重大武斗血案